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1 1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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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这门课课程性质、教学课时、教师知识结构、教学方法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门课程教学存在三大问题:第一,教学方式单调。一些教师只是单一地展示、讲解幻灯片,没有精心寻找一个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思考的切入点,只是抽象、概括式地对各朝代思想家、文学理论家、文学家的文学观念、思想进行总结,面面俱到,“单向”式教学成了这门课程的常态。第二,课堂教学的贯通性不够。教师在讲授某一知识点时,由于受课时或知识能力所限,不能把前后、中西、学科之间联系起来,不能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框架。第三,重理论而轻文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的难度很大,讲起来费时费力,因此,一些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笼统地让学生课外阅读相关文论著作,而教师课堂教学时基本忽略文献,只是进行单一的理论总结,没有让学生从中国古代文论中自己发现问题、思考问题。
上述三大问题足以严重影响《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效果,因此,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笔者积累了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这三大主要问题,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谈谈认识,抛砖引玉,以期广大教师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一、《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宏观意识和教学改革
笔者初从事这门课教学时,常常为找不到一个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他们积极思考的切入点而发愁。后来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以宏观视角为切入点解剖某一时期或某一文论家的文学观念、思想、范畴、概念、术语,比较容易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正如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所讲:“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在思维方式、范畴术语、理论形态等方面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笔者在讲授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时,都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道、释的关系,在中国文化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粹。”[1]《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宏观意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找准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切入点。
2.紧紧扣住儒、道、佛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深刻影响,拓宽学生的学习视野。
3.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形式,使之成为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的利器。
4.前后贯通中国古代文论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中国古代文论知识体系非常庞杂,阅读理解的难度很大,而《中国古代文论》课程的教学课时非常少。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有些老师只挑选两、三位重要文学理论家进行重点教学,其余只花两三个课时进行简要介绍,有些老师则相反,以史代论,全部拉通,面面俱到,让学生浅尝辄止。这两种课程安排都不利于学生学习,前者是零碎的,后者是粗糙的。因此,教师要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用宏观意识帮助、引导学生搭建知识体系,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精神,用微观填补、夯实宏观。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树立微观意识,从细处着手,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所谓微观意识,就是教师高度重视古代文论文献,从字、词、句入手,引导学生通过对文献的细读,领悟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精神。
二、《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比较意识与教学改革
教师在教学中树立比较意识,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增强他们从多侧面、多角度理解问题的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1.中国和西方文论比较
