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保障论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社会保障文化； 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3 ― 0011 ― 02

一、我国社会保障文化概述

关于文化的内涵，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诠释。“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中，对文化这样阐述，“所谓文化和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1〕爱德华・泰勒研究的重点是原始人类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现象，他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思想在西方受到广泛关注。他们指出，“在文化众多构成因素中，价值观是最为重要的概念。”〔2〕同志在十报告中也谈到了文化。他认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可见，对于文化的含义，国内外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诠释。无论是从广义还是侠义的范围来阐述，也无论是从信仰、伦理道德、法律、风俗的角度来考量，文化终究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它是由物质决定的，又对物质产生能动的反作用。

关于社会保障文化的内涵，当今社会各界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大多数学者都比较认可的定义是，“社会保障文化是人们关于社会保障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组织制度的总称。”〔3〕我国社会保障文化的特征有，直接的实践性、层次性和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性和传承性、规范性和法制性。社会保障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从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文化理念说起，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文化理念与我国现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指导下的社会保障文化内涵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文化理念的一些优秀的思想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先秦在社会保障方面注重“保民、重民”的思想。儒家早有“仁爱”、“孝道”的社会保障思想。儒家盛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亲独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的社会保障理念。西方的社会保障思想对我国社会保障文化的建构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先哲的“公平”“互助”思想、基督教的“慈善”思想、亚当斯密的“自由”主张、俾斯麦的“国家干预”主张等等。古今中外的先进理念和思想都可以为我们所用，我们应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我国社会保障文化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所有的精神产品，狭义的指意识形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观点，它体现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重要的文化价值。可以说，以人为本理念对我国社会保障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第一，社会保障具有普遍意义价值。社会保障无论是作为一种制度，还是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它本身就具有以人为本的价值特点。以人为本最重要的价值特点就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而我国社会保障的设计理念及最终发展目标就是保障社会当中的个体能够公平、平等地分享社会的劳动成果。

第二，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保障文化坚持的正确价值取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基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这些具体的国情决定我国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全盘接受，更不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相关价值理念直接照搬，我们要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文化道路――“以人为本”的社会保障文化。

第三，以人为本思想是我国社会保障文化的重要评判标准。当社会保障发展出现问题时，我们要从社会保障文化上进行反思。我国的城乡之间社会保障差距过大，从深层次看就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保障文化理念贯彻不够彻底。以人为本的社会保障文化要求我们重视人的主体作用，尊重人的平等与公平，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可见，以人为本思想是我国社会保障文化的重要评判标准。违背社会保障文化理念的社会保障实践只有回归以人为本理念才能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三、我国社会保障文化的研究现状

首先，关于我国社会保障文化重要性的研究。无论在东方、西方，文化因素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在社会保障领域，文化会对一个国家社会保障理念的设计和社会保障内容的充实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与制度安排也同样会受到社会保障文化的影响。但是，在我国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社会保障文化的重要性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在辉煌的历史长河中确实出现过一些优秀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保障原则，但它不能称为社会保障文化。社会保障文化是系统化的理论，我国的社会保障文化还不够系统、理论建设还有待完善。

其次，关于我国社会保障文化基本理论的研究。社会保障文化基本理论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一是对我国社会保障文化内涵的研究，二是社会保障文化特点的理论研究，三是对社会保障文化建设价值的理论探讨。第一，关于我国社会保障文化内涵的研究。张勋认为，“社会保障文化，是人们关于社会保障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组织制度的总称。社会保障文化决定着人们对社会保障的认同程度、所持的社会心态和行为方式，以及受这些因素影响所构成的社会保障关系。”〔4〕第二，关于社会保障文化特点的理论研究，赖艳在文章中指出，“社会保障文化具有公平、公正、互助、自立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二是社会保障体现了公平、公正、互助等的观念诉求，三是古代社会保障体现出了民本仁政、大同思想，四是从社会保障的实践活动看，社会保障的文化特性显露无遗，五是西方的社会保障思想体现出文化特性，六是各国社会保障文化随着社会保障理论的规范化、法律化不断深化发展。”〔5〕第三，关于社会保障文化构建价值的理论探讨。

再次，关于我国社会保障文化建构的研究。关于我国社会保障文化构建的理论非常少，主要研究成果有张勋的《论社会保障文化的构建》以及冯婷的《试论中国社会保障文化的基础和发展策略》。二者的共同构建特点有两个，一是都提出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保障思想的基础上，融入国际社会保障理念，同时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文化。二是要加强我国公民的社会保障意识的教育。有效地推进社会保障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对于加强公民的社会保障意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二者的不通点有，张勋更加突出正确的社会保障价值取向的树立。

四、我国社会保障新文化的建构

（一）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文化的基本理论

我国在社会保障文化的理论研究方面还比较薄弱，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运用也不够充分，社会保障文化的研究体系也不够健全。为此，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文化的基本理论研究，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指导的基础上，适当借鉴我国古代和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思想。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文化的理论研究，首先要注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引领下的我国社会保障文化活的灵魂就是“以人为本”思想。其次，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社会保障思想。例如，德国的“国家观”思想，英国的“人生而平等”思想、美国的“独立自由”的社会保障理念等等。

（二）增强我国公民的社会保障文化意识

首先，要注重创新我国社会保障文化的宣传方式。社会保障文化的宣传方式也要与时俱进，跟上网络科技的发展。只有贴近人们的生活方式，才能有效地宣传社会保障文化。其次，要拓宽与民沟通的渠道。事实证明，只有充分调动公民的积极性，让群众参与到社会保障文化的建构中来，才能形成政府与公民互动的良性循环，才能更好地建构社会保障文化。最后，要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保障工作人员，更好地服务于大众。工作人员是国家与公民之间进行沟通的纽带与桥梁。只有高素质的工作人员才能准确传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价值理念，才能及时反馈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才能保证我们的政府取信于民，才能保证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蒸蒸日上地发展。

（三）坚持以人为本的主体立场

社会保障文化最重要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贯穿于我国社会保障文化发展的始终。在构建社会保障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主体立场。所谓坚持以人为本的主体立场，就是要在社会保障文化的建构过程中，注重人的主体地位，不断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各种需求。

（四）加快法制化建设

首先，加快我国社会保障文化的法制化建设，要求我们把社会保障文化的价值诉求融入到法制化建设中。“以人为本”、“和谐”、“公正平等”的重要价值诉求应该融入到法制化的建设当中去。它们是各项社会保障法律条文、规范制定的导向。其次，要及时总结我国在社会保障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再次，在政府宣传的同时还要注重全社会的大力配合。社会保障保障的是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与参与。

（五）实现社会保障文化的奋斗目标――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追求的状态与共产主义社会所追求的状态是一致的，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实现人类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同时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我国的社会保障文化的最终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就是在“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的引领下，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达到和谐的社会状态，实现共产主义。

〔参 考 文 献〕

〔1〕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克罗伯，克拉克洪.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

中国社会保障论文篇2

[关键词]社会保障；预算；经常性预算；建设性预算；公共财政

建国后很长时期内，中国一直编制单式国家预算，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通过几个支出项目表现出来。1992年开始编制复式预算，国家预算被分为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两部分，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在经常性预算中反映。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特别是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的初步形成，人们逐渐认识到为全面反映社会保障资金收支情况，还应编制社会保障预算，以便政府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收支规模、结构的变动情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可根据需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以此为契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积极展开了包括社会保障预算在内的整个复式预算制度改革的全面研究。在迄今为止的10多年间，社会保障预算的研究逐步深入、逐步细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回顾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历程，可把它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社会保障预算的国外借鉴及中国的初步探讨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本阶段在介绍、借鉴国外社会保障预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应建立中国社会保障预算并对社会保障预算的地位、作用或意义进行了简要分析。此间只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时论及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并未有专门的论述。

