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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中小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至今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据《2013中国中小企业管理健康度蓝皮书》中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中小企业数量达4200多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贡献GDP的58.5%，贡献外贸出口额的68.3%，解决了超过80%的就业。中小企业群体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市场经济，其生存状况如何，影响深远。具体来讲，中小企业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创造就业机会。中小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之一，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为市场提供的产品数以万计，且多数产品生产流程较为简单，这就为多数劳动者提供了门槛较低的就业机会。通过中小企业的纽带作用，一方面吸纳了广大的就业群体；另一方面为市场提供了大型企业无暇顾及的产品及服务。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小企业盘活了市场经济，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二是推动技术创新。翻开现代诸多大企业的成长史，无不印证着一个重要的道理：多数大企业都是由小企业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小企业由于经营思路灵活、高效，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相对较短。许多技术创新均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特别是在高科技、信息知识时代，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有力推动者。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上资金、人力投入较大，创新产品也较多，特别是申请专利的数量在逐年增长，这是中小企业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例证。三是活跃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中小企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跃与否与中小企业关系密切，哪个地区的中小企业数量较多，则该地区的市场经济较为活跃，反之该地区经济缺乏活力。然而，由于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信用级别低、管理水平低等自身缺陷，加之中小企业还频频遭遇正规金融机构的歧视，这些内外部因素综合交织在一起，造成大量中小企业无法从商业银行融资，使得它们不得不面临融资难问题，这是制约中小企业健康成长、发展壮大的一大障碍。融资难的表现有：首先，融资能力较弱。中小企业没有经历市场的考验，在创业初期主要依靠创业者的自有资金，伴随着企业的不断成长，内源融资有限，必须依靠外源融资才能够获得持续的发展。与大企业相比，其没有与商业银行建立紧密的银企关系，且市场波动承受力弱、经营不稳定，这些因素使得其从银行获得贷款的能力较弱。其次，融资规模小。中小企业具有诸多缺陷，使得其无法与大型企业一样，从正统的金融机构获得发展所需资金，其融资资金来源大多来自于自身积累、亲朋好友借贷、职工集资以及非正规的民间借贷等途径，但是这些融资规模均较小，有时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这就大大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中小企业因其经营不稳定，容易受市场环境影响，且其信用水平较低，资产较少，这就使得多数担保机构不愿为其提供融资担保，形成了担保体系不够完善的局面，使得其获取资金的能力大打折扣。第四，融资成本较高。现代商业银行贷款实行责任制，且需要担保，为了获得贷款，中小企业往往要花费较多的费用。一些研究也证实了中小企业所支付的贷款利率要比大型企业高出50%以上。第五，直接融资市场门槛高。尽管我国于2010年推出了创业板市场，为中小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直接融资铺平了道路，然而由于较为严格的上市条件使得多数中小企业望而却步，无法借助这一平台融资。综上所述，中小企业健康成长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这就需要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所面临的融资难问题。而立足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创业投资是解决融资困境的一次有益探索，其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方面形成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机制。
二、创业投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机制
创业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权益资本形式，经过多年的发展，通过探索建立的对接机制、运行机制、退出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方面具有很大优势。
（一）对接机制创业投资与中小企业建立了一个关系融洽的投融资平台对接机制。在对接机制中，中小企业与创业投资地位是平等的，是双向选择的，这又涉及到两个子机制，第一个机制是引入机制，即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入机制。中小企业在破解融资困境时，除了利用内源融资外，其也可借助创业投资来融资，然而中小企业与创业投资之间往往因为信息不对称，两者对接效率较低，这就迫切需要中小企业建立一个引入机制。这个引入机制的重点在于为中小企业吸收创业投资并寻求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也为中小企业发展成熟时创业投资通过股权转让全身而退做出铺垫。中小企业在引入创业投资时，应遵循如下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实际控制人不变更，二是管理层不发生重大变化；此外，还应把握引入时机，一般而言，存在两个重要时期应考虑是否引入创业投资：首先是企业改制前。此时中小企业尚属于有限责任制，由于创业投资对中小企业具有上市的预期，期待通过股权转让获得高额回报，中小企业是否能够上市还是一个未知数，企业的经营、会计、管理相对不够规范，因此，此时引入创业投资较为困难。其次是企业改制后。通过股份制改造后，中小企业具备了上市条件，此时引入创业投资则较为成熟，创业投资也愿意投资这一类的企业，现实中多数创业投资均发生在企业改制后。第二个机制是投资决策机制。这是针对创业投资机构而言的，创业投资的最根本目的在于获取高额利润。