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成为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不过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境金融机构将发达国家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传导到全球，国际金融关系日益复杂。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已经不仅是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问题，它还依赖于国际监管合作。因此，有必要从全球化的视野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进行研究。
一、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的影响
（一）金融全球化加剧了我国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伴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跨国大型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开设分支机构，我国消费者与国外金融机构的联系日趋紧密。相对而言，中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种类少，服务意识和质量落后，因此，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收入阶层选择跨国金融机构提供的私人银行业务，以满足他们资产增值、保值和分散风险的需求。私人银行业务往往涉及到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些设计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具有信息不透明、不对称性和交易的高杠杆性、高关联性特点。由于我国现有的法律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及法律责任规范不足，销售人员在赚取更多佣金利益推动下，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消费者隐瞒产品可能的风险，片面夸大收益，金融消费者无法掌握其产品的相关信息。同时，由于国内对金融消费者金融方面知识普及教育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国际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速度，造成大部分的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贫乏，风险意识淡薄。所以即使他们掌握了这些信息，他们也不具备理解这些信息真实含义的能力，他们更容易迷信权威，盲目购买由跨国金融机构所谓“高级理财师”所推荐的各种风险性极高的金融衍生产品，导致巨额亏损从而引发了大量的交易纠纷。
例如，2007年香港投行出售的koda①高达1 000多亿美元（香港当年的gdp才1 60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合约卖给了内地投资者，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和企业高管群体，使得他们的数百亿美元财富化为泡影。再例如，花旗、渣打等外资银行的qdii类理财产品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全线亏损事件，暴露出“产品风险提示不足”等侵害消费者利益的问题。
加大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的又一原因是我国金融消费者很难获得提供服务的境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国外金融消费者一般可以通过企业征信②系统或者是征信机构的评级评分服务获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由于国内企业征信系统不完善以及征信机构规模小，评级等增值业务开展不多，我国金融消费者获取金融机构信用信息难度大。已经建立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征信数据库并没有反映金融机构信用信息数据。国内的企业征信数据库主要有三个：一个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建立的银行企业征信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主要收集了借款企业的基本信息、信贷业务信息及社会公共信息，它主要反映企业信贷行为记录；另一个是由商务部建立的企业征信系统，这个系统主要收集外贸企业注册及其在经营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信息资料，主要反映外贸企业经营行为记录；还有一个是由国家发改委建立的企业征信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主要是通过各地信用公司采集本地的信用数据，主要反映国内企业经营行为记录。可见国内三大企业征信数据库都没有反映金融机构信用信息记录。因此，我国金融消费者很难通过企业征信系统获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他们通常是通过自己长期接受金融机构服务的经历以及与周围朋友、同事的沟通了解他们对金融机构的评价等方式获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不过当提供服务是跨国金融机构时，这些方式就失灵了。由于跨国大型金融机构进入国内的时间不长，其服务对象仅限于国内最高收入阶层，而不是普通的老百姓，所以很难通过沟通获取信息；又因跨国金融机构进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由自身长期接受服务获取经验的信息渠道也行不通。因此，当跨国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提供虚假信息，让其承担过量风险或者甚至存在欺诈行为时，金融消费者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无法识别。
（二）金融全球化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越来越多的跨国大型金融机构涉足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衍生产品，以金融衍生产品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作为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及金融市场反复易变性的产物，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的易变性，由此产生的风险也越来越多，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转移机制与不断延伸的金融产业链进一步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对这些金融衍生产品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多样化的手段来监管，我国对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经验不足，监管准则严重滞后于金融创新的速度，造成了金融衍生产品领域的监管大量空白，监管漏洞多，难以防范其对金融消费者带来的风险。
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法》或类似法规，并且近年重新修订的《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等法律以及新的破产法草案也没有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给予应有的关注。迄今为止，我国对金融衍生品法律层面的关注仅限于2005年10月通过的新修订的《证券法》，它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新增的规定则是只言片语的概括。我国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规范主要散见于监管部门的各种通知、暂行办法等行政规范性文件中，法律效力层次低，根本无法有效监管这些跨国金融机构以私人银行方式向国内金融消费者提供大量风险性极高的金融衍生产品。
（三）金融全球化使金融消费者维权的成本大大增加
由于没有对金融消费者权益进行专门立法，我国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只能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是这部作为我国消费者保护的基础立法并没有将金融消费者列入保护范围；其他已有的金融立法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往往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而对金融消费者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如交易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人格尊严和金融隐私权等缺乏明确细致的规定。比如，《商业银行法》将“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利益”与“商业银行的利益保护”简单地并列在一起，没有强调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的特殊性，也没有对产生纠纷如何处理列入其中。
目前也没有一家监管机构明确承担和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处理消费者与银行之间的投诉纠纷，主要依靠银监会2007年下发的《关于加强银行业客户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进行协调处理，投诉平台与联动机制都不完善，因此，大量的金融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犯后往往直接诉诸司法途径。由于司法诉讼容易激化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对抗，极容易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因此，法院在受理、审理和执行这类案件时有诸多顾虑，往往较为谨慎，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争议颇多的“三暂缓”、“三中止”通知都是针对此类案件的，这就造成金融消费者采用司法途径保护自己权益时，存在诉讼周期长、诉讼费用高、立案难、举证难和执行难等问题。金融全球化后，当提供金融服务的对象是跨境大型金融机构时，金融消费者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成本就更高了。
【关键词】问题,研究,保护,消费者权益,金融,加强,
综上所述，金融全球化进一步恶化了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剧了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金融监管难度；增加了金融消费者维权的成本，从而使金融消费者保护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与稳定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目标相矛盾，长此以往不仅损害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利益，还会破坏金融业赖以生存及发展的基础，进而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研究如何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对我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国外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改革措施与启示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浪潮的推进和金融衍生工具以及大型金融控股公司的广泛出现要求从更广阔的视角和多样化的手段来进行金融监管。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加强了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taylor（1995）的金融监管的“双峰”理论受到热捧。双峰理论认为金融监管最主要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从维护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和金融系统稳定以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盘出发，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性监管；二是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对金融机构机会主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行为进行监管，以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
美国在原有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基础上专门设立了一个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consumer protection commission）。2009年10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计划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将目前分散在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监管职权集中到消费者金融保护署，致力于保护美国金融消费者免受不公平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滥用。该机构将拥有与其他监管机构同样的权力，包括制定规则、从事检查、实施罚款等惩戒措施，cfpa的具体职责包括：负责在信用卡、储蓄、房贷等银行交易中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制止“不公平的条款和交易”，要求所有放贷人必须向借贷人提供标准、简单的贷款合同，确保消费者获得清晰全面的信息，并将对条款复杂的贷款要进行严格的审查。由于金融消费者涉及面很广，该机构可以监管各类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包括所有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信贷机构和各类金融中介，并且可以独立制定监管条例并监督实施。
英国的金融服务局（fsa）③负责监管各项金融服务，fsa的四大监管目标之一就是“确保消费者得到适当水平的保护”，将是否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纳入对金融机构评价的重要指标。fsa肩负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并对因金融机构破产而蒙受损失的消费者提供赔偿，向消费者提供咨询服务、出版金融消费者刊物和开展消费者调查。早在2001年6月，fsa就实施了“公平对待消费者计划”（tcf），要求英国最大的35家金融集团每年报告实施项目情况。同时fsa要求各金融机构在推销自己的金融产品时都要保证高度透明，使每个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风险。2005年5月，fsa《关于金融服务投诉指引》，详细列举说明消费者可对金融机构的服务或产品投诉的情形以及消费者不能或没有理由向金融机构投诉的主要情形。2006年10月，fsa出台了新的金融机构《业务原则》，其中确定11条原则作为金融机构是否符合监管标准的依据，这11条原则中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就有5条，如“有义务向消费者提供其需要的信息，并且用清晰、公平、无误导的方式向消费者传达信息等。目前tcf是fsa对零售金融产品的监管导向，将tcf纳入整个监管框架，要求金融机构在2008年底满足要求。2009年tcf还被纳入英国金管局的arrow评级内容。fsa特别重视对事后投诉处理的信息披露以及消费者赔偿。对一些采取高压销售策略、不能公平对待消费者的公司进行惩罚甚至关闭。
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更是严格按照taylor的“双峰”理论成立了审慎监管局（apra）、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两个金融监管机构。apra负责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并被赋予广泛的监管权力，它对所有的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负责制定银行、保险、养老金等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标准，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金融危机，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直接接管问题金融机构；asic主要负责对公司和金融市场实施监管，负责在退休金、保险金、保证金领取和社会信用方面的消费者维权，负责保护金融领域的消费者利益和市场诚信建设。这样的体制架构，使得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机构既具有了完整性，又能够同审慎监管分级并行，互相监督，互相制衡。澳大利亚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消费者金融知识委员会和全国金融知识基金会，旨在推动金融常识的普及，提高全民金融知识水平，贯彻政府“让国民有机会更好地管理自己的金钱”的承诺。
此外，各国还加强了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以及监管的国际合作。美国通过的金改法案特别强调了对场外交易otc的衍生产品和资产支持证券等产品监管，重要内容包括：将大部分场外金融衍生产品移入交易所和清算中心；要求银行将信用违约掉期cds等高风险衍生产品剥离到特定的子公司（但银行可保留常规的利率、外汇、大宗商品等衍生产品）；对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实施特别的资本比例、保证金、交易记录和职业操守等监管要求；为防止银行机构通过证券化产品转移风险，要求发行人必须将至少5%的风险资产保留在其资产负债上；加强对高风险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例如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及其他投资顾问机构，要求其在sec登记，披露交易信息并定期接受检查；而对于银行类的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发达的私营征信机构的信用评级等方式向消费者提供其信用信息。