王玉先在《外国社会保障制度概况》（工人出版社，1989）一书中谈到苏联国家社会保险的财务制度和管理时，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保险预算。“苏联国家社会保险预算虽然是国家预算的组成部分，但它具有独立性，是严格按照专项用途使用的，其形成和开支的方式是独特的。社会保障预算的收入基础，是企业、机关和组织保险费。”“社会保险预算最大项的开支是不工作的保证金领取者的保证金。”“苏联社会保险预算是国家预算的一部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但是，国家政权机关只管批准收入总额和支出总额。工会机关对预算经费作进一步分配。工会负责执行预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审核和批准全苏的社会保险预算，领导全国的社会保险事业，研究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服务，颁布有关社会保险法规的细则和解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拥有立法动议权，可以把一些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草案提交苏联苏维埃审定。”

徐放鸣、路和平等在《社会保障初论》（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一书中，将社会保障预算在国家预算中的地位和作用概括为：“社会保障预算是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宏观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搞好社会保障预算，可以对政府推行社会政策、合理分配社会财力、处理好社会保障基金分配中的各种经济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随后，向东、康天才等在《社会保障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一书中，先分析了将社会保障预算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意义，认为它不仅关系到社会保障基金的合理分配，而且关系到财政本身职能的完善。而后又介绍了社会保障预算有两种主要方式，即一是将社会保障预算与政府的行政预算结为一体，二是将社会保障预算与政府的行政预算分开作为专项预算并分析了各自的长处和不足，最后还提出搞好社会保障预算必须重视社会保险税问题。

第二阶段：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专门论述和全面展开阶段。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可以根据需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细则》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由于党和政府对社会保障预算问题的重视，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热潮。有关研究文献骤增，研究的层面更宽更细，内容更为系统。

本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社会保障预算的概念、背景因素、理论依据、建立的必要性、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目标（总体目标和近期目标）及模式选择（或方案设计）、框架体系的设计、运作条件（或配套措施）等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肖忠清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1994）和《建立我国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的具体设想》（1995），王荣山的《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1995），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的《关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初步设想》（1996），九江市浔阳区财政局课题组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保障预算》（1996），耿纪谦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初探》（1996），涂晓今、谢夜香的《略论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1996），杨良初等的《关于加强社会保障财政管理的若干思考》（1997），冯子标、靳共元的《建立我国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势在必行》（1997），桂馨的《浅议当前我国社会保障预算体系的建立》（1997），叶振鹏、杨良初等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新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朱柏铭的《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构想》（1998），等的《财政管理学》（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等。

第三阶段：社会保障预算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建构及其进一步深化研究阶段。

以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为分水岭，此后至今构成了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该阶段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第一，研究了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社会保障预算如何建立的问题。夏远湘在《论建立公共财政下的社会保障预算》（2000）一文中，分析了公共财政条件下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提出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下社会保障预算的基本设想，具体包括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四个基本原则即全面性原则、专款专用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社会保障预算的两个组成部分———社会保障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障预算支出的构成要素等。

尹薇在《浅析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预算的关系》（2006）中，论述了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预算相互促进的关系。张献房在《建立公共财政下的社会保障预算》（2006）中，阐述了公共财政下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全面性原则、专款专用原则、公平和效率原则）及主要构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兴禧的《建立公共财政下的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制度》（2006），该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建立公共财政下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制度的一些问题，如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编制的原则、建立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总体目标、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模式选择、编制社会保障基金预算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等。

第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了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建立的问题。李宝民、张跃进的《关于建立我省地方社会保障预算的思考》（1999）和杨玉娥等的《建立县（市）级社会保障预算的初步设想》（2000），论述了建立地方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分别提出了建立省级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和县（市）级地方社会保障预算的基本构想，如预算科目的设置，预算编制的原则、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以及预算的组织管理等。而林治芬、段君明等的《辽宁省社会保障预算的目标模式与操作设计》（2003）和魏和宁的《吕梁建立社保预算的实践与思考》（1999），则分别结合辽宁省和吕梁地区试编社会保障预算的实际，指出了试编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如何构建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制度框架提出了建议和操作设计。

第三，社会保障预算国际比较研究的力度加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宽，如何学习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国际社会保障预算的分析与借鉴》（林治芬，2000）、《美国社会保障预算同联邦预算的关系》（林治芬、于晓梅，2004）、《英国社会保障预算对我国的启示》（高文敏，2005）等。

第四，社会保障预算的研究更加深化和系统化。该阶段是在前两个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将社会保障预算的研究向纵深推进了一步，进而又提出了社会保障预算实施的可能性，社会保障预算的总体目标和近期目标；编制社会保障预算要考虑的因素；社会保障预算收支的具体内容（社会保障预算收支分类方法及收支体系的具体设计）；社会保障预算的执行、调整和监管；社会保障预算与国家预算、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与财政投融资预算的关系及衔接等问题。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贾康的《建立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思路》（2006），周顺明的《试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1999）、《积极试编，探索新路，全面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2000）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体系》（2001），丛树海的《社会保障预算化管理的探讨》（1999），林治芬的《社会保障预算：目标模式与操作设计》（2000），包丽萍、张晓红的《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设想》（1999），刘晓莲、许杰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999），孙丽霞的《关于构建社会保障预算的建议》（2000）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预算》（2000），徐玉明的《关于构建社会保障预算收支体系的设想》（2000），冯瑞、王杏云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探讨》（2001），刘峻的《论社会保障预算管理》（2002），王琪、焦秋云的《对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几点看法》（2003），陈立的《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社会保障预算体制》（2005），杨晓波的《对我国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思考》（2006），亢永刚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体系的思考》（2006）等论文。

此外，在该阶段还公开出版了一些专著，如曾海水的《社会保障预算概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周顺明的《社会保障预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林治芬、高文敏的《社会保障预算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等。

总之，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简要分析到系统论述的历程，其中既有国外社会保障预算的经验借鉴，也有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提出和探讨；既提出了建立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条件和基本构想，也探讨和研究了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建立的问题，还分析了公共财政框架下如何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问题。这些研究对下一步中国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研究、探索和创建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贾康建立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思路[J]审计与理财，2006，（5）

[2]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关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初步设想[J]经济研究参考，1996，（69）

[3]朱柏铭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构想[J]财政研究，1998，（2）

[4]王荣山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J]财经问题研究，1995，（9）

[5]，刘溶沧财政管理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6]项怀诚中国财政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7]林治芬，高文敏社会保障预算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中国社会保障论文篇3

[关键词]社会保障；预算；经常性预算；建设性预算；公共财政

建国后很长时期内，中国一直编制单式国家预算，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通过几个支出项目表现出来。1992年开始编制复式预算，国家预算被分为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两部分，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在经常性预算中反映。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特别是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的初步形成，人们逐渐认识到为全面反映社会保障资金收支情况，还应编制社会保障预算，以便政府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收支规模、结构的变动情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可根据需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以此为契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积极展开了包括社会保障预算在内的整个复式预算制度改革的全面研究。在迄今为止的10多年间，社会保障预算的研究逐步深入、逐步细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回顾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历程，可把它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社会保障预算的国外借鉴及中国的初步探讨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本阶段在介绍、借鉴国外社会保障预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应建立中国社会保障预算并对社会保障预算的地位、作用或意义进行了简要分析。此间只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时论及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并未有专门的论述。

王玉先在《外国社会保障制度概况》（工人出版社，1989）一书中谈到苏联国家社会保险的财务制度和管理时，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保险预算。“苏联国家社会保险预算虽然是国家预算的组成部分，但它具有独立性，是严格按照专项用途使用的，其形成和开支的方式是独特的。社会保障预算的收入基础，是企业、机关和组织保险费。”“社会保险预算最大项的开支是不工作的保证金领取者的保证金。”“苏联社会保险预算是国家预算的一部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但是，国家政权机关只管批准收入总额和支出总额。工会机关对预算经费作进一步分配。工会负责执行预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审核和批准全苏的社会保险预算，领导全国的社会保险事业，研究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服务，颁布有关社会保险法规的细则和解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拥有立法动议权，可以把一些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草案提交苏联苏维埃审定。”