在筛选投资对象时，创业投资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是企业投资收益率，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企业投资收益率的高低是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重要表现，一个盈利能力相对较高的企业能够确保创业投资收回投资并取得回报；其次是创业者素质，创业者素质高低对企业未来成长影响深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对创业投资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是企业发展前景，企业所在行业是否属于朝阳行业，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及认可程度如何，企业是否具备核心生产技术等，这些因素也应是考察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重要指标。一个发展前景较好的企业可以为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创业投资应该重点关注这一类企业。因此，创业投资在确立其投资决策机制时，应从上述几个核心指标对投资对象进行筛选与评估，研究投资前的考查、投资对象的选择等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多个政策以促进创业投资与中小企业的对接，比如2007年财政部、科技部出台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就如何引导二者对接给予了指导性政策建议。据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获得政府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支持的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数量达到188家，政府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累计出资260亿元，引导带动的创业风险投资管理资金规模超过1000亿元，多家中小企业获得创业投资的支持。
（二）运行机制在创业投资与企业成功对接之后，创业投资首要考虑的是如何获得预期收益，而中小企业则关注怎样保证所融资金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以使双方获得长足发展。首先，对于创业投资基金而言，为了确保其投入资金保值增值，获得预期收益，需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要辅助创业者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核心。创业投资基金通过委派专家进入公司的董事会，通过财务监管等措施，协助创业者管理风险，为增资、出售、上市等关键问题给出指导，不断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二是资金追加。首笔创业投资资金对于企业发展所需资金而言，相差较大，伴随着企业发展成熟，创业投资应适时追加投资，使得其具有更高的激励来关注公司的发展状况，提高创业投资的收益。三是动态监控。在对中小企业注资后，创业投资通过实施动态监控企业的投资活动来提醒创业者不断强化风险意识，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此外，还通过提供及时的决策信息、管理咨询，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其次，中小企业为了将创业投资的资金发挥最大效用，需要对资金优化配置做出全盘考虑。除了要提升技术水平外，还应做好市场调研，不断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只有如此，企业才能够不断获利，这是吸引创业投资进行投资的根本保障。总之，在创业投资运行机制中，创业投资与中小企业应相向而行，互相协作，围绕着企业增值这一目标共同前进。否则，创业投资可能面临着资金收不回的风险，中小企业也将面临融资较难的局面。
（三）退出机制创业投资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步入成熟期后，创业投资应通过IPO、股权转让、转售、并购、回购等不同方式退出，以实现创业资本的再投资。创业投资以资产增值为目的，适时退出是创业投资的本质属性，这将为其寻求新的投资奠定坚实基础。创业投资退出对于创业投资自身发展十分重要，自借助对接机制筛选种子投资目标以来，经过对投资目标进行辅导，不断推动企业发展壮大，伴随着企业成功上市，创业投资的盈利水平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此时通过股权转让方式退出当为最优选择。退出一方面实现了创业投资资本的增值，另一方面也为下一轮投资提供了重要保障，从而实现投资——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退出机制是否健全对于中小企业未来发展而言也十分重要。经过创业投资辅导后，中小企业熟悉了现代公司的投资策略、增资、经营管理及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内容。创业投资退出公司管理层后，留给创业者较大的自主决策空间，这对于企业未来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倘若创业投资不退出，或者退出渠道不畅，这对于创业者将成为一种约束，不利于其自主发展。在实践中，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以IPO、兼并、股权转让为主的资本退出渠道，其中IPO退出逐渐成为主流模式。据《中国创业投资年度统计报告（2012）》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共有246笔创业投资退出，其中IPO是最主要的退出方式，占比58.5%；其次是股权转让退出，占比17.9%；此外，并购退出和管理层收购退出，占比分别为12.6%和7.3%。
（四）风险防范机制风险防范意识应该贯穿于整个创业投资活动的始终，这不仅是资本市场运行的基本要求，也是资金增值的内在属性。对于创业资本来讲，其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投资活动，包括甄别投资对象过程中的风险、隐藏在投资对象经营活动中的风险。为了防范风险，创业投资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应尽可能地搜集相关信息。具体地，创业投资机构应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综合分析，宏观分析主要关注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形势、国家产业政策；中观分析主要考察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及所处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地方政府的税收情况；微观分析侧重调查企业创业者素质、企业的技术水平、组织管理及产品等，在此基础上做出最优的投资决策。此外，创业投资还应采取委派人员进入董事会、定期不定期与创业者谈话、查阅企业财务数据等方式强化对企业的监督，对企业管理层施加一定的压力。通过上述措施，创业投资才能够不断地动态监控风险、防范风险。综上所述，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时，创业投资通过上述四个机制发挥作用，相互铺垫，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对接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一个双赢的平台；运行机制具备市场化特征，能够确保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的良性互动；退出机制趋于完善，在推动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创业投资获得高额回报，为下一轮投资做出重要铺垫；风险防范机制是保证中小企业创业投资的资金顺畅进入、运行、退出并实现价值增值的重要保障，这可以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引领中国创业投资健康发展。事实上，通过考察我国过去数十年间创业投资的发展实践不难看出，创业投资在增加就业、提高企业研发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均做出了显著贡献。据《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2013）》公开的数据显示，2012年，创投企业所投资企业的年末就业人数为236.72万人，所投资企业的研发投入达602.81亿元，所投资企业的销售额达18481.34亿元，所投资企业的工业与服务业增加值为4344.64亿元，这些指标与往年相比，增速均十分明显。
