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教育实践；社会交往；教育家类本性
“教育家”以类、群体、个体三种形态存在。教育家之“类”即教育家整体、全体，亦即最大的教育家群体，是所有教育家个体的集合。作为“类”的教育家，具有高尚的人格，在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事业、教育改革、教育实践等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把握“教育家”的维度有二：以“教育”为着眼点，教育家是与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等相并列的专门家；以“家”为着眼点，教育家则是区别于一般以教育为业的教育工作者的杰出分子，即教育工作者这个大型群体中的一类小型群体、特殊群体和榜样群体。
一、教育家“类本性”概述
人是合群的动物，总会在实践中结成各种群体，相关群体又会进一步结成“类”关系。“类”是人重要的生存方式，是对个体独立性的扬弃。人不仅自身存在于类的联系中，而且具有清醒的类意识，能自觉地将类的内在规定贯彻在自己的言行之中。“本性”通常指规定性，也就是规定某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一事物而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那种特性。教育家的“类本性”即教育家的“规定性”，是对教育家的存在状态、行为方式和变异限度的内在规定，是教育家之所以为教育家的特殊本性。
教育家的类本性是教育家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根本特性，主要指教育家这个整体所共有的社会特性。教育家的类本性是人的类本性的特殊，表现为教育家在教育活动中各种特殊的本性，例如特殊的需要（以育人为第一需要），特殊的情感（爱之，诲之），特殊的社会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特殊的奉献与特殊的社会影响（通过育人推动社会进步，这也是教育家满足自己特殊需要的特殊方式）等等。同时，教育家的类本性又是教育家群体性（民族性，时代性，流派性等）和个体性之一般。尽管每位教育家都具有由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教育条件、人生经历和教育活动等因素造成的独特性，但同时也会拥有因为相同的社会分工所形成的共有的典型特征。教育家的类本性包含了教育家的群体性和个体性中的共同的本质的因素，是教育家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
正如“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教育家的类本性正是教育家们“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最高归纳，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同时，又逐步转换为一种潜意识存在于每位具体教育家的活动方式之中，成为一种与教育家个体生命融为一体、近似本能般的存在，一种使教育家一旦失却便会感到乏味、遗憾、内疚、痛苦乃至负罪感的精神支柱——这是教育家文化生命中最为宝贵的核心成分。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育生活中，教育家们率性而为——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逐步获得的“类本性”行事，不带丝毫勉强，更无需时时鞭策。在与“类本性”相符的日常教育生活中，教育家们将会忘却各种辛劳和苦恼，沉浸于一种对生命本性的自由享受与深切体悟之中。
二、教育家“类本性”的生成与演进
从根本看，教育家的类本性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角色特征。社会分工规定了教育工作者的“类存在”与“类生活”，造就了教育家的“类本性”。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说过：“世界只不过是由面孔组成的，每种职业都规定出一副面孔，以表示它想成为人们认为它应当是的那副样子。”[2]社会分工的逐步确定，使社会对各种职业形成并逐步强化着某种期待，进而转换成各种职业的角色规范。教育家的教育实践虽然以教育家个体的存在与活动为前提，且由个体的活动组成和完成，但教育家个人只有处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中，伴随着一定的社会交往，才能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因而，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会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在纵横交错的社会交往中，通过释放与吸纳，交换与补充，在目的与理想、理智与想象、情感与意志等方面获得大同小异的发展。换言之，教育家们在社会特定的角色期待中从事教育实践，就会逐步经由角色认同达到角色适应，养成社会期待的特定性质和特定本性。
与此同时，教育家的类本性来自历代教育家品质的积淀与遗传。人同自身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实践不只是有目的地改造外部世界，也包括有目的地认识自己，改造自身，在同自身的关系中表现出自我的本质力量。教育家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既需要正人、育人，更需要正己、律己；既培育着受教育者，也塑造着自身；既把自己的需要、目的、观念、智慧、力量和情感凝聚和体现在受教育者身上，也凝聚和体现于自身，逐步积淀为稳定的品质，并经过“社会遗传”（或曰“获得性遗传”“积累起来的遗传”）“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3]，成为所有教育家的类本性。
教育家的类本性也是教育家自身进步与社会发展双向作用的结晶，是一个同化和顺应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所谓同化，是教育家以自身要素结构为基础，去主动选择和吸收相应的外在环境因素，把包括其他教育家的积极影响在内的外在环境因素纳入自身结构，促进自身的丰富、提高和发展。所谓顺应，是指教育家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来调整自身素质的要素与结构，使自身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教育家的类本性正是在这种双向运动中不断生成与演进的。可见，教育家的类本性既不是来自于教育家活动之外某种神秘因素的赋予，也不是自身某种固有本能因素的自然外化，而是直接在其历史活动中逐步生成与演进的，是历代教育家在对象化活动中不断得以建构的。在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家们在释放和发挥潜能的同时，又以开放性态势主动选择和吸收相应的外在活动因素，从而获得和生成新的素质养料，不断补充和完善自身素质结构，提升素质水平。
三、教育家类本性的基本内涵
教育家的类本性涉及教育家的全部文化构成，在内涵上具有多重性。它既是具体的、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的，同时又包含着若干最基本和最稳定的成份。
（一）与教育休戚与共，融为一体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几乎无一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教育，休戚与共。他们对教育有一种外人看来不无偏执的坚定信仰。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育”等，是他们坚定的主张，更是他们的终极关切。他们的喜怒哀乐系于教育的兴衰成败。遥想当年，梁启超在日本听到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夜不能寐。胡适则曾向外国友人表示：“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4]晏阳初说：“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统而为文盲，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智识竞争的世界；吾辈愧为民主制度共和下的人民，不能自立自新而影响及于全世界的祸乱；更羞见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尊为神明贵胄黄帝的子孙，对于20世纪的文化无所贡献。四顾茫茫，终夜徘徊，觉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外，无最根本的事业，无最伟大的使命，无最有价值的生活”[5]。他们从艰苦的教育活动中获得了无穷的、至上的乐趣，将教育的成功视为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被誉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父”的容闳，得知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历经18年周折终获清政府采纳的消息时，“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6]，进入心醉神迷的境界。与教育荣辱与共，爱教育爱到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痴迷程度，乃教育家本性之最灿烂的光辉。（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几乎都是学习的典范，他们十分注重经由学习走向自我完善，实现教育立国、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抱负。教育家们的学习不仅指读书，也包括向自然和社会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晏阳初当年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结果却从华工那儿受到教育，发现了民众的巨大潜能。这种发现使晏阳初在立场、观点和感情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获得了一生为平民教育奋斗不息的无穷动力。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吸收和继承民间的教育智慧和优良传统，他的教育论著中充满着乌克兰民族的教育智慧。教育家们的学习贵在“不厌”。“不厌”是一种心情，更是一种境界，是“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那样一种境界。学而不厌是教育家最重要的类本性，也是教育家获得其他教育品性的重要途径。正是通过不间断地学习，他们能够领略和享受知识和人生的乐趣，开阔视野和心胸，养成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诲人不倦”的动力既来自对学生的爱，也来自对教育的信念。只有对教育力量深信不疑，才能形成“不倦”的情感与意志。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以自学得来的渊博知识、丰富阅历和深邃思考广为施教，经常在公共场所对一切乐于听取教诲的人演讲，劝人为善，盼望人们努力成为有德性的人。他不仅不索取报酬，甚至还愿意倒付钱。我国明末清初大教育家王夫之因不肯向清政府屈服，自33岁起便隐姓埋名，在“良禽过而不栖”的荒山野岭中授徒讲学。居无常所，讲无课堂，只得“借僧寺授徒”。“严寒一敝麻衣，一褴袄而已，厨无隔夕之粟”，常与弟子们一起“昼共食厥，夜共燃藜”，以山中野果果腹，燃野草取暖。“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王夫之坚持著述和讲学，“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纂著”。67岁时，从游诸子求为解说《周易》，他因久病体弱，形枯气索，无力为诸生口授讲解，“乃于病中勉为作传”，授予诸生。王夫之这种不屈不挠、鞠躬尽瘁的精神不仅深深地感动了学生，甚至还感动了前来行窃的盗贼，使他们在惊叹之余“相戒无犯焉”。[7]
