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国批准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自此外资银行开始以不同的策略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入世”后其进入速度进一步加快。截至2001年底，在华开设的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只有190家，“入世”后的5年间就增加了122家。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外资银行这种通过增设分支机构扩张业务规模的方式，不管是从资产规模和存贷款市场份额，还是从盈利水平等来看，所取得的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入世”后7年间以四大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长将近两倍，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均增长了三倍有余，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增长速度略快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
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中国就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高成长市场，而金融业市场的增长速度更要快于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了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成果，外资银行势必会加速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而与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相比，外资银行更主要的方式则是通过入股中资银行或与中资银行结成战略联盟的方式来打入中国市场。2005年，中国银行业股改进入高潮，国有银行的股权出售一浪高过一浪。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建设银行约用15%左右的股权换来了4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中国银行则将用10%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工行用10%左右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
在持股比例上，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接近了银监会规定的20%的上限，如汇丰银行持有交通银行19.9%的股份，渣打银行持有渤海银行19.99%的股份，荷兰国际集团持有北京银行19.9%的股份，澳洲联邦银行持有杭州市商业银行19.9%的股份等。从国内银行来看，也有多家外资机构合计持股比例接近银监会25%的上限，如兴业银行被三家外资金融机构合计持股达到24.98%，西安市商业银行被两家外资机构合计持股达到24.9%，北京银行被两家外资机构合计持股达到24.9%，南京银行被两家外资机构合计持股达到24.2%等。通过参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可以迅速解决分支网络布点太少、客户基础不足的缺陷花旗银行竞购财务状况不佳的广东发展银行，看重的主要就是广发的全国性金融业务牌照和其500多家分支机构。
二、外资大举进入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资通过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抢夺我国银行业高端市场，同时通过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中国银行业资产以解决分支网点少等缺陷，并且跨过了银行行政监管部门对外资银行业的特许权牌照监管等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方面可以获得股价折价发行所带来的益处；另一方面还可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润分红，可谓是一举两得的聪明之举。
但是，外资银行业进入中国市场其目的似乎不限于此。美国国会更于2007年9月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对外资入股中国银行的控股比例限制，以打开中国的金融市场。这里暂且不论美国有何权力对别国的国内事务指手画脚，单从动机来看，美国出台这项决议就表明了美国控股中国银行业进而控制中国经济的迫切要求。
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顷刻间将整个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拖入到危险的边缘，使得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神话成为过去，东南亚国家三十年积累的财富大幅缩水。金融动荡一直蔓延到日本、俄罗斯等国家，许多国家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印尼、马来西亚均发生骚乱和政府动荡，各国金融体系面临了不同程度的重组和整顿。这是国际炒家们成功地进行的一次对别国的“剪羊毛”行动，使亚洲国家几十年的发展成果顷刻间被洗劫一空。金融危机虽然说与其产生危机国家在缺乏有效监管同时过早实行自由汇率制度等自身经济的种种缺陷有关，但是国际游资的主观恶意炒作却是其更直接的原因。同样的，中国银行业在没有建立起一个成熟的经营模式成功抵御外部冲击时过早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势必会引起金融系统的动荡，进而引起整个中国经济的动荡。从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银行家们有很大的动机通过政治施压等手段，敲开中国金融门户，进而实行其一系列的“剪羊毛”的手段，来掠夺中国经济建设成果。另一方面，金融系统被外资控制，势必会削弱中国中央银行进行金融调控的力度，进而使中国经济间接处在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和管理机制还很不完善，抵抗外来金融风险的能力还很弱。在这种情况下，在金融领域大规模招商引资，容易造成中国经济控制权的丧失，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倘若我国的金融业一旦掌控在外资之手，外资会利用金融资本渗透、控制国内产业资本，相互融合，形成垄断一切的金融资本。届时，国内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国际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而且外资机构还会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嫁到其控股的中国企业之中，从而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逼使我国成为其附庸。所以，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对中国金融开放步伐要慎之又慎，在没有把握时宁可慢一些，也不能犯急功近利的危险，使中国经济付出惨重代价。
三、我国银行业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1.减缓金融机构上市步伐，并对现有上市银行机构进行制度监管与控制
中国政府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初衷是为了引入国外银行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中资银行服务水平。但是，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意图却是分享中国银行业的垄断利润进而控制中国经济，这从外资机构入股中资银行后的作为可以看出。除个别中资银行之外，很多参股的外资金融机构并没有向中资银行派驻董事和管理人员，与中资银行在业务方面开展的合作也很少。即使在那些外资金融机构持有股份比例较高、有外资董事和管理人员的中资银行里面，中资银行的收入结构在近几年来也基本没有变化，其利润来源仍然是主要依靠利差收入，由此可以看出，中资银行服务水平改善程度也十分有限。
通过引入外国资金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提高我国金融业服务水平，看来只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做法。而我们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却给了西方国家进一步控制我国经济的工具手段。所以，我国当务之急是减缓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步伐，对现有的上市商业银行进行治理整顿，出台相应的管理措施，以减小其中外国金融资本所可能会起到的破坏作用。
2.努力提高中资银行服务水平，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例
当前中资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水平与外资银行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不仅在规模、占比、发展水平等经营指标方面落后，而且在经营管理手段、产品创新机制和优良的金融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更大。据了解，目前中资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般在10%以内，平均为7%～8%，而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中间业务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般在50%左右。所以，面对外资银行在中间业务方面的竞争，中资银行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尽快迎头赶上，切不可忽视或拖延。要真正认识到发展中间业务是今后中资银行提高盈利水平改善客户结构、增强银行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要认识到中间业务具有表外性、服务性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等特点，要努力改变中间业务品种单一、创新不足的现象；要以市场为导向，突破传统业务的经营范围和模式，充分挖掘市场潜力，研究市场消费心理，分析市场发展趋势，积极研发新的中间业务产品。在学习和引进外资银行的全新的投资理念、成熟的财富管理工具以及丰富的操作经验的基础上，要把发展中间业务的重点放在信用卡、个人高端客户理财、住房抵押贷款、网上银行、衍生品、电话银行、咨询顾问、资产管理、第三方合作等方面；还要加强中资银行与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大力发展投资银行、国际保理、国内保理、国内信用证、保函等高附加值的业务以及财务咨询、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托管。
另外，银行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中间业务管理，加强监管的主动性，把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开展与加强监管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统筹研究，减少无序竞争，鼓励和支持中资银行开展中间业务，引导中资银行的中间业务良性发展，逐步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发展中间业务的观念、方法和途径，努力打造出一批属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和形象。