徐放鸣、路和平等在《社会保障初论》（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一书中，将社会保障预算在国家预算中的地位和作用概括为：“社会保障预算是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宏观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搞好社会保障预算，可以对政府推行社会政策、合理分配社会财力、处理好社会保障基金分配中的各种经济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随后，向东、康天才等在《社会保障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一书中，先分析了将社会保障预算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意义，认为它不仅关系到社会保障基金的合理分配，而且关系到财政本身职能的完善。而后又介绍了社会保障预算有两种主要方式，即一是将社会保障预算与政府的行政预算结为一体，二是将社会保障预算与政府的行政预算分开作为专项预算并分析了各自的长处和不足，最后还提出搞好社会保障预算必须重视社会保险税问题。

第二阶段：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专门论述和全面展开阶段。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可以根据需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细则》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由于党和政府对社会保障预算问题的重视，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热潮。有关研究文献骤增，研究的层面更宽更细，内容更为系统。

本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社会保障预算的概念、背景因素、理论依据、建立的必要性、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目标（总体目标和近期目标）及模式选择（或方案设计）、框架体系的设计、运作条件（或配套措施）等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肖忠清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1994）和《建立我国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的具体设想》（1995），王荣山的《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1995），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的《关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初步设想》（1996），九江市浔阳区财政局课题组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保障预算》（1996），耿纪谦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初探》（1996），涂晓今、谢夜香的《略论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1996），杨良初等的《关于加强社会保障财政管理的若干思考》（1997），冯子标、靳共元的《建立我国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势在必行》（1997），桂馨的《浅议当前我国社会保障预算体系的建立》（1997），叶振鹏、杨良初等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新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朱柏铭的《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构想》（1998），等的《财政管理学》（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等。

第三阶段：社会保障预算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建构及其进一步深化研究阶段。

以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为分水岭，此后至今构成了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该阶段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第一，研究了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社会保障预算如何建立的问题。夏远湘在《论建立公共财政下的社会保障预算》（2000）一文中，分析了公共财政条件下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提出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下社会保障预算的基本设想，具体包括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四个基本原则即全面性原则、专款专用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社会保障预算的两个组成部分———社会保障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障预算支出的构成要素等。

尹薇在《浅析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预算的关系》（2006）中，论述了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预算相互促进的关系。张献房在《建立公共财政下的社会保障预算》（2006）中，阐述了公共财政下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全面性原则、专款专用原则、公平和效率原则）及主要构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兴禧的《建立公共财政下的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制度》（2006），该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建立公共财政下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制度的一些问题，如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编制的原则、建立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总体目标、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模式选择、编制社会保障基金预算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等。

第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了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建立的问题。李宝民、张跃进的《关于建立我省地方社会保障预算的思考》（1999）和杨玉娥等的《建立县（市）级社会保障预算的初步设想》（2000），论述了建立地方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分别提出了建立省级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和县（市）级地方社会保障预算的基本构想，如预算科目的设置，预算编制的原则、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以及预算的组织管理等。而林治芬、段君明等的《辽宁省社会保障预算的目标模式与操作设计》（2003）和魏和宁的《吕梁建立社保预算的实践与思考》（1999），则分别结合辽宁省和吕梁地区试编社会保障预算的实际，指出了试编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如何构建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制度框架提出了建议和操作设计。

第三，社会保障预算国际比较研究的力度加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宽，如何学习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国际社会保障预算的分析与借鉴》（林治芬，2000）、《美国社会保障预算同联邦预算的关系》（林治芬、于晓梅，2004）、《英国社会保障预算对我国的启示》（高文敏，2005）等。

第四，社会保障预算的研究更加深化和系统化。该阶段是在前两个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将社会保障预算的研究向纵深推进了一步，进而又提出了社会保障预算实施的可能性，社会保障预算的总体目标和近期目标；编制社会保障预算要考虑的因素；社会保障预算收支的具体内容（社会保障预算收支分类方法及收支体系的具体设计）；社会保障预算的执行、调整和监管；社会保障预算与国家预算、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与财政投融资预算的关系及衔接等问题。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贾康的《建立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思路》（2006），周顺明的《试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1999）、《积极试编，探索新路，全面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2000）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体系》（2001），丛树海的《社会保障预算化管理的探讨》（1999），林治芬的《社会保障预算：目标模式与操作设计》（2000），包丽萍、张晓红的《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设想》（1999），刘晓莲、许杰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999），孙丽霞的《关于构建社会保障预算的建议》（2000）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预算》（2000），徐玉明的《关于构建社会保障预算收支体系的设想》（2000），冯瑞、王杏云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探讨》（2001），刘峻的《论社会保障预算管理》（2002），王琪、焦秋云的《对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几点看法》（2003），陈立的《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社会保障预算体制》（2005），杨晓波的《对我国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思考》（2006），亢永刚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体系的思考》（2006）等论文。

此外，在该阶段还公开出版了一些专著，如曾海水的《社会保障预算概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周顺明的《社会保障预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林治芬、高文敏的《社会保障预算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等。

总之，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简要分析到系统论述的历程，其中既有国外社会保障预算的经验借鉴，也有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提出和探讨；既提出了建立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条件和基本构想，也探讨和研究了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建立的问题，还分析了公共财政框架下如何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问题。这些研究对下一步中国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研究、探索和创建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贾康 建立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思路[j] 审计与理财，2006，（5）

[2]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 关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初步设想[j] 经济研究参考，1996，（69）

[3]朱柏铭 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构想[j] 财政研究，1998，（2）

[4]王荣山 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j] 财经问题研究，1995， （9）

[5]，刘溶沧 财政管理学[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6]项怀诚 中国财政管理[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7]林治芬，高文敏 社会保障预算管理[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中国社会保障论文篇4

关键词：社会保障；内涵；原则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054-02

当前我国主要是以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的是国家主导的，国家、个人、企业、慈善组织参与的保障机制，即我国不是福利国家，也不是放任自由的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没有明确的理论基础，社会保障理论既有国家干预主义的特点，也有自由主义的观点，这是符合我国国情需要的。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发展较晚，最早的社会保障法律是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我国的社会保障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企业保障型模式，过渡到现在的企业、个人、国家共同参与的社会保障模式，我国的社会保障发展还在初级阶段，相比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由摇篮到坟墓的转变，我国的社会保障还处于发展的雏形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发展任重而道远。纵观世界社会保障的发展史，我们今后应该实行以国家干预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模式，还是实行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福利国家改革，还是延续我国目前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特色，基于社会保障过程中的现实问题，零打碎敲？这是我们社会保障学者应该研究的问题。为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厘清当代中国社会保障的内涵与原则。

一、社会保障的内涵

社会保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的答案，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学者给社会保障下定义。有学者认为，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类群居共同抵抗自然灾害开始便有了社会保障。有学者认为，德国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发源地，将社会保障理解为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是对竞争中不幸失败的那些失去竞争能力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有学者认为，自从有了国家，就有了社会保障。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保障呢？学术界上对此有不同的定义，迄今为止还没有国际公认的、世界统一的关于社会保障的定义。我国官方对社会保障的权威性界定，是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明确划定了社会保障的范围，即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对于社会保障的内涵，我国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也对社会保障下了不同的定义。郑功成教授（2000）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依法强制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国民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系统；在中国，社会保障应该是各种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军人保障、医疗保健、福利服务以及各种政府或企业补助、社会互助保障等社会措施的总称”。郑秉文教授（2001）在《社会保障分析导论》一书中认为“社会保障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相适应，国家和社会依法对社会成员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杨燕绥教授和张曼（2008）用“三圈理论方法”揭示了社会保障的内涵，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政党、政府和人民关于政治选择、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达成共识的结合体。他们从社会保障政治说、社会保障经济说、社会保障社会说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社会保障的内涵。综合分析以上观点，社会保障有很多内涵，它是直面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全，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和发展，社会保障的本质是政治博弈、经济计量（财政计算）、公民权利和社会道德风尚多元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社会制度安排与制度选择。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国家的政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权利，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通过世世代代的人民通过血汗换来的，因此每个人都有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都有权利享受改革发展带来的硕果，因此，国家必须给人民提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的社会保障，才能牢牢地把握国家的政权。

