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水文化建设似乎只是领导和宣传教育部门的事，普通职工和社会民众只有接受的义务，其实这是对水文化建设的一种狭隘认识。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文化，要让它被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就必须注重扩大宣传和教育，从上至下形成一种立体的、环绕的包围圈，让人们置身于这样的浓厚文化圈中，不自觉地感受这种文化氛围，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把这种文化的精髓注入到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之中。水文化也是同理，如果没有水利职工大众和社会大众的理解、支持、认可及广泛参与，水文化建设就注定毫无意义，也必定没有生命力。所以，水文化建设要依靠大众、服务大众、适应大众、引领大众、贴近大众，使大众的治水、亲水、爱水、护水、管水意识和理念深入人心，使水文化建设打好群众基础，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水文化建设大众化的重要意义
2.1水文化建设大众化是水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基础
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水文化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客观地说，由于坚持大众化的研究方向不够明确，致使水文化研究中存在着一些脱离大众的倾向。如有些同志对水文化的概念、内涵、作用不明、概念模糊，文化意识淡薄，缺乏一定的文化自觉性，仍然停留在就工程抓工程、就业务抓业务的思维方式上，从而造成文化建设无地位、无思路、无成效；还有的水文化研究与解决中国现实水问题的结合不紧密，缺乏有震憾性的、吸引大众、引导大众的水文化研究成果和水文化产品，水文化理论架构至今没能成形；一些地方的水文化研究一直停留在文章和研讨会上，成为不接地气的空中楼阁，使一些大众对水文化建设产生了消极、彷徨的认识。水文化研究只有坚持贴近实际、贴近大众、贴近生活，才会植根于大众的坚实基础，才能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才能获得国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2.2水文化建设大众化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实践证明，水文化建设如果脱离水利实践和大众化这个中心轨道，无论如何，都难以成为水利发展的推动力。水利文化只有融入到水利各项工作和生产经营管理之中，融入到行业和组织里，融入到水利职工和社会大众中去，才会扎根、生长，才能真正形成行业和组织发展的软实力。
2.3水文化建设大众化是增强全社会水意识和水利基础产业意识的需要
我国水的问题十分复杂，许多问题都涉及制度文化、传统文化、人文价值等深层次原因，从文化角度去审视和解决水问题还没有成为社会大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水文化建设大众化，就是为了以水文化为纽带，在人、水、社会、经济之间找到结合点和支撑点，用文化的力量提高全社会对水和水利的认知程度，提高全社会爱水、惜水、护水和科学用水的意识，为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3.水文化建设大众化的主要路径
3.1水文化研究要引领大众
第一，提供一套完备的水文化理论来引领大众。毋庸讳言，目前的水文化研究尚处于水利单位内部个人的“散兵游勇式”的初级研究阶段，研究成果以一般描述性文章居多。相当多的成果尚处于“补课”和“普及”水平，就事论事，理论探讨的深度不够，特别是对水文化的基本理论和发展规律、重大水文化现实问题、水文化实践路径研究不够，前沿性成果少，造成对社会大众的说服力差，大家对水文化建设的认同度受到极大影响。当前急需建立一套对水利行业文化、水利组织文化、水利专业文化等的研究框架和路径，增加水文化课题研究的集中度，改变目前水文化研究内容过于宽泛、庞杂、低水平重复的问题。第二，通过重点突破、阶段推进的研究成果引领大众。水文化是一种应用性文化，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各省市都应建立一个交流的平台，邀请有志于水文化研究的水利职工就水文化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研讨，通过开放式、互动式、共享式、研究式的交流学习，形成工作新思路，推动工作新发展。各级水利单位特别是一些大型水利建设与管理单位，也应结合各自实际，对水文化建设目标进行科学分解，细化具体步骤和操作方法，不求面面俱到，但求重点突破。通过水文化研究的阶段推进、重点突破、项目化管理，来引领大众关注水文化建设、支持水文化建设，进而投入到水文化研究中来。第三，立足于水利实践来引领大众。水文化研究既要注重基础理论研究，更要注重水文化研究成果在水利实践中的推广应用，注重研究成果的转化，把服务于水利改革与发展、服务和引领水利职工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3.2水文化传播要贴近大众
第一，内容上突出以人为本，紧扣时代主题。广大水利职工是水文化建设的主体，水文化传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这一主线，紧紧抓住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这个根本，围绕水利中心，把握时代脉博，拓宽思路，改进方法，一方面采取切实措施，激励和吸引广大水利文学、艺术爱好者，积极投身到繁荣水利文化的事业中，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另一方面，要开展历史认祖、文化归宗活动，整编中华民族治水历史故事和人物，发掘一代水利人的治水精神，展示古今一批闻名的水利工程，编写出版一批与水有关的成语典故、格言警记、诗词歌赋、散文杂谈等系列丛书，丰富传播内容，将水利人科学求实的治水理念、服务大众的情感境界、造福社会的人生追求、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呈现给社会，让人们感受水文化的博大精深，追忆水文化的悠远意韵，了解水利人的无私和无畏，并从中汲取营养、继承精华，以增进全社会对水利多层面、全方位和立体的了解，进而获得更多更好更有力的支持。第二，形式上注重独特新颖，创新活动载体。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载体，广泛介绍和大量传播水文化。