三、创业投资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一般而言，企业的风险投资是需要等到企业发展到上市阶段，通过IPO将风险投资撤出投资，以期获得更大的资本增值，但是目前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不是非常的完善。我国风险投资起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相对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比较落后，缺乏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也缺少政府部门的法律法规支持体系，更加缺少完善的市场机制作用体系，最后导致风险投资难以成功。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上市公司IPO是风险投资退出的最佳方式和时间，但是这需要完善有序的市场秩序支持以及健全的法律法规保护，而我国股权分置改革来的很晚，因此IPO过程当中风险投资退出的方式受到了阻碍。吴超鹏（2012）研究也发现我国风险投资在公司上市之后退出的比例不高，从2000年之后一直到2010年之间，在公司上市三年后退出的风险投资仅仅35%，五年之后退出的也不过44%。通过这样的分析来看，我们国家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
二、风险投资
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影响分析总体来说，上市公司一般的融资行为会存在一些信息不对称以及委托的问题，但是风险投资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探讨的风险投资对于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可以视为是投资与被投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需要从上市公司自身的角度出发去探讨分析风险投资对于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具体影响。
(一)对于上市公司内部机制有利影响
风险投资可以成为上市公司的十大股东之一，可以通过其有效的监督管理引导上市公司形成优秀的公司治理团队，只有拥有一个优秀的团队才可以促进企业创造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从而通过内部的监督管控，提升上市公司融资能力，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优秀的风险投资家可以通过自身宽阔的视野，卓越的思想对公司进行监督，对于公司绩效有绝对正面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帮助公司制定战略管理政策，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对于上市公司内部机制的不利影响
一般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公司IPO之后，风险投资就会退出，但是我国风险投资的长期存在，并且风险投资家会成为上市公司董事身份，这样可能会形成一种“尾大不掉”的现象，他们会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干扰公司的政策，甚至也会出现恶性的竞争夺权现象，因为私人利益做出有损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融资活动。
(三)对于上市公司外部机制有利影响
企业与外部环境的沟通交流过程中，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风险投资可以有效地加强信息传递能力，增加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第一，风险投资可以给企业带来良好的声誉，这是衡量企业质量的一个标准，这样良好的声誉可以帮助公司吸引融资和投资对象，给外部传递更加可靠的信息。因此，风险投资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面降低信息交流沟通的成本，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逆向选择问题。
(四)对于上市公司外部机制的不利影响
上市公司外部治理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比如说国家的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第一，我国税收政策的制定主要是我国中央政府部门根据当前社会经济的具体发展内在要求而确定出来的制度体系，并且会以此作为根据，作为指导各级地方政府税收收取的基本方针准则，来开展税收收取工作。另外有关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分配关系、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等众多的分配关系基本是没有理顺的关系。总而言之，在这种税收政策下，我国的上市公司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避免税收政策带来的各种影响。目前的风险投资可能会受到这样的政策干扰，从而对于公司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二就是国家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来说，自身竞争力十分缺乏，而且公司的资本结构不合理，一旦中央政府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动的基础十分脆弱，很容易受到政府宏观政策调控的影响。“从紧”的货币政策会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而导致公司出口商品的价格会有所提高；上市公司的资金压力会进一步地加大，公司的信贷成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快速提高。这些外部因素对上市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来说，都不是有利条件。而这些都是风险投资难以规避的。总体而言，风险投资可以有效地解决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以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与之相关的新的问题。对于风险投资该如何把握和利用需要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行为当中有良好的掌控。同时也需要不断地完善我国宏观资本市场，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确保足够的后盾支撑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
三、结束语
