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航运；贸易；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159-03
引言
中国已与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外贸货物中除少部分是陆运和空运外，90%以上的外贸进出口任务是通过海洋运输完成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航运业迅速发展，其增值超过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同时，中国在全球航运重心东移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东向和西向航线如跨太平洋、欧洲―远东―欧洲等航线主要集装箱贸易的主宰；中国内地也已拥有上海、广州和宁波三个亿吨大港，同时，深圳、大连和天津等集装箱港口在过去十年中也得到了飞速发展。“中国因素”对国际航运市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推动国际航运市场的增长上，而且还表现在其国家政策对国家航运市场的影响上。可以说，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已成为推动全球航运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2009年5月国务院已批准上海建立国际航运中心，努力实现到2020年将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的总目标，这都对中国航运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积极发展航运贸易、港口贸易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在国际航运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对现有国内外航运贸易计量模型进行概括和评述，对促进中国航运市场贸易、建立国际航运中心和加速国际航运自由化进程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国际航运发展和国际贸易关系模型研究
国际贸易是国际航运的基础：在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国际航运从国际贸易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国际航运市场作为国际贸易市场的派生市场，在世界经济和贸易等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1995年Krugman提出了探讨“国际贸易增长的原因”，理论上说是由于技术进步、通讯发展和计算机、集装箱、大型油轮等运输业的飞速发展。Baier & Bergstrand（2001）实证结果表明：1950年后的贸易增长中2/3是由于收入增加，1/4来自于关税减少，不到1/10是由于运输成本的降低。Jacks & Pendakur（2008）的实证分析结果则证明航运发展并不是构成国际贸易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一发现引起争议，但令人深思。高炯（2002）以进出口贸易额和航运量等数据为基础，通过引入虚拟变量的方法构造了国际航运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模型，得出国际航运对国际贸易依存度呈逐年下降趋势的结论。同时通过对中国海运和贸易数据的综合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国际航运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反映了中国外贸货运市场的不够完善，在此基础上对航运企业提出加强管理，调整船队结构、人才结构、技术结构、功能结构等相关经营建议。
辛曦（2001）提出中国已成为世界航运大国，中国的港口对世界航运贸易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魏书杰（2009）则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海上贸易的发展战略，认为海上贸易举足轻重，发展海上贸易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韩立民（2004）和陆峰（2007）等分别对中国的主要港口航运贸易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针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对航运业造成重大打击，而且将影响未来航运市场的态势，张国发（2009）认为，影响未来航运市场的五个不确定性因素为：全球化和产业转移的进程是否会出现反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消费模式是否会有所转变，中国工业化道路取向和发展模式的调整、全球变暖可能会终结高碳经济发展模式、全球经济贸易复苏道路曲折。杨权斌（2009）通过分析中国历史郑和的航海国际贸易合作路径得出结论：建构世界秩序为航运贸易国际合作创造环境、创新航运体系为航运贸易国际合作提供运输便利、提携特殊人才为航运贸易国际合作打造专业人才。
二、航运经济模型研究
航运贸易计量模型的研究是建立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航运市场不断发展和数学模型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数学模型在国际贸易学中的运用能较为精确的揭示国际贸易的规律，从而为国际贸易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有益的借鉴。近几十年来，数学模型在国际贸易中的运用日益增多。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国际贸易同数学模型结合在一起，不仅完善了贸易计量模型，还为航运贸易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Norman & Wergeland （1981）、Strandenes （1986）、Hawdon （1978）和Charemza & Gronicki（1981）等学者系统地研究了航运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都没有充分考虑货运市场发展的船运市场是互相影响相互依赖的。Beenstock & Vergottis （1989）的模型中假设货运市场和船运市场是相互依赖的，并将二手船看成是资本资产，寻求一个同时考虑货运市场和船运市场的贩货市场实证模型，以考察有效市场和理性预期假设条件下的模型形式。Binkley & Bessler （1983）研究了极度不稳定市场的干散货贸易，在同时考虑定期租船契约和航次租船合同的情况下得出结论：只有纯供给和纯需求是市场不稳定的根本原因，而对未来市场条件的预期会影响国际干货产品的运输。Glen （2006）讨论了适用于干散货航运市场的数量模型，得出结论：应当运用模型来估计货物运价条件平均数和条件方差，模型的重点是价格变化而不是价格水平；随着风险管理金融模型同航运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模型应当引入航运模型。Luo et al（2009）基于1980―2008年世界集装箱航运市场数据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根据集装箱运输服务实际需求和集装箱运输具体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对集装运输率的波动状况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如果集装箱运输服务需求的增长小于8％，集装箱货运率在未来的三年里会持续下降。
曲林迟（1997）将航运经济模型划分为航运市场模型和航运技术经济模型两种类型：航运技术经济模型主要是指航运技术经济优化模型，即在一定的目标要求下，在若干约束条件的制约下，寻求决策变量最优化；而航运市场模型则是指以运价、船价为中心，描述航运市场及其相关市场中不同变量之间关系的数学模型。然后分别提出散货船运输市场计量经济模型和班轮运输市场理论模型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结合上海航运中心的建立指出开展航运市场模型研究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航运贸易计量模型研究
航运贸易计量模型是基于国际贸易模型和航运经济模型，采用国际贸易进出口数据、港口航运量数据，寻求双边国际贸易额同港口吞吐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便为航运贸易、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发展和预测、政策的制定和检验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苏蓓蓓等（2003，2005a，2005b）建立了一个模拟长江各港口之间贸易、竞争和进化的经济发展模型，并用该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得到各港口年吞吐量呈现幂函数累计分布，与实际统计结果符合。刘斌、邱国栋和刘超（2003）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基于过去十六年各观测值的SPSS统计讨论了中国集装箱港口吞吐量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对外贸易额、港口固定资产投资及利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说明，集装箱港口吞吐量与对外贸易额、港口固定资产投资正相关，与国民生产总值、利率负相关，和国际上流行的集装箱港口吞吐量发展理论相悖，这一发现对中国集装箱港口建设提供了理论决策依据。张孟皎（2008）搜集了中国多个沿海城市对外贸易额、交通行政事业单位的相关数据，掌握了中国对外贸易额与船舶港务费的相关现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线性回归模型结合SPSS实证分析宏观经济背景下船舶港务费与地区对外贸易额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出了船舶港务费与对外贸易额之间呈显著线性相关等重要结论，并利用灰色模型分析了二者的发展走向。根据实证研究认为现阶段中国船舶港务费征收标准的不合理之处对中国交通行政事业单位今后制定相应的收费办法有一定的指导借鉴作用。李建丽（2009）定量分析了美国经济、贸易与全球航运市场、中国航运市场的关系：分别将国际波罗的海综合运费指数（Baltic Dry Index）、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China Coastal Bulk Freight Index，CCBFI）与美国GDP进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指出无论国际还是中国的航运运价都与美国GDP之间呈很强的正相关，美国经济与中国航运市场的相关性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变得更加紧密。结论表明国际海运贸易对美国的贡献是极高的，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两国贸易量的提升对于美国经济进一步的好转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因此关注美国GDP政策调整给美国带来的变化成为中国航运市场的运作者的重要战略决策依据。梁振（2009）在综述港口同城市经济发展。贸易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的基础上，以宁波为例实证分析了城市经济增长与港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城市经济GDP总量同货物吞吐量、进口额、出口额之间的量化关系。通过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宁波对外贸易的增长会带来其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时增长的结论。
四、结论与思考
航运贸易利用天然航道，具有成本低、运量大、范围广等优势条件，这些优势条件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其加以研究。随着中国航运业、造船业的不断发展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中国也必将形成航运经济研究中心。而经济研究的深入与基础理论和实证研究密不可分。理论的研究为实践提供依据，实证研究则检验和预测了航运贸易状况。将航运同国际国内贸易相结合，通过构建经济计量模型探索影响航运贸易的各个因素和影响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论上，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国际贸易理论，并将国际贸易同国际航运市场有效结合在一起，探索国际航运市场的贸易模式；基于航运经济理论，建立航运市场需求与供给的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解释国际贸易、航运供需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而对未来航运市场运价进行长短期预测。实证上：定量研究及预测国际航运市场运价指数，得到国际航运市场运价定量化预测模型；具体研究港口发展同贸易发展、城市发展以及物流运输之间的长短期关系，得到促进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不同背景下航运运价同GDP之间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为航运市场提供战略决策依据；通过模型构建与检验预测港口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为预测评估政策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Baier S.L.and J.H.Bergstrand.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 tariffs，transport costs，and income similarit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Elsevier，2001，(1)：1-27.
[2]Beenstock M，Vergottis A.An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world market for dry cargo freight and shipping [J].Applied Economics，1989，(3):339-356.
[3]Binkley J.K.and D.A.Bessler.Expectations in bulk ocean shipping：an application of autoregressive modeling[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3，(3)：516-520.
[4]Charemzaa W.and M.Gronickia.An econometric model of world shipping and shipbuilding[J].Maritime Policy & Management，1981，(1)：21-30.
[5]Glen D.R.The modeling of dry bulk and tanker markets：a survey[J].Maritime Policy & Management，2006，(5)：431-445.
