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会仲裁院对仲裁规则的这一修订体现了这样一种趋势：直接以不带有国家色彩而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的一些行为规范作为解决纠纷的依据。综合所有的情形，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对于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一般有这样两种：当事人依据意思自治原则自行选择特定法律规则作为解决争议适用的法律论文。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庭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作出裁决。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当事人未就争议的实体问题所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仲裁庭可以采用两种方法选择应适用的法律：一是自行选择冲突规则，在冲突规则的指引下确定该实体问题应予适用的法律；一是不援引任何冲突规则，直接适用他认为适当的实体法规则。在上述两种情形下，都存在着适用商事习惯法的可能：仲裁庭可因当事人的选择而适用商事习惯法作出裁决，也可以在未有选择的时候直接适用商事习惯法。
一、商事习惯法的性质
商事习惯法（LexMercatoria）作为一个十分古老的概念，原本是指适用于中世纪西欧商人中间的行为规范，也称为“LawMerchant”，随着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贸易的空前发展，出现了一种试图以适用不受国别限制的一般规范解决贸易纠纷，以此取代过去的完全依从于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的方式。为同古老的“商人法”相区别，这种被适用的一般规范被称为“新商事习惯法”、“现代商人法”，在某些理论著作中还被称为“跨国法”、“国际贸易法”等等。
关于商事习惯法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持己见，国际法学界主要存在“实证论”和“自治论”这样两种观点。“实证论”的观点以施米托夫教授为代表，认为商事习惯法只是一个在学术上存在的概念，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存在的手段，而并非真正独立于各国国内法之外的完整法律体系。商事习惯法依然要受到国家的限制。很明显，“实证论”的观点是从国际贸易的实际需要出发来看待被称为商事习惯法的这一类行为规范，对其合理性的着眼点是国家对该类行为规范效力的影响。“新的商事习惯法是由制法机关精心制定的，表现为国际公约、示范法，以及国际商会等组织公布的文件”⑴商事习惯法只有被一国国内法所承认，纳入其国内法体系中后，才能在实际上发生作用，因此它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可以独立存在的法律体系。也就是说，商事习惯法在性质上是“在与国家无原则性利害关系的选择性法律的范围内，由不同国家制度中发展起来的调整平等当事人之间关系的统一法”，具有“跨国法”的特性：尽管不是由一个超国家的立法机构制定而强制加以执行，却能在事实上被普遍接受，事实上起到调整特定范围的社会关系的作用。
“自治论”的观点则是从商事习惯法的独立性出发，认为其存在的依据，也就是发生效力的依据并不在于国家对之的认可或者明确纳入其国内法体系，而是在于这一类行为规范被商业界所普遍接受和遵守。也就是说，在国家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之认可之前，商事习惯法就已经在事实上发生作用了。国内法强制力的作用仅在于保障商事习惯法的执行。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丹麦学者兰杜、法国学者戈尔德曼等。
两种观点都承认存在这样一类行为规范，仲裁庭可以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法律的时候直接加以适用。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实证论”认为商事习惯法的效力来源于国家的承认，在未经国家认可的情况下，商事习惯法就不能起到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作用；“自治论”则认为商事习惯法的效力来源于它自身，即使未经国家认可，仍然在事实上具有效力，可以由仲裁庭运用。
笔者认为，国家强制力仍然是商事习惯法最终得以应用的保证，因此它不可能脱离国内法而单独存在，它在体系上仍然难以自足。同时，商事习惯法并不具有一个明确的规则范围，在许多情况下必须与国内法相互补充，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与国内法紧密结合的。
二、商事习惯法的产生、内涵与外延
国际间经贸交往的日益频繁所引发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跨国纠纷成为各仲裁机构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由于各国法律的不一致，同时冲突规则对顺利解决国际贸易纠纷实际上的阻碍作用日益为学者所指责，⑵国际统一私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商事习惯法是指可以不受国别限制普遍适用于国际贸易交往中的一系列规则或原则，它实际上也是国际统一私法的组成内容之一。
商事习惯法在历史发展上经历了国际-国内-国际这样三个过程，具体而言，首先在中世纪西欧商业开始发达起来的时期，商事习惯是适用在商人间的习惯性做法，它是超越国界、由商人自行管理并主要以公平合理为基本原则来发生作用，这一类习惯性做法发展到后来成为惯例。当这种惯例为各国权力机构所认可、以成文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的时候，便成为其国内法的一部分，商事习惯因而发展到国内法的阶段。二战后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为便利交往，以国家为主导制定国家间的统一性规则、标准合同的风气日盛，由制法机构精心构制并公布的各种公约及示范法等法律文件在减少争议、促进纠纷解决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有学者将商事习惯法的适用描绘为一个过程：仲裁庭通过对若干不同法律制度的国家国内法的考虑，选择可以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的原则、规则，这一个选择的过程以及最后对选定的行为规范的适用，就是商事习惯法的适用。⑶也有学者认为，商事习惯法是适用于二战以后日益发展变化的国际贸易关系，能够反映国际贸易活动特征的法律制度。由于商事习惯法是适用于国际贸易中平等主体间的行为规范，它是体现在商人之间的国际合同、国际商事惯例、国际公约、统一示范法以及体现在国内法中的一些被普遍接受的法律原则和规则的总称。其主要内容包括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诚信原则、契约必须遵守原则等等。
三、商事习惯法的主要表现形式
如上所言，国际商事习惯法主要以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一般法律原则为法律渊源，也将国际格式合同及统一示范法包含在内。
1.国际公约。国际公约是现代商事习惯法的突出特征。正是由于国际贸易交往的需要，各国有意识的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对平等的商事主体的行为加以规定，这种由制法机构精心构制的行为规范体系明显不同于古代自发形成的商人法。凡是接受了该公约的国家，其公民在从事国际贸易的时候，如果没有明确排除该公约的适用，则公约可以自动适用。
2.国际贸易惯例。普遍认为国际惯例是与商事习惯法相重合的，它构成了商事习惯法的主要部分。国际贸易惯例在国际商事交往的过程中缓慢形成，成为调整商人行为的主要行为规范。而后来国际专业组织将其成文化、固定化，摆脱了最初杂乱无章的状态，因而成为现在商事习惯法的重要渊源。国际贸易惯例由于在贸易活动中的广泛采用而在商事习惯法的所有渊源中居于一个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3.一般法律原则。仲裁庭适用商事习惯法的出发点及目的是为了更为公平合理的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因此为各国所接受的具有公平性质的原则也是商事习惯法的一部分。这些原则主要体现在各国国内立法中，正是由于为各国国内法所承认和接受，仲裁庭才能得以有效引用。同时，仲裁庭依据公平正义原则所作出的裁定也极少会被，尽管这种引用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并不多见。
4.国际格式合同。在国际专业范围内广泛存在的统一格式合同也是商事习惯法的重要内容。但在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择的情况下究竟可否参照其内容适用，仍然存有疑问。
5.国际统一示范法。以示范法的形式对国际贸易行为进行规范日益得到各国的赞同，以存在的示范法得到国家认可而应用的情形也愈加多见。特别是《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作为一部典型的示范法，在规范国际合同行为并提供合理依据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商事习惯法的法律适用是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中受学者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也是引起争议较多的一个话题。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对商事习惯法内涵的不同表述，对外延的理解，商事习惯法是否独立的法律体系及他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是否有独立的作用等等。由于商事习惯法本身就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动、完善中的规则群，众说纷纭也就不足为怪。同时，也应以一种开放、务实的态度对待这一类行为规范，认同它在国际贸易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也要正视它必须依附于国内法，尚难以自足的现实。
注释：
⑴施米托夫著，赵秀文译：《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
王贤
主要内容二战结束后，国际环境日趋稳定。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随着各个国家的成立与确认，国际间的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往来越来越频繁。因此国际间的行为规则必然成为当前的、各个国际主体必然注意的问题。一系列的国际法的制定与实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前提。在和平环境下的当今世界关系中，由于各个国家的利益的不一致性，必然出现军事与经济上的摩擦。其中有些行为的发生和发展与某个个人有着密切的联系。确立个人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有利于国际法的正确实施与执行。因此，个人是否是国际法的主体，是目前法学界正在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关键词国际法主体个人权利与义务
关于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1.）是否能过成为国际法上的主体，法学界对此争论很大，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不同的法学工作者和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所得到的结论也不相同。就本人的观点认为，个人由于其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授予性，不能直接的认为是国际法上的主体。换言之，个人同其他国际法上的主体相比较而言，并不具有更充分的权利与义务成为国家法上的主体。
讨论个人是否为国际法主体，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构成国际法主体的条件。对于确立国际法主体的定义和条件一直以来都没有定论。“国际法的主体（也被称为法律上的‘人’，具有‘人格’者）使之有能力（capacity）享有国际法上权利和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有能力进行国际关系活动的实体。2.”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国际法主体必须具备的条件是：（1）具有享受国际权利和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2）具有参加国际关系活动的能力；（3）是“实体”3.。个人是否具有以上的条件也是判断其是否是国家法的主体的一种依据。
一、个人就其本身的能力来讲，并不具备国际法上的权利与义务。
国家作为国际法上的主体是毋庸置疑的。国际法上有比较确定的规定：“在法院得为诉当事者，限于国家。”4.因此，作为具有独立的国家，有其：“（1）固定的居民；（2）确定的领土；（3）政府；（4）与他国交往的能力。”5.这样的一个实体，是具备了其他任何实体所不可能具有的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国家才是主体的传统定义稍微扩大到包括国际组织（指政府间），即使如此，它们具有的也是非常有限的权利。虽然，国际法主体的范围从单纯的国家主体，稍微的扩大到包括了了国际组织，但不意味着国际法主体的范围就可以扩大到将个人纳入其中。国际法制定目的主要是在全球范围内制定出统一的和谐的行为规则，使之在实施时可以保障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协调不同国家的不同利益，使之向共同的目标发展，促进人类的统一的和平与经济的发展。而个人在这样的目的之中是不可能有能力去左右这样大范围的发展。就出现的很多个人的行为而产生的比较大的具有国际影响的行为，只能说是由于其本国的法律的授权才具有的能力。因此，国家和政府组织本身并不具有什么国际法上的权利，而是法律赋予的。就这一点来看，个人不适宜成为国际法上的主体。
二、个体不能与“实体”相比较
就个人观点认为，一个“实体”，应该具有其固定的组织、机构、人员以及可以进行某些活动的团体。这一点上，这里最有争议的不再是自然人，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个人——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虽然作为一个全球性范围内的法人，其经济领域必然涉及到很多方面，甚至一次性的经济活动可以影响几个国家和地区。即使其作用的广泛性和关联性很广，但是，就其所享有的权利而言，不能和部级其他的政府组织同日而语。国家和政府组织虽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无非是为国家的利益而为。跨国公司，尤其是其中的“一人制”公司，其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多半为自身组织的利益。国际法的宗旨和目的是协调全球范围内的和平与发展，这一点可以看出法人作为国际法上的主体的理由是不够充分的。除此之外还有几点其他的原因可以说明个人不适合成为国际法主体：
（一）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会削弱国家对个人的控制。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就个人来讲，本应该不能具备过多的所谓的权利。承认个人的国际法地位，意味着赋予了个人更多的权利，个人权利的扩大化，就有可能造成更多地因为其自己的利益而不免损害其他的国家或组织的利益的情况出现。
（二）个人国际法主体的承认，会加重国际社会的某些负担。有些学者认为，将个人纳入到国家法的主体的范围内，可以就某些问题节约时间和提高效率，例如战犯、海盗问题的解决。但是，更多的人个人成为国家法主体后，一旦出现问题后，更多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将个人的问题多用于国内法的解决，必然会提高效率。
但是，现在个人被推向国际法庭的情况越来越多，其参加和接受国家法庭的审判是否就意味着已经承认了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我认为，目前出现的情况不能把其作为对某个人的审判，而是个人背后所承载的更大主体的审判。作为影响国际上影响较大的案件，可以适当的在国家法庭上对某个人的行为加以审判，但不宜过于频繁。
总之，国家法主体范围的确定，有利于国际法的制定、实施和执行，有利于规范国际法活动，树立国际法的威信。个人不适宜作国家法的主体也是有其相应的道理的。
参考文献:
1.国际法上的法人特指跨国公司
2.英国学者布朗利著《国际公法原理》（第四版）
3.邵津主编《国际法》教材（第一版）第8页
摘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重构和完善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学者们提出了所谓“趋同论”和“特色论”等不同主张。这些主张的差异，一方面渊源于它们所受到的不同哲学社会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其观察问题的侧重面不同所致。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复杂性和国际私法特殊性的认识，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坚持“两点论”，既要具有中国特色，又要借鉴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两者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应有所偏颇。[关键词]国际私法 立法取向 趋同论 特色论 两点论 中国国情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法律体系。①到了90年代，中央明确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把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作为其工作重点。实践的发展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国际私法在立法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其主要问题是，我国已经形成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深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属地主义的影响，在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现有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则显得很不完善，且其中某此具体规范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很不适应。②这样，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制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完备系统的国际私法法规的任务尚未列入中国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但是，中国的国际私法学者们却以极大的热情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开始了“重构”、“完善和发展”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宏伟工程。其具体举措主要有二：其一，中国国际私法学会1993年年会决定成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迄今，已产生了第三稿；其二，围绕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广泛深入热烈的研讨，从而形成了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思潮。二、两种主要思潮述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私法立法和怎样进行国际私法立法，对此，学者们各有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趋同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随着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国际间法律文化的相互传播，世界各国法律的趋同化走势愈益显著。③在这股法律趋同化的大潮中，国际私法的趋同化倾向也在不断加强。事实上，自二战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家间经济民事联系的大大加强，同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接近或一致，日益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其接近或一致的程度，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私法制度健全与完善状况的主要标准之一。 “趋同论”者认为，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的加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原因。首先，它根植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艰巨任务，因而都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国际法律环境和国内法律环境。这就有力地推动各国努力改善自己的国际私法制度，从而迅速地形成种种为国际社会较普遍接受的实践。其次，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不断加强的内在的根本的原因。为了求得经济的迅速发展，全世界各种区域性经济共同体或经济联盟不断涌现，它们都致力于消除妨碍经济联系的、因法律歧异所引起的障碍。第三，各国法律思想、法律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也对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的加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以电脑、电视、卫星为主体的现代化传播网络覆盖全球，因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活动方式信息一体化”。