H1：投资决策与融资能力具交互关联性。其中包括：H1a：投资支出对融资的增加呈正向影响性；H1b：融资能力的增加对投资支出呈正向影响性；联立方程式模型的组成不能低于一个方程式，每一个方程式的内生变量(ogenousvariable)各不相同，每个方程式的因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互有联系，因此，联立方程式模型的参数估计必须从整体考虑。借由联立方程模型来作验证，才能满足回归参数的不偏性与一致性，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ThreeStageLeastSguare，3SLS)即具备不偏性与一致性的良好性质，又能满足参数估计的有效性。这是本研究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的重要原因。在使用联立方程式时，须先对个别方程式进行阶的认定(theordercondi-tionofidentifiability)，只有满足“过度认定”及“适度认定”才能取得有效的估计结果，而认定准则的步骤如下。Step2.阶的认定准则，由于联立方程模型在利用化约式求取工具变量以取代结构式中内生变量的过程中，由结构式转换为化约式求估计值是没有问题的，但由化约式的估计值反过来求结构式的估计值就不一定成立，因此在决定联立方程式是否为适当的分析方法之前，应先对个别结构式进行阶的认定(theorderconditionofidentifiability)，以决定是否可借由此缩减式进行参数的估计。由表1可看出，阶的认定准则包含三种状况，即过度认定、适度认定、认定不足三种情况。如果结构式为认定不足，表该化约式的估计结果无法得到结构式的估计值，因此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对该结构式进行估计必须符合过度认定或是适度认定准则。本研究以中国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但因为金融保险业营业内容比较特殊，且其会计科目定义与一般产业有差别，故本研究选取样本中并不包含保险、银行及证劵等金融公司。研究期间自2000~2012年止，共计十三年。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为标准普尔企业财务数据库(S&PCompustatDate-base)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并将样本中数据不全者皆予以删除。
2研究模型与分析方法
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探讨企业投资决策、融资能力间的关联性，把他们当作内生变量，并将与他们相关的外生财务因素分别设立二个方程式，建构出财务决策实证模型。首先以三阶最小平方估计法(3SLS:ThreeStageLeastSquares)分析基本的实证模型，其定义如下。在进行3SLS的估计之前，须先对个别结构式进行阶的认定，认定需满足“适度认定”或“过度认定”，方可使用联立方程模型做分析。实证模型的模式认定如表3。首先，先对所有财务变量做基本统计叙述。由各个企业的基本叙述性统计结果发现，内生变量的平均数均大于中位数，严重倾向右偏现象，因此本研究参考BersantHob-dari(2009)的作法，将0的样本值以样本次小值取代。然后，将内生变量取自然对数后，变量的分布情况较近似对称性，其目的为消除内生变量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使模式估计较具解释性。采用此模式，使整体模式的估计更具解释性。由表4中统计数据可以发现，样本上市企业的当年度资本支出与研究发展支出占销货收入比，约为0~3左右，平均数与标准差也大致相同。融资能力方面，当年度新增借款占销货收入的比，为0~68.21的范围，平均值为0.2585，标准差为1.0394，由此可发现企业融资资金额度需求级距很大。财务因素变量上，获利能力最小值为0，最大46.6089，当企业获利能力越高所预期股利发放水平也较高。而资本密集度最小0.0037，最大30.2970，由此可知企业为降低成本多会投资添购生产设备及扩建厂房。当年度销货成长性相较上年度，最小为0.945负成长，最大值高达3819.8250倍的正向成长，其平均成长率为1.2415倍。企业风险盈余变动最小0，最大为高至480.8685，平均变动率0.3815，标准差10.5204，表示由盈余波动情形，可看出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程度。
3上市企业财务决策的3SLS分析
本文以部分上市企业自2000~2012年共计十三年度的资料，实证研究企业的财务决策制定交互关联性。经实证结果汇总如表5，为上市企业3SLS回归系数，由表可看出融资(系数1.669，t值3.02)投资决策如预期地呈现显著影响。在融资能力中，投资(系数0.006，t值16.05)对融资能力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从表5也可以看出上市企业投资决策与融资能力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正向影响的关系。融资Log(FIN)对投资决策有正向关系，符合假设H1b。公司资源有限，故当企业进行投资计划时会减少股利的发放，而产生股利决策与投资决策肩负向的内生关系结果相同。获利能力与融资顺位理论认为，获利能力较高的企业会拥有较充足的资金，以满足投资所需，所以获利能力与投资决策间应存正向关系的结果不同，为负向显著影响。投资及研发支出Log(INV)对融资能力有正向显著影响性，符合假设H1a。当企业具获利性投资机会时，会以向外举债方式筹措资金。企业会以融资方式维持股利发放水平，故股利对融资呈正向变动结论一样。当企业有投资需求时，获利能力高可利用资金相对地较高，对融资需求同时也减少，债权人评价也会较高，因此融资会受所产生的利息影响而较低，实证结果与此观点相左。非负债税盾部分，对融资能力呈现负向显著的关系，此结果与BersantHobdari(2009)提出在最适资本结构，存在企业与个人所得税及公司非负债税盾时，负债节税利益可以被非负债税盾所抵销，进而降低了融资的诱因，因此非负债税盾对企业融资能力有负向影响观点相同。
4结论
（一）企业前景不明，银行规避风险惜
中小企业和大中型企业相比生存时间较短，尚未建立可信的贷款信誉，项目本身不稳定市场前景不明，企业盈利能力往往表现不佳。加之中小企业对贷款需求的程度高、频率快、额度小，银行从经营风险和成本效率的角度考虑，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惜贷倾向，导致中小企业在银行借贷无门，这就迫使大多数中小企业只能选择其他两个融资途径。其一是依靠自有资金的积累来满足需要，但有限的自有资金往往难以满足其长期发展的需要。其二是求助于利率较高的民间借贷，此举又大大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财务负担。
（二）产品科技含量不高，不能满足风险投资的要求
处于初创期的中小企业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用于购置设备、新产品开发和市场的开拓，但此时的中小企业得到的销售收入却相对不足。如果完全通过向外举债不仅将会背上沉重的财务包袱，给有效的企业造成巨大的还债压力，而且还有可能因为偿还大量的短期借款导致资金周转不灵，威胁企业的生存。因此，处于初创期的中小企业筹集启动资金应该以直接融资为主，辅之以间接融资，这样，才会形成比较合理的融资结构。此时的中小企业其筹资来源应借助于风险投资得以实现。然而由于我国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属于普通制造业，产品科技含量较低，预期盈利能力有限，普遍不具备公开上市的潜力，与风险投资的投资意愿相去较远，因此难以获得风险投资的青睐。
二、完善初创期中小企业融资结构的建议
（一）转变银行观念，关注中小企业
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应充分认识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彻底改变以往视企业性质、行业归属和规模大小决定贷款与否的传统标准，要彻底摒弃各种对中小企业的歧视，加快树立符合市场需求的现代营销理念。在实际贷款操作中对那些信誉好、经营优、效益佳企业，不论企业性质，部分规模大小，予以平等、公正的对待，对中小企业要向对待大国企一样一视同仁地予以支持。
