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宣章
毛泽东指出：“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中药是中医的一部分。1954年，毛泽东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
我父亲自学中医中药，给我们弟兄治病；我军医大学毕业后，曾经“西学中”一年，先后在军队医院、职工医院、区中心医院和中医院四类医院工作（分别为20年、6年、5年与7年）；又在五十年医学学习和临床实践中研究中医中药，尤其是在治疗急、慢性肝炎等的临床实践中一直深入研究。中医、西医之间究竟如何结合，我一直在脑海中思维。
中医中药，甚至草医草药，究竟处于什么历史地位？仅仅是没有西医时的权宜之计吗？中医、西医之间究竟如何结合？这个问题应该提高到哲学高度思考。
一百年前梁启超说，中医能治好病，就是没有人能把中医能治好病的道理说清楚。胡适说，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病在什么地方，什么性质，什么原因，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说不清楚他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
医学从科学高度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的机理与规律；从实践方面是研究疾病诊断、治疗的方法与结果。“治不好病的是科学的；治好病而说不清楚的是不科学的”，这是“胡说”（胡适自己的习惯用语）。所谓“说不清楚”，只是体系不同。中医自有一套独特的理论。用“猫论”讲：“不管白猫黑猫，治好病就是好猫。”
现今的医院种类有附属医院、综合型医院（分级）、专科医院、中医院和中西结合医院。附属医院因医学大学（或医学院）有西医、中医之别；综合型医院、专科医院内设中医科；中医院是西医诊断、中医治疗，有的中医院也设西医临床科。中西结合医院则比较复杂。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但是，这个伟大的宝库里不是现成的宝玉，而是比较原始的，和砂砾混合而形成玉石的砂矿、沉积矿；也有一些是没有经过加工的美玉原石“玮”，或是经过简单粗加工的“璞玉”。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玉“和氏璧”，被奉为“无价之宝”，与“随侯珠”齐名，共为天下两大奇宝。和氏璧最早记载于《韩非子》、《新序》等书：春秋时期，楚国琢玉能手卞和在荆山（今湖北省南漳县内）得到一块璞玉，捧着去见楚厉王。厉王命玉工查看，玉工说这只不过是一块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砍下卞和的左脚。厉王死，武王即位。卞和又捧着璞玉去见武王。武王命玉工查看，玉工仍然说只是一块石头。卞和因此失去右脚。武王死，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三天三夜，眼泪流干，接着流出来的是血。文王得知后派人询问为何？卞和说：我并不是哭我被砍去了双脚，而是哭宝玉被当成石头，忠贞之人被当成欺君之徒，无罪而受刑辱。于是，文王命人剖开这块璞玉，见真是稀世之玉，后来就是和氏璧。
西医起源于埃及医学、希腊医学和罗马医学。在1800年前属于“环地中海医学”，很原始。1800年后逐渐成了欧美医学，俗称西医。西医传入中国，最早是教会医学院：协和（美）、华西（加拿大）、湘雅（美）、同济（德）。后有中央医学院，即复旦大学医学院。
在西医确立并传入中国之前，几千年中医发展，确立中医学，这是历史的产物。但由于当时科学的水平，中医学不可能有西医的基础理论，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中医学是稀世璞玉，但是需要“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即使已经剖明是稀世之玉，也需要加工整理。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玉皮厚度，从小于1毫米、几厘米到20-30厘米。色皮形态各种各样。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凡璞藏玉，其价无几。璞中之玉，有纵横尺于无暇玷者，古帝王取以为玺，所谓连城之璧，也不易得。起纵横五六寸无暇者，治以为杯，此已当之重宝也。”我们既不可把中医学（璞玉）说成是石头，抛弃之；也不可不去除砂砾、皮壳、围岩，全盘照搬。
中西医结合不是中西医混合、中西医凑合、中西医并立，更不是中医融入西医。中、西医有许多差别：基础理论不同，中医有阴阳五行；病因病理不同，中医有中医病因学；诊断基础不同，中医有四诊八纲；治疗理论不同，中医有辨证论治。西医则是辨病论治。
中医的“证”不是简单的症状、症候，而是病因、症状、脉象等等全面的综合。所以，中医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特征。同病异治，就是同病分型；异病同治，就是注重机体整体调理，而不是单一地针对病原。西医主要方向是努力找病原，它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敌人。而中医则侧重机体调理，提高自我免疫能力。西医免疫学的发展为中医治病机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实，西医也清楚，许多病可以自我痊愈。例如：从根本上说，骨折痊愈就是机体自身作用为主，西医、中医都只是为骨折痊愈创造条件。中医小夹板与西医大夹板相比，由于骨折两端的关节始终处于活动状态，所以痊愈更快、更好。
疾病定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受病因损害作用，自稳调节紊乱而发生异常生命活动过程。疾病是病因与机体两方面的斗争过程，但是，许多西医师常常忘掉机体的生物、心理、社会作用，单打一地抗病因。
机体在与病因斗争过程中，有不同阶段，这也是同病异治的理论根据。例如：“感冒”分风寒、风热。这是机体出于不同的反应阶段，治疗方法不同。又例如：“外伤”必然引起局部出血、水肿。其后果是局部循环不良，所以早期用冷敷，减轻局部出血、水肿程度。但是“外伤”愈合必须有局部“渗出性”机理，渗出物有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所以后期用热敷。“外伤”愈合主要是依靠机体自身的作用。病因、治疗方法（药物与非药物）都是外因，必须通过机体自身的内因，才能发挥作用。把病因、治疗的外因提高到不适当的高度，从哲学层次上都是错误的。
西医讲的“炎症”大多指生物源性者，各种微生物作为病原引起疾病。但是，同样的流行季节和环境，人体因机体免疫功能不同，结果绝然不同。许多致病菌长期位于人体中，并没有引起疾病。中医中药中，直接针对致病菌的药物也不少，而起常常不引起抗药性，原因就是中药治疗是调理机体与针对致病菌双管齐下。
西医由于分科越来越细，造成许多西医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转氨酶与传染性肝炎之间并不具备特异性。许多西医师一看到转氨酶高就诊断为“传染性肝炎”。其实，转氨酶高是个很常见的情况，不一定是肝脏出了问题。因为转氨酶非常敏感，很多因素会引起转氨酶正常值的上下波动，许多疾病可以引起转氨酶高，即使健康人在一天之内不同时间检查，转氨酶测量结果都可能不一样。
转氨酶高的原因：1。病毒性肝炎与其他类型肝炎，尤其是药物性（含化学制剂性）肝炎。药物性肝炎没有传染性，关在病毒性肝炎病房“隔离治疗”，后果如何？2。大量或长期饮酒者。3。肝硬化与肝癌活动期。4。胆道疾病。5。心脏疾病。6。其他感染性疾病，如：肺炎、伤寒、结核病、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等。7。女性“自身免疫性肝炎”。8。过度劳累、剧烈运动、检查前油腻食物、肾炎等疾病。
关于中医治病“不可重复性”问题。这是指责中医不科学的“杀手锏”。其实，根据数学“常态分布理论”，西医也从来没有100%治愈的事情。数理统计学有两条“线”：95%和99%。当P<；0。05时，有显著差别；当P<；0。01时，有非常显著差别。总是有少数人太敏感或太不敏感，俗话说：“两头小，中间大。”
所谓中医治病“不可重复性”，是因为用西医的“辨病论治”的模式去套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几千年来，中医治疗有效，这是长期总结出来的“可重复性”的方法。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搞清楚其中的机理，而不是一手抹掉。
1956年，毛泽东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这就是研究中医，“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中西医结合”的正确途径。1955年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起吃晚饭。毛泽东指出：“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著名中医蒲辅周治疗急性小儿肺炎有西医达不到的水平。许多被西医判为治不了的患儿，被几味常用中药救活了。用蒲辅周的理论还是阴阳五行、四诊八纲和脏腑辨证等等。我太太董桂英用高等数学对蒲辅周治疗急性小儿肺炎的用药规律（中药种类、用药病期、用药配伍、用药剂量、用药方略）等进行研究，在《中西医结合杂志》1990年第11期。
著名中医学家关幼波治疗肝炎经验丰富。1978年他与中医医院电子计算机室合作，把治疗肝炎经验编制成“关幼波肝病诊疗程序”，为中医现代化做了大胆尝试，是中西医结合的历史创举。
历来，著名老中医在去世后，除了书籍，医案留下了，而丰富的经验失去了。书籍的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并不是一回事。第谷一生留下来的天文观测资料与他的“地心说”理论不是一回事。开普勒用第谷的天文观测资料发现了行星三大运行规律。
毛泽东指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工作。首先应该认真研究医学发展史。不管是中医、西医，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派生出来的，都受到当时社会哲学的深刻影响。医学方法则以当时的科学技术为基础。方法学的质变，常常产生极大的影响。例如：CT、核磁共振成像，为诊断提供有力依据。所以，医学发展离不开生产力发展导致的基础科学发展。
其次是创立新的疾病学（病因学、病理学）以及基础医学。尤其是中医的经络这是西医没有的。中医的脏腑、“气、血、精、津液”以及阴阳五行学说应该批判性接受。
第三，创立新的“诊断学”。中医的舌诊、指纹、脉象等等应该进一步发掘，加以提高。中医的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温热病辨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都值得发掘，加以提高。
第四，创立新的“治疗学”。中医的许多独特治疗方法，不应该失传。例如：发疱疗法、针灸疗法等等。中医的“辨证论治”是研究重点。
第五，创立新的“药物学”。中药之多，成分之复杂，研究之难度，都是引人入胜的。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任重而道远。中医派生出来的日本“和医”和韩国“韩医”，注重筛选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及分子结构。例如：茵陈蒿是治疗肝炎的重要中药，筛选研究其利胆、护肝等等有效成分，用动物实验证实，用分子研究确定，用工业合成生产。这就是发展中医中药。