“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是教育家教育本性的两个方面，前者是自觉，旨在自我解放；后者是觉人，旨在解放他人。以自觉觉人，在觉人中深化自觉，亦即教学相长。
（三）做人与教人合而为一
综观教育家们的生平，可以发现其职业角色与非职业角色常常重合一致，教育活动与日常言行几无差异。古代孔子的弟子是在与孔子朝夕相处中随时随地向孔子学习的，孔子教导儿子与教导学生并无不同，他几乎没有自己的隐私。现代的梁启超把9个儿女培养成包括3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在内的俊杰，被誉为著名的家庭教育家。梁启超给儿女的普通家书，几乎篇篇都是情真意切的家庭教育教材。在儿女眼中，梁启超的父亲角色与导师角色完全重合；而梁启超视弟子则如同己出，呵护有加。教育家们的教育活动是其类本性的自然挥发，发乎本心，布乎四体，他们不需要时时提醒自己要“为人师表”，不需要为教育学生而以身“作”则。他们已进入从心所欲的境界。还有一些教育家在严酷环境下不屈不挠，坚守自我，更是世世代代的楷模。像古代的苏格拉底，现代的鲁迅、马寅初、梁漱溟、傅斯年等，都用实际言行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出了最具教育效力的诠释。
当然，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因素，一些具体的教育家也很难完全彻底地避免人格中的某些矛盾现象。可贵的是，许多教育家对自己身上的双重人格能保持一种自觉、警惕，并努力加以暴露与克服。法国教育家卢梭在经历了不幸岁月后的晚年写过一部反思性自传体著作《忏悔录》，在读者面前展示真实的自我：崇高与卑劣同在，坚强与怯懦共存，真诚与虚伪并行。卢梭的忏悔行为表现出了人格的伟大，也表明了真善美最终能够战胜假恶丑，这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四、教育家“类本性”的认识意义
教育家的类本性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性——伟大对平凡的超越。教育家是从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成为教育家，就在于他们以“立德、立功、立言”的生命涌动，在人格、业绩和社会影响上逐步脱颖而出，逐步超越了普通教育工作者，成为出类拔萃者。从数量与从属关系上看，教育家是教育工作者这个大类中的一个小类，而从作用上看，这个小类却是能为大类提供思想、理论、精神和实践榜样的精粹力量。数千年来，教育家这个小类的类本性在形成过程中总是与教育工作者这个大类的类本性不断地进行交流，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探索和认识教育家的类本性，正在于自觉有效地促进这种互动。
教育家的类本性在世世代代漫长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逐步显露。当它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后，就如一面旗帜，召唤并吸引着当代与后来的教育工作者在自身的教育实践中自觉地认同与占有，使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与教育家整体达成一种全面联系，这无疑有助于形成一种文化氛围，一种文化心态，一种超我的力量，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生存状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其自觉地向教育家的本性“类化”，进而延续与扩大教育家队伍。
教育家的类本性把一个个教育家联结到一起，并且作为每一位教育家发挥独立个性的前提。作为类的规定性，教育家的类本性是教育家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底线标准，对于每一位具体的教育家而言，他既是教育家的类本性的承担者、体现者，又是发挥自己教育个性的独立主体，他将在自觉体现教育家类本性的前提下自主地走向个性的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2]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M].何怀宏，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43-4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4-565.
[4]胡适.胡适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9-40.
[5]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G]//晏阳初.晏阳初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19.
体育教育应配合学校教育，致力于解决人类更好地生存这一新课题，使体育教育更好地为满足人类生存的多重需要和改善人类生存状态服务。
1体育教育与人类生存需要的关系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论，深刻地揭示出人类自身需要的本质。人类五个层次的需要与人对体育教育的需要本身就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是体育教育本质功能的表现，无论是自我价值实现，自我尊重的需要，还是自我安全、社交的需要，都与体育教育有着广泛的联系。
人类的生存需要除了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以满足自身外，还有人类生存需要所反映出的客观性，人不得不受到由人们的生存条件、生存能力、生存方式所决定的生存状态的影响和制约。人类如何生存发展，这就需要解决人类怎样掌握生存和发展所必备的知识、技能和形成各种本领，养成良好习惯等。体育教育应在解决人类所需的这些实质性问题上发挥出自身应有的独特作用。从目的来看，体育教育应是为人类身心健康与人的发展服务的；从过程来看，应是一种有效地掌握体育基本知识、技术和技能体育以及卫生保健常识、技能的学习过程，是一种教与学的过程；从内容来看，应包含有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生存能力的形成与提高的内容。
我们不仅仅在理论上认清身心培育的教育属性，而应在身心教育的实践中充分反映出具有教育属性的身心培育活动。那种在实践中单一的运动性和活动性用来达到身心培育目的的做法以及把它简单地看作也是一种体育教育性质活动的观念是错误的。这只能反映出我们某些体育教育工作者在认识体育教育本质问题上，还存在着不足，具有不完全性和不深刻性，仅仅看到了体育的特殊性，没有看到教育的普遍性。
人们知道，当婴儿开始伸展四肢，幼儿开始学习走路时，表明每个人都具备基本活动的能力，它仅仅是运动的原始状态，包涵了体育运动要素中的一些而不是全部，这还与婴儿自发的本能需要有关，并未构成内涵深刻而丰富的科学性体育运动。它的本质理应是让人们通过一般教与学的活动过程，去掌握知识、技能以及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去学会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备的某些生活能力和本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体育为人类生存发展服务的终极目的。
体育教育过程应是一种理论、实践、再理论、实践的过程。需要把握的体育知识、技术和方法以及体育卫生保健常识和技能运用于体育运动实践和人类生活实践中去的，这是体育教育的根本特征。
人的需要与人对体育教育的需要有着多方面的联系。随着社会的进步，体育（广义）功能也在不断拓展，这种拓展又意味着体育教育与人们社会生活方面的联系日益加强，意味体育教育在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上，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在不断地延伸。这就要求我们在体育教育发展中，充分考虑到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的融通、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平衡、短期与长远需要的兼容等问题。从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趋势看，我们学校体育的着眼点应放在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自我指导锻炼能力、体育运动能力等方面上来。其中，使学生学会和掌握各种基本的生活技能，养成各种良好的生活习惯，无疑对于学生适应生活，更好地生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体育教育在人类生存能力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体育教育过程包含着两个重点，一是人的内发性自尊、自强、自爱、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二是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而体育教育则可通过促进学生能力发展的学习过程，使他们多方面的需要得到满足和实现。
传统体育教育注意力仅仅局限在发展学生在校期间的身体上，忽视学生各种能力的发展。要学会生存，在体育教育中就不能仅以发展学生的身体为满足，还必须从广泛的领域，培养他们适应未来新生存环境的各种能力，成为能够适应未来生活需要的现代人。
事实上，正确的走、站、坐、卧的姿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卫生，用眼和脑的卫生常识；游水能力；各种自我防卫技巧；防火常识；基本的运动创伤救护常识和方法；交通安全常识等体育卫生保健的内容，都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紧密相关。
由此可见，体育教育的目标应是长远和近期目标的统一，今后大、中、小学校体育教材内容应是丰富多样的、有效实用的。
3未来体育教育对人们生存方式的影响
[关键词]教育实践；社会交往；教育家类本性
“教育家”以类、群体、个体三种形态存在。教育家之“类”即教育家整体、全体，亦即最大的教育家群体，是所有教育家个体的集合。作为“类”的教育家，具有高尚的人格，在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事业、教育改革、教育实践等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把握“教育家”的维度有二：以“教育”为着眼点，教育家是与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等相并列的专门家；以“家”为着眼点，教育家则是区别于一般以教育为业的教育工作者的杰出分子，即教育工作者这个大型群体中的一类小型群体、特殊群体和榜样群体。
一、教育家“类本性”概述
人是合群的动物，总会在实践中结成各种群体，相关群体又会进一步结成“类”关系。“类”是人重要的生存方式，是对个体独立性的扬弃。人不仅自身存在于类的联系中，而且具有清醒的类意识，能自觉地将类的内在规定贯彻在自己的言行之中。“本性”通常指规定性，也就是规定某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一事物而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那种特性。教育家的“类本性”即教育家的“规定性”，是对教育家的存在状态、行为方式和变异限度的内在规定，是教育家之所以为教育家的特殊本性。
教育家的类本性是教育家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根本特性，主要指教育家这个整体所共有的社会特性。教育家的类本性是人的类本性的特殊，表现为教育家在教育活动中各种特殊的本性，例如特殊的需要（以育人为第一需要），特殊的情感（爱之，诲之），特殊的社会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特殊的奉献与特殊的社会影响（通过育人推动社会进步，这也是教育家满足自己特殊需要的特殊方式）等等。同时，教育家的类本性又是教育家群体性（民族性，时代性，流派性等）和个体性之一般。尽管每位教育家都具有由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教育条件、人生经历和教育活动等因素造成的独特性，但同时也会拥有因为相同的社会分工所形成的共有的典型特征。教育家的类本性包含了教育家的群体性和个体性中的共同的本质的因素，是教育家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