跨文化交流，或曰文化融合，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趋势之一。随着信息资料的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并由于国际社会的客观需要，伴随着文化融合的大趋势，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的交流速度也日益加快，其规模在日益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的加强。④ “趋同论”者主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也应顺乎潮流，尽量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而且，国际私法本来是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产物，它反过来又以其独特功能对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起着推动和保障作用。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约130个国家和地区，凡是搞得比较成功、经济和科技发展迅速的，都有包括系统的国际私法法规在内的比较健全的法制。⑤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由 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属地观念的制约，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得不“颇具特色”的话，那么，在我们已经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即应毫不犹豫地向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靠拢。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为我们借鉴、“移植”国外先进的立法提供了基础。⑥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是由于国际社会中较为普遍的立法实践，大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接受它便不能顺利地开展对外经济交往，也不能很好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们认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决中国法律如何与国际公约协调，与国际惯例接轨，以及中国法律如何更好地借鉴、吸收外国先进的国际私法制度，这是中国国际私法学的重要课题。 （二）“特色论”。它强调中国的国际私法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反对对外国国际私法条文照抄照搬。⑦这一派学者的立论，首先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认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私法立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其民主与法制建设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认为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法律文化传统和法律思想历史，而且这种传统和历史较其他国家更悠久，更深邃，更成熟，更具个性。在这种文化土壤上产生的国际私法必然且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否则，便难于被国人接受，也难于同中国的文化积淀相融合。第三，认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需要有中国特色，主样才能表明中国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称得上对世界和人类有所贡献，才无愧于古老的中华法系，才与泱泱大国的地位相当。第四，中国虽然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终究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时间不长，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方式方法尚不成熟，这方面的立法和司法经验也不足。因此，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应该简单地移植或抄袭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私法，也不应该简单地接受那些与中国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状况不相适应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无论它们是来自条约，是来自惯例。 基于上述认识，“特色论”者认为，完善和发展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主要途径是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经验，充分尊重我国现有的国际私法规范，并应努力追寻中国唐朝《永徽律》中规定的冲突规范所蕴涵的“中国精神”。 应该肯定，上述两种观点都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已经确立的形势下，针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存在的严重缺陷，为建立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而提出来的。它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是在寻求一个理想的国际私法立法方案，以便完善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促进对外开放，维持国际民商事活动的良好秩序，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正常运营。 “趋同论”和“特色论”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渊源于它们所受到的不同的哲学社会思潮的影响。“趋同论”主要是受到以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的特征之一，是“以未来设计现代”，认为未来的社会生活将越来越国际化，国界将逐渐失去其原来的意义。因此，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也应依这种未来的趋势去设计、制订。“特色论”则主要是受到“后发展理论”，特别是其中以亨廷顿、佩鲁、马约尔为代表的“人文生态学派”的影响。这一理论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强调选择独特的发展道路，不重复不模仿，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设计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应以发达国家的标准为标准，而应有自己的发展标准，注意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人力资源，并应保持其政治上、文化上的自主性，即应“从被动的依附性的发展转向开放的内源性的发展”。在文化问题上，“后发展理论”受20世纪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各种文化都是等值的，它们之间是不可比的，对一种文化是抛弃还是保存，主要取决于文化群体是否适应。因此，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作为引导和保障中国社会发展的措施之一，也应具有独特性、自主性，不应受到外来法律文化的浸染。 另一方面，是由于其观察问题的侧重面不同。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就对现实情况的认识而言。“趋同论”者看到了由于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大趋势，他们着眼于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强调市场 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国际性经济，经济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合作中求发展已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各国的法律思想文化也在相互交流，相互吸收。而“特色论”都则着眼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和渊远流长的法律文化，并且认为，只有具务民族特色的东西，才能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第二，就对国际私法的认识而言。“趋同论”者认为，由于各国发展国际经济民事交流和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并为减少这种交流与合作的法律障碍，各国国际私法中接近的、比较协调一致的东西和属于国际法的因素会不断增加，从而，国际私法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表现出由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的复归。国际私法作为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产物，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着基本相同的特点和规律性，因而国际私法的本质和目的，在世界各国也都是相同的，即解决各国法律的相互抵触问题，求得国际民事生活的安全和稳定。“特色论”者则认为，国际私法首先和主要是以国内法的形式存在的，只要有民族国家存在，国际私法因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传统等的不同而必然具有的民族特性和国别差异便不会消失。每个国家在运用国际私法解决法律冲突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还是本国的主权和利益，它所追求的国际民事生活的安全和稳定，也首先是指其本国当事人在涉外民事交往中不受损害和免遭风险。因此，国际私法的功能，主要是实现其本国的对外政策目标，维护其本国及其当事人在对外交往中的权益。 应该指出，“趋同论”和“特色论”二者并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它们在阐述各自的主张的过程中，也往往兼及相对的一面，并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和接受对方的观点，只是它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认识问题的侧重面不同，因而在总的倾向上有所区别。这种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赞同和在总的倾向上的相互区别，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国际私法这一法律部门的特殊性决定的。三、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坚持“两点论” 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国际私法的特殊性的认识，我们主张，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坚持“两点论”，即，既要具有中国特色，又要借鉴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两者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应有所偏颇。（一）国际私法的中国立法应有中国特色 可以说，国际私法首先是民族的法或者国家的法，从7世纪中国唐朝《永徽律》的规定，到18世纪巴伐利亚民法典和普鲁士地产法的条款，直至近现代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都无疑问地证明了这样两个事实：其一，国际私法最早是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出现的；其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际私法立法。这两个事实则同时表明，国际私法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国别色彩和深厚的民族底蕴。其所以如此，主要源于下述原因： 第一，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涉外民事关系。其中的涉外因素无论是来自主体方面，还是来自客体方面，抑或是来自法律事实方面，都必须在同内国的联系中方有实际意义。内国因素是涉外因素存在的条件，内国因素与涉外因素是共生共存的。在一个民事关系中，只有内国因素而没有涉外因素，不成为涉外民事关系，只有涉外因素而没有内国因素，那么，对内国来说，也不成为涉外民事关系。所谓“涉外民事关系”，其实是由内国因素与涉外因素共同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在这一对矛盾中，内国因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这是由国家主权原则决定的。基于主权原则，国家拥有属地优越权和属人优越权，它对在其境内的一切人员、物品、发生的事件和在其境外的本国国民都拥有管辖的权利和保护的义务。因此，一国在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时候，基于主权原则，首先考虑内国利益和内国因素，并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内国的政策目标和利益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各国的普遍实践。这种相应的措施在法律上主要体现为各国在制定其国际私法的过程中，总是要采用有利于其本国的制度、规则和规范，甚至要规定一些特殊的原则和程序，各国对待反致制度的不同态度，对于“公共秩序”概念的不同解释，对于属人法中住所地法和本国法的不同识别，⑧都证实了这种情况。所以，各国用以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国际私法，总是存在着某种差异。 第二，国际私法的任务是解决民事法律冲突，为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确定“准据法”。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必须正视各国民事 法律存在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由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事实上，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总是作为其民事立法的组成部分或其必要的补充而存在的，这在形式上的突出表现，即如我国《民法通则》那样，专辟一章，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当然，即使它以独立法典的形式出现，其性质也同样如此。唯其如此，所以，一方面， 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同基本国的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作为“民事法律适用法”，国际私法在解决民事法律冲突时，又必须照顾到本国民事立法的制度和规则，保障本国民事立法政策和目标的实现，至少不应与之相违背。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使得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可避免地打上“民族精神”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国家的“痕迹”。这在那些深受宗教传统，民族风俗和心理定势影响的领域，如婚姻、家庭、继承领域，更是如此。正如恩格斯所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⑨各国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各国民事法律必然存在差异，从而便决定了作为“民事法律适用法”的各国国际私法的差异。 第三，国际私法是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服务的。一国的对外政策是该国统治集团对外政治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它是制定国际私法的依据之一。在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位置和处境，都有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对外政策。为使这种对外政策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方面得以实现，便应将其反映在国际私法立法中。所以，一国的对外政策会直接间接地影响该国国际私法的内容，这是没有疑义的。这种影响也自然会导致国际私法的国别差异。 上述情形也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国际私法的中国立法应有中国特色这个问题。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旨在调整与中国有关的涉外民事关系，是中国法院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确定准据法的依据，也是实现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工具。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从内容到形式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博大精深、渊远流长的中华法律文化“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对法律的态度、情感和期待”，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产生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可能不具有、也不能不具有自己的民族品格或民族性”。⑩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只有在原则、规则、规范、制度、体例等诸方面，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独创，才能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才能既于愧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又对世界有所贡献。为达此目的，至少应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应在立法中注意反映中国国际私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反映中国国际私法学者已经达成共识的见解和主张。一部成熟的国际私法立法应当是一种成熟的国际私法理论的体现。历史上的“法则区别说”、“法律关系本座说”、“国际礼让说”等国际私法学说，都曾深刻地影响了国际私法的立法。在国际社会颇具影响的美国的两部《冲突法重述》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1934年的第一次“重述”是以“既得权说”为理论基础的，1971年的第二次“重述”是以“最密切联系说”为基础的。应当承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国际私法研究起步较晚、相对落后，但是经过我国国际私法学者的辛勤努力和不懈奋斗，近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学者对国际私法各种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应该且有必要在立法中得到反映。中国学者的国际私法理论思维必然使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透射出中华法律文化的灵光。 第二，应以解决中国所特有的国际私法问题为重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国两制”局面的形成，“三个法系四个法域”状况的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中国的“专利”，而这些问题也直接关系着中国对外民事交往的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与中国有关的涉外民事关系的形成和特点。注意通过国际私法立法妥善而适当地解决相关问题，既是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特殊使命，也会使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独领风骚，并使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内容异常丰富而充实，成为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状况的一个写照。（二）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应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 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尽管各有特色，但它们的调整对象和所要完成的任务毕竟是相同的，可以说，国际性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跨国性，是国际私法的基本特征。