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试论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
一、选题的意义
进一步加强国家审计监督工作建设，提高政府资源合理使用效率，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保证。政府通过财政审计，规范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通过企业审计，揭露各种弄虚作假行为和重大违法违规问题，以及决策失误给企业所造成的损失浪费，维护国有财产安全；通过经济责任审计，提高干部队伍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审计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审计工作应适应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顺应审计工作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审计工作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审计工作实现自身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因此，对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及发挥作用的途径、方式；国家审计如何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等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显得非常必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就有学者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使日本学者开始重视日本的生存空间和经济安全问题。最早使用经济安全这一概念的官方报告是1980年日本政府出台的《国家综合安全报告》，该报告中经济安全被视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80年代，美日两国学者相继出版了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学术专著和研究报告。直到90年代，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才引起国际政界要人、战略专家的关注，此时，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逐渐融入到很多主权国家的国家战略或政府政策之中。
有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维持那些有利于促进资本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从而维持一国公民较高的生活水平，维持一个对创新和国内外投资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益的环境所必须的条件；另一种观点强调，国家经济安全是本国经济不受外国严重剥夺的威胁，也即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其他任何国家使用经济等手段进行操纵的状态。相反，经济不安全就是易于受到其他国家侵略或伤害的状态。这部分学者认为，如果说国家安全指的是保护本国免受外国暴力威胁和伤害，那么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保护本国经济使其免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和伤害。
此外，左根和阿什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地区间收入差距、乡村向城市移民、大量失业、社会稳定、粮食短缺、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他们研究了中国政府的自给自足政策和有效治理在经济安全中的极端重要性。两位学者认为，经济安全的核心不仅包括有效的商品、金融和劳动市场，还需要良好的工业结构和有效的规制制度。
国内：左敏(2011)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审计的现实目标。本文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和体现形式入手，深入分析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局限，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应按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重新定位审计工作的方向和着力点，即以落实权力主体经济责任为主攻方向，强化对公共资源整体性的监督，保障公共资源安全；强化对公共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权力运行安全；强化对公共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管理安全；强化对国际竞争引致公共风险的监督，保障宏观经济安全。刘博，安广实(201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并长期关注的问题。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予以梳理和总结，并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内容和领域进行了展望。雷家骕(200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核心领域应包括战略资源和能源供给利益、产业生存与发展利益、金融系统运行与发展利益以及财政收支与运行利益四大方面；而国家经济安全相关领域包括科技发展、信息安全、生态环境、社会稳定性、公共安全、周边事态、国际关系七大主要方面。王梓薇(2008)认为针对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研究的不足，文章以理论与实践为主线，就国家经济安全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归纳了国外学者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主要进展，以及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相关研究。乔瑞红(2009)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政府审计只有把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为首要任务，才能有深度、有高度。本文论述了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阐述了两者关系，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途径。
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2009)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的职责所在。政府审计应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国家重点行业的运行、国家金融安全、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监督、预警和服务作用。政府审计应贯彻全面审计与专项调查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以审计信息、审计报告为载体，实现审计功能结构的调整变革，保持国民经济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廖义刚，韩洪灵，陈汉文(2008)认为政府审计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有着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性质。本文以洛克、奥尔森和巴泽尔的国家理论模型为基础，从本源上追溯了不同国家形态下政府审计的职能及相关特征差异，并给出内在逻辑一致的解说。本文的结论将为我国政府审计的发展战略作出合理安排提供一个得以支撑的思想框架和较坚实的理论基础。王世谊，刘颖(2009)认为政府审计在促进国家经济安全运行中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监控作用、预警作用和保护作用。政府审计发挥作用途径主要包括：增强排险功能、规范功能、促进功能、免疫系统功能和守护功能。政府审计发挥作用主要方式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审计人员综合素质为支撑，以探索创新精神为动力。蔡春，李江涛，刘更新(2009)认为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引起了高度关注。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审计历史层面、理论层面、法律层面、国际经验层面以及现实层面五个方面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从基本层次与衍生层次两方面剖析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机理，并从创新审计模式与构建经济安全审计预警系统两方面探讨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问题。官银(2010)认为政府审计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方式，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对实现经济调整、政策执行具有监督职责和预警作用，可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性资金的绩效管理、维护国家财政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可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实施。因此，政府审计应创新审计理念，构建审计预警机制，实施绩效审计，建立健全问责机制，确保经济运行质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汤小莉，逯颖(2011)认为政府审计是公共财产的卫士；它的特殊的身份，使它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审计也在不断拓宽审计监督范围的边界，正朝着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向延伸。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国家经济安全审计评估报告、制定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标准等方式建立国家经济安全审计监测预警机制，从而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作用。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于国家经济安全这一研究是一脉相承的，首先都肯定了一国维护经济平稳运行、保证基本福利水平，使其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威胁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国家经济安全还需要在有效保障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合作以及获取收益的能力。
三、框架结构
第一部分：简述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通过定义，引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对国家审计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进行一个简要的描述。
第二部分：介绍国家审计与国家安全经济的关系，简要分析了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第三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对国家审计的几个主要作用分条简述，为下文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打下铺垫。
第四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路径选择，对国家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式方法分条描述，进行总结性的归纳整理。
四、进度安排
1月5日前在广泛搜集和阅读相关资料的前提下完成开题报告
1月6日至2月28日完成论文初稿
3月1日至4月30日完成修改稿
5月中下旬定稿并提交相关资料
五、参考文献
[1]宋常.“免疫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国家审计[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1)：4-11
[2]左敏.国家审计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11.(4)：8-13
[3]杨建荣.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一个基于新兴古典理论和公共受托责任的分析[J]，审计研究，2009.(05)：9-11
[4]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1)：95-99
[5]乔瑞红.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关系[J]，现代财经，2009.(06)：68-71
[6]官银.政府审计：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11)：11-12
[7]张维.国家审计、风险管理与经济安全[J].学术论坛，2011.(11)：107-111
[8]李健，冯均科，侯兴国，曹广明.政府审计监督与国家经济安全[J]，现代审计与经济，2009.(05)：7-9
[9]刘博，安广实.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综述与展望[J]，财会月刊，2010.(18)：71-72
[10]刘成立.政府审计“杀毒”功能与国家经济安全[J]，财会月刊，2010.(27)：66-68
[11]蔡春，李江涛，刘更新.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作用机理及路径选择[J]，审计研究，2009.(04)：7-11
[12]张庆龙，谢志华.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09.(4)：12-16
[13]王梓薇.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J]，生产力研究，2008.(23)：165-167
论文题目：试论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
一、选题的意义
进一步加强国家审计监督工作建设，提高政府资源合理使用效率，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保证。政府通过财政审计，规范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通过企业审计，揭露各种弄虚作假行为和重大违法违规问题，以及决策失误给企业所造成的损失浪费，维护国有财产安全；通过经济责任审计，提高干部队伍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审计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审计工作应适应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顺应审计工作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审计工作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审计工作实现自身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因此，对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及发挥作用的途径、方式；国家审计如何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等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显得非常必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就有学者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使日本学者开始重视日本的生存空间和经济安全问题。最早使用经济安全这一概念的官方报告是1980年日本政府出台的《国家综合安全报告》，该报告中经济安全被视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80年代，美日两国学者相继出版了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学术专著和研究报告。直到90年代，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才引起国际政界要人、战略专家的关注，此时，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逐渐融入到很多主权国家的国家战略或政府政策之中。
有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维持那些有利于促进资本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从而维持一国公民较高的生活水平，维持一个对创新和国内外投资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益的环境所必须的条件；另一种观点强调，国家经济安全是本国经济不受外国严重剥夺的威胁，也即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其他任何国家使用经济等手段进行操纵的状态。相反，经济不安全就是易于受到其他国家侵略或伤害的状态。这部分学者认为，如果说国家安全指的是保护本国免受外国暴力威胁和伤害，那么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保护本国经济使其免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和伤害。
此外，左根和阿什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地区间收入差距、乡村向城市移民、大量失业、社会稳定、粮食短缺、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他们研究了中国政府的自给自足政策和有效治理在经济安全中的极端重要性。两位学者认为，经济安全的核心不仅包括有效的商品、金融和劳动市场，还需要良好的工业结构和有效的规制制度。