正如“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教育家的类本性正是教育家们“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最高归纳，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同时，又逐步转换为一种潜意识存在于每位具体教育家的活动方式之中，成为一种与教育家个体生命融为一体、近似本能般的存在，一种使教育家一旦失却便会感到乏味、遗憾、内疚、痛苦乃至负罪感的精神支柱——这是教育家文化生命中最为宝贵的核心成分。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育生活中，教育家们率性而为——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逐步获得的“类本性”行事，不带丝毫勉强，更无需时时鞭策。在与“类本性”相符的日常教育生活中，教育家们将会忘却各种辛劳和苦恼，沉浸于一种对生命本性的自由享受与深切体悟之中。
二、教育家“类本性”的生成与演进
从根本看，教育家的类本性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角色特征。社会分工规定了教育工作者的“类存在”与“类生活”，造就了教育家的“类本性”。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说过：“世界只不过是由面孔组成的，每种职业都规定出一副面孔，以表示它想成为人们认为它应当是的那副样子。”[2]社会分工的逐步确定，使社会对各种职业形成并逐步强化着某种期待，进而转换成各种职业的角色规范。教育家的教育实践虽然以教育家个体的存在与活动为前提，且由个体的活动组成和完成，但教育家个人只有处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中，伴随着一定的社会交往，才能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因而，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会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在纵横交错的社会交往中，通过释放与吸纳，交换与补充，在目的与理想、理智与想象、情感与意志等方面获得大同小异的发展。换言之，教育家们在社会特定的角色期待中从事教育实践，就会逐步经由角色认同达到角色适应，养成社会期待的特定性质和特定本性。
与此同时，教育家的类本性来自历代教育家品质的积淀与遗传。人同自身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实践不只是有目的地改造外部世界，也包括有目的地认识自己，改造自身，在同自身的关系中表现出自我的本质力量。教育家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既需要正人、育人，更需要正己、律己；既培育着受教育者，也塑造着自身；既把自己的需要、目的、观念、智慧、力量和情感凝聚和体现在受教育者身上，也凝聚和体现于自身，逐步积淀为稳定的品质，并经过“社会遗传”（或曰“获得性遗传”“积累起来的遗传”）“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3]，成为所有教育家的类本性。
教育家的类本性也是教育家自身进步与社会发展双向作用的结晶，是一个同化和顺应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所谓同化，是教育家以自身要素结构为基础，去主动选择和吸收相应的外在环境因素，把包括其他教育家的积极影响在内的外在环境因素纳入自身结构，促进自身的丰富、提高和发展。所谓顺应，是指教育家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来调整自身素质的要素与结构，使自身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教育家的类本性正是在这种双向运动中不断生成与演进的。可见，教育家的类本性既不是来自于教育家活动之外某种神秘因素的赋予，也不是自身某种固有本能因素的自然外化，而是直接在其历史活动中逐步生成与演进的，是历代教育家在对象化活动中不断得以建构的。在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家们在释放和发挥潜能的同时，又以开放性态势主动选择和吸收相应的外在活动因素，从而获得和生成新的素质养料，不断补充和完善自身素质结构，提升素质水平。
三、教育家类本性的基本内涵
教育家的类本性涉及教育家的全部文化构成，在内涵上具有多重性。它既是具体的、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的，同时又包含着若干最基本和最稳定的成份。
（一）与教育休戚与共，融为一体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几乎无一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教育，休戚与共。他们对教育有一种外人看来不无偏执的坚定信仰。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育”等，是他们坚定的主张，更是他们的终极关切。他们的喜怒哀乐系于教育的兴衰成败。遥想当年，梁启超在日本听到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夜不能寐。胡适则曾向外国友人表示：“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4]晏阳初说：“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统而为文盲，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智识竞争的世界；吾辈愧为民主制度共和下的人民，不能自立自新而影响及于全世界的祸乱；更羞见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尊为神明贵胄黄帝的子孙，对于20世纪的文化无所贡献。四顾茫茫，终夜徘徊，觉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外，无最根本的事业，无最伟大的使命，无最有价值的生活”[5]。他们从艰苦的教育活动中获得了无穷的、至上的乐趣，将教育的成功视为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被誉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父”的容闳，得知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历经18年周折终获清政府采纳的消息时，“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6]，进入心醉神迷的境界。与教育荣辱与共，爱教育爱到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痴迷程度，乃教育家本性之最灿烂的光辉。（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几乎都是学习的典范，他们十分注重经由学习走向自我完善，实现教育立国、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抱负。教育家们的学习不仅指读书，也包括向自然和社会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晏阳初当年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结果却从华工那儿受到教育，发现了民众的巨大潜能。这种发现使晏阳初在立场、观点和感情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获得了一生为平民教育奋斗不息的无穷动力。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吸收和继承民间的教育智慧和优良传统，他的教育论著中充满着乌克兰民族的教育智慧。教育家们的学习贵在“不厌”。“不厌”是一种心情，更是一种境界，是“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那样一种境界。学而不厌是教育家最重要的类本性，也是教育家获得其他教育品性的重要途径。正是通过不间断地学习，他们能够领略和享受知识和人生的乐趣，开阔视野和心胸，养成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诲人不倦”的动力既来自对学生的爱，也来自对教育的信念。只有对教育力量深信不疑，才能形成“不倦”的情感与意志。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以自学得来的渊博知识、丰富阅历和深邃思考广为施教，经常在公共场所对一切乐于听取教诲的人演讲，劝人为善，盼望人们努力成为有德性的人。他不仅不索取报酬，甚至还愿意倒付钱。我国明末清初大教育家王夫之因不肯向清政府屈服，自33岁起便隐姓埋名，在“良禽过而不栖”的荒山野岭中授徒讲学。居无常所，讲无课堂，只得“借僧寺授徒”。“严寒一敝麻衣，一褴袄而已，厨无隔夕之粟”，常与弟子们一起“昼共食厥，夜共燃藜”，以山中野果果腹，燃野草取暖。“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王夫之坚持著述和讲学，“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纂著”。67岁时，从游诸子求为解说《周易》，他因久病体弱，形枯气索，无力为诸生口授讲解，“乃于病中勉为作传”，授予诸生。王夫之这种不屈不挠、鞠躬尽瘁的精神不仅深深地感动了学生，甚至还感动了前来行窃的盗贼，使他们在惊叹之余“相戒无犯焉”。[7]
“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是教育家教育本性的两个方面，前者是自觉，旨在自我解放；后者是觉人，旨在解放他人。以自觉觉人，在觉人中深化自觉，亦即教学相长。
（三）做人与教人合而为一
综观教育家们的生平，可以发现其职业角色与非职业角色常常重合一致，教育活动与日常言行几无差异。古代孔子的弟子是在与孔子朝夕相处中随时随地向孔子学习的，孔子教导儿子与教导学生并无不同，他几乎没有自己的隐私。现代的梁启超把9个儿女培养成包括3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在内的俊杰，被誉为著名的家庭教育家。梁启超给儿女的普通家书，几乎篇篇都是情真意切的家庭教育教材。在儿女眼中，梁启超的父亲角色与导师角色完全重合；而梁启超视弟子则如同己出，呵护有加。教育家们的教育活动是其类本性的自然挥发，发乎本心，布乎四体，他们不需要时时提醒自己要“为人师表”，不需要为教育学生而以身“作”则。他们已进入从心所欲的境界。还有一些教育家在严酷环境下不屈不挠，坚守自我，更是世世代代的楷模。像古代的苏格拉底，现代的鲁迅、马寅初、梁漱溟、傅斯年等，都用实际言行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出了最具教育效力的诠释。
当然，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因素，一些具体的教育家也很难完全彻底地避免人格中的某些矛盾现象。可贵的是，许多教育家对自己身上的双重人格能保持一种自觉、警惕，并努力加以暴露与克服。法国教育家卢梭在经历了不幸岁月后的晚年写过一部反思性自传体著作《忏悔录》，在读者面前展示真实的自我：崇高与卑劣同在，坚强与怯懦共存，真诚与虚伪并行。卢梭的忏悔行为表现出了人格的伟大，也表明了真善美最终能够战胜假恶丑，这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四、教育家“类本性”的认识意义
教育家的类本性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性——伟大对平凡的超越。教育家是从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成为教育家，就在于他们以“立德、立功、立言”的生命涌动，在人格、业绩和社会影响上逐步脱颖而出，逐步超越了普通教育工作者，成为出类拔萃者。从数量与从属关系上看，教育家是教育工作者这个大类中的一个小类，而从作用上看，这个小类却是能为大类提供思想、理论、精神和实践榜样的精粹力量。数千年来，教育家这个小类的类本性在形成过程中总是与教育工作者这个大类的类本性不断地进行交流，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探索和认识教育家的类本性，正在于自觉有效地促进这种互动。