中国和西方文论关于文学本质、文学功能、文学创作规律、文学表现手法及范畴、概念、术语等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教师在教学中可以进行适时、适度、合理的比较。第一,关于文学本质,中国和西方都有“反映论”和“情感说”,二者的异同;第二,关于文学功能,中、西都认识到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二者的异同;第三,关于文学创作规律,如“灵感”、“直觉”,中、西文论家都有很细致、很深刻的描述、论述,二者的异同;第四,关于文学表现手法,如中、西小说理论,都有人物形象论、情节论、结构论,二者的异同;第五,关于范畴、概念、术语,如中、西都有审美意象相关理论,二者的异同。在比较中西文论时,一定要结合中、西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如关于对文学功能的认识,古希腊思想家主要从讨论悲剧功能开始的,而中国则主要从论述《诗经》的作用开始,主要因为观看戏剧演出是古希腊人生活的一部分,《诗经》对中国春秋时期的政治有很大影响,诸侯国家都很重视“诗”,外交使节往往通过“观诗”了解出使国的政治状况和社会风俗。
教师如果善于把中、西文论联系起来教学,那么不仅会增强课堂的学术氛围,而且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中国同时期文论家关于某一文学观念、范畴的比较
唐代王昌龄、皎然、刘禹锡等文论家都讨论过“境”这一重要范畴,笔者在教学时引导学生找出这几人关于“境”的相关论述,重点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其中的相似和不同。通过比较学习,学生了解了意境范畴的演进史,进一步理解了现代意境范畴的本质内涵。
3.对中国不同时期相似文论的比较
上文已经提及,中国古代文论有很强的承继性。何以让学生深刻理解这种承继性?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比较分析。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后,有不少古代文论家继承发展了这一重要的文学创作动机理论,比较而言,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影响更大。因此,讲到韩愈文学思想时,笔者从历史文化背景、内涵、影响等方面对此进行了重点比较分析。
韩愈提出“文以明道”说,宋学家提出“文以载道”说,如果不进行比较,学生就很容易把这两种文学观念完全混淆。笔者首先重点分析了“明”与“载”的不同含义:“明”并没有把文学当成“道”的工具,而“载”则完全否定文学的独立性,宋学家只是把文学看成“道”的工具,其次分析了韩愈所说“道”和宋学家所说“道”的内涵并不完全一样,韩愈的道就是儒家之“道”,而宋学家的“道”虽然以儒家之道为根本,但吸收了道家和佛教思想。通过比较,学生对中国古代这一重要文学观念有了更明晰的理解。
教师教学中运用比较法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不可随意,选择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比较;第二,课堂时机要选好,有时需要用比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时需要通过比较画龙点睛,有时需要用比较进行总结,有时需要通过比较引发学生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第三,找准同和异的焦点问题,不可面面俱到;第四,点到为止,更多问题需要学生自己课后查阅相关资料进行比较。
三、《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现代意识和教学改革
《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现代性指两个方面:一是教师树立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方法阐释古代文论的思想意识;二是教师有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教学效率的意识。关于第一个方面,各种《中国古代文论》教材编写者都注意到了,教师只要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并加强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学习就能做到。关于第二方面,教师必须能熟练使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和网络图书资源查找资料。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教学古代文论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实践观、联系观、发展观、矛盾观等哲学观念都对中国古代文论教学和研究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如“实践观”,中国古代文论都是对文学活动实践的总结;“联系观”,上文也有论述,中国古代文论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都有很紧密的关系;“发展观”,中国古代文论的承继性很强;“矛盾观”,中国古代文论的很多观念具有矛盾、辩证统一的特点,如“文”与“质”、“实”与“虚”、“阴”与“阳”、“和”与“同”、“近”与“远”等,正是这些充满辩证性的观念催生了丰富多彩的文论思想、范畴。
2.教师要合理运用现代文学理论、美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20世纪产生了不少新的文学理论,如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接受学文论、符号论美学等,这些新理论都对中国古代文论教学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如皎然《诗式》中有“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2],可以用形式主义文论的“陌生化”理论分析“至难至险”、“奇句”,揭示这句话的深层次内涵。再如“意境”的审美特征,完全可以用“格式塔”、“移情”、“符号论”等现代美学理论进行阐释。
[关键词]影视;文学;互动;融合;改编;叙事方式
文学是所有艺术中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而影视出现的比较晚,被称为“第七艺术”。影视尽管从早先的艺术门类中汲取营养,但它不是哪一种艺术的分支或变种,而是一门具有独特表现力的综合艺术形式。影视艺术依靠光学技术,已经从戏剧、文学等所创造出的表意手法和认识手段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形成一种独立于文学之外而又频频眷顾文学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形象化地把文学看作是众多艺术发生发展的“母体”,而影视等艺术则是它养育的“子女”。它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起源,却又以不同的表现方式给人类提供着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愉悦。文学和影视各自生成的演变史大大丰富了文学与图像符码各自的叙事能力。它们之间血脉相连,具有一种内在互动的密切联系。
