关键词:两岸经贸合作
自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大陆与台湾的交流不断扩大,两岸的贸易额不断增加,两岸的经贸合作不断向前推进。
一、海峡两岸的贸易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不断向前发展。1979年海峡两岸的贸易额仅为0.8亿美元;1993年超过100亿美元,达到144亿美元;1998年超过200亿美元,达到205亿美元;2000年超过300亿美元,达到305.3亿美元。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4年海峡两岸的进出口总额为783.24亿美元,同比增长34.2%,其中大陆出口135.45亿美元,同比增长50.4%,大陆进口647.79亿美元,同比增长31.2%;2005年海峡两岸的进出口总额为912.34亿美元,同比增长16.5%,其中大陆出口165.5亿美元,同比增长22.2%,大陆进口746.84亿美元,同比增长15.3%;2006年海峡两岸的进出口总额为1078.44亿美元,同比增长18.21%,其中大陆出口207.35亿美元,同比增长25.29%,大陆进口871.09亿美元,同比增长16.64%;2007年海峡两岸的进出口总额为1244.8亿美元,同比增长15.4%,其中大陆出口234.58亿美元,同比增长13.1%,大陆进口1010.22亿美元,同比增长16%;2008年海峡两岸的进出口总额为1292.17亿美元,同比增长3.8%,其中大陆出口258.78亿美元,同比增长10.3%,大陆进口1033.4亿美元,同比增长2.3%。
二、海峡两岸经贸合作的有利因素
(一)、亲民党等党派的领导人到大陆访问有利地促进了两岸的交流与合作。
2005年中国主席连战对大陆展开“和平之旅”,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这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60年来的首次会面,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总书记和连战主席共同发表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望”。连战的“和平之旅”加深了国共两党之间的信任与理解,对于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2005年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率亲民党大陆访问团访问大陆,同中共中央总书记举行会谈,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亲民党两党之间首次进行对话,两党的交流有利于增强中国共产党和亲民党之间的互信,有利于维护两岸的和平与稳定。2005年新党主席郁慕明率领率领新党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陆访问团对大陆进行“民族之旅”,通过此次访问,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同新党之间的了解,对于遏制“”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2008年中国主席吴伯雄对大陆进行访问,这次访问是在两岸关系的新形势下进行的,总书记和吴伯雄主席举行了两岸新形势下两党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谈,双方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由于在台湾由在野党变为执政党,国共双方互动的成果有利于转化为现实政策,从而对两岸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2009年中国主席吴伯雄率领大陆访问团访问大陆,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举行会谈,进一步加深了海峡两岸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这一切标志着两岸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两岸关系已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篇章。
(二)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复谈对于促进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8年6月年海协会和海基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商谈,表明两岸的中国人有能力解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有利于造福两岸同胞。这是两会时隔九年之后的首次复谈,双方签署了《海峡两岸包机会谈纪要》和《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对于促进两岸直航和两岸旅游业的发展、扩大双方的人员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2008年11月海协会和海基会在台湾岛内举行第二次会谈,双方签署了《海峡两岸海运协议》、《海峡两岸空运协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和《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四项协议,海协会赴台商谈不仅一次开拓之旅,也是一次合作之旅和和平之旅,表明两岸制度化的协商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2009年4月海协会和海基会在南京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和《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3项协议。双方同意建立定期航班,这同平日包机相比前进了一大步,建立定期航班将大大便利大陆和台湾的人员交流。双方还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原则共识―“陆资入台”,这将改变台湾向大陆单向投资的局面,大陆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双向投资,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有利于深化两岸的产业合作,实现共赢。
(三)国共对话平台的构建和巩固对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是根据2005年总书记和连战主席发表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迄今为止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2006年4月首届两岸经贸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主题是“两岸经贸交流与直接通航”,大陆方面宣布了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惠及台湾同胞的15项政策措施。2006年12月第二届两岸农业合作论坛在海南博鳌举行,论坛主题是“加强两岸农业合作,实现两岸农业互利双赢”。大陆方面宣布了20项扩大和深化两岸农业合作的新政策措施。2007年4月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主题是“两岸直航、旅游观光、教育交流”,大陆方面相关负责人分别受权宣布了进一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及方便台湾同胞的一系列措施。2008年12月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主题是论坛主题是“扩大和深化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大陆方面宣布了加强两岸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10项政策措施。2009年7月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长沙举行,论坛主题是“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重点研讨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推进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拓展两岸教育交流合作三项议题。国共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通过举办论坛,加强了两岸官产学之间的交流,加强了两岸人民之间的了解,尤其是在重新执政的新的形势下,国共论坛的成果有利于化为实际行动,从而更好的推动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
(四)两岸经贸合作民间机构建立、一系列交易会和论坛的举办有利地促进了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
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于2004年在北京成立,它是促进两岸经贸合作的民间组织,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的成立加强了同台湾民间机构的联系,扩大了两岸人员交流,促进了两岸经贸合作的发展。作为中国大陆最早主办的两岸经贸博览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促进海峡两岸经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平台作用。2008年第十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基本覆盖了台湾全岛所有的县市展示。2009年第十一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举行了海峡两岸首次大规模的县市长交流活动,大大增强了两岸相关人员之间的交流,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两岸经贸合作与发展论坛的举办也为促进两岸的经贸合作搭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首届两岸经贸合作与发展论坛于2006年举办,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四届。2009年第四届两岸经贸合作与发展论坛举行,双方围绕“建立经济合作机制与共同发展”的主题进行了探讨,有力地促进双方的理解与合作。
三对海峡两岸经贸合作的思考
(一)海峡两岸应早日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大形势下,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有利于促进相互投资,促进两岸经济的发展,实现优势互补,符合海峡两岸同胞的利益。双方应早日启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商谈工作。
(二)进一步加强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交流。
增进交流可以扩大共识。要不断扩大两岸民众之间的交流,例如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不仅大大促进了台湾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增强了两岸民众之间的理解。充分发挥新形势下国共平台在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加强同台湾其他党派之间联系,维护台湾海峡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综上所述,在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之下,两岸的经贸合作一定会不断地向前推进,两岸经贸合作的前景无限广阔。
参考文献:
[1]朱邦宁.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分析[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2).
[2]孙兆慧.两岸经贸关系现状与展望[J].统一论坛,2009(1).
一、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机制分析