教育家的类本性在世世代代漫长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逐步显露。当它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后，就如一面旗帜，召唤并吸引着当代与后来的教育工作者在自身的教育实践中自觉地认同与占有，使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与教育家整体达成一种全面联系，这无疑有助于形成一种文化氛围，一种文化心态，一种超我的力量，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生存状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其自觉地向教育家的本性“类化”，进而延续与扩大教育家队伍。
教育家的类本性把一个个教育家联结到一起，并且作为每一位教育家发挥独立个性的前提。作为类的规定性，教育家的类本性是教育家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底线标准，对于每一位具体的教育家而言，他既是教育家的类本性的承担者、体现者，又是发挥自己教育个性的独立主体，他将在自觉体现教育家类本性的前提下自主地走向个性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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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前教育研究；研究方法；思辨方法；实证方法；文献方法；混合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0-0262-03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学前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学前教育研究的行列，学前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学前教育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的进步。本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学前教育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将《学前教育研究》所刊载的论文作为研究样本，试图利用《学前教育研究》的特点，如作者群和读者群来源广、创刊早、权威性大等，从一个侧面反应出我国学前教育不同来源的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促进各个层面的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提高《学前教育研究》所载论文的质量。
一、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
要对学前教育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首先要对其进行归类。通过查阅各类文献，我国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的归类还没有一个比较清晰、明确的标准。传统的观点将学前教育研究方法分为理论方法、实证方法、实验研究方法及历史研究方法。王彩凤、庄建东等将学前教育研究方法分为文献研究法、观察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实物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质的研究法以及行动研究法。刘晶波等将学前教育研究方法归为文献方法、思辨方法、质的方法、量的方法、行动研究法、混合方法等6种方法。也有学者根据刘良华对教育研究的分类，将学前教育研究方法分为实证研究法、理论研究法及应用研究法。通过反复分析本次研究的327篇论文，同时结合学前教育学科的特色，本文主要将研究方法分为思辨方法、实证方法、文献方法及混合方法四大类。思辨方法是指用经验总结、哲学思辨及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相关研究，其主要是基于形而上学的思辨传统，所以和“思辨”相关联。[1]实证方法包括观察、调查等，是通过问卷、访谈、观察以及测验等手段收集资料来验证假设或回答有关现实研究的问题。[2]文献方法就是从所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出发，搜集和该课题有关的文献资料，从中抽取出有规律性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调查或者比较分析，展开深层次的研究。[3]混合方法是指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综合运用或者混合定量和质性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或语言的研究方法。[4]本研究最后的分类结果如下：实证方法包括观察法、调查法、个案研究法、行动研究法、质的研究法、实验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其中观察法包括取样观察法和叙述性观察法，而调查研究法包括问卷调查、访谈调查和测验调查。思辨方法，包括经验总结、哲学思辨和逻辑推理。
二、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
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是《学前教育研究》里刊发的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首先是样本的选择，笔者在cnki中文期刊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在刊名中输入学前教育研究，时间限定在“2002-2011年”得出论文篇数为2732。经过初步阅读，删除了非学术类文章，分别对每期选好的论文进行编号，用spss17.0随机从每期论文中抽取3篇，最终得出本研究的有效样本总数为327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样本进行解读，将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的最终分类结果作为本研究的类目，分析单元为抽取的文章。通过仔细阅读每篇文章来确定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并进行分类统计。明确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后，对选好的3名编码员进行培训，然后让他们对20篇样本进行编码，在他们熟悉并基本统一了编码方法后，再分别对另外46篇研究论文进行编码。当编码员有疑问的时候，随时与笔者以及其他编码员进行讨论以达到认识上的一致。
三、结果与分析
1.通过不断地对抽取的327篇样本进行逐篇分析，并按年份进行分类统计，《学前教育研究》所刊论文的研究方法中思辨方法和实证方法占主导地位，所占比例分别为76.1%和65.1%。采用了混合方法的论文有103篇，其比例为31.5%。文献方法所占的比例最低为13.8%，远远
低于思辨方法和实证方法的使用频次。思辨方法中的具体方法类别依次按经验总结法、哲学思辨方法及逻辑推理法的优先顺序来归类，其他类型的方法，只要在文章中运用到，论文的篇数相应增加。“思辨方法”中有一半以上采用了经验总结法，其比例为54.6%。其次是哲学思辨方法，其比例为30.9%，而逻辑推理只占到14.5%。“实证方法”研究方法中所包含的具体类别比“思辨方法”多，从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出，量的方法在“实证方法”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达到了33.3%。其次是调查法，其所占的比例达到了28.2%。我们可以看到，个案研究法、观察法、质的方法、行动研究法、实验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这六类方法所占比例依次为12.2%、11.3%、6.1%、3.3%、3.3%、0.9%。个案研究法和观察法使用的频次相差不大。质的方法、行动研究法、实验研究法及内容分析法使用的频次都很低，不到10%，内容分析法的使用频次甚至1%都未达到。
2.本研究将混合方法的种类进行划分，主要依据是混合方法中所包含的研究方法的种类数目。分为两元混合方法、三元混合方法、四元混合方法、六元混合方法。其中有47篇论文是二元混合方法，其他种类混合方法的论文篇数依次为39、16、1。
关键词：词频分析，共词分析，聚类分析
研究生学位论文反映本专业研究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是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的研究生所撰写的毕业论文，是其科研成果的结晶，反映了作者独立进行科研活动的能力。在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寻找研究热点、把握研究趋势是必需环节，有些研究者通过广泛阅读文献，有些研究者通过文献计量学和内容分析的手段，常见比如发文统计、知识图谱分析等。从文献生产、供给的角度，这有助于研究者在短时间内低成本地激发新的想法，迅速获得相关文献并寻找研究空白，获得较大的知识收益，有利于知识的产生、传播和累积。
论文的关键词是文章内容的提炼及核心思想，在某一学科中，如果某些关键词在众多的论文中反复出现，就说明这些关键词是该学科的研究热点。因此本文以教育技术学专业为例，将研究生学位论文和论文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对教育技术学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进行探析，并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以期探讨进步。
1.研究过程
1.1主要的分析工具
论文分析需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离不开相应软件的辅助。本研究中主要使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Bicomb）抽取论文中的关键字段，形成高频词一论文矩阵，Python进行聚类分析，Excel作为Python的输入，以及进行简单的统计。
1.2数据采集和处理
中国知网上收录的论文数量较多，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数据来源。通过本校数字图书馆访问中国知网，选择“博硕士”类型，并以“教育技术学”为“学科专业名称”进行检索，共获得研究样本7937篇研究生学位论文，然后按照NoteFirst格式采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题录信息。使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将论文的发表年份和关键词提取出来，输出成EXCEL格式。
共词聚类分析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步骤：首先选定参与共词分析的高频关键词并构建共词矩阵，然后将共词矩阵转化为相似矩阵，然后进行聚类分析，最后对结果进行解释。关键词的选择，目前有TOPN，正太分布法，齐普夫第二定律等几种常见的方法。
经过统计分析，本文样本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故本文选择累积百分比20%的关键词作为高频关键词，生成如表1所示的共词矩阵。
为了消除频次悬殊造成的影响，用Ochiia系数将共词矩阵转化成相似矩阵，即将矩阵中的每个数字都除以与之对应的两个关键词总频次开方的乘积，该矩阵主对角线上的数据均为1，代表高频关键词自身的相关程度，如表2所示。
2.研究结果
2.1关键词的词频分析
词频分析法通过对关键词中高频词汇的分析，能够确定某一学科的研究热点及其变化。本研究共收集到7937篇研究样本，对所有关键词进行统计排序后，得到排名靠前的20个关键词，表3提供了前10个关键词。
