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青岛模式;温州模式;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
青岛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两种比较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本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者颇多。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种经济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和各自的优劣势，倡导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交融与互补，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两种经济模式及其差异
（一）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是培育大企业、造就大品牌的区域性模式。青岛是我国拥有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十个中国驰名商标，三十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也是最早拥有国际品牌的城市，其中海尔是中国本土唯一入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品牌之一；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评比中，青岛入选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同时青岛还有一个独特的“企业家扎堆”现象，在2004年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青岛同时有三位企业家入选。一个沿海中等城市，短短十几年内，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家，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把这种大企业云集、名牌集聚、企业家荟萃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青岛模式”。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1、地理资源因素的作用。温州的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多为高山，两条大江横贯其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灾害性气候，三面高山一方面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侵袭，另一方面海上暖湿的东南风在这里受阻上升形成雨水，虽然雨水充沛，但同时也加重了台风的危害，据统计，台风每年侵袭温州两次，其中一次危害较大，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温州的这种地理环境使得温州能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很少，人均不足0.4亩，靠种田难以维持生存。正是这样的地理资源环境造就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2、传统的重商主义文化的影响。温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温州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永嘉事功”学派，又称功利学派，该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用功利来衡量义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传统儒家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坚持“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治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即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与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与文化模式，并内化成了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以及经商理财、富人为本的经济思想。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一种独特的有力发展轨迹建立以后，就能引起一系列的外在外在性、组织学习或效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一种行为模式或发展路径之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按原来的路径发展下去，而且依赖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环境下，温州传统的经济活动路径制度无疑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发了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渐渐形成了温州模式。
3、温州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文化，是指文化在家庭的呈现形态，包括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式。广义地理解，家庭文化包括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物质消费方式、精神消费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狭义地讲，家庭文化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在特定家庭的存在方式、家庭成员的文化行为方式等。温州经济起步于家庭经济，家庭内的成员彼此了解，这有利于家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各自的特长而合作分工，既降低了管理的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价值观、经营观、创造精神乃至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等培育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三、正视优劣，取长补短，促进区域间文化经济互动发展
一个区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先进的文化因素和落后的文化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先进的文化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反之则属于落后的文化因素，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优劣势。
（一）青岛模式的优劣势
就青岛模式而言，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拥有实力极强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领域大多是高新产业，企业开发能力强，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具有融取外资、赚取外汇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具有抗御风险的能力；拥有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在企业的经营中做出理性的决策，等等。但就整个青岛经济而言，其劣势是民营企业不发达，市场经济活力不足，人们受传统儒家的“重本抑末”、“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愿脱离集体，安于现状，市场意识差，因此青岛的打工者多，老板少，市场培育不成熟，市场经济不发达。正如钟朋荣所说：“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着，……”这从青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显然是不健康的。
（二）温州模式的优劣势
