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3000字(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宏观调控理论论文
一、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深入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社会总资本是单个资本的总和。“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不仅包含着保障生产消费的资本的流通，还包含着保障个人消费的一般商品流通。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为核心，即如何实现价值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实物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问题。
社会总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的结果即为社会总产品。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按用途分为生产资料部类Ⅰ和生活资料部类Ⅱ两大部类，按价值构成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实现条件I（v+m）=IIc
简单再生产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扩大再生产的巨大潜力。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马克思认为，同样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实现条件I（v+m）>IIc
扩大再生产是对简单再生产的发展与扩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实现对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的等价交换，即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二、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说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适用，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由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难以保障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从而确保以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问题。面对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为保障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国家进行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难以解决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缺乏强制性难以产生有力的调控效果；错误地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故而要正确地处理好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实际来看，从供给端发力迫在眉睫。
以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应地，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也要依据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和所处的经济大背景以及实际进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实施宏观调控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并且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的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不仅仅是指价值量上的机械相等，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集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一体的整体平衡，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
三、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指导宏观调控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依据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指出的要想使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全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参照这一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便于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社会宏观经济的合理运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一原理蕴含着丰富的理性逻辑演绎体系。通过这一系列的逻辑演绎体系得出要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这种理性逻辑演绎体系有助于把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简化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这对于我国宏观调控的安排与布局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形成了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制，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对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结合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机制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却以私有制为基础，寻求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和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无源之水，只有把马克思的经典经济理论贯彻落实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来，才能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逐步转为质量高效型；经济发展动力由依靠资源、劳动力逐步转为创新驱动。必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概念是对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全新认知，也进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以及落脚点。供给侧改革尽管意味着宏观着力点发生调整，但并不代表全盘颠覆所有经济改革的举措，而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更明晰、更具体的表达方式，从而有助于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出来。这些举措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使得市场经济的长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消除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的障碍，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环。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探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改革和供给学派的理论差异入手，从社会商品部类的平衡角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探究，从而得到了立足于实际，发展中高端生产力、提振科技创新的结论。以期能够由远及近的保证我国市场能够繁荣稳定。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3-0-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依旧放在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进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减少低端生产或无效供给，发展振兴有效的中高端产业供给能力，在维持供给结构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尽全力提高商品的生产能力。经由政策手段、科技创新、实业经济等措施，以解决我国供给侧现存问题。
一、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不同
1.西方供给学派的现有观点
西方供给学派片面性的强调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意图从单纯的供给方面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1]。增加供给和生产动力，最终使用的手段就是减税政策，通过振兴人民储蓄理财的积极性。西方供给学派的思路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过分突出税率在经济中的错误，特别是注重供给侧而对需求侧市场的忽视，只能说是一种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例如在今天如果生产大量的机械打字机，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猎奇者之外的市场存在的[2]。
2.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预的基础上，在考量社会需求的前提下，保证供给方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整性，从而发挥政府经济部门在市场调控和生产资料配置上的领导作用，从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调的情况下发挥长效的经济振兴作用。
二、社会总商品部类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会总产品能够分为两类：其一为能够进入或必须进入生产消费之中的生产资料商品，其二为进入个人消费领域的生活资料商品[3]。在商品部类的平衡性上，生产资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产资料，生活商品则必须向生产商品提供消费资料，其中的平衡关系是社会生产消费的基础。举例来说，工人需要买菜做饭来维持工作，生产出的商品换得工资来进行买菜做饭。这之间的比例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扩大生产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使得工厂能够消化更多的生产资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业维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让工人能够消费更多的消费商品。如果生产紧缩，或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率大幅度跃进，就会出现供给拥塞的情况，这时的工厂倘若进行人力优化，工人失业或薪水降低，同样也会降低消费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规模的供给拥塞现象。为了避免这种链式经济反应，需要保持平衡稳定的供给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马克思在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理论的宗旨思想就是部类比例平衡。为了维持市场处于出清状态，控制再生产和部类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才能够使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4]。
大的消费生产部类进入平衡阶段，也就意味着各个细分部类也进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证在各个小类之中的生产和需求达到了平衡，这样才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正常运转。如果某些小类出现了产品过剩，另一些小类出现了产品不足的现象，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严重的生产资料浪费，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转。
部类供需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产能失衡是过去经济飞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合理问题。但是如钢铁、煤炭、石化方面产能严重拥塞，重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因为技术问题，生产效率也较为低下。但是一些轻工业、新兴产业的产能仍然不足，民生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发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就面临着国防与民生经济的严重失衡，并且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巨大混乱。这种最深层次的产品部类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角度的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计划特征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部分干预下的自主经济。当前世界，除朝鲜、香港与美国外，全部国家或地区都使用带有政府管控调节的市场经济进行发展。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为目标，提高生产资料的配置效率和产出结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适应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人民需求和国家福利。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之中，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涵盖了多个方面。从长效角度分析，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发展是唯一出路。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無论是货币经济、资本经济或许可以得到短期的效果，但是都无法在长效上与科技经济比拟，这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方法；中期角度分析，促使低端生产力转型为中高端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制定创新型的产业计划从而发展生产力是核心步骤；中短期的角度分析，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可以有效的防治这些年经济发展过快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市场经济问题，维护生产力的不失衡是主要任务。因此，从微小市场入手，建立完整的中高端产业链，淘汰低端产能，振兴教育，提振创新，从宏观经济态势梳理当前形势下的微观小循环是由近及远的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论文4800字(一)：打开中国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黑箱”论文
摘要：经济危机通常指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社会经济的大混乱，从一般意义上说，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就有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也避免不了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国经济相互联系、日益密切，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应运而生，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变化。
关键词：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学；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9）02-0101-03
经济危机这一热门话题被全世界所关注，这不仅因为它的范围广、破坏性大，更是因为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正确理解和分析经济危机有助于促进本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样，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發展。
一、经济危机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危机就是指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素引发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他还曾提到，虽然简单商品生产中产生了经济危机的萌芽，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形态中，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自然灾害、瘟疫或战争等天灾人祸造成的生产不足，而不是生产的过剩。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相对过剩才成为一种经常的规律性现象，才表现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及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总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一种自然和理想的经济组织形式，因而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是偶然性的昙花一现，随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危机的认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第二，资本主义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简单地说，就是资本家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无止境的追求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因而，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严重，全社会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再加上没有政府的干预，这就客观导致了生产出来的产品“相对过剩”，资本家的私人劳动不能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性或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金融资本高度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的特点，这种危机突出表现为虚拟经济远远脱离实体经济。大量剩余资本因实体经济衰落，制造业利润的下降，如脱缰野马般涌入金融部门。以美国为例，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金融资产流量相对GDP的比例在1952～1979年平均为0.257倍，而1980～2007年迅速增加到0.418倍。非金融公司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在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接近90%，20世纪70年代金融部门所获得的利润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5，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就达到了70%左右。金融化不断膨胀的结果必然导致资产泡沫的破裂，导致金融危机，进而引起和加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二、经济危机的影响
当代全球社会出现了各种经济乱象，如果我们回头看20世纪，或许对我们当下有所启示。20世纪是个不安全的世纪，20世纪的上半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20世纪的下半叶世界由热战转变成了冷战，而冷战中也发生了局部战争和区域冲突。这是为什么？我们从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中可以看出，西方先后两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西方各国纷纷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内生性的经济危机也随着而来，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如果不能够在本国化解，那么想要缓解危机就要从本国转移出去，帝国主义选择以战争的方式转移国内危机，因此就挑起了世界大战，掀起了瓜分世界市场的狂潮。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这些客观上都是因为自由市场不能挽救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中大规模的失业，导致失业工人和破产的中小资本家把火撒在黑人头上，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各种暴力充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有些国家选择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道路，比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自己称这是新国家主义，而美国的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罗斯福社会主义，不管什么主义他采取的都是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手段，因为私人企业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永远都会是顺应经济周期的发展，而国家干预是要用行政手段作为经济的逆周期调整，因此美国在罗斯福新政后，经济危机平稳的着陆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崛起，形成了冷战格局。冷战格局的形成，实质上也是美苏两个国家在世界上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市场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冷战还是热战，战争的背后都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每次危机都使生产倒退几年甚至几十年，为世界带来莫大的灾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不再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噩梦，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转嫁危机与反转嫁危机的矛盾；加剧了国家相互之间的争夺商品市场和输出危机的矛盾。总之，经济危机加剧了世界的各种矛盾，它是世界动乱的重要经济根源之一。
三、经济危机促进新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成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任何国家都不会是经济危机的“守夜者”和“局外人”，经济危机导致的后果是经济衰退，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都要对上层建筑做调整，这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的外部条件。
自2008年美国引起的次贷危机后，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发生了金融危机，直至今日，全球经济仍然没有走出低迷，通货膨胀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展，由此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经济全球化开始流行起来，自由贸易秩序受到了挑战，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更加助长了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在面对经济危机的挑战，提出了拥抱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互利共赢的主张，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面对国际社会深刻变革和经济危机的国际环境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生态文明”的伟大战略，这些倡议和战略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政治经济学。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从国际背景看，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深层次调整之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着复杂的局势，西欧北美缓慢复苏，发展中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发展缓慢。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突破，将对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地理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影响国际格局和力量的对比，全球正处于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中，区域之间、国家之间联系愈加紧密，大国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围绕地缘政治、经贸秩序、国际规则制定等展开激烈角逐。而中国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中国因素也越来越重要。