一、影视和文学在相互融合中变异与借鉴
法国理论家乔冶・萨杜尔说过:“一种艺术决不能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产生出来,而突如其来的在我们眼前出现,它必须吸取人类知识中的各种养料,且很快地就把它们消化。电影的伟大就在于它是很多艺术的综合。”影视艺术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综合了其他各门艺术的多种元素,并经过自身主体性整合而呈现出特有的艺术表达功能,具有时空统一性、声画可融性、表现综合性和形象逼真性的艺术特征。影视艺术是在文学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利用现代社会的科技手段才蓬勃发展起来的。它作为一种以线形方式来安排信息的“马赛克式”艺术,是通俗的、大众化的、生活化的。受众从中寻找知识、思想,也寻找感官愉悦,建立情感依托和精神支柱。正如宗白华所说的:“在这里,物的感性的质、光、声、色、热等不是物质所固有的了,光、声、色、热中的美,更成为主观的东西。”
但是作为“遗传”,文学和影视艺术必然有其相通之处,理论家荒煤就说道:“我们电影要上一层楼,主要靠文学,没有文学的基础,电影是上不去的,世界上许多著名电影,大多是长篇小说改编的。”这或许有点绝对化,但却说明了文学对影视有着很强的心灵感召力。当代中国文学在题材选择、主题发掘、人物塑造、价值取向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给影视艺术的发展以多方面的启迪。正如当代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所说:“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都不会存在。”文学为影视艺术提供再创造中必定会产生变异,那么它就不大可能像中国文学那样成为只供特定接受群体欣赏的单纯艺术;对受众而言,它也就不会仅仅局限在有限的审美领域,而是要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它超越了艺术的美学范畴而扩展到整个社会文化之中,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方式、语言方式、交际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通过它而获取了一种新的语言符号――视听语言(这是文学所没有的),这种借助图像符号的视听语言,使人无意识地被灌输和储存信息。视觉上的刺激性带来心理上的挑战感,而画面和音响效果的配合,能使人内在的情感受到充分提升和升华。而视觉图像成为这个世界最基本的面貌,而分析和批评图像被看作当代人最具有发展潜力的能力之一。正是在显示和认识现实中,当代人实现着完全意义上的沟通、对话和共享。
而对文学来说却没有这么明显的优势,在这方面,它是以弱势出现的,因而影视的强势功能也慢慢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影视艺术确实带给文学诸多启示,仅就蒙太奇技巧对文学的影响就不可低估。自它诞生以来,格里菲斯、爱森斯坦等相继拓宽蒙太奇的实用领域,使蒙太奇成为当下影视中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而且影视中的其他技巧如平行剪辑、快速剪接、快速场景、声音过渡、特写等都开始被小说和戏剧借鉴而应用。
总之,当代中国文学的多种元素被影视所同化与吸收,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影视艺术成为时空综合的视听艺术,而影视的先进技巧也被文学所模仿和利用。所以,当代中国文学和影视艺术在“技”和“道”的层面上互相学习,互相渗透,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作出适合各自生存发展的明智的审美选择。
二、影视和文学在相互改编中各自坚守与创新
自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荡涤着人民稳定的心理结构,人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存状态乃至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都在解体中重构,实用功利主义原则抢占了话语霸权的制高点,并以强者风范渗透到包括文学、影视等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所以现当代文学与影视的默契在风雨飘摇中凸显出变异和凌乱的势头,而改编(以小说居多,不仅是精英小说,还包括武侠和言情小说)则成了这一桥梁的“捷径”。
一些影片把人们所熟悉的典型形象搬上了银幕,再现了各个时代的历史风貌,使经典文学作品得到了新的意义诠释,有力地促进了影视艺术的发展,同时也为名著改编影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有些影片演火了,也被改编为小说。那么改编应遵循什么原则呢?鲁迅先生在给孟十还、山本初枝等的信以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文章中,针对别人改编他的作品或他人改编别人的作品发表了许多中肯意见,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改编要尊重原著的创作意图,二是改编要正确地把握人物性格逻辑。”改编既要有坚守原有剧情的孤独意识,又要有拓宽新视野的合作精神。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力图挖掘民族文化的第五代导演,如张艺谋、陈凯歌等就做出了榜样。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天才的专业禀赋、传统的文化底蕴以及时代赋予的开放性思维模式促使他们在艺术殿堂里纵横捭阖,并把自己深刻的哲学、文化和历史的思考融进了影视本体,他们的经典之作几乎都是改编而来:张艺谋成名作《红高梁》由莫言同名小说改编而成;《黄土地》其母本为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张军钊《一个和八个》源于郭小川同名叙事诗;刘恒《伏羲伏羲》改编成《菊豆》等。在改编中,他们仍然保持与原著思想的一致性,坚守阵地。
但由于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艺术体验,又以一种非合作的姿态去审视本文,使其呈现出与原著不尽相同的艺术风格和个性色彩。影视对文学作品进行二度创作,有利于导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且相对缩短的生产――流通时间更符合影视商业产业化的运行规则,所以目前我国影视改编文学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不仅使编导者名利双收,而且让文学及其创作主体也因此而获利受益,作家借助影视抬高身价,文学文本也备受青睐。
