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点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但市场经济也具有一个基本问题：投机。投机是市场经济所经常带有的病态现象，是人们追逐利润太过极端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产生于正常需求增长带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如果需求平淡，就没有上涨的价格基础使投机得以形成。正常需求增长所造成的价格上涨越快，投机也就越狂热。不过，如果需求增长而价格受到控制不能随着上涨，同样会产生投机现象，就象坐车出行的人增多，但车票价格受到控制不能提价时，同样会出现“票贩子”投机车票行为一样。这实际上是价格上涨机制绕过价格控制体制而在另一方面冒出来的体现，因此需求增加大于供给所导致的价格上涨是难以控制的。
在这“投机随正常需求增加导致价格上涨而产生”同时，投机反过来对正常需求产生干扰作用，使市场变得畸形化，不再正常运转，使得人们看不清正常需求到底在哪里、到底有多少。为了观察到市场需求中哪一些是正常的，哪一些是投机的，聪明的人们也发明了一些观察手段，比如在当今问题最多的房地产市场中，人们就以楼房的租金价格与出售价格的比较，或者以楼房价格与人均年收入的比较，来说明问题。人们购买楼房并不一定拿来居住使用，许多人拿来投机炒作，谋求待价而沽，但人们租房更多的是居住使用（当然也不排除通过专门的租房转手而谋利的情况。但如果存在第二者、第三者租房转手，那房屋原有者为何不直接与最终租用人联系业务而获得更大利益？因此租房转手实际上并不成为普遍现象）。如果（租金／房价）这个比值很低，说明房价之高大大超过了人们对楼房的实际使用所承受的价格，此时人们更愿意租房使用，从而也会把房租普遍拉高。而房价之所以高过市场对楼房的实际需求使用所具有的价格程度，就是因为存在对楼房商品的投机因素，这个因素在拉高房价。相反，如果这个比值很高，就说明人们现在的房价与租金相比很低，此时人们便愿意买房居住使用而不愿租房，同时也说明，此时市场对楼房商品的投机现象最少。
投机需求与正常需求有一个区别：正常需求会遵守供求关系，在价格上涨时需求量减少，价格下降时需求量上升；但投机正好相反，在价格上涨时投机需求量会增大，价格下降时投机需求量反而减少，如果价格下降到最低，则投机现象消除，但此时却正好是正常需求最大的时候。
仔细考虑，投机需求也不违反供求关系，只不过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实际价格的多少，而是“预期价格”的变化程度。所谓预期价格是指人们对商品价格变化趋势的预估，它与实际价格往往存在不同甚至矛盾之处。比如当某商品价格正在上涨时，人们对它当前价格的预估往往是最小的，即从当前起，价格仍不断上涨，当前价格与以后价格相比仍是最低的。因此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商品价格实际上涨越快，人们对它的预估反而越低，从而使人们更多地将资金拥向这种商品，形成商品价格中“追涨”现象。相反，如果商品价格趋向下降，则人们会预估商品当前的价格是最高的，从而在商品价格下跌过程中出现“杀跌”现象。所以，供求关系中反常的价格“追涨杀跌”现象，也是供求关系的一种曲折体现。这种情况在投机性需求中体现得成为显著。
这样，通过这种“越贵越买，越买越贵”的投机炒作，投机现象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资源与财富都卷进来了；此时，社会财富在价格涨跌的过程中产生大转换，产生重新的社会分配。那些商品价格上涨很快的行业，越来越多将社会资源圈卷进来，所占去的社会资源甚至会使其它行业出现紧缩局面。比如现在的房地产行业价格上涨过快而将过多的社会资源、过多的社会购买力圈卷进来，自然会使其它行业因购买力不足而出现紧缩局面。在这种社会重新分配的格局中，在价格上涨期能够截取一小段上涨价格的人，就可以额外获得一笔财富，相反，在价格下跌期遭受一段下跌价格的人，则会损失一笔财富。所领受和遭受的价格幅度越大，所得到或者损失去的财富也就越大。
社会财富在价格涨跌过程中的这种重新分配，是维持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的“零和游戏”？还是使社会财富总量有所损失？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种价格涨跌的情况下，财富量不能再以当前这种价值变动幅度较大的货币来衡量，而要以实物财富或者以币值比较稳定的国际货币对这些财富的衡量来判断。
另外，正常需求的物品一旦因投机炒作而价格爆涨，则这种物品就会脱离正常需求所应具有的属性，变成了投机获利的纯粹形态，成为人们专门进行投机获利的纯粹手段与工具。比如当我们每天所必需消费的粮食的价格只有1元／斤时，我们会心安理得地每餐消费着一定量的粮食，但当粮食价格一下子上涨到30元／斤时，我们不敢消费那怕数量很少的粮食，而是小心翼翼将每一粒保护好，以图在市场上换取更多的利益。因此，投机物品已经不再适合于人们的消费，而成为人们炒作谋利的工具。象今天某些城市里住房价格上涨那么剧烈，从5000元／平方上涨到17000元／平方，则住房已经脱离了它的原有居住功能，没人敢拿如此昂贵的住房来居住（如果居住过就变成了“二手房”，转让价格会低很多），而是拿它去作无数次的转手交换。于是，对住房商品就已经没有正常需求、正常消费可言了。
二投机是产生市场经济繁荣与衰落波动的基本原因，投机旺盛，带动相关投资的旺盛（如房地产业的投机过度带动了水泥、钢材、铝材等行业的投资扩张，这些行业必将因房地产投机泡沫的破裂而遭受严重打击），则使市场呈现出繁荣景象，繁荣景象又反过来使投机行为加剧，最终因汲干社会相关资源而必然使社会经济趋向衰落，通货紧缩，市场价格普遍下跌。就象当今中国股市，过分的投机汲干了社会上可以用于股市的资源，从而使股市陷于难以拯救的衰落之中。这就迫使政府产生一定的政府行为，去控制市场的这种繁荣与衰落交替的局面。这样，原先在市场经济中并不必要的政府行为，就不可避免地被引入到市场经济机制中去；本来并不需要政府行为的市场经济机制，现在则显得必须依靠政府行为才能正常运转了。但政府行为到底是使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平稳，还是使市场经济更容易陷于波动之中？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难题。其中最关键的，显然是与政府行为对市场经济的介入、干预的方式是否合乎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的问题。
既然投机是市场经济繁荣与衰落波动的基本原因，那么政府就应牢牢抓住这一点，从这一点入手来控制与驾驭市场经济的运行。这也是对“市场经济运行容易产生投机现象”这种固有性质入手，而合乎规律地对市场经济进行控制的体现。具体地说，政府应特别注意市场经济中的投机现象，不应对之放任自流，否则，市场经济必定产生兴衰波动。只要管好这个问题，市场经济就可以长期平稳地运行与发展下去。可能有人说，管住投机只是管住“兴”的方面，“衰”的方面又如何治呢？实际上，衰是由兴带来的，投机造成过度、畸形的“兴”，最终因耗尽相关社会资源而必然转化为“衰”；因此“衰”并不能脱离“兴”而存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每一次萧条，无不如此产生。凯因斯主义的问题正在于此，它只是单纯从“衰”的方面考虑治理问题（强调刺激需求的“需求管理”），而不太明白衰归根到底是由“兴”带来的。因此凯因斯主义在治理了“衰”后又必然带来畸形的“兴”，从而陷于频繁的“兴衰循环”甚至“兴衰重叠”（即滞胀）。
