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在评点古今人物时曾指出：“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2002年5月，同志在两院院士代表大会上指出：“早在2 300多年前，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子的《墨经》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关于力学、光学、几何学、工程技术知识和现代物理学、数学的基本要素。”2005年2月，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我国历史上就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比如，孔子说过‘和为贵’；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这些思想虽然带有不同时代和提出者阶级地位的烙印，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墨子创立的墨家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相比，更具人民性，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更是后者无法比拟的。职业教育是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类教育，是与生产劳动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类教育，是面向全社会、面向人人的教育。总理曾经指出：“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社会性、人民性。职业教育应该是面向人人的教育，使更多的人能够找到适合于自己学习和发展的空间，从而使教育事业关注人人成为可能。”当前，我们国家正在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在这个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向世界上先进发达国家学习，另一方面还应该从我们历史传统中吸收营养。墨子在2 300多年前提出的许多思想和他的教育实践，对于当今我们发展职业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们应该很好地挖掘、分析、吸收。
把墨子像请进职业院校的校园，有利于形成有特色的职业院校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是育人的重要因素，应该与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学校的培养目标相适应。校园文化有共性，又有其个性。我们的校园文化要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共性。不同类型的学校又应有其个性，甚至相同类型不同学校都要有其个性。当前，职业院校普遍开始重视校园文化建设，这是好事，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特色不突出，主要是职业教育的特色不突出。以校内文化景观为例，一些职业院校和普通大中小学一个样：学校立的像、挂的像，绝大部分是数学家、物理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学问家。不是不可以立这些人的像，更不是说这些人不值得尊重，而是他们离我们学生的距离太远，不能很好地起到正面激励的作用，至少是体现不了职业院校校园文化的特色。有些像主人，其思想中就有浓重的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成分，与我们职业教育的基本理念格格不入，我们的学校却把他们的塑像立在校园最显著的位置，这就很不协调了。为什么不挂墨子像、鲁班像、黄道婆像？为什么不挂工程家、实干家、技术能手、劳动模范、创业典型、致富带头人的像？校园文化景观应该给我们的学生带来希望和信心，与学校培养目标相协调，而不是相反。职业院校的校园文化应该是尊重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文化，把“平民圣人”墨子塑像立在职业院校校园，会对形成这种文化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生产劳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演变；反思
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贯彻“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时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
（一）公益社会劳动
主要是组织学生参加义务劳动、绿化学校和街道、在实习园地工作等，以此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曾经掀起了“红专问题”与“参加体力劳动”的辩论，引出“参加体力劳动是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等争论，并使得大学生纷纷走出课堂，在公益劳动中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
（二）勤工俭学
随着报刊、杂志发表的大量宣传勤工俭学文章，勤工俭学活动在高校开展起来，形式主要有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劳动、基本建设工地和运输业的劳动、校内外的服务性劳动和工业生产劳动等。[1]
（三）校办工厂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和《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大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一切有条件的大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高校六十条”中还明确规定校办工厂必须安排学生劳动，并规定了学生每年参加劳动的时间。由此，校办工厂成为这一时期学生进行生产劳动的另一种形式。
（四）大炼钢铁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形成了全民炼钢的高潮。同年9月26日《山西日报》的社论《以钢为纲大搞教育革命》，号召教育也要以钢为纲。与此同时，全国普遍停课，有的高校还建立起小炼钢炉、小炼铁炉，各地高校师生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中。
反思这一时期的生产劳动形式，首先值得肯定的是我们党非常重视劳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的作用。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钱俊瑞就提出，为了有效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应当把学习与参加劳动生产等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大的成效。通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2]其次，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上，还存在劳动过多、劳动时间过长的问题，直接影响到高校教学的质量以及师生的身体健康状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党逐渐认识到摆正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的重要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纠正高校师生在生产劳动上过多、过长的问题。
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过程中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
（一）“半工半读、半农半读”
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被当作一种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就是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一种半工半读的工厂劳动制度。”形式主要有：隔周轮换、隔双周轮换、隔三天轮换等办法，后来还补充了“四四制”的形式，即“四小时工作，四小时读书，这是厂校完全结合的”，“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高等学校是半工半读试验的重点，有的通过厂（农场）校合一的途径实行半工半读；有的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确定大学的办学方针为“两个结合”，即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有的文科院校附设工厂，或者迁到农场，办成半工半读或者半耕半读的学校。截止到1965年底，全国66所高等农业院校中，已经试行半农半读的37所，半农半读学生数占在校学生数的15%。
（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一时期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一律称为“四清”运动。自浙江省委组织1963年大学毕业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从1964年冬季开始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分批下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高等学校理工科师生从暑假起分期分批参加“四清”运动。有的高校利用原定当年的劳动时间、社会调查时间进行，有的高校利用两年的寒暑假时间进行。
反思这一时期的生产劳动形式，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学校是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试点产物，“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办学方式，在当时被认为是培养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最佳方式，代表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究其实质，一方面带有浓厚的“左”的指导思想色彩，过高地估计了当时高校尤其是文科院校所受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严重，错误地认为文科毕业生将来会掌握国家的上层建筑，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危险；另一方面，在这场由高校文科生为重点、理工科生后来也加入进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采取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形式，促使大学生积极参加实际斗争和生产劳动，在实践中提高了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 转贴于
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
（一）“七·二一工人大学”里的“两化”
“七·二一工人大学”源自毛泽东1968年7月21日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的一段话：“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同年9月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各地纷纷效仿。至1976年7月，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增加到一万五千多所，学员发展到七十八万多人。“七·二一工人大学”被当作实现“两化”的重要途径，即：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按照规定，整个大学期间，学员既要进行脱产学习，又必须定期回到车间参加劳动。
（二）朝阳农学院的“几上几下”
反思这一时期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无论是“七·二一工人大学”里的“两化”，还是朝阳农学院的“几上几下”，都带有深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烙印。首先，它们与这一时期“开门办学”的教育思想相吻合。早在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七名学生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提出“学生每年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同年底，中共中央指示，认为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1968年底《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第五期发表的调查报告《“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提出农业院校要统统搬到农村、要从“土专家”中招收、教学内容要联系各地区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从1969年起，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全国各级学校以“五七指示”为纲领，组织师生下厂、下乡参加劳动，实行“开门办学”。生产劳动，成为转变学生思想的主要手段。其次，它们最终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负面影响。“七·二一工人大学”“不是什么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首先是政治大学。”最终沦为破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在学习朝阳农学院经验的过程中，朝农经验被散布为“大学就是大家来学”、要把各类大学办成“政治大学”等谬论，一些农、林、医、师范等类院校纷纷迁往农村，或建立分校、教学点等，不少农林院校几经搬迁，一些工科院校也在农村建立分校，不仅耗费了大量物资和资金，而且大批校舍被占、大量图书和仪器等设备被毁坏，造成很大损失。