当然，有人会说：“一副处方多种中药许多成分，有相辅相成作用，也有相反相成作用。这是整体观念。”那么，把每一种成分搞清楚，又搞清楚是如何相辅相成、相反相成，有什么不好？非要一锅粥混吃吗？
第六，创立新的“预防医学”。中医历来强调“治未病”，又有“食疗”理论、“冬病夏治”理论，也应该加以发掘、提高。
毛泽东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既然中医具有能治好病这个实际，“说不清楚”是暂时的。要“说清楚”，就要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
西医的退烧药、止咳药、止泻药等等不能盲目使用，因为发烧、咳嗽、腹泻也是机体自我保护机制，只有在发烧、咳嗽、腹泻过度时，才可以在对因治疗的同时，适当使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机械对症治疗并不是西医学的错，而是思想僵化的西医师的错。现代医学模式的进展，也注意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所以，西医也有整体观念。
医学是科学，医疗是职业。中医、西医有理论的区别，有行业的隔阂，有业务的竞争，这给中西医结合形成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带来障碍。中医、西医有方法、设备的不同，如何结合也没有现成的途径。现有的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并不是样板。现今，许多中医有效的方法却未能普遍开展、进一步研究，还与社会习惯有关。例如：中国的针灸，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现今医院中，只有西医治不了时，推给针灸科。
史书中，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妙术；《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性“头风”；《旧唐书》记载，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名医甄权仅针刺一次“肩髁”穴，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记载，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毛泽东说：“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1955年，毛泽东对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他还“祝针灸万岁！”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参观了中国“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这个轰动世界的“针刺麻醉”，现在实际开展如何呢？有多少医院在开展“针刺麻醉”？为什么呢？
现代科学有“全息理论”：研究事物间所具的全息关系的特性和规律。它具有部分是整体的缩影规律；反映事物之间的全息关系的全息等式。它本质上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性。全息论既是理论科学又是应用科学，既是研究一般的全息理论，又研究一切科学领域的全息现象与全息规律。
【关键词】 整体观念 哲学 中医 方法论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之一，但纵观古代医书，并未有整体观念这样的特定词语。整体观念是何时提出的，它对当代中医的发展有何影响，本文从其概念提出、文化渊源和哲学基础以及其优劣性等方面的分析中阐发中医整体观念的意义。
1 整体观念的提出
从孔子时代起，中国人虽然只生活在中国的地域里，但精神世界中，自认为生活在“普天之下”的世界里，并认为中华民族是现实世界里拥有最高文化的民族。因此，尽管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起了中国道教的兴起及儒家新理学的建立，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原来的思想模式。由此，在十六七世纪中国人开始与欧洲人接触时，也就并未对欧洲人十分在意［1］，直到发现欧洲文明可以和中国文明相颉颃时，才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人对自己古老文明优越的自信。
医学上，在西医强大的冲击力下，人们对传统医学同样也丧失了信心，可中医仍艰难地存在着，它需要不灭的精神支持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西医的比较争论中，开始有中医关于“全体”“整个”的提法，但到建国之初，也没有明确提出“整体观念”是中医特点。1957年左右，有中医名家提出“辨证论治”中医的诊疗规律。最先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特点的，却是西学中学者。1960年“整体观念”作为中医特色写进教科书［2］。这两大特点，特别是“整体观念”在建国后取得共识，必然有一定的哲学思想背景。而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这个时代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哲学理论。不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无“整体观念”这个术语。有人认为［2］，这个观念的提出是为了尽量向辨证唯物论靠近。不过，认识论在中国古代哲学里从未得到发展［1］，即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有一条明晰的唯物和唯心的界限［3］，所以向“唯物”靠近是一种时代选择。但是“辨证”思维在道家《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和儒家《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中都可见其光芒，中国哲学是富于辨证的，而“整体”和“辨证”是可联系的，因为辨证逻辑要求人们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总和，从事物本身矛盾的发展、运动、变化来观察它，把握它，这样才能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所以“整体观念”是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味道，或者说是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来解说中医的发现，它源于民族情结，更是新时代下中医的精神支持点。
2 整体观念的文化渊源及哲学基础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而哲学的形成又是有其地理和经济的背景的。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来维持生存，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农业都同样重要，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农民得靠天吃饭，太阳、月亮的运行和四季嬗替的自然变化是农业必需跟进的。读书人虽然通常并不亲自耕地，但农业生产的好坏与他们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而农民的眼界制约着中国古代哲学的方法论［1］。哲学家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他告诉人们看见了什么，语言简短而内涵丰富，但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确，因为它来源于直觉，不代表假设或用理性演绎得出的概念［1］。所以，“人与天地相应也”（《灵枢·邪客》）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直觉感受，表达的是对自然的爱慕和顺应。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及哲学背景所决定的。而从哲学发展上，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是自西周以来中国思想史上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命题［4］。《书经》中《洪范》篇传说是周武王克商之后，商朝贵族箕子对周武王陈述来自夏朝大禹的治国大法，其中提及五行观念，虽然还没有以水火木金土代表抽象的力量［1］，但它暗含的“天人关系”是：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是联结在一起的，国君的恶行伴随有自然世界不正常现象。春秋以后，“天人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路线［4］，一是老子、庄周道家宣扬的“天人相分”“消极无为”观，《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人对于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一是自孔孟、《易传》开始的“天人感应观”和“有为观”，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天人感应”思想最早表现在对“咸卦”的解释中“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在汉武帝即位的前六年，丞相田蚡等人以儒家学说为武器展开了反对崇尚老子道家思想的窦太后把持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以窦太后的逝世而告终，从此，儒家取得了正统地位，诸子百家则遭“罢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儒董仲舒的许多措施被统治者所采纳而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制度，而他吸收先秦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5］，并利用当时天文、历数、物候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所构造出的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的神学目的论，显然也有一定强势影响力。因此有学者认为［4］，《内经》中关于人与天地相应的原理，是源于儒家哲学的演绎，确实不无道理。再者，儒家注重伦理道德，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和人的今生［1］。由于这种儒家社会伦理观的渗入，《内经》在对“人本身”的认识中，采用的是结构严密、分工有序的社会组织来比喻描述，各脏腑的联系也是用人际关系来比喻描述的，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言“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当然，这里并不否认道家等其他诸子学说对《内经》的影响。