温州模式的优势在于温州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活动遵循着市场交换的规则，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温州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温州有近10万家民营中小企业，除了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来进行，温州人人争当老板，市场经济动力十足。但是由于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而家族文化具有封闭性、落后性以及不规范性的特点，对优秀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因此管理相对简单，未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因而企业普遍较小，很难做大作强，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奇怪的3000万现象，即一个企业资产达到3000万时必然分家；其次产业结构落后，这些家族企业大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等传统经济为主，高新技术类产业几乎无人涉足，在国内市场竞争中都很难站稳脚跟，更毋庸说参与国际竞争，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次，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都重视利润的实现，而对企业文化重视不足，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对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施加影响，一个没有自己企业文化的企业其经营往往是随波逐流，员工缺乏凝聚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难以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的优势正是温州模式的劣势所在，温州模式的优势正是青岛模式的劣势之处，要想打破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实现经济模式上的新突破，关键在于破除本区域的区域文化定势，进行区域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两个区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据报道，青岛模式握手温州模式，各取所长，各取所需，青岛模式看重的是温州的民资发达，民营企业竞争机制灵活，借鉴其经验，以壮大自己的民营经济实力。而温州看重的是青岛在外资的引进、大企业的规模、品牌的数量等方面的优势，借其经验努力培育自己的大企业大集团。唯有如此，这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克服发展中的“症结”，获取新的活力，摆脱“日暮穷途”、“终结者”的命运，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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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史/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坚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关键词】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影响；作用
一、区域文化的形成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虽然人们对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普遍认识到文化是由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多个层面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文化的内容不仅包括生产、生活用具和其他物质产品，而且也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
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发展进程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并进而形成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演变，各个文化群体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广度、频度的不同，以及各地长期以来独特的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不同区域内人们各有千秋而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性格特色和心理特征，也创造了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某些地理区域出现了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质，其居民的语言、、艺术形式、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区域文化就这样产生了。区域文化是区域内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总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也构成了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色，与其他区域的文化相区别。
二、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
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表现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文化的巨大反作用。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
（一）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化的发展需要较多的投入，无论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还是文化人才的培养，都需要资本的投入。
（二）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对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
文化的发展以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的存在和增长为前提，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靠文化消费需求的刺激和拉动来实现，而文化消费需求的形成和增长又以一定的居民收入水平为支撑。
（三）经济发展过程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思路不同，对文化发展的投入不同，文化发展的规模和集约化程度就不同，文化的服务能力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必然不同。
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反作用体现在：（1）文化建设通过对反映社会群体利益、愿望和意志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道德风尚、行为规范等的确立，有利于形成适应经济发展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环境，支配人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发起经济主体巨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力，推动经济迅速发展。（2）文化建设通过对制度建构的指导，实现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以此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体制的建立及运行需要文化的指导和保证，需要通过文化增强凝聚力，需要通过经济主体在价值观念上对制度有内在的认同。（3）文化建设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市场经济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经济、社会充满各种矛盾，经济发展缺乏人文关怀。解决这些社会病症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文化建设，通过文化的作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知识、道德、审美诸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三、区域文化认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文化认同指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共同文化内涵的确认，是特定民族、国家、区域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状态，它是一种可以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文化认同通过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如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建筑、服饰等浅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
文化认同是区域内经济合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跨越行政区域的更广泛层次的区域合作，文化认同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区域经济合作需要两方面的基础：一是经济基础，即区域市场体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城市体系与区域分工；二是政治与文化基础，即基于行政的区域整合或基于共同文化特征的区域性认同；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缺一不可。区域经济合作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没有文化认同的黏结，区域经济合作也就难以整合。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风险成本、磨合成本和加强区域凝聚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四、区域文化特色形成区域特色经济