那么，如何抑制投机行为呢？前面说了，投机并不能自己形成，它必然产生（寄生）于正常的需求增长所形成的价格上涨过程中。因此，在正常需求发生增长特别是较大程度的增长，而致商品价格明显上涨时，就要特别防止投机现象的出现。如果市场平淡，那就不用预防投机现象的产生。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局就非常注意市场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特别是价格上涨情况，一旦有价格上涨过大的苗头，就会采取行动，以上调利率的手段对需求、对投机资金加以抑制，从而抑制市场价格的上涨趋势。当然，相对于美国经济来说，由于中国经济受（各级）政府行为的干预较重，所以利率变动对于中国市场来说虽然并非没有作用，但其敏感性不算很大。
在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动道德进步的同时,应当看到,伴随着对外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不道德现象。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正确看待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道德问题。
首先，我国正处于新旧道德体系的转换时期,由于旧道德的综合滞留，而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还没有形成,使不道德现象产生。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应运而生,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作用已经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从总体上看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当发展商品经济的浪潮骤然袭来时,人们茫然不知所措,反而把封建社会的东西拿来使用,利用新体制的不健全,趁虚而入,取得栖身之地,从而泛滥成灾。因此社会中的种种不道德现象，恰恰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的产物。
其次，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需实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就像是一扇敞开的大门，好的东西可以进来，坏的东西也可以进来。不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拜倒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面前,丧失起码的社会道德。然而这种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我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会也会进一步的完善。
新时期，道德建设的对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迫切需要以新的道德体系来为市场经济提供有利保障。那么，新时期道德建设又该如何进行呢？
首先，集体主义道德的培养至关重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上层建筑,在道德方面必然体现为集体主义原则。真实的集体是把社会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跃发展的时期，我们必需认识到集体主义的重要性，我们要追求集体和个人的不断完善。个人的不断完善就意味着是不断提高自身的全面素质,集体的不断完善就意味着是不断努力消除集体方面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更加真实地代表集体成员的利益。如果每个人都努力成为一个道德的人,那么道德的终极目的和标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就会实现。
其次，合理的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资源配置和财产分配过程中,是否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否体现出社会的正义和公平非常关键。如果实际的分配机制不能真正体现公平原则,那么人们内心的公平信念就会动摇,人们就会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地通过不正当关系，采取不道德行为去获取社会资源的行为就会得以扩散。因此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已成为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柠檬市场;金融市场;优化设计
阿克洛夫、麦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因为对“信息不对称市场分析”的贡献，共同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阿克洛夫将“柠檬市场”（the "lemons "market ）的概念引入信息经济学研究，（“柠檬”一词在美国俚语中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主要用来描述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拥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产品将会驱逐高质量商品，从而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持续下降的情形。阿克洛夫以旧车市场为例进行了分析。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市场化的的初级阶段，随着市场竞争的深入，伴随着竞争的无序，以及有效监管手段的缺乏，在一般性的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均存在大量的“柠檬市场”的例子，现分类予以分析。
一、证券市场的“柠檬市场”问题
我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柠檬市场”，在股市的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均是如此。
1.证券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
我国证券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均存在“柠檬市场”的问题。
在证券发行市场，由于上市公司及券商比中小股民更了解股票的真正质地，在监管不力、信息披露不够公开的前提下，大量业绩不佳的公司就会包装上市，并挤占了优质公司上市的空间，从而导致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的下降。股市由大量劣质上市公司占据。
在证券流通市场（交易市场），则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由于政府政策管制的信息不对称和上市公司质量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的政策缺乏连续性，上市公司的质量不可琢磨，这种事前的不对称信息导致市场参与者的逆向选择，而逆向选择博弈的结果就是市场失灵，投资者“用脚投票”，退出市场，这也是导致近期股市形成持续2007—2008年近一年时间下跌的主因。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持续下去，市场面临彻底萎缩甚至完全消失的风险。目前政府管理层强调的重塑投资者信心，实质就是实现证券市场信息对称，才能创造价值。因为证券市场作为虚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信息市场，信息创造价值，信息不对称是难以创造价值的。