基于要素禀赋的互补性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性，两岸经贸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尤其是两岸加入WTO和两岸三通的实现为两岸经贸向更紧密和更深层次发展提供了便利，台湾对大陆出口额从1992年的96.97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1321.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3.9%;台湾自大陆进口额也从1992年的7.47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367.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1.5%，大陆已成为台湾最重要的进出口市场。同时，大陆经济实力的提升对台商投资产生了巨大的磁吸效应，投资金额从1992年的2.46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127.9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1.8%，大陆已成为台商最活跃的投资地。台湾是一个对外依赖性较高的海岛型经济体，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无疑成为台湾与外界，尤其是与大陆经济的主要连接纽带。在过去三十年中，台湾经济处于由工业社会向服务业社会的转型时期，大陆处于工业加速发展时期，两岸经济落差与产业梯度发展使得两岸经贸交流日趋密切，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两岸贸易往来严重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台湾对大陆贸易保持高额顺差，从1992年的89.5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954亿美元，两岸贸易顺差在20年内迅猛扩张了约10倍，年均增长高达12.6%。二是两岸贸易呈现典型的投资拉动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传统的中上游企业跟随下游中小企业赴大陆投资带动了台湾部分零件产品的出口。进入21世纪，在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生产的影响下，台湾IT产业快速转移至大陆，促使台湾生产原料、机械设备零部件等出口的增多，从而带动两岸贸易规模的扩张。三是两岸贸易的主要形式为加工贸易，贸易水平一般偏低。长期以来，台商投资大陆所需中间产品大都是从岛内进口，经加工组装后再出口欧美市场，这使得加工出口贸易占两岸贸易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两岸形成了台湾接单—日本进口—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发展模式。综上所述，影响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因素主要有:第一，以产业梯度为主的两岸贸易联系越紧密，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周期协动性就越强。但两岸贸易往来的严重不平衡可能会使两岸贸易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并不与贸易规模相对应。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两岸贸易类型发生了重要变化，逐渐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且产业内贸易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基于学术界关于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影响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相关研究结论，两岸贸易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动态影响存在阶段性差异。第二，两岸之间的资本往来主要是以台商对大陆投资为主，呈现单向流动特征。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台商投资大陆不仅可以促进大陆资本积累，引起大陆制度变迁，还可以诱发岛内技术进步和台湾对外贸易量的增加，进而对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影响。第三，随着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深化，相似经济体往往面临着共同的冲击，而产业结构的差异化也将影响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在两岸经贸合作中，两岸产业结构存在差异，但伴随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两岸产业结构将趋于相似，因此两岸产业结构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动态影响比较复杂，且存在阶段性差异。
二、度量指标、数据说明和方法选择
(一)度量指标
1．经济周期协动性，也称同步性。目前，学术界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但一般都认为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核心是经济波动的国际传导，表现为一个国家(地区)的宏观经济波动对其他一些国家(地区)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11］，通常采用两个经济体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关系数来衡量，但程惠芳和岑丽君认为这种衡量方法有一个缺陷，就是该方法计算的是若干个子阶段交叉相关，不能很好地反映完整的经济周期变化情况［12］。本文借鉴Cerqueira和Martins的同步化指数构建方法［8］，利用大陆和台湾的季度经济增长率数据，计算两岸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关性，反映它们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发展情况，指数值越大，说明两岸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计算公式见式(1)。2．两岸贸易强度双边贸易强度的计算一般采用双边贸易量与各自贸易总量或经济总量的比值表示，两种计算方法的相关性较高，但考虑到两岸经济规模的差异极大，本文采用两岸贸易量与各自贸易总量的比值来表示两岸贸易强度，具体计算公式见式(2)。
(二)数据说明
1．数据来源。本文基于大陆与台湾1992年至2012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中大陆的GDP增长率、三次产业结构增加值均来源于中国经济数据库(CEIC);台湾的GDP增长率、三次产业结构增加值均来源于台湾“主计处”的“统计资讯国民统计所得资料库”;关于台商投资和两岸贸易有多种来源和统计口径的数据可查询，但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准确性、可获得性与连续可比性，本文中的两岸进出口贸易数据采用了《两岸经济统计月报》中“陆委会”估算数值，台商投资大陆数据则采用商务部外资司公布的季度资料，2．数据处理。第一，由于两岸GDP增长率、进出口贸易与台商投资均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周期变动特征，因此本文在进行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剔除季节性因素造成的影响，采用X11方法进行季节调整。第二，由于缺失两岸进出口贸易与台商投资1992年至1994年的季度数据，因此本文借鉴王华的处理方法［9-10］，以当年年度数值结合之后各年度每季度所占比重的平均值进行估算。
(三)方法选择
论文关键词：上海，海洋产业，现状分析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东缘，位于我国东部海岸的中心地带，地处长江与东海的交汇口，是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以及东海黄金区域的结合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区位条件极为优越，是世界重要的产业集聚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中临海的特大型国际都市，上海海洋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拓展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能够顺应全球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发展浪潮的需要。对上海海洋产业的研究也是上海作为国际性的港城在城市定位、功能转型及产业升级内在要求。
1 上海海洋产业现状
上海全市陆地面积为6340.5km2,其中陆地面积6218.65km2，水面面积121.85 km2，海洋面积近9000km2。2010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220.83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412.32万人。上海东临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工商管理毕业论文，南接杭州湾，西与富庶的江苏、浙江两省毗领，北界黄金水道长江入海口，正当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部，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按照吞吐量衡量为世界第一大港。
1.1 海岸线资源、滩涂、浅海资源分布及经济利用
海岸线是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之一。上海的海岸几乎全部建有海堤，为人工海岸。据上海东海海洋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于2003年底到2004年4月的海岸线修测成果统计，上海拥有海岸线470km。所辖海域滩地共55个，总面积645.74km2 [1]。上海利用圈围的滩地建立了一大批农场垦区、工厂企业、市政设施和自然保护区，合理开发利用滩地对缓解上海市土地紧缺矛盾，保证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增强农业后劲、促进工业产值增长、稳定长江口河势、优化生态环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十分明显。
1.2港湾、港址资源及港口开发利用分析
港湾、港址资源及港口的形成与发展，为现代化港口城市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天然优势，并成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依托和载体。上海港始建于黄浦江，发展于长江，拓展于杭州湾，腾飞于洋山港，历经了由内河向河口、沿海、海岛的开拓过程，雄居中国港口半个世纪，现已跻身于世界港口之前列论文网站。上海港根据港口区分布的地理位置可分为洋山港区、长江口南岸港区、杭州湾北岸港区、崇明岛港区、长兴岛南岸港区、横沙岛南港区、黄浦江港区，共8个。上海港外贸物资中99%经由上海港进出。2008年，上海港完成了2800 万TEU集装箱吞吐量排名第二，而稳居世界集装箱大港第一位的新加坡港完成达2990万TEU。交通运输部《2009中国航运发展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76.57亿吨，比上年增长9.0%。在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大港口中，上海港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港的位置。上海港在港口建设水平上持续保持和发挥产业优势。
在发挥港口产业优势的同时上海也存在着河口岛屿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足的问题。作为我国的第三大岛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崇明岛面积大于香港各岛，而2008年GDP只有香港的1/66。2005年，崇明三岛平均GDP为8343元/人，只相当于上海全市人均GDP34436元/人的1/4。与长江三角洲14个地级市比较，最低南通市人均GDP9378元/人工商管理毕业论文，三岛比南通还低1035元/人。同样是岛屿的舟山市，人均GDP也达11586元/人，超出三岛人均GDP3243元/人。三岛一产的比重偏高。上海全市一产占全部GDP1.8％，崇明一产占24.8%，长兴、横沙占22.3%，三岛平均22.3％。从现状经济及产业发展状况来看，三岛不仅在上海甚至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尚属较慢地区。
1.3岸线海洋经济密度分析
通过分析对比海洋经济总产值与海岸线的关系，可以获得海洋产业发展与海洋空间的相互关系。分别计算沿海11个省市2000、2007年海洋产业总产值与大陆海岸线的比值，可以反映各沿海地区单位岸线长度的海洋产业产出贡献，即单位岸线海洋经济密度。
表1：2000年、2007年各沿海省市单位岸线海洋经济密度（亿元/km）
Table 1: 2000&2007 Economicdensity of unit marine shoreline for the coastal provinces (million / km)
省区
2000年海洋生产总值
2007年海洋生产总值
大陆海岸线
2000年岸线海洋经济密度
2007年岸线海洋经济密度
上海
601.37
4321.4
470
1.280
9.194
天津
138.63
1601.0
153.3
0.904
10.443
广东
1114.57
4532.7
3368.1
0.331
1.346
山东
737.76
4477.8
3122.0
0.236
1.434
浙江
399.53
2244.4
1840.0
0.217
1.220
辽宁
326.58
1759.8
1971.5
0.166
0.893
河北
69.19
1232.9
421.0
0.164
2.929
江苏
146.04
1873.5
3122.0
0.153
0.600
福建
419.15
2290.3
3051.0
0.137
0.751
广西
110.45
343.5
1083.0
0.102
0.317
海南
70.23
371.1
1617.8
0.043
0.229
全国
4133.5
25073.0
20219.7
关键词：海峡两岸贸易；贸易成本；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6-0086-08
收稿日期：2012-04-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研究”（11AZZ005）；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后ECFA时代两岸经济合作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11JJD8100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海峡两岸贸易成本及其效应研究”（20122G011）；
作者简介：李非，男，福建永安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蒋含明，男，江西南昌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008年是海峡两岸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的一年。从2008年3月下旬开始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发生重大的积极变化，两岸关系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並在其后呈现出不断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具体而言，2008年12月，两岸实现了海运直航、空运直航、直接通邮的“大三通”；2010年6月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正式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其内容涵盖“商品贸易、早期收获、服务贸易、投资保障、防卫措施、经济合作，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随着两岸关系的进展，两岸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台湾学者张五岳（2003）指出，两岸全面开放直接“三通”，每年两岸海上货运、空中客运、电信等费用可以节省至少7.33亿美元，其中海运直航可节省2.48亿美元，空运票价可以节省4.38亿美元的经济以及695万小时的时间成本。