要广泛开展大众喜闻乐见的水文化活动，如水文化网站、水文化长廊、水论文评选、水利人事迹报告会等多层次符合不同群体口味的活动，让广大群众参与其中，寓教于理、寓教于文、寓教于乐。要打造一批水利精品工程品牌、响亮的水利人物品牌、过硬的水利文学艺术品牌，通过品牌效应，引领大众关注水利、支持水利。第三，机制上突出持久规范，注重多措并举。水文化建设不能只靠领导来推动，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机制制度，使水文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持久化，不因领导人的注意而变化，不因人员的变化而改变。要建立“组建研究团队进行顶层设计、强化基地示范建设带动、发挥产业优势群体作用”的“三位一体”工作机制，将理念设计与大众认可相结合、党政力推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促进水文化建设走大众化之路。
3.3水文化建设要适应大众
优秀之作的被发现、被挖掘得益于同它产生契合的真正能够读懂它的心灵。因此，准确把握文本真正的内涵就成为考验读者阅读心智、阅读能力乃至诠释能力的重要标尺之一。然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无论是在文艺作品的阅读中，还是在理论作品的阅读中，都普遍存在着误读现象。误读也称为误解，分为正误与反误两种。最可怕的是后者。“反误，是指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穿凿附会的认知与评价，包括对作品非艺术视角的歪曲等。”[5]列维－布留尔说“：不管怎样，读者的误解是应当避免的。我的补充说明迄今未能阻止误解的出现，不论我怎样解释，误解总是层出不穷。”[6]误读现象的产生，笼统说来是因语言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语境，是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话语行为所发生于其中的特定社会关联域，包括具体语言环境和更广泛而根本的社会生存环境。”[7]从大的方面讲，是由于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信仰等因素影响创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的组织与书写。作为一个阅读者，他不可能完全与创作者在以上诸多方面达到吻合。从小的方面讲，作者的构思、布局、语言的运思、字词的选择、表达方式的确定乃至修辞手法的运用等，是造成阅读障碍的诸多因素。布莱说：“读者意识，尤其是典型读者即批评家意识的特征是和与自己的思想不同的另一种思想认同。”[8]一般来说，最宽泛意义上的阅读并不需要特别的能力，只要具备基础性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以及惯常的思维能力就可以对文艺作品进行阅读了。然而，对于能够给我们以真正启迪并对现在乃至未来的生活有较为重要作用的阅读，却必须要有一颗敏感、睿智且深广的心灵。这就要求读者不仅要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还要具备超常的理解能力以及缜密细腻的表达能力。
二、解读的权限
很多人认为，从作品出发是阅读和诠释的基础和前提。但是，解读作品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对作品的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解释。在创作时，创作者要通过对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关系或生活中的种种现象的深刻领悟，再以精心挑选的语言文字将其置换为文艺作品或理论作品。而语言本身具有准确性与模糊性双重性质。作为解读者，我们如何凭借具有双重性的语言文字去揭示出作品的真实面目？如何将作品的真实意图还原出来并呈示给人们？比较正确的解释仍得益于阅读。有论者指出“：在纯粹消极的阅读中，人们没有试图理解它们（引注：句子及其投射的对象），特别是没有综合地构成它们，所以在消极阅读中没有发生同虚构对象的任何交流。”“在积极阅读中，人们不仅理解句子意义，而且理解它们的对象并同它们发生交流。”[9]在这里，英伽登针对读者仅仅对作品的字面意义的阅读与解释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这种消极的阅读并不会给理解作品带来本质上的变化。只有真正地既理解了作品的字面意义，同时又通过对作品字面意义的深层次的领悟，并将字面意义指向其应当指向的对象，阅读才会发生质的变化与飞跃。在我看来，我们不可能完全通过语言文字理解作品的全部内涵，作品只能对我们敞开它可以敞开的心灵。正如戈德曼所说：“我只能解释我所理解的东西。相反地，如果我不能解释某种东西，那是因为我没能理解它。”[10]当我们面对作品时，尽管作品不会如现实中的人那样产生敌对情况，但语言文字本身也会具有一种阻拒感。正是这种阻拒感让我们不能顺利进入它的深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字来解释作品。原因主要在于字与字组合成词、词与词组合成句、句子与句子组成段落与篇章，是一个按照某种规则与序列进行的排列。我们可以先从表面去考察这些词语所表达的含义，继而探讨句子的内涵。当然，对词语的理解不能拘泥于词语的本义，而要联系词语所出现的语境来进行解释。因此，我们在阅读乃至诠释任何作品时，不能仅仅将作品中所出现的词语作为一种孤立状态去解释它的意义。除了对具体的作品及其语言文字的处理进行正确的理解和解释之外，我们还要将特定作品由语言文字所构建的艺术世界以及理论阐释与创作作品时的历史时期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思想，即抛却个人的经验去理解作品，这样会更接近作品的真实面貌。我们在诠释作品时，不应掺杂过多的个人的经验之见，而应当站在作者的立场上并与作者共同来思考。
三、结语
(一)有利于规范学生的行为
校园文化中的制度文化对学生具有制约作用，制度文化表明学校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校园文化对校园人的行为有着广泛的约束力和规范作用，这种规范既有硬性的制度约束，但更主要的是一种软约束，这种软约束是通过物质载体和文化活动营造出来的，是弥漫在校园中的文化氛围、传统习俗风尚、校园群体意识和群体舆论等精神文化内容，学生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就会造成一种使个体行为从众化的心理压力和动力，继而产生行为的自我约束和控制，当学生的思想言行不符合制度规范及集体舆论的要求时，他就会自我调节、矫正，试想，有谁想成为“众矢之敌”呢?