[6]Hawdon D..Tanker freight rates in the short and long run [J].Applied Economics，1978，(3)：203-218.
[7]Jacks D.S.and K.Pendakur.Global trade and the maritime transport revolution [R].working papers，2008.
[8]Krugman P.Development，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M].The MIT Press，Cambridge，MA，1995.
[9]Luo Meifeng，Lixian Fan，and Liming Liu.An econometric analysis for container shipping market [J].Maritime Policy &Management，2009，(6)：507-523.
[10]Norman V.D.，and T.Wergeland.Nortank-A Simulation Model of the Freight Market for Large Tankers [M].Center for Applied Research，Norweg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Bergen，1981.
[11]Strandenes S.P..Norship A Simulation Model for Bulk Shipping Markets [M].Center for Applied Research，Norweg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Bergen，1986.
[12] 高炯.国际贸易与国际航运关系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硕士论文，2002.
[13] 韩立民.青岛市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领域选择与实施对策分析[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5.
[14] 李建丽，真虹，徐凯.经济危机下航运运价与美国GDP的回归分析[J].燕山大学学报，2009，(6).
[15] 刘斌，邱国栋，刘超.集装箱港口吞吐量线性回归模型[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2).
[16] 陆峰.中国港口贸易链正冲击欧洲港口[N].中国水运报，2007-01-05(7).
[17] 曲林迟.航运市场模型综述与思考[J].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97，(3)：10-15.
[18] 苏蓓蓓，许田，陈楠，王彬彬，何大韧.长江港口之间的贸易模型[J].扬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23-26.
[19] 苏蓓蓓，许田，狄增如，陈楠，王彬彬，何大韧.一个港口之间的贸易模型[J].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2005，(2)：61-66.
[20] 苏蓓蓓，许田，何大韧.长江流域港口贸易网络模型及其中微扰影响[C].第二届全国复杂动态网络学术论坛论文集，2005.
[21] 魏书杰.中国海上贸易发展战略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论文，2009.
[22] 辛曦.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航运贸易国[J].中国经贸，2001，(3)：2.
[23] 杨权斌.郑和航海国际贸易合作路径及其历史地位――兼论明初东南亚航运贸易圈的形成与影响[J].水运管理，2009，(9)：8-10.
[24] 张国发.影响未来航运市场的五个不确定性因素[J].中国远洋航务，2009，(12)：24-26.
[25] 张孟皎.对外贸易额与船舶港务费相关性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08.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etric Models for International Shipping Trade
ZHU Hai-xia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Shanghai201306，China）
[摘 要]贸易术语选择是国际贸易谈判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市场结构因素对谈判的影响出发，对出口谈判双方的利益博弈进行了规范分析，并采用仿真实验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大宗商品出口谈判中的术语选择策略进行了探索和验证。研究表明，在大宗商品贸易中，买方常常拥有较集中的市场结构，而我国虽然出口量多，但每个企业的市场集中度不高。这种市场结构的对比的劣势是导致贸易双方更多选择FOB术语成交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大宗商品 出口贸易 市场结构 贸易术语
一、引言
贸易术语是国际贸易中表示价格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开报价中使用贸易术语，明确了双方在货物交接方面各自应承担的责任、费用和风险，说明了商品的价格构成。在大宗商品贸易中，正确的选择贸易术语时决定谈判结果的核心问题。
贸易术语的选择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集中度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因素之一。市场集中度是指市场上的某种产业内少数企业的生产量，销售量，资产总额等方面对莫以行业的支配程度，它一般是这几家企业的某一指标占该行业总量的百分比来表示，是针对特定产业而言的集中度，是用于衡量产业竞争性和垄断性的最长用指标。钢材产业集中度低时中国钢铁行业问题的种种表现。钢铁工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原材料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规模经济特点显著。近几年，我国钢铁产业发展迅速，钢铁企业的产能和数量迅速扩张，大型钢铁企业也为数不少，但由于钢铁企业数量众多，并且大多数钢铁企业原有规模小，产业发展速度高于单个企业的发展速度，所以造成产业集中度一直较低。同时，中国钢铁行业的行业集中度却远远低于世界其他钢铁大国。
关于贸易术语选择的研究，就钢材出口而言尤为重要，本文以钢材为研究对象，我国作为出口商为切入点，旨在研究大宗商品贸易谈判中术语的选择。
二、关于术语选择策略的假说
在贸易谈判中有一个共识，即进口方应争取FOB术语定价，出口方则应争取 CIF术语定价。即如果双方谈判实力对等，又不存在其他因素作为谈判筹码进行挂钩补偿，则最终以两种术语达成交易的概率应各占50%。倘若如此则在国际贸易中以FOB和CIF达成交易的成交量应一致。针对此说法，笔者进行多方面调查，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大宗商品的出口中， FOB成交数量大约占到成交总量的60%～70%，而CIF成交数量仅占约30%～40%。
那么，在大宗商品出口中FOB成交数量较大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推测，这很可能是因为采用FOB术语交易时卖方的市场集中度较之买方低. 一是钢铁工业属于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钢铁生产的技术特点决定了规模经济在钢铁产业中的重要地位，规模经济是钢铁产业效率和竞争力的关键要素，组建大型和特大型钢铁集团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二是当前我国钢铁企业单体规模相对较小，产业布局分散，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市场集中度不高。2008年我国钢铁产业CR4（前4家企业产量之和占全国产量的比重）为23.9%，而美国CR4为74.9%，日本CR4为77.6%。虽然我国的钢铁市场集中度由2004年的15.7%逐步提升，但跟其他国家相比而言还是差距明显。
2010年CR10（前10家企业产量之和占全国产量的比重）为48.6%，比2009年提高了5.1个百分点，但同时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钢铁行业市场集中度体现钢铁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如果产品做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则会在一定程度了引导客户需求，形成对客户需求的垄断，在市场中占据较高“话语权”，在谈判中为己方增强优势。
由于卖方的钢铁行业集中度较之买方差距明显，在谈判中买方掌握主动性，因而权力砝码相比卖方较重。由此，形成了本文度基本理论假说H1：在我国大宗商品出口贸易中，卖方的市场集中度较之低是导致贸易双方更多选择FOB交易的主要原因。这一假说是否正确呢？本文拟采用仿真实验以及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验证。
三、 技术路线与实验设计
1.研究思路与实验设计
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如图1所示。首先，本文以我国大宗商品的出口贸易视角为切入点，运用相关国际贸易实务理论进行规范分析，形成理论假说，即在我国大宗商品出口贸易中，卖方的市场集中度较之买方低是导致贸易双方更多选择FOB交易的主要原因。
其次，为了验证这一假说，本文将采用仿真实验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真实可靠，仿真实验和问卷调查采用不同的人员。
对于仿真实验，先进行实验设计，此处拟设计两组实验：在第一组实验中，买卖任何一方所在国钢材产业的市场结构相同且均为完全竞争市场，并按此条件展开贸易谈判。在第二组实验中，给定买方所在国钢材市场结构为寡头垄断市场，而卖方所在国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并按此条件展开贸易谈判。通过多次独立重复实验，研究者观察并统计两组实验中CIF和FOB术语成交的次数，看看有无显著差异，并对数据进行对照分析。如果第二组实验的结果中FOB术语成交的次数比第一组实验明显增加，同时CIF术语成交的次数明显减少，则前述理论假说得到验证，说明大宗交易中更多使用FOB术语的原因是市场结构因素。反之，如果两组实验得到的数据并无显著差异，或者第二组实验中FOB术语成交的次数比第一组更少，则表明前述理论假说并不成立，这意味着大宗交易中FOB术语较多的原因并不是市场结构因素，还需要寻找其他原因。
对于问卷调查，先进行实验设计，此处拟设计两类问卷：第一类为卖方需要填的问卷，第二类为买方需要填的问卷。问卷内容均涉及贸易术语选择、市场结构等相关问题。通过收集的问卷，研究者观察并统计两类问卷问题的作答情况，查看用CIF与FOB的成交次数及其价格与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若统计结果为“卖方市场结构集中度低，买方市场结构集中度高且双方成交的术语选择为FOB”较多，说明大宗商品中更多使用FOB术语的原因是市场结构因素。反之，若统计数据的结果显示“卖方市场结构集中度低，买方市场结构集中度高且双方成交的术语选择为CIF”或者其他结果，则表明前述理论假说并不成立，这意味着大宗交易中FOB术语较多的原因并不是市场结构因素，还需要寻找其他原因。
由上述两种方法的实验对照，且根据数据对照分析的结果，即可以得到研究的结论。
2.实验设计
两组实验均以钢材谈判为背景，卖方为中国宝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买方为韩国浦项制铁公司。假设国际钢材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韩方在同中方谈判的同时，还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其他钢铁企业进行谈判。双方关于数量、交货方式、商检索赔等事宜已经达成一致，现在双方就贸易术语和成交价格进行谈判。
在第一组实验中，买卖任何一方所在国钢材产业的市场结构相同，均为完全竞争市场。在国际市场上，钢材的FOB成交价格在每吨630美元～660美元之间，而CIF成交价格在每吨680美元～710美元之间。
第二组实验为对照组实验，市场状况及价格与第一组实验不同，假设中国的钢铁产业集中度CR4=25，韩国的钢铁产业集中度CR4=90，即买方所在国钢材市场结构为寡头垄断市场，而卖方所在国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除现有的谈判对手外，买方没有其他备选对象。在国际市场上，钢材的FOB成交价格在每吨630美元～660美元之间，而CIF成交价格在每吨680美元～710美元之间。
研究者选取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生共100人，他们均受过谈判培训，具备一定的贸易谈判经验。将这100名学生分为50组，分别独立进行第一组实验和第二组实验的谈判。每组谈判均为一对一谈判，谈判时间限定为 3-5分钟。要求谈判者根据实验背景以及资料，通过谈判就贸易术语及价格达成一致。
同时，为更好的达到效果，研究者还采取了问卷调查的形式。问卷分为两种类型，即一种是对假设出口商进行的问卷调查，另一种是对假设的进口商进行的问卷调查。随机分发给50个没有经过上述实地谈判的其它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生进行，他们也受过谈判培训，具备一定的贸易谈判经验。
四、实验结果与分析
1.实验结果
通过50组仿真对照试验和25组问卷调查对照试验，我们达到如下的试验结果，如图表1、表2、表3、表4所示。
2.实验结果直观分析
从实验结果的数据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1）第一组实验中共得到47个结果，三组未达成协议，成交率为94%。由此可见，在自由竞争市场成交率是比较高的，而从成交的贸易术语来看，以FOB贸易术语成交的协议是30个，占总成交数量的63.83%，其余的17个是以CIF贸易术语成交，占成交数量的36.17%。以FOB术语成交的数量是以CIF术语成交的两倍多。在成交价格来看以FOB术语成交的平均价格为648.27美元，和市场均价基本相同，以CIF术语成交的平均价格为690美元，高于市场均价。
（2）第二组实验中一共得到25个结果，没有未达成协议的25组，成交率仅为50%。，贸易成交受到了买方市场的影响，而且影响是消极的。从成交的贸易术语数量来看其中以FOB贸易术语成交的有15个，占成交数量的60%，以CIF成交的有10个，占成交数量的40%。从成交价格来看，以FOB术语成交的平均价格为649.8美元，高于市场均价，以FOB术语成交的平均价格为692.1，同样高于市场均价。
通过对比两组实验结果，第二组实验中以CIF贸易术语成交的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假说没有得到验证。
（3）分析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买卖方分别设计25组。调查者作为韩国买方人员，选择以FOB成交的有15组，认为韩国市场结构集中度低的有3组，认为韩之集中度高成交的有12组，FOB平均价格为652.13美元；选择以CIF成交的有10组，认为韩国市场结构集中度低的有4组，认为韩之集中度高的有6组，CIF平均价格为692.2美元。调查者作为中方卖方人员，认为中国市场集中度低成交的有14组，选择以FOB成交的有17组，FOB平均价格为652.41美元；选择以CIF成交的有8组，认为中国市场集中度低成交的有6组，CIF平均价格为697.63美元。买卖双方的调查结果显示调查人员普遍认为韩国市场结构集中度高，选择以FOB成交居多，符合假说。
3.实验结果的深入分析
本次试验只涉及到贸易术语和价格两个因素，谈判中只能通过两者的挂钩进行利益交换。市场上钢材价格的均价为FOB价美元（630，660）中间价格为645美元；CIF价美元（680，710）中间价格为695美元。FOB价格在645美元以上成交的结果是用高价换取FOB贸易术语；CIF价格在695以下成交的结果是用CIF贸易术语换取低价格，在这些结果中，成交价格明显受到了术语的影响，应该给予剔除，得到如下结果。与此我们对第一组第二组饰演的结果进行筛选和剔除，得到如下结果，见表5和表6。
第一组实验中，FOB成交个数是12组，约占成交总量的71%。CIF成交个数是5组，约占成交总量29%。第二组实验中，FOB成交个数是6组，约占成交总量的55%。CIF成交个数是5组，约占成交总量45%。FOB占绝对优势，支持假说H1。
