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8 09: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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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战略联盟稳定性
一、相关概念解析
1.战略联盟的概念
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及以上的有共同战略利益的企业，为了达到共同的战略目标（共同拥有市场或者共同使用资源等），而结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一种松散的合作模式，简言之就是两个或以上的企业为了实现各自战略性目的而达成的一种长期或短期的合作关系。
2.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含义
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可以定义为企业战略联盟在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在动态上保持战略联盟的完整，是一种动态的稳定。战略联盟由不同的企业组成，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变化、矛盾乃至冲突，但是保证联盟的正常运行是联盟稳定性的基本要求。
3.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
文化差异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价值观，意识形态，语言，教育以及风俗习惯上存在的差异，企业文化差异是不同企业在生产和管理中形成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上的差异。文化冲突指的是两种及以上的文化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对抗状态。
二、企业文化差异对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
1.适度文化差异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积极影响
（1）适度文化差异推动组织创新，保持企业战略联盟动态稳定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聚集在一起，会萌生出新的灵感，新的文化氛围会激发员工创新的动力；文化差异使企业战略联盟在分析和理解问题时，注意从多个角度和方面出发，这样会得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相反，一成不变的文化环境过于安逸，不利于创新能力的发挥，更不利于企业战略联盟在动态中保持稳定。
（2）适度文化差异推动企业战略联盟成员之间取长补短
企业的文化不可能是完美的，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存在不同的价值观，管理者通过接触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推动自身管理的不断进步；员工通过接触不同的价值观和工作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这些都能促进企业战略联盟持续、健康和稳定地发展。
2.文化冲突对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的消极影响
企业战略联盟的文化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能够适度利用，会给联盟的稳定性带来积极的影响，但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差异，联盟成员企业之间的文化冲突便会撼动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
（1）文化冲突对企业战略联盟信任机制的影响
企业战略联盟成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是企业战略联盟之间的相互信任，只有企业战略联盟成员相互之间建立坚固的信任机制，联盟的效果才能得到大大的提升，企业战略联盟的共同目标才能尽快实现，文化冲突对企业战略联盟的信任机制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不同的企业的文化越接近，融合程度越高，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模式就越趋向于一致，成员间的矛盾和冲突就越少。企业战略联盟的信任机制是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基础，如果因为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使联盟成员之间缺乏信任，那么战略联盟将会面临根基不稳甚至瓦解的后果。
（2）文化冲突对企业战略联盟管理的影响
企业战略联盟在组织结构上比较松散，因而其管理难度本身就比企业大，文化冲突更是加剧了联盟管理的难度。文化差异产生的管理问题不能单纯依靠调整组织结构来解决，而是需要在联盟运行的过程中加强文化上的融合。举个例子来说，在跨国战略联盟中，受中国“求稳”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管理者决策比较保守，对机会的把握不够及时，而西方管理者敢于冒险，这两种文化碰撞在一起，必然在管理决策上产生很大的差异和冲突，这就需要通过文化融合和管理者观念的改变来取长补短，弥补各自决策上的不足，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
三、正确对待文化差异，提高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
1.正视文化差异，从差异中受益
跨文化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是理解和接受差异，由于企业战略联盟成员企业的独特性，不可能消除文化差异，所以只能正视和利用文化差异，企业战略联盟在正视文化差异的同时，应该探索灵活的管理方法，鼓励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充分利用差异，使成员之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变文化差异为竞争优势。
2.有效识别文化共性和差异，预防文化冲突
在识别文化共性和差异的时候，应注重发现合作伙伴企业文化的优势和环境，对于存在的文化差异，为可能的文化冲突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并且建立合适的文化整合模式。
3.加强跨文化学习和沟通，实现文化重塑
通过跨文化学习和沟通，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减少矛盾和冲突，发现自己在价值观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不足，不断推动企业自身的发展。同时，要发扬自身文化的优点，对联盟内成员进行文化传播，推动整个战略联盟的稳步前进。要实现文化重塑，既要倾听联盟成员的建议，选择被成员广泛接受的方法，还要学习其他战略联盟的成功经验，使战略联盟的文化重塑不盲目，建立联盟共同的文化，即联盟文化。
文化差异对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具有重要的影响，正确对待文化差异，减少文化冲突，不仅仅能提高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而且可以促进企业战略联盟及其成员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莉萍.基于文化资产的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8（8）：65-68.