从经济发展程度看，社会保障是一种再分配的过程，是国家通过权力进行的二次分配。然后，社会保障的分配过程不是应领导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它要经过一个精确测算过程，以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有效持续运行。

从社会道德层面看，目前来说，公民的道德水平各有不同，有的人乐于助人、热衷于公益事业，有的人却邪恶无比，违法犯罪，破坏国家的良好秩序，损坏他人的合法利益。社会保障作为国家的制度安排，需要调整社会道德风尚，维护公民权利，实现和谐共同发展。

二、把握原则，促进社会保障有效发展

（一）坚持效率优先，底线公平原则

当代学者对公平与效率二者关系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基于我国国家财力不够、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社会保障制度导致的温床等原因，认为我国不能企图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一种“洋跃进”，“其经济动机是短期的，战略目标是错误的，财政上是无法持续的……”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应当建立以家庭储蓄养老保障为主，民营的医疗保障为辅，社区的社会救济保底，廉价高效灵活多样的社会保障系统。那么出路在哪儿呢？显然，这观点对于当前来说是一种趋于“保守”的观点，对我国建立统一标准待遇的社会保障建设信心的不足，强调政府不应该干预社会保障的建设，强调家庭保障为主，民营保障为辅，社区救济保底的保障模式，社会保障建设应坚持效率原则，反对公平原则。相反，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2）则认为社会保障应实行“平等主义”原则，范围扩及全民，所有中国公民凡是生活处于困难时都应该“一视同仁”地得到国家的帮助。统一的社保体系有统一的标准，实行“按需分配”而非按级别、素质等要素分配。例如在养老金发放问题上，每个人退休后的养老金应该是一样的数额，如果工作时按要素分配，退休后你不再工作，大家都一样是个老人，应该“一视同仁”，明确发放社会保障金的条件是个人无力支付标准生活费用，社会再“雪中送炭”进行差额补助。为了证明他们理论的可行性，他们做了一个测算，结果是：只要征收677亿元社会保障税，就能行得通。这一方案可行性的前提条件是：对每个人进行严格的收入审查，而且这种审查工作是低成本、高效率的。显然，这方案的可行前提条件是难以成立的，个人的收入难以界定，特别是广大农村，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农民的收入很难被准确地计算。

总的来说，无论是坚持效率原则，还是坚持公平原则，都有其弊端或障碍，对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人们收入差距大，统一的标准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我国在权衡效率与公平原则时，应该坚持效率优先，实行底线公平原则，以此积极稳妥地推进体现性公平原则的实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以解决民众最基本生存问题为主要出发点， 把“底线公平”作为建构中国社会保障理论的基础。主要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努力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最起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先实行较高标准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他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积极稳妥地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在渐进的过程中，最终实现体面性公平的社会保障统一体系。

（二）强化政府机制原则

西方国家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一般占政府财政支出的 40%， 而我国的社保支出只占到财政支出的 10%左右，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国家干预主义的观点，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边际收益递减、个人流动消费偏好三个心理原因，导致需求不足，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干预经济运行，扩大政府职能，以刺激消费和投资，以最终扩大总需求，以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因此，扩大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体责任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具体内容包括：一是通过社会保障相关立法，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加大社会保障支出财政投入，负担制度建立与运行的成本；三是建立科学高效的社会保障管理、监督、评估机制。

（三）个人责任原则

很多人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的事情，个人是社会保障的享受者，国家负责利用其权力，对资源进行二次分配，保障每一个人基本的生存权利。然而，如果国家在社会保障过程中不负责任，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资格从而获得社会保障的“免费午餐”，那么谁来为社会保障所需的资金付费呢？获得社会保障必须先尽个人责任，因为国家或政府本身并不创造物质财富。国家的财富主要来源于税收、利息、收费。或许国家发挥其货币供给的作用，增加社会财富，但是，从本质上，这只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假象，其结果只能是“通货膨胀”，最终伤害的还是个人。因此，在现行的社会保障体制设计中，除了强调政府作用外，我们个人应该承当责任。国家应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费用征收机制，通过制度设计使得每一个人在社会保障中负责任。

三、结语

我国的社会保障理论没有明确的理论基础，社会保障理论既有国家干预主义的特点，也有自由主义的观点，我国的社会保障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企业保障型模式，过渡到现在的企业、个人、国家共同参与的社会保障模式，我国的社会保障发展还在初级阶段，相比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由摇篮到坟墓的转变，我国的社会保障还处于发展的雏形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发展任重而道远。纵观西方三大流派争论的核心内容：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权力与责任，我国当前社会保障的发展，应该坚持效率优先、底线公平原则，强化政府机制、个人责任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向[Z].北京：国家计委，2001.

[2]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1.

中国社会保障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保障费税，比较分析

前言

纵观已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170余个国家，主要有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费、强制储蓄三种筹资形式，这里仅谈前两种。社会保障税是将社保资金按严格税务模式由税务部门征缴，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只有履行纳税义务才能享受社保服务；后者作为费，具有“灵活性、补偿性”，征收形式多样，强调缴费与权利的对等性。

我国社会保障的费税之争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末相关部门和学者主张实行费改税，引起一片热议。而“十五计划”期间也明确提出要规范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2006年《南方都市报》中报道，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社会保障费改税问题，“十一五”期间有望正式实行，再次引发热议。而社保制度的发展和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人们对其有了新的研究视角与认识。

研究社会保障费税改革，现实意义重大。这一字之差，改变的是社保制度根本属性，关系到国家财政平衡、付模式有效性，关系到法律、政策制定，也关系到覆盖面、征缴主体等问题。但社会保障的费税改革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目标息息相关，不能简单而论。

一、国内研究比较分析

“支持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学者多以我国现行社保筹资模式弊端为切入点，详细论证了社会保障税的优势及我国经济、税收体系的可行性。胡鞍钢（2001）是主张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主要代表，按“十五”计划，我国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社会保障应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征收管理，得出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结论。龙卓舟（2008）认为，社保制度特性决定其筹资手段天然是税收，并通过比较财政和城镇养老保险的收支情况，得出巨大财政压力决定我国必须开征社会保障税。彭继旺（2008）认为社保税能加强经济调控，促进再分配，适应经济发展和就业改革，能提高统筹力度与安全性，并提出了六个构建原则及方案。钱信松、刘迪平（2009）认为实行缴税制符合社会保险的公共产品特性，有助于降低成本、缓解财政风险。

而“反对社会保障费改税”观点的学者，以税费区别入手，从国际发展与国内现状两方面进行反驳，说明费改税不能达到预期效果。郑功成（2001）等认为社会保障不等同于国家福利，后者体现国家职能，与税一致，而前者是私人物品，与费一致，责任主体改变会加大财政负担，社保有偿性与税收无偿性相悖，社保税的公共性质与个人账户的私人性质有悖。郑秉文（2007）以税费本质区别与基本理论为切入点，论证了两者的权利义务关系，指出当今国际潮流并非费改税，而是税改费，征缴力度、统筹层次和资金安全性的关键并不在于缴款性质是税费，而在于制度设计的科学与合理性，费改税不符合经济发展水平，不符统账结合的制度环境要求，并认为社保部门更能提高制度效率。刘俊（ 2007） 从经济效益角度对税收转嫁和归宿进行分析，说明开征社会保障税对解决社保筹资没有实质意义。郑秉文（2010）重申了费改税的八个弊端，并结合社保制度和金融危机论证了费改税不可行的八个新问题。

二、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已有的文献结合国际形势和国情，从费税本质微观层面和国家职能宏观层面进行比较分析，具有明显时代性，客观全面。但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二元经济、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加之社保制度尚未定型，整体设计本身存在许多弊端，所以虽然社会保障税具有可行性与优势，但是在我国是否实行，仍有待论证商榷。

对于社会保障费税之争，可在以下几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首先是进行实地调研分析。深入实地能对对理论分析进行更充分、科学的论证，对各地方社会保障由社保部或税务部征收下对覆盖面等影响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其次是进行跨学科分析。已有文献大多单纯分析社会保障制度或经济，但费税改革涉及社会各方面，进一步研究可探求各种因素的影响，从各学科、制度及研究对象的比较分析中，更好地揭示制度的内在本质。最后是需结合特定国情进行研究。对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及其成功实例，不能一味照搬和移植，应当考虑我国文化根基及国情，重点关注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责，二元经济的影响，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研究等。

参考文献：

[1]胡鞍钢.利国利民、长久久安的奠基石—关于建立全国统一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建议.2001年

[2]龙卓舟.试论社会保险制度的筹资工具.税务研究.2008年.

