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演化经济学 企业惯例 潜意识 条件反射'
提起演化学说，一定不可不提达尔文和他的生物演化学说，实际上，在达尔文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问世之前，演化这个名词已经被不少学者广泛提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2000），他将演化这个名词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那时候开始，演化学说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已经开始了；同样在生物学领域，在达尔文之前的拉马克和加法洛意的形态学说已经表现出了演化思想的雏形，这些思想为后来的演化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隐喻和指引。
由于人和人类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人类个体和集体意识的高度复杂性，生物演化的目的性和方向性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是达尔文学说无法解释的，当做默认条件而存在，因此，达尔文以及他的后来者将进化理论应用于人类和人类社会上是十分谨慎的。在谈到演化的目的和方向性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将决定人类演化目的和方向的最原始的推动力——自主意识引入研究范畴，恰恰意识的高度复杂性，而由此引申出来的思想界到底是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讨论，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在可见的未来还将持续下去，因此现今的生物进化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过去达尔文的研究成果上。
然而，演进学说在生物学方面的研究陷于停滞的时候，在经济学领域，自纳尔逊和温特于1982年发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以来，却得到了长足地发展，对于生物学无法解释的决定演进目的和方向的意识问题，演化经济学有着严谨的富有逻辑性的解释：个人的意识，构成了集体的意识，集体的意识，构成了社会的意识，社会的整体意识在国家和社会中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来体现，而这些意识客观上在经济学领域被体现和解释为人类理性自利和效用最大化原则，这一些恰恰就是当今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在生物学领域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以“基本假设”的形式，轻而易举的解决了，客观上这也为未来的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与达尔文同一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说过，“经济生活呈现的现象，和生物学和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马克思，1867），无疑达尔文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和触动，这一点也深刻地反映在他后来对社会制度演进的研究成果上，在他的不朽的著作《资本论》里，他把推进社会演进的动力总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是属于上层建筑，因此它是由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并非直接来自于社会整体意识形态，而社会整体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部分，同样也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他的这些思想恰恰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基础，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
达尔文提出的的生物演进路径是：遗传、变异、选择，排除了生物体通过主动学习、模仿和强化，造成的生物机体结构发生变化，使之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在自然选择中成为优胜者，并将此优势遗传给下一代的理论。在他之前，率先提出生物演进理论的法国科学家拉马克，他的生物演进理论的核心是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对于达尔文无法解释的生物演进的目的和方向性问题，他用生物体内自有的向上演进的欲望来解释，凡勃伦解释为本能，他将制度的演进路径归结为本能—习惯—习俗—制度（Veblen，1914），这一点无疑缺乏可靠的科学实验结果支持，这些拉马克演进思想却体现了鲜明的唯心主义思想基础，他的理论成了后来纳尔逊和温特在演化经济学领域取得开拓性成果的生物学基础。
后来的学者，包括斯宾塞和海格尔等，以及对拉马克理论进行修正的被称为新拉马克主义者都认为，只有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和拉马克理论进行结合，才能真正解释生物演化。直到近年来，随着微观生物科学的发展，科学家发现，生物体的一些行为，一部分是有通过基因由上一代遗传而来，而另一部分行为由后天学习而获得，自然选择不是驱动生物进化的唯一动力，而后天学习获得强化的机能，可以改变基因排列组合，并将受强化的机能遗传给下一代，也就是说获得性遗传假说被当今的科学实验所逐步证实（李启剑等，2010）。在生物学领域，虽然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在生物学上长期以来处于被否定的地位，尽管该理论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应用并不抵触，但是它在经济学研究中却颇受欢迎，达尔文的理论强调自然选择，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而拉马克的理论强调变异的主动性，这在由具有主观意识的人类，以及以人类所组成的社会经济体中的确有一定普遍的适用性。
演化经济学家纳尔逊和温特（1982）应用生物演化理论开创性地提出了企业惯例理论的概念，他们在拉马克生物演化的生物学隐喻和熊彼得的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惯例为遗传机制，创新为变异机制，竞争是自然选择机制的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
随着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新古典体系不断拓展其理论的解释领域将原先许多主要由演化经济学考察的经济现象也纳入其理论分析框架中。例如，新古典的产业组织理论尝试解释“技术创新、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的关系”(多纳德。海和德里克。莫瑞斯，2001);新制度经济学尝试解释制度变迁问题(诺斯等，1994);新増长理论通过建立内生増长模型，尝试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増长的关系(巴罗和萨拉伊马丁，2000)。而这些原先都属于演化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此外，新古典经济学还论述了其理论与演化经济学在经济行为预测上的一致性，认为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行为能够从自然选择过程中推导出来，演化模型得出的结果与新古典模型是相同的，两者是可兼容的，并且宣称是新古典演化主义(Friedman,1953)。这些理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上述领域的解释还是存在明显的不足。产业组织理论主要研究市场结构对企业各种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并没有真正关注技术创新所引致的产业组织演变和经济结构变革。这种静态的均衡分析远离了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安东内利，2006)。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制度变迁视为从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的瞬时移动，并不考察制度失衡后个体间的互动和协调过程(诺斯等，1994)。新増长理论也将经济増长视为移动均衡的过程，它假设企业知道所有可供选择的技术机会集合及其自身生产函数所处的位置，技术进步是源自企业有意识和明确的R&)投资决策，经济增长并不涉及任何知识增长过程(纳尔逊，2004)同样地，并不是所有的演化模型都能得出与新古典模型相同的结果，演化模型必须满足以下四个主要条件才能确保所有生存者的行为是利润最大化:多样性(variety)行为连续性、利润引起的增长和有限的路径依赖
可见，在许多领域中，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完全取代演化经济学的解释。而且，随着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新古典的理性选择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有限理性”的概念得到了更多经济学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以Nelson和Winter(1982)为代表的新熊彼特主义掀起了演化经济学复兴的浪潮。在过去的20年里，演化经济学发展速度更加迅猛。通过对Econlit数据库中经济学文献的统计，Silva和Teixeira(2⑴6)发现，在过去50年有关演化的经济学文献中，90%的文章是1990年以后发表。因此，经济学中有关演化主题的研究日益增多。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演化转向，演化经济学可能再次成为主流经济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在发生变化，从原先一般均衡理论的均衡分析转向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分析，进而又拓展为演化博弈的趋向均衡分析
其中，演化博弈的发展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几乎处于相同时期—些学者将演化博弈视为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交流和结合，认为演化博弈能够调和均衡理论和演化理论的范式冲突，也体现了主流经济学对演化经济学的吸收和接纳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演化博弈的发展可能促使演化经济学成为主流在一项有关演化经济学现状和未来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演化博弈是演化经济学未来最有发展前景的理论之一。
但是，从理论发展脉络上看，演化博弈和现代演化经济学却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且各自的分析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当然，独立发展并不意味着毫无联系。但现代经济学却很少深入研究这两种理论的关联。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博弈论者并不熟悉演化理论，反之，演化论者也不熟悉博弈论。很多学者仅仅凭借学术直觉，要么认为演化博弈是传统博弈论的拓展，属于新古典体系，它与演化经济学本身并没有联系;要么认为演化博弈能够为演化经济学提供合适的数理模型，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进展，甚至能够促使演化经济学再次成为主流。就演化博弈对于演化经济学的作用而言，前者判断过于悲观，后者判断则过于乐观。那么，演化博弈和演化经济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演化博弈是否能够推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并且成为演化经济学今后重点研究的领域之一?或者它更像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乔装，与先前的新古典演化主义一样，尽管其模型中包含演化过程，实质却是为了证明进而重复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显然，正确理解演化博弈在演化经济学中的作用和局限，对于理清演化博弈和演化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二、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结构及其发展