中医基础理论的教科书上在表述中医整体观念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人与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古人认为，人与天地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人本身各脏腑间也有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上的阐述中朦胧地找到整体观念的景象。
由上述可见“整体观念”不是中医与生俱来的特定概念，它是与西医抗衡而选择的一个比较概念。但它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和哲学基础。
3 整体观念的优劣
谈及整体观念，有人会以“天人合一”并谈。“天人合一”这个概念最早明确出现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正蒙·乾称》（《西铭》）篇中，但其用意不是要编织宇宙的关系网［5］，注重的也不是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而只是为了强调个体的道德义务，是指一种对个体的利害得失具超越态度的道德境界。借用这个词语来说明人与自然界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不免有些牵强。倒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宇宙系统论符合辨证法的范畴，而且从历史的时间先后看，“天人感应”才是对《内经》中医理论建构有积极影响的学说。事实上，《内经》也没有天人合一的固定言词。有学者认为，天人合一是“在不了解事物内部要素及其结构的情况下无奈的认识模式”，并以此言“中医这种整体观具有巨大的缺陷”，其实是在言词解读上受的误导和束缚。而且，虽然中医里没有微观机理的结构，但至少有五脏六腑等内部要素及各部分的搭配和排列(即结构)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注释“整体”：指整个集体或整个事物的全部（跟各个成员或各个部分相对）。故又有学者认为“中医所强调的整体是一个较为忽略部分的整体”，这是仅把整体观念作为一个单纯词，而不是作为一种方法或原则来看。并且事实上，中医并不忽视和否定局部，局部治疗法也很多。
笔者认为，这个整体观念注重的是事物内部组成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如天人相应、五脏的生克乘侮等，是一种辨证观念，是优势点。然而，这个整体观念强调维持整体自身的平衡、稳定及常态，缺乏有关对立冲突的深刻理解，看不到建立新平衡的重要意义［6］，限制了中医的发展，是劣势点。中医为什么自觉无以突破呢？因为，在黑格尔理论里，当一个事物被否定时，另一新生的事物在更高的层面上开始了；而按照老子和“易传”的思想，当一个事物被否定时，另一个事物又重复过去的旧事物。这就是劣势的根源所在。
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的哲学理论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有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性的价值。理论的更新不只是否定先前的理论，它可以批判地继承先前理论而创造新价值。撇开古中国与古希腊关于哲学的方法论的区别，也不论“元整体”与“合整体”的差别，整体观念作为一种方法论，不仅是中医的精神支柱，它还代表探索复杂性思维方式的先行思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系统科学的进展，正为整体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借用非线性理论的话，医学的任务就是从无序中发现有序，揭示杂乱、破碎、混沌等极不规则的复杂生命现象内部所蕴含的规律，找到一些简单定律，实现对非线性中稳定因素的有效控制，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这样，整体观念无疑是中医探索生命的有力武器，是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247.
［2］ 刘延伶，赵洪钧．“整体观念”特色论之反思［J］.医学与哲学，2002，23(4)：45.
［3］ 张其成．《中医哲学基础》导论［J］.医古文知识，2004，3：6.
［4］ 邱鸿钟．医学与人类文化［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262.
【摘要】
中医学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种学科的融合体，它是随着古代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以传统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立足点，结合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传统中医学的特点及现代医学特点的分析、比较，站在思维方法的高度探讨中医发展的趋向，不但肯定传统中医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的科学性，并认为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 中医现代化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传统中医理论 中医现代化 古典哲学 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英文翻译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即TCM。中医学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在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仍被世人所瞩目，并不是它具有当今公认的先进的科学理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东方古老而深奥的哲学思想及同学科所没有的特色与优势吸引着世界。中医学的理论模式是在古典自然哲学“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传统中医的科学性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因此，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那么什么是中医现代化呢?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是指在保持中医自身主体、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建立系统完整的科学方法体系，将整个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纳入现代科学整体发展轨道，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学理论进行合理解构和重建，通过多学科向中医学的渗透，形成新兴的综合性学科，依靠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来促进中医学向更趋系统化、客观化、科学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实践过程，要求以现代科学思想为指导，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医学固有的理论体系，全方位、多学科地吸取一切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作为自身的养料，使其学术理论和临证实践具备现代科学的特征。其最终目标绝非实现中西医全面结合，中西医结合只能成为推动中医现代化进程的一股巨大力量;西医学只是实现这一过程可借鉴和可吸收的学科，不可能取代中医学［1］。
1 中医现代化与中医特色是否具有相容性
中医的特色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自然体现，是哲学与医学相融合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疗实践。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辨证，哪一样都离不开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不过是其中一个具体体现罢了。总之，中医是传统人文观念和传统科学相混合的产物。中医存在了几千年，其科学文化体系表现在，对生命现象、人体功能、生命规律的直接观察、整体把握以及对疾病未病防治，动态整体诊断，激发潜能，自我调节等。中医不仅是一门医学科学，更是一门医学哲学，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所派生出来的医学哲学，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不能解释脾与胃关系、经络的走向、中医气的运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实践持续了几千年，并以其具有较好疗效性而为中国人所接受，甚至为世界人们所接受，我学院一位方剂学袁教授在美国纽约的"中医黑诊所"（在美国中医诊所暂无行医执照） 里看到中医的汤药、针灸及拔火罐等很受欢迎，这说明中医的传统疗法是有其效果的，但其理论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那么如何真正的达到中医现代化，使其在理论上和临床疗效上与现代科学具有相容性呢?这是我们所要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实际上仍是继承与发扬的问题，因为中医现代化的基点是中医而不是其他学科，是在中医学原有的基础上现代化，因此对原有中医学就有一个继承的问题，而现代化则应是她的发展，不是中医学受到摒弃或为其他学科所代替。
2 中医基础理论的应用体现着整体观