（二）改革金融体制，下放贷款权利
在转变银行业经营观念的同时，还要从金融体制上着手，加快改革现有的信贷体制机制，为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建立合理、高效的体制机制。要把目前信贷审批过于集中的权利适当分散下放，建立较为宽松的信贷管理体制，具体来说就是要把贷款审批权限下放到下一级分支机构，尤其是需要向县级机构进行倾斜。应该针对具体情况，给予银行基层机构在不超过额定贷款规模内审查发放贷款，以便及时、准确、高效的对中小企业予以资金方面的支持。
（三）改革授信制度，施行动态管理
中小企业虽然数量众多但因很难达到银行设定的授信条件。今后，银行应根据企业经营绩效定期调整授信等级和贷款金额，尽早告别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企业授信级别终身制。银行业应积极探索、尝试最高限额抵押贷款的管理制度，一方面采取更加科学准确的办法对企业最高贷款限额进行核定，另一方面对申请贷款的企业所属的资产、机器设备和不动产安排一次性抵押，以便在有效的抵押期内以及经过核定的贷款限额内采用循环的模式向企业多次发放贷款并按时收回贷款。通过改革银行授信制度，更高程度地、更大便利地适应中小企业贷款需求数额小、需求频率高的特点。
（四）完善信用评级制度，改进信贷考核办法
次级债是美国银行针对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发放的住房贷款(即次级房贷)，是住房抵押贷款发放机构（如商业银行）将其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集合组成资产池，经打包定价后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特殊目的机构再将其以担保、保险等形式进行信用增强(CreditEnhancement)，经过信用评级后以抵押担保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证券每月支付的本息现金流，直接来源于资产池中抵押贷款每月获得的计划偿还和提前偿还的本息金额。
作为近30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核心在于通过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设计，使资产的客观信用同原始权益人的整体信用相隔离，并提供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本身信用和衍生信用两个层次信用。目前，已在国际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与发展。美国次级债危机发端于2006年下半年，在2007年2月引发世人普遍关注，到2007年8月则升级成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其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次级债市场，已经蔓延至其他市场。在次级债危机的影响下，道琼斯指数、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日经指数都在下降。与2003年6月29日相比，道琼斯指数2008年1月30日的市值损失了3000亿美元，去年美国金融行业裁员15.3万人，而2006年整个行业裁员仅5.03万人。截至今年1月底全球因次级债危机而导致资本市场缩水约8万亿美元。
受此影响，中国股市牛市步伐嘎然而止并调头向下，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上证指数下跌2000多点，许多股票被腰斩。我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影响，同样也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如何稳健运行以防范金融危机的
发生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我国金融投资的现状分析
我国金融投资从实物投资中分离出来并发展壮大，是融合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进程之中的，并已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工具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我国金融投资的发展面临着种种困难，无论是融资工具的发行、流通、交易诸环节，还是资本市场现存的国有股症结、股市结构单一、吸收公司上市标准僵化等特点，以及证券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发育不全的金融市场环境和运行扭曲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严重地阻碍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但更现实的则是金融投资环境发育基础的薄弱与其环境要素组合体系的残缺不全。因此，改进和完善我国的金融投资环境已成为我们培育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投资体系，发展金融投资的关键。
三、次级债危机给我国金融投资改革的启示
1.加强金融投资风险防范意识，在实践中自我完善金融体系。
（1）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监控水平；
（2）应该警惕国内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
（3）谨慎加息，避免房贷资金成本过高引发的住房按揭贷款还款风险增加的金融风波；
（4）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前车之鉴，事先采取科学论证、试点推广、风险控制等手段，尽快推动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的进程，化解集中于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
（5）严格控制并有效阻击银行资金尤其是境外资金非法流入国内资本市场。
2.立足于本国金融资本，积极引导个人投资者参与金融投资，鼓励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同时吸收国外金融投资为补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强对机构投资者进入金融投资领域的引导，降低其进入门槛，同时注意对其进行投资风险意识教育，树立投资理念。
3.根据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中介机构民营化，建立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和信用制度，强化会员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完善证券交易所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建立严格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信用制度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增强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
4.作为调控主体，政府退出对金融投资过程和投资行为的直接干预，成为整个社会金融投资活动的间接调控者。政府对金融投资的管理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目标合理确定金融投资活动的宏观调控目标，明确发展方向；
（2）管好、用好政府投资；
（3）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依法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护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参与金融投资各方的行为；