五、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实验结果分析，说明在大宗商品贸易中，贸易术语的选择常常受到谈判双方市场结构集中度对比的影响，而市场结构集中度低的卖方在谈判中居于被动地位，市场结构集中度高的买方在谈判中居于主动地位，这是导致贸易双方更多选择FOB交易的主要原因。虽然我国钢材的出口量相对较大，但是分配到每个出口钢材的企业来说，市场集中度是相当低的，这也就导致我们在谈判缺少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对出口钢材企业的风险的有效规避。经过调整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实验结果的对比，以及两类问卷结果的对比，充分说明在引入出口商的市场集中度低、进口商的市场集中度高的条件后，FOB术语的成交比例明显增多，这为我国出口商在大宗商品进口中选择贸易术语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以上结论不仅在仿真实验和问卷调查中得到了验证，而且在实际的大宗商品出口贸易中也有所体现。以钢材贸易为例，在2009年中国排名前五的钢铁巨头河北钢铁、宝钢、武钢、鞍本、沙钢等五大集团合计产钢1.65亿吨，仅占同期全国钢产量的29%。而从全球来看，美国4家钢厂的产量占美国自身的61%，日本4家钢厂的产量占日本内部的75%，而中国前5名的钢铁企业2009年的产量只占我国的29%。在这些压倒性比例的背后的事实是，三大矿山公司基本垄断了世界海运市场的70%左右。因此，钢材出口贸易中出现大量FOB成交案例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苏莉. 浅析进出口贸易中FOB、CIF贸易术语的选用——基于风险规避的分析[J]. 企业家天地下半月刊（理论版）. 2008（05）
[2]周婷. 贸易术语的正确使用[J]. 进出口经理人. 2008（04）
[3]马艳华. 试论贸易术语的正确使用[J]. 商场现代化. 2006（16）
[4]丁梅生，文静. 出口时采用FOB好还是CIF好——我国外贸出口中FOB和CIF术语的应用分析[J]. 对外经贸实务. 2006（04）
[5]王亚楠. 浅析外贸出口术语选择与风险——FOB较之CIF[J]. 商业文化（学术版）. 2010（06）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产业布局；国际分工；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1)06-0030-05
上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从全新的角度研究产业聚集现象，该理论从一般性的角度研究聚集并提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分析框架，对产业聚集现象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贸易作为国际分工的表现形式，其内在的决定机制就是国际层面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因此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与生产的国际区位选择和需求的国际分布密不可分。国际生产分割这一新型分工网络的出现，使全球的产业布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为新经济地理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此背景下，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经济地理的重塑过程更加复杂。所有这些都是影响着全球贸易格局和一国的国际分工定位的重要因素。鉴于此，用新经济地理框架分析产业聚集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文献不断涌现，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开放视角下，微观层面上产业生产定位选择与宏观层面国际分工地位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
本文旨在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生产分割为背景从市场规模和产业定位角度分别探讨一国贸易和生产能力的决定因素。
一、本土市场规模与出口竞争力：本土市场效应
本土市场效应最早由Krugman提出，其含义是，在一个较大规模市场上，市场需求份额增加将导致一个更大比例的产出份额增加，结果是众多产业因某一地区的需求规模优势而在该地区集聚起来。目前，很多中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两个层面。
(一)理论分析
对本土市场效应的理论分析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放松原有假设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本土市场效应模型的多国扩展。
1.本土市场效应的稳健性检验：农业部门和贸易成本的影响
Davis通过在原有模型基础上假设同质产品也存在运输成本，从而了本土市场效应理论。yu假设农产品没有贸易，表明本土市场效应取决于差异产品和农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Head等分别对消费者效用函数形式、产品市场结构和产品差异层面三个方面对原有模型进行了改变，探讨了本土市场效应的成立条件。在本土市场效应中，贸易成本的增大将弱化本土市场效应，但这一结果的前提是劳动工资的完全弹性。Head和Mayer考察了不完全劳动工资弹性时贸易成本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土市场效应与贸易成本之间的单调递减关系只有在完全劳动工资弹性时才成立。Crozet和Trionfetti用国家产品差异部门替代原有模型中的完全竞争部门，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了贸易成本变化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
2.本土市场效应的微观层面：企业异质性与跨国公司
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路径是将企业异质性融人本土市场效应研究框架。目前此类研究主要有两个分支：一是以Melitz为代表的没有区位变化的自由进入模型，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包括Falvey、Helpman、Baldwin和Robert-Nicoud以及Baldwin和Forslid；二是以Baldwin和Okubo为代表的不能自由进入的区位变化模型。而跨国公司通过在国外设厂的方式在不发生贸易成本的情况下利用较高的国外需求，从而破坏了本土市场效应的运行机制。Toulemonde分别阐明了跨国公司生产定位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以及存在跨国公司情况下，本土市场效应的实现机制。
(二)实证检验
Head和Mayer指出，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实证检验必然面对模型差异和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带来的三方面问题。首先，如何在检验本土市场效应的同时剔除传统要素禀赋理论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其次，如何将多部门之间的关系模型化?最后，如何度量多国框架下的需求份额?此外，用什么数据才能衡量需求差异也是摆在研究者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通过解决上述问题在本土市场效应的实证检验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
Davis和Weinstein构建超常需求指标衡量市场规模，考察了比较优势理论和规模报酬递增对所考察国家生产和贸易结构的影响程度。Trionfet-ti与Brtilhart和Trionfetti引入了“本地偏向需求”(Home Biased Demand)这一概念，指出本地偏向的需求与规模报酬递增部门的产出正相关，验证了本土市场效应。Schumacher将单位资本收入(即资本劳动比)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纳入到考虑范畴，考察了总需求和单位资本收入对贸易模式的影响。Hanson和Xiang通过设定倍差引力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 gravity specification)，在控制比较优势因素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考察OECD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否存在本国市场效应。国内学者借鉴上述研究中的模型，对中国的本土市场效应问题进行了检验。张帆和潘佐红运用Davis和Weinstein的方法，发现本土市场效应在决定中国区域间生产和贸易的类型上起着显著的作用。张帆和潘佐红以及钱学锋和陈六傅分别借鉴Davis和Weinstei以及Schu-macher方法对中美贸易中的本土市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范剑勇和谢强强利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运用Davis和Weinstein的方法验证了产业在我国沿海地区聚集过程中本土市场效应的存在。以上研究都验证了本土市场效应对出口的显著作用。
综上所述，自从本土市场效应的概念被提出之后，其理论模型在多个方向进行了拓展，一方面很多理论研究文献都发现了本土市场效应，说明经典的本土市场效应所赖以存在的假设条件并非不可或缺；另一方面，许多模型也发现了不支持本土市场效应的理论证据，这表明本土市场效应的出现与否严重依赖模型的假设条件本身。与此同时，多数实证研究支持了本土市场效应，但研究结果受区域层级的影响较大。
二、新型国际分工网络下垂直关联产业的空间布局
新型国际分工网络下的垂直关联成为企业生产定位的重要印象因素。而比较优势作为影响生产成本的另一个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规模经济会让生产聚集，而比较优势会让生产分散，到底是聚集还是分散则取决于另一个因素，即贸易成本。因此，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垂
直关联产业的定位。在此领域有很多学者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不同因素对垂直关联企业生产定位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
1.封闭经济条件下垂直关联产业的布局
Venables1996年发表的文章是研究垂直关联产业定位的开创性文献。它构建了一个关于两个产业、两个地区理论模型，探讨了贸易成本下降是会带来上下游产业集聚还是分散的重要问题。研究的核心观点是聚集与贸易成本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Venables引入部门间要素密集度差异，并假设所有部门都是规模报酬不变且完全竞争的，考察了中间品贸易成本下降对国际生产分割的影响。Fujita和Hamaguchi通过构建包含需要中间投入品的制造业部门的垄断竞争模型，考察了中间品贸易成本对城市结构的影响。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Kranich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垂直关联部门间协同一致的程度进行量化，结果表明中间品供应商的垄断竞争程度以及中间品在下游产业成本中的比例与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垂直关联强度正相关。
2.开放经济条件下垂直关联产业的布局
Krugman和venabIes所建立的国际专业化模型解释了贸易成本降低对制造业生产布局及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福利影响。该模型与封闭经济条件下分析模型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假定劳动力不可流动，因此适用于分析开放经济问题。Fujita等构建了垂直关联中心模型，与经典的中心～模型不同的是，它假设制造业将本部门的产品作为一种投入。在该模型中，垂直关联取代劳动力流动，成为形成聚集的新推动力。Fu]ita等通过将制造业部门分割成上下游两个部门构建了产业集群模型。此时每个部门生产所需投入的中间品，由此产生了产业内和产业间关联。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很多文献将比较优势因素纳入到NEG框架，探讨了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对产业定位的影响。在此领域，Gao和Amiti最具代表性，它们从理论角度剖析了垂直关联与比较优势权衡对垂直关联产业生产定位的影响。两个模型在两要素H-0模型中融入垂直关联因素，了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单一要素、国家在规模和生产技术等同的假设，使研究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相互制衡成为可能，并由此可以实现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深入分析。Akerman引入出口加工区，对标准的NEG垂直关联理论模型进行了拓展，考察了市场规模、垂直关联以及贸易成本对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影响。
(二)垂直产业关联与生产区位选择：基于FDI的经验研究
垂直产业关联作为重要的聚集力而成为跨国生产性企业选择生产区位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而FDI作为生产专业的重要载体则成为研究的切入点。近年来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有关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经验研究。Midelfart-Knarvik等考察了要素禀赋、垂直关联和运输成本对欧盟内部以及日本对泰国进行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表明要素禀赋、垂直关联以及市场规模都是吸引FDI在东道国聚集的重要因素。Amiti和Javorcki将重点放在了FDI在中国的区位选择问题上，表明新型分工网络下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获得中间品的便利性都是中国吸引FDI的重要因素。Alfaro和Chen则同时考察了比较优势、市场接近程度、外部性因素、垂直关联等因素对全球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得出了与前面研究非常近似的结论。可以看出，多数文献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布局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生产分割带来的产业垂直关联对FDI生产布局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上下游生产环节之间的垂直关联显著促进了FDI的生产聚集。而中国作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已日益成为研究的重要对象。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是决定生产定位和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在垂直关联专业化背景下，生产分割、专业化生产以及生产的地理集中已成为全球经济地理变革的重要特征。而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以贸易和FDI为表现形式的资源国际配置，成为全球经济地理重塑的重要力量。
三、国际分工与产业聚集：基于中国的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和贸易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第二大制造业生产国，必然有其特殊性。很多学者在国际生产分割背景下将FDI、贸易与产业聚集融合在一个框架下，分析开放条件下国际分工对中国产业聚集的影响。