从国内背景看，中国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的外需下降，而我国又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这从客观上导致了我们的生产出来的产品大量产品滞留，与此同时，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应当保持在85%以上才能算是健康的企业。而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11年中国全部产业的产能利用率甚至达不到65%，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客观地说，这些因素影响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改革开放至今，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为了解决民营企业的困境，为了解决国内产能过剩的危机，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内和国际的新局势，在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着力打造经济共同体、贸易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力图与参与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一带一路”不仅是单纯的区域规划，也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布局，更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体现，它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内涵，是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践而产生的新理论。
（二）“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
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并没有人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由产能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办公厂、开拓市场、开发自然资源。过度的资源消耗、严重的环境污染，日益威胁着环境和生态的平衡，破坏着社会再生产的正常条件。基于这一点的考虑，资本主义国家将重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其中就包括中国。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接收了大量污染严重的工业产业，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成了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全的工业门类，工业总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这些都是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中国也是世界第一污染大国，我们向世界碳排放的贡献度最大，我们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也是世界最大。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们产能过剩的问题依然很严峻，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提出为解决中国发展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我国是一个工业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一直延续下来靠的就是生态的多样性和延续性，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问题，答案不应该从工业本身去寻找，而应该转向农业也就是乡土社会，中国的农村还保留着原生态的文明形式，环境污染没有那么严重，基础设施基本上已经全覆盖，这些因素为工人返乡，企业下乡提供了基本条件，因此，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农村经济和乡土社会的发展。
“生态文明”战略是植根于中国的国情，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产生的伟大战略，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人與自然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不只是今天的发展理念，恩格斯早在两个世纪前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行自然规律。”深感于此，更能理解“生态文明”伟大战略的意义，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生态问题，就要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生态文明”和“一带一路”倡议运用于中国的发展实际，并对中国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两大倡议的提出和运用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时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时代内涵。
作者简介：华瑞，内蒙古工业大学。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探索思考论文
[摘要]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加强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探索和思考不仅是历史时代的需要，也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本身发展的需要。本研究回顾了国内外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梳理了目前国内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方法；教材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20）07-0121-03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这种说法是武断的，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部分学科发展中被边缘化的状况。同时，他也强调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就要求重新确立起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专业教学科研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政治经济学课程在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与改革中的主导地位，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与思考。
当然，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探索与思考也是政治经济学自身在中国发展的需要。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在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作为一门经济学理论基础课程，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再到结合了各种社会主义实践和新兴理论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和相对不同于目前所谓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具有独特的视角，理应作为经济学类的专业基础课程受到更多关注。
本文在回顾了国内外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目前国内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一、国内外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研究文献回顾
国内外关于政治经济学本身发展的研究文献数量众多，但是有关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研究文献并不多，尤其是国外。
国内关于政治经济课程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建设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研究，这方面的文章最多；二是专门针对政治经济学课程讲授过程中各种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应用，从现有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案例教学研究、互动式教学模式研究、CSCL模式研究、参与式教学、探究式教学、PBL教学法、研究性学习和教学法以及基于各种平台的B-learning方式等；三是主要就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教材内容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沿革的一些思考，这些文献多数认为政治经济学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理论和课程的内容。国外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相关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教学内容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发展研究，国外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问题。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了两个方向：一是主要集中在对于马克思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探讨和发展；另一个是指新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可见，国内就政治经济学课程目前存在的困境做了很多分析，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但是总体来说，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现状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加上国内研究尤其缺乏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探讨，也使得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困境并未得到根本改观。相对而言，国外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研究虽然是直接针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展开的，但由于受到国外主流以及其他经济学流派发展的影响，很大程度上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和探索，导致缺乏理论的传承性和体系性，多数往新政治经济学的方向发展，很多高校甚至将这个课主要对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开放，与国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发展已经不是同一问题。因此，改观国内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现状，提升目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质量显得尤其重要。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些年来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探索也一直继续着，但成果有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没有根本改观。近些年来，我國高校经济学教学科研中却出现了“西化”倾向，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主要表现在教材陈旧、教师队伍弱化、学校不重视、学生积极性不足等问题。
（一）教师队伍“青黄不接”
教师队伍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课程授课的质量和课程最终的发展高度。然而目前，政治经济学的师资队伍日益萎缩，老一辈的政治经济学教师陆续退休，年轻教师多数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热忱，不愿意上政治经济学，甚至有些年轻教师自己都从内心排斥政治经济学，觉得这门课是多余的。在教师团体中，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任课教师甚至会觉得与西方经济学任课同事之间缺乏一种学科的自信感。教师队伍显得单薄，“青黄不接”的现象在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中十分明显。
（二）学校组织重视不够
政治经济学课程在一些高校中曾经被取消过，之后随着国家各界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重要性的呼吁，恢复了部分，但依然存在有些之前开设过这门课的专业没有恢复，即使恢复了课程学时也存在被压缩的情况。此外，在一些高等院校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专业基础课或专业必修课性质，变成了专业选修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性质。
（三）学生上课热情不足
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热情不足有一部分原因在于部分学生高中时接触到过一些思想政治课程知识，觉得大学再学就是浪费时间。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就是马克思经济学或者就是学习《资本论》，认为这些已经不能解释现代经济的很多问题，不是主流经济学，因此学了也没有用，普遍存在“轻政经、重西经”的现象。
（四）教材结构内容陈旧
政治经济学教材虽然数量不少，但缺乏高质量的教材，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个维度去构造整个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有一些教材编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教材编排进行了调整，按照从基本原理、基本经济制度出发，再到经济具体运行，最后再涉及经济增长与发展等逻辑思路展开，虽然形式上跟传统教材相比有了较大改进，但实质内容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部分未能推陈出新，而后面的经济具体运行和经济增长发展部分又主要是对西方经济学内容的堆砌。现在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普遍存在内容陈旧、结构安排不合理、逻辑不严谨等问题。这一方面未能体现政治经济学现展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却又使得政治经济学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身学科发展的独立性，使得政治经济学陷入了目前有些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
三、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和形式的探索与思考
针对上述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要改观政治经济学课程在高等院校课程设置以及教学中的地位，无疑有很多角度可以思考，学校层面应该在专业培养计划制订时就重视政治经济学课程地位的提高，有针对性地增加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项目的支持力度，组织或鼓励专业教师参加各种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研讨会或论坛，提升专业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
（一）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探索与思考
教材是课程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也是学生接触和了解课程内容的重要渠道。但是结构不合理、内容陈旧的教材往往会给教师的教学带来很大压力，同时也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也是学生对政治经济学产生厌恶情绪的重要原因。因此，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探索和思考就是针对政治经济学教材和教案的改革。
政治经济学教材必须与时俱进，对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前沿研究持开放态度，可以学习包括国外调节学派、社会结构学派等学派的思想主张，以及像《21世纪资本论》等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思考成果，同时，结合国内孟捷、王艺明、荣兆梓等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思考，梳理出政治经济学自身发展的逻辑，重新审视不断发展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所带来的新的理解。比如对现在资本主义内部劳资矛盾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在危机中的自我调整并趋于稳定的能力、资本主义多样性、“新经济”现象、资本主义危机等的认识；更要结合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等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成果，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和前沿发展成果结合起来进行解释和探讨，实现理论的一脉相承，从而增强政治经济学在现实中的解释力，共同推进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创新和发展，这无疑是政治经济学课程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根本。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探索思考
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重要动力。教师是主导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的重要窗口，因此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功底以及科研水平是重要环节。首先，我们要加大对政治经济学授课教师的培训力度和水平，结合实际情况邀请国内外知名教授进行访问讲学，并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鼓励相关专业教师提高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能力建设和研发积极性，防止与改变教授政治经济学的教师在教师队伍中被边缘化的局面。
其次，我们要改进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热情。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翻转课堂等创新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可以分小组或不分组，有主题（或无主题）地布置一些课题，发挥学生的积极能动性，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团队合作的意识。有些章节，甚至可以让学生自己提前备课，再上台讲课，最后用其他学生提问和教师引导总结的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和探索的潜力。
政治经济学论文4300字(一)：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逻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摘要：以资本积累为动力的全球性经济，其问题外在地表现为经济危机。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演变趋势的分析，可以把握到两重变化：资本积累从以暴力为前提的剥夺性积累转变为以信用体系为前提的隐匿性积累；经济危机从周期性生产过剩的萧条性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变革并没有使现实的状况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资本逻辑依旧是引发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资本逻辑引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经济治理方案无法彻底地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因此，发挥超越资本逻辑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并促进治理机制变革至关重要。
关键词：资本积累；经济危机；资本逻辑；全球经济治理
一、引言：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演变趋势
探讨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演变趋势首先需要追问这样一个前提：经济问题从一国演变为全球性问题是从何时开始的，是什么样的变化促使我们在全球性意义上探讨经济问题。在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经济贸易虽然展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但彼时对于经济问题的理解还没有脱离单个国家或民族的限制。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世界市场”时，经济问题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世界市场的过程伴随着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因此，我们从全球经济演变的动力——资本积累，以及全球性经济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危机两个方面的入手，探讨它们的演变趋势。
(一)全球经济演变的动力——资本积累
在商品经济形成初期，经济交往的动机是单纯的交换。这种交换动机下的商业行为所能够联结的范围有限，以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为主。真正促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普遍交往并建立世界市场的内在动力是“资本积累”。
(二)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激化表现——经济危机
资本积累以暴力的形式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歼灭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进程，经济问题取代政治问题成为一国或多国之间的主要问题。经济问题最剧烈的表现形式便是经济危机。最早的经济危机是荷兰的郁金香狂潮。自17世纪的这一次危机之后，几乎每隔10年就会有规律地发生一次危机。由于危机的影响程度有限，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过度的投机活动引起的把危机的产生原因理解为投机性活动，原因在于当时的资本积累范围较小，危机产生的影响范围有限。随着资本积累全球性增长与机器大工业的广泛普及，投机性积累行为转变为规模性、规律性的资本积累。经济个体无法在单一范围内发生作用，而是在更普遍的社会联系中，成为了资本全球性运转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同时，经济危机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危机破坏性最剧烈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使经济发展严重衰退，工业生产遭受重创、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失业率急速上升。于是，经济学家们开始直面马克思关于危机的理论。美国率先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等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关系重新进行审视与调整。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调整只能相对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相对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基本矛盾的重新激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只是，经济危机的形式会有所改变。
二、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内在逻辑
对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趋势的分析，可以把握到全球性经济问题的两重变化。首先，资本积累作用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以暴力为前提的掠夺转变为以信用体系为工具的剥夺性积累。资本积累的剥夺对象不再仅仅是实体性物质资本，而是更加关注脱离实体的“数字资本”，资本的全球性积累更加隐匿化。其次，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
(一)资本积累的全球性演变遵循资本逻辑的辨证否定机制
首先，全球性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走向自我崩溃的体系。资本积累的源动力在于想要无限制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积累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外在表现。全球性资本积累是一个发展的体系还是自我崩溃的体系，关键在于资本增殖自身的逻辑是否能够在内在调节机制下，实现无限的扩大。如果认为资本逻辑具有这种自身调节机制，那么全球性资本积累必然是一个促进资本主义实现的发展过程；如果认为资本逻辑不具备这种机制，资本积累在全球性扩张过程中会不断地加深对立与冲突，产生危机。那么，就会得出全球性资本积累是一个走向自我崩溃的体系。
其次，全球性资本积累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过程。根据罗莎·卢森堡对资本积累理论的发展性理解，资本积累离不开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性积累必须在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通过它的一切价值关系与物质关系——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而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结合着。”
