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文献学；书法文献学；史料；分类。
【作者简介】朱天曙，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书法篆刻史、明清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
书法学是研究中国书法的历史表现和书写技法的新学科，现在已经拥有书法史学、书法理论、书法文化、书法美学、书法教育等学科分支。这些分支随着书法艺术自身的发展和相关艺术的关系、文化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书法在当代的发展，已由以品鉴和技法为主要内容的书法研究开始转向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新动向。目前的书法学，除了其自身发展的内部要求外，它从学术发展的整体态势中接受了科学化和整合化要求。
针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经验性和非理性的特征，在这些学科中产生的深入探寻内部逻辑的趋势，即科学化的研究。这一趋势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如：历史学研究中，要求研究历史的深层结构、普通人的生活、器具、心态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对重复性、长期性的现象如对一个人、一个地区日常生活的研究，要求用新的分析方法对司空见惯的现象进行讨论，而不是旧的叙事法来组织材料、撰写历史。又如：文学研究在经历了“新方法”运动后，又引进了系统论、控制论、接受主义、原型批评等西方方法进行批评和分析。尽管这些方法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但寻找内部逻辑与外部规律在历史上的契合做了有益的探讨。
另一方面，打破原有的学科分界，综合多种学科手段来探讨中华民族的精神个性及其历史表现，这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走向“整合”的特点。如历史学界关注文化史、风俗史、社会史的研究，哲学界重视宗教哲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出现了文化地理的研究，语言学界把方言研究同人群迁徙史研究相结合。此外，民族学、区域文化学的勃兴，文学研究同艺术研究、制度研究、宗教研究、社会阶层研究的结合，艺术史研究同社会学、图像学、符号学研究以及诗画图卷、赞助人研究相结合也都体现了学术研究中的“整合”趋势，这反映了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新思考。这些研究表明：研究者不仅要描写和解释研究对象，而且要扩大视野，重新组合学科，从本专业的特有角度探讨人类的心智和行为。
从研究的角度看，书法学拥有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有利的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书法理论一直受到历代的重视。如：汉代崔瑗传世的《草书势》为现今可见的最早书论文字，指出了草书的审美特征，“入逸生奇”“志在飞移”所提出的“势”及其意义对草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此书既阐述了草书兴起的原因，又描述了草书的审美特征，并以各种具体形象的事物来形容抽象的草书艺术，辩证地阐述了“势”的意义。后来的蔡邕作《篆势》、卫恒作《字势》《隶势》，皆仿《草书势》，合称《四体书势》。《草书势》还将作者创作体会和欣赏与人的情感体验结合，这种联系方法对书法的创作和欣赏理论都有积极的影响。又如，南朝时期书法的艺术批评和鉴赏已蔚然成风，是书法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大批文人的介入促成了书法技法的成熟与审美标准的确立。同时期文学上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绘画上谢赫的《古画品录》等文艺评论著作的出现，与书法品评相互影响。又如，刘宋王的《文字志》，摭采前代书家生平事迹及书体史料甚富，对后世著述体例亦有影响，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书史和品鉴著作。流传至今的除南朝羊欣、王僧虔、萧衍、陶弘景的著作外，还有北魏江式的《论书表》、虞的《论书表》、袁昂的《古今书评》、庾肩吾的《书品》等。这些书论文字反映出当时书法美学观和书法审美范畴的建立，确认中国古代最初的书法批评标准，如“神采论”“天然论”“骨气论”等，不仅对当时的书法实践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对后世书论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二，书法学本身有一套术语，包括书法典故、品评、学用、考证、款识、椎拓、鉴藏、装池等方面。如：“欧阳赚兰亭”“闻江声悟笔法”“书裙”“书画船”等属于典故术语；“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等属于品评术语；“一波三折”“力透纸背”等属于学用术语等等。这些成熟而稳定的语汇和专门语言有利于构建富于特色的语言体系。
第三，从事书法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一般都有过书写经验和创作的实践，能够比较深切地了解书法的本质，善于从技术角度如书写速度、材料运用、用笔方法等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免去游谈无根或隔靴搔痒的弊端。
由于这些条件，书法学应建立自己的文献传统，形成自己的语汇和特色。在传统史学领域中，文物的研究属于考古学，对文献的研究属于文献学或传统史学，其间有个资料相互割裂的问题，而在书法学中，考古学、文献学和书法史学，常常贯彻到具体书家、作品以及流派的研究中。如关于“兰亭序”的研究，既有关于书法学的内容，又有文化史、社会史的内容，内容十分丰富，近十多年研究成果丰硕，已出版有《兰亭论辨》《兰亭论集》等著作，进而发展为专门研究兰亭文本和兰亭文化的“兰亭学”。我们可以乐观的认为：其他学科所提出的一些设想，在书法学研究中一定程度可以得到较好的运用和拓展。此外，书法作为中国文化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和载体，它运用中国文字进行创造，成为人们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一种艺术。它拥有丰富细致的表现方法，有毛笔――这一特有的表现工具，产生了丰富的笔法系统，为风格传承提供了稳定的保证。历代书法作品的著录，也为考察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等文化课题提供了依据。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书法学作为最具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一门艺术学科，产生了一套有自己语言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路，并能提供一批特殊的资料，引导中国文化研究走向新的境界。
然而，相对于传统学科来说，书法学的研究起步较慢。它的研究队伍相对较小，过去学者在书法研究领域中建立的文献学和资料的积累基础并不深厚。面对现代学术发展的要求，书法学应当在加强自己的学科建设上首先要做的是书法文献学的工作。现有的书法文献做了基础性的资料工作，但远远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尽管我们强调对研究方法进行革新，方法只是处理资料的手段，资料本身才是学术工作进行的前提。方法的运用完全取决于资料的品质。因此，书法学的局限主要来源于资料方面。随着古代书法论著的整理、大量书法文献的整理、汇编等工作的推进，书法文献的基础工作才能完成。
在书法日益“美术化”的时代，必须重提中国学术的文献学传统。中国文献学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学科，重视存古，重视学术源流，以史料考据为主要内容，重视目录学方法的运用等。根据历代学者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书法文献工作的需要，我们可以继承中国文献学强调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这些学科分支在实际中的结合，重视目录学的史学功能及其在学术上的指导性，使后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1]。同时重视史源，即在进行文献整理时，注意追寻史料的来源，以求得客观的记述[2]。传统文献学以“求真”为文献原则，强调“实事求是”，即古本之真和事实之真的结合。在校勘中，求真原则体现为多闻阙疑，提出具体的方法来保证求真原则的贯彻，如明确“校”“改”的界限及其适用范围，强调广泛搜集备用材料、确定校勘对象的写作体例、引举群籍中的相类资料举证的“采证”“定例”“举类”相结合的原则。近代学者陈垣还提出了“校法四例”[3]，指明了校勘方法须同资料条件互相结合的规则。
随着学术视野的扩大，中国文献学也有了日益丰富的内容。本世纪学者王国维曾依据殷墟卜辞、西北简牍、敦煌写卷、内阁档案、四裔碑铭等五批资料，提出了新的学说，又以甲骨契文同古史互证的方法，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这意味着对文献学范围的扩大和对文献学方法的改进。此后，陈寅恪把西方比较语言方法引入中国学术，在中国文献学中增加了以多民族的文字资料相比勘的内容。陈垣则以他关于年代学、避讳学、宗教史的工具书著作，加强了文献学成果的应用性。这些学者使得中国文献学显示了新的活力。
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有着自己独特描述和表达与理解的方式，这一批资料在古代历史文献当中亟待挖掘和整理。中国书法的研究者应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使命，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起书法学的科学系统，并以此推进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学术发展。尽管书法界有学者提出建立书法学学科的口号，但要完成这个使命，还必须吸收中国文献学的方法，以巩固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文献为书法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许多可资遵循的法度、原则和典范作品，为书法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一大批可资利用的学术成果，也为书学研究者指示了治学的方法和搜集资料的途径。不仅如此，传统文献学的诸多内容，本身就是书法学要研究的。比如说，文献的载体甲骨、金文、印章、石刻、竹帛等也是书法要研究的内容；纸质文献的装订形式如卷子、经折装、蝴蝶装等也是书法装潢要研究的内容；版本鉴定中看序跋、考刻工、看字体等内容也是书法鉴定中要用的基本方法。总之，书法的文献学研究将为书法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切实的保证，能够再现中国书法的发展脉络。