普遍认为，演化博弈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当博弈论在经济学中广泛运用时，生物学家从中得到启示，尝试运用博弈论中策略互动思想，建构各种生物竞争演化模型，包括动物竞争、性别分配以及植物的成长和发展等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博弈论在生物学中的运用;接着，生物学家根据生物演化的自身规律，对传统博弈论进行改造，包括将传统博弈论中支付函数转化为生物适应度函数引入突变机制将传统的纳什均衡精炼为演化稳定均衡，1973)以及引入选择机制建构复制者动态。这个阶段是演化博弈正式形成阶段;随后，鉴于演化博弈对传统博弈的拓展(例如，放松理性假设、精炼纳什均衡以及考察动态调整过程)，经济学家又反过来借鉴生物学家的思想，将演化博弈运用到经济学中，这又进一步推动演化博弈的发展，包括从演化稳定均衡发展到随机稳定均衡,从确定性的复制者动态模型发展为随机的个体学习动态模型等
实际上，演化博弈的思想较早还可以追溯到约翰。纳什对均衡概念的阐释。纳什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均衡概念存在两种解释方式:一种是理性主义的解释，另一种就是“大规模行动的解释”。前一种是经典博弈论的解释方式，后一种实际上是演化博弈的解释方式。纳什认为均衡的实现并不一定要假设参与者对博弈结构拥有全部知识，以及个体拥有复杂的推理能力，只要假设参与者在决策时都能够从具有相对优势的各种纯策略中积累相关经验信息(例如，学习收益高的策略)，经过一段时间的策略调整，也能达到均衡状态。因此，演化博弈的思想早就存在于纳什的博弈理论中。在一些学者看来，演化博弈是博弈论的另一种思考视角，它属于博弈论的研究范畴(Schmidt,2004)。事实上，演化博弈的发展主要也是由众多优秀的博弈论学者推动的。
但是，纳什也不是最早提出演化博弈思想的学者。尽管很难考证纳什的“大规模行动”是否受到生物学家的影响，但却可以在更早的许多生态模型和生物种群模型中清晰地发现演化博弈思想。例如，Logistic増长模型、Lokta和Volteira的捕食与被捕食(predatoiipiey)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各种生物互动模型等。Vincent和Brown(2005)指出，只要建立各种演化策略同适应度和种群増长率的关系，上述这些种群动态模型都可以被转化为演化博弈模型。他们进一步指出，演化博弈的核心思想早就存在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可以将其称为达尔文主义博弈(Darwiniangame)因此，演化博弈的兴起既受到博弈论的影响，也受到生物演化的影响。它不应该仅仅属于博弈论的研究范畴，还应该属于演化理论的研究范畴。
(一)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结构
1.博弈框架
与经典博弈一样，演化博弈首先必须存在一个博弈框架。这个博弈框架主要指博弈的结构和规则。演化博弈总是在特定的博弈结构和规则下进行的。而特定的技术和制度条件决定了特定的博弈结构和规则。这也意味着演化博弈是在特定技术和制度条件下进行。但是，与经典博弈不同的是，演化博弈认为参与者并不拥有博弈结构和规则的全部知识，相反，参与者的知识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参与者通常是通过某种传递机制而非理性选择获得策略。尽管博弈的次数可能是无穷的，但是，在每次博弈中，参与者通常都是从大群体中随机选择出来，参与者之间缺乏了解再次博弈的概率也较低。因此，参与者不会像重复博弈那样尝试通过声誉机制来影响对方未来的行动(Friedman,1998)
2.适应度函数(fitnessfunction)
演化博弈必须将经典博弈中的支付函数转化为适应度函数。适应度是生物演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它用来描述基因的繁殖能力。在演化博弈模型中，某种策略的适应度可以被简单理解为采用该策略人数在每期博弈后的増长率。适应度函数则可以被视为策略与适应度的映射关系。在生物演化领域，适应度函数的定义是比较精确和确定的。但是，在社会经济演化领域中，适应度函数的定义则相对模糊和不确定。某种策略的适应度不仅仅取决于它在博弈中获取的支付，还可能取决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该策略的各种主观道德评价，以及个体对该策略的学习能力和个体间的社会互动模式。但是，为了简化分析，许多演化博弈模型都直接将个体的博弈支付等同于适应度。由于参与者是随机挑选的，某个纯策略的适应度取决于该策略的期望收益，后者又依赖于策略的频率分布。因此，适应度函数是频率依赖(frequencydependence)。此外，适应度函数有时还依赖于群体规模(人数)。
3.演化过程:选择机制和变异机制
演化博弈有别于传统博弈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着重考察了群体规模和策略频率的演化过程。演化博弈的演化过程主要包含两个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Weibull，1995)。类似于传统达尔文主义，演化博弈也不深入考察遗传机制，通常简单假定遗传是通过无性生殖传递的，后代拥有与祖先相同的策略。由于将适应度视为个体生产后代的数量，复制过程(或遗传过程)实际上与选择过程是同一个过程。这种复制与选择相互重合的过程也充分体现在复制者动态模型中。而且，尽管演化博弈也强调变异机制的重要性，但是，它的变异机制是相当有限的，主要指在既定策略空间中个体策略的随机变动，并不包含新策略的产生。普遍认为，在演化博弈中，变异机制主要是为了检验演化均衡的稳定性。因此，演化博弈对演化过程的建模主要依赖于选择机制。复制者动态是一种典型的基于选择机制的确定性和非线性的演化博弈模型。在此模型上加入策略的随机变动，就构成了一个包含选择机制和变异机制的综合演化博弈模型，通常也被称为复制者一变异者模型(Nowak，2006)。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演化经济学是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不断成长起来的一种非主流的或者说是异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随着经济学各种范式的冲突和较量，1981年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理查德・纳尔逊(R，Nelson)和悉尼・温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诞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国制度主义先驱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发表著名的学术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演化经济学”术语，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侧面指出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倾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演化经济学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学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经济学的著述，大大推进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在对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战的过程中，被认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的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分析框架日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的声浪也日益唱响，21世纪的经济学可能会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演化经济学，从而进行革命性变革。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纳尔逊总结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共同特征：(1)关注经济的动态过程，不仅要看到均衡，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均衡是如何达到的；(2)承认“路径依赖”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经济理论假定，存在着强有力的惯性趋势，使选择过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着持续引入新变异的力量。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演化经济学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通过运用“缘由”来解释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与达尔文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种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在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变异以适应新环境，此即为“达尔文进化”。Hodgson(1997)对凡勃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三种机制的总结中指出：(1)遗传(承袭)机制。演化主体存在一些遗传性或延续性准则，总是受到遗传机制的影响。以此为立足点，以保证不同后代个体虽然不尽相似，但他们都在某些方面与其前代相似。(2)变异机制。受初始条件区别的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续性变异广泛存在于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3)自然选择机制。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自然选择机制通过更适机体后代数量增长和变异或基因整合帮助机体获得存活优势两种途径发生作用。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
选择机制研究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所以，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他通过“缘由累积进程”来解释选择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习俗、惯例的累积性发展是对传统的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任何习俗、惯例与行为方式都受选择机制的影响，而与变化了的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则是检验其存活适应性的标准。按照个体群思考方法，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受群体成员选择的影响。选择过程将出现两个方向： (1)创新被旧的惯例扼杀。 (2)在自增强作用的影响下，创新被采用并向外扩散。纳尔逊认为，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且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企业要进行选择。选择的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市场环境)和内部环境(如创新引起的变化等)。