贸易成本对于分析两岸贸易乃至促进海峡两岸构建更加紧密的经济共同体，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的贸易理论研究将贸易的产生和发展仅仅归结为与资源禀赋相关的比较优势，对贸易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其他成本並没有引起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在经济一体化化背景下开始把目光转向贸易成本这个国际经济学中的重要变量（Obsffeld et.al，2000）。国际贸易领域专家Anderson等（2006）指出在一些情况下贸易成本将会受到政策的很大影响乃至成为政策工具实施的直接结果，这一点在两岸贸易领域体现的尤为突出。1995年6月台湾李登辉访问美国，两岸关系趋于恶劣。次年8月台湾当局推行所谓“戒急用忍”政策阻扰台湾企业“西进”。2001年11月，台湾当局所谓“行政院院会”又开始实施“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经贸政策对赴祖国大陆投资个案设置新的审查机制，祖国大陆与台湾经贸往来受其负面影响严重。
由于台湾当局制定了许多非经济考虑的限制两岸贸易的政策措施，导致两岸贸易与一般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贸易存在很大差别（李非，2008）。台湾当局出于对“政治矮化”的担忧对两岸贸易一直保持政策干预，使贸易成本居高不下。
二、文献综述
经济学历次重大发现都在不同程度体现为成本问题的进展。经济学史中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对成本问题做出了富有成效的研究，这表明成本问题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方虹等，2010）。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史来看，古典以及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以及属于生产领域范畴的生产结构转换成本，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的主要对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但由于忽略了交易成本和代际成本等属于流通领域范畴的贸易成本，导致传统贸易理论很难在现实中解释近年来在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国际贸易与制度安排矛盾、国际贸易中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突出等新问题。
贸易成本指的是将产品送达最终消费者过程中所引发的所有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运输成本、合同履行成本等。由于获取上述数据常常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传统贸易理论一直主要关注于类似关税这样的可见成本。而事实上，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一些旨在消除关税壁垒、促进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如关税合作理事会、欧洲经济共同体关税同盟、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相继问世，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到2000年，发达国家工业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就已经下降至3.8％，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品的进口关税水平也下降至12.3％。这表明关税的重要性正逐渐减弱而其他形式的成本在贸易成本中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並展开了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工作。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贸易成本至关重要，Behrens（2007）指出，如果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未能反映出其全部成本，那么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将缺乏说服力，由此社会将承担相应的福利损失。Deardorff（1991）则认为，一个区域某产业净贸易份额往往不仅仅取决于一个区域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区域的制造成本，关键还取决于包含运输成本在内的贸易成本。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许统生等（2011）测度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制造业各产业的贸易成本，结果显示：1997-2007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成本在制造业各产业上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逐年下降趋势。许志波、钟昌标（2012）的实证研究结果则表明，贸易成本会影响国际贸易利益及其分配，当农产品贸易成本高于非农产品时，贸易成本将增强国际贸易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
在关于两岸贸易成本的问题研究方面，近年来许多学者也从各自不同角度分别从间接与直接层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探讨。邵宗海（2003）指出，两岸不能直航不仅使得台湾岛内和祖国大陆人民必须付出多倍费用，花费更多时间，还会无谓增加运输成本，造成台湾当局积极筹划的亚太海空运中心战略受到严重影响。李非（2008）则指出，海峡两岸经贸合作框架协议中的货物与服务贸易早期收获清单对于降低两岸经济合作中的交易成本极为有利，这对于海峡两岸经济不断走向日益深化的区域分工乃至进一步推动两岸“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蒋含明（2012）则测度了1997-2010年14年间祖国大陆与台湾按照HS编码划分的各行业的贸易成本，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动态面板模型並采用了动态广义矩估计方法经验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两岸各行业贸易成本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並且各行业下降的幅度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尽管如此，上述文献在研究方法上或是基于二战后两岸关系的定性描述，或是测度了海峡两岸按行业划分的贸易成本。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全面测度了两岸三十年间的贸易成本，同时将涵盖有政策变量的制度因素考虑到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中，並且运用计量方法进行了规范且全面的定量分析。
三、海峡两岸贸易成本测算
（一）基准测算模型：Novy（2006）模型
较为准确的测度贸易成本是分析贸易成本问题的前提（马建英，2009）。然而，现实中大量学者对于贸易成本如何测度仍然存在很多争议。袁志田（2000）提出，如果对于贸易壁垒进行直接测度，那么对于非关税壁垒则很难做到具体量化，並且各种形式的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作用与限制效果也差异很大。Anderson和Venables（2003）甚至表明不管采取对贸易成本进行直接测度还是采用间接方法对贸易成本进行测度，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鉴于各类指标在其应用方面都有各自问题，考虑到测度方法的不同，相关领域的专家都很难给出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直接测量贸易成本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鉴于此，目前多数学者在测度贸易成本时均主要依靠间接方法。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大多数研究者运用间接方法测度贸易成本时，都依据了引力模型进行分析。其中以运用贸易法、价格法等方法来间接测度贸易成本为主（茹玉骢等，2010）。Anderson和Venables（2003）曾经对价格法做过详细论述。钱学锋和梁琦（2008）总结了传统引力模型中的贸易法具有三大不足：首先，贸易法在贸易发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贸易成本的构成，並且贸易法将这种构成提前纳入引力模型中进行计算分析。由于此类计算方法存在遗漏变量的可能，有可能导致分析的结果存在偏差。其次，贸易法缺乏相应的国际经贸理论基础，因而对于比较静态分析无能为力，同时也较难考察当某些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被削弱或者取消时产生的效果。最后，传统模型中的贸易方法不考虑到多边阻力项的影响。总而言之，在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思路上发展起来的传统引力模型不太令人满意並且还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为了化解这些问题，Novy（2006）提出了改进的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式（1）中，xp和xq分别代表区域p和区域q总的出口额，GDPp和GDPq则分别表示区域p和区域q的国内生产总值，xpq以及xqp分别表示区域p对区域q的出口额以及区域q对区域p的出口。θ则表示祖国大陆与台湾贸易中的可贸易品份额（假设双边贸易是对称的），δ是替代弹性。
以上方程表明，如果双边可贸易品的份额s较高，则贸易成本也较高。在传统的引力模型中，双边贸易仅由GDP来决定，然而在改进的引力模型方程中，双边贸易则由（GDPp-xp）和（GDPq-xq）来共同决定。（GDPp-xp）以及（GDPq-xq）实际上代表着市场潜力，其含义是区域p或者区域q的产出当中潜在的可贸易但事实上並未实际发生贸易的那一部分。从计算贸易成本的公式（1）中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若两个区域产出的增加並没有引发两个区域贸易量的提高，那实际上意味着双边贸易成本上升。其次，如果两个区域间的贸易增加，那显然意味着两个区域之间展开贸易相对更加容易，这使得两大区域间的贸易成本有下降。更为重要的是，方程（1）还反映出来了多边阻力项的影响，两个区域贸易由两个区域贸易成本相对于这两大区域的平均贸易成本水平来决定。这样就大大避免了传统引力模型（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6）中用不可观测的价格指数作为多边阻力项所引发的问题。总之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通过运用Novy（2006）的方法，不仅更加易于获得所需的原始数据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传统引力模型以及一些具备理论基础的现有传统引力模型的漏洞，提高了贸易成本计算的精确度。
（二）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时间跨度为1979-2010年。我们现在对测度两岸贸易成本所需的各项数据来源进行如下说明。1979-2010年大陆GDP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1979-2010年台湾GDP数据来源于台湾当局统计年鉴，2010年台湾GDP数据来源于台湾当局财政主管部门主计处，GDP数据单位均为“亿美元”。1979-2010年祖国大陆出口额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综合司，1979-2010年台湾出口额数据来源于国际贸易局进出口贸易统计，出口额数据单位均为“亿美元”。1979-2010年间祖国大陆对台湾的出口额、进口额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台湾“大陆委员会”两岸经济统计月报，进口额、出口额相关数据单位均为“亿美元”。除此以外，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式（1）中的参数δ和θ，方能计算出各年度祖国大陆与台湾贸易成本的估计值。Anderson和vanWineoop（2006）在总结多数研究者文献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对替代弹性δ的取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遗憾的是，他们认为替代弹性δ很难有一个确定值，他们的研究只能提出替代弹性可能在5-10之间。本文主要借鉴钱学锋、梁琦（2008）的思路，将替代弹性δ直接设定为8，同时考虑其值为5、10时的贸易成本。
鉴于可贸易品份额我们也很难从数据中直接进行测算，借鉴钱学锋、梁琦（2008）的思路，美国、德国、英国等5个OECD国在1960-1988年近三十年间，非贸易品在私人消费品中的比例大致在18.9％-44.3％之间上下浮动（Stoekman et.al，1990）。而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中国台湾，其工业化程度大体已经接近一般发达国家水平，我们推断台湾可贸易品份额与上述国家或区域的差异不大，基于此，我们参考了Novy（2006）的做法，将直接设置为0.8来进行测算。
（三）测算结果及分析
令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为GDPp，台湾为GDPq；中国大陆出口额为xp，台湾出口额为xq；中国大陆对台湾出口额为xpq，台湾对中国大陆出口额（或中国大陆对台湾进口额）为xqq。根据（1）式及上述数据来源，以TC1代表θ=0.8並且δ=8时的两岸关税等价方式表达的贸易成本，Tc2代表θ=0.8並且δ=5时的两岸关税等价方式表达的贸易成本，Tc3表示θ=0.8並且δ=10时的两岸关税等价方式表达的贸易成本。表1列出了上述三种不同情形下的测算结果。