现在已有不少书法文献汇编的著作，为书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如：黄宾虹、邓实主编的《美术丛书》四十辑，书中所辑有书画、雕刻、摹印、玉石等类共二百八十一种，以论画居多。论书著作有近六十种。这部书收录或秘本，或珍本，或不易见者。上海书画出版社选编的《历代书法论文选》收录历代书法著名论著九十五篇，包括书史、书法理论及书法题跋等，每篇按时代收录，并有作者介绍及著作解题，汇集了中国古代最基础的书法论著，是了解古代书学最常用的书。崔尔平选编的《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在《历代书法论文选》基础上广搜博取，补辑自东汉至近现代四十三家重要书论、书评四十五篇，以作者出生先后编次，并有作者介绍及著作解题。这部书是《历代书法论文选》的补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崔尔平在《历代书法论文选》和《历代书法论文续选》的基础上，还选编了《明清书法论文选》，收录明清五十五家重要书论、书评六十二篇，以作者出生先后编次，并有作者介绍及著作解题。这部书对了解明清书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华人德主编的《历记书论汇编》对历记中论笔墨技法、剖析结构布白、品味气韵格调、评论书家得失、考辨碑帖优劣、厘正书体名称和文字源流等都做了收录，所选笔记有百余种，以取自明清笔记为多，可供研究书论检索。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十四册，用完整收录的方式汇编了从晋唐到清代曾单独成书的书画史、书画论、技法、著录等重要书画著作，各分册以时代为序排列，所据底本，博采慎择，多选自初刻本、手稿本、精刻精校本。其中关于书法者如《法书要录》《书史》《翰墨志》《宣和书谱》等多种。与此书相配有《中国书画文献索引》方便检索。然此书排印和断句多有错误。
上述资料为书法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研究中已经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从学科发展来看，我们认为，结合书法自身的特征，书法文献学的分类可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书法古籍整理。（1）历代史籍（正史、别史等）书法资料汇释。如《晋书》中关于东晋书法的史料；《元史》中关于元代少数民族书家的史料等。（2）历代书法专著校释、书史辑佚与校录。历代书法专著校释如马国权《书谱译注》、金学智《书概译注》等。书史辑佚与校录如黄苗子等《法书要录》、金文明《金石录校证》等。
第二，书法史料汇集。（1）断代书法史料汇集。现江苏教育出版社已出版了《中国书法史》的断代书法史，包括先秦秦代卷、汉代卷、魏晋南北朝卷、唐代卷、宋代卷、元明卷、清代卷。在此基础上，可增加近现代卷，广泛收集资料，编成断代书法史料汇集。（2）专题书法史料汇集。如近代容庚编《丛帖目》二十卷，以丛帖为主，分历代、断代、个人、杂类、附录五类，录目共三百一十种，略涉近代珂罗版、石刻画像、印谱及石印本。书后附有未见书帖存目待考一类。书中择要加入各家题跋，并为丛帖摹刻者作传。这部书考订精当，目录分明，为历代丛帖著录书中最为精详的著作，也是研究帖学的基本参考书。又如朱家主编《历代著录法书目》，通过这部书可以了解历代著录法书的全面情况，对重要作品的流传也有据可依，也有利于古代书法的鉴定和研究。这些都是专题书法史料的汇集。（3）书家史传和书法史料汇集。如清代书法史传著作如《玉台书史》《国朝书人辑略》《皇清书史》《式古堂朱墨书画记》《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迟鸿轩所见书画录》等，应进行整理和研究。书家史料汇集如水赉佑宋代书家史料系列《蔡襄书法史料集》《黄庭坚书法史料集》《米芾书法史料集》等。（4）文房器具史料汇集。包括各类纸张、砚台、墨、笔、印石、镇纸、印泥等内容。
第三，中国书法学工具书。当代香港梁披云曾主编一部综合性的书学辞典《中国书法大辞典》，分书体、术语、书家、书迹、论著、器具六个部分，后附有中国书法史事年表、书法技法术语系统表。这部书搜罗广博、体例完备，系统介绍了前人书法研究的成果，在书法类工具书中，这部书规模最大，内容也较可信。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类编撰以下内容：（1）中国书法术语辞典，包括术语典故、品评、考证、学用、款识、装池、风格流派等内容。（2）中国历代书法家辞典，包括从上古到近现代书家。（3）中国书法史大事编年，列举中国书法发展的重要作品、书家和重要事件，展示中国书法发展的轨迹。（4）中国书论著述提要。近代余绍宋撰《书画书录解题》十二卷是一部书画论著书目提要专著，著录自东汉至近代著作八百六十多种（别见和附见除外），包括了中国历代书画艺术和理论的重要著作，其中书法类著作约四百八十种（含书画合集）。全书设史传、作法、论述、品藻、题赞、著录、杂识、丛辑、伪托、散佚十类，四十目，并列“未见”于十类后。序列对其分类的原则、各类的范围、定义、性质做了说明。这部书提要精当，注重考订，提要之后采用辑录方式收录原书序跋、诸家书目及各类成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书论著述提要的写作可做参考。
此外，书法文献学还应增加中国书法史料学的建设。在中国哲学、史学等学科中，曾出现学科史料学的著作，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陈高华、陈智超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等，中国书法学史料学内容可包括：中国书法的史料史；中国书法史的分期及每一时期的史料概况；提炼每一阶段书法学的主要课题，把对典籍的评述和对课题史料的评述结合；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书家、书体、书论、书迹史料等作系统讨论，对主要典籍的作者、资料来源、版本、卷数、分类情况、各类内容、编写体例以及相关的文献学成果做介绍，这种对典籍的分类叙述将构成中国书法史料学的主要内容。同时，日本、朝鲜等国外典籍中，也保存了大批的中国书法史料，也应予以介绍。最近出版的《书学史料学》对书学研究中的文献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还对现当代书学著作和咏书文学、版刻书法等做了介绍，丰富了书法史料学的内容[4]。以上只是关于书法文献学的一些初步设想，还不包括金石篆刻和与绘画与书法联系在一起等内容。相信经过学者的努力，中国书法文献学和学科建设会得到令人满意的发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成果之一，项目名称：《清代书学文献叙录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C760109）
注释：
[1]目录学体制包括：一是只著书名，不作小序、解题的目录书体例，《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属此。这种目录强调类例分明，通过书目的类别条理见出学术源流沿袭；二是有分类小序而无书籍解题的体例，《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属此。这类目录除以书目分类显示学术源流外，还用小序的形式对之做出系统总结；三是部类之前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的目录体例，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属此，这是功能最完整的一种目录，包括辨伪、校勘、年代确认、作者考证、内容辨析等多方面的成果。
[2]陈垣先生曾提出“考寻史源”，指出历史研究法的史源学大概分四项：一是见闻，二是传说，三是记载，四是遗迹。今所谓“史源学实习”，专指记载。参见陈智超编：《陈垣史源学杂文》第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
每一门学科的发生、发展都必定会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往往是漫长的，进行学科史的研究就必须确定学科发展的分期问题，这样才能使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清晰地展现出来。中国图书馆学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对于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问题，主要有两种划分途径：一是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期为依据，这一途径主要是以承认“古代图书馆学”的称谓为前提；二是以20世纪初期“图书馆”作为专有名词出现在中国，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正式建制开始，主要勾勒整个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脉络。显然持这一划分途径的学者是对中国古代有“图书馆学”这一说法存在异议的。对于第一种划分途径，吴仲强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一书中，按照中国历史分期把中国图书馆学史划分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史(1840年以前)、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史(1840-1919年)、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史(1919-1949年)、中国当代图书馆学史(1949年以后)四个时期。杨建东、罗德远认为中国图书馆学史应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孕育时期(封建社会)、中国图书馆学的萌芽时期(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图书馆学的产生时期(辛亥革命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宓浩在《图书馆学原理》一书中认为，清以前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时期；1949年以前为中国图书馆学创建时期；1949年以后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时期。按照以上两种划分途径分别进行中国图书馆学史分期研究的学者还有很多，不一一赘述。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我国的图书馆学就是模仿西方图书馆学的历史，由此得出中国图书馆学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结论。认为目前图书馆学确实存在大量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术语和概念，使得众多学者感到单从学术角度去探讨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问题有些无从下手。很明显，按照第一种途径进行划分的学者是以历史发展阶段为依据的；按照第二种途径进行划分的学者突出了图书馆学的主体性，但忽略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存在。笔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专门史(如图书史、藏书史与图书馆史)或学术史(如图书馆学史)发展阶段的研究中，受社会历史阶段论划分的影响很大，忽略了这些专门史或学术史自身的主体性与特征。笔者对于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问题，从图书馆学史发展过程的学术特点，根据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特征，将其分为四个时期：