在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彼此 的依赖程度愈益加深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能“不顾国际间的联系和国际法上的某些基本原则而仅凭独立国家的身份专断地规定国际私法规则”，而“必须衡量一下究竟怎样做才有利于它的国际交往与合作”。⑾ 法律既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客观规律的要求，尤其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法律，更应当首先反映市场经济规律，而不应一味按主观意志来制订，否则，在对现实经济生活调整的过程中就会遇到障碍。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不仅十分发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因而愈益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国际私法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应该注意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来制订，并应随着人们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而加以完善。在制订和完善国际私法的过程中，注意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显然是会大有裨益的，它将有助于使我们的国际私法立法成为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运作的有力措施，并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 同时，既存的和正在形成中的某些国际私法规则和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私法所调整的有关具体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本质和规律，因而具有科学性。例如，确定合同准据法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解决不动产物权关系的“不动产物权依不动产所在地法原则”等等，都是从相应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本质特征出发而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因而它们能为不同法系、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所普遍采用。 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既要考虑促进国际交往与合作的实际需要，也要考虑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因此就必须注意借鉴和采纳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应注意接受存在于各国国际私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诸如“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不动产物权依不动产所在地法原则”等，已为各国法立法所普遍接受，它们构成了所谓“一般法律原则”，在调整相关领域的国际私法关系中具有普遍效力。⑿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已经在采用此类“一般法律原则”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远远不够，在未来的立法中，应在对国际私法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一般法律原则”，从而保证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与国际社会的一般实践相一致，实现国际私法所一贯追求的法律适用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价值目标。此外，像“识别”、“公共秩序保留”等各国国际私法普遍采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也应在我国的立法中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些既是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也是维护我国主权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工具。 第二，注意采纳有关国际私法的国际公约的规定。有关国际私法的国际公约，是缔约各国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反映了各缔约国在有关问题上的相互都能接受的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一般实践。因此，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应该注意采纳有关国际公约中的规定。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根据“条约必须遵守”这一国际法准则，凡是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除声明保留的条款外，我国都应遵守，并应在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中作出相应的规定。这种规定，不能仅仅理解为在立法中作出上述承诺，而且应理解为对国际条约所涉及的问题，在我国的立法中作出相应的规定和安排，以便保证该条约在我国能够充分有效的实施。其二，即使我国尚未参加的条约，我国也应注意研究和借鉴，对其中反映国际私法立法的一般趋势和国际民商事交往的一般规律的规定，应吸收到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中来。这样做，既是我国国际私法的现代化的要求，也有利于实现我国国际私法增进国际和平与合作的社会职能。（三）“两点论”的客观依据是中国的国情 在国际私法立法上，既要具有中国特色，也要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这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客观的要求。其统一的依据和客观要求的基点，便是中国的国情。 一方面，现代中国是古老的中国的延续，中华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心理、乃至中国社会历史在其沿革递嬗过程中沉积、遗传下来的文化血脉，深刻而牢固地凝结在中国人的骨子里，这使得中国人的法律思维，总是离不开“中国心”的驱使，因而无论是创立法律还 是认知与接受法律，总是要以中国的民族特性为土壤。 另一方面，现代中国又是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这是使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条件。因此，中国需要而且应该了解世界，需要学习和采纳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与国际惯例接轨”。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将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更新和法律调整。这本身就需要我们注意采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原则、规则和规范，使得在本质上就具有国际性的中国的市场经济能与国际社会的市场经济相互协调，相互借鉴，促进中国和整个世界的繁荣与发展。 总之，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中国正在成为国际社会中愈益重要、愈益活跃的一员，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也应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注： ①②③⑥李双元主编《市场经济与当代国际私法趋同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154页，第165页，第3页，第177页。④李双元：《国际私法的趋同化问题——<中国与国际私法统一化进程>序言》，《法学评论》1993年第1期。⑤⑦《中国法律年鉴》，1994年，第966～967页，第968页。⑧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0页。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8～249页。⑩刘升平、张文显：《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创刊号，第4页。⑾卢峻：《战后国际私法的新发展》，《中国国际法年刊》，1987年，第21页和第22页。⑿此类规定，有学者认为是国际惯例；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在冲突规范领域，国际惯例并不存在。笔者认为，它们应属一般法律原则。
对外国人权利的保障人权的普遍性原则要求所有人享有所有人权。此外,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以及主要的区域性人权文件,无一例外地包含了平等和非歧视条款,这一条款明示或默示地禁止基于国籍的歧视。这意味着,外国人应当受到与居留国公民平等的对待。与此同时,国际法允许国家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在本国公民和外国人之间做出区分,这种区分具有严格的界限。
(一)国家依国际人权法承担平等保障外国人权利的义务人权的普遍性原则是国际人权法的基石。据此,各国有促进和保护每一个人的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义务。这一原则首先由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予以明确,此后又被各项国际人权公约、宣言以及人权文件反复强调。《世界人权宣言》第2条明确规定:“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国籍或社会出身或其它身份等任何区别”。此后,所有的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均明白确认了所有人权(仅有极少数例外)的主体都是“每一个人”。⑥199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再次确认了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性质”。会上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重申:“所有国家庄严承诺依照《联合国》、有关人权的其它国际文书和国际法履行其促进普遍尊重、遵守和保护所有人的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义务。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性质不容置疑”。⑦与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密切相关的另一项原则是平等和非歧视原则。
该原则适用于所有人,也适用于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它禁止基于一系列事项,其中包括国籍,而在人权的享有和行使方面给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对待。据此,国家不能仅仅因为某人是外国人而限制其权利。平等和非歧视原则同样被主要的国际人权条约所贯彻。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即规定:“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国籍或社会出身或其它身份等任何区别。”《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本公约所宣布的权利应予普遍行使,而不得有例如种族、肤色国籍或社会出身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分”。⑧不得基于国籍、种族等理由对本国人和外国人给予差别对待的原则得到了平等原则的进一步补充。《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7条规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根据国际人权法的上述原则和规定,国际人权条约的所有缔约国都有义务平等地促进和保护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本国公民和外国人的人权。因此,根据国际人权法,外国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应当与本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范围是一致的。但是,国际人权法也明确规定了极少数例外情形。
(二)国际人权法允许对外国人权利予以合法限制一方面,正如许多历史性人权文件所反复申明的,人权源于人的固有尊严,因此每个人,无论国籍,均应享有所有人权。另一方面,根据国际法,各国有权界定本国“公民”的范围,由此可以推断,国家可以在公民与非公民之间做出某种区分。事实上,国际人权法也明确允许,在一些特定的事项上可以对公民和非公民做出区别对待,或者对外国人的权利范围做出合法的限制。因为被允许差别对待或限制的事项极其有限,所以这些限制可以看作是国际人权法普遍性原则的例外。梳理“国际人权”,⑨我们可以挖掘出以下例外规定。这些规定仅在其明确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成为国家对外国人权利提供较少或有限保障的合法理由。
1.政治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规定,“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举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从这一条规定可以看出,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参加公务的权利被保留给了各国本国的公民,个人不得据此主张加入外国政府或者参加外国公共事务的权利。国际人权法的这一规定明确允许国家在保障政治权利方面,给予本国公民和外国人以差别对待。这一例外规定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得到了再次确认。该公约第25条规定,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以及在一般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都是“每个公民”的权利。这也是该公约唯一一处以“公民”作为权利主体的规定。这就意味着,该公约并不要求其缔约国对非公民或者外国人的政治权利给予同本国公民一样的保障。尽管有此规定,一些学者仍然主张,对长期居住于一国境内的非公民,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赋予其参加地方事务以及公共生活的权利。⑩这一主张得到了一些国家的呼应。例如,《葡萄牙共和国宪法》规定,“基于互惠原则,法律可以授予在葡萄牙居住的外国人在地方议员选举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1实际上,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是缔约国应该达到的最低标准,它并不妨碍各缔约国为其管辖下的个人提供更高标准的人权保护。12各缔约国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条件,给予外国人更加全面的权利保障。
2.移徙自由人人享有移徙自由,但这项自由须受某些限制。首先,合法进入一国领土者的移徙自由受保障。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1款的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从这条规定可以推断出,非法进入一国领土的人,或者在一国境内非法居留的人,其迁徙自由可以受到一定的限制。其次,移徙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由进出任何外国。这与国家原则是一致的。根据国际法,各国对自己的国(边)境加以管理,自主决定允许哪些人进入本国,这是权利的固有内容,毋庸置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也应证了这一点。该公约第12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进入其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因此,进入一国并不是外国人的权利,亦不是东道国的义务。随着实践的发展,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4款出现了某些扩张性的解释。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就指出,“某人的本国”与“某人的国籍国”并不是相同的概念,前者的范围大于后者。因此,对该款的措辞应作广义的解释,“使之可能包括其他种类的长期居民”,例如“长期居住在一国的无国籍人”、尚未获得居住国国籍的“永久性居民”等等。13另外,在考虑到不歧视、禁止非人道待遇、尊重家庭生活等因素时,某人甚至可以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进入某一外国或在某一外国居留的权利。
3.经济权利《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在外国人的经济权利方面作出了一定的限制。该条款是这样规定的:“发展中国家,在适当顾到人权及它们的民族经济的情况下,得决定它们对非本国国民的享受本公约中所承认的经济权利,给予什么程度的保证。”据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保障经济权利方面,可以给予外国人以力所能及的保障;言下之意是可以不必给予外国人同本国公民相同的经济权利保护。作为对平等权利的一项限制,上述条款应当作从严解释。首先,该条款只针对“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不得援引该条款作为克减外国人经济权利的理由。其次,即便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做出限制的也仅限于“经济权利”,即不得据此对非本国公民的社会权利或者文化权利提供低于本国国民的保障。
4.“保留”中的权利限制大多数国际人权条约并不禁止国家在成为人权条约的缔约国时提具保留,前提是所提的保留不与人权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冲突。15实际上,许国国家在加入或批准人权条约时都会提出保留,包括对涉及外国人权利的条款提出保留,以此排除或者修改人权条约某些条款对本国的法律拘束力。例如,瑞士曾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a项做出了这样的保留:“在关于外国人准入瑞士市场的事项上,瑞士保留适用本国法律规定的权利”。16事实上,瑞士关于外国人市场准入的法律规定是基于所谓的“三层次”政策(
后被“二层次”政策取代)。17这些政策和法律规定依外国人的国籍将他们区分为不同的群体或层次,不同群体或层次的外国人受到不同的待遇。这种做法不仅是区别对待本国人和外国人,而且是区别对待不同国籍的外国人,被认为“没有充分、合理的理由”。18因此,这类保留所产生的效果是进一步缩小了外国人权利的范围。遗憾的是,有鉴于国际人权条约与其它国际条约相比在相互性或互惠性上的欠缺,很少有国家会挑战或质疑其他国家对人权条约提出的保留是否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违背。国际上也不存在判断缔约国的保留是否与人权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违背的机构。监督缔约国实施人权条约状况的条约机构虽然反复敦促国家撤回对人权条约所作的各类保留,但是条约机构只是专家机构,它们的建议或意见并不具有正式的法律约束力,在实践中的效果也非常有限。许多国家继续用其国内立法或政策来削减它们国际根据国际人权条约保障外国人权利的应然义务。 二、中国法对外国人权利的保障
中国保障外国人权利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中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此外,中国是多项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国。作为缔约国,中国有义务通过立法、司法、行政以及一切其他必要措施保障中国批准的国际人权条约在国内得到实施。