在表1中，总体来看无论替代弹性δ取何值，从1979年到2010年，两岸运用关税等价方式表达的贸易成本均有很大程度的下降。但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两岸贸易刚刚起步阶段两岸贸易成本呈现大幅度震荡下行趋势，此后下降趋势趋缓且相对平稳，1996年贸易成本有小幅回升，2008年左右贸易成本又呈现出下降明显。其中，当替代弹性6取8时，海峡两岸贸易成本从1979年的1.8512降为2010年的0.4156，下降幅度达到78％。
为了便于观察，我们可以将表1转化为趋势图1。通过图1可很明显看出，替代弹性的大小对于贸易成本的绝对数值影响很大。例如2010年，两岸贸易成本在δ取10时已经下降到了0.3104，而δ取5时则仍然高达0.8371。不过，更加有意义的是两岸贸易成本的变化幅度而不仅是其绝对值，尽管6的不同取值对于贸易成本的绝对值影响很大，但並没有改变两岸贸易成本大体上的变化趋势。我们从图1中可以很清晰地观察到，无论6取何值时，Tc1、Tc2以及Tc3所对应的三条趋势线的形状都大致相近。因此，可认为当取不同值的时候並不能改变两岸贸易成本的大体变化趋势。
四、两岸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Novy（2006）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本文运用当θ=0.8並且δ=8时的两岸贸易成本数据作为因变量来详细测度1979-2010年间海峡两岸贸易成本变化的影响因素。为了缩小变量取值范围並降低变量对异常观测的灵敏度，本文尝试构建对数模型：
InTct=β0+β1InRatet+β2InYt+β3Inyt+β4Policyy+β5STt+μt（2）
上式中Tct表示θ=0.8並且δ=8时中国大陆与台湾历年的贸易成本；Ratet为历年人民币对新台币的汇率；Yt及yt表示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2006年作为基期的真实生产总值，单位为亿美元。变量Policy，在1996至2007年间取值为1，这表明在这一段时期台湾当局所提出的“戒急用忍”以及“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经贸政策对于两岸经贸交流与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且提升了两岸贸易成本。其他时期均取值00变量STt在2008年以前均取值0，那时“两岸三通”还未开始实施。而自2008年以后STt取值为1，那时“两岸三通”已经开始实施。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中常常出现的序列相关以及异方差等问题，本文采用迭代的普莱斯一温斯登FGLS估计法来估计模型的参数並运用异方差一稳健性标准误和检验统计量。
多元回归结果如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经过调整后的异方差－稳健的t统计量：
回归结果显示在未改变回归方程有效性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后的异方差—稳健t统计量显示5个解释变量均保持了较高的显著性。F检验值通过方程总体线性显著性检验；方程的解释变量总体对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影响非常显著。其中，DW值表明解释变量互相独立，不存在自相关性，说明我们采用的迭代的普莱斯一温斯登FGLS估计法能够较好地解决序列相关问题。
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规模、汇率、台湾当局针对祖国大陆的经贸政策以及两岸“三通”，对于两岸贸易成本的影响都是十分显著的。当祖国大陆与台湾经济规模较大时，不仅为两岸生产者提供了广泛的市场活动空间，也为两岸企业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加强对差别化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了两岸贸易的长足发展，成为祖国大陆与台湾贸易成本不断降低的主要动因。我们还发现，在两岸贸易经贸交流近三十年的历史中，台湾当局“戒急用忍”以及“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经贸政策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使得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贸易成本提升了10.4％，这一系数对于提升贸易成本的效果十分显著，体现了两岸贸易受台湾当局各项政策影响较大的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两岸三通”的实施降低了11.4％的两岸贸易成本。这个回归结果小于台湾学者张五岳（2003）的估计，表明“两岸三通”还存在着进一步完善与拓展的空间。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运用了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规模与贸易数据在对现有的具备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基础上，通过采用改进了的Novy（2006）提出的方法对于海峡两岸1979-2010年的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並在此基础上运用普莱斯一温斯登FGLS估计法详细分析了影响两岸贸易成本的原因。基于此，我们有如下结论：
首先，自从20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税等价的贸易成本开始迅速降低。具体而言，除1983、1996以及2009三年由于某些特殊因素两岸贸易成本有小幅回升外，其他年份两岸贸易成本均呈现下降趋势。总体来看，1979-2010海峡两岸的贸易成本下降了约78％。其中，从2002年起两岸贸易成本便已经开始低于0.5（当θ=0.8並且δ=8时，这一值仅相当于1980年两岸贸易成本1／3左右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两岸经贸往来的拓展与深入，两岸贸易变得更加便利，两岸经济贸易一体化程度也同时得到了逐步增强。
“台湾利益至上”的两岸经贸思维
大陆方面对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与主张是互惠互利与共同发展。但蔡英文的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思维是完全以“台湾优先”与“台湾利益至上”为核心，只考虑台湾的立场，台湾的利益，从不考虑大陆的利益。蔡英文表示，“面对大陆经济崛起，对两岸经贸政策则坚持‘台湾优先’，同时坚持‘台湾整体长期性的利益’”。这种以“台湾为中心”的，完全不顾大陆的利益与大陆感受的，将互惠互利双赢抛到一边的经贸思维，也恰恰是近年来岛内“台湾中心主义”泛滥的结果。
蔡英文在其“十年政纲”中，一方面提出“台湾应要求中国移除非关税壁垒与不公平待遇，争取台湾商品与服务在中国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对大陆对台出口，则强调“应秉持保护消费者与弱势产业的原则，防止大陆倾销、不当补贴以及伪劣商品之进口”。这完全是一种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政策主张，完全是意图颠倒黑白的论述。在两岸贸易往来问题上，大陆对台湾产品进口没有特别限制，没有特别的非关税壁垒，甚至实施给予更优惠待遇，相反是台湾方面对大陆产品进口实施严格的歧视性待遇，设立了许多非关税壁垒。
在两岸经贸往来的权益保障问题上，蔡英文提出“对于攸关台商人身自由与财产保障之协议，应纳入优先谈判项目”的主张。两岸签署投资保障协议，是相互的，是双方的，可是蔡英文却只强调台商的人身自由与财产保障，却不提“陆商”在台湾的人身自由与财产保障。
更令人费解的是，蔡英文又提出建立两岸“互惠非让利、和平而非冲突、对等而非主从的经贸关系”。似乎蔡英文不希望大陆再给台湾“让利”，而是两岸“互惠”。这一看似矛盾与不解的前后论述，其实是蔡英文政治思考凌驾于经济考虑的结果。其两岸经贸政策论述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处处为台湾“争利”，另一方面处处限制大陆“得利”，根本不是一种“互惠非让利”，而是典型的“争利非互惠”的政策主张。另一矛盾之处在于，蔡英文认为贸易是台湾经济的根本，是台湾生命力之所在，但对两岸经贸往来的政策主张则是处处设限，以管制为核心，反对两岸经贸的密切往来，其结果就是让台湾经济边缘化，并走向衰落。
负面论述大于正面论述
蔡英文的“十年政纲”，尽管重点陈述两岸经贸主张与政策，但实质的、具体的两岸经贸政策论述几乎全是负面的、消极的、敌视的，是防御性的、管制性的、非开放性的。
蔡英文强调，“对于大陆商品的进口，应秉持保护消费者与弱势产业的原则，防止大陆倾销，不当补贴，以及伪劣商品之进口，保障台湾市场的公平竞争性”。显然，对大陆产品进口持有强烈的负面看法，不是“倾销”与“补贴”就是“伪劣商品”。
蔡英文对台商赴大陆投资这一最重要的两岸经贸议题着笔甚少，只有短短两条，而且没有任何“肯定”或“鼓励”性的政策主张，而是以“防止外移”、避免“整体外移”、“就业与生产根留台湾”的概念为主，对大陆企业赴台投资或“陆资”持有很大偏见，具有强烈的排斥、管制政策倾向，多采用“危害”、“禁止”、“投机”、“炒作”等概念，“要求陆资揭露利益关系人之身份及其资金来源”，“不得借投资之名炒作资产，制造泡沫经济”。显然，蔡英文没有正确、正面的看两岸双向投资，尤其是没有正面对待陆资，从不谈陆资对台湾经济与就业的积极作用和意义。
蔡英文提出，“台湾应关注在两岸经贸发展过程中，沦为经济弱势的一群。当局应积极解决两岸经贸所造成的薪资停滞与所得分配恶化等问题”，显然将台湾的薪资停滞与所得分配恶化归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似乎没有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台湾就不会有薪资停滞与所得分配恶化问题。薪金停滞与所得分配恶化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许多国家或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否和大陆有密切的经贸关系无关，但蔡英文却将这些问题与两岸经贸往来挂钩。
蔡英文这样对两岸经贸发展的“负面”与“消极”思维与主张，预示着的重新执政，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管制时期，进入发展的困难时期。
EOFA论述的矛盾与悬机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是两岸经贸合作的重要议题，蔡英文在“十年政纲”中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对外界对她的质疑进行解释与阐述。然而，纵观蔡英文对ECFA的论述，充满一种无奈与矛盾，也留有玄机。
蔡英文在“政纲”中表示，目前看到的ECFA早收清单只是一小部分，并不能作为评判ECFA利弊的主要依据，但同时她又强调ECFA“已经造成若干负面的影响，例如近来房地产价格不正常波动，就是负面效益之一”。显然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论述，既然强调只有早收清单还无法评判ECFA的利弊，又何来“已经造成若干负面影响”?这是在两岸经贸议题上长期以来无法自圆其说的一贯恶劣做法。
ECFA作为一项类自由贸易协议(FTA)，一定对双方有利有弊，而且一定是利大于弊，否则不可能签署。但自ECFA提出与签署以来，从来就没有正确、客观与科学的评估过ECFA，从没有表示过ECFA对台湾有利的一面，而是一概认为ECFA对台湾的影响全部是负面的，甚至今天台湾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如弱势产业困难问题、失业问题与财富分配恶化等，似乎都是ECFA造成的。既然认为ECFA对台湾没有好处，全是负面影响，又为何又要进行“利弊评判”?这也等于承认以前对ECFA的利弊没有进行评判，过去对ECFA的一切不实指控与批判都是错误的。
一、内蒙古对蒙口岸的重要地位
中蒙建交65年来，虽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开展经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支点。在我国“向北开放”战略中，内蒙古起着“内引外联”的枢纽通道作用。在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大背景和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的积极支持和扶持下，内蒙古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推进对内对外开放，发挥着在向北开放中的枢纽作用。在考察内蒙古工作时指出，内蒙古具有发展沿边开放的独特优势，是我国向北开放的前沿。要完善同俄罗斯、蒙古合作机制，深化各领域合作，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并强调对蒙古经济合作，要从大局考虑，争取把各方面的合作搞起来、深下去。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决策及讲话精神，结合我区“8337发展思路”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首先对外开放中扮演重要角的中蒙对接口岸发展尤为重要。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经贸往来的桥梁、形象展示的窗口，对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国际交往意义重大。