(1)中国古代图书馆学(20世纪以前)。上文中已讨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概念等问题。笔者认为古代图书馆学是中国图书馆学史一个重要阶段与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之后，按历史学家的看法，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但图书馆学研究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其研究内容与形式仍然延续着固有的模式。因此，笔者把古代图书馆学的下限定在19世纪末。
(2)中国近代图书馆学(20世纪前期)。20世纪是中国图书馆学变化最大的时期。从“图书馆”到“图书馆学”的提出，从思想方法的引进到逐步本土化，从传统教育到现代专业教育的正规化，中国图书馆学告别古代，进入近代阶段。
(3)中国现代图书馆学(20世纪后期)。有一点无可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中国学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笔者将20世纪图书馆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点，分为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从总体看，20世纪后20年，中国图书馆学无论是教育还是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超越了20世纪前期的水平，中国图书馆学才真正进入现代阶段。
(4)中国当代图书馆学(21世纪以来)。20世纪末，随着网络化与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图书馆学研究在很多领域出现了根本的变化，因此，笔者认为，以21世纪为节点，中国图书馆学进入当代阶段。
二关于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写法
中国学术史研究有着优良的传统。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戴望的《颜氏学记》到梁启超、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直至张舜徽的《清儒学记》，学术史研究一脉相传，其方法虽各异，其内容或趋同。就学术史具体内容而言，笔者在《图书馆学史研究与学术传承》一文中提到，约略有如下数端：“
(1)学人的学术经历，撰述、学术思想的评述等；
(2)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人学术传承与学派；
(3)一个时代的学术基础(教育、出版与学术杂志等)、学术思潮以及对学人的影响。”学术史可让后学知晓学术发展脉络，学术的精华与糟粕，让“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并为当代学术的发展奠定基础。当然学术史还有另一层重要的意义，如张舜徽所云：“我们总结前人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时，除条理史实外，也还有观摩借鉴的一面。对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进德修业之方，都要认真体认，引归身受。他们好的言论行动，可资学习；缺点错误，可为厉戒。”随着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学术的分科，专业学术史的建立更应受学术界重视。关于图书馆学史，即图书馆学术史，二者不应有什么区别。另外，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如图书文献、藏书与图书馆等，与图书馆学史有重要关联，但其历史不应是图书馆学史的一部分。而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学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图书馆学教育史应为图书馆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鉴于此，笔者将中国图书馆学史的撰写，根据不同阶段，每阶段分为三个方面：
(1)中国图书馆学史通论。讨论这一阶段图书馆学发展脉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期探究图书馆学发展的规律。
(2)中国图书馆学史专论。选取与图书馆学研究有密切关系的重要事项，如社会思潮、藏书楼、图书馆的发展、古代图书整理、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人留学、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期刊等，分别专题讨论，以期探究图书馆学发展所受的社会影响。
(3)中国图书馆学史学案。选取一批重要图书馆学人，对其生平、著述与思想加以讨论，以期探讨其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的传承、成就与影响，可为今人之借鉴。
三结语
“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胡锦涛。
艺术发展中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是辩证统一，没有继承的艺术是空洞的，而一味的继承没有创新的艺术又是禁锢的，因此艺术的发展需要对前代艺术遗产的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符合新的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大胆开拓，勇于创新，从而促进艺术的繁荣与发展。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在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上表现尤为突出。
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基础和历史沉淀。历史上所有知名的书法大家都是继承与革新的典型代表，据传被誉为楷书之祖的钟繇，跟着胡昭学书，十六年未曾窥户。“书圣”王羲之，一生临池不辍，钻研前人笔法，大胆革新，自成一体，终成一代宗师。现代著名书法家于右任的“于。体”，也是在刻苦摹写前人作品的基础上形成的。创新是一种文化得以赓续和光大的必由之路。勇于创新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不论任何历史时期，创新都是书法发展的主题。但并不是所有新出现的东西都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诡怪百出、弄异炫奇的东西，昙花一现，随即遭到唾弃，这种所谓的新只是陈腐的、低俗的、落后的东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只有经历过历史筛选，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新”，才是书法革新的主流方向。创新是终极目的，而继承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手段。继承为创新找到根据、把握方向，创新为继承展示成果、注人活力。书法的继承，不是简单的仿古、复古，而是借鉴前人所创造的优秀成果，从中汲取养分，找寻方向，为革新打下坚实的基础。书法的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探索，使之适应时代的要求，创造出适应时代审美发展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凭空臆造，聚墨成形，任笔为体。正所谓“笔墨当随时代”，是指书法这一古老的传统艺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而反映时代风貌，为人民大众提供精神享受。正如前人总结“汉人尚气，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清人尚朴”，即是概括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主流书风。这些主流书风，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进而反应一个时代审美规律，给定艺术的发展方向。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是今非昨。一部书法发展史，浓缩了中国文化历史的进程。刘熙载《艺概，书概》有云：“一代之书，莫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书如其人，一代之书就如一代之人，一代之人的共同审美趋向，就表征这个时代。只要我们在这个时代是融人社会的，我们的作品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折射出时代的风貌。而不同时代的总体风貌、主流书风，应该在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下才会凸显出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什么类型的书风反映时代风貌，但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作品需要为人民大众提供精神享受。历史上，书法是文人、贵族的艺术，但只要代表时代的审美趋向，就会立即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大众的效法。大师开创的书风，都在历史上影响深远。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只要不脱离汉字，任何探索都是允许的，而且是有益的。流派纷呈是书法艺术繁荣的标志，也是创新、探索的必然结果。但是，创新、探索必须以尊重书法艺术、尊重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为前提。目前书法艺术的创新还正在进行，但需要历史的检验和人民大众的认可， 才会分出各种探索的孰优孰劣。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创新。而目前正在进行的书法艺术各种探索中， 出现的问题是继承上普遍不足。虽然一部分书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书写技能的普遍下降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书法界出现的跟风现象，使当下一些作者为了追求展览获奖、出名，效仿名家，迎合某些评委的口味，从形式到风格，都是跟别人跑，而不是自己在深扎基本功的基础上进行创作。这都是我们应该重视和反思。千百年来，人们从未放弃过对书法美的追求。尽管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但共性的标准从未改变，那就是要求艺术一定要清新刚健、自然朴实、雅俗共赏。大俗才能大雅。真正的书法艺术精品绝不故作高深，一定为大众所能普遍欣赏和接受。当代书法家应该懂得这一道理，端正自己的创作方向，自觉地将书法艺术融人人民大众的主流审美价值。只有不断创新，一门艺术才有活力，才能够可持续发展。风格无高下，但境界有高低，书家只远离功利，才能回到本源，才能静下合来在继承与创新上多一些理性思考，少一些浮躁，书法艺术创作才会无愧于前人，无愧于当代。