(二)有利于塑造学生的人格
学校是教育的场所，其根本任务是为社会培养人才。学校的一切建设都是为教育服务的，在物质层面上，教室、宿舍、实验室、文化娱乐场所等，都是为师生服务的，其教育功能显而易见。如很多学校图书室、美术室、音乐室等功能室的设计，体现着艺术的内涵，其幽雅的环境，精美的布置，给人一种愉悦的感受。又如一些国内知名学校的各种雕塑，名人故居和人文景点，都体现着学校的历史和传统，对这些资源的合理利用都能塑造学生良好的人格。
二、校园文化建设的策略
(一)加强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营造和谐育人的氛围
校园物质文化属于校园文化的硬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培养人才，塑造灵魂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学校要加强校园物质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校园环境的育人功能。
1．构建蕴涵激励性的环境设施学校内设置一些场馆，如图书馆、科学楼、实验中心、植物园地等，可以激发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的激情;校园内设置雕塑、喷泉、凉亭等可以教育学生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净化心灵，使学生学习生活充满生机与活力。
2．营造具有人文性的场所一则动人的故事，一句名人名言，一个伟人的经历，往往会悄悄地扣动学生的心灵，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因为人文文化最能拨动学生的情感，开启学生的心扉。因此，学校必须突出人文性的校园环境，如在校园内开设校史室、荣誉室、英雄廊、名人坊、科学天地等，让学生置身于浓浓的人文文化氛围中。
3．布置体现文化性的宣传橱窗宣传橱窗是学校宣传工作的主阵地和体现校园文化的直观性场所，也是影响教育学生的主要渠道。很多学校的宣传橱窗都以其醒目的位置和精心的设计受到广大师生的特别关注。因此，学校在布置宣传橱窗时，要充分利用学校的地理位置，结合学校的优势，对学校的空间、场地进行科学的规划，确定校园文化的主题，以橱窗这一直观的形式，体现校园文化的特点，展现师生的精神风貌，明示学校办学思路和目标，让师生对学校的发展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二)建立和完善科学规范的制度文化
从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增长速度来看，安徽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从2008年的526.7元增至2013年的956.03元，年均增长率为16.3%。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来看，也有明显提升，从2008年的5.53%逐年增加到2013年的7.04%。安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在中部六省具有一定比较优势。数据分析显示：2007—2011年，安徽省城镇居民年均文化消费年长率为14.2%，仅落后于河南，处在中部地区第二。安徽城镇居民平均文化娱乐用品支出从2007年的259.91元逐年增至2012年的413.61元，在中部居于第三位，高于河南、湖北和江西。农村居民平均文教娱乐支出从2007年的283.17元逐年增至2013年的376.66元，2011年仅落后山西，处在中部地区第二。
二、安徽省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安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虽呈现出增量趋于加速、产品趋于丰富、服务趋于多层等良好态势，但也存在与全省城乡居民对文化消费日益增长的期求，以消费拉动文化发展的需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等状况。
（一）在消费总量上，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是反映居民文化消费水平高低和居民文化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会快速增长，人均GDP接近或超过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则会出现“井喷”。据统计，2013年安徽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9038.87亿元，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理论上分析，居民文化消费应进入快速增长的“井喷”阶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统计部门的数据来看，2012年和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比重均超过7%。2012年，居民文化消费总体增速为9.24%，小于12.1%的经济发展速度。
（二）在消费水平上，存在区域间、城乡间和群体间的不平衡
一是区域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安徽各市间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来看，2012年占比最高的芜湖市达到9.02%，比最低的淮北市高3.47个百分点。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达到2411.16元，最高的马鞍山市（3719.26）是最低的六安市（1361.57）的2.73倍。在公共文化资源拥有方面，2012年阜阳市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56.46万册，居全省第12位，仅相当于全省总藏量的2.49%，约为合肥市的1/10；而其人口数却占全省总人口数的14.9%（常住人口数约占全省的12.8%）。二是城乡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明显落后于城镇，2013年芜湖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2456.06元，其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610.84元，仅是城镇的1/4。三是不同群体间文化消费不平衡。需要引起关注的农民工、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文化消费水平堪忧。安徽是农民工输出大省，农民工能享受的文化服务偏少，业余文化生活总体单调，文化消费能力、消费时间、消费频率等方面问题较多。
（三）在消费结构上，新兴文化消费发展不够
文化消费结构是指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中各项消费资料的种类和比例关系，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市居民文化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文化消费结构一般被分为较低层次和较高层次两种，前者是指娱乐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文化消费，后者是指发展性、知识性和智能性的文化消费。从近几年的文化统计年鉴可看出，安徽居民文化娱乐用品消费远低于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具体表现为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刊杂志和上网是主流文化休闲娱乐方式，而涉足欣赏艺术演出、创意手工制作、绘画、收藏等文化活动的居民相对较少。从全省来看，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品种还比较单一，消费层次整体不高，新兴文化消费发展力度有待增强。（四）在消费供需上，有效供给矛盾突出制约安徽居民文化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较为严重的供需矛盾。从供给来看，近年安徽实施了文化惠民工程，不断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但安徽文化消费产品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如一些乡村文化站、农家书屋、活动中心虽然硬件设施较为齐备，但存在着图书种类少更新慢、文化产品单一陈旧、文化活动匮乏等问题。目前，安徽县级电影院屏幕总数较少，全省不到一半的县有数字影院，远未满足县城及周边农村消费者的需求。从需求来看，部分文化产品超出了居民文化消费能力，特别是一些高雅的文化消费，如音乐、舞蹈、戏剧、美术、艺术品收藏等，在价格上都高于普通民众的心理预期。文化产品还存在结构性矛盾。政府推进文化消费的政策大多都集中于广播电视、书报杂志等传统文化产品，对新兴的文化消费需求呼应不够，对特殊群体文化需求重视不够。
三、推动安徽文化消费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安徽文化产业发展要坚持以政策引路、用政策激励、靠政策支持，在认真落实中央政策的同时，借鉴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经验，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各市按照省里的规划，出台高水准、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措施，在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公共服务平台、投资融资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要进一步发掘安徽丰厚的文化底蕴，提倡创作体现徽风皖韵的原创性作品，制作既体现安徽特色又适合新媒体传播的文化精品，分类打造面向市场、面向全国的一流文化产品品牌、文化节庆品牌和文化园区品牌。同时，应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皖中、皖南等文化产业先发地区，可整合现有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以实现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皖北地区城市应根据各自优势，建好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品基地和文化旅游项目等文化载体，重点打造淮北洪庄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淮南志高动漫基地、亳州老子文化生态园、蚌埠星宇文化创意产业园、宿州神游天下动漫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培育多元文化消费主体