内蒙古在中蒙关系中的“桥头堡”地位不是平空想象得出的结论，诸多现实关系可以证明。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内蒙古对蒙口岸发展地位与特色。口岸建设发展是两国关系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重点，也是本文的重点。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区口岸建设始终坚持“高标准、高起点、一次性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全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有了突破性进展。目前，内蒙古与蒙古国接壤的3100公里边防线上开放9个陆路口岸，其中5个常年开放型口岸除二连浩特是铁路和公路双功能口岸外，其余皆为公路口岸。中蒙贸易主要是通过内蒙古境内的这些口岸通关或落地分散到内地。这些口岸基本与国内公路和铁路站“联网”，辐射区域包括中国东北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天然生态屏障区，地处华北重心的京津塘等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地区和西北航空军事基地，其发展的战略地位日益凸现。据口岸协会公布数据，2011年，自治区与蒙古国的贸易额达28.45亿美元，同比增长37.8%，2012年贸易总额达到32.6亿美元。我区各主要贸易国家中蒙古国保持贸易总额排第一和 2009年以来的第一大出口贸易国的地位。所以，无论从地缘战略关系还是经贸合作方面蒙古国都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最重要国家。中蒙口岸发展规模与保证畅通是两国经贸合作的基础与必备条件。经过几十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方口岸的交通物流网基本上能够满足需求，近几年口岸建设迅速。但是，目前为止蒙古国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及交通物流还很不发达，形成阻碍中蒙经贸发展的显著特点。
二、内蒙古对蒙陆路口岸进出口功能比较
内蒙古中西部口岸在所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生产环境以及口岸功能方面具有许多相似或相同的特点，故称之为同质性特点。中西部口岸毗邻蒙古国最南部资源富集的南戈壁省、东方省和苏赫巴特尔省，堪称中国脊背上的“聚宝盆”。这些省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工业规模较小。甘其毛都口岸自2013年7月9日实现蒙古国奥云陶勒盖铜精粉进口以来，截至2014年6月4日已累计完成进口30.07万吨。2013年总进出口总量达到1081.3万吨，位居对蒙口岸榜首，已经摆脱单一性进口模式，转变“进出口综合型”功能方向发展。
策克口岸对接的那林苏海特煤田探明储量16.7亿吨。丰富的能源储量为口岸贸易发展奠定了原料基础。目前为止，策克口岸利用距蒙古国那林苏海特煤田直线距离为58公里的便利物流条件，原煤进口最高时2011年总进口1016万吨，其它商品进出口比重很小，最近两年由于国际市场煤价不稳定的原因进口原煤量大幅度下滑，始终在单一的“进口能源型”功能的地位上。
二连浩特口岸是目前铁路公路并行的对蒙唯一口岸。1956年，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联运列车开通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一直是中蒙贸易往来的主要运输通道。公路口岸于1992年开通，主要承担商品出口，2013年出口280.2万吨货物、而进口10.2万吨货物。铁路口岸主要承担进口货物与客运，2013年进口869.6万吨货物、而出口145.7万吨货物，客运量25.8万人次。据2013年的统计，二连浩特口岸承担着内蒙古对蒙出口货物总量的90%；进口货物总量的35%、客运量的70%，是“进出口综合型” 功能重要口岸。二连浩特市全国重点开发开放区的逐步落实，口岸的通道和内引外联作用也会日趋明显。
珠恩嘎达布其口岸成为对蒙口岸中第二个实现国际性常年开放口岸。在“珠―乔”沿线已探明储量超亿吨的铁矿有6处，开发潜力极大。同时蒙古国把合作开发矿产资源作为今后中蒙经贸合作的主攻方向，为中资企业走出去开发利用蒙古国资源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珠恩嘎达布其口岸对应的蒙方境内资源丰富，但是目前开采的矿产极少，未能发挥口岸物流通道优势。2013年货运总量为107万吨、其中进口89.1吨、出口17.9吨，是“多种进口型”功能口岸。满都拉口岸为季节性口岸，主要进口原煤为主，是单一“能源进口型”功能口岸。
内蒙古东部口岸地区气候湿润，水资源丰富的天然优势外位居蒙古国（资源丰富的东方省毗邻）、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工业园区）三者间，理论上应该能够发展口岸经济。但是，这些地区存在工业落后、人口稀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多种因素而口岸起步晚而经济发展缓慢。因此，对蒙三个口岸均为季节性口岸。阿尔山口岸2012年3月被批为《国际性季节开放公路客货运输口岸》，现阶段阿尔山口岸的功能定位为“生态旅游型”功能口岸。额布都格口岸2012年9月正式列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目前是“内向型口岸”。阿日哈沙特口岸是自治区季节性口岸中开关时间最长的一个口岸，虽然流量少但是有“进出口综合型”功能口岸的特点。
三、蒙古对接内蒙古口岸物流通道的重视程度有差别
中蒙对应口岸而言，上述口岸通关功能差距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流通道建设完善程度而定，也可以说是蒙方对接口岸建设物流通道的重视程度来决定的。
内蒙古对蒙各常年开放口岸现已基本完成铁路、公路并进发展，交通运输较为发达。目前，其特点是物流货运以公路运输为主，铁路运输为辅。将来我方铁路与蒙古国境内铁路连接，能够改变目前公路运输为主的局面，达到铁路运输为主的高效物流。在各级政府及企业的共同努力下，策克、甘其毛都、二连浩特、珠恩嘎达布其口岸实现公路和铁路并进发展形式。交通运输基本与国内运输网络连接。物流通道的基础建设和条件基本能够满足物流贸易的需求。4个季节性口岸中阿尔山与满都拉口岸有铁路很近的优势，结合发展需求能够短时间内建设口岸铁路。目前，国内口岸交通运输网一体化基本达到，蒙方交通网发展问题变成了两国物流贸易通道的关键问题。
蒙方物流通道还很落后，以蒙古国的现有各种条件分析，建造发达的交通网络是缓慢的一个过程，也是很难预期的基础建设项目之一。目前，内蒙古与蒙古国对接的开放口岸公路和铁路辐射延伸情况看，有4条公路和5条铁路与内蒙古口岸能够连接的可能性比较高。其中，四条公路：第一条线是先有的二连浩特至乌兰巴托公路，第二条线是从乌兰巴托市经过达兰扎德嘎德市至嘎舒苏海图口岸与内蒙古甘其毛都口岸连接。第三条和第四条线是乔巴山至哈比日嘎口岸与内蒙古阿日哈沙特口岸和从温图尔汗至毕其格图口岸与内蒙古珠恩嘎达布其口岸连接。五条铁路：第一条线是先有的乌兰巴托至呼和浩特是的国际铁路线。第二条线是“两山”乔巴山至阿尔山的国际铁路线。第三条线是乔巴山向南延伸经毕其格图口岸与内蒙古珠恩嘎达布其口岸连接线。以上三条铁路建成以后，向南有中国天津、黄骅港或锦州作为蒙古出海口，向北可直接通往俄罗斯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形成两个出海口的局面。第四条和第五条线是蒙古国南戈壁省达兰扎德盖吐至西伯库伦（策克）口岸与嘎顺苏海图（甘其毛都）口岸铁路，理论上分析，蒙古国的这些通道与内蒙古交通网形成一体化格局，定会为两国的物流贸易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内蒙古口岸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源承载力不同
内蒙古对蒙开放各口岸的所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经济发展环境有所不同，因而各地区提供的资源能力不同。所以，口岸地区经济发展要区别对待、理性分析、长远计策很重要。目前，内蒙古对蒙口岸都在筹建或计划工业园区、经济贸易区、物流园区、住宅区的建设。常年开放口岸对筹建工业园区及经济贸易区的投资力度很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园区建设基本建立。2010年，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制度指导》（国发〔2010〕46号）中明确提出“生态环境承载力政策制度”。根据《规划》内容规定，内蒙古常年开放口岸所处地理位置属于“降雨量少，土地为砂丘地，地下水源严重缺乏，生态环境体系及其脆弱”的区域，应属于限制开发区及禁止开发区。在此制度限制下，一方面招商引资难，另一方面，客观上的水资源匮乏是成为发展口岸经济“瓶颈”。甘其毛都口岸区域引水工程开始动工。为了解决口岸所在地缺水问题，加工园区建在离口岸162公里地方，利用深度为40至50米以下的地下水资源。水资源是口岸最重要的发展要素。由于策克地下水分布在距离地表240米的深层，且存储量有限，难以满足工业园区的用水需求。珠恩嘎达布其口岸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口岸发展的阻碍性因素不是原料而是水资源问题，水资源不足严重阻碍工业区的扩大经营与多元化经营，导致口岸经济发展的局限性。
二连浩特口岸发展历史比较早，利用国际铁路公路物流通道优势今天发展成“进出口综合型”功能口岸。面对蒙古、俄罗斯及欧洲国际市场，背靠京津唐环渤海经济圈和呼包鄂经济带，二连浩特口岸基本形成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旅游贸易、服务贸易等多种产业链。甘其毛都工业园区和策克口岸单一性煤炭进口与加工产业特点相比还是有产业种类上的多元性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口岸地理位置的辐射范围上，还有辐射地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物流产业发展前景等诸多要素上。甘其毛都口岸在国内 300-500公里范围内可辐射到呼包鄂经济发展区，山西、陕西、宁夏煤电产业、煤化工产业发展区，蒙古国主焦煤、铜资源成为辐射区域重要的资源地，资源互补、经济互助、互为支撑作用较强。因此，甘其毛都口岸在煤化工产业、轻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冶金业等多种经营发展前景比策克口岸占很大的优势。
五、结论
关键词：台商投资；两岸贸易；经济增长；经济依存性；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6-0038-07
收稿日期：2009-12-22
海峡两岸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基于经济发展禀赋条件的互补性与经济结构的差异性而得以不断提高的两岸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成为推动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一个客观基础与内在动因(唐永红，2007)；对于经济依存性的准确度量则是进行两岸经济制度性一体化设计的重要依据。关于两岸经济相互依存性的度量，通常是围绕两岸经贸交流的两项核心内容――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与两岸进出口贸易，分别计算二者占台湾对外投资(或大陆利用外资)与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以此反映两岸在投资和贸易方面的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华晓红和赵旭梅(2005)以及唐永红(2007)主张将两岸经贸往来的经济贡献纳入考量范畴，利用对外贸乘数和投资产出附加值的估算，以贸易所得与投资所得占GDP的比重作为度量两岸经济依存性的指标，发现台湾经济体对两岸经贸往来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大陆经济体。
本文认为，两岸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反映了通过经贸往来与分工合作而形成的两岸经济的竞合状态；在对经济依存性的度量当中，既要考虑台商投资和两岸贸易对经济的贡献程度，也应考虑两岸经济增长之间的协同与互动机理。为此本文将投资、贸易与两岸经济总量纳入同一系统加以分析，从而为洞悉两岸经济的协同变动趋势以及投资贸易的动态经济贡献提供证据。
一、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开放经济体之间经济交流乃至形成相互依存关系的主要渠道，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相互影响关系。首先，国际贸易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大致可归结为资源配置效应、外贸乘数效应、规模收益递增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等。根据比较利益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各国遵循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通过国际贸易来弥补国际间生产要素分布不均的缺陷，可以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与生产率的提高，使贸易各国的福利均得到提升。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则揭示了通过扩大出口来刺激生产投资与国内需求，从而引发国民收入成倍增加的机理。新贸易理论强调规模收益递增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通过出口贸易使有效市场边界不断扩张，可以不断增加产量并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加本国的国民净福利(Helpman and Krugman，1985)。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技术外溢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源泉：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促使出口企业不断创新和学习新技术(Young，1991)，出口部门与国内部门的前、后向产业链接效应也加速了国外技术扩散与传递；进口贸易则是物化型技术外溢的一个主要渠道(Xu and Wang，1999)，同时进口带来的竞争压力也刺激国内企业不断实现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大致可归结为资本积累效应、技术外溢效应、制度变迁效应以及贸易创造效应等。Chenery的双缺口模型表明，如果东道国存在社会可支配资金规模相对不足，引进外资可以缓解资金不足对经济增长形成的资源约束，增加东道围的资本积累，提高资本形成率，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即使在国内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外资的流入也会促进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而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外国直接投资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恰恰在于持久性的技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技术的一个主要渠道(Boresztein，de Gregorio and Lee，1998)，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引进新技术，提高资本产出率(Dunning，1993)；通过“干中学”效应，外国投资能够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的人力资本、改善东道国国内公司的知识诀窍和管理技能等(Lucas，1988)。