中医学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的原始社会，《黄帝内经》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思维形式采取“比类取象”的方法，停留在宏观的抽象与模糊，是思辨的、逻辑的，把人及其疾病置于多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不是用一因一果的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识别疾病［2］。比如在中医整体观中包含以下几点含义: （1）生命有机性，中医学自始至终以人为本，不仅仅局限于人体自身的有机性，更倡导自然界的有机性。“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统一观，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这里的“大同”，无疑就是对“有机”的反映。（2）整体性，系统观认为生命是有序、开放、自我调节和有目的性的整体，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灵魂和精华，不论阴阳五行、藏象、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都面向人这个整体，同时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个要素，全面加以考察，现代的整体观还包括社会地位，生活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考察。（3）以模型描述对象，即研究真实现象形成概念模拟对象行为，这个问题，源于五材学说的五行说体现最明确。当古代医家把反映古代农业生态的“五材”比类于人体某种病理、生理状态，五脏配五行，使中医以模型描述对象的方法确立［3］。《素问·五藏生成篇》指出:“五藏之象，可以类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几千年来，这样的思维方法，始终是中医诊疗体系的指导。由此相关的辨证论治体系，“四诊合参”，“司外揣内”也无不一一对应于信息论原理及控制论核心的“黑箱方法”、反馈调节机制等，另外中医理论把人体生命看成是“形与神俱”的统一体。对形神关系，儒道两家的基本思想都认为神随形生，神赖于形。但道家主要从本体论角度探讨人之生成规律及个体生命之自然本性，以达顺从自然，全生全身;儒家则从认识论和伦理本位出发，探索主体能力发挥和心性修养之有效途径。而中医学的形神观则立足于医疗实践，以人体健康为中心，综合并发挥儒道两家的形神理论［4］。由此可见中医的整体观既是其立足点，又是它的精髓。
3 传统中医理论模式需要现代化重构
中医学是唯一延续至今的与现代医学并存的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一个学科。近年来，由于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加上中医药与现代科学发展的不适应，中医的地位可谓岌岌可危。有学者认为，中医理论是一种“哲理式”的思辨，实践是一种“经验式”的积累，从现象上看，中医在医疗市场的竞争力略显不足，中医的许多分支学科在萎缩，主动或被动地与西医同化;一些中医院为了求生存，放下纯中医的架子，大量地引进大型现代医学检查项目，大量地使用西药，甚至超过中药;反映在人才需求方面，中医院校毕业生普遍面临找工作难的窘境。这一切，都无法令人乐观。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中医在世纪之交也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人们发现，21世纪将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发展融合的时代，这也反映在现代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上。目前西医正经历由微观到宏观的新转变，由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再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过渡。而传统中医学由于历史的原因仍然没有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没有摆脱古老的哲学的约束，中医学偏重于整体的肯定，而对人体的病理生理缺乏细致入微的考察，过分强调整体经验陷入知而不分之弊，不能细致入微地进行解剖、分析。中医学偏向实用，而忽视实证理论，中医理论仅是用来说理及指导临床的工具，而不是对人体内在的规律的阐释，其真理性不是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仅体现在它联络经验过程中的适用性、有效性和有用性上，较现代医学缺乏客观、科学的精神。同时，富有辩证性的中医思想体系缺乏对观念的精确界定和细密分辨，造成现象与实质不分，观念与经验混淆，概念的模糊又造成了理论的模棱两可性。中医作为医学应该具备自然科学的特点，故中医学不能免去现代化这一过程。我们应该有勇气突破前人的金科玉律，对传统的中医体系进行整理，对传统的中医理论模式与中医的文化根基进行反思，在重构发展中继承其科学精髓，剔其庸俗糟粕，让现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成果给古老的中医增添活力，这样，中医必能获得新的发展。
4 中药的现代化
中药的现代化问题，也是中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传统中药饮片的现代化问题， 中医处方是针对某个患者开的特定的临时组方，包括古方、经方、时方、验方（偏方）、秘方等等，这是传统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传统中药饮片的质量是临床疗效的基础，发展传统医药首先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使传统中药饮片现代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名称的统一 我国地域广阔、物种繁多， 不少中医古籍和地方性本草多是民间医生经验的汇集。目前中药同名异物、异名同物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例如有南北区分的药物如南、北五味子，南、北苍术，南、北沙参等。处方调配随意性大，临床疗效不稳定，不良反应难掌握，学术交流说不清。因此，当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药典》）为纲，抓住国家颁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契机，用生药学的方法，形态学描述、分类学处理制定中药饮片实名原则。如基源名、传统习惯名、加工炮制名、药用部位名等等，使中药饮片的名称统一，处方规范，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名正言顺”。
4.2 加工炮制的规范化 中药材前期的加工，多在产地采收季节由药农及时加工，中药材后期加工多在中药饮片加工企业由药工进行。基层医院中药房购入的多为传统的中药饮片，是用药效果与安全性的最后关口。目前中药饮片的质量呈下降趋势，有的是野生资源减少，如甘草越来越细，杜仲、黄柏、厚朴越来越薄;有的是栽培品各地品种不一，如丹参、菊花、党参、黄芪等;更多的是加工炮制方法不统一，如茯苓有块状、片状，鸡血藤、苦参块状有大有小;炒黄、炒焦全凭感官而定，如焦山楂、酒炒黄芩、炒山栀、盐炒杜仲;对中药饮片的粗细、大小、颜色、气味、杂质、灰分等以外观、感官确定其质量优劣，国家无统一标准，主观性强。200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药材534种，其中有200余种需加工炮制的未提到，使饮片炮制品性状无据可依。生药经炮制后显微特征、化学成分都与生药不尽相同，有的甚至面目全非，没有标准直接影响临床疗效。
4.3 中药剂型现代化 中药剂型的不同与使用者的需要相关，有传统的汤剂、丸剂等和具有现代化表现的超微饮片， 冲剂、气雾剂、胶囊剂、栓剂、缓释剂等新剂型，为方便患者用药、提高中药疗效发挥了作用。中药的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医药理论，证法方药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解决制约优势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突破口，组织中医药与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队伍，争取实现飞跃性进展，加快中医药现代化进程。
5 中医现代化的实现应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无论从理论还是临床实践，中医和西医都各具特色，中医注重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它主要从疾病当前的病因、病位、病性、发生发展过程和转归五个方面来整体地分析疾病，因而，在临床上出现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这就是因为中医强调的是证，以证来论治，而西医只注重病因、病位，具有片面性，有些疾病只治标而未治本，中医则标本兼治，当然西医在急救等方面具有它的优势，因此，中西医结合要“有的放矢”。中西医结合应在发挥中医优势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病证结合扩大了治疗范围，丰富了辨证论治在临床中的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病因结构、疾病发展规律随之变化，心脑血管病、癌症等慢性病、退行性病、老年病正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的主导疾病，其形成中的社会因素、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七情心理等非常重要，而这些因素正是中医理论非常重视的，如何利用中医之优势，找到更好的治疗、预防手段应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的任务与焦点。所以说中医现代化在临床上的突破口有两个:（1）现代的疑难杂证是以病因治疗的西医内科和以手术为主的西医外科的难题，而这恰恰是中医辨证施治的优势;（2）在保健方面，中医的养生术和保健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综上所述，中医是传统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交相融会而成，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含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也吸取了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等成就，它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学科的融合体，但在现代层次上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还需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医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罗雄，凌湘力. 从“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谈中医现代化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05，27（2） :7-8.
2 刘中景.当代自然科学中“多因一果”的特征.医学与哲学，1998，19（3）:135.