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及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会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形成区域特色经济。特色经济以分工理论和优势理论为基础，以区域为空间载体，通常包含了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和特色经济区域之内容。区域经济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即特色经济。
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地域特色文化渗透进区域经济中，立足于资源优势等，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个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不同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资源，深厚的文化资源的积淀可转变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本，增强区域竞争力。许多地方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开展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来招商引资，文化主动为经贸服务，带动经济起飞。不同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产业。文化作为产业在经济过程中直接运作，创造经济效益。区域文化资源还可形成特色旅游产业，提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与品牌。
五、科学运用文化杠杆发展区域经济
经济和文化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双翼，文化的滞后会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经济的落后又会限制文化的深度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文化建设必须结合起来，让文化融入经济、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在运用文化杠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协调一致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是每个区域发展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因此要坚持两者发展并重，以达到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二者协调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更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以使该地区的人们从精神层面上跳出传统文化保守、排外、安于现状的固定模式，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渡，从而保证地区经济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加强区域文化建设
从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品质、精神状态、思维方式等方面塑造主体形象，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进程。高层次的、含有多元文化的环境建设能够提高区域的品味和亲和力，高素质的、有文化底蕴的人才能够增强区域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可以提升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所以，加强区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含量的提高，能提高人们的素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消费力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加强区域文化建设，激励民风民气，树立信心，改变观念，开拓进取，在提高人们文化素质的同时，解决社会发展中经济自身不可能解决的诸如精神需求、观念转换、民族团结、人才素质、文化复兴等种种社会问题。同时要加强区域新闻传播、文娱体育、科学教育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人们对现代文化的接触范围，加快区域文化的发展，发挥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三）大力培育、传播与弘扬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构成社会凝聚力以及提升文化品位和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因此，要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同区域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塑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全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文精神，并将其内化成人们的信念，引导人们的经济观念和经济行为，外化为经济政策、法律，规范经济运行和经济秩序，以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为此，在区域文化建设中，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做到商业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的协调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强化人文精神在人的各个阶段的培育，力争把人文精神的培育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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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数据选取为了真实反映出河南省旅游经济总体差异演化特征与敛散性，选取了2003－2012期间的河南省历年旅游总收入(由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构成)作为收入指标。研究区域特征时，沿袭区域经济的划分传统，将河南省划分为四大地带:中原城市群(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焦作、许昌、漯河)(囿于统计数据所限，其中未包括济源市。)、豫北地区(安阳、鹤壁、濮阳)、豫西豫西南(三门峡、南阳)、黄淮(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旅游收入和年末人口数据来自于2004－2013年《河南省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数据库》。在做收敛检验时，旅游收入数据以2003年为基期经过平减处理，以消除价格因素影响。
1．2变异系数变异系数(coefficientofvariation，简记为CV)常用于比较度量单位不同或均数相差悬殊的两组或多组数据的变异度，文中用以衡量地区旅游发展的相对均衡性。
1．3基尼系数学术界常用基尼系数对产业构成进行差异分解，文中将河南旅游总收入分解为国内旅游收入和外汇旅游收入两部分，对旅游经济差异进行结构分解，旨在衡量旅游经济差异的内部结构特征。
1．4泰尔指数泰尔指数(Theilindex)的优势在于其可分解性，即能够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地带间差异和地带内差异，进一步分析区域差异的结构构成及其贡献程度。利用泰尔指数可分解的思想，将反映整体差异的总体泰尔指数T进一步分解为四大地带间的差异TBR和地带内部总差异TWR(为四大地带内各自地市差异Tpi的加权平均)，来分析总体差异的地区差异特征。
1．5收敛检验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根据对收敛条件的不同假设，主要有三种收敛假说: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σ收敛指不同经济体人均产出水平离散程度逐渐减小的过程;β收敛分为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经济含义指经济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表现为落后地区要比发达地区具有更高的人均增长率。前者指无论初始条件和经济结构如何，各地区都将收敛到相同稳态水平。后者指由于存在影响稳态水平的因素(经济结构)，无论初始条件如何，不同地区最终会收敛到各自的稳态水平;俱乐部收敛要求经济体间既要有类似的经济结构，还要有类似的初始条件，满足这两个条件后才收敛于各自的稳态水平。本研究参照潘文卿对区域经济收敛的检验做法，依次对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进行检验。
1．5．1β收敛检验文中使用经典的巴罗回归方程对河南省旅游经济的绝对β收敛做出检验。检验方法为截面数据回归分析，若系数β为负值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即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经济增长率存在负相关，那么就存在绝对β收敛。
1．5．2俱乐部收敛检验俱乐部收敛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河南省四个地带内部存在收敛;各地带间不存在收敛。对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参照文献13和文献18的做法，利用泰尔指数对地带内和地带间差异分解趋势进行俱乐部收敛检验。
