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创新文化;新价值观;高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08)02-0027-05
Innovative Culture：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and Choice of the New Values
FANG Ben-xin1, WANGLi-min2
(1. College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2. Department of Graduate Cultivation of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on the new values visual angle, explores innovative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values of the profound economic and cultural impact, Analy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ve Culture, On this basis, Put forward the significance and basic ideas of China’s cultural innovation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Key words:innovative culture； new values； high intellectual capital
1 引言
随着当今全球竞争的加剧与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文化创新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突出和复杂化。笔者不久前发表《新价值观与创新文化范式》一文[1]，指出文化变迁的过程也是价值观不断演进的过程。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创新性经济的发展，使得工业经济时代以来所形成的以物性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关系变革成以高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关系，同时也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着企业的价值创造范式及其文化依存状态。正是基于这一背景，笔者以为，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新价值观的提出，不仅能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创新的时代特征及要求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而且也为人们认识创新文化的演进与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认知思路。
本文拟在前文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从新价值观视角，进一步探讨创新性经济带来的价值观变化对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创新文化的主要特征以及经济转型中我国文化创新的意义与基本思路。
2 新价值观的核心思想
新价值观是相对于工业经济时代以来传统的价值理论而言的。其核心思想是以当代新技术革命为基础，充分肯定高智力资本在价值生产与价值增值过程中所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种文化范式假设。这一理论把传统的价值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前提，在充分肯定物性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起主要作用的基础之上，认为那些透过财富转移现象而直接领悟价值脉络的想象力、创意和创造力等隐性的高智力资本，是当代价值生产、价值创造与价值增值的重要源泉。新经济时代，人们对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核心资源的认识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从有形资本积累为核心转向高智力资本积累为核心,高智力资本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人们对价值和价值追求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2.1 对价值内涵的重新认识与界定
新经济条件下，高智力资本逐渐成为主导性生产要素，在企业和社会价值创造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谓高智力资本，Stewart
从企业的角度，认为是每个人与团队能为公司带来竞争优势的一切“知识”“能力”的总和[2]。Andriessen等 则从国家(区域)的视角将其定义为“可以利用的所有无形资源，它能够产生比较优势，通过整合能够创造未来的利益”[3]。智力之所以成为资本, 一是人力资本概念中的智力比体力更具有增值作用，二是新经济让智力资本得到充分解放并通过高智力劳动超强地释放能量，直接导致高知识含量的企业市场价值远远高于其账面价值。我们将其中的差额称之为隐藏价值，企业的智力资本正是这些价值被发掘出来的主要原因。只有不断地强化和推进高智力资本的开发与管理，有效地发挥已有的智力资本，创造并增值新的智力资本，才能在新经济形势下，为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内在动力，才能创造出更多的、源源不断的社会财富。由此看来，新经济价值某种意义上，就是创新凝聚智力资本攫取隐藏价值的能力。
2.2 追求价值高成长性、高起点扩张及可持续性
高智力资本是最有价值、最有成长性、最具有持续发展的稀缺力量，是新经济的灵魂。创造性是其区别于传统物质资本及其它资本的最主要特点。Rastogi指出，智力资本的本质是以快于竞争对手或产业变化节奏的速度发展和组合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优势以创造价值[4]。决定智力资本价值创造能力的核心因素是智力和知识组合所拥有的创造力以及这种能力的持久性。现代技术赋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自由与能量，这就为社会经济快速成长奠定了重要的前提基础。创新性经济的发展，创造力的充分释放，使得竞争环境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商业价值的动态性、短暂性空前地凸现出来，组织的核心价值能力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核心价值能力是组织专有的、优异的、扎根于组织之中和适应市场机会的，更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竞争优势，获得超平均水平利润的一种复合性、整合性的能力[5]。在新经济条件下，培育和发展核心价值能力，确立能够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发展战略意图，并在其指导下实现管理、制度和技术创新，不断围绕价值目标进行流程再造，这是组织实现价值持续提升并最终赢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2.3 追求隐藏价值(高智力资本价值)最大程度地开拓和发掘
隐藏价值通常是指高智力劳动带来的市场价值高于账面价值的差额，换而言之，即高智力资本的价值。隐藏价值是未来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价值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得价值创造处于一个复杂性和竞争性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之中。“生产性的社会要得以持续，必须既有效率又有创造力”[6]。新经济的竞争是基于时间的竞争和基于顾客需求的竞争。先人一步洞悉新的市场，创造性地拓展新的业务，就能制先机，获取更多的隐藏价值。顾客需求是价值创造的根本源泉，在日趋宽泛的产品和服务选择中，顾客享有更大更多的主动权和价值。需求从本质上来说是来自于人们对生活和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需求与产品或服务是相互创造的，新产品或服务赋予人们生活和生命以新的属性和范畴，从而产生了需求。新需求产生新价值，新价值隐藏在生活和洞察力的交叉点上，存在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中。只有深入到顾客的现实生活中，创造性地解析其生活中所蕴涵的生命属性，触摸其心中不息的生命涌动，进而发掘出有待实现的生命领域，构造出反映顾客认知的新的生命属性，从而为消费者开发出新的需求，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开拓和发掘出高智力资本的隐藏价值。
3 新价值观视野下的创新文化特征
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浪潮冲击下，全球范围内正在引发一场深刻的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变革。成功的组织“更多的是由超越现实的抱负和在低投入高产出中表现出的创造性来维系的”[7]。当代的价值创造正遵循一种无法把握但增长潜力强劲的节奏，在发展中呈现出越来越加速扩张的前进姿态。社会财富创造和增长方式的革命性变化，不断改变和深化着人们对价值观的认识与选择，催生和激发着社会创新活力并向文化层面升华。从新价值观的视角透视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着的世界，当代新经济文化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3.1 基于顾客需求发现与创造的异质思维
创新性经济奠定的新价值观，本质上是对传统心智模式的一种颠覆和突破。传统的以追求利润、市场份额、用户规模等的价值理念，在新经济面前日益显现并暴露出其阶段性、短视性的问题。价值创造的重点已转移到提供优异的顾客价值上来。随着顾客的日益成熟，顾客需求的内容和结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提升顾客价值不仅要立足于顾客的现实生活，而且要立志于创造顾客新的生活形式，并通过价值诉求引导顾客的生命认知转向。这就需要人们必须以动态变化的眼光与异质性思维，在顾客的生活世界中不断探寻和感悟价值实现过程，不断构造出能够为顾客接受和满意的新价值。如打散事物原有的逻辑秩序，重构新事物的逻辑结构空间；用个性化的联系或匹配方法，增添新事物的新意味；以发现的眼光洞察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并对事物的变化及其趋势作出准确判断与把握；通过对事物本源的探索或思考，创造出事物之间新的关联性。通过这种异质性思维来发现和创造价值创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或来自于意想不到的偶发事件、各种各样的矛盾、工艺流程的要求，或来自于行业市场的变化、人口的变化、理解力的变化，或来自于关于工艺及服务等方面的新知识[8]。正是这些可能性为人们攫取隐藏价值提供了广阔的现实空间。
3.2 基于对趋势、规律和机会的洞察与把握