国内：左敏(2011)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审计的现实目标。本文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和体现形式入手，深入分析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局限，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应按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重新定位审计工作的方向和着力点，即以落实权力主体经济责任为主攻方向，强化对公共资源整体性的监督，保障公共资源安全；强化对公共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权力运行安全；强化对公共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管理安全；强化对国际竞争引致公共风险的监督，保障宏观经济安全。刘博，安广实(201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并长期关注的问题。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予以梳理和总结，并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内容和领域进行了展望。雷家骕(200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核心领域应包括战略资源和能源供给利益、产业生存与发展利益、金融系统运行与发展利益以及财政收支与运行利益四大方面；而国家经济安全相关领域包括科技发展、信息安全、生态环境、社会稳定性、公共安全、周边事态、国际关系七大主要方面。王梓薇(2008)认为针对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研究的不足，文章以理论与实践为主线，就国家经济安全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归纳了国外学者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主要进展，以及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相关研究。乔瑞红(2009)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政府审计只有把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为首要任务，才能有深度、有高度。本文论述了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阐述了两者关系，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途径。
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2009)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的职责所在。政府审计应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国家重点行业的运行、国家金融安全、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监督、预警和服务作用。政府审计应贯彻全面审计与专项调查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以审计信息、审计报告为载体，实现审计功能结构的调整变革，保持国民经济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廖义刚，韩洪灵，陈汉文(2008)认为政府审计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有着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性质。本文以洛克、奥尔森和巴泽尔的国家理论模型为基础，从本源上追溯了不同国家形态下政府审计的职能及相关特征差异，并给出内在逻辑一致的解说。本文的结论将为我国政府审计的发展战略作出合理安排提供一个得以支撑的思想框架和较坚实的理论基础。王世谊，刘颖(2009)认为政府审计在促进国家经济安全运行中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监控作用、预警作用和保护作用。政府审计发挥作用途径主要包括：增强排险功能、规范功能、促进功能、免疫系统功能和守护功能。政府审计发挥作用主要方式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审计人员综合素质为支撑，以探索创新精神为动力。蔡春，李江涛，刘更新(2009)认为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引起了高度关注。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审计历史层面、理论层面、法律层面、国际经验层面以及现实层面五个方面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从基本层次与衍生层次两方面剖析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机理，并从创新审计模式与构建经济安全审计预警系统两方面探讨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问题。官银(2010)认为政府审计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方式，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对实现经济调整、政策执行具有监督职责和预警作用，可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性资金的绩效管理、维护国家财政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可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实施。因此，政府审计应创新审计理念，构建审计预警机制，实施绩效审计，建立健全问责机制，确保经济运行质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汤小莉，逯颖(2011)认为政府审计是公共财产的卫士；它的特殊的身份，使它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审计也在不断拓宽审计监督范围的边界，正朝着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向延伸。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国家经济安全审计评估报告、制定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标准等方式建立国家经济安全审计监测预警机制，从而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作用。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于国家经济安全这一研究是一脉相承的，首先都肯定了一国维护经济平稳运行、保证基本福利水平，使其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威胁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国家经济安全还需要在有效保障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合作以及获取收益的能力。
三、框架结构
第一部分：简述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通过定义，引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对国家审计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进行一个简要的描述。
第二部分：介绍国家审计与国家安全经济的关系，简要分析了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第三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对国家审计的几个主要作用分条简述，为下文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打下铺垫。
第四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路径选择，对国家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式方法分条描述，进行总结性的归纳整理。
四、进度安排
1月5日前在广泛搜集和阅读相关资料的前提下完成开题报告
1月6日至2月28日完成论文初稿
3月1日至4月30日完成修改稿
5月中下旬定稿并提交相关资料
五、参考文献
[1]宋常.“免疫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国家审计[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1)：4-11
[2]左敏.国家审计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11.(4)：8-13
[3]杨建荣.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一个基于新兴古典理论和公共受托责任的分析[J]，审计研究，2009.(05)：9-11
[4]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1)：95-99
[5]乔瑞红.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关系[J]，现代财经，2009.(06)：68-71
[6]官银.政府审计：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11)：11-12
[7]张维.国家审计、风险管理与经济安全[J].学术论坛，2011.(11)：107-111
[8]李健，冯均科，侯兴国，曹广明.政府审计监督与国家经济安全[J]，现代审计与经济，2009.(05)：7-9
[9]刘博，安广实.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综述与展望[J]，财会月刊，2010.(18)：71-72
[10]刘成立.政府审计“杀毒”功能与国家经济安全[J]，财会月刊，2010.(27)：66-68
[11]蔡春，李江涛，刘更新.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作用机理及路径选择[J]，审计研究，2009.(04)：7-11
[12]张庆龙，谢志华.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09.(4)：12-16
[13]王梓薇.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J]，生产力研究，2008.(23)：165-167
论文题目：试论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
一、选题的意义
进一步加强国家审计监督工作建设，提高政府资源合理使用效率，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保证。政府通过财政审计，规范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通过企业审计，揭露各种弄虚作假行为和重大违法违规问题，以及决策失误给企业所造成的损失浪费，维护国有财产安全；通过经济责任审计，提高干部队伍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审计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审计工作应适应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顺应审计工作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审计工作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审计工作实现自身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因此，对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及发挥作用的途径、方式；国家审计如何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等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显得非常必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就有学者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使日本学者开始重视日本的生存空间和经济安全问题。最早使用经济安全这一概念的官方报告是1980年日本政府出台的《国家综合安全报告》，该报告中经济安全被视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80年代，美日两国学者相继出版了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学术专著和研究报告。直到90年代，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才引起国际政界要人、战略专家的关注，此时，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逐渐融入到很多主权国家的国家战略或政府政策之中。
有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维持那些有利于促进资本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从而维持一国公民较高的生活水平，维持一个对创新和国内外投资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益的环境所必须的条件；另一种观点强调，国家经济安全是本国经济不受外国严重剥夺的威胁，也即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其他任何国家使用经济等手段进行操纵的状态。相反，经济不安全就是易于受到其他国家侵略或伤害的状态。这部分学者认为，如果说国家安全指的是保护本国免受外国暴力威胁和伤害，那么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保护本国经济使其免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和伤害。
此外，左根和阿什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地区间收入差距、乡村向城市移民、大量失业、社会稳定、粮食短缺、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他们研究了中国政府的自给自足政策和有效治理在经济安全中的极端重要性。两位学者认为，经济安全的核心不仅包括有效的商品、金融和劳动市场，还需要良好的工业结构和有效的规制制度。
国内：左敏(2011)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审计的现实目标。本文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和体现形式入手，深入分析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局限，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应按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重新定位审计工作的方向和着力点，即以落实权力主体经济责任为主攻方向，强化对公共资源整体性的监督，保障公共资源安全；强化对公共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权力运行安全；强化对公共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管理安全；强化对国际竞争引致公共风险的监督，保障宏观经济安全。刘博，安广实(201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并长期关注的问题。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予以梳理和总结，并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内容和领域进行了展望。雷家骕(200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核心领域应包括战略资源和能源供给利益、产业生存与发展利益、金融系统运行与发展利益以及财政收支与运行利益四大方面；而国家经济安全相关领域包括科技发展、信息安全、生态环境、社会稳定性、公共安全、周边事态、国际关系七大主要方面。王梓薇(2008)认为针对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研究的不足，文章以理论与实践为主线，就国家经济安全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归纳了国外学者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主要进展，以及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相关研究。乔瑞红(2009)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政府审计只有把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为首要任务，才能有深度、有高度。本文论述了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阐述了两者关系，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途径。