尽管危机后，各国都进一步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监管，不过由于各国对金融母子公司之间的监管仍然存在巨大差异，跨境的大型金融机构，例如一些全能银行还是极有可能通过母子公司之间进行前后台隐性配合，以“前台拆分，后台集团化”模式实现实际上的综合经营，将其业务涵盖到十分广泛的领域，可以跨越信贷市场、结构化工具市场、交易市场、衍生工具市场等市场和交易环节。因此，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倡议监管的国际合作。g20金融峰会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流动性资本监管的标准；新近成立的金融稳定论坛己经成为协调各个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重要协调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监管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监管证券）、国际保险监管协会（监管保险）、独立审计机构国际论坛（监管审计）四个监管机构形成了全球重要的金融监控组织。它们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组织一起共同推动监管的全球合作。美国的金改法案也建议加强对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对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并且建议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各国监管部门按照g20倡议，通过建立和持续发展监管的联席会议，加快改进全球金融机构跨境危机处置程序，并敦促各国监管部门改善信息共享制度安排。在实践上，欧美等国已经对一些大型跨境金融机构采取了监管团制度，由金融机构的母国作为监管的主导者，其他东道国监管机构共同监管的方式。
上述各国及国际组织的改革措施对我们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尽管我国加强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时，不能脱离具体国情和面临问题的特殊性，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消费者保护的规则和经验。例如设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以及监管的国际合作等做法。笔者在上述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消费者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就如何加强对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三、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对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几点建议
（一）由健全企业征信系统着手，优化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
国内金融业的发展主要以银行为主导，且银行业的集中程度较高。我国的征信系统倾向以公共征信系统建设为主，私营征信机构少且规模较小。因此，对金融机构信用信息的提供难以依靠私营征信机构的信用评级提供。可考虑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消费者协会牵头建立一个专门针对金融机构信用的信息数据库。对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主要侧重于是否采用相应措施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采信范围应该至少包括：一是在境内经营的金融机构（包括跨国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过往销售产品的情况，包括金融机构销售环节的市场行为是否符合监管要求，金融机构是否有按照监管机构要求加强售前阶段、销售过程中及售后的信息披露。关于产品的说明要求简洁、易懂，要说明在市场双向波动的情况下可能的损益。同时在销售产品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时可能出现的损益、产品条款的变更等情况是否提前通知投资者，尽到告知义务。二是境内经营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投诉的信息披露及处理方式。金融机构是否按照监管机构要求对消费者投诉信息及投诉处理进展进行及时的披露，并且对于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投诉的处理，比如修正错误，加强说明以及及时赔偿，等等。建立一个金融消费者投诉数据库，为今后监管规则的制定、改革提供参考。三是境内经营金融机构是否曾经出现过对消费者的欺诈案件及其监管机构和法院对其的处罚与判决以及最终赔偿情况。四是境内经营金融机构是否对消费者进行必要的教育。这个数据库要较全面地反映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是否尽职，业务操作是否规范、对消费者教育是否到位等信用信息，从而可以疏通我国金融消费者获取提供服务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降低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二）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专门立法，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尽管金融消费者的提法已比较普遍，但是在我国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消费者地位尚未得到法律确认，金融消费者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并无法定内涵，范围也不明确，甚至对于如何定义金融消费者，对哪些行为属于金融消费行为的问题上，甚至连监管机构的态度也不明确，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一部分学者认为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是投资者，他们追求更高的收益因而承担更高的风险，因此，应该遵循买者负责、风险自负的原则，政府无需采用倾斜的保护政策。这种简单地以风险承担、获利与否来界定金融消费与投资显然已落后于金融实践的发展。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个人财富的不断积累，消费需求已经由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消费需求扩展到金融消费需求，金融需求是更高级别的、长久、间接性自然消费需求的体现，这是个人为了在未来获得可能但不确定的收益而放弃现在的消费，并将其转换为资产的过程，他们的投资决策的最终目的在于消费，这点与储蓄决策实际相同。他们的投资需求具备金融消费的基本要素，并且由于他们在知识水平、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交涉能力、经济承受能力等各方面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他们不可能左右和操纵行情的发展，甚至无法把握自己投资的安全性与收益性。他们弱势地位导致的利益失衡符合消费者保护的基本原理，他们都应该被视为“金融消费者”。因此，应该在法律上明确界定金融消费者，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专门立法，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基本目标和原则，界定提供金融商品和服务的金融机构种类以及金融商品和服务的具体范围，明确金融消费纠纷的范围和解决机制，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职责等。
考虑到金融消费者在信息辨别和理解方面的弱势地位，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代表金融消费者享有对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以确保金融消费者享有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损害赔偿权、受教育权等权利。例如，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可以利用投诉数据库对金融机构是否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进行评价，并且提供给金融消费者。同时，加强对金融消费者金融知识的教育。在当前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上，金融教育是帮助消费者为本人及其家庭做出更好的决定的关键。让消费者接受良好的教育就是最佳的消费者保护方式。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由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农村金融教育培训”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加强消费者金融知识教育。此外，像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也可以通过其官方网站建立消费者金融教育专栏并及时更新材料内容。从长远看，消费者金融知识教育应该纳入到公民基础教育范畴。
（三）重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
金融创新，尤其是创新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促进了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在客观上要求我国国内金融监管体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趋势作出回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加强对国内金融机构和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
首先，我国应逐步将国际通行的监管标准引入国内法中，加强对境内金融机构的监管，为金融消费者创造公平的交易平台。如在损害赔偿权方面，应改变《银行卡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对于“借记卡遗失或被盗”的持卡人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现状，即由持卡人承担挂失手续办妥前的全部责任的规定，而应确立新的适当限制持卡人责任限额的规则。在包括住房按揭等大额消费领域或以电子商务、上门推销等特殊推销方式缔结合同中引入合同撤销权，允许消费者通过行使撤销权解除合同，因为在金融消费中，购买金融商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通常关系到个人的生存发展等重大问题，然而由于各种劝诱型或欺诈型的广告以及金融服务的专业性，金融消费者有时往往不能有效理解金融条款和识别金融风险，引入合同撤销权，不仅有利于解决由此引发的消费合同冲突，也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自觉建立行业自律意识。
【关键词】问题,研究,保护,消费者权益,金融,加强,
其次，还应尽快制定对金融衍生工具和结构性产品监管的法律法规以及跨境金融机构监管的法律法规，加强对跨境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监管，增加信息透明度，减少其与我国金融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再次，还要积极融入全球性监管体系的建设，加强对跨境金融监管合作。例如，加强与跨境金融机构的母国合作，与其监管机构进行信息交流与合作，采用监管团制度对跨国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监管；又例如，与各国监管机构合作，建立共同应对危机的联合应急机制，及时披露风险信息，对重大事件及时沟通并予以解决；再例如，加强与g20成员国的合作，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全球化监管改革和标准制定，增加中国的话语权；等等。
注释：
{1}koda是一项跟股票挂钩的风险极高的复杂金融衍生品，翻译成中文就是“累计期权合约”，其特点是收益有限，风险无限。在国际上，打折股票被称为“金融鸦片”；而在香港，accumulato则被形象地解读为“i kill you later（我迟早会杀了你）”。
{2}指在对企业、债券发行者、金融机构等市场参与的主体的信用记录、财务状况等诸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信用能力和信用能力迁移所作的综合评价。
{3}2001年12月1日实施的英国《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的规定。
参考文献：
［1］何颖.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原则［j］.法学，2000，（2）：48-55.
［2］巴曙松.金融消费者保护：全球金融监管改革重点［j］.资本市场，2009，（10）：56-58.
【关键字】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 抵消权 思考与评价
一、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抵消的国际动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为应对金融危机对会计准则的挑战，启动了改进金融工具会计体系的合作研究项目。双方共同组建的金融危机咨询组就金融工具的列报和披露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最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2011年1月28日了征求意见稿《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抵消》（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目的是为了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下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抵消建立一个共同的标准。按照IASB的设想，此次准则改进工作主要针对《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IFRS32）中的抵消要求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金融工具：披露》（以下简称IFRS7）中的相关披露要求做出修订。征求意见稿要求替换IFRS32原来的关于抵消要求为：当企业拥有无条件的和法定可执行的抵消权，且有意图以净额结算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或在变现金融资产的同时清偿金融负债，企业应当对已经确认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进行抵消，并以净额在财务状况表中列示；同时增加了对IFRS7的相关披露要求。
二、对征求意见稿主要问题的评价和思考
（一）关于抵消标准
征求意见稿列报与现行的IFRS32相比，概念上考虑了第三方的影响，多了无条件的限制，同时法定可执行的比强制法定权的含义更清晰。无条件的抵消权，是指该抵消权的执行力不以未来事件发生为条件的权利。法定可执行的抵消权，是指在任何情况下抵消权都可执行的权利（即，不论是在在正常业务过程中，还是其中某个对手违约、无力偿还或破产时均可强制）。本文认为，这一要求只考虑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目前状况，而没考虑其未来经济环境、资本市场，这样必然会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首先，或有事项如（未决诉讼、债务担保）且很可能败诉时，企业可能面临财务困境，需要将金融资产变现，可能影响资产和负债持有意图，需企业有足够的财务能力为前提。其次，全面收益观下考虑未实现收益，即利润表下增加的其他综合收益，抵消时也应考虑未来状况，以便于报表间匹配。最后，企业编制财务报表应以可持续经营假设为前提，特别是我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资本市场和法制方面还不健全，一旦企业面临破产的风险，执行力受到很大程度上制约。执行力有必要考虑未来事项：如经营环境的恶化（如金融危机）可能出现企业面临破产的风险，特别是证券基金、保险公司、金融机构持有的大部分都是金融资产和金融负责，可能导致股价大跌或资产大量缩水时，执行谈何容易。
（二）关于多边抵消标准
征求意见稿对满足抵消标准的双边和多边都应抵消。一旦涉及到双边和多边协议，双方有很大自选择实现能达到共赢的抵消标准，双方可能将自身利益相互捆绑迫使其进行关联方交易，通过抵消可以掩盖交易实质，操纵利润。如果是由多方签订了一份规定债务人抵消权的协议，债务人可能具有将第三方（如境外经营）的金额用来抵消债权人的金额的法定权利。由于抵消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因此考虑地域、经济和法制等因素，支持该权利的条件可能会根据各国抵消标准而出现不同的选择，不同国家对抵消权的要求和影响可能也不同。同时，IASB需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特别是各项法律法规尚未成熟完善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执行情况。
（三）关于披露及生效日和转换日
征求意见稿对IFRS7的披露要求作了补充。主体应当披露有关抵消权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相关的协议（如担保协议）的信息，使信息使用者能够理解这些权利和协议对其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反映主体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净暴露，或者交易对手对主体信用风险的净暴露。主体具有有条件的权利抵消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金额，按每一类型的有条件的权利分别披露――权利的性质和管理层如何确定每种类型。由于主体存在将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相互抵消无条件的和可执行的法定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有关的权利和义务的执行，并且可能会严重地影响企业对信用风险和流动风险的披露。
首先，资产负债表是按照流动性编制，根据流动性可及时了解企业短期和长期偿债能力，相互抵消的可执行的法定权利存在，使偿债比率作用大大降低，流动风险随之提高。征求意见稿要求披露有关资产和负债流动性和偿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消除可执行的法定权利给信用风险和流动风险披露带来影响，起到很好互补作用。然而，财务报表上直观反应流动比率和偿债比率关系弱化了，需通过披露信息间接获得评价信息，这势必增加了投资者阅读量，同时给企业带来额外披露成本。其次，披露信用风险及未来现金能力可以让信息使用者更真实了解企业未来获取信贷资金的能力以及与供应商、客户商业信用合作关系，同时评估其风险。这些信息虽然对信息使用者了解企业起到很大帮助，但在主要反映管理当局受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并兼顾决策有用条件下，过多的信息披露可能涉及企业商业秘密，如债务担保等。当企业无力偿还时，担保企业需承担还款责任；当存在对企业重大不利事项时，一旦被其竞争者获悉，可能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此外，如此细致的披露要求，无形中增加了会计人员的工作量，而且存在信息过度披露的嫌疑。无疑对财务人员的能力也提出更高要求。这会导致企业考虑其成本效益原则，不愿过多披露。