[2]王菲.跨国战略联盟中的文化冲突研究[D].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10.
[3]陈超.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2009.
[4]任远.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9（22）.
[5]梅花.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6.
[关键词] 中外合资企业 不稳定性 文化差异性
随着外商在我国的投资不断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目前我国已经成为第一引资大国。改革开放之初，跨国公司以合资形式投资比较多（1987年合资金额占整个FDI的比例达到64.22%）。 近年来，新增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由以前的合资为主演变成以外方独资为主。同时，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外资控股、独资倾向日趋明显，外资通过增资扩股和收购中方股权，使其在很多合资企业的股份由以前占少数或对等变成控股甚至独资，进而使这些企业变成外方控股或独资企业。
中外合资双方利益的不相容是冲突的根本原因，而管理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合资企业内部不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合资企业的文化差异，影响到企业中人们不同的价值观、管理方式和方法，必然造成文化冲突。所谓“文化冲突”，也就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因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当然文化冲突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正常的文化冲突，会促使各方之间相互深入了解，反省自身，在碰撞中寻求共同点，这种冲突就会成为企业组织中的积极动力。但大量冲突具有破坏性，产生分裂、混乱无序、不合作，造成企业功能失调，大大降低人力资源在企业组织中的效率，甚至形成负面效应。冼国明等（2002）研究德国博西华与扬子冰箱合资失败的案例得出：合资双方过于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甚至优越性，从而使双方在经营思想、管理制度和方法上的冲突加剧，是导致合资经营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外合资企业中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价值观的差异
企业价值观属于企业文化的隐性层面。在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形成典型的东方文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崇尚权威，强调等级次序；重视群体利益和亲情关系和睦；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开发。在欧美等国家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形成典型的西方文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主张个性的张扬和思想的创新，对“异端”的宽容和对别出心裁的鼓励。同时，形成了开拓进取、从不满足的独立人格。因此，东方文化的价值趋向重群体、重道德、重实用，而西方文化价值趋向重个体、重科学、重思辨。中外合资企业管理中，对高层管理者来说主要表现在风险观念方面。中国企业家受政府行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般“求稳怕变”，缺乏风险意识和冒险精神，唯恐失败，难以把握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中所出现的机会；而欧美国企业家则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敢于创新和冒险，无后顾之忧，在新产品研制、新市场开拓、新方法运用等方面都充满竞争和冒险精神。对于普通员工来说，这种文化的差异集中表现在对工作和成就的态度方面。中国企业员工目前还不能完全指望通过工作努力得到物质上的满足，缺乏灵活的激励机制，而在欧美国家，员工能从自身的工作努力过程中得到更多的物质满足和乐趣。这造成双方对工作和成就态度上的差异，并因此引发冲突。
从下例可以说明合资双方的价值观差异。中新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是在中、新两国政府的推动下于1996年7月开业运营的，中、新双方股份为51:49。公司经营年限为50年，经营范围包括开发、建设、管理、经营中新码头以及所属设施，为各类船舶提供集装箱装卸服务，并从事港内运输、仓储、集装箱修理，以及住处咨询等服务，以使中新集装箱码头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国际性集装箱码头。有一天，现场的一台叉车突然失火，叉车附近都是货物，办公楼上清楚看到火光，楼内所有中方人员，在中方副总经理的带领下，都快步跑到现场，协助灭火，事故处理完毕，中方人员回到楼内才发现新方都在办公室“隔窗观火”，而无一人到现场救火。因此双方开始抱怨：中方认为现场有危险，干部应该出现在那里，车和货物烧坏，不管是谁赔偿，国家财产都要受损失。尽管火场危险，公司的干部还是应该不顾生命安危，保证财产安全。新方认为：现场失火有专人负责救火，我们去了帮不了多大忙，管理人员应忠于职守，人去楼空怎么指挥现场，再说人的生命是高于金钱和财产的，怎么可以用生命去换取财产安全，中方干部的行为真是莫名其妙。
二、经营理念的差异