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2009)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的职责所在。政府审计应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国家重点行业的运行、国家金融安全、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监督、预警和服务作用。政府审计应贯彻全面审计与专项调查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以审计信息、审计报告为载体，实现审计功能结构的调整变革，保持国民经济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廖义刚，韩洪灵，陈汉文(2008)认为政府审计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有着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性质。本文以洛克、奥尔森和巴泽尔的国家理论模型为基础，从本源上追溯了不同国家形态下政府审计的职能及相关特征差异，并给出内在逻辑一致的解说。本文的结论将为我国政府审计的发展战略作出合理安排提供一个得以支撑的思想框架和较坚实的理论基础。王世谊，刘颖(2009)认为政府审计在促进国家经济安全运行中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监控作用、预警作用和保护作用。政府审计发挥作用途径主要包括：增强排险功能、规范功能、促进功能、免疫系统功能和守护功能。政府审计发挥作用主要方式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审计人员综合素质为支撑，以探索创新精神为动力。蔡春，李江涛，刘更新(2009)认为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引起了高度关注。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审计历史层面、理论层面、法律层面、国际经验层面以及现实层面五个方面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从基本层次与衍生层次两方面剖析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机理，并从创新审计模式与构建经济安全审计预警系统两方面探讨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问题。官银(2010)认为政府审计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方式，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对实现经济调整、政策执行具有监督职责和预警作用，可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性资金的绩效管理、维护国家财政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可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实施。因此，政府审计应创新审计理念，构建审计预警机制，实施绩效审计，建立健全问责机制，确保经济运行质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汤小莉，逯颖(2011)认为政府审计是公共财产的卫士；它的特殊的身份，使它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审计也在不断拓宽审计监督范围的边界，正朝着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向延伸。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国家经济安全审计评估报告、制定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标准等方式建立国家经济安全审计监测预警机制，从而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作用。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于国家经济安全这一研究是一脉相承的，首先都肯定了一国维护经济平稳运行、保证基本福利水平，使其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威胁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国家经济安全还需要在有效保障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合作以及获取收益的能力。
三、框架结构
第一部分：简述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通过定义，引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对国家审计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进行一个简要的描述。
第二部分：介绍国家审计与国家安全经济的关系，简要分析了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第三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对国家审计的几个主要作用分条简述，为下文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打下铺垫。
第四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路径选择，对国家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式方法分条描述，进行总结性的归纳整理。
四、进度安排
1月5日前在广泛搜集和阅读相关资料的前提下完成开题报告
1月6日至2月28日完成论文初稿
3月1日至4月30日完成修改稿
5月中下旬定稿并提交相关资料
五、参考文献
[1]宋常.“免疫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国家审计[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1)：4-11
[2]左敏.国家审计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11.(4)：8-13
[3]杨建荣.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一个基于新兴古典理论和公共受托责任的分析[J]，审计研究，2009.(05)：9-11
[4]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1)：95-99
[5]乔瑞红.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关系[J]，现代财经，2009.(06)：68-71
[6]官银.政府审计：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11)：11-12
[7]张维.国家审计、风险管理与经济安全[J].学术论坛，2011.(11)：107-111
[8]李健，冯均科，侯兴国，曹广明.政府审计监督与国家经济安全[J]，现代审计与经济，2009.(05)：7-9
[9]刘博，安广实.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综述与展望[J]，财会月刊，2010.(18)：71-72
[10]刘成立.政府审计“杀毒”功能与国家经济安全[J]，财会月刊，2010.(27)：66-68
[11]蔡春，李江涛，刘更新.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作用机理及路径选择[J]，审计研究，2009.(04)：7-11
[12]张庆龙，谢志华.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09.(4)：12-16
[13]王梓薇.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J]，生产力研究，2008.(23)：165-167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 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主权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 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关键词：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全球化管理；战略思考
中图分类号：DF96文献标识码：A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各种国际经济体系与制度的总和，是使世界经济作为有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有规律地发展与变化的运行机制；其建立和变迁，取决于国际社会各类成员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实力对比。参见：陈安教授所著《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收辑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134页；其修订文本发表于《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第3-18页。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主导和控制下建立起来的，首先体现的是美欧工业国家的利益和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迅速，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的经济不仅增长乏力，而且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等种种危机。 然而，国际经济秩序却没有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改革，发达国家继续掌控着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竭力维持国际经济旧秩序，发展中国家被严重地边缘化。
长期以来，陈安教授致力于国际经济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高度关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完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陈安教授于2008年八十大寿之际，出版大型学术专著《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共分五卷；其后又在2009年和2010年连续发表了《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等系列论文四篇（简称《四论》）《四论》指陈安教授的四篇系列论文：《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简称《一论》），发表于《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旗帜鲜明地确立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兼论与时俱进，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对外28字方针”》（简称《二论》），发表于《国际经济法学刊》2009年第16卷第3期；《三论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匹兹堡发韧之路”走向何方——G20南北合作新平台的待解之谜以及“守法”与“变法”等理念碰撞》（简称《三论》），发表于《国际经济法学刊》2009年第16卷第4期；《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法理断想：简论WTO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简称《四论》），发表于《现代法学》2010年第6期。，从国际经济法学的角度，分析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特点，指出在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强权国家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与贫弱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矛盾，即南北矛盾。南北矛盾冲突的焦点和实质，是全球财富的国际再分配，而新、旧国际经济秩序的根本分野，则在于全球财富国际再分配之公平与否。参见：陈安教授所著《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载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我国应该旗帜鲜明地、积极地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变法图强”,“通过BRICSM类型的‘南南联合’群体”［1］， 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陈安教授一系列独特的战略思想和政策建议，喊出了与时俱进、变法图强的最强音，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一、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存在严重的缺陷
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体现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有关协定和组织管理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成为这些组织的“所有者”、操控者和经营者，享受着特殊的权利和利益［2］。 在过去的60多年中，国际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国际经济管理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西方国家主导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本质没有改变，体现为发达国家的“制度霸权”和“话语优势”，严重地忽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发达国家“制度霸权”最明显也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人事权和决策权，美欧国家不仅始终控制着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职位，而且在决策程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以IMF为例，IMF实行加权投票表决制，投票权由两部分组成，每个成员国都有250票的基本投票权和一定份额的加权投票权。因为基本投票权各国都一样，在实际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加权投票权。最近几年，虽然IMF酝酿改革，希望增加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但是美国仍然占有约17%的投票权。按照IMF，重大议题表决需要85％以上的多数票才能通过，因此，美国具有绝对否决权。陈安教授将此等制度设计评价为“它使寥寥几个西方发达大国和强国加在一起，就可以操纵全球性重大经济事务的决策……，众多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决策体制下，往往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一是被迫签字‘画押’，吞下苦果；另一是被迫退出困境，自行孤立。”［3］
除了拥有“制度霸权”以外，发达国家还拥有强势的话语体系，通过鼓吹和宣扬有利于自身的价值观念来维持现行国际经济秩序。2004年，在美国学界和政界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约瑟夫·奈发表了《软实力与美国外交政策》，他认为“软实力”的核心为一国文化的吸引力、价值观念和政策，并指出“当我们［美国］的政策在他人看来具有合法性时，我们的软实力就会得到加强”［4］，其实质即为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软实力是一种隐形力量，其作用是潜在的，但危害不可小视。陈安教授在其《一论》中，对这种西方主导的话语权进行了精彩的分析。
其实，这种价值观念的输出在西方早就存在，在美国战略界，如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提出了“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取决于一个占绝对优势的霸权国的存在［5］；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罗伯特·基欧汉提出了由美国操控的国际制度能降低合作成本、促进合作的观点［6］，等等。由于美国占据学术研究的中心，这些思想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非常大。这些思想的潜台词，就是让发展中国家“自愿”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借用陈安教授的话，就是让发展中国家自觉“守法”而不去“变法图强”。在国际经济领域，此类思想更是层出不穷，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等等。“它们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新的有益思考，却也造成了某些新的思想混乱。”参见：《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120页。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为例，它突出宣扬的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诺姆·乔姆斯基曾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的，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奉行的教条是自由化、私有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本质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服务”参见：《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121页。，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华盛顿共识”曾在拉美国家盛行，以阿根廷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自由化与市场开放，结果在国际游资和国内问题的双重打击下，金融崩溃，政府，社会动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国家制造的悲剧，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缄默了。”［7］
在鼓吹和推行所谓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同时，发达国家还不遗余力地攻击发展中国家的自我保护措施，将其贬斥为“经济民族主义乱序”。“‘经济民族主义乱序’论的实质和效应则在于以莫须有的‘罪名’，力图迫使国际弱势群体离开原定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奋斗目标。”参见：《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130页。其实，南方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北方发达国家试图以各种“迷惑人心的口号”冲破限制和掠夺财富时，完全有理由保护自己，这一点是理直气壮和合情合理的，在西方发达大国的强势话语影响之下，切不可自先气短、自乱阵脚。陈安教授明确指出，“全球弱势群体对此类含有精神鸦片或精神枷锁毒素的理论，亟宜全面深入剖析，不宜贸然全盘接受。”［1］79-80
国际贸易领域的情况完全与此类似。长期以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虽然在规范和稳定国际贸易秩序、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却严重忽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国际贸易规则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的操纵下制定的，首先体现的必然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后来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关贸总协定增加了一些给予发展中国家差别待遇或优惠的条款。可是这些条款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是形同虚设，基本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世贸组织成立以来，主要受益者仍然是发达国家，那些看似平等的贸易条款所带来的利益仍然是不平等的。那么，多哈回合是不是真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答案仍然是“NO”。许多专家学者都怀疑多哈回合究竟是把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为谈判的实质内容，还是作为吸引发展中国家参与谈判的诱饵。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就曾经说过，“把多哈回合说成是‘发展回合’，只是一种乔装打扮而已。”［8］
