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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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品安全问题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96年英国爆发的疯牛病、1997年香港禽流感、1998年东南亚猪脑炎、1999年比利时等国二恶英、2001年欧洲爆发口蹄疫、以及2003年发生在我国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还有引起众多争议的转基因产品可能对人体产生潜在危害等。食品安全是目前对公共健康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之一。重视食品安全,已经成为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社会管理水平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看到世界性的食品安全存在问题的同时，应清楚地意识到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上存在诸多弊端和问题，也应引起各级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分析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依据全国消费者协会投诉热点分析，2003年全国消协系统共受理食品方面投诉60740件，其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有1621件，比2002年增长24.1%。[1]主要问题表现在：
1、农产品、禽类产品的安全状况令人堪忧。(1)化肥、农药等对人体有害物质残留于农产品中；(2)抗生素、激素和其他有害物质残留于禽、畜、水产品体内。在一些地方在种植中滥用激素类农药以保收成，在养殖中乱用激素和其他药物以增加产量却使农畜产品却受到污染；(3)重金属污染，即在农禽产品中含有超标超量的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的重金属物质。
2、制造食品的过程中使用劣质原料，添加有毒物质的情况屡屡发生。(1)加工食品使用劣质原料给食品安全造成极大隐患。如：用病死畜禽加工熟肉制品；用“地沟油”加工油炸食品等。(2)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了可供食品加工用的添加剂品种及其用量和在产品中的残留限量，超量使用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测，曾有在面粉中超限量添加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在腌菜中超标量多倍使用苯甲酸；在饮料中成倍超标使用的化学合成甜味剂等等。(3)滥用非食品加工用化学添加物在食品加工制造过程中，非法使用和添加超出食品法规允许适用范围的化学物质（其中绝大部分对人体身体有害）。例如：为使馒头、包子增白使用二氧化硫；为使大米、饼干增亮用矿物油；用甲醛浸泡海产品使之增韧、增亮，延长保存期；为改善米粉、腐竹口感使用“吊白块”（一种化工原料，学名甲醛次硫酸氢钠）等等。
3、病原微生物控制不当，食品的原料和加工程度决定了它具备一定的微生物生长条件，食品加工制造过程和包装储运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如一些奶制品生产加工及包装条件简陋，屡屡造成食品变质；又如我国发生的集体食物中毒有很大部分是由微生物引起。在我国，易造成食物中毒的病原微生物主要有：致病性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每年都有发生，尤其在气温较高的夏、秋季节更容易发生。
4、生物技术产品的出现、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险，同样带来了安全性问题。如今，转基因食品早已摆上了人们的餐桌，比如人们大量食用的番茄、甜椒，大豆粉、大豆油等大豆制品。尽管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有害，但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目前人们所担忧的是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转基因产品是否对人体无毒、无副作用，转基因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是否“实质等同”无显著差异。从国内外对转基因生物的研究来看，转基因食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潜在危险：可能损害人类的免疫系统（标记基因）；可能产生过敏综合症；可能对人类有毒性；对环境和生态系统有害；对人类和人体存在未知的危害。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现状
有关食品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系，称之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规范和保障食品安全体系。总观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现状，由《食品卫生法》为主导，《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等数部单行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以及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构成的集合法群形态，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框架的现实。
1995年正式出台的《食品卫生法》应是我国现阶段最全面地对食品卫生、安全作出规定的法律。但是现在的《食品卫生法》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食品卫生法》仅对104种农药在粮食、水果、蔬菜肉等45种食品中规定了允许的残留量，总含291个指标；而国际食品法典则对176种农药在375种食品中规定了2439条农药残留标准。这样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就会使许多有害物资蒙混过关，给为非作歹者留下作恶空间。又如该法中没有规定为假冒伪劣食品销售者提供原料及其他材料者予以处罚的内容，应当说这是在规范食品市场法律中的重大缺陷。我国的《食品卫生法》从试行到正式颁布已有10多年，有必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加以完善和强化，以有效制止和打击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有损食品安全的行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侵害。
二、 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化工作亟待加强
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究其根本是要构建一个合理的，有效率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首先，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应该是多层次、分门类的，囊括立法、执法、法律监管，行政处罚以及刑罚的综合性法律体系。其次，法律体系功能的发挥要通过法律体系的结构来实现，法律体系的结构本身就体现着法律体系的功能。因此，构建法律体系首先需要的是赋予该体系一种科学合理的结构。就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现状，我们必须承认：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管理与国际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食品法律体系的框架结构仍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合理化。
(一)我国食品安全体系中的界定问题。1、食品安全体系中“角色不清”职能部门既制定和解释法规、标准，又行使执法功能，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滋生腐败，食品安全难以真正落实。2、食品安全管理中“权限不清”卫生部、农业部、环保总局、粮食总局、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的职能权限界定不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是应势而生。3、不同安全等级的食品“定义不清”如保健食品、自然食品、生态食品、无公害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A级,AA级)等，名词繁多，增加了消费者识别食品安全等级的难度和市场的不透明度。
(二)我国食品安全范畴的局限性。在我国，常以食品卫生管理取代了食品安全管理，对于“食品初级生产过程中安全操作生产对食品安全性和适宜性的影响”重视不够。
(三)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限制。我国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一直沿用良好操作规范(GMP)管理系统（即是政府制定强制性的食品生产、贮存卫生法规，来确保食品卫生无害的体系）[2]。但它们和FAO/WHO的《国际食品法典》推荐“HACCP体系”（即通过系统性地确定具体危害及其控制措施，以保证食品安全性的系统），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3]
(四)我国食品安全法律的系统性不够。由于我国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没有把食品安全建立在全部食品产业链基础上，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广度不够；具体标准和法规的制定上也不够协调和系统。
三、 构建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是食品安全的一个发展趋势
（一）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概述
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的建设是我国保证食品安全、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也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实施我国环境战略的需要。研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和产业政策的完善以及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1、美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美国是一个十分重视食品安全的国家，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在美国非常繁多，如《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等。这些法律法规覆盖了所有食品和相关产品，并且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以及监管程序。在美国，负责食品安全管理的机构有三个：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美国农业部(USDA)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机构(EPA)。如果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就不允许其上市销售。另外，美国从事食品生产、加工与销售的企业，不存在无照企业或者家庭作坊式企业，因此掺假现象极少。
2、德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食品管理历史悠久的德国是世界上四大食品出口国之一，饮食业出口约占制成品出口总额的13%，同时德国又是食品进口大国。德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涉及全部食品产业链，包括植物保护、动物健康、善待动物的饲养方式、食品标签标识等。德国在食品安全的法律建设中构架了四大支柱：《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HACCP方案》、《指导性政策》，它们互相补充、构成了范围广泛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基础。在德国，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食品，在包装的标签上都注明商标、食品成分和有效期，还有有关商检机构质量认可的显著标志。早在1879年，德国就制定了《食品法》，目前实行的《食品法》包罗万象，所列条款多达几十万个。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德国对食品生产和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监督。无论是屠宰场还是食品加工厂，无论是商店还是食品在转运过程中，食品必须处在冷冻状态，不新鲜的肉绝对不允许上市出售。为了保证国家制定的《食品法》得到实施，国家设立了覆盖全国的食品检查机构，联邦政府、每个州和各地方政府都设有负责检查食品质量的卫生部门。
3、加拿大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加拿大食品检验相当严格，商场内几乎所有的食品都标有出厂日期或有效期，过期食品不允许出售给消费者。比如面包，商店会在有效期到达的前一两天，捐赠给慈善机构，到期仍未售出的,就撤下货架销毁。在原有检验制度的基础上，联邦政府还以法律的形式于2001年6月明文规定，所有食品必须在成分说明的标签上列出13种主要营养成分，包括脂肪、饱和脂肪、卡路里、钠、纤维、蛋白质、钙和铁等，以防止有些厂商滥用所谓的“健康食品”、“绿色食品”定义，推销一些其实并不健康的食品。不论在加拿大的什么地方，只要看到屠宰场、肉类加工厂或商店内的标牌上写有“政府检验过的肉类”字样，百姓就尽管放心买，大胆吃，因为在食品卫生监控方面，检疫部门从不马虎。
4、日本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全面修正《食品卫生法》日本人青睐国产食品。日本的《食品卫生法》对所有食品都有极为详细的规定，如所有食品和添加剂，必须在洁净卫生状态下进行采集、生产、加工、使用、烹调、储藏、搬运和陈列。自日本发现了疯牛病后，日本政府决定成立由科学家和专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食品安全委员会，并由政府任命担当大臣，委员会将对食品安全性进行评价，下设常设事务局，同时还提出了全面改正《食品卫生法》、确保食品安全的“改革宣言”。据报道，该宣言强调《食品卫生法》的目的要从确保食品卫生改为确保食品安全，必须明确规定国家和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应负的责任。
（二）发展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1、加强食品安全法律建设和法制管理。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国外食品安全法律标准的研究、消化，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多层式法律体系，探索和发展既和国际接轨，又符合国情的理论、方法和体系。众所周知，美国是全世界食品安全保障最好的国家之一，它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非常繁多，既有综合性的，如《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也有非常具体的《联邦肉类检查法》、《禽产品检查法》和《蛋类产品检查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几乎涵盖了所有食品，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以及监管程序。再如英国1990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销售以及各种食品、饮料所包含的具体成分和卫生标准都有详细的规定。
2、尽快纠正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不规范、不够严密的缺陷，加速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参照《国际食品法典》，建立符合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原则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从食品安全的全程监控着眼，把标准和规程落实在食品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消除所谓的“绿色壁垒”。目前我国共有1070项食品工业国家标准和1164项食品工业标准。这些标准绝大多数都是2000年以前制订的，其中最早的制订于1981年。为了适应进出口食品检验,还有进出口食品检验方法行业标准578项。即是说：各类食品安全标准大都仅仅是行业标准而非国家标准。而食品管理先进的国家食品标准都是由国家专门的立法机构制定的，而且一种产品只有一个标准，清晰明确，有利于标准的贯彻执行。而我国受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有些食品标准产生形成两套标准。如碳酸饮料、饮用纯净水、食盐、酱油等均是两套标准。[4]国外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采取的环境保护上起步早、成效大、公众环保意识强、环保技术先进、环保标准较高，它们制定的绿色技术标准几乎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我们只有加快与之接轨，把绿色壁垒由现阶段的出口障碍变成促使我们加快发展绿色产业的强大动力,这最终的收益者还是我们自己。
3、加大推行食品安全管理的食品安全有效控制体系(HACCP体系，即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的力度。在切实落实食品良好操作规范(GMP规范，即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的基础上，尽快引人推广“HACCP体系”。首先在出口企业全面推行“HACCP体系”认证。把“HACCP体系”纳入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由逐步推行“HACCP体系”走向强制实施。[5]
4、建立新的食品安全政策支持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管理体制。如目前转基因食品特别是转基因农作物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但其安全性在各国争论不休。虽然我国在2003年4月就制订了《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办法》，但我们仍可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做法，针对我国国情来建立农业管理部门与食品工业管理部门合一，对农业和食品工业实行一体化管理的机构。[6]
5、加强现有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依法加强权力监督，实施对食品安全的有效保护。（1）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性的恶化态势，原因固然很多，但现有法律法规中的惩罚力度较弱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原因。例如《食品卫生法》中规定，处罚金额要根据有无“非法所得”来确定。很显然，食品生产经营者当然不会提供非法所得，卫生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对非法所得也就难以认定。这样，大量存在的地下熟食品、豆制品等加工窝点，由于违法成本极低，法律法规不仅起不到惩戒作用，实际上是放纵了违法者。结果造成食品污染的态势愈演愈烈，发生在道德领域内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7]（2）各级人大作为地方最具权威的监督机构，依法实施法律监督和经济工作监督，是宪法赋予的职权，应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果断启动监督程序，依法加强监督，及时发现、纠正和撤销违法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政行为。
