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寒山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近年来涌现出一批关于寒山的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描述，并在其基础上，重点对寒山的生平、创作以及海外接受研究的相关文献作了简要概述。
关键词：寒山 寒山诗 研究
寒山是唐代的僧人、诗人，著有《寒山子诗集》，其生卒年、姓名均不详。因他常年隐居在浙江省天台县的寒岩，而自称为寒山或寒山子。四部丛刊景宋本《寒山子诗集》收有寒山诗三百一十一首，附拾得诗五十四首。因寒山诗是由好事者从“树间石上”抄录而来，在寒山诗和拾得诗之间也有重复现象，因此现存寒山诗或许不是寒山诗的全部，其中也有可能并非出自寒山本人之手①。
寒山诗全是无题诗，再加上其生平史料极其匮乏，故寒山诗很少有人问津，到了宋代，寒山诗得到了黄庭坚、苏轼、陆游等宋代文人的推崇。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寒山、王梵志、王绩并列为唐代的三大白话诗人，这时寒山其人其诗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关于寒山或寒山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创作、海外寒山诗接受研究这三个方面。
一、生平研究
关于寒山的生平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年代与身份确认两个方面。就寒山的生活年代而言，历来众说纷纭。陈子展主张“寒山子大概生在初唐、盛唐之际”②，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认为寒山生于八世纪初七至七八年，孙昌武推定“寒山应活动在大历到元和年间，可大致确定在七五至八二年”，项楚认为孙昌武的说法较为可信③。王运熙指出：“他的诗必定产生在律诗体制已经相当普及之后。”“杜光庭《仙传拾遗》关于寒山子大历间隐居天台寒岩之说，则是相当可信的。”④
就寒山身份确认而言，近年来较为有影响的文章为罗时进的《寒山的身份与通俗诗叙述角色转换》一文。罗文认为寒山生平经历了儒生、隐士、编外僧三种角色的转换，寒山应当出身于一个有儒学北京和中下层官宦身份的家庭；儒士是寒山的最初身份；隐士为寒山的第二身份，身为隐士的寒山虽心系寒岩，但其双脚却始终踏在乡村的土地上；编外僧的身份是寒山的晚年身份。
二、创作研究
近年来关于寒山诗的创作研究主要集中在寒山诗的分类与创作方法研究方面。张海沙在《论寒山子及其诗作——兼论僧诗的文人化倾向》一文中将寒山诗分为世情诗、佛理诗与禅境诗三类；认为寒山的世情诗主要创作于归隐天台以前，表现了青少年时期寒山的情爱与功名进取之情；佛理诗主要以佛教义理对世人进行教育批判，是寒山学习借鉴王梵志诗歌的成果，禅境诗创作了优美的意境，寒山在这一方面达到了一般文人难以达到的境界⑤。李振杰在《寒山和他的诗》中将寒山诗内容分为以下几种：表达对战乱时期社会伦理崩溃状况下社会中丑恶现象的讽刺和嘲弄；对山林生活的描写和吟咏；直接宣传佛理；记叙个人生活及身世。钱学烈《寒山子与寒山诗》对其诗歌也作了较为系统的分类，将其诗歌分为：自叙诗、隐逸诗、风俗诗、道家诗和佛教诗五类，并分别对各类诗歌作了较详尽的解释和说明。项楚也在《寒山诗注·前言》中指出寒山诗“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世俗诗与宗教诗，不过，二者并不是绝对泾渭分明的。”其世俗诗中又包括抒情咏怀诗、讽世劝俗诗、山林隐逸诗等⑥。
在内容上，寒山诗表现出驳杂的儒、释、道思想；在表现方法上，其诗以教戒说理为主，除间有出以庄语、工语者外，多用村言口语，语气诙谐，机趣横溢，与当时诗坛重典雅含蓄的风气格格不入，故不为时人称引。
三、海外寒山诗接受研究
寒山曾一度被世人冷落，但由于其诗长于以通俗机智的语言表现人生哲理，二十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推崇，自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起，寒山诗就在日本一版再版，并且有十多位学者对其诗作了大量研究、注释及翻译工作。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寒山诗远涉重洋传入美国，美国被称为疲惫求解脱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将寒山奉为偶像。寒山诗被翻译成英语和法语为众多的读者所接受，在海外，寒山赢得了比李白、杜甫还要高的声誉。在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大力倡导白话文，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寒山、王梵志、王绩并列为唐代的三大白话诗人，方引起学术界对寒山等以唐代口语创作诗歌的兴趣。大陆及台湾学术界也纷纷撰文评议寒山，新中国成立后到八九十年代，寒山研究呈现出雨后春笋之势。
钱学烈发表的《寒山诗的流传与研究》主要从传播学的角度简要勾勒了寒山诗在海内外的流传概况。李文为文献学研究专文，对于研究寒山诗版本情况补益良多，同时李文还罗列了朝鲜本寒山诗的不同刻本凡四种，寒山诗在朝鲜受欢迎之程度由此已可见一斑⑦。
周晓琳，胡安江发表的《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於接受》一文，简要勾勒了寒山诗在美国的流传情况：寒山诗自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开始接受并翻译以来，各种译本纷纷问世，并在美国产生了持久影响⑧。
四、近年来研究状况的整体评价
近年来对于寒山的整体研究状况呈现出一种持续升温的态势，但是起步比较晚，相对于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其他作者研究状况而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是比较浅的，研究的诸多领域尚待开发，研究的视角较为单一，系统研究有待加强。
比如说，对寒山及寒山诗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近年来，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有钱学烈的《从王梵志诗和寒山诗看助词“了”、“着”、“得”的虚化》，钱文描述了“了”、“着”、“得”这三个助词各自的演变阶段和年代，试图描述其轨迹，寻找其规律，以补充和修正前任说法之不足⑨。钱学烈的《寒山诗语法初探（上）》对复音词、附加式合成词、凝固式合成词、代词及量词进行了研究；其《寒山诗语法初探（下）》对介词、副词、助词、连词等虚词以及“是”字判断句、“被”字被动句、把字句、动补等句式进行了研究说明；其《寒山诗韵部研究》主要比较寒山诗韵与《切韵》音系的差别。马智忠，王勃的《寒山诗用韵考》将寒山诗的用韵归为24个韵部，并对其用韵情况加以总结。
总之，尽管当前对寒山及其诗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成果与基础也相对薄弱，但如同其身世一样，“寒山”本身就是极富象征意义的，寒山与寒山诗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等着我们去发掘、认知。（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解
①项楚．寒山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5页．
②陈子展．中国大文学史．唐代文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25页．
③项楚．寒山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8页．
④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17页．
⑤张海沙．论寒山子及其诗作——兼论僧诗的文人化倾向［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20–27．
⑥项楚．寒山诗注·前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5页．
⑦(韩)李钟美．朝鲜本系统《寒山诗》版本源流考［J］．文献季刊，2005(1):46-63．
⑧周晓琳，胡安江．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於接受［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2):125-130．
⑨钱学烈．从王梵志诗和寒山诗看助词“了”、“着”、“得”的虚化［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10）：93-98．
参考文献：
［1］项楚．寒山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一、选题颇具新意,对于《诗经》的研究有所深化和拓展。
纵观整个《诗经》研究史,研究论著汗牛充栋,涉及到经学、文学、文化等诸多领域。可以说,要想找到切入点开辟自己新的田地已是相当的困难。然而,《研读》的作者另辟新径,以《诗经》的元典文献为纲,以专题研究、作品研究、要籍提要和研究方法论为目,系统梳理《诗经》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并有新的发现。这对于《诗经》本身的研究以及经学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研究都会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二、结构体例新颖,为本系列丛书开创新体例,便于读者学习。
《诗经》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阐释性研究;第二,分析性研究;第三,综合性研究。作为综合性的研究之一,《研读》在把握诗篇的总体特征、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的基础上,对相关的文献重新分类排比,以便于人们研究学习。《研读》共分六章,其中前三章的专题研究是重点部分,主要针对《诗经》的著作时地、性质价值、传播接受、思想内容、艺术形式、意象经营等逐一列举具有原创性的诸家观点,然后以按语的方式作一扼要评点。如在第二章第一节,在论述“《诗经》的思想”时,作者依次列举了谢无量、陈铁镔、褚斌杰、章必功、邹大炎、金城、赵沛霖、古风、董英哲、文幸福、傅丽英、顾易生、雷汉卿、雒三桂、王洲明、赵敏俐、李山等海内外学者观点,然后加按语总结评述。这样一来,无论是学术研究者还是初入门者,都可据此书“按图索骥”。同时,该书又为本系列丛书开创新体例。
三、撰写原则与众不同,兼顾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