观察上表数据，可以发现，教学设计出现频次远超其他关键词，在教育技术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信息技术和网络课程占据第二和第三名次，说明教育技术学对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应用比较深入和频繁。
为了进一步探究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历史，故对各年度所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可以得出各年度频次排名前10的关键词表，具体见表4。
表4显示了高频词的变迁过程。观察上表可以发现，首先历年排名靠前的关键词都有教学设计和网络教育，稳定性比较好，正体现出教育技术学交叉学科的特点，同时也可以看出，2000年后的“技术”，主要指网络技术。其次教育技术已经处于信息化教育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关键词主要有远程教育、信息技术、网络学习、教育游戏、移动学习等。从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可以看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教育活动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现象已成为研究热点，这一时期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不再仅限于媒体本身，而是从信息化学习方式人手，考察技术、人和教育三者间的关系。
2.2关键词的共词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对其进行分类的多元分析技术的总称，基本思想是基于研究对象的样本或变量指标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或亲疏关系。
层次聚类按照距离度量的不同分橐韵录咐啵single-linkage、complete-linkage、average-linkage、ward-linkage。现有同类型的论文中，均采取层次聚类法对共词矩阵进行聚类分析，但是并没有针对上述不同情况给出对比分析，本文使用Python第三方库scipy中的层次聚类函数以及dendrogram方法，对多种度量的聚类方法进行了对比实验，发现ward-linkage方式的聚类效果最好，具体聚类树如下图所示。
观察该层次聚类树状图可以发现，研究生学位论文高频关键词大致聚为5类，具体分类如下：
第1类：学习方法研究，关键词包括知识管理、大学生、网络学习、虚拟学习社区、策略、非正式学习、知识构建等。该类研究主要以如何提高学习的效果为目的，寻找和对比多种学习方法，为后续的教育教学方法提供参考。
第2类：教师与教育技术研究，该类研究主要由教育技术、教师专业发展、教育技术能力、现代教育技术、师范生、教师培训、中小学教师等关键词构成。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围绕教师与教育技术的关系，着力提高教师运用新型教育技术的能力和水平，从而更好地从事教学活动。
第3类：网络教育教学研究，主要由网络课程、移动学习、网络、网络学习、自主学习、远程教育、网络环境网络教学、现代远程教育等关键词构成。网络教育以互联网为载体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涌现出在线教育和MOOC等新型教学方式。
第4类：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教育模式研究，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学模式、信息素养、教育信息化、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行动研究、翻转课堂等关键词。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重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结合，碎片化学习、翻转课堂等都成为该学科内的研究趋势。
第5类：设计与开发应用研究，主要由设计、应用、对策、开发、现状和应用研究等关键词构成。教学设计与应用是教育技术学的核心目标和价值体现，不论采用何种技术手段，最终的落脚点都是教育教学方案的设计及应用实践。
3.研究结论
3.1发展趋势
第一，研究热点保持稳定。从关键词词频分析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全量数据的统计，还是历年关键词数据的统计，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都是信息技术、教学设计、远程教育等。这些核心关键词，包括教学效果，教育信息化等其他高频关键词在内，都显示出中国教育技术牢牢把握学科定位与目标，重视教与学的应用与研究，而且应用信息技术进行教与学是中国教育技术领域近20年研究的热点。
第二，教育技术学在走向融合。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上的融合，即教育理论层面、技术层面、理论和技术结合的层面。在前文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到由何克抗教授正式倡导的混合式学习概念，更是最好的证明。一是教育理论层面，主要体现在教育理论基础的变化上。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焦点，已经由建构主义转向混合式学习。在词频分析中的历年高频关键词中，可以看到建构主义的排名在2004年以后，就比较靠后了。二是技术层面，教育技术已经从基础的视听技术，发展到了网络信息技术为主，多种基础技术为辅的阶段。但就像网络没有取代报纸一样，粉笔和黑板也依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教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它们以整体融合的形式，出现在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三是理论和技术相结合层面，不同的教育与学习理论，需要各种不同的技术作为支撑，而各种技术的最终目的，是要为优化教学效果而服务。共词聚类分析中发现的信息技术下的教学及学习模式研究，说明教育技术工作者已经开始关注适应性学习和协作学习环境的创设。
3.2启发
第一个启发是要自信。有人说，教育技术学专业学生的教育理论水平不如教育学相关专业的学生；论信息技术能力不如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学生。多数人都看到了这个现象，但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变得不自信和迷茫，那就有些妄自菲薄了。因为教育技术学是交叉学科，本专业的学生跟其他专业的学生比的就是教育理论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综合实力”，这才是教育技术学特色和优势的所在。本专业的学生在平时的学习和研究中，可以遵照南国农老前辈的指导，坚持现代教育理论与现代信息技g的融合，并牢记二者“相乘”的关系，双翼齐飞，同时努力探索教育技术的中国道路。
第二个启发是要并重。包括电教并重和教学并重，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教育技术学出现的误区和问题。电教并重是指要认清教育技术姓“教”不姓“电”，信息技术只是教育技术的一种支撑，教育技术所研究的是在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如何有效利用各种信息技术为教学活动提供支持，以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教学并重是指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而且其立足点在学而不在教，因为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本目的是学生的学习与发展。
第三个启发是要融合。不仅是教育技术学内部的融合，还有借鉴其他学科的精华，如计算机、心理学和传播学，才能更好地体现出交叉学科的特点和优势。举例来说，目前计算机领域，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虽然教育技术领域已经在进行虚拟现实和数据挖掘技术的相关研究，但深层次的融合，结合教育教学活动进行落地的尝试，还需要尽快开展和总结。
4.结束语
关键词： 体育英语教学 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 研究主题
1.问题提出
目前有关体育英语教学的研究正在成为相关专家、研究人员关注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体育科研论文对体育英语教学的相关概念、基础理论、研究内容、研究难点、问题对策、研究方法等做了许多前瞻性的、独创性的探索。有学者认为，体育科学，尤其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无二致，在实证研究与反实证研究之间，不应简单地进行调查、问卷、统计数据，而应在实证的基础之上，运用逻辑主义方法，对基本理论进行判断和推理[1]。也有学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整个体育科学研究现状做出分析，选取我国1999-2004年度体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作为分析样本数据，对我国体育科学的体系内部结构、研究的“社会化”倾向、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及论证方式四个方面展开分析。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方面，得出体育科学研究论文运用定量方法较少的结论[2]。另有学者从微观的角度出发，专门分析了我国艺术体操科研现状[3]。
综上所述，研究方法的探讨正成为体育科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尽管体育英语教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对于体育英语教学研究来说，还有许多欠缺的地方，没有形成规范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2.统计分析
本文以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http：///Grid20/Navigator.aspx？ID=1）为检索对象，第一次检索以“体育”为篇名，匹配选择“精确”，检索时间跨度为1979―2014，再在以“体育”为篇名的搜索结果中进行第二次检索，以“英语”为篇名，最后得出相关论文112篇。第二次检索，首先以“英语”为篇名，再在搜索结果中以“体育”为篇名进行检索，其他搜索各项与第一次检索相同，最后搜索结果是同样的112篇论文。尽管112篇论文的篇名中都包含“体育”和“英语”字样，但经笔者甄别，剔除一些关于《中学体育课堂英语名词活用》、《英语自考》之类的非学术论文，最后确定87篇为分析样本总量。
2.1时间分布
在所有统计的样本中，最早有关体育英语教学研究的学术于1987年。如果以2003年教育部启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评估工作为分界点，那么在2003―2014年间的学术论文数量为57篇，占总样本数的66%；2003年以前的学术论文数量为30篇，占总样本数的34%。
数据显示，以2003年为分界点，在教育部启动为提高英语专业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工作之后，很多体育院校纷纷开设了体育英语专业，有关体育英语教学研究论文数量越来越多。与经验判断相一致，这表明体育英语教学研究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研究这一体育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
2.2论文作者单位类型、专业