中外双方价值观的差异往往可以从对经营的风险态度以及经营目标体现出来。在风险经营理念中，中方企业家一般缺乏风险意识和冒险精神，而西方企业家则敢于创新和冒险，因而在新市场开拓、新方法运用等方面将会引发中外双方的冲突。在经营目标上，中方比较注重短期经营行为，当企业效益较好时，首先考虑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对员工的培训不太重视，存在重物质资本而轻视人力资本的观念；外方经营思想侧重于长期战略，当企业效益较好时，首先考虑追加投资、产品改进等问题，并重视对员工的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的人力资本含量。因此在经营战略目标上双方考虑的侧重点不同往往引发不稳定性。
三、管理方式和管理风格的差异
合资企业的重要特征是双方共同拥有企业控制权，这就意味着企业发展方面的问题需要共同决策，而在合资企业实际运营中让许多高层管理者共同决策并非易事。外方管理者习惯于个人决断、个人负责，而中方管理者习惯于集体决策、集体负责，个人不愿承担更多责任。对不同意见的表达方式也不相同，中方人员如对某事有不同看法，通常不是直接陈述己见，而是背后议论，而外方则是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处于国家高度集中控制之下，连产品定价、某个职务的工资标准变动等内部经营管理决策都要由国家主管部门决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企业管理风格，即一切由上级安排。。
例如，广州标致就是经营管理方式等不同造成文化冲突，以至广州标致解体。广州标致是由广州汽车制造厂、法国标致汽车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和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合资经营的汽车生产企业，成立于1985年，总投资额85亿法国法郎，注册资本为3.25亿法郎。广州标致员工共2000余人，由广州汽车制造厂和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共同管理。合同规定，1994年以前的总经理由法方担任，公司任何一个部门的两名经理中，至少有一名是法方人员。截止1997年8月，广州标致累计亏损人民币10.5亿元，实际年生产量最高时为2.l万辆，远未达到国家产业政策所规定的年产15万辆的生产能力。1997年10月，法方宣布撤资，广州标致解体。广州标致的经营失败，除了中法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外，未能解决好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是无法进一步合作的主要原因。在中法合作之时，广州标致公司从总经理、各部门经理到技术承包监督等重要管理职位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法方人员，他们采用生硬的、强制的方式，推行全套的法国式管理，与中国的传统观念和文化格格不入，由此引起中方员工的强烈不满。在生产经营管理中，双方经常出现不一致的看法，但退让的多数是中方。法国管理人员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不满意的地方直截了当地指出来，而中方管理人员的表达方式较为委婉，很少直接发表意见，这使得在实际运作中表现出法方人员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共同管理成为一句空话。法方管理人员在许多情况下坚持以原有的管理方法和固定模式处理问题，使中方的管理人员产生逆反心理，引发更大的矛盾和冲突，导致罢工事件。最后由中国政府和法国领事馆出面调解。事后，该企业的中方员工道出了心里话：“法国人的管理方式我们接受不了，我们受不了洋人的气。”这一事件的实质就是中法双方管理方式的冲突和文化的冲突。
四、显性文化的差异
中外合资企业中最常见和最公开的文化冲突是显性文化的冲突，即来自行为者双方象征符号系统之间的冲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表达方式（语言、神态、手势、举止等）所含意义不同而引发的冲突。在行为规范上，美国人比较开朗，喜欢随和、轻松和幽默的工作环境；而德国人较为谨慎，喜欢正式、严肃和稳健的工作环境。在某些中外合资企业中，外方管理者常抱怨中国员工对他不友好，原因是他经常看到中方员工在休息时聚在一起谈笑风生，但当他靠近时，员工却各自走开，没人搭理他，因而认为中国员工对他不友好，这其实是一种对潜意识语言理解上的差异而产生的误会。在西方，对别人的热情报以毫无表情的沉默意味着不友好，而在中国等级制观念影响下，普通员工见到较高地位的上级时，往往会流露出谦卑敬畏的神态，或者有意回避等行为。
从中外合资企业中的股权结构变化，可以发现合资企业的不稳定性也是有不同表现形式的，其不稳定的结果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外方收购中方股权，实现控股或独资经营。这种结果在合资企业中是比较多的，例如：如德国巴斯夫公司与上海染料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利用低价销售策略使企业连年亏损，这样不仅排挤了中小竞争者，而且亏损使企业总资产大幅度下降。这时，外方以企业持续发展为借口要求追加投资，而中方因亏损无力筹资，外方顺利通过增资扩股由对等股份上升为75%，从而实现了对合资企业拥有绝对控股的地位。
第二、中方收购外方股权，实现控股或独资经营。例如：1996年9月，在安徽合肥市成立的荣事达美泰克合资公司，荣事达是以5个公司作价，美泰克以现金7000万美元投入到合资企业。在合资企业的股权安排上，荣事达和美泰克各占49.5%，香港爱瑞公司占1%。美泰克是美国的第三大家电公司，合资企业最终在2002年以美泰克主动撤出，并转让其股权由中方完全控股而告终。
第三、合资企业独立运营，双方都极少干预。
第四、合资企业解体、清算与注销。
参考文献：
[1]吴玉瑞:中外合资企业的设计与发展.第1版，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页