新价值观不仅意味着人们对于价值的认知、理念、思维、判断等的根本性变化，而且也意味着价值的来源、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由想像力和创造力主宰的新经济时代，价值创新的速度和塑造竞争优势的速度被提到相当高度，顾客需求与市场处于瞬息万变的状态之中。新经济的这种混沌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活动的机会价值，其价值实现的高低则取决于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的深刻理解，对于事物本质的洞察、独到的见解和对于趋势、潮流的敏锐把握与认知，以及依此作出的创意和设计的价值。“你必须了解趋势，技术是如何提高的，以及什么样的补充技术能创造客户价值”[9]。美国“火记”（Firemark）创意顾问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Wellman多年研究创意与创造力的本质，她认为引领新经济市场需求，必须“像艺术家般地思考，掌握你的想象力”，应当具备灵视者看见影像的能力、观察者明察秋毫的能力、炼金师综合大成的能力、愚者赞扬缺失的能力以及智者化繁为简的能力[10]。这五种能力方式是历史上若干最伟大的贡献背后的心智结构―思考技巧，也是当今人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探究并发现隐藏财富和价值的重要法宝。
3.3 基于高智力资本对物产资源的整合与创造
新经济的新价值观是建立在高智力资本基础之上的。在高智力资本的作用和推动下，“当代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一种创造财富的新体系的崛起，这种体系不再是以肌肉为基础，而是以头脑为基础”[11]。人类由以公司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开始转变为以“网络”为核心的财富体系。知识令资源更具流动性,整合与合作成为当代价值创造的主要特点。整合与合作的过程，是资源充分流动移转的过程，也是财富价值创造过程。基于信息技术平台，不同的价值创造主体联接成为一个巨大的资源和信息库，通过整合把原本相互分离的资源和信息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构造出一个内在和谐的价值系统，实现价值链的提升，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新的更有效率的生产、服务、经营以及附加价值生产方式，更好地适应动态不确定的市场环境，满足顾客个性化需求。可见知识对传统生产要素资源的整合只是形式，“真正的实质问题，是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建立起知识资本对物产资源的整合关系”[12]。新经济价值创造主体的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智力资本对传统生产资源的整合与创造能力。最充分利用高智力资本的，价值创新和适应能力最强，持续性稳定性成长性最好，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进化中的强者，反之便会被淘汰。
3.4 基于创造力释放及竞争力持续的文化生态
新价值观的本质是人的智力和创造力的无穷释放，其目标是建立起释放和激发人性创造力，并转化为现实财富能力的文化与制度。文化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只有在文化制度层面得以落实，才可能创造并实现新经济的持续成长性。当代社会形成过去所未有的基础结构，让新经济蓬勃发展[13]。美国新经济之所以兴盛，正是因为具有强大的被Florida称之为“创意性社会结构”(The Social Structure 0f Creativity)的生态环境作支撑[14]。该结构由三部分构成：第一是适合技术创意与企业的新体系（如热衷于新产业投资的金融体系、高科技的开发公司等）；第二是创新以及更为有效的货品与服务生产模型（如让员工能够发挥创意创造力的工作环境、弹性的生产方式等）；第三是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文化与地理氛围。因此新经济价值增长必须致力于营造技术创新和创造力发育并茁壮成长的文化生态，搭建起连接技术创意、产品与市场的产业中介平台，不断推进创造性人才的再生产和知识与智力的开发，进一步完善市场环境、知识产权和金融体系建设，从而为知
识和智力转化为资本并持续不断地释放价值能量创造条件。
4 从《胡润百富榜》看我国的创新文化选择
在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自主创新日渐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主旋律，国家创新体系逐步清晰，新技术、新产业不断涌现并且迅速成长，各种新兴经济的规模与实力日益壮大起来。我们从每年一度的“中国大陆富豪榜”（简称“百富榜”）中，不难窥出这一令人振奋的活力与趋势。“百富榜”出自于以关注中国富豪而知名的英国人胡润之手，其本意并不在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而在于商业化与娱乐化的目的，其科学性和社会公信力颇值得怀疑。但从财富榜的“游戏”背后分析当代中国的一些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化轨迹，某种意义上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近年来的“百富榜”中，以互联网和IT等创意产业为代表的新科技富豪，2004年共有8人（8%），2005年50人（8%），2006年33人（6.6%），2007年64人（8%）。这说明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大大促进了我国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年轻的富豪新贵。然而这些骄人的数字背后，也有让人担忧的事情。新科技产业富豪比例偏低，整体增幅不大，甚至2006年还出现大幅下滑的迹象。相比之下，在国家对房地产投资实施数年的宏观调控背景下，房地产仍旧是造就中国富豪最多的行业，而且其个人财富连年大幅增长。一方面，政府大力支持的行业，财富在快速的缩水；另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的行业，财富却在高速积累。在当前国家竞争根本取决于科技创新实力的状况下，这一令人尴尬的现象，凸现着国家创新文化的缺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尔(Bell)就指出，“最终为经济提供方向的并不是价格体系而是经济生存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体系”[15]。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是一场极其广泛、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让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积累真正建立在知识、智力和创新能力及其贡献上，我们的社会就必须培育和建构起与时代趋势相一致的创新文化。
4.1 价值思维的革命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创新文化决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一种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因为任何文化都不仅仅要满足组织目标的实现，而应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即期冀实现新的价值。从传统依赖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投入的传统经济形态，向强调知识、技术和智力对经济增长渗透与贡献的创新性经济转变，这使得原有的社会文化体系和价值结构体系面临挑战，而新价值观正体现了对与时代趋势相一致的新经济文化的认知与定位。新价值观是一种创新发展的新理念，本质上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传统的价值观相比，传统价值观强调“计划―执行”逻辑，而新价值观则注重探寻机会；传统价值观强调技术和资源，新价值观关注能够撬动资源并整合资源的杠杆；传统价值观强调稳定性和秩序，而新价值观则关注速度和行动；传统价值观强调流程和过程的改进，新价值观关注成果和细节[16]。构建创新文化，必须推动和实现价值理念与思维模式的转换，确立并发展适应新时代所必需的新价值思维。
4.2 制度化新价值观
在世界掀起风起云涌的新经济浪潮和趋势之际，我国的创新性经济一直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从历年的“百富榜”中即可窥见端倪。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核心技术的缺失和自主创新能力的薄弱，另一方面也是制度缺陷所导致的结果。创新文化原本就是一系列制度安排下的产物，建构创新文化，就是要重塑与再造不仅能够释放和激发人性创造力，而且能够将创造力转化为现实财富能力的文化制度体系。新经济的发展既需要效率基础结构 (公共服务、运输、电讯、建设园区、制定规则)，也需要创意基础结构(包括研发设施、风险投资、知识产权制度和吸引有创造力的人的愉悦宜人而充满文化享受的生活环境)。效率基础结构与创意基础结构是影响知识流动和价值实现的关键要素。而人的因素才是新经济价值的真正源泉。有思想、知识、技能、管理才能和创造力的人才无疑是决定新经济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而存在于消费者当中的有情感、个性、购买力且有需求的顾客，同样关系着新价值的实现，真正的价值存在于顾客消费和使用过程之中。因此在新经济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让创造性人才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释放，让各类人员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应该成为创新文化的核心内容。
4.3 价值创制体系的提升与再造
价值创制体系是创造和实现财富增值的“行为方式”。高智力资本是创新性经济时代财富快速成长的摇篮，但知识、智力、技术与财富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通道。只有当知识、智力、技术与庞大的用户市场对接时，它才能转化为现实的财富。新富豪的崛起，正是他们抓住了有利时机，实现了从知识、技术到需求创造到最终转化为价值的过程。英国学者Metcalfe指出，创新共有四个层次，分别是机会、资源、诱因及能量[17]。机会代表技术能力与市场认知的组合；资源代表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运用；诱因代表市场规模大小及相关激励与保护措施；最重要的是第四个层面，即创新能量。前三个层次都必须倚赖有创新的能量，才有创新的结果。无论是政府、企业、组织都需要创新能量，必须建构起完整的能够将知识、智力和技术与市场间有机衔接的价值创制体系，不断提升运用高智力资本满足和创造顾客现实与潜在需求的能力。新经济的革命性财富就存在于高智力资本的价值创新之中，这是实现价值持续高增长并赢得未来竞争优势的根本手段。
5 结论