本书在撰著中,充分注重学生和读者这些“主体”,力求使“主导”为“主体”服务。于是,在撰著本书的过程中,作者进行换位思维,以满足读者的最大需要为撰写原则。也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才使得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等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能够各取所需。
总之,作者功底的深厚、对史料的娴熟、学风的严谨、敏捷的思维,都在这部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据悉,邵先生的新作《春秋文学系年辑证》以及由先生主编的《文系年注析》不日又要面世,衷心祝愿先生在古文学、文化研究和古籍整理领域取得更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诗经》文献研读
作者:邵炳军 主编
摘要：赋诗言志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这在《左传》《国语》中有大量的史实记载。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从《左传》杜预注发轫之后，在历代都颇受学者的关注。本文欲在纵向上以时间为轴心将研究状况分为清代、20世纪2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及新时期四个时期加以概述；再者将从横向上以其研究的议题为对象来加以评述，以理清此问题的发展线索。
关键词：《左传》 分期 议题
赋诗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诸侯会盟、公卿燕享或者其他场合，常常会赋诗以明志。班固《汉书 艺文志》中这样记载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①在《左传》和《国语》中有大量的史实记载，据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统计，《左传》引诗127条（除个别逸诗外，其余皆见于今本《诗经》），可见称诗在当时社会的普遍性。为了理清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发展线索，有必要对历代的研究状况作一个梳理和总结，以便在此基础上发现新的思路和研究点。
一、研究的时间分期
关于《左传》用诗的研究，从《左传》杜预注发轫之后，在历代都颇受学者的关注。由于清代以前针对《左传》用诗的论述散见于《左传》的各种注评中，因此在数量上的统计主要从清代以后算起，而且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从文献上看，迄今为止，发表于刊物上的近百篇，研究性的专著近几十种之多，可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殆尽，还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细化的。其次，为了理清问题的发展线索，有必要将其进行分期论述，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清代、20世纪20年代、20世纪80年代和新时期，这种分期是以用诗研究的侧重点的变化为主要着眼点的。
1. 清代
要考察《左传》用诗研究的情况，清代当属萌芽期。这一时期有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针对《左传》头绪复杂，事件经历的时间长，分散到许多篇目中，史事的线索不显著，他从《春秋》和《左传》中提炼出五十个事目，各为其表，使读者一览便了然大势，且总结了春秋学的各方面，正如吴树平先生所说：“（《春秋大事表》）几乎把《春秋》和《左传》的内容，都用表的形式进行了类聚区分，进行了研究和总结”。②此外，研究性的著作还有梁履绳的《左通补释》，赵翼的《陔余丛考》，姚彦渠的《春秋会要》等，虽然它们多属评介性质，但仍对后世研究有所指导。除了这论述外，这一时期最值得关注的，也是后世研究不可缺的参考书，就是劳孝舆的《春秋诗话》，其中罗列了《左传》赋诗三十一则六十八次，排比诠次，考较异同，并逐条论析批点，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并且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为后人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 20世纪20年代
这一时期是《左传》用诗研究的发展时期，虽然这一问题并没有掀起很大的研究热潮，研究性的文章在数量上并不可观，但是仅有的几篇论文却是非常有影响的。主要有顾颉刚的《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通过对先秦用诗情况的深入考辨，将用诗分为典礼、讽谏、赋诗、言语等四类。他将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和西方文艺理论相结合，继承了清人的朴学精神但已完全走出了经学家的窠臼，其分析更加精细严密，具有广泛基础和开阔视野，对后世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迪和示范作用。40 年代，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从诗与志关系的角度去探讨赋诗，指出赋诗言志多用于外交场合，“ 在这种外交酬酢里言一国之志，自然颂多而讽少，与献诗相反。外交的赋诗也有出乎酬酢的讽颂即表示态度之外的” 。③他以大量的实证材料论述了汉人说《诗》源于春秋赋诗言志。此外，还有伍剑禅《春秋左传引诗异同考》、季冰《左传中赋诗通则的探索》、李兢西《左传引诗研究》也都各有创造性的见解。
3. 20世纪80年代
在前期研究资料逐渐丰富，奠定了基础之后，80年代关于用诗的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达到了一个高潮。据统计，这以时期的论文数量达到70多篇，呈现出全方位、多元化、多视角的研究景况。出现了几部较为系统的著作，如傅道彬先生《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 “先秦用诗论”一章，从“诗是全面的社会生活”谈起，认为用诗可分为“具有神圣意义的宗教祭祀用诗”、“作为特殊语言工具的外交用诗”、“作为真理依据和道德规范的政治用诗”和“具有教科书意义和生活指导意义的用诗”等。该书还从“用诗”的“发展过程”、“原则与方法”及“形成及意义”等诸多方面对《左传》赋诗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探讨，见解具有独创性。又有刘丽文《春秋的回声―左传的文化研究》专列“《左传》中的《诗经》文化”一章，从“《诗经》政治化的四种途径”、“赋诗言志是对宴享礼仪中乐歌形式的模仿和意义的替换”、“《左传》反映了周代采诗制度”等角度论及赋诗言志，视角独特、观点新颖。
4. 新时期
近十年《左传》用诗的研究呈现出新的趋向，即由以前的用诗的分类、诗的考证等边缘走向赋诗引诗这一现象本身，尤其是针对这种春秋时期独有的文化现象，它的文化渊源、兴盛以及消亡这样的流变过程，以其作为对象，成为研究的热点。刘丽文《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及其形成的机制原理》就从礼学的角度论证赋诗现象的渊源及其形成机制，类似的还有丁进的《春秋赋诗的真相》，王清珍《赋诗现象分析》等。此外，赋诗与《孔子诗论》的关系以及借鉴西方文学理论对赋诗进行研究也是热点，代表性论文有黄金明的《春秋赋诗、言语引诗与孔子论―以礼用为核心的早期诗学观》，刘勇刚《试论“赋诗断章”对后世文学鉴赏的影响》以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作为参照，揭示这一现象在诗学演进中的审美价值和鉴赏误区，可谓具有独创性的研究视角。
二、研究的主要议题
纵观《左传》用诗研究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出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左传》用《诗》的统计和考辨
从清代劳孝舆的《春秋诗话》到伍剑禅的《春秋左传引诗异同考》，再到台湾学者曾勤良额《左传引诗赋诗之诗教研究》和杨向时《左传赋诗引诗考》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都对所用之《诗》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统计、梳理和考辨，为其它方面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2. 相关概念的界定和探讨
研究《左传》称诗，首先需要对先关概念有明确的界定，何为“赋”，“赋诗”“歌诗”“诵诗”的区别，是研究的必要前提。班固《汉书 艺文志》：“不歌而诵谓之赋”，80年代骆玉明以此为题来探讨赋体的源流，因此赋诗和赋体的关系就成为当时讨论的热点，相关的论文还有孙尧年的《驳议》，陈广宏《汉赋与赋诗制度》更将两者的关系推进了一步。
3. 用诗现象与《诗》的关系的研究
与《诗》的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从赋诗的角度来探讨《诗》的编纂和集结，日本学者冈村繁对此有所研究，他通过对引诗情况的统计分析得出《诗》的编纂结集分为以周室为中心和以鲁室为中心两部分，刘毓庆、郭万金《结集历程之研究》在继承冈村繁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三个逐次递增的层次的理论。其次是通过赋诗探讨先秦时《诗》的传播和影响，董治安《从看“诗三百”在春秋时期的流传》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揭示了先秦时期《诗》的流传，马银琴《春秋时代赋诗风气下的传播与特点》在董治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数据统计后得出赋诗风气的兴衰演变的因素。
从以上的研究研究状况和文献的综述来看，关于《左传》称诗现象的研究在一百多年来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相当可观。但是我们也发现历来对词方面的研究都过于宏观，一些值得探究的点涉及的还是不够深入，比如《左传》中各国称诗的不同特质以及其文化特征，许多研究者已涉及到，但是仅仅是作为其研究范围内的一种现象提及，而未加以深入的论述，事实上，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春秋各国的政治文化作全面的了解，通过各个诸侯国在赋诗中表现出来的共性和个性来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机制，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解决。
参考文献：
[1]班固. 汉书[M] . 北京:中华书局,1962.