2.解决“柠檬市场”问题的最优化设计
为解决证券市场“柠檬市场”的问题，应实现证券市场的最优化改进，即实现帕累托最优，保证我国证券市场的参与各方实现多赢。即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包括其大股东）以其认为合理的、且市场认为合理的价格获得资金，并为此提供市场认为合理的回报；大小投资者承担其认为合理的风险，并取得相应的收益回报；中介机构取得其减少市场“摩擦”，提高市场效率而应获得收益；监管机构和政府取得维持市场秩序的收益。
(1)发行市场的最优化设计
发行市场最优化设计的核心是发行市场应构筑一个有效的市场基础——有一定真实价值的上市公司。这是实现市场稳定均衡的基础。其核心是改善监管思路，完善发行审批制度，加强监管力度，以建立真正的上市公司，构筑有效的市场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位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简言之，就是为国有企业寻找不花成本的融资渠道，减少银行的压力。国有企业由于治理结构的缺陷、所有者缺位、权利寻租等积弊，国有企业经营者也没有动力和压力经营好企业，客观上形成股市成为国有企业圈钱的工具。这样，股市无法形成良性的资金循环的通路，大量资金流入上市公司，然后被“蒸发”掉，无法形成产出投资回报于股民。这种情况下，证券市场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柠檬市场”——在经历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市场上充斥的都是劣质公司，上市公司真实的投资价值严重贬值，真正的好公司被挡在了市场之外。这样的股市基础无疑是相当危险的，也是我国股市是投机性市场的根本原因，因为投资者无法通过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只有通过低买高卖获得价差收益。
①监管层从根本上转变思路，真正作到企业上市与否应由公司的质素决定，与企业的性质无关；
②其次，应完善对中介结构的监察力度，会计所、律师、券商应加强资格审查和业务检查，对于虚假上市者不仅上市公司要严处，中介机构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③最后要加强对已上市公司的定期检查，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稳健经营和合法经营，为投资者创造最大的股东回报。
(2)流通市场的最优化设计
流通市场最优化设计的核心是：流通市场应通过交易实现市场帕累托最优。在上市公司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基础上，市场参与各方，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通过交易实现市场帕累托最优，达到“多赢”，即市场的稳定均衡。
①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目前国内股市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等问题是股市发展最大阻碍，并严重影响投资积极性及导致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对流通市场的侵害。
②监管层建立流通市场上上市公司的正常信息披露秩序和法律约束，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投资者决策的有效性。比如管理层应明确上市公司对重大收购重组行为的信息披露规则，以及其他对股价波动有重大影响的公司信息，以保持投资者及时获得充分信息。
③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目前我国的证券流通市场已从机构和散户博弈的阶段逐步过渡到机构投资者博弈的阶段，2006年以来这一趋势非常明显，这标志着我国股市已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因为机构投资者主导的市场，市场形成均衡价格后，个股和大盘股指的市场波动幅度较小；而且机构投资者主导的投资理念一般是价值主导型，更侧重于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挖掘，而不仅仅是以前看重炒作题材的所谓“资金推动型”理念，价值投资的理念无疑有利于形成市场多赢的局面，客观上也有利于上市公司良性经营，因为上市公司再融资时，良好投资回报的上市公司才能获得机构投资者的认购。
④管理层应降低有关税费。比如针对流通市场的印花税无疑是偏高的，而且投资者买卖实行的是双向征税，国外通行的是对投资者获利征收资本利得税，即赚钱收税，亏钱不收税，我国是盈亏“通杀”，这明显也是不合理的（而且我国股市的情况是投资者赢少亏多，据统计2008年，至少90%的投资者亏钱），压抑了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应逐步改变，首先降低佣金（目前已实行），其次逐步过度到征收单向的资本利得税。管理层应通过大力发展证券市场，“把蛋糕做大”的方法获得监管收益，而不是“河泽而渔”。
二、银行系统的“柠檬市场”问题
金融市场中，除证券市场存在“柠檬市场”的问题外，银行系统也存在“柠檬市场”的问题。简单予以阐述。
银行系统的核心是银行、企业、储户。企业从银行贷款发展项目，项目有好有坏，好项目占总项目比例总体上应处于多数才能确保银行稳健经营。如果市场总体上坏项目太多，而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则银行并不知道项目的好与坏，银行系统风险很大。
银行体系形成“柠檬市场”是相当危险的，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韩国、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当时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发展技术成熟的产业，换句话说，项目大多是好项目，好银行还会留在银行体系（同业拆借市场）中，拆借市场还能工作。但到了199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其产业政策发生了变化，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坏项目大量增加。这时好银行会发现，离开银行系统，和其留在市场中的利率损失比起来可能就微不足道；这时，好的银行就会离开这个市场。这个市场只剩下最糟糕的银行。因此一个银行出问题，就可能通过这个市场波及其他银行，金融风险便会通过“柠檬市场”相互传染，进而爆发金融危机。
在我国，由于银行系统的贷款对象主要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重点项目，而一旦银行决定继续放贷后，以后即使发现项目是坏的，银行也将不得不继续贷款，政府行为也导致项目容易继续得到支持，而且也没有激励机制使得企业如实报告，坏项目也将会一直继续下去。由于市场中坏项目的普遍存在，银行的好与坏也没有信号表现出来，逐渐银行体系就成为“柠檬市场”，即充斥坏的银行的市场。
事实上，由于金融封闭，经过多年的积累，我国的银行体系基本就是“柠檬市场”，按国外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和衡量指标，已没有“好银行”存在了。只是由于硬性的行政监控和金融壁垒，没有形成金融危机。但已相当危险。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剥离不良资产（动辄打包几十、几百亿资产拍卖），注资（发国债）、还有企业上市。当然一些新兴的股份制银行的质素相对好些，如招行、民生银行等。