纳尔逊和温特强调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程序化的、说不出来的知识，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达尔文的遗传机制、“新奇”创生机制和选择机制是演化经济学类比和隐喻的基础，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会计准则 制定 演化经济学
Paul A.Volcker(2001)指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依赖于会计准则、会计与审计实践以及立法和管制，而后两部分可以归纳为会计准则的实施问题。可见，高质量会计标准即会计准则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础，实施有力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保证。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爆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关注。
一、会计准则制定研究述评
(一)会计准则制定基础(导向)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也被称作会计准则制定导向，其涉及了在会计准则范围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在国外倾向性的观点是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优于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Mason，Gibbins(1991)认为，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从总体上优于规则基础，更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如果会计准则是规则导向的，那些期望在会计准则上获取自我利益的组织，就有了可以进行“对策”的目标与方式(Lys、Vincent，1995)。Engle(1999)阐述了管理者利用会计准则形式规避经济交易实质的行为。安然事件后，国外对会计准则的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Nelson等(2002)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从业者包括公司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更偏爱具体的会计标准。Dye(200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Nelson的观点。Nelson(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师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会计准则越具体，管理层越可能通过交易进行利润操纵oWebster，Thomton(2004)以加拿大资本市场为例，发现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及其所赋予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盈利质量。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他认为制定一项高质量会计准则，其指导思想是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是一个有争议而必须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原则基础或规则基础哪个更优”的讨论研究文献有很多。如平来禄、刘峰、雷科罗(2003)从自利经济人假定出发，推断出：如果准则是规则导向的，这表明那些期望在运用会计准则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鉴的方式；如果采纳原则导向不给定具体的政策界限，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最终只能诉求道德操守，这显然有违经济学自利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其长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关注。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导向制定我国会计准则(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钟高、韩立军，2005；张美霞，2005)，他们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的“目标导向”为最优的制定模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核心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准则这种思路是可取的。从会计监管的视角，洪剑峭、娄贺统(2004)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础与会计监管的有效程度相关，准则基础的变迁应该与具体的会计监管环境相适应。基于政治学视角，张力、陈许高(2007)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导向的内生性、会计准则的形成机理及财务舞弊行为的责任认定等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选择，认为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规范分析，没有取得严格的实证证据作为支撑。魏明海(2005)从理论推演和数据实证两方面得出结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要选择基于原则基础的规则基础。
(二)会计准则制定主体Carey(1969)反对将上市公司会计规则的制定权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政府管制机构。以GeorgeMay为首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专门委员会(A special eomnnttee On co-operat ionwith stock 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该信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应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员、律师、会计师等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后确定(Zeff，1972)。Nolan(1972)认为，众多的规则必须由像FASB这样的机构来制定。Most(1986)提出，会计准则应该由一个研究型组织制定，一个合适的研究型组织应该包括学术界的优秀人才，并得到职业界和产业界的资助。我国关于会汁准则制定主体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完全由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会计准则。按照“无知之幕”的要求：准则制定者应该是毫无自身利益要求的无利益关系人(薛云奎，1999)。陈冬华、陈信元(2003)在对世纪星源案例的研究中发现，会计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关乎利益协调的政治问题，利益相关者应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纂好东、杨志强(2003)，吴联生(2004)的实证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大都赞成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基于博弈分析，林钟高、韩立军(2005)，高筠燕、卢锐(2005)指出，政府在准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配置应以政府为主导、民间机构为辅助的结合方式。王建新(2001；2005)，张嘉兴、张俊民(2006)，宋英慧、高铭(2007)，李宁(2007)，李桂荣(2007)，林钟高、徐虹(2007)也分别从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博弈视角、游说视角、创造性会计视角、熵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表明利益相关者应该更广泛地参与会计准则制定。但是粱爽(2005)运用产权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了有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具备权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财政部会计司)是一种有效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结论。刘浩、孙铮(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所有权理论出发，对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归属提出经济解释，为了遏制经理的的“特定控制权收益”，政府拥有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而经理仅拥有了在会计准则框架内做出会计判断的权利。
(三)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杨有红(1999)认为，将经济后果博弈机制引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并建立高度标准化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的博弈机制缺乏独立性(王建新，2001)，在这种博弈机制下，准则的博弈程序流于形式，征求意见往往难以得到重视，即使得到重视也难在准则中有体现。在借鉴FAsB和IASB的会计准则应循程序的基础上，2003年财政部颁发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从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阶段四个阶段。遵守公开的应循程序，对拟立项的准则公开讨论意见稿或举行听证会，并将有关的问题、原则和方法、相关理论等全部加以公开，在