2结果与分析
2．1河南省旅游经济差异演化特征
2．1．1总体差异特征由表1中三个反映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的指标变动趋势来分析，河南省旅游经济差异变动程度虽然并不激烈，但是却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2003～2009年期间，区域旅游经济总体差异趋于扩大;而2009年后，此种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区域差异开始减小，但2012开始有所反弹。上述分析是从总体上描述了河南省旅游经济差异特征，为了更为具体地明晰总体差异的来源及其构成，并对区域差异的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的因子剖析，下文进一步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总体差异进行结构和地区分解。
2．1．2结构差异特征:G、Gd、Gf分别为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的基尼系数，Sd、Sf为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的占比。Pd、Pf是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基尼系数对总体的贡献率。(1)从各分项基尼贡献率看，2003年以来，历年国内旅游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都远高于入境旅游，平均贡献率高达到97．1%。可见，河南省旅游经济差异主要是由国内旅游差异造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旅游收入占总体旅游收入份额较大，其历年平均份额高达98%。这也印证了入境旅游发展差异状况难以真实反映出区域旅游整体差异状况。(2)从各分项基尼系数数值看，历年旅游外汇收入基尼系数都大于国内旅游收入基尼系数，定量说明了入境旅游差异程度大于国内旅游差异的现实。另一方面，从具体差异程度看，国内旅游收入基尼系数范围在0．43～0．50，历年均大于0．4，表明国内旅游收入在空间上的分配不太合理，收入差距过大，国内旅游发展不太协调;而旅游外汇收入基尼系数范围0．62～0．78之间，都高于0．5，说明旅游外汇收入地区差异悬殊，入境旅游发展极不平衡。这也体现在旅游外汇收入集聚在入境旅游热点地区上，旅游外汇收入排名前四的郑州、洛阳、焦作、开封四个地区收入之和历年占比高达86．3%。
2．1．3地区差异特征利用泰尔指数可分解性，将河南省旅游经济差异进行地区分解。给出了泰尔指数地区分解的结果，可以看出:1)从地带内和地带间比较看，旅游经济的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程度相当，2003－2006年间，地带内差异程度略高于地带间差异，2007年以后，旅游经济差异主要是由地带内差异贡献;2)从地带内部差异构成看，中原城市群内部差异是地带内部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郑州、开封、洛阳、焦作四个增长极与其他地市的差异导致了中原城市群内部差异，而豫北、豫西豫西南、黄淮三个地区内部差异程度不大，这种旅游经济局部协调发展只是低水平的趋同，对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意义不大。
2．2河南省旅游经济收敛特征检验
2．2．1α收敛特征经过对2003－2012年间各市人均旅游收入对数标准差的计算，看出河南省旅游经济整体表现出一定的发散趋势，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收敛特征:2003－2009年，α指数逐年上升，表现为明显的发散迹象，区域旅游经济差异持续扩大;2009－2012年，α指数有所下降，表现出一定的α收敛迹象，但旅游经济差异程度仍高于2003年的初始水平。2．2．2β收敛检验利用巴罗回归方程检验了2003－2012期间河南省旅游经济的β收敛性。在样本检验的全时段内，河南省旅游经济表现出微弱的发散性，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而2003－2009年，β值为正值且在统计意义显著，具有明显的发散性;2009－2012年，β值为－0．0392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表明从2009年开始河南省旅游经济开始出现绝对β收敛迹象。从经济意义来解释，2003－2009年，河南省旅游经济落后地区增长速度低于发达地区，区域差异有扩大的趋势;2009－2012年，虽然落后地区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地区，区域差异有所缩小。这与α收敛检验结果也是一致的。
2．2．3俱乐部收敛特征图2给出了总的泰尔指数、地带间和地带内差异变动趋势。可以看出:与α收敛和β收敛检验结果一致，河南省旅游经济呈现出"先发散，再收敛"的阶段性收敛特征。地带间和地带内差异也具有相似的变动趋势。结合Galor给出的俱乐部收敛定义，2003－2009年间，地带间差异趋于扩大，但地带内部差异亦趋于扩大;2009－2012年间，地带内差异在缩小，但地带间差异亦在缩小。综上分析，河南省旅游经济在检验样本期间并未出现俱乐部收敛特征。虽然，河南省旅游经济存在着一定的集聚效应和极化现象，但并未出现我们担忧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俱乐部收敛特征。
3讨论分析
区域旅游差异特征以及判断其收敛趋势的根本目的在于探索如何缩小区域旅游差异以实现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因此，文中通过对河南省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考察，研究发现:
(1)要实现区域旅游协调发展，首先要明确旅游经济差异的来源及其构成。以往区域旅游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入境旅游，但在本研究考察期间入境旅游收入仅占旅游总收入的2%。因此，以往研究难以反映出真实区域旅游差异现实特征。文中以旅游总收入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在结构差异上，国内旅游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制定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政策上应该重点考虑国内旅游发展在平衡区域旅游经济的作用。
(2)区域旅游存在的差异是发展中的差异，关键是要在发展的进程中实现落后地区追赶先进地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区域旅游经济的收敛，即区域旅游的协调发展。尽管在整个考察期间河南省旅游经济并未收敛，而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以来河南省旅游经济开始出现收敛迹象，区域旅游差异趋于缩小。但是目前尚未明晰旅游经济收敛原因以及相应收敛机制。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不仅要识别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来源及构成，更为关键的是要预判旅游经济的收敛趋势，深入探究旅游经济收敛机制，为制定前瞻的区域旅游协调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引，以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收敛，进而实现长期的稳态增长。
4结论
利用2003－2012年旅游总收入数据，在对河南省旅游经济差异演化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旅游经济收敛性进行检验，得到以下结论:
(1)河南省旅游经济总体差异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阶段性特征。结构差异主要是由国内旅游差异造成的，但入境旅游发展差异程度高于国内旅游;地区差异由地带内和地带间差异构成。2007年之前，地带内差异程度高于地带间。2007年后，地带间差异程度高于地带内。
（一）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是培育大企业、造就大品牌的区域性模式。青岛是我国拥有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十个中国驰名商标，三十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也是最早拥有国际品牌的城市，其中海尔是中国本土唯一入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品牌之一；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评比中，青岛入选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同时青岛还有一个独特的“企业家扎堆”现象，在2004年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青岛同时有三位企业家入选。一个沿海中等城市，短短十几年内，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家，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把这种大企业云集、名牌集聚、企业家荟萃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青岛模式”。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1、地理资源因素的作用。温州的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多为高山，两条大江横贯其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灾害性气候，三面高山一方面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侵袭，另一方面海上暖湿的东南风在这里受阻上升形成雨水，虽然雨水充沛，但同时也加重了台风的危害，据统计，台风每年侵袭温州两次，其中一次危害较大，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温州的这种地理环境使得温州能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很少，人均不足0.4亩，靠种田难以维持生存。