最后，关于生效日和转换问题研究。征求意见稿附录所提议的生效日和转换日期的确定，应注重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不应拘泥于具体时间，只要实质上满足要求时，即可确定其日期。而且不同的企业的情况不同，同时企业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调整和适应准则的转换。我们认为3到5年这个区间是比较合适的。
综合以上情况，本文认为原准则的抵消要求考虑了未来状况，是符合全面收益观的理念。而征求意见稿规定无条件的抵消权在任何情况下都可执行并且执行力不能视未来事项而定，虽然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在企业确定打算行使这项权利或同时结算时，以净额为基础的资产和负债的抵消更能恰当地反映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和时间以及这些现金流量承受的风险。在抵消制度下，一方面可以免除当事双方履行债务的行动，方便当事人，节省履行费用，另一方面互负债务的当事人一方财产状况恶化，不能履行所负债务时，通过抵消起到担保作用。如出现一方当事人破产等事项，对方履行支付的财产将作为破产财产，而未收回的债权要求在各债权人之间平均分配，这显然不利于对方当事人。而通过抵消，可以使对方当事人的债权得到迅速满足。同时无条件的和可执行法定权利的抵消存在，影响了信用风险和流动风险披露，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流动比率和偿债比率的不可比性，增加了理解报表的难度。补充了披露的细节问题，一方面，信息使用者可更好地理解企业资产负债状况，便于投资决策。另一方面，增加了披露成本。所以，本文建议，在对准则进行修订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权衡利弊，不可盲目追求趋同或者创新。
三、征求意见稿问题对我国金融机构的潜在影响
关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抵消的修订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因此其未来实施的可能性极大，至少代表了未来的修订方向。一旦进入实施阶段，将会对企业及各类金融机构产生重大影响。鉴于此，我们应该以积极的姿态，立足国情，认真研究其对我国社会各界可能的影响，特别是对我国各大金融机构的潜在影响，以应对国际会计准则的变化，实现国际准则的全面趋同。
我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有着违约数据积累时间短、中长期贷款比例大、非市场化贷款定价、抵押品市场等不完善等特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只要满足抵消条件，均以净额列报。以净额为基础的资产和负债的抵消能恰当地反映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和时间以及这些现金流量承受的风险。然而，无条件的抵消不考虑未来事项，对银行持有大量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未来现金流量不确定性影响可能很大。同时财务报表流动或偿债比率的可比性受到质疑，增加了对银行业监管的难度，以及注册会计师对银行审计工作要求的提高。
此外，若征求意见稿能得以实施，将会要求金融机构对金融工具的风险信息（流动风险和信用风险）进行更加全面、详细地披露。而且还要求对具有无条件且法定可执行的权利抵消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意图以净额或同时结算的金额或者无意图以净额或同时结算的金额；有条件的权利抵消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金额，按每一类型的有条件的权利分别披露。充分揭示金融工具的性质、分类以及抵消要求，列报形式等信息。一方面利于报表使用者及时、充分了解各金融机构的业务，特别是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工具业务所隐含的各种风险，有助于报表使用者就金融工具对其资产负债状况和现金流量的重要程度进行合理评价，进而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另一方面，会增加披露信息成本，并且可能涉及商业秘密。
四、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IASB对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消目的是很明确的，即为实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和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下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抵消建立一个共同的标准。对于金融资产和负债抵消要求及其披露等相关内容的修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之间要求的不一致，实现IASB与FASB之间准则的趋同。但是，不可否认这样的修订同样带来了一定的问题，特别是由抵消标准和披露要求的修订而带来的执行力恶化，关联方交易操纵利润，披露成本增加，涉及商业秘密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国际准则委员会的专家们应该广泛地听取各方意见，权衡利弊，从而做出最优的选择。而我国作为新经济体的国家之一，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修订过程并及时反馈意见，向国际会计准则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维护自身的权益。国内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要加强对国际准则的实施对我国的影响研究，以便更好地应对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参考文献
［1］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抵消征求意见稿，财政部官方网站.
［2］《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金融工具：列报》，http//wiki.省略.
［3］《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金融工具：披露》，http//wendu.省略.
后危机时代,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成为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不过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境金融机构将发达国家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传导到全球,国际金融关系日益复杂。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已经不仅是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问题,它还依赖于国际监管合作。因此,有必要从全球化的视野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进行研究。
一、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的影响
(一)金融全球化加剧了我国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伴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跨国大型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开设分支机构,我国消费者与国外金融机构的联系日趋紧密。相对而言,中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种类少,服务意识和质量落后,因此,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收入阶层选择跨国金融机构提供的私人银行业务,以满足他们资产增值、保值和分散风险的需求。私人银行业务往往涉及到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些设计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具有信息不透明、不对称性和交易的高杠杆性、高关联性特点。由于我国现有的法律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及法律责任规范不足,销售人员在赚取更多佣金利益推动下,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消费者隐瞒产品可能的风险,片面夸大收益,金融消费者无法掌握其产品的相关信息。同时,由于国内对金融消费者金融方面知识普及教育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国际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速度,造成大部分的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贫乏,风险意识淡薄。所以即使他们掌握了这些信息,他们也不具备理解这些信息真实含义的能力,他们更容易迷信权威,盲目购买由跨国金融机构所谓“高级理财师”所推荐的各种风险性极高的金融衍生产品,导致巨额亏损从而引发了大量的交易纠纷。
例如,2007年香港投行出售的KODA①高达1 000多亿美元(香港当年的GDP才1 60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合约卖给了内地投资者,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和企业高管群体,使得他们的数百亿美元财富化为泡影。再例如,花旗、渣打等外资银行的QDII类理财产品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全线亏损事件,暴露出“产品风险提示不足”等侵害消费者利益的问题。
加大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的又一原因是我国金融消费者很难获得提供服务的境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国外金融消费者一般可以通过企业征信②系统或者是征信机构的评级评分服务获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由于国内企业征信系统不完善以及征信机构规模小,评级等增值业务开展不多,我国金融消费者获取金融机构信用信息难度大。已经建立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征信数据库并没有反映金融机构信用信息数据。国内的企业征信数据库主要有三个:一个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建立的银行企业征信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主要收集了借款企业的基本信息、信贷业务信息及社会公共信息,它主要反映企业信贷行为记录;另一个是由商务部建立的企业征信系统,这个系统主要收集外贸企业注册及其在经营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信息资料,主要反映外贸企业经营行为记录;还有一个是由国家发改委建立的企业征信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主要是通过各地信用公司采集本地的信用数据,主要反映国内企业经营行为记录。可见国内三大企业征信数据库都没有反映金融机构信用信息记录。因此,我国金融消费者很难通过企业征信系统获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他们通常是通过自己长期接受金融机构服务的经历以及与周围朋友、同事的沟通了解他们对金融机构的评价等方式获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不过当提供服务是跨国金融机构时,这些方式就失灵了。由于跨国大型金融机构进入国内的时间不长,其服务对象仅限于国内最高收入阶层,而不是普通的老百姓,所以很难通过沟通获取信息;又因跨国金融机构进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由自身长期接受服务获取经验的信息渠道也行不通。因此,当跨国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提供虚假信息,让其承担过量风险或者甚至存在欺诈行为时,金融消费者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无法识别。
(二)金融全球化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越来越多的跨国大型金融机构涉足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衍生产品,以金融衍生产品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作为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及金融市场反复易变性的产物,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的易变性,由此产生的风险也越来越多,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转移机制与不断延伸的金融产业链进一步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对这些金融衍生产品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多样化的手段来监管,我国对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经验不足,监管准则严重滞后于金融创新的速度,造成了金融衍生产品领域的监管大量空白,监管漏洞多,难以防范其对金融消费者带来的风险。
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法》或类似法规,并且近年重新修订的《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等法律以及新的破产法草案也没有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给予应有的关注。迄今为止,我国对金融衍生品法律层面的关注仅限于2005年10月通过的新修订的《证券法》,它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新增的规定则是只言片语的概括。我国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规范主要散见于监管部门的各种通知、暂行办法等行政规范性文件中,法律效力层次低,根本无法有效监管这些跨国金融机构以私人银行方式向国内金融消费者提供大量风险性极高的金融衍生产品。
(三)金融全球化使金融消费者维权的成本大大增加
由于没有对金融消费者权益进行专门立法,我国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只能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是这部作为我国消费者保护的基础立法并没有将金融消费者列入保护范围;其他已有的金融立法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往往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而对金融消费者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如交易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人格尊严和金融隐私权等缺乏明确细致 的规定。比如,《商业银行法》将“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利益”与“商业银行的利益保护”简单地并列在一起,没有强调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的特殊性,也没有对产生纠纷如何处理列入其中。
目前也没有一家监管机构明确承担和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处理消费者与银行之间的投诉纠纷,主要依靠银监会2007年下发的《关于加强银行业客户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进行协调处理,投诉平台与联动机制都不完善,因此,大量的金融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犯后往往直接诉诸司法途径。由于司法诉讼容易激化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对抗,极容易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因此,法院在受理、审理和执行这类案件时有诸多顾虑,往往较为谨慎,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争议颇多的“三暂缓”、“三中止”通知都是针对此类案件的,这就造成金融消费者采用司法途径保护自己权益时,存在诉讼周期长、诉讼费用高、立案难、举证难和执行难等问题。金融全球化后,当提供金融服务的对象是跨境大型金融机构时,金融消费者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成本就更高了。
【关键词】问题,研究,保护,消费者权益,金融,加强,
综上所述,金融全球化进一步恶化了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剧了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金融监管难度;增加了金融消费者维权的成本,从而使金融消费者保护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与稳定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目标相矛盾,长此以往不仅损害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利益,还会破坏金融业赖以生存及发展的基础,进而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研究如何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对我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国外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改革措施与启示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浪潮的推进和金融衍生工具以及大型金融控股公司的广泛出现要求从更广阔的视角和多样化的手段来进行金融监管。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加强了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Taylor(1995)的金融监管的“双峰”理论受到热捧。双峰理论认为金融监管最主要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从维护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和金融系统稳定以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盘出发,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性监管;二是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对金融机构机会主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行为进行监管,以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