转贴于 制定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让各利益集团参与并发表意见(裘宗舜、韩洪灵，2003)。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林钟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系统，让会计准则制定能够更多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些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向利益相关者公开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在会计准则制定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较多地采用了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理论有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会计准则制定问题，有利于得出更清晰的结论，但这些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经典物理学的力学方法为基本的分析方法，以简单的均衡决定论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理论将企业简化为一点，并在给定各种偏好、技术、制度等参数的情况下，静态地对经济过程进行分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恰恰是这些给定的参数，对企业及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势必要求会计准则随之演化，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为隐喻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表现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主体、程序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所以，使用传统制度经济学方法很难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动态分析，于是也就难以制定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演化经济学理论是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研究将是一种崭新的思路。
二、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
(一)传统的演化经济学思想 在早期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就大量存在。马克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这种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他提出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马歇尔(1948)曾指出，“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Me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凡渤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思想，1898年，在他著名的论文中“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另外，熊彼特在其《全至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演化经济学框架。阿尔钦在《不确定性、生物进化与经济理论》一文中，以其特有的理论视角，对经济演化理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了“社会秩序可以自发或自由演化”的制度演化学说。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同时，主流期刊也对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文章充满兴趣。2011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学者们针对学习、模仿等技术扩散过程，经验的渐进积累过程以及学习模式等问题构建了演化模型，并由此建立了从微观范畴到宏观领域的技术创新理论。此外，演化经济理论在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技术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了。同时，一些诸如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混沌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分析工具也在演化经济模型中不断涌现，使得研究对象的发杂性与分析工具之间有了很好的一致性(陈劲、王焕祥，2008)。2000年波茨出版了《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复杂性、能力和适应性行为》，该书是演化经济--学领域内最早的一本个人专著，其建立了一个以“连接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演化微观经济学框架。这些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和研究制度变革发展的重要理论。
三、会计准则制定的演化分析框架
关键词：会计准则 制定 演化经济学
Paul A.Volcker(2001)指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依赖于会计准则、会计与审计实践以及立法和管制，而后两部分可以归纳为会计准则的实施问题。可见，高质量会计标准即会计准则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础，实施有力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保证。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爆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关注。
一、会计准则制定研究述评
(一)会计准则制定基础(导向)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也被称作会计准则制定导向，其涉及了在会计准则范围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在国外倾向性的观点是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优于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Mason,Gibbins(1991)认为，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从总体上优于规则基础，更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如果会计准则是规则导向的，那些期望在会计准则上获取自我利益的组织，就有了可以进行“对策”的目标与方式(Lys、Vincent，1995)。Engle(1999)阐述了管理者利用会计准则形式规避经济交易实质的行为。安然事件后，国外对会计准则的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Nelson等(2002)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从业者包括公司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更偏爱具体的会计标准。Dye(200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Nelson的观点。Nelson(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师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会计准则越具体，管理层越可能通过交易进行利润操纵oWebster，Thomton(2004)以加拿大资本市场为例，发现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及其所赋予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盈利质量。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他认为制定一项高质量会计准则，其指导思想是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是一个有争议而必须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原则基础或规则基础哪个更优”的讨论研究文献有很多。如平来禄、刘峰、雷科罗(2003)从自利经济人假定出发，推断出：如果准则是规则导向的，这表明那些期望在运用会计准则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鉴的方式；如果采纳原则导向不给定具体的政策界限，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最终只能诉求道德操守，这显然有违经济学自利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其长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关注。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导向制定我国会计准则(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钟高、韩立军，2005；张美霞,2005)，他们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的“目标导向”为最优的制定模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核心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准则这种思路是可取的。从会计监管的视角，洪剑峭、娄贺统(2004)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础与会计监管的有效程度相关，准则基础的变迁应该与具体的会计监管环境相适应。基于政治学视角，张力、陈许高(2007)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导向的内生性、会计准则的形成机理及财务舞弊行为的责任认定等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选择，认为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规范分析，没有取得严格的实证证据作为支撑。魏明海(2005)从理论推演和数据实证两方面得出结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要选择基于原则基础的规则基础。
(二)会计准则制定主体Carey(1969)反对将上市公司会计规则的制定权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政府管制机构。以GeorgeMay为首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专门委员会(A special eomnnttee On co-operat ionwith stock 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该信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应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员、律师、会计师等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后确定(Zeff，1972)。Nolan(1972)认为，众多的规则必须由像FASB这样的机构来制定。Most(1986)提出，会计准则应该由一个研究型组织制定，一个合适的研究型组织应该包括学术界的优秀人才，并得到职业界和产业界的资助。我国关于会汁准则制定主体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完全由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会计准则。按照“无知之幕”的要求：准则制定者应该是毫无自身利益要求的无利益关系人(薛云奎，1999)。陈冬华、陈信元(2003)在对世纪星源案例的研究中发现，会计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关乎利益协调的政治问题，利益相关者应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纂好东、杨志强(2003)，吴联生(2004)的实证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大都赞成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基于博弈分析，林钟高、韩立军(2005)，高筠燕、卢锐(2005)指出，政府在准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配置应以政府为主导、民间机构为辅助的结合方式。王建新(2001；2005)，张嘉兴、张俊民(2006)，宋英慧、高铭(2007)，李宁(2007)，李桂荣(2007)，林钟高、徐虹(2007)也分别从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博弈视角、游说视角、创造性会计视角、熵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表明利益相关者应该更广泛地参与会计准则制定。但是粱爽(2005)运用产权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了有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具备权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财政部会计司)是一种有效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结论。刘浩、孙铮(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所有权理论出发，对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归属提出经济解释，为了遏制经理的的“特定控制权收益”，政府拥有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而经理仅拥有了在会计准则框架内做出会计判断的权利。