新经济时代，随着高智力资本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人们对于价值的认识和追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从价值观的变迁入手，深入剖析了新价值观的核心思想，探讨了创新性经济带来的价值观变化对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并从新价值观视角分析了当代创新文化的主要特征，即基于顾客需求发现与创造的价值思维，基于对趋势、规律和机会的洞察与把握，基于高智力资本对物产资源的整合与创造，基于创造力释放及竞争力持续的文化生态。在此基础上以《胡润百富榜》为例，对我国当前创新性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是一场极其广泛、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要让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积累真正建立在知识、智力和创新能力及其贡献上，必须从价值思维、新价值观制度化以及价值创制体系等方面推动一场整体性的文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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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统文化 创新功能 创新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一
传统文化有没有创新价值？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我国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发明抗疟良药青蒿素的过程，就是传统文化具有创新价值的一个极好的实例。首先，屠呦呦负责编写的（1969年4月编印）内部参考资料《疟疾单秘验方集》中记载“处方：青蒿五钱至半斤。用法：捣汁服或水煎服或研细末，开水兑服。来源：福建、贵州、云南、广西、湖南、江西”，表明福建等地的民间验方已经为屠呦呦知晓和重视。民间验方、民间习俗当然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屠呦呦等当时的中国科学家的抗疟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五二三”领导小组于1967年6月通过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规划》中列出的第二个课题就是“民间防治疟疾有效药物和疗法的重点调查研究”，说明他们重视民间传统文化。其次，文化（包括科学）典籍是传统文化的文字记载。东晋的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卷三中写道“治疟病方：鼠妇、豆鼓二七枚，合捣，令相和。未发时，服两丸；欲发时，服一丸。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段文字对屠呦呦想到用乙醚提取青蒿素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青蒿素的发明是传统文化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一个科技创新的辉煌实例。
创新不是复古，创新的重点是创造出以前没有的事物，青蒿素就是这样的新药。传统文化中虽有青蒿治疟的说法，但疗效并不显著和稳定；在成百上千种中药里，青蒿的表现并不好，一直就不是首选。所以，发明青蒿素治疟是真正的重大科技创新。
二
青蒿素的发明和用青蒿素治疟这一创新当然是一个个案。传统文化是不是一般地具有创新价值？抑或它只是偶尔具有创新价值？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了解什么是传统文化？而这要求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文化？它的内涵和特性是什么？
“文化（culture）”是一个有多重涵义的词，很难对之给出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精确定义。广义的文化指人们的生活方式，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我们这里说的“文化”，其主体是人的群体，通常是某个民族，也可以是其他的有特定关联的人的群体（如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群），而不是个人。一般说来，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文化的物质方面，如建筑物、生活用品等）、精神文化（文化的精神方面，如价值观、、科学知识、哲学文学艺术等）和制度文化（含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包括法律制度、礼仪、风俗习惯等）。
既然文化指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么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有相应的文化特征。所以有宗教文化、官场文化、礼仪文化、节日文化、体育文化（足球文化）、军事文化、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婚娶文化、墓葬文化等各种特色文化之说。
文化有哪些功能呢？王玉梁认为，文化有如下的五大功能：认识功能、教化功能、凝聚功能、消费功能、储存功能。冯之浚则将文化的社会功能分为六种：记录功能、认知功能、传播功能、教化功能、凝聚功能、创新功能。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冯之浚所提出的文化的创新功能：“人类不断利用已掌握的文化知识，促使环境朝着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化，从而变革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改变自身的精神状态，变革人的观念，扩展人类的思想领域”。我们认为，创新的确是人类的特点，甚至是人的本质；但把创新归结为文化的功能，则是一种错置。人们可以利用文化的因素来创新，也可以利用非文化的因素来创新。另一方面，同一种文化，既有有利于创新、鼓励人们创新的因素，也有不利于创新、压制人们创新的因素。
就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来说，儒家的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就有一条是专门鼓励人们弃旧图新的。《大学》对此继续论述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里的推崇创新、追求完美之意甚明。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中孔子的“述而不作”、孟子的“法先王”、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以及流行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观念等又体现为一种守旧的思想意识，儒家倡导的封建礼制也容易让人墨守成规、惟命是从，这些与社会现实中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发生共振，成为一种阻碍人们创新的巨大力量。
又如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以孔德（te）、马克思、德雷伯（J. W. Draper）、怀特（A.D.White）、罗素（B.Russell）等人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基督教教义和科学是冲突的，宗教文化阻碍科学创新。布鲁诺（Giordano Bruno）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遭遇是其例证。而默顿（R.K.Merton）则十分详细地论证说，清教（基督教的一支）激发了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基督教文化也既有推动科技创新的因素，又有阻碍科技创新的因素。
再说，不是文化自己在创新，而是处于一定文化中的人在创新。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推崇创新。就同一种文化而言，它也并不总是在推动创新，有时它会阻碍创新。所以，我们不同意“文化具有创新功能”这一说法。
既然一种特定的文化中通常既有有助于创新的成分，也有阻碍创新的不利成分；还有中立的、但可以为创新者所利用的材料。文化中的有利于创新的成分，以及可以为创新者所利用的材料，当然是有价值的，人们可以利用它来创新，所以是一种创新价值。因此，可以说文化具有创新价值。
前面已经说过文化具有五大功能。有某种功能，当然也就会具有某方面的价值。但有某种价值，却不能说一定具有某功能。
一种文化现象，只要它的历史足够悠久，就可以说它属于传统文化。既然一般地说，文化是具有创新价值的，那么，传统文化作为文化当然也具有创新价值。发挥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使之用于创新，从这个角度讲，传统文化是一般地具有创新价值的。但反过来，却不能因此认为传统文化具有创新功能。这一点从上面的对作为东方传统文化之一的儒家文化和作为西方传统文化之一的基督教文化的相关讨论中，已经很清楚了。
三
传统文化虽然具有创新价值，但这种价值不一定能被发现、被利用。传统文化，正因为打上了“传统”的标签，所以它所具有的创新价值容易被忽略、被遮蔽。不仅如此，传统文化常常被人为地与“落后”、“过时”、“愚昧”等挂上钩，被弃之如敝履。中医中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典型，有识之士如说过：“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但多年来，也一直有人呼吁取缔中医。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轻视传统文化的观念。当然，如何发现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价值，更是一个值得注意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理解的传统文化，不应只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对我们也是有创新价值的。古希腊、古印度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同我们中国的儒、道和中医一样，对我们的创新是有帮助的。对希望在哲学上有重要创新的人来说，学习古希腊、古印度和德国古典哲学甚至是必须的。对于传统文化，对于外来文化，正确的态度仍然是：汲取全人类一切文化的精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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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晶化工是一家氯碱及石化深加工企业，“诚信正直、责任关怀、全面创新”是其核心价值准则。诚信正直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也是企业经营的基本法则;责任关怀是化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代表海晶自愿持续改善健康、安全和环境绩效的承诺;全面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灵魂，是海晶内部活力和外部竞争力的动力源泉。海晶化工核心价值观12个字，简短精辟，意义深远，它明确指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同时也明确了“我们是谁，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准绳。青岛海晶化工从1947年建厂至今，由投产之初月产仅为10多吨的烧碱小厂，成长为国家重点氯碱企业。2010年，海晶化工40万t/a聚氯乙烯搬迁项目，在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董家口奠基。项目引进英力士公司尖端氯乙烯/聚氯乙烯专利技术，总投资54亿元，分两期建设。目前，一期项目正在试车，不日将正式投产，一个“技术国际化、装备大型化、管理现代化、环境生态化”的企业指日可待。可以说，海晶化工持续快速前进的发展史，是一代又一代海晶人攻坚克难、不懈进取的奋斗史。同时塑造了海晶化工“诚信正直、责任关怀、全面创新”的企业核心价值观。近七十年积累的丰厚企业文化底蕴，是海晶的资源，也是海晶的优势。要充分利用报纸、网络、微信等媒体，加大新常态下思想政治工作宣传的力度，帮助职工了解海晶发展历程、搬迁目的、面临形势、发展方向。引导职工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企业的发展、创新和改革上来，把工作当作自己的事业，与团队成员同心协力创造不平凡的业绩。要明确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诚信正直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责任关怀才能安全有效，全面创新才能拥有未来。要大胆探索转型期特点，积极挖掘转型期新亮点，更好地塑造企业核心价值。