Fujita和Hu考察了开放经济和贸易自由化对我国产业布局和地区间收入差异的影响。Wen在对我国产业聚集程度进行度量的基础上，探究了开放条件下规模经济对我国产业聚集的促进作用。葛瀛考察了对外贸易对我国产业聚集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接近国外市场的沿海地区，对外贸易成为推动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Chen等表明市场规模、垂直关联、基础设施对产业聚集的促进作用。He掣引入地区保护主义这一制度因素，研究表明全球化和规模经济对产业聚集要很大影响，而地区保护主义阻碍了产业聚集。Ge考察了全球化与中国产业聚集的关系，验证了贸易和外资在沿海地区产业聚集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钱学锋和陈勇兵利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国际生产分割与我国产业聚集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分散化生产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区域性的差异，其影响程度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呈现出依次衰减的趋势。
综上所述，在新型国际分工网络下，中国凭借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丰裕的劳动力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成为“世界工厂”；另一方面，沿海地区凭借其地理优势成为中国产业聚集和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
四、文献评述与研究前瞻
研究生
关键词：我国；巴西；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
近年来，我国和巴西双边农产品贸易额连年攀升。其中，巴西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极为迅猛，2006年，我国从巴西进口的农产品额是38．O亿美元，是 2002年进口额的3．3倍，年均增长27．2％。目前，我国已成为巴西的第十大农产品贸易进口国，巴西在短短的几年内一跃成为我国的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中巴两国政府都将对方作为实现市场多元化的重要国家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分析巴西对我国农产品f}；口的影响因素，不仅对预测中巴未来的农产品贸易格局以及两圜经贸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国如何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在激烈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竞争中保障自身权益，实行利益最大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一、巴西在我国农产品进口市场的地位①
人世后，我国农产品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产品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特别是农产品进口表现突出，这说明我国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据WTO统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也是世界主要的农产品进口国之一。目前，我国是世界第八大农产品进口国，如果按照经济体统计，我国是欧盟、美国、日本之后的第四大农产品进口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进口市场，世界各国都把我国视为重要的目标市场。
巴西是世界农产品出口大国，除小麦等少数作物外，主要农产品均能实现自给并大量出口。2006年，巴西农产品出口达到494．2亿美元，其咖啡、食糖、橙汁、酒精、大豆、牛肉、鸡肉和烟草出口居世界首位。近年来，巴西农产品在我国进口市场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巴西农产品在我国进口市场中的份额由 2002年的9．2％增长到2006年的11．9％。从商品结构看，中巴双方农产品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强，为双边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长远发展空间。由于资源丰富，巴西向我国出口的商品多为土地密集型产品和资源性产品，从表2可以看出，2002年到2006年间，我国从巴西进口的主要农产品中，油籽类产品进口数额最大，占我国从巴西进口份额的近80％，占我国同类产品进口份额的三分之一；糖及糖食类产品的进口出现了井喷式增长，2006年的进口额是2002年的 395．6倍．年均增速到达230％，占我国同类产品进口份额的五分之一强。研究生
二、我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的总体特征
本文通过中巴农产品贸易数据，运用贸易指标计算方法，分析两国农产品的贸易特征。
1．贸易互补性
反映两个贸易伙伴之间的出口结构在多大程度上相距配，其计算公式为：Tcij=100一Σk_h。i}／2。式中：hij是商品i出口额在国家j总出口额中占的比重(％)；sik是商品i 出口额在国家k总进口额中占的比重(％)。若双方的贸易结构完全不相配，TC的值为0；若双方的贸易结构恰好相配，TC的值为100。本文使用贸易互补性指数来测算我国和巴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互补性。由表3可以看出，中巴两国在这几年里农产品贸易的TC值都在70以上，说明两国的农产品互补性很强，具有持续开展贸易的可能性。
2．相对贸易优势
相对贸易优势(RTA)指标，最初由Scott和Vollrath提出，该指标以一国整体产出为考虑范围，将进出口结合起来，在计算一国出口优势的同时，也考虑了本国的进口需求结构，充分表现了以一国所有资源利用为主的比较优势，公式如下：
RTA：墨i丛翌～坚丛翌
⋯⋯Xil|，X。Mi。／M。
X；。：i国出口商品a的价值；Xi。：i国出口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X。：除i外其他国家出口商品a的价值；X。：除i外其他国家出口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M表示进口。若式中X～Xm、M。M。为除i国外的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商品价值，则RTA表示i国的商品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是否具有比较优势。若 RTA为正值，则表示该商品在i国生产相对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具有优势；反之，表示不具有比较优势。若式中X。Xm、Mra、M。为与i国贸易的另一国的商品价值。则RTA可用于对两国问某种商品的优势进行比较，正值表示i国的某种商品相对于另一国具有比较优势，负值则表示不具有比较优势。
研究生
利用联合国统计署数据库COMTRADE中的相关数据，可计算出我国相对于巴西农产品的相对贸易优势指标值(见表4)。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在 2002—2006年间．我国相对于巴西的农产品相对贸易优势指标全部都为负值．而且农产品相对贸易优势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说明我国的整体农产品相对于巴西不具有比较优势。
3．贸易集中度
贸易集中度反映一国对别国贸易集中于某些产品的程度，又称为产品的贸易集中度。在各种衡量集中度的方法中，集中率 (Concentration Ration，CR)是最简单易行，使用最广泛的指标，它指贸易规模最大的前几类产品的进(出)口额占整个国家进(出)口额的份额。
其计算公式为：cR。=Σxi，Σxi-Σsi，其中，cR。为集中率；xi是单个产品的进出口额；si为单I=1 1；I j=1个产品所占份额；n为全部产品数；m为所考察的产品数(n>m)。由于集中率只考虑贸易额居前列的几类产品的集中状况，没有考虑全部产品的集中态势，所以常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来对集中率指标进行n ， n补充。赫芬达尔指数实际就是所有产品所占份额的平方和，其计算公式为：H=Σsi=Σsisi，其中，l；I ；=l产品所占份额一般采用百分比值计算方法．所以H值范罔从0到l0000。H指数越大，说明市场集中度越高．反之。说明市场集中度越低。
表5列出的是中巴农产品贸易的产品集中度指数。观察CR值，可以发现两国向对方出口农产品的集中度都非常高，相比之下，巴西对我国出口的集中度更高。2002。2006年间，巴西出口CR3值平均在90％以上，CR5值更是超过98％，而我国的这5年里，CR3值平均只在81％，CR，值不到 90％。H测算值也反映了这一特征，我国出口巴西农产品的H值最高是2005年的5637．06，而巴西最高的H值是2006年的7557．56。
4．贸易特化指数
贸易特化指数是各类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差额与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率，反映贸易双方在各商品中占优势的程度。其公式为：粥C= (Et_M，)／(E。+M。)，E、M分别表示出口和进口，TSC在一1到l之间，指标值越接近l说明该产业或产品的比较优势越明显，反过来，越接近一 l则说明比较劣势越显著。
表6列出的是2002—2006年问，中巴农产品贸易中，我国七大类农产品的特化指数，从中可以看出以下显著特征： (1)除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产品类特化指数在2002年为0．14外，其余六类农产品在5年里特化指数都小于0．其中植物产品类、动植物油脂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类；烟草类和生皮、皮革、毛皮类及其制品类的特化指数均在一0．8到一1之间，说明我国在这类产品的贸易中均表现出贸易劣势。(2)由于我国在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类产品上对巴西没有出口，所以化学工业及其相关]：业产品类特化指数几年来一直为一l。(3)我国对巴西出口增长速度相对缓慢，而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产品类和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类的出口还出现负增长，因此，这两类产品的特化指数逐年下降。这些特征充分说明，中巴农产品贸易未来的增长潜力．将主要体现在我国进口巴西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上。研究生
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产品相对于巴西不具有比较优势，在贸易的主要农产品中．我国具有贸易优势的农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巴西却在土地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中巴两国向对方出口的农产品都比较集中，我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的加T类农产品为主，重点产品不突出，大部分的农产品的出口规模都很小，而我国主要从巴西进口油籽等土地密集型产品。贸易的产品不但数量巨大而且集中度较高，因此，我国与巴西在农产品贸易过程中始终处于逆差地位。
三、巴西农产品出口我国市场的影响因素分析
巴西是我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国，巴西主要对我国出口大豆和棉花等土地密集型产品。本文使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来分析巴西向我国出口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影响因素并研究实现快速增长的原因②。
1．恒定市场份额模型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是非常流行的贸易分析工具，该方法的基本假设是，一国在给定市场的出口份额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不变，相应地，一国出口规模的实际变化与恒定市场份额下规模变化之间的差距被划分为3个单独因素效应：市场规模效应、分布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市场规模效应是指，假定某一出口国在整个世界贸易量中维持原有市场份额，世界贸易量的变化对该出口国出口数量的影响；分布结构效应是指，在分析期间由于出口国在某个市场 (或某类商品)出口规模的相对变化所引起的出口国出口数量的增加或减少；竞争力效应为劳动生产率、产品的价格水平、产品质量、营销技术，以及贸易政策和汇率等因素的综合表现，是指在给定市场由于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变化所引起的一国出口增加或减少。
本文借鉴经典的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和Jepma模型，根据国内学者孙笑丹(2005)对恒定市场份额的模型进行的构造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模型的形式：
(1)模型的第一层次分解研究生
Q=ΣΣs：Q#+ΣΣQ：：s矿ΣΣsqQu
(结构效应)(竞争力效应)(竞争力与结构交叉效应)
(2)模型的第二层次分解
s。Q+fΣsoQi—s。Q 1十fΣΣs：Qi一Σs?Qi 1
(增长效应)(产品结构效应)(市场结构效应)一S3一
sQo+JΣs；Q?一sQo I+IΣΣsiQ：一ΣsiQ?l+ΣΣs。Q日L J L J J J
(综合竞争力)(产品竞争力) (市场竞争力) (交叉效应)
本文是巴西对我国出口农产品的增长的研究，对巴西而言我国是其单一的出口市场，那么在模型的运用时就可不必考虑市场结构因素。因此，单一的市场的恒定市场份额模型表达为：
(1)模型的第一层次分解
Q=ΣsiQi+ΣsiQ?+ΣsiQi
(结构效应)(竞争力效应)(竞争与结构交叉效应)
(2)模型的第二层次分解
soQ+lΣs?Q广soQ{+sQ0+{ΣsiQ?一sQo f+Σs。Q L J L J
(增长效应)(产品结构效应)(综合竞争力)(产品竞争力)(交叉效应)
根据以上单一的市场的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在第一层次一国实际出口增长被分解为出口结构效应、竞争力效应和竞争与结构交叉效应。模型的第二层次中，竞争力又被分解为综合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结构效应则被分解为出口的一般增长效应和产品结构效应。
在第二层次分解中。增长效应衡量的是一国出口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目标市场进口的一般增长所造成的。产品效应反映了一国的出口产品与目标市场进口增长较快产品之间的匹配程度，如果一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那些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上，则该项为正值。综合竞争力一项显示了整体农产品出口份额的增长对出口份额的增长的贡献程度，而产品竞争力则显示了特定农产品出口份额的增长对出口增长的贡献。最后一项是竞争与结构交叉效应，该项主要衡量出口份额的变化是否与目标市场中产品进口水平的变化相一致，如果一国在那些进口规模扩大了产品上的份额有所提高，则该项正值，反之为负值。
2．测算结果
表7显示了2002—2006年，影响巴西及主要进口国向我国市场出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增长的各因素测算结果。
(1)第一层次分解研究生