(三)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杨有红(1999)认为，将经济后果博弈机制引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并建立高度标准化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的博弈机制缺乏独立性(王建新，2001)，在这种博弈机制下，准则的博弈程序流于形式，征求意见往往难以得到重视，即使得到重视也难在准则中有体现。在借鉴FAsB和IASB的会计准则应循程序的基础上，2003年财政部颁发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从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阶段四个阶段。遵守公开的应循程序，对拟立项的准则公开讨论意见稿或举行听证会，并将有关的问题、原则和方法、相关理论等全部加以公开，在
制定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让各利益集团参与并发表意见(裘宗舜、韩洪灵，2003)。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林钟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系统，让会计准则制定能够更多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些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向利益相关者公开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在会计准则制定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较多地采用了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理论有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会计准则制定问题，有利于得出更清晰的结论，但这些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经典物理学的力学方法为基本的分析方法，以简单的均衡决定论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理论将企业简化为一点，并在给定各种偏好、技术、制度等参数的情况下，静态地对经济过程进行分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恰恰是这些给定的参数，对企业及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势必要求会计准则随之演化，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为隐喻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表现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主体、程序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所以，使用传统制度经济学方法很难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动态分析，于是也就难以制定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演化经济学理论是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研究将是一种崭新的思路。
二、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
(一)传统的演化经济学思想 在早期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就大量存在。马克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这种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他提出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马歇尔(1948)曾指出，“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Me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凡渤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思想，1898年，在他著名的论文中“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另外，熊彼特在其《全至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演化经济学框架。阿尔钦在《不确定性、生物进化与经济理论》一文中，以其特有的理论视角，对经济演化理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了“社会秩序可以自发或自由演化”的制度演化学说。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同时，主流期刊也对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文章充满兴趣。2011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学者们针对学习、模仿等技术扩散过程，经验的渐进积累过程以及学习模式等问题构建了演化模型，并由此建立了从微观范畴到宏观领域的技术创新理论。此外，演化经济理论在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技术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了。同时，一些诸如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混沌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分析工具也在演化经济模型中不断涌现，使得研究对象的发杂性与分析工具之间有了很好的一致性(陈劲、王焕祥，2008)。2000年波茨出版了《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复杂性、能力和适应》，该书是演化经济--学领域内最早的一本个人专著，其建立了一个以“连接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演化微观经济学框架。这些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和研究制度变革发展的重要理论。
三、会计准则制定的演化分析框架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人文地理学的“关系思考”(relationalthinking)的倡导下[6]，伴随着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深化，经济地理学中有关“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是如何塑造经济景观”的文献越来越多[7-9]。学者将“交织于多种地理尺度上的经济变化过程中的行为者的社会空间关系”作为研究核心。这种视角成为21世纪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被称作“关系范式”、“关系转向”或“关系经济地理学”[10]。关系范式的分析框架包括3个方面内容：关系资产、关系根植性和关系尺度。①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关系资产：尝试将地方和区域的发展解释为区域经济复苏的空间结果，采用诸如“制度厚度[11]”、“非贸易相互依赖[12]”、“学习型区域[13]”等多种相互作用的概念给予解释，常使用地方规则、反思性知识(re-flexiveknowledge)、惯习和情境(context)等多种非经济因素剖析企业区位的集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的结果。②处于社会行动者网络、企业网络和组织网络等各种网络中的关系根植性：强调网络及其内部权力关系有助于经济地理“对企业的再发现”的研究。③关系的尺度：在理解当前“全球化”的地理现象时尝试解释和阐明尺度地理重叠和地域单元重构的作用[14]。关系范式的研究还出现了多个学派，例如：将经济主体创建空间的力量以及区位机会视作其研究焦点的“加利福利亚学派”[15-17]，强调国际相互作用中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嵌入性的“英国曼切斯特学派”[18-19]，以及强调在空间视角下对行动的关系概念体系进行研究的“德国关系学派”[20]。这些学派总体上看都是以经济行为者为中心的，强调制度在分析经济关系中的核心位置，关注全球化对经济组织的影响以及随后发生的全球—地方张力，对社会和经济过程的理解有明显超越空间描述的趋势[21]。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范式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内部出现了一种基于“生物学”类比的“演化经济学”，得到快速发展并能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抗衡[22]。受演化经济学的启发，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尤其是欧洲)对演化分析方法日益重视，并于20世纪末提出发展一门演化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学家重视分析产业创新和技术变化不同，更加注重寻求空间演化的本质[23]。进入21世纪后演化经济地理成为经济地理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当前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前沿[24-28]。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的竞争是基于它们的知识、惯例和能力，而这些东西是在过去并在特定的地方环境中形成的，因而是其他企业难于模仿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并非是基于企业和消费者的理性区位决策，而是地方化知识历史累积的结果；学习、路径依赖和惯例的演化是理解技术创新和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非常关注企业学习(知识生产)和知识转移扩散的动态过程以及制度、地理集聚在其中的作用。