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作社自身经营管理水平低
据调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规范水平、运行制度、专业人才、应对市场的能力上均存在短腿，困扰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一是整体规范水平较低，财务、分配制度不健全。141个合作社中省级示范社仅8个，占5.7%。大多数合作社的章程、管理制度是为了注册需要由领头人按照示范章程照抄照搬，理事会、监事会名存实亡，没有开展活动。合作社与社员的联结过于松散，利益关系不紧密。绝大多数合作社没有执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制度（试行）》的规定，会计核算随意，科目设置不合理，产权关系不明晰；合作社运行基本由核心成员运作，按股份红，一般成员只限于优惠供应生产资料和保护价收购农产品，享受不了进入市场、改进价格和技术服务的好处。二是管理、经营人才匮乏，成员整体素质不高。多数合作社是有种养大户、基础干部、农村经纪人牵头兴办的，90%以上的成员是农民，他们的专业知识、政策水平、市场竞争能力和管理经验均不足以适应合作社的发展需要。我县的玫瑰、红提葡萄等特色设施农业的发展，技术人才尤其缺乏。三是缺少产业链支撑，合作社社产品卖难现象犹存。多数合作社只是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组织起来，但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显然乏力。由于产业链没有得到延伸，农产品无法深加工及储存，不少农产品除了直接出售之各级市场外并无其他出路，一旦大的供求环境发生变化，农户就会遭受较大损失。
二、资金信贷渠道不畅通
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壮大，所需资金数额也会越来越大，目前资金不足是合作社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由于缺乏贷款抵押物，银行等金融机构认为合作社法人资质不高，合作社很难从金融机构贷到款，只有小额联户担保贷款，对于较大项目资金需求无异于杯水车薪。
三、政府部门指导力度不够
农民专业合作社既涉及到合作知识和组织管理，又涉及特色产业和技术、市场问题，没有懂技术 且有管理经验的人去指导，很难做到依法办社。从我县情况看：一是懂合作知识、有技术的辅导员缺乏。近年来县级经营管理人员参加专业培训的人员仅一人，省市组织合作社成员培训的次数也寥寥可数，加之乡镇一级没有专职人员，指导服务很难到位。二是合作社审核、注册门槛低。合作社注册不需要验资，且工商农业等有关部门协作不力，工商登记制度执行不严格，致使虚假注资等问题突出。合作社注册成立后也没有年检，不利于合作社进一步规范经营发展。三是没有正确处理好规范与发展的关系。政府职能部门在指导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缺乏“以规范促发展”的指导思想，往往强调“先发展，后规范”和“边发展，边规范”的发展思路，容易造成一哄而上，登记注册的合作社多，规范运行合作社的少。从而影响农民入社的积极性，也为合作社经营和成员权益保障带来隐患。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又快又好发展，更好的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大合作社知识的宣传培训力度
一是利用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有关政策，是合作社知识深入人心，成为推动合作社发展的动力。二是积极联系高等农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及相关涉农培训机构开设合作社专业课程，举办各类专业培训班，培训合作社带头人，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培养造就一批骨干队伍，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2.整合资源，提升合作水平
一是对全县农合组织进行彻底清理，分类登记造册，规范合作社章程，指导建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二是培植典型，带动发展。选择有规模、有市场、效益好、带动辐射力强的合作社，进行重点指导、帮扶，使它们尽快发挥带动产业发展的作用。三是积极引导以特色产品为依托成立合作社，建立标准化生产基地，实施规模经营。发展特色产品生产，打造农产品品牌，发挥品牌效应，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3.信用合作，解决融资难题
针对合作社规模小，缺乏信贷要件，融资渠道窄，贷款十分困难的现状。一是借鉴农民专业合作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由职能部门牵头成立信用担保公司，直接为农合组织提供贷款担保服务。二是要积极创造条件整合民间资金成立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开展好信用合作， 进一步满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需求。三是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各级财政要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作为风险补偿金，以避免农业生产经营的自然风险，确保资金互助社稳健发展。
4.加强部门分工协作，弥补政策法规的缺失
针对合作社登记不验资、无年检机制及税务登记类型不统一等政策法规缺失。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部门即农业经营管理部门要做好合作社资金、场地及成员身份的审查审核；工商部门把好合作社登记注册关，杜绝登记注册的合作社有名无实，甚至以虚假名义套取国家扶持资金的现象，真真做到办一家、成一家、稳定一家、壮大一家。
[关键词]：农业生产 主区位因素 相关问题
一、相关概念
1.农业区位
农业区位的含义有两层：一是指农业生产所选定的地理位置；二是指农业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这些因素就是农业的区位因素。农业的区位选择实际上就是对农业土地的合理利用。
2.主导性区位因素
影响农业区位的因素很多，如气候、水源、地形、土壤、交通、市场、国家政策、技术、劳动力、工农业基础等，这些因素都可以说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在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应如何确定影响农业生产的主导因素呢？尽管农业生产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但具体到某特定区域（或部门），各种因素的影响是不同的。众多因素中有一个因素起关键作用，因为该因素的影响最大，如果不能满足这个因素，农业生产就无法进行或效益很差，这个因素就是主导区位因素。
3.限制性因素
农业生产需要满足多个条件才能进行，如果一个地区其他条件都具备，唯有某一条件无法满足，这个缺乏的条件就成为限制性因素。当这个制约因素得到满足时，该因素往往成为主导性区位因素。
二、主导区位因素的判断与举例
1.河西走廊的粮棉
该地区尽管有光照强、土地广等优势，但普遍缺水，水源是该地区农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该地区如果要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解决水源问题，否则就不能发展农业生产。然而河西走廊有丰富的地下水，这些地下水能满足河西走廊粮棉生产的需要，解决了这里的限制性因素，那么水源就成了河西走廊农业生产的主导性区位因素。
2.横断山区、五台山的垂直农业
垂直农业就是在地势起伏的高海拔山地、高原地区，农、林、牧业等随自然条件的垂直地带分布不同，按一定规律由低到高相应呈现多层性、多级利用的垂直变化和立体生产布局特点的一种农业。中国云南、四川西部和青藏高原等地的垂直农业特征均很突出。正常情况下山地地形不适宜发展一般的农业生产，山地应该是这里农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但是这里的人们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勤劳因地制宜，解决了山地的限制性影响，开创了一种新的农业模式――垂直农业。可见它是在特定的地形区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农业生产模式，如果没有这种地形也就没有这种农业模式。所以说垂直农业的主导性因素是地形。
3.桑基鱼塘
“基塘生产”是珠江三角洲当地人民为改造起伏不平又积水不深的不良地形而采取的一种新型的农业经营方式。长江中下游平原虽有条件挖地成塘、堆土为基开展“基塘生产”，但是由于区内有众多的河、湖可供养鱼，土地也较平整，也就没有必要劳民伤财地开展“基塘生产”，所以珠江三角洲采取“基塘生产”的主导区位因素是地形
4.其他典型农业生产的主导因素
珠江三角洲的三季稻、海南的天然橡胶主导区位因素是热量；城市郊区的乳牛、花卉、蔬菜主导区位因素是市场；江南丘陵适宜种植茶树主导区位因素是土壤；以色列的无土栽培主导因素是技术。
5.较难确定的影响农业生产的主导区位因素
如荷兰的鲜花销往中国，其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这里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市场、质量、技术、交通和保鲜条件等。在这里，这些因素都重要，而且技术是最根本的影响因素，但技术因素的影响又太过广泛了，并不直接，而交通、保鲜条件才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所以荷兰鲜花销往中国的主导区位因素是交通、保鲜条件。
三、主导性区位因素的判断归类
1.依据农业生产的类型
如城郊农业、观光农业、乳畜业等是面向市场的农业生产，主导因素为市场。
2.依据作物种类及生长特性
不同的作物适宜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生长。例如，橡胶为热带作物，苹果为暖温带作物，甜菜为中温带作物，它们的主导因素为气候（热量）；茶树适宜在红壤地区生长，主导因素为土壤。
3.依据农业生产特色
如绿洲农业主导因素为水源；河谷农业主导因素为热量；立体农业主导因素为地形等。
4.依据优势条件或制约因素
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是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其意义重大深远。促进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解决“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增收。
一、农民增收滞缓的现状
近年来，虽然我国耕地和粮食播种面积有所减少，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但粮食总产量仍然呈增长态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民并没有因农产品丰收而增收，相反出现收入下降趋势，出现了粮食增产不增价，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我们调查走访了卫辉市狮犳头乡水峪村、封邱县黄德镇、辉县市盘上村、沁阳市紫陵镇坞头村，尽管这里的农民千方百计挖掘土地潜力，像绣花一样耕耘土地，但收入了了。的确，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单纯依靠增产已经难以成为农民增收的因素，财政投入对农民增收的边际效应降低，利用提高农产品价格政策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和作用越来越弱，农民收入增幅明显回落，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收入上不去，就会农业衰退，农村落后，这时即使城市有些现代化，根基也不稳，甚至使整个社会不稳定。由此可见，解决农民增收难问题迫在眉睫。