[2]转引自张爱芳.春秋大事表的特点.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3期.
谈到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目前尚未完全进入主流文学史视野之内。即使有限地进入,也并没有被真正地整合其中,尚未根本上改变既定的文学史秩序。如果说旧体诗词创作呈现“边缘化”趋势,这个判断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可。然而,说旧体诗词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这确实是没有疑问的。目前的这种研究现状是应当有所改变了。之所以会出现研究边缘化的状态,从内因上讲,主要还是研究者普遍对当前旧体诗词创作不甚满意,形式化、商业化、概念化的写作导致当代旧体诗词的深度研究乏善可陈。不过,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在没有经典化之前都是泥沙俱下的。研究者还是需要慧眼来关注其中一些优秀的创作。研究者有义务发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当中的优秀诗人诗作,将其引入文学史。当前学界主要有两类学者对旧体诗词研究比较关注。第一类是古典文学学者研究旧体诗词。究其研究特点,主要是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当作古典诗词的余脉或余绪开展研究。第二类是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涉足或呼吁旧体诗词研究,不过这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总体来看,现当代文学学界对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还是比较有限的,更多的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介入,他们认为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延伸性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毫无疑问应该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一般不用“近现代(旧体)诗词研究”这个提法,因为“旧诗”或“旧体诗词”这个概念真正地出现是在五四新文学革命运动之中,五四之前的中国诗界是没有真正的新体与旧体之分的,晚清的“诗界革命”所说的“新体诗”与五四以来所说的“新体诗”或“新诗”不完全是一回事。同理,六朝的“永明体”也曾经被叫做“新体诗”,唐人全面确立的“近体诗”也曾叫做“今体诗”,但那些“新体诗”或“今体诗”的概念与五四后兴起的“新体诗”或“新诗”概念正好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五四后的中国现当代诗歌应该由“新体诗”(“新诗”)与“旧体诗词”(“旧诗”)共同组成,既然“旧体”这个概念诞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中,那么旧体诗词研究自然也就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我把旧体诗词研究统称为“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或曰“现代中国旧体诗词研究”,而不是“近现代旧体诗词研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主张画地为牢或者占山为王,那是学术上的江湖气息或小农意识的表现。
实际上,对于“旧体诗词”这一片有待大力开拓的学术领地,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之间确实存在争议,我们不妨套用一句政治外交语:“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充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现代与古典交叉融合的学术平台上共同推进“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并不存在垄断性或独占性的学术领空,我们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需要的是精诚协作而不是文人相轻、彼此拆台。一般来说,古代文学研究者在研究旧体诗词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其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历史秩序中,这也是他们与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研究旧体诗词时最为明显的不同之处。在目前大陆内地的大学中文系学科体制下,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因为学科背景所限,往往容易忽视现当代旧体诗词与新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他们更多地看到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对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延续与传承。这样就容易割裂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间的联系,容易在旧体诗词研究中出现“非历史化”弊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在关注旧体诗词的过程中带有更强烈的文学史诉求,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地都是将旧体诗词整合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秩序中。也许在古典文学底蕴和传统诗词格律方面有所欠缺,但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这种“大文学史”研究视阈是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在研究旧体诗词时所不具备的。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随着时代的演进,其创作内容和艺术风格也在不断地呈现出新的变化,或者在形式上创旧,或者在精神上纳新。可以说,大部分的旧体诗词作者都在暗中与“新诗”较劲,与新诗人较劲,暗中比拼实力和潜力。因此,如果失去了新文学和新诗的历史参照系,我们的旧体诗词研究必然会缺乏历史感,无法做到很好地与新文学史整合起来,顺利地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内部的新旧对话与新旧对接,而是处于一种比较孤立、比较偏执的狭隘研究状态,或者堕入另一种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思维陷阱之中,只不过不再是以“新诗”的名义反对“旧诗”,而是以“旧诗”的名义反对“新诗”了。这种孤立的或偏激的旧体诗词研究模式仅止于“旧体诗词研究”,而不是我所说的“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目前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领域中,比较重要的话题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型问题,一个是中国新文学家旧体诗词创作的传承与创新问题。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型问题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课题,大而言之,它涉及到中国近代诗词向现代旧体诗词转换的艺术问题,也涉及到中国现代旧体诗词向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转换的艺术问题;小而言之,它还涉及到“抗战”前后现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变问题,还涉及到“文革”前后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变问题,以至于市场经济与网络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旧体诗词的艺术形态转变问题。这些艺术转型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牵涉到了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历史的宏观把握和深度理解。关于中国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创作问题是更能发挥现当代文学学术背景优势的一个研究课题。对于学术背景是来自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而言,长期以来以新文学作为研究的中心甚至是唯一的研究对象。这当然是一柄双刃剑,虽然限制了我们的学术视野进入新旧文学会通之中,但毕竟也为我们日后研究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打下了坚实的现当代文学史基础,这也是古典文学学者研究旧体诗词所不具备的学科优势。
中国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研究理应成为我们从事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学术支点,甚至是研究新旧融合的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支点。如同阿基米德所说的那个神奇的支点一样,我们虽然无力撬动地球,但却可以通过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研究这个学术支点撬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大厦,最终目标是改写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史进程或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框架。研究中国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创作,不仅能推动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走向深化,而且还能够推进中国现当代新文学研究走向深化。一旦我们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旧体诗词一旦同小说、散文、新诗一样被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范畴,我们将会发现,原来有不少新文学家的新诗创作或小说创作实际上是比不上他的旧体诗词创作的。比如说,鲁迅的旧体诗是其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也是不可多得的部分。然而,当我们在文学史中提及鲁迅的文学创作成就时,多半关注的是他的小说和散文(包括杂文)创作。虽然有许多关于鲁迅旧体诗的研究专着出现,但还是无法改变现代文学史对于鲁迅叙述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以文化激进主义着称的鲁迅不仅旧学功底深湛,而且无论其小说还是散文创作中都蕴含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伟大传统资源。此类现象在田汉、郁达夫等人的身上也体现得比较明显。田汉虽然以创造社的新诗人着称,也以南国社的话剧作家驰名天下,但田汉的旧体诗词创作水平显然在他的新诗创作水平之上,而且他的旧剧新编水平也完全不亚于他的话剧创作水平。总之田汉是一个具有深厚的古典诗学修养和古典戏剧修养的现代民族文学大家,他的创作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至于郁达夫,他的旧体诗在民国新文学家中堪称风华绝代,着名画家兼旧体诗人刘海粟曾说郁达夫的文学创作成就排序其实应该是旧体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第四,而郁达夫的老朋友郭沫若也说过大意相同的话,可见君子所见略同。(4)凡此种种,皆说明将旧体诗词创作从新文学史研究中“驱逐”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如果把旧体诗词纳入新文学史研究视野中,将对许多现当代新文学作家研究形成有力的补充。