在探讨经济活动在空间中的不均衡分配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要点，不同于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所认为的财富在地域间的不均衡分配主要关系到地域制度的差别，也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地理学将经济行为的不均衡分配视为移动性生产因素驱动下一般性集聚过程的结果，它将经济行为看作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展现的演化过程，强调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路径依赖动力(path-dependentdynamics)，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理解路径随时间的空间分布，它对分析空间中新路径的创造和扩散以及合适路径扩散的发生机制特别感兴趣[29]。在核心概念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新奇”视为演化的根本动力[30]，认为“惯例”是演化的轨道，重视技术与制度、企业发展与企业环境、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特征[31]，运用“路径依赖”概念理解和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32-33]。演化经济地理学能够在企业的区位行为及惯例演化、产业的空间演化、网络结构与网络的空间演化、城市与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系统演化等多个层面上为空间中经济演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29]。
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与演化范式的比较
两种范式在反对新古典主义范式上具有相似的核心假设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西方经济地理学范式的产生也是基于对新出现经济行为现象的解答。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的出现，是与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的后福特式的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相一致的。这一时期，外包、专业化生产、网络连接和对市场需求的弹性适应扮演主要角色[34]。同时，在经济地理中出现了诸如知识的创新、企业能力、暂时性工作组织和企业的社会文化嵌入性等新的研究对象。而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将企业概念化成黑箱，忽略其内部过程，认为经济行为是非社会化的，并且忽略企业行为过程和动力机制以帮助其形成所谓的统一结构，来解释空间中的经济行为[35]；这种假设不能应对新的研究挑战。西方经济地理学所出现的两种范式在分析经济景观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似乎可以取代先前出现的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31,35]。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挑战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以下共同点：①两种范式都研究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关系是构成地方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两种范式都拒绝新古典主义将经济行为者视作处于社会之外的原子式个体，都承认在特定社会结构和制度关系背景下的经济行动的嵌入性；都十分强调周围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都不同程度上是源自于先前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turn)的理论讨论。③两种范式在所期望塑造的经济景观的研究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新古典主义范式集中在诸如某一时间特定地点的技术标准或基础建构此类的显在结构条件；而演化和关系范式考虑的是企业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或发展路径，认为空间是一个由社会建构的实体，所谓的空间或区域特点既不是预先给出的也不是持久的。演化和关系方法都会假设空间结构是由运行于空间中的社会过程建构的，都对一个固定的制度化地域持批评态度[19,29]。经济行为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或创造他们自己的区域环境，同时也受制于不同空间层次的制度框架。这种特别强调过程倾向的概念是与新古典主义视角将空间等同于充满规定特征的容器进而决定经济景观的观点背道而驰的。可以看出，相比较新古典主义方法，演化和关系视角在分析核心、经济行为和空间概念3个方面都具有类似的核心假设[36]。两种范式在解释经济地理核心问题上存在互补当前经济地理学有3个层面的核心问题，分别是：①微观层面企业的区位选择与行为决策制定；②中观层面产业部门的新兴空间、空间扩张与衰退，以及企业、技术与地域制度的相互作用；③宏观层面空间系统的集聚与扩散，例如区域系统。这3个层面代表了当代经济地理关于不同空间尺度和行为者集聚的研究范围。西方经济地学的关系与演化范式在解释以上3个层次经济地理学核心问题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有细微差别，总体上是互相补充地推进3个问题的解释。关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假设为了理解企业区位选择的激发和限制因素，应该对企业决策的基本假设进行充分考虑。不管是关系范式还是演化范式都承认经济行为者在社会相互作用结构中的嵌入性。具体地说，关系视角的嵌入性是以经济行为者的节点连接关系和网络结构关系为特征，其中网络关系更加受到重视[37]。演化视角也是如此，经济行为者的复杂相互关系被认为是经济行为的某种空间秩序的重要原因[38]。两种视角都反对经济行动者的完全理性，反对经济行为被利润控制或者是纯粹的利益最大化，都承认行为者的有限理性和对市场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性。演化视角认为，经济决策主要依赖组织路径，这个组织路径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基于经验和默许知识所进行的内部行为。关系视角则运用Yeung的多重逻辑(multiplelogics)[39]解释企业经济行为，涉及到企业内部以及同供应商、客户和机构之间的多重关系。社会关系显然能够促进和限制企业的区位选择，然而两种范式在制度作为影响空间结果的因素方面存在细微差别。演化范式认为，尽管经济行为受到制度限制，但企业决策不会自动地将其作为因果法则；而且，制度被解释为一系列的机会或条件。
例如，引用演化经济学的多样性概念，强调在相同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经济结果；或者像Boschma和Frenken所说制度是与组织路径不相关的(orthogonal)[40]；这都说明了演化范式对制度的理解。而关系范式方面，其“权变性(contingen-cy)”的准则认为“对人的行为而言，在任何时间和地方，同一的前提条件不必然具有相同的结果”；因此，认为“企业在特定地点的决定既不能被预测也不能通过其他企业的区位行为推测，而是应追溯其特定制度影响下的关系特征”。可见，关系范式对制度的重视程度大大强于演化范式。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演化的和关系的范式都引用“区位机会窗口(WLO：windowsoflocationalopportunity)”[41]概念解释新产业部门的出现。区位机会窗口可以用来描述新出现的产业借助于不确定性、创造力和偶然性形成新的空间格局；认为在新产业出现时，区位机会窗口会打开，同时为先进和后进区域的产业发展提供机遇[42]。两种范式都对这个概念进行扩展。演化范式认为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可以比作中性空间(neutralspace)向真实地方(realplaces)的转变，是以部门特定的地点、网络、路径和制度为特征的。由于企业被认为是可以建构自身环境的，因此产业部门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新产业部门的地方化需求与区域生产结构的不匹配，也增强了产业部门空间演化中企业区位选择的自由度。但是区位条件如何对企业区位选择及区位行为产生影响呢？Boschma和Lambooy提出了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一般参数(genericparameters)”概念[24]，涉及到普通知识、技术或服务等一般化因素，特别是可以产生部门灵活性优势的城市化经济。一般参数概念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地方出现新的产业而另一些地方没有(缺乏一般条件)，但这个概念仍不能充分的解释新产业为什么会在不同区域出现。Boschma又提出机会(或自由事件)和人的创造行为对部门产生的最初阶段产生影响[42]。由于集体学习推动了创新过程，使得一般因素依次转变成特定资产培育地方化经济，并增加回报。对机会和创造性(或交互学习)的强调可以为具有相同一般因素的特定区域的繁荣和其他地方的衰败提供好的答案。演化范式用创造和集体学习的概念解释新产业部门的出现，特别强调组织路径的角色；然而却认为制度是一般条件，仅仅对新产业的空间演化起到边缘性的影响。关系经济地理也将区位机会窗口模式作为分析的起始点。Bathelt和Gluckler用莱比锡Leipzig的传媒集群案例，表明新产业空间的出现是不依赖产业传统和历史现象的，而是受自发产生的突然行为驱动[19]。与演化范式将新产业出现归结于机会或自由事件的论述不一样，Bathelt强调关键行为者(keyagents)的角色，认为关键行为者能够在激发相关产业的集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3]。在创造区域竞争优势和促进区域增长方面，关系范式强调在地方资源、技能、共享的信任、标准、路径和其他地方制度结构中的特定社会经济嵌入性。在解释新产业的空间演化方面，关系范式采用地方化能力的概念，强调制度结构的重要性，如高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孵化组织和制度厚度的建立。在关系范式看来，演化范式所强调的路径和创新性仅仅是驱动区域和部门增长的很多个要素中的一个而已。事实上，两种观点都在努力解答新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但都很难预测新的产业到底会在哪里出现。两种范式都对区位机会窗口的概念进行了补充性认识：演化观点认为制度环境不是未来新部门发展的必然因素；而关系观点认为制度结构会成为地方化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主要讨论的是引致区域增长或衰退的结构变化过程和机制。演化的和关系的视角都将集体学习视作激发区域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都赞同将知识创新作为区域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驱动力。演化范式偏好于用“路径”概念对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进行解释。一方面，运用“最适路径(op-timalpath)”解释空间系统的集聚。演化观点认为知识集聚的过程发生在企业内部，企业以试错的方式进行行业知识的累积；而市场竞争表现为一种选择过程，使得精明适用的路径得到扩散，愚笨不适用的路径逐渐消失[29]；结果，最精明合适的路径(即最适路径)被沿袭，使企业更有竞争力而且会可持续地增长。另一方面，运用“路径锁定”解释空间系统的衰退和扩散。