(一)中国依国际人权法承担保障外国人权利的法律义务中国已经批准了20余项国际人权条约,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核心人权条约。同时,中国也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在深入研究对该公约的批准问题。在成为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国时,中国政府提具了若干保留或声明,其中某些保留与外国人的权利密切相关。2001年,在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中国做出了如下声明:“公约第8条第1款第1项在中国的适用应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工会法》和《劳动法》的规定相一致。”19尽管该公约没有禁止缔约国做出保留,但是在本国法规定的范围内适用人权公约,很可能会缩减国家依据人权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后不久,便对《工会法》作出了一些实质性的修改,从而进一步缩小了中国国内法与公约之间的差距。修改后的《工会法》加入了一个重要的平等保护条款:“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20这一条款确认了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组织工会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与此同时,修改后的《工会法》也建立了较为明确、详尽的法律责任制度,违反该法的行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中国境内合法获得就业的外国人可以据此主张自己的权利。2008年,中国在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时做出了如下声明:该公约中关于残疾人移徙自由和国籍的规定在适用时不应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移民管理和国籍申请的法律的效力。21该项声明同样构成对公约的保留。据此,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居留的外国人,在迁徙或者国籍问题上,需要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而不是《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相关规定。除上述保留外,中国在批准其他国际人权条约时,并未提具涉及外国人权利的实质性保留。因此,中国有义务保障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外国人根据中国所接受的国际人权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权利应当仅在国际人权条约明文规定的例外以及中国政府提具的保留范围内受到限制。中国批准的国际人权条约能否构成中国法律的组成部分,这些人权条约在中国国内是否具有直接适用的法律效力?对这些问题,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均未给出明确的答案。然而这并不排除中国依国际人权条约所承担的保障人权,包括保障在中国管辖范围内的外国人权利的法律义务。从中国的既有实践来看,中国主要通过国内立法将国际人权条约的有关规定转化为国内法来实施。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保障妇女权利的核心法律,也被认为是集中转化《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内法;与之类似,《儿童权利公约》通过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核心的相关法律予以实施,《残疾人权利公约》则主要通过《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在中国得到实施。通过国内法转化适用国际人权条约,并不一定制定专门的转化立法。当一国认为本国现有法律的有关规定,可以是散见于多部法律中的规定,已经足以保障国际人权条约所规定的权利时,则无须制定专门的法律。在外国人权利保障方面,中国并无一部专门的法律。在中国,外国人权利的法律保障主要源自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
(二)中国对外国人权利的宪法保障与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一样,中国宪法也包含一份权利法案。《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较为全面地列举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但是这一章无一例外,规定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就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人权”写入了宪法,在宪法第33条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一些学者认为,“人权入宪”意味着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主体已经从“公民”扩展到中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22然而,证实这一推论必须破解一个条文结构上的难题,即“人权条款”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并且出现在规定公民身份和公民平等原则的条款中。无论从章节名称,还是该条款的上下文都很难证明这里的“人权”主体突破了“公民”的界限。事实上,中国宪法对外国人权利的规定出现在“总纲”部分,而不是规定权利法案的章节。具体规定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这一条款并未列举外国人权利的具体内容,而是用“合法权益和利益”予以概括。宪法的这一总体性规定,尽管没有采用“权利”的措辞,却是后来中国国内立法中规定外国人权利的根本依据。
(三)中国对外国人权利的立法保障虽然中国宪法只对外国人权利作了原则性的总体规定,但是外国人权利在中国的许多立法中均有具体规定。中国现行有效的240余部法律中,有30余部包含了专门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权利的条款。所涉权利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诉讼权利等等。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条款对外国人权利作出了明确的限制。
1.外国人与中国公民一体享有的权利有些法律明确规定,在某些事项上,外国人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的权利,适用相同的法律。在政治权利方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举
行集会、游行、示威的,与中国公民一样适用《集会游行示威法》的有关规定。在诉讼权利方面,根据《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外国人在中国提讼,与中国公民一体适用中国的法律,享有同中国公民同样的诉讼权利,承担同样的法律义务。例如,《行政诉讼法》第71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国进行行政诉讼,同中国公民、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外国人认为中国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有权提起行政复议。根据《行政复议法》,外国人、无国籍人在中国境内申请行政复议的,与中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在民事权利方面,根据《民法通则》第8条,关于中国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规定,适用于在中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参与拍卖活动,与中国公民一体适用《拍卖法》的有关规定。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照《社会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知识产权依法受保护。例如,《着作权法》第12条为外国人享有着作权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法律保障。该条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根据其作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着作权,受本法保护。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社的,依照本法享有着作权。未与中国签定协议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的国家的作者以及无国籍人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成员国出版的,或者在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同时出版的,受本法保护。” 2.在满足对等原则的前提下外国人享有的权利有些中国法律规定外国人享有或行使某些权利,以对方国家给予中国公民同等对待为前提。例如,就外国人准入的行业而言,《注册会计师法》规定,外国人申请参加中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和注册的,将按照互惠原则办理。23外国人要求获得国家赔偿或救济的权利,有些也设置了满足对等原则的前提。比如,《行政诉讼法》规定,外国法院对中国公民、组织的行政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中国法院对该国公民、组织的行政诉讼权利实行对等原则。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要求国家赔偿的情形。当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国领域内要求国家赔偿时,根据《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适用同中国公民、法人相同的法律。但是如果一国对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要求外国国家赔偿的权利不予保护或予以限制,中国将实行对等原则。
3.外国人权利受到严格限制的领域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从事监测、考察活动,必须事先获得批准。未经批准,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领域内和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地震监测活动;24不得在中国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25不得进入中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生产或者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活动;26也不得擅自在中国境内对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或者在野外拍摄电影、录像。27外国人参与档案、文物等对国家利益具有重要价值的物品的流转时,也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根据《文物保护法》,非国有不可移动的文物不得转让、抵押给外国人;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不得转让、出租、质押给外国人。而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严禁卖给或者赠送给外国人。28综观中国法律对外国人权利的规定,虽然没有一部规定外国人权利的专门法律,但是散见于多部法律之中的外国人权利条款,使得外国人在华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而外国人权利受到明文限制的领域,也都属于涉及国家或者涉及国家与社会重要利益的事项,符合以国家利益为由对外国人权利作出限制的例外情形,并无可厚非。
三、小结与建议
外国人背井离乡前往异国,一方面面临陌生的语言、生活习惯、社会环境的困扰,另一方面也面临权利保障不足的潜在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外国人已经成为一个法律上的弱势群体。正如联合国人权高专所指出的,保护外国人权利“是一项紧迫的并且不断增强的人权挑战”。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从单纯的移民输出国逐渐转变为外国人的目的地国,在中国境内长期居住、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与日俱增。中国同样需要迎接如何充分有效保护外国人权利、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挑战。近些年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可喜的变化。许多国家的宪法在基本权利的保障方面展现出一些积极的动向,将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从过去的“公民”扩大到“每个人”或“所有人”。例如,印度尼西亚2000年修正宪法时,增加了第10A章“基本人权”的规定,其中规定的都是“人人享有”的权利。还有一些国家的宪法赋予了外国人与本国公民相同的权利和自由。
对外国人权利的保障人权的普遍性原则要求所有人享有所有人权。此外，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以及主要的区域性人权文件，无一例外地包含了平等和非歧视条款，这一条款明示或默示地禁止基于国籍的歧视。这意味着，外国人应当受到与居留国公民平等的对待。与此同时，国际法允许国家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在本国公民和外国人之间做出区分，这种区分具有严格的界限。
（一）国家依国际人权法承担平等保障外国人权利的义务人权的普遍性原则是国际人权法的基石。据此，各国有促进和保护每一个人的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义务。这一原则首先由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予以明确，此后又被各项国际人权公约、宣言以及人权文件反复强调。《世界人权宣言》第2条明确规定：“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国籍或社会出身或其它身份等任何区别”。此后，所有的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均明白确认了所有人权（仅有极少数例外）的主体都是“每一个人”。⑥199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再次确认了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性质”。会上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重申：“所有国家庄严承诺依照《联合国》、有关人权的其它国际文书和国际法履行其促进普遍尊重、遵守和保护所有人的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义务。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性质不容置疑”。⑦与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密切相关的另一项原则是平等和非歧视原则。
该原则适用于所有人，也适用于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它禁止基于一系列事项，其中包括国籍，而在人权的享有和行使方面给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对待。据此，国家不能仅仅因为某人是外国人而限制其权利。平等和非歧视原则同样被主要的国际人权条约所贯彻。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即规定：“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国籍或社会出身或其它身份等任何区别。”《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本公约所宣布的权利应予普遍行使，而不得有例如种族、肤色国籍或社会出身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分”。⑧不得基于国籍、种族等理由对本国人和外国人给予差别对待的原则得到了平等原则的进一步补充。《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7条规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根据国际人权法的上述原则和规定，国际人权条约的所有缔约国都有义务平等地促进和保护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本国公民和外国人的人权。因此，根据国际人权法，外国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应当与本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范围是一致的。但是，国际人权法也明确规定了极少数例外情形。
（二）国际人权法允许对外国人权利予以合法限制一方面，正如许多历史性人权文件所反复申明的，人权源于人的固有尊严，因此每个人，无论国籍，均应享有所有人权。另一方面，根据国际法，各国有权界定本国“公民”的范围，由此可以推断，国家可以在公民与非公民之间做出某种区分。事实上，国际人权法也明确允许，在一些特定的事项上可以对公民和非公民做出区别对待，或者对外国人的权利范围做出合法的限制。因为被允许差别对待或限制的事项极其有限，所以这些限制可以看作是国际人权法普遍性原则的例外。梳理“国际人权”，⑨我们可以挖掘出以下例外规定。这些规定仅在其明确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成为国家对外国人权利提供较少或有限保障的合法理由。
1．政治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规定，“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举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从这一条规定可以看出，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参加公务的权利被保留给了各国本国的公民，个人不得据此主张加入外国政府或者参加外国公共事务的权利。国际人权法的这一规定明确允许国家在保障政治权利方面，给予本国公民和外国人以差别对待。这一例外规定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得到了再次确认。该公约第25条规定，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以及在一般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都是“每个公民”的权利。这也是该公约唯一一处以“公民”作为权利主体的规定。这就意味着，该公约并不要求其缔约国对非公民或者外国人的政治权利给予同本国公民一样的保障。尽管有此规定，一些学者仍然主张，对长期居住于一国境内的非公民，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赋予其参加地方事务以及公共生活的权利。⑩这一主张得到了一些国家的呼应。例如，《葡萄牙共和国宪法》规定，“基于互惠原则，法律可以授予在葡萄牙居住的外国人在地方议员选举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1实际上，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是缔约国应该达到的最低标准，它并不妨碍各缔约国为其管辖下的个人提供更高标准的人权保护。12各缔约国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条件，给予外国人更加全面的权利保障。
2.移徙自由人人享有移徙自由，但这项自由须受某些限制。首先，合法进入一国领土者的移徙自由受保障。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1款的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从这条规定可以推断出，非法进入一国领土的人，或者在一国境内非法居留的人，其迁徙自由可以受到一定的限制。其次，移徙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由进出任何外国。这与国家原则是一致的。根据国际法，各国对自己的国（边）境加以管理，自主决定允许哪些人进入本国，这是权利的固有内容，毋庸置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也应证了这一点。该公约第12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进入其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因此，进入一国并不是外国人的权利，亦不是东道国的义务。随着实践的发展，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4款出现了某些扩张性的解释。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就指出，“某人的本国”与“某人的国籍国”并不是相同的概念，前者的范围大于后者。因此，对该款的措辞应作广义的解释，“使之可能包括其他种类的长期居民”，例如“长期居住在一国的无国籍人”、尚未获得居住国国籍的“永久性居民”等等。13另外，在考虑到不歧视、禁止非人道待遇、尊重家庭生活等因素时，某人甚至可以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进入某一外国或在某一外国居留的权利。
3．经济权利《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在外国人的经济权利方面作出了一定的限制。该条款是这样规定的：“发展中国家，在适当顾到人权及它们的民族经济的情况下，得决定它们对非本国国民的享受本公约中所承认的经济权利，给予什么程度的保证。”据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保障经济权利方面，可以给予外国人以力所能及的保障；言下之意是可以不必给予外国人同本国公民相同的经济权利保护。作为对平等权利的一项限制，上述条款应当作从严解释。首先，该条款只针对“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不得援引该条款作为克减外国人经济权利的理由。其次，即便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做出限制的也仅限于“经济权利”，即不得据此对非本国公民的社会权利或者文化权利提供低于本国国民的保障。