(二)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自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对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就没有停止过。但是，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多是从经济现象的层面理解经济危机的产生，很少有触及到资本本身。马克思则是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本身出发，探究了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第一个限制：“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遇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11)。对于这一限制，马克思是在资本增殖方式——创造绝对剩余价值层面上分析的。这一限制使“流通本身”成为生产要素，生产是否过剩要在流通领域中判断。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资本主义要想延缓危机的发生，就要打破消费量与消费能力的限制，就要使流通范围不断地扩大。流通范围的扩大包括两个相继的方式：直接地创造更广阔的世界市场，改变非资本生产地区的生产方式。然而，“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⑦这种方式在达到饱和之后，还会引起新一轮的生产过剩。
第二个限制：“作为新价值和价值本身，产品看起来会遇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12)。对于这一限制，马克思是在资本的增殖方式——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层面上分析的。“新价值”即生产力的提高而产出的新的使用价值与新的消费需求。新的剩余价值需要有相应的剩余等价物，剩余等价物不足表现为资本增值在流通领域的第二个限制。
第三个限制：生产过程必须转入流通过程，“全部产品必须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资本要想实现G-W-G’的过程，必须经历“商品的惊险一跃”，必须转化为货币资本。一旦转化失败，流通则不能更新，生产无法进行。这一限制的问题在于，如果当交换越来越表现为货币的流通，资本增殖的流通也就越来越虚拟化，金融资本形式将逐渐代替实体资本形式在更大的范围内运转。货币不再是流通手段意义上的货币，货币不再执行它的工具职能，而是成为目的本身。这种流通方式会使投机行为更加普遍，当人们普遍追求货币资本收益时，经济危机则以金融危机的形式产生广泛的影响。
三、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针对全球性经济问题，世界各国合力建立贸易组织，创建协商机制，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治理体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于解决经济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这并没有改变部分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目的：维持自身的国际垄断与国际霸权。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的中国实践
中国七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是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诚然，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资本主义国家主流。资本主义国家针对资本增殖在流通范围内的限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遵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不断创造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从而缓解全球性资本积累造成的扩大性生产过剩危机。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资本—市场”的关系层面来强调市场的作用，这就导致政府在“资本—市场”的逻辑下，以资本增殖的市场调配为先导，过度依赖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无法有效规避金融风险与经济危机。中国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是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为根本追求。如何在保持市场资源调配活力的同时避免市场失灵所导致的供需失衡、分配不公等问题是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引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度陷入低迷。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未能适应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德国学者施德凡·施马尔茨认为金融危机为东亚国家创造了机遇，促进了“全球经济权力从西向东”(16)的转移。实际上，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对外需求的严重下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各项经济发展指标持续低迷，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为应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通胀压力与经济下行风险，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
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治理全球经济问题的新理念：“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9)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蕴含了在超越资本逻辑意义上治理全球经济问题的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对于全球性危机的本质把握。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对抗。
四、结语
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事实证明，资本逻辑依旧是引发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针对全球性问题，国际合作组织与国际多边机制共同构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干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如果始终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则无法彻底摆脱资本逻辑的内在限制，甚至会加剧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扩大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理念以及对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实践经验为世界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治理方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依旧十分有限。中国正逐步推进自身在国际体系中从参与者到倡导者的身份转变，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利，真正成为国际经济事务的建设者、引领者，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贡献中国力量。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对我国经济实现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加快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数据”已成为日益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资料，数据的生产和开放利用、数据相关技术及产业创新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国数字经济及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正在由并跑变为领跑，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因而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数据作为一种特殊生产要素和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参与分配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市场在数据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要更好发挥调控与监管作用。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由数据要素市场决定的数据所有者和开发者报酬机制。当前，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践中，要尤其注意数据的权属、数据的利用和保护、数据的科学分类以及数据交易机制等问题，在建立好相应的法律法规基础上，使数据要素在未来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最大功用和价值。
关键词：数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提出的背景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不断取得创新突破和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浪潮、新动能和新引擎，并呈现加速发展之势。由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是以大数据及其相关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态，因而，作为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数据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凸显，数据的生产和开发利用成为新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支撑。而在这一领域，我国正从跟跑者变为并跑者，并在以5G为代表的通讯技术、集成电路、互联网金融等部分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此背景下，我国与数据和数字经济相关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崛起并迅猛增长，它们在不断向传统经济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使得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数字化”。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1/3，达到34.8%，占比同比上升1.9%，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同比上升12.9%，超越部分发达国家，成为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1)最新有关研究报告还显示，全球数字经济国家竞争力我国排名前三，而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方面，我国反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
早在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设立新兴产业创业创新平台，在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赶超先进，引领未来产业发展。”这是大数据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后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都着重提到我国大数据及相关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应用问题。从2014年开始，中国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大数据创业公司纷纷崛起。2015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这一年我国也迎来了大数据时代。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9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大数据产业及技术的发展应用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首次明确提出“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5年)》显示，2015年我国大数据市场规模达到115.9亿元，增速达38%，大数据在我国开始从概念走向应用，快步迈进实用门槛。
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促进大数据发展。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到国家大数据战略，并提出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这是“数字经济”首次被明确提出，表明数据资源和大数据技术已经成为关键因素，并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广泛和重要的作用。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和数据存储公司希捷的研究，2018年我国产生约7.6ZB数据，占全球数据圈的23.4%，而且每年以超过全球平均值3%的速度产生并复制数据，数据总量到2025年将增至48.6ZB，将占全球数据圈的27.8%。(3)从数据总量来看，我国已经成长为全球性的数据大国。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首次明确将数据确认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发展，也是我国适应当今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的要求，特别是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发展需要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为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二、生产要素的时代演进与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必然性
生产要素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是指人们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主要资源，是财富创造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经济学从产生伊始就致力于研究生产要素、破解增长之谜。古典经济学家把生产要素归结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不断演进和变化。
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所指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1]这里考虑到了“经济空间中的土地资源对于财富创造的作用”[2]。18世纪60年代，英国以发明纺织机和蒸汽机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此后机械化不断发展，作为物质资本的机器设备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19世纪60年代后期，电力和内燃机的出现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强化，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进入20世纪，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日益壮大，部分企业出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职业经理人出现，管理和企业家精神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被加以重视。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控制技术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成为日益重要的生产要素。
20世纪80年代开始，数字革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当前，以云计算、移动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全球。数据及其相关技术已经把人类社会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数据的生产、加工、传输流动和利用不仅使自身发展成为一个庞大产业，还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深度变革，颠覆性地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就曾指出，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全球已经跨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就我国情况来看，数字经济走在了前列，数据相关技术与应用大多处于并跑甚至领跑的位置。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3，这表明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富有生机活力的新业态。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原料”和加工对象，作为网络经济的基础，数据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几乎一切都在数据化，数据几乎无所不在。数据作为经济发展的黏合剂和催化剂，赋予其他生产要素更多的能量，其对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将超过其他几个生产要素。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之一是必然。
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演进及数据参与分配的必要性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最早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3]，但这是以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为前提的。由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货币关系还在一定范围内大量存在，单纯的按劳分配原则显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分配方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最终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得以确立。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强调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允许参与收益分配。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首次提出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第一次明确指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首次提出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强调：“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并且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要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体现了中央通过加快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来调节再分配。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在此基础上，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标志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更加成熟。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性资源，参与收入分配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我国，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经济主体在产权关系上是相互独立的。由于存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特别是私有制经济成分和明晰的产权，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有理由追求各自利益和权益。要素资源拥有者根据资源的稀缺性、重要性和供求关系，以及其在生产经营和价值创造中所做的贡献获取回报，进而得到正向激励，使各种要素资源获得合理利用，也就成为必然。而数据资源也是稀缺的，也为不同独立的利益主体所拥有，且在一定情形下具有独占性，甚至是垄断性特征，因而也要按贡献参与分配，使其发挥应有作用。中央明确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无疑将激励数据的生产加工、传输流动和有效配置与利用。
四、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与实现方式
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过程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新创造价值(v+m)在劳动者收入(v)和剩余价值(m)之间分配，二是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参与剩余价值(m)的分配，即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参与分配所形成的利润和地租，及利润再被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4]。当企业主收入表现为职能资本家或职业经理人等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管理劳动职能的报酬时，便成为管理的收入。这样就有了劳动、土地、资本和管理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途径。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下，劳动者得到劳动报酬(v)，其他要素所有者(非劳动者)则分享剩余价值(m)[4]。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可能持有资本和知识产权等资产；资本所有者和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活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复杂劳动；其他要素拥有者的知识与信息生产创造等活动也是一种复杂劳动。因此，劳动者和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提供和拥有者在整个新价值(v+m)过程中都参与分配。詹森和麦克林(JensenandMeckling)在1976年发表的《企业理论：经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中关于企业的代表性观点认为：“企业是生产要素之间的合同集”[5]。尤金·法马(EugeneF.Fama)也强调，“企业只是一组合同，涵盖了将投入结合在一起以创建产出以及在投入之间分享产出收益的方式”[6]。这些观点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企业中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理。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企业中真正创造价值的只有劳动，而其他生产要素则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一定促进作用。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要素获得工资，其他生产要素根据各自在生产中的重要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分享劳动剩余。因此，与数据相关的分配也包括按劳分配和按数据要素贡献参与分配两个部分。
数据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生产之前，最初表现为一种劳动产品或商品，随后才表现为一种生产要素。数据的生产创造和加工传播是一种劳动过程，与之相关的分配属于按劳分配的范围；而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服务于生产过程并因此而获得的回报则属于按要素参与分配的范围。数据作为一种越来越关键的生产要素，对生产经营活动，对商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数据所有者可以凭借所有权和所拥有数据的类别及重要程度获得一定的回报。首先来看按劳分配的劳动报酬(v)。根据马克思提出的“总体工人”的概念，即“随着劳动过程本身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他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7]。同时还明确指出“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8]。这意味着，在数据生产过程中，生产经营管理也是生产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数据技术和管理人员也可以因为提供了复杂劳动在参与收入分配时得到较高的报酬。随着时代的发展，“数据”被单独提出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体现了数据的重要性和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与时俱进。数据已经在实体和虚拟经济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与数据要素相关的生产劳动也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