二、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
制约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因素，是自然条件、历史沉积、体制机制、政策安排、工作方法、人的素质和领导意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包括恶劣的地理环境及旱、涝、虫等自然灾害；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面广，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环境污染严重；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产品市场波动剧烈，农民增收日益受市场约束；农业人口多、人均资源量少，生产分散经营；和农民信息不灵技能缺乏；农业生产成本高，利润薄；国家对农业的资金投入、技术支持不足；非农产业发展速度较慢，城镇化进程滞后，非农收入较低，劳动力转移困难，增收渠道不宽等等因素。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抛开个别地区的个别情况，我们将以上影响农民增收的共性制约因素分门别类，划分为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一）社会因素(Y1)1.农业人口多、人均资源量少，生产分散经营(Z1)。2.国家对农业的资金投入、技术支持不足(Z2)3.非农产业发展速度较慢，城镇化进程滞后，非农收入较低劳动力转移困难，增收渠道不宽(Z3)。（二）自然因素（Y2）1.恶劣的地理环境及旱、涝、虫等自然灾害(Z6)。2.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面广，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环境污染严重(Z5)。3.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与市场波动剧烈的矛盾(Z7)。（三）经济因素（Y3）1.农民增收日益受市场约束和农民信息不灵，技能缺乏的矛盾(Z4)。2.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与市场波动剧烈的矛盾(Z7)。3.农业生产成本高，利润薄(Z8)。
三、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定量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有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其中，哪些因素是主要原因哪些是次要原因，需要我们作深层次的分析，然后才能抓住主要矛盾，对症下药。解决好“三农”问题。在此，本文根据上述分析，建立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层次结构模型，定量分析农民增收问题。（一）分析建立如下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层次结构模型。原因或者说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以往认为的农产品供给充裕，价格下跌造成的，更主要的则是经济规律与宏观经济环境发展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农产品供求结构格局的变化（Z7），非农产业发展速度缓慢与城镇化进程滞后，农民非农业收入锐减（Z5）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Z3）等。这些因素排在前列，构成了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而自然灾害、政策资金支持、农业生产成本等责任和社会因素排序靠后，已经不再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而退居次要地位。由上面结论知，该模型分析的结论与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作用大小现实相吻合较好地反映了现阶段中国贫困地区农民增收问题的现实状况和特点。当然，中国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不仅只有如上八个，例如，农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及思想观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也是制约因素，还有一些特殊地区的特殊制约因素等。即便是本文所列的上述八个因素中，在特殊地区某个因素也可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例如在西部地区，干旱这一自然因素可能就是主要因素了。这些情况，因其不具有一般性，故不再本文分析之列。
关键词：农民科技素质;意义;现状;提高对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任务。需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需要培养造就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因此,农民科技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有效发挥,直接决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决定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因此,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是实施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科技文化素质、实现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1-3]。现对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的意义及对策作一探讨。
1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的重要意义
1.1建设现代农业的需要
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化,现代农业依靠的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以及促使农村经济水平的大幅度提升。现代农业的目标是产业化。农业生产链向产前产后延伸,这样就形成比较好的整体式的产业链条,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生产模式,走向生产集约化﹑专业化﹑产业化﹑科学化的轨道。因此,需要具有科学的管理理念﹑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营方式来组织生产。而且,现代农业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本质特点。
我国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时期,科学技术正在不断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之中,科技成果的转化最终需要通过农民吸收消化才能更好地运用于生产建设之中,从而有效地推进机械化﹑信息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水平等方面的快速提升。因此,必然需要具备较高的科技素质﹑具备掌握大量的科技知识和技能的新型农民;需要培养一大批适应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新型农民,进而提高我国农业以及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建设现代农业需要较高素质的农民。
1.2实现农村“三化”的需要
改变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状况,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变;由传统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的城市社会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必将解放出大量的劳动力,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要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同时,新农村的建设,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就业机会,拓宽了农民就业的空间。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新的要求。因此,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是有效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将农村人口压力转变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实现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1.3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农民增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的提升,农业生产专业化﹑规模化﹑科学化,提高了生产效率,推进了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建设,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从而给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能较好地掌握科技知识和技能且运用于生产之中,使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直接与农民科技素质的高低有关,其掌握和运用科技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水平。科技素质较高、具备职业技能的农民,具有顺利转岗就业的优势,在转岗就业中比较容易实现从事高层次产业且收入较高的工作。促进农民增收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增强他们创业和就业的能力,这是有效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1.4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真正参与者和受益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实践,新农村建设就无从谈起。
农民是农业科学技术转化的载体,农业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终是靠农民的掌握而且运用于生产实践之中。因此,农民科技素质的高低,严重制约着科技成果的转化程度,决定着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必须培养造就一大批具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2农民科技素质的现状