结构效应。在这段时期内，巴西的结构效应指数为76．11％，该指数是在第一层次里，是影响巴西向我国出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增长的重要因素。巴西显著的结构效应指数说明巴西向我国大规模出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主要是由于我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规模扩大和进口农产品结构变动而导致，从2002—2006年，我国进口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由37．3亿美元猛增为144．8亿美元，5年间增长了3．9倍。另外，在向我国出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主要7个国家中，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结构效应指数均超过100，结构效应十分显著，说明结构效应指数是影响这些国家实际出口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竞争力效应。巴西竞争力效应指数是8．11％，说明巴西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在我国市场中竞争力有所提高。如表8所示．巴西从2002年到2006年向我国市场上出口的土地密集型产品份额普遍快速增长，因此，巴西的竞争力效应指数值为正。而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出口我国市场上的土地密集型产品份额有所下降，导致它们的竞争力效应指数值为负。交叉效应。巴西交叉效应指数为15．78％，泰国和印度的交叉效应指数也为正值。2006年，巴西出口我国的大豆、食糖和棉花在各国中位居第l、2和9，占总进口额的40．32％、1．30％、23．17％；泰国出口我国的大米、食糖在各国中位居第1、3，占总进口额的96．66％、13．45％；印度出口我国的棉花、玉米和大米、在各国中位居第2、2和6，占总进口额的15．55％、5．60％、 0．01％。这说明巴西、泰国和印度出口我国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结构变化比较符合我国市场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结构变化。
(2)第二层次分解
增长效应。在这段时期内，我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保持了较快增长，所以，巴西的增长效应指数为正值。除印度外，所有国家的增长效应指数达到100以上，其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增长效应指数达到338．49％和411．46％，说明这些国家的增长效应是整体结构效应中的决定或主导因素。
产品结构效应。在研究期内巴西出口我国市场的大豆增长迅猛，从表9可以看出，2002—2006年期间，巴西向我国出口大豆金额占其对我国出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总额的97％以上，说明巴西出口我国的农产品集中度很高，巴西向我国出口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并非全部集中在我国市场进口增长较快的产品上。因此，西产品结构效应指数为一37．20％。
综合竞争力。如表10所示，在2002年和2006年这两个时期，巴西出口到我国的土地密集型产品份额有所下降，导致其的综合竞争力指数为负值。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整体农产品出口份额的增长对出口份额的增长的贡献程度影响程度。
产品竞争力。从表9可以看出，由于巴西向我国出口大豆数额巨大，增加较快，所以大豆d{口份额的增长对总出口增长的贡献突出，使得巴西的产品竞争力为11．54％，说明产品竞争力效应是巴西整体竞争力效应的决定性因素。与巴西类似，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泰国、印度和印度尼两皿的产品竞争力指数为正值，产品竞争力效应也是他们整体竞争力效应的主导性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巴西向我国m口土地密集型产品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我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规模的扩大、进口产晶结构的变化和巴西农产品竞争力提高。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主要结论
(1)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农业进一步加深了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联系，农产品贸易迅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了对世界市场具有重要影响的农产品贸易大国。我国对于世界各国有着巨大的贸易利益，世界各国都把我围视为重要的目标市场。
(2)近年来，我国和巴西双边农产品贸易发展快速，贸易额连年攀升。巴西是继美国之后，对我国影响巨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巴西农产品在我围进口市场中的地位日益突jlf{。研究生
(3)在农产品贸易中，我吲主要进口巴西的土地密集趔产品，产品集中度高。而我国Iq{口巴西产
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重点产品不突m，大部分的农产品的_}n口规模都很小。
(4)巴西向我国出口土地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我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需求扩大；巴西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在我国市场中竞争力提高：巴西出口我国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结构变化比较符合我国市场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结构变化。
2．对策建议
(1)由于两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存在着巨大差异，我国可能长期大规模进口巴西的农产品，巴西的地位将非常重要。因此，我国政府应密切关注巴西农业生产状况和国内政策的变化，准确掌握其进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及在国际市场上的动态，随时为我国企业提供最新信息，为及时调整农产品的进出口来源、进出口数量和品种做好基础准备。
(2)两国农产品贸易具有互补性，我国应发挥自身潜力，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政府应加强对这些产品的技术与资金投入，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并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生产，扩大这些产品的出口，继续提高这些农产品在巴西市场上的占有率和竞争力，进一步开拓巴西市场。
(3)我国政府应加强两国双边农业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扩大与巴西各个层次的农业合作，包括技术劳务交流、资源开发、农产品检验标准及互认，以及对各种植物疫病疫情的防治等，创造良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
(4)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政府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应加大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支持力度，取消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各种限制，给农民提供更多、更方便的非农就业机会，将一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到非农部门。
注释：
①本研究的农产品范围是世界贸易组织定义的农产品加鱼及鱼产品，并且按Hs分类。
②本文按Hs2位编码，把谷物(10)、油籽(12)、糖及糖食(17)和棉花(52)划分为出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研究。
【参考文献】
程困强， (1999)“中网农产品贸易：格局与政策，”《管理世界》第3期，第176一183贞。
何秀荣， (2003年)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方面的问题及建议，”《农业经济问题》第2期，第23—25页。
刘春香， (2004) “中菲产业内贸易其馥易强度分析，”《经济问题》第l期，第74—76页。
青先国， (2002)“巴西的农业，”《世界农业》第l期，第28—30页。
一、60年对外贸易的巨大成就
(一)对外贸易规模由小到大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28年间,对外贸易增长了12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的23年间,对外贸易增长近25倍,年平均增长22•1%;加入WTO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机。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2-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多,年平均增长为25•9%,七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60年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60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50年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中国的出口总额经过30年徘徊到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
新中国初期,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后,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战略性转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1989年上升到71•3%。从根本上扭转了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进口的落后局面。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军。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6%。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进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三)对外贸易额由逆差到顺差
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经历了从小额逆差到微量顺差再到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到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历史性转变。1950-1977,其中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四)贸易伙伴由单一到多元
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半。8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中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8•4%。
(五)自由贸易区建设由少到多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3年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得到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和渠道。中国与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区,到2008年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凸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诸多自由贸易区建设如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等的带动效应。同时拓展跨地缘优势,建设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谈判建设自由贸易区议案。
二、巨大成就的理论与战略保证
60年对外贸易巨大成就的取得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和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战略的不断优化、形成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的保证
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对实践产生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主要引进于前苏联,此时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加之世界政治二元化格局,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人为地把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分割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十分狭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呼唤中国化的国际贸易理论问世。邓小平基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客观趋势,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观点、思想和理论。其基础理论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大块组成,其应用理论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帮助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利用好中国这个大市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六大观点组成。邓小平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前苏联的国际贸易理论(时代不同、任务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世界经济走势不同),更不同于西方古典和现代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所回答及解决的问题和重点,不再是国际经济贸易产生的原因、比较利益的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发挥,而是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针对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失衡的现状,突出地解决当代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贸易条件的改善,二是贸易利得的公平分配,三是反对贸易歧视。因此,以邓小平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经贸发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促进中国国际贸易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本着外为中用原则,从抵制-引进-借鉴到运用之路。由于中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理解不深、与中国国情结合不够,它们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或多或少地与其有关)。