任何艺术都是需要创新的，若不创新就没有生命，在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尝试，这是时代的希冀，也是历史的重任。继承和创新是书法艺术发展的永恒主题。一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就是书法艺术的不断创新与继承史，在继承中创新，是因为枝繁叶茂的中国书法艺术需要博大精深的传统根基，这样才能充分汲取源远流长的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丰富营养，而在创新中继承，是因为任何艺术都必须在与时俱进中才能获得更加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才能在以变应变、以不变应万变中绽放出更加绚丽多彩的奇葩。
编者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包括书法艺术在内的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很鲜明的转变，即“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书法美学、书法批评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书法史学。针对这一学术现象，学术界一直关注并思索着其出现的原因、所导致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走向。本刊邀请毛万宝与姜寿田两位学者展开专题对话，以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所深入。
一、书法美学：何时东山再起？
毛万宝：书法美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如果从1926年梁启超所作《书法指导》讲演算起，至今还不到一百年。对此，本文由收集整理可分三个阶段去把握。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20年代，止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使命在去争取书法的生存权。这一阶段，参与者们对书法美学仅偶尔涉及，整体成果还十分有限。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进入第二阶段，该阶段以探讨书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艺术为主题，旁及书法审美心理、存在形式、审美范畴、审美特征、美学地位和欣赏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参与人数众多，推出的成果也异常丰富。再从80年代中期，书法美学探讨跨入第三阶段，有部分学者开始重点思考书法不同于其他任何一门艺术的独特性质，极大地推动了书法向自律化方向发展。这时，只有这时，书法才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高级艺术门类，与绘画、音乐、舞蹈、建筑、文学等平起平坐。
姜寿田：书法美学作为学科形态具有西学特征，但这不是说中国书法不存在美学，而是说作为现代学科形态的书法美学，在学科体系、审美范畴方面受到西方艺术哲学的范式影响。事实正是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书法试图摆脱意识形态辖制，寻求本体独立，但却无法获得本土语境的理论支持的境遇下，恰恰是书法美学为书法本体地位的确立和书法美学性质的阐释提供了合法化学理支撑和理论支持，并由此开启了当代书法理论与当代书法创作的新纪元，使当代书法理论摆脱了述史考据的单一化旧学特征，而具有了新学特征，同时，书法创作也获得了时代感和现代性审美特征。客观地看待书法美学在当代书法史上的启蒙作用，应当承认，没有书法美学的确立和介入，当代书法史便不可能迅速实现由古典向现代的审美转换。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书法美学的合法性阐释，当代书法便不能获得主体性地位，就不可能在艺术本体论意义上获得合法性。
毛万宝：书法美学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再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书法美学有力回答或驳斥了当时社会精英普遍以为书法不是一门艺术的质疑，使得那时的书法仍继续得以在部分文人中坚持着，没有让书法的命脉中断于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书法美学，更是为书法热的全面兴起吹响了号角，提供了学理层面上的不可或缺之支撑。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书法美学走向沉寂，大部分学者都不再坚守书法美学阵地，极个别继续搞书法美学者，亦缺少创造性，而在那里作自我重复。那么，是不是书法发展自身不需要书法美学了呢？我认为不是这样。恰恰相反，现在书坛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一窝蜂学“王”、审美标准丧失等，都是书法美学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所以，我们的书法美学应尽快东山再起，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当代书法的可持续发展。
姜寿田：书法美学不仅从宏观艺术哲学和本体论层面为当代书法提供了学理支撑，而且从书学研究方法论层面对当代书学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契机。由于书法美学兼具学科与方法论特征，所以以书法美学为契机，书学研究领域开始大量引入西学方法论，如接受美学、符号论、阐释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书学研究的整体特征与风貌。从根本上说，它对于提升当代书学的整体地位与当代书学与人文学科的对话能力，以及推动书法学学科建构都是功莫大焉的，它从整体上显示出当代书学的理论品格。
二、书法史学：岂能一枝独秀？
毛万宝：当代书法史学的繁荣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受整个学术思潮影响，80年代让书法美学唱了主角，直到90年代初大家才把注意力转向书法史学。除此而外，书法史学的繁荣，还得到了如下三方面因素的大力支持：一是全国各大书论会特别是由中国书协主办的两年一届“全国书学讨论会”，由于他们的评委绝大部分搞书法史学，自然使得每次评审结果都是书法史学类论文占据着入选、获奖数的三分之二以至五分之四以上。二是书法报刊与出版部门，亦对书法史学类文章、专著大开绿灯。三是高校书法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为了能在短时间内速成，绝大部分皆选择书法史学类题目。
姜寿田：李泽厚概括20世纪90年代学风转换时曾说，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90年代之后，受文化界学术转向的影响，书学研究领域开始抑制理论研究，包括史论、书法美学研究，而大力提倡个案、史学考据研究。书法学科包括书法史学作为后发性学科，从学科积累层面，在史学研究上强调史学文献实证考据，以及资料的梳理，包括注重史料考据基础上的个案研究本无可厚非，这对推动书法史学学科建构、推动书法史学研究的深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不过，如矫枉过正，将史科考据强调到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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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程度便出现问题了，不利于当代书学的格局平衡与良性发展。目前书学领域的非常态是史科考据的述史模式构成笼罩性影响，不仅如此，学科的独大，使史料考据的述史模式或为书法史学研究包括书法理究的唯一正宗。质言之，史料考据不仅取代了书法史学的多元化理路并且取代书法理论的多元形态而成为书学理论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种价值取向与书学现象是理论与学科划界不清造成的，也是极其偏狭的。这种研究状况也只有出现在书法研究领域，而在历史学、文学史、哲学史研究领域皆不会出现类似状况。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文学史研究与文献考据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文献梳理与史学阐释分别由不同的学者来做。因而，也就根本不会出现学术上党同伐异、相互贬低的情形。就文艺学科形态而言。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形态，在这里不存在一种研究高于或低于另一种研究的情形。事实上，在人文科学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某一种研究方法与价值取向都本文由收集整理不可能是万能的。对具有现代开放性品格的书法学科而言，保持书学研究形态的多元化取向是十分重要的。当代书学不仅仅需要史学考据，同时还需要书法学学科理论，书法文化学、书法阐释学、书法美学、书法批评、书法比较学等等。既便在书法书学研究领域，也需要价值取向的多元，除史料考据外，也需有立足文化史、思想史的书法史，侧重风格学立场的书法史。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将书学研究仅仅拉向一元独断的述史考据是多么偏狭和缺乏学理。
毛万宝：然而，书法史学的繁荣却是一种畸形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其内部构成不够理想，重史观、重阐释的书法史学成果寥寥，而重考据、重资料的书法史学研究却一枝独秀。其实，重考据、重资料不过是对清代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延续而已，自身并没有多少创造性。它对书法史学来说，是必要的、重要的，但作用只体现在研究的准备阶段，至多是前阶段。研究的后半阶段或主要阶段，无论如何都得把重心转向史观确立与对书史现象独到而深刻的阐释，并进而对某段书法史作出宏观的规律把握及描述，谈经验、谈教训，为当代书法尽量提供一些借鉴。如果一味沉溺于考据、沉溺于所谓“作品时空定位”，对资料以外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那我们的书法史学就将永远进入不了真正的繁荣。
三、书法批评：废话还是箴言？
毛万宝：由于各方力量的配合，近二十年来，书法批评已有了长足进展，在有关研讨会、有关报刊与有关出版物上，我们都能看到书法批评的活跃身影。这些书法批评，或指向书家及其作品，或指向当下创作思潮，或指向当下展览机制，或指向最新书法理论著述及观点，或指向当下书坛的各种弊端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让广大书家与书法爱好者晓知内情、明辨是非，有力促进了当代书法的健康发展。
姜寿田：书法批评是书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结书法史与书法创作的中介。从书法思想史与批评史角度而言，书法史始终存在书法批评的参与，并以此保持书史的活力以及思潮的推演，失去书法批评的参与，书法史将陷于停滞。
