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传统文化；精神文化；传承
（1）目前，中西方文化正处于大规模地交汇、碰撞与整合的新的历史时期。西方文化中具有许多宝贵的、为中国所十分稀缺和需要的成果，诸如科学技术、市场理性、法制精神、个性发展、创新智慧等等，我们需要很好地消化吸纳。同时，西方文化有一些糟粕需要防范和清除，诸如极端个人主义、悲观主义、物质消费主义等等。而目前的中国人深受西方不良文化影响，特别是西方的物质消费主义思想。
在中国，到咖啡馆喝咖啡被认为是一种时尚，在西方国家喝咖啡只是家常便饭；“哈韩”现象普遍存在，以致被认为是时尚潮流。这种影响还表现在艺术追求方面，年轻人爱寻求刺激，把一切都看作是游戏。他们喜欢美国大片，导致中国名导演也是迎合西方人的胃口来拍电影，追求宏大场面，而不追求实际内涵。酒吧摇滚乐近年特别流行，歌手边喝酒边唱歌，那些到酒吧喝酒的人，也是不分年龄，一律疯狂。
由此，审美距离和心理距离消蚀，艺术变得越来越粗俗和越来越不可理解，并直接导致了两种倾向：一是媚俗，走的是大众趣味、时尚趣味的彻底庸俗化之路；二是孤芳自赏，走的是一味抽象化之路，使艺术成为一个个很小的圈子内的人才能理解的东西。
当社会快速发展时，很多人表现出心态失衡、浮躁。这种没有含金量、没有内涵的快餐文化，只是满足了人们一时的需要。大家极端地追求物质享受以及快餐文化，缺乏理性的文化支撑。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工作压力加大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体会不到幸福的感觉。有经济学家调查发现，在全世界，东南亚人的幸福感最低。这其中，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下降得最快。[1]精神空虚、幸福指数下降，失去了主流价值观，一些人的道德开始滑坡。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从新闻中看到一些人没有正义感，失去了同情心，在罪恶现象的面前一个又一个地扮演着看客的角色。最有害的是，一夜暴富引领着社会价值观。“超女”、恶搞等现象是当代经济大环境下人们价值观畸形嬗变的突出案例。一旦主流和传统道德被边缘化，社会就会陷入价值失调和道德焦虑。
据了解，在美国，很多人一周都要义务工作四个小时，去小学、养老院等地方做义工。在发达国家，道德观念、信用制度、公益事业以及民主法制之间相互补充。如果在是与非的价值判断上没有主流价值的导向，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态就会陷入一盘散沙、一片沙漠。我们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大可不必将其与主流社会的取向完全对立。我们甚至还可以考虑，人们的基本道德底线教育可以由宗教来承担。
（2）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时期，要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需要侧重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西方文化，我们过多地借鉴吸收了其形式方面，模仿味道相当浓厚，但却缺少真正的时代精神体验；而对待民族文化传统，我们往往在一种符号和包装意味上认同传统，而传统文化的真正精神却仍有待发扬光大。
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传统节日文化的复兴与创新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和有效方式。鉴于目前我国法定节假日体系的实际情况，保护传统节日文化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是给除夕、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主要传统节日增加法定假日。[2]
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这种传统的节日文化代代相传，在民间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些传统节日，也历来被人们所看重。因为传统节日是聚集民族情感的一个载体。民族感情弥足珍贵，将其弘扬、彰显，对于促进民族认同、增强归属感，是十分有益的。“过传统节日”，过“年味浓”的春节，则是抒发这种情感的一个机会和手段。节日里，人们沐浴在传统节日文化的氛围中，品尝传统美食，回味民族历史，讲述文化传统，使人们的情操得到陶冶，关系更加密切，家庭愈加和睦。
以春节文化来说，其实它含有很丰富的内容，其中春节前的腊月，就有着很多的“说头”：腊八要喝“腊八粥”、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七写对子、二十八贴窗花、除夕晚上的年夜饭等等。这些“说头”中，有传说、有故事，蕴含体现着一定的文化知识。如习俗文化、礼仪文化、节庆文化、孝文化、餐饮文化、书法、剪纸文化等。这些文化有着丰富的内容，有着很高的品位。目前，春节放假日期一般从初一到初七，也有人提出应从大年三十开始放假，因为大年三十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全家团圆是必不可少的。
许多中国传统节日与其本质和内涵渐行渐远，春节成了“送礼节”、清明成了“烧纸节”、端午节成了“粽子节”、中秋节成了“月饼节”了。近年来，在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下，在洋节日的冲击下，中华民族民间传统节日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所展示的文化内涵，以及所具有的文化和社会功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节日的商业化和同质化倾向严重，传统节日的丰富内涵和社会功能也越发单一了。
不少国人对中华民族民间传统节日及其文化持否定态度，至于民间庆祝传统节日的“八仙过海”、“踩高跷”、“跑旱船”等传统习俗，也一律被归纳到“迷信、落后和愚昧”的范畴；但是，他们却异常热衷于庆祝洋节日，目的是为了感受洋节日的“浪漫、激情和豪放”的气氛。总而言之，在某些人眼中，但凡来自中华民族的民间传统节日、传统习俗及其文化就意味着“迷信、落后和愚昧”。而来自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等节日，统统被列为“浪漫、激情和豪放”的化身，属于人类文化进步的代表。这种状况有待国人深思。
中国传统端午节，总被国人当“粽子节”在度过，结果被韩国人抢先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国申遗成功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启示：他们对传统的文化活动注入了现代的元素，成功地实现了现代转型，并得到了国际认同，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借鉴意义。
（3）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衰退问题的严峻性，纷纷发出了提倡民族文化自觉性的呼吁声。但是，没有消除某些国人因崇洋而产生的民族自卑感，进而产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持着扼杀、自毁、自灭的态度，又将如何发挥并提高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将何去何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会不会必须先“出口”然后才可以转为“内销”？
当下中国文化氛围和品味并不比西方强，某些方面甚至更差。西方有基督教文明，这是西方的传统文化，而且源远流长，同时渗透在很多方面。很多人把宗教等同于迷信，这是对中世纪宗教的传统看法。现在基督教已有了很大变化，美国大多数人把它看作传统文化，宗教色彩已逐渐淡化。
东方文化讲究精神文明，中国精神文明更是源远流长，而现代西方人则偏重追求物质文明。可是，目前中国物质文明发展很快，而对精神文明的重视还赶不上西方及日本和新加坡。西方精神文明早已存在堕落趋势，很多海外有识之士呼吁用东方文明来补救西方文明，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用于西方精神文明的重新构建。当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不加以重视的时候，外国人却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纷纷要求开办孔子学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说孔子并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但也包含了很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
武汉电视塔（曾是江城人民引以为荣的塔）上面曾经出现的洋烟广告让有中华民族意识的中国人看着很不是滋味。这类广告若出现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上，必定会引起民众公愤。可以说全世界对香烟广告一般都有限制，何况在民族精神象征之处。不久之后，有关部门来检查，洋烟广告才撤了下来。
由此可见，对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我们不能采取顺其自然、无所作为的态度。
从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的正式启动到《长城保护条例》的实施；从祭孔大会到新儒学，从汉服热到私塾热，孟母堂事件使得学者、教育部门和民间全被卷了进来。回归传统文化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诉求。
（4）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身份标识和文化记忆，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背景下，独特的、多样性的传统文化是国家立于世界的重心。任何传统艺术形式都会随时代变迁而变化，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独特的哲学观和审美观，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对现代世界有着积极意义。[3]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表示：如果我们摒弃偏见，静下心来整理自己的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内向的深入挖掘，就会认识到传统文化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之一，它对提高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作用，将不亚于经济和科技。
1）警惕文化糟粕，营造一个清洁的文化氛围。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炒作“名人”隐私、网络、“恶搞文化”等如今已经成为“流行文化”；除此之外，当下戏说历史的电视剧火爆，其实也是在恶搞历史。这些必需引起我们的警惕。这股“恶俗风”是一些精神“毒药”。虽然一个民族需要幽默和笑声，但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文化内涵，现在什么都可以拿来娱乐，什么都可以毫无禁忌地随意歪曲、取笑，很多的“娱乐”都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传统思想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中国人最基本的正义感和道德观丢失了，久而久之，我们的精神世界也会被毒害。