正是这样的地理资源环境造就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2、传统的重商主义文化的影响。温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温州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永嘉事功”学派，又称功利学派，该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用功利来衡量义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传统儒家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坚持“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治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即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与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与文化模式，并内化成了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以及经商理财、富人为本的经济思想。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一种独特的有力发展轨迹建立以后，就能引起一系列的外在外在性、组织学习或效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一种行为模式或发展路径之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按原来的路径发展下去，而且依赖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环境下，温州传统的经济活动路径制度无疑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发了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渐渐形成了温州模式。
3、温州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文化，是指文化在家庭的呈现形态，包括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式。广义地理解，家庭文化包括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物质消费方式、精神消费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狭义地讲，家庭文化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在特定家庭的存在方式、家庭成员的文化行为方式等。温州经济起步于家庭经济，家庭内的成员彼此了解，这有利于家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各自的特长而合作分工，既降低了管理的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价值观、经营观、创造精神乃至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等培育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三、正视优劣，取长补短，促进区域间文化经济互动发展
一个区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先进的文化因素和落后的文化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先进的文化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反之则属于落后的文化因素，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优劣势。
（一）青岛模式的优劣势
就青岛模式而言，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拥有实力极强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领域大多是高新产业，企业开发能力强，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具有融取外资、赚取外汇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具有抗御风险的能力；拥有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在企业的经营中做出理性的决策，等等。但就整个青岛经济而言，其劣势是民营企业不发达，市场经济活力不足，人们受传统儒家的“重本抑末”、“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愿脱离集体，安于现状，市场意识差，因此青岛的打工者多，老板少，市场培育不成熟，市场经济不发达。正如钟朋荣所说：“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着，……”这从青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显然是不健康的。
（二）温州模式的优劣势
温州模式的优势在于温州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活动遵循着市场交换的规则，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温州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温州有近10万家民营中小企业，除了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来进行，温州人人争当老板，市场经济动力十足。但是由于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而家族文化具有封闭性、落后性以及不规范性的特点，对优秀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因此管理相对简单，未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因而企业普遍较小，很难做大作强，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奇怪的3000万现象，即一个企业资产达到3000万时必然分家；其次产业结构落后，这些家族企业大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等传统经济为主，高新技术类产业几乎无人涉足，在国内市场竞争中都很难站稳脚跟，更毋庸说参与国际竞争，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次，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都重视利润的实现，而对企业文化重视不足，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对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施加影响，一个没有自己企业文化的企业其经营往往是随波逐流，员工缺乏凝聚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难以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的优势正是温州模式的劣势所在，温州模式的优势正是青岛模式的劣势之处，要想打破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实现经济模式上的新突破，关键在于破除本区域的区域文化定势，进行区域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两个区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据报道，青岛模式握手温州模式，各取所长，各取所需，青岛模式看重的是温州的民资发达，民营企业竞争机制灵活，借鉴其经验，以壮大自己的民营经济实力。而温州看重的是青岛在外资的引进、大企业的规模、品牌的数量等方面的优势，借其经验努力培育自己的大企业大集团。唯有如此，这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克服发展中的“症结”，获取新的活力，摆脱“日暮穷途”、“终结者”的命运，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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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教学方式与区域经济学教学特点的不适应
区域经济学学科具备综合性、应用性与区域性特点，这要求教学中注重理论教学之外更要注重应用性，要求学生掌握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深入理解区域经济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区域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从而具有对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能力。传统教学往往忽视实践教学环节，教学重心局限于理论，学生只是掌握或记忆理论和概念，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无法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根本没有掌握具体的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必然要求由传授式教学模式向探究型教学模式转变，加强实践教学，使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参与知识交流和沟通，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和积极性。