3.加快银行业对内开放步伐
在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十分迅速的同时，对外开放却十分迟缓，至今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目前出现的四大银行之外的银行，虽有民营股份，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或者是国有控股，或者行长的任命还是官方行为。因此，在我国金融改革中，要正确处理好国有商业银行与民营银行的合作关系。一是要正确认识国有商业银行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国有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社会稳定、人民富裕的基本条件和关键枢纽，更是国家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保证；二是国有商业银行要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行效率的内控机制，优化配置金融资源，提高金融资产质量，建立中国特色的、与国际惯例接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三是要坚持建立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依托，其余金融机构为补充的金融体系。在金融改革中，我们主张不能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性质，但对其他金融机构允许民营化经营，做到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形成理性竞争环境。应该说，银行业的对内开放，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目前需要的是转变观念、尽快推动的决心。而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使得国内发展民营银行的问题变得更加刻不容缓，启动越晚，民营银行就会在制度约束之外，面临更多的市场环境约束，从而更难获得改革成效。
【论文摘要】2007年7月，美国爆发的次级债危机引发了全球关注，危机导致美国经济放缓，全球经济受到波及。本文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前车之鉴，从我国金融投资环境的现状出发，探讨我国金融投资改革的方向。认为我们必须在坚持金融投资渐进式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支持并鼓励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稳妥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另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合理控制对外证券投资的风险。
一、次级债危机及影响
次级债是美国银行针对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发放的住房贷款(即次级房贷)，是住房抵押贷款发放机构（如商业银行）将其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集合组成资产池，经打包定价后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特殊目的机构再将其以担保、保险等形式进行信用增强(CreditEnhancement)，经过信用评级后以抵押担保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证券每月支付的本息现金流，直接来源于资产池中抵押贷款每月获得的计划偿还和提前偿还的本息金额。
作为近30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核心在于通过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设计，使资产的客观信用同原始权益人的整体信用相隔离，并提供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本身信用和衍生信用两个层次信用。目前，已在国际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与发展。美国次级债危机发端于2006年下半年，在2007年2月引发世人普遍关注，到2007年8月则升级成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其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次级债市场，已经蔓延至其他市场。在次级债危机的影响下，道琼斯指数、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日经指数都在下降。与2003年6月29日相比，道琼斯指数2008年1月30日的市值损失了3000亿美元，去年美国金融行业裁员15.3万人，而2006年整个行业裁员仅5.03万人。截至今年1月底全球因次级债危机而导致资本市场缩水约8万亿美元。
受此影响，中国股市牛市步伐嘎然而止并调头向下，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上证指数下跌2000多点，许多股票被腰斩。我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影响，同样也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如何稳健运行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我国金融投资的现状分析
我国金融投资从实物投资中分离出来并发展壮大，是融合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进程之中的，并已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工具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我国金融投资的发展面临着种种困难，无论是融资工具的发行、流通、交易诸环节，还是资本市场现存的国有股症结、股市结构单一、吸收公司上市标准僵化等特点，以及证券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发育不全的金融市场环境和运行扭曲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严重地阻碍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但更现实的则是金融投资环境发育基础的薄弱与其环境要素组合体系的残缺不全。因此，改进和完善我国的金融投资环境已成为我们培育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投资体系，发展金融投资的关键。
三、次级债危机给我国金融投资改革的启示
1.加强金融投资风险防范意识，在实践中自我完善金融体系。
（1）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监控水平；
（2）应该警惕国内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
（3）谨慎加息，避免房贷资金成本过高引发的住房按揭贷款还款风险增加的金融风波；
（4）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前车之鉴，事先采取科学论证、试点推广、风险控制等手段，尽快推动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的进程，化解集中于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
（5）严格控制并有效阻击银行资金尤其是境外资金非法流入国内资本市场。
2.立足于本国金融资本，积极引导个人投资者参与金融投资，鼓励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同时吸收国外金融投资为补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强对机构投资者进入金融投资领域的引导，降低其进入门槛，同时注意对其进行投资风险意识教育，树立投资理念。
3.根据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中介机构民营化，建立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和信用制度，强化会员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完善证券交易所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建立严格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信用制度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增强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
4.作为调控主体，政府退出对金融投资过程和投资行为的直接干预，成为整个社会金融投资活动的间接调控者。政府对金融投资的管理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目标合理确定金融投资活动的宏观调控目标，明确发展方向；
（2）管好、用好政府投资；
（3）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依法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护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参与金融投资各方的行为；
（4）防范国家金融风险。
5.从实际出发，以切实满足投资者的需要为宗旨，既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物质因素，又灵活地运用各种政策措施，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非物质因素。具体而言应从以下方面着眼：
（1）保持政治、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2）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成熟而发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
（3）建立高效率的证券交易系统和现代化的通讯网络，改进和完善信息传递系统，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4）建立和完善各种证券管理政策及法律，维持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5）加快培训金融投资人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必须在坚持金融投资渐进式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支持并鼓励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稳妥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另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合理控制对外证券投资的风险。国内各类投资机构应从此次危机中汲取深刻教训，在对外投资之前深入调查和研究，深入了解风险，合理防范和控制风险。
参考文献：
[1]易宪容.美国次级债危机及对中国的警示[J].时事资料手册，2007，（5）.