美国在原有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基础上专门设立了一个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Consumer Protection Commission)。2009年10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计划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将目前分散在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监管职权集中到消费者金融保护署,致力于保护美国金融消费者免受不公平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滥用。该机构将拥有与其他监管机构同样的权力,包括制定规则、从事检查、实施罚款等惩戒措施,CFPA的具体职责包括:负责在信用卡、储蓄、房贷等银行交易中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制止“不公平的条款和交易”,要求所有放贷人必须向借贷人提供标准、简单的贷款合同,确保消费者获得清晰全面的信息,并将对条款复杂的贷款要进行严格的审查。由于金融消费者涉及面很广,该机构可以监管各类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包括所有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信贷机构和各类金融中介,并且可以独立制定监管条例并监督实施。
英国的金融服务局(FSA)③负责监管各项金融服务,FSA的四大监管目标之一就是“确保消费者得到适当水平的保护”,将是否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纳入对金融机构评价的重要指标。FSA肩负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并对因金融机构破产而蒙受损失的消费者提供赔偿,向消费者提供咨询服务、出版金融消费者刊物和开展消费者调查。早在2001年6月,FSA就实施了“公平对待消费者计划”(TCF),要求英国最大的35家金融集团每年报告实施项目情况。同时FSA要求各金融机构在推销自己的金融产品时都要保证高度透明,使每个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风险。2005年5月,FSA《关于金融服务投诉指引》,详细列举说明消费者可对金融机构的服务或产品投诉的情形以及消费者不能或没有理由向金融机构投诉的主要情形。2006年10月,FSA出台了新的金融机构《业务原则》,其中确定11条原则作为金融机构是否符合监管标准的依据,这11条原则中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就有5条,如“有义务向消费者提供其需要的信息,并且用清晰、公平、无误导的方式向消费者传达信息等。目前TCF是FSA对零售金融产品的监管导向,将TCF纳入整个监管框架,要求金融机构在2008年底满足要求。2009年TCF还被纳入英国金管局的ARROW评级内容。FSA特别重视对事后投诉处理的信息披露以及消费者赔偿。对一些采取高压销售策略、不能公平对待消费者的公司进行惩罚甚至关闭。
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更是严格按照Taylor的“双峰”理论成立了审慎监管局(APRA)、证券和投资委员会)两个金融监管机构。APRA负责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并被赋予广泛的监管权力,它对所有的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负责制定银行、保险、养老金等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标准,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金融危机,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直接接管问题金融机构;/ASIC主要负责对公司和金融市场实施监管,负责在退休金、保险金、保证金领取和社会信用方面的消费者维权,负责保护金融领域的消费者利益和市场诚信建设。这样的体制架构,使得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机构既具有了完整性,又能够同审慎监管分级并行,互相监督,互相制衡。澳大利亚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消费者金融知识委员会和全国金融知识基金会,旨在推动金融常识的普及,提高全民金融知识水平,贯彻政府“让国民有机会更好地管理自己的金钱”的承诺。
此外,各国还加强了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以及监管的国际合作。美国通过的金改法案特别强调了对场外交易OTC的衍生产品和资产支持证券等产品监管,重要内容包括:将大部分场外金融衍生产品移入交易所和清算中心;要求银行将信用违约掉期CDS等高风险衍生产品剥离到特定的子公司(但银行可保留常规的利率、外汇、大宗商品等衍生产品);对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实施特别的资本比例、保证金、交易记录和职业操守等监管要求;为防止银行机构通过证券化产品转移风险,要求发行人必须将至少5%的风险资产保留在其资产负债上;加强对高风险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例如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及其他投资顾问机构,要求其在SEC登记,披露交易信息并定期接受检查;而对于银行类的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发达的私营征信机构的信用评级等方式向消费者提供其信用信息。
尽管危机后,各国都进一步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监管,不过由于各国对金融母子公司之间的监管仍然存在巨大差异,跨境的大型金融机构,例如一些全能银行还是极有可能通过母子公司之间进行前后台隐性配合,以“前台拆分,后台集团化”模式实现实际上的 综合经营,将其业务涵盖到十分广泛的领域,可以跨越信贷市场、结构化工具市场、交易市场、衍生工具市场等市场和交易环节。因此,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倡议监管的国际合作。G20金融峰会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流动性资本监管的标准;新近成立的金融稳定论坛己经成为协调各个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重要协调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监管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监管证券)、国际保险监管协会(监管保险)、独立审计机构国际论坛(监管审计)四个监管机构形成了全球重要的金融监控组织。它们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组织一起共同推动监管的全球合作。美国的金改法案也建议加强对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对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并且建议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各国监管部门按照G20倡议,通过建立和持续发展监管的联席会议,加快改进全球金融机构跨境危机处置程序,并敦促各国监管部门改善信息共享制度安排。在实践上,欧美等国已经对一些大型跨境金融机构采取了监管团制度,由金融机构的母国作为监管的主导者,其他东道国监管机构共同监管的方式。
上述各国及国际组织的改革措施对我们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尽管我国加强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时,不能脱离具体国情和面临问题的特殊性,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消费者保护的规则和经验。例如设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以及监管的国际合作等做法。笔者在上述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消费者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就如何加强对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三、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对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几点建议
(一)由健全企业征信系统着手,优化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
国内金融业的发展主要以银行为主导,且银行业的集中程度较高。我国的征信系统倾向以公共征信系统建设为主,私营征信机构少且规模较小。因此,对金融机构信用信息的提供难以依靠私营征信机构的信用评级提供。可考虑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消费者协会牵头建立一个专门针对金融机构信用的信息数据库。对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主要侧重于是否采用相应措施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采信范围应该至少包括:一是在境内经营的金融机构(包括跨国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过往销售产品的情况,包括金融机构销售环节的市场行为是否符合监管要求,金融机构是否有按照监管机构要求加强售前阶段、销售过程中及售后的信息披露。关于产品的说明要求简洁、易懂,要说明在市场双向波动的情况下可能的损益。同时在销售产品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时可能出现的损益、产品条款的变更等情况是否提前通知投资者,尽到告知义务。二是境内经营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投诉的信息披露及处理方式。金融机构是否按照监管机构要求对消费者投诉信息及投诉处理进展进行及时的披露,并且对于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投诉的处理,比如修正错误,加强说明以及及时赔偿,等等。建立一个金融消费者投诉数据库,为今后监管规则的制定、改革提供参考。三是境内经营金融机构是否曾经出现过对消费者的欺诈案件及其监管机构和法院对其的处罚与判决以及最终赔偿情况。四是境内经营金融机构是否对消费者进行必要的教育。这个数据库要较全面地反映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是否尽职,业务操作是否规范、对消费者教育是否到位等信用信息,从而可以疏通我国金融消费者获取提供服务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降低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二)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专门立法,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尽管金融消费者的提法已比较普遍,但是在我国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消费者地位尚未得到法律确认,金融消费者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并无法定内涵,范围也不明确,甚至对于如何定义金融消费者,对哪些行为属于金融消费行为的问题上,甚至连监管机构的态度也不明确,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一部分学者认为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是投资者,他们追求更高的收益因而承担更高的风险,因此,应该遵循买者负责、风险自负的原则,政府无需采用倾斜的保护政策。这种简单地以风险承担、获利与否来界定金融消费与投资显然已落后于金融实践的发展。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个人财富的不断积累,消费需求已经由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消费需求扩展到金融消费需求,金融需求是更高级别的、长久、间接性自然消费需求的体现,这是个人为了在未来获得可能但不确定的收益而放弃现在的消费,并将其转换为资产的过程,他们的投资决策的最终目的在于消费,这点与储蓄决策实际相同。他们的投资需求具备金融消费的基本要素,并且由于他们在知识水平、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交涉能力、经济承受能力等各方面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他们不可能左右和操纵行情的发展,甚至无法把握自己投资的安全性与收益性。他们弱势地位导致的利益失衡符合消费者保护的基本原理,他们都应该被视为“金融消费者”。因此,应该在法律上明确界定金融消费者,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专门立法,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基本目标和原则,界定提供金融商品和服务的金融机构种类以及金融商品和服务的具体范围,明确金融消费纠纷的范围和解决机制,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职责等。
考虑到金融消费者在信息辨别和理解方面的弱势地位,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代表金融消费者享有对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以确保金融消费者享有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损害赔偿权、受教育权等权利。例如,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可以利用投诉数据库对金融机构是否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进行评价,并且提供给金融消费者。同时,加强对金融消费者金融知识的教育。在当前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上,金融教育是帮助消费者为本人及其家庭做出更好的决定的关键。让消费者接受良好的教育就是最佳的消费者保护方式。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由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农村金融教育培训”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加强消费者金融知识教育。此外,像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也可以通过其官方网站建立消费者金融教育专栏并及时更新材料内容。从长远看,消费者金融知识教育应该纳入到公民基础教育范畴。
(三)重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
金融创新,尤其是创新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促进了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在客观上要求我国国内金融监管体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趋势作出回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加强对国内金融机构和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
首先,我国应逐步将国际通行的监管标准引入国内法中,加强对境内金融机构的监管,为金融消费者创造公平的交易平台。如在损害赔偿权方面,应改变《银行卡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对于“借记卡遗失或被盗”的持卡人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现状,即由持卡人承担挂失手续办妥前的全部责任的规定,而应确立新的适当限制持卡人责任限额的规则。在包括住房按揭等大额消费领域或以电子商务、上门推销等特殊推销方式缔结合同中引入合同撤销权,允许消费者通过行使撤销权解除合同,因为在金融消费中,购买金融商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通常关系到个人的生存发展等重大问题,然而由于各种劝诱型或欺诈型的广告以及金融服务的专业性,金融消费者有时往往不能有效理解金融条款和识别金融风险,引入合同撤销权,不仅有利于解决由此引发的消费合同冲突,也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自觉建立行业自律意识。
【关键词】问题,研究,保护,消费者权益,金融,加强,
其次,还应尽快制定对金融衍生工具和结构性产品监管的法律法规以及跨境金融机构监管的法律法规,加强对跨境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监管,增加信息透明度,减少其与我国金融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再次,还要积极融入全球性监管体系的建设,加强对跨境金融监管合作。例如,加强与跨境金融机构的母国合作,与其监管机构进行信息交流与合作,采用监管团制度对跨国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监管;又例如,与各国监管机构合作,建立共同应对危机的联合应急机制,及时披露风险信息,对重大事件及时沟通并予以解决;再例如,加强与G20成员国 的合作,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全球化监管改革和标准制定,增加中国的话语权;等等。
注释:
{1}KODA是一项跟股票挂钩的风险极高的复杂金融衍生品,翻译成中文就是“累计期权合约”,其特点是收益有限,风险无限。在国际上,打折股票被称为“金融鸦片”;而在香港,Accumulato则被形象地解读为“I Kill you later(我迟早会杀了你)”。
{2}指在对企业、债券发行者、金融机构等市场参与的主体的信用记录、财务状况等诸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信用能力和信用能力迁移所作的综合评价。
{3}2001年12月1日实施的英国《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的规定。
参考文献:
[1]何颖.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原则[J].法学,2000,(2):48-55.