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至今，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
（一）“以知识服务社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教育部号召大学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群众和社会服务，“只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才是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唯一正确道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级各类学校把组织学生适当参加一定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各地高校掀起了“以知识服务社会”的多种劳动形式，例如，清华、北大等首都14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利用暑假期间，组成“好儿女志在四方参观团”；南开大学团委组织学生利用寒假期间开展“让南开校徽在祖国各地闪光”的为民服务活动；辽宁省各高等院校组织大学生开展“把知识献给人民”的活动；上海高校发起大学生勤工助学活动，鼓励大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为社会提供技术性劳动服务；有些高校激励大学生结合自己所学专业，积极进行自主创新创业；还有些高校积极组织学生到社会企事业、部队、农村或机关服务社会。
（二）社会实践基地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劳动；劳动者；教育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构成运用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解析，其中，他将异化的概念和劳动二者相结合，认为社会中的劳动者们用劳动创造了财富，这些劳动本应属于劳动者，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被剥削了，这一行为导致了劳动者生活质量的下降，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分析社会基本经济结构和运作规律，最终得出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
一、“技术异化”
异化是主体在活动中产生了对立于自身的客体，客体反过来对抗主体并对主体加以控制。而技术是人类所创造出的产物，为人类的劳动服务，帮助人类获取更高的效率和能力，但当技术发展到一定地步的时候，科技会反过来控制作为劳动者的人类，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不可预估的伤害，即技术异化。
马克思所说的技术异化，其一，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大机器生产技术的普遍应用，大大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发展，但由于对这些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使得其没有得到适当合理的发展，本应解放生产力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却因此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使人逐步受到了物的控制。马克思认为在这个时代中，随着科技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工人被贬低了其劳动价值，资本家以此增加了剩余价值的获得量，而工人则逐渐成为机器，造成了人为机器服务的现象。其二，资本主义应用并不是合理适度地应用，对机器科技的使用使得更多资本家为追求最大化的利益忽略了工人自身的机能，导致对工人本身的健康和精神的危害。其三，由于资本家追求利益的野心不断膨胀，使得他们大力地发展科技而不顾工人原有的价值，从而产生了社会道德沦丧的现象，资本家为了增加剩余价值而忽视工人性命安全，具体来看，就是机器的不合理发达促使工人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后者生活质量也随之进一步一落千丈，使得整个社会的工人阶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
二、教育异化
所谓教育异化，就是现实社会中在教育领域由于技术异化而产生的异化现象，众所周知，随着现代教育科技的不断爬升，各类学校机构的教育水平得到了革命性的提高，但同时也因为现代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教育过程中的问题与难题，即技术教育中存在的异化现象。这一现象可以从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四个内涵作为出发点，进行相对应的阐述和剖析。
第一，教育工作者和其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得就越少，他创造得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是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劳动者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不可否认，在当今时代的教育领域，技术的发展改革了传统的课堂教学，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老师们普遍已不需要亲力亲为地在黑板上进行书写以传授知识，而是使用现代教育科技来满足教学的需要，并方便教学的进行。包括投影设备、电子黑板、网络教学等科技产物在内的现代教学工具的大面积推行，不仅可以让教学中所传递的知识得到视觉上乃至听觉上的直观感受，还能让学生因接触面的增多而提高获取知识的效率，加深记忆和拓展思考，所以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革新是可观而且可期的。但如前文所提，有时科技的不合理发展会导致特定领域的异化现象，在这里，教育工作者的劳动产品则是他们所制作的用于课堂的幻灯片、文字资料、实验设备和材料等，而随着教育工作者耗费大量劳动来越来越多地制作这些工具，教学中教师应发挥的主要作用被这些工具所影响，换句话说，教师本应是这些教学工具的所有者，但当这些工具被过度地用于课堂之上时，教师有时反而成为了单纯操纵这些工具的存在，因为科技的发展，电脑越发智能，很多需要教师完成的工作乃至教师作为学者思考出来的观点，被电脑替代性地提出和完善了。可见，出现这种情况时，就是被现代教育技术控制的时候，产生的结果就是违背教学本身的意义，使得学生更多地注意了产品本身而不是产品所包含和要表达的内涵知识。
第二，教育工作者和其劳动活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是自愿的劳动，如果教育工作者过多地运用了教育科技，其教学活动在教育工具的控制下则成为了被迫性的，而非自愿，那么教师和其劳动活动就会相互异化，从而产生学生和其劳动活动相互异化。例如，教师在备课时，需要某一部分资料和结论，如果他过分地依赖科技，会直接通过网络的方式进行查阅，呈现眼前的也会是各种学者的各类言论，教师可能就会在其中进行挑选和延伸，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其自己思考的成份减少了，有时只需要教授简单的内容，但因为对科技的依赖制作了复杂的展现效果，导致在实际教学时使用无意义的教学技术，呈现浪费时间资源的教学效果，拖沓了教学节奏，这些就是劳动工作者与其劳动活动相异化的现象，而他们的自我价值无法得到实现。另外，由于教师与其教学活动的异化，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科技的不当使用分散了教学对象的课堂注意力，降低了后者对实质知识的兴趣，从而在学习中越发地走向被动，学习成为了非自愿的劳动，但迫于考试、选拔等压力需要继续进行，那么也就产生了教学对象与劳动活动的异化。
第三，教学工作者与其类本质相异化。劳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如果劳动变成了非自愿非自觉的形式，那么劳动者就会与其类本质相异化。在当代教育过程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当教师进行教学活动时，教学工具如电脑、投影设备突然发生故障，那么教学活动就会立刻终止，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往往绝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如何修复教学设备以重新启用教学技术上，而非在失去教学技术的支援时，思考如何降低由此带来的教学效果下降的问题，从而推动教学活动继续展开，在这时，教学工作者就与其类本质发生了异化。因为教师是教学活动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如果在设备故障发生时颠倒了教学与科技的关系，那么其教学活动就不是自觉主动而是被动的，即是被现代教学技术推动的，因为这一行为表示了其并未认可自己的劳动，而加以了否认，从而受到了教学技术的主导和控制，而教师也反过来成为了这一劳动活动中机器的存在。而要改变这种反向的观念，不仅需要教学技术的适当看待和使用，更要重新分析和思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和真正要发挥的作用。
第四，教学技术中人和人相异化。与马克思异化概念的第四方面内涵相对应，一方面，如果教育工作者在教学活动中因为与其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类本质产生了异化，那么对他们自身而言就是被动而且苦闷的。前面所提到的由于过分地依赖现代教学技术，使得教学对象更多地关注教学工具而非教学工具本身所要传递的知识，那么教学对象也同样会减少对教学工作者的关注，即学生更注重教师耗费大量精力制作出来的技术产品而非教师本人。因而由于教学技术的运用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课堂互动，也就产生了学生与教师之间即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但在这里，主体并不是教师或学生，而是那些教学机器背后的科技。教师也因此由于学生对其注意力的降低，与学生的交流大幅缩少，有时无法发挥出主导课堂的作用。
另一方面，继续对“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这句话的思考，前文提过，有些教师可能并不适应现代教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仍然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教授，但同时有些教师却可能会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方式，后者中又包括了一部分不负责任的劳动者，他们觉得科技带来了教学上的便利，不用再去更认真地对待工作，所以反而会因此与学生产生了异化却感到快乐。因此，我们不能否定现代教学科技带来的优势，但对教育工作者在劳动活动中对本身工作的正确观念和思想进行调整和加深也是很具有必要性的。
三、教育异化的原因
一方面，归根到底，我认为在于现实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先进与否，教育工作者需要通过劳动活动去获取利益，而人们接受教育越发地倾向于应对工作门槛、选拔标准时，接受教育将不再是提升自我修养的一种方式，而是为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才去学习的生活途径，当社会生产能力真正发展起来后，教育才能体现出前者所说的效能。另一方面，马克思并不认同是科技导致了异化，而是对科技的资本主义运用才衍生出了异化的现象。所以从外部看，还是在于尚不够完善的体制和市场经济，加强对人文的关怀，进行合理的体制改革，才能更有效地减轻以至消除异化的发生。
四、总结
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多上个时代的残渣尚且存在，私有制成份也暂时不能完全消除，所以不仅仅是教育领域，如经济领域内的拜金主义、诚信危机，政治领域内的权钱谋私、贪污腐败，文化领域内的文学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等这一系列的异化现象仍然可见，但是，并不是所有社会中呈现出来的负面和矛盾景象都是异化而来的产品，我们短期内能做的也只是调整、缩减、控制异化的发生，而随着这些行为力度的加大和不断保持，以及国家向未来的大步发展，根除异化现象或许只是水到渠成的时间问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4］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教育的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主体 劳动异化 劳动本质 劳动价值
【中图分类号】 D41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7.02.011
劳动是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作为精神生产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及价值引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即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是确保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顺利进行的主导力量。当前，均质化的社会结构逐渐转变为层级化、异质化；各种相对统一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也日趋多元化和分散化，思想政治教育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理论回应现实的问题上愈感乏力，社会上甚至滋生了一些“思想政治教育无用论”“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论”等消极的态度看法。科学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性质、特点和价值，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素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价值的确证诉求和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内涵界域