医学哲学范畴是医学理论体系中最基本和最深刻的概念，是人们把握生命和健康的纲领，是对医学问题进行逻辑归类的思辨能力形式。医学哲学思辨能力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萌芽并发展，现在已日趋成熟。现代医学界与哲学界都在努力寻找两个学科结合的空间与方式，试图构筑一个医学与哲学互相融通的对话平台。医学的特殊性使医学思辨能力具有复杂性与综合性的特征，如何加强对临床医学生思辨能力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是医学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每一个医学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一、哲学是医学教育的基础
当人类反省自身的存在，思索生命意义的时候，哲学便产生了。当人类关注自身个体生命的需要，为减少身体痛苦而开始努力的时候，医学便产生了。哲学与医学的产生、发展是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展同步的。同时，中医认为疾病是人体自身与周围大环境失去平衡所导致的，疾病可依阴阳平衡与交替反复的演绎理论予以治疗，无不体现思辨。
全球化时代背景对当代医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社会进步、科学发展、医疗实践，不仅呼吁医学与哲学的完美融合，更呼吁医学生掌握哲学思辨能力，成为具有高素质的医学人才。医学作为自然科学，属中性，但医学应用却有价值取向。事实上，医学的所有重大成就与遇到的重要问题最终都需要提升到哲学层面去理解，因此，哲学是医学教育的基础。
二、临床医学生掌握哲学思辨能力的必要性：
医学临床仅靠医学理论知识是不足的，还需掌握哲学的唯物主义思辨能力，以正确的思辨方法为指导，才能尽可能避免临床失误，得出正确结论。中国传统思辨方式本身具有辩证性，在人与世界关系等问题上展现出自身的深刻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传统思辨方式缺乏分析性、确定性，往往走入笼统性的误区。人类对于哲学思辨能力的认识经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达到了对哲学辩证能力的完整认识。
运用哲学原理，结合自身所学专业进行哲学思辨能力的实践，揭开疾病层层伪装，从而认识到疾病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哲学有助于临床医学生创新思辨能力能力的培养。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世界观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不仅着眼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改造世界，在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不断深化的今天，医疗及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疗科研技术人员创新思辨能力能力的高低与思辨能力方法的正确与否。让临床医学生们在校园里即开始掌握哲学的一般的认知能力，提高理性思辨能力和逻辑加工和抽象凝练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思辨能力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临床医学生在学习哲学思辨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学科定位较狭窄。包括医学院校在内的大部分高等院校，对普通大学生的哲学教育，基本只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大部分学生也仅仅把哲学课作为政治课来对待。
授课方法较传统。目前高校哲学课的授课方法是传统的给予型教育模式，学生只是被动听讲，机械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剥夺了学生思考能力和创新机会。
考核方式较单一。目前高等院校的哲学课程考核方式较单一，无视了哲学教育的本性，学生思维停留在概念层面，使哲学教育失去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作用。
四、培养哲学思辨能力的途径
针对现今高等院校哲学教育的现状，从临床的实际出发进行哲学教育，培养临床医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培养能够胜任未来医疗工作临床重任的合格医学人才。新形势下，临床医学生哲学思辨能力的培养方式，可以基于教学、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三个途径来开展。
基于教学。市场上的哲学教材只是针对某知识点展开阐述，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的渗透哲学背景知识。学生可以从多角度了解哲学起源、发展、演进，在广阔的知识背景中提高哲学辩证思辨能力能力。
立足现实。高新生命技术的发展给现代医疗技术革命带来新变化，是当代临床医学生在学习中常常遇到并感到困惑的问题，将问题意识融入到临床医学生哲学教育中，以哲学思辨能力方式去把握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实事求是为基础，锻炼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
【关键词】临床医学生；哲学思辨能力；新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6）01-258-01
医学哲学范畴是医学理论体系中最基本和最深刻的概念，是人们把握生命和健康的纲领，是对医学问题进行逻辑归类的思辨能力形式。医学哲学思辨能力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萌芽并发展，现在已日趋成熟。现代医学界与哲学界都在努力寻找两个学科结合的空间与方式，试图构筑一个医学与哲学互相融通的对话平台。医学的特殊性使医学思辨能力具有复杂性与综合性的特征，如何加强对临床医学生思辨能力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是医学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每一个医学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一、哲学是医学教育的基础
当人类反省自身的存在，思索生命意义的时候，哲学便产生了。当人类关注自身个体生命的需要，为减少身体痛苦而开始努力的时候，医学便产生了。哲学与医学的产生、发展是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展同步的。同时，中医认为疾病是人体自身与周围大环境失去平衡所导致的，疾病可依阴阳平衡与交替反复的演绎理论予以治疗，无不体现思辨。
全球化时代背景对当代医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社会进步、科学发展、医疗实践，不仅呼吁医学与哲学的完美融合，更呼吁医学生掌握哲学思辨能力，成为具有高素质的医学人才。医学作为自然科学，属中性，但医学应用却有价值取向。事实上，医学的所有重大成就与遇到的重要问题最终都需要提升到哲学层面去理解，因此，哲学是医学教育的基础。
二、临床医学生掌握哲学思辨能力的必要性：
医学临床仅靠医学理论知识是不足的，还需掌握哲学的唯物主义思辨能力，以正确的思辨方法为指导，才能尽可能避免临床失误，得出正确结论。中国传统思辨方式本身具有辩证性，在人与世界关系等问题上展现出自身的深刻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传统思辨方式缺乏分析性、确定性，往往走入笼统性的误区。人类对于哲学思辨能力的认识经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达到了对哲学辩证能力的完整认识。
运用哲学原理，结合自身所学专业进行哲学思辨能力的实践，揭开疾病层层伪装，从而认识到疾病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哲学有助于临床医学生创新思辨能力能力的培养。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世界观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不仅着眼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改造世界，在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不断深化的今天，医疗及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疗科研技术人员创新思辨能力能力的高低与思辨能力方法的正确与否。让临床医学生们在校园里即开始掌握哲学的一般的认知能力，提高理性思辨能力和逻辑加工和抽象凝练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思辨能力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临床医学生在学习哲学思辨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学科定位较狭窄。包括医学院校在内的大部分高等院校，对普通大学生的哲学教育，基本只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大部分学生也仅仅把哲学课作为政治课来对待。
授课方法较传统。目前高校哲学课的授课方法是传统的给予型教育模式，学生只是被动听讲，机械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剥夺了学生思考能力和创新机会。
考核方式较单一。目前高等院校的哲学课程考核方式较单一，无视了哲学教育的本性，学生思维停留在概念层面，使哲学教育失去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作用。
四、培养哲学思辨能力的途径
针对现今高等院校哲学教育的现状，从临床的实际出发进行哲学教育，培养临床医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培养能够胜任未来医疗工作临床重任的合格医学人才。新形势下，临床医学生哲学思辨能力的培养方式，可以基于教学、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三个途径来开展。
基于教学。市场上的哲学教材只是针对某知识点展开阐述，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的渗透哲学背景知识。学生可以从多角度了解哲学起源、发展、演进，在广阔的知识背景中提高哲学辩证思辨能力能力。
立足现实。高新生命技术的发展给现代医疗技术革命带来新变化，是当代临床医学生在学习中常常遇到并感到困惑的问题，将问题意识融入到临床医学生哲学教育中，以哲学思辨能力方式去把握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实事求是为基础，锻炼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
面向未来。哲学学习的过程是形成哲学思辨能力的过程，帮助学生以批判的视角把握医疗和生命技术，从新的视角，以新的方法研究展现一个新的世界，揭示新的可能，
在医学领域，随着高新生命技术的高速发展，现代医学在不断提高人类生命质量的同时，其所蕴涵的生命观、疾病观等都面临新的挑战，这需要哲学思辨能力。对此，所有医疗工作者，特别是临床医学生，应当有高度的自觉，必须顺应现代医学发展的新趋势，自觉运用哲学思辨能力的一系列基本方法，更好地面对目前的医学专业学习及日后的医疗服务等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1]刘虹.中国医学哲学30年[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10（31）.