目前中国内地的高教科研体制严重地阻碍了现当代旧体诗词进入研究视野。我们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一级学科下辖几个二级学科,主要是古代文学科学和现当代文学学科,还有文艺学等其它二级学科在内。古代文学研究又分得很细,比如搞先秦的,搞唐宋的,搞明清的,或者是搞诗的,搞词的,搞戏曲的,不断地细分甚至是微分,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学科知识的条块分割,长期下去就养成了当代学人的小农意识和江湖习气,各自占山为王或井水不犯河水,有个根据地就行,有块自留地也不错。现当代文学总共也就不到一百年时间,又细分为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或者现代诗歌研究,现代小说研究之类,不断地自我狭隘化,把自己关进了现代学术牢笼。文艺学也是分为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之类的,彼此对立,很难对话。大家都满足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按照既定的教科书授课混日子,不愿意打破任何学科界限和学术壁垒,积累下来的学术惰性积重难返,完全忘记了“文史哲不分家”的大学术传统。在这种学科分类体制下,“旧体诗词”就成了文学大家族里的“黑户口”,“旧体诗词研究”也就成了长期无人问津的灰色地带或黑色地带。搞古代文学的学者一般不屑于研究现当代旧体诗词,搞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一般对旧体诗词及其研究充满了敌视或者漠视,这样就让一个原本属于现代与古代交叉地带的学术领地长期沦陷了。好在现在很多人已意识到这样一种扭曲的学术微分体制需要改变,纷纷反思所属的学科权力制度,这就为“旧体诗词”及其研究走向“合法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旧体诗词”及其研究已经成了当前中国内地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这恐怕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但这就是事实,我们必须正视而不是转过身去。据说中华诗词研究院建立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提升当前中华诗词研究的学术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专业化的旧体诗词批评家和研究队伍,以便提升中华诗词研究的整体学术含量。这是十分值得赞赏的。当下中华诗词研究队伍里面需要整合两股学术力量的合力,一部分是来自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学者,一部分要调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在现当代文学界的老一辈学人里,北大的钱理群先生,还有后来调入中山大学的黄修己先生,以前在中国社科院的刘纳先生、东北的孙中田先生,他们都曾倡导旧体诗词研究,但他们拘囿于建国后学科壁垒的长期限制,虽然也想改变既定的文学史观、思维方式和文学史叙述框架,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应该发动一些中青年学者介入其中。据我所知,现在每年都有一些硕士和博士在做旧体诗词这方面的学位论文,不仅仅是古代文学界里做明清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延续到了民国诗词、近现代诗词研究了,现当代文学界里面也已经有一些旧体诗词方面的硕博士论文了,这些我们都可以轻易地在学术网络上检索得到。所以,中华诗词研究院应该把这些年轻的有朝气的学术力量整合起来。目前来看,我们的旧体诗词研究作者队伍还不够强大,一些旧体诗词焦点问题的学术讨论还无法深入开展起来,这说明我们确实需要优秀的旧体诗词学院派批评家和优秀的旧体诗词研究学人,我们需要这方面的专业批评家和专业学人涌现。最好是出现这方面的专业研究群体。只有专业素养的批评家群体出现了之后,我们才能发现好的旧体诗词作家和作品,才能将中国现当
电大论文开题报告系(部)：中文系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科：中国现代文学
学生：XXX
指导教师：XX
一、论文研究的来源及意义
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才红遍大江南北的著名诗人汪国真来说，青年人尤其是在校的大中学生，可谓耳熟能详，汪诗因此有一大批忠实的读者。汪诗不仅有青年人的生活和那种明白晓畅的表达方式，而且汪诗更有一种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来自于诗人汪国真对中国宋元以来传统诗歌的那种豁达、飘逸和洒脱的人生哲学的二次创造。诗人汪国真的这种人生态度被现今社会称为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毋庸置疑，它是可以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能够让广大的青年人在复杂的生活中得到极大的启迪，坚实理想信心。
本篇论文通过对汪国真诗歌的艺术特点进行研究探索，旨在为广大的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些肤浅的价值理论，让更多的人广泛地认识并认同这位上世纪盛名卓越的抒情诗人及其诗歌特点，明确汪诗在诗坛上的地位，从而期望有更多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对汪国真及其诗歌添加关注的眼神。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汪国真作为当代一位抒情诗人，他完全不同于闻一多、徐志摩、顾城、舒婷等这些早期中国诗坛上的领军人物，汪国真的诗歌创作阶段比较晚，将近不惑之年才功成名就。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诗歌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政治色彩，用平凡的语言抒发着平凡的人、事、物，朴实无华却隽永深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诗风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其诗歌在广大的读者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现今中国文学界对其诗歌的研究屈指可数，缺少广泛而有力的学术性的研究和探索，而在国外这块广褒的文学土地上，依然没有他光辉的影子。当然，这种现状的产生，尤其多面原因，一是汪诗的影响力几乎只局限于青年人这一层面上，诗歌内容通俗易懂，不需深入体味，因此在创作上不必进行权威的学术解析;二是现今文学界里，诗歌这以文学形式的地位每况愈下，已经处于文学的低潮阶段，其发展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所以，对于汪国真诗歌的研究，我觉得应该着力加强。
三、论文研究目标
本论文研究目标是：对汪国真诗歌的特点进行探究，凸现汪诗的艺术魅力，进而弘扬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使广大社会认同诗歌来源于生活，却更深层次地反映生活的观点。
四、论文研究内容
汪国真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蜚声文坛的著名中年诗人兼书画大家。汪诗能从平凡的事理发现伟大，从普通的感受中看出永恒，主题昂扬，寓意深刻隽永，表现出诗人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学功力。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汪国真的时代背景;
2、关于汪国真创作高峰期的分析研究;
3、汪国真诗歌的特点及研究;
汪诗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题材上较有针对性、篇幅短小、明白晓畅、精炼而富有哲理、充满了音乐美、诗中小我与大我并存，等等;
4、汪国真及其诗歌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
五、论文研究方法
分析研究、对比研究、研读归纳研究
六、论文进度安排
20XX年11-12月，收集材料，建立论文大致的框架模型
20XX年1月上旬，完成开题报告并提交导师审批
20XX年1月下旬至2月，写作论文初稿并提交导师审阅
20XX年3-4月，根据导师的意见和建议，对论文进行二次修改完善
20XX年5月，在二次修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最后定稿
七、论文参考文献
01、《诗学原理》，徐有富著，北大出版社
02、《诗歌美学》，谢利文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03、《诗论》，朱光潜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04、《谢冕论诗歌》，谢冕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05、《中国古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06、《汪国真诗文集》，汪国真著，广东旅游出版社
07、《从席慕容、汪国真到洛湃》，杨光治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08、《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09、《汪国真抒情诗精选赏析》，王昆编著，中国妇女出版社
10、《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姜红伟著，黄河出版社出版
11、《新作家文丛》，若冰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12、《现代诗歌创作论》，薛世昌著，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13、《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美国当代诗歌》，王卓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14、《中国新时期诗歌研究资料》，郭旭辉编，山东文艺出版社
15、《海子作品精选》，海子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16、《郭沫若经典作品选》，郭沫若著，当代世界出版社
17、《徐志摩作品精选》，徐志摩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关键词：新中国；韩国文学；古文献整理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9-0072-03
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开展，而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得到迅速进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本文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朝鲜―韩国文学研究状况。
一、朝鲜―韩国文学研究