4．“保留”中的权利限制大多数国际人权条约并不禁止国家在成为人权条约的缔约国时提具保留，前提是所提的保留不与人权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冲突。15实际上，许国国家在加入或批准人权条约时都会提出保留，包括对涉及外国人权利的条款提出保留，以此排除或者修改人权条约某些条款对本国的法律拘束力。例如，瑞士曾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a项做出了这样的保留：“在关于外国人准入瑞士市场的事项上，瑞士保留适用本国法律规定的权利”。16事实上，瑞士关于外国人市场准入的法律规定是基于所谓的“三层次”政策（后被“二层次”政策取代）。17这些政策和法律规定依外国人的国籍将他们区分为不同的群体或层次，不同群体或层次的外国人受到不同的待遇。这种做法不仅是区别对待本国人和外国人，而且是区别对待不同国籍的外国人，被认为“没有充分、合理的理由”。18因此，这类保留所产生的效果是进一步缩小了外国人权利的范围。遗憾的是，有鉴于国际人权条约与其它国际条约相比在相互性或互惠性上的欠缺，很少有国家会挑战或质疑其他国家对人权条约提出的保留是否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违背。国际上也不存在判断缔约国的保留是否与人权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违背的机构。监督缔约国实施人权条约状况的条约机构虽然反复敦促国家撤回对人权条约所作的各类保留，但是条约机构只是专家机构，它们的建议或意见并不具有正式的法律约束力，在实践中的效果也非常有限。许多国家继续用其国内立法或政策来削减它们国际根据国际人权条约保障外国人权利的应然义务。
二、中国法对外国人权利的保障
中国保障外国人权利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中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此外，中国是多项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国。作为缔约国，中国有义务通过立法、司法、行政以及一切其他必要措施保障中国批准的国际人权条约在国内得到实施。
（一）中国依国际人权法承担保障外国人权利的法律义务中国已经批准了20余项国际人权条约，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核心人权条约。同时，中国也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在深入研究对该公约的批准问题。在成为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国时，中国政府提具了若干保留或声明，其中某些保留与外国人的权利密切相关。2001年，在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中国做出了如下声明：“公约第8条第1款第1项在中国的适用应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工会法》和《劳动法》的规定相一致。”19尽管该公约没有禁止缔约国做出保留，但是在本国法规定的范围内适用人权公约，很可能会缩减国家依据人权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后不久，便对《工会法》作出了一些实质性的修改，从而进一步缩小了中国国内法与公约之间的差距。修改后的《工会法》加入了一个重要的平等保护条款：“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20这一条款确认了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组织工会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与此同时，修改后的《工会法》也建立了较为明确、详尽的法律责任制度，违反该法的行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中国境内合法获得就业的外国人可以据此主张自己的权利。2008年，中国在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时做出了如下声明：该公约中关于残疾人移徙自由和国籍的规定在适用时不应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移民管理和国籍申请的法律的效力。21该项声明同样构成对公约的保留。据此，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居留的外国人，在迁徙或者国籍问题上，需要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而不是《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相关规定。除上述保留外，中国在批准其他国际人权条约时，并未提具涉及外国人权利的实质性保留。因此，中国有义务保障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外国人根据中国所接受的国际人权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权利应当仅在国际人权条约明文规定的例外以及中国政府提具的保留范围内受到限制。中国批准的国际人权条约能否构成中国法律的组成部分，这些人权条约在中国国内是否具有直接适用的法律效力？对这些问题，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均未给出明确的答案。然而这并不排除中国依国际人权条约所承担的保障人权，包括保障在中国管辖范围内的外国人权利的法律义务。从中国的既有实践来看，中国主要通过国内立法将国际人权条约的有关规定转化为国内法来实施。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保障妇女权利的核心法律，也被认为是集中转化《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内法；与之类似，《儿童权利公约》通过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核心的相关法律予以实施，《残疾人权利公约》则主要通过《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在中国得到实施。通过国内法转化适用国际人权条约，并不一定制定专门的转化立法。当一国认为本国现有法律的有关规定，可以是散见于多部法律中的规定，已经足以保障国际人权条约所规定的权利时，则无须制定专门的法律。在外国人权利保障方面，中国并无一部专门的法律。在中国，外国人权利的法律保障主要源自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
（二）中国对外国人权利的宪法保障与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一样，中国宪法也包含一份权利法案。《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较为全面地列举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但是这一章无一例外，规定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就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人权”写入了宪法，在宪法第33条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一些学者认为，“人权入宪”意味着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主体已经从“公民”扩展到中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22然而，证实这一推论必须破解一个条文结构上的难题，即“人权条款”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并且出现在规定公民身份和公民平等原则的条款中。无论从章节名称，还是该条款的上下文都很难证明这里的“人权”主体突破了“公民”的界限。事实上，中国宪法对外国人权利的规定出现在“总纲”部分，而不是规定权利法案的章节。具体规定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这一条款并未列举外国人权利的具体内容，而是用“合法权益和利益”予以概括。宪法的这一总体性规定，尽管没有采用“权利”的措辞，却是后来中国国内立法中规定外国人权利的根本依据。
（三）中国对外国人权利的立法保障虽然中国宪法只对外国人权利作了原则性的总体规定，但是外国人权利在中国的许多立法中均有具体规定。中国现行有效的240余部法律中，有30余部包含了专门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权利的条款。所涉权利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诉讼权利等等。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条款对外国人权利作出了明确的限制。
1．外国人与中国公民一体享有的权利有些法律明确规定，在某些事项上，外国人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的权利，适用相同的法律。在政治权利方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与中国公民一样适用《集会游行示威法》的有关规定。在诉讼权利方面，根据《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外国人在中国提讼，与中国公民一体适用中国的法律，享有同中国公民同样的诉讼权利，承担同样的法律义务。例如，《行政诉讼法》第71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国进行行政诉讼，同中国公民、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外国人认为中国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有权提起行政复议。根据《行政复议法》，外国人、无国籍人在中国境内申请行政复议的，与中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在民事权利方面，根据《民法通则》第8条，关于中国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规定，适用于在中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参与拍卖活动，与中国公民一体适用《拍卖法》的有关规定。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照《社会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知识产权依法受保护。例如，《著作权法》第12条为外国人享有著作权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法律保障。该条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根据其作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法保护。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社的，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未与中国签定协议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的国家的作者以及无国籍人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成员国出版的，或者在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同时出版的，受本法保护。”
2．在满足对等原则的前提下外国人享有的权利有些中国法律规定外国人享有或行使某些权利，以对方国家给予中国公民同等对待为前提。例如，就外国人准入的行业而言，《注册会计师法》规定，外国人申请参加中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和注册的，将按照互惠原则办理。23外国人要求获得国家赔偿或救济的权利，有些也设置了满足对等原则的前提。比如，《行政诉讼法》规定，外国法院对中国公民、组织的行政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中国法院对该国公民、组织的行政诉讼权利实行对等原则。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要求国家赔偿的情形。当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国领域内要求国家赔偿时，根据《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适用同中国公民、法人相同的法律。但是如果一国对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要求外国国家赔偿的权利不予保护或予以限制，中国将实行对等原则。
3．外国人权利受到严格限制的领域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从事监测、考察活动，必须事先获得批准。未经批准，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领域内和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地震监测活动；24不得在中国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25不得进入中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生产或者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活动；26也不得擅自在中国境内对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或者在野外拍摄电影、录像。27外国人参与档案、文物等对国家利益具有重要价值的物品的流转时，也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根据《文物保护法》，非国有不可移动的文物不得转让、抵押给外国人；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不得转让、出租、质押给外国人。而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严禁卖给或者赠送给外国人。28综观中国法律对外国人权利的规定，虽然没有一部规定外国人权利的专门法律，但是散见于多部法律之中的外国人权利条款，使得外国人在华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而外国人权利受到明文限制的领域，也都属于涉及国家或者涉及国家与社会重要利益的事项，符合以国家利益为由对外国人权利作出限制的例外情形，并无可厚非。
三、小结与建议
外国人背井离乡前往异国，一方面面临陌生的语言、生活习惯、社会环境的困扰，另一方面也面临权利保障不足的潜在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外国人已经成为一个法律上的弱势群体。正如联合国人权高专所指出的，保护外国人权利“是一项紧迫的并且不断增强的人权挑战”。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从单纯的移民输出国逐渐转变为外国人的目的地国，在中国境内长期居住、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与日俱增。中国同样需要迎接如何充分有效保护外国人权利、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挑战。近些年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可喜的变化。许多国家的宪法在基本权利的保障方面展现出一些积极的动向，将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从过去的“公民”扩大到“每个人”或“所有人”。例如，印度尼西亚2000年修正宪法时，增加了第10A章“基本人权”的规定，其中规定的都是“人人享有”的权利。还有一些国家的宪法赋予了外国人与本国公民相同的权利和自由。
例如，阿尔巴尼亚1998年宪法第16条第1款规定：“本宪法为阿尔巴尼亚公民规定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对处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也同样有效，除非宪法专门将某些权利与自由与阿尔巴尼亚国籍联系起来。”另有一些国家在宪法中以本国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为基准规定外国人权利。比如，1995年阿塞拜疆共和国宪法关于“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权利”条款规定：“只有依照国际法准则和阿塞拜疆共和国法律的规定，才能对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定居或者逗留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权利和自由作出限制性规定。”1992年的蒙古国宪法则规定：“蒙古国境内的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享有本宪法第16条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时，为保障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对于除蒙古国加入的国际公约规定的基本人权外的其他权利，可依法作出必要的限制。”这些积极的立法例，将国际人权法中所蕴含的普遍人权观念纳入了宪法之中，为国家平等保护本国公民与外国人的权利奠定了坚实的宪法基础。
前言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强权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极端体现，美英等联军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支持的情况下，悍然出兵伊拉克，严重违反了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胁的国际法原则，侵犯了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国家主权原则。应该讲，美国的此种强权做法已不乏其例，1999年，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在主权国家南联盟的土地进行了持续数十天的轰炸。除此极端的严重违反国际法原则的行为之外，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对于国际法主要渊源的国际公约，更是接连的放弃，包括有关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有关防止小型核武器扩散的协议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等等，其理由及出发点皆是出于所谓的美国要避免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的导弹袭击以及“美国大量消耗能源的生活方式神圣不可侵犯”等等 ，应该讲，美国上述的做法，充分体现了其在现今国际关系中所遵循的强权做法，对现存的国际法原则及体系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在一定的程度上，使得国际法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因此，分析美国强权的属性，了解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能及价值，对我们正确看待当前的国际形势，正确看待和发展国际法，于今存在着更为迫切的需要。一、建立在平权社会基础上的国际法，其基本原则的形成是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基础。本世纪，人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的巨大的伤亡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得人们认识到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对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维护战争的和平与安全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的内容，在此种理念的指导下，联合国应运而生，而同时，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逐步成文化。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主权平等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不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原则等国际准则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国际新秩序逐步形成，旧有的殖民主义下的国际秩序被打破，国际法准则以及依国际法调整国际社会关系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除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为国际社会接受外，现代国际法在渊源、形式、内容和数量上都有着较大的发展。国际法的发展呈现出成文化趋势，双边条约、国际公约不断涌现，内容涉及经济、文化、军事、天然资源等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面。国际法形成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行使主权的过程，公约、条约形成的内容正是各国主权的协调和让渡的结果，是各个国家为了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做同的努力和贡献。正是通过国际法的造法运动，才使的各国利益得到协调和均衡，也是各国认同的非武力解决矛盾和争端的最佳途径。世界环境的不断发展，也使各国认识到，单凭一个国家的力量有时很难解决现存问题，比如跨国犯罪、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必须得到各国的共同努力和配合。而通过国际法来解决是目前最为普遍的形式，而晚近出现的国际社会组织化趋势，更是关联更为密切的国家间合作的形式。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国际社会是一个平权社会的基础之上，由各国间采用共同承认的国际准则，应该讲，这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实践经验，也是国际法发展的基本方向。