在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合理完善的制度要素和制度特征也必然为东道国带来示范效应，引致东道国制度变迁，进而推动和促进经济增长。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为替代或互补两种可能性。以传统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型加以考量，在两国间存在资源禀赋差异的情况下，生产要素跨国流动障碍必然导致贸易的发生，而贸易障碍又会刺激资本的同际流动。然而现实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地域与产业分布日益趋同的现象对传统的替代观点提出了挑战。Kojima(1973)认为边际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使投资国与东道国都得以发挥新的比较优势，此时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更大的贸易互补性，将推动两国贸易增长。即使国际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和生产技术无明显差异，资本要素流动也会产生额外的货物贸易，如中间产品的出口；而出口贸易导致出口产业密集投入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也会吸引国外同类要素的流入(Markusen and Svensson.1985)。Petri(1994)则指出市场导向型投资容易形成对投资国出口贸易的替代，生产成本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投资则可促进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贸易。
两岸经贸往来在性质上属于同一国家内部两个单独关税区之间的交流范畴，但基本遵循国际资本与商品流动的运行模式，上述相关理论仍然具有其适用性。同时，鉴于两岸的特殊格局，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显现出一定的独有特征，其对各自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也有所不同，因而引起学界的关注。毛新斌(2000)比较分析了两岸经贸交流对于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两岸经济的互补性构成两岸经贸交流的客观经济基础，对于两岸经济发展都是利大于弊。周建明(2002)认为台商投资对大陆工业产出、投资、税收、贸易、就业等方面都有所贡献；从产业动态发展过程考查，台商投资可以保障台湾制造业体系的相对完备性，促进台湾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陈其林、韩晓婷，2004)。
在实证研究方面，戴淑庚和邓利娟(1998)基于贸易乘数效应理论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两岸贸易推动了台湾部分产业的发展、增加台湾就业机会并促进台湾经济增长。潘文卿和李子奈(2000)利用宏观经济联接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产生正向影响。王鹏(2005)的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检验则发现台湾经济增长
与两岸贸易依存度互为因果关系。李隆生(2005)研究了台商对大陆投资对台湾经济增长、就业及制造业薪资水平的影响，表明台商投资有助于台湾经济增长。李保明和刘震涛(2004)及王华(2008)则验证了台商大陆投资与两岸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相对而言，关于两岸经贸交流对大陆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似乎对大陆经济的正向影响已成无可争议的事实，但也与相关数据的难以获取不无关系。
现有研究大多针对两岸经贸往来的某一方面，缺乏将两岸经济增长同时纳入考量的系统视角；在研究方法方面，传统的结构式经济计量分析方法无法揭示变量之间随时间推移产生的动态影响，易于造成对变量解释力的高估；在对变量交互影响的估计中若不考虑解释变量内生性所产生的估计偏倚，也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信性；而忽略变量非平稳性则可能产生伪回归现象。为此，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系统，研究两岸经贸往来对两岸总体经济的动态影响贡献，检验各重要变量间的长期和短期Granger 因果关系，从中揭示两岸经济的竞合状况。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VAR)建模方法分析台商投资、两岸贸易与两岸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因果关系。与结构式经济计量模型相比，VAR模型对系统中的变量不作任何先验性约束，避免了因经济理论不完善而造成对变量外生性的错误设定；同时也可克服在对变量交互影响的估计中内生解释变量所造成的联立偏倚；对于研究多变量序列之间的动态关系特征，VAR方法更有其独特的适用性。
考虑建立如下的VAR模型：
Y1=A1Y1-1+…+ApYt-p+ε1，t=p+1，…，T (1)
其中Y1=(Y1t，Y2t，…，Ykt)'是k维时序向量，p为模型滞后阶数，根据AIC或sc最小准则加以确定，丁为观测样本量，A1，…Ap是k×k维的系数矩阵，ε1代表k维独立随机扰动向量。
模型(1)的分析以k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为前提；如果变量序列非平稳，需要判断变量间是否协整。对于协整变量，通过在平稳模型中引入误差修正机制，既可以反映变量间的长期均衡路径，又能从中捕捉序列的短期偏离信息。VECM可如下所示：
Y1=Aecm1-1+F1Y1+…+FpYt-p+εt，t=p+2，…，T (2)
其中Yt=(Y1t，Y2t，…，Ykt)’是由k个一阶差分序列组成的向量，误差修正项ecm反映系统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其系数向量A反映变量间的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所有解释变量差分项的系数r则反映各变量短期波动的彼此影响。
进一步，为了更全面地研究多变量框架下的因果关系，分析模型的动态特征，可以检验对系统中变最冲击的后样本效应。通过估计基于VECM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可以测算每个系统变最对于其它变量冲击的响应路径及其向长期均衡的短期调整，并比较各系统变量对彼此波动的相对贡献率。
本文首先检验各变量序列的单整特性(单位根)；采用Johansen程序来检验协整向量的个数(协整秩)，并估计长期均衡关系式；进而基于随后的VECM探查变量间长期与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最后估计脉冲响应函数并进行方差分解分析。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研究基于1989～2008年台湾对大陆出口额(EX)、台湾自大陆进口额(IM)、台商实际投资额(TDI)、台湾地区生产总值(GDPT)和大陆地区生产总值(GDPM)五个指标的季度数据；考虑到台商投资存量的作用，最终进入模型的投资变量为累计台商投资额(TDIC)。关于台商投资和两岸贸易，有多种来源和口径的统计数据可资利用，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准确性、可取得性与连续可比性，本文两岸进出口贸易数据采用了《两岸经济统计月报》中的“陆委会”估算数值，台商投资数据则采用商务部外资司公布的季度资料；台湾地区GDP数据源自AREMOS数据库，大陆地区GDP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与“中国金融投资网”。对于指标数据中较早年份的季度缺失，以当年年度数值结合之后各年度的平均季度比重进行估算。
为了消除指标数据中价格变动的影响，两岸GDP采用1990年不变价数据，台湾对大陆出口额与台商投资额数据采用台湾地KGDP价格缩减指数予以缩减，台湾自大陆进口额数据则采用大陆地区GDP价格缩减指数予以缩减。由于两岸经济总量与进出口贸易数据中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周期变动特征，在进行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去除季节性因素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X11方法予以季节调整。进一步，研究中对所采用变量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常数据对模型估计精度的影响，同时对数序列一阶差分可对应于原始序列的增长率，而模型回归参数则可解读为被解释变量相对于解释变量变动的弹性系数。简单起见，变量符号不变。
三、实证检验结果
(一)变量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由表1对各对数化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可知，GDPM、GDPT、EX和IM这四个变量的水平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不能拒绝非平稳性原假设，其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则都在1％显著性水平下可拒绝原假设，因而可以判定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而TDIC水平值已经是平稳序列。
(二)协整检验
对于I(1)序列GDPM、GDPT、EX和IM，由VAR模型的S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以此作为协整检验方程的滞后阶数。表2中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变量序列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向量(协整秩为1)，因而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在对长期均衡关系的估计中，将平稳序列TDIC引入，同时以AR(1)项消除自相关残差序列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知，台商投资、两岸贸易与两岸经济总量之间保持了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各变量的均衡系数都显著非零)，投资与贸易已成为推动两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两岸经济增长之间也已形成一定程度的协同趋势，显示未来合作共赢的空间。
(三)基于VECM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表明所有五个变量问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但却无法提供任何关于因果关系方向的信息，
为此根据Granger表述定理，将误差修正项(eem)引入一阶差分序列的VAR模型之中，借助VECM的框架来加以分析。在VECM中，滞后差分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检验(Wald检验)提供了变量问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的证据，滞后误差修正项的显著性检验(t检验)则提供了长期Granger因果关系的证据，相关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对于大陆地区经济增长有单向因果关系，原因一方面在于台湾经济规模较小，而经济开放度又较大陆为高，对世界经济景气的冲击更加敏感，因而经济波动会提前于大陆；另一方面，台湾对自大陆进口商品贸易的限制以及对陆资入岛的禁止，则在短期内有效隔绝了大陆经济波动的影响。台商投资与大陆地区经济增长有双向因果关系，显示台资对大陆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大陆经济对于台资的吸引力。台湾出口对于台湾经济增长、台湾进口对于大陆经济增长都具有单向因果关系，显示两岸仍处于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阶段。台湾自大陆进口对于台商投资的短期波动在10％显著性水平下也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另一方面，台商投资与两岸经济增长对于两岸贸易的动态都未表现出明显的影响力。
长期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在GDPT、GDPM和TDIC方程中的误差修正项(ecm)至少在10％水平下都是统计显著的，表明三者的变化是关于协整关系中非均衡水平的函数，具有向长期均衡水平调整的能力。而EX和IM中ecm的影响都不显著，与短期因果检验的结果一致，表现出一定的系统外生性特征，说明两岸进出口贸易额度受经济系统之外因素的影响更甚。
(四)基于VECM的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VECM中的系统变量在长期具有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则由于受到随机干扰的影响有可能偏离均衡水平；对一个变量的冲击还可以通过VECM系统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它所有的内生变量。脉冲响应函数(IRF)即刻画了各方程随机扰动项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于系统内生变量(GDPT、GDPM和TDIC)在当前和未来各期取值的动态影响轨迹，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需注意的是，此处IRF是针对差分变量的估计结果，更适用于对原始变量增长率的分析。