2青岛海晶化工为什么能够形成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及企业核心价值观
真正的企业核心价值观须是企业核心团队或领导本人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是企业领导在经营过程中身体力行并坚守的理念。海晶企业文化是干部职工多年身体力行积累的，是实实在在、有目共睹的－－在搬迁建设过程中，海晶始终围绕企业重点、难点工作，结合自身特点，形成了党政工团聚合力、破难点的良好工作运行机制。更值得称道的是，我们有一支干事创业、攻坚克难、勇于担当的领导班子。自2013年下半年，为推进现场建设进程，公司将每周六召开的党政联席会地点移至新厂区。党委委员身兼党政双职，党政联系会议制度既能保证决策准确，又能使会议决议得以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于搬迁中重点、难点任务的有效推进、解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将群众教育实践活动与企业实际有机结合，保证了领导班子强化深学、细照的自觉意识，并能在破解企业难题过程中去笃行、去立行立改。而班子成员饱满的工作热情及身置分流安置、资产处置第一线的务实作风，也是对职工最有利的示范和引领。公司领导、中层的现场值班以及与业主、施工方、监理方每周一次的现场会，保证了项目建设整体进度的有序推进。注重发挥党员骨干的模范带头作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表彰“十佳员工”“十佳女员工”及“优秀员工”等，在职工中起到较好的模范引领作用。伴随企业面临新的难点工作，企业不失时机出台“八不准”等多项廉洁自律规定、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并狠抓落实，有效推动了企业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可以说，在推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海晶紧密结合企业实际，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企业文化，成为我们企业管理的基本准则，成了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也正是干部职工对企业文化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才能具体践行，并在执行中不断完善，持续提升，从而在企业中形成一股正气，打造出了充满正能量的海晶团队，使海晶企业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彰显。
3青岛海晶企业文化建设还需在实践中持续完善，更好地塑造企业核心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既指明了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又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给予了应有关注。他们的社会有机体思想，肯定了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生活过程在历史斗争进程中的影响。在当今时代，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创新无疑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点已得到广泛认同。但是如何理解文化的内涵，文化创新的实质是什么?文化创新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尚需要作出明晰的界定和深入的阐释。
我赞成对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要作出适当区分的理解，而把文化看作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对文化的过于宽泛的理解不利于科学把握文化的本质，反而会混淆物质载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系列淡化意识形态的幼稚病的根源所在。值得引起我们警醒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在这一问题上毫不隐讳的表露。且不说象布热津斯基那样的资产阶级政客、吹鼓手对“不战而胜”、“和平演变”的裸的宣称，只看西方一些著名学者从学术角度作出的一些阐述，也已十分清晰明了。如亨廷顿把文化定位为“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解释，是“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并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其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这三种资源中。
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通过如下几个方面的途径对实际生活发生影响：作为一种价值观，它首先作用于人们的思想，形成一定的思维模式、心理定势、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通过有思想的人的传导，渗透于各种社会团体、组织和非正规群体中，成为维系其存在和发展的粘合剂，并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产生影响；在更深的层次上，文化总是要寻求其在社会的根本经济政治制度中的强烈表达，这也就是所谓的制度对文化的固化作用，因此，了解一个社会的文化，不仅要看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且要从其社会制度中去寻找答案。此外，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还通过产业存在形式成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新的增长点。一定的组织或个人，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引下，依托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物质和非物质生产要素，以知识和信息为原料，形成承载着特定意识形态功能的创意产品，促进了文化与经济的深层次相互交融和传统产业的转型重组，使文化产业成为区域发展中战略性、智慧型和具有引导力的重要产业。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这个社会重要的文化整合力量，因此文化创新表现为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价值观的重构。一个社会既要有通过经济、科技、军事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要有通过文化价值观以及作为其资源和载体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文化产业等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这似乎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而充分认识价值观在区域文化软实力中的核心地位，并立足区域实际寻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形式，把确立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推进区域发展方式转变有机契合，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和统一思想。
对于一个区域来说，决定其竞争力的不仅有经济、科技等硬实力，还包括以价值观为主要内涵所支撑和外化的文化力在内的软实力，并且文化力实际上已经位居区域软实力的首位，是软实力的核心表现形式。文化不仅为区域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广泛智力支持，而且本身也具有巨大的创造力，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先进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良好市民文明素质、健康生活方式、独特文化气质、浓郁文化氛围等文化软实力，在区域发展中具有关键性作用，是支撑区域发展的强大动力源。通过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实现价值观的改造和整合，这是一项长期的社会投资，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氛围，促进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从而带动和促进整个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关键词：影视文化；价值观；三级传播；新媒体
影视文化是价值观对话和冲突的重要场域，影视文化实践必然包含着一定的价值立场、观念、态度，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传播着价值观。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有其特殊规律性，价值观的传播与接受涉及价值观本身、传播者、传播方式（媒介、渠道等）、传播环境、接受者的情况等许多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方式、传播现状等进行研究，提高传播力，才能使影视文化在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观中充分发挥作用。
一、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三级传播模式