面对拥有“制度霸权”和“话语优势”的发达国家，面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弱势国家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是“韬光养晦”，去满足于“搭乘全球化的便车”实现一定程度的发展，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作为”，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平合理？陈安教授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中国人理应与时俱进，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理应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积极推手［1］80。
二、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不能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形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形势，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已经成为当前世界走出危机、重振经济的当务之急与必然选择。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条件，主要表现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在不断增强，而发达国家却面临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当今国际经济格局最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一些新兴经济国家出现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开始发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声音。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来看，发达国家虽然在经济总量上仍然占有显著优势，但其经济增长速度却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高盛公司曾经预测，“到2018 年‘金砖四国’和美国占全球GDP 的比例将同为25%；而到2050 年四国将一同跻身全球六大经济体之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50%。”［10］ 有些学者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名副其实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在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同时，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路径。”［10］
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增长乏力，而且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等种种危机。西方G7国家的债务持续走高，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1倍，比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出3到4倍。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1.美国2011年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近1.3万亿美元，累计债务高达14.8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国家的债务问题更加严重，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相继出现债务危机，不仅威胁着欧元区的经济稳定，而且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很多全球性问题仅靠西方国家早已不能解决，诸如国际能源安全、全球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等等。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G7首脑峰会转为G20峰会，就是对这种情况变化的调整，为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机会。最近G20戛纳峰会所关注的主要议题，如解决经济失衡、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全球货币体系、改进全球监管治理等，都涉及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改进。中国国家主席在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充分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继续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创造良好制度环境。”《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的讲话》（资料来源：finance.省略/2011/11/04054211487860.shtml；访问日期：2011-11-23）。
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过程中，既得利益的大国与贫弱的国家之间，围绕国际经济制度设计和规则制定的斗争是非常复杂的，斗争的焦点是全球资源和财富的国际再分配。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全球资源和财富的国际再分配必然是不公平的。无论是分工还是交换，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这正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问题。“从根本上看，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充分发展，使世界范围内有效需求增长未能跟上生产力发展步伐。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源占有失衡，财富分配不公，发展机会不均，形成‘越不发展越落后，越落后就越难发展’的恶性循环，最终制约了世界经济持久稳定增长。”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的讲话》（资料来源：news.省略/world/2011-11/04/c_122235131.htm；访问日期：2011-11-03）。
面对不合理的旧秩序及其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问题，思变求新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发达国家占据技术优势、制度优势和话语优势，向它们争取平等合理的发展机会，难度很大。面对当代国际社会“南弱北强”、实力悬殊的战略态势，面对国际强权国家集团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已经形成的“霸业”格局和“反变法”阻力，国际弱势群体要求“变法”图强，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1］66-67。只有不断争取，才会获得权益，而不是靠施舍。陈安教授通过分析南北关系，总结为螺旋式上升的“6C轨迹”或“6C律”表明，这一过程虽然是曲折的，但成果还是显著的。陈安教授对南北经济谈判过程与效果进行的系统分析，可参见：《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载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479-506页。 “6C轨迹”是指在南北合作曲折行进的过程中，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律规范的破旧立新、新旧更替，势必循着螺旋式上升，即Contradiction（矛盾）Conflict（冲突或交锋）Consultation（磋商）Compromise（妥协）Cooperation（合作）Coordination（协调）New Contradiction（新的矛盾），逐步实现［11］。 弱势国家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当然，机会总是与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国家也面临很多国内外的问题和挑战。首先，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很难撼动，“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时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12］。其次，发达国家的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在短期内很难解决，必将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这又不可避免地加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债权安全与金融风险。美国的债务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而且是全球持有美债的债权人所担心的问题，必须警惕发达国家转嫁危机的风险。当然，还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等其他问题，危机带来机遇，但危机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与风险，我们也须时刻加以注意。
G20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平合理方向变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陈安教授通过对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和匹兹堡峰会前后的重要国际会议的分析，认为“‘匹兹堡发轫之路’之‘新’值得重视，就在于它强调和指定历时整整10年的G20南北对话机制，应当从非正式机制开始转轨成为正式的、常规的、主要的机制，从而很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南南联合自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新转折和新起点。”［13］ 但是，“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看，全球公众却同时理应继续保持清醒头脑和敏锐目光，预测‘匹兹堡发轫之路’今后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前景：时过境迁，强权发达国家之‘信誓旦旦’迅即转化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一纸空头支票”［13］1-29，而这个“空头支票”却有可能为发达国家换来大量的利益。
三、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的战略思考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事务中，我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越来越多。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不仅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而且体系中有些条款本身就是用来牵制或限制中国发展的。中国拥有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在世界上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全面准确地把握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动因和趋势，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济全球化管理，不仅是维持并进一步开创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国际环境的需要，而且也是满足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需要。
“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五分之一。人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贫困，说明当今世界是不公平、不和谐的，也注定是不稳定的。”《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资料来源：news.省略/world/2008-09/26/content_10112612.htm；访问日期：2011-12-23）。物不平则鸣，人亦然。 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面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既是全球弱势群体的一员，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积极参与和努力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应属当仁不让，责无旁贷。”［1］80
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流行也最为荒谬的说法，是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即中国享受了美国霸权提供的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带来的发展机遇，享受了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搭了美国的便车”［14］。因此，中国现在不是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而是要主动承担更多的义务，为现行国际体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帮助美国维持现状。事实上，中国不是“搭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便车”，而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陈安教授提出，面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大势所趋，“中国的自我战略定位理应一如既往，继续是旗帜鲜明的积极推动者之一，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者之一。不宜只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改良者’、南北矛盾的‘协调者’。”［1］80为此，必须处理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处理好“守法适法”与“变法图强”的关系。
首先，“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陈安教授明确提出应与时俱进，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并且批评了中国只应明哲保身、自顾自己发展、不顾外部是非的倾向。邓小平在提出“韬光养晦”的同时，一直坚持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坚持要“有所作为”。陈安教授也批评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已经式微，而中国应融入“蓬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观点源于美国学界，目的是“瓦解南南合作的坚定信心和不懈实践，从而步步为营，维护少数经济强权国家在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国际经济现有‘游戏规则’下的既得利益。”［1］67陈安教授的分析鞭辟入里，引人深思，事实也正是如此。“韬光养晦”不是目的，坚持“韬光养晦”是为了“有所作为”，决不能为了“韬光养晦”而“韬光养晦”，不能无原则地“软弱退让”，更不能掉进西方的“话语陷阱”，结果被洗脑而跟着西方的战略走。在奉行“强者为王”原则且竞争激烈的国际经济领域，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只有通过争取才会得到保障，而不是简单地去追随强者，靠施舍绝不会自主，更不会长久。
其次，“守法适法”与“变法图强”的关系。陈安教授认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必须力行法治，但是从法理角度看，在当代国际经济法的“立法”过程中，决策权力的国际分配存在着严重不公。强者拥有 “游戏规则”的制订权，必然造成全球财富的国际分配严重不公，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法是巩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变革旧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要求改变、改革现存的有关“立法”，就是要求“变法”［3］116。当然，“变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先“适应”和“守法”，在“适应”和“守法”的实践检验中，不断加深认识。熟悉游戏规则，使其“为我所用”，同时“又立足于国际弱势群体的共同权益，进行检验和判断，明辨其是非臧否，思考其变革方向。”［3］119当然，向强势国家争取“变法图强”，免不了道路曲折反复，“但势必与时俱进，前景光明。”［3］120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的增长，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重视来自中国的声音，希望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济全球化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国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地位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总体来说是一件好事。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参与全球化管理意味着我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愈来愈大，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外交能力和水平的要求更加迫切。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呼唤中国的调整，这里的调整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模式的更新，还包括观念的转变和角色的转换。