农民科技素质,主要指农民所掌握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劳动经验﹑生产技能等达到的程度。它通常反映农民接受文化科技知识教育的程度,掌握文化科技知识量的多少﹑质的高低以及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的熟练程度。因此,科技素质是以文化素质为基础,文化基础高低影响着科技素质的提高效果。
现阶段我国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与新农村建设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整体的科技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据统计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占6.65%,小学文化程度占26.37%,初中文化程度占52.81%,高中文化程度占10.52%,中专文化程度占2.40%,大专以上占1.25%。据对2006年全国及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情况调查统计显示,曾受过技能培训劳动力比重为21.3%[4,5]。很显然,农民的整体文化程度比较低,整体科技素质不高,严重制约了他们学习和接受新的科技知识﹑新的信息﹑新的技术以及掌握和运用科技能力的提高。由于大多数农民文化和科技素质较低,没有经过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教育学习和培训,因此学习和接受以及运用新的科技知识﹑新的技术的能力比较弱。大多数农民主要是通过长辈的经验传授等方式来掌握和运用农业科学技术,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不能自主地学习﹑掌握和运用新知识﹑新技术﹑新成果,直接影响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程度。
当前,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都在70%以上,而我国的转化率尚不到40%。科技成果转化程度不高严重制约了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农民接受职业技能的教育学习和培训还是比较少,缺乏职业专业技能,对于转岗就业,是难以从事技术含量高和复杂且经济效益较高的岗位的工作。因此,文化水平较低、没经过技术教育学习和培训、缺少一技之长的农民,无法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这样就严重地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严重影响了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另外,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农民存在着认为进行教育学习的投资是消费性的投资,而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科技素质,是有效地促进生产力快速提升﹑转变农业增长的方式以及促进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的投资,所以农民对农业科技教育的学习要求显得不是很主动和强烈。因此,农民科技素质偏低,导致对科技转化能力比较差,增收水平低﹑致富速度慢,从而制约了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3对策
3.1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来看，无论从当前着眼，还是从长远考虑，都需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素质，造就社会主义新式农民。没有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新农村就缺乏根本的支撑。通过对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素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提高农民素质的对策，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造就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必要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是农民，因此，首先要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民素质具体而言，包括文化素质、科技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素质。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对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在一切生产力发展的要素中，人的因素是最积极、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管各级政府有多好的政策和多大的人财物支持，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亿万农民。如果不着力于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激发蕴藏在亿万农民中巨大的潜能和无限创造力，再好的优惠政策，再多的人财物支持，也只能起到暂时的“输血”功能。而依靠农民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群众的主力军作用，才能变“输血”为“造血”，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正如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指出的那样，“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只有现代化农民才能实现现代化农业、建设现代化农村。
近几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较快，但农业农村的发展相对较慢，而且发展很不平衡。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突出表现为“三低三缺”：一是文化素质低；二是劳动技能低；三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农村缺少懂技术、会种田的新型农民；缺少懂科技、会管理的青年农民；缺少农业企业家和掌握高新技术的人才。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农民的文化素质都很高。如：受过大学、中学及良好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农民，德国占67％，日本占59％，英国占78％。与之相比，我国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相差甚远，我国有9亿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初中文化程度占48．1%，高中文化程度仅占11．6%，而系统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更少。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将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即使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也需要劳动者具有一定的技能。另外，随着科技、信息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功能性”文盲（即：不懂科技、外语、电脑）。根据有关人员对劳动生产率的研究结果，以文盲的劳动生产率为1进行计算，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生产率为1．43，中学文化程度的劳动生产率为2．08，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生产率为4。这说明，人的知识文化水平直接影响人的劳动效率，目前农民较低的科技文化素质，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显然，这种状况是与我国深化农村改革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形势要求不相称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一步提高农民素质，造就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势在必行。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造就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对策
农民素质的提升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工程，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长期不懈的大力支持。提高农民素质，既需要创造精神方面的条件，促进软件方面的建设，也需要创造物质方面的条件，加快硬件设施方面的建设，综合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才能造就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一）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在农村形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良好局面。这几个方面的实现都离不开文化的哺育和支撑。但目前农村文化建设严重滞后，极大地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因此要注意：
1．加大对农村文化设施的投入力度。目前，农村文化设施与城市相比普遍陈旧落后，亟需改善。要切实加大对农村文化设施的投入力度，利用政府和地方财政资金，加大对农村科教文卫的宣传及教育，为农民学文化、懂文化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平台。如建立健全各种文化载体，组织开展各种文化活动。要针对目前我国农民文化素质的实际状况，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农民进行科文卫宣传与教育，使农民易于理解和接受，从而实现最佳的教育效果。从而达到提高农民文化知识水平，解放农民的思想，转变农民的观念，使农民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浪潮中。
2．大力发展学校、技校等培训机构教育。一是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培育和塑造新型农民的主要渠道。农村基础教育主要是培养和提高农村人口和劳动者的基本素质，特别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应该逐步普及高中教育，使未来的农民成为有知识、懂科学的新一代劳动者。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使其具备较强农村师资力量的配备。在抓好基础教育质量的同时，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推进农民素质教育基地建设。二是加快农民素质教育基地建设。要加强公益性教育基地建设。一方面按照“应教全教，就近入学”的原则，充分发挥现有农村中小学等教育培训基地的作用，增加投入，扩建校舍，增添设备，搞好硬件建设；另一方面，积极扶持乡镇和有条件的村兴办公益性成人教育基地。要大力发展社会化教育培训基地。一方面，降低门槛，鼓励民间兴办各类专业技术学校和培训班；另一方面，放宽政策，支持现有的各级各类全日制学校进行市场化运作，兴办夜校、周末班、专题培训班等。此外还可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开展电化教育。