对当代书法而言，书法批评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书法复兴以来，当代书法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有着书法批评的广泛参与。可以说书法批评构成当代书法的形塑力量。不过，进入20世纪末以来，随着学术的分化和市场商品逻辑对书法领域的宰制，书法批评遭遇空前困境，已处于失语边缘。书法批评家对书坛已难以发出有力量的声音。当代书法已陷于自说自话的境地。
毛万宝：不过，书法批评红红火火展开之际，有相当多的被批评者，却采取了或漠然或对抗的态度。所谓漠然，就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把批评意见统统当成废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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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我行我素。比如胡乱吹捧当代书家的怪现状，尽管批评家再三指出，但至今仍然大行其道，再如书协组织官僚现象，尽管屡遭公开怒斥，但愈演愈烈的势头并未得到丝毫之遏制。至于对抗，就是把批评意见看成与自己“过不去”，砸了自己的“牌子”，断了自己的“财源”，于是，反应温和者便立即找人撰写反驳文章，宣称某某批评文字一派胡言，我的所有表现都是合理的，谁有资格来批评我？良药苦口利于病，批评的话虽不怎么中听，但若视之为箴言，并由此深刻反省一下自我，正视自己存在的不足，我想，一定会让自己不断前行而最终实现更大的辉煌。
现以必修二的专题二《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中的“汉字与书法”这一教学内容为例。课程标准中的相关内容是：“概述汉字、绘画起源、演变的过程，了解中国书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脉络。”《江苏省历史课程标准教学要求》的相关教学建议是：“帮助学生梳理汉字起源、演变的过程，提供‘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主题，指导学生整理汉字的演变过程。……援引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的材料，帮助学生分析其设计特点，引导学生掌握书法的艺术特点。……教师要多利用教科书中的绘画作品，引导学生欣赏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初次教授这一内容时，我严格按照上述《教学要求》的指导，参照几个版本的教科书内容，以人民版教科书内容为主来思考教学设计并将教学目标设计如下：
知识与能力 知道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的演变过程；了解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张旭、怀素、赵孟等书法家及其书法作品。
过程与方法 通过观察汉字的演变过程，总结汉字字形与功能的发展趋势，一定程度上习得在具体历史事物、事件中进行规律性总结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感受中国汉字与书法的魅力，体会中华文化之美。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更多地使用了讲授法，在课件中展示了汉字的不同字体以及书法家的作品，其中也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会徽。几年过去后再次看到这段教学设计时，笔者总觉得它过于平淡，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立意很高，可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中却很难达成这一目标，知识还是这些知识，但缺少了文化的灵动之美。是哪些因素使得看似恒定的历史知识其实是湍流不息的历史长河呢？历史教学设计也就无法一劳永逸了。
一是新的史料不断被发掘，重大历史知识也在不断丰富中。2013年7月9日的《光明日报》以及其他一些媒体都报道了一则《浙江发现中国最早原始文字》的消息，报道中称“史学界普遍认同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距今3600多年，而（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距今5000多年，这些刻画符号将中国的文字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这样一个新鲜出炉的考古发现在教科书中是无法及时体现的，同时在教学中如果还在运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的材料又显得过于陈旧。对比之下，我决定选择介绍最新的考古发现，相信这有利于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汉字不是突然之间在某一地产生的，它是中国古人生存经历的体现，它一定是经历了酝酿、积淀、产生、发展、成熟、嬗变的过程。今天我们无法为了讲解汉字的起源而长篇累牍地介绍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但是一个考古发现却可以启迪学生，历史的源头真的很长，它需要被今人不断地发现。
二是学情在不断变化，教学无法一成不变。由于社会发展进程的加速，教师所接触的每一届学生的知识结构都会存在一定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趋势会日益明显。就“汉字与书法”这一内容而言，三五年前的高二学生在初中已经大致了解了汉字字型的发展，而今天的高二学生不仅知道汉字字型的发展，很多学生更是自小就学习了某一种字体的书法。教师如果能够在课前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完全可以找到临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家作品的学生，课堂上可以安排一两个学生介绍书法家并展示自己的习作，效果一定好于教师平铺直叙地介绍书法家、展示书法家作品，或许还能够激发其他学生学习书法的热情，这就是对祖国文化热爱与传承的体现，“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的实现有时也是可以很明确的。
资料可考的历史源远流长，贯穿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类文化的真实记载，人类文明的传承。本文试图从历史的长河中，挖掘出图书资料发展的脉络，并通过本篇文章的叙述，将图书资料的产生、发展、分类内容、整理方法及研究与应用搭一个系统的框架，对图书资料史作一个系统的研究尝试，为后续图书资料史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图书资料起源小考
1.图书资料的发展
（1）文字的产生
文字产生的具体时间，至今尚无定论。在我国古代的一些文献如《说文解字》、《竹书纪年》、《世本作篇》、《荀子解蔽》中，均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从近年考古研究的材料来看，汉字的历史可以远溯至五六千年以前。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出土的陶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上已有重复出现的有规则的简单符号，清光绪年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体结构复杂，已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文字字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甲骨文、金文—小篆；小篆—隶书；隶书—楷书。
（2）图书资料的发展变化
从考古发掘研究表明，纸发明前承载文字信息的文献载体有龟甲兽骨、青铜器皿、金石、竹木简牍、缣帛等，虽然在形式体例上各有不同，但都属成熟的图书资料，都极具有可考的历史价值。但因有的不便携手并肩，有的则非百姓应用之物，得不到大量使用，因而图书资料的管理使用往往成为了特权阶层的专属。大约西汉年间，“西汉古纸”被考古发掘研究证实的有灞桥纸、金关纸、马圈纸。东汉“蔡侯纸”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纸张的普及和应用，使得图书资料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其后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改进和革新，历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套版印刷术—数字化印刷过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契机。尽管经战乱濒仍，图书资料的秩亡无数，但今天还是能见到数量可观的珍贵资料被保存了下来，也使得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文明有了文字可考的连续发展的历史，造就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2.图书资料的载体历程
在世界历史上，泥版、纸草、牛皮、龟甲兽骨、竹木、金石、缣帛类织物直至纸张等，先后被人们用于书写和印刷文字，进行社会交往记载，从而留下了各种载体的资料文献。由于自然条件和书写实践的差异，人们使用载体的种类不尽相同，但毫无例外地经历了从利用简间自然物开始逐渐发展到以纸为载负实体历史过程。伴随着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图书资料文献载体的发展趋势，由笨重到轻便，其所承载的图书资料信息密度也越来越大，其传递信息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不断变革着文献的载体，也使得图书资料的表现形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以纸为载体的图书资料，表现为文字记录；以胶卷、磁介质等材料为载体的图书资料，表现出为音像记录；以计算机为载体的图书资料，表现为信息存储。载体不同，图书资料的制作、保存及管理方式也不同。古代的甲骨金石等图书文献资料，以契刻、铸字形式；以纸张为代表的物质载体，就有手抄、雕版、活字印刷等形式；现代技术是完全摆脱了纸张载体的音像、缩微、机读、人工智能等形式。
二、图书资料的分类内容
1.图书资料的类别概述
图书资料可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如按载体形态、印刷方式等。当然，从图书资料价值应用的角度，可以按以下方式进行科学分类：
（1）从产生的时间先后分类，分为古代、近代、现当代图书资料，具体可分某某朝或某某期的图书资料；
（2）人产生或内容涉及的地域，可以分为本国、外国图书资料，可以具体到不同国度，还可划分不同的地区、全国与地方等；
（3）从记录的文字类别可分为汉语、少数民族、外文图书资料，其下还可进一步细分；
（4）按记载的内容，可以分为史学、哲学、文学等不同门类的图书资料，具体到各学科内部的内容及体例形式；
还可以从图书资料的价值、存世、取材、体裁、应用范围等等诸多方面进行分类。不同的分类方法，都能从不同侧面展示图书资料的产生、发展及其特性。
2.图书资料的实际应用检索