第一，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必须按照国际思维方式，研究制定科学的战略与策略，不断提高国际谈判艺术和经济外交能力。特别是在国际谈判中，不能过多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束缚，不宜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底线，否则会处于被动局面，甚至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二，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需要研究制定一个长期的、整体的、系统的和一致的国际行动方案和指导原则，并贯穿于国家有关部门的日常国际事务中。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参与国际事务的透明度和关联度，给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使在研究制定双边的谈判和合作方案时，也需要考虑其对多边合作和区域合作的影响。目前我国的一举一动，与任何国家的谈判口径或合作行动，都将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第三，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需要大量国际化的专业人才和对有关专题的深入研究。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所实行的那种近乎封闭式的用人机制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需要研究开放式的用人机制，既要加快培养体制内的相关人才，也要充分发挥现有专业人才的作用。根据国际合作的需要，从全国选拔最合适的专家学者，及时充实有关机构，把握机遇，争取主动。
同时，我们还要重视为国际组织培养输送管理人才，研究疏通国际组织与国内机构人才互动的机制，把参与国际组织工作作为我国培养国内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管理人才的平台之一。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内专家和国际专家交互使用，方能相得益彰。
第四，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我国需要角色的转换——从过去强调熟悉和接受国际规则，开始转向修订、完善现有国际规则，并积极参与制定新的规则。现行规则往往具有发达国家的烙印，不完全是客观公正的国际规则。中国具有独特的经济体制，在世界上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只能由自己站出来，争取建立既适合于中国国情，又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四、和而不同，与时俱进：我们学习的楷模五卷本《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以下简称《五卷本》）是一部巨著，全书分五卷共310多万字，全面汇集了陈安教授30多年来潜心国际经济法学教学和研究的经历、思想和成果。该书对于我们了解当代国际经济法学的前沿理论和动态，回顾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理论的成长、实践和发展，展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实践意义。拜读《五卷本》与《四论》以后，深切地体会到陈安教授数十年磨一剑，在独树中华一帜，跻身国际前驱方面的许多独到之处。特别是在对待国外国际经济法学理论和流派的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志向三个方面，非常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第一，对待世界上各种国际经济法学的理论和流派，非常重视，但不迷信。陈安教授非常重视研究世界上有关国际经济法学的理论和流派，但是从不迷信。陈安教授研究和引进国际经济法学的现有成果只是一种手段，而博采众长、消化吸收、开拓创新、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体系才是目的。陈安教授一贯主张，“在国际学术论坛上，中国人既要谦虚谨慎，认真学习和吸收有益的新知，切忌闭目塞听，妄自尊大；又要敢于对外来的种种‘权威’理论，根据国情和世情，深入探讨，独立思考，加以鉴别，乃至质疑，切忌妄自菲薄，盲目附和。”孔子《论语》中倡导的“和而不同”精神，在陈安教授的治学实践中随处可见。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陈安教授的教学研究工作密切联系中国和世界的实际，致力于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理论和法律支持。国际经济法学是规范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和政策问题的综合性和边缘性的学科，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参与得不是很多，或者可以说很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越来越复杂，亟需深入研究并加以解决。陈安教授的研究成果涵盖了有关国际贸易和投资、双边协定和多边公约、相关国际组织和管理体制的多个方面，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处理国际经济法律问题，为保护我国有关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大量的战略思想和决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坚持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志向。关于中国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促进南南合作方面如何发挥作用，陈安教授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致力于为中国和全球弱势群体在国际经贸大政问题方面争取平等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五卷本》在探索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规律和路径方面，旁征博引，史论结合，提出了螺旋式上升的“6C轨迹”理论，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和认可。其中，《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一文，为促进南南合作、丰富第三世界思想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晚近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对抗WTO多边主义的三大回合》一文在美国杂志发表以后，被认为是“当前最受关注的、最引人入胜和最有创见的”文章；专门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国际组织“南方中心”，将其收辑为中心的专题出版物——《贸易发展与公平》专题议程的系列工作文件之一，以单行本的形式重新出版发行。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的发展，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如何才能继续维持并进一步开创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的国际环境，全面有效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经济全球化管理，正在成为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和借鉴陈安教授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对于我国更深入、更广泛和更有效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济全球化管理，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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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新安全观；相互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1-0009-08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新安全观是对冷战思维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观关于安全问题狭隘理解的重大突破，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研究结合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创新的重要体现。它在否定传统安全观思维模式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世界新安全观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合了中国在国家安全上的传统追求，在保持与世界大国新安全观研究的同一性基础上，对实现安全的重要保障、有效途径、最终目标等方面做了创新性的诠释和阐发，从而使中国的新安全观具有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非凡特质和独特鲜明的理论意涵。
一、相互安全：安全政策实施的必要前提
相互安全从根本上说就是相关国家为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思维模式不应受到现实主义“安全困境”的束缚，是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相互确保安全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苏关系由对抗趋向缓和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两国政治学者把相互安全共同视为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这与中国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政府认为，相互安全是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实现的基础和必要前提，相互安全的获得不是建立在彼此结盟基础上的。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国家间彼此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是一种“非零和”的博弈模式。采取一方安全利益的实现以牺牲他方安全利益为代价的传统模式，不仅给他国安全带来严重危害，自身的安全最终也无法真正保障。中国政府强调，相互安全的关键是实现双边安全，尤其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双边安全更是相互安全关注的重点。要通过对话增加彼此信任以确保相互安全，即使国家间发生冲突，也坚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通过和平方式加强经常性的沟通与交流，相互协调关系，找到双方的利益交汇点，实现安全利益上的合作。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睦邻、富邻、安邻”政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势头，从而使周边国家萌发的“中国”逐渐被“中国机遇论”所代替，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创造了积极有利的安全环境。另外，相互安全的实现不能离开相对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这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协作，尤其要转变固有的安全思维定势。强调：“维护国际安全必须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应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确立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各国和平发展的安全机制，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所谓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上。”[1]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为营造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而中国新安全观也正是对这种国际多边安全和整体安全环境追求的反映。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国际安全环境新机制的“上海五国”协商机制的确立就是确保相互安全的一个典型例证，为地区国家之间确保相互安全以及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的创造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综合安全：安全内涵的重要特征
在内涵上，中国新安全观是在继承亚欧国家综合安全思想基础上而形成和完善的一种综合安全观。综合安全把作为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和经济、文化、信息、环境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安全的行为主体由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扩展到更大的层面。综合安全的内涵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容纳了非传统安全的内容，是对国际政治关于“高阶政治”和“低阶政治”简单分野的重大突破。因此，它可以被视为国际安全理念的一种创新思维方式。综合安全的战略思想现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应用，其思想蕴涵的动态性和包容性使这种安全理念和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或者说使很多安全理论都能在综合安全中找到踪迹。因此，这也可以被视为综合安全的生命力价值之所在。
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是在吸收日本、西方和东盟国家综合安全观思想及其实践认识的积极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传统追求和安全实践而对综合安全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新安全观极大地规避了日本和东盟国家综合安全理念的种种不足，把综合安全思想的内涵进一步扩展，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安全领域，是国际安全理论研究革新的重要成果，符合国际安全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新安全观除了继续重视传统的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之外，还特别强调应把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等多领域安全融入到新安全观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推动下，国际安全形势及其各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转折性的深刻变化。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除了传统的安全威胁外，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在不断上升。因此，必须运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多元化解决的途径和手段，综合应对人类日益增长的各种威胁，才能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更好地促进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安全。具体来说，中国新安全观作为一种综合安全观，其突出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依然强调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冷战后，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仍未改变，但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凸显，与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交织，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冷战后的国家安全维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只强调传统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都无法应对现实安全的种种困境。因此，中国的新安全观在高度重视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综合安全重要性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领土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业的成功仍离不开中国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实力这个坚强后盾。实现国家的军事安全就是要加强其军事实力、国防实力和战备实力建设。很多西方学者都把军事实力作为衡量大国的一个重要方面。约翰・米尔斯海默在界定大国概念时就充分考虑了军事实力的要素。他认为：“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以承受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的常规战。”[2]（p.2）中国正处在由大国向强国发展的进程中，军事实力和国防实力在国家意志实施、外交政策施行和政局稳定维护等诸方面的作用发挥是其他手段所无法代替的。强调：“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巩固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3]由此，在全面考量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基础上，确定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度强调国防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中的重要性，并努力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彼此促进机制。同时，还对现实的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以及中国的国情和军情进行了新的审视，不仅规划了我国军事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还强调了改革创新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除此之外，他对国家、领土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也进行了着重分析。“要坚决维护我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努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涉及发展中国家权益、涉及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涉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必要的斗争。”[4]