借用约翰•费斯克（JohnFiske）的观点，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可以分为初级文本传播、次级文本传播和三级文本传播三个层次。①初级文本就是人们所消费、使用的各种文本，初级文本传播以影视剧、电视节目、畅销书、流行歌曲、电子游戏、广告、笑话、段子等形式进行。初级文本是影视文化价值观传播的主要载体。影视剧、电视节目具有最为广泛的受众群体，影视剧作为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方式，从题材选择、人物设置、情节安排等各方面都包含社会集体意识和作者的价值观念，只是它多半通过叙事的方式，将价值观巧妙蕴藏其中，不为观众所察。观众在观看中获得代入体验，并接受角色所传达的价值观。在中国，电视剧的主要受众群之一是文化层次、收入相对较低、年龄较大的女性观众，这个群体是相对传统和保守的价值观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容易受传统媒体价值观影响的人群。不过，初级文本并不仅仅以媒介文本的形式呈现，许多歌唱选秀节目的传播不仅通过电视进行，还通过到各地的现场演出、现场互动等形式进行。这也可视为广义的影视文化文本，因为每一次演出或活动都是一次价值观的营销与传播。次级文本传播的具体传播手段包括对影视作品的介绍、批评、制作单位的宣传、节目及人物专栏特写、花边新闻、影视歌迷杂志等，在新媒体时代还包括各种形式的点评、点击、点赞、转发等。初级和次级文本都是由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许多作品的价值观不是在初级文本阶段建立的，而是在次级文本阶段经过广泛讨论确立的。例如，电视相亲类节目中曾一度主张将各种价值观都自然主义地呈现出来，因此，从表面上看，各种价值观平等博弈，难以看出究竟节目本身所坚持的价值立场是什么，只有经过广泛讨论、专家批判，才逐渐将媒体在社会价值观引导上的缺失暴露出来。也有许多影视作品因题材敏感、作者追求艺术表达等原因，文本本身充满从各种角度进行阐释的可能性，而到了次级文本传播阶段，这些可能性变得更为复杂，难以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蜗居》最初问世时因为触及社会热点，并且人物形象塑造较为成功，舆论也是一片赞扬声，经过不断讨论，观众才逐渐意识到全剧在价值观传播方面的失衡。三级文本则是观众为自己制造的文本，包括观众反馈、对于文本的闲谈讨论以及对文本的接受等。三级文本围绕文本消费展开。消费是影视文化实践的一部分，对影视文化的消费实际上包含着价值观的认同与接受过程。的确，有一些受众以自己所喜爱的人物形象或明星的人生观、价值观指导自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将自己喜爱的作品中的生活方式当作理想的生活方式。为了增强互动性，电视媒体在各种节目及影视剧中设置短信、微博、微信等互动环节，观众可以将自己的感受发送至相关信息平台，电视台选择后于电视屏幕。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三级文本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有相当多的观众在决定观影之前，会先到豆瓣、时光网等网站去查看电影评分和评论，并用作自己观影选择的重要参考。近来，弹幕（观众在视频播放过程中，将自己的评论以字幕形式发表在视频里）文化的出现更使得三级文本跨越界限，成为文本的一部分。一般来说，短信等互动形式往往经过传播者把关、选择，多半是有利于文本接受的信息；而弹幕与短信互动不同，以调侃、宣泄、批评和否定性言论为主。
二、新媒体语境下的次级文本传播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各种移动媒体成为互联网舆论生成与传播的重要阵地，并在价值观的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等方面都给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带来了新变化，尤其是次级文本在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相亲节目为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收看电视相亲节目，但一旦通过互联网观看，其所接受的就不仅仅是节目本身，还有围绕节目的各种介绍、评论、吐槽等，对于观众是否选择观看、观看介入的程度深浅、相关价值观的形成或改变，都会产生影响。新兴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使信息流动呈现立体化，丰富了公众表达。概言之，在新媒体时代，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发生了明显变化。1.价值观表达失序不同于传统媒体由点到面的单中心、单向度的传播，互联网的传播具有鲜明的去中心、多中心的特点，网民不再是单纯的接受者，还同时扮演着舆论传播者甚至组织者的角色。每个人都可以借助新媒体工具使自己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成为价值表达的中心。同时，也可以就任何问题进行表达，由此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使观念碰撞成为日常形态。但是，传播格局的“去中心化”导致意识形态把关弱化，也带来了价值碎片化、缺乏引导等问题，甚至导致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对于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与建构形成了相当程度的消解与挑战。可以说，从BBS到门户网站，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各种自媒体，日新月异的新媒体不断改写着公众价值观念生成与传播的机制。然而，互联网也并非价值观自由、平等传播的乌托邦。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民众的话语权被极大地放大，价值观传播碎片化，也呈现出表达失序的混乱状态。在围绕电影《小时代》的争论中，一方舆论领袖是影评人周黎明，另一方则是郭敬明及其粉丝。周黎明在首映当天发表微博评论称：“无数郭敬明粉丝来围攻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老了，跟不上这个小时代了’。但你知道吗？多数郭粉想要买得起影片中那些东西，过上影片里那种生活，就得乖乖去找‘老东西’当小三小四小五，才有可能。这，就是该片隐含的价值观。”②郭敬明则在微博中回应说：“抱歉周先生，电影里的女孩，林萧是勤奋努力的小助理；顾里是富二代但依然努力修双学位；南湘家贫穷但她画素描赚钱只为选修服装；宛如不在乎名牌，她自信而可爱。她们没有一个像您说的一样。宫洺最后给南湘鼓掌，不为金钱、不为美貌，是为她的才华喝彩。”③这些争论引发了传统媒体的迅速发酵，但众声喧哗并未带来深度争鸣，反而自我消解了讨论的价值，甚至成为电影营销的一部分，为电影票房添砖加瓦。这种情况一方面突显了影视文化价值观在传播和接受方面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新媒体并未促进不同价值观相互之间的真正交流和理解，反而加剧了双方间的鸿沟和双方阵营的固化。影视文化作为生产者式文本，“自身就已经包含了与它的偏好相悖的声音，尽管它试图压抑它们；它具有松散的、自身无法控制的结局，它包含的意义超出了它的规训力量，它内部存在的一些裂隙大到足以从中创造出新的文本。它的的确确超出了自身的控制”④。一部大众文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多个层次传达多种价值观，许多大众文本都具有异质性，既可以从中分析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包含一些异质性的以及与霸权相互矛盾、对抗的成分，因而具有颠覆主流价值的潜力。在多数情况下，在互联网上进行价值观表达无须公开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身份,因而事实上更鼓励在现实生活中不便表达的非主流价值观，更倾向于宣泄不满和表达批判立场。同时，这个平台向任何人开放，导致各种价值观都有机会进行传播。而其进行传播时，则是以个人表达、分享交流的方式替代单向性传播，不带有强制性，网民更容易接受。价值观经过群体传播后被放大，由于信息并不畅通，网民对于有限的信息过度解读，加之匿名性导致网民对自我情绪不加控制，更容易引起网民群体的情绪化和极端化。这些评论关注的角度不一，缺乏逻辑性，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对话题的深层次讨论。而社交网络则为具有相同爱好和兴趣或相似身份的人提供了聚集的空间，一方面使得相同价值观很容易在某些群体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甚至导致行动，一方面也使得不同价值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2.价值观传播中的舆论商业化新世纪以来，影视剧的生产注重口碑营销，甚至屡屡出现营销大于内容的现象。营销和宣传人员占据了影视剧的舆论生产和传播中的重要位置，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对于影视作品的阐释、影响作品价值观的传播。在传播者多元化的同时，社会中对于大众的价值观引导有普遍影响力的舆论领袖却出现缺位。拉扎斯菲尔德（PaulF.Lazarsfeld）认为，信息并不是直接“流”54总第297期讨论与思考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舆论领袖这个中间环节。⑤影视文化是开放文本，意义的流向不再是单向的，意义在双向交流中不断循环往复。不同的人对于同一部影视文化文本可能解读出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立场，最终哪一种价值立场成为代表大众立场的主流价值观，并不完全取决于支持该立场的人数的多少，还取决于具有话语权的舆论领袖的态度。在网络环境中容易形成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的马太效应，话语权大的人容易成为舆论领袖，没有话语权的大多数则成为沉默的螺旋理论（TheSpiralofSilence）中的沉默者，当他们的观点与舆论领袖或多数人的观点一致时，他们会发表回复、评论或以点赞方式强化舆论领袖的影响，反之则可能保持沉默。就影视文化的传播而言，舆论领袖往往是作品或产品的创作者、投资者、营销、宣传人员、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在网络舆论中，舆论领袖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信息的、转载者以及媒体平台对信息进行筛选的把关者，其作用主要是扩大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范围，他们成为舆论领袖的原因主要是具备强大的传播力，当然这种传播力也可以来自于个体在现实中拥有的地位、名声和影响力。另一种是给出权威、有价值意见的网民，包括具有较高专业知识的个体。在新媒体时代，在豆瓣和时光网以及微博上活跃着一批频繁对热点影视作品发表评论的舆论领袖，他们在相应网站和社区都拥有一定量的粉丝，但许多舆论领袖立场过于主观，很难在价值观的传播中起到主导作用。过去几年，微博代表民间舆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众多专家学者、社会名人等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舆论领袖往往通过微博影响社会和媒体的议程。2014年，随着微信使用的迅速推广，微博逐渐式微，微博中舆论领袖所发挥的影响力正逐渐被“自媒体人”取代。新媒体时代的舆论领袖出现了商业化的特征。随着影视文化的生产转型为文化工业，影视等文化产品的创作投资方为使舆论有利于自己以获取利益，往往直接充当舆论领袖，对产品的价值立场进行定性、阐释甚至评论。许多微博大V利用自己的舆论影响力，明码标价，转发商业评论，在各种商业和文化营销中谋利。一些个性化、与主流价值观保持距离的舆论领袖的意见被当作主流观念广泛传播，另一些舆论领袖过于积极参与各种话题发言，导致其权威度受到挑战，舆论队伍中缺乏被大众普遍认可的代表。
三、新媒体对影视文化价值观的改写