[2]巴曙松.金融消费者保护:全球金融监管改革重点[J].资本市场,2009,(10):56-58.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
金融消费者隐私权在我国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其主要是金融信息的持有者对信用和交易过程中所享有的控制与支配的权利。与普通的消费者隐私权不同，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是具有财产利益的信息隐私。
一、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具体表现
其一，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隐瞒表现。在金融交易过程中，金融消费者有对自己隐私信息进行隐瞒的权利。尤其是对于某些与交易中的公共利益无关的隐私，或者是有利于金融消费者权利的隐私，在没有法律规定必须信息明确化的条件下，金融消费者有权将信息隐瞒不被其他人所知。其二，金融消费者隐私的利用权。通常来讲，金融消费者的隐私都具有较高的经济利用价值，出于对金融消费者信息利用的规律以及对消费者权利主体的保障，应给予权利金融主体人的隐私利用权。同时，信息主体人通过对隐私的合理利用，既可以满足其精神上的需求，又可以满足其物质上的需求。但在这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金融主体人对隐私信息的利用不可以违反法律规定。其三，金融消费者隐私的维护权。在金融交易过程中，如果金融消费者自身的利益受到侵害，金融消费者有权寻求法律保护。例如，当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交易中出现隐私泄露问题时，有权向司法机关要求查看交易记录、请求复制文本文件、请求更正隐私信息、请求停止处理或利用、请求删除隐私信息、请求相关部门赔偿等权利。其四，金融消费者隐私支配权。金融消费者隐私权涉及金融主体权利人可以拥有自己控制及流转隐私信息，即在金融消费过程中，金融消费者可以自行控制与支配自己的隐私信息，并享有决定权，决定第三方经济人或其他金融消费者是否可以获得自己隐私的权利。这种隐私的支配权是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发展走向。
二、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特点
首先，金融消费者隐私权具有较高的财富性。具体来说，金融消费者隐私权可以说成金融消费者的人格权，但人格权是不具有任何的财富意义的，而金融消费者隐私权却具有较高的经济利用价值，金融消费者可以通过对财产权的开发和利用，来获取更大的利益空间。因此，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可以作为消费者的财产加以利用，并可以得到预期的财产价值。其次，金融消费者隐私权具有隐私信息性。所谓的隐私信息性主要体现为三种形式，即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金融消费者个人领域、金融消费者个人私事。在这三种形式中，个人信息属于金融消费者的隐性信息，具有隐性特征。个人领域信息是金融消费者有形的隐私信息。个人私事属于金融消费者动态的隐私信息。在金融行业，消费者的隐私主要是指个人的信息隐私，这种信息隐私不仅与金融消费者的主体有关，还包括金融经营者在为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时所获得的与金融消费者相关的交易信息以及其他隐私等。最后，金融消费者隐私权具有积极性。一般来说，隐私权具有消极防御性。尤其是在信息社会，随着高科技技术的发展，隐私随时都有可能被泄露出去，而对已经被泄露出去的隐私再进行事后补救也无济于事。因此，对隐私进行前置性的保护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说，在金融消费者隐私保护中，需要将个人隐私消极防御转化为积极控制形态，从而才能更有利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
三、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措施
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是金融经营者在服务过程中必须做到事情。笔者针对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办法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
1.加强立法保护
首先，必须加强立法部门对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力度。就目前来说，我国的宪法对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还不全面，立法部门更应该着手于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根本问题，在宪法中制定出详细的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条例，并明确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概念。其次，立法部门在着手制定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法时，可以引进国外先进国家对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从而制定出一部针对性较强的、具有科学性依据的隐私权保护法规。
2.规范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机制
在金融交易中，金融机构的服务人员与金融消费者之间所处的地位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性。因此，规范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体制势在必行。首先，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要对金融交易活动进行监督，确保金融机构在与金融消费者进行交易时不会发生隐私泄露的情况。其次，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要对金融服务人员进行监督，一旦发现在金融交易操作中有恶意泄露金融消费者隐私的情况，要及时制止并给予严肃处理。
3.加强与国际间的相互合作
目前在国际中，还没有一套完全针对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出台。但是，在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单单依靠于国家自身的力量对金融消费者隐私权进行保护显然是无法达到其效果的。因此，在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中，我国金融机构要积极参与到国际化的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活动中去，通过与国外金融机构的沟通，建立起全球均认可的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法律法规。
4.设立执法机构
在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中，必须设立专门的执法机构来执行关于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细化执法机构人员的相关工作，明确执法人员所管辖的范围及内容。另外，要对执法部门的人员进行专业性的培训，使执法人员能够清楚地明白自身所担负的职责，切实将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落到实处。
四、结束语
加强对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提升群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度，有利于金融机构开展各项金融服务，更有利于金融机构自身的经济发展。
作者:万蓉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金融全球化下，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经济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的影响，从中暴露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以及各主要国家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中，均给予消费者保护极大的关注。国际社会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制定了一系列与消费者保护有关的监管标准。在2011年2月在巴黎召开的G20会议上，来自20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联合呼吁经合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Board，FSB）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共同发展，旨在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高级原则，并积极协助G20成员国构建并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
2美国金融监管的新变化
在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浪潮中，美国的改革力度之大引人关注。2010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2010年重建美国金融稳定法案》（RestoringAmericanFinancialStabilityActof2010），在第10章规定拟在美联储体系下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同年7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简称多弗法）出台，该法案对监管部门进行重构，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根据法案第1011条，在联邦储备体系下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目的在于保证消费者在金融服务消费中，获得及时、准确的信息从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依照联邦消费者金融法对金融产品的供应与提供进行监管”。②根据多弗法该条规定，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设依照联邦相关法律监管金融产品的供应，局长在参议院批准后由总统任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内部有诸多部门：研究部从市场收集数据，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投诉处理部设立多种渠道接受消费者的投诉并做出回应，也可将相关投诉转给各州金融监管机关。社区事务部为金融服务水平低下的社区消费者提供指导和帮助。③金融教育办公室，主要负责制定方案以提高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合理决策的能力。此外，美国老年公民金融保护办公室，专门向年龄在62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信息，防止老年人在购买金融商品中权益受到损害。次贷危机后，美国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采取专门机构保护的模式，通过专门立法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保护金融领域消费者的职权和责任。
3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新发展
庶几与美国近期的金融监管改革同时，2010年4月，英国议会批准了《金融服务法》（FinancialServiceAct2010），该法案更加强化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的消费者保护职能，新法对作为FSA权力来源和运行基础的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FSA的规则制定权大大扩展。在英国，自成立FSA以来，其职能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步形成为综合性的监管部门。改革后，FSA可以制定有利于“实现其任何监管目标”的规则，相比从前只能制定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其制规权的空间提升；其信息收集权也同步扩大，FSA可以要求受监管组织以外的机构或个人提供与金融稳定有关的信息；赋予金融服务监管局强制信息披露及一定的惩罚权，FSA的纪律处分权提升，即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发展，FSA可以通过某些行政途径强行获得某些重要信息，对拒不提供信息者可处以行政惩罚，如暂停或限制违规金融机构一年以内的经营许可权、禁止违规操作机构的相关责任人2年内的从业资格等等。回顾英国金融监管改革，自二十世纪中期以后，英国金融业高速发展，在金融产品不断创新下，消费者面临琳琅满目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缺乏专业知识和风险意识，这导致消费者权益愈来愈多的受到来自金融机构的侵害，仅仅靠金融市场自律难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社会强烈要求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在此背景下，英国议会于1986年颁布了《金融服务法案》，在该法案的授权下，英国成立金融业监察机构，对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予以监管。在金融混业经营模式盛行的趋势下，为了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减少金融犯罪以维护大众对金融市场的信心，英国议会于2000年出台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此后于2001专门成立了对金融业统一监管的机构———金融服务局，根据新法案的规定，金融服务局整合了以前的各金融部门下的监察员组织，成立了金融监察员服务公司（FinancialOmbudsmanServiceLtd.以下简称FOS），该公司的设立为解决金融领域消费者纠纷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争议解决机制。FOS的设立旨在保持监察员的独立性、快速、低成本地处理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投诉。FOS的管辖对象有两种：强制性管辖和自愿性管辖。强制管辖适用于那些《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明确规定的必须接受监管的公司；自愿性管辖涉的金融机构，没有被《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明确规定一定要接受监管，但为了增强其公信力与美誉度而自愿接受FOS管辖。从其运行本质来看，FOS是一种替代法院诉讼的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替代诉讼争端解决机制相比，FOS凸显出其独特性：首先FOS覆盖所有英国境内的金融领域消费纠纷，范围广阔；其次，FOS仅仅具有单向约束力，这种单向约束力是指FOS的裁决对消费者不具有约束力，而仅仅对金融机构具有约束力；再次，FOS纠纷处理程序安排科学，整个处理纠纷的过程是透明的。FSA要求FOS对纠纷解决的过程和相应做及时、完整、正确的披露，使裁定过程和结果接受当事人和社会大众的监督，从而保证FOS制度的公正性。
4结论
[关键词]国际品牌；成长特征；战略定位
[中图分类号]F272；F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7-0018-04
据统计，我国已有200多种“中国制造”产品占据了“世界第一”的市场地位，而且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智能手机市场、酒水饮料市场、纯电动车市场、奢侈品市场、食品与日用品市场。但我国仍无一品牌入围商业周刊和Interbrand集团联合的《全球品牌100强》①，这与我国是“消费大国”和“制造大国”的地位是极不相匹配的。未来5年～10年是我国实现国家升级、产业升级和企业升级的关键历史时期，而创建国际知名品牌是实现升级的重要路径，如何加快发展我国国际知名品牌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纵观国际知名品牌的成长历程，任何一个国际品牌的发展无不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尤其是传统行业国际品牌的成长更是需要经过上百年的市场锤炼和磨砺。然而国际品牌的成长表现出了明显的行业变革性发展规律，即在不同行业中创建品牌是完全不同的（杨明刚，2007）。《全球品牌100强》中的国际品牌成长究竟表现出什么样的成长特征呢？对于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加快发展国际品牌有何启示呢？这将是本文重点研究的内容。本文将以全球最具权威的国际品牌排行榜之一，《全球品牌100强》中的国际品牌为研究对象，总结不同行业国际品牌的成长特征，以期对加快培育我国国际品牌的行业战略重点定位给予启示。