6、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1）建立健全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提高企业入市门槛以确保食品安全。国家质检总局针对国内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经过半年多的深入研究、探索，借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对食品等涉及安全、健康的产品实施严格监管的经验,制定了我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并制定了有关工作规范及首批五类产品的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规定：第一，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企业必须具备相应的生产设备、检测手段、计量仪器、内部质量管理制度等基本条件，并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后方可从事食品的生产加工；第二，食品出厂必须检验合格；第三，食品出厂必须加贴食品市场准入标志,即QS质量安全标志。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实施是我国入世后市场监管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重要一步，从审查的环节与内容来看，QS认证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实施或倡导的食品GMP认证有着高度的一致。目前，除美国已立法强制实施食品GMP外，其他如日本、加拿大、新加坡、德国、澳洲等地均采取劝导方式，辅导企业自动自发实施。我国的QS认证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是全世界第二个强制实行食品质量安全认证的国家，一旦全面推行完善管理后，几乎一步拉齐到世界发达国家的监管水平，最终保证市民能够吃上放心食品。[8]（2）建立食品销售环节的追溯和承诺制度。应按照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可相互追查的原则，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记录制度，实现食品质量安全的可追溯。（3）建立食品质量安全承诺和招回制度。如果食品安全无法达到承诺要求，生产厂商有将产品招回的义务。（4）建立食品安全公共实验室和食品安全预警制度。尽快建立独立的、公正的、权威的食品安全公共实验室，为食品安全管理提供科学的、严谨的技术支撑。应改变那种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或媒体曝光后才处理的情况，从源头抓起，注重防范，在事故还未形成之前就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5）建立对相关管理人员实行责任倒查机制。对于已经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除对当事人严肃查处，还要对其上级主管部门实行倒查追究制度，让那些没有认真履行执法责任的失职人员也承担相关责任。[9]（6）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社会信用体系，即建立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对食品质量安全卫生情况进行跟踪监测，逐步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7）强化各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明确各部门责任，克服官本位思想，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原则在食品安全领域得到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在世界各国被都当作一件战略性任务、基础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我国加入WTO后，贸易伙伴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国内外形势迫使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必须尽快和国际接轨，努力缩短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标准的差距。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必将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应高度重视消费者安全权的保护
http://www.cca.org.cn/page/secondbrw.asp?lmname=%u6D88%u8D39%u6307%u5BFC&db=pdts&order=69&result=c%3A%5Ctemp%5Ctbs%5CD0594BC.tmp&indexval
[2]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http://www.cfsi.cn/gjbz/gmp1.htm
[3]、[5] HACCP体系及其应用准则（国际食品法典）.
http://www.foodsafe.com/article.asp?nameid=181&upperid=184&articleid=928&page=1
[4] 多角度审视食品安全:我国每年食中毒超过20万人.
http://www.cdcbj.org.cn
[6] 张志强.1999年北京生物技术食品（转基因食品）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00,12（1）:50.
[7] 关于加强我国食品安全的几点思考. 葛少锋. 社科纵横,2002,10(5),P34.
关键词：安全生产；安全管理；健全体系；安全生产责任制；重要保障
中图分类号：C29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安全生产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和基本国策，是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条件。作为安全事故多发的建筑施工行业，应引起高度重视，吸取血的教训，提高认识，防患于未然。“安全管理”是施工企业和施工项目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内容。安全工作的成败决定企业的前途和命运，良好的安全环境，可以给企业带来社会信誉和经济效益，国家和集体财产免遭损失，职工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否则会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从瓦斯爆炸的现场到地下的透水事故；从脚手架的倒塌到塔机失稳事故；从高空坠落到触电事故的发生；从地下工程的塌方到地面的山体滑坡等等，一件一件触目惊心的现实已经给世人敲响警钟。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做好安全工作，再不能让生命付出代价，再不能让财产遭受损失。安全工作不是单一的部门和个人工作，它是一项社会化工程、是一项系统化的工程。只有企业领导和全体员工高度重视起来加强学习，不断提高安全意识，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行业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实事求是地按照客观规律、扎实的工作才能避免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综合分析我国建筑行业的安全生产现状，我认为安全生产问题存在两方面主要影响因素，一是社会因素；二是企业自身管理因素。社会因素是比较客观的，它既包括法律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同时还有整个社会群体对安全意识的淡薄、模糊，且建筑市场供不应求。诸多原因造成了安全生产环节薄弱。社会纷繁复杂，法律仅仅是一件工具，法律本身的局限性告诉我们，它无法在一切问题上做到天衣无缝。法律的工具性须经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执行。正如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引用的《圣经》中圣保罗的一句话：“我们知道法律体现着正义，但这也要人能正确地运用它。”所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制定得再多再好，还必须要通过企业和人在日常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具体行为去运用、去贯彻落实，才能体现出法律本身的真正价值。随着安全生产法律和制度的不断健全，专业机构也已基本建立，可以说国家对安全生产的管理在法理、条文上有了比较完整的建制，但是，一些企业片面只求经济利益，主要工程管理者安全生产法律意识淡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特别是在基层的贯彻落实还停留在口头上，流于形式，他们或者不懂法律，或者明知故犯，没有依法为施工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和劳动安全保护，使从业人员在十分恶劣和危险的条件下作业，以致发生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许多私营老板片面的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甚至放弃安全生产，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没有意识到它所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安全生产还没有真正成为所有施工企业的自觉行动，没有从安全生产是法定的义务和责任的高度引起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建筑企业在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框架内制定一系列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并通过一定的奖惩手段保证其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是确保建筑施工企业规范安全生产管理的基本前提。那么，建筑企业到底应当如何具体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如何才能确保自身的安全施工生产呢？
首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保障体系和安全生产监督体系，通过充分发挥两个体系的作用来保证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一个能够自上而下层层加压，自下而上层层保证且高效运作的安全生产保障体系，建立一个“头头抓，抓头头”的安全管理体制，层层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状，最终实现安全生产的思想到位、组织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体系，成立安全机构，配备符合法律要求、具备相应能力的专、兼职安全监督人员，对安全生产工作实行全过程监督。两个体系既要独立发挥作用，又要有机配合，协调运作，优势互补，充分发挥整体的防护作用，共同完成企业的安全生产目标。
其次，建立各级、各类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通过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资格的严格管理，明确其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法定职责，以增强企业负责人的责任意识，加强安全管理。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企业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核心，是企业行政岗位责任制和经济责任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基本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是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和“管生产的同时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将各级责任人员、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各岗位生产施工人员在职业健康安全方面应做的事情和应负的责任加以明确规定的一种制度。安全施工生产是关系到建筑施工企业全员、全层次、全过程的大事。因此，建筑行业工程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之间、承包单位与分包队伍之间应当签订安全协议和安全施工责任书，施工企业内部应当建立覆盖到每个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把“安全生产，人人有责”从制度上固定下来，从而增强各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心，使得安全管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责任明确、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把安全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安全生产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企业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做好企业安全管理工作，对于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或少受损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企业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周密完善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是现代企业安全管理的必然。
结尾
安全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当中已经被提升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建筑企业保持一个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和秩序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使我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每一位管理者和生产工作者就必须更加重视安全生产，严格依法管好安全，使安全生产管理真正成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已经步入正轨，今后的任务艰巨繁重。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在健全安全生产法律制度、完善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企业全员安全生产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培养，依法管好安全，就一定能够防止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为建立小康社会提供安全和谐的外部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实现安全生产。
参考文献：周和菊 陈代兴 建筑安全管理的系统定义与评价中国安全科学学报1995年 第S2期
方东平 张剑 黄吉欣建筑安全管理的目标和手段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 第01期
一、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依据全国消费者协会投诉热点分析，2003年全国消协系统共受理食品方面投诉60740件，其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有1621件，比2002年增长24.1%。[1]主要问题表现在：
1、农产品、禽类产品的安全状况令人堪忧。(1)化肥、农药等对人体有害物质残留于农产品中；(2)抗生素、激素和其他有害物质残留于禽、畜、水产品体内。在一些地方在种植中滥用激素类农药以保收成，在养殖中乱用激素和其他药物以增加产量却使农畜产品却受到污染；(3)重金属污染，即在农禽产品中含有超标超量的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的重金属物质。
2、制造食品的过程中使用劣质原料，添加有毒物质的情况屡屡发生。(1)加工食品使用劣质原料给食品安全造成极大隐患。如：用病死畜禽加工熟肉制品；用“地沟油”加工油炸食品等。(2)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了可供食品加工用的添加剂品种及其用量和在产品中的残留限量，超量使用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测，曾有在面粉中超限量添加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在腌菜中超标量多倍使用苯甲酸；在饮料中成倍超标使用的化学合成甜味剂等等。(3)滥用非食品加工用化学添加物在食品加工制造过程中，非法使用和添加超出食品法规允许适用范围的化学物质（其中绝大部分对人体身体有害）。例如：为使馒头、包子增白使用二氧化硫；为使大米、饼干增亮用矿物油；用甲醛浸泡海产品使之增韧、增亮，延长保存期；为改善米粉、腐竹口感使用“吊白块”（一种化工原料，学名甲醛次硫酸氢钠）等等。
3、病原微生物控制不当，食品的原料和加工程度决定了它具备一定的微生物生长条件，食品加工制造过程和包装储运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如一些奶制品生产加工及包装条件简陋，屡屡造成食品变质；又如我国发生的集体食物中毒有很大部分是由微生物引起。在我国，易造成食物中毒的病原微生物主要有：致病性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每年都有发生，尤其在气温较高的夏、秋季节更容易发生。
4、生物技术产品的出现、转基 因食品的潜在危险，同样带来了安全性问题。如今，转基因食品早已摆上了人们的餐桌，比如人们大量食用的番茄、甜椒，大豆粉、大豆油等大豆制品。尽管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有害，但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目前人们所担忧的是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转基因产品是否对人体无毒、无副作用，转基因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是否“实质等同”无显著差异。从国内外对转基因生物的来看，转基因食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潜在危险：可能损害人类的免疫系统（标记基因）；可能产生过敏综合症；可能对人类有毒性；对环境和生态系统有害；对人类和人体存在未知的危害。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现状
有关食品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系，称之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规范和保障食品安全体系。总观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现状，由《食品卫生法》为主导，《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等数部单行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以及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构成的集合法群形态，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框架的现实。