二、大国操纵国际组织并影响国际社会，是不得不面对的实力决定一切的现实，是强权对国际法准则的巨大冲击。任何一个法律或者准则，有其理想化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国际法作为国家、国际组织间的法律，其个体的主权及个体间差异的存在，使的国际法更有较之国内法难以操作的弊端。理想中的国际法，是各个主体平等相处，权利义务对等，但我们往往面对的现实却是弱肉强食、实力决定了一切。首先，国际法固有的特性，决定了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权力和权力组织，也就使的国际法在执行中很难有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国家间组织也是各国依公约形成的，对各国来讲，并无超国家的权力的存在，对于大国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往往很难受到惩处，就象美国常年拖欠联合国会费，联合国也是无能为力。其次，大国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迫使国际法的形成过程中充分体现大国意志，比如，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双重否决”权，使的有关国际安全的重大决议的产生完全操纵在大国手中，而美国更有有则用之，无则抛之的趋势。又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加权表决权制度的确立，使的美国（占有17.5%的表决权）在重大事项须经85%表决权通过时，享有绝对的生杀大权。再次，大国利用其强势地位对国际组织进行操纵和破坏。大国 不仅在制定国际规则时将不公平的条款得以体现，而且在执行中对于阻碍其意志的程序也尽量予以回避、突破。如在联合国通过有关朝鲜战争的决议时，由于在安理会必将会受到苏联的否决，美国等国通过迂回，避开安理会，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违反了联合国有关权限划分的规则，而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美国意志；对于经联合国授权的行动，也往往实际沦为打着联合国旗号，由美国实施的行为，正如第一次海湾战争，如学者所指出的：“这是一场联合国授权的战争，但实际上联合国对发起战争的形式、时间和地点都没有发言权”，“联合国被排除在决策者之外，只有美国发号施令”。 而“默示授权”行为的出现，即联合国对国家行为事后追认，更使的联合国成为举手同意的机器。 另外，虽然美国在某些国际公约或国际组织中，也给以发展中国家以优惠，但其最终的考虑仍是出于本国利益，比如世贸组织，经济上的互惠决定给予发展中国有一定的优惠，但仍试图使自身的国内法效力及于规则之上，与欧盟的香蕉案及之后产生的有关301条款的诉讼，充分体现了美国的这一态度，而对于DSB裁决案件的态度，美国确立的“美国败诉不过三”“三击不中出局”的原则，更是说明了其对WTO这一经济联合国组织的态度。 但是，为维护美国利益，美国也有讲国际法的时候，在有关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对涉嫌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案件实施普遍司法管辖，适用于所有国家，美国则认为，其“国家主权”受到了损害。所以，美国并不是不讲国际法，不是不讲国家主权，而是他们所认为的国家主权，只指美国的“国家主权”，而不包括别国的国家主权。 因此，对于国际组织和国际法，是强权控制和利用的工具，其需要利用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的存在，并利用在国际组织中的强势地位，获取利益，使的自己的利益国际化；但同时，一旦国际法成为其强权政治的障碍时，其必然又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来实现自己的强权。而囿于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尤其在经济往来日益密切、经济依托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各国利益及生存方式较之以往更受制于强权国家，经济的依托，实力上的差距，造成强权政治横行国际社会。而同防止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和近期的美国“近地太空”战略，更是无视人类共同财产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绝对的美国强权主义。三、强势必然会受到国际均势的制约，国际法将在曲折中发展。正如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现实，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政府提出要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小布什政府的这一想法则更加迫切，而国际法多年发展形成的各国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及和平解决争议争端等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交往的准则，而上述准则显然制约了单边外交政策的施展，美国当然欲踢之而后快。但我们应该看到，国际法是国际社会各国、各民族、各组织多年长期交往中发展而来的，是各国长期交往的经验教训的结晶，是维护各国各民族独立、公平、和平、发展的基石。强权政治和单边外交政策必然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制约。国际法仍会在曲折中不断发展。 第一、国际法准则是世界各国希望并且应该遵守的原则，即使是强权国家，其也是应该承认国家主权之存在的。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的主题，一个和平稳定国际社会环境是所有社会成员所共同希望的，做为美国也不例外，因此，主权原则这一国际法原则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也是发达国家的需要。第二、当前的世界格局也客观上要求各国间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 目有的世界格局是一极超强，多极并存。美国做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上、经济上有着别国无法比拟的优势，其在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货基金组织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俄罗斯、中国、欧洲大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印度、巴西等地区性大国也在地区事务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欧盟等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增多和加强，使得在经济、文化、区域、民族等方面存有共性的国家联合起来，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在美国一枝独秀的情况下，世界格局仍呈现多极化现象，国际局势呈均势状态。第三、联合国成立50余年来，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及制定国际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国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也写入了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组织结构和表决机制虽然尚存有缺陷，但也是在发展过程中和国际事务的变化中不断显现出来，近年来，联合国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随着联合国组织结构的日益完善，联合国作为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组织性机构，其重要地位仍得到 各国的承认。第三、各国之间的相互渗透首先在经济领域得到充分的发展。世贸组织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组织成员的不断增加，协议内容的不断扩张，从单纯调整多边贸易的关贸总协定，逐渐扩展到投资领域、将贸易的范围扩展包括服务贸易并制定了具有准司法性质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并且，采取了鼓励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的准则，从保障措施到例外条款再到授权条款的确立，实际上在逐步建立实质上公平的经济贸易规则。WTO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使得各国间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密切，而各国国内法受到规则的影响，也在不断的调整、趋同，国际法的发展首先在国际经济法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即使美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在面临WTO规则时，也不敢擅自依国内法采取单边政策。 第四、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不是简单地靠实力能够获取的，其他国家和民族也不是靠实力能征服的。 历史告诉我们，世界构成纷繁复杂，任何一个国家均难以长久地控制它，英国在殖民时期曾控制了地球的四分之一，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曾几乎把整个欧洲和北非踩在其铁蹄之下，但到头来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强势能维持长久。而二战后，由于联合国的建立，国际法准则的确立，国际社会均势的发展，使的国际社会维持了较长的总体和平。因此，国际法准则的存在和确立，才是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基础，否则，强势和武力只会遭到更为坚强的抗争。第五、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民族性，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应遣责的行为，但却不断地发生，并会得到相关国家的支持，为什么，其本质就是民族性，其民族理念、宗教理念及对强权主义的反抗，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911”事件后，说到：“不论此行为出于何种原因，但行为本身是应受到遣责的”，这里，实际上隐含了对事件原因的一种分析。一个主权国家或者一个主权政府可能会被推翻，但其民族信念不会消亡，历史上反侵略的战争证实了这一事实，而美国时下正在推行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受阻也更印证了这一判断。应该讲，恐怖主义的产生正是强权主义的结果，而防止恐怖主义仅依靠美国的强权手段是行不通的。第六、 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更提出了国际法保护的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随之也带来了许多社会性问题，环境问题，气候变暖，资源短缺，而这些问题，具有跨区域、超国界的特点，而且要求是长期的共同合作和努力。仅靠一国的力量是难以满足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权的充分体现，必须由全体国际社会的个体共同实现。近期的非典疫情更使人认识到，人类在巨大的天灾面前是多么的脆弱，但同时，又是多么的坚强，而维护整个生存环境是全部地球人的责任。如果全体国际社会成员都像美国那样以所谓的自身的“消耗能源的生活方式神圣不可侵犯”为由，放弃自身在可持续发展中应承担的义务，那么，可持续发展显然就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了。 小结 通过对国际法存在和发展以及美国强权在国际交往中的体现和属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际法准则是人类通过巨大的生命和资源代价换来的经验和教训，国际法的发展是人类对国际准则的承认和以国际法解决国际事务的共识的体现。虽然，因为国际法本身的特点，在其执行过程中会出现实力优与理想中的各国平等相冲突的现实，也使的国力强劲的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出现了利用国际法、抛弃国际法的现象，但我们应该看到，国际社会仍然是一个平权社会，国家无论强弱，其主权是完整的，其潜在的民族、宗教、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力量是巨大的，现代社会已完全摆脱了过去的那种依附型的殖民社会，而殖民历史也告诉我们，殖民统治、强权统治都是暂时的。当前，美国做为超强的一国，其强权势力的抬头是自我膨胀的表现，但它必然会受到来自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还包括发达国家的反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的要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都使国际社会成员义无反顾地选择国际法这一调整国际间关系的准则，以强权代替平权，以国内法代替国际法在现代社会中是没有生命力的。
[关键词]国际私法立法取向趋同论特色论两点论中国国情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法律体系。①到了90年代，中央明确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把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作为其工作重点。实践的发展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国际私法在立法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其主要问题是，我国已经形成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深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属地主义的影响，在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现有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则显得很不完善，且其中某此具体规范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很不适应。②这样，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制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完备系统的国际私法法规的任务尚未列入中国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但是，中国的国际私法学者们却以极大的热情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开始了“重构”、“完善和发展”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宏伟工程。其具体举措主要有二：其一，中国国际私法学会1993年年会决定成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迄今，已产生了第三稿；其二，围绕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广泛深入热烈的研讨，从而形成了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思潮。
二、两种主要思潮述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私法立法和怎样进行国际私法立法，对此，学者们各有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趋同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随着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国际间法律文化的相互传播，世界各国法律的趋同化走势愈益显著。③在这股法律趋同化的大潮中，国际私法的趋同化倾向也在不断加强。事实上，自二战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家间经济民事联系的大大加强，同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接近或一致，日益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其接近或一致的程度，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私法制度健全与完善状况的主要标准之一。
“趋同论”者认为，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的加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原因。首先，它根植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艰巨任务，因而都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国际法律环境和国内法律环境。这就有力地推动各国努力改善自己的国际私法制度，从而迅速地形成种种为国际社会较普遍接受的实践。其次，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不断加强的内在的根本的原因。为了求得经济的迅速发展，全世界各种区域性经济共同体或经济联盟不断涌现，它们都致力于消除妨碍经济联系的、因法律歧异所引起的障碍。第三，各国法律思想、法律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也对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的加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以电脑、电视、卫星为主体的现代化传播网络覆盖全球，因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活动方式信息一体化”。跨文化交流，或曰文化融合，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趋势之一。随着信息资料的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并由于国际社会的客观需要，伴随着文化融合的大趋势，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的交流速度也日益加快，其规模在日益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的加强。④
“趋同论”者主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也应顺乎潮流，尽量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而且，国际私法本来是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产物，它反过来又以其独特功能对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起着推动和保障作用。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约130个国家和地区，凡是搞得比较成功、经济和科技发展迅速的，都有包括系统的国际私法法规在内的比较健全的法制。⑤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属地观念的制约，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得不“颇具特色”的话，那么，在我们已经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即应毫不犹豫地向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靠拢。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为我们借鉴、“移植”国外先进的立法提供了基础。⑥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是由于国际社会中较为普遍的立法实践，大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接受它便不能顺利地开展对外经济交往，也不能很好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们认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决中国法律如何与国际公约协调，与国际惯例接轨，以及中国法律如何更好地借鉴、吸收外国先进的国际私法制度，这是中国国际私法学的重要课题。
（二）“特色论”。它强调中国的国际私法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反对对外国国际私法条文照抄照搬。⑦这一派学者的立论，首先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认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私法立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其民主与法制建设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认为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法律文化传统和法律思想历史，而且这种传统和历史较其他国家更悠久，更深邃，更成熟，更具个性。在这种文化土壤上产生的国际私法必然且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否则，便难于被国人接受，也难于同中国的文化积淀相融合。第三，认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需要有中国特色，主样才能表明中国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称得上对世界和人类有所贡献，才无愧于古老的中华法系，才与泱泱大国的地位相当。第四，中国虽然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终究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时间不长，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方式方法尚不成熟，这方面的立法和司法经验也不足。因此，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应该简单地移植或抄袭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私法，也不应该简单地接受那些与中国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状况不相适应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无论它们是来自条约，是来自惯例。