在安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扩大文化消费，一是要特别重视适应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新形势，培育新型业态。扶持计算机网络和手机等新型传播载体带来的新媒体、新业态，力争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围绕建设动漫大省的目标，着力发展动漫产业。谋划并建设以合肥、芜湖两个部级动漫基地为龙头，辐射带动马鞍山、池州、淮南、蚌埠等动漫产业集群点的动漫业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快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动文化产业与工业、农业、旅游、体育、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文化产业产品的附加值。四是通过开展文化课堂讲座、艺术鉴赏培训以及在媒体开辟文艺评论专栏等形式，有效提升百姓的文化品味。五是加大宣传，尤其要加大对文化品牌的广告宣传力度，重视文化形象包装，激发消费者旅游、购物、经商的热情，引导人们转变文化消费观念，提升生活文化内涵，释放文化消费新活力。
（三）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目的是完善文化消费的支撑平台，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进而帮助人们提升文化层次。同时，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原则，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广覆盖、高效能转变。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益性，它决定了必须建立起同政府财力相匹配、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投入保障机制。同时，还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通过资助项目、兴办实体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让服务多元化、社会化。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决定了必须坚持向城乡基层倾斜。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解决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要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契机，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交通建设等相互衔接，建设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四）细分文化市场需求，缩小城乡文化消费差异
化产业与新技术具有较低的融合度。文化产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依赖于技术的发展与融合，但是从我国文化产业的技术发展方面来看，我国文化产业技术水平总体不高，并且文化产业与新技术的融合度也较低，这对我国文化产业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产生了制约。由于文化产业具有信息密集、技术密集以及知识密集的特点，所以文化产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技术竞争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实现了文化产业与传媒汇流的融合，这种融合使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占据着优势地位，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文化企业创新能力具有着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文化产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国内文化体制、经营主体以及资金的影响而难以实现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有效融合。
二、文化产业企业创新力的培育与提升
(一)构建现代化的文化企业制度
文化企业的发展以及文化企业所发挥的支持作用与推动作用是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具备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文化企业能够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将文化产业的创新当作内在需求，这对于推动文化产业企业创新力的提升具有着重要意义。在文化产业企业发展过程中，文化体制的改革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完成:一是构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市场;二是推动文化体制的构建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突出体现在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其中拥有经营权的企业法人为企业的发展负责，而不用对拥有企业所有权的企业股东利益负责，无论是法人还是出资方，对企业所承担的都是有限责任，这种企业制度对于文化企业的发展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更具适应性。在文化行业逐渐转企改制的背景下，文化产业发展中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本支持，而这同时也导致了文化企业股东结构产生变化。在此过程中，文化企业有必要构建完善的法人制度，并让经营者具备充分的经营权利，避免使用行政权对文化企业的经营活动作出干涉，在此基础上，我国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企业才能够实现政企分开，并推动文化企业融入到竞争环境中，从而使文化企业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而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二)推动文化产业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市场发展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体现在市场发育有待成熟、文化产业所具有的事业性质有待弱化、市场主体规模有待扩大等。针对这些问题，我国文化单位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应当鼓励与提倡民营企业在文化产业市场中的参与，从而推动文化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文化产业市场体系。通过这种做法，我国文化产业市场能够形成较好的竞争环境，同时也可以依靠民营企业中的经营优势和技术优势来推动文化产业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另外，政府部门有必要重视文化产业企业创新力的提升，从制度方面确保文化产业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从而有效刺激各类资本加入文化产业市场竞争过程中，在提高文化产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提高我国文化产业企业所具有的市场竞争力。
(三)政府部门应当发挥重要作用
有学者对当前云南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作出分析，指出当前云南省要想建设成文化强省，其文化主体边缘化，缺乏优秀的文化人才是制约云南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的主要原因。相较之下，解决人才的问题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只要将人才的问题解决了解决文化主题边缘化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可能仅是时间上的问题。就目前而言，人才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专业的文化工作者，在城市由于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一些，这种专业、专职文化人才缺乏的现象还不严重，但是在农村地区，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不少乡镇的文化站中甚至都没有一个专职的工作人员。二是缺乏对文化工作者的培训与教育，一方面是由于不具备开展文化业务培训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关部门的带头作用没有发挥好，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文化工作人员业务能力低下，制约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建设。
二、促进云南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对策
1、强化政府责任
在云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政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得以建设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在建设过程中政府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鉴于此强化政府的职责对促进云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建设是十分有必要的，且重要的。首先，需要强化党委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建立完善的领导和工作机制，突出各级政府在公共文化建设中的领导、决策与管理职责；落实各个部门在建设中的职责，明确分工，真抓实干，促进有关措施的落实。其次，政府方面要积极转变自身的角色，准确定位自己为文化服务建设中的作用，理顺政府与社会、与市场、与文化单位之间的关系，促进文化服务建设向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形式的转变。
2、加大投资力度