[2]C.Inkpen and W.Beamish: Bargaining Power and the In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7
[3]王洛林 江小涓: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上），中国工业经济，2000年第4期
1.崇尚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中华文化崇尚集体主义，人们之间相互依赖，团结合作，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矛盾时，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这与美国文化不同，美国文化崇尚个人自由，追求个人利益，因此，美国的财务会计信息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使用者（Inpidual Users）的需要，而中国首先是为了满足机构（尤其是政府）的信息需要。
我国《会计准则》明确规定，“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在这一对我国会计目标的阐述当中，突出了我国会计信息应首先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在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具体体现。反顾美国，在其第1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提出“编制财务报告应为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信贷者以及其他用户，提供有用的信息，以便作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和类似的决策”，把投资者和信贷者的信息需要放在了最为显要的地位，而国家或政府的需要则没有明确提及，应该说，这与美国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正好一脉相承。
2.大权距（Large Power Distance）
权距是指权威（或管理当局）的集权程度，在一个权距大的里，集权程度较高，等级结构（Hierarchy）严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管理的重心在管理者；在一个权距小的社会里，集权程度较低，分权较为普遍，上、下级之间协商共事，管理理论的重心在雇员，而非管理者。我国长期以来属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政放权的改革，但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讲，我国显然属于典型的权距大的国家。由此可以想见，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较难集思广益，准则往往会流于笼统，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而且财务会计信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呼应权力拥有者（Power Holders）的需要，这一点实际已被实践所证明。例如，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是官方 财政部会计司来制定的，会计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影响甚微。这样势必会暴露许多准则内容考虑不周的。例如，我国对长期工程合同仅分为固定造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两类，而美国会计准则中，除了固定造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外，还包括成本不加成合同（Cost-without-fee Contracts）和工料合同（Time-and-material Contracts）两类，显然，我国实践中存在着成本不加成合同和工料合同，它们没有被包括在《长期工程合同》准则中，应该说与我国权距过大不无关系。至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相对于美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则更为笼统、简单，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难以驾驭、指导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可见“大权距”的文化特征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
再如，在我国，符合条件的借款费用发生时，即应予以资本化，而在美国，除了应满足“借款费用发生时”这一条件外，还应满足“资产支出正在发生”和“为使资产达到其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两个条件，借款费用才允许资本化（国际会计准则亦是如此）。两相比较，我国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条件要比美国来得宽泛，相应地，在相同情况下，我国资本化的借款费用一般会比美国多，不可否认，我国准则这样规范与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水平有关，但也不能排除，我国准则规范的这种做法没有准则制定者对财税利益目标需要的考虑，因为我国的做法无疑可以减少期间财务费用，以增加企业当期利润和国家税收收入，而这样做，也只能在大权距的文化环境中为了管理当局（即权力拥有者）的利益需要才会较容易地变为现实。