关键词：金融深化FDI经济增长协整分析
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放大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溢出效应，推动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这些条件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和知识结构等。但是，这些研究都普遍忽视了金融发展对于FDI溢出效应的重要作用。本文以转轨时期的中国为样本，深入探讨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引入FDI的溢出效应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我国吸引FDI和金融深化现状
当前，在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加快，跨国直接投资继续回升的形势下，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保持了稳定健康发展，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继续名列全球前茅。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近7000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世界500强企业约470家在华投资，外商投资设立的各类研发机构超过750个。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FDI接受国。
而与此同时，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金融领域改革的推动下，我国金融体系日益完善，资本市场日益活跃，投融资行为日益规范，金融体系正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有序的竞争体系转变。一方面，以2006年12月中国全面开放本土金融市场为标志，金融改革进入“后WTO”的加速调整阶段，金融市场更加开放，金融机构竞争更加激烈，金融产品种类更加繁多。另一方面，以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事件为标志，中国金融体制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结构性改革，企业活力不断释放，投融资渠道不断拓宽，信贷市场发展迅速（如下图所示），资本流动效率不断增强，金融风险不断降低，金融市场正进一步向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加速。（巴曙松，2005）
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外资银行业有14家法人机构、200家分行和79家支行、242家代表处，另有9家法人机构获准筹建；资产总额1175亿美元，约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2%，其中贷款余额616亿美元；负债总额1081亿美元，其中存款余额350亿美元。此外，已有21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引进29家境外投资者，投资总额190亿美元。不难看到，我国商业银行将日益面临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与境内外金融机构同场竞技的全新格局，竞争的范围更大、领域更广、层次更高；而且同一地区、同一业态、业态与业态之间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可以看到，我国的金融深化、FDI和经济增长都处于良性发展轨道，但三者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还需要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给予证明。下面本文将利用计量经济模型给予验证。
二、金融深化、FDI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是VAR模型。VAR模型用当期所有变量对其自身若干滞后变量进行回归。因为滞后变量与随机干扰项是不相关的，因此可以消除联立方程模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本文根据刘飞鸣和李杰（2007）的理论框架，构建了三个VAR模型分别考虑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这里FDI是指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用以度量外商直接投资；GDP为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用来度量我国的经济增长；BC是指我国银行向私人部门投放的信贷总量，用以度量金融深化。之所以采用信贷总量作为金融深化的表征，是因为当前我国的金融体制主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银行主导型体制，而商业银行的规模扩张又主要以信贷扩张为特征。因此，我国的金融深化总体上表现为量上的增长，而信贷量的增长是其主要表现。
Chandavarkar（1992）指出，建立在较长时间序列基础上有利于更好地研究一个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因此，为了保证样本容量能够满足实证的要求，本文采用的是1994年第三季度到2006年底的季度数据①。
（二）变量的ADF检验
因为大多数时间序列数据都是不平稳的，因此，本文对每个变量的数据系列的平稳性特征采用单位根的ADF检验法，分别就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水平、一阶和一阶差分形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GDP、LFDI和LBC三个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差分序列却都是I（1）的。而根据协整理论，对于满足I（1）要求的多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根据Eviews对滞后阶数检验的结果看，LR、AIC和SC三个标准都选择了滞后二阶作为模型的滞后阶数。因此，本文的模型为三变量的VAR（2）模型。
（三）协整分析
对于VAR模型中的协整关系，我们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从表3检验的结果看，两种统计方法都给出了一致的选择：LGDP与LFDI、LFDI与LBC以及LGDP、LFDI和LBC之间都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不过，LGDP与LBC之间的协整检验并没有通过。
根据Johanson检验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上述变量组成的四个协整关系，这些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LGDPt=-0.33+1.08LFDIt（2）
LFDIt=-0.30+0.93LBCt（3）
LFDIt=0.32+0.21GDPt+0.75LBCt（4）
LGDPt=1.54+4.78LFDIt-3.60LBCt（5）
关键词：金融发展；对外贸易；理论机制；经验证据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决定国际贸易模式的比较优势来源于国家间的技术差异或要素禀赋差异。而金融发展作为经济中生产技术的一部分或是决定物质资本水平的一个因素（Beck，2002），也会影响一国专业化分工模式的选择和对外贸易的开展。近年来，金融发展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不断融合，关于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成为一个快速成长的学术前沿。本文对该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期对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文章余下部分的结构是：第二部分，讨论了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联系的理论机制；第三部分，根据不同研究主题总结了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联系的经验证据；第四部分，回顾了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一、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联系的理论机制
近年来学者们将金融发展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相结合，深入研究了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联系的理论机制，本部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一）金融发展、外部融资需求与对外贸易