由图1(a)可知，对于当期GDPM、EX和IM增长率的标准差外生冲击(即加速增长)，GDPT增长率在第2期表现为负向响应(即增长率下降)，此影响逐渐减弱，至第7期收敛于长期均衡增长率；显示台湾经济增长与大陆经济及两岸贸易增长之间存在短期背离趋势(当然相关负向影响在长期内将被正向均衡关系所抵消弥补)，并且台湾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台商对大陆投资TDIC变动的影响则不明显。由图1(b)可知，当期GDPT的加速增长导致GDPM的增长率在第2期亦会提高，后者的正向响应逐渐减弱，第7期后收敛于长期均衡增长率。对于EX、IM和TDIC增长率方程的外生冲击，GDPM增长率表现为持续3～4期的负向响应，至第5期后回归长期均衡；显示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变量对大陆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同样表现出边际递减倾向。图1(c)反映了TDIC增长率对于GDPT、GDPM、EX和IM增长率在当期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动态响应：对于当期GDPT的加速增长，TDIC增长率在第1期短暂提高后，出现连续5期的负向响应，之后又从正向缓慢回归均衡，显示台湾经济增长在短期可抑制资本外移，但影响有限；GDPM和EX的影响路径相似(前者更为明显)，二者的正向影响在第3期达到最大后缓慢回落，呈现对台商投资的促进作用；IM增长对台商投资增长则表现出微弱的负向影响。
基于对脉冲响应函数的估计，方差分解方法将VECM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以预测误差方差表示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随机扰动项相关联的几个组成部分，由此揭示各系统变量对彼此波动的相对影响贡献率，结果可如图2所示。VECM系统中变量的排列顺序对于方差分解结果会产生影响，图2对应的变量顺序为GDPT／GDPM／EX／IM／TDIC。对于其它排列顺序，GDPT和GDPM的方差分解结果较为稳定，TDIC的方差分解结果则表现出上下约10％幅度的变动。
由图2(a)可见对GDPT的方差分解结果在第2期以后即趋于稳定，GDPT预测误差方差中86.9％都由其自身决定，有6.1％则源于EX的冲击，GDPM和IM冲击的贡献率都为3.5％，TDIC冲击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图2(h)表明对GDPM的方差分解结果在第5期以后趋于稳定，GDPM变动中38.8％由其自身决定，GDPT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方差贡献率甚至达到41.7％，其次是IM冲击的贡献率为12.2％，EX和TDIC冲击的贡献率分别为4.3％和3.1％：图2(c)表明对TD[C的方差分解结果在第6期以后趋于稳定，投资变动中约57.2％由其自身决定，GDPT和GDPM冲击的贡献率分别为9.5％和27％，EX和IM冲击的贡献率分别为3.4％和2.9％。另外，虽然两岸进出口额EX和lM在样本内估计中表现出一定的系统外生性，但样本外推的方差分解结果仍表明受到其它变量的影响，GDPT对EX和IM预测误差方差的解释比例都达到13.5％上下，GDPM对lM方差的解释比例也达到8％(图略)。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于VECM框架研究台商投资、两岸贸易与两岸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为考察两岸经济依仔性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度量方法。由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的结论，与传统观点也不尽相同。本文首先验证了台商投资、两岸贸易与两岸经济总量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投资与贸易已成为推动两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两岸经济增长间的协动路径已经初现端倪，昭示未来合作共赢的空间。但从短期来看，台湾经济增长并不受大陆经济波动的干扰，反而对大陆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显示台湾经济受世界经济景气冲击而形成的波动会提前于大陆，台湾对自大陆进口商品贸易的限制以及对陆资人岛的禁止，则单向隔绝了大陆经济波动的影响；台湾经济增长与大陆经济及两岸贸易增长之间存在短期背离趋势，并且两岸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都具有递减倾向；大陆经济增长对台商投资显现即时的吸引力，但短期内台商投资并未产生如同长期内的对大陆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而两岸进出口贸易额不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内，都表现出一定的系统外生性特征，可能受经济系统之外因素(如两岸间接贸易格局、不对称贸易政策、汇率等)的影响更甚。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推动两岸“三通”新形势下的经贸关系发展与经济一体化政策设计不无启示。首先，两岸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不仅体现在两岸之间货物与资金流通的规模，更在于两岸经济体产业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化、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协同提升与互利双赢格局的形成、以及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显现。为此，在看待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时，应该由传统上对“量”的关注转向对“质”的审视，由单一层面的、即时性的分析转向全方位的、动态性的考察。
其次，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与国际市场贸易保护主义反弹的情况下，两岸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加之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效率的边际递减，迫切需要推动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当前则应以进一步挖掘两岸产业比较优势、降低经贸交流成本和提升贸易结构作为两岸贸易政策的着力点，提升大陆台资制造业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推动两岸出口加工产业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附加价值高的环节转移。
关键词：离岸金融；离岸金融中心；经济效应；金融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10004807
一、引言
离岸金融中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特定阶段，是指拥有大量主要从事非本国居民业务的金融机构的中心城市或司法管辖区，其突出的特点是金融系统拥有的境外资产与负债相对于国内经济需要的国内金融中介来说不成比例[1]。在大国与小国的金融抗衡中，离岸金融的演进和扩张对本地及世界经济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离岸金融中心是否或将成为世界的弃儿？只有正确评估离岸金融中心演进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才能够客观认识其生存状况和变化，本文基于2001―2012年世界上九大离岸金融中心面板数据对此进行研究。
众多国外学者首先强调了离岸金融中心对个体经济和全球经济都有相当的益处[2]。Hampton和Christensen[3]认为，无论是就业（直接或间接）、政府收入还是对GDP的贡献，开办离岸金融中心都是一个利润丰厚的活动。拥有离岸金融中心可以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积累专业知识和经验技能，因此使得当地经济变得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国际化[4]。由于离岸金融本质上是国际银行对政府政策改变的积极响应，离岸金融发展反过来又推进了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5]。在具体国家或地区层面，Hines和Rice[6]认为，美国对低税管辖区（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对美国的税收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是由于低税率鼓励了美国公司从高税收的外国转移利润，所以很有可能的是低税率最终提高了美国的税收收入。Hejazi[7]认为，加拿大对巴巴多斯投资的激增对自身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包括扩大市场准入、增加了其在国外市场的存在从而促进了出口，而出口的增加又促进了加拿大的就业和资本形成。Gordon[8]采用空间计量学技术，使用10个加勒比国家在1994―2004年面板数据来检验离岸业务对银行资产负债表和收入账户的影响，结果表明离岸部门的存在对一些关键的金融指标虽不存在积极的影响，但是位于离岸司法辖区内的银行比非离岸金融中心区域银行获取了更高的利润和持有更高与GDP相关的资产份额，即地理上离离岸金融中心越接近，则会增加银行部门的竞争力和近邻国家的金融深化程度。Hampton[9]认为，由于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信息的不透明，造成了潜在的投资争议和公司造假行为的增多，离岸区域的存在，便利甚至鼓励了在岸腐败。Hines和Rice[6] 认为，不管是指责在离岸金融中心所取得的高收益是完全牺牲了高税收管辖权的观点，还是离岸金融中心进一步鼓励了更多的投资以及经济活动的观点，由于不存在经济理论佐证，我们很难得出税收的多样性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更加难以评估出离岸金融中心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效果。其实资本流入离岸金融中心主要是离岸金融中心灵活的规则、良好的监管和稳定的政治环境所致，而且离岸金融中心可以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从而吸引投资并产生更多的收入，“对离岸金融中心在偷税和洗钱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的批评有些过分了”[10]。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肯定了开办离岸金融业务或构建离岸金融市场或中心会带来经济上的正面效应。从规范分析的角度，赵延河和齐兰[11]认为，离岸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形态，是金融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鲁国强[12]从宏观层面系统地补充了离岸金融中心可以提高本地金融业的经营水平、促进本地金融业融入国际市场，通过离岸金融市场直接吸引境外资金来弥补本国外汇资金不足的积极影响。张谊浩等[13]借鉴IMF专家Zorome的研究思路和成果，构建了离岸金融中心对周边国家 （ 地区） 的金融效应模型，综合中国香港和大陆相关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论证了中国香港离岸中心发展与大陆金融深化的兼容性，发现离岸金融中心发展从长期来看会强化中心与周边国家 （地区） 的金融深化。郭云钊和胡传雨[14]探讨了离岸金融业务对离岸金融中心当地经济的影响，发现离岸金融业务对中国香港当地经济均有积极影响，这对我国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为了分析离岸金融中心的演进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在世界上数十个离岸金融中心里，本文选取中国香港、新加坡、塞浦路斯、巴哈马、巴巴多斯、巴林、巴拿马、马耳他、毛里求斯等九大典型的离岸金融中心作为研究对象。
2000年6月，IMF公布了由各个国际组织分别圈定的世界上拥有离岸金融中心的69个国家、司法管辖区和领地，由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四家国际机构根据外部债务的统计数据联合共同认定的14个典型的离岸金融中心，它们分别是利比里亚、新加坡、瓦鲁阿图、中国香港、巴林、黎巴嫩、阿鲁巴岛、巴哈马、巴巴多斯、开曼群岛、百慕大、巴拿马、荷属安地列斯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联邦。
从地位上来看，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已经跃居世界金融中心的顶级位置，
从2007年，伦敦金融城公司委托著名智库Z/Yen Group统计制作、每年3月和9月两次定期更新，对外《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GFCI）报告，以显示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变化。2008年有65个国际金融中心进行了评定，2014年3月最新出炉的GFCI 15已涵盖了全球83个金融中心（包括离岸金融中心）的排名，2007年以来，伦敦、纽约、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苏黎世这世界五大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一直占据着世界排名的前五位，地位依然稳固，同时这五大金融中心也是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 在国际金融市场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它塞浦路斯、巴哈马、毛里求斯等均居于世界前十大离岸金融中心之列；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分别分布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且其中既有典型的位于加勒比地区的巴哈马和巴巴多斯、中东地区后来居上的巴林、欧洲新兴离岸金融中心塞浦路斯和马耳他、远在非洲的毛里求斯，也有既具有一定经营地位、又包含代表未来“中岸”崛起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因此，除非另有说明，本文的图表描述均以该九大离岸金融中心作为研究样本。