“朝鲜”一词，历史上曾经是两个时期使用过。一是始于公元前2333年，终止于公元前194年的，含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的“古朝鲜”。二是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1392―1910）（或“朝鲜朝”），简称“朝鲜”。其统治时期则称之为“朝鲜时代”、“朝鲜时期”。1897年（高宗34年），此王朝国号改称“大韩帝国”，13年后被日本并吞（1910）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北部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此，在当代“朝鲜”一词被用作为它的简称。
“韩国”一词，用于1897年至1910年由朝鲜朝改称的“大韩帝国”。日本投降后，在半岛南部建立了“大韩民国”。因此，在当代“韩国”一词用作为大韩民国的简称。
“朝鲜”“韩国”名词虽然代表这些，但是也将之用于整个朝鲜半岛由古及今的历史与地理等上，如：“韩（朝鲜）半岛”、“韩（朝鲜）民族”、“韩（朝鲜）语”、“韩国（朝鲜）文学史”等。
我国对韩国文学的介绍、评论与研究，始于20年代。1925年，《语丝》杂志1月26日第11期发表了开明的《朝鲜的传说》，是现在可以查到的最早的介绍朝鲜文学的文章。此后一直到1949年，有关朝鲜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处于零的状态。1949年，《小说》杂志第2卷第3期发表了浦剑的文章《北朝鲜的人民文艺》。50年代，我国的有关报刊杂志每年都有两三篇以上的朝鲜文学的评介文章。主要是介绍北朝鲜的文坛状况。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70年代，这个时期韩国文学的全面介绍都没能展开。
进入80年代，中国学界对韩国文学的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恢复了硕博学位制度，形成了学术自由的氛围。我国的朝鲜文学介绍和研究由北朝鲜而及于韩国。评论和研究的范围也从古典文学一直到当代文学。
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随着中韩交流的蓬勃发展，再加上对韩国文学研究的一定的经验与理论基础，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也迈出了稳健的步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以往的代表性的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论文有蔡美花的《中韩建交之后的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中韩建交后的韩国学研究现状和展望学术会论文集，2012年8月）、尹允镇、金顺女的《建国50年来中国的朝鲜文学研究状况与未来》（《东疆学刊》，2000年7月）、刘介民的《转型期的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概述――以延边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为例》（《延边大学学报》，2011年2月）、牛林杰、张懿田的《中韩建交二十年来中国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当代韩国》，2012年）等。
本文在参考上述论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中国韩国学的特性、韩国研究丛书与文学史编篡、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古文献整理与研究，梳理中国韩国文学的研究的发展历程。
二、韩国学的特性
早在1980年，在韩国就已提出“韩国学”（korean studies）的概念。郑判龙曾指出：朝鲜学（韩国学）是研究朝鲜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文学、教育、艺术等专门学科，在中国属于外国学。蔡美花在《中韩建交之后在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一文中阐述了中国的韩国学学科特性。她认为，所谓中国的韩国学，在中国属于外国学，它同时具有地域学的性质以及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性质。中国的韩国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化。中国的韩国学学者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人的学术思考和价值观来研究韩国的人文科学。中国韩国学学者的心中潜在地扎根着中国式的学术视野和学问的经验，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这样的潜在意识，会成为研究中国韩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所谓的“中国的韩国学”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研究团队或个人，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阐述韩国的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文化的学问。此基础上，决定中国韩国学的研究方向，决定韩国学的方法论，选择韩国学的研究课题。
三、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概况
1.韩国学研究丛书和文学史。1992年中韩建交之初，国内大学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不到10所，随着中韩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国内高校的韩国语专业快速增加，如今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已超过200所。其中延边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等50多所大学招收韩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这些高校中，其中已经有9所开始招收韩国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
国内的韩国学研究中心有100余所；按地域分布形成来看，它们有以中央民族大学朝鲜文学系为首的京津地区，以延边大学和吉林大学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复旦大学为首的江苏地区，以中国海洋大学和山东大学为首的山东半岛等。
这些研究中心出版了许多学术丛书。如：延边大学的《朝鲜学研究》、《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朝鲜―韩国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的《韩国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朝鲜学》、山东大学的《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中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天津师范大学韩国文化研究中心的《中韩语言文化研究》等。
中国的韩国文学史著作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出版。它们有许文燮的《朝鲜古典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文学社，1985年）、韦旭升的《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朴忠禄的《朝鲜文学简史》（延吉延边教育出版社，1987年）、文日焕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李海山的《朝鲜汉文学史》（韩国文化社，1999年）、《朝鲜―韩国当代文学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许辉勋、蔡美花合著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金炳珉、许辉勋、崔雄权、蔡美花合著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崔雄权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尹允镇、池水涌、丁风熙、权赫律合著的《韩国文学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金英今的《韩国文学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朝鲜―韩国文学史》（上、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金明淑的《朝鲜近现代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朝鲜现代纯粹文学思潮史》、《多角度解读现代文学》（韩国亦乐出版社，2010年）、金宽雄、金晶银合著的《韩国古典汉文小说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林国雄的《韩国文学简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3年）等。
其中，李岩的上中下卷编篡的中文版《朝鲜文学通史》长达120万字，把朝鲜文学史上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主要思想、主要影响关系、主要典籍等多角度多层次展现的一部大作。
2.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一直以韩国古典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由于中韩两国文化和文学具有悠久的交流历史和密切的关系而产生的必然现象。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诗歌文学研究。研究对象是崔致远、李奎报、李齐贤、徐敬德、李辍⑷近、李达、许筠、许兰雪轩、申钦、洪万宗、李尚迪、丁茶山、朴齐家、李德懋、高敬命、金泽荣等汉诗作家与其作品。
代表性的汉诗研究成果有徐东日的《李德懋文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朴正阳的《朝鲜乐府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李永男的《清代文化与茶山汉诗关联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温兆海的《李尚迪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雪花的《朝鲜朝闺阁汉诗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1年12月）、郑日男的《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关联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孙德彪的《明清与韩国文学诗歌交流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曹春茹《论朝鲜汉诗对韦应物及其诗歌的接受》（《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2月）、柳昌娇《韩国古典文学史上唐诗的影响与接受》（《文史知识》，2010年5月）等。
韩国古典小说研究比汉诗研究数量少。金柄珉、徐东日合著的《朝鲜实学派文学与中国之的关联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孙惠欣的《冥梦世界中的奇幻叙事―朝鲜朝梦游录小说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李官福的《汉文大藏经与朝鲜古代叙事文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金哲的《朴齐家诗文和中国文学关联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汪燕岗的《韩国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谭红梅的《朝鲜朝汉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肖伟山的《三国演义和韩国传统艺术盘骚里》（《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王治理的《朝鲜时代汉文小说用典考》（《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11月）等。