（二）提高农民科技素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样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因此，必须大力宣传科技兴农、教育兴农的思想，加强科技信息传播和科技知识的普及工作，逐步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通过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提高农业的集体经营和综合生产能力，进行科技教育与推广，促使农民科技素质的提高。
1．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稳定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当前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的基础地位是不相称的。由于科研经费的不足和科技体制不合理等原因，农村有相当比例的农业科技人员处于闲置和流失状态，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加快农业科技力量和推广队伍的培养，是发展现代农业的迫切需要。农业的科技投资的使用中，重点要着眼于人才网络建设，建立农村人才库，为农村发展服务。要制定优惠政策，稳定农村科技人员队伍。在基层单位工作的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给予附加工资待遇，以稳定其工作。要发挥农村现有“乡土”技术人才的作用，有针对性的邀请农业科技人员或有一技之长的乡土人才，为农民开办实用技术讲座，为农民提供生产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服务，解决农业生产和经营中的实际问题。
2．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促进农业新科技的广泛应用。积极引进新农业科技项目，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健全农村人才交流开发的体制机制，加强农村人才市场建设和网络建设，鼓励发展各种专业技术协会和民间科技组织，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创造和选择，防止过多的行政干预和人为因素，建立农村良种繁育基地以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多种形式和渠道，通过科技的推广，让农民参与科技活动，开发自己的产品、技术和成果，以缩短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周期，以此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
（三）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社会主义新型农民首先要具备相应的思想道德素质。当前，农村基层管理不力，农民思想道德素质良莠不齐，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很不适应。因此，必须加强农村的基础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农村精神文明组织机构和人员，强化农村基层管理，把农村的政治宣传与精神文明工作落到实处，把农民思想道德信仰教育纳入组织化的轨道。
1．加强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加强社会公德教育，要努力在农村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建立健全村规民约，营造规范化、制度化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宣传与舆论导向的作用，通过画廊、板报、民间故事、公德人物评选等方式，加强对农民的社会公德教育。加强家庭美德教育，要努力创造安定和谐的家庭关系，培育和发展夫妻平等、尊老爱幼、邻里团结的家庭伦理道德。
2．教育方法要切合实际。在对农民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因材施教，采取书画、报纸、广播等被农民乐于接受的形式，同时要注意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如定期举行评先选优活动，对优秀个人或家庭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以此来激发农民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得遵守各种道德规范、道德原则成为农民潜在的意识，进而成为其日常生活的行动指南，“文明乡风”水到渠成。
（四）提升农民的经营管理能力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面临着从原来的小规模经营生产的个体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根据市场提供的供求信息，生产适销对路的高质量商品。这就需要采纳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掌握市场动态，需要相应的分析市场、组织生产的经营管理能力。目前农民整体上的经营管理能力与这一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完善农村市场机制，提高农民的经营管理水平，增强农民面对市场的信心至关重要。
（五）提升农民的政治民主素质
关键词：农业保险；市场推动；政策激励；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2-0042-06
一、引言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经常受到干旱、洪水、风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户因灾致贫现象时有发生。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应对农业风险的重要财务安排，承担着补偿农业灾害损失的责任。因此发展农业保险对于应对农业灾害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农户收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保险收入从2001年的3亿元增长至2016年417.71亿元，增长幅度相当可观，其增长背后的深层原因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因而农业保险兼具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二重特性。农业保险的特性决定了推动其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一方面，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户收入的增长，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购买意愿及购买能力都在逐渐增大；另一方面， 近年来，中央政府一系列文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问题给出了指导意见，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由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给予补贴，随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呈现快速增长。
那么，过去10多年间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究竟是取决于市场推动还是政策激励？或者说在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共同作用中，究竟是市场推动作用大还是政策激励作用大？对此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研究。在政策因素方面，有学者通过调查所获的微观数据发现政府保费补贴能够显著带动农业保费增长。另一些学者通过宏观时序数据发现政府保费补贴与农业保费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在市场因素方面，有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农作物风险等反映农业保险需求的因素与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存在正向关系；另一些研究发现农业产值、农户家庭收入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显著正相关。国外学者发现风险规避并非是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重要原因。
上述文献分别利用微观调研数据和宏观时序数据对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因素进行研究，并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但仍缺乏来自面板数据更为稳健的结论。因此，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引入部分新指标，构建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探讨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究竟是由市场推动还是由政策激励。
二、理论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假设
农业保险产品兼具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二重特性，这也决定了其发展要受到来自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共同影响：一方面，保险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的一种风险管理制度，农业保险的发展必然与农业保险的需求、供给等市场因素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准公共物品的特性，使得市场这只“无形之手”难以在农业保险领域充分发挥作用，需要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
1. 农业保险政策对农业保险发展的影响。国内外多年的实践表明，没有政府的扶持以及公共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就难以促进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主要由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给予补贴；在文件的指导下，财政部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列为中央财政预算科目，并印发了《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管理办法》。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2007年起快速增长。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1：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能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2. 市场因素对农业保险发展的影响。市场是由各种基本构成要素组成的有机结合体，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决定了市场的形成，推动着市场的发展。市场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可交换的商品、需求方和供给方。农业保险具有的私人物品属性使其发展必然受到农业保险的需求、供给等市场因素的影响。