首先，各级政府和有关单位应加强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云南省有关文化建设方面的文件精神的学习，充分认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思想要点，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真正的提上议事日程中来，编入财政预算中去，将其与经济发展和扶贫计划相挂钩，并将其作为政绩考评的重要依据，有效调动和激发有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促使有关政策逐渐向文化建设倾斜，使文化建设获得更多的投资。其次，为促进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财政部门也应给予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以足够的经费保证，尤其是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站等基层文化单位。另外鉴于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确保文化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有必要适当调高文化事业经费的增长幅度，同时有关方面也可通过出台相关的激励和优惠政策，鼓励对基层文化服务建设与社会公益性活动的投资与捐赠，从而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保障。
3、加强队伍建设
基于当前云南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人才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完善文化工作人员的选拔和竞争激励机制，制定出科学有效的人才选拔、任用、激励和评价制度，尊重文化人才的个性发展与需要，根据个人的工作能力以及岗位贡献、工作年限等合理制定薪酬标准，对于表现杰出有突出贡献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者应予以表彰宣传和一定的物质奖励，以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之中。第二，抓好队伍建设问题。加强对文化工作人员的宣传，强化其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搞好基层文化队伍建设；通过制定的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人才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的企业家投身到文化建设之中，造就出一批文化企业家。第三，加强对文化队伍的培训。当前文化队伍素质之所以难以得到提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只往文化建设中输人，缺少有培训，长期下来不仅留不住人，队伍的质量也会逐渐下降。因此，我们必须要完善公共文化人才培养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在强调理论与业务相结合的基础上，采取多种人才培养方式，从而切实提供公共文化人才队伍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为云南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发展提供人才上的保障与支持。
三、结语
中国社会主义科学院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研究员、广西浦北县文联韦志远副主席
孟冬和吉韵，文化正春天。2011年11月29日上午，浦北县四家班子领导组织浦北县县、镇、村三级有关部门和部分文艺骨干联合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召开“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浦北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座谈会”。会议由县委常委、副县长、宣传部长宋雁主持，县文化馆馆长容泽新，原教育局副局长陈克，原县文化局局长黄海，县文联副主席韦志远，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刘佳，县文化局局长夏玄新，县广播电视局局长阮鸿维，县教育局局长韦东文等在座谈会上进行了发言。在座谈会上，县委书记张建国作了重要的讲话，并且在座谈会上强调四点：第一：一定要理解和明确实现浦北大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目标、主题、措施、任务是什么，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浦北县的文化品牌、档次和水平；第二，一定要努力挖掘浦北县的文化人才资源，立足本身，为实现浦北县的大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第三，一定要围绕浦北县的“兴产业、扩县城、建交通”这个主题，围绕“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四以”原则，不断创作出浦北新时代充满朝气和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文艺精品；第三，一定要不断千方百计地想出如何能够不断向人民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食粮和科技含量高的文化产品；第四，一定要继续组织宣传文化战线的干部职工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努力在全县掀起学习精神的新高潮。为此，我还即兴诗一首：文化大繁荣，越州迎晓风。党心今永向，浦北满江红。在会议上，我也进行了《论文化》的发言：
最近，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推进中国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而如一股强劲的东方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960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
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泛概念，文化似乎无所不包，包罗万象。因此，对于文化这个东西，至今仍然还没有一个科学完整的科学概念。不过，《现代汉语词典》上是这样解释文化这个概念的：“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而网站上的资料是这样解析文化这个概念的：“文化是人的人格及其生态的状况反映。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也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是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有了人类社会才有文化，文化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由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类在地球空间和宇宙空间的一切活动以及客观事物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和产生的意识形态，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物质生活财富和文明，人类进步、高贵的人格、魅力和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都称之为文化。所以，笔者认为，文化如果从世界和地域上划分，应该包括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从历史的角度来划分，应该分为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从中国的现代文化来看，文化应该包括政治文化、军事文化、经济文化、外交文化、社会文化、科学文化、大众生活文化、生态自然环境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文化等等；从文化性质来看，文化包括先进文化和落后腐败的文化。所以，如果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文化，那些是先进的文化，那些是落后的文化，那就大相径庭的了。所以，特别是在现代世界多元文化共行并轨的前提下，辨别什么是先进的大文化、大繁荣和大发展最重要。
在21世纪公元2011年的今天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当代中国，文化确实需要在大改革中分辨出哪些是真正的先进文化，哪些是落后腐败的文化，然后才能够在扬弃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中科学地选择出先进文化，最后才能够大普及、大繁荣、大发展中国先进传统文化，并且能够和世界大文化大融合共发展。特别是作为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建立起了世界上纲领、理想、章程最先进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到现在已经有90周年的时间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应该都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怎么样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的传统先进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回答：2002年，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重要思想已经提出了当代中国大文化、大改革、大繁荣、大发展的前进方向、未来发展的规划和根本原则了。但是，在当今中国，中国共产党怎么样才能够科学地进行文化大改革、大繁荣、大发展而真正能够实现先进中国文化在中国大繁荣、大发展？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做到三个必须：
第一：必须要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地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先进文化成果，然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扬长避短的融合借鉴发展。如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现代经济、金融、企业经营管理、宇宙科学技术、先进的医学技术、先进的教育管理方法、先进的城市规划建设和城市建筑保护维修等等，这些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大力地普及推广。但是，外国的那些落后、封建、甚至是原始、奴隶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我们绝对不能够普及推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得出的结果便是南辕北辙的了。