诗话诗论研究是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者所关心的研究领域。诗话和诗论的研究大概始于1980年，至今诗论研究所占的比例大概有总论文的25%。蔡美花主编的《中韩文论关联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孙德彪的《朝鲜诗家论唐诗》（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王佑夫的《论朝鲜―韩国古典诗歌理论批评的自立与开放》（《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4月）、李春青的《略论许筠文论思想要点及其价值》（《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5期）、张震霆的《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理论观察》，2010年2期）、王成的《朝鲜诗家李对韩愈诗学观的审学批评》（《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年4期）等是代表性的著作或论文。
3.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的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起步较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数量上占大多数是现代小说。其次是诗歌。
小说研究中涉及最多的作家是李光洙、此外还有金东仁、廉想涉、蔡万植、金东里、李箕永、崔曙海、韩雪野、朴泰远、朴启周、李无影、金承钰、申采浩、崔仁勋、李文烈、崔仁浩、孔枝泳、申京淑等。诗歌研究中涉及的诗人有尹东柱、金素月、郑芝溶、李箱、金光燮、白石、沈连洙、金朝奎、李陆史、李庸岳等。
代表著作有金虎雄的《在满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国学资料院，1998年）《来华朝鲜人离散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崔玉善的《文学家丹斋申采浩新论》（韩国晓明出版社，2006年）、朴银淑的《日据时期朝鲜人文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金长善的《满洲文学研究》（韩国亦乐出版社，2009年）、田月梅的《在中朝鲜诗人眼中的满洲》（韩国亦乐出版社，2014年）、尹允镇的《来华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李春梅的《金史良文学的后殖民主义象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崔昌的《现实主义与韩国现代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方龙南的《来华朝鲜人移居民小说研究》（韩国文化社，2011年）、许莲花著《金东里小说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崔鹤松的《来华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晓明出版社，2013年）、崔美兰的《金亿的汉诗翻译与创作诗的关系研究》（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2013年）、金海鹰的《沈连洙诗文学研究》（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2006年）等。
论文有牛林杰的《论韩国战后文学中的少年战争体验小说》（《东岳论丛》，2009年12月）、金春仙的《论20世纪60年代韩国纯粹文学与参与文学的争论》（《当代韩国》，2002年）、王巨川的《试论余光中与郑芝溶的现代乡愁诗之异同》（《徐州师范大学》，2011年）、李圣华的《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中州学刊》，2007年4月）、温旭的《素月诗辉意象化――韩国诗人金素月诗歌意象性质分析》（《青年文学家》，2011年8月）、杨倩、史哲的《浅析韩国诗人郑芝溶童诗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初期诗歌为主》（《科教导刊》，2012年1月）等。
近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和出版方面，延边大学朝鲜文学研究所编篡的《中国朝鲜民族文学大系》（全30册）（韩国图书出版宝库社，2007―2009年）收录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之间在东北三省创作活动的安寿吉、沈采浩、朴荣F、金泽荣等作家的作品，给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4.古文献整理与研究。中韩建交之后，中国学者对韩国文学的关心急剧增加。再加上东亚文化圈形成了以比较的视觉，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汉文学的热潮。中国学者们认为，在东亚的汉诗研究中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很重要，但必须挖掘原始材料，进行各国汉诗原文的基本的统计和分析。同样，汉文小说领域中首先解决的是相关资料和原文的整理与出版。在这样的氛围下，以中国上海师范大学为中心，韩国高丽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台湾成功大学合作设立了《东亚汉文小说丛刊》研究团队。团队决定先收集约1000万字的亚洲汉文小说，其次把这些庞大的资料集在中华书局出版。根据这些资料编篡《韩国汉文小说述略》、《越南汉文小说述略》、《日本汉文小说述略》。东亚汉文文学的整理与出版给国际学术界开拓了新的领域。先后出版了邝健行等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料选萃》（中华书局，2002年）、党银平的《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赵季的《箕雅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等。根据这些文献，研究出版的著作有赵季《箕雅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伯伟《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凤凰出版社，2011年）。2009年以延边大学为中心，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和韩国延世大学合作设立了“韩国诗话研究”团队，团队于2012年出版了蔡美花、赵季主编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全12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全12册近1000万字的文献资料集《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以系统的结构，成为了诗话研究的最基本的材料。
本文在检索中难免出现很多遗漏的部分，并且这篇论文几乎没提及中国学者在韩国发表的专著以及期刊论文。估计这部分的论文数量也不少。
总之，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韩国文学领域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同时，研究队伍的日益扩大与壮大，形成了比较稳健的学术期刊阵地，为今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仍有些不足，有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学生 古诗词 教学探索
古诗词是诉诸心灵的、内心精神世界的文学形式，是人类美好情感体验的结晶。它们是通过读者的感悟、咀嚼、体味、深思、积累而慢慢地内化为自己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古诗词赏析作为语文考试的又一大亮点， 是学生学习的一大难点， 也是教师在教学中最为头疼的。
新编《语文课程标准》中要求学生诵读古诗词，不仅要有意识地积累，而且要有自己的感悟、理解，要能灵活的运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特别强调要“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体现时代要求”，“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而且在诗词教学中，教师要向学生渗透人文精神的教育，引导学生认识人的价值，强化生命意识，培养学生独立的个性、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品德，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基于此，笔者结合近几年来在在西安市临潼区油槐初级中学校的教学经历，从我校学生的实际出发，结合目前中学生了解与掌握中学生古诗词现状尝，试在中学生古诗词教学过程中进行教学改革，以期提高中学生语文课堂的教学效果。
一、目前中学生古诗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古诗词教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毋庸置疑，然而其教学现状却不尽人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小学古诗词鉴赏教学的理论的缺失
我国优秀的古典诗词作品浩如烟海，对其的鉴赏和研究不可谓不丰富，但是，但这些研究大多在文学的层面上，对中学古一诗词教学却很少有系统的研究，连语文课程教材专家也不得不承认“文学鉴赏能力如何具体化，理论界还缺乏研究"的结论。
2、现代中学生对经典古诗词的赏析现状不容乐观
主要体现在多数中学生因阅读与积累太少，学生学习兴致不高， 阅读赏析时间不够充裕，阅读范围较为狭窄，阅读方式有待进一步提高，学习被动， 效率低下。很大一部分学生缺乏对古诗词的基本审美、想象能力和赏析方法， 难以感受其魅力，不知道如何学习古诗词而排斥古诗词。学生感觉古诗词太难，理解不了，平时考练中古诗词鉴赏类题目得分较少，逐渐对古诗词失去兴趣。任课教师在古诗词的讲授过程中也缺乏一些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另外，家长重视程度不够，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没有时间诵读都是影响学生古诗词鉴赏能力的因素。
二、改进的方法与措施
1、以新课标为依据，及时转变对古诗词阅读观念
要改变现今古诗词课外阅读不容乐观的现状，就要树立新的理念，真正在思想上明确古诗词课外的阅读对提高学生语文素质，培养学生对美的追求和理解，陶冶学生美育情操，从而对学生终身发展的重要性。尤其要落实《语文课程标准》，走出新课标，树立大语文观念，而且要加大对阅读的宣传指导力度，向学生和学生家长提出具体的古典诗词课外阅读目标，使阅读的活动在中小学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2、教师应该从学生及学校实际出发，整合教学大纲