（1）需求因素对农业保险发展的影响。影响保险需求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程度和居民收入水平，这些因素主导了保险的需求量与购买力。从农户角度来说，其农业经营规模越大，遭受灾害风险时所造成的损失可能也越大，因此经营规模越大的农户也相对越愿意购买农业保险，这一点在宏观上体现为一国或一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农业保险收入的增长。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2：农业经济发展对农业保险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从农民收入因素方面考虑，在农业保险意愿需求充足的情况下，农户家庭收入是将农业保险的意愿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的多少反映了农户购买保险时支付能力的大小，收入增长会表现为对农业保险支付意愿和能力的增加，据此提出假设H3：农户家庭收入增长会促进农业保险发展。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风险损失分摊的重要财务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农业生产面临的灾害风险。农业保险的这一基本功能决定了风险保障是农户对于农业保险的基本功能要求。一般地，具有较高作物产量风险的农户，更有可能加入作物保险。在具体作物方面，根据对棉花受灾经济损失所做的分析发现，从事棉花种植的风险和损失程度越大，农户为棉花种植购买保险的支付意愿也越高。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4：农业保险发展与农业生产面临的灾害风险大小正相关。
（2）供给因素对农业保险发展的影响。农业保险供给是保险产业针对农业生产风险提供的保险产品。农业保险供给因素涉及多个方面，主要可以通过农业保险品种、农业保险公司数量、农业保险的广告与销售渠道等指标来反映。一般地，提供农I保险产品的公司数量越多、其营业网点相应越多，农户购买农业保险产品越便利；保险市场上农业保险产品越多，越能适应不同农户应对各种农业风险的需求，也就能促成更多的农户购买农业保险产品；农业保险的广告与销售渠道越多，越便于农户了解农业保险产品的功能，增加农户对保险产品的购买意愿。由于农业保险品种、保险公司的广告与销售渠道等指标难以观测，故本文主要检验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公司数量对农业保险发展的影响，提出如下假设H5：农业保险供给增加有利于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为了全面有效地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情况，本文将在省级农业保险面板数据的框架下展开分析。考虑到2001年以后省级农业保险的相关数据较为齐全，故将研究期间选定为2001―2013年，但由于上海、青海和三个地区的农业保险收入缺少多个年份的数据，因此本文将样本地区选定为除上海、青海和以外的28个省份，其中东部地区10个省份、中部地区8个省份、西部地区10个省份。样本地区的农业保险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2002―2014），其他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4）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2014）。
2. 变量定义。
（1）农业保险发展变量。以往文献多采用保费收入反映保险业的总体发展情况。一方面，农业保险发展规模扩大，直接体现为保费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增加，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和壮大。故本文采用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作为反映农业保险发展的指标，并利用农村CPI指数对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进行平减。
（2）政策因素变量。农业保险发展的政策因素主要指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政策法规的出台和实施。由于农业保险领域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其发展受政府相关政策尤其是保险补贴政策的影响较大。本文以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的试点情况为主，结合各省区相关扶持政策的出台，将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及相关政策的实施与否作为虚拟变量；实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的地区与年份，取值为1；未实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的地区与年份，则取值为0。
（3）市场因素变量。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主要受到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农业保险需求因素方面，主要有农业生产发展的需求和农业风险控制的需求，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农业增加值和农业受灾面积分别农业生产发展因素和农业风险因素，并利用平减指数将农业增加值转化为真实农业增加值。当农户对农业保险具有潜在需求时，仍然需要具备购买力才能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需求，故以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作为反映购买力的指标，并利用农村CPI指数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进行平减。在农业保险供给因素方面，鉴于反映保险供给情况的其他数据难以获取，本文以提供农业保险的公司数量来反映其供给情况。
（4）控制变量。除了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一个地区农业经济的重要性、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农村家庭收入的构成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故本文以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反映一个地区农业经济在该地区的重要性，以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一个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以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占比反映收入构成，并将这三个变量设定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关于各变量的名称、符号及相关说明见表1。
3. 模型构建与设定。针对28个省份2001―2013年的样本数据，本文构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影响因素的省际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平衡面板数据分析，模型构建如下：
[APIit=α+i=15βixit+i=68βicontrolit+ut+ηi+ε]
其中，[α]、[βi]为待估计参数；[xit]、[controlit]分别为自变量和控制变量；[ut]、[ηi]分别度量时间效应和横截面效应；[ε]为误差项。在构建模型前，对各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便考察变量的平稳性是否适合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如果面板单位根检验结论表明变量数据适合采用面板模型，仍需进一步对模型设定形式进行统计检验。本文先用F检验来判别是采用OLS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以及用LM检验来判别是采用OLS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若经F检验和LM检验判别均选择OLS，则检验结束；若经F检验和LM检验判别均为非OLS模型，那么进一步运用Hausmam检验，判断是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如果检验值显著则设定为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设定为随机效应模型。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
本文对各变量分别采用Hadir Z-stat，Levin、Lin和Chut以及Im、Pesaran和Shin W-stat三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检验，最终结论的取舍以两种以上方法的检验结果一致为准，即当两种以上（包括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为拒绝单位根时，认为对某个变量展开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是可行的。依据这一判断准则，表2中的检验结果表明对各变量进行面板模型分析是可以接受的。
（二）模型设定检验结果