第二，必须客观、历史、科学、全面地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古代文化；我们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我们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对于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文化，我们应该采取科学、严谨、认真、细致、客观的态度，采取毛泽东主席所说的的那样，对于去过历史的先进文化和外国得先进文化，我们必须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科学地、系统地、有计划地吸纳、继承和发展；而对于去过历史的落后文化，包括中国的和世界的，我们都必须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扬弃”。
第三，必须科学地辨别出和认识现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辨别和认识什么才真正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哪些才真正是当今中国先进文化中关键中的关键。这个问题，确实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命运、发展和能否站在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断崛起的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清醒头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辨出什么是中国的先进传统文化，做好先进大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科学长远规划，并且努力做到九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中国东方雄狮在沉睡中猛醒而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也只有这样，建设大繁荣、大发展、大文化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有希望。
1、在政治文化方面：必须要分辨出什么是当今中国的先进的政治文化。什么是政治？古人曾经这样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属敢不正？”；孙中山先生曾经这样说：“政，便是众人的事，治，便是把众人的事情管起来。”所以，当今中国，最先进的政治便是从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江泽民等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走向新时代，到现在的胡锦涛第四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必须要让那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不遗余力地、无条件地扶持还没有富起来的那部分地区和那大部分人！先富带后富，大家共同致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金光大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彻底克服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应该有的“贫富悬殊”的腐败没落的现象。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凡是贫富悬殊的矛盾激化到不可以调和的时候，都要引发战争而改朝换代。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好好地清醒清醒。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要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努力建设一个清正廉洁，公正廉明、高效科学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执政党。
2、在军事文化方面：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信息化装备建设，特别是要加强海军建设，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维护中国的领海稳定和绝对安全，要不惜代价地宁愿裁军20万或者是像是抗日战争时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样，也要把中国的海军装备跟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什么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钢铁产量踞首位的国家，到现在仍然没有造出十艘八艘的航空母舰的呢？这个就如当年曹刿论战那样，由肉食者谋之的了。同时，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和台湾省搞好母子关系，尽快和平统一台湾省，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的国共合作，现在咱们中国和平建设国家已经有62年的时间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够以“世界上最大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大的天空，比天空更大的是人的胸怀”抛弃前嫌，在“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中而努力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呢？如果我们能够早日和平统一台湾省，并且修通以条高速公路到金门岛到大牌澎湖列岛到台湾省，到那个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并且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生活水平都能够因之而明显提高，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何乐不为之的呢？同时，如果我们中国和平统一了台湾之后，那南海的问题便好解决多了。
3、在经济文化方面：必须要用历史的、客观的和长远的眼光，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主力军的作用，重塑工人队伍的崇高形象和在社会上的威信，努力使他们能够真正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同时，必须要全国经济文化一盘棋来科学考虑，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努力克服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有的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的腐败现象。如果咱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出现投资过猛而透支，并且出现通货膨胀、金融风暴危机四伏而不察觉得话，甚至贫富悬殊而比资本主义国家差别还大的话，那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吗？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贫富悬殊所带来的一切不堪设想的后果。因为贫富悬殊是战争的根源和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消灭贫富悬殊便是消灭战争和社会不稳定。
4、在外交文化方面：千万不要出现咱们强大的国家反而被弱小的国家所欺骗或者欺负，同时绝对不能够像中国近代史上的慈禧太后那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盟国之欢心”，如美国搞一次世界金融风暴便从中国卷走了几千亿美元的无底洞的债务。同时，要树起大国的尊严和威信，千万不要“赔了夫人又折兵”，人财威信道德皆掉而令国人尴尬！特别是在领土主权方面绝对来不得半点的含糊和让步。与此同时，中国必须要有像古代的蔺相如这样的外交人才，这样我们国家才不至于软弱无能而任人欺负。
5、在社会文化方面：要认真从古代的《察今》里的“守株待兔、缘木求鱼、刻舟求剑”的历史典故中得到启发教育，在与时俱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中大力弘扬中国的传统先进文化；在“四以”、“二为”和“三贴近”以及“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中创作出鼓舞人民群众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的优秀文艺作品。如中国的书法、诗联、戏剧、曲艺、中医、国画、剪纸、篆刻、武术、儒家学说的精华先进部分等都是中国的传统国学先进文化，我们必须要大力地继承、弘扬和发展，同时，要树立天地之良心和天地之正气，要让中华传统先进国学国粹文化站前排、唱主角。如，电影、电视、戏剧、曲艺、文学、舞蹈、音乐、摄影、美术、杂技、民间文艺、文艺理论等都必须在传统先进文化方面苦下功夫，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人民大众欢迎的、反映传统国学先进文化的优秀文艺作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启发人、教育人。又如，音乐方面如美声、通俗、民族戏剧的唱法相结合，创作出具有东西方特色而明显有东方特点的新的、更加优美高雅的演唱方法。与此同时，在大力普及高雅专业先进文化的同时，必须要大力普及推广先进的企业文化、军营文化、校园文化、机关文化、群众文化、社区文化、民间民族先进文化、收藏文化、体育文化、旅游文化、农村文化、都市文化、服装文化、建筑文化、商业文化、路桥文化、江河文化、山海文化、森林文化、自然文化、科学养生保健文化、科学餐饮文化、外国先进文化等。同时，对先进的、与时俱进的宗教文化也绝对不可忽视。
6、在科学文化方面，大力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理念、科学管理、科学决策、科学思维、科学指挥领导、科学生活等文化科学，一定要注重高新先进科技在大众文化生活中的普及推广和应用，如电脑、手机先进文艺的普及推广等，要让高新科技先进文艺媒体站前排、唱主角，要从纸张报刊文艺向电脑、手机、网络文艺过度，一定要加大对现代高新科技的文化传媒产品得投入和普及力度，并且纳入《科普法》来进行普及，以不断适应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真正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水平。同时，一定要认真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文化的影响力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生产力的意识，努力在与时俱进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想道路上科学发展，奋勇前进。