[3]彭继旺.费改税：我国社会保险筹资模式的理性选择.2008年.

[4]钱信松与刘迪平.实行缴税制：社会保险筹资模式的思考.改革论坛.2009年.

[5]郑秉文.从国际发展趋势看我国不宜实行社会保障费改税.宏观经济研究.2007年.

[6]郑功成.社会保障中的费改税及养老保险问题.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

[7]郑秉文.目前社保筹资不宜费改税.中国社会保障.2007年.

[8]郑秉文.从国际发展趋势看我国不宜实行社会保障费改税.宏观经济研究.2007年.

中国社会保障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保障　社会危机　人口老龄化

中国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在社会实践中也仅仅是刚刚完成了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构建，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不足。因此我国学者对社会保障理论的学习则从多方面铺展开来。如今，中国学者已经对基本的社会保障理论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史，社会改革问题形成了全面的认知，同时还完成了针对于我国现状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理念、框架和实务方面的有益研究成果。

在对国外社会保障的对比研究中，中国学者获得了非常有益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经验。针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吕学静，2000)，对其他诸如美国、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对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何春雷，2001；穆怀中，2002；杨玲，2003)等方面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吸收和引入了对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而对社会保障体系下具体实施项目的详细分析更加细致化了对先进社会保障体系的考量。乌日图(2003)援引瑞典等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了对比分析。并结合我国实际状况提出了系统构建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思路。尹豪(2001)通过细致分析日本护理保险制度。发现选择适当地保险机制有利于缓解社会医疗顾虑。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全社会的共同运作机制，而我国正是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和体制配套(张奇林，2005)。

通过统计和计量手段实现对社会保障问题说明的研究成果同样提供了更多的改进思路。

樊彩耀(2004)应用国际数据，指出社会保障状况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依赖于社会环境，不同体制国家的特征不同，其反映出来的基本关系也有差异。在考虑相对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条件下我国社会保障状况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消费需求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性的影响(高燕，2008)。陈树文(2009)将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与消费倾向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性同社会风险状况密切相关，进而导致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动态模拟和面板数据结果显示，社会保障的完善有助于增加城镇居民的预期消费水平，降低预防性储蓄(张继海，2007)。

另外，相关国外的经典社会保障数据的译著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学术界学习素材库，如Nicholas.Barr的《福利国家经济学》、Florence Thompson的《老尔弥智一养老保险经济学》、武川正吾的《企业保障与社会保障》、GeorgeE.Rejda的《社会保险与经济保障》等。

近几年，国内外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应对新时期的社会挑战，这包括人口老龄化问题，经济全球化问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世界银行(1994)的《防止老龄化危机》以及2005年的修正案将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关键的社会问题，并提出建设新型老年人养老计划方案。针对全球化，Bob.Kendy(2007)提出了“全球社会责任”的战略，Anan.Urzbar(2008)则建议设立全球社会互助基金以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带来的全球性社会保障和人口转移问题。Nicholas.Barr(2005)、Florence Thompson(2006)则进一步就新时期福利型国家社保体系提出了改进方案，用以强化福利型国家的社会性。

曾巧(2003)对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性给予了深刻的论证和阐述，并呼吁建立和完善一个具有代际交替的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需要一个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以防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林毓铭，2007)。唐磊则从我国现行保障体制的条件的存在问题出发，针对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化提出了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虽然中国学术界经历了对社会保障理论的全面了解和学习，并紧跟整体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潮流，但是现实的研究仍然局限于对国外先进社会保障模式的比较分析。疏于对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和现实状况进行考虑。系统考察中国社会制度环境和历史积淀。参考国外先进经验才能够“学以致用”。

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今日的很多社会体制和社会制度都得益于古代思想和创造。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基本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古代先人“大智慧”的影响，因此部分学者在总结我国历史文化等方面史料的基础上，将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比之于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诉求，形成了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保障论文篇7

关键词：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社会保障税率；社会保障基金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05-0041-04

Research on the Optimal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in China

JIANG Xin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Based on the Feldstein model, this paper uses the theory of lifecycle utility maximization to establish the optimal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model in accordance with China’s conditions from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holesociety utility maxim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model, it gets the formula of the optimal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Taking the data from 1990 to 2009 as sample, it measures and analyzes the formula,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optimal level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is 29.84% and China’s current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is in the low level.

Key words: optimal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social security tax rate; social security funds

一、引言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高低程度，通常用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衡量社会保障“量”的特征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以量化指标的形式来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内部机能的运行状况。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和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参照系。

社会保障支出在拉动内需、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对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随着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研究的逐渐深入，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研究，既有一般性的理论阐述，又有定量分析。其中有关定量分析的研究主要有：

穆怀中（1997）较早对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有关理论进行了阐述，并且根据人口结构理论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归纳出了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测定模型，并对中外社会保障水平进行了具体测度和适度分析，进而提出了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发展的策略。

［1］穆怀中（2003）依据分配结构、老年人口比重、人均GDP增长等因素，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不具有绝对刚性，进而提出了社会保障水平发展曲线假说，并通过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水平从1960~1995年期间的发展轨迹，对这一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2］孔凡云（2003）借鉴先进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提出我国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的策略。［3］段婕（2006）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国情为前提，在随社会结构发展动态变化的基础上，从适应性、目的性、均衡性这三个方面出发建立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测度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4］薛在兴（2008）认为除了社会保障总水平外，还需测定社会保障负担水平和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因此，其根据费用承担主体不同，社会保障负担水平可以划分为企业社会保障负担水平、在职劳动者社会保障负担水平和政府社会保障负担水平三个指标；根据社会保障待遇是否与收入相关联，可以划分为收入补偿类待遇水平和支出补偿类待遇水平，所有这些指标才能构成完整反映社会保障水平的指标体系。［5］岳军和袁康（2009）利用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结构的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重点研究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6］齐立云和申社芳（2010）主要是对上述研究人员中所研究的所有评价指标进行了分析，并以此来衡量社会保障水平是否与经济发展相适应。［7］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发现，目前有关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研究所建立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评价指标，都是以统计年鉴中所能获得的社会保障支出的相关数据为基础来评价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而对社会保障支出的确定没有明确的模型分析。

本文将根据宏观经济中的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理论，在费尔德斯坦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模型。并根据我国的数据对当前阶段和下一阶段我国的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进行测算。

二、理论模型

在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中，最早建立社会保障支出模型的是戴蒙德（Diamond，1965），他根据萨缪尔森（Samuelson，1958）早期的研究，建立了代际交叠模型。然而对社会保障支出的研究最为成功的则是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85）。本文是在费尔德斯坦的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模型的基础上，从统收统支的社会保障基金角度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模型，并根据模型确定的最优社会保障支出公式来确定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公式。

这一模型是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1）个人生命周期存在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工作，第二阶段退休；（2）t期的退休人数等于t-1期的劳动人数；（3）统收统支下，t期社会保障基金总额等于t期社会保障税收总额，t期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等于t-1期社会保障基金总额加上一期的利息；（4）每阶段个人的工资除了储蓄就是消费；（5）个人在生命周期的两个阶段的效用函数都为对数形式，第一阶段的效用函数为u，第二阶段的效用函数为υ；（6）两阶段的效用函数是可加总的；（7）所有人都相似，既不会完全忽视社会保障金，也不会完全依靠社会保障金，即人们对其第二阶段应获得的平均社会保障金有个预期的折现率α，0≤α≤1，同时人们对第二阶段的效用也会有个预期的折现率β，0≤β≤1；（8）政府所看到的全社会的效用就是个人效用函数的加总，并且政府看不到个人对所获得的平均社会保障金和第二阶段消费带来的效用的主观预期，即在政府前提下，α=1，β=1；（9）t=0时的退休人数为1，工作人数为1+n；（10）所有时期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率、GDPt的增长率、劳动人口增长率、工资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都相等。