根据上述模型形式设定的检验方法，应用STATA12.0软件分别对2001―2013年整体（28省）、东部（10省）、中部（8省）和西部（10省）4组面板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4组面板数据的F检验均排除了混合回归模型；LM检验的结果表明整体数据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东部、中部、西部3组面板数据宜采用混合回归模型；Hausman检验表明，4组面板数据均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综合上述三项检验结果，整体、东部、中部和西部4组面板数据最终都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三）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设定的结果，利用整体、东部、中部和西部面板数据分别估计整体、东部、中部和西部4组固定效应模型的参数，表4列示了各参数的估计结果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模型1到模型4均以API为因变量，以AIP、lnAAV、AAI、lnDA、QIC为自变量，分别考察了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政策因素方面，AIP代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政策变量，模型1到模型3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4的回归系数大于零、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无论在整体层面还是区域层面，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的实施，均显著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假设H1得到证实。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亏损率特征和“准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以财政补贴农业保险保费的政策能够有力地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该政策的激励作用可以从2007―2013年政补贴和保费收入的全国汇总数据（见表5）得到进一步的证实。随着中央和地方一系列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政策的出台和落实，2007―2013年公共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力度呈快速增长的态势，补贴资金从2007年的21.5亿元递增至2013年的126.88亿元，年均增长34.4%，财政补贴金额与保费收入的比例基本都在40%以上；保费收入从2007年的50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306.6亿元。可见，财政补贴政策极大地激励了农业保险的发展，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
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
在市场因素方面，lnAAV、AAI和lnDA代表了农业保险的需求因素，QIC代表了农业保险的供给因素，这四个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4，具体分析如下：
1. 整体模型（模型1）中lnAAV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对农业保险发展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与假设H2相符。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直接表现是农业生产规模的增长。现行的财政补贴发放机制决定了农业生产规模是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原因在于，F行补贴发放主要依据诸如种植面积、养殖数量等反映农业生产规模的指标。
从区域层面来看，东、中、西部在该指标的表现上存在着分化。东部模型（模型2）中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东部农业经济增长能显著促进农业保险发展；中部模型（模型3）和西部模型（模型4）的回归系数虽为正，但均不显著。原因在于：一个地区农户风险意识的强弱和农业保险体系完善程度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受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的农户风险意识相对较弱；2007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公司数量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了这两个区域农业保险体系还相对薄弱。这两个方面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对农业保险发展的促进效应。
2. 各模型中的AAI和lnDA回归系数均大于零，分别与假设H3和H4预期的方向一致，但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是由财政补贴政策实施激发，当前财政补贴发放主要依据反映农业生产规模类的指标，而非农户家庭收入类和农业灾害风险类的指标；这就导致农户家庭收入和农业灾害风险并非农业保险发展的主导因素，从而使得AAI和lnDA对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促进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3. 整体模型（模型1）中QIC的回归系数为正，与假设H5的预期方向一致，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农户在决定是否购买农业保险的决策中，首要考虑其自身是否有购买保险的内在需求以及支付承受能力，其次才涉及由供给因素决定的农业保险的可得性、便利性等条件，这也决定了供给因素并非农业保险发展的首要因素。在区域层面上，东、中、西部模型的QIC指标对农业保险收入增长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三大区域QIC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均与假设H5预期的方向一致；东部地区该指标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中、西部该指标的回归系数均大于东部地区，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正如前面分析所述，相比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农业保险体系的基础较为薄弱；且进入农业保险全面发展时期，在薄弱基础上新增加的农业保险供给对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促进效应往往较为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从政策因素来看，一方面，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对农业保险的激励作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并且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显著表现出了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财政补贴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比例连续多年达到了40%以上，最高甚至达到了76%，为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上述两方面表明财政补贴是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市场因素来看，农业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推动农业保险发展，但这一推动作用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有所分化。东部地区推动作用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尽管有正的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农户家庭收入、农业生产风险这两个因素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推动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农业保险供给增加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推动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得到了显著体现，但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则未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
综上，财政补贴是当前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长的决定因素；市场因素对农业保险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相比政策因素的显著作用，其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影响范围和程度上较小；综合来看，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共同作用，激励和推动了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从当前发展阶段来看，政策激励的作用要比市场推动的作用更为显著。
依据上述结论，我们可以得到促进农业保险持续发展的一些政策启示：一是逐步扩大农业保险补贴范围，提高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效率。世界各国农业保险的实践经验以及本文实证结论表明，建立由政府财政补贴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有效途径。现阶段，一方面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范围和力度；另一方面应当逐步建立多层次、有效率的农业保险补贴机制，保障我国农业保险的持续发展。二是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环境。农业保险兼具公共物品和市场商品的二元特性，决定了发展农业保险既要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建立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也要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实证结论表明在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中，相比政策的显著激励作用，市场的推动作用较小，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市场环境还不够完善，比如中、西部地区农业保险有效供给不足，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风险意识及参与农业保险的意识不强。因此需要从加强宣传教育、增加农业保险的供给等方面入手，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环境，促进我国农业保险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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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发展 农村职业教育 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3）12-0008-01