哲学思维是方法论，在医学教育中提升实践能力
每一生命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都是充满变化的动态过程，由此推动了医学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可以引导学生从多角度、众因素、宽视野认识现代医学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到把医学领域已经成熟的理论技术和医学领域新出现的知识融会贯通，不断创新。另一方面，哲学思维作为一种反思意识，以对现实的审视和批判、对未来的追求和构想，不断推进着医学向更高更宽的领域发展。因此，哲学思维的训练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意识，锻造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和批判怀疑的精神态度，树立科学的研究精神，投身伟大的创造性活动。
医学生哲学思维能力培养现状
1哲学课程的哲学思维培养情况
医学分类的日益细化和医学知识的迅速更新，给医学教育不断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能在大学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获取专业知识，是医学教育面临的挑战。因此，医学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呈现出重专业、轻人文的趋势，多数医学院校的哲学课程基本都是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其他门类较少。与此同时，医学生的专业学习任务更为繁重，在他们看来，如何学好专业课是将来安身立命的重要资本。此外，相对于感性直观、有现实实效性的医学理论，哲学思维则看不见、摸不着，更为抽象，大部分学生仅仅将其看成可有可无的副课，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兴趣去探究。
2医学课程的哲学思维培养情况
医学专业知识量的庞大使大多数医学教师在理论课教学中仍然沿袭着传统的教学模式，即在有限的学时和课堂时间内，通过教师单方授课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频繁变换于听课、看黑板或穷于变化的幻灯片和记笔记之间，难免囫囵吞枣，难以理解繁多、深奥而枯燥的知识点，因此几乎没有什么拓展哲学思维的时间和空间。殊不知医学各门课程之间相互联系紧密，没有哲学思维的引导，导致医学生前面学习内容掌握不牢，后面内容学习起来很吃力，也就是前学后忘，形成恶性循环，医学教学也经常会出现专业课教师“反复温故”的情况。
3临床实践的哲学思维培养情况
临床实践阶段，大多数医生同样也是采取单方面指导，学生被动接受的方式，就病论病，使学生不能把医学现象和所学理论更好地有机结合。同时，不同专科医生单纯把人体肢解为器官疾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割裂各器官之间的联系，使学生不能在众多医学现象之间形成横向的联系。此外，没有正确的哲学人生观作指导，学生极易沾染医学环境中的不良风气。
哲学思维渗透医学教育的途径
正如医学的对症下药一样，哲学思维渗透医学教育也要从问题出发来着手解决。
1哲学课程从导向上培养哲学思维
通过哲学课程培养哲学思维应本着“要精要管用”和“够用为度”的原则，首先让医学生了解最基本最精髓的哲学概念和原理。同时，哲学教师也要懂点医学，尽可能选取和医学相关的、关注度较高的实例，比如紧张的医患关系、人工生命技术、医保改革等，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如课堂讨论、学生讲授、录像等，促使学生将哲学理论和医学实际相结合，让学生在学习理论中感受哲学思维的魅力，增强学习兴趣。除课堂学习外，教师要多开设哲学选修课，同时引导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一定量的哲学书籍，一方面为理论上升为思维方式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用哲学精神提升信仰。此外，在考核学习方式上也要灵活多样。即使是闭卷考试也不应该简单停留在机械记忆层面，可以借鉴考研公共政治的题目性质来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同时加大课外实践的力度，鉴于医学生的课业负担比较繁重，在保证精和管用的情况下适当压缩理论课时，多开展与医学相关的诸如社区医学、农村医疗以及医院改革等社会和百姓关注度较高的社会实践，通过实地训练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学生团体也应该积极组织哲学方面的活动，比如哲学论坛、哲学读书会、开展哲学课题研究等。
2医学课程从理论上训练哲学思维
医学课程种类繁多，前后课程紧密联系。为防止学生出现前学后忘的情况，医学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穿针引线”，运用跨学科的综合问题组织教学，运用辩证哲学思维打破学生的思维框架，训练学生从普遍联系中思考问题，让学生在前后学习的内容中架起桥梁，对学习内容进行思维加工，上升为真正意义上的医学知识。比如很多医学院校开展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医学课程体系改革就是从局部与整体的联系中把握医学理论。同时，为增强医学生批判和创新思维，在医学课程中可以采用将医学知识与创新思维小史科有机整合。通过史料介绍，让学生在领略到医学大家创新成就的同时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在实验教学中，教师也要改变以往教师操作、学生重复模仿的形式，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独立完成实验设计。医学教育也应如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所倡导的那样，让新思想的产生不是教育者给受教育者的，而是受教育者自己得出的结论。
3临床实践从操作上提升哲学思维
对于医学的哲学反思同医学以及哲学的历史一样古老，诸多哲学家和医师都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20世纪中叶，美国的医学人文运动方兴未艾，促发了许多学者对医学的哲学探索。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有：马赛尔（Marcel）、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和斯派克（Spicker）对身体哲学的研究；斯特劳斯（Straus）等对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哲学基础的反思；恩格尔哈特（Engelhardt）对健康与疾病观念的关注，以及对医学伦理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拜谈迪克（Buytendijck）对生理学和人类学的融汇；莱因恩特格（Lain-Entralgo）对医患关系境遇的分析；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对人类本体论和医疗实践的质询；甄纳（Zaner）在一系列文章中，深入地研究了人类自身的本质属性、人际间的纽带（尤其是在医学语境中）以及“促因”在医学教育中的含义。到了晚近出现了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领域即医学哲学的争论。如果存在的话，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能将其与科学哲学相区分吗？它与刚刚出现的生命伦理学是什么关系？这些区分会引发什么样的实践后果？佩里格里诺肯定医学哲学的存在，指出医学不是纯技术的科学，他认为置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医学，是一种人类增进个人和社会福祉的最有力的潜在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医学必须对当下的潮流有所回应，并在其科学的、伦理的和社会的视角下建立起一种新的联合。如果达到这一目的，医学就拥有了世界急需的新人文主义的能力，即，使技术服务于人类的目的。而医学哲学能够成为新的联合的载体。在《医疗实践的哲学基础》一书中，佩里格里诺和托马斯马提出了一种医学哲学观点，即医学的核心在于医患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目的则直指治愈。当然，这不是否定来源于还原论的科学技术能力的重要性。正如佩里格里诺和托马斯马指出的，“如果不能充分的满足技术上胜任的预期，那么，医疗职业行为必将是虚伪和谎言。”技术上的胜任，对于治疗行为而言，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胜任本身必须服从于医疗行为的根本目的，即为特定的病人提供正确的和良善的医疗行为”。佩里格里诺的医学哲学直接而清晰地来源于他对这一学科的本质与目的等基本问题的探讨。临床医学这门学科并不是科学、艺术或者手艺，它是一门完整的、实践的学科，植根于不变的医患之间存在的治疗关系这一事实。换句话说，临床医学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一方是寻求治疗的个体，另一方是承诺运用知识、技艺、经验以及为了病人的利益而进行治疗的个体。那么，这种关系的目的或目标便是为病人提供正确的、善意的治疗措施。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要解决两个问题：除了回答“是否存在，由哪些成分构成”这个基本问题，还要探究其构成的模式。因此，他比较、对比和区分了四种不同的对医学进行哲学探究的模式，即医学和哲学、医学中的哲学、医学的哲学以及医学哲学。第一种关系型式，医学和哲学（PhilosophyandMedicine），医学和哲学仍然是完全独立的学科，每一个学科都从另一个学科的内容或方法中吸取某些东西来阐明自己的事业，例如，精神哲学家利用神经病理学的经验资料提出身—脑—心关系这一概念；或者，医生利用形式逻辑这个工具建立一个诊断或治疗的符号或算法系统。