新课标对中学古诗词教学也作了明确要求：“理解作品思想内涵，探索作品丰富内蕴，领悟作品艺术魅力，用历史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诗文的思想内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现在的语文教师所面临的授课对象大都是2000年前后出生的学生，与“80后”和“90后”的学生相比，生活和物质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自我意识比较强。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学生的实际状况，再经过详细的调研之后才能结合新课标去制定教学大纲，与时俱进的备好每一节课，让学生感觉教学能真正贴近自己的生活，能真正调动起自己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3、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
认知心理学认为，学生学习的本质不是被动地形成刺激一反应的联结，而是主动地获取知识，形成自身的认知结构。无论是把人类的认识成果转化为学生的知识、能力，还是把社会经验、规范转化为学生的观念、情感、意志、习惯，都要通过学生自己的思考和实践活动，学习活动只有在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下才能进行和完成。
4、结合学生自身的特点，培养学生鉴赏古诗词的兴趣
语文老师不仅要注重课堂的古诗词阅读训练，更要关注学生的课外兴趣和习惯，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犹太人世代传言：书本是甜的。对孩子们而言，能够从小就体味到读书是一桩快乐的事情，从而终生享受书籍所带来的无穷乐趣也许就是社会、学校与家长所共同给予他们的最好礼物。现在的初中生，大部分都有爱表现的欲望，他们强烈地需要别人对他们能力的赞扬与肯定，所以给学生营造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很重要。古诗词一般篇幅短小、朗朗上口、易于背诵，可根据古诗词的这一特点和学生的兴趣进行朗读比赛、背诵比赛、默写比赛等。这样，学生赛得开心，古诗词背诵、默写的效果明显。
5、引导学生学会品析名言名句，感悟古诗词的形象美
古诗词中作者把万千心绪都凝聚其中。抓住关键字、词、句赏析诗词，可直接劈文入情，品味作者当时迸现的情感，体会炼词炼字之妙境。师生在研读过程中，不妨渗透“以诗解诗”的方法，学生既能快速入境，亦能提高锻字、炼词、用句等写作能力，更能纵横联系，加强古诗之间的相互理解。因此，教师要在引导学生进行审美实践的过程中， 有意识地让学生不断积累相关知识和有效的生活和阅读经验，提高他们对古诗词的鉴赏能力。
6、指导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提高创新能力
关键词：唐代文馆；文馆与文学；研究历史；研究空间
近年来，唐代文馆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涌现出不少与此相关的论著，比如李德辉先生《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等，极大地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毋庸置疑，以往的研究在制度渊源流变考镜、文献整理、文馆与文学关系的讨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总体来看，转变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寻求新的切入点，宏观通照性地发掘文馆与文学更深层的关联，是当前此研究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在梳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探索解决问题的相关途径。
一、关于“文馆”的界定
“文馆”到底指什么，关涉到研究对象的确立，各家研究都有所不同的表述。正史所记，无一统摄性确定概念，而仅出现于专有名词之中，如弘文馆、崇文馆之类。两《唐书》有“三馆”一词，如《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上武则天书云“三馆生徒，即令追集”及《新唐书》卷十四“三馆学官座武官后”，但此“三馆”当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馆，与文馆概念相去甚远。
较早关注文馆的学者是日本池田温先生，他认为唐代学馆之盛，中古所未见，而学士荣誉，尤著于青史。唐朝官制，政府图书之署有秘书省，国史编纂之府则有史馆，而教授学生之学校亦有国子监，及州、县学。其外更有馆院之设，可谓备矣。唐朝馆院，名称屡改，兴废不常，其名目大致有文学馆、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广文馆、集贤院、翰林院。[1]190-192照池田温氏的说法，文馆的范围是很大的，举凡掌管学艺、庋藏图籍、教授生徒、政治辅弼之机构，概应纳入文馆范围。
李德辉先生认为文馆似不应包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上揭氏著指出：“两汉以降各王朝政权都以‘尊儒重学'为名，在掌理图书的秘书省之外设置了各种名目的‘馆'，主掌图籍的校理编撰与生徒教授等事，以其多从事著撰文史等务，且馆中所聚都是文人，故统称文馆。它虽然属非常设性文化机构，但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之大，却是一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等文化机构所无法比拟的。”[2]1这样就将文馆与常设性机构区分开来。
笔者认为，文馆概念所指，是与论题的选择密切相关的。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文馆的界定大可不必相同。拙著《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从制度与文学的关联性入手，在制度考辨的基础上，解决与此相关的文学问题。因此，从宏观通照的角度出发，将“中央文馆”界定为：（1）是指唐代中央文馆，与地方文化机构有别；（2）是指与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联系较为密切的馆所。因而选定包括国子监、史馆、秘书省和崇文馆、弘文馆、集贤院、崇玄馆、广文馆等文化馆所作为研究的对象。[3]4-5正是缘于所解决的不同问题，其所关注对象也不一样。罗时进先生《唐诗演进论》比较重视文馆与诗歌关系的讨论，因此该书的第一章《唐初文馆与初唐诗风》说：“在初唐诗坛上有四代文馆学士相继主持局面，而四代人恰恰形成四个学士集团，这就是开国初太宗朝文馆学士集团、高宗朝文馆学士集团、武后朝的珠英学时集团和中宗朝的景龙学士集团。”[4]4-5另外，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5]着重探讨的是学士与政治的关系，因此选取的对象依次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北门学士、集贤学士、翰林学士。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6]，也是从实际研究需要出发，对文馆有不同的择取。
二、文馆与文学研究
（一）文馆制度梳理和考辨
以文馆作为切入点来讨论，以往的研究更侧重于历史学和政治学，因此，制度考辨和文馆史梳理成为研究的热点。关于国子监研究，在一般论文之外，大都散见于各种教育史专书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高明士《唐代学制之渊源及其演变》[7]和任育才《唐代官学教育的改革》[8]、《唐代官学体系的形成》[9]，诸文在制度考论方面极为细致翔实。对唐代史馆的研究，本身就是史学界一个热门，讨论的文章和著作都很多。不过，相较而言，台湾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10]一书尤有特色，张氏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相关制度。关于唐代秘书省的研究，主要有赵永东《谈谈唐代的秘书省》[11]，陆庆夫《唐代秘书述略》[12]和曹之《唐代秘书省群僚考略》[13]。李万健《唐代目录学的发展及成就》[14]，从目录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了秘书省在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弘文、崇文二馆的制度性考辨，亦主要散见于诸教育史著作中。论文方面，李锦绣《试论唐代的弘文、崇文馆生》[15]和牛致功《唐代的学士》[16]二文，较为详细深入。研究集贤院最珍贵的资料是唐代韦述的《集贤记注》，但原本已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宋代王应麟《玉海》中所引的数十条。上世纪二十年代，朱倓钩稽排比，撰成《〈集贤记注〉辑释》[17]，是研究集贤殿书院的基本材料。日本学者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1]从沿革、省舍、储藏、修纂、故实、职掌、禄廪、官联八个方面进行考察。随后，郑伟章、赵永东、刘健明、李湜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集贤院制度进行考察。
关于崇玄馆的研究相对薄弱，一般置于对唐代道举和道教的考察之中。讨论广文馆的文章也不多，廖健琦《唐代广文馆考论》[18]从设立时间、设立原因和中唐之后的存否等方面立论，较有新意。关于广文馆的性质，台湾高明士先生认为“其目的在招收国子监学生之攻读进士科者，有如今日在学校内附设之补习教育。”[7]206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合乎事实。招收国子监学生攻读进士科者固然不错，但所谓的补习教育因广文馆自身为一独立教育单位而不能成立，广文馆业进士者的资格亦非补习生。
（二）文馆与诗歌
文馆与文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包括律体律调分析、唱和诗集整理、诗学著作考辨和诗学理论溯源等。
1、关于律体律调的探讨较早研究唐诗律体律调的是郭绍虞先生，收录于《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19]中的《永明声病说》、《从永明体到律体》、《再论永明声病说》、《声律说考辨》等文章主要从五言诗音步的角度，说明“古”、“律”之间的声律问题。1986年，赵昌平发表《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20]，考定初唐九次重要“七律”应制唱和组诗，结论是七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五律每句加二字而来的，七律的渊源当是蜕化于骈赋化的歌行。香港邝健行《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及其相关问题之讨论》[21]，从单句句调不合、失对联数、失黏首数、不合律首数等方面，考察初唐作家虞世南、李百药等22人519首接近五律诗歌的声律状况。邝文认为律调受到重视和探讨，主要是作者顺应文体本身的发展、从事探索的结果，跟君主的好文无关。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葛晓音先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分别讨论宫廷文人在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七言歌行的发展以及绝句的发展等问题。葛氏虽不是直接探讨初盛唐诗歌律体律调，但却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正是在乃师的鼓励和启发之下，杜晓勤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察》[22]指出：五言律体的形成虽然几经波折，但每一次发展都离不开宫廷诗人。如果没有他们对诗歌声律美的不懈追求，没有他们对原有诗歌声律模式的突破与创新，五言新体诗的律化进程无疑会更漫长。可是，杜氏所认为的律体律调最终定型于沈宋即“沈宋体”的看法，虽与众多文学史同调，却不为陈铁民先生所接受，陈先生经过分析考证，认为律体的定型是初唐一批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其功不能全归于沈宋二人。[23]
2、唱和诗集的整理初唐唱和诗集的整理主要集中在《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景龙文馆记》。