2）使全体国人树立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加快文化立法。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必然体现为民族文化。要避免传统文化水土流失的现象，首先应当唤起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使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树立文化自豪感，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政府、社会、学校、新闻媒体、出版部门、文艺社团都要想方设法。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礼仪、饮食、建筑、服饰等，它们构成了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国内外大量事实表明：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了解历史、教育后人、凝聚国民、鼓舞人心、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的功能。二是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江苏、浙江等地于2006年已相继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3）现代传媒的决定作用与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德国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彬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国人对当代文学失望之际，2006年我们又经历了传统文化的回归和持续升温。由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造就的“学术明星”掀起了一轮轮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的读书热。他们的讲稿一经出版就销售一空。女学者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首印60万册，首日销售超过一万本，刷新了易中天《品三国》首印55万册的纪录。
调查发现，之前人们自觉读《论语》《庄子》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非常少，经过于丹的阐释，人们的兴趣提高了。学者从深居书斋到电视明星转变的过程中完成了传授方式的革命，电视讲座因此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和传播方式，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结合的胜利。由此引人思考如何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从前总有人空喊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可是效果不显著。有人甚至由此评价如今的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一代不如一代”。弘扬传统文化，有一个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采取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接受起来就比较容易。且不论于丹等诸位学者的讲演引起了学者褒贬不同的评价，传统文化借助于现代媒体进行传播永远不失为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因此现代传媒对于人们的精神文化所起的引导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4）正确对待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文化传统大部分是保留的。日本、新加坡发展了，但它们把传统文化保存得很好，也保存了很多中国文化，因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已溶合到他们的民族文化中。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有用的东西来促进现代化，这是很聪明的做法。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决不意味着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
北京本是历史名城，但现在已被钢筋水泥淹没了；而巴黎、柏林的老建筑则保存得很好；法国古老的拉丁区至今风貌依旧。而中国摧枯拉朽地拆毁了老建筑，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感到遗憾的事实。
提倡精神文明重建，发扬中国固有的优良传统，在任何时期，都要吸收西方人文主义的优秀成分，再加上今天新的创造，三点结合起来，以我为主，以今为主，就可以做得更好。由于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偏见，使我们不能正确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5）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历史上曾有两种片面观点：一种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文化的障碍，恨不得把传统文化彻底消灭；另一种是对传统文化的顶礼膜拜，把传统文化神奇化。
在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应具有健康、积极的心态，发掘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国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经济、文化、科技已有举世瞩目的发展。因此，在文化上应该和在经济、政治、外交上一样，无需顾虑重重，要有勇气实行“拿来主义”，把古代、近代、外国、中国的一切传统文化中的东西，凡对我们有用的都拿来，统统为我所用，加以吐纳、吸收，以重建世界上最优秀的精神文明。
参考文献：
[1] 唐旺盛.幸福指数为什么不能取代狂热的GDP崇拜？[N].中国经济时报，2006-7-15.
[2] 黄涛.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与构建和谐社会[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商业伦理困境；破解策略
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商业行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陌生，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商业行为也逐渐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准则和要求，但对于商业伦理的研究却始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当时，由于美国的一切企业过度追求利润，从而规定垄断价格、受贿、欺诈交易以及环境污染等，使得商业丑闻不断被曝光。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1962年公布了一个报告——“AStatementtoBusinessEthicsandaCallforAction”，自此，商业伦理开始应用于商业实践。商业伦理是商业主体与相关人员在频繁的商业活动中对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处理方式及其后果的总称。它的研究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如Reidenbach和Robin(1990)提出，商业伦理研究道德的公正性、相对性和契约性三个方面。孔南钢(2011)提出，商业伦理研究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商业伦理。概括的说，商业伦理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商业行为本身进行道德评价；二是对相关利益群体本身进行道德评价；三是对商业制度本身进行道德评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各商业主体充分认识到商业伦理对自身生存能力的重要性。但现实却非常残酷，一方面虽然由于媒体的力量以及政府打击违背商业伦理行为的力度加大，很多商业主体因为违背商业伦理而无法正常经营，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商业阵营中仍有大批的商业主体甘愿冒着伦理道德风险去获得短期利润。媒体不断曝光的环境污染、商业欺诈、食品危害等现象仍然层出不穷，给整个商业文明的良性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害。作为商业基石的商业伦理一次次遭受到了挑战，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商业伦理困境。如何破解商业伦理困境，是摆在众多研究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1商业伦理困境及其产生的原因
商业伦理困境是我们在商业行为中遇到的一些在伦理判断上左右为难的情况。当商业主体按某种方式采取行动的一个理由被不能按这种方式采取行动的另一个理由抵消时，就产生了伦理困境问题。对于商业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1.1商业伦理判断的标准问题
商业伦理判断也称商业道德评价，指人们依据一定的商业道德标准，运用相应的方法、方式，对他人或自身的商业行为进行善恶判断。商业活动中绝大多数判断基于一些公认的伦理原则或规范，如诚信、公正等。而对于商业伦理判断的原则主要有功利主义、权利论、公正论、关怀论和美德论。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在对某一商业行为具体判断时却很难用某一种原则做出最终的结论，比如公正原则，任何一种商业行为，不管是在分配还是在补偿等方面，很难做出真正的公正。所以，只有准确掌握了功利主义、权利论、公正论、关怀论和美德论等主要商业伦理评价理论，兼顾东西方文化差异，根据我们的国情以及某种商业行为本身特性，充分考虑个人、组织、行业、职业和社会等因子，才能够有效做出商业伦理判断。
1.2对商业主体使命的认识问题
按照德鲁克的观点，一个商业主体在创立之后，要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应该是什么？综合专家的观点，一个商业主体的使命应该是对组织愿景的描述，对组织价值观的阐释，是对组织存在的必要性所做的说明，是对组织要达到的目标所做的带有哲理性的正式说明，是组织的座右铭。如果将商业主体的使命理解为赚钱，就混淆了使命与经营性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商业实践中就会导致商业主体不顾自己的社会责任而片面追求自身利润，最后，除了自身因为违背了商业伦理而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其行为还对社会环境造成了直接危害。
1.3社会对违背商业伦理行为的容忍度问题
之所以在我们的周围一次次出现违背商业伦理的情形，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各个利益相关体对于这些行为的容忍度较高，导致很多商业主体有恃无恐。比如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从查处的案例来看，很多都反映出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够，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倾向；还有我们的媒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只有部分有着崇高职业使命感、道德感的媒体人敢于深入到一些无良企业内部为消费者揭开一个又一个行业黑幕；最后是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在我国出现的很多诸如“断轴门”、“速生鸡”之类1802017年5月事件后，商家的经营基本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整个社会对于违背商业伦理行为的容忍度都较大，很容易使那些有过这种行为的商家“死而复活”或“成了打不死的小强”。
1.4商业经营者本身的认识问题
我们的很多商家经常用“商场如战场”、“在商言商”等观点来掩饰自己违背商业伦理的行为，认为商业伦理和企业发展二者是一对矛盾的目标，顾此必然失彼，所以干脆放弃坚守商业伦理而去追逐商业利润，他们把“无商不奸”、“无奸不商”作为自己的经营信条，所以出现不诚信、不守法、坑骗消费者的行为就不足为奇了；还有部分经营者认为，自己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还没有尽社会责任的基础，这种认识也限制了其在组织发展之初就遵守商业伦理。
2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业伦理困境
几千年来，中国民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虽然在我国传统观念中，始终将商业置于末端，但商业从没有中断，在实践中，也逐渐形成了丰富而发达的商业伦理精神体系，并且其中有很多商业道德观点、思想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商业工作者。