金融市场能够帮助企业克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因此金融发展更有利于较为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的增长，在这些行业形成比较优势（Rajan & Zingales，1998） 。Beck （2002）从规模经济的角度阐释了金融发展通过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影响对外贸易模式。在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具有克服流动性约束的能力，能够进行专业化生产，获得规模经济，从而也就具有了比较优势。Braun（2003）认为无形资产比重高的部门因缺乏必要的抵押品而难以获得融资，金融摩擦程度较高。因此，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有形资产比重较高的部门比无形资产比重较高的部门规模更大，增长速度更快。由此出发，Hur、Ray & Riyanto（2004、2006）认为在金融发展水平和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国家，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可能性增加，融资成本降低，更加依赖外部融资的无形资产所占比重较高的行业就具有了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出口。Becker & Greenberg（2003）指出金融发展为那些具有较高前期投入成本，从而具有较高外部融资需求的行业提供了比较优势，促进了这些行业的出口。
（二）金融发展、风险分散与对外贸易
Baldwin（1989）从金融市场分散风险的角度，运用理论模型说明了各国资本市场的“质量”将导致各国比较优势的差异。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风险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将出口风险品，进口非风险品，而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的贸易模式则相反。Kalemli、Sorensen & Yosha（1999）进一步从现实经济中的产品生产是有风险的前提出发，指出一国的金融发展会带来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更广范围内的风险分担成为可能，进而促进该国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Feeney & Hillman（2001）说明金融发展使得特定要素的所有者持有充分多元化的资产组合，风险能被充分分散时，特定利益集团对于消费被扭曲的损失超过了对贸易进行限制的“保险”利得，游说贸易保护的动机将消失，自由贸易将盛行。因此，金融发展与贸易自由化正相关。
（三）金融发展、制度因素与对外贸易。
Keltzer & Bardhan（1987）通过引入风险下的国际信贷市场道德风险，以及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各国国内信贷合同执行制度之间的差异，说明了即使两国间具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要素禀赋，并且规模收益不变，在信贷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也会不同。Kiminori（2004）也研究了信贷市场不完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指出国内信贷制度的不完善会影响该国企业对外融资的可能性及成本，从而影响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Ju & Wei（2005）将Holmstrom & Tirole （1998）的金融合约模型应用于H-O-S框架之中，考察了金融发展和要素禀赋对国际贸易模式的联合效应。他们提出了关于贸易的木桶法则，认为当一国的金融体系欠发达时，资本所有者不愿意或不能够按照均衡利率提供给企业家所需要的全部外部资本，外部融资约束变成紧约束，成为木桶中的短板，因而金融体系的改善将会增加那些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部门的产出，并且减少其他部门的产出。因此金融体系较发达的国家，在生产过程中更加依赖外部融资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将会出口该产品。
（四）金融发展、异质性企业与对外贸易
Manova（2006）在一个多行业的Melitz（2003）模型的基础上，说明了规模大、生产率高的企业在获得外部融资上具有优势，信贷约束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自我选择行为，只有最具生产率的企业才能进入出口市场，而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信贷约束，对出口的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s）和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s）都有积极影响，并且在金融脆弱程度高即外部融资需求大和资产实质性小的部门，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Berthou（2008）认为企业的生产率存在有界分布，企业在出口时面临固定贸易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金融发展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流动性，促进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并且当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很低或是金融发展水平很高时，金融发展对贸易的边际效应将降低。
【关键词】OFDI 金融发展 融资约束 投资替代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为谋求经济可持续发展，打破国内发展的桎梏，“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一向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其中OFDI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据商务部2015年度《对外直投统计公告》，至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存量达10979亿美元，居全球第八位，流量达1457亿美元，首次居全球第二位。进一步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进一步推动了我国OFDI的发展，为我国在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投资铺设了道路。
同时，我国金融发展亦进入新的阶段。在我国金融系统居主导地位的银行体系正面临新一轮的变革与发展，脱离传统银行存贷款业务的束缚，以表外业务为途径开始介入证券行业业务，以理财产品为形式大规模开展投资业务，与之相对的银行监管体系，在参考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上，亦不断完善；新三板地位在上升至于主板市场同级后，将进一步改善我国金融效率，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将资本引导至生产领域，进一步完善我国投融资结构；基金行业的爆炸式增长亦填补了传统主流金融机构的空缺，诸多机构共同构成了我国现有金融体系。
由此，我国OFDI与金融体系的迅猛发展使其相互影响日益凸显，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将支持OFDI这一资本运作模式，推动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
探究金融发展对OFDI的影响，首先应对金融发展做出衡量，金融发展理论起步于上世纪60年代，探究金融体系发展的度量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金融结构理论，金融深化理论与金融功能理论作为金融发展理论中的重要构成，构建了金融发展的度量体系，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提供基础。金融结构理论将金融现象三个方面：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将金融的发展归纳为各方面内相对规模的改变，并提出金融相关率，金融资产总值/GDP，衡量金融发展；金融深化理论强调货币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提出金融深化率，M2/GDP衡量金融发展；金融功能理论认为相较于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金融体系的功能更趋稳定，功能的发展才能更好的衡量金融体现发展。
关于金融发展对OFDI影响的相关文献，国内自2011年开始有相关研究，并多从上述理论中的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与金融效率三个维度度量其对OFDI的影响，其中金融深化率、金融相关率、存贷比、私人信贷比等已成为较常见的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
二、理论机制探究
（一）融资约束
资本市场不完善将会导致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市场摩擦等将会导致企业外源融资成本高于内源融资成本，促使企业决策需要受到融资的影响，使企业在项目投资时面临因成本造成的融资约束。而金融发展的三个维度中，金融规模的扩大，将增加市场货币资本供给，促使金融产品增多，为企业的融资提供更多样的选择，有利于企业选择融资成本最低、资金使用周期与投资项目的融资方式；而金融结构的改善，以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的调整，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协同为代表，通过减少中间环节费用降低融资成本；同时，金融效率的提高，促使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减少，信息搜集成本与分析成本的降低，减少外源融资成本。上述三者共同减少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展开OFDI这一资金需求规模大、资金使用周期长的投资方式提供支持。