但是,影视与文学毕竟有很大的不同,德国学者克拉考尔 说:“小说和电影也互有不同:它们形式特征毫无共同之处,它们所抓取的世界也互不相同……这些形式特征表现在对时间、速度、空间和表现角度(视角)等元素的处理上……”又说:“一切小说都侧重于表现内心的发展或存在的状态。”“电影倾向于表现一种仍然跟物质现象紧密地仿佛由一根脐带联结在一起的生活,而它的情绪和理智内容即来自这些物质现象。”现当代文学名著本身就是一个较完美的结构体系,其中的形象塑造和内涵张力具有无法替代的稳定性,所以改编可能造成其稳定系统的失调,这对改编者的创造力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它要求编导者有创新的勇气和新颖的视角,重新构建一个和谐的稳定系统。而这种系统的转变最明显受到影响的便是“话语”的“改头换面”,所以需要探讨文学和影视的“话语”。
然而,影视艺术作用的结果反映在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上,表现了小说对影视艺术的屈从和依附,于是便产生了“趋影视体”小说。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其结果是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被削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这种文体在追求环境描写的视觉造型、简洁明快的对话和蒙太奇结构,更多地融入了影视艺术的技巧、技法,体现了鲜明的影视化倾向,同时仍保持小说的独立品行。特e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小说家在影视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度创作,将视听符号向文字符号转换,这就是产生的小说“后生”现象。
三、影视和文学以不同的话语模式影响着对方的叙事方式
从符号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观赏艺术(当然包括文学和影视)的过程就是受众对艺术文本的解读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要靠视觉暂留视像的生理机制,而且还依赖于受众的想象、联想与记忆,依赖于对形象与情景的再创造。受众对艺术文本信息的接受,是一个感知、理解、想象、情感多层次复杂构成的心理活动过程。
尽管在文本本体上影视与文学话语模式不同,但文学的叙事方式与其想象世界之间和影视的叙事方式与其虚构世界之间有不少共同点,即都可以采用各种组合切割的叙述方式。
美术、文学、音乐、绘画等诸多艺术都是人类凭借不同媒介用以书写话语的不同方式,即不同的话语形态。影视也是一种语言活动,它的语言话语只是指运用影像画面和声音“说话”、“写作”造成各种表现效果的艺术手段,如摄影、照相、剪辑、音响处理、录像等,既包括电影制作者个人用摄影机(录像机)“写作”、“说话”,又包括这种“言语的沉淀”。帕索里尼认为,电影话语可分为语素和影素,语素作为意义单位相当于镜头,影素作为定义单位则相当于现实中的客体和动作,它们各有自己的自然而非约定俗成的意义。影视的语言是一种直觉符号的语言,影视就是利用这种独特的话语模式把信息输送给观众。而文学话语不是直觉符号的语言,它是文字符号的选择和编码,并通过编码传递给读者信息,其实包括影视在内的一切艺术既是“话语”,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语言”,就在于这些艺术的媒介诸如线条、色彩、图像、形体、影像、声音等,都是信息载体,都是意念和情感的物质性载体和思维工具,都具有类似语言的传播功能。影视借鉴了文学中的人物刻画功能,也具备了行动元和角色的双层作用,而人格特征的塑造以及人物自身的同一性和独立性又构成其“角色”的作用,影视的叙述话语与视像构成产生丰富的变化,具有文学意义上的象征、隐喻、哲理式的叙述话语与视像构成逐渐成为影视艺术创作新的语言系统。
[关键词]中职;国际贸易;校本教材;实训教学
中等职业教育是有别于普通教育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模式,重在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的第一线的实用型人才。入世以来,众多进出口企业反馈:对学历并没有严格的要求,最主要的是能力。面对市场有利契机,中职国际贸易教学采用几近真实的国际贸易模拟环境,让学生在其中亲身实践。并建立起以实训为主体,理论为支撑的任务引领型教学体系。只有学生将知识转化为技能才能使中等职业教育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真正落到实处。
1、任务引领、创新教材。
长期以来,中职国际贸易专业教材传统,与实际就业岗位脱离,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和职业能力的养成。校本教材的开发以长期进行国贸专业教学的一线教师为主体,以工作任务为中心引领知识、技能和态度,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让学生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发展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以上海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国际商务实训指导》为例,教材以进出口业务中最常见的结汇方式(L/C、T/T、D/P或D/A)和成交方式(FOB、CFR、CIF)分别设置T/T+FOB、T/T+CIF、T/T+CFR、L/C+CIF、L/C+CFR等项目;项目下各设一对“教学活动”和“体验活动”;“教学活动”以生活中的实例为“项目背景”,通过“项目分析”要求完成“项目任务”;然后在“项目实施”中分步骤以各角色模拟从签订外销合同,到备货、租船订舱、报检、保险、报关、出运、制单,直至付汇/结汇、退税等进出口的必经过程。“体验活动”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成就动机。学生按项目要求,对项目背景进行分析,继而完成项目任务。事后学生和教师都可以根据任务完成的情况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活动能力。通过技能水平的训练,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