三、过度竞争条件下的产品市场
过度竞争条件下的产品市场容易形成“柠檬市场”。这里要分两种情况讨论。
1.非垄断型的产品市场
对于非垄断型的产品市场，如果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容易形成“柠檬市场”。这种市场主要是零配件的生产销售，处于产业价值链的辅助环节，属于“利基”市场。由于市场中没有大型的垄断企业，没有领导型企业，企业的市场份额普遍不高，市场竞争的主体是大量的中小企业。
小企业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主要处于专业化分工程度较高的市场，生产特定的产品。小企业尽管资本投入不大，但退出障碍也较高，因为固定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较高，一旦出现全行业衰退或企业亏损，经营者也很难使设备转用或转卖，所以企业主往往只将经营维持下去，或者同时偷工减料极力降低成本，特别是在过度竞争条件下，产品售价压的很低，小企业主往往采用牺牲产品质量，以维持企业生存，结果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不断退化，形成“柠檬市场”。
2.垄断竞争型的产品市场
垄断竞争型的产品市场，市场通常由几家占有较大市场分额的企业把持。如彩电行业、通讯设备制造行业等。这里分为两种情况。
（1）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市场
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垄断竞争产品市场，容易形成“柠檬市场”。如彩电行业，vcd行业，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我国几家大型彩电企业长虹、康佳、tcl、创维主要是靠规模取胜，而不是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和关键器件我国彩电企业并未掌握，主要依靠高额成本从国外进口。因此产品普遍同质化。这种情况下，市场竞争的关键在于价格竞争，而价格竞争的关键就是成本。因此，当市场的需求容量有限时，过度竞争条件下，供大于求，市场买方的要价很可能低于市场卖方的平均成本价，卖方为维持生存，要末亏损，要末只能以牺牲成本，即产品质量为代价，形成“柠檬市场”。前些年，彩电业曾出现严重的价格竞争，导致企业普遍亏损和产品质量下降。
不过，目前来看，我国彩电行业几家巨头也非常重视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国家也把发展“数字化信息家电”列为五年计划发展的重点，长虹、海信等公司也开发出具有代表性的产品。
（2）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市场
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垄断竞争产品市场，不容易形成“柠檬市场”。比如国内的通讯设备制造业。与彩电业相反，我国通讯设备制造业没有形成“柠檬市场”。我国通讯制造业很明显属于垄断竞争型产品市场，国外的厂商有ibm、hp、cisco，国内的有号称“巨大中华”四家企业（华为、中兴通讯、大唐电信、巨龙集团）等有限的几家，由于该行业进入壁垒较高，竞争厂商普遍具有核心技术，在各自的细分市场，具备专有技术和固定的客户群，其他厂商难以超越，因此，不需要打价格战，也就不可能形成“柠檬市场”。
因此，垄断竞争型产品市场能否形成“柠檬市场”的关键在于，市场中的主导企业是否有核心竞争力（主要是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所形成核心竞争力是有效防止形成垄断竞争型产品市场形成“柠檬市场”的关键，因为产品的独特性导致竞争的焦点不是价格主导而是技术主导，企业没有必要以牺牲产品质量为代价去获得市场份额，因为技术优势是一般企业难以模仿的。
参考文献：
[1]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关键词】市场经济背景；企业经济管理；模式问题
一、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内涵
从广义上看，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主要针对的是企业中的各种资源以及价值等一些综合性的管理方式，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其主要是通过生产经济活动的组织以及协调和管控来为企业的发展和需要提供一定的保障。所以，在很多时候，企业管理模式都被认定是企业自身管理所特有的一种方式。因此在实际的管理中，企业必须要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出发，通过结合自身的特点来对管理模式进行制定，此外为了确保管理模式的科学合理性，还必须要考虑到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以及员工福利等多方面的内容，并且使其得到有效的提高。企业建立经济管理模式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更加高效的组织管理来将企业资源和效益进行大幅度的提高。在我国，经济管理模式最早是出现在企业管理管理中，而且伴随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多个发展结算，特别是在我国计划经济初期，因为国家资源配置问题，其表现非常保守。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资源配置转交给市场控制，再加上国际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越发的成熟，在经济发展中占据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不仅提高了国内的经济力，而且国际上的竞争力也显著提高。
二、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中，有很多企业并没有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其管理制度大多都是比较陈旧的，与当前企业的发展已经不相符合，因此管理制度也无法发挥其真正的指导作用，对企业经济效率的产生有着一定的阻碍作用。此外就是有一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但是在实际的管理中却并没有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制度执行不到位，因此导致制度设置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对企业经济管理没有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对企业的发展也很不利。
（二）管理理念不够先进
我国很多企业当前的经济管理理念都比较落后，因此导致其在实际的经济管理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管理方向和管理目标，所以所产生的管理效果也是非常低下的。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多企业的管理人员的重视度不够，其对经济管理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也没有认识到经理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面对这种情况，首先要求企业管理人员必须要对自身的管理理念进行更新和调整，使其与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体制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企业在经济管理模式的指导下更加健康稳定的前进。