“主体”这一概念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三种解释：“事物的主要部分；法律上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哲学上是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主体是与客体相对应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概念是从哲学认识论引申而来，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围绕“主客体的划分是否否定客体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地位的平等性”这一争论，大体来看，理论界出现了单一主体说和双主体说的观点。从施教过程来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指依据一定的社会和阶级要求，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品德和精神生产的个体或群体，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导和中坚力量。就这一理论意义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者就是对一定的客体（教育对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依据相关划分准则，可以分为不同类型。按年龄来分，可分为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教育主体；按性别结构来分，可分为男性教育主体和女性教育主体；按行业来分，可分为学校、企业、军队、党政机关的教育主体等；按级别来分，可分为高级政工干部、中级政工干部、初级政工干部。不同类型的教育主体，由于其生理、心理和行为方式的不同，会表现出各种差异性。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展现出目的性、计划性、主动性、选择性、实践性、创造性和超前性等特征，发挥着传递、教育、管理和协调四种职能。
教育主体劳动价值的现实诉求：异化的批判与消解
“异化”（aliena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思。“异化”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被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从而进一步扩展和加深了它的含义：黑格尔在阐释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和对立时提出了人的异化；马克思把异化现象阐释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劳动异化有四个本质特征：（1）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的产品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异己存在物同劳动对立；（2）劳动者和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表现为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相反为被迫的强制劳动，是否定自身的一种活动，马克思曾说过：“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一切强制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表现为人的类本质变成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成为人异己的本质；（4）人与人相异化，这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精神生产者，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运用各类方法、手段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这一特殊的劳动，取得特殊的劳动成就，即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影响下达到一定的思想状态及高度。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异化。不管是在主渠道还是在主阵地中，主体发挥的功效都不太明显，甚至出现其主体地位被轻视的现象。结合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和对劳动成果的评价相异化。
首先，教育主体同其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对象化，然而现在劳动的对象化却表现为劳动者同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同样，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受教育者的思想状态及精神产出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对象化。正是由于劳动对象化具有主体意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产品也随之显得更为复杂。不管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还是主阵地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效果都不太明显。受教育者对待各类显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态度多为抗拒、厌烦和无奈，这使得教育主体的劳动产品产生对劳动过程和劳动主体的否定，从而和“劳动相对立”。
其次，教育主体劳动过程的异化。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理论中指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并不感到幸福，并只是将劳动视为维持自身生计的一种强制性的对象性活动。同样，思想政治教育劳动过程的异化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教育价值和教育客体的消极影响下，关心自己的科研成果、学生的就业情况等硬性指标胜过受教育者本身的学习和思想生活状况。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学生认为老师讲空话、说大话，枯燥无味；教育者认为很难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二者的关系随之发生异化，以至于并未达到预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价值的评估异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价值的评估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主w劳动评估的异化，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劳动本身相异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认为自己的劳动不受肯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主体的劳动产品，即受教育者的思想素质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提高；二是即便一部分受教育者的思想素质有所提高，但随着环境的变化也会出现腐朽、堕落的思想。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本身和社会对劳动主体价值的判断或多或少造成教育主体与其劳动本身相异化，从而使教育主体否定自己的劳动。
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异化表现来看，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阶级和群体对主体劳动价值的误解、歪曲和否定。全面科学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实质，实现其劳动的本质回归有助于提高教育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实现教育者本身和社会的价值双赢。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本质的应然与实然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根本，只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类才具有创造世界的能力，并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提供动力支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劳动创造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因此，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行为和劳动价值的认知不应因时代的发展速度及价值取向的变化而改变，而应始终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本质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性质。劳动是指用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的消耗与支出输出劳动价值的人类运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同手通过不同的行为实现头中的想法一样，劳动过程将脑力和体力劳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劳动被赋予脑体兼有的以脑力为主的奉献性的劳动性质。
第一，以脑力为主的复杂性劳动。马克思将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指不需要经过专门训练且无任何特长的普通人所能从事的普遍性劳动。复杂劳动指具有一定技术专长和知识的劳动者从事的特殊性劳动。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劳动是一项以脑力为主、体力为辅的复杂劳动。首先，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具有复杂性和层次性。当前，社会结构由同质化向异化和层次化转变，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激荡，受教育者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问题日益复杂，教育主体需要耗费更多的脑力来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其次，教育对象的思想转化过程日趋复杂。教育对象的思想转化一般经过内化、外化和反馈调节三个阶段。在当今自媒体时代，教育对象获取信息的内容丰富、渠道宽泛、速度快捷，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甄别、吸收和传递有效信息并在思想上进行知、情、意、信、行的转化，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教育主体不断调研受教育者的新需求，更新自身观念，培养创新的思维和工作方式，科学地处理大量信息，用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帮助受教育者进行思想的转化。
第二，奉献性劳动。从性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劳动既不具有商品性质，也不具有索取性质，而是一项育人、塑人的高尚、伟大且具有奉献精神的复杂性劳动。首先，教育主体的工作性质需要奉献精神。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由执政阶级挑选、培养和锻炼，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的队伍，承担着为执政阶级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责任，应具有奉献精神。其次，教育主体的榜样示范作用要求其具有奉献精神。教育主体应具备丰富的业务知识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其榜样示范才会让教育对象耳濡目染，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润物细无声”的功能。再次，教育客体的思想特征要求主体具有奉献精神。教育主体的工作对象是人，是有思想、有个性的现实的人，是具有主体性的客体。思想的多变性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潜在性要求教育主体要进行多次耐心的教育。提高教育对象的思想素质、道德水平，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保证自身身体健康和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前提下甘于奉献、乐于奉献。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特点。第一，潜在性和周期性。潜在性是指教育对象在接受教育活动后形成的正确思想，在未外化为行为之前存在于教育对象头脑内的属性。它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内隐性特征。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外化为行为需要一定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教育对象是否需要或接受主体的教育。其次，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外化为行为的因素很多，包括自身的认知水平、实践活动的难易程度、教育主体的指导、职业道德、专业水平等。因此，客体的思想外化为行为需要反复性的思考。