（二）投资替代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OFDI的展开以盈利为目标。金融体系的发展同时也为企业的资金运用提供了更多的标的，使企业的资金配置有了更多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国内金融的发展使得国外投资项目丧失投资优势，使企业更专注于国内资本运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OFDI的l展。
（三）间接效应
金融的发展同时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为企业提供了更专业的风险控制。金融体系的发展，促使企业的技术研发等资金需求大、资金周期长的项目的推进成为可能，推动了企业生产率的进步，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使企业OFDI的展开；而金融体系对风险的高度强调使得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财务、法律风险的控制得到了完善，会计事务所、评级机构等的发展使得企业的对外投资成本与风险大大降低，加速了我国OFDI的发展。
三、结论
我国金融的发展从多个维度推动了OFDI的发展，为OFDI的扩张提供了资本支持与技术支持，在国家“走出去”战略推进的今天，金融体系改革的同步推进应当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关注领域；同时投资替代效应的影响应当与我国“走出去”战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协调，适度调控我国金融产品的规模与结构，使金融发展与我国政策更契合，促进我国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1] 余官胜，袁东阳.金融发展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基于量和质维度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2014， （08）.
[2]黄志勇，万祥龙，许承明.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5， （01）.
关键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社会效应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1-0012-05
一､引言
经济现实的多样化决定了金融形态的多样化｡单调的金融结构从根本上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市场的缺失使商业性金融无从着手，指令经济的效率低下又使得政策性金融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开发性金融作为一种独立的金融形态，有利于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在经济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由于商业性金融存在不足，很多学者对开发性金融做了深入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说明开发性金融是商业性金融的一种补充｡李志辉&李萌(2007)基于开发性金融原理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开发性金融支持模式(DFS)的机理、经济效用和运作流程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该模式能够使中小企业获得潜在外部利润、扩大中小企业融资的可能性边界、减轻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刘大为&周苗(2007)分析了开发性金融债券的发行和创新实践活动，说明开发性金融债券不仅有效促进了开发性金融机构融资体制的完善及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还推动了中国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的调整和转变，在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林勇&张宗益(2007)在归纳总结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基础上，对开发性金融进行了理论研究上的定位，并提出了该理论的研究框架｡开发性金融理论是不完全市场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研究中应注重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研究思路和方法｡
二、弥补商业性金融不足的开发性金融
鉴于商业性金融存在的不足，在本小节中，我们通过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比较，说明开发性金融如何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我们从开发性金融具有国家信用、在金融市场上公开发行开发性金融债券和以市场业绩和政府特定经济和社会目标为目标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国家信用
开发性金融机构是政府特定赋权的金融机构，兼具有国家信用和机构信用，而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只具有机构信用｡国家信用级别一般要比本国金融机构的信用级别高｡这种差别导致两类金融机构在融资成本上有所不同，我们着重分析在其他方面均相同的情况下，融资成本差别给两类金融机构造成的影响｡我们首先陈述如下结论｡
命题1：兼具国家信用和机构信用的开发性金融比只具有机构信用的商业性金融倾向于向经济中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
证明：为便于说明，在证明中我们统称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为银行｡同时，为便于分析，我们假设银行仅向一家企业提供贷款，该企业只有一个项目，此时，银行的收益函数为
其中，i=1，2分别表示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x表示借款企业的价值，是一个随机变量，函数f(x)表示企业资产价值的分布密度，x，x分别表示企业资产价值的上限和下限，K表示银行向企业提供的贷款额，r表示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利率，利息按照复利计算｡由于银行收益函数的一阶导数满足
可知，随着银行提供的贷款量的增加，银行收益增加，但增加的速率在下降｡
我们忽略开发性金融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利商业性金融通过吸收存款筹集资金在方式上的差别，仅考虑筹资的利息成本，那么，银行成本函数为
其中，ri，i=1，2分别表示开发性金融利商业性金融的融资成本｡由于开发性金融具有国家信用，而商业性金融只具有机构信用，所以，开发性金融的融资成本比商业性金融低，即r1
由收益函数和成本函数可知，银行的利润函数为
求解该问题，一阶条件为
根据隐函数定理，对一阶条件的两边关于ri求导数，可得
这表明，融资成本越高，银行的最优贷款额越小｡由于开发性金融融资成本比一般商业性金融低，所以，开发性金融的最优贷款额比商业性金融大｡这说明，在相同条件下，开发性金融利用成本优势向经济提供了更多的信贷｡命题得证｡
命题说明，面对同样的贷款条件，开发性金融由于具有国家信用，倾向于比商业性金融提供更多的信贷｡当市场经济中存在处于融资困境的企业或项目时，或者说，当商业性金融不愿意提供资金时，开发性金融利用国家信用的优势愿意提供了信贷支持，缓解了融资瓶颈｡
(二)社会效应
开发性金融具有市场业绩和政府特定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双重目标，并不单单追求市场业绩和利润最大化｡所以，如果贷款项目存在外部效应，开发性金融在提供贷款时就会对项目的外部效应进行考察，做出与商业性金融不同的决策｡我们首先陈述如下命题｡
命题2：考虑外部效应的开发性金融比不考虑外部效应的商业性金融对具有正外部效应的项目倾向于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对具有负外部效应的项目倾向于提供较少的资金支持｡
证明：假设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都仅对两个企业进行贷款｡在这两个企业中，一个企业仅投资于正外部效应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另一个企业仅投资于没有外部效应的一个项目｡开发性金融既追求市场业绩又考虑社会效应，所以，其目标函数中既包含利润函数，又包含外部效应函数｡商业性金融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故其目标函数中仅包含利润函数｡两种类型的银行在两个项目上的总收益函数都是
其中，Kl，l=1，2表示银行在企业一和企业二的资金投入，f(x)，h(x)分别表示两个企业资产价值的分布密度｡
银行总收益函数满足
假设项目二产生的外部效应为正，正外部效应函数为E(K)，满足E(K)>0，E＇(K)>0，E″(K)0｡同时，为集中考虑目标的不同对银行决策的影响，我们假定两类银行在其他方面均相同，当然，融资成本也相同，即每筹集一单位资金都需要支付在厅时间后要支付本息｡成本函数为
C(K1，K2)=(K1+K2)
两类银行部自主选择对两个企业的贷款量，以使自己的目标函数实现最大化｡下面我们分析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问题｡
①开发性金融
令K11，K12表示开发性金融分别对企业一和企业二的贷款，则开发性金融的目标函数为，