（三）内部管理的严重缺失
市场经济变化多端，再加上世界多元化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企业要想在此环境中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并且与外部环境保持一致，就必须要对经济管理予以高度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在出现风险和危机时及时有效的采用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理，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但是当前我国很多企业并没有做到这一地，而且对企业的财务审计过分的依赖，但是因为这种管理模式具有很强的限制性，所以直接导致企业缺乏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对企业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
三、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优化策略
（一）经济管理理念的不断创新
管理理念是企业取得长远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而先进的管理理念则是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进行有效创新的基础。面对于此，企业的管理层首先必须要改变以往的传统的守旧的管理理念，而学习新的先进的经济管理理念，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新的经济管理理念进行学习时，也要充分结合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之上来开发出更加适合自己企业的管理理念，并且为本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优化和完善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经济管理制度的优化
经济管理制度是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重要指导方针，而且也是企业扩张发展的重要保障，其科学理念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实际管理水准。因此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经济管理制度的优化，同时对其科学理念的灌注。经济管理制度的优化中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是首要的，因为人力资源是整个企业运用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其发展的不懈动力，因此如何将人力资源的效益发挥到最大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需要落实优化的环节。面对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企业在对内部的人力资源进行调整和优化时，必须要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来制定科学的完善的管理机制，通过内部员工培训，来不断的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的素质，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引进人才的方式来将人力资源进行多样化的系统化的管理，由此来有效的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人力资源的困扰。
（三）调整经济管理组织模式
对企业经济管理的组织模式进行调整，应当做到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建立扁平化的组织模式，通过降低管理的层次来有效的拓展管理的宽度，从而有效的降低人员管理所产生的压力，有效的提高企业信息的反馈速度，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节约生产成本，而且还能提高经济管理的效率。二是建立柔性化的管理组织模式，并且保持组织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由此来有效的降低组织模式对企业经济管理所产生的不良的阻碍；三是要建立完善的虚拟管理组织模式，通过借助网络技术来对企业内部信息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对且有组织模式进行规划和调整，来有效的实现企业动态化的管理。
【关键词】市场经济经济犯罪现状成因对策
一、市场经济下经济类犯罪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商品的生产、交易、流通和消费环节，经济类犯罪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结构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转变，从而产生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旧的体制尚未被取代之前，新的经济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市场经济的管理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问题和漏洞，使得犯罪分子抓住时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最终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市场经济下经济类犯罪的特点
（一）主观故意性
在经济类犯罪当中，犯罪分子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形态。其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金钱和私欲而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而且在经济类犯罪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犯罪主体具有身份特定性，他们利用职务之便，、贪图钱财，最终走上不归路。
（二）技术性
经济类犯罪案件当中，犯罪分子的行为大多侵犯的是国家、企业或者个人的财产利益，并未对被害者进行人身方面的损害。而且在犯罪的过程中，往往利用高科技为犯罪行为提供便利。比如犯罪分子作案的交通工具、手段、和方法，大多甚至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用于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现。从而加大犯罪侦查的成本和时间。
（三）团队性