在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的理论下，个人通过调整储蓄额使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效用最大化，政府则是在个人确定最优储蓄额的前提下，通过调整社会保障税率使整个社会全体人员的效用总和最大化。

根据上述假设建立的理论模型如下：

首先，要根据假设求出t期平均社会保障金的公式，具体计算如下：

Lt=(1+n)Lt-1 （1）

式（1）表示t期的平均劳动人数等于t-1期的平均劳动人数与一期的人口增长量之和。其中，Lt表示t期的平均劳动人数，n表示每阶段劳动人口增长率，Lt-1表示t-1期的平均劳动人数。

根据假设（2）得：

Rt=Lt-1 （2）

其中，Rt表示t期的平均退休人数。

根据假设（3）得：

Tt=δwtLt  （3）

其中，Tt表示t期的政府征收的社会保障总税收，[δ表示每阶段的社会保障税率，wt表示t期的个人平均工资。

At=atRt （4）

式（4）表示t期的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等于t期的每位退休老人获得的平均社会保障金与退休人数的乘积。其中，at表示t期的每位退休老人获得的平均社会保障金，At表示t期的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支出总额。

根据假设（3）得：

At=Tt-1(1+r) （5）

其中，r表示每阶段的平均资本收益率〖ZW(DYB〗本文中的资本收益率为银行储蓄率。 〖ZW)〗。

将式（3）和式（4）代入到式（5）中得：

atRt=δwt-1Lt-1(1+r) （6）

将式（2）代入到式（6）中得：

at=δwt-1(1+r) （7）

式（7）表示t期的平均社会保障金等于社会保障税率、t-1期的个人平均工资和平均资本收益率这三者之积。式（7）为根据模型假定得出的t期平均社会保障金的公式。

根据假设（4）得：

C1,t=(1-δ)wt-St （8）

式（8）表示第一阶段中t期的消费等于t期税后工资收入与当期储蓄之差。其中，C1,t表示第一阶段t期的平均消费，St表示t期的个人平均储蓄额。

根据假设（4）和（7）得：

C2,t+1=(1+r)St+αat+1 （9）

式（9）表示第二阶段中t+1期的平均消费等于t期个人的平均储蓄额加上一期的利息与预期的t+1期的平均社会保障金折现额之和。其中，C2,t+1表示第二阶段中t+1期的平均消费。

根据假设（5）得：

u(C1,t)=lnC1,t （10）

υ(C2,t+1)=lnC2,t+1 （11）

根据假设（6）得：

U=u(C1,t)+βυ(C2,t+1) （12）

式（12）表示个人在整个生命中的总效用为第一阶段的效用和预期第二阶段效用的折现之和。

其次，在求出t期的平均社会保障金的公式的基础上，求解使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最优储蓄额，具体计算如下：

MaxU=ln(C1,t)+βln(C2,t+1)

s.t.C1,t=(1-δ)wt-St （13）

C2,t+1=(1+r)St+αδwt(1+r)

将约束条件代入到效用函数中得：

根据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得：

根据式（15）求得：

式（16）表示使个人一生总效用最大化的最优储蓄额的公式。

wt=w0(1+g)t （17）

式（17）表示t期的个人平均工资等于0期的个人平均工资的t期增加额。其中，w0表示0期的个人平均工资，g表示每阶段的工资增长率。

根据假设（9）和（10）得：

Vt=(1+n)t+1u(c1,t)+(1+n)tυ(c2.t) （18）

式（18）表示t期全社会的总效用。

最后，在前两步的基础上，政府部门确定使t期全社会效用最大化的最优社会保障税率，具体计算如下：

人只纳税退休人员的收益与之前的储蓄有关，政府部门的税率只能通过t>0之后时期的普遍现象确定税率。

三、数值测算

本文根据上述建立的理论模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选取1990~2009年[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和《世界经济年鉴2009-2010》。 ]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假设这一时期为第一期，根据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公式测算出第一期的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并根据第一期的实际社会保障支出进行现行实际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根据模型测算出的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进行对比。在测算出第一期的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后，利用现有的数据预测2010~2019年即第二期的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为了能够测算出第一期的我国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变动范围，首先，根据1990~2009年的数据计算出第一期的劳动人口增长率n、资本收益率r、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1，上一期的平均工资w0和上一期的平均劳动人数L0。这里的劳动人口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是指一定时期内的平均劳动人口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而不是年劳动人口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根据从统计年鉴中获得数据计算出第一期的劳动人口增长率n=0.98%、资本收益率r=4.51%、GDP1=122722.72（亿元）、w0=10229.09（元）、L0=70939.44（万人）[注：零期是指1970~1989年，数据是根据一期推算出来的。 ]。

其次，根据我国国情确定α和β的取值范围。由于α和β对最优社会保障税率的变动的影响是相反的，且α增加则最优社会保障税率增加，β减少则最优社会保障税率增加。因此，α取最大值，β取最小值时，最优社会保障税率取最大值。反之，最优社会保障税率取最小值。然后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人们的储蓄率非常高，人们的防范意识较高，变相来说就是对未来消费的评价也相对来说较高，人们宁可现在省吃俭用，也不愿将来的消费受到影响。因此，β的值取大于0.5较适合我国的国情。同时，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还不够健全，人们对社会保障的认识还不够，对社会保障支出的认识也不足，即人们还是宁愿相信自己储蓄，对社会保障支出期望不高，所以α取值小于0.5较适合我国的国情。由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社会保障税率成正比，那么，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当α=0.5，β=0.5时，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取最大值；当α=0，β=0.99时，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取最小值。因此，在α=0.25，β=0.75时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才是最优的。

在确定了劳动人口增长率、资本收益率、GDP1、w0、L0以及α和β的取值范围后，根据公式（28），当α=0.25，β=0.75时，第一期我国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为：

其中，φ1表示第一期我国的平均社会保障支出总额。

从式（29）和式（30）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与根据理论模型测算的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相比，第一期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还处在较低水平。

接下来，根据假设（10）可知第二期（即2010~2019年）所有增长率与第一期相等，因此第二期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率η=29.62%、GDPt的增长率λ=16.51%、劳动人口增长率n=0.98%、工资增长率g=15.35%、资本收益率r=4.51%。那么，φ2=2781（亿元），GDP1=142984.24（亿元），w1=11799.25（元）、L0=71634.65（万人）。

在确定了劳动人口增长率、资本收益率、GDP1、w0、L0以及α和β的取值范围后，根据公式（28），当α=0.25，β=0.75时，第二期我国的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为：

从式（31）和式（32）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在所有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不变的情况下，根据理论模型测算的第二期我国的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第一期的水平基本持平。第二期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也较根据理论模型测算出来的第二期我国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低很多，虽然第二期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较第一期来说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有限，第二期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仍处在较低的水平上。

四、结论

从理论上讲，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经济发展具有相互影响关系。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过低,不仅难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与发展，而且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从本文的研究情况来看，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上期的工资水平和劳动人数、社会保障税率和资本收益率收益成正比，与国内生产总值成反比。由于社会保障税率与人口增长率和对未来消费的效用预期折扣率成反比，与人们对社会保障支出的预期折扣率成正比。因此，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人口增长率、对未来消费的效用预期折扣率和国内生产总值成反比，与上期的工资水平和劳动人数、资本收益率和人们对社会保障支出的预期折扣率成正比。

从本文的测算结果来看，我国最优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为29.84%，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还较低。要发挥社会保障的“稳定器”的作用，我国还应继续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水平，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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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保障论文篇8