（4）防范国家金融风险。
5.从实际出发，以切实满足投资者的需要为宗旨，既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物质因素，又灵活地运用各种政策措施，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非物质因素。具体而言应从以下方面着眼：
（1）保持政治、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2）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成熟而发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
（3）建立高效率的证券交易系统和现代化的通讯网络，改进和完善信息传递系统，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4）建立和完善各种证券管理政策及法律，维持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5）加快培训金融投资人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必须在坚持金融投资渐进式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支持并鼓励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稳妥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另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合理控制对外证券投资的风险。国内各类投资机构应从此次危机中汲取深刻教训，在对外投资之前深入调查和研究，深入了解风险，合理防范和控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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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投资过程中，金融投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对金融投资风险进行控制与管理。虽然使金融投资风险完全消失是不可能做到的，但通过对风险的控制和管理，可以在风险发生时，投资者可以及时使用合理科学的应对方法，使得损失降至最低。因此为了加强对于金融投资风险的管理与控制，本文主要做出以下两点归纳总结，来探讨如何对金融风险投资进行控制：
1对于金融投资过程中的风险进行评估评估
金融投资过程中的金融风险是金融投资风险的控制与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金融投资过程中，金融风险的评估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的依据，对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使得投资者在投资之前了解将要面临的一些不利于金融投资的外界因素，并做出控制和应对的准备。不仅可以降低金融投资过程中的风险和损失，还能增加投资者在金融投资过程中的决策依据。由于风险不是一直固定不变的，那么对于风险评估也要随着风险的不断变化而进行不断的更新。只有不断的随着市场的变动做出最新的判断和评估，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投资者在金融投资过程中的投资风险对自身投资的金融商品的不利影响。如果完全根据金融投资风险评估去规划投资方案和制定风险反应机制，这样会造成很大的偏差。因此投资者还要综合考虑市场信息，在了解所要投资的金融商品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科学的金融投资组合，以期将投资风险将至最低，并且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且，为了增加获利的可能性，投资者在金融投资过程中，不但能根据所做出的风险收益的组合评估自身投资的金融商品，而且可以通过评估自身投资商品的同时检验所做出的风险收益投资组合是否合理科学，并为进一步的投资规划和资源配置打下基础。这样一来，即使在投资过程中，投资者遭遇了风险，他们也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并对其进行应对，不仅可以将自身受到的损害降到最低，还能增加投资经验。
2对于金融投资过程的风险进行分类的控制
由于金融市场上在种类和性质方面有着很大差异，因而每个商品所面临的风险也不尽相同，这些风险的种类多种多样，即使面对同一种风险，这些差别很大的商品也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因此，如果想要把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将要面对的金融投资风险和财产损失降至最低，必须进行金融投资过程中的风险分类。评估预测金融投资的商品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风险，并针对不同的金融投资风险做出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即对于不同的金融商品所将要面临的投资风险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这就是一般的金融投资过程中对风险进行分类的控制。事实上，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投资者的不谨慎，很多投资者在没有深入研究投资将要面临的风险和问题的基础上就对某个单一的金融商品进行大量投资。这种错误的行为在增加投资者所投资商品投资风险的同时，还增加了投资者受损的几率。选择多种不同的金融商品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投资组合之后再进行投资，才是值得推荐的做法。此外必须综合考虑投资过程中的利率和汇率的变化，评估和预测投资组合中的每种金融商品所要面对的风险，对金融商品做出一个合理的预估，并据此做出相应的投资风险应对策略和规划，最后再在此基础上制定投资计划。这样有利于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金融投资风险的降低，确保得到可观的投资收益。
二结语
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不懈努力下，泰国水利利用外资成效显著，1983－1992年泰国水利建设项目利用外资高达3亿多美元。①农民投入在水利建设融资中，农民承担小型灌溉工程部分管理维修费用以及农村饮水工程建设费用的20%，泰国政府规定:水利工程维护费用在5000铢以下的由农民自己承担，维修费用在5000－15万铢的农民需要承担20%的维修费用，而大于15万铢的维护费用则全部由政府单独承担，农民不需要承担。②农民通过农民水利小组(农民用水户组)参与小型农村水利设施的管理和维护。
泰国水利投资制度
(一)泰国水利投资主体及其职责
泰国水利投资主体主要包括各级政府和农民，其中政府在水利投资中处于主导地位，是水利投资的主力军，政府水利投资领域包括灌溉排水工程、防洪工程、工业用水、水土保持、水电工程和因水利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征用和移民安置，其中，灌溉排水工程、防洪工程、工业用水工程由皇家灌溉局负责实施，水土保持工程由土地开发局负责实施，水电工程由电力局负责实施。而农民在水利投资中处于次要地位，农民水利投资领域仅包括小型灌溉工程部分管理维修费用以及农村饮水工程建设费用的20%。
(二)对灌溉工程投资