演化观点认为由于路径依赖的持续，已经建立的空间类型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当拥有特定资源、能力和制度结构的专业化产业区不能与变化的市场需求相匹配时，就会出现路径锁定状态；产业的学习与创新能力受到限制，先前的组织路径不能再适应新的状态，固化路径在解决新的问题时会趋向失败，进而导致了产业的衰退或扩散[24]。关系范式常采用“交互学习(interactivelearn-ing)”的概念来解释区域发展[44]。交互学习不仅仅涉及到建立技术和组织的创新，而且涉及到建立广泛的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牵涉到多种形式的流通资本，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文化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种形式，所以区域发展路径实际上是在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区的发展依赖交互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调整和改造能力。由于原有关系的断裂，一些新、小产业的能力也可能会被重新整合成新的发展路径[44]。关系视角不赞同演化范式提出的持续路径依赖轨迹，而是倾向于采用整合的政治的(或部门的)危机和断裂(crisesandruptures)概念以便能够与更加复杂的现实相匹配。相对演化经济地理，关系经济地理在解释宏观层面区域发展中的集聚与扩散方面的观点相对较少。两种范式在一些核心概念上存在细微差别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批判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相同的核心要素，在解释经济地理核心问题过程中也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为了更加透彻的了解这两个范式，还需要放大这两个范式的概念差异，以便进行比较。从时间的概念上看，相比较演化方法，关系视角较少关注历史；尽管关系范式也会讨论演化和路径依赖，但在其方法上更多是静态的。从分析的层次上看，关系范式主要是关系和网络；而演化范式常使用企业(区位选择)、产业(空间演化)和区域系统(演化)作为主要的分析层次。从对经济景观的解释上看，关系范式集中在关系和流上，常采用社会相互作用和网络等概念；而演化范式强调以个人和组织知识及技能为特征的组织路径的角色，将企业个体作为解释经济景观3个层面(企业、部门和区域)的空间结果。从对制度的理解上看，关系视角非常有力地把制度整合到分析框架中，认为在任何条件下分析区域发展，制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演化范式把市场作为选择机制中的重要因素。从方法论上看，关系范式主要是以定性的案例研究为主；而演化范式有比较广泛的研究方法，从模型构建和定量分析到定性案例研究都可以用到。为什么这两个范式会出现这些细微的差别呢？可以从他们的来源或根基上进行解释。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地理学远离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吸收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科学转向一个更加多学科的方法。关系经济地理与社会学有很强的联系；而演化经济地理学源自于演化经济学的思想；这正是两个范式存在差别的重要原因。两种范式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存在相互影响和互相包容经济地理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被认为是在当前经济地理研究潮流中占有优势地位的，而且是更具包容性的，一种方法可以整合进另一种方法并成为其重要建构特征。一方面，根据Bathelt和Gluckler[19]以及Emirbayer[45]的观点，关系范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理论框架或分析模式，集成了演化方法的核心问题(如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就像演化经济地理强调引致或阻碍经济景观适应性的过程和机制一样[25]，也受到了关系视角的影响；取代企业、个体和区域等被定义了的实体，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历史过程被认为是造成经济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且，关系方法被看作是同演化经济地理的核心挑战相一致的，都将区域、集群和网络的增长、结构变化和转型升级的解释作为重要内容。
摘要：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跨越了主流经济学理性人、最优、均衡的藩篱，提出历史演化、满意、多样性假说，并借用生物学基因的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的运作，为解释经济系统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动态变化的研究框架，使经济学面临着更大的革命。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纳尔逊和温特强调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程序化的、说不出来的知识，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达尔文的遗传机制、“新奇”创生机制和选择机制是演化经济学类比和隐喻的基础，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语言演化；经济发展；地理禀赋；互联网；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013-05
纵观人类语言发展史，语言文字始终处于动态的演变之中。从腓尼基字母到希腊字母再发展演变到拉丁文字：从甲骨文发展到如今通用的简化汉字，都经历了较长时期语言变异的过程。期间有的语言可能已经消亡，有的语言新生，有的语言变体。从横向来看，即使印欧语系中的英语也存在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的区别。语言文字发展史告诉我们语言具有演化特征，这一命题已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可。尤其鲁宾斯坦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与语言》中认为“经济学试图将社会秩序解释为从某些甬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常规性：这一点对语言也是适用的。”他试图用演化博弈的方法研究语言演化，“语言被认为是一种行为现象，而且如果它不能服务于人们的需求，那么演化力量将会发生作用，以改进其功能。”值得一提的是，鲁宾斯坦在其著作中也介绍了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论述交易演化与语言存在的关系；哈耶克也是语言演化论者，他用自发秩序原理论述法治演化时类比了语言，认为“与语言、货币或者大多数社会生活赖以存在的和机构常规惯例一样，法律机关当然也不是由一位智者发明出来的。”可见语言演化的问题较早就被经济学家关注。
经济学者研究语言演化，主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如成本与收益分析和计量经济学的工具研究导致语言演化的外部因素，即语言演化的动力机制，剖析语言演化所引致的经济效果。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可以为人类起源提供启示。寻找语言演化的历史轨迹也能发现某些语言的亲缘性以及理清人口迁移的路径，这也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纲领之一。
一、经济发展无疑是语言演化的重要动力机制
语言演化的首要动力机制应该是经济发展这是因为：首先，从微观上讲，语言具有资源属性和价值属性。资源追逐利润的经济学原理决定了理性人学习通用语言以求提升人力资本。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获得更高的交际收益。如此，减少本民族语言使用时间，增加通用语言的学习时间，可能会导致本民族语言的弱化甚至消亡。世界上有七千多种语言，实际上只有十几种语言被广泛使用。从宏观上看，经济发展促进了国际以及区域贸易的广度与深度，而贸易是一种互动行为，作为互动行为的常规工具就是语言。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客观上需要使用通用语言，因此增加了通用语言的吸引力。此外，频繁的贸易增加了语言接触，很容易促进语言融合和语言借用，所谓“洋泾浜”现象就是这种语言融合的结果。其次，经济发展与强势是提高语言通用度的重要原因。英语的强势以及高通用度就与英美国家的经济强势有较强的相关性，这种高通用度的语言深受个人的青睐，成为当前二语选择与习得的最主要的语言。当然，经济发展未必一定会造成语言强势，但是本民族语言强势往往会与本民族经济强势有关，至少一定历史时期本民族经济是发达的。第三，经济发展推动了语言文化产业的发展。语言产业发达的重要标志是更多的人投资使用某种语言，其投资语言的动力机制主要是该种语言所带来的收益以及学习成本，这和该国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当前英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了英语产业的发达，全球GRE等考试培训业足以显示英语的吸引力。英语的全球推广不仅使英语吸收了各民族的语言，增强了英语的生命力，促进了英语演化。还可能会使一些小语种社区的人们放弃本民族语言的使用。
直观的数据和实证结果验证了经济发展对语言演化的重要影响。各大洲的语言种类差别较大，欧洲语种最少，非洲语种最多，这与大洲的经济发展差异有关。欧洲平均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语种较少，与之相反，非洲语种就较多。从实证研究上看，拉奇尔建模论证了学语种语言可以获得高交际收益，导致小语种语言可能被大语种语言同化。德・斯旺的语言Q值模型论证高Q值的语言其吸引力较大，生命力就越强，相反那些低Q值的语言则因为吸引力弱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消亡。切齐和金论证收益与语言使用的相关性，大语种语言可能会同化小语种语言。
经济发展导致语言演化的形式主要有三：第一。经济社会的发展衍生出许多与经济相关的新词汇。例如，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汉语出现了较多的新词汇，比如
“科学发展观”、“新常态”、“一带一路”、“绿色GDP”等等。这些新词汇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恰恰新词汇的“所指”体现了语言经济原则，即用较少的词汇表达更多的内容：“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要义：“一带一路”则用较少的词汇表达了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丰富政策内涵；等等。当然，经济发展是衍生新词汇的动力，反过来，新词汇也表征了经济发展的趋势与动力。第二，经济发展与贸易往来提高了交际的频率，促进了语言的接触与融合，有些词汇约定俗成，形成新词汇。比如英语借用了许多汉语词汇：LaoZi（老子）、lianghui（两会）；汉语中也吸收许多英语词汇如“T恤”就是此例。词汇的交叉借用不仅没有降低该语言的纯洁度，反而提高了该语言的通用度，增强了该语言的生命力。第三。经济发展导致语言趋同与语言简化。语言简化其内在的动力仍然是经济的因素。比如口语的简化正是省力省时的表现，而繁体字演变为简化字正是适应于降低文盲率，提高人力资本的需要。
经济发展与语言演化都是动态的过程，经济发展影响语言演化往往是不同步的，可能存在时滞。但并没有否定两者的相关性。认识经济发展是语言演化的重要动力机制，语言演化是一种自觉行为，因此不应该对语言消亡过分忧虑，也没有必要保持语言绝对纯洁度而否认语言的变异。
二、地理禀赋与语言演化趋势