1995年正式出台的《食品卫生法》应是我国现阶段最全面地对食品卫生、安全作出规定的法律。但是现在的《食品卫生法》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食品卫生法》仅对104种农药在粮食、水果、蔬菜肉等45种食品中规定了允许的残留量，总含291个指标；而国际食品法典则对176种农药在375种食品中规定了2439条农药残留标准。这样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就会使许多有害物资蒙混过关，给为非作歹者留下作恶空间。又如该法中没有规定为假冒伪劣食品销售者提供原料及其他材料者予以处罚的，应当说这是在规范食品市场法律中的重大缺陷。我国的《食品卫生法》从试行到正式颁布已有10多年，有必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加以完善和强化，以有效制止和打击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有损食品安全的行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侵害。
二、 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化工作亟待加强
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究其根本是要构建一个合理的，有效率的食品安全体系。首先，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应该是多层次、分门类的，囊括立法、执法、法律监管，行政处罚以及刑罚的综合性法律体系。其次，法律体系功能的发挥要通过法律体系的结构来实现，法律体系的结构本身就体现着法律体系的功能。因此，构建法律体系首先需要的是赋予该体系一种合理的结构。就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现状，我们必须承认：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管理与国际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食品法律体系的框架结构仍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合理化。
(一)我国食品安全体系中的界定。1、食品安全体系中“角色不清”职能部门既制定和解释法规、标准，又行使执法功能，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滋生腐败，食品安全难以真正落实。2、食品安全管理中“权限不清”卫生部、农业部、环保总局、粮食总局、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的职能权限界定不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是应势而生。3、不同安全等级的食品“定义不清”如保健食品、食品、生态食品、无公害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A级，AA级)等，名词繁多，增加了消费者识别食品安全等级的难度和市场的不透明度。
(二)我国食品安全范畴的局限性。在我国，常以食品卫生管理取代了食品安全管理，对于“食品初级生产过程中安全操作生产对食品安全性和适宜性的”重视不够。
(三)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限制。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一直沿用良好操作规范(GMP)管理系统（即是政府制定强制性的食品生产、贮存卫生法规，来确保食品卫生无害的体系）[2]。但它们和FAO/WHO的《国际食品法典》推荐“HACCP体系”（即通过系统性地确定具体危害及其控制措施，以保证食品安全性的系统），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3]
(四)我国食品安全法律的系统性不够。由于我国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没有把食品安全建立在全部食品产业链基础上，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广度不够；具体标准和法规的制定上也不够协调和系统。
三、 构建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是食品安全的一个趋势
（一）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概述
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的建设是我国保证食品安全、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也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实施我国环境战略的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和产业政策的完善以及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1、美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美国是一个十分重视食品安全的国家，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在美国非常繁多，如《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等。这些法律法规覆盖了所有食品和相关产品，并且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以及监管程序。在美国，负责食品安全管理的机构有三个：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美国农业部(USDA)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机构(EPA)。如果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就不允许其上市销售。另外，美国从事食品生产、加工与销售的企业，不存在无照企业或者家庭作坊式企业，因此掺假现象极少。
2、德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食品管理悠久的德国是世界上四大食品出口国之一，饮食业出口约占制成品出口总额的13%，同时德国又是食品进口大国。德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涉及全部食品产业链，包括植物保护、动物健康、善待动物的饲养方式、食品标签标识等。德国在食品安全的法律建设中构架了四大支柱：《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HACCP方案》、《指导性政策》，它们互相补充、构成了范围广泛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基础。在德国，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食品，在包装的标签上都注明商标、食品成分和有效期，还有有关商检机构质量认可的显著标志。早在1879年，德国就制定了《食品法》，实行的《食品法》包罗万象，所列条款多达几十万个。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德国对食品生产和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监督。无论是屠宰场还是食品加工厂，无论是商店还是食品在转运过程中，食品必须处在冷冻状态，不新鲜的肉绝对不允许上市出售。为了保证国家制定的《食品法》得到实施，国家设立了覆盖全国的食品检查机构，联邦政府、每个州和各地方政府都设有负责检查食品质量的卫生部门。
3、加拿大食品安全体系。加拿大食品检验相当严格，商场内几乎所有的食品都标有出厂日期或有效期，过期食品不允许出售给消费者。比如面包，商店会在有效期到达的前一两天，捐赠给慈善机构，到期仍未售出的，就撤下货架销毁。在原有检验制度的基础上，联邦政府还以法律的形式于2001年6月明文规定，所有食品必须在成分说明的标签上列出13种主要营养成分，包括脂肪、饱和脂肪、卡路里、钠、纤维、蛋白质、钙和铁等，以防止有些厂商滥用所谓的“健康食品”、“绿色食品”定义，推销一些其实并不健康的食品。不论在加拿大的什么地方，只要看到屠宰场、肉类加工厂或商店内的标牌上写有“政府检验过的肉类”字样，百姓就尽管放心买，大胆吃，因为在食品卫生监控方面，检疫部门从不马虎。
4、日本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全面修正《食品卫生法》日本人青睐国产食品。日本的《食品卫生法》对所有食品都有极为详细的规定，如所有食品和添加剂，必须在洁净卫生状态下进行采集、生产、加工、使用、烹调、储藏、搬运和陈列。自日本发现了疯牛病后，日本政府决定成立由家和专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食品安全委员会，并由政府任命担当大臣，委员会将对食品安全性进行评价，下设常设事务局，同时还提出了全面改正《食品卫生法》、确保食品安全的“改革宣言”。据报道，该宣言强调《食品卫生法》的目的要从确保食品卫生改为确保食品安全，必须明确规定国家和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应负的责任。
（二）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1、加强食品安全法律建设和法制管理。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国外食品安全法律标准的、消化，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规、地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多层式法律体系，探索和发展既和国际接轨，又符合国情的、方法和体系。众所周知，美国是全世界食品安全保障最好的国家之一，它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非常繁多，既有综合性的，如《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也有非常具体的《联邦肉类检查法》、《禽产品检查法》和《蛋类产品检查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几乎涵盖了所有食品，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以及监管程序。再如英国1990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销售以及各种食品、饮料所包含的具体成分和卫生标准都有详细的规定。
2、尽快纠正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不规范、不够严密的缺陷，加速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参照《国际食品法典》，建立符合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原则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从食品安全的全程监控着眼，把标准和规程落实在食品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消除所谓的“绿色壁垒”。我国共有1070项食品国家标准和1164项食品工业标准。这些标准绝大多数都是2000年以前制订的，其中最早的制订于1981年。为了适应进出口食品检验，还有进出口食品检验方法行业标准578项。即是说：各类食品安全标准大都仅仅是行业标准而非国家标准。而食品管理先进的国家食品标准都是由国家专门的立法机构制定的，而且一种产品只有一个标准，清晰明确，有利于标准的贯彻执行。而我国受多年来计划体制的，有些食品标准产生形成两套标准。如碳酸饮料、饮用纯净水、食盐、酱油等均是两套标准。[4]国外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采取的环境保护上起步早、成效大、公众环保意识强、环保技术先进、环保标准较高，它们制定的绿色技术标准几乎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我们只有加快与之接轨，把绿色壁垒由现阶段的出口障碍变成促使我们加快发展绿色产业的强大动力，这最终的收益者还是我们自己。
3、加大推行食品安全管理的食品安全有效控制体系(HACCP体系，即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的力度。在切实落实食品良好操作规范(GMP规范，即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的基础上，尽快引人推广“HACCP体系”。首先在出口全面推行“HACCP体系”认证。把“HACCP体系”纳入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由逐步推行“HACCP体系”走向强制实施。[5]
4、建立新的食品安全政策支持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管理体制。如转基因食品特别是转基因农作物受到家的欢迎，但其安全性在各国争论不休。虽然我国在2003年4月就制订了《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办法》，但我们仍可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做法，针对我国国情来建立农业管理部门与食品管理部门合一，对农业和食品工业实行一体化管理的机构。[6]
5、加强现有法规的惩罚力度，依法加强权力监督，实施对食品安全的有效保护。（1）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性的恶化态势，原因固然很多，但现有法律法规中的惩罚力度较弱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原因。例如《食品卫生法》中规定，处罚金额要根据有无“非法所得”来确定。很显然，食品生产经营者当然不会提供非法所得，卫生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对非法所得也就难以认定。这样，大量存在的地下熟食品、豆制品等加工窝点，由于违法成本极低，法律法规不仅起不到惩戒作用，实际上是放纵了违法者。结果造成食品污染的态势愈演愈烈，发生在道德领域内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7]（2）各级人大作为地方最具权威的监督机构，依法实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是宪法赋予的职权，应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果断启动监督程序，依法加强监督，及时发现、纠正和撤销违法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政行为。
6、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1）建立健全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提高入市门槛以确保食品安全。国家质检总局针对国内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普遍存在的，经过半年多的深入、探索，借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对食品等涉及安全、健康的产品实施严格监管的经验，制定了我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并制定了有关工作规范及首批五类产品的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规定：第一，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企业必须具备相应的生产设备、检测手段、计量仪器、内部质量管理制度等基本条件，并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后方可从事食品的生产加工；第二，食品出厂必须检验合格；第三，食品出厂必须加贴食品市场准入标志，即QS质量安全标志。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实施是我国入世后市场监管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重要一步，从审查的环节与来看，QS认证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实施或倡导的食品GMP认证有着高度的一致。目前，除美国已立法强制实施食品GMP外，其他如日本、加拿大、新加坡、德国、澳洲等地均采取劝导方式，辅导企业自动自发实施。我国的QS认证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是全世界第二个强制实行食品质量安全认证的国家，一旦全面推行完善管理后，几乎一步拉齐到世界发达国家的监管水平，最终保证市民能够吃上放心食品。[8]（2）建立食品销售环节的追溯和承诺制度。应按照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可相互追查的原则，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记录制度，实现食品质量安全的可追溯。（3）建立食品质量安全承诺和招回制度。如果食品安全无法达到承诺要求，生产厂商有将产品招回的义务。（4）建立食品安全公共实验室和食品安全预警制度。尽快建立独立的、公正的、权威的食品安全公共实验室，为食品安全管理提供的、严谨的技术支撑。应改变那种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或媒体曝光后才处理的情况，从源头抓起，注重防范，在事故还未形成之前就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5）建立对相关管理人员实行责任倒查机制。对于已经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除对当事人严肃查处，还要对其上级主管部门实行倒查追究制度，让那些没有认真履行执法责任的失职人员也承担相关责任。[9]（6）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即建立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对食品质量安全卫生情况进行跟踪监测，逐步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7）强化各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明确各部门责任，克服官本位思想，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原则在食品安全领域得到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食品安全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在世界各国被都当作一件战略性任务、基础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我国加入WTO后，贸易伙伴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产品的也日益显著。国内外形势迫使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必须尽快和国际接轨，努力缩短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标准的差距。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必将在我国的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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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高度重视消费者安全权的保护
cca.org.cn/page/secondbrw.asp?lmname=%u6D88%u8D39%u6307%u5BFC&db=pdts&order=69&result=c%3A%5Ctemp%5Ctbs%5CD0594BC.tmp&indexval
[2]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cfsi.cn/gjbz/gmp1.htm
[3]、[5] HACCP体系及其准则（国际食品法典）.