本文将总样本87篇有关体育英语教学的论文的作者单位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专业体育院校；第二类是非专业体育院校（包括各类综合性高等学校中的体育院系、社会科研单位及其他）。其中，对专业体育院校的论文作者又可分为三类：一是英语专业研究；二是体育专业研究；三是不清楚（文章没有标识）。经统计，有58篇论文作者来自专业体育院校，占论文总数的66.7%，其中作者从事英语教学研究的论文为40篇，占论文总数的46%，将近占据了体育英语教学研究的半壁江山。有29篇论文作者来自非专业体育院校，占论文总数的33.3%。这说明，目前我国体育英语教学研究的主阵地是在专业体育院校中从事外语教学工作的教研人员。因为在专业体育院校中，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必须面对学习体育各专业的学生。这部分学生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文化课成绩较差，活泼好动，英语成绩难以提高。所以研究他们的学习环境、学习特点，提高英语教学成绩成了在专业体育院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教研人员的一个重要课题。进行体育英语教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群体是来自非专业体育院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的教研人员，他们结合自身较强的英语专业背景，对体育专业学生学习英语进行研究。
2.3研究主题分类
从87篇总样本中的研究主题分析，可以发现体育与英语相结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关于体育专业学生的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一般主要研究体育院校或综合大学体育专业学生的大学英语教学现状、问题、难点及对策分析。典型代表如《综合性大学艺术体育类学生英语教学现状与启示》、《体育院校英语教学模式的改革与探索》等。这类研究主题的论文数量共有80篇，占论文总数的92%。第二，有关于体育院校专业课程的英语教学，研究此类问题的作者主要认为大学英语仅仅是体育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的基础阶段，而体育专业英语教学是使学生从英语基础阶段过渡到专业阶段的必经环节，使其顺利阅读体育专业英文资料。该类研究主题的论文数为4篇，占论文总数的4.6%。第三，第三类文章是有关于体育英语专业（或英语专业体育外事方向）设置等问题的探讨。典型代表如上海体育学院的吴贻刚对体育学院英语专业办学定位与课程设置等问题的分析。该类研究主题只有3篇，占论文总数的3.4%。
由此可知，体育英语教学论文研究主题分布不均匀。现在很多专业体育院校和非专业体育院校因我国体育对外交往的大好形势，纷纷开设了体育英语专业（或英语专业体育外事方向）。到目前为止，我国至少有30多所高校开设了体育英语专业。作为一个新开设的专业，应该理论先行，理应有很多的学术论文百家争鸣。但从论文统计数据得出，目前对体育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专业定位、培养方法等进行探讨的论文只有4篇，即使加上3篇研究体育专业课程英语教学的论文，也只有7篇，不到论文总数的8%。
2.4研究类型分析
按社会学家詹姆斯・S・科尔曼的说法，所谓“理论研究”，是指建立旨在一种理论体系（或概念体系）但又不以经验资料加以验证的研究[4]。这里，我们按科尔曼教授的理论，把对体育英语教学研究分为理论研究（规范分析）与经验研究。理论研究主要探讨体育英语教学的基本概念、原则、理论、范畴等研究；体育英语教学的经验研究主要是指那些经过实地调查、个案分析、问卷调查、实际观察等方法而得出的可以直接指导、规范体育英语教学活动和关系的经验研究，这类研究不作纯理论上的逻辑分析。
从检索结果看，有58篇论文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占论文总数的66.7%；有29篇论文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占论文总数的33.3%。采用规范分析、逻辑分析方法研究的论文篇数比采用经验研究、应用研究方法的论文篇数多出29篇，说明体育英语教学的规范研究远远多于经验的应用研究。
2.5研究的规范性
一般地，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含四个基本阶段程序，本文从这四个方面对体育英语教学论文的规范性进行研究：一是是否有理论预设（或称理论假设）；二是是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有没有提出需要加以论证或验证的问题；三是是否有对相关现存的文献加以评论；四是文献引用情况。
从研究的规范性所设定的四个指标来看，没有理论预设，没有文献评论，但有明确问题的论文占据了大部分，它们分别占有论文总数的91%、92%、94%。这些数据说明，在体育英语教学研究中，从问题或假设提出到论证检验、形成、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关键环节严重缺损。论文研究的规范性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至于是否有文献引用，有25%的论文没有文献引用，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文献引用，容易导致重复研究，没有文献评论，难以提出独创性问题见解。
2.6经验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
从统计87篇总样本看，主要的经验研究方法有：参与观察、普遍调查、局部调查、个案调查、问卷调查、非随机调查、随机调查、文献收集。采用以上8种具体的经验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共有29篇，其中采用普遍调查与非随机调查方法研究的学术论文共有6篇，而采用局部调查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有17篇，占总数的59%。这说明采用普遍调查的研究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因为要进行普遍、广范围的调查，需要较多的经费支持，而这又是很多研究者、研究机构面临的难题。采用局部调查的论文中，大部分把调查的对象限定在一个班级、一个年级、一个学校，跨学校、跨省之间的调查很少开展。如果普遍调查没有人力、财力的支持难以开展，那也可以理解。但没有论文采用既省钱又省力的个案调查方法，这确实是体育英语教学研究的一个误区。
3.结论建议
从上文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正在逐步走向世界。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使得体育领域对于英语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环境的变化要求体育英语教学越来越受到教师、学生、社会用人单位的重视。如何培养高素质的体育英语人才，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目前体育院校和高校体育专业教研人员关注的热点。
但在体育英语教学研究中，还有很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如研究者偏重于规范研究，而较少采用经验研究，论文研究不规范，不能遵循科学的研究程序。如缺少研究的理论预设，相关研究问题理论综述、评价较少，这就容易导致研究者相互重复同一个问题。经验研究手段单一，不能充分运用多种经验研究方法全面、广泛的开展研究。
笔者认为，体育英语教学，要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力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育英语教学方法论体系，首先必须进行方法论上的补课。如开展普及性训练和方法论讨论。其次，像《体育科学》等专业核心刊物要发挥专业示范导向作用，倡导刊发论文的规范性。最后，组织编写、翻译相关体育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著作和教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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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毕业论文 实验 体育教育专业 科研方法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4-0044-03
1、引言
高校是培养体育师资的主要场所，体育教育专业是高校体育类本科专业中办学历史较为悠久，相对比较成熟的专业，近几年来，体育教育专业设置单位增加，除了办学悠久的体育院校和师范类院校，综合性大学开办也较普遍，体育类专业办学竞争越发激烈，培养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而毕业论文是体育专业本科生培养的关键环节，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课程体系。要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其中还谈到“高度重视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要大力加强实验、实习、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200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也提出培养学生掌握科研方法，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由此可见，本科最后阶段的毕业论文工作已成为考核学生质量的一个关键环节，唐山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历年来重视学生毕业论文质量，但还存在以下问题。
2、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毕业论文存在问题
2.1 选题困难且缺乏新意
国内学者黄汉升口]研究近年来国内体育类优秀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特点，发现存在题目过大、缺乏准备、随意性大、题目不知所云等问题。通过查阅近五年唐山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毕业论文选题，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但作为地方院校，还存在很多其他问题。
首先是学生不知道如何选题，选什么样的题目。选题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到毕业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地方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基础理论知识极为薄弱，文化知识学习兴趣较差，对理论也不够重视，当毕业年碰到不得不面对的毕业论文工作，很多学生选题显得极为迷茫，不能选出适当的题目。通过访谈，笔者发现除个别学生能通过理论学习和自身爱好发现研究专题外，很多学生选题更多求助于教师，有些人盲目选题，如同完成普通作业任务，并不考虑研究的可行性，个别人甚至在数据库上寻找体育学术论文题目直接挪用，没考虑自身研究能力和涉及的研究范围。此类选题如果及时被导师予以纠正，并给予合理选题指导，问题尚可解决，问题是个别指导教师学术能力有限或疏忽大意，如果开题通过，将导致学生后期无法完成论文，造成骑虎难下的局面，最后不得不大改，勉强通过，敷衍了事。
其次论文选题严重重复，近五届唐山师范学院体育专业毕业论文尽管强调不得重复，但由于学生选题方法和途径单一，导致选题重复严重。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例如上届学生调查本校学生体育消费的现状，下界学生就选择调查其他高校学生的体育消费现状，还有学生拟定一个唐山市区学生的体育消费的研究内容，尽管学生可能在实践中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并严格进行调查分析，但这样的题目无新意，而且学生的论述内容大同小异，结果是学生很难通过论文写作获得初步的科研方法和技巧，难以达到培养质量。另外学生选题集中在大众健身和学校体育领域，反复研究，思维不能发散，个别学生选择在体育产业和运动训练领域挖掘新题目，而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化学等运动人体科学方向极少有人挖掘题目，导致学生很难有机会利用实验室完成论文。