地理禀赋主要包括地理面积、地形因素、地理距离以及气候条件。地理禀赋是影响语言演化与分布的重要因素，并形成新的学科分支地理语言学。世界语系以及我国各方言的划分主要是根据地理区位来划分的，足可以说明地理禀赋影响语言演化的权重。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地理禀赋影响语言演化的传导机制是交易成本的扩大与节约。地理面积越大，地形越复杂，交通越不发达，气候越恶劣，很可能造成市场的分割、运输成本的增大以及人口迁徙的障碍，较容易演变成语言的多样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亚洲土地面积较大，其语种绝对数量也最多。相反，欧洲面积较小，其语种绝对数量就较少，见下表。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大洋洲面积较小，但是其语言种类最多，这与其地形条件有较大的相关性：大洋洲包含众多的岛屿，互动中存在着更高的运输成本。就单个国家来说。岛国的语种数量和语言多样化指数偏高，比如印度尼西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领土大部分是由岛屿构成。其地形因素决定了本国语言多样化的情形。从语言地图看出这两个国家的语种绝对数量分别约为710、830；语言多样化指数分别约为0.8、0.99。另外，北美洲洲际面积较大，但语种较少，这与其较高的经济水平有关。因此。以上反常态事例不仅没有否定命题。更有力地验证了命题的正确性。再比如我国南北方言演化存在差异与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可能与地形有关。北方平原居多。各种方言虽有音调差异，但是不影响交际；而南方地形复杂，即使同一县域内也存在难以交际的方言。地理距离也是影响语言演化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地理距离影响语言演化的理论传导机制是交易成本的扩大与节约。例如，世界语言谱系树就是根据区域来划分的。具有空间上的连续性。邻国往往被纳入同一语系之内。再比如，邻国的语言基本上相似：瑞典语、挪威语以及丹麦语就可以互通；许多日本人也能认识汉字。地理距离越近，明显地缩小了交易成本，两国的交际频率就越高，就越能促进语言的融合。地理禀赋影响语言演化还有其他系列观点，如有学者研究，在地理上孤立的人口族群会因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而丧失基因多样性，但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相对孤立的语言的音位丰富性高于有许多“邻居”的语言。
综上，语言演化有明显的地理依赖特征，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地理禀赋影响市场的统一性以及交易成本，从而影响语言演化的趋势与速率。一般来说，地理禀赋是客观的，但是地理禀赋作为影响语言演化的客观因素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而逐渐弱化，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互联网的普及改善了交通设施，促进了人口迁徙，改变了人们的交际方式，从而促进了语言新生和语言融合的多元化。
三、科技进步与互联网发展衍生网络流行语的约定俗成抑或消亡
科技进步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地理环境，缩小了人们的交际范围，增加了交际频率，或导致大语种语言同化小语种语言。或导致词汇互相借用与融合。但是无论是何种演化结果。都适应于交易成本节约的需要。作为语言演化的动力机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有重合的部分，科技本身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科技发展影响语言演化的传导机制可能会广一些，比如可以影响人口迁移，尤其是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扩充科技进步与语言演化的相关性，科技进步为人口迁移提供了工具，促进了人口迁移，而人口迁移应该是语言融合的原因。例如，从世界历史上看，科技进步促进了新航路的开辟，导致了美洲大陆的发现与欧洲移民。这就促使英语频繁借用了土著语占印第安语。当今。美国的各州地名以及河流，很多都是以印第安语命名的。科技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语言接触不再局限于人口迁徙，地球真正成为“地球村”。较为发达的通讯方式大大缩小人们之间的物理距离并改善了人们的交际方式，带来了网络流行语。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以及变迁是21世纪以来语言演化的重要形式。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新生性、简洁性、趣味性、不规则性以及口语化，网上交际可能不会过多地强调语法规则，双方了解语义就可以顺利交际，这本身就体现了语言经济原则。正是由于网络语言的简洁与省力特点才具有较高的吸引力。网络语言演化趋势表现为约定俗成抑或消亡，那些较有意义并且“所指”准确的网络语言逐渐为人们接受，约定俗成，形成新语言，比如用阿拉伯数字“88”成为“再见”替代语，有些较为粗俗的网络语言。不能被接受，很陕就消亡了。
从现实来看，科技进步带来了较为丰富的词汇，如CT、B超等。其中有些词汇中英文夹杂，简洁、生动、所指准确，约定俗成，成为汉语言中的基本词汇；而有些中英文夹杂语言尤其是网络流行语比如“hold”住、你“oUt”了等，这些网络流行语具有趣味性，但是网络流行语凸显年轻人追逐时尚及调侃的意义可能要大于这种语言本身所表达的含义，因此往往成为年度的流行语，可能不能够约定俗成，很容易消亡。总起来说，科技进步影响语言演化的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间接影响。科技进步影响经济发展、地理禀赋与人口迁移，影响互动中的交易成本，从而影响语言演化。第二，直接影响。科技进步带来了工具的更新与升级，因此衍生了许多科技术语。如前文所述的“B超”。此外，科技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互动迅捷化与多样化，产生了网络流行语，并且这种流行语数量越来越丰富。表达越来越简单。
通过以上论述表明，科技进步尤其互联网的发展对语言演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其衍生的新词汇反映了时代特征，并具有两种倾向：约定俗成抑或消亡。与此同时，科技进步也会加快语言趋同与趋简的速度。
四、语言经济原则与政府行为
语言演化应该是语言系统要素相互作用而导致的，其演化的特征仍然体现语言经济原则。语言内部规则主要指语言内部结构，按照语言学的定义。语言内部三要素包括语音、语法与词汇。语言的演化应该是三要素的演化，但是演化的速率和形式应该是有差异的，是不平衡的。其中词汇的演化速度最快，也较明显。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率先衍生或者改变新词汇，正如前文指出，人们在互联网聊天更多地采用新词汇，而不过分苛求语法规则或者语音问题。这本身体现了语言省力与语言节约的经济学道理。以英语中的汉源词汇为例。根据雷小兰、郭晶（2015）的分析，自16世纪中叶以来到21世纪初，汉源词所占英语词汇的比例呈不断递增的趋势。另外，不同语言的演化速率可能与语言的表音性还是表意性有关，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说：表音性文字其演化速率更快，表意性文字演化速率较慢。
综上可以这样认为，无论语言内部要素如何变化，都是沿着这样一种趋势即使用更少的语言表达更多的意义，也就是语言经济原则。按照索绪尔的语言学“能指”与“所指”的术语也可以用于解释语言演化的路径。所谓“能指”就是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反映事物的意义；“能指”具有多元性、任意性，“所指”具有固定性。唯一性。比如英语中的“people”、法语中的“personne”发音不同，但都唯一指向“人”的含义。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能指”意味可选择语言的约束集；“所指”即理性人的目标最大化，那么，在既定的约束集中寻找目标最大化的规划问题解必定是那些易学易懂的语言，这是因为，既然都能达到指向“人”的目标，理性人出于语言习得效率的考虑，必然会选择那些学习成本最小的语言，因此易学易懂的语言将成为语言演化的趋势和方向。
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对语言内部规则演化问题的研究可谓是殊途同归，如语言学家齐普夫提出了语言省力法则和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原理是相同的。姜望祺（2005）对齐普夫的语言省力原则做了较为完整的论述：“Zipf认为，用词经济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说话人的角度和听话人的角度。从说话人的角度看，用一个词表达所有的意义是最经济的。这样，说话人不需要花费气力去掌握更多的词汇，也不需要考虑如何从一堆词汇中选择一个合适的词。这种‘单一词词汇量’就像木工的一种多用工具，集锯刨钻锤于一身，可以满足多种用途。但是，从听话人角度看，这种‘单一词词汇量’是最费力的。”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的“语言省力”即用少量的语青表达更多的意义。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但这不是说词汇越少越好，词汇需要满足所指准确，以满足信息传递的效率性。简言之，就是要在听话者与说话者的博弈过程中达到经济均衡，这又与Laurence Horn的“两原则模式”（听话人省力的Q原则与说话人省力的R原则）不谋而合。
如前文所述，语言如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是演化的，但是语言演化的进程中存在着政府构建语言文字的行为。中国历史上就存在某些语言文字是基于权威主义的构建，比如传说中的“仓颉造字”、秦始皇的“书同文”。近代历史上也有新中国规定的《简化字使用方案》。从世界上看，也存在所谓的“世界人工语”。那么。如何理解语言演化进程中的权威主义行为？黄少安、苏剑（2011）把语言分为口头语言和文字两种形式。认为口头语言是演化的，而文字主要是构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语言演化与构建的矛盾。虽然存在着政府或者其他权威主义的构建行为，但并没有否定语言是演化的这一命题。首先。语言的构建是以演化进程中的本民族语言为依据，并不是主观臆造的。秦始皇的书同文，正是李斯在秦国文字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六国文字，构建“小篆”作为通用文字。汉字的简化字是根据汉字草书构建的。世界语的形成也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为基础。因此，可以认为，权威主义的构建行为实质上遵循了语言演化规律。当然，政府的构建语言文字的行为本身是为了经济效率的需要，也适应于交易成本的节约，这可能有助于推动语言向更简单、更简洁、易学、易懂方向演化。例如汉字笔顺的制定，有利于速写、省力与美观。其次，如果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理解，那么政府构建行为就是语言演化的外生变量。政府的每次构建都在较短时期改变语言演化的路径。但是从长期来看，语言还是演化的。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演化和构建的不和谐性就会消失。任何建构都是局部和短期均衡的，是长期演化过程中的某一驻点。
我们说语言是演化的，是自觉行为，是一种普遍规律。但并不是说在语言演化的进程中尤其小语种消亡面前无所作为。首先，不应该对语言消亡过于忧虑，在尊重语言演化规律的基础上制定适宜的语言保护策略。其次，应该致力于语言推广，提高本民族语言的通用度，增强本民族语言的吸引力。虽然语言推广在短期内不可能提高本民族语言的通用度。但是加快语言推广，可以让外国人更熟悉本民族语言要素中的语法、词汇等特点，从而降低本民族语言的学习成本，提高习得效率。这正反映前文所讲的“能指”与“所指”的经济学内涵，理性人选择学习成本低的语言以使目标达到最大化。当前，世界的通用度最高的语言是英语，但是最初并不是如此，就如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所言，“在对当今英语进行考察之前。让我们再概略地回顾一下这种语育的发展历史，就和拉丁语一样，英语最初甚至可以说是很不起眼，没有人能预想到她有一天会成为一种世界语言”。英语的通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美国家推广英语的制度安排。诸如英美国家语言准入考试，GRE以及托福等，与之相配套的英语语言产业在全球的普及与建立传播了英语，增强了英语语青的吸纳能力与生命力。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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