观众的价值观形成不是依赖于一两部作品，而是在众多作品的持续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因此，许多作品作为个体看，或许并不至于导致价值观的崩塌或损毁，但如果在一段时期内，有大量同类作品出现，则必然会有力地作用于或影响着大众的价值观。新媒体的出现为大量无法在传统媒体传播的价值观提供了传播渠道，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主流价值观的存在合理性。尤其是为了迎合各种亚文化需求，它们甚至常常将小众的甚至具有一定颠覆性的作品、内容当作主流文化，把亚文化宣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当作主流的甚至是所谓超前意识的东西来接受、吸收。例如，宅文化、伪娘等在互联网的助推下都俨然成了主流文化。如果说初级文本更多地作为艺术或文化文本，那么，到了次级文本阶段就更多地作为媒体文本了，其传播完全按照大众传媒的传播逻辑进行。诞生于计划体制下的中国大众传媒原本就数量庞大，而新媒体的兴起带来的海量信息更使得注意力营销的媒体逻辑漫延至整个文化。一些影视剧不怕恶评，个别明星名人也不怕损毁自己形象，只要有利于提高收视率和票房，只要能获得关注，不惜与众不同。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只要能引起关注就可以带来商业效应，为了这一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一切都不重要。传统媒体在新闻来源、话题来源上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不仅使得各种假新闻侵入传统媒体，导致传统媒体失去权威，并且将互联网讨论的伪自由观念带入传统媒体，使许多传统媒体遗忘了自己在价值观引导上的责任——不但新闻源取自互联网，甚至连观点也直接来自互联网。它们彻底放弃传统媒体的责任与优势，将自己变成互联网的另一个传播媒介。实际上，互联网并不仅仅是媒介，它也同时参与影视文化的生产，直接影响传统的影视文化形式，将互联网中流行的价值观渗透进影视文化的生产之中。几年前，作为国内首部以抗日为题材的大型三维动画系列片，36集少儿动画片《帽儿山的鬼子兵》曾经在主流媒体播出。该剧讲述在东北帽儿山，三个儿童智斗驻扎在当地的日本士兵的故事。三个孩子最大的10岁，最小的6岁，他们将战争视为游戏，日军士兵则不堪一击，不断被三个孩子戏弄而不自知。片尾曲采取说唱的形式配上电子音乐，歌中唱道：游戏小鬼子/游戏小鬼子/游戏小鬼子/游戏鬼子兵/游戏鬼子兵/气死气死气死/一九三八年呀/来了帮鬼子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怎么劝他都不灵/咱们的帽儿山呀/出了几个小百姓/虎子妞妞铁蛋娃娃/专搞鬼子兵/我气死鬼子兵/我玩死鬼子兵/我连耍带逗连踢再打/我搞死鬼子兵/气死气死气死/我气死气死气死小鬼子/游戏小鬼子/游戏鬼子兵/气死气死气死。在题材决定论的惯性思维之下，这部剧曾作为优秀动画推荐剧目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赞赏和积极推荐，而家长们则充满信任地把孩子们置于这部充满痞气与戾气的作品面前。该剧将一段沉痛的历史改写成一个个充满喜剧感的小故事，无视历史、颠覆历史，血肉之躯铸就的抗战精神被游戏化，战争对人类带来的灾难被完全过滤。这实际上正是把网游的戏谑、恶搞风格带入了动画片的创作。近年来，互联网巨头BAT（百度、阿里、腾讯）全面进入影视剧内容生产的队伍中，新媒体对于影视文化的改变已经贯穿到从创作、传播乃至影视观念、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以《老男孩》《万万没想到》为代表的新媒体影视作品总体上更为娱乐化，为迎合网民趣味，其价值观越发趋向对主流价值观的挑战和对所谓庶民价值观的弘扬。以颠覆传统、颠覆中心、推崇个性为特点的新媒体为各种非主流价值观提供了传播空间，这种对主流价值观的消解、改写并不仅仅发生于新媒体之中。事实上，新媒体语境下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也嘈杂无序，甚至不时离轨。诚然，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构成空前复杂，阶层利益诉求差异极大，导致价值观念多元化，这是有其客观现实性的，社会发展应当允许不同阶层表达各自的立场和诉求。但是，经过表达和相互碰撞后，应当形成相对统一的共识与主流价值观，才会最终有利于社会发展。
注释：
①[美]约翰•费斯克：《电视文化》，第119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②该微博网址：
③转引自张曦《郭敬明的“硬伤”：不懂电影语言用品牌塑造人物》，
④[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第12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整合原本是一个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概念，后来引入到其他领域，包括文化学。所谓文化类的整合就是指诸多元素修正、粘合成一个多多少少一致的思想与行为模式，一个具有协同功能的相对完整的体系。美国《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指出，整合有构型整合或主题整合、联系整合、逻辑整合、适应整合、功能整合、风格整合和调节整合等形式。而新闻文化的整合主要是指通过一种整合机制来消除可能导致崩溃的社会冲突形式，引导人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这里的整合是一种文化机制，它的意义不在于表现人类的创造力，重要的是如何反映时代，适应时代。整合是过程，但同时又是目的。整合是逐步的、渐进的、线性的，整合是不能停步的。
在新闻文化的核心要素中，是以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为其重要载体和传播内容，通过这种载体和内容实现对人们的价值整合。而在大众文化的诸多形态中，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一向最为人们瞩目，同时对大众也最具影响力。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势头和大众传媒的势头说到底是同一回事”[1] 于是，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介，便构成同一历史时空下一个彼此勾连的整体：
大众文化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与大众传媒携手并进的……大众是通过传媒建构的这类知识和影像来认知世界，来体味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现实生活。故无论从质还是从量来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20世纪，传媒在文化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这是说，随着现代社会中现实生活日渐分裂而成为支离破碎、互不相干的片段，大众传媒成了原子化 、片段化社会生活得以保持一种“整体”感觉的主要途径。[2]
因此，可以这样说，新闻文化的整合功能是以传媒而实现的。
新闻文化的整合功能可以调控社会，当然，这种调适功能是通过信息反馈的作用而最终实现的。新闻文化的战斗性就在于指导人们去调适社会。所谓“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就是说可以通过文化信息看出人心向背、政治得失，然后采取措施，使怨者不怨，哀者不哀，愤者平，怒者息，奋勇者依然向前，落伍者急起直追。我国古代前贤早就强调过：“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这里讲的“辩风正俗”，就是指对不同社会区域风俗、习惯等文化进行考察、了解，以达到移风易俗、治理社会的目的，这在社会变迁时期尤为重要。
当然，整合有时面对潮涌般的新思潮，也会显得乏力。
诚然，作为文化形态中的信息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调控。通过有选择的信息文化传播来引导实现社会控制。文化信息传播是社会调控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组织系统。如果说国家政权是硬件的话，那么不管哪一个统治阶级，从来都没有轻视过作为软件的信息传播。
文化传播对社会的控制，实质上是加强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的需要。一个没有文化信息传播的社会，各种社会机制不可能正常地发挥作用，也不可能实现自我控制，特别是在复杂的社会中更是如此。在传统社会里，家庭、社会主要是靠风俗、伦理、道德以及宗教文化实现社会控制的。而在现代社会中，仅仅靠这些去实行社会控制已经远远不够，它必须应用现代文化传播手段，如电视、广播、雷达、卫星数字通讯、网络传播等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机制，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国家利用这些传播手段并不仅仅是为对付敌人，也不仅仅是为控制人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通过广泛的文化传播和每日每时的大量的教育疏导，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以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新闻文化，一方面反映现实，通过今天诉诸明天；另一方面通过舆论引导去力求形成一个维护社会群体共识的价值取向，而这种文化定势一旦形成，就会在人们价值理想的生成中产生重要指南作用和凝聚力。
怎样引导产生期望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定势呢?首先是价值认同一致性。尽管文化的价值是由人们自己的创造劳动得来的，但只有把它放回到社会的信息交流中，经过传播、接受，才能产生所谓的价值作用。任何一种可交互的文化现象，都有一个普遍规律，那就是无论对传播者还是接受者，只有当这种文化对他需要时，才有可能被接受。比如一条“信息”，只有在听众接受并做出反馈时才能真正成为具有信息属性的有价值的新闻。所以，马克思说过：“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3]通过传播，使受众接受，其增殖效果可以得到无数倍的增加，无疑对新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非常巨大的作用。
由于群体意识的需要，使得文化、信息赋予人们以价值反思的能力。一旦人们获得了这种能力，并借助它对外部世界进行观察思考时，人才真正感觉到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信息系统，而要对整个世界去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说原始人与自然界之间还只是一种物对物的关系的话，那人类文化的产生与信息交流，在人与自然物之间所建立起的文化体系，则把人与世界的同构更普遍地变成为一种理论指导下的思考和行动，而不是一种简单的评判或间接参与。人类通过自己制造的精神文化产品，社会组织、制度、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等中介文化手段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由此构建成一个人类价值意识的系统工程。
在人的价值意识构建中，信息文化的传递性、逻辑性都统一于文化活动的实践中，文化信息以其流动性、真实性和逻辑性反映社会，它同时又规范了人的社会实践。社会是由人创造的，一旦这种创造确立，人在社会中的活动也就不能随心所欲了。人们的生活被置于社会信息网络之中，因此在价值观念上与社会文化及价值意识密切相联。人们通过对文化价值的反思、概括，产生价值观念，又通过参与把这种价值意识融到群体价值意识里面。作为社会群体的同类价值意识，文化观念既是群体参与的结果，也是实践所产生的共同心态及共同价值观念。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动物群体生活的本能与人类群体生活的同类价值意识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实践性，在于群体参与及其对这种参与的彼此理解。