周期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工作具有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在教育客体身上逐渐产生效果的属性。首先，要有效掌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阶段的周期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包括施教过程和受教过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需要一个周期。其次，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形成必须经历知、情、意、信、行的转化周期。每一个阶段都十分复杂，依赖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发挥。
第二，综合性和间接性。综合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劳动具有由众多因素构成的属性，包括劳动性质、劳动方式和劳动成果的综合性。首先，劳动性质的综合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是以脑力劳动为主、体力劳动为辅的劳动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公民的主力军，他们除了承担着理论课程的教授和课外实践活动的指导外，还有繁重的科研任务，每一项任务的完成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脑力和体力。其次，劳动成果的综合性主要是指精神形态的劳动成果和物质形态的劳动成果的综合。前者具体表现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得到提高；后者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间接地调动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物质效益。
间接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劳动成果需要通过中间环节来实现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成果需要受教育者接受并认同主体传输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思想，外化为行为，再通过受教育者的学习、工作、生活的具体行为来反映劳动成果的成效。
第三，塑造性和奉献性。塑造性，是指教育主体在帮助受教育者接受科学理论和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提高其精神境界的过程中具有的创新属性。教育主体根据社会和阶级的要求以及个人特点，塑造出各种类型的人才。
奉献性是指教育主体在对教育对象进行思想和人格塑造的过程中具有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不是商业性质的劳动，而是奉献性质的劳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伟大、高尚的劳动和付出是引领人们达到一定思想状态和精神生产的高层次的复杂劳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决定其劳动价值的独特性。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价值的理解存在某种曲解，教育对象认为教育主体讲大道理、说空话，脱离现实，枯燥乏味，以至于“思想政治教育无用论”日益猖獗，科学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成果价值的特殊性和劳动价值的评价具有重大F实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创造价值。推进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文明建设，提高一代人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要依靠伟大精神劳动者的劳动。因此，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是非凡的。从表现形态来看，既包括精神形态的价值，也涵盖物质形态的价值；从劳动的效能来看，既包括看得见的现实价值，也囊括短期无法显现的潜在性价值。
首先，精神形态的价值和物质形态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构一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正确价值观的形成，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实现正是达成这一重要目标的主要途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相对特殊的劳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价值并不具有一般工作的直接可显性与可感性，而是表现为一定精神形态价值的产出。精神形态的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运用相关途径或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从而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升华其世界观及人生价值观并达到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的高度。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价值不能同经济工作和其他物质成果一样用确切数据显示量化，而只能用相对趋势来衡量。从“实践出真知”这个层面来讲，精神形态的价值更加珍贵，因为它是前人及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践经验的总结归纳和突破创新的整合，并且反过来在理论思想上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地指导各种思想政治实践活动，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性。物质形态的价值作为精神形态价值的有效产物，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思想观念及思想觉悟的转变提高了人们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并同时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健康发展。
其次，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现实价值是具有直接明显性的能被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立即感知到的价值和成效。当下，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现实社会产生困惑。思想政治主体如果能及时帮助教育对象明辨是非，透过现象看本质，解决受教育者的思想困惑，那么教育主体就发挥了其劳动的现实价值。然而，在其现实价值中也包含着潜在价值。潜在价值是一种不易立即被人们察觉到的工作成果。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传达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潜在价值的体现。人们虽无法在这些过程中立刻感知思想政治教育的明显作用和意义，但其却具有强大的、无穷的潜在力量和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性质、特点和其价值的特殊性是致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形象和劳动性质被曲解、其劳动成果被不当评估以及其社会主导地位被忽略的主要因素，这无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强烈打击。因此，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出现严重职业懈怠，有的甚至质疑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价值性。要想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价值做出合理的评价，消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异化，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本质回归，应做到两方面改善：一是改善思想政治教育劳动的宏观和微观环境。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看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同时，社会和学校的党政领导更要充分认识并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充分尊重和肯定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本身的劳动素质，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率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劳动过程中既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质，还应根据受教育者的特点、需求和接受方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创造更多的劳动价值，为国家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本文系2016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及重庆师范大学校级基金项目“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16SKSZ017、15SZZ05）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凯林，1996，《马克思劳动主体性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
张耀灿、郑永廷等，2006，《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麦当劳化 完善建议
“麦当劳”作为全球快餐连锁领域的冠军，其连锁店正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同时它的发展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乔治・里泽在其著作《麦当劳梦魇：社会的麦当劳化》中首次提出“麦当劳化”这一概念，他将麦当劳的经营成功当做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阐述了麦当劳化的四个特征，并指出了麦当劳化的触角正不断在更宽层面、更深层面向社会各个领域延伸。麦当劳化不仅影响到餐饮业，而且影响到教育、工作、医疗、旅游、食品、政治、家庭生活，事实上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教育的一部分，也存在着麦当劳化的趋势，影响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和完善，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麦当劳化的内涵
麦当劳化意指快餐店的规则逐渐主宰社会的诸多方面乃至世界其他地域的过程。乔治・里泽在其著作中阐述了麦当劳化的四个特征：高效性、可计量性、可控制性、可预测性。高效性，即用最理想的方式来完成某项作业；可计量性，即客观的项目必须量化，而非主观的项目；可控制性，即标准化和均一化员工；可预测性，即标准化和均一化地服务。由于这四个特性促成了麦当劳的成功，但是这看似非常合理的四个特性却是不合理的。乔治・里泽指出麦当劳化在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同时，也带来不合理性，威胁着社会生活。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麦当劳化
在麦当劳化伸入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时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逐渐麦当劳化，体现了麦当劳化的四个特征，但也暴露出种种问题，显示出不合理性。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效性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整个社会的高速发展，一切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到最大的效益，这就需要高效率的运作。高校教育的效率性，致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追求效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固定的四本理论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四本教材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基础课教材，是每个高校的必选教材，是全国统一的教材，所以各个高校根本无须考虑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的编纂、挑选等问题，提高了效率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学习基本都是大班授课，有些甚至是在大礼堂授课，学生不分文理，不分专业，然后开卷考试，提高了效率性；但是固定的教材，内容狭窄不利于学生学习，大班授课影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吸收，开卷考试，固然学生可以活跃思维旁征博引，但是某些懒惰的学生可能利用各种途径抄袭以应付考试，最终带来高效率，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的无知。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计量性