（二）课程体系的滞后，缺乏地域性
区域经济学是经济学学科中最年轻的的学科之一。在我国，区域经济学起步更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出现了一系列的区域性经济问题，如不同地区发展路径问题、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城市化问题等。虽然从改革开放以来，在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区域经济学科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但因为本课程开设时间不长，经典教材不多，如现在为众多高校使用的孙久文的《区域经济学》，该类教材大多都是对于经典理论的梳理和介绍，案例引用并不多，而且案例大多是国内或国外发生的经典性案例，缺乏地域性特点，难以培养学生关注、分析和解决地区性经济问题的能力。
（三）师资力量薄弱
西部高校地处经济相对滞后的区域，经济发展的落后同样带来了教育资源的缺乏和教学理念的滞后，难以吸收经济学类精英人才。现有的经济学教学者大多为新毕业的硕博士研究生或由经过短期深造进修的老教师承担，区域经济学学科教学经验缺乏，甚至缺乏对经济学科体系的完整把握。地域的偏僻使得教师与国内及国际先进经济学理论和观点有所脱节，缺乏敏锐的经济学触觉，难以把握经济学发展动向，无法进行深入的相关科研工作。以上这些是地方高校开展区域经济学教学中碰到的最常见问题，要想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区域经济学教学模式，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突出探究式教学的地位。
二、探究式教学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的具体运用方式
（一）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加强案例教学
区域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着重提升学生主动学习能力，转变教师“一言堂”的被动局面，关键在于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我们着重于侧重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着重案例教学方式的引入，以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具体有如下几种形式：
1.案例穿插讲授
在校大学生缺乏对经济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就理论言理论，学生很难予以理解。因此，教师在讲解本课程的重点或难点时，应穿插使用案例，用大家熟知的案例来分析说明深奥的原理，理论联系实际。如在解释区域开发中的政府作用时，可利用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综合开发”模式这一经典案例。但在案例使用中需要注意案例与学生生活的可连接性，书本上许多案例距离学生比较远，如这里提到的田纳西河流域综合开发案例的引用，对于中国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学生而言太遥远，如果能在备课中将本土或本国大家所熟知的案例引入，则更具有现实性，也更容易让学生理解现实并掌握分析和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的能力。
2.热点问题讨论
为保证理论和方法的实用性，在某章节或某问题讲授之后，教师可结合当前经济社会中的热点提出一个综合性的案例及问题，让学生分析讨论，最后教师总结。如针对均衡增长理论与非均衡增长理论，可以引导学生对中国改革开放成果以及西部大开发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对于梯度理论，可以引入中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案例，激发学生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种种原因及应对措施展开讨论。这种热点讨论的形式使得学生了解经济事实发生背景和原因，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活跃气氛，锻炼和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这种形式更是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相互交流创造了条件，促进教学相长。本方式需注意教师仅仅是指导，而要避免给出固定标准答案，禁锢学生思维。
（二）灵活多样的课外辅导
教学应当不局限于课堂内，应该开展各式的课外辅导与教学形式，多渠道多方位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巩固学生所学的的相关理论。
1.开展专题讲座
教师应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从高校、知名企业或是政府经济部门邀请一些专家、企业家或政府官员来校召开专题讲座。这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加深他们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理解。这一形式在开展过程中要求教师做好专家、学校、学生等各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并最好能在讲座结束后安排学生与专家直接对话和交流。
2.组织学生亲身实践
在搞好课堂案例教学的同时，还要积极开展课外的教学实践活动。一是情境案例，即设计一个真实的情境，让学生在体验情境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例如，在讲区域政策制定时，可以让学生分别扮演政府区域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并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二是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或到企业参观学习，以使学生能够更感性、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学理论，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3.以调动学生自主学习为导向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完善学生学业的考核机制是真正实现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考核方式大多是闭卷笔试，弊端有二：一是扼杀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二是扼杀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性。因此，应当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实行多样化考核。建议将最终考核成绩的评定分为期末卷面成绩、平时成绩以及出勤率三个版块，从学生科研论文的情况、学生平时参与课堂讨论的情况、学生平时完成作业的情况等对平时成绩进行综合评定，甚至可以采取面试和口试方式，以综合性案例来考察学生在事实获取、探索研究、思维创新等方面的能力。探究型教学是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着力于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盐城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与存在的问题，结合盐城经济发展的优势与潜力，提出了包括沿海错位开发战略、区域关联发展战略、“第四产业”发展战略和大市区、小城镇发展战略在内的战略体系，并对相应的方案措施进行了深入探讨。
沿海开发是江苏省“十一五”生产力布局“四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区域上看，盐城、连云港、南通等沿海地区地处我国南北交汇枢纽地带，是江苏省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但目前我国沿海经济发展还处于“低谷”区。近期，《江苏省沿海开发总体规划》的制定为盐城等苏北地区的沿海开发带来了新的机遇。充分利用盐城的沿海优势，以系统的思维确定盐城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这是盐城的重要发展机遇，对促进整个苏北沿海区域的经济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一、盐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存在的问题
1、经济快速发展，但与苏南的差距仍较大
“十五”期间，盐城工业经济持续发展，目前拥有悦达集团、森达集团等销售超亿元的企业1102家。2005年，盐城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4.90亿元，同比增长14.3％；农民人均纯收入4893元，同比增长10.8％；固定资产投资突破500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达264亿元，增长39.8%，增幅列全省第一。但由于历史、区位、政策等多种原因，盐城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与省内苏南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表现为经济总量小、人均占有水平低。以2005年为例，盐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2585元，而苏州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66766元，是盐城平均水平的5.3倍。
2、县域经济增势强劲，但县域间发展不平衡