事物可分为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图书资料的载体分类，只是形式上分类，与图书资料的性质及知识结构等没有关联，不利于研究和应用检索使用。考察研究全部的图书资料典籍，从广义角度，将图书资料史的脉络分理出一些枝节：
①四部分类
中国古代图书资料浩如烟海，据估计总数达十万余种以上，在世界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其分类方法，皆按经、史、子、集四部为划分。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学术和社会意识等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提倡从而使得通经致仕成为正途，朝廷诏令有群臣疏议皆援引经义为据。
经学：经学的基本典籍是十三经，从内容来看，可归为文、史、哲三大部分。《诗经》多书先民之声，是诗歌总集；其中的《尔雅》更是百科辞典。《春秋》、《左传》则是系统的编年史；《尚书》可看作档案汇编；《仪礼》、《周礼》记录的是典章制度，这五种可归入史部。《易经》、《论语》、《礼记》、《孟子》、《孝经》等五种皆言性理之学。
史学：“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古人认为史学有补人伦道德与政治借鉴，强调实录史实，以古为镜，经世致用。先秦史籍较少，附庸于经部，因此有的史籍被尊为经学。流传至今的有《尚书》、《逸周书》、《春秋》、《左传》、《国语》、《周礼》、《仪礼》、《世本》、《竹书纪年》、《战国策》等，其共同的特点，多是资料汇编，或解释、修订历史资料。两汉时期的史学图书资料较为成熟，在体例结构上有纪传体的创新，使得图书资料的容量更大，能在更高的层次角度，多方面反映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程。最为重要的代表作是《史记》和《汉书》，其后的汉魏六朝还有多种史体产生，除纪传体正史外，还有别史、谱学、史注等。隋唐宋元时期是图书资料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唐、宋两代，更是出现了博大气象，最具代表的有《通典》、《史通》、《通鉴纪事本末》、《资治通鉴》、《艺文志》、以及《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专制空前加强，思想受到钳制，文字狱屡兴，史学受到的冲击也极大，很少有人再写当代史，明代仅有野史《国榷》、《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南疆逸史》等几种存世。除官修的《明史》外，《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其他48种正史多为对前二十一史的考证、补注、校释，史籍质量大不如前，缺乏创新。
20*年，我馆把文史研究的重点仍然放在辽沈地方历史的研究上。
一是我们组织馆员、研究员历时一年多，编纂完成的《*历史大事年表》一书，已于4月份正式出版发行。该书计30余万字，以时间为序，较完整系统地记载了我市从2700年前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所有重大事件。是研究辽沈地方历史的重要参考工具书。是我馆近几年来先后编纂的《东北第一城—*往事》、《*历史大事本末》、《*历史人物传略》等*历史研究系列丛书的第四部。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历经十年辛勤耕耘的《*历史文化丛书》编纂规划已圆满完成。
二是启动了*历史文化典籍挖掘整理工程。*市是有建城2300年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但是大量有关*的历史文化典籍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有的已成孤本沉睡在图书馆或散失在民间。为发挥文史馆员的作用，推进*的大文化建设，我们从*年开始启动为期五年的“*历史文化典籍挖掘整理工程”。在市政府领导重视和有关部门支持下，由我馆提出的《*历史文化典籍挖掘整理技术研究》项目列为“20*年*市科技软课题”。经过*历史文化典籍基本情况调查；确定工程组委会和编委会；选定和注释版本；研究确定注释原则、方法等准备工作,《*历史文化典籍丛书》第一辑，(包括清代《陪都纪略》、《*百咏》、《陪京杂述》)的整理注释工作，经徐光荣、袁闾琨、吴学贤、王绵厚、齐守成、孙丕任等馆员、研究员近半年努力，30万字注释稿已经完成，现正在进行校对、装祯设计和印刷采购工作，争取09年一季度正式出版发行。
三是部分馆员、研究员在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徐光荣著《沈水歌吟》，齐守成著《市井风情》作为“*历史文化丛书”十部中的两部正式出版发行；张志强、吴学贤作为主要篇目设计和编写人员，编著了国家档案局“城市解放系列丛书”《*解放》卷，已出版发行。
一些馆员、研究员还通过“辽海讲坛”及新闻媒体等平台，宣传辽沈地方历史文化，发挥了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四是恢复*文史研究馆馆刊《*文史》。20*年复刊第一期已印刷发行。为深化*地方史研究，为馆员学术和艺术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以进一步扩大文史馆影响。在*大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书画及文学创作又出新的成果
20*年，我馆馆员、研究员的书画创作成果也比较显著。在中央文史馆举办的迎奥运书画展上，我市有5位馆员、研究创作的5件书画作品入选参展，展示了我馆的书画创作实力；9月份，我馆还组织馆员、研究员及其创作的书画精品31件，赴广州参加“*、武汉、西安、广州”四市文史馆书画联展。由于作品质量高，地方艺术特点突出，受到广大参观者及组织者的好评；此外，我们还组织馆员命题创作了20余幅书画作品，分别参加了陕西省“长安雅集”大型书法绘画创作活动和中央文史馆与云南省政府联合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全国文史馆员书画作品展”。研究员卢志学还应邀到北京为人民大会堂作画。
20*年也是书画界馆员、研究馆出版书画作品专著的丰收年。馆员杨九洲出版了《名师写意牡丹技法》，徐甲英出版了《中国当代名家徐甲英作品集》，王宏力出版了《古代风俗百图》、《十六罗汉画像》两部画集，幺喜龙出版了《幺喜龙草书<古文观止>》精装书法作品集，姚志忠出版了《当代名家哲成书法集楷书卷》；研究员徐炽出版了《徐炽书法艺术作品集》，佟铸出版了《佟铸书法作品集》。
此外，还有一些馆员举办个人作品展览。7月初，95岁高龄的“晏少翔从事翰墨艺术80周年回顾展”在辽宁省博物馆举行；8月，“姚志忠70华诞暨从艺50年”纪念活动，展出了姚志忠及弟子的书法作品100余幅；12月，《纪念同志诞辰115周年佟铸师生书法作品展》在鲁美举行。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市文史馆员的创作实力，活跃了*文化艺术氛围。
20*年中，我馆书画馆员的艺术创作也得到了各新闻媒体的关注。元月19日《文艺报》以整版篇幅介绍馆员徐甲英，刊登其16幅山水画作，同时刊登评论《心有天游大美不言》—品读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的徐甲英的艺术人生；3月3日、5日、7日，香港《文汇报》接连三天以6个整版介绍我馆馆员幺喜龙及其书法艺术；5月19日《香港商报》以《隶书大家王贺良笔呈汉仪书大风》为题，以半版篇幅介绍我馆研究员王贺良及其书法作品。这也大大提升了*文史馆的影响力。
20*年中我馆文史馆员的文学诗影作品创作也取得了可喜成果。徐光荣著《杨仁凯传》获第三届中国传记文学奖，林辰编著的《古代清代小说》已完成，可于09年初出版，其编著的《观世音传》被中国现代出版社再版发行；南朝明创作的诗歌12首获“大国民”文学成就奖金奖。孙丕任的诗歌作品参加“中华传统诗词研讨会”并获优秀创作奖，其主编的120万字的《中国歌谣集成》辽宁卷已出版发行。一批馆员、研究员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诗歌作品。
三、成功组织了“抗震救灾义捐”和“*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
20*年，文史馆还配合党和政府工作重点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馆员活动。
一是今年四川汶川在地震发生后，文史馆及时发动馆员和研究员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一方面捐款支援灾区人民，一方面创作和捐献书画作品支援抗震救灾，并于5月21日举行了“*文史馆赈灾义捐”活动，馆员、研究员共捐赠书画精品27幅，其中馆员杨九洲先生个人就一次捐赠绘画精品10幅。这些作品都捐到中央文史馆并转赠给抗震救灾英雄。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5月底，我馆馆员、研究员在不同场合共捐书画作品85件，捐献人民币22万余元。充分展示了作为文化精英的馆员、研究员爱民报国的高尚情怀。
二是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解放60周年。为记叙历史，宣传改革开放成就，文史馆及时组织馆员、研究员开展专题创作活动，并于10月23日举办了*文史馆“改革开放30年暨*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馆员、研究员和市领导齐聚一堂。畅述祖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和感受；追述*解放的战斗历程。现场吟唱诗词歌赋，歌颂30年改革开放成就，抒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活动中还展出了书画摄影作品33幅，其中,为纪念*解放时任第一届*军管会主任陈云同志,特邀刘秉亮先生创作的国画《一九四八年时的陈云同志》及专为“双庆”创作的一批书法作品受到广泛好评。
这两次活动都受到市政府主管领导和机关部门的好评，特别是经媒体广泛报道后，进一步了提高文史馆的社会影响力。
四、增强服务意思，为馆员服好务、办实事
坚持“敬老崇文”理念，全心全意为馆员服好务，是文史馆的基本职责。20*年文史馆在市政府领导关怀和市委统战部领导的支持下，关心馆员老先生们的生活和创作，为馆员办了三件实事。
一是提高了馆员交通补贴。自2002年以来，文史馆员的交通补贴一直未做调整。文史馆会同市委统战部向市政府提交了《关于调整*市政府文史馆员交通补贴标准》的报告，市政府主管领导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市人事局、财政局给予积极支持，已将馆员交通补贴由每月每人100元增至200元。
二是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长赵晓川同志走访文史馆时提出,争取每年为馆员免费体检一次。经市委统战部与相关部门协调，文史馆已于9月11日组织馆员参加了首次免费体检。
三是为70岁以上的馆员送生日蛋糕。在馆员生日当天，由文史馆一位副馆长带队，将生日蛋糕送到馆员家中。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祝福，同时进一步密切了文史馆与馆员、特别是高龄馆员的联系，体现文史工作“敬老崇文”人性化工作方式。
此外，我们还教育文史馆职工牢固树立服务意思，无论是馆员到馆活动还是取送作品或馆员出书办展；无论是创作需要还是生活上的困难，只要能做到的我们全力提供服务和帮助。使文史馆真正成为馆员之家。
五、探索创新途径，加强基础建设