最后是选题缺乏监控，一般学校都是学生进行选题，根据选题分配指导教师，但随着体育专业的扩招，每届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一些院校指导教师负担普遍超负荷，导致个别导师缺乏对学生选题的监控，直接结果就是题目过大或者选题偏离培养大纲，从而导致学生以后不得不使用一些不熟悉、偏冷的研究方法完成，常见的实验法等方法反而遇冷。
2.2 研究方法和手段单一
针对唐山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2009级本科生选题结果进行统计，关于调查研究的选题占82.5%，与往年基本一样。特定的选题内容决定了后面的研究方法，绝大多数学生的论文中尽管有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验法、数理统计法等，实际上绝大多数人仅仅使用了文献法和问卷调查法，其余方法并未真正使用，流于形式。
出现以上情况有学生的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的学生研究方法能力掌握极少，平时学习中教师没有教给学生一些常见研究方法，仅有极个别学生参与到任课教师课题研究项目，经历一些研究学习，掌握一些科研方法和技巧，而绝大多数学生对研究方法仅仅从体育统计学等课程中零星掌握一点，且缺乏实践训练，因此自身论文设计中只能选择文献资料法及问卷调查法，而文献资料法是学术论文研究最基本的基础性研究方法，因而学生论文主要使用的是问卷调查法，研究论文也是对调查数据做一个简单归类，进行定性描述，缺乏精确的统计分析。研究方法能力的不足反过来也限制了毕业论文的选题，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等内容很少涉及，实验法、测量法、统计法应用偏少。
客观方面，地方院校体育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师本身科研能力有限，在毕业论文的选题和研究方法上缺乏有效指导，另外学校毕业论文规范中对综述性文章比例有一定限制，因此学生更多选择调查性研究论文，但本科生具备的理论水平有限，难以在拟定选题中采用各种研究方法进行深层次挖掘与分析，单一的研究方法限制了毕业论文的质量。
2.3 “体育科研方法”课程的局限性
直到1991年，国家教委出台的第三套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计划》中，才在限制选修的课程模块中，设置了“体育方法学”课程，并明确规定在第8学期安排“科学研究与毕业论文”这一环节，其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文字表达能力”。2003年教育部出台新课程方案中“体育科研方法”规定为一般必修课程，但不硬性规定学分、学时，明确其为研究方法的入门课程，其宗旨是让学生掌握基本科研方法，培养体育科研的能力。
“体育科研方法”课程的学习对学生科研能力的掌握，撰写毕业论文至关重要，但目前唐山师范学院相应课程教学存在一定问题。第一点，对课程的重视度不够，体育教育专业培养大纲虽然将“体育科研方法”列为必修课，但考核性质安排为一般考察课，平时和期末考核比较松散，学生简单完成一个考核作业即完成任务，大纲修订时学分、学时的调整比较频繁，效果不理想。第二点，课程安排和“体育统计学”重合较多，“体育科研方法”课程和“体育统计学”课程学时都安排为32学时，两门课程在研究方法的章节教学中重合较多，较多内容重复教学，而且两门课程都是以课堂理论面授为主，内容枯燥，课后实践较少。第三，教师执教能力有待完善，同其他院校类似，“体育科研方法”课程教学由本专业科研能力突出的教师担任，该课程需要教师有丰富的跨学科知识，不但要掌握一定扎实的统计学知识，对本学科科研特点及学术前沿要有深入理解，但近几年教学工作以青年教师为主，教师缺乏系统的科研方法学习，只是根据自身优势科研方向对“体育科研方法”进行一定角度的阐述，而且以理论性灌输为主，与体育科研实践结合较少。结果就是授课内容与学生毕业论文需要不相符合，如教师讲授很多调查性研究方法，一旦学生选择应用实验法相关题目，论文如何撰写就将极大困扰学生，不得不求教指导教师。
3、体育教育专业毕业论文引入实验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3.1 选题内容可行性分析
体育学属于交叉性学科，各专业均涉及大量文科及理科课程。根据黄汉升对2004-2009届全国优秀本科毕业论文的调查，认为运动人体科学类论文是学士论文中总体质量较高的文章，选题能够反映该学科热点问题，实验设计较严谨，仪器比较先进，学生独立操作的能力较强，优秀论文多集中在运动生理、生化方向。体育教育专业和运动人体科学专业虽然培养方向不一样，但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方案中依然保留大量自然科学类必修课程，可以从理科方向选题去探索体育实践问题，分析动作技术特点，可以从运动生物力学方向选题，涉及人体机能评定，研究评价方法可以从运动生理等角度选题。
但体育教育专业选题一大问题就是大量重复，选题困难，无新意和亮点，实验方法应用太少，唐山师范学院体育专业近几年学生毕业论文选题也存在同样问题，学生选题追求简单、易写，以学校体育调查类选题为主，运动人体科学类选题极少。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学生理论基础极为薄弱，缺乏应用多种研究方法去深度挖掘运动人体科学类论文的内容，不敢有质疑，不了解通过何种渠道去获取文献资料，因此对此类选题不敢涉及，实践访谈中有学生对大学生减肥方法感兴趣，但考虑到要进行实验设计，使用体成分仪进行测试获取数据，还要进一步统计分析，感觉困难，选择放弃。此类情况不少见，实际上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实验设计和要求对于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并不复杂，需要相关课程教师，尤其是理论课教师教学中引导学生多思考，扎实掌握理论基础。其次，教师的实验教学工作不足，学生实验课学习不够扎实，不能利用现有条件去设计实验思路，还有一个常见原因，那就是学生有良好的实验基础，但不了解此类选题而遗漏，个别地方院校教学和毕业工作思路较为保守，墨守成规，学生毕业论文工作以稳为主，很多指导教师并未引导学生在自然科学方向去选题，一届照搬一届，选题内容上无新意，没有突破。
唐山师范学院体育系针对以上情况，2010年开始引导学生选择运动人体科学类选题，并进行精心指导，帮助学生充分利用实验室，进行合理实验设计，个别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明显提高，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学生学习，取得不错效果，证明利用实验室，进行实验设计完成运动人体科学类毕业论文是可行的。例如，有学生对运动性疲劳评价感兴趣，设计体育课后各类恢复手段对疲劳消除影响的实验，测定不同方式恢复方式后人体心率、血压和血乳酸的水平，实验采用重复测量设计，取得良好效果，观察到了积极性恢复手段的应用起到加速心率和血压恢复的过程，学生通过论文的完成也加深了对相关理论的学习。另有学生选择应用性研究，比较不同力量训练方式对跆拳道大学生运动员下肢肌肉爆发力的影响差异，取得预期效果，论文均入选本校优秀本科毕业论文。以上表明，体育教育专业学生采用实验性、测量性等方法，充分利用实验室条件，可扩大选题范围，提高毕业论文的研究价值和质量。
3.2 研究方法可行性分析
毕业论文引入实验性工作，一个前提是必须具备相应的实验条件，教育部2005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基础课教学实验室评估标准表》及大学实验室评估标准明确了高校实验室应具备的条件，目前我国体育类院校、师范类体育院系均不同程度建有实验室，唐山师范学院自2007年迎评以来，实验室经过扩建，添置先进设备和仪器，条件满足现有教学和师生的科研要求。
实验室条件满足需要，但部分师生对实验重视不够，实验课程没有形成独立的教学体系，实验教学方法不够灵活，考核评价体系不健全，仪器利用率不高，实验教学师资队伍薄弱。这些问题影响了实验室的利用，这也是学生毕业论文利用实验室较少的原因。
理论课教师和实验室相关人员要高度重视实验教学，首先思想上予以重视，不能把理论课实验边缘化，改进实验教学方法，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让学生主动利用实验室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大力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师科研工作中，使其熟悉实验，喜欢实验，有能力完成运动人体科学选题论文。
学院可以制定各种政策鼓励师生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的仪器设备，提高科研水平。以前学生毕业论文大部分是问卷调查类型，实验室先进仪器设备利用率不够，实质上与院系整体科研业务水平不高相关。不但实验教学人员科研业务水平要提高，其他理论教学人员也需要熟悉专业理论知识，对实验室加深了解，熟悉相关仪器的原理和用途，形成普遍能够指导学生在自然科学领域选题的能力，建议定期培训师生了解实验室具备的条件和功能定位，也可通过运动人体科学领域学术讲座给师生提供相关信息，要鼓励师生积极学习实验理论。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1-0149-04
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下简称思政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独创的一门学科，1997年开始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自2005年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后，思政教育成为其下属的一个二级学科。在我国，由于该学科创立时间较短，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尽管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一些研究成果，培养出大批专门人才，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学科建设上主要表现为不同范围、不同程度地存在“杂”（研究对象不明确，内涵模糊，外延过宽）、“散”（研究队伍整合不够）现象[1]，在学科研究上存在着用其他相关学科替代本学科的简单化倾向[2]，而且本专业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如专业博士点的分布不合理[3]。本文针对思政教育博士论文的内容，利用SPSS统计软件及相关模型进行分析，借此对上述问题进行量化展示。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2002年到2011年收录到CNKI数据库中思政教育专业的全部博士学位论文，共计486篇（检索时间截止到2011年年末），分析的变量包括：学校所在地区、思政教育博士论文研究内容及年份等。具体的研究问题是：不同地区与思政教育研究内容及数量之间是否有联系？不同的年份与思政教育研究内容之间是否有联系？如果有联系，这种联系呈现什么样的趋势？
（二）数据分类方法及研究过程
截止到2011年年底，拥有思政博士学位授予权并拥有毕业生的学校共有40所，分布于19个省市（含直辖市），这些学校的博士论文涉及众多研究内容。笔者根据该学科原来的专业名称（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现在的名称变更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对博士论文的写作内容进行如下分类。第一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包括政治、经济、哲学；第二类（思政类）包括思政理论与实践及党建；第三类（其他类）包括文化、社会、法律、历史等。另一方面，这40所学校分布在中国的东、中、西部等地区，为了便于统计，笔者利用SPSS根据院校所在省份的2002—2011年人均GDP进行聚类分析聚类分析是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它能够将一批数据根据其特征，按照在性质上的亲疏程度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进行自动分类。类内部的个体在特征上具有相似性，不同类间个体特征的差异性较大。[4]（P301），将这些学校划分为四类。第一类地区包括福建、山东等省；第二类地区包括湖北、陕西等省；第三类地区包括北京及天津；第四类地区即上海，具体结果见图1。下文的分析多数情况下是依据这些分类结果进行。