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可将盐城所辖9个县（市、区）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东台、大丰、亭湖、盐都）已达到或超过苏中地区的平均水平，其中东台市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已达167.31亿元，在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市中位居第57位；第二板块（射阳、建湖、阜宁）经济快速增长，后发优势逐步显现；第三板块（滨海、响水）近年来各项经济指标增幅均大大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但与第一板块相比仍属贫困地区，其中响水县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仅为46.4亿元，滨海、响水两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均低于苏北地区的平均水平。
3、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但传统产业比重较大，产业趋同化明显
“十五”期间，盐城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形成了农业结构协调、工业结构改善、服务业升级加快的格局。全市三大产业结构由2000年31.5︰38.6︰29.9调整为2005年的22.3︰45.6︰32.1，基本形成“二三一”产业格局。但从盐城工业产业的总体情况看，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传统产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附加值不高的纺织、化工、机械和食品四大产业占产业总产值的70%左右；二是产业趋同现象较为突出，区域经济特色产业尚未形成；三是大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不足10%，企业有数量而无规模，产业集中度低，创新能力不足。
二、盐城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与潜力
1、海洋和滩涂资源丰富
盐城海岸线全长582公里，占江苏省海岸线总长的56％，盛产鱼、虾、贝类等各种海产品。沿海滩涂总面积4550平方公里（含辐射沙洲），占全省沿海滩涂面积的75％，近期可供开发利用的面积达1300平方公里。目前，每年以10余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大海延伸的射阳河口以南沿海地段已成为江苏最大、最具潜力的土地后备资源。此外，盐城石油天然气资源蕴藏丰富，已探明石油天然气蕴藏量达800亿立方米，沿海和近海有约10万平方公里的黄海储油沉积盆地，居全国海洋油气沉积盆地第2位，勘探开发前景广阔。
2、农产品资源优势突出
盐城是江苏最大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已建成8个全国商品粮基地县、1个优质油料基地县和6个优质棉基地县，粮棉油、桑果菜和禽蛋鱼等主要农产品的种养规模和总量均位居全省首位，是轻工、纺织和食品加工业的重要原料基地。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居全省之首，全市有4个县列入省级农产品产地认证；通过省级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种植业产地212个，畜牧业产地87个。新建国家和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5个，省级外向型农业生产基地6个。全市通过认定的有机食品基地2个，绿色食品基地6个，并有179个产品获得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称号。
3、生态旅游资源独具特色
盐城市域东部拥有太平洋西海岸、亚洲大陆边缘最大的海岸型湿地，并已被列入世界重点湿地保护区。保护区内建有世界上第一个野生麋鹿保护区和部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为联合国人与自然生物圈成员。当前，大丰野生麋鹿保护区有麋鹿种群600多头，其野生种群总量、繁殖率和存活率均居世界首位。部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有国家重点保护的一类野生动物12种，国家二类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7种，每年来此越冬的丹顶鹤达到1200多只，占世界野生种群的60%以上。市域西部地处里下河地区腹地，为典型的泻湖型湖荡湿地，原始生态环境保存完好。此外，盐城海滨湿地还有长200公里、宽140公里近岸浅海区的辐射沙洲，面积10多万亩的海滨林场和辽阔的海滨草原，形成了集蓝天、大海、滩涂、森林、草原和珍稀动植物于一体的独具特色的盐城滨海风光。
三、盐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方案体系
盐城区域经济发展已具备了良好的工业基础，但总体经济实力仍相对较弱，社会经济发展在全省还处于较低水平。因此，盐城应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挖掘区域优势与潜力，通过正确战略体系的构建和实施，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1、沿海错位开发战略
一个经济区域只能是在适当的产业或产业链条的适当位置形成相对竞争优势，而不可能在每个产业领域都具有绝对竞争优势。区域经济个性越强，越有利于发挥集聚效应，越能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如前所述，江苏“十一五”规划纲要把沿海产业带建设作为全省“十一五”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盐城应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突出临海生态特色，实施沿海错位开发战略。
具体而言，除了继续积极发展海洋渔业，提高名、特、优、新产品的比重之外，还应注重以下五个方面的发展。一是在现有1300平方公里可利用滩涂上发展沿海速生林带，并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业、商品用材林产业和优质高效经济林产业，扩大沿海滩涂综合林业产业规模。二是利用沿海发展畜牧业的独特优势，建成起点高、规模大、效益好的食草动物产业带。三是充分发挥沿海无公害、污染轻的特点，大力推行质量认证、环保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在现有农业标准化基地的基础上，加快建成以盐土农业为依托的绿色食品基地。四是围绕特色资源，重点发展港口火电、苇浆、木浆、天然气、石化等能源和原材料基础工业，积极发展海洋医药、海洋化工等新兴产业，建成结构合理、外向度高、特色明显的临海工业体系。五是充分发挥滨海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优势，以建设沿海国家生态旅游区和中国东部沿海重要湿地生态文化旅游基地为目标，以丹顶鹤、麋鹿、中华鲟三种珍稀动物为品牌，形成特色鲜明、规模较大、吸引力强的沿海旅游带。
2、区域关联发展战略
盐城、南通和连云港位于我国沿海、沿江和陇海-兰新铁路沿线三大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交汇区域，同时，盐城又是“长三角”和“淮海”两大经济圈的交汇区，这为盐城的区域关联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众所周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是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区域；淮海经济圈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中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边缘，目前虽属于沿海欠发达地区，但该区地处江淮平原，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劳动力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巨大。盐城应积极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立足淮海，面向长三角”，努力成为“长三角”与“淮海”两大经济圈相互促进的桥梁，通过促进经济圈内各城市的共同发展带动自身的跨越发展。在经济区域之间的关联发展中，要突出发展目标、经济政策和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依赖及产业的前后关联，在不影响其他区域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区域利益的帕累托改进。
3、“第四产业”发展战略
江苏省的南北差异梯度明显，苏南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第二产业正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而盐城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苏南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等行业必然会向盐城等欠发达地区扩散。但为了实现生产力的跳跃式发展，盐城在承接苏南产业转移的同时，还应大力发展有利于发挥后发优势的信息产业。信息产业的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沉淀成本小、技术调整快，易于进行产业规划和布局，而且可以充分借鉴和利用他人的经验和成熟的技术，实现超常规的发展。因此，对于正处于工业化途中的盐城等苏北城市而言，信息化是其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发展信息产业，当务之急是加快区域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建立和完善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系统，改善区域的信息化投资环境。