Π1(K11，K12)=B(K11，K12)+E(K12)-C(K11，K12)
在无法确切知道外部效应函数的二阶导数符号的情况下，我们对此进行讨论｡如果E″(K)
可得
K11=K11，K12，=K12
其中，K11，K12分别表示开发性金融对两类企业的最优贷款量｡
如果E″(K)>0，也就是说，E(K)是凸函数，那么，开发性金融的最大化问题不存在最优解｡然而此时，随着对存在正外部效应的项目贷款量的增加，开发性金融的目标函数值越来越大｡
②商业性金融
令K11，K12，表示开发性金融分别对企业和企业二的贷款，则由于商业性金融的目标函数不包含项目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可知其目标函数为：
Π2(K21，K22)=B(K21，K22)-C(K21，K22)
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可得
K21=K21，K22，=K22
对比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可以看出，如果外部效应函数为凹函数，则
K11=K11，K12，=K12
即开发性金融在存在外部效应的项目上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如果外部效应函数是凸函数，开发性金融在存在外部效应的项目上的贷款也比商业性金融多｡所以，我们得出，在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都追求目标最大化的情况下，前者在正外部效应比较大的项日上投入了比较多的资金，解决了由外部效应所引起的市场失灵｡
如果项目存在负外部效应，那么，外部效应函数E(K)，满足E(K)
命题说明，开发性金融在主动提供信贷时，考虑到了项目带来的外部效应，如果外部效应为正，开发性金融机构将会大力支持，否则，开发性金融将不会或很少提供货款｡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经济带来的缺陷，促进了社会和经济更好的发展｡
此外，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利福和经济学理论，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只能实现经济效率而不能实现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特定赋权的金融机构，开发性金融要体现政府意志，即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尽量促进社会公平｡也就是说，在开发性金融的目标函数中还包含有社会公平的内容｡如果一个项目所能实现的利润比较少，但却能够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那么，开发性金融由于考虑项目所能带来的社会效应，将会对该项目提供较多的贷款｡我们把上面分析中的外部效应函数改为社会效应函数，那么上面的分析框架就可以用来分析开发性金融在对待社会公平时的信贷决策｡结论与上面的分析类似，即开发性金融将在促进社会公平的项目上投入更多的资金，而在有悖社会公平的项目上投入较少资金｡
(三)开发性金融债券
商业性金融主要通过吸收存款筹集资金，而存款的期限由金融机构外部因素决定｡所以，考虑到风险因素，商业性金融在提供资金时不得不有所选择，以降低金融风险｡开发性金融主要通过发行开发性金融债券筹集资金，债券的期限由开发性金融机构自主决定，所以，其在选择信贷资产时，存在明显的优势｡我们先陈述如下命题｡
命题3：通过发行开发性金融债券筹集资金的开发性金融比通过吸收存款筹集资金的商业性金融在应对长期信贷时更有优势｡
证明：为防范风险，银行都要对资产和负债进行管理，所以，我们通过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理论来证明这个结论｡为便于分析，我们假设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都通过久期匹配来对资产和负债进行管理｡久期是一种对到期日进行价值与时间加权的度量法，考虑了所有盈利资产现金流入和所有与负债相关现金流出的时间安排｡久期缺定义为资产组合久期与负债组合久期的差｡久期缺为：
久期缺=银行资产组合加权久期-银行负债组合加权久期
如果久期缺为正，那么，任何利率的相同变化都会使银行负债价值的变化小于银行资产价值的变化｡如果银行存在久期负缺，则任何利率的相同变化都会造成负债价值变化比资产价值变化大｡利率对久期缺和银行净值的影响如表1所示｡
商业性金融主要通过吸收存款获得资金，并且期限较短的存款比例比较大｡所以，如果商业性金融持有较多的长期信贷资产，那么，根据久期匹配的管理策略，商业性金融机构将拥有正久期缺｡此时，如果利率发生变化，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净值将会波动剧烈，从而遭受较大的利率风险｡所以，商业性金融机构在久期匹配规则下，一般不愿意持有风险较大的长期信贷资产｡
相反，开发性金融主要通过发行开发性金融债券获得资金，债券的期限可以自主确定｡如果开发性金融持有了较多的长期信贷资产，那么只要其发行长期债券就可以缩小久期缺，使久期得以匹配｡于是，在久期匹配规则下，开发性金融能够承受风险较大的长期信贷资产｡
所以，在防范风险的谨慎原则下，开发性金融比商业性金融更倾向于提供长期信贷资产｡命题得证｡
命题说明，开发性金融利用发行开发性金融债券的融资优势愿意提供期限较长的贷款｡在现实中，很多企业或项目都需要期限较长的信贷，而商业性金融由于担心风险太大而不愿意对此提供信贷，这导致了融资困境的产生｡此时，开发性金融利用自身的融资优势，对需要长期信贷资金支持的企业提供信贷，较好的满足了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弥补了商业性金融的不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本文从开发性金融具有国家信用，以市场业绩和政府特定经济和社会目标为目标和通过发行开发性金融债券筹集资金三方面展开了论述，通过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比较，说明了开发性金融为什么能够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同时，这为开发性金融的存在奠走了基础｡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对比，说明了开发性金融具有的独特优势，得出了开发性金融能够弥补商业性金融的总体结论｡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兼具国家信用和机构信用的开发性金融比只具有机构信用的商业性金融倾向于向经济中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
第二，考虑外部效应的开发性金融比不考虑外部效应的商业性金融对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企业倾向于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对具有负外部效应的企业倾向于提供较少的资金支持｡
第三，通过发行开发性金融债券筹集资金的开发性金融比通过吸收存款筹集资金的商业性金融在应对长期信贷时更有优势｡
根据文章的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开发性金融机构要充分利用国家信用优势，用比较低廉的融资成本获取融资优势｡
第二，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提供信贷时要考虑提供资金所能带来的外部效应和社会效应｡如果存在正的外部效应和社会效应，开发性金融机构就应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否则，就不应该投入太多资金｡
第三，开发性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发行开发性金融债券的优势，通过灵活发行各种期限的债券，对发放长期信贷资产引起的市场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
参考文献：
[1]彼得S.罗斯著，刘园译，《商业银行管理》，第五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国家开发银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课题组，《开发性金融论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国家开发银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课题组，《开发性金融经典案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国家开发银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课题组，《开发性金融与中国债券市场创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金融发展；收入分配；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6-87 -03