一、《全球品牌100强》行业分布分析
纵观2001年～2008年《全球品牌100强》，这些国际品牌主要覆盖了7个行业部门② ：能源、工业、消费者非必需品、日常消费品、医疗保健、金融和信息技术。
1. 各行业的国际品牌席位分布
2001年～2008年消费者非必需品类国际品牌在排行榜中占据的席位最多，每年上榜的国际品牌都占据了超过1/3的席位，年均37.6席，其中2001年和2006年高达39席；其次是信息技术类国际品牌，年均29席，2002年占据席位最多，达31席；再次是日常消费品类国际品牌，年均19.1席，但该行业入围排行榜的国际品牌逐渐减少；排第4位的是金融行业，该行业的国际品牌发展比较迅猛，从2001年的4席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13席，年均8.6席；能源、工业和医疗保健行业的国际品牌在排行榜中占据席位最少，每个行业约占1席～2席，鉴于这3个行业品牌数量较少，后文将不再分析这些国际品牌。
综上，《全球品牌100强》主要分布在消费者非必需品、信息技术和日常消费品这3个行业，8年期间年均85.8席，但这3个行业的国际品牌占据的席位总数呈逐渐降低的趋势，这主要是全球金融业的迅猛发展，使得入围排行榜的金融国际品牌快速增加。
2. 不同行业的国际品牌价值分析
2001年～2008年信息技术行业的国际品牌的价值总额都远远高于其它行业，而且该行业的国际品牌总体成长态势向好，如图1所示。在2001年由于受全球经济衰退以及信息技术产业进入低谷的影响，较多信息技术行业的国际品牌价值在2002年和2003年出现缩水，少量国际品牌价值下滑幅度较大，甚至个别国际品牌落选排行榜。这些信息技术类国际品牌价值大幅缩水以及落选直接影响到整个行业国际品牌价值总额的缩水。随着全球经济回暖以及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从2004年该行业的国际品牌呈良好成长态势，其品牌价值快速增长。2001年～2008年在Interbrand集团历年统计的品牌价值增幅最大的5个国际品牌中，信息技术类国际品牌分别占2、2、4、4、3、3、3、4个。
消费者非必需品行业国际品牌的价值总额排在第二位，除2002年受全球经济下滑影响略有下降外，一直呈稳定增长趋势，如图1所示。2001年该行业的国际品牌价值总额对排行榜国际品牌价值总额的贡献率为28.29%，2002年略有下降，只有27.00%，但从2003年开始贡献率逐渐增大，2008年达29.75%，表明该行业的国际品牌总体发展趋势向好，而且在排行榜的强势地位逐渐增强，但其对排行榜国际品牌价值总额贡献率却不足1/3。
日常消费品行业国际品牌的价值总额居第3，总体来看，该行业的国际品牌成长比较平缓，如图1所示。从该行业国际品牌对排行榜国际品牌价值总额的贡献率来看，2001年为18.66%，而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的贡献率都超过了20%，分别为20.53%、21.33%和20.49%，而后贡献率逐年降低，到2008年只有17.47%。
金融行业国际品牌的价值总额居第4，主要是因为该行业的国际品牌数量较少，但这些国际品牌在8年期间实现了快速成长，其品牌价值增长比较迅速，如图1所示。从金融行业国际品牌对排行榜中国际品牌价值总额的贡献率来看，2001年的贡献率仅为0.60%，2007年却高达11.86%，2008年略有下降，降为10.74%，8年期间金融行业的国际品牌价值贡献率将近翻了20倍，成为排行榜上最大的赢家。
二、国际品牌成长特征分析
通过上述对《全球品牌100强》的行业分布的分析可知，不同行业的国际品牌的成长特征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如下：
1. 消费品领域的品牌较易成长为国际品牌
由Keller（2003）提出的品牌价值链理论可知，国际品牌的价值来源于国内外消费者和企业，因此与消费者接触较多、较容易得到消费者认可的、与消费品相关的行业（包括消费者非必需品和日常消费品行业）来说，就比较容易形成国际品牌。上述《全球品牌100强》中国际品牌的行业分布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排行榜中消费品领域的国际品牌数量是最多的，8年期间分别占59、56、58、57、57、57、56、54席，在排行榜中占据了强势地位，充分表明了消费品领域的品牌较容易于成长为国际品牌的基本规律。然而，在消费品领域，消费者接受新产品的成本比较小，而且转换国际品牌给他们造成的损失较小，因此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相对较低，导致消费品领域的国际品牌很难持续保持强势的品牌优势。消费品领域的国际品牌在排行榜中所占据的席位逐渐下降的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领域的国际品牌持续保值增值能力相对较差。
2. 信息技术类品牌能够较快成长为国际品牌
纵观国外著名国际品牌的成长轨迹，任何一个品牌的成长都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成长为一个国际品牌更是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然而随着新经济和技术变革的迅猛发展，一批非常年轻但发展迅猛的信息技术类国际品牌快速成长起来，例如，雅虎和亚马逊在2001年入围排行榜时的品牌年龄都只有6年，但这两个国际品牌在随后的7年内实现很好的发展，国际品牌价值不断增长；谷歌在2005年首次入围排行榜时的年龄只有7年，且随后其品牌价值平均每年以44.62%的速度迅猛增长。近10年来，信息技术产业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大，该领域越来越多的企业快速成长起来，并不断壮大成长为国际品牌，这些既表明了国际品牌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又表明了信息技术类品牌有潜力和实力在较短时间内成长为国际品牌。
3. 金融国际品牌成长需要深厚的品牌积淀
纵观2001年～2008年入围排行榜的13个金融国际品牌，它们都是来自欧美的实力超强的金融巨头，其中有10个国际品牌的年龄都超过100年；摩根士丹利和AIG的年龄分别为74年和90年；年龄最小的是VISA，只有34年，然而它是由全球接近21，000家金融机构组成的组织。另外金融国际品牌的成长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市场低迷、竞争激烈等因素都会是该行业国际品牌价值缩水，例如，美林2002年涉及金融丑闻，品牌价值由150.2亿美元降至112.3亿美元，排名也由第19名降至第25名。可见，金融国际品牌的成长是以超强的品牌实力与深厚的品牌积淀为基础的。
三、对我国培育国际品牌行业战略重点定位的启示
由上述分析可知，国际品牌成长存在明显的行业特征和规律，这给我国企业发展国际品牌提供了新思路和启发，为了加快培育我国国际知名品牌，应该循序其内在的成长规律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根据不同行业国际品牌成长特征可知，我国企业发展国际品牌的行业战略重点应在消费品和信息技术行业，然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金融行业加快发展国际品牌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具体分析如下：
1. 发挥我国制造业和市场规模的优势，以培育消费品品牌为加快发展国际品牌作为行业定位重点
我国已有200多种“中国制造”产品占据了“世界第一”的市场地位，如我国制造的微波炉、冰箱、空调、电饭锅、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电风扇、冷柜等11类家电产品的产量均列世界首位，其中有些中国制造的产品不但产量居世界第一，而且质量和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如我国名牌家电产品总体质量水平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海尔、格力、格兰仕为代表的我国家电业顶级品牌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探索了中国家电企业创建国际品牌的宝贵经验。此外，我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身市场广阔，完全具备发展国际品牌的“沃土”。然而，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企业真正掌握全球具有绝对领先的技术，而且其国际化经营总体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在国际市场还面临诸多困难。因此，我国消费品行业企业发展国际品牌应该扬长避短集中精力和资源，将国内市场作为发展消费品国际品牌的“根基”，重点在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市场取得快速发展，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铺摊子”。
2. 加快培育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内的龙头企业快速成长为国际品牌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目前已经曙光初现，而且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我国和发达国家基本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些领域具有同发优势、处于同等水平，局部领域甚至取得领先优势，而且当新技术和新产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往往成为新的国际品牌孕育的“摇篮”，可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国际品牌的快速成长提供了一个有可能跨越发展的绝佳机会。①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全球消费者使用和接受产品的过程大大缩短，从而为企业创建国际品牌大大节省了时间，信息技术类国际品牌越来越年轻化；②信息技术产业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大，该领域越来越多的企业快速成长起来，并不断壮大成长为国际品牌，而且中国已涌现出华为、百度、中兴和联想等一批有望成长为国际品牌的潜力企业；③当前随着传统能源日趋短缺和全球变暖形势严峻，新能源产业成为世界各国投入巨资发展的重点方向，而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为国际品牌的快速成长带来新机遇。目前，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在太阳能电池领域出现了天威英利、天合光能和阿特斯等一批优秀的企业，并已经在世界市场占有领先地位。
3. 以国际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借助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加速发展金融国际品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金融行业遭到了重创，品牌价值大幅缩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速，陷入次贷困境的欧美经济让投资者的目光逐渐转向新兴市场，特别是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这为我国金融行业加快走向海外市场提供了良好的窗口期，许多金融机构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利用海内外市场，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另外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统计，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一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而且在未来几年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会迅速扩大，这就要求我国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通过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并购等多种渠道开展业务，为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金融服务支撑。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末，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达1.8万家，投资额达到3，773亿美元，已经覆盖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境外机构数只有915家，只覆盖35个国家和地区，境外资产规模约为7，077亿美元。表明我国金融行业国际化程度较低，而且金融机构“走出去” 的步伐严重滞后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步伐，难以满足“走出去”企业的金融需求。因此，我国金融行业企业要以国际金融危机和人民国际化为契机，采取设立和并购等多种方式优化海外机构布局，加快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进程，扩大服务网络，同时加强与国外行的合作，提升全球金融运作能力和国际化经营水平，日益发挥出既有我国金融机构特色又符合海外本土市场的纽带作用，一方面凭借对国际市场的参与和理解，向国内“走出去”企业提供成熟的国际化产品；另一方面着力向海外客户提供本土化服务，不断提升金融机构在海外市场的品牌影响力。
[注 释]
① 《全球品牌100强》是从2001年开始Interbrand与《商业周刊》联合推出的，是反映各国国际品牌成长的风向标。
② 本文按照新的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对《全球品牌100强》中的国际品牌进行行业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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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rands’ Growth Characteristics and Inspiration
to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Brands
Wang Fenmian， Zhang Hong， Sun Yuqing
（School of Business，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关键词：危机 金融监管 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1-185-03
一、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改革
1.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1）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2）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负责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3）强化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4）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以防止金融机构倒闭再度拖累纳税人救助。（5）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6）赋予联储更大的监管职责，同时对其实施更严格的监督。（7）美联储将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以确保高管薪酬制度不会导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
2.英国金融难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英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包括三个新机构的建立。第一，英格兰银行成立一个独立的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以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掌握宏观政策工具。第二，英格兰银行成立一个下属机构——审慎监管局 （PRA），以促进金融公司的稳定性。第三，成立一个金融行为监管局（CPMA），以保护消费者和管理金融市场。2011年6月英国政府还了《金融监管新方法：改革蓝图》白皮书，对英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明确了新成立的金融政策委员会将专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将金融服务局原有的微观监管职能划分给新成立的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承担，同时着重规定了各类法定监管机构间的协调机制。