2.1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影响下的商业伦理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它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又要履行具体的道德实践。具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呈现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观。儒家管理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强调“以人为本”。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所以贵于万物，不只是因为人具有知识，而且还具有道德性，要以人为本就必须尊重人的价值。“以人为本”就是“爱人”，“泛爱众”；二是“以德为先”的伦理价值观。以德为先，源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思想。孔子说“德者本也”，把德放到了做人首位，孔子思想的根本，可以归结到一个德字。在此，儒家伦理非常注重道德的修养，其“义利”观、“诚信”观等对现代商业伦理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三是“协调和谐”的伦理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普遍和谐的观点。首先主张“中庸之道”。，其次主张“和为贵”，最后，天人协调观。在传统文化背景影响下，中国商业文化注重伦理道德，表现出浓厚的伦理色彩。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伦理型商业文化，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晋商文化和徽商文化。晋商秉承的是一种以信义、勤俭、进取为基础的精神，他们以义制利，先义后利，主张用儒意通商，用儒家文化修身正己；他们勤俭节约，谨慎行商，崇尚“善贾”理想；他们以人为本，和谐团结，通过组织商会，进行同行间的经济管理和协调，约束会员；他们有严格的制度规则体系，形成了独特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进而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管理文化。晋商在优秀独特的文化底蕴支撑下，创造和培育出了优秀的晋商文化。徽商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和自己的经营理念相结合，成为明清商业史上与晋商齐名的最著名的商帮之一。他们以义生利，讲究“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他们认为，商人“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他们讲信誉、守信用，以“信”取“利”；他们讲求“仁”道，多礼让，乐善好施。徽商的特点是虽在经商，但利润的最大化并不是徽商的终极追求，他们同时注重完善自身，追求“义”、“利”结合，实施“以义生利”的商业模式，通过良好的道德伦理建立了和谐的商客关系，创造了一种和谐环境。
2.2中国传统商业伦理与当前商业伦理困境
作为商业主体，把利润作为追求目标无可厚非，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的道就是规律、道德、伦理。纵观我国传统的商业伦理文化，我们不难看出，对于现在的商业伦理困境问题，在中国传统商业伦理文化的历史上早已有了答案。首先，对于商业伦理标准的判断问题，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足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作为商业主体，在从事商业活动或进行商业实践时是不是真正践行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将是判断一个商业主体商业实践是否符合伦理的最根本标准。如果一个商业主体把自己的利润建立伤害消费者健康、消减消费者信用、污染消费者生存环境、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上，那它就不可能是“以人为本”，就是违背商业伦理的，正所谓“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其次，对于商业主体的使命问题。当前很多商业主体都客观强调自己的“商业”属性，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无可厚非，但他忽略了“义”和“利”的关系。我国传统的商业伦理中，特别强调“以义制利”、“义利结合”的伦理观。强调“义以为上，见利思义”，认为“义，人之正路也”，要求商业主体在追求利润目标的同时，不能违反硬性的法律规定，一定要重视调整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全体的义利关系。再次，对于违背商业伦理行为的容忍度问题。客观的说，由于中国受到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的熏陶，我们的公众对于维护自身利益的执着程度要弱于西方公众，我们总是强调“得饶人处且饶人”，但这不代表我们纵容这些行为，作为有失商业伦理的商业主体，应该为广大公众的谅解而感到羞愧，而不是感到庆幸。同时，作为监管的相关部门和相关媒体，应加大这方面的打击力度和报道力度。最后，对于经营者自身认识的问题。由于我国正处在转型期，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经营者开拓了眼界，但新的思潮也不断冲击着人们的伦理规范、价值观念和经济法律关系，社会组织及其个人的行为缺少了明确的价值引导和有效的内在规范约束，所以出现个别经营者对于商业伦理的短视行为。但如果想要有更好的发展，商家必须认识到履行商业伦理的益处，晋商、徽商之所以成为我国商业史上的传奇，就是因为他们始终秉承我国传统伦理的“义利观”，以人为本，重诚信，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应该为我们的广大商业从业者提供良好的范本。
3基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文化的商业伦理困境破解策略
经过历史的积累，我国商业伦理有了我们自身的特点，破解我国商业伦理困境也要在尊重我国国情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完全照搬西方的商业伦理建设经验是行不通的。
3.1加快商业伦理机制创新，完善商业伦理的管制机制
市场经济是规范经济，伦理道德属于精神范畴，但精神问题的解决绝不能单独诉诸精神的努力，如果仅凭商业主体的自觉，商业伦理困境问题将不可能得到解决，外部管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就是要求相关各方能各司其职，群抓群管，形成合力，有效促进商业伦理建设。3.1.1政府行政伦理体系建设和完善政府一方面要秉承公正精神、责任精神和自律意识，主动承担法律赋予的职责，规范自己的行为，努力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另一方面，政府要转变职能，变管理为服务，变指点为指导，还商业主体在商业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最后要完善和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促使政府行为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3.1.2违背商业伦理行为惩罚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商业主体在商业实践中的有失伦理行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惩处就会助长其继续此行为的可能，所以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有效的失范行为惩罚体系。首先，建立和完善法律惩罚机制。通过强化法律意识，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法水平，加大执法力度，及时惩戒伦理失范行为；其次，建立和完善商业主体的信用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对我国商业主体信用评估机制，做到公平、公正、真实反映事实情况，另一方面要加强和完善我国商业主体的征信服务系统，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把商业主体的信用数据即时，实现数据的即时性、可查性、权威性，让失范主体真正暴露在阳光里。3.1.3社会商业伦理监督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要提高商业主体的诚信度、责任心，就必须进一步形成对商业主体行为的监督管理体系。如加大对社会媒体的监督支持力度，允许媒体深入报道相关的不良企业，有关部门敢于一查到底；积极形成正面的社会舆论氛围，让每一个消费者都成为商业主体的监督者，建立完善的信息反馈机制；规范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的监督行为等。3.1.4商业伦理教育培训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美国商学院都开设了商业伦理课程，但当前我国各高校商学院开设商业伦理课的却非常少，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他们非专业素养的养成，所以非常有必要在我国高校商学院开设商业伦理课。另外，由于商业工作者的构成现状，很多人根本无法走进高校课堂，所以各地商业主管部门可以自己组织或委托相应机构对辖区内的商业经营者进行商业伦理的教育培训，从而在整体上提升我国商业经营者的商业伦理意识。3.1.5商业主体内部伦理规范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商业主体的“伦理”必须以“规范”的形式和内容成为企业行为遵循的依据，例如商业主体的使命、愿景、目标等，最终通过制定“企业伦理规范”将商业伦理落到实处，并积极宣讲，让商业伦理走进每一名成员的心里。
3.2加强商业伦理道德建设，构建商业伦理的内生机制
商业主体自身对于商业伦理的认识程度将决定着商业实践的伦理属性。除了用外部机制对商业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约束、引导外，做好商业伦理内部自生机制的建设也尤为重要。3.2.1用传统的“义利观”来指导商业实践传统的“义利观”是我国传统商业伦理的精髓所在，所谓“舍得舍得，有舍有得”，正是由于我国传统商业工作者这种“以义制利、义利结合、见利思义”的思想，才使得我们出现了长久不衰的诸如晋商、徽商等商业团体。商务主体参与商务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实现自身利益，理性商务主体的任何商业实践都是为了获利，因此商务实践活动是双方利各取所需的过程。但传统的“义利观”实现了利己与利他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共赢。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义利观”都是我们商业实践的精髓指导原则之一。这就要求我们现代的商业主体一要提倡合理利己。当我们的商业从业者有了正确的理念时就能正确的审视自己的行为，从而不再困惑。3.2.2牢牢遵守“诚实守信，公平交易”的原则商业组织不仅应把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更应该把组织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如果片面追求利润，就可能会出现欺诈顾客，或者愚弄合作伙伴，再或者抹黑竞争对手的行为。最终的结果必然会不断触碰道德底线而被社会所识别和淘汰。所以，商业组织可以追求利润，但必须以“诚实守信、公平交易”的原则为基础，恪守社会良知，尊重商业伦理。只要商业组织守住商业伦理的底线，才能有更多的商业合作伙伴与其合作，才有更广的客户基础，在赢得利润的前提下，组织才会走的更远，组织的最终利益才会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1]叶陈刚,王克勤,黄少英.商业伦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吴何.现代企业管理[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5.
[3]叶陈刚,王克勤,黄少英.商业伦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4]梁月,肖蓉贵.中国商业伦理建设的现状与困境探索[J].中国发展,2014(3).
[5]伍华佳.儒家伦理与商业伦理的重构[J].社会科学,2012(3).
[6]夏绪梅.企业伦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7]刘建生,封若非.晋商述评[J].山西大学学报,2004(6).