foodsafe.net/article.asp?nameid=181&upperid=184&articleid=928&page=1
[4] 多角度审视食品安全:我国每年食中毒超过20万人.
cdcbj.org.cn
[6] 张志强.1999年北京生物技术食品（转基因食品）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食品卫生杂志，2000，12（1）:50.
[7] 关于加强我国食品安全的几点思考. 葛少锋. 社科纵横，2002，10(5)，P34.
作者：冯琳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现行粮食安全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 一) 未确立粮食安全观为立法指导思想就现有的粮食法律规范而言，绝大多数法律规范在立法时并不是为了维护粮食安全。即使此类的相关法规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维护中国粮食安全的客观效果，那也只是为其他目的实施后所产生的附属效应。如《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涉农法律，其直接的目的在于推广农业机械化、农业技术，促进农业发展，只不过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机械化、农业技术的推广又是促进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因而这些法律规范事实上起到了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3］。尽管它们在立法之时并未以粮食安全保障作为其明确的立法指导思想与理念，但我们不可否认这些法律规范都直接或间接的发挥着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只是由于粮食安全观念并未贯彻到这些具体法律条文与法律制度之中，其保障粮食安全的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当然，也有少部分相关立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粮食安全的理念，如《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农业法》第 5 章均能较为明显地体现和贯彻粮食安全的理念。但遗憾的是，这部分立法也没有将粮食安全理念贯彻到相关具体制度与法律条文之中。由此可知，在指导思想上，我国粮食安全法律规范并未真正贯彻保障粮食安全的理念。( 二) 现行粮食安全保障法律规范存在缺陷我国现行粮食安全保障法规在外在表现形式以及实体内容上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现行粮食安全保障法规存在立法空白，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粮食安全基本法。自 2003 年3 月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是我国农业领域的基本法。该法第 5 章第 31 条至第 36 条对粮食安全作了专章规定，但是区区 6 个条文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安全的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其对于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和消费各个环节的风险防范还存在诸多空白。此外，不难发现这 6 个条文规定的内容含有颇多标语口号式的宣示，并充满“鼓励”“支持”“提倡”等难以操作的措辞，其可操作性极差，远未起到粮食安全基本法的作用。换言之，我国目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粮食安全基本法。这使得粮食安全法律规范没有主心骨，没有支柱，从而显得零散与混乱。第二，现行粮食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零散、混乱，缺乏协调性。一方面，粮食安全相关法律规范大多散见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之中，多数直接或间接与调整粮食安全法律关系有关的规定仅仅属于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甚至政策性文件，法律规范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状况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不同部门、各个地方就统一问题所确定的规范也会因某些原因而相互冲突。例如，各省级政府依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 8 条规定的授权对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经营者的市场准入条件作了不尽相同的规定。按照规定经营者一旦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便可以在全国各地进行粮食收购，由于各地规定的市场准入条件不一致，这就形成了市场主体竞争不平等。第三，缺乏程序性规定，实际操作性不强。从现有的法律规范来看，不少相关条款都是无实质履行内容的倡导性规范，没有做相应的具体明确的制度安排，可操作性差。以《农业法》为例，第 5 章第 34条规定: “国家建立粮食安全预警制度，采取措施保证粮食供给。”条文中只是做了原则性规定，就该制度实施主体、范围及程序等基本内容均未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同样，第 46 条规定了国家扶持农业保险的原则，而对农业保险的实施主体、体系设置、基本的运作规则及其经费来源、各方的基本权利义务等都未做出明确规定。
完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法律途径
( 一) 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级主要领导，不但要鼓励和加强粮食安全法律保障理论研究，为粮食安全法律保障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与指导，而且要切实把建立健全完善的粮食安全法律保障体系作为当前重要任务来抓。唯有提高对法律保障粮食安全的认识，社会各界才能齐心合力加强粮食安全立法，严格粮食安全执法。( 二) 加强立法，构建完善的粮食安全法律规范体系埃尔曼曾经说过: “法律乃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是解决冲突的首要渠道。”因此，以法律的手段去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同时，由于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相对严格的制定及修改程序，能为中国主要的粮食生产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加强立法，应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填补现行粮食安全法规中的立法空白。为确保粮食安全基本法的权威性，建议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并由全国人大专门制定和颁布，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法律。另外，应以这一基本法为核心，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如在农业保险方面，不但要在《粮食安全保障法》中增加农业保险的目的、原则等基本性规定，还要制定《农业保险条例》，通过制定农业保险的具体规范以确保其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对现有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梳理、整合、协调、修改与完善。一是对现有的粮食安全法律规范中互不协调，互相冲突的法律规范予以整合与协调。例如，针对全国各地关于粮食收购准入条件规定不一的情况，应当在《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做出统一的规定，要求各省作出相应的修改与协调。二是对现有的粮食安全法律规范中已与时代背景、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予以相应的修改完善。例如，对《水土保持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作相应的修改完善。( 三) 健全制度，完善相关粮食安全法律保障机制在粮食生产、流通、储备以及消费等各环节不断完善相关粮食安全保障制度。具体来说:粮食生产安全方面。通过对农田等农业基础设施的保障以及对农业科技的推广和运用来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另外，应将粮食直补政策上升为法律，将其制度化、规范化。同时，以国家支持为主的粮食金融支持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4］。粮食流通安全方面。要建立并完善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对国家粮食安全这一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应由国家负责，由此产生的支出成本由中央政府承担，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之中。粮食储备安全方面。应详尽界定粮食储备的监管部门、粮食储备企业的主体地位、粮食储备的审核监督、粮食储备的动用、粮食储备资金的来源等关键事项; 此外，应构建完善的储备粮监督机制，通过定期、不定期的审计及检查，确保仓实相符、账实相符。粮食消费安全方面。除了完善现有的法律对计划生育的规范以及鼓励大众爱粮惜粮，养成珍惜粮食的习惯外，法规对粮食消费安全的保障还必须注重对粮食消费结构的调整以及建立控制工业用粮的制度方面。
关键词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机理
中图分类号 DF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1-0024-04
资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当代还是后几代人都可以稳定、及时和经济地获取自然资源，同时，又使人类发展赖以依存的自然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处于良好状态或不遭受毁灭性破坏的状态。在经济全球化和WTO框架下，我国必须加强对资源安全战略的研究，以保障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当以科学发展观来重新审视资源安全问题，必须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制度。
在深入研讨之前，必须澄清的一个问题是，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制度不同于关联的资源性法律，尽管二者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和近似性。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制度以国家资源安全为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以具体的法律制度安排来实现不同资源部门之间的呼应和系统化，从而在宏观上形成一个严密的国家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体系。由于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是由关联的资源性法律或其它部门法中相关法律条文组成，是一个发散而有内在联系的法律集合。其主要问题是：对某一资源的规定以及具体的保护促进制度缺乏前瞻性，没有上升到国家资源安全的宏观高度上来审视。因此，在资源安全法律保障的构建过程中，一个重大的问题是，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制度如何与现行关联法律配合协调?尤其是如何与关联的资源部门性法律的协调？解决这一问题显然是深入研究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制度的前提。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笔者首先对资源安全关联法律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征进行探讨，然后对中国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现行关联法律配合协调的机理作一理论上的梳理。
1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内涵及特征1．1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基本内涵
事物之间总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事物不能孤立于其它事物而存在。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统摄和规制社会生活的一种规范体系，它一方面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基础而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国法律体系内部，不同的法律之间也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甚至互为条件的。我们知道，以强制性规范为特征的公法往往是对以任意性规范为主的私法的支撑和保护，而私法的自治也反过来奠定了公法运作模式的社会基础，它们在功能上是相互关联和互补的。同样的道理，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体系不可能孤立于其它法律制度而在社会中有效地运作和发挥应然的功用，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合协调。因此，要较好的建立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就必须合理的处理好它与关联法律的关系，因为后者是前者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前者的“养料”来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界定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的内涵：所谓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是指能够为其构建提供制度基础、运作营造环境、促进其功能发挥的现行资源性法律或其它部门法中相关法律条文的集合。
陈德敏等：中国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现行关联法律配合协调的现实性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年 第1期1．2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基本特征
从上面的内涵界定可以看出，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是一个发散但却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具体而言，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1)基础性。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总是以人们的生产或生活直接相关的基础性物质资料或者物质条件为规制对象，比如水、土地、矿产等等。它调整的是资源领域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规范资源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血脉”流动，因此，资源活动是其主要的调整内容。社会的运转，人的活动，总是需要外在的动力和能量来源（即相关基础性物质资料或者物质条件），对这些来源本身的规制和保护，无疑是法律应当积极发挥功效的领域，这本身就说明了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总是在基础性领域运作。另外，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的应然运行，为资源安全法律保障的展开铺设了基础，没有关联法律良好运作的资源安全法律保障无疑是“沙上建塔”，是缺乏根基的，其功能也必然不能很好的发挥，甚至只是一个皮囊，没有生命力，这是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基础性的另一个含义。
(2)发散性。尽管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的组成个体可能在调整范围和功用领域具有较强的单一性或者局部性，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加之随着现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扩大了人的活动能力和活动领域，从而也使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在整体上具有发散性的特点。这些关联性法律的发散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时间维度来说，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在数量上是沿着时间轴递增的，在近现代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所局限的认识水平，这些法律总是零星分布于人们在自然活动中最频繁的领域；二是空间的维度来说，随着人们活动领域的外向拓展，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也逐渐从单一的领域向联系的多个领域发展分布，这本身是和人类活动和生存能力发散演进相适应的；三是从立法依存状态来看，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与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传统基本部门法从融合依附逐渐走向分离。在现代社会早期，这些资源性法律主要附带地规定于民法等传统基本部门法之中，是其组成之一，而没有独立的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逐渐分离而单独立法。
(3)综合性。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由于调整范围的发散性，决定了它必然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多领域，必然影响着各种社会主体生产及生活的诸多方面，从而也决定了它综合性的特征。一方面，它的作用领域具有综合性，另一方面，它的法律责任形式也具有综合性，对其违反不但可能承担民事责任，也可能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当然，对于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的某部法律而言，可能只有其中一种或者两种责任形式，但对于另一部法律，其责任形式也许又有所不同，但就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整体而言，其责任形式是综合性的统一。