新农村建设靠什么？有人说靠党和政府的领导，有人说靠党的政策引导和支持，有人说靠制度调整和保障，有人说靠国家的重点投资扶持，这些无疑是都是对的。但是，从主体角度而言，还是要靠广大的农民自身，即靠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自我发展、自我图强的主体作用，真正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即美丽乡村的新型劳动者、建设者和主人，使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迸发出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有望达到目的。没有农民主体的努力，一切都是空谈，正所谓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一样，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内因，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其他外因只能通过内因来发挥作用。
那么，怎样才能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呢？就现实来说，就是要加快全面提高农民（主体）素质，使农民自觉意识到新农村建设建什么、怎么建，然后使他们积极主动去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新农村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农村建设，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条件下的新农村建设。这种新农村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密切相连；与全球化、国际化、城乡一体化密切相连；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梦密切相连，与破解困扰当代中国发展的“三农问题”密切相连。这和传统的农村建设是完全不同的，是在跟踪现代化、国际化这种高起点上的新农村建设，因此，这种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是现代化的新型农民，即需要具有较高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等整体高素质的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自觉和艰苦奋斗。
但是，从现实实际状况来说，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还远远达不到这种要求，与新农村建设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相当突出。以文化和科技素质为例，据中国网2008年4月25日的一则报到：我国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整体偏低，科技素质还不是很高，从整体上农民素质还不是很乐观。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与城镇人口相比，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整体偏低。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的年限是7.8年（城镇受教育程度平均在11年），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占70%以上，高中文化的大概占16.8%，比例不是很高。二是科技素质还不是很高。据近期调查，一年之内接受过一次科技培训的农民不足三分之一，接受过三次以上的技术培训的农民不足3%，科技培训的覆盖面很小，农民科技素质的掌握还是不高的。2007年，我们对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进行调查，经过培训的占到外出就业劳动力的19.2%，不到20%，大部分是没有经过培训就出去了，到城镇中从事二三产业，所以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时，他还强调：留乡劳动力当中，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8%左右，从事农业为主的劳动力只有5%。农村劳动力存在文化程度偏低，不利于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和学习。在科技素质上，留乡农民的科技种养水平也有问题。抽样调查表明，知道两种化肥农药经过主要技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农民大概有30%左右，另外有11.7%的农民，还不能正确处理养殖过程当中的最常见的捷径。【1】另据2006年04月17日新浪网新闻中心报道：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16日在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型农民培训工作会议上说，在我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3%，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36.7%，接受过系统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不足5%，相对偏低的农民素质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2】
农民文化科技素质偏低给新农村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一是农民素质偏低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扩大和农业现代化等都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农业是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弱质产业，对我国这样农业基础非常薄弱的国家更为突出，来自自然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大，同时还要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由于历史传统的惯性和自身素质的制约，农民的观念以至行为模式，还没有摆脱传统模式的影响，农民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体意识明显欠缺，尤其是留乡务农农民中多为文化层次相对更低的群体，吸收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有限，他们大多是凭借自多年积累的经验埋头苦干而非巧干，对调优结构和品种、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基本没有概念，科学种田和市场经济意识淡薄，缺乏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把握以及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严重影响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实践中农民由于习惯于凭经验盲目生产，市场风险意识淡薄，勤劳不能致富、增产不能增收甚至血本无归的现象时有发生。[3]二是农民素质偏低同样制约了农民向非农领域转移。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特别是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民需要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据测算，我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5亿，以吸收1.2亿计，依旧有近4亿多剩余劳动力。事实上，近年来已有超过 2 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了向非农领域的转移，农业外收入已经越来越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但是许多农民由于缺乏一技之长，外出打工只能靠卖苦力挣钱。更不用说要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主体作用了。【4】
以上说明，加快全面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紧迫任务。那么，怎样加快全面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呢，现实途径主要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这是最快捷、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途径。因为职业教育是适用性很强的，方法灵活、形式多样的教育，做得好的话，对于全面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是非常快捷和非常有效的。因此，各级政府及各个相关部门都应高度重视，下大力气研究和采取强有力措施积极推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全面发展。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说，重点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来强化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木桶原理”，就是说一个木桶能盛多少水，不是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换言之，缺点往往制约着优点的发展。【5】这个木桶原理俗称“短板效应”。在中国的发展全局中，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的“短板效应”即主要制约因素，一定程度上说是农村落后，而农村落后的主要制约因素一定程度上又是农民的整体素质偏低。所以，这种逻辑关系提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必须解决农村落后和农民素质偏低的问题，也就是必须通过强力推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加快全面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来弥补这个“短板效应”。具体而言：就是在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中，特别是在教育发展的布局中，必须把农村职业教育作为重要的目标和任务统筹规划、对等安排、具体部署。
二是全方位加大扶持力度来保障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支持。首先，为消除城乡职业教育的巨大差别，国家必须推进城乡教育机会平等，在资金投入方面继续向农村倾斜，尽可能做到政府为农民提升素质提供免费的教育服务。其次，为提高农村职业教育质量，必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主要是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实施人才激励政策，鼓励有志于从事农村职业教育的教师安心自己的职业和岗位，并为这些教师提供相应优厚的学习、工作、生活和提升素质的条件和制度保障，并通过这些条件和制度保障吸引更多优秀教师和专业人员投身农村职业教育。再次，最大限度地激励社会、企事业包括家庭或个人参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推动社会性合作办学，形成一主（政府）多元（全社会）投入机制，营造全社会支持新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格局。最后，国家要有针对性地对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和社会等共同参与职业教育的职责与权利等，提出进一步的刚性的制度化要求，形成系统相关的法规制度，以保证农村职业教育获得合法性支持和制度保障。