3.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Strong Uncertainty Avoidance）
规避不确定性是指文化成员对未来不确定性或未知状况的感知态度。如果一个社会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许多法律和规则来规范和维持人们的信仰和行为，而且社会成员也有这种需求以据以减少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情况。如果一个社会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弱，则相反。霍夫斯蒂德（1987）认为对于会计制度，最好将其理解为是一种减少不确定性的方式，因此，在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的社会里，其会计制度往往比规避不确定性意识弱的社会来得详细具体。如我国长期以来，各行各业各种经济业务均有相应的会计制度，事无巨细，几乎均作规范，即使在1993年《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我国仍然颁布了13个详细的行业会计制度来指导会计行为和会计业务的处理。企业会计人员在碰到新的经济业务时也是首先寻找会计制度看有无相应规范，若无相应规范再向国家财政机关要求规范，然后才作相应处理。可见我国会计文化中具有明显而强烈的规避不确定性的趋向，同时也可见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当中。如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方案中，就在短期内制定了几乎包含会计业务各领域的30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将来颁布实施时有关经济业务无相应准则可循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再比如，我国单独制定了《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准则，对这两张报表编制的基本要求、项目、结构、附注均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规范，并提供了相应的范式，从而可直接指导会计人员的编报工作。这是我国有较强的规避不确定性的文化特征在会计准则中的又一体现。而在美国、国际会计准则中均没有为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制定相应准则，相关内容仅散见于其他会计准则有关信息披露的规范中，因为美国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相对较弱。
4.阴柔强于阳刚（Masculinity Over Femininity）
阳刚社会崇尚财富、竞争、成就，如美国；阴柔社会崇尚关系融洽、为人谦恭、关心弱者和生活质量，如中国。中美在这一方面的文化差异势必会影响到两国的会计准则。如我国的《职工福利》准则主要规范企业向职业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其他额外福利，而美国的会计准则仅以职工退休金为规范对象，可见两者之差异，而这差异又与两国文化中对阳刚、阴柔各有倚重不无关系。因为中国文化偏好中庸之道，崇尚“和为贵”，注重通过温和方式协调职工与企业、职工与社会乃至职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矛盾，因此，即使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仍须向职工提供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以缩小贫富差距，安定民心，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相反，美国社会偏好优胜劣汰，金钱至上，因此，企业除了向职工提供合理的薪资和退休金外，甚少再向职工提供其他福利，职工的社会保险和住房支出均由己出，企业不再负担，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做相应的会计规范了。
5.职业化水平低（Low Professionalism）
美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建立会计职业团体，致力于会计职业自身的有序发展，从而为美国会计始终保持较高的职业化水平和自我管制能力奠定了基础。如今，美国会计准则是由其民间会计职业团体自己制定的，大量的经济业务可以依赖其会计人员自身的职业判断来处理，这些均对其会计准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美国相比，我国会计的职业化水平明显偏低，无论是会计职业的自我管制能力，还是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均捉襟见肘，差距甚远，从而反过来只能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法定管理制。比如，我国会计界的职业管理是由财政部（即官方）来具体管理的，非民间的自律管理；我国的会计准则亦是由财政部来负责制定，而非民间制定，这些均与我国会计职业化水平较低直接相关。至于因我国会计职业化水平低而导致的我国会计准则内容与美国、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则俯拾皆是，如我国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计量只能采用总价法，美国既允许采用总价法，也允许采用净价法，国际会计准则只允许采用净价法。我国没有采用净价法的原因就是如果按净价法计量收入，则需依赖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事先对未来现金折扣、销售折让、销售退回等进行估计，比较复杂，依我国的会计职业水平难以达到这一点。再比如我国对承租人融资租赁资产和负债的计量中，直接以租赁付款额的原值入帐，没有考虑折现因素，而美国、国际会计准则则都规定要考虑折现因素，主张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入帐，产生这一差异原因亦同出一辙。