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的产生，首先与他们的物质生产和交换联系在一起，与这种生产和交换中的需要和利益联系在一起。人们为了物质生产和交换，结成不同社会群体，形成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包括血缘、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关系。由于各种社会群体的需要不同，利益不同，就产生了维护这些需要和利益的同类价值意识。马克思指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5]这就是说，在研究同类价值意识时，不能只是从生物类的本能出发建立价值意识共同原则，而应该从社会人的需要和利益出发，把握与同类价值意识的共同联系。任何社会群体都被置于一定的需要和利益结合中，不管这种需要和利益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群体参与是不同人的互动过程，这种参与既有相互接触、转移，也有相互感应和感染，是一个思维、同构的过程。比如感染吧，首先是通过语言、表情、动作及其他方式引起他人的共同情绪，然后才是共同行动。感染可以调节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对人群起一种整合作用。感染是在一种非强迫的情况下自然产生的，是一种无意识下的不自主的符合或屈从，实质上是通过情绪上的交流，以达到在行动上的一致，并最终通过这种价值整合影响社会，以致成为整个社会群体所接受的价值观念和目标趋势。在这方面，新闻文化的这种价值整合功能是任何其他文化所不能代替的。
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引起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赢得众人的共识，这正是新闻文化共同价值意识的优势所在，充分体现了新闻文化的整合功能。
个人参与群体，群体参与信息传播，信息传播参与形成同类价值意识，而价值意识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群体。人们既然参与到一个群体中，就有义务去维护共享一个集体价值系统。从社会学看，所谓人的社会化或者说文化共享，就是把群体的知识、经验、思想、意志、观念及规范等东西化为个人的价值意识。因此，它既是一个个人参与又是一个群体价值整合的问题。社会化就是个体价值与他人价值、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不断整合、同化及融为一体的过程。
新闻文化构建的价值系统，从根本上来说，反映了大多数人按照自己的文化观念及价值目标培养的同类价值意识，因此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有与群体文化价值逐渐认同结合的过程。
群体价值期望，集中体现在人生价值学说和价值目标上，且愈是明确，愈是自觉地具有鲜明的个性，也就愈能社会化，愈能吸引个体对群体的价值认同。自我价值认同是一个复杂问题，它不仅和群体价值、理想及目标有关，同时也与个人在群体中有形无形的制约因素有关。社会离不开价值认同，对于巩固社会制度来说，通过新闻媒介、舆论力量去达到群体认同，是一种最有效的生产形式。
马克思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6]并且在革命的实践中表现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7]当然，这里环境也包括社会文化环境。我们只有从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出发，才能揭示人的潜在能力及人在文化中的地位。
从对人的价值意识的影响来看，文化环境的影响将大于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文化信息的吸取、积累和进步，不仅提高了人的知识能力和智慧，而且诱导人们展现出新的欲望，唤起新的热情，追求更高的生活目标。人在信息交流中认识世界、认识人本身，并在文化发展中成为独立的人，从而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因此，文化的主体性自然就加强了，人在社会文化场中也就有了对文化的支配原则和享受原则。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是为了自身生存和需要而制造的。当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稳定模式时，尤其是成为不同阶级的意识工具时，文化就再也不是自由发展的产物了，成了对某些人的异己的制约力量。所以，对以反映社会、纪录社会为宗旨的新闻文化来讲，必然成为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工具。
对新闻文化社会观功能效果评价与分析主要考虑两点：一是对社会功能的分析，二是对受众效果的分析。关于社会功能分析，依据著名社会学家、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和赖特的观点，有学者制作了一个表：
我以为这个表格中列出的正功能与负功能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这说明了，从传播的社会功能来看，西方国家和我们在评价标准的尺度方面还是具有一定一致性的。
关于受众的效果评价与分析。通常，我们对受众效果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评价：一是直接效果，能够立竿见影，不需要借助其他的中介环节；二是间接效果。这种间接效果表现在外延和延迟方面缺乏直接性，但通过适当的中介，可以产生比较好的效果。比如，反映在一些新闻报道中有关预警性方面的内容，就属于一种间接效果；三是潜在效果，或者叫隐性效果。这种效果不是立即可以看出来的，它是一种累加效应，类似于我们的“零存整取”，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比如，对受众的知识积累，对受众的媒介素养提高，对受众行为的影响，对受众民主意识的提高等，都不是立竿见影，而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当然，这种受众效果评价是多因素的。比如，他明显受到主体的影响 （传媒本身），同样一新闻事实，不同媒体的宣传、报道，对受众的影响作用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另外，还有客体因素，即受众本身，对同样一件事情，不同受众会产生不同的接受效果。这就如同都患了炎症，都使用青霉素，但有的人效果好，有的人效果不明显，而有的人甚至过敏。这一方面反映在客体的文化修养、参与程度和个人素质等方面。其次是环境因素，即影响受众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关于这三个环境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而前些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除此还有一个因素往往被人们忽视，这就是宗族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世界是一个多国家、多民族、多区域的环境，而这方面的传播效果差异更大。
注释：
[1]吴伯凡：《孤独的狂欢――数学时代的交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陆杨，：《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关键词]镜像文化 社会价值 道德
引言
根据雅克・拉康镜像理论来看，人对世界的认识存在混淆时期，分不清世界的成像，所以作为媒体中的镜像更容易被混淆，分不清自我与像。从而带来我们对于媒体镜像中价值的探讨，过去镜像中的价值是怎样影响社会价值的，后新时期的镜像又引导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本文也正是基于此认识，以史为鉴，对镜像文化价值导向作一些积极的探索，使这种对人们价值观影响直接而显著的文化形态，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
一、回顾与评价
从传播媒介和文化形态上看，七十年代占据主流的是纸传播文化和八十年代中后期得到普及的广播，传播的价值多是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社会刚刚改革开放，文化价值对人们的价值导向还不那么明显九十年代影视文化发展。镜像文化异彩纷呈，既要文化开放，又要把握主流的正确方向，可谓不易：新世纪以来，新传媒(主要是网络，还有手机、MP3、MP4等)作为一种新形态的镜像，与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但这新镜像涉及道德、社会、心理、伦理等诸多问题，都要去瞥留利。
七八十年代过于强调文化的社会作用，弊端是文化价值导向的唯一性，不允许思想的多元，钳制了艺术的发展，在文化上执其一端九十年代社会思想多元，文化“双百”。多元思想在推动艺术发展的同时，多元弊端出现：过于强调艺术的独立性，极力摆脱艺术依存的社会大环境，艺术良莠不齐渐成为社会问题，社会道德底线受到挑战，个体心理受到决堤的冲撞：新世纪在国家大政策指导下，文化指导方针上形成了核心价值与多元价值并存的艺术观。这会一改过去混乱价值局面，给社会及个体以良好的价值导向。
二、歧路沉思：九十年代镜像文化的价值导向
九十年代的镜像世界”用过多的负面东西混淆人们的是非观念：杀伤抢夺。色情暴力，香车宝马，富家子弟放荡、无拘无束。电视剧内容单一，制作粗劣，婚外情、：电影《英雄本色》、《辣手神探》、《无间道》、《偷窥无罪》、《周末同床》、《晚娘》，甚至网络“艳照门”的出现。一旦对虚拟世界的东西不加辨识，在现实世界照搬，必然会引火上身。因而九十年代很多艺人更像德谟克利特所说的骗子和奸诈的人。德谟克利特说，“艺术不应该追求一切种类的快乐，应该只追求高尚的快乐。”后现代的“高尚”一词已变味了，这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九十年代无论是影视还是网络文化，存在着很多低俗的快乐，而非高尚的快乐。《香水有毒》、《猪之歌》、《求佛》、《披上羊皮的狼》、《狼爱上羊》等。十八世纪法国的新浪潮电影，更像中国九十年代的镜像世界。这种艺术思潮被不加分析的拿来了。美籍华人张英进说，后现代思潮以及身体艺术在中国是缺少根基的。此话不无道理。德谟克利特还送给我们一句警醒的话：“追求和创造美是一种神圣心灵的标志”。
在过去影视中出现床上戏大多一黑灯就转场了。九十年代把床上戏作为一个窥视点来放大，媚俗大众，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投合人本性中的诙谐欲念。小丑行为。裸的性关系，残忍的暴力，本来是大众应批判的婚外情，却成了大众奉为时尚的话题。把不正常的现象正常化。娼妓抬头使众多家庭痛苦，最终使每个人都成为受害者。《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济公》、《英雄本色》中的“黑帮”等，艺术本应“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九十年代影视文化中的不良现象是在价值导向上走得过远。九十年代有些影片、文学作品禁止放行，或在审片中没有通过，许多人不了解其中的原因，也跟着叫屈，是不理智的。观众只是被牵着走，很少介入深层次思考。九十年代《菊豆》、《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遭禁，到2007年李安在大陆和海外投放两种不同版本的《色・戒》。国家广电局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影响，要分清好坏。
艺术发展过于放肆和猖狂，不是一种正常现象。要追求和谐发展而不是畸形发展。新版《水浒传》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以及床上戏被放大，让人分不清创作者是在宣传还是在批判。很大成分上是在满足观众的窥视心理。美籍华人张英进认为，别说在中国，就是在国际上也没几个大师能用好色情在影片中的展现。言外之意是说影片中滥用色情。在社会现象中多了时尚的“”，过把瘾。破坏了社会伦理和社会法度。敬渎不分，甚至颠倒。每个社会人都生活在惶恐不安，担心焦虑之中，这是我们需要和期待的吗?