2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是由9个离岸金融中心2001―2012年的年度数据所组成，这就构成了既有横截面维度又有时间序列维度的面板数据。本文从两个不同的维度来选取金融发展变量亦即衡量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指标，一是从资本市场角度考虑的协调证券投资调查（Coordinated portfolio Investment Survey，CPIS）；二是从银行角度考虑的表达离岸金融中心金融发展演进程度的指标离岸金融中心外部贷款（External Loans）。
协调证券投资调查（CPIS）。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成员、经济学家Zorome认为离岸金融中心金融发展程度可以利用金融服务净出口/GDP（%）予以度量，该比值越大说明其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程度越高，反之亦然。上述数据本来可通过各国的IMF第六版国际收支表中详细的经常账户数据来计算，但是在实际运用中由于许多国家的金融服务项目常常缺省，特别是离岸金融中心早些时候通常既不收集也不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因此这一流量指标需要以一些可获取的存量指标替代。协调证券投资调查（CPIS）根据居住地原则记录，主要统计某一个经济体持有的以权益、长期和短期债务形式存在的组合证券投资资产头寸，由于每一项跨境的资本流动都会使相应国家有一个相匹配的资产负债头寸的变动，这些交易所造成的资产头寸就是CPIS，即由非居民发行并由居民持有的资产。由于离岸金融中心具有高比例组合投资资产的重要特点，通过分析各国的这些资产头寸，我们可以预期具有最大资产头寸的国家或行政辖区就是具有最大金融服务流量，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向非居民出口最多金融服务的国家或行政辖区[15]，因此CPIS可以衡量该中心离岸金融的发展演进程度。
外部贷款（External Loans）。
本文选取的另一个表达金融发展演进程度的指标是反映银行业务规模的离岸金融中心外部贷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离岸金融中心的定义，“离岸金融中心银行或其它机构为非本国居民提供金融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吸收非本国居民资金和借贷给非本国居民，形式包括贷款给企业、其它金融机构、其它地区银行和市场参与者，也可以吸收个人存款，投资到其它地区的金融市场”，因此外部贷款指该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部门发放给非居民的贷款。该指标反映离岸金融中心提供的金融服务的一部分，直接反映了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程度。一般来说，银行贷款对本地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显著，而贷款给非居民的外部贷款必然对离岸金融中心本地的经济发展会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
本文实证部分主要考察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经济效应，由于经济效应的概念非常宽泛，考虑到数据的可取得性，本文拟选取最能够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离岸金融中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投资（Total Investment）和进出口额（Total Import & Export） 三个核心指标来考察离岸金融发展对其的影响，从而分析前述的结论。各指标由通过各个离岸金融中心当地的CPI指数（以2001年为基期）平减得到的实际量来反映。
本文所有数据来自于国际清算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时间跨度是2001―2012年。
3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表1是2012年各离岸金融中心业务发展指标统计。从表1中可以看出，CPIS持有量前三位分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毛里求斯，分别为9 89574亿美元、8 01200亿美元和1 01325亿美元，远高于其它离岸金融中心，凸显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外部贷款数额最大的是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巴哈马，分别为4 98813亿美元、4 10645亿美元和2 70070亿美元；而对比离岸金融中心人均GDP可以发现，新加坡、中国香港以人均51 16004美元和36 66820美元高居榜首。
根据离岸金融中心金融服务的出口额与GDP的数量不成比例的特点，而表1精准地显示了所有离岸金融中心CPIS持有量几乎都是GDP的1倍以上，最高的毛里求斯达到了884倍，中国香港、新加坡、巴巴多斯和马耳他均在3倍以上，虽然巴拿马最少只有GDP的24%，但是其2012年的外部贷款为2 70070亿美元，是GDP的293倍；同时，外部贷款全部在GDP的1倍以上，即使巴哈马的GDP仅为8043亿美元，但是外部贷款却达到了GDP的3358倍。因此，变量的统计描述表明，2012年本文所选取的九大样本的离岸金融业务量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与GDP已经不成比例，离岸金融业务都比较发达，特征明显，巨大规模离岸金融业务量和离岸金融中心独有的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本文进一步的分析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2001―2012年九大离岸金融中心的CPIS持有量和外部贷款规模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离岸金融中心进入21世纪后基本处于上升状态。
三、模型设计和分析结果
1.模型设计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现代计量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对区域层面的结构进行计量分析时，相比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较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面板数据不仅突破了总量研究同质性界定，还大大增加了样本的个数，使模型包含更多数据信息，提高了自由度和有效性，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和更可靠的参数估计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模型估计结果的解释能力，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为了降低序列的异方差性，本文对原始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进行计算，模型设计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设立的离岸业务发展对离岸金融中心经济效应的检验方程如下：
LnGDPit=αi+β1LnCPISit+μit（1）
LnZTZit=αi+β2LnCPISit+μit（2）
LnJCKit=αi+β3LnCPISit+μit（3）
其中，下标i表示第i个离岸金融中心，i=1，2，…，9为截面单元；下标t表示第t年，t=1，2，…，12为时序期数。GDPit表示第t年离岸金融中心i的国民生产总值；CPISit表示第t年离岸金融中心i持有非居民发行的证券资产数量；ZTZit表示第t年离岸金融中心i的总投资；JCKit表示第t年离岸金融中心i的进出口贸易额。模型系数β1、β2、β3的正负与大小反映了离岸金融中心持有非居民发行的证券资产数量分别对GDP、总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额影响的方向和强度。
2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了考察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需要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若存在单位根，说明面板数据不平稳，而直接对不平稳的面板数据进行估算，可能导致伪回归问题。基于此，本文对各变量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得到各变量的平稳性结果。本文利用LLC、Fisher-ADF和Fisher-PP三种方法对面板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统计量的值及其显著水平可以判断，变量LnGDP、LnWBDK、LnCPIS、LnZTZ、LnJCK分别存在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均表现为平稳变量的特征，可以判定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
为了确定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还需要对其进行面板协整检验。本文检验采用Pedroni的方法，以回归残差为基础构建7个统计量，其中除Panel v统计量是右尾检验之外，其它的统计量均为左尾检验。7个统计量的原假设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模型滞后阶数按SIC准则自动选择，Newey-West窗宽使用Bartlett kenrnel进行选择。Pedroni 论文中蒙特卡洛模拟结果显示，对大样本来说，所有7个统计量的检验效力都很好并且很稳定，但是对于小样本来说，Group ADF统计量是最有效力的，接下来是PanelADF、GroupPP、PanelPP等统计量，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小样本数据，因此主要考察这四个统计量。
对方程（1）―（3）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显示了方程（1）―（3）变量的协整检验结果。由上面两种面板协整检验方法的统计量值和相应的显著性水平可以判断方程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选取1―3阶滞后
期，除巴哈马外，其余8个离岸金融中心在10%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 “CPIS不是引起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这表明CPIS是引起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CPIS对GDP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在Granger意义上，各离岸金融中心CPIS的变化会引起GDP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方程设定的因果关系是成立的。
对上述方程进行估计，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以CPIS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在1%显著水平上系数均显著，说明离岸金融业务对经济增长、当地投资以及进出口都有影响。其中，CPIS对GDP的弹性为031，对总投资的弹性为038，对进出口额
的弹性为014，2分别达到098、095和099，模型拟合度较高。这意味着离岸金融业务对当地的投资影响相对较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对投资的影响稍弱一些，这可能与离岸金融业务发展带动投资进一步带动经济增长有关；同时，离岸金融业务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与离岸金融中心不是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经济特征[16]是一致的。
总体来看，该模型的结果说明离岸金融业务在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当地总投资和增加进出口额都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4引入外部贷款变量的再回归
我们引入解释变量外部贷款，重新设定离岸业务发展对离岸金融中心经济效应的检验方程：
LnGDPit=αi+φ1LnCPISit+φ2LnWBDKit+μit（4）
LnZTZit=αi+φ3LnCPISit+φ4LnWBDKit+μit（5）
LnJCKit=αi+φ5LnCPISit+φ6LnWBDKit+μit（6）
对方程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方程（4）―（6）中各变量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对上述方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方程（4）中CPIS和外部贷款的系数均显著，两者对GDP有显著的提升作用，CPIS弹性为010，外部贷款弹性较高为031。结果意味着在促进国内生产总值方面，外部贷款与CPIS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相比于资本市场的CPIS，来自银行部门的外部贷款对GDP的促进作用更大。对于方程（5）和方程（6），在引入外部贷款后，CPIS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对于总投资和进出口额的增加，CPIS的作用并不显著，而外部贷款提升作用明显，弹性分别为048和016。
5引入总投资和进出口额的三次回归
由于总投资和进出口额的增加亦会拉动经济总量增加从而促进GDP的增长，为了排除前述两次回归中此类因素，本文将控制总投资和进出口额，着重研究CPIS和外部贷款对GDP的影响。现设定离岸业务发展对离岸金融中心GDP影响的检验方程：
LnGDPit=αi+θ1LnCPISit+θ2LnWBDKit+θ3LnZTZit+θ4LnJCKit+μit（7）
对方程（7）各变量进行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统计量PanelPP、PanelADF、GroupPP和GroupADE的值分别为-278、-336、-531和-445（在1%显著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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