三是以现代化的创新思路来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正处在历史的转型时期。长期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村建设培养了大批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型人才，功不可没。但也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发展大趋势下，传统的农村职业教育滞后性已日渐突出，触及眼帘的是教育理念滞后、教学内容方法陈旧、教育设施手段简陋等尴尬，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型农民培养相去甚远。必须加快向现代化转型和提升，即根据现代化新农村对农民的素质要求来设置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教育方法，并且根据不同教育培训对象的实际需要，充分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村劳动力接受职业技术技能培训的需求，从而推动农村职业教育向现代化转型和提升。
参考文献
[1]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杨雄年：受教育程度低科技素质差 中国农民素质不乐观，中国网200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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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面提升农民素质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201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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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本、劳动力是 影响 农业 经济 增长的三大物质要素，而技术进步则是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因素。先进的技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它只是一种潜力，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技术进步，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宜的制度，因而，制度是影响农业经济不可缺的因素之一。农业经济增长 问题 在我国已有很多年的 研究 ，许多学者的研究(严奉宪，2005；胡毅，1998；顾焕章，1994)只注重技术因素而忽略了制度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新疆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在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技术进步、农业资本投入等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毋庸置疑，但制度变革的贡献也应重视。本文拟从实证角度，全面研究制度因素、技术因素、要素投入对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计量模型的构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农业经济增长不仅和常规投入要素相关，还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等有关。影响农业经济增长主要有以下因素：
1.制度因素：在经济学中制度的含义是各种政策、各种法规制度，如产权、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等等。制度可减少农业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生产 发展 和经济的增长。
2.劳动力因素：劳动力是农业生产发展中能动性很强的因素，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推动因素。
3.技术因素：技术因素体现在 教育 、新品种的育成、施肥和灌溉技术的革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提高、低产土壤改良、提高土地利用率等。
4.资本因素：资本因素主要涉及国家、 农村 集体、农民个人对于农业的投资，农业资本投入对农村经济增长有着重大的影响。
5.其他因素：土地和气候等因素。
综合以上对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因素的解释，结合新疆农业经济实际，将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分析 框架及相应指标图示如图。建立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
其中，Y表示国内农业GNP增长率、I表示制度因素、T表示技术因素、K表示资本因素、E表示土地因素、L表示劳动力、W表示天气因素。
三、数据描述与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思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得分，采用有偏估计法—主成分回归对模型(1)进行计量分析。
根据与农业制度相关的六个指标，城市化率(CSHL)、农作物制度变迁(NZZB)、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GNBJ)、非粮食面积占总播种面积(FLMB)、集市贸易成交量指数(JMZS)和灌溉面积指数(GGZS)。对反映制度因素的六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后综合为一个指标，以主成分指标表示制度因素。对所得的指标进行线形变换后可得制度因素主成分得分(见表1)。
同理，根据与农业技术相关的六个指标，农业 科技 三项费用(KJ)、农村用电量(YD)、化肥施用量(HF)、农业机械总动力(JD)、财政用于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SF)和农村初中文化程度(CW)。对反映技术因素的六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后综合为一个指标，以主成分指标表示技术因素。对所得的指标进行线形变换后可得技术因素的主成分得分(见表1)。 由于存在一些不可度量的因素(随机因素)也对农业经济产生影响，在表2中，贡献率29.46%说明这部分不可度量的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构建的模型及实证 分析 给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首先，制度创新对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性。从表2可以看出制度因素对新疆农业 经济 增长的 影响 是显著的，制度因素的主成分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农业生产净值增长率增加0.626862个百分点，其贡献率为24.4544%。但由于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受到一些风俗和宗教的限制，加上新疆地处祖国的最西部， 交通 闭塞，运距长，运输成本高，信息闭塞，对政策贯彻实施的比较缓慢。所以，在以后的 发展 中新疆应该审时度势、积极稳妥的推行改革，加强对各项政策的贯彻与实施，为新疆农业经济健康稳定增长提供政策保障。
其次，资本投放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从表2可以看出，资本对GNP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139403，其贡献率为13.036%，显示了资本投放与GNP的正相关性。从投资结构来看：一是新疆非生产性支出所占的比重较大，主要表现在农林水气等事业费用的开支较大，其次是农业、事业费用；二是农业科研投入低，新品种的实验开发、农药化肥的研制、水利设施建设、农业生产的 现代 化等都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而我们一直长期忽略对农业资本的投入。这些使新疆资本投放对农业发展的作用还远远未得到发挥，而在知识经济的 时代 我们更要加大对农业资本的投入，充分利用资本的作用。 第四，劳动力对农业的促进作用。新疆农村人力资源丰富，现有农村劳动力380余万，但文化水平和技能相当低，六成以上者未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小学文化程度就占近一半，迫切需要由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此外，新疆农村劳动力，数量大增长快，仅每年新增的农村劳动力就达十万人以上。劳动力资源的增长，远远超过了生产的需求。同时，新疆的非农产业不发达，使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空间狭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经济的增长。根据表2，劳动力对GNP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768957，贡献率为9.293%。虽然劳动力资本对新疆农业产生积极作用，但现在已成为新疆农业、农村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制约因素。为了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有序转移，根本出路在于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
第六，遏制 自然 灾害的不利影响。从表2可知，天气对农作物有一定的影响。据1950—1990年的不完全统计，新疆平均每年农作物受灾面积达400～600万亩，有130人～150万人受灾，占新疆人口的10%，经济损失8.35亿元以上，占整个农业总收入的11%，因此，除了恢复生态环境，增强对天气灾害的预测能力就成了减轻灾害的重要手段。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制度的创新和政策的调整以及科技的进步。我们要认识到技术和资本已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并辅之于相应的制度保证，就肯定能够带来新疆农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
参考 文献 ： [2] 胡毅.新疆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定[J].新疆农垦经济，1998，(2)：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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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 中国 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 邓攀，等.包含制度因素的湖南省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科技论文在线，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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