从类型学的角度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威伦斯基和黎贝克将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划分为“残余模式”和“制度化模式”。在“残余模式”中，肯定市场的主导地位，否认政府的福利责任;而在“制度化模式”中，则主张人们的社会权利，强调政府对福利的主导［2］。而后，蒂特马斯又把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划分为三种模式:一是“剩余型模式”，即福利的需求主要通过个人来满足，当个人保障无效时，公共部门才介入;二是“工业绩效型”，即个人的福利保障决定于个人的工作表现，遵循的是一种市场竞争的理论;三是“制度化再分配型”，即政府主动、积极介入福利保障，确保全体国民共享福利保障［3］。早期这些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类型划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且都是以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来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进行划分，其类型划分的前提假设都是建立在“趋同论”的前提之上的。因此，其理论建构的色彩多于经验研究的色彩，对实际情况的解释力也较弱。这种情况在1990年艾斯平•安德森提出“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理论之后发生了转变。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他以OECD的18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去商品化程度”①“分层化和社会团结度”②国家对公民社会权利的保障程度③三个标准，把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划分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民主义这三种模式。

(一)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某程度上还包括英国)这些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社会救助，辅以少量的普救式转移支付和作用有限的社会保险计划。从社会的去商品化程度看，这些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作用较小，更多贯彻的是市场交易的原则。比如说在美国，其主要的社会保障计划是公共医疗保险而不存在全民基本养老保险。在英国，反对国家福利的理念而主张福利私有化的呼声十分强烈。因此，处在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国家普遍缺乏高水平的社会保障给付，这使得大量的民众转而依靠商业保险来对风险进行保障。就社会分层和社会团结度而言，这些国家中，资本力量异常强大，工人组织的力量相对较弱，这就使得市场力量具有巨大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对于保障公民权为目的的普惠型保障就缺乏动力。在社会福利服务方面，在采用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国家中，威权主义和父权主义的背景十分淡薄，而社团主义的传统也很弱，这就使社区具有的对人们生活的干预和控制能力十分有限［4］。再加上个人自由的观念影响甚大，人们对于国家的干预普遍持抵触的情绪，从而使得个人志愿的慈善行为成为弥合社会保障市场化所导致的种种缺陷的有效手段。

(二)保守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保守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包括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这些具有法团主义和国家主义传统的欧洲大陆国家。在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中，国家和政府对福利保障和福利供给发挥着主要作用，以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群体及其家人为保障对象的社会保险制度成为这一模式的支柱，而针对大众的普遍社会津贴计划却较为缺乏［5］。从社会的去商品化程度来看，这些国家都有较高的去商品化程度，社会保障权利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的观念被广泛接受，但传统的权威主义和合作主义对这种公民权也有很大的影响。而就社会分层和福利权利来看，保守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国家注重社会身份、等级和阶层区隔。比如德国，其以社会保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发源于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因此，这一体系具有很强的职业地位和等级分化的特征。在这些国家中，普遍的个人津贴及市场化的商业保险发展十分有限。人们更强调的是法团主义的原则，强调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在社会福利服务上面，欧陆的保守主义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强调家庭和社区的社会照顾责任。如对于老人的照顾责任方面，所遵循的是家庭———亲戚———地方政府，这样一个逻辑顺序。因此，社区和非正式的网络仍然在欧陆国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社民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社民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包括瑞典、挪威、丹麦、芬兰这四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这种社保制度模式中，强调的是全民性社会保障分配与高水准的福利提供。即由国家提供给全民普适性的保障制度已经不再是某种辅制度，而是一种基本国策。该模式主张建立制度化的、以确保公民权利为目的的“国家福利”体系，来实现建立“公正社会”这一目标［6］。从社会的去商品化程度来看，该模式中所有国家都有最高非商品化的特征。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普遍发展了普世主义的以社会津贴为特征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在养老金方面，这些国家给所有的公民都发放由国家提供的“基本养老金”，无论其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就社会分层和福利权利来看，社民主义模式强调的是大众参与、法团主义以及劳方、资方和国家三者的合作与协调。公民权利是建立在对社会团结观念的确信之上的。在社会福利服务上，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广泛的公共服务领域为公民提供了各种福利服务，这些服务从儿童看护到老年人护理照顾，涉及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福利保障项目。此外，该模式强调解除对市场与传统家庭的限制。即在提供个人福利支持方面，应该先发制人地将家庭成本社会化，而不是支持个人对家庭的依赖。艾斯平•安德森有关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之后，其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类型学的范式为许多学者所借鉴，并通过大量经验材料加以验证和扩展。特别是其类型划分中的分类标准，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福利文化观的色彩，这种观念也带来了以后类型学划分的意识形态论的持续。总之，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流行的西方的自由主义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趋同化的一种纠向。它不仅仅为社会政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和体系，而且成为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划分的新的“经典理论”［7］。

二、东亚儒家模式对“三个世界”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艾斯平•安德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从事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范式。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都集中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理论探讨和经验验证，而较少关注西方之外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其实，艾斯平•安德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提出，不仅扩展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维度，而且使得跨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比较成为了可能。因此，最近这10多年，学者们开始逐渐关注这一理论分析工具或分析范式，在非西方社会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基于这样的一种导向，一些社会保障学者对东亚儒家模式的可能性进行了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的结果，无疑对原有“西方中心论”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对艾斯平•安德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形成了极大的挑战。实质上对于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罗斯和西芮•托瑞所著的《福利国家:东方和西方》一书，但真正把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集群来研究是近十年的事情。Goodman和Peng在《东亚福利国家:四处游学、适应变化和国家建构》一书中较早地提出了“东亚福利体制模式”的概念，随后Huang在1997年的《超越欧洲福利体系:对于东亚福利体制模式的展望》一书中，也提出了“东亚福利范式类型”。这之后林卡以中国儒学文化为背景，将日本、中国内地、新加坡、中国香港作为统一的儒学文化群体来看待，提出了“儒家文化圈中的福利体制簇”，并指出家庭———家族的群体主义是东亚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规范基础。而福利权利的观念文化却难以在东亚福利模式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其后，琼斯•芬勒也在《太平洋的挑战———儒家福利国家》一书中，提出了“儒学福利模式”这一范畴，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于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研究。她认为，东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具有不同于西方欧美社会保障模式的特征，这些体系体现了带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的法团主义，却不具有西方式劳动的平等政治参与;采用辅助主义原则，却没有基督教主义的宗教背景;没有导致社会平等的社会团结理念，但也不采用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模式;注重家庭———家族主义的中心地位，等等［8］。归纳中西方学者对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的研究，我们可将其模式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家庭家族主义的制度模式特征:在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中，家庭和家族在整个社会中居于中心的地位，这些组织不仅被视为是社会照顾的天然机构，而且他们还拥有神圣的道德地位。在东亚儒家型国家，当个人或家庭面临困难的时候，更多的是依靠家庭成员和亲族来渡过难关，而通过政府与国家的介入来解决的相对少一些。强调家庭主义和“孝道”的福利文化，使得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相对弱化，而强化了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因而可以诱导人们减少对国家福利的期待，形成以家庭或宗族为中心的保障模式。