(4)社会性。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主要限于相关的资源性法律，这些法律从法的属性或者本位上而言，具有社会性或者说是以社会性为本位的法律。也就是说，这些关联法律既不属于公法也不属于私法范畴，或者既属于公法范畴又属于私法范畴。这些法律的主要价值取向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取向的，它不仅仅保护某个主体的利益，也不仅仅对政府或公权力的运行加以规范，更是以协调整个社会的良好运作、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
的。因此，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不能简单的归入传统的公法或者私法范畴，它具有社会性。
2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配合协调的必要性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的基础是关联的资源性法律。因此，要很好地实现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的配合协调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种配合协调的必要性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2．1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的配合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可持续发展是一条人类社会新的发展道路，其基本宗旨在于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保障社会新的发展而进行的资源法制建设的影响也是全新的、巨大的、深远的。它内在地要求我们既要在资源法律中构建促进资源开发利用的资源权益，又要创设资源保护治理的资源义务，以资源义务的原理体现后代人的权益和明天的发展。很显然，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应当作为一条隐性存在的红线贯穿于资源法律制度设计、权利义务配置、组织设置、程序安排等诸多方面的始终。正是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的这种配合协调才能确保了一国经济的正常、有序的运转，维护了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源上的稳定流动，制约了人们恣意行为对环境的破坏和诸多的短期行为，从而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2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的配合协调是法律现代化的需要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问题是随着近现代社会的演进而逐渐产生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演变过程。在人类社会早期，甚至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发展阶段，资源安全并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或者不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因为在农业社会阶段，人类最初过着茹毛饮血和穴居的生活，采集和渔猎是其主要的生存手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接着人们学会了饲养动物和耕种植物，并产生了商业，广大的自然界和资源相对于为数不多的生灵来说，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与人类在整体上的巨大的供需反差将资源安全问题消弭得荡然无存了。在工业社会阶段，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口数量也开始进入加速膨胀阶段，资源安全问题也初见端倪，这主要体现在局部地区的发展受资源的限制，但是由于交通运输和商业的发达，这些问题在整体上仍然被渐次瓦解，以至于在法律上很少凸显。到了现代社会，资源立法越来越受到世界诸国的重视，最初立法者的视角也主要是对某种资源单一的保护或者限制，并没有上升到资源安全法律保障的整体高度上来架构和设置相关制度，但是，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传统的模式显然已经捉襟见肘，不能适应新的时展。法制的现代转型内在地呼唤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资源性法律的配合协调。
2．3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的配合协调是法律体系逻辑自足的需要
法律体系是一国现行法律部门构成的有机整体[1]。因此，它不是部门法简单的组合和堆积，其组成必须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必须具有统一的性质和统一的原则、基本制度、基本形式乃至统一的法律概念、语言体系。这是由共同的经济基础、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指导原则及文化传统决定或制约的。此外，法律体系的逻辑自足还要求法律部门和法律规范的和谐性。“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2]传统的资源法律各自为阵的立法模式必然存在许多缺陷，尤其是相关资源法律部门之间存在一些空白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法律体系的逻辑自足性。资源安全法律保障的建构必须通过资源安全这个基点，把诸多的资源部门法律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保障法律体系整体上的逻辑自足。
3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配合协调的可行性
上面已经论述了为什么要求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配合协调，即从必要性的角度作了论证。但是，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配合协调的必要性本质上是一个应然的问题，在法律和制度实践中，这种配合协调是否可能？是否能有效地实现？这是另一个问题，即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配合协调能否实现，能在多大程度上予以实现？应然性能否实然化是我们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配合协调的可行性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认识：
3．1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配合协调的哲学基础：联系和发展的观点
资源安全问题是在诸多资源与人的交互关系中逐渐产生的，而对于资源安全的法律保障也必然在诸多的资源法律关系的交错中凸显。在哲学上来说，事物之间总是相互联系的，世界上不存在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事物。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也是一样，它正是在与关联法律的交互中产生，它与关联的法律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中轮廓逐渐清晰，逐渐由幼稚走向成熟，在联系中逐渐修正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
3．2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配合协调的法律基础：现行资源立法的蓬勃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的法制建设，中国的资源立法已经逐渐走向成熟，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资源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资源浪费与破坏行为的频繁发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资源环境。我们看到，围绕宪法这个核心，我们逐步制定了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水法、煤炭法、电力法等诸多资源单行法。这些法律的制定，为资源安全法律保障的架构提供了法律制度基础，在各个资源领域厘清了关系，铺平了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前进的道路，也为二者的配合协调奠定了基本的骨架和基础。
3．3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配合协调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我们可以“把晚清变法理解为传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种努力，把当代中国的法律改革视为这种努力的继续，虽然并不意味着无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变化，但确实包含了一个判断，即法治是现代性事业的一部分，实现法治是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一项重要任务。”[3]中国社会的这种现代化转型也深刻地影响了人们法制观念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中国传统的法律既是“道德之器械”，也是“行政上的一个环节”，法律更多的关注个体利益和强权（包括政府）的界限，为二者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但在转型社会之中，仅仅关注个体利益和公权力的界限是不够的，当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环境遭到侵蚀时，资源立法便成为必需了。今天人们也开始从个人本位的观念中解放，开始关注社会整体的利益，因为后者是前者存在的根基。正是人们观念本位的逐渐社会化使得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配合协调成为必然趋势。
3．4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配合协调的政治基础：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中国政治制度的日趋完善
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作为统治阶级治理社会的一种基本手段，历来受到所有国家和政府的重视。但是法律制度总是内嵌于一定的政治制度之中，法律确立政治制度的合法地位并在一定的范围内规范政府行为的运作。因此，良好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应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政治制度为法律的生成和良性运转提供一个效力空间和营造合适的政治环境比如，良好的政治制度不应该因为领导人的更替而随意废止修改运行良好的法律，法律总是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中产生和发生效力的，而政治制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法律的实然运行。，而法律则反过来维护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和根基，扩大其群众的合意基础。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从其产生到发展，其间经历了许多波折，包括制度的形式化和人治思维的冲击。在我们政治制度不健全的时代，我们的法律无法很好的发挥功能，甚至效力停滞，这说明了政治制度和法律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血缘依存关系。在今天，我们党经过对几十年的治国经验的总结提炼，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中国政治制度已日趋完善，它能够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经得起时代的洗礼。中国政治制度的完善，客观上为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配合协调提供一个效力空间和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奠定了政治基础。
3．5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配合协调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和经济环境
法律在本质上是对其服务的经济基础的现实反映，属于上层建筑。因此，法的运作也必然与一定的经济状况和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开始了高速发展的历程，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而法律与商品经济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推行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一个动力，来催生法治文明，反过来，法治建立后又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纵观世界，我们发现，经济发达程度与法治健全程度呈一种正相关关系。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和经济环境已经内在地激励法律的茂盛生长，而资源安全的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配合协调是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现实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卓泽渊．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02．［Zhuo Zeyuan．Jurisprudence［M］．Beijing: Law Press,2000,10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83－484．［Marx and Engles．The Selection of Maxis and Engles［M］．Beijing: People's Press,1972,483－484．］
［3］ 梁治平．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内在观察［J］．当代中国研究，2000,（2）:89－94．［Liang Zhiping．Rule of Law: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Stage of Social Transition―An Insight into the Campaign of China’sModernization of Law［J］．Study on Contemporary China，2000,（2）:89－94．］[ZK)]
On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Resource
Security with its Relative Laws
CHEN De-min WANG Hua-bing
(Law School,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China)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品安全问题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96年英国爆发的疯牛病、1997年香港禽流感、1998年东南亚猪脑炎、1999年比利时等国二恶英、2001年欧洲爆发口蹄疫、以及2003年发生在我国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还有引起众多争议的转基因产品可能对人体产生潜在危害等。食品安全是目前对公共健康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之一。重视食品安全，已经成为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社会管理水平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看到世界性的食品安全存在问题的同时，应清楚地意识到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上存在诸多弊端和问题，也应引起各级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分析
依据全国消费者协会投诉热点分析，截至2005年8月底，全国消协系统共受理食品方面的投诉40740件，其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有821件，比上年同期增长24.1％。特别是农产品、禽类产品的安全状况令人堪忧，化肥、农药、抗生素、激素等对人体有害物质残留于农产品及禽、畜、水产品中，给人身健康带来了极大危害。另外，重金属污染、生物技术产品的出现、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险，同样带来了安全性问题。以上数字及表现，给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健全完善提出了新的课题。
有关食品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系，称之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总观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现状，由《食品卫生法》为主导，《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等数部单行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以及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构成的集合法群形态，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框架的现实。1995年正式出台的《食品卫生法》应是我国现阶段最全面地对食品卫生、安全作出规定的法律。但是现在的《食品卫生法》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食品卫生法》仅对104种农药在粮食、水果、蔬菜肉等45种食品中规定了允许的残留量，总含291个指标；而国际食品法典则对176种农药在375种食品中规定了2439条农药残留标准。这样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就会使许多有害物资蒙混过关，给为非作歹者留下作恶空间。又如该法中没有规定为假冒伪劣食品销售者提供原料及其他材料者予以处罚的内容，应当说这是在规范食品市场法律中的重大缺陷。我国的《食品卫生法》从试行到正式颁布已有10多年，有必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加以完善和强化，以有效制止和打击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有损食品安全的行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侵害。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化工作亟待加强