由于经济类犯罪的复杂性，大多数的犯罪分子为了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往往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进行作案。走私罪就是团队协作的一种典型经济犯罪。
三、市场经济下经济类犯罪的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特点，极大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经济主体能够通过合法的行为获取最大利益。但是，在市场经济允许下的自由竞争能够谋取到的巨大经济利益却容易导致犯罪分子的不法行为。因此，市场经济对于经济类犯罪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
（一）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导致市场经济主体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市场主体必须是具有独立的经营权，能够承担一定的责任能力才能成为企业法人。而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由于经济的独立性，使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弱化，使得企业内部员工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萌发犯罪意图，最终导致犯罪的发生。
（二）市场经济的营利性助长了犯罪意图
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生产经营者生产商品并不是满足消费者对于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而是在买卖的过程中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所以市场经济的营利性导致许多人趋之若鹜，为了追求巨大的经济效益，不惜铤而走险、采用非法的手段来谋求自己的利益，从而构成犯罪。比如走私犯罪、犯罪、信用卡诈骗罪等，都是由于犯罪分子在市场经济营利性的驱动下，萌生了犯罪的意图。
（三）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导致犯罪分子不法行为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其允许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在一定的自由当中展开公平竞争。竞争促使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能够不断的创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争取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但是，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时刻威胁着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根本，一旦在竞争中处于弱势，便会被市场所淘汰。因此一些企业就在竞争当中，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利益，致使不法行为的产生。
四、预防和控制经济类犯罪的对策
（一）加强舆论宣传，提高公民法律意识
由于社会舆论对于公民的行为具有很好的导向作用，我们要通过报纸、电视、讲座和活动宣传的方式，在思想上进行宣传教育，向群众普及国家打击经济犯罪的决心和举措，以及预防经济类犯罪的常识，努力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鼓励公民举报经济类犯罪案件线索，把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相结合，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观念，通过强化社会舆论的正面导向作用，最终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减少经济类犯罪的发生。
（二）不断完善经济立法，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当前，经济类犯罪案件的层出不穷，使得市场经济受到很大的波动。因此，在经济立法的过程中，应当适当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把握经济类犯罪分子的心理，努力调整立法规范，争取让犯罪分子五可乘之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在法律层面上，保证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和规范性发展。
（三）强化司法执法队伍建设，努力提高侦查水平
经济类犯罪案件的特殊性使得执法机关必须培养一批能够严厉打击经济类犯罪案件的队伍。因此，必须重视执法司法队伍建设，对其进行相关业务的培训，使其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转变执法观念，努力提高业务能力水平，强化法学专业素质。专业的执法司法队伍的建设将对社会形成一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深层上解决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现象。
（四）加大科技手段的投入，严厉打击经济犯罪
由于现代经济类犯罪大多依托高科技进行犯罪，使得在实际操作中调查取证和侦查都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执法机关要主动引入新技术和新设备，主动适应新形势。在案件侦查和取证阶段，充分运用科技手段获取犯罪信息和线索，积极探索打击经济犯罪的新思路和新方法，通过对经济类犯罪案件的严厉打击，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五、结语
总而言之，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时期，既存在经济类犯罪案件的经济基础，也存在诱发经济犯罪案件的思想因素。我们必须正视存在经济犯罪的客观条件，面对新形势下的经济类犯罪案件的发生，依据市场经济和经济犯罪的共生性原则，充分认识到严厉打击经济类犯罪案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加强经济犯罪知识的教育宣传，强化执法司法队伍建设，利用高科技手段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减少经济犯罪案件的发生，从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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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改革问题；改革路径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与深化，我国市场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生产力日渐提高，整个社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但是，相对于国外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市场经济起步晚、发展水平低，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发展成熟，在此发展背景下，必须集中力量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提升社会资源利用率，促进市场经济高速运转。