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尽可能锻炼我们的灵魂，使之达到崇高，使之永远孕育崇高的思想。九十年代镜像文化缺失崇高，流于低俗。奥古斯丁说，“荷马编造这些故事，把神写成无恶不作的人，使罪恶不成为罪恶，使之犯罪做恶，不以为仿效坏人而自以为取法于神灵。”在镜像世界里，多选用当红歌星、名人来演戏。这些歌星名人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神，在普通人心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他们在戏中却多数无恶不作，施暴，肆无忌惮的色情、放荡寻乐，在戏中使罪恶不成为罪恶，混淆人们的价值观。人们往往不去辨识或不具辨识能力，把无恶不作的镜像当成现实世界。吸毒砍人，偷抢奸淫，疯狂标车等，这些本需要人去思考去区分，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在生活出现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和人间悲剧时。我们又去怪谁呢?
“一个有德的作家，具有无邪的诗品，能使人耳怡目悦，而不是腐蚀人心。”中国艺术需要健康发展，需要有德的作家。要在艺术与道德问题上，找到和谐点。
三、新价值观的重思与定位
新世纪国家更加清醒地提出“荣辱观”，在意识形态上，提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加注重文化价值的社会导向作用。这必然带来镜像价值的重新思考与定位。不能再在打打杀杀的镜像中忽悠人的智商，不能再在高楼大厦中虚构生活，更不能再在暴力色情中污染人的心灵，而应关注现实和关怀人文。《命运呼叫转移》中有了对命运的思考，有了心灵的悸动，有了灵魂的颤抖。《色・戒》中有了人生如梦的清醒，有了政治权术中的真情思索，有了近于荒于的冷汗。《云水谣》中有了真情的执著，有了痴情的等待，有了永恒与真的探询。
这些回归多以正面题材的构筑影片。《命运呼叫转移》以散文化的叙事结构讲叙了三个故事，涉及到从都市到乡村两个地域里不同人的命运，他们的命运都因手机而被戏虐了一把，但谁又能否定这儿戏般的命运呢?一个公司大老板，一个大夫，一个黑社会的人物，在机场锚拿了手机，致使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移，大老板向自己的妻子 撒谎，偷偷地去会网友，想借机色一把他的妻子明明知道丈夫去外面，但无可奈何。秘密地去找大夫治疗心理的压力，结果由于三个男人在机场错拿了手机，想的丈夫和秘密去看大夫碰在一起，而孙大夫代替黑社会人物去会了黑社会的老大，而黑社会人物大头去了以色情骗人的网友。真让人啼笑皆非，他们都去了他们不该去的地方，这里面有这当下社会的诸多内容，如对夫妻情感的痛苦拷问，有对社会阴暗面的鞭笞如，网络色情敲诈，男人，黑帮角斗等；也有心灵的悸动，如孙大夫面对黑帮。由惧怕到勇敢，的丈夫意外地听到了妻子的心声，有了情感良知的悔悟。第二个故事讲了葛优演的三儿，最后在手机的命运呼叫下，三儿和他村的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所有的这一切自然归结于三儿的传统的好人品。第三个故事讲述了一个都市富人在生活中，他谈化了人之间的情感，如欺骗他妻子的情感，伤害老父亲对儿子的疼爱，失去了朋友对他的信任。当一次意外的车祸发生了，在临死之刻，终于有了可贵的醒悟。这一切都不可能不引起现代的思索和灵魂深处的颤抖。
只有艺术家摆正了方向，艺术才会高质量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张艺谋在拍下《红高粱》《菊豆》这类后现代影片后，放弃后现代的尝试，向传统美学回归，拍下了《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警察故事》和《新警察故事》前后的变化显而易见，《新警察故事》更关注社会问题，一个高官家庭的子弟的悲剧，也是后新时期社会的悲剧，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孩子缺少的是心灵的健康成长。影片的最后。祖被持枪的警察包围了，作为警督的父亲不是自我谴责自己缺少对孩子的关爱和管教，而是气愤地向祖吼叫：祖，你把你爸爸的脸都丢尽了!祖的表情异常扭曲，似哭似笑。是无助还是对世界的自我无可奈何。退下所有的子弹，然后把枪指向他的爸爸，他知道只要举起枪，警察就会向他开枪，他还是这样做了，可见祖心里失望至极。我们想祖最后的一刻，他恨谁。恨他做警督的爸爸?还是恨自己，那他的爸爸转过来又会恨谁?最终我们找到的是社会的根源上。
《长江七号》与周星驰以前颇具后现代特征的影片相比，也发生了转向。影片中的周先生是一个穷苦农民工的形象，失去了妻子，只身带着孩子，在都市里辛苦地生活，他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希望儿子将来有一天能有出息，不再像自己这样辛苦地活着。他一再告诉儿子：你一定要好好努力读书，不要像我没知识没文化。周先生在建筑工地受工头的欺侮，作为穷人的孩子在校受老师的鄙视，受富人孩子的欺侮，在穷人和富人的两个世界里，周先生一再告诉儿子：我们穷，但我们不去偷不去抢，不是自己的东西，我们不去拿，一样能赢的尊重。这些影片中可贵的转变，让我们感动影片故事的同时，我们也会谈论给我们讲故事的艺术家们。
荣格对艺术的价值导向认识更为深刻，其作用就是“唤醒与复归”。他在研究《毕加索》时，发现“伟大的作品回荡着千万人的声音。”因此，他说让人类来聆听心灵深处的回声。从而见贤思齐。维格茨幕在审美反映的分析中，表述了艺术作用“艺术将调动起那些已经在我们机体中存在，但尚未发挥作用的力量去形成新人。”此处新人即趋向于完整的人。
《落叶归根》讲述好人“老赵”要带丧命的工友回家，从千里之外的他乡，送工友回家，颇费周折终还是没能如愿。这一主题很有深意，其中有老赵对工友的真情，和心里对落叶归根信念的执着，一个人丧生后就如一片落叶，渴望归根，向往归根_应该归根，这是老赵一辈人的信念。于是老赵背着工友，踏上了回家的漫漫旅途。归根成了焦灼的渴望和幸福的向往。在这个日益流动生存的社会，让我们回归家乡，记住生养自己的老根。《亮剑》中的刘云龙生性如匪，生活大大咧咧的，看似很不精致的汉子，但他身上却有一种可贵的英雄精神，一种勇者无畏的亮剑精神。这种精神对于远离战火和苦难的我们这一代。是缺失的和需要的，由于《亮剑》故事大家都熟悉，在此不再展开分析。再如《刘老根》《乡村爱情》《金婚》、《亲兄热弟》等通过艺术唤醒人类心灵的记忆从而达到向完整的复归。
西马对艺术的认识和批判，对于未来镜像文化的发展大有借鉴作用。阿多尔诺在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指出“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给艺术带来的后果是艺术可能已进入它的没落代。”我们更应警惕文化没落时代，艺术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对人性的描写已沦为一种色情文学和亵渎作品。亵渎作品和色情作品早已同社会合二为一。如《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中高粱地里的“野合”，从故事情节来看，对于表现我奶奶的人物性格似乎必不可少。但也不免有中国导演对西方影片审美口味的把握。观众并不能“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见恶常常把恶习常化，没有善恶的明确观念。在欣赏红高粱野合的过程，而是跟着想过把瘾，所以色情作品和观众心理常常合二为一。如新版的《水浒传》把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色情放大给观众来看，取悦观众而流于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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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查骞.边藏风土记（卷1）[M]. 林超，校点.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4.
[13] 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M]. 林超，校点.拉萨：人民出版社，1988：139-141.
[14] 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259.
[15] 有泰.有泰驻藏日记[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
[16] 古今笔记精华[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167.
[17] 谭英华.说“锅庄”[C]赵心愚、秦和平.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册[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639-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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