另外,校本教材整合了其他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内容,反映出中职特色。比如英文函电的使用以及英文单证的制作与国际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加强这方面的训练,部分外贸函电的内容也被整合进去。教学中,业务流程的讲解和外贸函电的应用结合在一起,每一个环节中英文相对应,步骤力争和实践环节相符。
任务引领型课程打破了过去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二元分离的局面,以工作任务为中心的教学,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
2、技能训练、理论检验。
模拟操作贯穿于国际贸易专业实训教学的始终。理论变成了实训的附属。实训不仅把枯燥的专业知识变得丰富精彩,更可以帮助学生有效地理解记忆。比如《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解释贸易术语CIF:卖方必须支付合同规定货物运至内定目的港的运费,并自付费用办理投保手续,但很多学生经常混淆买卖双方的权力义务。在模拟实训中租船订舱,填写投保单都必须在“出口商”
角色下完成。再如,《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所谓“单证相符”、“单单相符”也在实训过程中得以很好的体现。以L/C+CIF为例,在履约操作中我们需要制作合同、信用证、商业发票、装箱单、汇票、投保单、报检单、报关单、核销单等众多单证,只要单据之间表面不一致,单证中心将提示单证错误。除此之外,实训还给学生提供了进出口报价及核算等练习。
国际经贸局势瞬息万变,国际贸易政策也是重出不穷,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及时补充国际经贸领域的新进展和实际业务需求。比如汇票通常被作为重点放在“支付工具”上,而国际贸易实际使用的汇票是由出口商开出的“收钱工具”,这是一种特殊的商业汇票。
教师可以讲明这种“国际贸易汇票”的特点和使用,以免与后续的托收、信用证涉及的汇票相混淆。全方位、多角度、大容量的技能训练解决了学生的学习难点,检验了书上的理论知识,使教学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
3、综合实训、培养创新能力。
从技能到能力,这是质的飞跃。综合职业能力既包括专业业务能力,又包括社会能力。中职生可具体为:实践动手能力,自我学习能力,社交能力,创新能力等。现在,许多国际性大公司在招聘人才时,十分注重应聘者的能力。能力的类型不同,培养也就各有差异。
首先,要了解和分析预测今后学生可能就业的相关岗位,明确各专业的职业能力结构,确定专业所需的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并建立健全考核评估体系,把能力培养始终作为教学设计活动中的一条主线。其次,在教学中始终贯彻启发性教学原则,以因材施教为基础,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重点,积极开展综合实训,全面进行综合性的职业学习和训练。
国际贸易专业实训课与文化课不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讲解者,而是指导者、咨询者;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获取。自始至终主体是学生,他们的积极性被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让学生分组组建公司,自己在实训平台上寻找商品和客户,自己设计产品目录、宣传广告。以进出易的基本过程为主线,以具体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为背景,针对进出口贸易中业务函电的往来,包括出口报价与还价,核算、交易条件的磋商、出口合同的订立、信用证的审核与修改、出口货物的托运订舱、报检通关、办理保险、结汇、退税等主要业务为序进行训练。
国际贸易专业核心技能课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模块,它与其它模块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互动发展的。集中的综合训练,涵盖了外贸函电、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市场营销、国际物流与货代、报关理论与实务等多门课程,通过全套单据的制作,让学生掌握了与外商建立业务关系的整个流程。系统所属部分项目与职业资格证书接轨。采用这样的综合实训,把看似繁杂的贸易流程,通过真实案例进行展现,并使之与实际操作环节相沟通,不仅强化了学过的知识,还培养了学生们的上岗能力和创新精神。
4、校企互动,可持续发展。
由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第一线的实用型技术工人、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因此,实训期间可让学生看到真正的运输工具、集装箱、海关监管场所,参观海关报关大厅和检验检疫机构,还可以直接聘请有经验的从业人员来校讲课,使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对行业及时了解。
学生未来职业的变化与他们自身的发展要协调起来,光靠课堂上的动手操作和模拟实践是不够的,学校教育应该和社会实践渗透结合。学生进入进出口公司实习,企业成为学校的实训教学基地,不仅使学生加深了专业理论知识,熟悉了企业业务的具体运行,而且还积累了经验,提高了综合知识应用和实际操作的能力。
同时,外贸企业从中发现和选拔人才,实现用人单位“零磨合”期的需求。校企合作培养了学生在未来实际工作中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能力,使学生既具备上岗就可以较好地上手工作,又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刘红燕。高职类国际贸易专业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山东农机化,2004.
关键词: 新闻学 理论体系 公共性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12]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页。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引言