1市场经济改革面临的问题
1.1缺乏先进的市场经济理念
在生产实践过程中，理念对行为产生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就当前发展现状而言，我国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转型，但市场经济理念仍处于初级水平，在经济发展中对市场规律与发展趋势的预测能力差，发展战略缺乏长远性与可持续性，导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近年来，我国不断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但改革成效甚微，仍难无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1.2区域差距明显
现阶段，我国还处在市场经济发展关键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着区域差距大、东西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具体而言，对于改革开放较早的东部地区，转型速度快，资源利用率高，创新驱动成效显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而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转型速度缓慢，资源利用率低，后发优势发挥不足，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1.3产业结构分配不均
在我国，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速度可产生直接影响，而经济结构的合理与否则主要取决于市场经济的改革现状。就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情况而言，在产业结构发展上，存在着分配不均的问题：首先，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较低，发展速度缓慢，难以满足社会对服务业的发展需求；其次，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发展动力，需要加大力度整改科技体制；再次，对于产品出口过分依赖，需适当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新兴产业发展后劲不足，且转型困难。
1.4就业压力大
在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中，过分强调市场调节机制，依靠市场对社会资源进行支配，必然会存在失业现象。再加上我国人口数量大，在二元结构背景下，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导致失业问题愈加严重。当前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还不成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失业难题，满足不了失业群众的全部就业需求，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受到威胁。
2市场经济改革路径
2.1创新市场经济发展理念
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工作中，应首先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全面分析，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新时期创新经济发展理念，摒弃以往陈旧落后的旧思想。同时，应全面了解与分析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道路。另外，鼓励企业大胆走出国门，对经营理念与发展战略进行及时更新与调整，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能够勇往直前，稳中求胜。
2.2正确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对产品生产、流通及消费环节的价格调节上。因此，要想实现市场经济平稳发展，必须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明确市场规则，为企业的市场竞争提供公开透明的环境，保证各种市场要素的平衡发展，使商品要素自由流通，让消费者在健康的市场环境中自主选择。
2.3充分发挥政府职责
在市场经济改革工作中，不仅要保证市场作用的正确发挥，还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责，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必须把握好职责范围，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具体而言，政府应简政放权，将微观事务管理权交还给市场，通过整体发展战略引导经济发展趋势，充分发挥其规划作用；完善市场经济管理制度，保证宏观政策的前瞻性与长远性，为健康市场体系的构建发挥主导作用；充分调动社会有效资源，整合社会能量，激发经济发展合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4强化市场经济人才培养力度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离不开市场经济人才的支持。因此，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工作中，必须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人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第一，各大高校及科研院所应进一步完善经济人才培养工作，注重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其能够正确运用市场经济理论，为市场经济发展发挥指导作用。第二，完善市场经济人才引进机制，引导企业对经济人才实行专项培养，使更多的高精尖专业人才参与到市场经济改革事业中来，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市场经济经历了长期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当前阶段，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必须不断反思与探索，寻找真正适合我国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本文通过对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了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希望能够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郑兴碧.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问题研究[J].商业经济,2015（07）:64-65+168.