（二）确立经济安全作为国家综合安全的战略核心地位
经济安全领域的问题对国家安全产生间接的影响。对于布赞而言，“当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由一个重大经济问题引发的时候，人们更多地考虑的是它对其他领域的影响，而不是严格意义上对经济的影响”[5]（p.97）。简单意义上的经济安全就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免受威胁或破坏以及利用各种有效手段保护重大经济利益免受损失和潜在威胁的一种状态。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日渐加强，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显。因此，实现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实现综合安全的一项战略核心任务。认为：“经济优先已经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6]（p.314）“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的问题的阶段”[7]。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与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重心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向经济安全的转变是一致的。中国的新安全观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符合时代特色和中国自我安全定位的安全观。充分强调了涵盖金融安全在内的经济安全是综合安全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国家安全中处于战略核心地位。只有实现经济安全，国家的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一再告诫，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安全，必须把金融安全置于经济安全的核心地位。同时，一国即使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存在优势，也要为别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创造有利条件。
（三）强化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在新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在新的安全观思想中对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和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给予了高度重视。
全球化的发展使科技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也使科技安全成为了国家安全总体态势的一个决定性要素之一。从国际安全角度讲，科技安全主要不是强调狭义的科学技术系统的安全性理解，而是侧重广义上的内涵，即“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特别是国际大环境中以国家价值准则为依据的对科技系统与相关系统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国家安全态势的一种动态描述”[8]。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点，而构成综合国力的两大中心要素除了经济外，另一个就是科技。随着科技在军事、经济等领域作用的增强，科技的“双刃剑”特性也充分显现出来。科技不仅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军事需求的重要手段，而且也经常被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或极端势力利用，给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科技的双刃性可以概括为“科技的安全困境”。可见，科技安全在国家安全的维护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立足中国国情，对科技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创新性思考。他认为，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的关键。同时，一国的科技创新成果要以和平利用为目的，以促进人类的安全为宗旨。
文化安全是一国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文化安全是国家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要素，在国家安全的多层次内涵中是最稳定的部分，因此，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最容易被忽略。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短期内很难造成对国家安全利益威胁的直接后果，但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影响是深远的，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状态和发展前途。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日渐深入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西方国家借助各种途径强行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文化殖民主义论调欲达到对其“和平演变”的目的。正如尼克松所指出的，“进入21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9]（p.110）。社会主义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出现的重大挫折以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方向产生极大的冲击。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一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各种西方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不断涌入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重要性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的指导，自觉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有力地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中，信息网络安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基础，是综合安全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首次将信息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一起作为今后我国安全维护的四大重点。信息安全是指“维持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系统不受内外环境威胁、干扰、破坏而正常运行的状态”[10]（p.157）。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信息安全的保障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信息安全不再是一个信息化本身、业务工作和技术问题，而是上升为与国家军事、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安全密切相关的一个实质内容和核心要素。网络安全是与信息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意味着政府应承担和加强对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重点保护使其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近几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安全问题在中国也变得尤为突出，日益成为挑战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信息威慑”和“信息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实施限制性的信息控制与输出，意在达到比冷战时期核威慑更有效的目的，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约瑟夫・奈认为，信息技术很可能会变成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软权力资源，在信息时代条件下，谁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谁就会对未来的世界格局占有支配地位[11]。实际上，处于信息网络时代的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信息安全的威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应把保护自己虚拟的信息边界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新的重心和目标。以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信息网络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新威胁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对其防范措施进行了积极探讨。强调，信息网络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绝不容忽视，为此，要特别注重加强信息网络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来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管理。同时，为主动迎接信息网络化的严峻挑战和争取获得更大的信息生存空间，还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信息网络的交流与合作，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信息网络安全维护的经验，以尽快实现中国信息安全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任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对人类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极大威胁。生态危机所致的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模式差异明显，运用传统的军事等手段解决只能加速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必须突破传统安全观的有限视野，探索新的防范和应对手段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生态安全又称环境安全或终极安全，相比较而言，环境安全是国际社会普遍使用的词汇[12]（p.345）。环境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较丰富和广阔，除了包括生态安全外，还包括军事环境安全、经济环境安全、政治环境安全等多种安全内容。如果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来讲，生态安全的表述更直接一些，就像布赞等学者所强调的“生态问题是最纯粹的环境事务领域”[13]（p.130）。所谓生态安全就是指人类和国家依赖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处于一种免受污染和破坏的良好状态，具有跨国性、紧迫性和代际性。生态安全问题是人类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断深化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从一定程度上讲，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向大自然无节制索取而缺乏采取有效治理的历史，由此导致了在开发利用自然界取得成果的同时也给自然界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人与自然对立的结果必然是遭到自然的无情惩罚，如全球普遍出现的大气污染、气候异常、土地荒漠化、水资源匮乏等问题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这种失衡的生态环境可能会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动荡，威胁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协调发展的坚实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国家和整个人类安全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他强调：“有些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气候变化等，已跨越国界，成为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14]（p.760）“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15]（p.295）为保障生态安全，中国政府不断强调要在坚持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理念。加大生态立法和执法力度，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实施新型工业化道路，并积极拓展国际生态环境合作，从而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空间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共同安全：安全追求的最终目标
中国的新安全观不仅要维护中国自身的安全，也要对他国的正当安全保持适度关切，其实质就是促进人类的共同安全。1985年联合国发表《安全概念》的研究报告对共同安全的概念做了如下理解：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共有的安全关系，任何国家自身利益的获得不应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前提。因此，共同安全倡导裁军、削减核弹头以增加国家间的互信，建立更稳定的国际秩序，使人类的生活质量在增加国家以及国际的资源再分配中得到根本的改善。应当说，共同安全的提出对于转变传统的冷战思维产生了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美苏关系的缓和、军控谈判等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都是在这一安全理念的推动下展开的。虽然共同安全思想最初是为了摆脱冷战的困扰而提出的一种解决途径，但它符合国家和整个人类长远发展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冷战终结后仍然受到世界的追捧。
中国的新安全观把追求共同安全作为最终目标，要求各国也应追求共同安全，从而实现个人、非国家行为体、国家和国际社会共享的安全局面。中国新安全观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扩展和日益加深，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尤其是跨国性特征日渐突出，一国的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与这个国家所在的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形势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各国的安全有其独立性的一面，但不具排他性，要受到世界安全系统的制约。国家间的“零和”安全诉求既危及他国安全和国际社会系统安全，也危及国家自身的安全，追求这种安全模式将使自身失去安全。因此，“零和”安全诉求不能给国家自身和地区带来持久的安全环境。集体安全机制是一种传统的多边安全机制，实质上就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即大家共同反对威胁集体安全的国家。这一安全机制深受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的支持。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就是通过发展军事联盟及增加军备来维护国际安全，最终由于缺乏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而被迫解散。二战结束后建立的联合国作为一种全球性安全机制发展至今，其生命力在于通过世界各国的合作来保障国际安全。但是在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发展态势，南北差距继续加大，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困扰着人类。因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安全机制，以应对当今世界的安全现实。