再来看剩余价值(m)的分配。通常m代表资本的收入，物质资本要素连同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都对m的增加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因而，技术要素通过知识产权，管理要素通过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控制权，数据要素通过数据所有权获得对m的分配权。企业的资本结构以股权结构体现，资本要素股权化的同时，技术、管理和数据要素也可股权化，以股权结构来表示要素的所有权。要素所有权的收益则体现在按股权结构分配剩余价值上。企业的股权结构以资本为单位，技术、管理和数据要素可以按贡献折算成资本份额，相应的回报就是技术人员收入、企业家收入以及数据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时应获得多大的份额？其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应如何评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通过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对资源进行配置，并通过对各种要素进行科学的有机组合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和增进社会福利。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通常来说，要素价格是指生产要素的使用费用或要素的报酬。例如，土地的租金、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息等。那么数据要素的价格也应该在数据要素市场上形成，反映数据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不同数据的重要性、获得难度和使用的排他性影响数据的稀缺性，数据稀缺程度的高低又进一步影响数据价格，进而决定数据要素持有者在参与分配过程中的谈判力度。数据要素的稀缺性会影响到数据要素的报酬比例。市场对于数据要素贡献的评价和数据要素的稀缺性将是数据要素报酬的决定性依据。数据既可以作为劳动产品获得报酬，也可以作为要素分享剩余。不同企业对于数据要素的需求会有差别，所以相应的也会对数据给予不同的报酬。需要强调指出，尽管数据要素配置及其价格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但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战略性资源，政府也要在其中更好发挥监管等作用。
五、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在实践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
市场除了根据各要素的供求关系决定要素报酬外，还要根据各要素贡献大小决定要素报酬。而宏观上，各要素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取决于其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性和贡献度。在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时代，数据成为越来越关键的生产要素，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其在收入分配所占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当前在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践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数据的权属问题。首先，数据按照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人数据、政府数据和商业数据。个人数据因为与个人相关，所以包括了人格权和财产权；政府数据通常被看作是公共资源，公共享有知情权、访问权和使用权；商业数据则包含企业的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数据权利内容会随着应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形成新的数据权属，因此事先确定其权利归属比较困难。我们可以参考国际上对于数据权利界定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人格权保护为首要前提、以数据价值贡献为重要依据、个人权益保护和商业发展利益相辅相成三条原则，分类确定数据的权属。其次，数据内容、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是数据的五个方面，数据内容是数据的本质，数据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则是数据产生效益的保障，这五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在这些环节中存在多个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对数据价值作出了贡献，因此在收入分配时需要同时兼顾。对数据采集、存储技术和分析技术所有者的分配，可以参照技术要素分配的方式，如技术咨询、技术入股、专利收益等。然而，对数据内容所有者的分配则缺乏参照，需要率先探索。应鼓励各类基于数据资源、内容使用、数据链接、数据存储等的商业模式的发展，通过探索商业场景的多元化，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分配方案，促进数据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最后，数据无人可以独占，但却可以创造巨大效益。数据总体上属于国家战略性资源，最终要为国家发展服务，为人民福祉服务。因而国家应该对数据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有必要通过法律法规确保数据被合理、安全地使用和配置。
第二，数据的利用和保护问题。数据纳入生产要素之后，利用好数据便成了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前提，但同时也涉及数据利用的权责问题，需要做好数据保护。这其中产生了两方面矛盾，一是数据的深度利用与个人数据保护之间的矛盾。比如，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了英国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公司能够未经授权访问5000万份Facebook个人数据，并使用人工智能获得非常深入透彻的洞察，了解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并成功影响选民而协助唐纳德·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还介入了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9]。这表明个人对自己的数据被利用的情况知之甚少，甚至没有个人信息自决权。随着大数据的广泛使用，个人信息暴露在公共空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公众对于个人信息安全的需求和意识也越来越强，应该用严格的法律保障机制处理好数据深度利用和个人数据保护的矛盾，个人数据需要明确知情权、可支配权、可删除权等。二是数据的开放共享与数据内容产权保护之间的矛盾。比如，微软删除了其最大的公开人脸识别数据库——MSCeleb。MSCeleb数据库于2016年建立，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开面部识别数据集，拥有超过1000万张图像，将近10万人的面部信息。虽然这个数据库只作为学术用途来使用，但是微软还是担心侵犯公众隐私权而将之删除。因为微软是通过“知识共享”许可来抓取图像和视频中的人脸信息，并不一定直接得到照片与视频中人物的授权许可。目前就我国的情况看，关于数据使用的监管机制还有待完善，组织机构和个人滥用数据、数据被非法获取和交易的情况时有发生，影响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影响消费者合法权益[10]。近些年来，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产权保护已经受到国际上重视，我国应该多进行相关国际法律对话，推进数据领域的全球治理。既要高度保护个人隐私信息，又要推进脱敏数据的深度和广泛利用；既要依法保护私有数据产权，又要促进公共数据向社会开放。同时还需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数据监管机制，促进数据产业良性发展，提升我国在数据领域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三，数据的科学分类问题。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需要最大程度地利用好、保护好。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参与收入分配，应该根据其特征进行合理分类。比如，可以按照“敏感性”对数据进行分类。如果属于涉及诸如国家安全的敏感数据，要加强保护甚至限制其参与收入分配。再比如，我们可以参考经济学中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概念。公共物品兼具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共享性)，如国防、空气和法规政策；私人物品则兼具排他性和竞争性，只能私人消费，如私人食物；准公共物品的性质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即具有非竞争性与有限的排他性，或者具有非排他性与有限的竞争性，如高速公路、医疗教育等。从经济学角度看，数据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非竞争性”(共享性)，意味着数据可以供多人重复使用。如个人数据，完全符合非竞争性的要求，因为数据可以供不同的人重复使用并且不存在使用后效用递减的问题，相反可以通过不断挖掘数据来发挥其最大功用[11]。但是对于其(非)排他性特征，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合理安排。如果当前法律环境对于个人隐私的保障还没有达到满意的程度，那就有必要使个人数据具有排他性。但是如果要使个人数据在当今时挥最大功用，就需要反复对之进行挖掘并和其他数据一起交叉利用，因此我们有必要设计一种制度使得个人数据成为准公共物品，即具有“有限的排他性”。此外，还有一些数据可以看作是公共物品，比如天气数据、水质资源数据等，这一类数据人人都可获得，不可能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或构成市场进入障碍。
第四，数据交易机制问题。虽然各地已经陆续建立了一些数据交易市场，有地方政府主导的，也有地方政府和企业主导的，但是全国范围内没有形成统一的数据交易市场。各数据交易市场相对独立，缺乏统一的交易规范体系，具体包括交易规则、交易定价标准、交易定义；缺乏完善的数据登记、会员制标准、信息披露制度；缺乏关于国际数据交流的相关规则等[12]。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建议：首先，将来数据交易市场应在国家主导下形成统一的数据交易平台，通过统一规范的标准体系实现各数据交易市场之间数据流动与资源整合。其次，需要提升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水平，引导各行业企业积极参与数据市场交易，扩大数据要素市场规模。比方说不同行业可以成立相应的行业数据协会，国家可以对各行业数据协会的交流进行必要的监管。最后，数据质量不合格，会严重影响数据分析的效果，甚至会使得分析结果与事实严重不符。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都需要建立规范的数据治理流程和考核机制途径对数据质量进行管理，也可以通过建立具有国家资质的第三方数据评估机构，以严格保障数据质量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六、结语
一、 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需要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当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政府扮演的仅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治变革发生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同时担负着民主化以及发展、稳定等多重任务。其任务的艰巨性和操作上的精巧，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政府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因此，中国被迫同时也是必然地走上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本来，限制政府权力是法治的出发点和基本内涵，但我国的法治建设则要将限制政府权力与维护政府权威统一起来，从而增加了制度设计的难度。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执政党在这种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中所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党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居于最高的领导地位，它应该而且必须领导国家政权。因此，如果说中国走的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那么实际上这个政府就是党抑或说是党领导下的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维护政府的权威本质上是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政治权威是一种使人们信从的政治力量，它集中体现在个人或某些集团身上。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政治权威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蒙昧到文明，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近代以来，政党取代其他传统政治力量领导政治生活，成为政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据统计，在当今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体制而无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政党，实行政党政治。①对于努力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因为，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机制的调整过程，而法制的现代化从理念来说是强调一套民主、公正、自由和法的至上性的观念体系，在制度上则是要建构一套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的制度体系。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系和权力格局的矛盾与冲突，要比经济领域的改革来得更加激烈。而且，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原有的社会政治机制逐步丧失了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而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来维护新的政治秩序。强有力的政党与有效的政党制度，无疑是这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维持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中坚力量。程燎原、江山二位学者在研究了法治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后，指出了政治权威在推进法治进程中的作用，即阐述或传输法治理念；制定法律和调适法度；循章守法和监督法律的施行。①看来中国法治建设不能没有执政党的政治权威。而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自己的执政地位和政治权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她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和政治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必须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
我国法治建设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但是一个执政党能不能彻底完成推进法治，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人们的认同，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真正的尊严和威信，以维持并加强自己“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权威地位和力量，即解决法治化进程中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
(^)问题提出 1.选题依据
教育规律是教育活动的依据，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要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大学治理 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是高等教育规律的要求。
大学以学术为核心，以高深性、逻辑性与专业性为特征的学术的发展需要自由、宽 松、民主的氛围，需要不受外部因素特别是行政因素过多干预的环境，政府和大学内部 行政力量过于强势，对大学事务干涉过多，影响了大学的自由与独立，不利于学术发展。
现代大学制度要求大学拥有促进自身发展的独立空间，大学治理去行政化是完善现 代大学制度的要求。
大学治理去行政化的理论依据有：
新公共管理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 西方国家根据企业管理理论与方法，以经济、效益、效率为目标，在行政部门进行的一 次政府改革。新公共管理理论追求“法制”、“公平”、“多元”、“效率”、“服务”、“竞争”， 它认为政府应合理的进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逐渐淡化行政色彩。教育行政作为政府 行政和公共管理的重要部分，理应改变传统理念，顺应新公共管理理论，逐渐消除行政 弊病。首先，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服务，教育行政应树立服务意识，提高社会公众对大 学职能有效实现的满意度，而不是纯粹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其次，新公共管理理论主 张竞争，教育行政应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将新公共管理的竞争机制纳入高等教育管理中； 再次，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法制，教育行政方式应实现法制化。
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官员在行使职权时 也会根据自身利益行事，⑴因此，公共服务应市场化、多元化、法制化，政府在公共事 务管理中应扮演掌舵者的角色，而不是划桨者的角色。公共选择理论提出，行政效率的 提高必须以一定的法律、规章制度作保障，它主张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公共事 务管理的局势。教育事业作为公共管理领域的一部分，应凸显其公共性。大学治理，应 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完善相关制度，以保证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规范而有效地 运行。
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应运而生的理论，治理
理论的目标是在强有力的政府和看不见的市场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使得不同 部门的利益得到最大实现【2】。治理是个人、私人团体或公共机构管理公共事务的各种方 式的总和，是不同的利益者之间进行合作、互动，使得利益得以调和的过程。根据治理 理论的启示，政府应重新定位自己在教育行政管理中的职能，和其他教存行政管理者合 作、协商，在法律法规的保障机制下权责分明，共同提高教育行政管理的效率，使大学 治理向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6
利益相关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公司、企业的治理问题而兴起的理论。利 益相关理论认为，公司在关注股东利益的同时，也要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 以实现公司价值长期的最大化。在公司治理过程中，不能因为某一利益者的某些合理性， 而做出某些不合大局的决定。大学作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其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行 政人员、学校、教师、学生、纳税人等，因此，大学治理应多方参与，大学的决策必须 权衡各方利益，在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大学得到一个长期合理的的 发展。
现实依据：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高等教育事业得到重视且发展迅速，极快的 推动着社会进步的步伐。但是，随着大学作用越来越大，地位円益提高，政府对高校干 预逐步增强，大学治理行政化现象日趋严重。行政力量的越俎代庖，使得大学主体地位 缺失，学术性缺失，学术腐败行为增加，严重阻碍了大学的发展。近年来，大学治理去 行政化问题，已经引起民众的普遍关注。2009年，南方科技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之路， 更是引发了人们对大学治理如何去行政化的探讨。在“两会”上，大学、行政化、去 行政化成为委员们争相讨论的重点。由于讨论激烈、观点不一，使得大学治理去行政化 问题进一步吸引了公众的视线。
1.研究意义
研究的理论意义：治理是多元主体合作协商调和各方利益的过程，从治理的角度探 讨大学如何去行政化，有利于从外部理顺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也有利于从内部 理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研究如何去行政化，探索大学治理的发展规律，有 利于大学治理模式的完善；有利于大学制度的建立、丰富与完善。
研究的现实-义：近年来，我国高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些不和谐音符。 大学过分追求硬件设施的豪华却忽视软件水平的提升，学术造假严重，学生糊弄学 业……大学作为知识的伊甸园的美好形象在公众心里一落千丈。大学的本质特性为学术 性，大学存在的意义在于追求真理，传播知识，服务社会，大学治理所要遵守的基本理 念就是真理第一、学术至上。大学之所以偏离这些本质，出现一系列问题，是由于大学 治理的理念在复杂的改革环境中没有得到有效实施。本论文通过对我国大学治理行政化 的表现、影响以及原因加以分析，参照国外大学治理的经验，有针对性的提出我国大学 治理去行政化的合理建议，对于我国大学制度的改革创新的探讨，大学治理方式的科学 化，可以形成一定的实践意义。
(二）概念界定 1.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
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并非同一概念，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别。《现代汉语词典》把“治 理”定义为：一、为了安定有序而进行的统治、管理；二、制止危害发生的管理。治理 理论的代表311165 80560311认为，治理是有一定共同目标的有计划的组织活动。治理是 不同于统治的一种活动，治理的主体可以多元化，不一定是政府，治理主体可以根据活 动的安排实现各自的利益。⑶8㈣抑他认为，相对于管理来说，治理是一种全新 的管理方式，治理存在于国家、社会、公司、网络等各个领域内，且在各个领域内定义 不同。但总的来说，治理强调善治，强调信任与合作。在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内，治理意 味着政府由统治观念到服务观念的转变，各个利益主体互相信任、互相合作，从而实现 利益最大化。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内涵作了新的阐述：治理是各种公共机构、私 人组织或者个人对其共同事务进行管理的多种方式的总和。治理是一个调节各方利益 的、持续互动的过程。治理强调协调，不主张权威控制，但也不否认采取强制手段保证 善治效果。⑸
虽然学者们对治理的定义莫衷一是，但我们可以总结出其共同点，即①主张治理 主体多元化②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③强调治理主体的沟通与合作④实现共同目 标，主张利益最大化。
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广泛应用于公司管理领域，用于解决政府和市场的管理 失灵问题。近年来，由于大学地位攀升直上，行政力量过多干涉高校发展，大学治理行 政化现象较为严重。由于大学发展事关社会进步与民族发展，而大学治理方面问题频发， 学者们对大学治理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治理理论被学术界关注，“大学治理” 一词从 公司治理的概念中延伸出来，用于解决大学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而目前，对于“大学治理”的定义，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李福华教授认 为，大学治理是指为了协调政府、高校、行政人员、教职工、学生等各利益主体的利益， 促进大学健康、稳定、长期的发展，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对大学各种资源、活动进 行调节的有计划的制度安排的过程。
管理活动自人类社会诞生之时，就发挥着分工、合作等调节作用。奴隶制出现以后， 随着生产力提高，脑力活动与体力活动分工出现，管理人员成为专职人员，管理活动成 为专门活动。
虽然管理活动很早就出现，但是近代开始，随着生产活动和组织活动的复杂化，为 了提高管理效率，人们才对管理活动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管理理论作为专业理论 用于协调、指导人类活动。
管理活动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活动，而对于管理 1*6即丨七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看问题角度不同，解释则不同，其中代表性较强的有: ①管理之父法约尔认为，管理是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活动组成的过程；②管理是 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组织的活动进行筹划、调节的过程；③管理就是借用他人的力量来 完成工作；④管理就是为了达到某一活动的计划目的，对物质、人力等资源的配置；⑤ 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出，管理就是管理者为了达到活动目的，对特定环 境中的各种资源进行调配的过程。⑷因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管理也随着环境的 改变而改变，即管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过程。管理者必须利用调节、 控制等各种方式提高活动效率，实现活动任务。
随着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円益紧密、复杂，大学管理活动通过借鉴一系列相关 的企业管理理论，逐渐形成了专业的高等教育管理方式。薛天样认为，高等教育 管理就是为了达到高等教育的目的，人们在高等教存发展规律的指导下，有计划 地调控高校各种可利用的资源的过程。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大学管理就 是大学管理者为了完成教学、培养人才等基本目标，在特定环境下，通过计划、 组织、协调、控制、等方式，配置各种资源的动态活动过程。