7、在大众生活文化方面：一定要注重民生文化的普及推广。如现在的中国，必须要彻底解决好住房、医疗卫生、高中、大学教育等基本的民生问题，同时，住房问题是解决民生问题最直接、最基本、最关键的大问题，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越性的最重要的体现。为什么新加坡能够实现人人有房住而实现了大诗人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梦想，而我们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把这个民生问题作为各级第一把手的民生工程的第一要务来抓，这个，即使是在毛泽东一穷二白的时代，干部、工人、教师、医生等都基本保证有房住。所以，这些民生工程必须要逐步走上公共服务体系，并且一定要作为各级党政部门一把手的第一要务和首要工程来抓，财政要扶持高中、大学的学费，努力能够实现公费，医疗大病能够实现公费治疗，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文化问题，以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这个，在毛泽东主席时代已经有了和好的经验可以学习的了。
8、在精神和意识形态文化方面：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始终不渝地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特别是全体的共产党员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不折不扣地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全体共产党员树立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崇高的理想和道德，努力创建人人和谐幸福、健康快乐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要大力宣传社会的公平良心和进一步弘扬天地之正气，大力普及廉政文化，要绝对让社会正气在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站前排、唱主角。要绝对反腐败文化，绝对不能够在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腐败的现象发生。
9、在生态自然环境文化方面，一定要树立保护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公共文化意识，要有长远的眼光和远景的发展规划，不要被急功近利和眼前的绳头小利所迷惑，要大力宣传普及推广预防自然灾害和疫情灾害的科学方法。如保护森林、保护生态环境等，这个课题，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都要把保护森林作为世界性的重要课题来抓，并且绝对作为各国元首的第一要务来抓。因为森林和植被是最有效保护地球恒温而有效保护地壳的变动而预防地震的发生，同时，森林也是大自然的保护神和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保护伞，更是预防自然灾害的大力神，所以，森林是牵涉到预防自然灾害、预防战争的有感战略的大问题。我们知道，在世界和中国的历史上，死最多的人不是战争，而是自然自然灾害和疫情灾害。所以，在世界上，特别是中国，一定要把森林作为中国环境保护和预防自然灾害的最重要的课题来抓，并且列入防治自然灾害的重要议事日程。各级林业部门一定要把森林的保护和森林的覆盖率作为本职部门的工作的根本宗旨和第一要务，千万要防止和绝对杜绝“林已分到户，何必去找党支部”的砍树可以自由自在、砍多少便多少的可怕现象发生。
关于对浦北县大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几点建议：
我们县文联作为县委、县政府联系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发展文艺事业的参谋和助手，并且是县委、县政府授予我们管理文学、书法、美术、摄影、诗词、对联、音乐、舞蹈、曲艺、戏剧、电影电视、民间文艺、奇石玉宝石、青少年文艺等协会工作的职能机构和人民团体。因此，从县文联这个角度，在这次座谈会上想提几点建议：
第一：必须要立足本身，培养浦北县拔尖的文艺人才，努力和全国文化先进县划上等号，如果浦北县作为全国文化先进县，不仅没有向各级输送文艺人才，反而要到外地请人才的话，那就证明我们浦北县没有文艺人才。所以，一定要注重文艺人才的教育培养。
第二．必须重视浦北县的文艺创作工作，重点扶持文艺创作拔尖人才，设立浦北县文艺创作重点项目基金，努力出精品、出人才。浦北县是钦州市的文艺创作强县，2010年曾经申报全区文艺创作先进县，后来由于没有创作基金而被合浦县拿去了。因此，文艺创作，我们浦北县可以说是零投入而高产出，所以，浦北县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扶持发展文艺创作，并且保证一年一度县政府的文艺奖励基金的到位。
第三、必须重点扶持发展浦北县的文化产业龙头项目，努力在大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抓住关键和重点。如电影、电视剧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形式，是文学艺术皇冠上的明珠，是利用高新科技可以全世界同步发行、同步播放、同步欣赏、群众最欢迎、手段最先进的现代化文艺媒体，是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人文效益的最科学、最生态环保的无烟工厂。西方发达国家仅仅电影电视局的产业便占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本人已经创作了10部电影电视剧，而且是具有浦北县的地方文化特色的剧本，因此，建议县委能够像兴业县一样，把电影、电视剧的创作列入议事日程，通过立项而作为引进投资项目企业来抓，形成浦北县的金招牌的龙头文化。
第四：必须明确浦北县的文化品牌。我认为，浦北县的龙头文化品牌，近期可以是“红椎林文化”。因为我们浦北县是全国最大的连片原始次生红椎林基地，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同时，浦北县发展红椎林林下经济已经在全国形成一定的影响和基础，全国林下经济工作会议在浦北县召开，其中红椎林最具潜力。因此，树立浦北县的“红椎林文化”品牌，以红椎林生态环保项目带动浦北县的龙头文化和林下经济企业的发展，这是一举两得和一箭三雕的好事情。同时，也可以是“越州文化”。
第五，必须统一、规范浦北县城的文艺活动，一般群众娱乐的文艺活动，原则上由社区和小江镇举办，代表县级水平的文艺活动才由县统一组织进行。同时，每年的节庆文化，搞一个主题，不要多，要一个节一个主题，并且有县级水平，甚至有市、省、全国的水平，这样才与全国先进文化县相称。
一、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经典范式及其演变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年轻一代对各领域事务的广泛参与，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青年”概念得以出现。美国芝加哥学派和英国伯明翰学派先后对青年亚文化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20世纪末以来，西方学界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在对以往的亚文化研究思路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后亚文化理论”的概念，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亚文化出现的新状况做出了回应。
1.芝加哥学派及其“规则－越轨”范式
芝加哥学派开创了越轨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E•帕克指导自己的博士生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对包括青少年犯罪亚文化在内的各类亚文化现象进行参与式研究，并用“社会解组”理论来解释都市亚文化群体产生的根源。1955年，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社会学家艾伯特•科恩提出了“问题解决”概念，认为下层阶级青少年的越轨行为是一种用以解决自己在社会中所面临的地位挫败问题的独特方式。芝加哥学派后期的重要人物霍华德•贝克尔在其1963年出版的《局外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标签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互动与博弈中对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建构过程，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强势群体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制造出各种规则，而正是这些规则给边缘群体本来无可厚非的行为贴上了“越轨”的标签。芝加哥学派从越轨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出发，围绕社会规则的建立以及解组展开研究，开创了亚文化研究的“规则－越轨”范式。这一范式涉及了越轨行为的动因、越轨人群的身份认同以及强势文化对越轨行为的塑造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对伯明翰学派及更晚近的亚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伯明翰学派及其“抵抗－收编”范式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几乎所有的英国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开创了具有政治实践旨向的文化研究事业，被称为“伯明翰学派”。他们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并融入了英国本土将具体文化现象置于社会历史之中进行考察的学术传统。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更是从欧陆哲学中吸取营养，将意识形态主体建构理论、文化霸权理论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等引入亚文化研究。将亚文化现象看做是边缘人对主流文化和霸权文化的抵抗是伯明翰学派的重要研究方法。其研究表明，亚文化抵抗是通过一种亚文化成员共同享有而又与主流文化迥然有别的“风格”来实现的。他们从阶级和权力的视角出发，努力从“风格”之中挖掘弱势青少年群体进行“仪式抵抗”的潜能。与“风格”相对应，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收编”。他们认为，亚文化抵抗的“风格”形成之后，处于支配地位的强势文化和利益集团便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遏制和收编。收编通常以两种途径进行:一是商品的方式，即把亚文化符号和风格转化为大量生产的商品，从而消解其先锋姿态和价值深度;二是意识形态的方式，即主流文化通过自己支配的媒介对边缘群体的“异常行为”重新加以界定，并贴上相应的标签。由此，我们可以将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思路概括为一种“抵抗－收编”范式。这一范式通过揭示抵抗的权力和阶级背景，抵抗所借用的“风格”及其实践策略，主流文化和强势媒体对亚文化风格的塑造与收编等方面，向我们呈现了战后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发生、发展的社会学机理，对我们研究今天的青年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极具开创性，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存在诸如对风格和抵抗的过分强调，对亚文化只采取了共时性的态度，缺乏历时性的分析，过多的强调了阶级等宏大结构的决定性等问题［1］(P10)。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语境中，人们开始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思路进行反思与修正，“后亚文化理论”应运而生。