基于上述认识，“特色论”者认为，完善和发展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主要途径是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经验，充分尊重我国现有的国际私法规范，并应努力追寻中国唐朝《永徽律》中规定的冲突规范所蕴涵的“中国精神”。
应该肯定，上述两种观点都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已经确立的形势下，针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存在的严重缺陷，为建立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而提出来的。它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是在寻求一个理想的国际私法立法方案，以便完善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促进对外开放，维持国际民商事活动的良好秩序，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正常运营。
“趋同论”和“特色论”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渊源于它们所受到的不同的哲学社会思潮的影响。“趋同论”主要是受到以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的特征之一，是“以未来设计现代”，认为未来的社会生活将越来越国际化，国界将逐渐失去其原来的意义。因此，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也应依这种未来的趋势去设计、制订。“特色论”则主要是受到“后发展理论”，特别是其中以亨廷顿、佩鲁、马约尔为代表的“人文生态学派”的影响。这一理论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强调选择独特的发展道路，不重复不模仿，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设计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应以发达国家的标准为标准，而应有自己的发展标准，注意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人力资源，并应保持其政治上、文化上的自主性，即应“从被动的依附性的发展转向开放的内源性的发展”。在文化问题上，“后发展理论”受20世纪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各种文化都是等值的，它们之间是不可比的，对一种文化是抛弃还是保存，主要取决于文化群体是否适应。因此，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作为引导和保障中国社会发展的措施之一，也应具有独特性、自主性，不应受到外来法律文化的浸染。
另一方面，是由于其观察问题的侧重面不同。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就对现实情况的认识而言。“趋同论”者看到了由于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大趋势，他们着眼于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强调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国际性经济，经济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合作中求发展已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各国的法律思想文化也在相互交流，相互吸收。而“特色论”都则着眼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和渊远流长的法律文化，并且认为，只有具务民族特色的东西，才能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第二，就对国际私法的认识而言。“趋同论”者认为，由于各国发展国际经济民事交流和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并为减少这种交流与合作的法律障碍，各国国际私法中接近的、比较协调一致的东西和属于国际法的因素会不断增加，从而，国际私法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表现出由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的复归。国际私法作为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产物，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着基本相同的特点和规律性，因而国际私法的本质和目的，在世界各国也都是相同的，即解决各国法律的相互抵触问题，求得国际民事生活的安全和稳定。“特色论”者则认为，国际私法首先和主要是以国内法的形式存在的，只要有民族国家存在，国际私法因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传统等的不同而必然具有的民族特性和国别差异便不会消失。每个国家在运用国际私法解决法律冲突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还是本国的和利益，它所追求的国际民事生活的安全和稳定，也首先是指其本国当事人在涉外民事交往中不受损害和免遭风险。因此，国际私法的功能，主要是实现其本国的对外政策目标，维护其本国及其当事人在对外交往中的权益。
应该指出，“趋同论”和“特色论”二者并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它们在阐述各自的主张的过程中，也往往兼及相对的一面，并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和接受对方的观点，只是它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认识问题的侧重面不同，因而在总的倾向上有所区别。这种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赞同和在总的倾向上的相互区别，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国际私法这一法律部门的特殊性决定的。
三、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坚持“两点论”
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国际私法的特殊性的认识，我们主张，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坚持“两点论”，即，既要具有中国特色，又要借鉴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两者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应有所偏颇。
（一）国际私法的中国立法应有中国特色
可以说，国际私法首先是民族的法或者国家的法，从7世纪中国唐朝《永徽律》的规定，到18世纪巴伐利亚民法典和普鲁士地产法的条款，直至近现代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都无疑问地证明了这样两个事实：其一，国际私法最早是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出现的；其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际私法立法。这两个事实则同时表明，国际私法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国别色彩和深厚的民族底蕴。其所以如此，主要源于下述原因：
第一，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涉外民事关系。其中的涉外因素无论是来自主体方面，还是来自客体方面，抑或是来自法律事实方面，都必须在同内国的联系中方有实际意义。内国因素是涉外因素存在的条件，内国因素与涉外因素是共生共存的。在一个民事关系中，只有内国因素而没有涉外因素，不成为涉外民事关系，只有涉外因素而没有内国因素，那么，对内国来说，也不成为涉外民事关系。所谓“涉外民事关系”，其实是由内国因素与涉外因素共同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在这一对矛盾中，内国因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这是由国家原则决定的。基于原则，国家拥有属地优越权和属人优越权，它对在其境内的一切人员、物品、发生的事件和在其境外的本国国民都拥有管辖的权利和保护的义务。因此，一国在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时候，基于原则，首先考虑内国利益和内国因素，并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内国的政策目标和利益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各国的普遍实践。这种相应的措施在法律上主要体现为各国在制定其国际私法的过程中，总是要采用有利于其本国的制度、规则和规范，甚至要规定一些特殊的原则和程序，各国对待反致制度的不同态度，对于“公共秩序”概念的不同解释，对于属人法中住所地法和本国法的不同识别，⑧都证实了这种情况。所以，各国用以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国际私法，总是存在着某种差异。
第二，国际私法的任务是解决民事法律冲突，为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确定“准据法”。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必须正视各国民事法律存在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由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事实上，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总是作为其民事立法的组成部分或其必要的补充而存在的，这在形式上的突出表现，即如我国《民法通则》那样，专辟一章，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当然，即使它以独立法典的形式出现，其性质也同样如此。唯其如此，所以，一方面，
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同基本国的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作为“民事法律适用法”，国际私法在解决民事法律冲突时，又必须照顾到本国民事立法的制度和规则，保障本国民事立法政策和目标的实现，至少不应与之相违背。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使得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可避免地打上“民族精神”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国家的“痕迹”。这在那些深受宗教传统，民族风俗和心理定势影响的领域，如婚姻、家庭、继承领域，更是如此。正如恩格斯所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⑨各国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各国民事法律必然存在差异，从而便决定了作为“民事法律适用法”的各国国际私法的差异。
第三，国际私法是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服务的。一国的对外政策是该国统治集团对外政治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它是制定国际私法的依据之一。在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位置和处境，都有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对外政策。为使这种对外政策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方面得以实现，便应将其反映在国际私法立法中。所以，一国的对外政策会直接间接地影响该国国际私法的内容，这是没有疑义的。这种影响也自然会导致国际私法的国别差异。
上述情形也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国际私法的中国立法应有中国特色这个问题。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旨在调整与中国有关的涉外民事关系，是中国法院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确定准据法的依据，也是实现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工具。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从内容到形式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博大精深、渊远流长的中华法律文化“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对法律的态度、情感和期待”，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产生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可能不具有、也不能不具有自己的民族品格或民族性”。⑩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只有在原则、规则、规范、制度、体例等诸方面，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独创，才能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才能既于愧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又对世界有所贡献。为达此目的，至少应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应在立法中注意反映中国国际私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反映中国国际私法学者已经达成共识的见解和主张。一部成熟的国际私法立法应当是一种成熟的国际私法理论的体现。历史上的“法则区别说”、“法律关系本座说”、“国际礼让说”等国际私法学说，都曾深刻地影响了国际私法的立法。在国际社会颇具影响的美国的两部《冲突法重述》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1934年的第一次“重述”是以“既得权说”为理论基础的，1971年的第二次“重述”是以“最密切联系说”为基础的。应当承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国际私法研究起步较晚、相对落后，但是经过我国国际私法学者的辛勤努力和不懈奋斗，近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学者对国际私法各种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应该且有必要在立法中得到反映。中国学者的国际私法理论思维必然使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透射出中华法律文化的灵光。
第二，应以解决中国所特有的国际私法问题为重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国两制”局面的形成，“三个法系四个法域”状况的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中国的“专利”，而这些问题也直接关系着中国对外民事交往的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与中国有关的涉外民事关系的形成和特点。注意通过国际私法立法妥善而适当地解决相关问题，既是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特殊使命，也会使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独领，并使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内容异常丰富而充实，成为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状况的一个写照。
（二）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应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
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尽管各有特色，但它们的调整对象和所要完成的任务毕竟是相同的，可以说，国际性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跨国性，是国际私法的基本特征。在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彼此的依赖程度愈益加深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能“不顾国际间的联系和国际法上的某些基本原则而仅凭独立国家的身份专断地规定国际私法规则”，而“必须衡量一下究竟怎样做才有利于它的国际交往与合作”。⑾
法律既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客观规律的要求，尤其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法律，更应当首先反映市场经济规律，而不应一味按主观意志来制订，否则，在对现实经济生活调整的过程中就会遇到障碍。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不仅十分发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因而愈益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国际私法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应该注意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来制订，并应随着人们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而加以完善。在制订和完善国际私法的过程中，注意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显然是会大有裨益的，它将有助于使我们的国际私法立法成为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运作的有力措施，并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
同时，既存的和正在形成中的某些国际私法规则和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私法所调整的有关具体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本质和规律，因而具有科学性。例如，确定合同准据法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解决不动产物权关系的“不动产物权依不动产所在地法原则”等等，都是从相应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本质特征出发而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因而它们能为不同法系、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所普遍采用。
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既要考虑促进国际交往与合作的实际需要，也要考虑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因此就必须注意借鉴和采纳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应注意接受存在于各国国际私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诸如“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不动产物权依不动产所在地法原则”等，已为各国法立法所普遍接受，它们构成了所谓“一般法律原则”，在调整相关领域的国际私法关系中具有普遍效力。⑿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已经在采用此类“一般法律原则”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远远不够，在未来的立法中，应在对国际私法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一般法律原则”，从而保证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与国际社会的一般实践相一致，实现国际私法所一贯追求的法律适用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价值目标。此外，像“识别”、“公共秩序保留”等各国国际私法普遍采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也应在我国的立法中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些既是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也是维护我国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工具。