第二种关系型式，医学中的哲学（PhilosophyinMedicine），哲学家们运用哲学探究的形式工具，如逻辑、形而上学、价值论、伦理学和美学，来考察作为研究对象的医学本身的问题。探究的对象是一组认识论的和非认识论的问题。第三种关系类型，医学的哲学（MedicalPhilosophy），后者与其说是一种哲学类型，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风格。充其量它包括对医学的职业状况作了一些富有见识的研究，这些研究纯化了其气质，提高了其志向。但就它最糟的方面而言，医学的哲学就是一些个人的意见、离题的争论、或对逝去的荣华和特权的挽歌。即使在它的全盛时期，医学的哲学也没有对医学作集中的形式考察，以使自己有资格作为哲学而存在。这一类型，以当下的术语来定义的话，是最为含混和松散的，包括任何非正式的对医疗实践的反思。主要是由临床中的医生基于自身临床实践而产生的反思。当然，这一类型的医学哲学是善于思考的医生的临床智慧，对那些尽责的医生而言，这些始终是灵感和实践知识的来源。第四种关系类型，医学哲学（PhilosophyofMedicine），集中对作为医学的医学进行哲学探究。它力求界定“作为医学的”医学的性质，建立医学和医学活动的某种一般理论。在这个标题下，经受医学中的哲学考察的一系列问题，要被综合成为某种自洽的医学理论。在佩里格里诺看来，一门学科或一种活动不论它是科学、法学、政治学、还是医学的哲学，探究这一学科或活动的性质——它的发现事实的程序、它的逻辑和它赖以建立的形而上学预设。把一门学科的逻辑学、美学或伦理学同这门学科分开，可能比把它的本体论的、认识论的或价值论的方面同它分开更为困难。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该学科的哲学都是运用一些方法并从超越该学科本身的观点出发，从该学科外部来考察这门作为探究对象的学科。看来佩里格里诺主张的是一种范围更小更为集中的医学哲学，旨在探求医学本身的哲学化知识。也就是，关于医学是什么和如何将医学同其他专业和学科相区分的知识。在他的视野中，医学哲学就是“对终极性的寻求，通过研究去掌握事物的实在根基，而这种研究本身超越了学科自身的认识范围。”综合上述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应当定义为第四种关系类型。也就是说医学哲学是一门可定义的学科，并拥有其独特的俯瞰医学的视角。医学哲学的主题与目的同以科学为基础的医学迥然相异。对于佩里格里诺而言，医学哲学能够拓展我们对临床医学的认识，以及帮助我们如何将其与其他学科相区别。医学哲学通过审视患者疾病的本质和影响、治疗的概念、临床决策的复杂性、医患关系中的道德层面、谬论、人类生命的局限以及更多层面来达到上述目的，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到临床医学与哲学之间辩证关系的重要性。佩里格里诺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以此主题为圭臬，从而展开他的整个哲学计划。他的哲学计划有两个主要目的：其一，发展系统的医学哲学；其二，揭示医学的道德基础，即一些能够限定特定的医疗行为中人际关系道德性的不可消减的理论资源。
二、需要什么样的医学伦理学？
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不只是对医学特有的现象进行哲理探究，即不只是医学中的哲学。它力求理解和规定医学现象的概念基础。医学哲学是具有实践后果的不可缺少的事业。我们认为医学是什么促成医学做什么，我们如何塑造医生角色，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是如何构造医生伦理学。尽管在医学领域的哲学家们已经扩展了我们对于当代医学中的伦理学问题的理解，但很少有人把他们的伦理学论述建立在医学理论的基础之上。随着伦理学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和对医学应该是什么的理解变得更加歧异，迫切需要形成作为一种活动的医学的某种自洽的理论。一种医学哲学有助于建立解释医学活动的性质的命题库。提出这些命题，对它们进行批判性考察并综合为一种自洽的理论整体，乃是这种医学哲学的任务。无疑，佩里格里诺是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中提出这种主张的。在谈及二战前美国医学伦理学的情况时，佩里格里诺回忆道：“以我为例，我并不记得什么时候医学伦理学被关注过，除了在学生和住院医师之间的一些非正式讨论以外。天主教的学生对涉及产科实习的一些难题有所关注。在极大程度上，我们要发现怎么做是正确的。对于天主教学生以及非天主教学生来说，堕胎和安乐死都是被谴责的。同样，企业化运营的医学，追求利益的医生所开设的医院也是被谴责的。”二战后，医学伦理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主要有两个根源：首先是科学进步为医学所带来的非凡的能力扩张；其次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的融合。第一点促进了生物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第二点则为医学伦理的发展，即医师对病人特有的责任，或者说是作为真正的医师（physicianasphysician）的伦理，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清醒地认识到大多数医学伦理学实际上只是医学道德，表现为一系列的缺乏伦理辩护或论证作为根基的道德规则和断言。没有伦理辩护作为根基，这些道德规则将是无效的，很容易被挑战、否定或者折衷。正是由于充分地认识到了原有的作为医生职业道德规范的医学伦理学的不足，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规范没有以确凿的伦理学或哲学为基础进行证实，佩里格里诺积极撰写医学伦理方面的著作，探索以医学哲学为基础的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建立在对医学哲学的概念进行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基础之上，佩里格里诺指出，医学事业是具有其自身的合理内核的，这种实在的内核是基于医学中的三种现象而建立的。即：
（1）生病或疾病作为一种存在的因素；
（2）由为陷入疾病困扰的病人提供帮助的医生所做出的允诺或表白；
（3）治疗的行动，即由医生领会到的并做出的技术上正确、道德上为善的并满足病人需要的决定。这三种普遍现象的紧密关系——生病、承诺治疗和治疗本身——为现实世界中医生与病人的相互责任提供了基础。从而，他成为最早认识到医学伦理学必要性的主要人物之一，并宣告了一个时代的来临，即严肃、批判地理性思考医学道德的时代——医学伦理的时代。当对医学伦理学进行深入的、严肃的探究时，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批评解构了希波克拉底的道德规范与方式，古代普遍的医生守则也被严重地蚕食了，当下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更加适应时代和道德多元性的伦理规则。于是涌现出大量的将现有的哲学或神学体系运用到医学的情况。这些体系被“应用”，或者说得好听点是被有条理地应用到医学及其实践中。医学的伦理规范没有从医学的本质出发，即将医学视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进而审视医学中的实际道德境遇。与这一潮流相左，佩里格里诺不同于其他理论家的是他主张医学伦理学研究应当采取“自下至上”的方法，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他认为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应当是首先审视医学本身，然后再从头建立起一套医学伦理学理论，而不是把一套现成的但可能存在很多争议的一般理论拿来然后应用到医学实践中。医学伦理学要想摆脱这样一种存在道德纷争的研究进路，只有对医学本身进行阐释，对医学实践有一个更清晰的理解，然后再努力寻找医学的道德义务。换言之，医学伦理学应当是医学哲学的一部分，而不是简单地将伦理学理论应用在医学问题中。佩里格里诺一直认为，医学伦理学应当建立在医疗关系的本质上，即医学哲学之上。“我的论点是，并且仍然是，医生所特有的义务是从患病的人和他寻求医治的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本质而来的。作为结果的这一关系有着一定的特征并使由此而来的相互之间的道德责任具有了独特的属性。”鉴于当今社会的异质性和科学医学的普遍化特征，任何一种坚实的医学道德哲学都必须植根于医学的“内在”之中。不能如既往一般，单单从外在的哲学化体系中抽取而来。这种道德哲学应当建立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基础之上：人类疾病的现象；医学知识的独特本质；临床决策的道德特性；对于医学作为一门职业的强调。直到晚近，职业伦理中仍包含了大量的道德断言和阐述，并以此定义医生应当如何行为。这些断言往往是在缺乏清晰的和正式的道德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这些构成了希波克拉底伦理的骨架，并在其后继者中得以延续。大多数情况下，与这些道德论断相符的哲学预设都是来源于外在于医学自身的哲学体系。上个世纪60年代末，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奉行的道德主张出现问题时，作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医学伦理学才真正出现。这也是首次，这些道德主张受到正式的分析，并作为普遍伦理的特殊情况加以对待。那些长久以来忽略了医学伦理的职业哲学家，开始以初确原则（primafacieprinciples），即行善、自主和无伤来澄清医学伦理学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次级原则，包括保密、讲真话和信守承诺。这是英美伦理学的分析路径，其主要哲学基础来自于休谟，康德和密尔。佩里格里诺认为这种原则主义的思想进路并不能满足医学伦理学的全部需要，因此美德在他的医学伦理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所关注的是迈向理想目标的进程。佩里格里诺颇为认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观，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他认为美德是一个具有多个方面的“概念”，而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他采用了美德即“具有良好行为的习惯”这一定义，但反对亚里士多德将美德视作极端的平均。他将美德定义为：“美德是一种品格特性，是一种内在倾向，习惯性地追求道德的完美，生活中遵守道德规范，并且在高贵的思想和公正的行为之间追求一种平衡。”事实上，在佩里格里诺看来，医学对于道德行为需要一套更高的标准，而选择这一个行业的人就应当追求美德，并构成一个新的道德共同体。