20*年，文史馆领导班子还特别注重工作思路和方法的创新。先后三次召开馆员座谈会。虚心听取他们对文史馆领导班子及文史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结合学习“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文史馆的科学发展思路。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文史馆工作自觉溶入*市大文化建设的主流，充分发挥馆员的艺术人才高地优势，在*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新思路的指导下，我们除组织馆员开展常规文史业务活动外，还鼓励馆员关心*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围绕*大文化建设出高参、献良策，参政议政。如栾俊林、袁闾琨、孙丕任等都提出了很有见地、很有质量的建议，由文史馆提交相关部门。这也是文史馆20*年工作的一个亮点。
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年我们还做了增聘文史馆员的准备工作。经拟定聘任条件，馆员和群众推荐，与市委统战部门协商，并对拟聘人员进行了调查考核，广泛征求意见，增聘馆员的工作已接近尾声，待向市政府领导报批后，力争于2009年二季度以前完成聘任工作。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7-0068-05
由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的《高等小学用・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是民国初期商务版《共和国教科书》系列高小教科书中的一种，自1912年出版后，一直使用至1925年左右。这套历史教科书在当时的历史教学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令上海各书局将旧存教科书暂行修改应用，强调教科书务必要符合共和精神，废止读经，禁用《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书。并于总务厅下设编纂、审查二处。同日，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这两个重要法令对稳定清末民初政权交替时期教育界的混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对此情况，教育界、出版界都做出了迅速反应。陆费逵、沈知方等人迅速创办了中华书局，及时出版了适应新形势的《中华新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包括中小学使用的全套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科目。商务印书馆则依据教育部通令的精神，对旧教科书加以修改，以应对各学校秋季开学的急需。同时，还组织人力编写《共和国新教科书》，其中初等小学教科书11种，高等小学教科书6种，小学教师用书16种，中学教科书23种，中学教师用书9种。为了照顾一些老校一时难以放弃旧学制春季始业的做法，商务印书馆还另外出版了各科的春季用教材。
根据上述《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规定，从高等小学开始，中学、师范学校都开设了历史课。其中，高等小学为“中华历史”，中学、师范学校为“历史”。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则规定，高等小学在四个学年中，中华历史、地理每周共为5课时，教学内容为第一、第二学年教授本国历史之大要，第三、第四学年补习本国历史，依系统述之，注重文明开化。②
据此，商务印书馆请著名史学家傅运森等人编写了高等小学用《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其指导思想是遵循1912年9月初民国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宗旨，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③
编写这套教科书的目的是：第一，以教科书内容“启发”以上“数种观念为必要”；第二，“今古互证，前后对勘，为历史上必需之知识”；第三，以引发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使“学生受历史之益，不蒙历史之困”；第四，以浅显的语言向学生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
本套小学历史教科书共6册，概述了从远古到民国初期的中国历史。每册大约为18课，页码在28页左右，一册书使用一学期。全书正文短小精练，包罗历史知识众多，除正文外，第一至四册每册附有与本册内容有关的《大事表》，第五、六册后附《历朝统系表》。
书中在目录后还附有《时间分配方法》：“每篇（即每节）教授二时者，其分配方法，可分三种：（甲）每篇平分二段，每时教授一段。（乙）每篇分二段，第一段较多，第二段较少；第一时教授第一段，第二时教授第二段并复习全篇。（丙）不分段落，第一时教授，第二时复习；其每篇教授三时以上者，以此类推（如三时者可分二三段，四时者可分三四段；或竟不分段落，视各篇内容而定）。”
与本套教科书配套的教师用书是赵玉森编纂、傅运森校订的《高等小学新历史教授法》（亦名《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教授法》），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按其“编辑大意”所言，包括对“地图、历史图、人物图”的介绍、“问答发端”“教授事项”（时间分配和内容提示）以及“参考”（课文中的“名物训诂及事实原委”）。
教材中制定的课时安排，给了教师很大的活动空间；教师用书也规定：“教授时尽可酌量增减，总以不背授课之额定时间为主。”课文的简短加之课时安排的灵活性，意味着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组织课堂教学。
第一，强调“国土之统一种族之调和”。
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在第一份文告《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作为这一思想的体现，《新历史》强调了国土的统一和民族调和。如第四册第18课中强调：各民族“同在一国中，休戚相通，谊属兄弟。前此为一姓专制时代，各私其种人，故多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不问何种何教，权利义务皆属平等，无所轩轾，利害与共，痛痒相关，同心协力，以肩国家之重任。”
这套教科书不仅介绍了各个民族的英雄豪杰，而且强调了国家领土的统一与民族平等。其中，汉族的著名历史人物包括汉高祖、汉武帝、张骞、苏武、班超等（第一册，第14、15、16、18课）；蒙古族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元世祖、俺答等（第三册，第1、2、9课）；对的讲述则证明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第三册，第10课）；对满族的阐述不仅有对清朝英雄豪杰的介绍，而且在叙述满洲兴起的过程中注重了对国土统一和种族融合的阐述（第三册，第12课）。
在注重基本的历史知识教育的同时，教科书内容中还处处渗透着价值观教育。针对中国史的特点，教科书在叙述有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过程中，帮助学生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在对历史人物的介绍中，除了介绍他们的重要历史活动外，还突出了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如第二册第8课《唐太宗》中写道：唐太宗“喜闻善言。魏征等随事谏争，不以为忤。故其时国内太平，人民乐业，为唐室最盛之世。”
第二，强调历史与修身、地理、中外交流与中华文化发展的关系。
历史与修身。民国初期教育部制定小学教则时，强调在对小学生加强品德和道德教育的基础上，“渐及于社会对国家之责任，以激发进取之志，养成爱群爱国之精神”。①
如教科书通过讲述我国古代的辉煌历史，培养学生的爱国之心（如第三册第5课所述郑和下西洋的事迹）；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忠勇事迹的讲述，培养学生的“忠信、义勇”观念，如《文天祥》一课中写道：文天祥“从容就义。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通过对历史上奸佞之臣卖国求荣历史的讲述，明确学生的是非观念，如第二册第18课讲述秦桧对岳飞的迫害；通过对近代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前因后果的阐述，激起学生的积极进取态度，形成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树立其为国家与民族独立做出贡献的信念与信心（如第四册第8课《鸦片战争》等）。
历史与地理。具体的历史事件离不开时间与空间因素，学习历史自然也离不开历史地图的帮助。正如梁启超所说：“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概念不确定，臂筑屋而拔基础也。”在该教科书中陆续展现的中国历代疆域图（如第一册第6课《齐桓公》所附《春秋疆域图》和第四册第2课《中俄界约》所附《中俄边界图》等），帮助小学生初步了解与历史事件有关的空间因素。
中外交往与文化发展。这包括中外关系（第三册，第13课《欧人来华》）和中外交涉两个方面（后者以鸦片战争后为主，如第四册第8课《鸦片战争》、第9课《英法联军之役》、第12课《中法之战》等），让学生了解中国在世界上所处地位和近代以来中国所遭遇的外来侵略，激起他们的爱国之心。
历代文化史的内容。在第五、六册教科书中，叙述了中国历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从而初步形成一个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基本脉络。通过对文化史内容的学习，学生可以欣赏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化成就，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源流和多样性，学习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帮助他们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第三，在教科书中引入新的思想观念和史学观念。
处于民国初期的历史环境下，教科书中引入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自由思想，注重对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大开原因的分析和阐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教科书把唤起民族意识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之一。在这种基调下，教科书强调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是民心所向、民心所愿。如第四册第17课《清帝退位》和第18课《民国统一》，说明清朝灭亡、民国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历史的进步性与传承性。