目前各行各业都以数字来说话，比如以GDP的多少来反映我们国家的富裕程度，以高校的排名来反映一个高校在全国高校中的位置，以学习成绩来反映我们的学生是否优秀等，我们以量化的结果来反映所谓的事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也同样在量化，对教师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任课老师不仅要把课上好，更重要的是要搞科研，必须申报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课题，必须发表有关思想政教育方面的论文，否则就没法评职称等，换句话说，要靠这些的数量来评判，你是否是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虽然高校会组织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但基本都是走形式，更多的是依靠课题的数目，的数目来评价教师。我对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进行了个案访谈，该教师表示：评职称对每个高校教师都非常的重要，不仅是名誉，而且是为了生计，于是教师们的重心就放在所谓的科研上，从而忽视教育。由于目前高校都是更注重理论方面的学习，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学习，学生的考试成绩就用来反映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这显然是极为不合理的。量化的指标虽然为工作带来了可计量性，简单明了，但量化的结果确实极为不合理。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控制性
理论学习依靠四本固定教材，教师们授课的教材明确，学生掌握了这四本教材的理论知识，就可顺利地通过考试。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作为公共基础课，因为是大班授课，所以这方面的教师相对来说少，有利于高校对教师的管理。由于高校对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实践教育，理论教育集中在课堂上，有利于对学生的管理，同时以成绩来反映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简化了高校的工作。这些都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可控性，但是标准的教材、标准的考试并不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实践教育虽然不具有可控性，但更能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水平、思想水平、政治水平。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预测性
从以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三个特征，我们发现，他们在追求麦当劳化的合理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问题。以上按照标准的教材、标准的课堂、标准的考试教育出来的学生，理论上应该是完全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的，即培养具有较高思想政治水平的大学生。但是经过调查显示，大学生道德失范现象越来越多，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纯粹的理论知识的灌输，只是暂时性的学习，学生真正领悟需要实践和时间，所以只注重理论教育标准教育的方法，并不能根本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
三、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麦当劳化表面上看是合理的，但实质是不合理的，麦当劳化忽视了人本质的东西，使人成为工具。但是麦当劳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麦当劳化正席卷社会的各行各业，那么我们在无法规避这种趋势的时候，就应找到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一）高校管理者要树立人本思想
人本思想的提出可以上溯到孔孟，“仁者爱人，民为贵，军为轻，社稷次之”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西方文艺复兴时启蒙运动把人本主义提到空前高度，这都说明人本思想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规范对大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的，本质上就是对人思想的教育。高校管理者只有树立了人本的思想，才能更好地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环境，实施以人为本的教育，开展以人为本的管理，从而为开展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高校要坚持以学生为本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和根本，一切为了大学生，一切依靠大学生，一切服务大学生，注重尊重大学生，理解大学生，关心大学生，把大学生作为成长发展的主题，并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注重引导大学生掌握和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调动大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加强实践教育，注重人情味，体现情感性。
（三）高校要坚持民主育人
首先是平等相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实质上是平等基础上主客体双方思想互动的过程。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都是平等的，都要互相尊重对方，尊重对方的人格，尊重对方发表意见的权利，尊重对方的意见和看法，坦诚交流与沟通，加深理解，达成共识。其次是重在疏导。针对大学生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思想困惑和心理障碍，要具体分析其成因与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沟通与心理疏导工作，广开言路、因势利导。再次是换位思考。换位思考是思想政治教育发扬民主的重要方法。最后是比较选择。指出：“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
四、结语
乔治・里泽认为，所谓合理化的社会制度其实是不合理和非人性化的，效率，可计量性，可控制性，可预测性使麦当劳获得了成功，这看似合理的四个特征，其实是不合理的。正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麦当劳化，潜藏着诸多的危机。不断衍生的合理化的社会制度最终将形成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使人们无法逃离。这就是所谓的桎梏人的“巨大的铁笼”，失去人的主体性。我们应充分认识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麦当劳化进程中的不合理性和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弥补麦当劳化的不合理之处，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美]乔治・里泽.麦当劳梦魇：社会的麦当劳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关键词】徐特立 考察 国外教育 思想主张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25-0188-03
徐特立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之一，是中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的时候，为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1910年，33岁的徐特立东去日本考察教育。后不久，他又远涉重洋，西赴欧洲强国法国留学。留法期间，他考察了法国的教育。之后，又相继去德国、比利时等国考察教育。在留学，考察它国教育的活动中，徐特立认真思考，撰写了多篇考察调研文章，回国后，他又作了多场演讲。在文章和演讲中，他针对中国教育的现状，提出须极力追赶先进，革旧布新，虚心借鉴他人教育经验，从而阐发了他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思想观点。
一 徐特立赴国外“留学”，考察教育之活动概略
“徐老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作为一位老教育家，他不像当时许多办教育的人一样不问政治、不管国事，而是很关心政治，很关心国家命运。他的一生是随着革命潮流而奋进的。”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其时，关心国事与民族前途的徐特立由相信康梁而“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
1905年，徐特立科举考试落第，后考入宁乡速成师范。此校由曾留学日本、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周震鳞担任校长。徐特立在这里学习4个月，民主革命意识有较大提高，教育思想有较大转变，科学知识也有较大的增进。受周震鳞等人的影响，又目睹国内真正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并不多，认为长此以往，不仅教育改革无望，国民文化水平无法提高，而且对于革命事业的发展也极为不利。他觉得自己应该主动担当起这一责任，于是，他接受周震鳞的建议，决定先到外省学习，然后东渡日本去考察，研究中小学教育。
1910年春，33岁的徐特立在江苏教育会办的小学教师培训班学习。学习期间，他到上海多所小学参观考察，并参加了一些学校的教学改革活动。举办培训班的俞子夷曾留学日本多年，他鼓励徐特立到教育发达的日本去考察。1910年7月，徐特立东去日本考察2个月，在湖南留日学生的帮助下，他阅读了一些介绍日本教育的书籍，如《小学校事汇》《三千个优良小学校》等，这些书对他影响较大，此后被他反复提及。据日本学者大丰介绍，《小学校事汇》由日本教育学术研究会编写，1904年出版，主要内容有12篇，包括小学教育的沿革，小学校的各类法规，小学教育的近况、组织、设施、事务、职员，讲授与管理的训练，教育行政的现况，小学与社会，参考书，内务等。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日本的有关教育书籍大都是从西方国家的著作翻译过来或改头换面编写成的，介绍的多是欧美的教育思想和理论，而此书却是根据日本小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搜集第一手资料加以具体系统分析研究而写成的，这在日本尚属首次。徐特立注意到这本书，而且认真地翻阅了此书。这说明他很注意联系本国实际办教育的经验，同时也表现了后来他成为教育家的超前的卓越胆识。
前后，徐特立在湖南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驱逐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他成了斗争的骨干。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1919年9月，徐特立离开上海远赴法国，11月到达法国马赛，至1923年9月，他在法国半工半读，达4年之久。留法时他已经43岁，有人问他何必去吃苦做“扶拐棍的学生”？他认为：“年老的人多半在社会上有些权柄，倘若全不求学，社会上受害就不小。”因此，他下决心要做一个进步的老人，不远万里到法国一边做工，一边学习自然科学，考察社会。1923年9月离法赴德国考察教育，1924年1月离开德国去比利时考察教育，7月回国。除此之外，1928年5月，受党中央委派，徐特立去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六大”，并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俄语和马列主义，1930年回到中国。
二 徐特立考察国外教育之思想主张
在国外留学和考察教育期间，徐特立带着问题学习、思考他国办教育的方法和经验，反思本国教育的弊端与改革的办法，他经常给同仁寄信，并在报刊发表文章，如《徐懋徇由巴黎致湘学界书》《致留法湖南勤工俭学学生书》《徐懋徇自法来函：报告归国原因》《法国小学状况》《请湘教育界诸公注意》《致黎邵西书》等文。回国后，他在湖南教育界结合自己的学习考察心得作了多次演讲，如《在法比游学归来的讲演》《欧洲义务教育现状》《法国小学教育状况》等。反思中国教育，主要是中小学教育中的弊端，提出应借鉴日本、法国等国教育制度与办学经验。他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对办好教育，尤其是办好中小学教育，极大地提高本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阐发了一些具有新的现代教育理念的思想观点，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普及小学教育
自清末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中国的小学教育普及与日本、法国等国比较，速度很慢。徐特立比较中国与它国在普及小学教育上的差距，直指当时本国的弊端：“我国的教育现象，最受影响的就是什么玉皇、观音，操之一般无聊的无知识宗教家，这是中国教育不进化的现状。”且认为，中国教育没能普及的根本原因是人民无权自治。要实现义务教育，应该从乡自治办起，多办小学，因为“教育之基础在小学。根沃者枝茂，源深者流长，固其理。”民国成立后，徐特立下决心要在湖南从大办小学教育开始，从而达到普及基础教育之目的，他和好友，时任长沙县第一任知事的姜济寰商议，准备在长沙县办1000所国民小学，姜济寰还向他提出为了满足师资需要，有必要大力培养师资。他委托徐特立先在长沙办一所师范学校。在艰苦努力和多方筹措下，1912年，徐特立在长沙创办的长沙师范正式开学。在姜济寰、徐特立、朱剑凡等人的辛劳操办下，后来，在长沙办成了800所小学，成绩卓著，颇受湖南教育界称道。除此之外，他还办夜学等补习学校，招收社会上从事苦力劳动的学生就读。如黎明州、廖奕等就是徐特立招进长沙师范读书的苦力学生。为了普及小学教育，让穷苦人家的孩子读上书，他反对湖南省当局的错误教育政策。当时，湖南省教育司司长主张贵族式教育，要裁减学生，兼任湖南省教育司科员的徐特立力争无效，最后，丢下委任状，弃官而去。