【关键词】传统文化 文化传播 困境分析 主要考量
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
著名学者梁漱溟分析了中国文化“文化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吸收若干邻邦外族融成”、“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等七点个性，①即使到了当代，传统文化之价值犹在，“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西跨文化交流只能局限于与当代的对话而缺乏与中国古代伟大心灵的对话，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西跨文化交流是不完整的交流，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文化是没有魅力的。”②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传统文化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角色，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文化需要跟时代很好地结合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才能在当代挖掘其存在的更深层次意义，才能被更多的人所认同和支持。
第一，提高国家软实力竞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1990年）首次提出了“软实力”概念，是相对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概念而提出的。文化软实力对外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对内关乎国民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相对于硬实力而言，文化软实力的力量更能以和平的方式来完善人类的思维方式，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彰显国家魅力。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各国在提升国力的同时仍不断强化其软实力，从而增强综合国力的竞争。第二，加强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力。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一直秉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宗旨，文化现代化的目标也正是得益于经济的迅猛发展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被赋予了商业价值，出现“文化唱戏、经济搭台”的现象，进而世俗化、娱乐化、商业化，挖掘不到价值的文化则无人问津，落得逐渐走向衰退的境地。然而随着文化建设在社会整体规划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经济的发展同样受制于文化的反作用力，依附于经济发展的文化最终也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循环。第三，凸显文化交流的新理念。梁启超在1896年《变法通义·论学会》一文中论证了文化交流的必要性：“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③”只有通过文化交流才能启发民智，将传统文化推向更高的视野。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文化转型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撑，因此解决了传统文化的转型问题，将会带动整个社会转型。
转型期传统文化走出去困境分析
困境的成因分析。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积累了辉煌的文化财富，也经历了全盛时期和社会改革时期，然而不管处于何种社会阶段都未曾放弃对文化事业的追求和改造。当代中国始终坚持不渝地走文化强国的发展路线，当人类迈入了新的时代，世界整体格局也随着新时代的来临有了大的转变。走固步自封、死守传统的老路，中国的命运将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呼唤传统文化走出去不仅仅是重拾传统，而是立足传统、创新传统，在不失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向现代化看齐。
随着中国在全世界的国际地位稳步提升，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也必不可免地与世界产生交集，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上也不得不考虑到的全球大环境。仅从文化层面来说，一方面中国悠久的文化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从好奇热爱到深入研究严谨对待转变，从美国唐人街的兴起就可以看到这里面不仅有广大华人的努力，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外来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传统文化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良影响，因此我党一直为创造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和谐努力，积极做好文化走出去工作，为整个社会转型贡献力量。
困境的表现形式。民族自卑情节的心理阻碍。我国各民族创造了诸如“四大发明”、“剪纸”、“戏曲”等传统文化形式，无不彰显着我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也吸引了西方国家对此进行积极的探索。然而随着近代鸦片战争的爆发，逐渐击毁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世界不再是天圆地方的乐土，蓄有辫子的老祖宗被人嘲笑，四书五经因为拯救不了当时的中国也被抛弃在角落，民族自信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民族自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新鲜器物的出现对国人思想的冲击。器物的变化是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能够反映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举例来说外国的火车引进到了中国，以往骑马赶路几天的路程只要一天甚至更短时间就能到达，这让国人产生了不如别人的自卑心理。器物的改变往往都与老百姓吃穿住行紧密相关，也是他们内心最能深刻感受到自卑的源泉。其二，传统文化本身所致。自古以来的封建枷锁已经造成了人们内心卑微，安于天命的惯性。传统文化已经规定了生活的林林总总，规定了作为子民必须顺应上天和君主。其三，综合国力的悬殊。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极力追赶，但在很多方面的竞争力仍不如西方国家，这样的现实对民族自信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文化交流的被动接受。根据文化交流规律，高势能文化总是向低势能文化进行文化输出。目前，鉴于经济、军事、话语权等因素，西方国家必然要进行大规模的文化输出和渗透。就世界范围的总体情况来看，我国仍处于低势能文化地位，出现了文化交流的逆差现象，同样也显露出资本主义国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在这样的整体形势下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走出去，化被动为主动，充分掌握中国在国际上的主动权。
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提出“西方中心论”指出世界上的文化都是围绕西方而展开的，西方文明是世界的中心，鼓吹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用自己的价值观去普及世人，用隐蔽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统治的目的。实践证明，西方对中国的认知是片面愚昧的，是没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妄自揣度。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从近代开始一直受到西方的影响，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没有真正占据主动权。我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已经迫在眉睫，传播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大众传播媒介的引领；强化海外孔子学院的建设；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合作等。通过这些途径，不断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精髓，打开西方了解神秘东方的窗口，加快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步伐。
传统文化认同艰难。在封建社会走向消亡以后，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摒弃旧制度旧思想，传统文化相对经历了被完全批判、被、被边缘化的过程。西方的文化快餐已经逐渐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改变了生活方式和观念。“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有着淡出我们视界的趋势，经典文化受到挤压和排斥；影视、通俗小说报刊、卡拉OK、MTV等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快餐文化’的盛行；好莱坞大片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冲击；图书出版受到话语权利和市场经济的制约越来越带有商业化的特征等等。”④诸如此类的种种现象，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给人难懂难学落伍的印象。
传统文化的认同是一个漫长的心理征服过程，需要正确地引导，实现其迅速发展可以通过多方面多途径来解决。传统文化从边缘化走向现代化这条艰苦之路过程中，必须得到受众内心的广泛认同才能促成传统文化走出去，这也是民族自信的一个构建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造成传统文化认同艰难的转型困境。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增强传统文化的认同是前提，必须在此基础上去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
实现传统文化走出去的途径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费孝通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觉”概念：“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⑤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我们受之于历代祖先的中华文化，民族自信要建立在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只有真正了解传统文化底蕴的民族才有可能自信起来。其次文化自觉中的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一定要占有自，不能被迫按照西方的模式和要求来进行改革，那样就失去了国际话语权，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必然也会被别人所表达。
文化自觉也是发掘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前提条件，为其加大实现的可能性，文化自觉需要的并不是简单地重拾传统文化，更应该对传统文化中有利于或者有害于文化建设的部分进行扬弃。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说的文化自觉并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认识，更应该对西方文化采取文化自觉，这是未来一种大趋势，必须结合西方文化的优越来创新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
不可否认中国距离西方的科技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但盲目崇拜和学习都不是一种好的消除自卑心理的手段。民族自信的构建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群体凝聚力，是中国在国际活动中的一股底气，必须作为文化建设中一项重要指标考虑其中。建国立本之际，文化建设应该立足于传统文化来展开，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重拾自信更好地为现代化事业贡献文化力量。
文化传播机制的完善。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拉近了各国之间的距离，也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竞争，一方面在大和谐背景下发达国家进行军事战争活动不仅消耗了本国的资源而且也败坏了自己的形象，为此他们便转向文化领域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另一方面，在竞争角逐中经济的比拼已经不能彻底征服弱小国家，他们转而向文化软实力投入更多的力量。由此看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能只等着别人来发现，还需要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把传统文化传播出去，利用文化带动经济发展，向全世界展现东方传统文化的精神所在。
传统文化走出去必须完善文化传播机制，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需要对文化进行适度的宣传才会被更多的人所知晓。这里说的文化传播机制的完善并不仅仅是对外的传播，也包含国内的传播与弘扬，因为本国人民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也是推动文化转型的一股力量。文化传播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突破传统拥有了新的媒介，增大传播范围和效果，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文化传播机制的创新。在国际社会上如果不主动表达自己就必然被别人所表达，完善文化传播机制是中国外交的必要选择，必须立足本国国情，把传统文化能为现代所服务的精髓进行提取和优化，打造文化品牌，这不仅仅加强了国际对中国的进一步了解和肯定，也为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生机。
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传统文化产生于封建制度之中，也在封建社会繁荣并被统治者极度推崇过，延续几千年依旧地位稳固，必有其可借鉴之处，虽然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主义时期有所弱化，但在某些方面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和许多制度化、规范化的东西盘根错节、紧紧缠绕在一起，由此形成的文化网络仍然在很多情况下维系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⑥，传统文化也在支撑着社会文化体系，凝聚着社会的向心力，在新的时代必须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做好文化继承发扬工作。
传统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必须放在更重要的战略位置。应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拓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渠道，更好地守护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传统与现代文化确实存在客观上的差异，发掘其现代价值才能缩小其差距，加快完成现代化转型。一方面传统文化可以创造商业价值，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文化交流带来了人的流动，给中国经济市场带来了新的投资者和消费群体，给经济带来了新的生机。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发达国家的民族文化应在这些国家所进行的争取自由的斗争的中心地带占有自己的位置”⑦，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必将发挥积极作用，为中国争取自由公正的国际地位做出贡献。