本文首先用卡方检验对地区与内容之间的关联性、年份与内容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然后再利用独立t样本检验和单因素及多因素方差分析来分析内容、地区与论文数量之间的关联性。如果其中存在某种相关性（某种差异），则再进一步分析其具体表现。
二、研究假设及分析结果
（一）地区与写作内容相关性研究
思政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种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我们提出的研究假设H0是，根据GDP分类后的地区与写作内容不存在相关性。通过对四类“地区”与“写作内容”进行卡方检验，计算出来的皮尔逊卡方（Pearson Chi-Square）值为12.874，显著性水平小于005。因此我们拒绝接受研究假设，认为地区与内容之间存在相关性，或者说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研究倾向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用的资料实际上是“总体资料”。既然是总体资料，对相关命题进行检验的结果本身就是“真实的”，不必进行“统计推断”，因为统计推断针对的是样本资料。但是考虑到统计程序会自动给出检验和推断的结果，这里抄录于此，仅供参考。。
接下来的问题是，地区与内容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相关性？我们可以通过对应分析法对该问题进行图形描述，如图2所示。该图是对应分析散点图，散点图的聚类原则是，落在从原点（0，0）处出发相同方位上大致相同区域内的不同变量的分类点彼此有联系；散点间距离越近，说明关联倾向越明显[5]。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类地区倾向于一类内容（即政治、经济和哲学）的研究，第二、三类地区倾向于二类内容（即思政教育理论与实践、党建）的研究，而第四类地区倾向于三类内容（文化、社会和法律）的研究。
如何解释“地区”与“内容”之间的这种趋势？第一类地区经济相对比较发达，这些地区的院校更倾向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的研究。包括北京和天津的第三类地区由于其处于国家的政治中心或离其较近，这些地区的院校更倾向于对思想理论与实践及党建方面的研究；至于第二类地区，是这四类地区中经济最不发达的，他们的研究比较中规中矩，紧紧围绕思想理论与实践展开研究及论文的写作。第四类地区仅仅包括上海这个城市，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同时也是国际著名的港口城市，上海的思政教育博士论文更加倾向于文化、社会、法律与历史方面的研究，即研究内容比较开放，体现着这座城市中院校研究倾向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二）年份与内容的相关性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研究内容倾向是否受到不同年份国家的有关政策的影响（2002年和2007年分别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且每年召开的“两会”都会有不同侧重点的政策出台）。因此，本部分的研究假设H0：年份与研究内容之间不存在相关性。通过对“年份”与“内容”进行卡方检验，计算出的皮尔逊卡方（Pearson Chi-Square）值为7.705，显著性水平大于0.05。因此，我们认为年份与内容之间没有相关性，即不同年份的研究倾向没有显著差异，研究内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三）地区、研究内容、年份与论文数量的相关性分析
1地区与论文数量相关性分析
为了验证四类地区的博士论文数量是否存在差异，我们提出原假设H0：四类地区的论文数量没有显著差异。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统计量的观测值为4.713，达到统计显著性，故拒绝接受原假设，认为这四类地区的博士论文数量存在显著差异（见图3）。从图中可以看出，一类地区、二类地区的论文数量明显高于三、四类地区。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不同省份的博士论文数量差异明显，辽宁、江苏、吉林等省份的论文数量明显高于其他省份，这当然与不同省份所拥有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的学校数量以及该校开始招收博士生的时间早晚有关。对不同省份（地区）拥有该专业博士点的高校数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t统计量的观测值为6.280，达到统计显著性，故可以认为不同省份拥有该专业博士点的数量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这足以说明，不同省份（地区）的博士点分布还不很均衡，某些地区对思政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对思政教育的投入还很有限，教育水平、教育资源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
2研究内容与论文数量相关性分析
我们提出的研究假设是：研究内容与论文数量没有显著差异。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算出的F统计量为0092，对应的概率p值为0912，论文数量在不同研究内容上的均值是在21～26之间，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认为不同研究内容在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的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思政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在研究方向上外延过宽，研究内容比较宽泛，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的确存在着“繁杂”、“散乱”现象，正如前文所述，研究对象不甚明确，内涵比较模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原因之一或许在于思政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方向还很模糊。在这些博士论文写作之时，该学科还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归位于学科门类政治一级学科下，没有自己的学科定位，涉及的有关研究对象、内容、方法等问题还没有达成一致。而且由于学科定位不准，使得从事思政研究的学者缺少学科归属感，工作热情与研究热情不足。直到2005年随着国家将其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科学，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该学科建设时间较短，学科建设还很不够，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及学术会议远远不能满足学科的发展，缺少有影响力的、权威型的学术领军人物。相信随着新的学科归属的划分，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
3年份与论文数量相关性分析
研究假设H0：论文数量与年份不存在显著差异。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分布观测值为2717，达到统计显著性，故拒绝接受原假设。因此，我们认为在年份与论文数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见图4），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呈现出越来越重视思政教育的研究现状。
从图4中可以看出，2002—2011年的论文数量逐年增长，这表明国家和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思政教育专业，采取越来越有利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有力措施来加强该学科的建设，拥有该专业博士点的高校逐渐增多，毕业论文数量渐多。这一切都有力地说明，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重视、支持和关心。
4地区、研究内容、年份与论文数量的多因素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了地区、研究内容、年份这三个因素分别与论文数量的相关性。现在以这三个因素为自变量，利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来看一下这三个因素对论文数量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只有年份、地区两个因素的主效应显著（F值分别为5122、9557，对应概率都为0000），交互项不显著。同时结果还表明，内容在论文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F值为0345， 对应概率为0710），即研究内容对论文数量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前文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年份、地区对论文数量仍然有显著影响作用，此时R2=0555，整体模型解释力比较高。
三、结语
思政教育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其研究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本文从思政教育博士论文内容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地区院校在研究倾向、论文数量上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博士学位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杂”、“散”现象，博士点的分布很不均衡。
我们知道，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对该学科研究倾向的研究就更加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通过数据分析，我们认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作为契机，深刻理解思政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加强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规划学科布局，加强学科特色、学术队伍、学科发展，形成相对稳定、均衡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为思政教育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1]骆郁廷，佘双好，沈壮海.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3，（9）.
[2]李辉.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学科意识[J].思想理论教育，2006，（5）.
[3]黄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发展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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