徐特立留法时了解到法国的国民教育即公共义务教育，成效显著，他写信给姜济寰，提请在国内办小学时主意：“教育程度不必高深，普及最要。足下仍须用民国元年之精神，极力提倡。”与此同时，徐特立还极力支持举办女子教育。以前，中国能够接受学校教育的女子凤毛麟角，中，由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入，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张旗鼓地宣传妇女解放的主张，这就大大地刺激了社会各界对妇女教育问题的关注。无疑，这对设立女子学校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鉴于长沙女子学校太少之缘故，徐特立大声疾呼：“学龄儿童，须强迫入学，女子尤须注意！”“女子补习学校，宜从速设立，一年或半年毕业。俾成年女子，略识之无，可以做工，可以经商；程度稍高者，可以办公。”为解决师资严重匮乏的问题，他通过自己创办的长沙师范大力培养师资。徐特立普及小学教育的思想与时俱进，后来在延安期间，他提出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不分男女成分、民族国籍、一律平等、免费的……进行普及的民主教育”。
2.反对专制，民主办校
徐特立留法和考察德国、比利时等国教育，尤其是对法国教育的办学新风印象深刻。期间，他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家“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启蒙和影响，看到法国教育民主管理，风气甚浓。回国后他在创办的长沙师范和长沙县五美小学等学校中，积极倡导民主作风，反对专制主义。在民主治校中，他采取多项措施使师生行使自己的民力。如他在一些公立学校，破天荒地提出在学校组织“校务会议”，吸纳学生代表参加，让他们反映学生意见，使师生平等参与学校管理。又如开放校禁。清末民初，受封建教育思想和新式教育思想的交叉影响，教育事业处于传统向现代过渡、新与旧交替的阶段，但是，多数学校仍墨守陈规，对文化专制主义的风气未有大的触动，即使是新办学校大多还实行封建家长式管理，学校大小事，均由校长一人说了算。徐特立针对此种不民主的风气，他在自己管理的学校率先示范民主管理。长沙女子师范是他一手经办的私立学校，为了发扬民主，组织成立学校董事会，董事会集体讨论产生校务委员会，选出五个常务委员，轮流处理学校的日常事务。这些做法在湖南各校开了民主治校的风气。在西方，尤其在法国等国家，妇女得到解放，女权与男权无异，妇女权益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保障。中国通过，妇女处境虽有所改善，但还有很多权利没有争取到，就连在校女生都受到有形或无形的禁忌羁绊。为此，徐特立带头在长沙师范开化良好校风。过去不允许学生随便走出校门，徐特立当校长时“允许学生在课余时间自由出入。过去不许女生过问政治，现在可以参加社会活动了。”有时，他还带领学生进行郊游，打破学校对女学生的长期禁锢状态。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和其他学校一样，规定女生学习期间不准怀孕，否则取消学籍。后来遇到一个湘潭籍的早婚女生许德耀深夜临产，徐特立打破原来的规定，允许她在校分娩。1912年春，春柳社在长沙文庙里演文明戏，徐特立带领学生去看戏、学戏。可想而知，徐特立在当时的背景下，要力革旧制、大倡民主、以人为本，那是需要何等的魄力和勇气。徐特立之所以敢这样做，这与他留学时目睹了法国女子活动自由有很大关系，而这些行为的背后却蕴藏着深刻的男女平等、自由，要彻底变革社会制度的思想。
3.工读并进，学以致用
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封建社会的教育是一种“治术教育”，是以培养“君子”或士大夫之类的“治术人才”为目的，封建时代的教育思想、内容与方式，基本上与生产劳动脱节。而且当时一直流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观念。徐特立对培养封建士大夫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极为不满。他深受国外的教育思想理念的影响，坚决反对“劳心者要受教育，劳力者不需要受教育”的观点。在日本考察期间，徐特立对于学生要结合所学知识，开展勤工俭学有了初步认识和了解。例如，东京的鲛桥小学，学校的作息时间与工厂上下班时间配套，学校为了使在工厂做工的学生无论什么时间下班都能有书读，便设立二部和三部。二部是上下午开两班课；三部是上下午开三班课。这就使学生做工学习两不误，这是日本半工半读学校的基本做法。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兴起时，蔡元培等人曾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这一口号影响甚大。五四时期的勤工俭学运动主张以勤工为手段，解决学生学费问题，并创造“工读并进”“学以致用”“学用一致”的新生活。这一做法，可以说是对封建教育的严厉批判，也是对中国现代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有益探索。徐特立留法期间，抱着学习西方科技、“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以期改革本国教育，改良中国社会的愿望，他“赞成工学主义，赞成勤工俭学到底”。回国后他主张学校可实行半工半读。在长沙，他不遗余力地办工人夜校、农民夜校，显然，与他受到勤工俭学思潮影响有关，他认为应该让劳力者有享受教育的权利。新中国建立后，徐特立在兴办社会主义新教育的过程中，一再强调办教育就要贯彻“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的思想观点，“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勤工俭学的作用是为了培养学生“学以致用，从用中去学”打下基础。我们必须懂得：“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劳动才能创造世界，劳心者只是学习前人的实践经验，把实际理论化。光劳心不劳力，把心吊在半空中，光用脑不用手，瞧不起用手的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是行不通的；光劳力不劳心也会变成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所以劳心必须和劳力并进，手和脑应该并用，这就是我们提倡勤工俭学的实质。”
4.勤俭治校，注重效率
在国外考察中，他对勤俭治校，注重效率的做法是特别赞赏的。1910年，他在日本考察教育时对日本教育大加赞赏，日本学校十分注意人力、财力、物力的节约，不搞铺张浪费，注重工作效率的提高。他曾访问过一所叫做“实践女校”的学校。这所学校的行政人员，就只有校长夏田戈子一人，其余都是教员。校内的日常事务，均由学生自理，学生亦即工作人员。学校的房屋设备，都能充分发挥效用，一室多用，如缝纫教室，只要把工作台搬走，就成了室内操场。学校课程的开设，也注意结合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需要，根据学生将来从事实际工作需要而开设，如“家政”课之类的开设。由于学校勤以做事，俭以办学，因此，学校环境整洁清雅，教学安排井然有序，效率很高。徐特立非常佩服这位精明能干的校长，认为其经验值得学习。后来，他回国后，在创办长沙师范时，他就以“勤、俭、公、实”四字为“校训”。他经常告诫学生：“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注意节约俭朴，不要铺张浪费，你们从小就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徐特立留学，考察国外教育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不断深化教育改革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我们要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要为国家、为民族培养大量的“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重温徐特立考察国外教育所提出的思想主张，我们应为此努力。
参考文献
[1]陈志明.徐特立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73、41
[2]徐特立.徐特立文存（第一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69、32、33
司法部副部长陈训秋同志在“坚持贯彻‘首要标准’，提高监管教育改造质量”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两个“重要标准”和“一个延伸”，这是对监狱劳教机关贯彻落实首要标准的具体要求。
“重要标准”之一是“要把罪犯守法守规、劳教人员遵纪守法”作为改造工作的重要标准。作为劳动教养场所，劳教人员遵纪守法是开展教育矫治工作的基本前提，也是劳教人员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的重要标志，是接受认罪认错教育、法律常识教育的实际效果在行为操守上的外在表现。在劳动教养场所，长期以来，约束劳教人员行为规范的法规、规章、制度、纪律是比较多的，认罪认错教育、遵纪守法教育和养成教育也从来都是教育矫治工作的重头戏，而衡量教育矫治效果和操守情况的指标就是一般违纪率。一个劳教人员的改造过程，一个班组或一个大（中）队一个阶段的工作，透过一般违纪率这个指标，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单位的基础工作水平、民警的基本素质和工作质量、劳教人员接受教育矫治的实际效果。因此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般违纪率体现了工作的基础性和本质性，是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的主要指标之一。但不可讳言，由于认识、体制、社会因素的制约，由于劳教工作新增因素的繁巨，由于“四防”安全指标的高压态势，实际工作中我们一度对一般违纪率这个指标的重要性有所忽略、有所淡化，艰苦细致深入的基础性工作有所削弱。主要反映一是制度建设不够，往往是制度一大堆，管用的很少，执行力差；二是科学化管理不够，现在强调严格管理、依法管理、文明管理较多，但真正体现以人为本，运用现代科技成果，落实宽严相济政策的科学管理理念和手段还不多见；三是养成教化不足，对劳教人员的管理既是一种行为养成，也包含思想教化的内容，现在的问题是要求的多，为什么这样要求的教育少，劳教人员自主、互助参与管理不足；四是教育跟进不够，劳教人员一旦违规违纪，往往偏重于处罚，甚至以罚代教，有周密计划针对性强的教育措施跟进不够，往往口服心不服，问题矛盾未得到根本解决，埋下事故隐患。反思的启示是，劳动教养所要高度重视劳教人员遵纪守法这一前提性、基础性、标志性的重要标准，时时关注把握一般违纪率这一主要指标，分析这一指标反映的工作质量、工作效果和存在的问题，改进工作、创新工作，切实降低一般违纪率，夯实教育矫治工作基础。
“重要标准”之二是要把劳教人员思想、文化、技术教育效果作为教育矫治工作的重要标准。司法部副部长陈训秋同志指出：“劳教人员基础、文化、技术教育的教学时间每年分别不少于230课时、195课时和130课时，未成年劳教人员课堂教育每周不少于20课时，全年不少于960课时。要严格执行教育合格率标准，劳教人员政治教育统考合格率达95%以上，文化教育合格率达90%以上，送劳动教养前无职业、无技术专长，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年龄在40岁以上，劳动教养期在1年以上的劳教人员都要参加职业技术培训。技能教育获证率达90%以上。”部领导如此着重强调课堂化教育的课时数和合格率，是因为教育矫治工作是劳动教养的根本职能。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随着劳动教养事业财政保障的就位，长期以来制约劳动教养工作健康发展的困惑和矛盾基本得以解决，劳动教养工作确实已到了全面回归和拓展教育矫治主要职能的关键时期，审时度势，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创新教育矫治工作的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全面提升教育矫治质量，切实增强教育矫治效果，是当前劳动教养工作的强基固本之策，是服务和谐社会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大局、落实“首要标准”的具体要求。
教育矫治效果这一“重要标准”的指向是教育矫治对象——劳教人员，具体表现为劳教人员的教育改好率。作为特殊教育，劳动教养教育目的与普通教育目的之间的区别是，普通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使之成为符合教育者规定和期望的人，是一种发展教育。而劳动教养教育首先是一种矫正教育，既促进受教育者矫正恶习，成为守法公民；其次才是通过综合教育手段，促进受教育者在认知能力、道德水准、法律意识、行为操守、身心健康、文化素质、就业能力、社会适应性等方面得到改善，全面发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这一特殊教育目的的规定性决定了反映教育效果的改好率包含两层内容：一是劳教人员的原罪错是否得到矫正，是否在思想上彻底认识了罪错，行为上保持了操守，真正做到改好了；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综合教育矫治手段，劳教人员在认识能力、道德水准、法律意识、行为操守、身心健康、文化素质、就业能力、社会适应性等8个评价维度方面均得到改善，提升了综合素质，在更高层次实现了改好这一目标。
关注劳教人员教育改好率这一重要指标，可以启示我们把握劳动教养 教育矫治工作的本质属性，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注重教育的科学化、个别化，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劳教人员的发展需求不断创新教育矫治的内容形式和方法手段，增强教育矫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实在在地以“把人改好”来展现劳动教养的根本职能。
“一个延伸”是指劳动教养工作要面向社会，跟踪支持，实现教育矫治工作的社会化，以提高解教人员遵纪守法的操守率来切实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
劳动教养教育矫治工作社会化包括所内面向社会和解教后跟踪支持两方面，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具体内容。