传播主体的现代化培育。培育现代化的传播主体，是与马克思关于人类全面发展的思想相契合的，如果人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层次，那么必然会成为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最强阻力。著名的“英格尔斯效应”也印证了这样的观点，就算是再先进的生产工具如果交给还停留在传统思想的人身上就不会起到作用，“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⑧
当代中西文化交流带来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也激发了国民冲破传统约束，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经由群体文化向个人文化的转型，就是要个人为寻求自己的价值而努力。当今社会也要求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但是不以牺牲个人的价值为前提，让一小部分人先发达起来带动落后的群体，只有人民真正自由民主富裕了，整个国家才能真正地富强起来。
传统文化走出去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假说是这样表述的：任何社会行动背后都需要有无形的社会精神的支撑。而在传统文化走出去这项大事业中同样也需要社会各阶层的齐心协力，只有中国人民自己真正认同的文化才有可能打动世界。
总结
当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交流活动都不一样，也给传统文化带来了挑战和机遇，传统文化只有通过主动走出去才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一席之位。在我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很有必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来构建中国的形象，只要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国情，坚持我们既定的原则，就会不断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加快传统文化的传播步伐，从而彰显传统文化价值。
（作者分别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注释】
①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页。
②崔婷：《全球化与当代中国跨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③吴佳勋，李新华：《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7页。
④王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4页。
⑤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第195页。
⑥孙兰英：《文化共存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4页。
⑦[法]弗朗兹·法农：《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纽约：格鲁弗出版社，1968年，第188页。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困境；发展道路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6-0071-02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涵义及特点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涵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的发展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它与中国的历史变迁紧密相连。在远古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在广阔、富饶的华夏大地上辛勤耕作，并留下了自己活动的印记和智慧的结晶。后来，随着华夏族、汉族活动范围的扩大，各民族间的往来也越来越密切，民族间的碰撞与融合滋生出了新的文化特色。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丰富博大的有机整体，既包括汉民族的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综合多家观点，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且得到延续的具有重要价值的稳定的物质和精神现象的有机复合体。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1.注重和谐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和”，例如天人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体现出“和”的思想。纵观我国传统文化，“和”的思想主要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观；和为贵、厚德载物的处世哲学。
“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它将自然界与人纳入一个整体，强调人们要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大自然面前是被动的，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虽然自然规律是客观无法改变的，但我们可以改变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从而达到一定目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充分说明中国人重和谐统一，但却不是一味地追求相同，也不是让你趋炎附势。和谐只是一种稳定、协调、美好的状态，但却不是束缚个性的枷锁。我们可以有独特的个性与思想，而不是违心地跟随大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求同存异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
“和为贵”是儒家所倡导的道德实践准则，出自于《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和为贵”就是运用一定智慧将二者结合起来。厚德载物的处世哲学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贵和尚中”。它们强调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也是重要的处世原则。
2.重视伦理道德
传统中国社会是在以农耕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并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重实际而黯玄想”的民族性格以及中国人“安土”“重迁”“乐天”的思想观念，因此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庭伦理和宗法制度也根深蒂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和“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治国齐家平天下必须恪守的准则。
3.强调以人为本
在人类的封建时代，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强调神权，但中国却一直强调无神论、排斥宗教。自西周开始中国就出现了“重民轻神”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进一步独立发展，个人价值和自我意识得到重视。孔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他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精神，得到许多思想家的广泛认同和发展，并采取了无神论的立场。现世人生的意义得到重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得到提高，“天地之性人为贵”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困境
（一）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冲突
1.传统文化的保守封闭性与现代文化开放性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墨守成规”“循规蹈矩”，凡是标新立异的都会被认为大逆不道。它们不屑于外来文化，认为我天朝大国文化博大精深，而外来文化都需要向我们学习，这样一种故步自封的想法与现代文化兼容并蓄的开放性特点格格不入。每当现代文化要求突破与创新，传统文化自带的反科学、反进步因素就会以其巨大惯性阻碍实践的发展与进步，成为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
2.根深蒂固的血缘宗法思想与现代化的冲突
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法制社会，而起源于夏，形成于商，确定于周的封建宗法制度却以血缘亲疏为纽带，确定尊卑等级关系，以维护宗族的团结与稳定。通过血缘和亲缘的联结，人们在政治、经济上形成某种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这也是宗法社会的基础。这种血缘文化使得人情成为结构本位，以道德的整体教化为手段，重视家长式的权威，通过回报的机制感人，通过领导的主动行动治人。这与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民主与法制观念不符，极大阻碍了现代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
3.重农抑商的经济发展观与现代化的冲突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与阶级利益，将农业视为本，大力发展农业，将手工业和商业视为末，抑制其发展。到了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的观念却仍在作祟，小富即安、听天由命的的观念都阻挡着我们现代化的脚步。我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耕型社会，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使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枯燥乏味却又安于现状。但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不主动学习新鲜事物、适应经济制度，那在现代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定会产生抵触心理。
（二） 现代开放社会给传统文化造成冲击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更加开放，各种文化与价值观涌入中国，给传统文化带来挑战。市场经济要求自由、竞争、平等、创新、拼搏的精神，而传统文化中的平均思想、等级思想、闭锁心理和安贫乐道的心理就会被淘汰。另一方面，大量西方思潮的涌入也给原有的价值观念体系造成冲击。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勤俭朴素、尊老爱幼的道德观念受到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冲击，社会上充斥着金钱至上的观点，人们一切活动的终极目的似乎只是为了钱，奢靡浪费之风盛行，与传统的“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等思想格格不入。这极易导致人们价值观的混乱，形成一种迷茫的社会意识，使得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更为困难。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外来文化也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些外来文化一方面为中国传统文化输入新的血液，另一方面，它们披着民主、自由的外衣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消解，传递西方价值观，传统文化被逐渐边缘化。
（三） 个体自主性的发展给传统文化带来挑战
在现代社会，人的价值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个性的发展也被越来越多的强调。传统文化要求大家循规蹈矩，对家长和统治阶级绝对服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人们的思想日益活跃，由过去的“依附型”主体变成独立的主体。个人不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随着自由和民主的发展，个人也拥有自主选择权，有权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思想文化观念并去践行。个体自主性的发展也可能导致个体过于注重自身利益而不顾集体、国家利益，无视传统文化所宣扬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许多人不顾道德规范和法律准则，招摇撞骗、危害社会和谐与稳定。个人主义的横行更是要求绝对自由，导致无限制的民主倾向与反传统。
三、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
（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封建糟粕，如封建等级制度、男尊女卑等落后思想。但瑕不掩瑜，中国文化历经五千年而长盛不衰一定是有其可取之处，值得我们去继承与发展。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要考虑到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许多优秀文化值得我们继承。例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以“仁”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准则，尊崇自然的生态伦理观，以义为重的义利观等。正是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铸就了中华民族优良的民族性格，使其在历经磨难和低谷时又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
（二）借鉴并吸收别国优秀文化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接触外界的途径和渠道越来越多样，各国文化和价值观也大量涌入中国，有些外来文化可能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相悖，瓦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这样一种文化我们确实应加强防范，但不能因此而对外来文化全盘抵制。清政府时期，我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与世隔绝，未能及时借鉴和学习西方文明中先进的思想成果，因此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当然，我们也应切忌照搬别文化、全盘吸收，也应切忌崇洋，而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三）超越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
我国传统文化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发展的，因此会有一定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应根据变化发展的条件看问题，对传统文化进行超越和创新，使它适应实践的发展需要。例如：群众路线的观点是在西周的政德保民的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以及荀子的君舟民水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提出的。群众路线的观点指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唯物主义思想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是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思想基础上继承创新而提出来的，指出不能凭借主观臆断而要根据客观的现实条件出发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由此可见，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只有根据时代要求，对传统文化加以创新和超越才能与时展的步伐相适应，促进现代化的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三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选择[M].南宁：广 西人民出版社，2010.