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学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医学人才专业能力、职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医疗服务质量。因此,医学教育中,必须强化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在现代社会里,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医学生培养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对培养专业的医学人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人文素质教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过程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质,为我国现代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提供保障。
1.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友爱、友善、诚信、守法、爱美”等,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优秀的精神成果,是进行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丰富思想资源,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为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培养专业、素质高的医学人才,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医学人才质量。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让医学生接触到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熏陶医学生,从而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有着直接的关联性。
2.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就当前医学教育工作来看,过重的强调医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忽略了人文素质,以至于所培养出来的医学生难以满足医疗事业的需要。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服务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作为医疗服务事业的从事者,医学生人文素至关重要。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仅是指医学专业知识的教育,同时还包括了医学人文精神修养,要求医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气质,要具备人文关怀意识。随着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想满足现代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进行医学教育的同时,就必须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医学生的人文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观、道德观,从而为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培养出更多的专业性医学人才。
3.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融合
3.1树立科学的医学教育理念,构建完善的医学人文教育体系
传统的医学教育理念中,对人文素质教育还不够重视,偏重于专业技能的教育,从容使得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成为了制约他们发展的一个短板。现代社会里,对医学生人文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教育理念下所教导出来的人才难以满足现代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面对这种情况,针对医学生的教育,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医学教育理念,要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以“人的全面发函理论、人文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医学教育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融合,积极构建完善的人文教育体系,从而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前面发展,不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3.2树立文化自觉意识
所谓文化自觉意识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的一种合理认知,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一种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特色以及发展趋势都有一定的认知,能够在文化环境下增强自主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P重要的精神财富,能够只一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加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应当自觉树立文化意识,将传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学人文精神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来进行教育,将人文精神贯穿落实于医学生培养之中,从而不断提升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增强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担当,引导医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观。