前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20世纪60年代末期，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罗纳德·I·麦金农和列文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率先提出并推动了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指金融体系的规模或效率得到提高，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是金融体系是否具有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功能。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金融发展一直是国内外研究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然而各种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金融中介在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新古典增长理论(Goldsmith,1969)认为，金融发展与投资有效性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强调金融自由化在增加储蓄和投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McKinnon,1973；Shaw,1973)。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通过有效的资本配置可以提高投资有效性，金融机构的产生与成长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与之对立的观点则认为，是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并不重要。例如，以（Lucas 1988)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以往的经济学家们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会创造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部门的发展，是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而不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除了对经济规模产生作用外，对经济结构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动也会产生一定作用。有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的研究却是在最近十多年间才发展起来的。(Greenwood和Jovanovich，1990)的理论模型开创了该领域研究的先河。在此以后，与其观点相近的文献逐渐涌现，大都是要证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倒U型关系。中国也有很多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研究。然而大部分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都与国外的理论有一定矛盾之处。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尚处在金融发展倒U型的前一阶段，也可能是由于研究者并没有区分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的缘故。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简要评述研究金融发展、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文献。本文以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评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文献；第三部分简要评述研究金融发展、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第四部分是结论部分。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一）理论研究
在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各国学者都致力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由于各国的学者研究角度不同，他们设计的金融发展指标也不同，且各个指标的统计口径也存在差异，使其结论不尽相同，但就研究结论而言，主要有以下个方面:
1、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Robert Lucas曾说过经济发展中金融的作用被过分强调了，内生的技术进步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持这一观点的这些学者认为经济和金融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不存在因果关系。
2、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就外国来看，Goldsmith在1969年以金融规模占GDP的比重设计了金融发展指标，对1860～1963期间35个国家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很高的相关程度。McKinnon则用M2占GDP的比重构建金融发展指标，在对7个国家实证分析后发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而列文等则对戈德史密斯的研究进行了改进和发展，在1993年用4个金融发展指标对80个国家进行分析，证实了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
3、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Edward S.Show和McKinnon的研究表明由于金融市场上供给及需求不足促使经济结构上的供求弹性较低，抑制了经济的发展。金融发展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4、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经济学家WangEC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就说明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长期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要求金融市场同步发展，以促进金融发展。
（二）影响机制
现在经济学家们已经大体认同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对于这一领域的理论与经验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推动其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金融体系又分为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对应于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种方式。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2007年美国次级债引起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利?怎样建立一个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有利的金融体系?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程和现状作一系统介绍和比较。
一、金融发展的内涵
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金融发展的概念，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指各类金融资产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增多。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把金融发展视为金融结构的变化。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的金融深化论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完善过程。金融结构的优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金融工具种类与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即金融商品的种类与规模的扩张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以及金融对社会经济的更深层次的参与和影响。二是金融机构类别与构成的优化。金融机构类别的扩展与构成上的此消彼长，反映了金融领域影响社会经济的力量生长和金融服务日趋完善的程度。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种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金融市场制度的变革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在实际金融发展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的，金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健全，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二、国外研究历程
(一)货币经济发展理论
有关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追溯到英国重商学派理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就是财富，因而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在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苏格兰经济学者约翰・罗(John Law)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约翰・罗认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又有赖于货币放人增加，金属货币的增加将受到金属供应量的束缚，无法适应贸易扩大的需要。因此，罗主张由国家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以推进生产贸易的发展。