通过对“大学治理”和“大学管理”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分析出 “大学治理”和“大学管理”的异同。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大学治理不同于大学管理，大学治理外延更广，它强调利益 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相互合作、协商，共同参与大学事务。而大学管理更强调管理者 对大学的事务进行监管、协调与控制，强调政府的作用。在我国现行管理体制下，大学 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方式进行管理。
另外，大学治理过程中，主张引入市场机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减轻大学对政 府的依赖性；大学管理过程中，大学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大学对政府依赖性很强。
大学管理自大学诞生之初，就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大学规模日益扩大，大学事务曰 益复杂且牵扯多方利益，大学治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教育行政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受政治因素影响不同，各国对教育行政的定义也不同。德国学 者认为，教育行政是有关部门通过法律对教存活动、事务进行的组织、管理；美国学者 认为，教育行政即行政机构为教育服务；法国学者认为，教育行政即国家通过强制力量 使教育目的得以实现。
根据我国教育法的第十四、第十五条规定，教育行政即是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机关 依据教育目的和教育规律，利用行政手段对教育事务的管理。作为国家行政的重中之重， 教育行政体现国家意志，和其它行政一样，具有法制性、强制性、政治性。教育行政根 据法律规范发布行政指令，也比较重视教存规律，对教育进行专业化管理。
大学教育行政是教育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教存行政是指为了顺利实现大学职 能，教育行政机关按照一定的法律规范，调配校内外各种资源，组织、协调大学各种事 务的管理方式。大学教育行政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引领大学明晰发展方向，服务于大学， 监督大学任务顺利完成。
本论文所涉及的大学教存行政既包括政府行政机构对大学的治理，又包括大学内部 的行政部门对大学的治理。
3^大学治理行政化与大学治理去行政化
通过对大学教育行政的了解我们知道，大学教育行政的目的是利用权力的力量服务 于高校，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行政”与行政化的内涵完全不同，行政化 是指行政机构管理越位现象严重，行政权力过度集中、膨胀。行政化将会导致管理模式 僵化，管理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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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秉林教授认为，大学治理行政化是指在大学管理过程中，政府运用行政思维模式 进行管理，行政权力大包大揽，责权不分，学术权力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学治理 行政化主要包括大学外部治理行政化和大学内部治理行政化，外部治理行政化是指政府 把高校当做一个行政附属机构，过多用行政方式管理高校。内部治理行政化是指高校内 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职权不清，行政权力越俎代庖，独揽大权。
我们可以把大学治理行政化定义为：在大学管理过程中，政府和高校根据行政模式 和体制对高校进行管理，行政权力独大，使得以学术为本质的高校呈现出行政机构的特 点，学术氛围逐渐丧失。
大学的核心是学术性，大学的任务是科研和育人，目标是为了促进教育和经济的发 展。大学治理行政化将会使大学失去其本质，死气沉沉，毫无特色。为改变这一情形， 大学治理必须去行政化。
针对大学治理如何去行政化，人大校长纪宝成认为，以学术为本质的大 学不应该 存在行政级别，但是，由于大学事务复杂，大学需要一个合适的平台与外界交流，大学 行政级别的取消会使大学生存空间变得狭小。
钟秉林教授则认为，去行政化不是去掉行政体系，而是去掉“官本位”思想在高校 的蔓延，去掉行政化手段在高校的无节制滥用，去掉高校内部行政权力独揽大权的强势 局面。对此观点，武大校长顾海良有着相似的看法。
针对“大学治理如何去行政化”这一热点问题，教育界讨论众多，莫衷一是。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学者们都极力希望大学治理能够真正的去行政化。我们可以认为“大学 治理去行政化”就是在高校治理过程，政府改变僵化的行政思维方式，提高大学自主权， 高校内部淡化行政色彩，提高学术权力的地位，回归学术本质。
(三）文献综述 1.关于大学治理问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在公司管理领域内兴起，用于解决政府和市场调节资源 的失误。近年来，治理理论被学术界关注和引用，大学治理一词从公司治理的概念中延 伸出来，大学治理问题引起学术界和民众的普遍关注。
由于大学的作用与地位日益重要，大学治理方面问题频发。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对 大学治理问题的研究开始增多，比较系统的有专业书籍、硕士、博士论文对此进行的探 讨，如李福华编写的《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组织架构》一书，从大学理念方面，法人 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管家理论与教存消费者理论方面，西方大学内 外部治理结构方面进行分析，为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的构建提供了清 晰的思路，提出一系列值得借鉴的政策建议，如立法保障高校自主权、重塑政府角色、
建立非政府评估机制、面向学科设置学部等。
陈见辉的硕士论文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该论文对我国高等教育 管理体制的现状及改革困境作了深入分析，提出了中央政府宏观指导、地方政府统筹治 理、社会力量参与协调的“三位一体”的新的管理体制。
华中科技大学的马廷奇的博士论文《大学组织的变革与制度创新》，该论文分析了 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的发展历程，并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现状，对大学的运 行机制、组织结构、制度创新机制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虽然以上作者们的研究角度不同，但是都提出高等教存管理体制的局限性严重阻碍 了大学的发展，并从大学制度、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方面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革新 提供了有价值的对策建议。
与大学治理问题有关的文章也较频繁的出现在网络和刊物中，其代表性文章有赵成 的《治理视角下的大学制度研究》，他指出，大学治理是为了实现大学目的，有原则、 有组织的对大学资源和权力进行分配的决策方式和制度安排。还有很多期刊杂志对此进 行研究。据资料总结，大学治理是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结合。
熊庆年等认为，大学治理模式具有多种，其中科层模式、民主模式、专业模式、共 享模式、经营型治理模式是大学治理模式的主要类型。
李军等把大学治理模式归纳为目标模式，即根据实际分别设立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 去解决大学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李军和熊庆年的大学治理模式的角度不同，但是他们都认为大学治理存在多种 模式，但没有一种模式是万能的，我们应随着环境和形势的改变对大学治理模式做出相 应调整，以促进大学健康、良性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对大学治理问题的研究起步也较晚，只有几年的研究经历。咐0匕61 认为大学理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大学理念的再次重构与创新是解 决现代大学治理问题的关键所在。㈨
5113311认为教师参与管理能有效治理大学。此“!！ 81171(33001认为，大 学是理事会和行政体系与教师体系两个体系的集合，大学治理过程是平衡其代表的行政 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制度安排。 ^
八扣1即11211.1(62虹总结出大学变迁模型受政治、认知等多种因素制约，并根据大学 变迁的几种模型，概括出大学变迁的基本原则。
I’关于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研究
国内学者对大学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研究较多，有的从二者的区别进行分 析，有的从二者的联系着手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冯 玉萍从学院制管理的角度对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她认为 二者存在矛盾的原因在于二者的目标不同，载体不同，所需氛围及实现目标方式不同， 并根据国外治理经验，提出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整合的原则及模式。
赵文华认为，高校行政权力的加强，在当今形势下，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陈义姗则认为，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制约，高校学术权力一直受制于行政 权力，处于弱势地位，但是，随着高校地位的提升及人们对学术权力的重视，学术权力 主导将是我国高校治理的未来走向。
龚克认为，在高校内部，任何过度强调行政意志而否认民主参与或者一味追求学术 自由而排斥行政指导的理念都是有失偏颇的，有缺陷的。〔1。
钟秉林认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冲突是大学的主要问题，大学的学术性的本质 要求淡化行政色彩，使学术权力得到充分发挥，但是学术权力的发挥不是对行政权力的 否认与排斥，大学同样需要行政管理。㈣
孙正聿认为，所有高校的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应该相对分开，明确职责，如学术委 员会应全部由教授组成，校领导不应参与。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由于长期受“官本位”思想及计划管理体制影响，高校行政权 力泛化现象严重，学术权力处于弱势地位。但对于如何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 学者们分歧较大。有的学者提出通过教授治校或者教育家办学的方式来提高学术权力的 地位；有的学者提出进行学院制改革，学术中心下移；还有的学者提出学术权力与行政 权力应分而治之。虽然对于如何协调二者关系，专家们提出一些建议，但是很少有系统 明晰的措施，且落实到实处的措施也较少。因此，大学治理的重中之重是解决学术权力 和行政权力的平衡问题。
国外学者对高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实证研究比较多，约翰^范德格拉夫在 其著作《学术权力一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这本书中把高等教育组织系统的全部 权力分成了系或讲座、学部、大学、联合大学、州政府、中央政府六个层次。㈣
伯顿^克拉克在其代表性作品《高 等教育系统一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一书中，也 以不同层次来研究学术系统中的权力配置和组织结构，这和约翰I范德格拉夫的观点相 似。伯顿，克拉克根据各层次权力的性质、决策领域范围和影响力大小，总结出了具有 代表性的欧、美、英、日的权力结构模式。通过对国外大量资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国 外大学中学术权力地位得到较大重视，学术权力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实施，大学权力 关系多采取分权模式。
3^关于大学教育行政管理的研究
大学教育行政管理是指为了有效实现大学职能，管理者按照一定的法律规章制度， 合理配置校内外各种资源，组织安排大学各种事务的管理方式。大学教育行政管理包既 包括政府行政部门对大学的管理，又包括大学内部的行政部门对大学的管理。大学管理 采取行政方式，初衷在于更好的服务于大学，实现大学目标，但就实际情况而言，由于 管理方式不当，大学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权力过分膨胀，行政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国内很多学者对大学教育行政管理的现状及改革进展进行了研究。多数学者认为由 于管理方式过于死板，管理模式僵化，大学教育行政管理已经偏离其服务大学的宗旨。
冯悼琳等认为由于科层制现象严重，高校行政岗位设置过多，行政机构臃肿，办事 效率低下，行政管理结构亟需优化。冯悼琳等还指出当前大学改革的重点是改变我国大 学行政权力“一肩挑”的现象，合理配置权力机构与资源，充分发挥各种委员会的职能， 真正实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共同管理大学的目标。〔14】
高技师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对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提 出了通过转变政府角色、发展中介力量、加强校企合作的方式解决高校行政管理泛化问 题。
笔者认为，大学教育行政管理是有效实现大学任务的管理方式，科学的、民主的、 灵活的管理方式能够形成良好的大学氛围，促进社会发展。但大学教育行政管理不同于 大学行政管理行政化，高度集权的高校行政管理体制势必严重阻碍教育改革的发展，成 为高校发展的瓶颈，高校行政管理改革势在必行。
令关于大学治理行政化问题及大学治理去行政化的研究
我国大学治理行政化问题是近几年公众关注的焦点，很多学者对大学治理行政化现 象颇有微词，董云川在《论大学行政权力的泛化》认为高校行政权力泛化将导致教育功 利化。曲谏在《高校泛行政化管理趋向探微》中提到，大学行政权力泛化有违大学办 学规律，严重抑制高校发展活力和积极性，是构建和谐校园的绊脚石。彭道林在《大学 行政化的外在表现及其危害》中指出，大学行政化必然导致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错位， 从而致使大学追求真理这一本质发生转变，大学发展异化。林荣日在《制度变迁中的权 力博弈》中认为，权力失衡致使大学核心价值的丧失，二者的博弈是大学制度转变的必 然结果，也是恢复大学本质的必然要求。杨文洁、韦小鸿在《高等学校行政化问题研究》 中发表了相似的观点，他们也认为高校行政色彩愈演愈烈将严重阻碍大学发展，导致大 学本质的丧失。
大学行政化问题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瓶颈，为了突破这一瓶颈，学者们就大学治理 如何去行政化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见解。
有的学者认为高校行政化是“官本位”思想在作祟，去行政化就是去“官本位”， 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对此，有的学者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现 代大学的发展与社会紧密相连，但在一个“官本位”色彩浓厚的社会管理体制中，高校 行政级别的设置会为高校与社会的交流提供一个平台，如果取消行政级别，高校与社会 的沟通将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有的学者认为有必要学习国外的“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他们认为教授作为专业 的学术人员，能够根据教存规律自主办学，创造学术至上的文化氛围，回归大学本质。 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我国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教授治校”不可行。另外，大 学的发展与社会各界联系紧密，单纯靠以学术至上为理念的教授的力量，很难全面系统 的顾全高校发展的大局。他们认为了 “教授治学”的方式更为合理。
有的学者建议成立董事会，希望从制度方面达到去行政化的目的，但是，董事会 并不受《高等教育法》的认可，实践也告诉我们，董事会成员很大程度上由行政官员构 成，董事会形同虚设，并没有发挥预期的民主决策作用。⑻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学者都很关注大学行政化问题，也都对这一问题的 表现及危害表示担忧，也有一部分学者分析了此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提出一些对策。 但是，大多数文章都是蜻蜓点水，很少有学者深入、系统的分析这一问题的根源，并提 出合理可行的解决措施。到目前为止，有关大学去行政化的期刊、报道特别多，但是还 没有系统的硕士论文或者书籍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本论文主要是针对行政化的弊 病，提出一些系统、可行的建议对策。
(四）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
选题新颖。本论文选题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热点，社会多方对大学如何去行 政化见解各异，但系统研究此论题的较少。
对策新颖。笔者通过丰富的资料分析，发现对于如何去行政化，多数资料只是大 谈特谈政府如何做，很少系统地研究大学自身如何提高管理水平。本论文在结合外部治 理的基础上，比较注重从大学自身的角度，提出去行政化的建议，可行性较大。
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进行研究。
本论文通过对大量核心期刊、硕士论文、相关书籍的资料分析，把琐碎的资料进行 归类处理，有选择的吸收他人的优秀成果，以便对自己的论文有所帮助。
论文通过对国外大学制度、管理方式的分析比较，归纳出国外大学治理方式的共同 点，并根据本国国情，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
一、我国大学治理行政化的表现及去行政化的必要性分析
(一）我国大学治理行政化的表现
在我国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下，大学资源大都由政府委派的教育行政机构调配，大 学校长由政府委任，大学发展自主权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管理方式过于严格，管理层 面过于宽泛，管理手段缺乏灵活性，教育行政权力在大学事务管理中主导地位日益凸出， 服务性大大丧失，教育管理行政化现象较为严重。具体表现为政府对高校的干预过多， 大学内部行政色彩浓厚，参与大学治理的社会力量不足 三个方面。
1.政府对高校的干预过多
自古以来，我国教育就有一直延续着“学在官府”的局面，政府一直控制高等教育 的发展。建国以后，权力高度集中的高校管理体制使得大学数量发展迅猛，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人才短缺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但是，随着教育市场化、教育国际化、教育现代化 等教育形势的变化，政府的掌舵作用严重阻碍高校的发展。由于政府角色长期以来严重 错位，管办一体，导致政府对高校干预过多，具体表现为：
大学“官场化”
首先，大学“官场化”最直接的体现是大学行政级别的快速提高。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末，985髙校的设立使得其党委书记及校长的行政级别相应地升至副部级。大学“官 场化”另一体现是大学行政官员数量迅猛增加，985高校在短短的十年内，由寥寥几所 迅速发展为39所，根据相关政策，政府为这些985高校配备的副部级干部也迅速发展 为近百人。
我国大学校长是由政府部门选拔任命的，有些校长甚至是是政府直接委派的官员。 由于211、985高校校长等职位行政级别高，有些官员将大学当做提高行政级别的平台 与机遇，争相进入高校任职，导致大学官风浓厚，官本位形势愈演愈烈。
大学校长既是教育管理人员又是行政官员的双重角色，吸引着很多政府官员争相进 入大学任职，以大学为平台，提高自己的行政级别，这些做法致使大学官本位思想弥漫， 大学治理的行政色彩更加浓厚，大学行政化加剧。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做了一个关 于“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所取样的1792所高校中，我国大 学校长任期较短，平均为1 1年，【161虽然北大、清华、人大等级别较高的几所大学，校 长任期较长一些，平均为5.9年。大学更换校长次数过于频繁，容易使校长在任职过程 中得过且过或者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大学的长远发展，也容易因为上一任校长与下一任 校长的办学理念的冲突而使得一些工作半途而废，从整体上影响大学的发展。
其次，大学“官场化”还表现在大学管理机构设置有着与政府机构相似的结构与属 性。通过与山东省内高校学校行政组织机构图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学校行政不仅包括 教务处、科研处等学术机构，还设有很多非教育机构，诸如基建处、退管办、信访处、 离退休工作处等。而这些机构，都是根据政府相关文件要求设立的，行政机构繁杂，加 重了大学治理的行政色彩；另一方面，有些机构形同虚设，并未发挥其应有的职能。
^资源分配行政化
我国大学由政府主办，作为大学治理的主体，政府掌握着资源分配的主动权。政府 根据行政指令进行大学资源的调配，由于管理过细，方式过于僵化，大学资源分配方面 也表现出严重的行政化倾向。
首先，大学资金分配行政化。我国大学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是政府财政拨款。有时 候，政府不考虑高校特色及实际需要，只是按部就班地进行资金资源的计划分配。而大 学，只能被动接受政府安排，缺乏对资金配置的主动权与话语权。例如，政府根据大学 的级别划拨办学经费，985高校、211高校和一般的本科高校因其学校等级差别，所享 受的资金支持差别很大。不同地域的消费水平差异很大的同一级高校享受政府的财政支 持相差无几。另外，高校科研经费的使用比例、时间、范围等细节性问题，都是由政府 一手控制，负责科研项目的专家学者却不能根据科研项目的进度合理安排经费。
其次，大学人事任免行政化。根据我国教育法规定，大学拥有一定的人事任免权， 大学可以根据其发展需要聘用所需人才。但是，教师人事编制数量和薪资待遇，却需要 政府的批示与认可，人才的引进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政府；大学校长的选拔及大学行政 人员的升迁，很大程度上按照公务员的标准执行。政府部门还为高校行政人员设立从科 员到副部级等不同的等级，对大学教师设立从助教到博士生导师的等级，并根据教师不 同等级设立不同的薪资标准、福利待遇。
再者，政府控制着大学的招生权、教学评估权等。虽然政府赋予高校一定的自主招 生权，但是这项权利只有极少数重点高校才享有，对绝大多数高校来说，自主招生只是 水中望月。虽然极少数重点高校使自主招生权得到实施，但和大多数高校一样，其招生 名额及名额在各省所占比例，都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规定，大学不能根据自身学科建设 情况，自主安排。作为以学术为核心的大学，本应最有资格拥有对教学质量的发言权。 然而，教学评估主动权也掌握在政府手中，评估标准、方案、甚至评估时间，都由政府 制定。在评估过程中，也没有社会力量的监督保证其公平、公正，大学只能被动接受教 育行政部门的考核与评定结果。
2丨大学内部行政色彩浓厚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我国大学内部实行校长负责制，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 受党委领导。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学事务时，以校长为代表的大学行政人员会按照行政 思维模式进行管理。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仍然高高在上，占据主导地位，学术权力被边缘 化。〔17〕近年来，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严重失衡，矛盾尖锐，冲突不断。高校内部行政化 程度加剧，具体表现在：
学术机构严重官僚化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有设立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学术委员会可以根据相 应法律法规和学校实际进行学术事务的管理。虽然我国大学设置了学术机构，但是这些 学术机构的设置却没有发挥其预期的效果。学术机构的领导人大都由大学内部行政人员 组成，教授只占少数，一般教师更是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其中。我国高等教育法虽然规定 学术组织与机构有审议、决策学术事务的权力，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权力大都掌 握在高校内部行政人员手中，行政人员多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处理大学事务，学术机 构的权力实现的可操作性不强。尽管少数教授可以参与到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机构中，其 意见或建议也只是被参考，教授没有决策权。虽然有些教授也有行政职位，拥有事务决 策权，但是其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多从行政利益出发，较少考虑学术利益。
口）学术权力严重弱化
大学是知识的摇篮，应以学术为中心。学术知识具有松散性、专业性、逻辑性的特 点。学术的发展需要自由、宽松、民主、科学的氛围，这就需要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 保证大学本质的实现。站在教学一线的教授、教师对学科发展、专业设置、课时计划等 学术事务， 最应有发言权，决策部门也应充分尊重教授、教师的意见。但是，事与愿违， 在实际的的学术管理过程中，一大批懂得教育规律的教授、教师很少参与学术事务，没 有审议权。专业调整、课程设置、科研项目财政计划、学术资源配置等事务大都由学校 行政部门控制、‘决议。
另外，大学的科研项目由谁负责，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根据学术人员的学术水平來确 定，而是根据行政级别來确定。学术人员的行政级别越高，获得科研项目的机率越大。
〔3〕办学目标异化
为了提升大学级别和知名度，大学行政领导往往把数量、专利申请数量等 作为评定职称的标准，这使得本应专心于科研工作、教学工作的学术人员纷纷投身于学 术活动的狂潮中。由于利益驱使，学术造假现象极为严重，“学术泡沫”、“学术垃圾” 大量涌现，随处可见。为了提高大学声誉，高校行政领导往往对大学规模的扩大等外延 性的发展过度关注，不惜代价地投资大楼的建设，相应地造成对学术事务的动态与发展 的关注不够。笔者通过对我国跨地域的高校多校区的办学效果的研究发现，在2000年 到2010年短短的十年里，我国高校异地多校区的数量增至73所，约占我国普通高校总 量的十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二的异地多校区高校的校区数量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这些 数据，表明我国大学在规模建设上快速发展。但是，很多高校建设多校区仅仅是为了提 高知名度，吸引生源。通过资料调查以及访谈调查我们发现，很多高校重量不重质，所 建设的多校区校园文化和学科建设基本都沿袭老校区套路，几乎毫无特色可言。
3，参与大学治理的社会力量不足
我国大学办学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归根结底来源于我国纳税人。大学的目的 是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大学管理作为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一部分，社会力量有权参与 到其中，以保证社会公众利益的实现。但是，在实际的大学治理过程中，作为大学的利 益相关者，社会参与严重不足，既没有享受到其应有的参与权与监督权，也没有尽到相 应的义务。