3.3加强医学人文师资建设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教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人文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对于医学生而言,他们深受教师的行为举止的影响,教师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可以让学生耳濡目染地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增强自身的人文素质;反之,教师人文素质差,就会影响到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为此,在医学生认为是指教育中,要加强教师的培养。教师人文素质的提高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学习,让教师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医学精神,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医学人文素质。同时,要强化教师专业知识的教育,提高教师的专业文化水平,不断优化教师知识结构,从而更好地服务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工作。
3.4营造良好的环境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环境十分重要,好的环境提高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为此,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要想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就必须重视环境的营造。针对校园环境,学校应当要突出医学特色,在建设校园文化中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人文元素融入其中,突出医学特色。在教学楼、科研楼、科学馆等建筑以及道路上可以以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来明明,如扁鹊楼、华佗路等,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在充满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环境中学习、成长,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
3.5开展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实践活动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开展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实践活动注重的是参与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医学教学实践活动中来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在医学实践活动中提升人文素质。因此,学校应当集合人文素质教育要求,积极的开展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实践活动,如邀请知名的教授、专业来校就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人文素质进行专题讲座,通过讲座的形式来增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文素质的认识。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要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实践活动中来,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增强自身的责任感,提升人文素养。
关键词:小学语文;备课工作;建议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发展,对小学语文教师的备课工作也更加重视。教师的备课工作不仅仅只是将教学要求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思考怎样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学习热情。
一、教师备课活动中面临的问题
1.复制已有的教学课件
备课工作是教师教学工作的关键步骤,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可是时间一久又会丧失新鲜感,会觉得十分疲惫,所以许多教师就将它当作一种很耗时间而又没有乐趣的无聊的劳作,在上课之前没有安心下来认真做好备课工作,只是在网络上复制已经有的教学课件,不管不顾地复制,也不想想这些教学课件是否适合自己的教学活动,是否符合学生的学习习惯。虽然相同的教学文案能够学目的与练习,是挺不错的,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教师提升课堂教学成效是有一定好处的,可是在使用相同的教学文案的活动中也会出现错误,某些教师就会依靠整体的力量,变得更加懒惰,致使自己的教学技能落后,出现语文课堂的教学成效不佳等情况。
2.过分依赖课本
很多语文教师在备课活动中只是重视课本中需要教学的重点知识,而忽略了学生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乐趣与经历,致使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因缺乏教学经验而无法应对一些意外情况,师生之间就缺少了那份沟通。另外,因为太关注课本上的知识,教师不重视知识的开拓与创新,跟不上时代步伐,而备课的东西又枯燥单调,有些已脱离时代的发展了。此外,有的教师不仔细,在平常写字写得很不错,可是在备课活动中完全看不出来,字写得很乱。还有一些教师的备课很仓促,内容简单,毫无新意。许多教师在上完当天那节课后,就不管什么了,也没有对今天所传播的内容进行归纳整理。许多教师的教后语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没有教学活动的优点与缺点,无法起到提升教学效果的积极作用。
二、对于小学语文教师备课工作的建议
1.仔细研究课本