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究其根本是要构建一个合理的，有效率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首先，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应该是多层次、分门类的，囊括立法、执法、法律监管，行政处罚以及刑罚的综合性法律体系。其次，法律体系功能的发挥要通过法律体系的结构来实现，法律体系的结构本身就体现着法律体系的功能。因此，构建法律体系首先需要的是赋予该体系一种科学合理的结构。就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现状，我们必须承认：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管理与国际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食品法律体系的框架结构仍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合理化。
（一）我国食品安全体系中的界定问题。1、食品安全体系中“角色不清”职能部门既制定和解释法规、标准，又行使执法功能，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滋生腐败，食品安全难以真正落实。2、食品安全管理中“权限不清”卫生部、农业部、环保总局、粮食总局、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的职能权限界定不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是应势而生。3、不同安全等级的食品“定义不清”如保健食品、自然食品、生态食品、无公害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A级,AA级)等，名词繁多，增加了消费者识别食品安全等级的难度和市场的不透明度。
（二）我国食品安全范畴的局限性。在我国，常以食品卫生管理取代了食品安全管理，对于“食品初级生产过程中安全操作生产对食品安全性和适宜性的影响”重视不够。
（三）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限制。我国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一直沿用良好操作规范管理系统（即是政府制定强制性的食品生产、贮存卫生法规，来确保食品卫生无害的体系）。但它们和FAO/WHO的《国际食品法典》推荐“HACCP体系”（即通过系统性地确定具体危害及其控制措施，以保证食品安全性的系统），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
（四）我国食品安全法律的系统性还不够。由于我国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没有把食品安全建立在全部食品产业链基础上，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广度不够；具体标准和法规的制定上也不够协调和系统，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
三、构建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是食品安全的一个发展趋势
（一）美国等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概述。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的建设是我国保证食品安全、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也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实施我国环境战略的需要。研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和产业政策的完善以及与国际市场的接轨。美国是一个十分重视食品安全的国家，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在美国非常繁多，如《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等。这些法律法规覆盖了所有食品和相关产品，并且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以及监管程序。在美国，负责食品安全管理的机构有三个：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美国农业部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机构。如果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就不允许其上市销售。另外，美国从事食品生产、加工与销售的企业，不存在无照企业或者家庭作坊式企业，因此掺假现象极少。食品管理历史悠久的德国是世界上四大食品出口国之一，饮食业出口约占制成品出口总额的13%，同时德国又是食品进口大国。德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涉及全部食品产业链，包括植物保护、动物健康、善待动物的饲养方式、食品标签标识等。德国在食品安全的法律建设中构架了四大支柱：《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HACCP方案》、《指导性政策》，它们互相补充、构成了范围广泛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基础。在德国，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食品，在包装的标签上都注明商标、食品成分和有效期，还有有关商检机构质量认可的显著标志。早在1879年，德国就制定了《食品法》，目前实行的《食品法》包罗万象，所列条款多达几十万个。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德国对食品生产和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监督。无论是屠宰场还是食品加工厂，无论是商店还是食品在转运过程中，食品必须处在冷冻状态，不新鲜的肉绝对不允许上市出售。为了保证国家制定的《食品法》得到实施，国家设立了覆盖全国的食品检查机构，联邦政府、每个州和各地方政府都设有负责检查食品质量的卫生部门。
关键词：粮食 安全 立法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1-095-03
一、加强粮食安全立法的背景
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被称为当今世界三大经济安全。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稳定与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建国60余年，我国颁布的法律法规很多，但关系13亿人口的吃饭大事，却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可循。近些年来，全球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引起了各国警觉；国内遭遇“非典”、罕见雨雪冰冻灾害、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强烈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也使国家粮食安全和应急保障机制受到严峻考验。
2007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粮食法》列为五年立法规划一类项目，要求任期内提请审议。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要求；《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提出“制定公布粮食安全法”的目标。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粮食法》被列入国务院当年立法计划。2010年10月18日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也指出，“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可见，加强我国粮食安全立法问题研究，对于健全和完善中国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立法、进一步构建粮食安全法律保障体系，对于强化粮食安全责任、提高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健全和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和调控机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立法存在的不足
我国目前涉及粮食安全的法条基本散见于以下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没有形成关于粮食安全的专业系统的法律体系，多头监管粮食市场，而对转基因粮食消费、外资并购国内粮企等现实问题的规范和管理缺乏法律依据。
1.相关法律仅有原则性规定。涉及粮食的法律主要有《农业法》、《土地法》、《种子法》、《水法》、《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其中《农业法》中关于粮食安全的规定有一章6条，是国家于2002年修订时增加的，这是中国首次在法律中正式提出“粮食安全”概念并首次以法律形式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进一步制定粮食安全法提供了立法依据。但这6条规定只是着眼于基本制度的建立，原则性较强，不具有可操作性，也没有对违反粮食安全应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作明确规定，这使粮食安全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其它几部法律主要是针对土地、耕地保护、种子管理、农业灌溉、农产品（包括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规范，为粮食安全立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但也仅是原则性规定，对维护粮食安全针对性不强。
2.行政法规相互冲突。目前我国专门规定粮食的只有两部条例（《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及相配套的四个行政规章。前两部行政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将粮食流通与储备纳入了法制轨道，使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具体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大大加强了粮食安全保障的力度。相配套的行政规章进一步增强了粮食流通、储备方面行政法规的可操作性，促进了粮食安全法律保障。但这些法规规章的效力层级都比较低，两部行政法规虽有交叉但适用范围互不涵盖，在实施中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中央储备粮和非储备粮的流通管理依据不同的行政法规，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的管理也依据不同的行政法规，这对地方储备粮的保护是很不利的。
3.规划不具法律效力。《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虽然从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储备和粮食消费等各环节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了中长期的系统规划，但也仅限于规划纲要和指导性意见，没有走到法律层面，因而缺乏法律权威，不具有法律效力，难以对国家粮食安全起到法律层面的保障作用。
4.分段管理体制和粮食行政管理机构的弱化难以保障粮食安全。现有体制将生产、收购、储存、运输、加工、销售、消费和进出口等这样一个完整的粮食产业链进行人为分割，授予多个部门监管和执法权。在粮食生产环节，至少有农业、工商、价格、质监、食监等5个以上监管部门，在粮食流通、加工环节至少有粮食、工商、卫生、价格等4个监管部门，而在粮食消费和进出口环节则至少有商务、工商、卫生、价格等4个监管部门。这种分段管理体制客观上阻碍了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影响了粮食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的保障。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进的过程中，浙江、广东等粮食主销区的一些粮食管理机构被撤销党委建制或并入其它行政机关作为其中一个部门，实践证明这对粮食工作有一定的影响。
5.新形势、新技术对粮食安全的冲击急待立法规范。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粮价从全球粮食市场的“高地”转为“洼地”，跨国粮商急欲占领我国粮食市场、并购我国粮食企业，对国内粮食流通、加工企业造成很大冲击。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如果国内粮企被外资并购和垄断，将会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也会对我国战略性产业的自主发展和民族经济发展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
转基因技术在粮食品种方面的应用，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目前，转基因粮食的生产安全尚不确定，其导致的环境后果也无法预测，我国更不具备转基因方面的技术优势。美国目前的法规是，转基因作物要在空间和时间上与其他农作物分开种植；欧盟出台了严格限制转基因食品的新法规，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不种植或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俄罗斯严禁种植转基因作物；日本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管理和慎重对待，禁止进口美国转基因大米。如果转基因技术被应用于我国粮食生产，风险可能难以估量。
三、粮食安全立法建议
1.借鉴国外粮食安全法律保障的成功经验。在利用法律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采取不同措施保护本国粮食安全，不少国家远远走在我国前面。如：
美国是世界上粮食生产最发达、最早为粮食立法的国家之一，采取“一揽子”综合性粮食立法模式，把一些重要问题集中在一个法律中解决，先后制定大量的粮食法律法规包括在农业法中并构成了农业法的主体和核心。如《美国仓储法》及《粮食仓储条例》；《1973年农业和消费者保护法》、《农业调整法》、《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和改革法》等。
加拿大制定有《加拿大谷物法》，以法律形式对粮食的进出口管理和国内粮食生产与流通进行规范。
日本1995年以《新粮食法》替代执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粮食管理法》，此外还有《粮食紧急措施法》、《米谷法》、《米谷统制法》，为确保日本的粮食流通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些粮食立法国共同的特点是，根据自身实际国情，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重来发展粮食生产和增强粮食调控能力，确保本国粮食安全，而我国主要是依靠政策和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实施，它们的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可以为我国粮食立法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借鉴。
2.与国际规则惯例有效衔接。中国是一个粮食大市场，立法必须考虑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上通行规则的影响。作为WTO成员，中国应当要有一系列完备的法律规范去适应世贸规则，主动遵守国际承诺承担应尽义务，加强和完善粮食领域立法，与国（下转第98页）（上接第95页）际惯例有效衔接，把行之有效的粮食政策措施上升为法规规定，科学合理规范各主体的行为与保障合法权益，由过去那种依赖行政手段、政策来保障粮食安全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借助稳定的法律制度规范给各类市场主体以稳定的预期，从而有效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3.整合、修改、清理和补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粮食安全保障涉及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和消费等多个环节，也涉及农民权益、农业投入、自然资源、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与诸多法律存在交叉，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应在现有粮食安全法律法规基础上制定粮食法，并将那些散见于各相关法律与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性法规的直接或间接与粮食安全有关内容进行重新整合：吸收现行《农业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等关于农业、粮食的专门法律法规的成功经验，以此作为粮食立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其中相冲突的内容进行整合协调，弥补其不足，修正其失误；对涉粮涉农法律规范中已与当前时代背景、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的部分进行修改或清理；对涉及粮食安全的一些立法空白进行补充和完善。同时要尽可能使粮食立法内容具体，条款界定清晰细腻，可操作性强。
4.强化对粮食安全的全过程管理。针对粮食专业性强的特点，要按照权责一致原则，通过粮食立法稳定粮食行政管理机关的党政建制，建立以各级粮食行政主管部门为主的粮食行政监督检查体系，明确粮食行政执法主体与粮食管理全过程相对应的监督检查执法权、行政强制执行权以及处理非法收购粮食、不合格、有毒有害或被污染粮食的行政处罚权，确保对粮食安全全过程、各环节的监管到位。
5.全面规范转基因粮油和外资企业对国内粮企并购行为。转基因粮食事关中国13亿人民的健康福祉和生息繁衍，要在粮食立法中建立转基因粮食监管机制，如实行转基因粮食强制标识、信息公开、应急处理和全面监控等制度，对转基因粮食的研究试验实行风险评估和跟踪监测，对生产加工、经营销售等行为实行最严格的审批制度。鉴于粮食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如果“举其十利不能掩其一弊”，国家甚至可以立法禁止转基因粮食的种植和销售。