3.日本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1）促使金融机构加强全面的风险管理。要求金融机构要给与风险管理部门应有的地位和优先性；更加关注金融机构资产风险状况与资本充足率适应性；督促综合性金融集团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2）加强对资产证券化的约束和改进不恰当的激励机制。强化了对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审查。提出基于金融风险的薪酬调整机制，避免金融高管过于重视短期利润而忽视长期金融风险。（3）加强信息披露，增强市场诚信度和透明度。特别是增强证券化产品的透明度，加强对金融机构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改进会计准则。（4）扩大监管范围，着眼于系统性风险。改变以往注重保护储户利益，重点监管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做法，将监管范围扩大至保险证券银行等所有金融机构。（5）实施全面审慎性监管，并加强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
4.欧盟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1）创设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设立欧洲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ESRB），其主要由成员国央行行长组成，主要职责包括控制欧盟信贷总体水平和抑制“泡沫”，监测整个欧盟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宏观风险，及时发出预警并提出应对相关情况的措施，以确保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的金融危机。（2）建立超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成立三个超国家金融监管局：一是欧盟银行业监管局，责对银行业的监管。二是欧盟证券与市场监管局，负责对证券行业的监管。三是欧盟保险与雇员养老金监管局，负责对保险业的监管。（3）把保护消费者作为金融监管的中心目标。欧盟金融改革法案成功将消费者保护列为欧洲金融监管局工作的绝对核心。
二、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特点
纵览各主要国家、经济体和国际金融组织推出的监管改革措施，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市场主导原则和市场自由发展仍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从各改革方案的内容来看，其主要目的在于弥补监管漏洞，纠正由于市场过度自由而导致的市场参与者之间、市场与监管之间的失衡状态，而非对市场自由做出严格限制，市场主导原则和市场自由发展的环境仍然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
2.强调金融信息对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重要意义。金融是一个信息行业。无论是金融监管当局还是金融市场主体其工作开展及效果都完全依赖于其所掌握的金融信息。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同以下两方面有关：一方面，金融市场交易主体在贪婪的驱使下，在未获得充分的交易相关信息之前就参与了交易，从而产生其无法承担的损失；另一方面，金融监管当局未能充分掌握相关信息，进而未能作出及时反应。因此，各监管改革方案都重点强调了金融信息的收集与处理。
3.通过设立制度化实体机构加强监管协调。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行金融体系中，一般都存在多个金融监管主体。多头监管容易出现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责与权限划分不清，导致监管套利，从而变相地降低了监管标准。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头监管体制也存在很多的优越性：一方面，在金融分业经营格局依然比较清晰之时，分业多头监管的专业性依然具有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多头监管可以形成激励机制，促进监管竞争，为市场提供更有效的监管。权衡利弊，多头监管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各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为此，各监管改革方案都要求加强监管协调，设立实体化、制度化的监管协调机构。
4.强化货币当局的金融稳定职能。各改革方案都着力强化了货币当局的金融稳定职能，这反映了现代经济体系中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关系的深化。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银行类金融机构大规模介入资本市场，这就使得后者成为了银行体系的重要风险来源之一。与此同时，如果不考虑金融市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无法建立，货币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实施。此外，在金融机构出现财务困境时，货币当局作为最后贷款人也需要并且最适合于承担救助职责以避免系统性风险。在这一背景下，对于货币当局来说，维护金融稳定就成为了与货币政策制定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职责，其关注的范围和领域也显著扩大，不再局限于银行类金融机构，而是涵盖了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
5.突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不断复杂化，系统性风险越来越成为金融稳定的重要威胁，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有鉴于此，此次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很自然地将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6.加强监管当局的危机处置能力。在这次危机中，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问题金融机构的救助极为不力，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危机进程和严重性的误判，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金融监管当局缺乏危机处置的手段与能力。为此，各改革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明确监管当局在危机处置中的权限和程序，突出的一点的就是强调建立危机处置的完备预案，同时授予监管当局在危机状态下“便宜行事”的权力。
7.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高度重视。会计准则在反映表外业务风险上的局限性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不透明性是此次危机爆发与恶化的重要原因。各个国家与地区的金融监管改革都对此给予高度关注，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们在相应的监管措施上则缺乏具体内容。这还需要国际协调合作与统一标准，而这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8.加强对投资者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本次危机暴露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代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使得市场微观主体经常难以正确理解产品的特征和对产品蕴含的金融风险作出正确评估，从而无法基于审慎的判断作出交易决策，甚至落入欺诈陷阱。因此，保障投资者与消费者的知情权与索赔权是各项改革方案中的共同内容。
9.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在各项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都提出了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国际监管合作不仅是防范外源性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有助于统一各经济在金融监管改革上的尺度，避免其他国家和地区较为宽松的金融市场环境对自己国际地位造成威胁。
三、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政策选择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所受的冲击更多地是在实体经济层面而非金融体系层面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性不足避免了外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与此同时，中国的高储蓄率为金融机构提供了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使得金融机构不必求助于高风险、高成本的融资渠道。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金融服务多样性需求的日益增长，金融体系必将更为开放，金融市场也将更为活跃，从而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中国应借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积极稳妥地推动中国金融监管改革。
1.坚持金融监管全面覆盖的原则。“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是金融监管发展的潮流，不论是较早改革的英国、日本还是危机过后的美国，其金融改革都明显地反映出这种趋势。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一直秉承了全面覆盖的理念，并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们不仅要继续坚持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更应该付诸实践以有效保证这一理念的贯彻与落实。
2.坚持适度监管，鼓励金融创新。美国金融危机暴露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如金融衍生品的监管过于松散，甚至缺位。而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都不发达，中国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权利限制过严。虽然这避免了类似于美国金融市场的高风险，但是也严重约束了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阻碍了金融创新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现象所导致的结果就是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实体经济和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需求。与此同时，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过度管制很容易削弱本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导致金融资源的外流。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由于担心市场风险而阻碍金融创新，相反，必须将金融创新的主导权还给市场。
3.加快推进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实现金融信息联通与共享。金融监管当局充分掌握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部门的相关信息，对于进行宏观审慎性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实现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推进金融监管信息建设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完善征信体系，在为金融机构决策提供依据的同时，有助于监管当局通过违约率了解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为审慎性监管提供支持。第二，健全支付清算体系及其信息挖掘，汇集经济交易信息，以此反映交易活跃状况、经济景气程度和经济结构变化情况等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侧面，为金融稳定状况的评估提供背景。第三，加强金融监管当局内部及其与各经济部门之间的信息系统整合与共享，在可能的情况下制定明确的、有时间表的金融信息资源整合方案。
4.建立实体化、法治化的监管协调机构，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目前，中国初步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格局，但是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缺乏正式制度保障，仅处在原则性框架层面，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在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应将协调机制法治化、实体化。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组建有明确法律权限、有实体组织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以监督指导金融监管工作。
5.突出消费者利益保护这一金融监管目标。完备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措施是发达金融体系的共同特征，也是构成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如果金融监管只关注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而忽视了对消费者利益的切实保护，就会挫伤消费者的金融消费热情而使金融业发展失去广泛的公众基础和社会支持。所以，要使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对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实行严格监管，促进这些产品透明、公平、合理，使消费者获得充分的有关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信息。
6.加强宏观审慎性监管，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在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金融体系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的来源与传导机制存在着差异。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所处阶段和金融体系的特定结构决定了我国的金融市场并非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但是，随着综合经营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特征将会与当前发达国家进一步趋同，金融控股公司等大型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会快速发展。为了应对金融业快速发展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新要求，我国应在明确系统性风险标准的前提下，确立监管系统性风险的专门监管机构。根据目前的情况，可以考虑将这一职责赋予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牵头监管”模式，并与其他监管机构密切合作，解决监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盲区”。
7.加强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监管，改进监管手段。随着金融创新的飞速发展，中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及表外业务规模也在迅速扩张之中。为此，中国必须加强资产负债表的监管。首先，完善资产负债表的编报规则，使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风险能够在资产负债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其次，监管当局应当及时、充分掌握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变动情况，为微观审慎性监管提供依据。再次，监管当局应该在考虑到金融体系内部复杂联系的基础上，在宏观层面上对资产负债表的总体变化情况进行监控，并据此对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作出评估，在出现问题时发出预警。最后，监管当局需要通过资本充足率要求和会计标准的改进，消除或削弱与资产负债表相关的顺周期性，平滑金融体系运行中的波动，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