6.强调统一性（Uniformity）
如前所述，我国文化崇高集体主义，以集权的等级管理结构维系政经与人际关系，讲求“仁、礼、忠、孝”、“恭敬不如从命”，均体现我国文化是偏好整体的统一而非个体的灵活与主动。反映到制度或会计准则中，就是需求不同会计实务的统一和企业不同期间会计的一贯，较少给企业留下因地制宜进行会计处理的余地。我国会计改革前实行的统一会计制度即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翻版；会计改革后，虽然希翼给企业会计人员以一定的灵活性，但在实践中却难以摆脱这一文化。比如《企业会计准则》在界定其适用范围时，就规定该准则“适用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同时又规定“会计处理方法前后各期应当一致，不得随意变更”等，都明显地留下了“大一统”中华文化特征的烙印。相对而言，美国的会计准则仅适用于股份公司，其他类型企业可参照进行会计处理，但不强制要求。对会计方法选择的一贯性也持灵活态度，美国在其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二辑 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中指出：“在会计期间，会计原则由此期至彼期的一贯，如果走得太远，会阻碍会计的。对于一种优选的会计方法，作一次变更，总是要牺性一贯性的，但是不作变更，会计就无从发展了”，它认为，只要符合成本 效益原则，就应允许实行会计变更。美国文化注意个性发展、注重个体的能动性与灵活性，由此可见一斑。
7.偏好稳健（Conservatism）
在一国会计文化中，会计人员偏好稳健还是乐观无疑会影响到会计业务的处理和会计准则的制定。那么，文化究竟具有稳健主义特征还是乐观主义特征？从亘古以来国人信奉的“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等观念，到今日国人远高于他国的储蓄率，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偏好稳健而非乐观的文化特征。由此可以推论，在我国会计准则规范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和会计方法的选择时，理应体现稳健性原则，以与我国的文化特征相呼应。然而从我国各具体会计准则来看，尽管部分规范体现了稳健性原则（如固定资产允许采用加速折旧法，和开展费用于发生时一律计入期间费用等），但从整体上看，稳健性原则体现不足，甚至有不少会计处理方法有违稳健性原则，明显“乐观”。如我国对同类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不确认损失，收入确认的条件比国际会计准则来得宽泛，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不计提坏帐准备等。这说明我国会计准则在这方面受文化影响不大，反过来，主要是受、因素的影响所致。但我们认为，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市场发育的日趋成熟，会计原则必将重现我国稳健主义的文化本色。
8.保密甚于透明 （Secrecy Over Transparency）
一般而言，美国文化被公认为是一个透明、开放、公开的典范，而中华文化则是一个含蓄、神秘、束缚较多的样本。这种文化差异，直接体现在中、美会计信息披露上的悬殊差异，即我国会计准则中要求披露的事项较少，而美国要求披露的事项多而且十分详细。比如我国收入准则要求在会计报表注中披露收入确认所采用的会计政策，而美国还要求披露正常和重复发生的收入数以及不正常的或偶尔发生的收入数；美国损益表中包括停止经营、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等项目，而我国损益表中则没有这些项目；再如美国除要求披露计入当期损益的研究和开发金额外，还要求披露有关研究和开发协议的信息（包括重复条款、每期发生的成本和盈利等），而我国对后者的披露就不作要求。
通过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文化传统的特点及其对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上述观点还有待进一步的经验验证）。以下我们再利用会计文化观来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所出现的一些原则问题略作剖析。
1.关于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应用稳健性原则游移不定的问题
关于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对稳健性原则应用的态度问题，近年来争论颇多，分歧较大，从纯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讲，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应该充分体现稳健性原则，而从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状况的角度来讲，我们又不具备普遍应用稳健性原则的充分条件（尤其是宏、微观经济条件），这两大因素交互作用，注定了我国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对于稳健性原则的应用举棋不定，难作决断。具体到每一项经济业务上只能两相权衡，看孰重孰轻，再作结论。而在目前准则的实际制定过程中，往往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甚至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我国目前会计准则从总体上讲稳健不足的局面。