国家中心主义的制度模式特征:在当代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中，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具有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的模式特征。政府强势、政府控制的政治经济模式、普遍脆弱的工会以及强调家庭价值和功能的社会结构与传统观念，使得社会运动和压力集团难以形成对政府决策的现实影响，而公众在社会与公共政策中的低参与度更进一步降低了公众需求意愿，导致政府在制定社会保障决策时较少受到外部压力而掌握强势的主动权［9］。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台与施行也遵循自上而下的道路来加以推行。经济优先发展的制度模式特征:在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中，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出与经济发展的某种分离性，即东亚儒家国家在“经济发展优先性”的政策指导之下，社会保障体制的发展更多的是服务于经济发展或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工具。从整体上看，这些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比较低，接近于安德森的“自由主义”社会保障制度模式［10］。正如Tang指出的那样，缺乏广泛的社会保障计划是解释东亚儒家国家与OECD国家在社会开支上不同的主要指标［11］。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提出，使得人们研究的对象远远超越出安德森“三个世界”的模式范围。“三个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面临着学者们所提出的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以及南欧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挑战。这些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提出，无疑是对“三个世界”理论的进一步扩展。有一些人认为，包括东亚儒家模式在内的非西方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所涵盖的体系间相互差异性比“三个世界”的理论所涉及的各模式要大得多，因而这些模式的确立存在着是否成立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东亚儒家模式等非西方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提出，本身就代表着从福利文化的角度来比较和分析东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以及对东亚儒家国家内部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一个跨文化比较的视角。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针对东西方国家以及同一文化圈内的国家在文化传统与呈现要素等诸多方面的同质性与相似影响的研究和探讨。同时，由于对东亚儒家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一些研究工作尚待开展:比如对东亚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哲学分析和诠释，探索东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可能性问题;对东亚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历史的分析，研究影响东亚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史文化因素，规范结构和性质;比较东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差异，并归纳这种差异的原因;如何以东亚儒家文化为依托，来明确国家、市场、家庭与个人四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等等［12］。我们可以相信，随着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研究的深入，在不远的将来完全可以构筑起适应东方福利文化的具有自身本土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种制度模式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随着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以及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将来东西方社会之间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差异将呈逐步，以形成一种中西融合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

三、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划分的新维度

中西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的差异性就在于中西各自不同的福利文化。正是由于中西不同的福利文化，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类型划分，其首要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分类的依据，或者说选择什么样的角度进行分类，因为选择不同的分类标准和依据，就会做出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类型划分。通过对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划分的理论分析，以及对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分析，我们可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于中西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划分的标准、维度的选择存在不完善的问题。因此，重新选择适当的分类标准和采用适宜的角度，对中西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进行重新划分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考察中西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新维度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和对制度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从福利文化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这两个层面提出考察中西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划分的新维度或者划分的新标准:1．维度之一:福利文化的意识形态观福利意识形态观一词最早出自克拉克、科赫瑞和斯马特所编著的《福利意识形态》一书中。英国学者汤姆•拜登认为，福利意识形态观是一种关于需要、福利、国家和政策之间关系的相对系统的理论，它把诸如需要、正义、平等和自由等福利概念的抽象分析与具体的福利改革的政治措施有机联系起来了［13］。就当前中西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模式而言，其所涉及的福利文化的意识形态观主要包括:(1)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观: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观强调市场的自由运行与国家的最小干预;崇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最小福利主义”原则成为了这些国家制定社会保障制度政策的主导思想，这一理念也无疑为国家福利的扩张设置了障碍;人们对于福利普遍接受的是一种工作福利的理念，并且要求国家强制人们投入劳动力市场，由此，形成了一种“工作伦理”的道德观念。(2)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观: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强调阶级协调、社会团结，倡导集体主义，主张法团主义，把社会保障的制定看作是阶级之间相互妥协的过程。由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观具有强烈的父权主义和等级制的文化传统，因此，其倡导男人为女人的保障提供社会保险计划的支持。此外，这种意识形态观，也鼓励形成强有力的市民社会，而国家福利的发展受到各类社团机构的限制和抵抗。(3)社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观:社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包含平等、关心和合作的观念意识，强调公民权利观念和福利权利观念，主张一种“普遍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念;在肯定市场作用的基础上，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提倡混合多元的社民主义;在对待社会福利方面，社民主义强调平等与民主化，认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是工业文明和政治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社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观的核心观念可概括为“合作、协调、团结、公正”。(4)天主教意识形态观:天主教的意识形态观具有强调社会网络、社会互动和社区联系的意义;强调家庭伦理的作用，并主张家庭福利和利用社会资本;坚持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因而妇女应该维护家庭;在国家干预社会保障方面，天主教反对国家干预，倡导一种国家“辅原则”的意识形态观。综合这些特点，可以将天主教意识形态观概括为强调家庭伦理观念的家庭福利主义，教会与王权对立下的国家的“辅”的福利责任观。(5)儒家的意识形态观:儒家的意识形态观具有尊敬老人、孝敬父母、崇尚权威、讲求和谐等诸多特点。同时也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家长的权威、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延续和继承。综合这些特点，可以将儒家福利文化的意识形态观概括为以家庭纽带和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庭中心主义，关爱父母、尊敬老人的“孝道”文化，以及强调人际关系和谐的集体主义意识。(6)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观: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具有三个方面特征:一是国家主义，即国家作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对人们的福利需求作出“总体性”的制度安排;二是集体主义，即在这一意识形态观念中，集体是人们福利的基本来源，人们只有投入到各种集体之中，才可能由相应的集体给予其福利的保障;三是生产主义，即强调经济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的密切关系，强调劳动至上，不劳动不得食的生产主义;四是共同富裕的价值观。2．维度之二:福利制度供给面社会保障制度供给是社会保障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各个福利保障提供者开发和利用资源去满足福利对象的过程。家庭、市场、市民社会、国家构成了福利供给的资源网络。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是原初的福利提供者，其所提供的福利保障包括赡养老人、抚育子女、情感慰藉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庭是福利保障资源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来源。市场和市民社会是社会力量的福利提供者，其所提供的福利保障包括社区服务、医疗卫生、慈善救助等方面。因此，市场、市民社会是政府和民众间的中介，是福利资源的重要来源。国家、政府是主导型的福利提供者，其所提供的福利保障包括制度、政策设计、财政资助、监督立法等方面。可以说，国家、政府是当代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中最重要的主体。在不同国家的社会福利供给过程中，家庭、市场、市民社会和国家政府等所处的地位、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实际上是不相同的。因此，从福利制度供给面来看，当今中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模式可划分为以下六种类型。(1)市场主供型:市场主供型国家主要是一些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由于其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是自由主义，因此其坚持的是“市场是最好的分配机制”这一理念。由此，形成了市场在福利资源的供给层面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主供型的模式。即福利资源分配的主要机制依赖于市场，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实现福利资源再分配的功能比较弱，对国民的保障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福利需求也通过市场交易来满足。(2)国家———家庭———市民社会主供型:国家———家庭———市民社会主供型主要是带有法团主义和国家主义传统的保守主义欧陆国家。由于其倡导集体主义，主张法团主义，崇尚社会的团结。因此，形成了国家、家庭、市民社会三者共同构成福利资源供给的基本层面。即福利资源分配的机制在于国家———家庭———市民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协调。依循家庭———社会———政府的路径对国民加以保障。(3)国家———市民社会主供型:国家———市民社会主供型主要是具有“合作、协调、团结、公正”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其强调的是全民性社会福利分配与高水准的福利提供。国家在整个福利资源供给层面占主导地位，国民主要福利需求的满足也来自于国家的转移支付。另外，其市民社会比较发达，各种非政府组织和教会也为国民提供补充性的福利资源。(4)家庭———市民社会主供型:家庭———市民社会主供型主要存在于由天主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南欧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福利资源的提供主要不是来自于国家的保障，而是来自于家庭和市民社会(非政府的组织，如教会)。在这一形式之中，家庭是国民福利保障的首要供给渠道，当家庭不能满足其个人需求的时候，由市民社会承担弱势群体的福利责任。当上述两个渠道都不能满足个人的福利需求时，才由国家出面对其提供福利的保障需求。(5)家庭主供型:家庭主供型主要存在于以儒家文化为其福利文化内核的东亚儒家型国家之中，其范围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儒家文化倡导的是一种家庭本位的观念或家族本位的观念，强调家庭伦理的福利文化责任观念。因此，这些国家国民的福利保障是通过家庭这种非正式的组织来加以提供的。虽然从经济支持方面来看，家庭供给的经济福利资源在减弱，但其所提供的精神福利资源却丝毫没有减弱，甚至有加强的趋势。(6)国家主供型:国家主供型主要存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倡导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形成了这种国家主供福利资源的模式。即国家在福利资源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强大的转移支付功能，福利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依靠这种分配机制得以实现。国民的福利保障主要是通过国家的转移支付方式得以实现，同时他们的福利需要也是通过这种转移支付方式得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