三、生命伦理学走向何处？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是由生物学（biology）和伦理学（ethics）这两个词合成而来的新词。其中的一个术语，“伦理学”，传统上被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然而今天，许多自称为生命伦理学家的人却不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哲学不足以涵盖道德生活的复杂性，更有甚者将哲学视为一种障碍。他们认为哲学的伦理学过于理论化、抽象并且对语境的、实践的和复杂的道德选择行为不够敏感。对生命伦理学，他们持有一种更加扩大化的视角，认为它应该包括更广、更多的学科，并假定这些学科可以弥补哲学伦理学的不足。今日之生命伦理学，已经介入到司法与立法的决策、公众的争论、伦理委员会和临床会诊之中。这些形形的大量的“生命伦理学”实践暗示了一种权威性和可信性。新生的“生命伦理学家”这一职业为技术专家提供对“道德困境”的分析与决议，这些“道德困境”包括临床、政策信息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佩里格里诺认为生命伦理学应该是各学科之间交互的。需要考察的问题是：在不丧失伦理学中心学科位置的情况下，哲学怎样和其他学科（比如，文学、法律、历史、神学、语言和语言学），还有以人文为目的的社会科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相互发生联系。他说：“我认为生命伦理学意味着广阔范围的质询，但我更意图指出，在这些领域中，哲学有着独特的地位。哲学化的伦理学必须与其他相关学科对话，但它不能也不应该被它们涵盖或取代。”佩里格里诺在其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始终围绕临床境遇展开，他致力于定义临床医学，而非预防医学。他主张临床境遇应当包括：科学知识，医生的推理过程，人际关系，以及针对每一个病人的治疗。这一定义暗含了医生应当做什么，应当知道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被教育。他认为临床伦理学中的医疗道德之核心是治疗关系。这是由三种现象——疾病这一事实，作为职业的行为和作为医疗的行为——所定义的。第一种现象将病人置于一种脆弱的依赖地位，并导致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第二种现象意味着对帮助所做出的承诺，第三种现象则包含了做出医疗上合理的治疗决策的行为。因此，临床伦理学关注的核心是作为个体医生和病人所做出的决策。而生命医学伦理则是一个更宽泛的学科，涉及伦理学原则的应用到所有生物医学知识，并将伦理学分析从临床境遇拓展到法律和政策层面。临床伦理学关注的焦点比生命伦理学更为集中：旨在通过明确、分析和解决临床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提高卫生保健的水平。临床伦理希望为病人寻找一个更好更合理的治疗决策和行为并成为医生的工作和医学实践固有的一部分。临床伦理学总是被用于一种非常迫切和紧迫的情况。通常是在急诊室或者情绪纠结的氛围中使用。它需要我们具有扎实的临床语言和临床知识。需要面对和处理医生、病人、家庭、法律、社会习俗和方面价值观的冲突，从而做出临床决策。临床伦理学与治疗的标准有关。在过去家长制的医学形式下，照顾的标准主要是医生为病人做出的技术层面的决策，如今的照顾标准越来越代表了有能力的成年病人的决策，当然这是在医生根据技术方面的考量向他们提供一些建议之后。因此，尽管伦理学的考量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但所强调的重点已经发生了转移。之前，医学的最高伦理学标准是医生的能力和良心，而现在则还要兼顾对患者价值观和自我判断的尊重。显然，佩里格里诺坚持认为生命伦理学应当回归临床，并且关注病人的尊严与价值。与过去不同的是，当代医学常在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之间震荡。尽管在医疗过程中，医生应当将人看作科学的客体，但绝不能忘记人还是有思有感的人文主体。因此，医学必须总是权衡事实与价值。如果，医学过于极端，那将变得不可靠，甚至危险。而关注病人的尊严与价值恰恰体现了人文学在医学领域中的作用，这种作用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理解当今临床境遇中伦理与价值问题的本质需要；对职业本身考察和批判的需要；以及将这些态度赋予那些有教养的而不仅仅是受过训练的人。人文学是处理伦理学、哲学、历史学、法学与神学中的关涉人类价值的本源性问题，医学科学和技术作为工具不足以应对人类价值与目的问题，人文学才能够教导医生们敏感且有信心地面对无限的人类存在现象。可以看出，佩里格里诺主张在哲学反思的和各医学人文相关学科对话基础上发展生命伦理学，同时，他指出生命伦理学应当回归临床，关注具体临床境遇中具体的那个病人的尊严与价值。对于当今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这无疑是中肯的建议和明确的方向。
四、结语
一、神灵主义的医学模式
人类文明出现的最初阶段，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认识水平有限，对生老病死的现象无法找出合理的解释。这个时期的人们将人类的健康、疾病、死亡都看做是受神灵支配的，人对此无能为力，健康是神灵的赐予，疾病与死亡是神灵的惩罚，只有通过对神灵的祈求才能实现健康的保护和疾病的治疗。处在这一时期的人们，对疾病的解释和治疗都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一历史时期医疗活动由神职和巫卜人员兼任，并没有独立的医学行业。
二、朴素自然哲学医学模式
伴随着的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摆脱神灵迷信的束缚，对自然进行哲学思考，逐渐有了朴素的辩证整体医学观念。这一时期的人们将人类健康疾病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观察与思考，把哲学理论作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健康与疾病，形成了朴素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古代中国的五行、阴阳、精气学说，古代希腊希波克拉底体液说都是在此时期产生，这些学说都是对神灵医学观的否定，哲学思考逐渐代替了神学的解释，哲学家医生代替了神卜人员。由于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使得人们对自然现象和人的生老病死无法做出更加科学的解释，但是，它为以后医学走上科学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
基督教在中世纪迅速发展，为抵抗其它哲学和教派发展，上层传教士汲取希腊哲学中对其有利部分与基督教原有信仰建立成新的教义体系。英、法、意等大学在此期间设置了一系列为神学服务，为神学理论及辩护的学科，所讲授理论称为经院哲学。黑暗的中世纪，自然科学知识被扭曲，成为了神学的附属物，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科学与文明被淹没。这个时期的医学停滞不前，甚至退步。受当时奥古斯丁原罪思想的影响，人们依赖祈祷进行疾病的治疗与健康的保护，带有不切实际色彩的点金术与返老还童灵药盛行，此时的医生为僧侣医生，有限的医学知识沦为了僧侣医学模式的牺牲品。
四、生物医学模式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十五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初是自然科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的天体运行理论以及伽利略所领导的实验科学等较为先进的科学理论，科学的进步动摇了宗教神学的自然观。牛顿力学三大定律的提出实现了近代科学的第一次综合，形成了用力和机械运动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人们用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生命和疾病，把人体看成是许多零件组成的机器，疾病就是机器出现故障或失灵，可以修补和完善达到健康的目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封建权威和宗教神权的统治被彻底，为科学的进步扫清了障碍，自然科学开始迅猛的发展。近代的实验科学，特别是生物科学的巨大进步使得近代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人们对生命现象及其变化以及健康与疾病的认识，是建立在对生物科学认识基础上的，认为疾病从发生、发展、到治疗、预防，都是有生物学因素决定的。每种疾病都有特定的生物或理化因素，会给人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带来形态或化学上的变化，且这种变化是可测量的。这种建立在生物科学的基础上，强调生物科学对医学的作用的医学模式称之为生物医学模式，它认为疾病的生成是因为细胞的病变引起组织结构病变进而导致器官功能障碍。建立在机械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生物医学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医学的进步与发展，一直沿用至今。
五、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1755年，康德运用辩证的观点，概括综合当时的天文学、力学成就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恩格斯敏锐地预见到自然科学必然要回归到辩证思维，他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首次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融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i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了“机体系统理论”指出“系统的定义可以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并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种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ii这个理论指出，对生命现象的解释应是整体性、系统性把握的，不应将其视为单纯的机械运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精神病学和内科学教授恩格尔同样看到了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于1977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需要新的医学模型：对生物医学的挑战》，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医学模式应替代已经不适应医学发展要求的生物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他指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基本内容是“立足于生物、心理、社会等各种学科，认识疾病和健康不仅应从生物学的变量来测定，而且必须结合心理、社会因素来说明，并且必须从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水平采取综合措施防治疾病、增进健康”iii。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三个方面综合考察人的健康和疾病问题，它认为人的心理与生理、精神与躯体、机体内外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心理和社会因素也是影响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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