借鉴西方企业并购和国内其它涉及安全的经济领域企业并购的立法经验，既制定严密法律进行实体规范，又对并购活动当事人和地方政府及主管部门进行程序约束，建立并购申报登记制度以及法律救济制度，使外资并购粮食企业的监管既严密又透明。同时，采取严格的审批制度和外资的市场准入等措施，对外资并购进行严格限制。要加强外资并购监管，规制外商在并购粮食行业上市公司行为。
四、对《粮食法》基本框架的初步设想
1.《粮食法》立法宗旨。《粮食法》立法宗旨包括：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建立我国与国际规则接轨的粮食法律法规，规范我国粮食经济市场；服务三农、服务民生，保护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政府粮食宏观调控行为和行政监管行为。
2.《粮食法》适用范围。《粮食法》适用范围应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和进出口贸易等整个粮食产业链。
3.《粮食法》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粮食法》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以国家粮食安全为粮食立法体系建设的最高准则；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进出口调剂余缺；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顺应国内外粮食流通形势和发展趋势，符合国际惯例与大力扶持国内粮食产业发展相结合。
4.《粮食法》基本内容。设想粮食立法应包括以下内容：总则；“米袋子”行政首长负责制；两级总量平衡；粮食宏观调控；粮食生产；粮食收购（含进口）；粮食销售（含出口）；粮食储备；粮食加工和运输；粮食质量卫生监管；粮食统计；粮食价格；粮食税收；粮食市场；粮食预警与应急；粮食安全意识和责任；粮食消费与节约用粮；粮食行政执法主体及管理权限；粮食产业支持；法律责任；附则。
五、结语
中国应当确立以法律来保障粮食安全的理念，把政府对粮食经济领域的干预与管理纳入到法治轨道上来，以法律来防范和控制各类粮食风险，达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目的。粮食立法势在必行, 粮食需要一个能调整其生产与流通全过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我们期待《粮食法》早日出台。
参考文献：
1.国家粮食储备局体改法规司课题组.日本韩国粮食立法的研究及借鉴[J].中国粮食经济，1997(8)
2.唐柏飞.加拿大的粮食管理体系及启示[J].世界农业，2002(7)
3.王有强.国外农业立法的启示和借鉴[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l）（3）
4.王玮.日本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做法[J].粮食流通技术,2004(3)
5.姜爱林.韩国农业农村发展立法及其若干法规内容概述[J].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2006(3)
6.张芳芳.粮食安全法律保障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9
7.刘洪波.以保障粮食安全为目标加快粮食安全立法[D].济南:山东大学,2009
8.蔡开泉.我国粮食安全立法问题研究[J].粮食问题研究,2010(3)
内容提要: 科学技术是理性的产物，是知识的表现，是文化的成果，它打着正面的、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种正当的旗号去行使它的权力，所以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的严重后果有其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这是社会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文化认识。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变迁作一个历史性的规律总结，其实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出的进步都深刻地体现了经济的烙印，当前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和经济成果不能继续满足社会总需求时，新的科技革命应运而生，它的使命将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最终成果社会经济运行和财富增量的核动力。
近年来，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向人们展示出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如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也逐渐暴露出一些负面效应，如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现代生物技术产品使用者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在过去的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中，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给人类的社会结构、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也深刻地为广大公众所体会，机器、工厂、产品和市场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代表着第四代科技革命的现代生物技术亦不例外，其风险化程度将风险的范畴从人类社会延伸至自然，甚至整个生态系统，因为现代生物技术就是以生物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因此，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视为必要的价值“目标”，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将其演绎为一种生动的“工具”。
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首先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反身性必须在发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规范。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型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如果将生物科技所带来的诸多风险视为现代社会反身性的一种外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则是必要的和紧迫的。此外，在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上，文章将立法的利益目标设定在社会公共利益视角之上，认为生物技术本身社会公益性决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性，无论是转基因生物安全，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抑或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都需要在公益性法益价值观指导下，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扬生物科技之长，避其之短。
如果将法律视为一种市场产品，那么立法必然就是一种适应市场的市场供给行为，其经济学基础在于人们对于法律产品的市场需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多元化和风险强化性前置了生物安全法律的社会需求，从而导救了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生物安全法应运而生。
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盛行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将法学同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密切的联系起来，吸取充分的理论营养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价值、原则、规则和秩序，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创设了整个制度”，创造了法律本身。建构论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识的国家立法为主导，强调对国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价值、立法宗旨；立法决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虽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反建构论理性主义者将法律与立法作出了明确区分，通过对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界分阐释“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为基础的法律理论，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除有限理性所给予立法创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风险社会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 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 and 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这种个体化的进程主要体现为三种维度：（1）解放维度，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2）去魅维度，即“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如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市场失灵现象本身就本源于代表个体化法律取向的民事法律制度，从而使得诸多经济不平等现象在没有进一步法律规制的前提下而被附上合法化的光环。个体化促使新的社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变迁，使阶级的社会认同的区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社会风险的个体化趋势中重新定义；不同的群体和团体依据特定的利害关系问题和情境，建立或解散临时的联盟；而社会的长久冲突将体现在先赋的特征之上，如种族、肤色、性别、民族、年龄、同性恋、身体残疾等。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二）风险社会与全球化
风险社会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仍然归功于乌尔里希 贝克的《风险社会》，并随着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和英国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而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
（1）风险的界定。风险是风险社会的基本范畴，对风险的理解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贝克对风险概念作了8点总结:①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②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③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它是二者在数字化道德中的结合;④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缺乏控制;⑤风险是在认识(再认识)中领会到的知识与无知;⑥风险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⑦风险是指知识、潜在冲击和症状之间的差异;⑧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两重性。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同时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贝克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风险结构——个体化到全球化。根源于个体化浪潮的反身现代性和风险，其初级表现形式为个体的风险。因为个体化使原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变得松散和不稳定，个人失去了家庭、邻里、朋友、伙伴网络的支持。劳动市场之中流动性加强，缔结永久性社会纽带的可能性降低，激烈的竞争加剧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人孤独感，而现代居住方式使个人面对的是陌生人的世界。这种个体的孤独感、社会纽带关系的不确定性也随之体现在经济领域，体现在个人对财富的追逐和占有。人们从对财富的追逐转向更多地对无所不在的危险和灾难的逃避。在风险刚刚出现时，作为潜在的编辑效应而得到合法性。但随后风险不再是隐性的，更变成一个全球的问题，成了社会关注和科学调查的主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环境污染和各种大的灾害问题在风险分配中也跨越国界、跨越阶级，造成风险无处不在，人们将无法避免。如发生于20世纪直接著名的八大公害，以及不断产生和发现的食品安全、SARS、东南亚海啸事件、禽流感、疯牛病、松花江跨界污染、菲律宾泥石流等等无不印证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风险化的时代。
如果从风险结构的维度来认识全球化风险，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①从文化的视角解读全球化风险，主要包含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其中社会政治风险还应当包括法律风险，经济风险主要集中在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等主要方面。就自然风险而言，包括对自然和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负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玛丽 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在其《风险与文化》一书中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分别归结为三种风险文化所酿成的结果，即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倾向于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他们认定正式这三种文化风险类型导致了社会结构走向混乱不堪的无组织状态。②如果我们归纳综合风险社会几个关键性结构因素，大概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对风险结构予以认知和把握，那就是高科技社会与生态破坏；个人主义化以及全球化危机。此三因素并非各自独立、偶连性发生的，而是在工业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过程中，倾向进步开发主义、扩张主义、个体主义及市场自由主义等的发展结果。首先高科技发展的本质原先就是使知识/社会的分化越趋复杂性，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密，知识专业的藩篱之墙愈来愈高，更不利于知识的整合；而科技带动社会分化的领域与速度也日益复杂迅速，往往无奈地打破人们（性别、族群）社会分工认知的基础和行动的认同范畴。更甚的是，当此种演化乃以工业—科技主义为优先，整个演化所产生的风险结构变成了专家暴力统治意义下的复杂性危机，在专业复杂性与社会功能复杂分化背后，明显的隐藏着“老大哥”统治的机制，从“知识就是权力”到“权力就是知识”，老大哥夹着工业进步、经济发展的威力俾倪于世，而将工业—科技进步强行等同于社会进步或纯化为现代文明的开展，事实上是将社会推向演化死亡的路向。同时基因科技业和核能科技同时并列为高科技对生态造成破坏风险的例子，以前述基因改造微生物或农作物为例，其在未通过数年严格的田间试验及管制时，若任意释放入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是目前科学所无法估量和补救的。高科技风险已逾越了传统科技的控制范畴，其具有不可计算、不可控制和损害无法复原补偿性的内涵。特别是，以目前全球政经发展的趋势，高科技所涉及的生态风险也不再是局限于地域的、主权国家内的，而是透过自由贸易、买卖、境外移转、生态扩散（诸如汞污染、核废料、臭氧层破坏等），对生态的威胁已成为全球化的风险。
二、生物技术风险及其解决之道
（一） 生物技术风险
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计、并定向改造某种生物，这种人为改造的生物可以对原来生物的性状、代谢乃至生命过程产生变革性影响，从而产生新的生物。现代生物技术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对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生物技术在农业、医药、食品、环保、轻工等部门会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有取代一些行业原有技术和工艺的趋势，生物技术产业可能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之一，有人甚至还认为“基因世纪”即将到来。如，在美国1996年时70%的转基因Bt棉花不再喷洒杀虫剂，产量提高70%，每公顷节约140—180美元；美国原来每年约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万hm2）受棉铃虫危害，丧失金额达到10亿美元，但种植基因Bt玉米后，产量提高9%，而经济效益1996年是190万美元，1997年达到1900万美元。②除此以外，生物技术还对解决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粮食、食品供给提供强大的支持。不少人认为基因工程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将是解决21世纪不断增加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唯一途径。转基因技术不仅能提高粮食或作物的产量，并可提高其品质。全球每年由于维生素A缺乏导致50万人失明，100万儿童死亡，这类事件多数是发生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中，特别是非洲。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其的第12期《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基因改良技术尽管充满争议，但该项技术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突破性技术，在承认需要面对基因改良技术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等方面风险的同时，仍要注意到这一技术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营养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独特潜力，这些作物能够大幅度减少目前仍困扰着全球8亿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①就我国而言，目前，我国生物技术已广泛用于农业、医药、环保、轻化工等重要领域，为生物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生物技术与产业已经开始从跟踪仿制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从实验室探索到产业化的转变；从单项技术突破到整体协调发展的转变。