中国在探索新的安全机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指出：“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16]“要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应该通过对话增加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17]为此，中国政府反复重申实现共同合作的立场，即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摒弃冷战思维，坚持国家之间的平等；反对把自己的安全利益置身于他国安全利益之上，既要努力实现获得国家自身安全利益，也要积极为他国安全利益的获得创造条件；反对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分离，坚持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有机结合；反对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坚持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反对以损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来维护本国的利益，坚持共同安全的获得是以维护共同利益为重要基础。中国的新安全观认为，共同的安全利益、彼此间的相互信任和经济利益的相互依附是构成共同安全的三个基本条件[18]。
共同安全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把“普遍和全面的裁军”视为最终目标，这与一个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安全而发展防务力量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共同安全容易成为一个口号，很难成为一个内容明确的政治纲领。在冷战终结后，各国主要从安全的实现途径上探索，即把探索合作安全作为实现国家共同安全总目标的主要路径，由此，“合作安全”成为了实现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的又一重要安全模式。
四、合作安全：安全实现的有效途径
中国合作安全的构想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及其逐步加深而构建的一种新的安全理念。“合作安全”是由加拿大前外长克拉克于1990年提出的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安全理念，即在合作中实现安全。他认为，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的新情况使各国在互信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以取代均势抗衡的冷战格局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为了发挥合作安全模式的安全效应，克拉克首先发起了“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的倡议。在倡议中，他建议中国、美国、苏联、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朝鲜七个环太平洋国家进行史无前例的安全对话，对国家间存在的问题进行对话与磋商，从而实现北太平洋安全共同体，加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促进地区安全和世界安全。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地区安全，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也适时提出了召开“亚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重要倡议。他指出，合作安全可以概括为“用磋商而非对抗，用友好而非威慑，用透明而非秘密，用预防而非纠正，用相互依存而非单边主义”[19]。从此，合作安全理念逐渐成为了被亚太地区乃至被整个世界公认的具有主导性的国家安全合作与对话的安全模式。
中国新安全观就是以合作促安全的一种合作安全观，关注的基点是亚太地区的安全获得与维持，具有较浓的亚太色彩。但中国的合作安全思想又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哲学精髓，即以“和”制“合”，实现和谐相济、合而有序、协调平衡。因此，中国的合作安全理念还具有较强的自身特色。中国的合作安全观的目的就是实现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合作，具体说，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共同的利益追求是实现安全合作的首要条件
国家间安全合作是对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追求的结合。对于参与安全合作的各方而言，对国家自身安全利益的追求是驱使其参加安全合作的动力所在。如果自身利益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各方没有形成以共同安全利益为物质前提的“共赢思维”，而是以所谓的一国实力优势为条件，形成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代价的“零和思维”，合作安全只是无法实现的一句空话。由此可见，国家间实力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各方只要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就会最终摆脱国家安全合作的困境，进而实现安全合作的理想追求。“历史证明，冷战时期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增加军备为手段的安全观念和体制不能营造和平。在新形势下，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更有悖时代潮流。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20]
（二）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是确保安全合作的政治基石
国家间不断加深的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相互依赖是确保安全合作的根本动力和政治基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将进一步促进双方多领域的合作。相互依赖条件下存在竞争性的零和与合作性的正和两种可能性的状态，但在一定的国际机制约束下，相互依赖必然会加强国家间的互信，形成持久与稳定的安全合作。因为这种相互依赖能消除弱小国家对大国实力的种种猜忌和恐惧，而把大国的发展和影响视为一种机遇，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以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新变化。同时，大国在国家间相互依赖中也会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政治价值观，这为大国树立和平的形象和发挥应有的责任提供了舞台和途径。中国与东盟的相互依赖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战略与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到冷战结束后向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逐步拓展使双方充分认识到彼此相互依赖对自身安全利益和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当前的东亚，包括中国、东南亚和东北亚，已经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这种相互依赖不是单纯一国对另一国的相互依赖，而且也不是某个经济或者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而是一种复合相互依赖。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诉诸武力来解决矛盾与冲突的成本太大，使得哪一个国家都不敢随便运用武力……任何一个国家称霸该地区都是不自量力的，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21]
（三）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是实现安全合作的制度保证
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是保障合作安全的基础。合作安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也只能是以一种共同参与的模式体现出来。合作安全的获得与维持应以不断发展完善的多边机制作为重要路径。合作安全既要重视传统安全结构，又要凸显多边主义发展过程的广泛性、灵活性与非正式性，以努力构建一种以制度化多边机制为保障的安全环境。这种安全结构能够对中小国家产生吸引力，为其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合作提供重要的平台，因为他们可以在多边主义机制下，发挥自身特有的优势，维护其国家利益和确保国家安全。另外，多边安全机制不仅仅是一种预防机制，而且应把危机治理机制的建立作为追求目标，以提高对区域内的不安全问题的有效预防和处理能力。
总之，冷战终结后，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的新安全观在吸收相互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国际社会流行的各种新安全观中的精华基础上，兼收并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虽然这几个安全概念对安全的理解各有侧重，但它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的定义，具有多元性的内涵。同时，一国在安全感上的认知和需求甚至可能要比一些具体的安全措施重要。其次，在国家安全面临种种新的威胁下，依靠实力优势、军事联盟或增加军备等手段已不是国家和地区获得持久和平与稳定的主要路径。再次，国家安全只有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安全的获得与维持才能长远持久，安全共赢才能最终实现。最后，国家安全应与区域安全、国际安全实现良性互动，通过各方采取共荣共存原则和全面参与、开放合作等途径探求种种安全挑战的解决之道，安全威胁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可以说，对以上几个安全概念思想精髓的合理运用并进行的创新阐释正是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意涵之所在。中国新安全观是与时俱进的国际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持久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间新型关系的确立以及致力于加快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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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理论；国家经济安全；新自由主义；发展中国家；华盛顿共识；经济地位；经济决策；经济
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116-05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在经济领域，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对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其他方面有着重大影响，有时候甚至有决定性影响。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经济改革和建设，关系到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经济建设的最终成就。俄罗斯、东欧、拉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惨痛的教训表明，经济理论的误导能够导致国家巨大的经济灾难，严重威胁和破坏国家经济安全。可见，指导经济运行的经济理论也存在安全问题，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研究对象。由于经济理论是经济运行的“操作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大脑”，因此其安全性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极力将新自由主义这套“操作系统”植入发展中国家经济系统中。本文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探讨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及其威胁
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是决定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因素。“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概念包含了经济地位的差异，隐含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安全所处的状态的不同，经济安全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来说具有不同的内涵。在一个整体上依然是弱肉强食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作为强者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安全观的根本出发点是确保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地位，将自己的经济安全定位于外部经济资源和利益的攫取上，避免经济从安全的状态进入不安全的状态，是“攻”的态势；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始终处于受威胁的不安全状态中，其经济安全观的根本出发点则是使经济如何从不安全的状态进入安全的状态，即如何避免国家经济、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重大经济利益不受剥夺、破坏或威胁，是“守”的态势。
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改变自身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这种不利地位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安全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的上升意味着发达国家地位的下降，这是发达国家所不愿接受的。从这个角度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利益是对立的，发达国家特别是其中的霸权国家为保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优势地位，必然要设法遏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这种对立决定了处于强者地位的发达国家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来源。
发展中国家要改变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往往又需要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这必然存在对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市场的依赖所带来的经济安全风险。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处理好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在发展经济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安全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在保证经济安全的条件下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等来实现经济发展。如果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保护好国家经济安全，甚至以经济安全利益为代价获得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成果很容易就会被发达国家“剪羊毛”，很可能会瞬间被剥夺或摧毁，经济可能发生轻则数年、重则数十年倒退，国家陷入长期的社会政治危机中。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将经济安全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重大的经济决策需要经过经济安全方面的评估，以保证经济决策不会危及经济安全。
二、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
新自由主义与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彻底破产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相比，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创新，“新”字作为前缀只不过是在古典自由主义内核外面加上了理性预期、公共选择、货币主义等新的外衣而已。由于自由主义无法解释“大萧条”，对如何走出和避免经济危机更是苍白无力，于是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来治疗和防止危机的理论――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且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获得巨大的成功。在这个背景下，一直坚持与凯恩斯对抗的新自由主义只能是一个边缘学派，只是少数人在那里自弹自唱。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以“滞涨”为主要特征的严重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自然地被认为是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反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则获得了生机。为摆脱“滞涨”危机的泥潭，无计可施的英、美政府抓住了新自由主义理论这根救命稻草，纷纷推出了一些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策，新自由主义由此逐渐成为英、美等国的“官学”，实现了从边缘向主流的转变。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国国内兴起的同时，国际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前苏联经济陷于停滞，开始在全球战略收缩，特别是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主宰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美国得以在全球全面扩张，而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其扩张的需要不谋而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从一种经济理论政治化为发达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的意识形态，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范式化“华盛顿共识”①，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殖民扩张、进一步巩固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地位的理论武器。