社会参与大学治理不足 自20世纪初，高等教育机构的雏形建立之初，政府就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而控制 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教育服务于政治，教育权力在政府手中，普通民众根本没有高等 教育事务管理的参与权。长期下来，民众没有参与大学治理的意识。再者，现在的大学 仍然是国家主办，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企业、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的资助很少。 由于行政力量过于强势，社会力量的建议或者意见经常被置之不理，因此，社会力量很 少参与大学事务中去。
中介机构参与大学治理不足 西方国家的大学行政化&象之所以没有中国大学严重，教授在法律上享有较大权 力，在实际的学术事务管理中都得到贯彻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成熟的中介机构 的监督作用。我国大学也设立了诸如董事会、理事会、监管会等机构，但是，由于这些
机构大成员大部分由大学行政领导组成，社会人士参与多属挂虚名，特别是没有建立相 应的运行机制，这些机构几乎没有发挥实质性的监督作用，有些几乎形同虚设。另外， 大学中介机构的权威性、独立性、实践性都缺乏~定的法律制度作支撑，大学中介机构 很少也很难参与到大学治理中去。
(二）我国大学治理行政化原因分析
我国大学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主张政府、社会、大学、教职工、学生等利 益主体都应参与到大学事务中，通过利益主体的沟通与合作，使大学各种资源、活动能 得到有计划的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实现共同目标，促进大学健康、稳定、长 期的发展。但是，在实际的大学治理过程中，政府及大学内部行政机构独揽大权，不仅 成为舞台上的“主持人”，还抢了 “演员”的角色。政府及大学内部行政机构的越俎代 庖、责权不分，使得我国大学治理行政化愈演愈烈。大学治理之所以出现行政化加剧的 不良现象，原因是复杂的、多维度的。本论文从文化、制度、现实、社会四个方面进行 了分析，具体如下：
1.官本位文化影响
〈0官本位文化由来己久
我国大学治理行政化的产生与加剧，与我国的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的文化传统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国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沿袭了几千年，在此期间，早已形成 森严的官僚等级制度。官职所带给人们的，往往是权力与名誉。官职越大，享受的权限 越大，膜拜越多。因此，很多人接受教育不是想着利用知识服务于民众，而是把它作为 进入仕途的跳板。“学而优则仕”，则是当时乃至现在的读书人的接受教育目的的真实写 照。很多人“十年寒窗”只是为了 “一举成名”，这种“以官为准”、“以官为贵”的官 本位思想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官本位”成为一种信仰为人们所崇拜、所追求。
官本位思想气势强大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实行的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制，由于这一体制在实际 的运行机制上还不完善，大学校长由政府选拔任命，受党委领导，当以校长为首的学校 行政部门在学校与政府产生矛盾时，只能按照行政命令、意愿办事，而不能根据教育规 律适时调整管理计划。再者，党委和校长所领导、所负责的范围没有明确的界限，〔18〕 使得“校长负责”的实际施行大打折扣。 #
在这种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下，当大学与政府在大学治理方面有矛盾及分歧时，往往 “以官为准”，这种“官本位”思想无疑助长了行政权力的气势。由于大学内部也设有 行政级别，当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产生冲突时，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学术权力往往 向行政权力屈服，受行政权力支配。“官本位”思想的气势强大与无处不在，使得大学 治理难以逃脱行政化的宿命。
1.现代大学制度不完善
近年来，我国行政力量的集中统筹对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另 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行政权力泛化的局面。行政权力泛化与我国现代大学 制度的缺失有着极大关系。大学制度是在大学治理中，为了解决大学问题，完成大 学任务而形成的体系上的、程序上的规则或者安排。我国大学制度的不完善的表现如下: 大学自主制度存在模糊性
自1999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就规定，我国大学拥有招生自主权、 专业设 置权、财产管理和使用权、机构设置权、人事权等权力。由此可以看出，在大的 领域范围内，大学自主权在法律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因为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具体规定大 学在招生自主权、专业设置权、财产管理和使用权等在自主权方面的具体范围及可操作 措施，使得大学自主权方面的法律规范模糊不清，以致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行政权力 责权不分，越俎代庖的行为经常发生。
^ “教授治学、校长治校”制度存在虚置性
作为大学制度的核心，教授治学本应受到重视。然而，直至1999年《高等教育法》 的颁布，“教授治学”并没有被提及。近年来，“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呼声越来越强 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宵法》规定，大学可以设立诸如学术委员会的各种学 术组织，这些学术组织可以进行学术事务的管理，对学术事务具有审议权。但是，法律 上没有规定大学教授在学术组织上所占的比例以及具体运行规则，以致学术组织的主要 成员是行政人员，参与其中的极少数教授就缺乏影响力。此外，大学学术组织的成员由 大学行政部门选拔，使得教授治学制度的实施更加困难。
⑶）管理制度存在滞后性
作为一个复杂的组织系统，大学的发展离不开4学管理制度的规划、约束。在一定 时期内，我国大学的管理制度使得大学治理向着良性方向发展。近年来，随着教育的经 济化、现代化、国际化、市场化，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管理制度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部分， 也应该顺应改革潮流。但是，很多管理制度仍然没有没有变动。就财务自主权来说，我 国教育事业费的划拨仍然按照1992的规定执行，这明显不符合当今的经济形势。再如， 学校内部的科层管理制已经严重阻碍大学本质的发展，却仍然没有作出调整。管理制度 的滞后性使得制度的保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行政权力按照原来的趋势愈演愈烈，行政 化加剧。
3丨多方面利益诱导
近年来，“大学”、行政化、“教育腐败”等字眼频繁出现在网络、期刊、政要会议、 以及普通民众的话题闲谈中。大学之所以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是因为大学不仅仅是一 个单纯的学术机构，还是一个与政治、经济利益相联系的复杂的社会组织。
政治利益诱导
我国大学由政府主办，受政府领导。政府之所以不间断地加强行政力量干预教育尤 其是高等教育，与管理高等教育所带来的收益密切相关。政治影响并制约着教育内容、 教育制度、教育权和受教育权。政府行政力量在大学教材、课程安排、招生计划等教育 内容的渗入，可以通过大学这个场所传播其所想传播的思想，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 的人才，以促进政治、经济的发展，更好地维护其统治。因此，为了控制大学资源与大 学发展方向，政府行政力量不断地渗入到大学事务的方方面面，大学外部行政化现象严 重。
(之）经济利益诱导
在我国大学内部，实行科层制。级别越高，权力越大，享受的待遇也越高。不单是 工资跟行政级别有关，就是诸如分房、在职培训等福利待遇，也与行政级别牢牢挂钩。 学者行政级别越高，在学校内部事务上拥有的话语权就越多，就可以为自己的院系争取 更多的课题项目、资源、政策支持。诸多种种诱惑，使得本应以学术为主的很多学者们 争相进入官场，强化了大学的官场气息，为大学治理行政化埋下了隐患。
个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
自古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活动就受政府的支配，“学在官府”就是其体现之一。近 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及发展，也是政府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两努力的结果。教育受 制于政治，普通民众根本没有高等教育事务管理的决议权，甚至没有参与权。长期下来， 民众参与大学治理的意识薄弱。其次，我国大学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个人对大学的投入不多，相应的关注也就较少，监督力度也就较小。再者，我国 许多大学也设立了理事会、监管会、等机构，但是，由于大学中介机构的社会成员较少， 力量较小。大学中介机构的权威性、独立性、实践性也缺乏一定的法律制度作支撑，@ 大学中介机构的实质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三）我国大学治理行政化的危害
作为一个日益复杂的庞大组织系统，我国大学的治理离不开行政权力的保障与支 持。教存行政权力的发挥，根本上还是要保障学术权力的实施，提高管理效率，促进教 育事业的发展。但是，由于行政力量过于强势，责权不分，在大学治理过程中，行政化 现象愈演愈烈。【211我国大学治理行政化导致大学价值错位，管理效率低下，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自主权缺失
我国大学由政府主办，绝大部分办学经费由政府支持。近年来，大学与社会联系日 益密切，逐渐成为一个组织庞大、复杂的系统。作为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部分，大学不 可避免地受政府行政力量的支配与管理。1221
为了提高办学效率，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早在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法就 规定高校拥有自主办学权，以法律形式保障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在我国现行的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高校管理体制下，由于行政权力过于集中、专制、强势，大 学资源大都由政府委派的教育行政机构调配，大学校长由政府委任，大学发展自主权仍 然掌握在政府手中。大学的招生计划、教学计划、科研经费、教学评估、职称评定等本 应由大学本身享有的权力，都得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条条框框去执行，大学自主权受到 严重侵犯。
2丨学术权力弱化
学术权力弱化是我国大学治理行政化的内部表现。我国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在处 理大学事务时，根据政府文件、指令办事，按照行政思维模式对大学进行管理。大学根 据教育行政部门要求设立了庞大的行政机构，虽然也设置了学术机构，但学术机构的成 员大部分由大学行政人员担任，教授只占少数。学术机构由外行管理，而不是由懂得教 育教学规律的教授管理。由于缺乏相关的具体的法律法规，权力大都掌握在大学行政人 员手中，行政人员多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处理大学学术事务，参与其中的极少数教授虽 然拥有法律规定的审议权等学术权力，却很难实现。因此，在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仍然
高高在上，占据主导地位，学术权力被边缘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严重失衡。
大学的本质在于学术，行政权力的作用在于为大学服务，引领大学发展方向。行政 权力的过度膨胀使得学术权力受到严重挤压，生 存空间极为狭小。学术权力的严重弱化 使得大学行政管理更加专制而僵化。大学治理的科学性、民主性逐渐丧失，教师、教授 参与大学学术事务的积极性受挫，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越来越淡，大学追求“独立之 精神”的气势渐渐消失，大学逐渐失去其在人们心中的高洁神圣的“象牙塔”形象。【23】
3丨大学发展同质化
在我国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由于教育行政权力的宏观调控，统一规划，强制执 行，使得大学规模迅速扩大、大学数量急剧增多，高等教育大众化迅速来临。教育行政 权力强力干预虽然在最初满足了大部分人接受教育的愿望，解决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及 人才不足的矛盾。但是，由于教育行政权力的统一性，大学按照行政思维模式进行规划 建设，大学“千校一面”，发展趋于同质化。近年來，随着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 来临，教育走向现代化、国际化。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大学以崭新的、独立的姿态迎接挑 战。在长期以来的形成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无论是招生规模、专业设置，还是科 研项目的审批，学士学位的颁发等，都要根据行政权力的统一规定去执行。行政权力以 同一标准、同一尺度去衡量与评审大学发展成效，不利于大学根据自身优势与地域优势 办出大学特色，大学个性逐渐泯灭，大学发展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4教育腐败问题频发
大学成为官场
我国大学拥有行政级别，985高校、211高校的行政级别较高，985高校的校长的 行政级别高为副部级。而我国大学校长又由政府任命，很多行政官员被安排到高校，进 一步强化了大学的行政色彩。
在大学内部，因为行政权力独大，大学学术资源的分配、职称的评定、福利待遇的 提升等权利，大都由行政领导掌控。拥有了行政级别，就能享受更多的权利。为了提升 自己的行政级别，难免有的学者使用了受贿、学术造假等非法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助 长了教育腐败。
口）大学功利性增强，办学目的异化【241
我国政府是大学的主办者，不仅控制着大学的发展方向，还掌握着大学的资源配置 权。大学要想获得良好发展，离不开政府对其进行的财政资金、学术资源的支持。而政 府，则是根据大学的级别，对大学的亟需的办学经费、学术资源进行分配。大学级别越 高，所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资源支持越多。为了使大学级别得到提高，获取更多的权 利和资源，大学行政人员把主要精力投放于扩大学校规模、学生规模、学科规模等外延 发展上，而不注重学风的塑造，学术的发扬等内涵建设，导致大学内一些建筑、设备等 利用率不高，资源浪费严重，课题经费利用率低，㈤学风円下，学生质量下降。为了争 取更多的项目，难免有的学者利用受贿手段达到目的。
为了提高大学知名度，显示政绩，大学行政领导把教授、教师的的数量作 为升迁的标准。受利益驱使，一些教授、教师不得不转移其在教学、科研上得精力，把 大量时间投放在论文创作上。据相关部门统计，在1997-2007这短短十年间，中国论文 发表总数成绩名列前茅，排名第六，论文引用数也相当可观，排名第十三。论文的 大量发表，表明众多学者对学术相当重视且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受利 益驱使，只重论文数量不重论文质量，造出了大量学术垃圾，“学术泡沫”大量涌现在 “论文海洋”中。学术垃圾的大量产生，使得一些学者价值观扭曲，无心进行科研工作， 学术风气不断被冲击，以学术为目的的大学办学本质被异化。
(四）我国大学治理去行政化的必要性 1.社会发展的要求
一方面，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要求政府完善管理方式，淡化计划 性，转变政府职能，从宏观方面如大学发展速度、方向、结构上着手，提供有效的服务， 提高大学自主性。另一方面，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要求我国大学治理更为规范、民主，确 保提供宽松、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培养有创造性的人才，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注入更 多活力。再者，依法治校是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的必然要求，依法治校要求政府转变观 念，实现无为而治，尊重大学的法人代表地位，实现高校法人自治。大学治理去行政思 维，依法管理大学，是依法治国的要求与体现。
1大学自身发展的要求
大学促进自身的发展，必须更好地遵循高等教育规律，以学术为核心，体现大学作 为学术组织的特性。大学促进自身的发展，必须更好地促进高校立足自身实际，发展特 色专业。大学促进自身的发展，必须更好地增强高校应对竞争的张力以及适应社会发展
的能力。大学自身发展，必然要求大学去行政化。
3^高教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
我国现行的《纲要》要求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通过章程促使大学规范发展。 《纲要》规定高校应完善聘任制，科学制定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监督问责机制。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必然要求大学去行政化。另外，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 构，鼓励教育家办学，实现学术重心的下移，通过内部体制机制增强发展动力，必然要 求大学拥有宽松、自由的民主氛围，去行政化，不容忽视。
4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完善的要求
现代大学制度保障学术自由，要求大学拥有促进自身发展的独立空间，提倡教育家 办学，要求完善校务公开制度和社会监督机制，大学治理去行政化是完善现代大学制度 的要求。
二、国外大学治理模式去行政化的经验借鉴
欧洲是近代大学教育的发源地，大学治理经验丰富，学术自治水平较高，学术氛围 较浓厚，大学的办学水平遥遥领先。美国、日本在提取并发扬了其先进的办学理念、治 理模式后，高等教育事业也有了飞速的进步。本文对国外大学治理模式进行系统分析， 希望对我国大学治理去行政化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国外大学去行政化治理模式介绍 1.美国大学去行政化治理模式
美国大学的治理结构由三部分构成：董事会、校长、评议会。董事会是大学的最高 权力机构，其主要职责是选拔校长、沟通外界、调配资源，很少干预学术事务。虽然董 事会拥有大学的最高领导权，但是其成员由议会民主产生或者选民选举，且成员多由校 外人士组成，1273范围较广。在董事会内部，就有了权力的制约与监督，这样，董事会 做出的重大决策，就比较周全、民主。“可爱的批评家”是民众对美国大学董事会的贴 切称呼。
校长代表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受董事会领导， 对董事会负责。校长根据董事会的 方针政策处理大学事务，受董事会监督。校长也是学校委员会的成员，对各委员会负责、 监督。同时，和社会沟通，获取社会对大学的支持和建议。总之，校长是董事会和学校 及社会的纽带和桥梁，对学校尽责，受董事会监督。
评议会是美国大学专门设立的学术机构，其成员由教授、教师、研究者等学术水平 较高的专业人士组成，且各个学科的人员比例较为均衡。评议会可以根据学术需要设立 下属学术机构，如科学研究委员会、研工会、学术规划委员会等，评议会拥有很大的学 术事务决策权，如可以确定招生标准、教学计划、科研计划、人事管理政策等等，使得 学术权力得到贯彻、执行。⑽
虽然美国大学的治理模式以行政权力为主，但是，由于评议会大都由学术专业人员 组成且对学术事务拥有较大决策权，美国大学权力重心较低，学术权力得到有效保障。 校长和评议会共同参与大学治理，使得大学内部多方面权力较为平衡，行政权力膨胀现 象不易发生。
1.日本大学去行政化治理模式
日本大学治理模式吸取了欧洲大学治理模式的精华，与其治理模式较为相似，即教 授和政府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文部科学省是日本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制定大学方针、 政策，权力很大。在大学内部组织机构由校长、评议会组成，其中评议会是最高权力机 构，享有最高决策权，其成员大都是教授。校长行政权力较弱，执行评议会的决议，负 责学校的校务。这样，很大程度上使学术权力得空间大大扩展。
另外，円本权力权力重心下移比较到位，基层学术权力较大。由教授组成的理事会 有学术事务管理权，主要由教学人员构成的讲座，其教学人员有参与课程开设等大学事 务管理的权力。
3丨英国大学去行政化治理模式
英国大学实行的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均衡发展的治理模式。英国政府在大学治理 中起咨询、指导作用，并对大学进行财政支持。大学内部由校务委员会、理事会、评议 会组成，其中校务委员会只是在形式上拥有最高权力，其成员范围较广，负责财务审议 和外界沟通，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评议会是英国大学内部的学术机构，主要由教师、 非教授系主任、教授组成，拥有学术事务管理的最大权力，如政策制定、机构设置、人 事任免等。理事会是英国大学内部的行政机构，负责大学的财务管理、资源分配等。
英国大学的校长大都由校外人士担任，是荣誉校长，没有实权。副校长既是理事会 的行政领导，又在评议会充当主席的角色。副校长的双重角色，使得其在考虑问题时同 时兼顾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有利于大学两种权力均衡发展。在学院，由高级教师、系 主任、教授组成的部务委员会享有决策权，主要职责是对教学、科研等学术事务进行指 导、管理，受评议会指导。学院还有资源管理权、财产管理权，这为学术活动的顺利开 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为最基层的系，由全体教学人员组成，系享有对科研、教 学工作的具体管理权。“学院制”是英国一些大学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绩的重要原因。 “学院制”使得学校只是各个学院的大的集合，学校权力有限，起指导作用，学校权力 下放到学院，学院拥有了实权，真正成为教学、科研中心。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英国大学内部所设机构既有学术人员，又有非学术人员， 且比例较为合理，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互相监督、协调发展，达到 了两种权力的均衡。
各国各校权力关系模式，如图：
哑铃型 金字塔荆 纺锤形 倒金型
曰本模式英国模式 美国模式 中国模式
图2-1
(二）国外大学去行政化治理模式的共同特点
由于各国政治历史发展状况不同，各国大学治理模式也各有千秋。尽管美、円、英 三国大学治理模式也不同，但仍然有其共同规律，使得三个国家的大学教育没有出现行 政化加剧现象，以学术为核心的准则没有改变。经过上述三个代表国家的大学治理模式 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美、円、英三国治理模式的共同点：
首先，二元权力结构共存。在大学内部，既有行政权力的积极参与，为学术权力的 顺利实现提供物质、政策上的支持；又有对学术权力的充分保障，成为学术事务的发展 的坚强后盾。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互相协调、互相制约，互
相监督，较好地实现了二者的平衡。
其次，大学内部制度健全、管理规范。西方是近代大学的起源地，在长期的管理实 践中，严谨治学，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在西方大学内部，大学行政机构数量适 中，所配备的行政人员较为精简。行政人员和学术人员根据相应的制度组织安排大学事 务，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照章办事。
再者，校长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西方国家，尽管校长 的遴选方式、权力大小、职责范围各有不同，但校长在大学治理过程中发挥着相当重要 的作用。校长不仅是大学和社会的进行沟通的桥梁，还是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 的调和剂。在规范的行政权力监督机制、有话语权的学术权力的制约下，校长决策往往 比较民主。
第四，教授拥有学术事务的决策权。在西方的大学，教授的权威是靠着其自身高深 的专业知识所塑造的，且在大学治理中，与行政权威齐头并进，共同发挥作用。⑺1. 行政权力在行使其治理权时，必然要考虑作为学校办学主体的教授的建议与意见。西方 的大学的学术机构的成员大都是教授，教授拥有课程设置、招生计划、教师聘任等学术 事务的决策权。
第五，院系是教学、科研的中心。在西方大学内部，盛行“校、院、系”三级管理 的方式，学校负责大学发展的总的规划与决策以及与外界的沟通；学院权力较大，可以 根据学院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学院拥有独立的财产权，教科研管理权、人事管理权等，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系是大学进行教学、科研的重心，教师、学生可以发表对教学、 科研的建议，系里的教授拥有诸如课时分配、招生数量等具体学术事务的决策权。
第六，社会力量参与较多。西方大学的良性发展与其社会的支持与监督密切相关。 西方国家的许多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对大学的捐助较多，使得大学办学资金增多， 减缓了对政府的依赖。再者，很多社会名流加入大学董事会、理事会等权力机构，和政 府官员一样，享有对大学发展的进行规划制定、校长选举、外界沟通等权力。 社会力量 多方位参与大学治理，使得大学获得社会支持更多，大学治理透明度更高，管理也更规 范。
(三）国外大‘学治理模式对我国大学去行政化的启示
西方大学治理的模式有的以行政权力为主，有的学术权力占据优势地位，还有的学 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均衡管理，虽然治理模式不同，行政权力都不可或缺。在复杂的大学 事务管理的过程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共同发挥作用，互相合作、互相协调、互相制 约，较好地实现了二者的平衡。这对我国现行的大学治理如何去行政化有很大的借鉴意 义。
首先，管办分离。大学治理如果要摆脱行政化过度的现象，管办分离，是一个比较 有效的措施，即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大学的治理方式，政府负责总的大政方针的制定与 监督，起服务与引导作用；大学负责招生计划、资金分配、课程设置、人事管理等与大 学发展息息相关的事务，真正的掌握自主权。政府行政力量给予大学自主权的同时，大 学也要不断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当然，大学在享有充分的权力管理大学事务时，要受政 府监督，使大学治理在权力的监督下规范发展。
其次，重视学术权力。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是两种特征完全不同的权 力。学术权力的特征在于专业性、高深性，行政权力的特征在于强制性、高效性。西方 先进国家的大学之所以能创办世界著名的一流学府，与其学术权力的自主性的极大发挥 密切相关。大学应该发挥“教授治学”作用，彰显学术权力的地位。
第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明确的法律规定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职责范围，使 得教育行政人员管理大学事务时依法行事。依法保护教授的审议咨询权，以法律形式规 定教职工、学生参与大学学术事务的途径，提高大学治理多方参与的规范程度与民主程 度。
再者，完善社会监督机制。我国大学治理要改变行政权力独大的现状，应充分调动 社会力量参与大学治理，促进大学治理多元化、民主化。一方面，对社会中介机构的作 用、职责、地位作出具体规定，以比较明确的法律法规保障社会力量参与到大学治理中， 以对大学治理进行有效的监督，使大学治理透明化、规范化。另一方面，引入市场竞争 机制，鼓励社会组织、企业、个人对大学的资金支持，提高社会力量对大学的监督力度。
三、我国大学治理去行政化的改革思路
随着教育国际化越来越强，我国大学的发展要顺应时代潮流，借鉴有着先进管理理 念的国家的治理模式。同时，还要依据本国的政治、历史等国情进行综合考虑，选取可 行性强的治理模式。因此，我国大学治理要在遵守我国宏观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从 制度的规范、细节的完善等方面去改变大学行政化的现状。
(一）完善大学行政管理体制