第二，注意采纳有关国际私法的国际公约的规定。有关国际私法的国际公约，是缔约各国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反映了各缔约国在有关问题上的相互都能接受的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一般实践。因此，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应该注意采纳有关国际公约中的规定。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根据“条约必须遵守”这一国际法准则，凡是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除声明保留的条款外，我国都应遵守，并应在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中作出相应的规定。这种规定，不能仅仅理解为在立法中作出上述承诺，而且应理解为对国际条约所涉及的问题，在我国的立法中作出相应的规定和安排，以便保证该条约在我国能够充分有效的实施。其二，即使我国尚未参加的条约，我国也应注意研究和借鉴，对其中反映国际私法立法的一般趋势和国际民商事交往的一般规律的规定，应吸收到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中来。这样做，既是我国国际私法的现代化的要求，也有利于实现我国国际私法增进国际和平与合作的社会职能。
（三）“两点论”的客观依据是中国的国情
在国际私法立法上，既要具有中国特色，也要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这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客观的要求。其统一的依据和客观要求的基点，便是中国的国情。
一方面，现代中国是古老的中国的延续，中华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心理、乃至中国社会历史在其沿革递嬗过程中沉积、遗传下来的文化血脉，深刻而牢固地凝结在中国人的骨子里，这使得中国人的法律思维，总是离不开“中国心”的驱使，因而无论是创立法律还是认知与接受法律，总是要以中国的民族特性为土壤。
另一方面，现代中国又是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这是使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条件。因此，中国需要而且应该了解世界，需要学习和采纳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与国际惯例接轨”。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将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更新和法律调整。这本身就需要我们注意采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原则、规则和规范，使得在本质上就具有国际性的中国的市场经济能与国际社会的市场经济相互协调，相互借鉴，促进中国和整个世界的繁荣与发展。
总之，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中国正在成为国际社会中愈益重要、愈益活跃的一员，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也应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注：
①②③⑥李双元主编《市场经济与当代国际私法趋同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154页，第165页，第3页，第177页。
④李双元：《国际私法的趋同化问题——<中国与国际私法统一化进程>序言》，《法学评论》1993年第1期。
⑤⑦《中国法律年鉴》，1994年，第966～967页，第968页。
⑧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8～249页。
⑩刘升平、张文显：《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创刊号，第4页。
关键词：一元论；二元论；WTO；间接适用
一、关于国际条约适用的理论与实践
（一）传统理论
在理论上，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上流行的主要有两派：一派认为法律体系本质上只有一个，国际法与国内法就其本质来说是相同的。它们是同一法律秩序的两个组成份。国际法与国内法属于一个法律体系，即所谓一元论（MONISM）；另一派则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即所谓二元论（DUALISM）。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国际法学者针对一元论和二元论各自片面强调的不足，提出了折衷的“自然调整论”。该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法律的两个体系，二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正如周鲠生所言：“从法律和政策的一致性观点来看，只要国家自己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总是可以自然调整的。”[1]以上是就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大的理论方面而言的，具体到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效力关系，则有以下三种理论：
1、国内法优于国际法。这种学说盛行于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其代表人物有椰利内克、佐恩、考夫曼和温策尔等。他们认为国际法作为法律是与国内法属于同一个法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国际法只有依靠国内法才能产生效力。由于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内法，此说甚至把国际法描述为国家的“对外公法”。此学说的思想来源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强调无限的扩大，反映了当时德国国家主义的政治动向，企图通过国内法支配国际法，把德国意志强加给国际社会。[2]此说在20世纪30年代，被法西斯德国再一次推崇，但随着时代的前进，由于其违背了历史潮流而最终被淘汰。
2、国际法优于国内法。这个理论的首先和主要倡议者是奥地利学者凯尔森。其他代表人物还有菲德罗斯、波利缔斯等。他们也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处于同一个法律体系，但在此体系中，国际法应占主导地位，国际法优于国内法，国内法的效力是依靠国际法的。而国际法的效力则是最终依靠“约定必须遵守”或“国际社会的意志必须遵守”这样一个最高规范。凯尔森曾在他的《国际法原理》中指出：“一个业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和一个国内法规范之间的冲突是较高和较低的规则之间的冲突。”在他看来法律是一个统一的体系，而在这体系中的法律规范是有层次之分的。具体应该是：契约决定于立法，立法决定于宪法，国内法秩序决定于国际法秩序，国际法处于优先地位。[3]此学说在当代西方国家影响甚大，但由于其认为国内法从属于国际法，国际法在各方面都高于国内法，从而抹杀了国内法的作用，否定了国家，因而受到了法学家们的质疑。不过从当今国际社会发展来看，这个理论是值得重视的。随着国际经济逐步全球化，国际法制也在一体化，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并非不可逾越。应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换的。
3、国际法与国内法平行。此说的代表人有特里佩尔和奥本海等。他们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独立、平行的法律体系。国内法是国家意志的对内表现，其对象是国家之内的人民；国际法是国家意志对外的集体表现，其对象是国家关系中的国家本身。[4]奥本海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其渊源不同，所规定的关系不同，法律实质也不同。[5]国际法作为整体或其各个部份，都不能当然成为国内法的一个部份。平行说（二元论）从实在法出发揭示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性质，论证了两者隶属不同的法律体系。[6]但由于其忽略了两者的相互联系，对两个法律体系的解释带有片面性和绝对化的趋向，甚至造成二者对立，因而其理论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可见，以上三种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效力的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如周鲠生①所说：“国际法和国内法按其本质来看，不应该有谁优先的问题，也不能说彼此对立。”[7]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制定者都是国家；其次，两者分别调整的国际社会关系和国内社会关系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交叉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调整对象已无法绝对分开。再者，国际法与国内法在某些原则和规则上是相通的，国际法的实施需要国内法做出具体规定，国内法一些规定的实施也需要国际法的配合。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的。
（二）外国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问题，在实践中就是国家如何在国内执行国际法的问题，也就是国家如何履行其依国际法承担义务的问题。而原则上，国际法在国内的效力一般是由各国按照自己的法律加以处理。由于各国法律体系不尽相同，从而引起了这个问题的不同情形。
1、美国。在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上，《美国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本宪法与依本宪法制定之合众国法律，以及在合众国权力之下已缔结及将缔结之条约，均为美国之最高法律，即使任何州的宪法或法律与之相抵触，每一州之法官仍受其拘束。”由此可见，美国缔结的条约是与国会制定的法律处于同等地位，不需国内立法的接纳程序。但应当注意，并非所有条约都可以直接在国内法中适用和执行。美国在实践中将条约划分成“自动执行（selfexecutive）条约”和“非自动执行（nonselfexecutive）条约”两类。前者无需国内立法，而自动在国内适用，如引渡协定、规定领事权利的协定、规定最惠国待遇的协定。后者则需要补充性立法，方可在国内实施，如需要美国支付金钱的协定、规定关税的协定。
2、英国。在英国，制定法的效力被认为是高于条约的，一项制定法既使与条约相抵触对英国法院也有拘束力。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制定法就意味着违背英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不过，通常被推定为执行制定法并未导致违背英国的条约的结果。就条约规则在国内法院的执行，除了经英王的批准程序，还必须经在议会立法垄断权之下的补充立法程序，条约才能在国内法院中适用。条约经英王批准仅表明其对国家的拘束力，并不当然使其在国内法院适用，除非经过议会补充立法。这说明，条约对国家的效力与条约在国内法中的适用是独立存在的两个不同问题，因此，在国际法上对联合王国有拘束力的条约本身并不影响本国法律或形成本国法律的一部分。
3、法国。法国1958年宪法第55条规定：“经过合法批准或核准的条约或协定，在公布后，具有高于法律的权威，但以缔约他方实施该条约或协定为条件。”这一规定表明，在条约与国内法关系上，法国采取条约效力高于国内法的立场，凡经法国正式批的条约，即使与国内法抵触，亦具
有国际效力，不必再经过其它立法程序。但有“对等条件”的限制，即法国优先适用条约以缔约他方实施条约为条件。
二、WTO协议在我国的适用
（一）现今我国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立场与实践在对待国际条约的立场上，根据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一般理论，我国本着国内法与我国签订的国际条约相一致的精神，在尊重和信守国际条约的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国内法律原则，以保障国际法的实施。例如《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按照国际条约的规定办理，但中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解决国际法与国内法冲突的办法是建立在对国际法尊重的基础上的。中国承认且维护“忠实履行国际义务”这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对待国际条约，我们予以优先适用。
在实践中，我国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的实践又大至可归结为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直接将国际条约的内容或国际习惯规则在国内法上加以明确规定。1990年我国颁布的《著作权法》就是参照《泊尔尼保护文学艺术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制定的。
第二，对国际法的适用做出原则性的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3款就分别涉及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在我国适用的问题。
第三，根据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及时对国内法做出相应的补充和修改。我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后，就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
这里有必要附带指出的一点是，我国的立法实践在处理国际法的适用问题时还似乎很含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以及具体的国际习惯法和条约在国内的效力，没有做出明文规定。[8]宪法只对条约缔结的具体程序作了规定。因而以上立场我们只是从一些其它法律来推断我国在这方面的倾向，还不能说是已经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已经完全确立了的规则。这也暴露了我国立法在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上的不足和缺陷。
（二）WTO协议在我国的间接适用及原因
如上所说，在国际法理论上，条约的国内适用有一元论和二元论的说法。一元论主张条约为国内法源的组成部分，具有国内法效力，可以直接适用；二元论主张国际法与国内法为相互独立的法律领域，国际法不能在国内直接适用。把这些理论具体体现到WTO协议的实施领域，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入世后，WTO法律体系包含的国际条约直接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任何机关，包括司法机关可以直接适用，有关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在法院诉讼时直接引用国际条约的条款，据此作为依据提讼，主张权利。国内法院也要依国际条约的规定做出判决，这叫直接运用。另外一种是WTO包含的国际条约不能直接在国内运用，必须要经过国内立法机关的“转化”，这叫间接适用。所谓“转化”就是加入或批准条约的国家需要把国际条约通过国内立法的方式转变成国内法院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此前，当事人不能直接援用国际条约到法院提讼。
如果按照适用国际法的常规做法，许多成员国完全可以决定其直接适用。但是，各成员国对WTO法律的适用态度却一反常态，几乎都否定了其直接适用性。如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原则上采取一元论，但几乎都拒绝WTO法律的直接适用。这是因为国家在决定其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在国内适用时，会考虑多种因素，其中既有政治和政策的因素，条约能否直接适用取决于国内的宪法和法律规定、对国家的认识、对外关系等因素，又有技术的因素，如WTO法律的条文繁多和背景复杂，其规定存在涵义模糊和弹性很大，法院直接适用有难度，等等。所以，具体到WTO条约的国内司法适用实践，其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不是一元论和二元论能够简单地解释的。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在原则上否认了WTO协议的直接适用。《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第67条指出：“中国代表指出，中国始终都是以善意方式履行其国际条约义务。根据宪法和条约缔结程序法，WTO协定属于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重要协定’。中国将确保其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和法规与WTO协定和中国的承诺相一致，以充分履行其国际义务。为此，将在完全遵守WTO协定的情况下，通过修订其现行国内法和制订新法律，以有效的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这段话表明了我国实施WTO法律的态度。首先，实施包括WTO协定在内的国际条约是中国的国家义务，这种义务是国际公法上的义务，而中国是一贯以来诚信履约的国家。其次，中国并未承诺WTO法律在国内的直接适用效力，而只是承诺对其进行间接适用，即在遵守WTO协定的前提下，通过修订现行国内法和制订新法律的方式实施WTO法律。
WTO规则之所以不能在中国直接适用，而应通过我国国内法转换适用。笔者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从WTO协议的性质来看，有别于“私法”类条约，WTO所包含的国际条约应属于“公法”类。因为他们规范的主要是成员国之间或其他非国家实体成员之间的经贸关系，因此我国国内法院还不能直接适用WTO的法律规则。
2、从WTO的实践看，直接适用也不是主流作法。马拉喀什协议第164条规定，每个成员应确保其国内法符合WTO规则规定的义务。似乎是更倾向于国内法的转换适用。此外，WTO的重要成员大多采用了转换适用。如美国在其乌拉圭回合协议法中明确规定，WTO规则不能在美国法院直接适用；欧盟理事会在批准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决定中明确，WTO规则，其性质不适合于在欧共体法院或欧盟成员国法院直接适用；近年来，西方国家包括采纳“一元论”的国家，普遍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或关贸总协定）不具有直接适用效力。如德国联邦法院早就裁决GATT不能直接适用。欧盟在其1994年12月22日关于缔结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决议中也明确声明这些多边贸易协定无论是欧盟法院还是成员国法院均不得直接加以适用。
3、法院直接适用这些国际规则的机会并不太多。因为WTO协议的基本内容涉及成员国应采取的贸易政策与措施（如贸易自由化、禁止限制贸易）和贸易待遇（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方面的一系列原则和规则，各成员国主要通过制定或修改其国内立法和贸易政策来遵守国际规则。WTO协议的原则性规定主要针对成员国，很少直接规定贸易关系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由于这些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所以一般不会对经济审判产生直接影响。
4、WTO规则在中国直接适用的法律依据并不十分充分。如上所说，我国宪法性法律中并没有明确条约构成国内法的一部分、并在国内直接适用这样的规定。而《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的规定，也只是在限于个别法律，不能视之为普遍原则。
5、直接适用可能导致出现破坏我国法制统一的后果，也不利
于WTO规则的统一实施。国际条约往往是相互妥协的产物，WTO规则尤其如此，不少条款的表述比较含糊，或者附带这样那样的条件，如允许其在中国直接适用甚至优先于国内法的规定适用，由于适用的主体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即由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来判定适用，后果是很复杂的；特别是我国加入WTO的时间还不长，各级机关和人员更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对WTO协议的准确、一致的认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由于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支持，WTO协议在中国的适用还不能直接适用。而间接适用，既符合国际普遍的做法，又能更好的维护我国利益，所以，现阶段我们应坚持间接适用WTO协议的原则。
参考文献：
[1]周鲠生。国际法（上册）[M].商务印书馆，1980P20。
[2]周洪钧。国际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P16。
[3][4]王铁崖。国际法[M].法律出版社，2000P28。
[5]奥本海国际法[M].中译本，1981，上卷第1分册P24。
[6]李双元、黄惠康。国际法[M].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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