第一、泰国政府比较重视对已建灌溉工程管理和维护的投资。1977－1991年泰国灌溉财政预算支出结构中，财政对已建灌溉水利工程运行、维修和更新改造的投资占灌溉财政支出比重逐步增加。由1977年的15.11%上升到1991年的28.41%，上升了13.3个百分点。而对新建灌溉工程项目投资占灌溉财政支出比重逐步下降。由1977年的54.61%下降到1991年的44.99%，下降了9.62个百分点。对支助投资占灌溉财政支出比重保持相对稳定(见表2)。政府重视对已建灌溉工程管理和维护的投资能充分发挥已建灌溉工程的效益，这对提高水利财政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很有帮助。
第二、投资逐步偏向小型工程。对新灌溉水利工程项目投资中，小型灌溉工程投资占新建灌溉工程投资总额的比重逐步上升，而大型灌溉工程投资占新建灌溉工程投资总额的比重逐步下降。1977－1989年小型灌溉工程投资占新建灌溉工程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77年的10.82%上升到1989年的31.46%，上升了20.64个百分点。而大型灌溉工程投资占新建灌溉工程投资总额的比重逐步下降。由1977年的50.79%下降到1989年的26.43%，下降了24.36个百分点。对中型灌溉工程投资占新建灌溉财政支出比重在波动中保持相对稳定(见表3)。
(三)农村饮水工程投资
第一、农村饮水工程管理投资。泰国地处东南亚半岛中心，热带气候，常年平均气温较高，有利于细菌繁殖和生长，若农村人畜粪便和垃圾管理不当，容易使水质受到污染，危及农村人畜身体健康。为了减少水质污染，确保农村饮水安全，泰国卫生局健康处主管农村饮水工作，一方面，他们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饮用水卫生标准定时、定点地对农村饮用水进行跟踪监测，以掌握农村水质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他们制订了标准厕所和垃圾焚烧炉，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推广和实施，当然这些投入全部由政府承担。
第二、农村饮水工程建设投资。泰国农村饮水工程包括:供水系统、水槽、降水存贮罐、打井、水坛子等。泰国政府为不同地区农民提供不同的农村饮水设施。在农村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政府为当地居民建设供水系统，集中供应饮用水:打井、建设饮水处理塔、铺设水管，并对从地下抽取的水进行卫生处理;而在农村人口相对分散的地区，或者地下水含铁量高的地区，政府为当地居民提供贮水设备进行分散式供水:在居民房屋顶修建贮水罐或者贮水坛，贮水罐或者贮水坛外接饮水过滤器。无论是集中式供水还是分散式供水，农村饮水工程建设投资均由政府和农民用水户共同承担，其中，政府承担80%(中央政府承担50%，地方政府承担30%)，农村用水户承担20%。③
(四)对防洪工程投资
过去泰国洪灾主要受台风影响，大多数河流的洪水不大，洪涝灾害并不十分严重，泰国政府对防洪工程建设并不重视，只是在1975、1983和1989年发生较大洪水后，泰国政府才陆续投资兴建了一些防洪工程，但工程防洪标准仅10年一遇洪水。④在防洪工程投资中，泰国政府比较重视对防洪工程设施的维护与管理，防洪工程设施的维护与管理费用占防洪工程投资总额的30%左右。⑤防洪工程投资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防洪工程项目建设由皇家灌溉局负责具体实施。
(五)对水电工程投资
泰国大型水电工程主要由泰国电力局(Electrici-tyGeneratingAuthorityofThailand)负责投资建设，建设资金主来源于利用外资和政府拨款。例如:拉加普拉巴水电站总投资69.7亿铢，其中世界银行贷款20亿铢，阿拉伯国家贷款8亿铢，科威特贷款3.7亿铢，政府拨款38亿铢。⑥而泰国小型水电工程主要由泰国能源总局(NEA－NATIONALENERGYAD-MINISTRATION)负责投资建设，建设资金主来源于政府拨款和农民投资投劳(农民投资投劳参股，享受利润分配)。例如:华毛电站总投资81万铢，其中，30%用当地人民劳力折资，所有用电户均投劳，不投劳者不得用电。⑦
启示
第一、政府承担起水利建设投融资的重任。泰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政府财力单薄，然而，长期以来，泰国政府承担起水利投融资的重任，水利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4%－5%，确保泰国水利建设顺利进行。可是，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水利投资明显不足，导致水利建设发展滞后，已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政府应持续地加大水利建设的投入力度，解决水利投资不足的矛盾，改变水利建设发展滞后局面，打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水利建设瓶颈制约。
第二、优化投资结构。长期以来我国水利建设投资结构是:重视对新建水利项目的投资而忽视对已建项目的管理和维护，这种重建设轻管理的投资格局导致水利投资效益不高。重视大型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轻视中小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大型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对资金和技术的要求高，投资期长，见效慢，中小型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对资金和技术的要求低，投资期短，见效快，是典型的民生水利工程。因此，应当借鉴泰国的有益经验，重视对对已建项目的管理和维护的投资，提高水利投资效益。重视中小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加大对中小型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投资，增加中小型水利设施供给，满足人民对水利设施的要求。通过优化水利投资结构，提高水利投资效益，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在调查方法上，根据西南大学学生分布的特点，本次调研综合采用了分层抽样、分组抽样、随机抽样等抽样方法。涉及文史类、理工类、商科类专业的同学，共发放2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94份，问卷有效率为97%。调查问卷采用客观题单选和多选的方式提问，主要包括大学生基本情况、生活费的来源及去向、金融投资现状、可能的影响因素等多方面的内容，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大学生的金融投资行为。
二、结果与分析
1、大学生金融投资基本情况（1）样本总体情况。在参与调查的194人中，只有41人（21.13%）投资了金融产品，而有153人（78.87%）没有进行相应的投资。（2）未投资金融产品原因。统计数据显示，对金融产品不了解是西大学生未进行金融产品投资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占比约63.33%。其次是资金不足，34%的人认为资金不足是其未进行投资的原因，有超过59.79%的西大学生目前可支配存款余额低于3000元。金融产品的收益和风险对于他们是否进行投资的影响并不大，仅分别有9.33%、12%的学生选择此项。另外，在未进行投资的学生中，55.33%的学生有投资的意愿，可以发现大学生有很强的金融投资意愿，但受各种客观因素影响未能采取实际行动。（3）投资原因。在投资金融产品的大学生当中有超过52.08%的人属于接触过金融产品的宣传，想自己进行一些尝试的，也不乏拥有部分专业知识的大学生（27%），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赚钱，但真正熟练掌握专业知识与技巧的人最少，只有约4.17%，还有6.25%由于其他原因的，例如闲钱随意投资，看中其高收益，同时，仍有10.41%的大学生并无明确目的来投资金融产品，只是跟风行动。（4）投资品种类。参与基金投资的人数最多，占投资金融产品人数的73.17%，且基金的投资中，投资货币基金的人数占比最大为75.61%，反映出货币基金在大学生中普及程度较高。投资股票的人数占投资有投资金融产品的比重也较大为24.39%，仍然有一部分大学生热衷于高风险投资。由于大学生的保险意识低，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门槛相对较高，投资保险、银行理财产品人数较少。投资外汇的仅一人，无人参与债券投资。