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内，事关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高等教育事业作用曰益突出，地位 飙升。政府事无巨细的集权式管理方式，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之初，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大学的规模发展。但是，在知识円益更新的当今时代，这种管理方式使得大学的发展走 向同质化、标准化的道路，大学的创造力越来越弱。政府的集权式管理，使得教育行政 力量与大学职权模糊不清。在举管办于一体的教育行政力量的强势压制下，^以学术为核 心的大学的自主空间越来越狭窄。要改变行政权力过度越权的现象，扩大大学的自主空 间，笔者从大学外部着手，提出了几个建议：
1.转变政府行政职能
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倡政府行政力量应以服务、公平、法制的理念对公共事务进行管 理。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在社会活动管理中应起指导作用，通过制定大的方针政 策来引导社会公共事务的发展，而不是事无巨细地去掌握公共事务、控制公共事务。在 高等教育事业的浪潮推动发展中,政府应该成为一个理性的指导者，担任起掌舵的职责； 而大学，则应该成为一个自主的发展者，承担起划桨的职责。根据新公共管理的理念， 有效而合理的行政管理不是以具体的实干方式实现的，而是在善于治理的过程中实现 的。顺应新公共管理的要求，政府应转变职能，树立服务意识，以宏观调控的手段提高 大学发展的效率和质量。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大学本身对发展自主权的竭力争取，我 国大学自主权较之于七十年代的计划发展时期，获得了极大地提高。但是，仍然远远跟
I
不上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步伐。为改变这一状况，政府应完善相关教育法 律法规，赋予大学充分的自主权，以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大学各方面的自主权。在实际 的教育行政管理中，注重落实效果，加大监督力度，避免大学的自主权呈现虚置状态。 在大学管理过程中，大学在经费管理方面的权力极为弱小，政府行政力量应调节大学财 政经费的划拨和分配方式，灵活制定大学收费标准。政府根据大学的特色与实际需要分 配学术资源。政府行政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支持国际学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学生 之间的互换，根据学校的实际发展状况的需要确定大学学术人员出国考察学习的时间与 经费，学生外出学习的人数与标准，且根据变化适时地做出相应的调整，提高高校从对 外交流中提升自身水平的机会。
我国大学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就是政府权力越位现象严重，因此，我国大学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⑽政府应改变传统的管理理念与行动，概括 来说，就是政府要以促进大学的蓬勃健康发展为目标，以服务的理念来协调与大学的关 系，改变过于严格的、专权的管理方式，缩小过于宽泛的管理层面，改变过于僵化的管 理手段。我国大学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协调好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与大学的关 系，使二者责权分明。政府教宵行政部门在行使其管理权时，应改变其大包大揽的习惯， 为大学提供一个民主、宽松的发展空间。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政府进行教宵行政管理，应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 指导，也要根据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对大学进行合理的专业指导，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大 学，实现大学发展目标。根据《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要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应以宏观调控的方式指导大学如何发展，而不是对大学管理事无巨细。政府应运用法律 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从大的方面进行整体的方向性指导，努力做好服务工作。 根据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要求，政府应该缩减臃肿的行政机构，建立简洁、有效的决策 程序。同时，应建立社会各界 多方参与的建议、审议、评估的团体或者机构，为高等教 育事业的发展形成一个民主的氛围。
总的来说，政府转变职能，就是要以服务为理念，精简机构，提高行政办事效率， 政府和大学要政校分开，责权明晰，形成宏观的、间接的、科学的、民主的管理。政府 在教育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就是发挥其引导和服务作用，制定符合大学发展的法律法规， 并且监督这些法律法规所赋予大学的权力得以有效实现。政府在赋予大学自主权的同 时，还要监督学校权力是否张弛有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得以实现。政府在进行行政管 理时，应避免直接生硬地介入大学的具体事务，完善管理方式，从宏观方面如大学发展 速度、方向、结构上着手，提供有效的服务。概而言之，我国大学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 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大学自主性。
当然，大学行使自主权，不是随意的、无约束的，必须以我国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为 依据，以社会主义方向为原则，大学本身在政府的行政服务与监督下，行使权力的同时, 进行必要的自我约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自主。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权力带来利益，权力拥有者在行使权力时，往往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办事，使得权 力滥用现象屡次发生。权力拥有者一方随意行使权力，往往会使另一方权利空间范围受 压缩小。现如今，我国坚持依法治国，法律具有无上的权威性，能有效维护权力使用的 规范性。因此，面对大学治理行政化加剧的现象，我国不断完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以 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政府和高校的权利范围和义务，使大学自主权依法得到保障。
为提高大学自主权，自1998年，我国就颁布了《高等教育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大 学享有招生自主权、财产管理权、教学管理权、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权等多方面的权力， 以促进大学发展。但是，实践证明，在相关法律的保障下，大学办学自主权虽然有所改 善，但仍与大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差距很大，这需要遵循以下原则继续完善高等教育法律 法规：首先，明确政校权力范围。确保在大的管理领域范围内，都有相关法律规定大学 所拥有的自主权力，并且规定政府和大学各自自主权力的具体范围及可操作措施。其次， 明确法律责任。以高等教育法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和大学所享受的权利及应尽的义务，对 教育行政部门权力滥用或者不尽义务的行为作出相应的法律制裁。再者，提高法律对学 术权力的保障力度。在保障大学可以建设学术机构且大学教授拥有审议权等学术权力的 同时，也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保障学术权力的公正性。
目前，我国现有的高等教存法律法规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不能很好地保障当今时代 我国大学发挥活力与创造力所亟需的自主权。面对形势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对高等教育 法律法规作出相应的修订与补充，使其发挥更大的效果。如何改革高等教育法律法规， 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给出建议：首先，化概括为具体，即把过于简略、概括的法律条文 进行丰富、完善，使其具体化，且有一定的程序或者可行性措施保障其实用性与适用性。 在完善法律条文的过程中，注意用词的规范性，避免“可以”、“依法”等范围不清的词 的出现，明确规定大学治理的权力主体、权力范围、义务职责、运行程序等，以保障法 律的适用性与公正性。其次，化小为大，即合理扩大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范围，在原有 的保障大学自主权的法律基础上，增加防止行政权力膨胀的法律’监督及制裁条款，增加 相关法律提高学术权力的地位，〔311扩大学术人员及社会公众参与大学治理的方式与途 径，以改善我国大学行政管理体制中学术权力严重受挤压的现状。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 而大学的治理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因此，在法律修订的过程中，有必要建立相应的临时 性法律法规，以弥补法律过渡时期的相关法律空白。
3^改进校长选任制度
大学校长既是教育管理人员又是行政官员的双重角色，使得校长在学术权力与行政 权力的平衡中的作用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大学校长的选拔标准是按照政府选拔党政人 员的标准执行的，这种选拔方式使得校长往往以行政思维去治理学校。根据新公共管理 理论强调的多元主体参与，有必要对校长遴选制度作出相应的改革。制定新的合理的遴 选制度，首先，要制定合理的选拔标准。在制定新的选拔校长的标准时，采取民主的方 式，听取政府、社会公众、人大代表、教师、学生的意见与建议。其次，扩大校长选拔 的范围。面向社会各方有才之士，公开选拔符合标准的人选。再次，确保程序的公正性。 在选拔过程中，严格按照校长的选拔标准执行，在确保遴选委员会的公正选举时，还要 加强公众监督的力度，以保证校长选拔的公市性与透明性。
知识为经济发展服务，大学的发展与社会紧密相连。大学进行的知识的传承创造， 与社会的物质支持、信息交流紧密相连，大学的发展，也需要大学内部各方面的円常事 务的服务作支撑。因此，作为一个复杂的庞大系统，大学也需要以法制性、强制性为特 点，以实现大学职能为目标的教育行政的支持作为保障。目前，社会也越来越重视大学 的作用，希望加大与大学合作与交流的力度与途径。大学与外界的互动需要校长全力以 赴，为自己的学校尽力争取，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而校长，作为大学与社会的传声筒 与桥梁，应该把握教育规律、善于掌握教育形势，专职于大学事务的管理，全心全意的 投入到大学治理中去。
(二）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大学的两种重要权力，行政权力在促进大学复杂的0常事务 迅速有效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学术权力在推动知识发展、维护大学学术性的本质中不 可或缺，二者在促进大学的发展中共同发挥作用，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由于行政 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特点不同、管理方式不同，再加上历史原因、官本位文化传统的影响， 行政权力逐渐膨胀，大学内部行政化加剧。 ‘
事物内部结构的重组与调整可以改变事物的整体功能。在大学内部，若行政权力与 学术权力的组织架构调整得当，同样可以改变大学的行政化现象，使大学回归学术本质。
需要指出的是，回归学术本质，不是只要学术权力，不要行政权力，而是在校院系三级 之间进行权力的调整与分配。笔者认为，加强多方面权力均衡，健全大学内部民主管理 制度，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
1.实行学院参与型的治理模式
组织管理学 认为，分层管理原则是管理复杂事务的有效原则。通过权力的分层，有 效划分权利范围，权力职责较为明确。大学作为一个复杂的组织系统，实行“校、院、 系”三级管理的方式，可以缩小管理的跨度，减小管理的难度，增加管理的灵活性。把 权力下放到院系，在减少校级的管理任务与压力的同时，也利于激发院系的办学积极性 与创造力，从而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创造出尖端的的科研成果。权力在分散的同时，也 要进行集中，以发挥整体效益。大学在进行“校、院、系”分层管理时，还要找到一个 纽带，已达到上下的统一，以便发挥整体效益。要想真正去行政化，以促进大学整体发 展，必须以学院为中心的治理模式，以实现“校、院、系”的沟通与衔接。
进行学院制改革，要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共同制定目标，即学校、学院和系按 照比例派出代表，共同讨论商议大学目标的制定。以民主方式制定的目标，更具有可行 性，也能充分调动各级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其次，确定共同目标以后，在其实现过程中， 校级要充分放权，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按照行政主体在学校、学术主体在学院的原则， 适当下放到院系。㈤在学术权力方面，学校应充分给予院系以专业设置权、课程改革权、 教学管理权、科研管理权等；在行政权力方面，学校给予院系以适当的财政管理权、人 事权、资源分配权等，使学院拥有充分的管理权，以具体的行动实现学校的总目标。
学院制改革要避免因学校的充分放权而可能使学院滋生小团体主义，使得学院只顾 自己的发展，忽视学校的整体发展。因此，学校必须拥有一定的监督权、决策权和评价 权。学校充分放权给学院，学院进行治理过程由学校监督、审议、评价。这样，既促进 了各学院的发展，又兼顾了大学的整体利益；既发挥了学校的行政领导作用，又充分保 障了院系的学术权力。
1.构建“教授治学”机制
大学的核心在学术，学术性的发挥不仅需要教育行政力量的服务，更需要奋斗在教
学一线的教授的努力。完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必须重视教授治学。教授既拥有丰富的 教育理论，又长期奋战在教学一线，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大学事务管理尤其是学术 事务的管理有着深刻的‘认识与体验，能够快速有效地对教学和科研管理提出针对性建 议。如若忽略教授治学的作用，教育行政就失去了服务的宗旨和目标，教学与科研就失 去了方向和依据，大学就是去了学术的色彩与魅力。要想真正地实现教授治学，必须保 证教授基本的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如对教学科研的建议权和决策权、课题主导权、招生 计划权、教科研资金管理权等等。
1完善民主监督制度
除了发挥教授在治学中的作用，还要建立相应的教职工监督机制。实行校务公开制 度，提高大学管理的透明力度。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建立促进教职工参与学术 事务管理的多种渠道，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监督学校学术事务的权利，如教师职称评 定、课题申请、教学资源分配是否公正等凡是与大学发展息息相关的管理活动，教职工 都应主动参与。
4丨改进大学生参与大学事务的方式
利益相关理论认为，公司在关注股东利益的同时，也要关注其他的利益相关主体的 利益，以实现公司价值长期的最大化。作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涉及 范围较广，不仅包括政府、学校、教职工，还包括最容易忽视的权力主体一学生。学 生，作为社会、家庭和自我的资金和时间的投入，也作为教育行政力量、学校的产出， 应相应地具备对大学事务管理的发言权。学生参与大学事务的管理，可以提出很多教学 和生活方面的可行性建议，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以及管理的民主化程度。
现如今，随着高等教宵大众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高等学府接受教育。 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多以及学生观念的进少，学生要求扩大学生权力，参与大学事务的呼 声曰益高涨。但目前，缺乏相应的制度与机构保障学生权益的实现。因此，必须重视学 生权力，在学校内部增设学生参与大学事务的学生组织，派学生代表参加有关学生权益 的讨论，以扩大大学生参与大学事务的渠道。
(三）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机制 1.引入市场力量参与大学治理
在我国长期的教育管理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持续着计划调节有余而市场调 节不足的局面。而在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之所以管理有序、发展良好，与市场经济体制 密切相关。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市场经济由政府主导，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市场经 济的作用还不是很明显。因此，要想促进大学的发展，应重视市场的作用，以竞争促发 展。学校资源的配置及管理，按照社会的需求进行教育资源的合理调节。这样，会增加 大学与社会交流的机会，提高大学对社会变化的敏感性，使大学根据形势需要适时作出 调整，以在不断的自我要求中提高自己。
合理引入市场力量调节教育资源，可以减少大学对政府的依赖，打破教育行政力量 对大学资源的垄断局面，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大学治理的行政化程度。
1.加强社会公众对大学管理的监督
社会中介组织是政府和高校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完善的、成熟的社会中介组织， 能够减缓政府的工作压力，为政府提供科学合理的信息，使政府作出有效决策。另外， 完善的社会中介组织能对大学的治理进行有效的监督，有利于大学治理规范化，促进大 学治理民主化。
大学服务于社会，社会为大学发展提供资源。随着大学社会职能的円益彰显，大学 与社会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作为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大学事务的管理，是社会公众应 有的权利与义务。社会公众参与大学治理，加强对大学治理各方面的监督，能够提高大 学管理的透明度，对大学权力的滥用起着良好的制约作用。
西方大学发展较好，管理方式较为民主，与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社会公 众不仅对大学进行较多的资金支持，1341也对大学的管理进行有效的监督。我国大学应学 习这一做法，争取来自于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的资金支持，使得大学对政府的依赖性 减少。同时，依法保障社会对大学发展的监督权、建议权等，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大学治 理的积极性。社会力量的多方参与，有利于提高政校治理的透明度，使得大学发展更为 规范有序。
当然，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需要较为较为民主的社会作保障。大学自主权的真正 实现，必须以民主的政 治环境作依托。民主意味着平等、自由、秩序，民主政治意味着 完善的法律制度、公正的管理程序、有效的权力监督。
在努力构建民主社会的同时，还要建立具体的与社会中介组织相关的规章制度，提 高社会中介组织的地位，确保社会中介组织在大学治理过程中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使社 会中介组织真正发挥作用，促进我国大学治理民主化。
结论
在知识经济时代，承担着知识的创造与传承功能的大学的地位日益提高。随着大学 与社会联系円益紧密，大学的社会功能日益彰显。大学作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政府、 学校、社会公众、教职工、学生等作为利益相关者，都应参与大学治理。但是，由于文 化、历史、政治制度等原因的影响，我国社会民主化程度还需要再上一个台阶，才能实 现多元主体参与大学治理的目标。
因此，在进行高等教育事业改革时，治理理论的运用应从本国的国情出发，综合考 虑我国的经济、政治民主、文化等因素，合理掌握治理的力度，制定有关大学去行政化 的可行性措施。
大学行政化长期存在，且形成原因错综复杂，大学治理去行政化将是一个长期的、 复杂的过程。至于如何运用治理理论，达到大学去行政化的目的，本文查阅了大量文献， 进行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分析、归类，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但是，由于笔者水平有 限，有些观点难免偏颇。
大学的发展与国家富强、全民素质提高息息相关，高等教育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 应该保留相应的自主空间，促进大学学术精神的发扬。大学治理去行政化，是民众的共 同愿望。大学的学术权力得到保障，才能更好服务与社会。
参考文献
11英国帕特立克’敦利威丨民主、官僚制与公共选择一政治科学中的经济学阐释 张庆东丨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166 2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5 33 1311168 1？0860311 ^ 00761~031106 ^11； 110111 没有政府的治理[如.2011
4〕罗伯特丨罗茨.新的治理叮].政治研究丨1996⑶：154 51俞可平^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丨2000:113 6〕姚启和‘高等教育管理学[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13.
7〕薛天祥，高等教育管理学[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8^
81 [^/01^^^：//131111. 6虹 011/1^6^5/18226^ 1111111
9〕熊庆年，代林利丨大学治理结构的历史演进与文化变异[了]^高教探索.2006:40 一 43 101 ^10^61 5^1100^ ^现代大学办学理念的再次平衡.[^].高等教育季刊，2002(3〉 11〕阳8701〕111：1；口：77丽’130八00111/894/31086.卜加工 12〕^8/011 00/1^6^3/18226^
13〕[加]约翰，范德格拉夫等‘学术权力一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幻.浙江教育 出版社，1989:179
14】冯悼琳丨我国研究型大学校级行政管理结构优化的思考[了].复旦教育论坛， 2007(6〉： 35—39
15〕周逸梅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董事会筹资不影响办学性质…].京华时报，2007 16〕牛维麟詹宏毅^我国大学校长平均年龄52岁平均任期4 1年[⑴.中国教育报.2007 171张德祥^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南京[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78 ―182
18〕刘淑华丨权责对称：高等教育分权的底线[⑴.浙江大学学报，2009(2〉
191张俊宗丨现代大学制度[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84-186
20〕张尘泉’美、苏、英、德、法高等学校管理比较[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1〕陈运超:大学行政化是个问题[了]丨复旦教育论坛，2010(3〉： 23-28
〔22〕阎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角度[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283 ^231刘淑华^权责对称：高等教育分权的底线…]‘浙江大学学报，2009 (幻 1；24〕张发旺丨西北师范大学’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几个问题[了]丨2010，2(3〉
^251王娅妮丨山东审计发现:高校科研经费仅4成直接用于课题.新华网，2007.07.29 ^26^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丨1997-2007年中国论文在世界的总排名^中国教育和科 研计算机网,2007 【27〕别敦荣’中美大学学术管理.[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63 1：28〕张宝泉丨美、苏、英、德、法高等学校管理比较[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93 [加]约翰.范德格拉夫，等.学术权力一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⑷.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89 ^30^朱清时‘管理体制变了，教育改革才有希望[⑷.人民円报，2010 ^311张国斌，首都师范大学^我国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制度分析卬].2008 ^321钟秉林^关于大学去行政化几个重要问题的探析[了]’中国高等教育2010 ^333李泽,陈昊.关于我国学院制的若干思考口].江苏高教，2002(5〉
【34〕13111-01106 ^^!!!!. 7116 舛6评1^110 ^30&86^6111； 35 311 10161031: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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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致谢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论文终于完成。论文完成之际，两年的研究生生涯也接近尾声。 在学校学习的这两年里，我收获了很多，不仅学习了丰富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深刻 体验到新的学习方法，领略到一种不怕困难的坚定的信念。我的成长，离不开老师们的 关心与指导。借此机会，谨以最朴实的语言感谢我亲爱、可敬的老师。
首先，向我的导师姚成郡老师致以最真诚的谢意。姚老师有着精深的专业知识，在 学习上，给予了我精心的指导。本论文的选题及构思就得到姚老师的耐心指导。姚老师 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平和、乐观的心态及积极的人生观，让我深受感动，倍感温暖。 踏入社会以后，不管在哪里，都会记得，姚老师给予我们的关怀。
同时，还要感谢王建军老师、霍洪波老师、孙涛老师，在课堂上及论文写作过程中 给予的指导及帮助。另外，感谢我的舍友刘未博同学在生活与学习上的对我的帮助。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给予的我物质上的支持及精神上的鼓励，使我顺利完成学业。
Abstract： Based on the view of employment chang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graduates， breaks the previous subjective and experience studies， introduces relevant theories of multi subjects and systems， proposes a dynamic conical education mode under interactive circulating system through theoretical and positive analysis to guid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e， which opens up a new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filed， improves the research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has a certain significance to perfect the metho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ory.