然而，生物技术本身也像其他事物一样，在功用和价值上存在两面性，有人将其称之为“双刃剑”。它在带给人类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其他负面影响。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最终在不同技术的转化和连接之上制作或改变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能与人类自身利益和基因资源休戚相关，也可能与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资源（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等）紧密相连，它的效应既可能是积极的，其目的在于实现人类及其财产的增量，但也可能是消极的，其危害在于破坏和威胁合理的生态规律或伦理纲常等。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所言“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重大技术革新的引入给自然界带来良性后果”。学者认为，当代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大量应用，对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粮、棉、油、畜禽、水产养殖等）、医药卫生、社会伦理都会产生很大影响。目前，对生物技术所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问题，特别是对自由研究、制造、引入（环境）、投放（入市场）和排放转基因有机物或转基因生物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和安全问题，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学术界争论。③从当前对生物技术安全的研究和观察来看，其安全隐患主要体现在：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贡献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④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以数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相互影响等，所有这些都将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其内在的稳定性将会遭到侵袭，从而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从当前生物技术发展来看，已经造成的农田生系统安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杀虫剂的使用、产生新的农田杂草、转基因植物自身变为杂草、产生新的病毒、产生新的农作物害虫、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等；对自然生态安全造成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花粉和种子的传播、干扰侵入到新的栖息地、丧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营养循环和地球化学过程的改变、初级生产力的改变以及增加了土壤流失等。
2、自然环境风险：如果我们将生态系统视为超越于环境的宏观范畴，那么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就显得更加具体和客观，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破坏风险和环境质量降低的风险。以转基因生物技术为例，人们将基因食物的负面性视为一种基因污染，这种基因移植工程就等于把自然界不存在的工厂化学副产品，不管有毒、无度，全部流入江河海洋，肆意污染。一些西方人士将以基因强制移植为特征的转基因技术称为“扰乱自然和万物自身的运行”或“篡改上帝的作品”的行为。
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生物技术研究阶段；在此进程中一切科学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都处在不确定状态，其对研究对象生物的选取、实验室的安全装置、以及实验制剂等各方面均存在随意性，尤其在实验室研究阶段，实验室的环境安全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保障实验生物、实验环境、实验排污控制等方面的无害处理。其次是生物试验阶段。所谓生物试验，就是将生物实验的结果置放于实际环境中予以检验和考察，以确定其研究效果以及实际功用的活动。任何不恰当或不合理的生物试验都将给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需要就试验地的选择、试验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试验方法，以及试验废物等进行详细的研究与判断。第三是生物产业化阶段。产业化发展是生物技术发展的价值终极表现，历经研究和试验阶段的生物技术的环境安全性并不就此告一段落，相反其生物产品的产业化发展会在更为普遍和广泛的层面上影响自然环境安全。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自然资源的物理表现形式上，生物技术发展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将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认知延伸至微观单元载体之上，即遗传资源。所谓遗传资源，是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遗传材料中所记载的遗传信息构成遗传资源的价值核心。生物多样性以遗传多样性为核心基础，遗传资源的有效保护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组成部分。现代生物技术在自然资源风险的预防与控制方面既包括物理形态的自然资源的法律保护，又包括微观形态的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避免生物技术的应用造成遗传资源的破坏、流失或不当变异。
3、人类健康安全风险：转基因技术及其他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人类解决粮食、疾病、能源和环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带来充满希望的前景，但也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潜在的健康安全风险。一方面，生物技术对生态系统本身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诸如农作物产生新的变异、产生的病毒、动植物产品成分发生重大变化等都将给人类的食品安全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尤其重要的是这新的变异或病毒的潜在危害是很难在生物技术研发阶段就能够发现或预期的，有的即使能够得到准确预期，但能否通过现有技术条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类也是属于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系统的任何变化和变迁都在外在生存环境上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物技术的扩大会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很难预期的，因此人类健康安全的风险在生物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就已经显现，并为人所担忧。如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 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 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部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要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斗大豆受到要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①
4、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不仅加快了一切自然物人化的过程，也同时实现了将人予以物化，如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人体和动物之间的基因交换技术等。当代社会出现的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精子买卖、代孕等现象已经将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人本身（而不是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这有可能引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严重的会造成新的社会伦理奉献、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②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地证明了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改造自然界的强大力量，但是也不得不从社会秩序、社会伦理等角度重新审视生物技术的负面影响。
所有这些安全风险都必须在技术上、制度构建上予以很好地防范，从而扬长避短，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相互间的融合程度以前所未有的趋势展开，随而引起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生物安全的重大问题之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3亿以上的人在处于旅游的过程当中，每天有200万人在越过国际边界，每年有50亿吨以上的船运货物越过大洋和其他水道，每天大约有3000至10000个水生生物物种随全世界船舶压舱水在移动，并被排放到异地，这些都为世界大部分地方生物的混合创造了条件，④并同时由于物种相互间的排斥和侵袭造成触目惊心的经济损失。在外来物种入侵以外，我们还应当从迅猛经济发展的激情中醒悟过来，要充分重视由于人为活动范围的扩张而导致的物种灭绝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现实生物安全研究的核心对象。
（二）生物技术风险的安全立法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贝克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贝克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
现代化社会风险根源于个体化和全球化趋势中的反身现代性，主要体现在：（1）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饰更大范围内的不平等，以法律规定的合法形式赋予现代性的合法性特征，但无法预测并彻底解决合法性项下的公平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2）个体化趋势增加了个体的孤独感和社会裙带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个体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不确定性；（3）利益个体化和经济科技全球化不能提供更为长久的稳定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公平机制，不能保证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不能确保生物科学技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现代化的这种反身性必须在反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防范。从规则秩序的视角来看，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标准在于通过法律规则和规范的形式将这种个体化特征确定下来，主要体现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和所有权绝对。但随着工业化社会的不断推进，以个体化特征为核心的现代性呈现出明显地反身化取向，将人类社会导入风险社会的新型社会类型。当然不能决断现代化的反身性是否错误或者是否正当，但是风险社会的现代化含义和内容中必然要赋予现代化以全新的意义和内涵，即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下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性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这也是现代化的反身性所隐含的必然要义。
三、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探究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 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而社会利益则是“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 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日本有学者将公共利益理解为“包括产业利益在内的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或指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我国学者孙国华先生认为，按主体的不同，利益可分为个人利益共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可以分为人类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集体利益、家庭利益等等。也有人将公益性描述为“是一种利益所属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一种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独享性，一种利益本位的社会性而非个人性”。
鉴于社会公益欠缺统一的理解和认识，在不同的语境和背景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对公益之“公共”的内涵和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别，是众多私人之集合体还是在私人集合之外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利益探讨？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度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立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1、 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所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重大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型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2、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 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由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 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是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②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成多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产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③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署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探究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四、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 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
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改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立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立法的立法逻辑：
（1）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立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实现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 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五、立法必要性下的制度安排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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