关键词：中原传统文化现代化对策
党的十七大明确并把文化上升到国家软实力的高度，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面临着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向现代化转化和重塑这一重大课题。厚重的中原文化是进一步推进河南的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资源。但传统的中原文化只有通过扬弃而创新和发展，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走向现代化，才能够发挥活力、永葆生机。
一、中原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原”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一般指狭义的中原，即专指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是以河南为中心，向河南临近省份的部分地区渗透的一个广阔区域，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中原文化就是中原地区的文化，是中原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的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它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是中原人民奉献给人类文明事业的宝贵财富。中原文化是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中原文化的确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光辉灿烂。概括起来有以下七个特点： 一是根源性，中华文明体系发端于中原文化，其是中华文化的母体。 二是主导性，中原文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方向，尤其是在在北宋以前的中国历史中始终处于主导、支配地位。三是原创性，中原文化不是传袭于某种外来文化，而是在中原大地自身成长的文化，对中华文明体系起着开创性作用。四是开放性。中原文化兼容并包，吸收了周边诸多文化的优点，由于地处中原，再加上历朝历代中原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其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具有非常的的影响，可以说具有很强的辐射和影响作用。五是创新性，中原历史文化生生不息、延绵数千年,可见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的秘密就在于其不但继承而且创新。
二、中原文化迈向现代化的困境
文化现代化受方方面面的影响，如国际因素、地理位置、发展状况等等，更受到文化自身起点的影响。随着南宋以来伴随全国性政治中心远离河南，河南陷于内陆，区位比较闭塞，河南早已远离全国性文化中心；教育相对落后，中原本土居民文化素质总体水平不高；盲目乐观，朴实有余，开放活跃不足，遇事不急等方面影响，使中原文化在迈向现代化中存在着困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农和轻商价值观念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原文化起源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占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了近两千年，发展高度达到了世界领先，公元500-1500年的中国建立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与繁荣发达的农业文明，从中国两千多年的农业发展来看，生产工具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对于封建王朝来说，为了提高粮食的产量，可以做文章的只有增加土地面积及单位土地劳动力的投入。近两千年的农业文明其中一半建都在河南，其重农思想影响至今，而这种意识很容易把人圈定在一定范围内，使人目光短浅。农业文明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轻商”。中原地区物产丰富，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上千年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使人小富即安，重义轻利。而当今社会需要的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第二，思想观念封闭、落后，使中原文化“走出去”步伐缓慢。河南地处内陆，地域的内陆型，人们的思想观念封闭、落后，普遍存在着只求稳、不求变，只求生而不冒险，甚至因循守旧、不敢为人先。与沿海地区、尤其是沿海侨乡那种敢于敢为人先、飘洋过海、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精神相比较，中原人却是存在着某种先天不足，这必然会使中原文化推陈出新、走向全国、走向海外面临比沿海地区文化更多的难题，中原文化“走出去”步伐明显缓慢。
第三，中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换、创新水平不高，竞争力不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创新，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文化创新水平是文化能否“走出去”及其竞争力决定因素。对中原文化的创新既需要批判性的继承传统，更要为其注入时代精神。中原文化必须跨越巨大的时空障碍，实现古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换。
第四，中原当代文化人才缺乏，尤其缺乏大师级人物，削弱了中原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智能基础。高校、科研院所是文化人才的集聚地，河南在这方面很大的欠缺，没有更多的部级科研院所，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再加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才在全国的流动的大方向是向东南沿海及“北、上、广”集中，河南基本成为人才净输出地，特别是在层次较高、能力较强的复合型文化人才严重短缺。文化人才奇缺的困境，使中原文化进一步提升缺乏强劲的智力支持。
第五，中原文化宣传有限，影响力没达到其应有地位。文化宣传与文化影响力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说服是通过宣传而到达其影响力。河南的主流媒体（包括电子媒体）是中原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但其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的广度、深度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都有明显的不足，这必然局限中原文化向外扩展及传播，压缩了中原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空间。
三、中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中原文化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先民们面对各种挑战所生成的原创性智慧，我们要立足现实、背靠历史、选择传统、融会东西、综合创新、广泛传播，促进中原文化走向现代化。
第一，解放思想谋新篇。解放思想，努力改变各种阻碍文化发展的旧思维定式，促进中原文化走向现代化。目前，中原经济区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其核心任务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转型，这个转型就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这种转型必然促进中原的文化由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型。解放思想、增强传统文化适应改革开放和信息化时代潮流发展的新意识，要抓住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机遇，促进文化大发展，为传统文化与新型工业文化相融合及早谋划。
第二，侧重精神谈传承。人追求精神文化的一个方面就是传承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因为他是融化在你的血液里面的，是与你最亲近的，是最能让你快速认同的，是最能让你获得共鸣的。中原文化虽是一种传统文化，但在当代仍然有着独特的价值，仍然闪烁着独特的光彩，具有巨大的精神价值。传承中原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是其侧重点，当然这种精神是那些积极向上、与现代文明发展相适应的、经过提炼加工的。
第三，融会中西促创新。任何民族或地区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受到全球化的强力影响，民族文化的转型(也是一种创新)来讲，仅仅靠文化的内源因子是不行的，它必须引入大量的外源因子作为催化剂，催生、激活当代思想界精英，通过引进外在外埠文化类型的可用要素，对自身文化进行批判性重建非常重要，这是一种后发优势。目前，在不必走出国门就可以卷入国际文化“旋涡”之中的全球化时代，中原文化走向现代化也不例外，其必须吸收一切先进文化的内容，以利于其自身的传承创新。
第四，精心保护为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谈中原文化的传承发展，既需要改造中原文化，更需要坚持中原文化。中原是三皇五帝建都兴起之地、中原是中华文明发源之地、中原是诸多中华姓氏之源，中原文化更多是一种“跟文化”、“源文化”，失去了根源必然会迷失方向。因此，全球化的今天，对其加以保护珍视，就是加强对民族民间和地域文化的保护。
第五，加大宣传扩传播。宣传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宣传过程中，贯串着一系列战略、战术和方法问题。应整合省内相关宣传机构，结合其自身实际，把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进行宣传展示，以求让更多的人加以了解，避免“养在深闺无人识”。在宣传的方法上应当注重载体，近几年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武林风”节目在国内外较为广泛的影响，其通俗易懂、直观直接地传播了中原戏曲文化、武术文化，其影响力不断扩大，这是一个成功的文化宣传案例。
总之，在传承中原文化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培育出适应中原崛起的现代文化。中原经济区建设，文化建设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应在传承的基础上，培育适应中原崛起的现代文化，更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参考文献:
[1]徐光春.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M].2008.
一、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
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正变的越来越小，人们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在西方文化的阐释下，现代化被理解为“大同”加“多元”，理解为汽车降价、看好莱坞大片或到世界各地旅游，理解为消费，甚至与个人主义等同。在此情形下，中国社会近几年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抛弃了优秀传统文化，被动西方化了。
每一种文化，在其原初的自我认识上，都是普遍性文化，是就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神、人与时间等基本生存维度所作的思考和安排。因此，全球化的出发点是承认每一种文化“内在”的普遍性，而不是将其特殊化。黑格尔认为，思考的途径不是由具体上升为抽象，而是由抽象上升为具体。未经批判的普遍性和未经批判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一样，往往就是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抽象，是一种天真幼稚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种想当然的空洞，一个没有生产性的“一”或自我统一性 。所以，也可以说，每一种文化和文化意义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关系中，将自己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再一次表述出来。目前，中国传统文化在来自西方强势的文化面前处于无语状态。
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正是这种强势文化不断地刻意重新制定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的新秩序、新法则。政治上，在近代，我们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以西方政治理论为蓝本，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政治纲领；经济上，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外搬来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引进的市场经济；文化上，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到十年“破四旧”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全面动摇和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在这种历史动力学的场域内，任何一种文化都只能放弃为自己的作为文化和生活世界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辩护。
同样，处激流不进则退。在中国传统文化失声的状态下，西方文化不分良莠，如入无人之境，占领了我们的主流文化阵地，造成我们在文化领域唯西方马首是瞻。因此，在客观的、形式的层面上，或者说在基本的问题格局上，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思考既和晚清以来的思路一脉相承，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新冲击。
二、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困惑