关键词： 择业观变迁；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Key words： employment outlook change；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model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8-0211-02
0 引言
传统的线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往往使得毕业生主体意识模糊或淡化，存在流于形式化，急功近利的弊端，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和需要，因此，很有必要对目前的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改变，逐步的改变以往的封闭并且保守的教育模式，要尊重人的需求多样性的特点，并坚持思想的多元化发展，以毕业生为中心，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对比进行取舍，并要树立起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思政政治观点。
1 当代大学毕业生择业观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1.1 高校毕业生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定位不准确影响着他们的择业观念。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通常都是由他们自身对自己在整个社会或者就业市场的定位来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会与其他的同龄人或者同校毕业的群体来做对比。根据这些认识对自身的未来就业会估计出一个大概的就业定位，但是如果出现了较大的差距，就会出现一种被剥夺的感觉，从而影响就业期望。
1.2 大学生择业观念受家庭因素的影响。家庭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毕业生个体所做的决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毕业生在进行择业的时候难免会自己考虑的比较少。而往往家庭都期望子女有一个好的就业，期望值比较高，因此，毕业生也受此影响将择业的期望值增加。
1.3 高校缺乏有效的就业指导影响毕业生择业观的确立。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缺失与不到位影响当代大学生确立合理的择业观。如果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落到实处，毕业生就能够及时确立合理的择业观。否则毕业生在择业时很容易无所适从，难以对自己、对将来的职业生涯合理定位。
2 基于择业观变迁的高校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构建及其目的
2.1 基于择业观变迁的高校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框架的分析 本文借鉴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中“三体一要素”相关理论，设计了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锥型模式（如图1）。这种模式包含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者（主体），毕业生（客体），就业环境（载体）在内的“三体”和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在内的“三要素”等六个相关因素。锥型模式即在开放式环境包围下，毕业生作为整个模式的最终指向和目的为“顶点”，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构成因素充当整个椎型模式的“材料”和“底面”，教育者作为要素的制定者和教育过程的实施者而成为锥型模式的内部“枢纽”和“支柱”而构成的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
2.2 基于择业观变迁的高校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框架的分析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也叫显性教育过程，是以“要素教育者毕业生”为路径的、教育目的很强的线性教育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凭借相关的理论与个人的经验以灌输方式开展线性教育活动。
而本文提出的教育模式是以“教育者要素毕业生”为路径的通过大量的媒介组织及社会化的力量，力图突破单一“授一受”线性灌输方式而实现教育目的的隐性教育过程为线展开新型模式，也称隐性教育过程。
通过对“三体三要素”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椎型模式的整体建构，在新就业环境下将思想政治教育新型理念有效地渗透到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要素和各个环节中，使各要素及教育过程更加清晰化、系统化、更具持久性和可操作性，进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适应现实的不断变化。
3 基于择业观变迁的高校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构建策略
3.1 教育主体观念的转变 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规律，努力完成自身角色转变。他们应作为为毕业生提供帮助的服务者，把毕业生当作资源来开发，在尊重毕业生个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的引导，同时要尽量为每位毕业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努力促使毕业生们达到在现有条件下应该达到的主体觉醒程度和潜力开发程度。
3.2 毕业生观念的转变 思想政治教育锥型模式的建构，要求教育者应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打破毕业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所抱有的成见，使其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对他们自身的尊重与关怀，进而改变他们那种视思想政治教育纯粹以说服、诱导人们牺牲个性来服从社会发展需求的工具，而对其漠视、避而远之的心态。使毕业生自觉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并主动配合整个锥型模式建构过程的实施。
3.3 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转变
3.3.1 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的的确立 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摒弃传统的以就业指导为主要目的教育模式，要努力促进毕业生的自我实现，从而激发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发掘每个毕业生的潜力。新时期高校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关心毕业生的终极发展、培养毕业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毕业生大度宽容的性格品质为目标。
3.3.2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调整 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要根据新的情况，使教育内容尽可能地契合学生成长成才的实际需要，为学生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社会对人才素质的全面要求奠定坚实基础。一是开展价值观教育，增强毕业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二是开展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积极引导毕业生树立终生择业的观念。三是开展毕业生创新创业素质教育，培育他们的敬业精神、主动意识和责任意识，提升职业素养，加强诚信教育。
3.3.3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改进 一是要充分发挥灌输教育方式和渗透教育方式各自的优势，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二是要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的教育方式，使学生课堂所学与现实所见能紧密联系起来，真正把显性教育的目标变为自己的内在需求。三是进一步探索人际互动教育方式，发挥双向主体作用。
参考文献：
[1]文学禹.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20-53.
[2]曲振国.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95-120.
[3]潘守彬.大学生择业与思想政治教育[J].福建高敦研究，2008，2.
一、主要条件
1.政治条件：政治合格，思想道德纯洁，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较强的团结协作和吃苦耐劳精神，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和顾全大局的意识，志 愿从事军队院校教育事业，无学术道德问题，入伍态度端正，符合教育部、公安部、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队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政 治条件的规定》。
2.学业条件：必须是参加全国普通学校（含研究生培养单位）统一招生考试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应届博士毕业生，必须按时获得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成绩 总评良好以上。重点接收进入国家“985工程”或“211工程”高校的毕业生，且第一学历为国家“985工程”或“211工程”高校本科毕业。普通高等学 校招收的委培毕业生、被作留级处理或中途休学超过半年（不含应征入伍）的毕业生均不接收。同等条件下，优先接收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三好学生和曾服现役的 毕业生，优先接收CSSCI论文高产作者、“985工程”高校保送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者等在学术、科研上有突出表现的毕业生。
3.性别及年龄要求：仅接收男性，年龄不超过34周岁（截止毕业当年8月31日），少数民族和曾服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放宽1岁。
4.身体条件：符合《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其中，身高在1.62米以上，双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3，肝功能化验正常，等等。
5.能力要求：专业理论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外语水平高，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教学科研能力，能胜任学院有关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教学工作，有成为本专业及相关学科领域教学科研骨干的潜力。
6.除根据部队建设需要经组织安排外，个人在8年内不得要求退出现役。
二、接收入伍计划
（详见下表）
2014年接收普通高等学校应届博士研究生计划表
专业（研究方向）
岗位名称
基本要求
性别、年龄要求
备注
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学科研岗位
“985工程”或“211工程”院校应届博士研究生
男性，年龄不超过34周岁（截止毕业当年8月31日），少数民族和曾服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放宽1岁
8至10名（最终数量以总政审批为准）
政治经济学
法学
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
马克思主义理论
社会学
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
【关键词】社会工作 视角 毕业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新探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13-0035-02
每年6月我国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将走出大学校园，走向社会，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据统计，2012～2014年，大学应届毕业生人数分别为：680万、699万、727万，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继2013年被称为“最难就业季”后，2014年被毕业生们称为“更难就业季”。面对这一大群处在人生转折点的青年人，如何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就业大环境，顺利就业，完成从校园到社会的角色转变，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文尝试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以及个案、小组、社区的工作方法，来探索做好大学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新方法、新路子。
一 社会工作相关概念介绍
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也是一个职业。主要是指工作者秉持“助人自助”的理念，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为遇到问题和困境的个人、家庭或团体提供帮助，并通过发掘案主的潜能，使案主获得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增进整个社会福利的专业助人活动。
社会工作自诞生之初，就秉承着博爱、平等的理念，关注弱势群体，提升整体福利水平。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吸收了传统文化中仁爱、互助的重要内涵，形成了助人自助、自助助人等一系列基本理念。
1.专业的价值
社会工作具有其他专业所没有的一套价值观，包括平等尊重、接纳、个别化。这些价值观是社会工作专业的灵魂，也是社会工作有别于其他专业的关键。
平等尊重，社会工作专业认为，当案主和社会工作者一起工作的时候，双方在地位、决策权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工作者要尊重案主的人格和自由。
接纳，指的是工作者在开展工作时，能够接受案主、相信案主、尊重案主。强调去问题化和去标签化，才能真正地认识案主。
个别化，是一种将案主分别逐一对待的工作原则。
2.注重人的潜能
比斯台克认为①，人在生理、智力、情感、社会、审美和精神方面具有天赋的潜力和权力;并且人具有实现其潜能的天生的驱动力和义务。所以，在服务的过程中注重案主的潜能、发掘案主的潜能，是成功帮助案主的重要环节。
3.致力于案主自身能力的提高
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是“助人自助”，即在社会工作者帮助案主的过程中，通过发掘案主潜能，培养案主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理念在香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扩展为“助人自助，自助助人”。即为了实现助人能量的持续流动，在案主获得自己帮助自己的能力后，再利用助人的能力来帮助其他人。
4.PIE理论
PIE②即People In Environment的缩写，中文译为“人在情境中”，意思是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场景中，并受到环境场景的影响。这一理论从系统论发展而来，对社会工作专业最大的影响在于，开阔了寻找解决案主问题的途径，并强调要关注案主当前所处的环境。
二 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契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其实就是做人的工作，其注重感染人、进步人、成功人的特性，与社会工作的理念有许多契合之处。从社会工作的角度看，毕业生在即将进入社会时正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为毕业生提供帮助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1.用PIE理论来认识学生的就业支持系统
要对毕业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对现在的毕业生有充分的了解。一般来说，毕业班辅导员已经带了学生多年，对学生的认识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在毕业之际，对大学生进行个人生态系统的梳理，认清资源，认识现状，建立毕业生档案，显得非常重要。根据PIE理论，需要我们从时代特征、社会现实、家庭关系、自身特点四方面来认识学生。现在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是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90后，出生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着社会文化多元的冲击，并且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在他们身上最大的矛盾在于，自我意识强烈和自身能力不足。而这个矛盾又存在着农村和城市的差异，还有专业的差异。以法学专业为例，大部分城市大学生的就业主要依赖家庭资源，大部分农村学生的就业主要依靠自身的人际资源或者自身的努力。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明确针对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即注重以真实案例为教育内容帮助大学毕业生正确认识自我，做好就业规划、注重与环境沟通、注重认识和整合就业资源。
2.注重心灵的感染力，重点帮助特殊毕业生群体
许多高校教育工作者都认为，寻找合适的方式与学生沟通是管理和教育好90后学生的关键，只有让他们愿意听、听得进，才能最终受用。社会工作专业强调“用生命影响生命”，即认为，在思想政治领域，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前沿的辅导员要具有广博的知识面，知道流行趋势，才能通过这些共同话题，顺利与学生进行心灵的交流。同时，辅导员要注重分享自我的人生经历和感受，达到与学生以心交心，才能感染学生，赢得学生的欢迎。特别是对遇到就业困境的特殊毕业生群体，要予以特别关注。如：女大学生面临就业歧视，需要予以支持;贫困大学生就业资源偏少，需要给予帮助。
3.注重能力的培养和迁移，从辅导就业过程中促进学生社会适应力的提升
高校教育不仅仅是专业能力的培养，还有生活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培养。如果说专业能力靠的是课堂，那么生活能力和社会能力就主要从思想道德教育和实践中获得。社会工作中的“助人自助”和教育学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相通的，都强调培养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学生的问题单单由辅导员来解决是行不通的，只有学生主动参与进来出谋划策，才能有效解决。当学生在参与解决自身就业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了相应的能力后，再用来帮助自己身边的同学，并将获得的正能量迁移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促进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就实现了高校教育的最终目标，实现了社会工作专业“自助助人”的延伸。
三 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
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就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励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社会工作的理念同样强调对人的尊重和教育，在长期的社会工作实践中，发展出了个案、小组、社区三种社会工作方法，这三种方法同样适用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1.个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个案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最早的工作方法，将这个方法运用到高校毕业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主要表现为辅导员与毕业生在一段时间内有目标的定期会谈。毕业生即将毕业，感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感受到求职受挫带来的失落情绪，遇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自信心不足、就业技能欠缺、对前途迷茫这三大类。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重塑个人价值观和增强心理能力的过程，社会工作认为可以通过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在互动和渐进式的谈话过程中达成。所以，区别于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个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目标设定上强调设立一个总目标，并设立循序渐进的分目标;在过程中强调由感觉到行动，并强调巩固和推进并举。虽然个案社会工作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效果却是持久的。
2.小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小组社会工作突破了个案工作一对一的局限，形成了一对多的模式，可以在集中的时间里，解决多个人的问题，这是目前学校中最受欢迎的方式。在高校毕业生中，比较适用的是两种类型的小组――同质性小组和异质性小组。同质性小组是指把具有同样特点和需要的学生集中成一个小组，通过辅导老师的活动设计，大家一起共同讨论、充分交流、共同支持面对问题。如：就业压力舒缓小组、贫困生就业支持小组。异质性小组是指小组由具有不同需要的人共同参与，这个小组更加强调经验的分享，即由在同一问题上的成功者分享自我经历，以带动其他的组员寻找到适合自我提高的方法。如：求职技能提升小组、考研复习分享小组。由于组员在小组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尊重，使得他们能够在自我感觉安全的环境中主动分享，获取所需。这也是充分调动学生互助资源，弥补教师资源不足的好办法。
3.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每一个学生的问题，可能都不单纯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可以归结到家庭、社区的环境中。那么为了更好地解决个人的问题，社区社会工作就被提出来。这一方法在高校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应用主要有三个方面：（1）加强与学生家长的联系，做好沟通交流，在学生就业问题上与家长达成共识。（2）充分利用学校的社区资源，为学生的就业提供支持。如在学校范围内营造分享就业的氛围，搭建就业信息的空间，明确为毕业生提供服务的单位。（3）在社会层面上给予大学生就业更多的政策支持，如：为经济困难、身患疾病的学生争取社会组织的支持，为需要发展锻炼的学生搭建社会的平台等。
针对高校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用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除了要理解各类方法的特殊性外，还要注重对三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如在小组工作或社区工作中，针对个别新生的情况，开展个案工作。
我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将其当作重要任务来抓。但是由于缺乏具有时代感的理念和适当的方法，使得许多学生觉得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无用”。这一现状迫切呼唤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笔者认为，社会工作专业的亲切感、感染力、科学性、合理性可以在新时代的高校毕业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期待着我国高校社会工作方法的普及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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