论文关键词:“斯密问题”;市场经济;社会道德规范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行至今已30周年。在这30年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均GDP已接近20000元人民币的历史最高水平、约2亿农民走进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首次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平等、生态环境恶化、为了逐利而发生的不正当竞争、人们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等问题日益凸显。客观地说,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是不足为奇的,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之间的时候,正是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高风险阶段。因而如何协调好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以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追根溯源,这些问题的出现应归结到人类的自利心理上,是追求自利的市场经济理性的恶性膨胀与社会道德规范的矛盾导致了上述问题的出现。
早在18世纪,英国的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便预见到:在即将到来的产业革命中会发生人类的自利心理与社会道德规范的冲突,并力图在矛盾激化之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其有生之年并没有完成这一心愿。在斯密过世之后,德国的历史学派却向其发出责难,声称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着矛盾,即斯密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础之上,而他的伦理学却以人性利他为基础。人们称这个矛盾为“斯密问题”。虽然在争论百余年之后,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的“斯密问题”并不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道德规范与个人经济利益的矛盾却时时引发着各种问题。所以“斯密问题”不是斯密理论体系中的问题,“斯密问题”成为现实经济生活中这类矛盾的代名词。我国上世纪30年代的着名小说家张爱玲曾在她的小说《金锁记》中用“苍凉的手势”来比喻面对人性中的丑恶的一种无奈。笔者认为,现实中的“斯密问题”同样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苍凉的手势”。尽管作为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是最活跃的经济形态,也是生产力发展最迅速的经济形态,但它也是出现问题最多的一个阶段。
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总是把人的心理和思想有机地融人经济学分析中,这同他所处时代的科学发展水平有关。而恰恰是这点似乎可以为我们解决现实中的“斯密问题”找到一条途径,但这一点是当今一些经济学家难以做到、甚至不屑于这样做的。因为“大约从凯恩斯主义盛行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忽略了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英美经济学各个时期的主流学派不讨论或用不着讨论市场机制运行所必需的道德基础,主要是由于现代经济学的狭隘分工和技术倾向,由于背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由于西方社会传统遗留下来的道德基础尚可维持其市场机制正常运行”。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实中的经济与道德呈现的内在紧张却不时地困扰着我们,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又使得经济学与伦理学渐行渐远,经济学更加技术化、理性化,人只被当作与自然界中其他事物一样全然没有情感、道德,只有趋利心理的高度理性的“经济人”,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一种理性工具。而伦理学也愈来愈脱离现实生活,只沉醉于抽象的道德概念、逻辑、评价等纯理论的研究之中,其发展道路愈益狭窄。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使得各自的发展都遇到了窘境。而现实中的道德与利益的冲突却又使人们不得不去面对。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往往放弃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见利忘义、为富不仁、金钱至上、物欲横行等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而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必将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生存环境的恶化甚至是社会的动荡,其最终结果并不利于利益的增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了邓宁格在《工会与罢工》~书中的一段话来形容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贪婪:“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这段描写即使今天看来依旧刻画得人木三分且极具现实意义。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为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自由的市场经济却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盲点,它可以使人们竭尽所能地追逐利益,却不能让人们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如何使道德与利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相得益彰,如何使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市场上能够实现个人、他人、社会利益三方共赢,是摆在人们面前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斯密在世之时已经洞察到这个问题,只是他没有来得及深入探讨和研究其解决办法。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的研究》及《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人及军备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窥其冰山一角。斯密认为,解决道德与发财致富的矛盾的途径有二:一是利用“看不见的手”,二是建立道德规范和社会立法。
利用“看不见的手”使市场经济在有序的轨道上运行,在斯密之后论证最为深刻的,当首推1944年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发现的博弈论。后经数位经济学家更深人的研究和拓展,博弈论成为解释市场经济困境和确定市场经济竞争策略的理论依据。为人们所熟知的博弈论经典案例“囚徒困境”则阐明了市场经济的窘境,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只有人与人的相互信任与合作才能使所有人分享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之果。
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文中,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延伸到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律学及社会生物学等其他人文学科领域,大大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因此也被人们称为经济帝国主义。但是,在如何解决市场经济的道德领域问题上,贝克尔的研究并不尽如人意。他的利他行为模型依然是建立在传统的收人最大化的经济学理性假设基础之上,依旧把人看做是单纯的理性“经济人”,不能真正地理解斯密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性。即使在研究诸如犯罪等问题时,也只是认为犯罪仅仅是利益与成本的权衡,“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用不着诉诸道德的颓废、心理机能的欠缺以及先天遗传等特殊范畴”。
面对市场经济中这个“苍凉的手势”,我国的经济学家赵晓说过:“……在自由市场制度下,懒人是没法活的。所以,市场经济会逼着大家去竞争,它是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市场经济光靠自身永远也不可能完善,因为它只能叫人不偷懒,而不能叫人不撒谎不害人。”如何解决市场经济“不能叫人不撒谎不害人”这个问题,赵晓认为,除了依靠市场博弈和法律外,还应该让人们有信仰。尤其是对于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更不信天堂的中国人尤为重要。“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谎骗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认为,我们应当进行文化的变革,“找到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或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一整套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伦理,或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他呼吁:“敬畏神威,敬畏闪电,也敬畏天空的惊雷。唯有敬畏,才能得救;唯有信仰,市场经济才有灵魂。”
赵晓的观点是从信仰的角度探寻了降低市场经济成本的问题,另辟蹊径,见解独至。但他的看法也存有偏颇之处:首先,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并不等同于没有道德的人,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更不信天堂的人并不一定不崇尚道德。纵使我们翻遍《论语》,也难以凭“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证明孔子有何宗教信仰。而孔夫子的道德境界对于我们来讲可谓“高山仰止”。其次,在我们这样一个只有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鲜有自生性宗教信仰的国家中,恐怕那种拿来主义式的宗教崇拜式微了些。所谓的“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一脉相承的人口大国是不切实际的。“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一整套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伦理”的见解则是正确的。近几年兴起的国学热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国学热说明了人们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随之出现的贪污腐化问题、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经济生活中时常出现的不公平竞争等等问题时的一种困惑及思索,这种对市场经济中“斯密问题”的反思的结果就是人们在传统的道德伦理思想中,找到了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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