中国人自鸦片战争后遇到西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体系的全面挑战，经过一个半世纪，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已经由这一开始时是“外来”、现在是“西方化”的力量所决定和界定。在此意义上，现在的中国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当前中国的文化问题完全是现代性文化的内部问题。因此，对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或文化政治来说，不是由于我们有一个先验，无须论证（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中国立场或中国意识，而是由于：第一，中国进入现代性基本关系中去的历史经验决定了看问题的特殊形式，现代性体制的某些问题的方面，甚至它的整体上的“合法性危机”由此变的清晰起来。第二，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错综复杂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的不平衡、不平等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又一次把有关中国国家、个人和生活世界整体的价值正当性的自我确证的问题急切地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知道，19世纪的西方带给我们的器物或技术层面上的冲击，即工业革命以来的纪元性变化（其“普遍性”也许只有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跳跃可以比拟），业已被中国社会吸收“，现代”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去陌生化”。与此同时，原先只是作为一种“他者性”的“西方文化”，却在全球化时代日益作为“文化本身”，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时代性问题。因此从康德开始，中经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韦伯、施米特、海德格尔，到当今的罗尔斯、哈贝马斯和杰姆逊的历史阶段是资产阶级“公民社会”到现当代国际法和世界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欧洲人通过自我认知来为世界立法的过程，也是欧洲文化进入普遍与特殊的阐释循环，不断扩大自己的内涵和外延的过程。
当代是全球化与商品化的时代，人们想要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以往的地理、文化、社会、道德的屏障已无法阻断人们的交往、限制人的欲望的想象。但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呢？得到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就更幸福了吗？康德一辈子在一个小城里度过，但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不是文化决定论者，那是德国浪漫主义者的基本立场。但康德最终承认，人类生活的最高意义是文化，因为文化决定幸福。幸福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人的最高形态是文化，这种高级文化即建立在良好的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上，又是后者的基础。美国社会是靠理想的国家形式、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来保证。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就没有一个国家，就没有文化。
中国现代性是通过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国家力量，把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挡在外面，相当程度上同国际不平等秩序“脱钩”，另起炉灶，自力更生，从而保证国内落后的民族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有机会发展壮大。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眼里，他们总是倾向把《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推到极致。马克思曾说，中国社会象棺材里的木乃伊，在棺材里不和外界接触，大概还可以继续存在成百上千年，但一接触空气就要分崩离析。这个空气就是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就是现代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用廉价的商品，摧毁了一切中国长城。中国的社会形态最终是要被世界市场吸纳进去的。
尼采说，现代性在文化意义上、审美意义上、精神意义上对人类的腐蚀作用就在于给了几种现代毒药。第一种就是过程（尼采最反对的）。现代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都是：我们最终意识到，自己是更大的一个过程或项目的一部分。人一旦变成过程的一部分，人的本质就异化了。总是在“成为”什么，加入了现代大众社会忙忙碌碌的节奏，加入了乌合之众，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跟吸毒差不多。在尼采看来，大家都要成为什么，都要有出息，就是都要模仿“先进”和“成功”，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而目的却是要和别人一样。这样，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价值认同就会丧失，人逐渐就会在“进步”和“成长”中变成现代大众社会、工业社会，由国家主导的社会设置的伪文化的牺牲品。一旦投入到这个过程中去，就再也出不来了。赚钱以后要赚更多的钱，然后再赚更多的钱。如果要在学术上和同行竞争，就要一本接一本地出书，一边出书还要一边替自己吆喝。尼采说就像母鸡下蛋后呱呱乱叫一样。现代学者这种“母鸡”现在是大批机械化、自动化饲养的，它们的产蛋量日益增加，叫的越来越欢，可蛋却越来越小（虽然书是越写越厚），里面的营养越来越稀薄。尼采说，这不是文明这是野蛮，是现代社会造成的新的野蛮状态。
从这个思路上看中国文化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人仍然是背井离乡地走在“现代化”的路上，仍然在回家的路上越走越远，仍然对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接近我们的目标和起源心中无数。但在今天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界上上下下都好象有一种“找到了，找到了，就在这里”的自欺欺人的沾沾自喜，好象我们现在变聪明了，终于找到了正道，而且义无返顾地要走到底了。因为这条路是别人都在走的，是“世界文明的主流”。以前我们还有西方的压力，传统的压力，还有革命理想主义的强制的整体性和方向感。但现在我们好象根本不需要压力、动力和方向感了，因为大家好像觉得在这蛮好，哪儿也懒得去了。其实，只要睁开眼看看，我们就明白中国人的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都还没有落实下来，在我们真正的集体认同和归属上，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三、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机遇
当一个半世纪前中国人要奋起追赶西方时，中国在各方面均落后，但惟独在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我们的存在———对自身的认同还是明确的。这个明确的认同是中国现代化努力的基本的内在动力。现在，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在许多方面的确赶上去了，融进去了，成了当代的世界工场，但偏偏在根本的价值和认同问题上“空洞化”。这个空洞化的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领域的“非政治化”、“理性化”和庸俗经济学。
真理是一个价值事件，价值是一个文化事件，文化是一个生活事件。同样，真理的冲突是价值的冲突，价值的冲突是文化的冲突，文化的冲突最后是生活世界本身的冲突。把握了这一点，再回到当前的文化冲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以及亨廷顿“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冲突”，我们就应该做一些知识上的、价值论上的调整。
我们知道，在全球化的空间里中国文化的声音仍然是很微弱的，就其原因并不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好说的，也不是因为学养太差，知识准备不够，而是在当代中国由于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导致了对“本源性”或“起源性”问题的漠视，即真理—价值—文化—存在之间一环扣一环的规律和自我认同始终没有被揭示出来，发挥出来。在西方，包括和欧洲很不一样的美国，这个联系非常紧密，非常有自我认同感。美国人的观念背后是他的价值，他的价值背后是他的生活方式———包括美国人的日常文化和政治文化，而生活方式背后是他的存在、政治、经济和他的神话（自由、平等、机会等等），所有这一切环环相扣，是一个整体。我们现在是用一个局部和整体对抗。
关键词：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文化；全球化；文化输出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4-0099-04
西方文化全球化已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体育由于其承载了过多的文化内容，也自然成为西方对我国进行文化输出的主要方式之一。文化输出的强弱往往是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强弱，能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特殊战略效果。“美国文化的影响是使得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曾经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其带有过多的“防御文化”的特点，使得我国具有普世价值的天人合一、内外兼修、养身、和谐的体育理念，以及以传统武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项目没有注重对外输出，从而不被世人所普遍认同、接受。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采取主动输出的方式来应对西方体育文化的强势输入。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输出，是指中国通过一定的途径及手段，把各民族世代相传，在养身、健身、竞技、休闲等体育社会活动中产生的体育物质文化和体育精神文化向他国输出的过程。文化输出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符号性”输出(如价值观念)；一种是“实体性”输出(女口太极拳项目本身)。2009年8月，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以及北京奥运会后主席强调“体育强国”的建立，这都标志着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已经来临。
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输出面临的困境
1.1 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缺乏认同
国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文化输出是否有积极、自信的心态。“传统文化所处的困境，不仅是完全丧失了维持自我认同的功能。更严重的是，在近三百年间，来自内部信心的矛盾”。由于近代以来的落后和求富求强下对传统文化的荡涤，对我国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以及“盛唐”的文化繁荣，我们已经淡漠，似乎传统文化在人们心中早已成为落后标志。由此，对具有普世价值的“和谐”、“康泰”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思想也伴随着中国传统武术、五禽戏等体育项目的淡出而被逐渐边缘化。
1.2 缺乏主动输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意识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在儒家、道家、佛家文化的共同滋养下逐渐形成的，其核心文化观是强调内敛、休闲、康泰。也正是由于我国在历史上过多地强调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防御性”特点，才导致了我们不注重主动地输出具有丰富内涵的传统体育文化，也为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误读”提供了可乘之机。日本的柔道已经早一步跨进入奥运会的大门，这和日本1985年提出的“变成一个文化输出大国”的政策有很大关系。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国际国家论”曾说“日本越要成为国际国家，就越要思考……如何在世界上传播日本文化”在1985年日本提出要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文化输出大国，日本是接受中国文明的滋养长大的，而它先中国一步输出文化的结果，就是想使日本进一步变成了东方文化的代表。
1.3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输出渠道不畅
我国文化输出不仅长期存在着“中西贸易逆差”和网络信息资源被美国长期强势“占据”的问题。同时，又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文化产品设置的层层贸易壁垒以及西方媒体的取舍标准屏蔽了我国的很多正面信息。在这种文化输出渠道不畅的大环境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对外输出就显得举步维艰。
1.4 体育“真义”的弱化
“体育全球化是西方体育的全球化”，已成为我们无奈的现状。这使得世人认为：世界仅有一个体育运动会，那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或者说“西方民族体育运动会”；世界上只有一种体育，那就是竞技体育，或者说“西方体育”。“谈体育必谈竞技体育”的这种观念，随着我国“奥运争光计划”的大力实施而得以强化。以身体活动为主要方式，以主动改造自身为目的的一种“人化”(人的教化)的体育核心概念被严重地弱化了。体育的“人化”功能、“休闲”功能也逐渐被忽视了。
1.5 民族体育文化“高势能”尚未形成
文化输出需要具备一定的“高势能”优势。文化输出的优势，一方面取决于这种文化是否具有时代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取决于“拥有这种文化的人类”。对于前者，国内外学者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中国传统文化在后现代社会“人日益沦为经济、速度的奴隶”中具有的独特的“求和谐”、“求自然”时代先进性。对于后者则是我们需要大力建设的。在当前，许多青少年已经热衷于“跆拳道”、“空手道”、“瑜伽术”、“滑板运动”等，而对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等不感兴趣。对外输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所必需的体育传统项目、“体育人口”在逐渐萎缩。
2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输出的策略
2.1 立足国内，保持中西文化“并行不悖”