尽管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取得了“官学”的地位，但我们可以看到主导英、美等国国内经济政策的依然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措施在各个经济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加在凯恩斯主义外面的“小马甲”，只在局部领域的部分环节实施，并且是以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为限度的，根本不存在全面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以美国为例，主张市场化，政府却要在金融危机时拿出8 000亿美元来救助陷于困境中的企业，即使这些企业是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主张贸易自由化，却严禁高技术产品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即使贸易赤字连年大幅增长在所不惜；主张金融自由化，却将金融业视为自己的“核心利益”，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严格的保护，即使其金融业已经是世界最强最大；主张投资自由化，当中海油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时，却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百般阻扰，即使优尼科公司是一家陷于破产的公司；主张私有化，却要将通用汽车、AIG等企业国有化，即使被指责为社会主义也不忌讳。
与“大萧条”之前的时代相比，当代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经济主体行为的外部性更强，经济运行更加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作为在“大萧条”中彻底破产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新自由主义对当代经济现实已经失去了解释力，更无力解决当代经济问题，是一个陈旧的、落后的理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全面搞新自由主义，最终都难免会再次陷入“大萧条”般的灾难。其实发达国家的决策者们也非常清楚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却要通过种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灌输新自由主义，唆使、引诱、强迫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方案来进行“改革”，可见其居心不良。这进一步说明了新自由主义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殖民扩张的理论工具，是为“狼吃羊”服务的理论。
为了让发展中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了其主导和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遇到困难时，将提供援助与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捆绑，强迫发展中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此外，美国等发达国家还通过利诱的方式，比如设立各种基金或奖学金，为发展中国家培养、输送和包装经过大量新自由主义思想洗礼的“人才”。新自由主义思想经他们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媒体、政府，从而左右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执行新自由主义教条。新自由主义正是在发达国家不遗余力的推销下，得以在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
三、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
实现羊的安全需要有富有经验的牧羊人、结实可靠的围栏、衷心尽职的牧羊犬等一起来保证。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需要有能够有效发挥组织和资源配置作用的政府、能够有效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法律法规、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来共同保证。政府、法律法规和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类似羊群安全中的牧羊人、围栏和牧羊犬，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主张分别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这三大关键为主要目标，卸除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屏障，以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羊”完全暴露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之狼”中。
（一）市场化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经济是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包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选择权、经济发展政策的决策权、经济活动的管辖权、对自身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权等。经济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内容，独立、完整的经济是一国经济安全的基础。丧失了经济的国家，即使经济有一定的增长甚至短暂的繁荣，但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容易毁于一旦，也就毫无经济安全可言。
经济通常需要代表一国的政府来实施和维护，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规制来实现。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奉为万能，鼓吹市场能够自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资源配置的最好方式，主张“市场”对经济的绝对统治，甚至认为民族国家和国家失去了意义，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货物、资金等完全“自由”流动，其实质是以市场化的名义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政府应有的作用，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产业、资源等能够任由居于强势地位的跨国垄断资本以某种形式上“公平竞争”方式被掠夺、被摧毁；使发展中国家无法实施有关产业和技术政策以集中力量实现关键产业和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打破发达国家的垄断，从而形成对发达国家的长期依赖；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无法改变，经济安全状态永远无法改善。
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显得更为重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受到外部威胁，经济安全的形势就越严峻，对维护经济安全的能力要求就越高，就越需要政府能够有效行使经济，通过行使经济这一天然拥有“特权”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面对发达国家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非市场的方式以维护自身经济安全。比如对国家经济安全起着基础性作用的网络信息技术，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垄断优势地位，如果按照市场法则，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公司竞争，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网络信息技术永远依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始终无法得到保障。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集中各种资源在这一重点领域实现科技突破，才能打破发达国家的科技垄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市场能够有效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前提是各市场主体的实力相当，但现代经济中这种市场几乎不存在，现实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经营规模甚至超过了中等规模国家的经济总量，具有富可敌国的国际垄断能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若不发挥应有的作用，利用好经济这个盾牌，经济安全根本不可能实现。
其实，是否市场化、什么时间市场化、哪些领域市场化、市场化到什么程度等本身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范畴内的事情，发达国家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市场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了国家边界的政府干预行为，侵犯了发展中国家经济，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破坏。
（二）自由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和经济稳定
如果说市场化主要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关系，自由化则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对国内外经济主体之间“不公平”对待的法律、法规等，让资本、货物等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竞争力的巨大差异，“自由”往往变成发达国家单方面的自由，而发展中国家虽有“自由”的权利，却没有行使它的实力。因此较之市场化，自由化与发达国家的利益联系更直接、更具体，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也更直接、更具体。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弱，多数产业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保护才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那些对国家经济安全具有关键作用的战略性产业，如金融、能源、电信、农业、网络等产业，不仅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对国外资本进行禁止或限制，而且还需要国家直接组织人、财、物等资源来进行培育和扶植。只有相关产业具备足够的竞争力之后，才能抵御发达国家的冲击，才能够平等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才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自由化政策使发展中国家失去对民族企业和产业应有的保护，发达国家的商品可以自由地输入，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自由地投资和并购，自由地操纵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
在新自由主义的“三化”中，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最为明显。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中总是处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端而更加依附于发达国家；投资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包括战略性产业在内的诸多产业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垄断公司控制，国家重大经济利益无法保障，无法实现经济自；金融自由化方便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经济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频发。
（三）私有化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支柱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往往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支柱，在国家经济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分散、薄弱，往往需要国家聚集资源实现在某些重要领域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依赖，维护和巩固国家经济安全，而国有企业则是发展中国家聚集全国资源的重要载体。其次，国有企业能够以国家经济安全利益为重，更好地服从国家意志，从而能够去从事符合国家长远利益但没有短期经济效益的战略新兴产业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方面超越发达国家成为可能。再次，发展中国家能够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在宏观调控上能够有效地实现反周期调节，从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稳定，减少内外经济危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冲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对关键部门和企业的直接控制，仅仅依靠货币、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效果会大打折扣或者根本无效。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直接发挥调控作用，根本无法有效实现调控的目标，只能任由危机扩大和蔓延。最后，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能够直接与国外公司进行竞争，从而制约跨国垄断资本的垄断能力，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
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上述职能直接或间接地节制了跨国垄断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为了消除跨国垄断资本扩张的障碍，鼓吹私有化成了最直接的方法。为了让私有化看起来具有合理性，新自由主义者将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无限扩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正是在对国有企业各种似是而非的批判中进行的。在私有化过程中，一部分国有企业解体为原子化、碎片化的中小企业，根本无力与跨国垄断资本竞争，最终被收购或被淘汰；一部分则落入部分高官和高管之手，形成各种寡头。由于寡头本来就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国有企业资产形成的，他们根本不仅不会维护国家利益，还可能与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勾结；还有一部分则直接被跨国垄断资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入囊中，国家则丧失了对某些关键产业和资源的掌控。
四、余论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灌输新自由主义，绝不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繁荣，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事实表明，几乎所有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最终都会陷入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危机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实现了持续的繁荣，哪个发展中国家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越彻底，后果就越具有灾难性。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落后的，在实践中是失败的。那些曾经饱受新自由主义危害的国家，很多已经醒悟过来，开始抛弃新自由主义。但由于新自由主义背后有国际垄断资本的支持，仍占据着经济学的一定地位，对那些还没有充分遭受新自由主义所带来苦难的国家来说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吸引力。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个快速崛起中的国家，这都决定了中国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点兜售对象。中国应该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清新自由主义的危害，避免掉入新自由主义的陷阱。中国顺利的崛起不仅有利于改善自身的经济安全状况，而且将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改善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经济安全状况。
注释：
①主要内容包括：（1）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2）国有企业私有化；（3）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即为富人减税，增加对中低收入者的征税；（4）利率市场化；（5）汇率市场化；（6）放松对外资的限制；（7）放松政府的管制；（8）保护私人财产权；（9）压缩财政赤字（实质是减少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减少政府公共产品供给）；（10）降低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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