2、大学生金融投资情况影响因素分析（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Logistic模型是经济学中被广泛用于研究行为主体的选择过程的一类计量经济模型。许多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会导致一种行为结果的产生，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是一种分析个体决策行为并广泛应用于影响因素分析的理想模型。logistic回归属于概率型非线性回归，假设在自变量的作用下，某社会现象的发生概率为P(0≤P≤1)，发生概率与不发生概率之比为P/(1-P)，则logistic回归模型为。（2）被解释变量：投资（1）/未投资（0）（3）假设：大学生是否进行金融投资取决于年级、地区、专业、性别、户籍类型、家庭理财情况、收入主要来源。以上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大学生的金融投资行为。（4）根据以上假设设定自变量①年级。2011级与研一的大学生参与金融投资的比例最高，分别为28.03%和23.08%，2010级的参与率为20.59%，2012级的参与率较之降低为16.36%，而2013级参与度最低，仅为6.67%。随着年级提高，知识积累，对金融知识了解加深；一部分大学生开始有独立收入，对理财需求提高，开始尝试金融投资的人也更多。②专业。文科和工科专业的大学生中参与金融投资的比例相当，分别为16.67%和12.09%，而商科专业的大学生的参与率高达44.12%，远远超过文科和工科专业。③地区。来自东部地区的大学生金融投资参与率最高，为28.57%，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大学生的参与率最低，仅14.56%。东中部地区经济较西部发达，金融投资氛围更浓，投资意愿更强，参与度更高。④性别。女性样本中金融投资参与率16.95%，而男性的参与率为26.32%，远高于女性。⑤可支配存款余额。可支配存款余额3000元以下的样本大学生金融投资参与率最低，仅为10.34%，随着可支配存款余额增多金融投资参与率也随之提高，当可支配存款余额达到8000以上，样本大学生的投资参与率达到75%。可支配存款余额越多意味着可用于投资的资金越多，投资理财的需求更大。⑥家庭理财状况。家庭成员无金融投资经历的大学生金融投资参与率10.22%，远低于家庭成员有金融投资经历的45.61%。家庭成员进行过金融投资的大学生对投资知识的了解多于相似条件下家庭成员未进行过金融投资的大学生，其投资动机更强。家庭成员的示范效应也会提高大学生的金融投资率。⑦收入主要来源。收入主要来源于亲人提供和奖、助学金的样本金融投资参与率最低，分别为15.63%和18.80%，勤工俭学的参与率为较高的30.77%，而来源于其他渠道的远远超过了其他方式，达66.67%，其中可能包括投资收入、课外收入等等。⑧月支出。月支出<600，其金融投资参与率为0最低，随着月支出提高金融投资参与率也随之提高，当月支出>2000时，所有样本都参与了金融投资。⑨月网购支出。金融投资参与率基本上满足与与网购支出同向变动，月支出小于100时为16.87%，500元到800元为100%，而当超过800时，参与率降到50%。由于余额宝等互联网理财产品与网上购物支付账户的连接，网购提高了大学生对互联网金融投资的关注，成为大学生进行金融投资的助推器。变量处理：将年级、地区、专业、性别、户籍类型、家庭理财情况、收入主要来源设为哑变量，其中年级、地区、专业、收入主要来源为多分类无序变量，因此引入需要亚元变量，见表4，变量可支配存款余额、月支出、月网购支出为多分类有序变量，可将其直接引入模型，无需引入亚元变量。（5）自变量相关性分析。通过变量的自相关性矩阵可以看出（图略），仅家庭成员投资理财情况与户籍所在地（农村/城市）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0.4，其他均小于0.4，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6）回归模型模型解释：P表示进行金融投资概率，p/(1-p)表示大学生进行金融投资与未进行金融投资的概率之比。二元logistic的系数说明的是，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某一自变量以单位的变化对某一类别相对参照类的对数发生比的影响，为误差项。用stata计算可得到如下计算结果。（7）回归结果①将所有解释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分析：模型进行似然比检验的卡方值为75.79，Prob>chi2=0.0000，在95%的置信水平下回归模型显著。
在95%的置信水平下，自变量专业、性别、家庭理财情况、月支出对个人投资金融产品情况有显著影响，而年级、省份、地区、资金主要来源、月网购支出对投资金融产品情况无显著影响。②逐步回归（后退法）逐步去除不显著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分析：模型的卡方值为67.93，Prob>chi2=0.0000，在95%的置信水平下回归模型显著。在95%的置信水平下，自变量中，年级（研一）、专业、性别、家庭理财情况、可支配存款余额、月支出对个人投资金融产品情况有显著影响，作用方向与假设吻合。研一的被调查者投资金融产品发生比约为2013级的6倍（=6.04）。由于研一大学生知识储备较本科大学生更多，有投资经验的学生相比2013级更多，因此投资金融产品的比例更大。文科类、工科类大学生投资金融产品的发生比分别为商科类大学生的27%和22%，商科大学生投资理财的专业知识比其他专业的大学生更丰富，投资技能更强，投资意愿和投资观念也更强，因此金融投资发生比远高于工科和文科生。女性金融投资发生比为男性的32%(=0.32)。样本中有19%的男性属于风险爱好者，而女性中仅4%属于风险爱好者，男性的风险偏好程度远高于女性，而金融投资尤其是股票外汇投资风险大，大学生中更愿意冒风险的男性也更愿意参与金融投资。家庭成员未投资过金融产品的大学生投资金融产品的发生比远小于家庭成员投资过金融产品的大学生的投资发生比，仅为其0.175倍。月支出、可支配存款余额均与金融投资比例正相关。可支配余额的发生比为1.843，可支配存款余额每提高一个等级，投资率将变为原来的1.843倍；月支出发生比为2.515，月支出提高一个等级将使投资率增加1.5倍，说明月支出对大学生是否进行金融投资作用程度远大于可支配余额。
除研一外的其他年级学生与2013级相比，投资金融产品的比例并没有显著提高，本科阶段的是基础知识学习阶段，大学生对金融市场的了解并没有显著差异，而研究生学习的知识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来说都有明显提高，因此，金融投资比例在本科阶段并没有明显差异，而研究生的投资比例远大于刚进校的大一学生。大学生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对是否参与金融投资也没有显著影响，另外，来自东部和中部的大学生与来自西部地区大学生相比其投资比例并没有显著提高。其原因可能是大学生主要以学校作为认识金融投资的渠道，接受同样的教育，投资信息也主要通过学校宣传、校园模拟投资活动以及同学间的交流投资经验等方式获得，与生源地并无太大关系。收入主要来源于勤工俭学、奖助学金和其他的大学生与收入主要来源于亲人提供的大学生相比其投资参与率也并没有显著提高。由于大学生通过勤工俭学和奖助学金所得收入甚微，其他收入不稳定，因此，这些独立、额外收入并不会显著提高大学生的金融投资参与率。最后，网购支出也并没有对大学生金融投资参与率产生假设中的显著正相关关系。随着科技进步，通过互联网进行转账更加方便、快捷、安全，互联网转账的普及使得那些即使是较少进行网上消费的大学生也愿意使用通过快捷安全的互联网转账技术购买金融产品。虽然各种互联网理财宝兴起于网上消费支付业务，但其已经以极快的速度在大学生普及开来。
三、小结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