古人云：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本；欲求流之远者，必浚其源。首先，只有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首先在国内有所发展，要立足国内、立足广大民众，特别是让青少年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并让他们喜欢。否则将会陷入“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尴尬境地。其次，我们要对来势汹汹的西方体育文化有一种“平视”的目光，我们既要看到正是由于自中国近代史开始西方大量的体育文化输入，才使得我国体育的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应看到，西方的文化所带来当代“工具理性的强化、人文理性的弱化，人逐渐异化为物质、速度的奴隶”的弊端。同时，我们也应当确信，能够在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处于不衰地位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生命力。并且，我们应该看到，“韩国从2000年开始恢复使用汉字，并在中小学推行1 800个汉字教育；日本也在“脱亚人欧”的喧嚣后让日本学生重新开始学习汉语，每年都有数万日本学生接受汉字水平考试；汉语也成为与英语同样的热门外语”。新一轮的汉语热，说明了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文化的“强势”、“弱势”地位仅是一种“势”而已，没有永远处于强势的文化。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为我们具有悠久历史、丰富内涵的传统体育文化感到自卑。并且坚信，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对外输出策略，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将与西方体育文化一样，在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史上留下清晰的足迹。
2.2 立法保护资源，实现精品体育文化的“活态”传承
对外输出，前提条件之一是要使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内实现良性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一种文化形式的发展速度及发展水平取决于它能利用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文化资源越多样、越丰富，其发展就越迅速、健康㈣。但在西风盛行的今天，很多民间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为此，首先，应该把一些好的有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及其研究成果以文字和音像资料的形式完整地保存起来。其次，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保护应该像国家保护野生动物一样立法进行分级保护。保护了种类的多样性，还要注意保护资源的“纯度”。学少林功夫就去少林寺，学陈式太极拳就去陈家沟。此外，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保护还可以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道路。少林功夫已经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最后，我们应努力实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活态”传承，而不能仅仅使其成为博物馆里的“固态”物。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项目应走进民间、走进校园。
2.3 借当代“东风”，保护传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
中国当代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政策的出台，主席“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号召的提出，都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输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输出必须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利用产业化提高文化输出“势能”。这就要求把凝聚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精华的中国传统武术、五禽戏等项目进行产业化推出。如将这些项目的发展史、文化内涵、项目特点以“打包”的形式制作成书籍、音像制品、电子刊物，并翻译成多国语言及文字，推向国外文化产品市场。我国政府最新推出的中国原创漫画《三国演义》版权成功输出日本，以及《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海内外热销，都是文化输出的成功例证。
2.4 以“民族特质”为前提打造精品，走奥运、民间并行输出道路
我国具有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资源，但缺乏对一些传统项目的精心打造。如五禽戏、龙舟竞渡、中国式摔跤、拔河等。对那些“僵死的”，失去了时展环境，甚至是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糟粕”的项目如冷兵器时代的“暗器”、“生活工具类器械武术”，以及“一些以巫术为主要内容的气功”等都应毫不留情地予以抛弃。打造传统民族体育项目精品时，要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创新，但必须保留其“民族特质”。因为，富有民族特色的项目往往在对外文化输出时最具有生命力。我们要吸取武术申奥过程中对武术削足适履的“创新”产物――武术竞技套路得不到奥委会承认的教训。对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输出，既要学习日本柔道、韩国跆拳道通过奥运会发展之路，也要学习西班牙斗牛坚持走民间发展之路。
2.5 以受众的国际文化认同为突破口，以精品传统体育文化代表为先锋
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外输出的策略上不能“自说自话，一味输出”。我们要以“寻求受众文化认同为突破口，探寻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共通空间，重视中西方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差异，重视传播艺术等”。代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统武术当文化输出的先锋。1936年，中国传统武术曾有“轰动德国”、“轰动世界”的奥运之旅；1974年中国武术代表团的美国之行，“得到了以文化自傲的美国民众的接受和认可”；电影《少林寺》、《李小龙传奇》在海内外热播，这些都说明传统武术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外输出，可以传统武术担当先锋。
2.6 制定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标识系统
建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标识系统，就是要对还存活在我们民间的体育物质文化资源和体育非物质文化资源进行标注、识别。对代表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体育器械、项目特征、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原创地、主要传承人等进行定义式的清晰描述。“识别”不仅是让该文化被本国民族识别，也要被国际识别。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有很多项目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阴阳互动”、“五行八卦”、“循环往复”等中国传统哲学理论，这使得在阐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运动机理、动作规格、演练方法的名词术语带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色彩，而这些语言模糊、缺乏确切定义，一般很难被其他国家民众理解和接受。需要重点建设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标识系统。
2.7 多种渠道主动输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关键词：湘西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困境；对策
教育是文化延续和传递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是文化的一种生命机制。地方音乐新课程是现代中国音乐教育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有效传承并合理开发利用民族音乐艺术资源，不仅能提高民族教育的总体质量，而且能促进民族地区音乐教育的全面发展。
一、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传承中面临的困境
（一）土家族文化课程开发不够
土家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民族音乐文化课程开发目前还未深入。从走访的一些学校发现，土家族地区绝大多数学校课程主要采用适合汉族地区的“大一统”课程模式，适应民族特点、照顾不同文化背景的多元文化课程模式尚未形成，民族特色体现不够。
如今，在州政府提出“民歌民舞进课堂”这一思想指导下，也有少数学校在这方面有过尝试。有的学校每周增设一节民族音乐文化课，自编教材有计划地传承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虽然有了诸多尝试，这些探索也仅仅是学校或教师的一种自发行为，欠缺目的性和系统性，并常常受其它因素影响而不能正常实施。[1]
（二）地方特色课程资源开发程度较浅
湘西土家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人力、自然环境资源。尽管湘西的特色课程资源丰富，可开发的价值高，但实际开况不理想。从调查中发现，教师教授的教材大部分是国家统编教材和省编教材，仅有少部分教师教授的是地方州县所编教材，除了《美丽的湘西我的家》乡土教材、“蒲公英行动”试点学校的部分从事音、体、美课程教学的一线教师自主编写了少量校本教材外，非试点学校的教师自主编写校本教材的几乎没有。
（三）土家族音乐教师力量薄弱
师资力量往往是衡量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中顺利进行的重要标志之一。懂土家文的音乐教师非常少。如今通过政府组织的统一考试，越来越多的接受正规主流教育的年轻教师走进中小学，但他们不懂得土家族民族语言，使得双语教育的师资面临更多更大的困难。
二、加强学校教育传承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对策
（一）重视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建设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和灵魂，不仅是一定的文化精神的载体，也能对学生产生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校本课程的编写还需进一步利用好民族文化的教育资源。此外，在学校教育中的其它课程里，还要加入土家族的民歌、民族乐器和民族舞蹈等。
目前，土家族音乐文化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大量劳动力输出，使得土家族传统资源的传承产生了严重的危机。重视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建设，不仅仅具有稳定性和低成本性特征，也能为中华民族传承土家族珍贵而稀有的音乐文化资源。土家族传统音乐资源对学生、教师和学校也是良好教育教学资源，有利于教师团结合作，增强科研能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二）深层次发掘地方课程资源
湘西土家族地区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优美而丰富的自然资源，宝贵的人力资源，而所有这些均有待于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不仅是记载和传播知识经验的重要工具，而且是传承本民族文化和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心理的表征。因此，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有助于深刻认识和理解本民族文化。此外，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反映了它们的价值体系、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等，这些都是可资利用的重要素材。[2]土家族能歌善舞，心灵手巧，创造了丰富的民间艺术，这些都是民族文化课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三）鼓励教师参与音乐课程设计
在教育体系中，教师不仅是课程改革的最终执行者，更是课程开发的研究者和参与者。从这个角度上说，课程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教师。为此，教师要转变教育观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与能力。同时发挥教师在音乐课程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并使教师在课程发展中促进自身专业发展，提高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使他们能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经验、兴趣、学习风格和发展需要。
在教育发展中，我们鼓励教师在音乐教学中运用多种途径改善课程设计模式，例如让教师在音乐教学中融入与土家族文化有关的内容。教师甚至可以在教学中设计“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单元，将土家族的舞蹈、音乐、戏曲等融合起来，运用室内、室外相结合的方式设计教学活动，帮助学生学习、了解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知识，提高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尊重。
（四）重视双语双文教学
在课程教学中，让学生既能掌握汉语又不忘记本民族语，这是土家族个人生活和土家族地区发展的需要，也是繁荣土家族本民族文化、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需要。
实施土家、汉双语教学，在促进土家族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丰富土家族学生知识、促进土家族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双语双文教学可以增强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从而热爱本民族的文化，使其自觉接受、学习、掌握、传承和创新土家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另外，双语教学还能使学生在学习中华主体民族文化的同时，可以提高土家族年青一代适应中华主流文化社会的能力，形成适应未来社会必要的多元文化视野。
参考文献：
[1]王以东.在传统课程中寻找特色与新意[J].中国音乐，2007（3）.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