一是所内社会帮教工作要制度化、规范化。应该说，重视社会帮教一直是劳动教养工作的优良传统，这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优势、法律制度优势决定的。但这些年来由于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社会帮教支持系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地方劳动教养场所的社会帮教工作流于形式，缺乏常态的工作机制和具体内容，帮教工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前，劳动教养机关应适应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重点在党、政、工、团，原居住地社区、企业、司法所、派出所，劳教人员亲属三个支持系统的帮教工作中取得突破，健全沟通联系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使社会帮教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切实提高所内帮教覆盖率。
二是所内教育要整合社会教育资源，着力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劳动教养场所办学已历经20多个年头，尽管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必须承认，在师资力量、教育理念、教学水平上仍还存在不少差距。随着劳动教养场所战略布局调整的基本完成，目前全国劳动教养场所基本都建在大中城市，具备了整合社会教育资源的优势条件。当前，劳动教养机关高层应有这方面的整体规划，或引进或外出培育师资队伍，积极联系组织普通学校进所开展教学活动，提高课堂化教学水平，鼓励社会职业技能教育力量进所办班培训，提高劳教人员解教后的就业谋生能力，尤其要重视文化结业颁证和职业技能培训等级颁证的工作，与地方教育部门、劳动人事部门和就业培训部门建立制度化的联系，切实提高劳教人员各类教育颁证率，使劳动教养场所的教育效果得到确认，劳教人员的教育效果获得资格认证。
三是教育矫治的内容途径要面向社会，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劳教人员顺利回归社会。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要求愈来愈高，竞争愈来愈激烈。劳教人员解教后要顺利回归社会，关键是就业谋生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这就要求劳动教养机关在注重对劳教人员罪错的矫正的同时，更应关注劳教人员的发展。在教育内容上要突出矫正目标和发展目标，增大就业指导、职业技能培训、社会适应性的教育分量，创新教育机制和方法手段。在教育矫治途径上，要充分整合司法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大胆探索劳动教养社区矫治工作，突破开放式管理的瓶颈，真正实现三种管理模式的有序运行，促进劳教人员顺利实现社会化。
进入20 世纪下半叶，基于建构主义思想的基础教育改革蓬勃开展。相应地，为了更好地配合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建构主义也逐渐成为教师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它为人们重新思考教师教育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目前建构主义教师教育（Constructivist Teacher Education ）正成为当今教师教育改革的主流，在欧美许多国家广泛实践。
“建构主义教师教育是以建构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组织、设计、培养、培训教师的新模式”[1]。这种新模式在教育理念、课程教学、评价等方面，相对于传统的教师教育来说是一次全面的、彻底的变革，标志着教师教育模式的范式转型。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师发展观
建构主义教师教育者强调应把教师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基于自身经验主动地持续发展、 转变和超越的过程。 教师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成熟的体现是形成自己的、与实践有机统一的个人理论。
（二）教师学习观
其一，强调教师学习者的学习主体性与反思性。“强调应把教师学习者个人的经验、知识基础作为教师教育实施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把个体的主动参与、反思等作为促进教师发展的主要方法论依据，教师学习者不是被动地接受者、被改造者”[2]。教师学习者自身应当成为教师培养计划制定、课程决策和成绩评价等整个教师教育过程中的参与者。其二，强调教师学习者学习环境的情境性、合作性、对话性及意义性。情境是意义建构的基本条件；合作贯穿于学习过程的始终；对话是学习小组成员之间的商讨；意义建构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即学习者对当前所学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其三，强调教师学习者学习的整体性。首先，教师学习者的个体经验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其次，教师学习者应把不同学科知识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学习，比如，把学科知识与教育学知识、相近学科等跨学科知识整合起来等。再次,知识与情境的整合，即把知识的学习与具体的教育情境整合起来，把理论知识与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课程与教学观
1、课程观。从课程设计上看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师教育的课程是以个体经验、实践取向、自主反思 、主体间交往等为基础建构的协商性课程。建构主义教师教育课程是一种协商式课程文化：课程本质是由师生共同协商建构的教育经验；课程目的不强调灌输大量的专业理论，而是更注重培养学生反思的态度,基本的问题解决与个案研究能力，以弘扬教师学习者的创造性及解放学习者的创造潜能为根本旨趣；课程内容紧扣复杂的、不确定的教育情境，重视教师学习者的经验及社会生活；课程实施是一个解放学习兴趣、激发探究欲望、达成教学反思的多维交往实践活动的过程。
2、教学原则。建构主义教师教育的教学应该就是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的教学。建构主义的教学理念强调教学的情境性原则、社会性与反思性原则。情境教学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有利于教师学习者去体会、去理解，真正获得有利于迁移的、能够运用自如的知识，使教师获得深层次的的意义建构 。反思是教师教育教学的重要目标和手段。与经验一样，“ 反思”也是建构主义教师教育方案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在教学中“ 反思”既是手段，也是目 标。 作为手段，反思可以有效地促进学习者经验与知识的整合，理论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的融合。作为目标，反思被认为是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重要品质。 因而提升学习者反思能力，形成反思习惯成为教师教育的重要目标。 为此，建构主义的教师教育首先要引导学习者与自己对话 ,对自己的体验进行分析和反思 。
3、教学形式与方法。在教学形式上，多采用自主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及合作性学习等形式。建构主义教师教育的学者认为，为使教师学习者与教师教育者、教师学习者与同伴在共同参与的活动中展开充分的思考，自主学习、探究性学习、合作学习等多种教学组织形式有机结合，创设适当的教学环境。这种环境应是宽松、民主的。它鼓励个体之间主动合作与发展，支持学生的反思、探究和创造。这样的环境和教学形式，能够使教师学习者在学科内及学科间建立联系提高在学科间或不同情境之间运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在教师教育的具体教学方法中，案例分析法、对话法、日记叙事法等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日记叙事法在教师教育教学中的意义在于：教师学习者在观察记录的基础上通过心灵的自由联想的形式，使个人的教育经验转化为具体的语言；用其批判性思维理解在其教育生活中起作用的原则和模式；可以帮助教师学习者认识到观念形成的依据，并拓展新知识建构的连接点，形成多样性经验的自我。[3]
4、教学评价。建构主义教师教育教学评价主要体现为真实性、综合性及参与性等特点。 真实性评价是指评价活动是在真实的情境中进行的，是过程性和诊断性的，评价的目的不是鉴定优劣，而是作为促进教师发展的重要手段。综合性评价是相对于传统的以单一的书面考试形式而提出的，主张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进行评价。参与性评价主张教师学习者应参与自身成绩的评定。在参与性评价中，他们鼓励教师学习者在评价中扮演一种积极的角色，包括协商评价标准、方法和过程，以及进行自我成长评价等。
二、经典教育日记《劳拉日记：瑞吉欧教育展评》对建构主义教师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
（一）主要内容
《劳拉日记：瑞吉欧教育展评》（以下简称《劳拉日记》）是由美国著名学者Carolyn Pope Edwards(卡洛琳·波普·爱德华兹)、意大利学者Carlina Rinaldi(卡利那·里那第)合编的一部体现瑞吉欧教育理念的经典著作，其中译版已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它的英文版已在国际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本小小的教育日记，却富有很大的教育哲理。这是一本解读经验型教师如何成长为专家型教师的经典案例之作，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这是一部适合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幼儿园一线教育工作者阅读的“有故事”的学术著作。本书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讲述《劳拉日记》产生的背景、过程及其对幼儿、对教师、对家长成长的意义。“我们讲述自己，我们赋予那些故事以意义和价值——我们共同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它是一部传记，是一部记录了一种关系的传记，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记录了多种关系”[4]。第二部分主要展示了由瑞吉欧·艾米莉亚市婴幼儿中心两位教师伊露西娅（Eluccia）和艾薇塔（Ivetta）记录的关于幼儿劳拉在婴幼儿中心成长的10个经典故事。第三部分讲述了长大成人且已为人母的劳拉应邀回到当年的婴幼儿中心，与老师们一起重温当年老师为自己写的教育日记的情形。劳拉带着儿子大卫及母亲欣然接受了邀请，并感觉十分地幸福。此部分进一步向我们阐发了教育日记对儿童与教师的成长及家园（校）合作的意义。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学者对《劳拉日记》意义的评价，他们对于10个经典故事的专业分析与设问使我们能更深刻地去领悟其间的教育智慧，对于教师，特别是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极具启发价值。
（二）《劳拉日记》对建构主义教师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
《劳拉日记》作为一本教育日记，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教师专业成长的启示，对我们当今的教师教育改革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纵观全书内容，它很好地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教师教育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体现了教师主体发展观。建构主义教师教育者强调应把教师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基于自身经验主动地持续发展、 转变和超越的过程。教师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成熟的体现是形成自己的、与实践有机统一的个人理论。撰写《劳拉日记》的两位老师分别是伊露西娅（Eluccia）和艾薇塔（Ivetta）。他们每天认真记录着劳拉的表现，分析劳拉行为表现背后的心理成长水平。两位老师正是在这样每日的记录与思考中，在与同伴分享与交流中获得了专业成长。他们之后都发展为专家型教师，他们不仅通过出版论文论著传播自己的教育理念，而且成为幼儿教师的杰出培训者。
2、体现了教师学习观。与建构主义教师教育思想所提倡的教师学习观一样，《劳拉日记》强调教师学习者的学习主体性。伊露西娅（Eluccia）和艾薇塔（Ivetta）两位幼儿教师，他们自觉撰写教育日记，自主在经验中不断学习反思，他们自身的教育经验、知识基础是自身主动参与和反思的结果，这是他们自身成长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他们是主动的知识建构者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者与被改造者。同时，《劳拉日记》强调教师学习者学习的情境性与社会性。伊露西娅（Eluccia）和艾薇塔（Ivetta）两位幼儿教师每日获得的专业知识不是抽象的书本知识，而是在每日亲身经历的具体教育情境或问题中获得的情境性知识，这样获得的知识对于他们是有意义的和易于迁移的。他们把日记记录的内容进行整理与分析，并在老师们中间、老师与家长之间进行交流，研讨日记中的重要发现，最后在这基础上生成新的课程内容。《劳拉日记》也强调了教师学习者学习的整体性。《劳拉日记》中的两位教师，他们持之以恒地记录与反思着每日的重要发现，他们的的学习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不是零碎的、片段的。而且在记录中他们运用多学科知识来分析孩子的行为表现，把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把反思理性与实践理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3、体现了教师教育的课程与教学观。建构主义教师教育强调课程语言以叙事、深描为主，通常采取故事 、案例等生动、具体的形式呈现课程。教育日记可以成为课程的内容来源及呈现形式，因为日记里有故事、有案例、有体验、有感悟、有反思、有建构。建构主义教学强调教学过程是一个学习者自主建构知识与意义的过程，强调教学的情境性、社会性及反思性。《劳拉日记》中的伊露西娅（Eluccia）和艾薇塔（Ivetta），他们是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主体。撰写教育日记本身就是他们自我学习与自我教育的最好方式，这是一种体现情境性、社会性与反思性的教学方式。在教育日记中“ 反思”既是手段，也是目标。通过反思，两位教师有效地促进了自身教育经验与知识的整合及理论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的融合。作为目标，反思成了两位教师的极其重要的专业品质，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反思能力，而且形成了很好的反思习惯。撰写日记的过程是一个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的过程，更是一个合作学习的过程。《劳拉日记》是两位教师合作完成的日记，在合作中两位教师相互学习，相互启迪，实现了在合作中的探究与创造。《劳拉日记》尤其是让我们认识到了日记法在教师教育教学中的意义：在教育日记中描述自己经历的事件 ,反思对事件的处理 ,给自己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也可以借助阅读理论文献获得启迪 ,帮助学习者解决实际的教学问题 ,进一步认识、理解并改进自己的教学思想和行为。