（1）《翰林学士集》翰林学士之名，始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其时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因此，对于《翰林学士集》的结集和标题，众多学者提出揣测，但以陈尚君和日本森立之的说法为上，森立之疑为许敬宗所撰，陈尚君进一步指出可能为许敬宗别集残卷，理由为集中收许诗最多，每题皆有其作品，且目录亦以其诗列目。[24]3贾晋华先生在《翰林学士集》的基础上，广引文献，将太宗朝宫廷诗人群的唱和篇章及文学活动逐一考证，起于武德九年九月，终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共考得太宗君臣唱和诗214首又2断句，文赋13首，预唱诗人45人。[25]12-33
（2）《珠英集》《珠英集》又称《珠英学士集》，五卷，唐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而成，宋以后散佚。现存敦煌写本二卷，分藏英国和法国，编号为斯2717、伯3771。《珠英学士集》的整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董康、向达、王重民、项楚、吴其昱等学者都作出过重要贡献，最终由徐俊先生全面完成。徐俊先生将英、法所藏写本拼接对看，得出法藏伯卷当为英藏斯卷《珠英集》第五卷的部分内容，这样就将二处分藏的残篇连接起来。徐先生对《珠英集》考证的重要成果主要有两点：第一，校正历来关于学士人数的记载，明确为47人；第二，全面整理校勘现存诗歌，共得55首。[26]548-587
（3）《景龙文馆记》据《新唐书·李適传》、《唐诗纪诗》卷九李適条、《唐会要》卷六十四“宏文馆”条、《直斋书录解题》卷七、《玉海》卷五十七等文献记载，中宗景龙二年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以象四时八节十二时，其后被选者不一。他们围绕中宗宴饮优游、频频唱和。身为学士之一的武平一将此其间的活动记录下来，并录有唱和作品及诸学士传，名为《景龙文馆记》。较早注意到《文馆记》的是日本学者，如高木正一《景龙の宫廷诗坛と七言律诗の形成》，西村富美子《唐初期の应制诗人》、安东俊六《景龙宫廷文学の创作基盘》都力图还原宫廷文学活动及其相关背景。[25]44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有陶敏《〈景龙文馆记〉考》[27]，贾晋华《〈景龙文馆记〉辑校》[25]和《〈景龙文馆记〉与中宗朝学士群》[25]。陶文侧重于成书始末及版本流传等文献学方面，贾文则全面辑校了《文馆记》，并对其间活动进行编年。
3、相关诗学著作考辨和诗学理论溯源初唐三大诗学著作，即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崔融《新定诗体》。此三者始见录于中唐求学之日僧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后辗转传抄，面目全非，经王梦鸥先生大力考证，基本上还其原貌。王先生认为宋代《吟窗杂录》所录《魏文帝诗格》即传抄《笔札华梁》所成，而以现存于《吟窗杂录》卷六李峤《评诗格》所载十体九对之文字与《文镜秘府论》所引崔氏之语相对照，李峤《评诗格》与崔融《新定诗体》实为同一书，《评诗格》乃后人所伪托李名也。此后所论，陈陈相因，大抵不出王先生所述范围。
王氏不仅考论有关初唐新体诗成立的两种残书，更论及初唐诗学产生之渊源，并分析其成因。认为初唐诗学，多为适应宫廷之艺文生活而发达，殆与齐梁时代相类似。其诗体既沿袭江左余风，而诗学之所发明者，亦即为齐梁诗体之分析。从分析而创立若干规格，转成唐代试士之圭臬。按其作业，自始即偏向于“缀文”之道，而与吟咏“情志”者无直接关系。[28]
（三）其它研究
诗歌之外，研究文馆与文学之关联性较多的，主要集中在探讨唐初所修前代“八史”与初唐文学思想的关系。这在文学批评史、思想史等著述中都有论及，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论述尤为详备。曾守正《唐初史官文学思想及其形成》[29]，从唐初史官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成因、评骘三方面来考量初唐史官的文学思想。李胜《初唐史家文论特色检讨》[30]认为：以令狐德棻、魏征为代表的初唐史家的文学见解，表面看来，像是折衷调和，论其实质，则表现了对文学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较早、也较正确地为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学指出了发展方向。
其它文体方面，如从文馆的角度来观照小说、散文的演变之类的论著不多。拙著《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力图有所突破，对文馆与唐传奇、实录、墓碑文、行状等文体之关联，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拙文《从行状和墓碑文看唐代骈文的演进》[31]，从文馆的角度提出构建分体骈文史的断想。
三、研究空间的拓展
从文馆研究的历史来看，研究者比较重视这样几个问题：（1）历史学视野，关注文馆制度本身的渊源和流变，着重于制度的梳理和考辨。（2）政治学视野，着力剖析文馆文士与政治之间的关系。（3）文馆与文学的关系，可归结为：文馆学士与作家群体；文馆创作与文坛风尚；文学盛衰与文学嬗变；文馆唱和和诗体发育等方面。[2]399-402
上述成果无疑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其中的缺失和不足也不容忽视。由于侧重点不一，他们往往致力于某一中央文化机构的研究，“点”多“面”少，缺少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又囿于论题性质，历史学、政治学研究较多，因而在“与文学”之关系的讨论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
重新思考已有成果，笔者认为文馆与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主要还有赖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和研究视野的开拓。应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和理论，选取文士社会角色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究文馆与文学之关系，是比较有价值和意义的：其一，回归文学本位研究。传统研究在历史学、政治学等方面揭示文馆的价值，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观照，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其成果一方面可作文学研究之参照，另一方面其落脚点并非文学。吸收前人成果，推进并深化文馆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改变过去的研究格局和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学术史意义。其二，运用已有文馆研究成果，借鉴社会学理论，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力图在历史文化学和文学社会学层面有所突破，还原文馆文人与唐代文学演进的历史原貌。因此，系统化现有成果的同时，也是对前沿学术方法运用的检测，具有理论探索意义。其三，从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文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学者热衷于从空间分布、科第出身、文化背景等角度来剖析文士的精神风貌，对于文士社会角色与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之联系则关注不够。因此，从文士社会角色变迁来考察文馆文人的精神风尚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其成果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依据社会学相关理论，社会角色有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之分。就文馆而言，前者主要有学官、史官、图籍校勘官、著作郎官、学士五大类，后者主要包括经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等角色。这两种角色有时难免交叉和互换。未来的研究应打破成例，努力解决与此两种社会角色相关的文学问题，从角色之意识、评价、社会流动、心态等层面分别探讨与文学生成、发展、衍变之间的内在联系，剖析文士角色与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种文体演变的相互关系。加强动态研究，揭示文士角色与文学团体、文学风气、文艺思潮、文学传播等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之间的潜在规律。笔者以为可以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其一，文士任职中的角色本位意识与文学样式。所谓本位，在这里是指各文馆职事活动的规定性，比如学官之教育、史官之修史、图籍官员之校勘、著作郎官之著述等等。不同社会角色的文学创作，往往在题材、内容，甚至风格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比如秘书省校书官本位意识与咏物诗创作，文士任职与散文写作，史官“泛谏诤意识”与中唐传奇勃兴等。
其二，文士社会角色评价与文学。社会评价系指社会在文士选任、迁转和地位诸方面对文士职务作出价值判断和预测。从任职资格归纳文士选任中的文学因素，从职务变迁总结与迁转相关的文学质素，通过计量分析，在整体上把握选任和迁转的规律，并由此还原文士生活生存状态与文学群体性活动之间的关系。比如由于任职形成文学创作小集团，集体创作观念对文坛风尚之影响，各文馆社会地位高低变化与士子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等等。
其三，文士社会角色流动性与文学活动。文士社会角色流动是指文士京都任职与地方任职之间的区域流动。京都长安和洛阳是中央文馆所在地，也是当时的文化强势区，文士离开京都到其它地方任职，势必带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比如由韩愈迁谪岭南、白居易贬江州、刘禹锡之夔州等角色流动，推动弱势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强弱势区域之间文学思想的交流和传播等等。
其四，学士文学角色批判与诗歌复古进程。将学士单独列出来讨论，是因为过去的研究将其局限于初唐诗歌声律问题。文学发展是诸种合力的结果，若将诗歌分成主流创作和非主流创作，从非线性发展来重新审视唐诗进程，则会发现唐诗演进轨迹受主流与非主流文化之冲突的影响很大。一般而言，学士处于创作主流地位，同时又是京城文化、宫廷文化的代表，而非主流作家则是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的代言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诗歌复古实质上是文化冲突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诗歌复古进程也是文化冲突与顺应的过程。
不过，多学科交叉研究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多门学科知识，在知识结构方面应有所提升和完善。同时，还应注意点面结合、虚实相间的问题。笔者以为可以采取现代科技手段，创建与研究相关的数据库，加强一般与个别有机相融的动态系统分析。
综上所述，历时性地来看，唐代文馆与文学研究在制度渊源流变的梳理和考辨、文馆与诗歌的分析探讨方面成果较为丰硕，而在文馆与小说散文等方面的讨论相对薄弱。总体而言，个案分析较强，整体论述较弱。虽然出现了《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和《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等专著，但从文学本位的角度来看，略嫌关注不够。因此，将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从文馆文士社会角色切入，解决相关文学问题，当是深具发掘潜力的未来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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