(二)国际贸易战略的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兼容互补的模式。这一战略模式要求:沿海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强的轻纺行业以推行出口导向为主;其他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弱的重化工行业,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为主。兼容互补战略模式的战略重点,在出口贸易战略方面,要求合理安排出口产品结构,大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出口产品生产体系;在进口贸易战略方面,把进口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及软件上,实行以进养出,把来料加工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拥有10多亿人口,国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实行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综合兼容的战略模式,较之实行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实施“大经贸战略”的新阶段。大经贸战略指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产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贸、外资、外汇、外援等各种经贸活动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中国是潜在的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大经贸战略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顺应国内“两大转变”和国际“三大潮流”(经济市场化、经济国际化和经济信息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极大的推动效应。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全方位开放和发展的更高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要求:(1)中国对外开放从自主单向开放变为相互双向开放;(2)从政策导向开放变为按照WTO规则要求开放;(3)从货物市场开放变为服务贸易市场和技术贸易市场的开放;(4)从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协调管理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即通过谈判确定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p#分页标题#e#
三、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回顾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运用逆向思维和反思,找准影响和阻碍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那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非科学性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非均衡性。
(一)关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
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之关键所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已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许多非科学性,若掉以轻心,让分散的非科学性聚集起来,将引致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倒退。外贸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尚未摆脱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认识误区。认为转型只是指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那什么是集约型呢?一般认为,集约型即质量型、资源节约型、科技高含量型。上述理解是欠科学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包含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及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型转变为内延扩大再生产型两个层面的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集约型和内延扩大再生产型具有复合和综合的特点。在内容上,它们包括生产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信息进步和教育进步的全面要求,不能简单地把集约型(或内延扩大再生产型)等同于质量型、节约型和科技高含量型;在实现过程上,它们是一种动态要求,不是静态指标,而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不能简单地以近期出口业绩等指标加以衡量;在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上,它们体现出既管目的又管手段,既管过程又管结果的有机整体和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起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只管结果而不管过程。二是尚未走出速度和数量的惯性漩涡。对外贸年增长速度,以及对对外贸易总额最大化、对外贸易顺差最大化和外贸企业利润最大化表现出由衷地偏爱。以为只要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提高起来,把对外贸易总额增加起来,对外贸易效益就会提高,国民从中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增加,转型的目标就会实现,而淡化了对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洞察、防御、化解和转嫁能力的培养。应该看到,速度和数量不过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直观现象,转型的科学标准和实质性要求,是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潜在素质和能力作为衡量尺度的。国际贸易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货币汇率、消费偏好和贸易规则等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有独立关税的地区)都可以通过更换外贸政策,出台贸易规则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中国外贸企业创造的效益减下去,把他们的损失转嫁给我们。因此,中国外贸及其企业的抵制压力、规避风险、化解转嫁的能力大小,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和核心标志。
(二)关于外贸发展的均衡性
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是绝对的。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具有决定意义。在理念上,既要看到中国飞跃发展的可能性,学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承认“自然是不能飞跃的”,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长时间内和整体上,更多的发展形式是渐进的。因此,中国跨越式发展之后,必须实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稳定和协调的均衡状态,以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也不例外。应该看到,中国在外贸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大量非均衡现象,集中表现在:第一,国家在宏观政策,如行政手段、贸易差额目标、出口导向战略、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市场安排、贸易利得、国民待遇等方面,存在失衡:偏爱行政手段、偏爱贸易顺差、偏爱出口导向、偏爱对外贸易依存度及国际市场,偏爱贸易利得和偏爱外国国民(超国民待遇)的倾向;轻视市场机制与行政措施均衡、贸易顺差与逆差均衡、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均衡、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内贸易依存度均衡、贸易利得与规则利得均衡,以及中国国民待遇与外国国民待遇均衡。第二,企业在微观策略,如发展战略设计、市场营销渠道布局、“三大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内部结构比例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存在失衡:重出口、重发达国家市场、重传统货物贸易,轻进口、轻发展中国家市场、轻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第三,行业协会在中观协调,如行会规则、监控系统和措施、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排名奖励等方面,存在失衡:明显地倾向或偏爱于外贸出口的有功之臣,重业绩轻德行,重“荣文化”轻“耻文化”,重“战文化”轻“和文化”,使外贸企业之间摩擦日益加剧,很难造就出规模经济给全行业每个成员带来协调发展的和谐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外国采取歧视政策面前,形成不了合力;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扩散面前,表现出软弱无力,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社会成本加大。
(一)对外贸易规模由小到大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28年间,对外贸易增长了12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的23年间,对外贸易增长近25倍,年平均增长22•1%;加入WTO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机。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2-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多,年平均增长为25•9%,七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60年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60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50年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中国的出口总额经过30年徘徊到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新中国初期,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后,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战略性转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1989年上升到71•3%。从根本上扭转了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进口的落后局面。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军。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6%。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进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三)对外贸易额由逆差到顺差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经历了从小额逆差到微量顺差再到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到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历史性转变。1950-1977,其中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四)贸易伙伴由单一到多元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半。8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中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8•4%。
(五)自由贸易区建设由少到多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3年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得到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和渠道。中国与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区,到2008年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凸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诸多自由贸易区建设如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等的带动效应。同时拓展跨地缘优势,建设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谈判建设自由贸易区议案。
二、巨大成就的理论与战略保证
60年对外贸易巨大成就的取得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和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战略的不断优化、形成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的保证