教科书还宣扬了民主主义思想，特别是民权平等思想。正如第六册最后一课《近代之文化》的结尾所说：“我国国民虽有五千年文化，虽有广土众民，虽中华民国已成立，五族已为一家，尚宜实体共和之旨，相互爱护，永巩民国万年之基。■第国内文化光辉日新，且将远庇海外诸同族，俾同享人类之幸福，增世界之和平。”
在史学观念和方法上，这套教科书并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史学，而是在近代史学观念和方法的参照下使传统史学获得新生。在编撰内容和体例变更的基础上，亦强调国史编撰不能局限于一国之史，而是把中国放到世界舞台上，进一步认清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以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教材编写者还注意到吸收史学研究的较新成果，将教科书所述历史内容的下限延伸到民国初年，使学生能接触到离自己比较近的历史知识。
第一，这套教科书编撰体例中的最大特点是采用了“圆周法”，即将所学内容分为两个“圆周”：第一个“圆周”用“史谈体”，教授时间为第一、二学年，即教育部小学教则规定的“本国历史之要略”；第二个“圆周”用“开化史体”，即高等小学第三年的“本国历史之补习”。
所谓“史谈体”，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史话体”，主要内容为以代表每一个时代的人物或史实为题，注重趣味性，改变历史的枯燥形象，提高小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一至四册每课都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构成，符合小学生的理解能力。同时，课与课之间又根据历史的发展时序和内在逻辑加以排列。教材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精神。这种“以线串珠”的结构安排，帮助活泼好动的小学生在初学历史阶段在知道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的同时，又初步了解了历史的发展线索。
而所谓“开化史体”，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通史体”，其重点在于注重对各朝历史的系统讲述梳理出历史发展的脉络。由于第五、六册是以通史体例出现的，其内在的线索性更强了，其主要目的看似是为了复习，但更为重要的是帮助学生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此时学生头脑中出现的已不是一个个人物或历史事件，而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特征。这也是因为到了小学高年级的最后阶段，学生的理解水平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例如，第五册第2课《三代之事业》中即以简洁的语言，系统概括了从禅让制向传子制的转变以及夏商两朝的兴起衰亡。之后对各朝历史的概述亦如此。而第五、六册的课文安排都是先由几课以系统概述某一阶段的朝代兴衰更替，再对这一时段的文化发展情况进行综述。如第五册在第1课《三皇五帝》、第2课《三代之事业》、第3课《春秋战国时代》三课之后安排了第4课《太古三代之文化》。
史话体例与通史体例的结合，兼顾了基础与提高的统一。这样的“圆周法”即“两个循环”方法是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其影响不应低估。此外，该套教科书的这一编排也改变了清末教科书的内容编排结构。把历史人物、事件与系统的历史讲述、文化发展部分的内容分开编排，这是清末与民初教科书在体例上的最大区别。
第二，注重精选教学内容与历史发展脉络的统一。这套教科上启原始社会“文化未开”之时，下至20世纪初民国的建立，时间跨度长达几百万年，空间范围涵盖中国的各个主要地区。而教材的文字量又有一定限制，每本书的文字量不足6000字，加上少量的插图、地图，也只有区区28页左右。
因此，教科书一方面不刻意追求历史学科体系的完整性，通过精选教材内容，把一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包括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以及重要的历史概念展现给学生。通过这些内容，学生可以大致了解从人类的起源到古代社会、近代社会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这些历史知识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具体内容选择的原则是：形象生动、深入浅出，通过典型案例，向学生展现特定的历史现象，这容易帮助学生加深印象，符合他们的认知规律。
但是，历史学习毕竟不完全是历史故事，不能仅止于知道每一个津津有味的情节，历史课的一个最基本任务是通过学习历史，帮助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时序概念和历史空间概念，准确地说，就是让他们知道某一历史事件的时序发展关系和它与其他因素的相互影响。这就规定了任何一个历史知识都不可能是孤立的，教材的内容安排充分反映了这一点。除了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安排知识点之外，还在叙述典型案例的同时，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与该案例有关的历史现象，例如，在讲述“三国”（第一册第19课）时，不仅介绍了三国鼎立的历史背景和大致过程，还辅以一幅地图，标明三国分立的形势和赤壁的位置。
另一方面，教科书也注重介绍相对“完整”的历史知识。这里所说的“完整”，是指在选择教学内容时，编者仍然重视那些对历史发展有重大转折性影响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但也开始注意那些看似平淡无奇、但确实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历史现象，让学生多方位、多角度认识历史。具体来讲，教材主要讲述政治史、经济史和军事史的有关内容，通过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介绍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制度的变革、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重要的战争，如淝水之战、欧洲人来华、鸦片战争等。学习上述内容，对于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和发展脉络、认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政治制度、理解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同时，教科书也阐述了文化史的内容。编者希望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有助于学生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了解历史上不同阶段文化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以及影响文化发展的各种因素。
第三，做到通俗性与专业性的结合。编者在编写教科书时，力图以通俗易懂的文字、生动形象的案例，展现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尽量避免成人化的文字和专业化的叙述，减少艰深难懂的历史学理论和概念。但是，历史课毕竟是一门学科知识课程，学生通过历史课的学习，还要学会历史思维和历史理解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了解必要的历史概念，而且，建立在历史概念基础上的知识和能力对日后进一步的学习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教材不同于一般读物的区别之一。因此，本教材在保持通俗性、生动性的同时，也保留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概念，如太古、王安石变法、郑和下西洋、太平天国、义和团等。
第四，大事年表、历朝统系表，地图、插图各具特色。
大事年表。作为民国初年的本国史教科书，本套教科书在编辑体例上与清末的最大不同是采用了民国纪元。对民国建立以前所有历史年代均采用了“民国纪元前若干年”，如此“既免儿童费无益之精神，且易知各事实相距之远近，以便于比较”。
历朝统系表。第三学年两册即第五、第六册的末尾都附带了本册教科书的所有朝代君主传承表，同时以民国纪元注明每朝兴衰的时间。便于学生在新的纪元方式中对各朝历史有明确的概念。
地图。特别注重其辅助课文的作用，教科书中陆续展现的中国历代疆域图已经形成为一个系列，达到了图文的有机结合。
插图。插图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该教科书特别注意反映民族英雄、帝王、历史名人。如第一册中有“孔子像”“孔子问礼于老子”“汉兵攻占图”等。也有一些反映其他方面人物或事件的插图，如第一册中的“夏桀乘人图”。在教师用书第一册中对此图的解释是：它是“汉时武梁石室画像，用以垂戒人世者，桀以人为车，坐二人肩背，此亦大违人道之举也。”
这套教科书依当时的技术条件，采取了图文并茂的编排结构，有利于历史教学。对于习惯于形象思维的小学生而言，特定的历史形象对于学习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思维和历史判断显然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从版面安排来看，图文大致的比例大约是6：1，例如在第一册，全书共28页，其中包括10幅插图或地图。教科书中的图片大部分选用的是历史图，特别是人物图。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书中的插图都是线条图。
当然，本书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教科书的某些“选材易以成年人的观点取舍，有很多不符合儿童心理的内容”，①特别是其中第五、六册中有关文化史的内容，也许对当时的小学生来说，理解起来会比较困难一些。但这些不足并非这套教科书的主流。
著名学者陈庆年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序》中指出：“历史之学，其文不繁，其事不散，其义不隘，而后足以为教，三者一不备焉，皆无当也。”这是对清末民初优秀的历史教科书编撰特点的最好概括。
“文不繁”是指历史教科书在内容的安排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符合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体现科学的现代教育规律。“事不散”是指教科书叙事集中而有条理。“义不隘”是指重视用进化史观和因果关系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三个特点在《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中都得到体现。简言之，它做到文字浅显，叙事集中而有系统，以较新的观念来指导小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并帮助他们初步掌握学习历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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