教师在备课过程中一定要知道哪些是重点,不仅要分清各个专题在课本中的位置,还要把握好每册之间的关系,做好章节的处理工作,仔细思考每册课本之间的关系,做到从整体上了解课本,进而确保备课活动的顺利进行。例如,在讲解《草》时,一定要仔细地钻研课本,对于不了解的生词一定要查找有关的教学信息,传授给学生正确的“枯”与“荣”的关系,不可以轻视。并且教师自己也要多多诵读课本,还要带着感情地去朗诵,才可以了解作者当时想要表达的思想。教师还应认真研究教材,在每个教学步骤中添加有趣的地方,对教学过程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重要因素。另外,教师还要努力做好一节课的备份工作,查询资料,准确把握新课程标准的教学目标,对于语文课文的知识要保证非常熟悉,做好课堂练习的准备;还应正确地认识学生,设计好教学活动。在备课的活动中,教师一定要具有较高的责任意识,还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习能力,如此,我们才可以确定教学工作。
2.要多储备语文内容
课堂教学的好坏和教师的知识积累是有联系的,所以,语文老师在准备教材课件的时候要查找很多教学资料,以更多地累积有用的教学材料,为上课做好充分的准备。例如,可以仔细查找有关作者生前的事迹、写作的成就等等的教学材料,来更好地了解课文的中心思想,另外,还要仔细考虑怎样将这些教学东西传播给学生,让学生懂得语文教学的意义。在查找教学材料的时候,可以借助网络进行查找,也可以阅读有关的教学刊物等。
3.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
在备课的活动中,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重视学生个人的发展,争取备课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准备备课工作的时候,教师还要预设在课堂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处理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而知道教学的主次,努力思考处理突发事件的方法。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挑选适合学生的学习能力的。例如,当教师在教学《笋芽儿》这篇文章的时候,在教学导入环节可以出示笋的图片,给大家看笋尖在哪儿,学生一个个指着笋尖所在的位置,这样就能激发起学生对小学语文的学习热情,不但让他们认识了什么是笋,也能让他们了解到生活中笋的芽是尖尖的生活常识,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教学效果。
总而言之,教师只有将上课的知识和学生实际的学习科学地联系起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主地跟着老师的思维去学习,才能够有效加入教师的课堂教学,和教师进行有趣的沟通,才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李海旭.浅谈小学语文教师的备课[J].教育实践与研究:小学版,2009(02).
[2]赵亚红.加强教学反思,促进教师成长[J].新课程:上,2012(07).
[3]张燕林.小议备课过程中的要素[J].人力资源管理,2010(02).
一、征文内容:①常见风湿病的中西医结合基础与诊疗方案研究,重点征文领域为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系统性硬化症、干燥综合征、痛风性关节炎、白塞病、血管炎、多发性肌炎和皮肌炎等风湿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②疑难风湿病中西医结合治疗进展;③治疗风湿病药物(中成药、中药各类制剂)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临床试验(疗效性、安全性评价)与临床应用研究。
二、征文要求:①稿件应为未公开发表的论文,要求论点鲜明,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②请提交两种形式文稿(纸质打印稿和电子文稿),电子版请发邮箱;③注明单位科室、通信地址、邮编、电子邮箱、联系电话;④纸质文稿须加盖单位公章,属省、部级以上科研基金课题者,请注明;
⑤论文经审评录用后,将收入“会议学术论文集”;参加会议者可获得医学继续教育学分;评选出15篇优秀论文,并给予奖励。会议拟邀请《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风湿病与关节炎》杂志编辑到会约稿,择优刊登。
三、截稿日期:①2015年9月30日(以邮戳日期或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四、会务费:①2015年9月20日前报名者,会务费900元/人;2015年9月20日后报名者,会务费1000元/人
(差旅、住宿费自理);在读学生(本科、硕、博研究生)论文被录用者,会务费700元/人(差旅、住宿费自理)。②会务费汇款帐号户名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账号 0200004309089112466 开户行 工商银行北新桥支行。
五、联系方式:①联系人及电话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 电话 020-61648765 传真
020-61647683 王新昌 13065714635 接红宇 13580508674 杨少锋 13802911355 吴启富 1360903876
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全文如下:
摘 要:针对国际贸易理论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等现实问题,认为,在教学中缺乏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存在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完整的梳理和提炼,希望有助于同行本科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本科教学; 哲学线索; 历史线索。
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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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子,。 道德经[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强。 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 01) : 74 -82.
[4]李坤望,张伯伟。 国际经济学( 第二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