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对实践产生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主要引进于前苏联,此时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加之世界政治二元化格局,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人为地把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分割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十分狭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呼唤中国化的国际贸易理论问世。邓小平基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客观趋势,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观点、思想和理论。其基础理论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大块组成,其应用理论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帮助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利用好中国这个大市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六大观点组成。邓小平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前苏联的国际贸易理论(时代不同、任务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世界经济走势不同),更不同于西方古典和现代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所回答及解决的问题和重点,不再是国际经济贸易产生的原因、比较利益的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发挥,而是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针对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失衡的现状,突出地解决当代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贸易条件的改善,二是贸易利得的公平分配,三是反对贸易歧视。因此,以邓小平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经贸发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促进中国国际贸易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本着外为中用原则,从抵制-引进-借鉴到运用之路。由于中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理解不深、与中国国情结合不够,它们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或多或少地与其有关)。
(二)国际贸易战略的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兼容互补的模式。这一战略模式要求:沿海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强的轻纺行业以推行出口导向为主;其他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弱的重化工行业,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为主。兼容互补战略模式的战略重点,在出口贸易战略方面,要求合理安排出口产品结构,大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出口产品生产体系;在进口贸易战略方面,把进口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及软件上,实行以进养出,把来料加工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拥有10多亿人口,国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实行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综合兼容的战略模式,较之实行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实施“大经贸战略”的新阶段。大经贸战略指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产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贸、外资、外汇、外援等各种经贸活动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中国是潜在的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大经贸战略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顺应国内“两大转变”和国际“三大潮流”(经济市场化、经济国际化和经济信息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极大的推动效应。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全方位开放和发展的更高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要求:(1)中国对外开放从自主单向开放变为相互双向开放;(2)从政策导向开放变为按照WTO规则要求开放;(3)从货物市场开放变为服务贸易市场和技术贸易市场的开放;(4)从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协调管理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即通过谈判确定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
三、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回顾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运用逆向思维和反思,找准影响和阻碍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那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非科学性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非均衡性。
(一)关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
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之关键所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已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许多非科学性,若掉以轻心,让分散的非科学性聚集起来,将引致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倒退。外贸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尚未摆脱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认识误区。认为转型只是指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那什么是集约型呢?一般认为,集约型即质量型、资源节约型、科技高含量型。上述理解是欠科学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包含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及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型转变为内延扩大再生产型两个层面的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集约型和内延扩大再生产型具有复合和综合的特点。在内容上,它们包括生产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信息进步和教育进步的全面要求,不能简单地把集约型(或内延扩大再生产型)等同于质量型、节约型和科技高含量型;在实现过程上,它们是一种动态要求,不是静态指标,而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不能简单地以近期出口业绩等指标加以衡量;在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上,它们体现出既管目的又管手段,既管过程又管结果的有机整体和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起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只管结果而不管过程。二是尚未走出速度和数量的惯性漩涡。对外贸年增长速度,以及对对外贸易总额最大化、对外贸易顺差最大化和外贸企业利润最大化表现出由衷地偏爱。以为只要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提高起来,把对外贸易总额增加起来,对外贸易效益就会提高,国民从中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增加,转型的目标就会实现,而淡化了对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洞察、防御、化解和转嫁能力的培养。应该看到,速度和数量不过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直观现象,转型的科学标准和实质性要求,是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潜在素质和能力作为衡量尺度的。国际贸易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货币汇率、消费偏好和贸易规则等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有独立关税的地区)都可以通过更换外贸政策,出台贸易规则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中国外贸企业创造的效益减下去,把他们的损失转嫁给我们。因此,中国外贸及其企业的抵制压力、规避风险、化解转嫁的能力大小,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和核心标志。
(二)关于外贸发展的均衡性
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是绝对的。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具有决定意义。在理念上,既要看到中国飞跃发展的可能性,学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承认“自然是不能飞跃的”,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长时间内和整体上,更多的发展形式是渐进的。因此,中国跨越式发展之后,必须实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稳定和协调的均衡状态,以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也不例外。应该看到,中国在外贸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大量非均衡现象,集中表现在:第一,国家在宏观政策,如行政手段、贸易差额目标、出口导向战略、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市场安排、贸易利得、国民待遇等方面,存在失衡:偏爱行政手段、偏爱贸易顺差、偏爱出口导向、偏爱对外贸易依存度及国际市场,偏爱贸易利得和偏爱外国国民(超国民待遇)的倾向;轻视市场机制与行政措施均衡、贸易顺差与逆差均衡、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均衡、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内贸易依存度均衡、贸易利得与规则利得均衡,以及中国国民待遇与外国国民待遇均衡。第二,企业在微观策略,如发展战略设计、市场营销渠道布局、“三大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内部结构比例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存在失衡:重出口、重发达国家市场、重传统货物贸易,轻进口、轻发展中国家市场、轻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第三,行业协会在中观协调,如行会规则、监控系统和措施、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排名奖励等方面,存在失衡:明显地倾向或偏爱于外贸出口的有功之臣,重业绩轻德行,重“荣文化”轻“耻文化”,重“战文化”轻“和文化”,使外贸企业之间摩擦日益加剧,很难造就出规模经济给全行业每个成员带来协调发展的和谐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外国采取歧视政策面前,形成不了合力;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扩散面前,表现出软弱无力,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社会成本加大。
摘要：贸易产业的三个层次布局合理化可以充分发挥商品资源在市场上的最大化功能作用，本文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贸易产业可持续发展进行产业布局的制度安排的论点，并对贸易产业与相关产业、贸易产业与不同行业和贸易网点的合理布局进行阐述，旨在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贸易产业；产业集群；产业布局
在人类社会元素中，交通元素、旅游元素、贸易元素、餐饮元素和娱乐元素，被称之为五大元素。它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中贸易元素尤为重要。这五大元素并不是孤立的，它们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构成人类生活的重要方式。从整体而言，贸易业与交通业、旅游业、餐饮业和娱乐业形成不同产业之间的相联关系，在产业布局上有一个贸易产业与相关产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为贸易业提供货源的工农业及相关服务行业。此外，从贸易行业来看，不同贸易行业之间也有一个布局问题。从微观上看，在一个区域范围内也有一个贸易网点的布局问题。由此可见，在贸易产业布局上有以下三个层次：一是贸易产业与国民经济其它产业之间的合理布局；二是不同贸易行业之间的合理布局；三是同一区域内不同贸易企业的合理布局。这三个层次布局合理化，就能充分发挥商品资源在市场上的最大化功能作用，就能避免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就能有效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一、贸易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合理布局
无论在城乡市场上，还是在特定区域内，都有包括贸易产业与相关产业集结在一起的产业集群，共同为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如果产业布局不合理，就必然出现两种结果：一是产业布局超过社会需求而导致资源的浪费，二是有些产业过多或过少，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各种消费需求在结构上的要求。
无论是生产消费需求，还是生活消费需求，都是多方面的，因此，在区域空间布局上，一定要在消费需求总量及其结构上，合理安排贸易产业和其它相关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使社会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得到合理配置，尤其是贸易产业与农业、工业、餐饮业、交通业、娱乐业等之间的合理布局，使各种产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发挥其各自的功能作用。
在贸易产业与相关产业之间是否合理布局，有三个基本原则作为评估标准：一是各个产业在满足消费结构上以供求关系为判断标准，如果各个行业的供求关系处于基本均衡状态，可视为合理布局。二是资源与产品供应以市场营销效益为评估标准，如果各个产业在经营上都能得到行业平均利润水平或在行业平均利润率上下波动，则视为产业布局较合理。三是产业发展速度以发展潜力为判断标准，如果有些产业开始委缩，就说明该产业进入调整期，应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因而在产业布局上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
二、贸易产业不同行业之间的合理布局