8.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与国际金融发展步调一致。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这是回应国际社会舆论的要求，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其次，目前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仍然处于酝酿和起步阶段，中国的及早参与有助于争取主动，确立规则，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利益。最后，尽管现阶段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参与程度仍然非常有限，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中国也将面临更大程度的传染性系统性风险，对于这些风险的防范与处置也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主要监管模式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中国经济时报，201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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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改革对中国的启示.中国证券报，2009.10.20
4.史建平，高宇.宏观审慎监管理论研究综述.国际金融研究，2011（8）
银行收费纷争的根源
消费习惯与消费观念上的错觉
在我国加入WTO前，银行业相对封闭、未与国际接轨，针对居民的存、贷、汇、兑等基本金融服务基本上都是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引导广大居民形成了免费、廉价的金融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成熟的金融消费与服务收费的观念和意识在我国并没有形成。加入WTO后，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国际上通行的银行服务收费模式引入我国，对我国广大储户和企业的传统观念形成巨大冲击。最为典型的是2002年3月花旗银行的储户因为花旗银行开户收费而花旗银行。这一诉讼事件引发广泛而深入的舆论讨论，直接促成国内居民形成了金融消费要付费这一金融消费观念，付费消费成为国内金融消费的常态。始于2002年的第一次社会舆论讨论，仅仅解决了消费观念、消费习惯与国际不接轨的问题，老百姓基本接受了付费消费的金融消费观念。
银行和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银行拥有决定优势的市场地位
然而，2010年以来银行“乱收费”的社会舆论，显著不同于2002年开始的舆论讨论。新一轮的舆论矛头直指金融服务不透明、质量不高，存在过多的“霸王”服务条款。事实上，银行收费项目繁多且不透明的“乱收费”现象，并不是我国独有，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直至现在的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银行和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来自美国官方和民间的两份调查报告均显示，即使在法规相对健全、监管体系相对完善的美国，由于银行和储户之间天然存在信息不对称，银行以优势的市场地位向消费者提供不透明、质量不高的金融服务，导致大量的消费投诉。而在法律法规、监管体系相对不完善的我国，这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自2010年初以来，大量的新闻报道反映银行收费项目繁多、收费不透明、任意提高收费价格。对此，中国银监会俗称为“七不准、四公开”的通知，要求银行必须公开收费项目及其价格。
银行的企业化与外部监管驱动银行收入收益结构的多元化
如果以2005年10月27日建设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为分水岭，在此之后，我国银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银行成为竞争性企业，银行的商业化、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到2010年7月15日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五大国有银行、十二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全部实现股票上市。居于市场主导地位的大中型股份制银行，一方面，它们作为上市公司，市场化的盈利动机得到彰显。另一方面，它们必然面临着资本市场的估值压力，驱动银行获取持续增长的更高收益。内部的盈利动机和外部的估值压力，都驱使银行管理层朝向边际收益最高的方向配置资源。因此，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银行，通过扩大金融服务的范围和服务质量、增加非利息收入，是银行管理层的必然选择。
与此同时，自2002年初开始，我国部分银行开始试点实施“巴塞尔协议Ⅱ”。到2010年，大中型股份制银行全面实施了以满足“巴塞尔协议Ⅱ”要求为目标的发展转型，建立了以节约资本耗费为导向的经营模式，驱动银行积极发展低资本耗费的业务。在当前国内银行的各类业务中，由于传统的信贷业务资本耗费高，但向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并收取费用却是低资本耗费的业务。因此，随着银行业转型发展的深入，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服务创新的步伐加快，金融服务的范围和能力显著提升，金融服务的技术含量和服务质量显著增强。与此同时，银行的服务收费范围也不断扩大、收费标准也有所提高，金融产品信息不对称也进一步加剧；而且，银行的规模越大、收费相对较高的发展趋势也日益明显。根据银行的信息披露，大中型股份制银行收费目录的范围和收费标准，普遍的超过小型银行。实际上，我国银行业出现的这种“大银行、高收费（big banks, bigger fees）”的现象在美国也广泛存在，根据U.S. PIRG的2011年度报告，花旗、大通、汇丰等大银行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均高于小型、区域性银行。
构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为导向的服务收费制度
确立居民的金融消费者主体地位
自2002年以来，我国住户存款持续增长，从2002年的8.69万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35.20万亿元；同期的非金融企业存款从6万亿元增长到31.40万亿元。住户存款持续增长并超过企业存款，预示着我国老百姓拥有的财富总量超过企业，成为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户存款总量持续超过企业存款总量，充分预示这拥有庞大存款财富的我国老百姓，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可开发利用的金融消费资源。面对这个现实，我国应该在政策法律层面上，把老百姓的金融消费和汽车、家电等耐用品消费，餐饮、食品药品等服务消费同等对待，在当前新一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中，把老百姓作为独立的、合格的金融消费主体，把金融消费作为一类独立的消费行为，纳入国家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范围。
将金融服务分类为基本服务和增值服务，实行差异收费
金融服务，如同电信服务一样，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服务，具有较强的大众性和普遍性，其服务质量和服务价格不仅是反映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志，而且反映作为企业服务提供商的社会责任。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大国，存在大量的中低收入家庭。因此，我国可以借鉴电信领域实施普遍服务的方式，将金融服务分为“基本服务”和“增值服务”两类，其中基本服务专指面向居民和企业提供的基础性金融服务，如存取款服务、电器与住房等消费贷款服务、汇兑服务等；增值服务专指面向部分居民和企业群体以增加财富为目标的金融服务，如投资理财服务、金融信息服务等。对于基本服务和增值服务，应该实施差异定价。对于基本服务，银行业应以社会责任为重，向金融消费者提供没有地域差异、质量差别、收费歧视的金融服务，特别是要提供低收入居民和小微企业群体能够负担得起的金融服务收费。对于增值服务的收费价格，由银行和金融消费者自由议定。
当前我国施行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暂行管理办法》中，将服务分为政府指导定价和市场定价两类；其中政府指导定价的服务，基本上属于基本服务的范畴，市场定价的服务属于增值服务范畴。而且，银监会、人民银行和发展改革委在2011年3月9日联合发文，要求国内银行业自2011年7月1日起免除部分服务收费。这些被免除收费的11项服务，均属于反映强烈的基本服务内容。中国银监会在2012年1月20日下发《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分离收费业务和信贷业务，禁止收费业务与信贷业务挂钩，并引入媒体监督，目的在于保障居民和企业的权益，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我国的金融消费资源，防止涸泽而渔。事实上，我国监管部门从2003年首次对银行收费立规、到2012年再立新规，都显示国家的监管导向是非常重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强化银行业社会责任，并且通过分类处理、差别对待的方法，引导促进银行业向金融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的基本服务，提高增值服务能力。
推广普及作业成本法，建立公允的定价机制
最近20多年来，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d costing, ABC）是国际银行业广泛采用的金融服务定价方法。作业成本法的核心观念是“作业消耗资源、资源必有成本”，其基本方法就是按照作业所耗费资源的成本，分摊到各个服务活动上形成服务活动的成本，以该成本对金融产品与服务定价。比如ATM机存取款服务的作业成本，就需要计量ATM设备的硬件与软件购置费用和寿命期内的维护费用、ATM使用期内（年计）的人工费用与现钞管理费用等，将这些成本项目汇集并分摊到每笔存取款服务上，形成每笔存取款的作业成本，以该成本就可以确定存取款服务的价格。
在美英等发达国家，作业成本法是银行业服务成本管理的标准方法。各大银行都建有基于作业成本法的成本会计系统，并能在价格听证会上向政府、监管部门及金融消费者提供基于该法的成本会计数据。在我国，作业成本法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应用还不普及，使得国内银行对外披露收费价格时缺乏科学合理的数据依据，难以以理服人。因此，国内银行业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广普及作业成本法，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收费的公允性数据，制订金融服务收费价格，引导金融消费者形成服务收费价格的社会共识，减轻金融消费者和媒体对银行业的舆论压力，为银行业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
金融产品与服务具有风险属性的突出特征，特定情况下会影响金融消费者的财富水平，这是餐饮娱乐、电信等服务业所不具有的。因此，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内容、方式方法等重要事项，都有别于有形产品、并与其他消费服务存在较大差异。然而，我国1994年1月1日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相关的配套法规，其立法背景主要是家用电器、餐饮食宿等传统产品消费的大量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是有形产品消费、餐饮娱乐等服务消费，并没有完全考虑到具有风险属性的金融服务。自2002年以来，金融消费已成为社会上主要消费类型之一，金融消费者成为重要的消费主体，而现有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明显滞后于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金融消费需求的不断提升。
中国银监会和国家发改委于2003年制定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其援引的法律是《商业银行法》、《价格法》，并没有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且主要是从价格监管的角度来规范商业银行的服务收费范围和收费价格。中国银监会先后颁发的银监发[2011]22号文、银监发[2012]3号文显示，政府的监管导向出现了明显的转型，从价格监管转向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然而，监管部门虽然利用现有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实施了有效的市场监管，有效地促进了消费权益的保护；但从长远来看，不断完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才能更好的解决金融消费与服务收费的矛盾。
国际先进经验已经表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和国家金融稳定息息相关，严格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利于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自2011年以来，我国监管部门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银行业监管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对国际金融危机、金融稳定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因此，我国应该在新一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中，把金融消费者作为一类单独的消费主体，在立法层面上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引导监管部门依法建立完善的行政规章，建立健全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中心、行政规章为配套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构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三道防线”
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居民日常生活、企业生产的日益“金融化”，金融服务消费的迅猛发展，金融消费者已经成为独立、庞大的消费主体。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不仅是消费者自身的需要，也是稳定金融体系的关键。因此，我国应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服务管理体系，引导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机构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放在首位，科学开发利用国内庞大的金融服务消费资源，既促进我国金融服务业的科学发展、健康发展，又保障国家金融体系的持续稳定。
为此，我国应该加快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三道防线”。一是在法律层面上构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保障机制，引导相关监管部门按照各自的监管权限制定配套法规，完善监管制度。二是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体系，设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职能机构，在行政监管、行业自律两个层面形成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三是提升中小型、区域性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实力，通过强化市场竞争，形成利用市场竞争来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和增强金融体系稳定的市场机制，吸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太大而不能倒闭（too big to fail）”的国际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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