4、大市区、小城镇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盐城中心市区一直存在着“小马拉大车”的局面。大市区战略是在将亭湖和盐都两区纳入中心市区范围的基础上，以市开发区、亭湖开发区和盐都开发区作为提升中心城市竞争实力的重要载体，整合资源、科学规划、错位发展，通过“三驾马车”的合力拉动市区经济快速发展。在城市功能上，进一步明确盐城作为“江苏沿海中心城市、新兴工业城市、海洋经济服务基地”的城市区域定位，着力彰显“水绿生态盐城，东方湿地之都”的景观特色和人文特色。与此同时，作为城市化基础支撑和工业化重要载体的小城镇的发展要提升到战略高度，不断完善现有城镇各项设施的配套水平，强化小城镇集聚产业的功能，增强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推进城镇化和小城镇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和市场要素向小城镇集中，优化各类资源配置。同时，必须自觉走上行政区域建设与区域经济建设的有效结合之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的良性互动。
四、结语
盐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本着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找准特色的原则，通过实施正确的战略组合，将潜在优势尽快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逐步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本文所构建的战略体系是基于盐城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区域条件而提出的，但又立足于我国当前沿海开发和区域一体化的经济背景，因此既有较强的针对性，又有适度的扩展性，对于苏北以及其他沿海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盐城统计局：盐城统计快报[R].2006，1（22），45。
[2]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统计年鉴-2006（电子版）。
为了提高人民生活的快乐指数，国家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始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人文关怀这一领域。在这一治国思路的影响下，国民收入可以用来支配用于购买基础生活物资之外的收入占比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而且国民可以用来休闲的假日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各种形式的旅游来享受生活，感受快乐。这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内蒙古区域旅游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旅游设施和旅游形象得到显著改善，对内蒙古区域经济的发展作用逐步增强，同时对拉动当地社会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内蒙古区域旅游产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旅游发达省市相比，内蒙古旅游产业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距离旅游强省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因此，如何借国家发展旅游、建设边疆的良好势头，提升自身的旅游形象，从而提升内蒙古旅游产业的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真正使内蒙古成为我国旅游强省，是未来内蒙古旅游产业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2区域旅游形象的理论概述
2.1区域旅游形象的概念
形象是指可以对人的思维和情感状态产生影响的具体形态，是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区域形象是区域景色、气候和交通等方面的实际状况在人脑中形成了总体印象。区域旅游形象是指区域内旅游的相关服务和景色给旅游者留下的感知形象。
2.2区域旅游形象的形成
通常情况下，区域旅游形象的形成主要通过区域内旅游景观的整体印象、旅游基础设施印象、相关服务印象以及区域内旅游文化的印象所共同构成的。区域旅游形象通过景区在社会媒介上的广泛宣传，将其旅游形象传递给广大公众，从而在其心里留下印象，最终对其旅游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游客到达区域旅游目的地后，其客观形象会对其主观印象造成一定的影响，游客会将这种印象再反馈给区域中，从而对区域旅游形象进行改造。同时这个过程是不断周而复始的。
2.3区域旅游形象的影响原因
通常情况下，区域旅游形象的影响原因包括旅游者原因、区域旅游目的地原因、信息原因以及外力原因共同构成。
3内蒙古旅游总体情况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3.1内蒙古旅游总体情况
尽管内蒙古发展旅游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是内蒙古旅游资源潜力深厚，优势明显。近年来，在国家有政策、地方有资源、群众有愿望、市场有需求的条件下，内蒙古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元经营，扎实有效地实施“旅游兴省”战略，不断完善设施、提升品位，旅游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很快，内蒙古旅游产业显示出更加广阔的前景。
(1)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逐年上涨。近年来，内蒙古旅游业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截止到2013年，内蒙古旅游总收入达到了2.9万亿元，旅游人数达到了32.5亿人次，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2)入境游旅客明显增加。随着内蒙古综合实力持续上升、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市场拓展更加深入，在这一大背景下，国家又出台了各项优惠政策，如离境退税等政策的出台，在吸引境外游客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再加上新的国际航线不断开通，内蒙古各旅游景点入境游客明显增加。
3.2旅游对内蒙古经济产生的影响
(1)推动地区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是全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发旅游产业，辅助多种多样的旅游形式的开发，可以有效地改善内蒙古的经济产业结构，有助于经济建设工作的开展。内蒙古旅游包罗万象，可以开发的方向点非常的多。比如自助烧烤、绿色养生、放牧生活体验等等。这些方向上产业的开发，将带来大量的资金，这将对内蒙古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2)提高了当地牧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内蒙古当地的旅游基本上是以乡村为区域，以家族为主体开展的。每个旅游接待的实体多数都是一村的牧民。他们向客人提供导游、饮食、居住、烧烤、放牧、渔猎等多种多样的服务，并通过服务赚取利润。而在这样的经济环境当中，实现了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提供旅游服务而赚取较高利润的经济现象。这对提高当地牧民的经济生活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改善了内蒙古区域的软硬环境建设。在内蒙古地区推动旅游产业，就要有能够吸引旅游消费者来旅游的优良环境。在这个利益驱动下，无论是地方还是当地的牧民都将会产生极大的主观积极性，来建设和改善当地的环境。地方政府将会乐于将财政支出投入这一层面。而当地牧民也将会发扬蚂蚁啃大象的精神，群策群力，发挥广大群众的力量参与建设。这是由旅游业的特点而带来了益处。而这样的改变又将反过来促进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久而久之，在推动旅游产业建设的过程中，当地的卫生、医疗、交通、通信、居住、商超购物等物质环境和绿化、环保、等软环境都会得到巨大的改善。
(4)可以提高当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了能够在激烈的旅游产业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旅游产业地的软环境必然要有所发展有所提高。从服务的理念到服务的具体细节，从地区人民的精神风貌到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这些都在对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着影响。在我国很多的旅游城市，市民在旅游产业发展以后得到了较大的经济实际利益，也因此产生了全民共建发展旅游的主观积极性。由此可知，内蒙古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提高当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4努力保持内蒙古旅游形象提升，切实推动其旅游经济发展
4.1保持稳定的内蒙古旅游形象定位
内蒙古的地质地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旅游资源丰富多样，但是由于内蒙古和黑龙江在旅游资源上具有一定的重复性，因此在旅游形象定位的选择上，要避免发生同质性。因此在对内蒙古旅游形象提升之前，必须对内蒙古旅游形象进行定位。就内蒙古的旅游资源来说，草原旅游和民俗旅游是比较突出的，因此，在宣传时要注意保持形象的稳定，这样才能切实推动其旅游经济发展。
4.2制订旅游产业整体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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