如果以经营商品种类为划分贸易行业的标准，那么，贸易产业可划分为建材贸易行业、汽车贸易行业、纺织与服装贸易行业、家用电器贸易行业、家俱贸易行业、化工用品贸易行业、食品饮料贸易行业、农产品贸易行业和文化用品贸易行业等。如果从营销学角度划分，可以把上述行业划分为细分市场，即建材市场、汽车市场、纺织与服装市场、家用电器市场、家俱市场、化工市场、食品市场、农产品市场和文化用品市场等。因此，贸易产业可以从不同标准进行划分。由此可见，不同贸易行业或不同类型市场的合理布局，必须从宏观与中观两个层次上进行制度安排。从宏观上看，在全国贸易产业布局上，应与相关生产行业进行配置；在中观层次，在各个地区贸易产业布局上，应与城乡市场进行合理配置。因此，政府应在贸易行业之间进行合理布局，使不同行业得到协调发展，使贸易行业结构更加合理化、规模化和均衡化。
三、贸易网点的合理布局
贸易网点，亦称商业网点，是指在同一区域内星罗棋布的贸易企业的分布状况。贸易企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贸易企业，主要指传统意义的零售商业企业，包括大中型商场和各种小型的专业商店。在同一区域内各种类型的大、中、小型贸易企业，应有一个合理布局的问题，即在同一城区内大中型商场和各种小型专业商店在布局上应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
从广义贸易企业布局来看，更符合现代市场区位布局。这种布局有三个模式：一是“一元中心服务贸易圈”，即以综合经营为核心的大型商场为中心，向周边众多中小型服务贸易企业幅射，形成圈层结构或服务贸易圈；二是二元中心服务贸易圈，即以二个不同类型的综合经营大型商场为中心，周边中小型服务贸易企业向综合经营商场集结，形成商业中心区；三是多元中心服务贸易圈，即以三个不同类型综合经营商场为核心，形成三角型服务贸易圈，成为商品集散中心和物流中心。它既是在市场营销辐射效应作用下形成的，也是新型城市由政府总体规划布局中形成的，是产业布局的一种延伸。
一元中心服务贸易圈与多元中心服务贸易圈，是现代城市市场与乡村市场中服务贸易产业集群的一种集结方式。其中，一元中心服务贸易圈是新型乡村市场产业集群的特征，多元中心服务贸易圈是现代城市市场发展中服务贸易产业集群的标志，二元中心服务贸易圈则是新兴城市以及港口开发区服务贸易产业集群的表现形式。这三种发展模式将是中国国内市场未来贸易产业可持续发展动态结构的集约方式，政府应在制度安排中密切关注这一动态。（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异质性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模式选择研究”（2012Q096）
参考文献：
关键词：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性贸易；启示
中图分类号：17740；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2-39-02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在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大大发展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
比较优势实质上是静态的竞争力，是一国绝对竞争力的基础。但要看到，拥有比较优势并不等于拥有现实的竞争力，而拥有竞争优势才称得上真正拥有现实的竞争力。因此。应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提高其技术密集度，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力劳动密集型。实现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
中国在初级生产要素上优势明显。其中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来说。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优势。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地区，短期内这种优势仍将持续。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报告认为，包括中国在内“低工资”的新兴经济体仍是世界上最具成本竞争优势的地区。我国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处于较低位置，仅高于印度。
此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处于很高的水平。并且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低廉的。但伴随城市化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迅速缩小，“民工荒”和民工劳动力成本正快速上升。国内的劳动力价格面临重估。因此。我国初级劳动力成本在世界上仍然具备优势，但是优势在逐渐缩小。
综上所述，我国初级劳动力成本在世界上仍然具备比较优势。但是优势在逐渐缩小。需要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提高其技术密集度，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力劳动密集型，实现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长期来看。还是要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二、产品生命周期论与中国对外贸易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论，一个新产品的技术发展大致经过新产品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在上述三个不同阶段，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也有所不同。因此。生产和出口该产品的比较优势会随着生产要素密集性的变动而在国家间转移。在开放条件下，一国通过对外贸易，尤其是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获得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在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引进――吸收――辐射，发展主导产业及相关配套产业。制订恰当的产业政策。选择在产业生命周期中处于幼稚或发展初期阶段的主导产业，制订具有前瞻性的产业政策。
从我国来看，要以产品生命周期论指导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的优化。
一是增加产品差异化。在当前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产品差异为发展中国家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即使是处于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标准化阶段的产品，也可以通过新设计。开发新品种。增加差异性，并通过规模经济效益降低成本。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二是通过创新，实现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在技术引进上，应重点引进世界领先技术、设备和工艺，发展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第二阶段产品的生产。长远看。中国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争取产品生命周期第一阶段的生产。
三是“走出去”，延伸产品生命周期。实施“走出去”战略，符合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大趋势，是以投资促贸易、实现市场多元化、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外贸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市场的过度集中必然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因素。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会导致企业和产品的过度竞争。并引起进口国的报复。因此，对东欧、中亚、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的海外投资将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由此可以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一些已进入标准化生产阶段的产品，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不再具有明显优势。可以将投资转向非洲等目标市场，当地生产，当地销售。降低劳动力和运输成本。提高竞争力。而中亚、东欧等国家工业基础较好，但市场化程度低。竞争力相对较弱，一些在中国已经产能过剩但在这些地区仍具有适用技术优势和特色技术优势的产品，在这些地区仍具有发展前景。可以将部分制造与加工工业转移到这些国家。这就延长了产品生命周期，并且有助于减少与这些国家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三、产业内贸易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
二战后。国际贸易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这其中最大变化就是发达国家之间大量增加的产业内贸易。而传统贸易理论难以对这种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产业内贸易理论孕育而生。产业内贸易理论主要包括产品差异论、规模经济论和需求偏好相似(或重叠)论。
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主要有两方面的启示：
一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形成这一类产品的出口竞争优势，提高产业内贸易指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全球竞争已表现为高科技水平的竞争。由此带来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其表现就是各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化。因此。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就是高科技产业。依据产业内贸易理论。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能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同种类差异产品之间的贸易，这是提高外贸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我国要提高出口竞争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是重点。
二要发展高层次的产业内贸易。提高外贸竞争力。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在给各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还能促进一国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是提高外贸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的贸易格局基本上还建立在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而产业内贸易不很发达。这种贸易格局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影响了我国的贸易竞争力。因此。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同水平差异产品之间的贸易，是形成外贸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四、国家竞争优势论与中国对外贸易
波特将企业竞争的思想引入到国际贸易中，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建立了“钻石模型”。指出一国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和行业的竞争优势，国家的繁荣不是固有的。而是创造出来的。一国竞争力高低取决于其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高低。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而取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国家
是否有合适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
国家竞争优势论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主要有两个启示：
一是政府要为企业、产业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竞争环境。政府应担当起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职责，为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企业竞争和不断创新。建立和完善企业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政策环境，建立完善的政策、法律、知识产权保护、出口促进服务体系。切实加强政府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要加大科研投入，加强科技推广，提高劳动力素质，提供市场行情和动态。指导企业生产和出口，作好对外贸易规划。同时，政府应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把本国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强化企业的竞争意识，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上锤炼企业的竞争力。
二是依据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坚持“以质取胜”。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开拓新兴市场，努力扩大出口。如此，才能使一个追赶型的中国尽快成为贸易强国。
五、战略性贸易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
战略性贸易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并建立的。其基本结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干预政策改变本国厂商与外国厂商之间的博弈关系，使博弈的结果有利于本国厂商，进而提高国民福利。这便为政府的贸易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引起了政界、学界的极大关注。
根据战略性贸易理论，政府对于高科技产业在关税及其他方面给予适度保护和扶持，将有利于顶住外国进口产品的强大冲击。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还能促使企业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并带来外部经济。
我国可以借鉴日本、印度等国家的经验，加强对战略性产业的积极引导。还可以通过对一些外部效应较大的重点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活动直接提供补贴，或者政府与企业共同实现科技攻关，从而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科技含量，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吕懂、李晓博、韩雅静，国际贸易理论综述[J]，中国电子商务，2010，(06)
[2]刘尧飞，西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评述[J]，经济视角，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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