3.世界新图景与后青年亚文化研究
我们知道，伯明翰学派曾经将“文化”和“阶级”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20世纪中后期的一系列变化却使这种稳固的关系发生了动摇。在思想政治领域，一度影响深远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政治在世界范围内日渐式微。一方面，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新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哲学逐渐在欧美盛行。这种政治经济思潮主张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从而从根本上冲击了阶级观念和阶级政治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在实践层面宣告了阶级政治的失败。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与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新的地域性文化的出现，使整个世界处在了全球性\地域性、世界性\民族性的多重张力之中。这些新变化促使文化学者们纷纷修正以往的阐释模式，以便把全新的现象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由于世界图景的如上变化，以往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思路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西方学界出现了“后亚文化研究”、“后亚文化理论”之类的提法，旨在阐释亚文化群体在繁复多变的新媒体时代和日益普泛的文化符号消费时代所产生的身份混杂现象。“后亚文化”研究吸收了朱迪斯•巴特勒的“表演”理论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各种新出现的亚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了“场景”、“部族”和“亚文化资本”等新范畴。“场景”一词最初是指音乐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所需要的现场位置，后来被威尔?斯特劳等人进行了严格的理论化，从而用来真实地描绘各类人群、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状态和一种变动的文化空间［2］(P18)。“部族”概念则是学者马弗索利针对青年亚文化成员身份的日益流动性所带来的“风格”对身份区隔作用的消失所提出，部族“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各种组织形式的僵化色彩，它更多的指某种气氛，某种精神状态，而且更适于那些偏爱外表和形式的生活方式来表现”［3］(P16)。萨拉•桑顿借鉴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而提出了“亚文化资本”概念。他认为，当某种风格成为青年们所推崇的“亚文化资本”的时候，便会催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文化产业链，而对这种文化产品的消费或被消费，便能够获得一种共通的品味感和文化归属感。“亚文化资本”向我们揭示了伯明翰学派的“风格”概念在消费时代的发展和变异，它淡化了“风格”的抵抗姿态，而呈现出与商业文化的共谋性。后青年亚文化理论对当前社会中青年亚文化所呈现出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的研究，显示了其思路的灵活性和非本质主义的包容性，这对于我们运用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资源考察更为广泛的当代文化实践具有启发意义。
二、从青年亚文化看青年艺术
1.同构与变异———青年文化、青年艺术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探讨
从字面上看“青年艺术”与“青年文化”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而自从伯明翰学派的霍尔等人用“青年亚文化”取代了“青年文化”的说法之后，这种边缘青年研究好像就和更为广泛的青年文化行为划清了界限。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西方学界对青年亚文化现象成因的不同阐释模式，结论就会有所改变。对于青年亚文化的生成机制，西方学界一直存在结构论和世代论两种分析模式。前者认为阶级、种族等社会结构在亚文化生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青年亚文化的产生是下层阶级青少年对父辈文化所面临问题的想象性解决，伯明翰学派正是从这一研究思路出发，明确提出了“青年亚文化”的说法以区别于笼统的“青年文化”概念。而后者强调不同代际的年龄差异所形成的代沟对青年亚文化产生带来的影响，从这一思路出发的研究表明，青年亚文化所揭示的问题或隐或显的存在于一切青年之中，强调青年人共同的行为模式。伯明翰学派的努力深入地揭示了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产生的阶级根源，但却又因为对阶级结构的过分强调，几乎将青年亚文化研究推向了本质主义的境地。实际上，在经过了后亚文化研究对以往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反思之后，任何本质主义的青年亚文化分析模式都不能令人满意。既有基于青年的年龄特点和行为模式的普遍动因，又有不同结构要素所决定的独特语境，可能更符合青年亚文化现象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也确实未对“青年文化”与“青年亚文化”进行截然区分，《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以及日本学者滨屿郎等编纂的《社会学小词典》都将“青年文化”定义为青年这一社会群体的亚文化［4］(P9)。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青年亚文化与青年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同构－变异”的关系。青年亚文化以一种更为具体和鲜明的方式，典型化的呈现出青年文化所共有的表意方式以及与主文化的互动模式，而这种表意方式和互动模式对于作为特殊青年文化形态的青年艺术同样具有阐释力。运用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青年艺术现象，将会为我们分析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演变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
2.从关注趣味到深入情境———青年亚文化视角的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我国艺术理论界对当代中国艺术形态的分析大都是围绕艺术家的创作原则及其所选择的美学趣味来展开的。孔新苗先生在其《“民族情怀”与当代艺术的实践景观》一文中就把当代中国艺术用主导趣味、学院趣味、大众趣味和先锋趣味四个层次进行概括［5］(P82－85)。这种划分从一种宏观的视野对当代艺术形态进行了理论归纳，并在当代艺术批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艺术形态的趣味划分模式日益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正如孔新苗先生指出的:“当代中国艺术创作所形成的多元趣味格局，是一种正发生着复杂变化的不稳定现象，显示了处于‘过程中’的特点。”［6］(P228)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艺术领域日趋多元的组织形式和愈加灵活的运作模式日益消融了以往四种趣味之间的清晰界限:一向以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为己任的主导趣味，在近年来陆续推出的国家及各省市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愈加显示了它广采博收、突破自我的包容品格;一些学院趣味的画家在各类商业性展事活动中频频亮相，反而学术性的展览、获奖倒成了他们推销自己的筹码，以前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精英主义面孔已不复存在;先锋艺术的变化更是值得玩味，2005年由吕胜中牵头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实验艺术专业(后改为实验艺术系)，以往作为先锋艺术主力军的实验艺术被正式纳入了学院教学模式之中。2009年11月，张晓刚、方力钧、曾梵志、岳敏君等先锋艺术的领军人物一同进入了新成立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摇身一变成为了这家官方机构的首席艺术家。诚然，当代艺术形态的趣味划分本来就是在美学定位的意义上使用，而并非在从属机构的角度对艺术作品或艺术家的归类。但是，随着时展，中国当代艺术格局日益走向多元，学院、先锋、主流等概念俨然已经抽象成为了一种身份标签和文化符号，学院趣味与学院已经没有了必然的联系，主导艺术主要是一些艺术家为了积累资本而完成的参展作品或政府定件，先锋姿态变得可以仅仅作为一种策略［7］(P103－106)，“大众”这一概念也不再能够清晰的传达它的所指。或许艺术趣味视角在对某一具体的艺术作品进行分析时仍然有效，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划分去界定与这一作品对应的艺术家，其阐释力度已经大打折扣。上述语境的转变，更加凸显了运用青年亚文化这一社会学视角，从“边缘－主流”、“年龄－代际”的维度切入当代艺术研究的现实意义。犹如后亚文化理论研究者提出“部族”概念来应对青年亚文化成员身份的流动所带来的“风格”对身份区隔作用的消失一样，“青年艺术”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我们在趣味界定方法的阐释力削弱之后，通过从一种更细致入微的视角，对艺术从业者的艺术经历、成长环境以及不同艺术家在特定语境中所选择的不同艺术策略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出不同时期中国当代艺术的演变机理与实践逻辑。
3.继承、借用、妥协、反叛———青年亚文化视角下艺术青年的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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