三、建构主义教师教育思想视域下教育日记对于教师教育的价值
《劳拉日记》文中指出，教育日记在当下和未来都是一个有着重要教育价值的载体，也是教师教育实践的一个重要载体。这个工具正在对教师教育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创造着新的教师教育文化，即建构主义的教师教育文化。
《劳拉日记》作为经典的教育日记之一，体现着建构主义教师教育思想的许多内涵，对当今我们进行幼儿教师教育、甚至真个教师教育都有着积极的启示。其对教师教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帮助教师学习者树立“儿童本位”儿童文化观
教师撰写教育日记代表的是一种对儿童生活方式的专业性关注,是对儿童学习的专业性探索与研究，体现的是一种“儿童需求为第一”“儿童至上”的全新儿童文化观。教育日记成了“一种儿童文化的思考方式，使每一个关于儿童的故事有了意义”，“如果儿童的故事没有被讲述过，那么生命就不曾存在过”。[5]
长期以来我国的儿童文化是受成人权利压制的，儿童的地位没有得到切实的尊重。教师是儿童的主宰者与控制者。而《劳拉日记》体现的儿童观是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需求为第一”“儿童至上”的儿童观。因此《劳拉日记》里的儿童，或者说在伊露西娅（Eluccia）和艾薇塔（Ivetta）两位教师笔下的儿童是神奇的儿童，他们具有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两位教师是倾听儿童、了解儿童、尊重儿童的教师，他们是儿童的倾听者、观察者、研究者与支持者，是儿童学习的引导者。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儿童天真活泼的自然天性，他们信心百倍地相信儿童的自我创造潜能。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智慧，引导孩子们充分展现他们的想象与创造。每个儿童都是那样的自信与神奇。正如作者所说：“对于孩子来说，他们获得了关注，孩子们成为了‘被爱的对象’”[6]
（二）作为教师反思文化建设的重要工具
培养教师的反思文化以及教师的反思能力是建构主义教师教育的重要目标。在反思文化建设过程中，教育日记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写教育日记实际上是教师参与教育的过程，是反思教育的一个过程”，“写教育日记无疑有助于训练教育工作者的观察能力，就好像是在‘放大镜’下观察在教学场景中每天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如果没有被捕捉并记录在日记中，就不会有意义和价值。”[7]教育日记让教师不再被动地发展，改变了教师教育的方式，让教师成为一名思想者。
教师可以借助教育日记经常对教育过程进行回顾和分析，或对彼此感到困惑的问题进行反思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会涉及更多的专业反思。久而久之，反思便成为教师教育实践工作中的一种习惯。《劳拉日记》对于中国教师反思文化建设颇具意义。教育日记，即是教师每日关于教育的观察记录。它是教育主体观察记录教育教学中的真实情境的过程，其实质是通过记录教育故事，体悟教育真谛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教育日记展开对教育现象的思索，对教育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将客观的过程、真实的体验、主观的阐释有机融为一体的一种教育经验的发现和揭示过程。教育日记带给教师教育生活乐趣，让教师的教育生活充满热情，能磨砺教师意志品质，促进教师职业素养的养成。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我建议每一位教师都来写教育日记。教育日记并不是什么对它提出某些格式要求的官方文献，而是一种个人的随笔记录，在日常工作中就可以记。这些记录是思考和创造的源泉。那种连续记了10年、20年甚至30年的教师日记，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每一位勤于思考的教师，都有他自己的体系、自己的教育学修养”。[8]《劳拉日记》的作者也提出：“对于教育者来说，教育日记无疑能够提升他们的能力，教育者可以观察事件在何时何地发生，同时，他们还可以跟同事一起分析并自我反思事件和行为背后的原因和形式，既包括自己的行为也包括儿童的行为。教育日记也是与家长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教师可以跟家长一起阅读教育日记，并以儿童的经历为背景，一起解读儿童在其中的行为表现。”教育正是在这种理性和感性的反思中，从‘随意’走向了‘有意’。
（三）作为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文化建设的载体
实践建构主义课程文化，建构主义教师教育者的角色主要体现在“灵活规划”和“倾听教学法”上。倾听是灵活规划的基础。倾听教学法指的是帮助教师学习者从他们的所作所为、经历和体验中寻找意义。正如卡利娜·里那第（ Carlina Rinaldi ， 1998 ）在谈到幼儿教师培训课程时所说的:“课程既是明确的，又是不明确的，既是有结构、有组织的，又是开放的，课程更多的是基于灵活的策划，而不是死板的计划。”[9] 无论是“灵活规划”还是“倾听教学”都体现出今天的教师教育课程实施对教师学习者学习主体性的高度关注。而教育日记是帮助教师教育者实施这种课程文化的重要工具,是构建协商式课程的重要基础。“教育日记可以成为建构主义教师教育协商式课程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更好的课程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0]
教育日记里的故事、案例、体验、感悟、交流、反思及自主建构理论可以成为教师教育课程的内容来源及呈现形式。倡导与指导教师撰写、分析及运用教育日记可以作为教师教育的一种教学方式或方法，体现建构主义教师教育教学的情境性、社会性及反思性。
（四）作为教师教育评价文化建设的载体
在建构主义教师教育中，教育日记与教育评价密不可分，是促进发展性评价文化建设的重要工具。发展性评价强调教师学习者的自我反思，自我评价，采用质性的评价方式，注重过程取向和主体取向。其评价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乐趣和生机、伴随多种可能性的教学过程。教育日记是一种使教师学习者的学习过程看得见的手段，是一个帮助教师学习者分析和反思先前经历的工具。它可以被看作是重访、重新构建、解读和重新解读，是决策的基础。教师学习者运用文字、录像和照片等视觉记录材料，与儿童、家长一起重温活动过程，为教师和家长评价儿童提供依据。教育日记不是一个测量工具。 正如布伦达·菲弗所说， 测量的目的是获得精确的量化结果， 但记录重在展示并研究“学习的痕迹”， 并不涉及标准化的测量。教育日记帮助教师学习者参与并审视自己的学习，以建构或者共同建构新的和更深刻的理解。教师学习者会彼此分享研究笔记、文字记录、幻灯片、照片和录像等“学习的痕迹”，以便自身能够更好地检验和审视自己的作品、经历、语言和行为。 教师学习者还会通过提问、鼓励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想法或行为或者向他人进一步说明这些想法或行为等方式，帮助自己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反思与评价 。教育日记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标准化测量的评价方式，即发展性评价方式，不仅赋予学习经历以意义，同时也赋予其价值。
（五）作为教师教育学习共同体建设的载体
建构主义教师教育强调教师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及合作学习，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学习共同体。教师教育学习共同体主要是指由教师教育者、教师学习者及家长共同组成的学习共同体。特别是教师学习者之间、教师学习者与家长之间组成的学习共同体。教育日记则是推进这个学习共同体的重要工具，通过教师学习者与教师学习者以及教师学习者与家长合作撰写教育日记，可以形成一个有效的学习共同体，不仅提高教师学习者的教育教学能力，同时也提高家长教育孩子的能力及文化素质。
首先，教育日记提高了教师与家长的合作学习。教育日记使家长更加信任教师。“对于父母来说，教育日记提供给他们一个可以更加接近孩子的机会，父母能够透过教育者的眼睛来观察研究孩子，教育者的描述更加不带有主观色彩，有时也更加客观和细腻。父母可以更好地了解当孩子远离家、沉浸在跟熟悉的环境感觉不一样的环境时是怎样的。”“ 给家庭一个记录孩子生活的教育日记，在年末和孩子离校时，教师可以将该教育日记完整地交给家庭。”[12]教育日记大大提高了家长对教师的信任感，成为维系教师与家长友好合作、相互学习的重要感情纽带。同时，教育日记还提升了家长的育儿水平。由于教育日记，教师与家长日常对话的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因为家长和老师的能力都得到了提高。教育日记可以每天都被阅读或者带回家中，有时家长也会在上面写一些注解或者评论。这样，家长、教师都可以更全面地获得孩子的信息,更科学地共同教育孩子。
其次，教育日记拓展了教师学习者与教师学习者之间的合作学习空间。教师学习者通过撰写的教育日记与同行交流，或者与同行合作撰写教育日记，这两种方式都有利于教师学习者彼此的合作交流学习。
其三，教育日记也是联结教师教育者与教师学习者的重要纽带。教师教育者通过阅读教师学习者的教育日记，可以更好地了解教师学习者的教育思想观念，发现教师学习者的教育困惑从而更好地引导教师学习者的专业成长。同时，教师学习者的教育日记也可以帮助教师教育者更好地了解教育实践，更好地了解教师学习者的实际水平及发展需要，从而更好地促进教师教育者的专业成长。教师教育者与教师学习者凭借教育日记这种方式或工具可以实现相互促进、教学相长。
参考文献：
[1][2]张奎明.国外建构主义教师教育改革研究 [ J ].比较教育研究 , 2007 ,( 2 ).
[3] ]Fred Korthagen.How teachereducation can make a difference [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2010，36(4):407.
[4][5][6][7][9]卡洛琳·波普·爱德华兹[美].卡利那·里那第[意]/主编.劳拉日记：瑞吉欧教育展评[M]. 粟高燕.任丽欣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3.25.25.121.15.
[8]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 [ M ]. 杜殿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509.
[10] Garth Boomer . Negotiating the Curricculum : Education for th e 21s t Century [ C ]. L o n d o n .Washington , D . C . : T h e Falmer Press , 1 9 9 2 .76.187.
On the Value of Educational Diary in the view of the
Constructivist Teacher Education
_______From The Diary of Laury: Pespectives about Reggio Education
Su gaoyan
(School of education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Zhejiang 317000)
Abstract: The Constructivist Teacher Education is a new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t, which guides, designs , fosters and trains teachers. It marks a kind of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The Diary of Laury: Pespectives about Reggio Education is an educational diary which embodies the ideas of Constructivist Teacher Educ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t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diary helps teachers to form the child-orientation idea. The diary is also an important constructive tool of teachers education reflection culture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onstructive supporter of teachers education curriculum culture ,valuation culture and the learning community. It is of course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al diary and cultivating the abilities of writing and using the educational diary, which should be regarde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vist Teacher Education..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