重商学派之后，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本身对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与货币联系的各种信用活动，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银行券与信用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完全继承了斯密的信用媒介论，认为信用没有创造资本，但促进资本流转到更能在生产上有效利用资本的人手中。因此，虽然现有资本数量实际上没有增加，但使用的资本数量却由此增加，从而使社会总产量相应地增加。
(二)传统金融发展理论
1969年，雷蒙德・戈德史密斯(Coldsmith)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综合全面地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他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通过对近百年金融发展和当代35个国家货币制度状况的比较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结论。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机构诱发增长的作用只能产生于储蓄和投资总量的增长或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增长中的一个，它通过把储蓄更有效地分配在潜在的投资项目上而取得。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首次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系统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Shaw)和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爱德华，肖(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分析了金融深化的特征，认为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来自于金融深化的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作为金融深化的反面，他分析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及成因，指出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增长。麦金农(Mckinnon)着重讨论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给，而金融自由化必须与外贸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同步。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弥补了一般货币理论研究过程中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新金融发展理论
以麦金农－肖(Mckimon and Shaw)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阻碍了储蓄动员和经济增长，因而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的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以金(Kjng)和莱文(R.Levme)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摒弃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来重新分析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也称为新金融发展理论)。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并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体系形成和发展。
金(K1ng)和莱文(Levine)在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King和Levine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研究在金融功能的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设计了4个金融中介的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一是Depth出指标，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二是Bmk指标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三是Pfivate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国
内信贷总量一银行间贷款)；四是Pfq指标，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GDP。另外，金和莱文提出了四个“经济增长”指标：①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②GK－物质资本积累率；③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④EFF－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一)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国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实证层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结果表明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韩廷春(2001)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单纯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应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谭艳芝、彭文平(2003)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量(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质(投资效率、TVP)两类，采用1978-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增长的质的因素影响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因而综合起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在国家宏观层次上，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董晓林和王娟(2004)建立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了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她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越来越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具体到地区层面，按区域进行的实证研究从而更具有针对性。周立、王子明(2002)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省区层面上，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2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刘仁武(2002)研究了海南金融发展状况，按照戈德史密斯(1969)的思路，构建了描述地区金融发展的指标和理论体系，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搭配问题。王景武(2005)的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东部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则相互抑制。张海波、吴陶(2005)在《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分析》一文中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陈福中和吴秋口(2008)以长三角为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相关率、证券及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金融效率化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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