2.关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应用问题
实质重于形式，无论在美国还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均将其作为重要的会计原则贯穿于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当中，而我国在《企业会计准则》中没有将它列为一项会计原则，在各具体会计准则中也很少见到这一原则被贯彻其中。对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态度，中外大相径庭，令人费解。我们认为，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去探究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众所周知，所谓实质重于形式，是指我们在处理经济业务时除了要看其形式外，更应注重其经济实质，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按照经济业务的实质而非法律形式来进行会计处理。很明显，采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要赋予会计人员较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要求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要求为风险偏好型。而我国崇尚集体主义、集权程度较高（权距大）、规避不确定性意识较强、职业化水平低和重统一性、轻灵活性的文化特征使得应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前提条件较难满足，因而会计人员只能或只求遵循经济业务的法律形式来进行会计处理。这可能便是我国轻禅实质重于形式会计原则的文化动因。
3.关于借鉴国际会计惯例与坚持中国特色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茶文化旅游；产业态势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茶文化的复兴和旅游产业发展，以茶文化为主体的茶文化旅游得到了飞速发展。伴随着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在学术界，茶文化旅游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目前，在学术界的研究中，主要偏重于茶文化的产业发展，对茶文化旅游的理论，特别是有关茶文化旅游的概念、特征的研究少之又少。有鉴于此，有必要对茶文化旅游的相关概念、特征以及产业发展态势进行研究，以期达到丰富茶文化旅游的理论研究内容的目的。
一、茶文化旅游的概念
（一）茶文化与文化旅游。研究茶文化旅游的概念，要首先界定茶文化与文化旅游的关系。茶文化的概念有其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茶文化是指整个茶叶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专指其“精神财富”部分。最早提出文化旅游概念的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认为“文化旅游包括旅游的各个方面，旅游者从中学到他人的历史和遗产，以及他们的当代生活和思想”，这是从广义上定义文化旅游的概念。国内学者任冠文认为“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主要以消费文化旅游产品，体验与享受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内涵，从而获得身心愉悦的一种旅游活动”。从以上概念可以看出，茶文化和文化旅游都属于文化范畴，都具有文化的属性，并且都处于行为文化层面。而茶文化旅游不只是茶文化与旅游的简单相见，它既是茶文化内涵的延伸，又是文化旅游业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
（二）茶文化旅游的概念。关于茶文化旅游的概念，目前学术界不但没有统一的定义，而且有关茶文化旅游概念的论文也是少之又少。张琳洁认为，茶文化旅游是指茶业资源与旅游进行有机结合的一种旅游方式。毕剑、尹郑刚认为，茶文化旅游是以茶文化及其衍生艺术形式为主要吸引物，以了解茶文化、认识茶文化、欣赏茶文化为主要目的，融观景、品尝、参与、购物于一体的一种文化主题旅游。以上关于茶文化旅游的概念，作者都是从旅游产业化的角度进行界定，没有考虑到旅游者与茶文化旅游内涵之间的关系，没有突出旅游者的文化动机。笔者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对文化旅游的定义：“人们想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思想时所发生的旅行”认为：茶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为了解、鉴赏和体验茶文化内涵，而对茶文化旅游区进行的旅行，从而使旅游者获得精神和文化享受的一种旅游类型。
二、茶文化旅游的特征
（一）茶文化旅游的文化性。茶文化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一部分，表现出很强的文化性特征。文化性不但是当今旅游的整体属性，更是茶文化旅游的根本属性。如果在茶文化旅游的过程中没能表现出茶的文化性特征，不但没有吸引力，而且行之不远。茶文化旅游的文化性是有关茶叶的生产、加工以及饮用等方面而产生的物质形式和精神形式。在这些表现形式中，都是围绕茶的这个核心来表达，如让旅游者参加茶叶的采摘、炒制过程，使游客体验到茶叶的生产文化；通过茶艺表演，使旅游者体验中国茶的“廉、美、和、敬”的茶德文化；通过旅游者欣赏茶诗、茶画和茶歌等艺术，使游客体验茶文化的精神内涵。
（二）茶文化旅游的休闲娱乐性。作为文化旅游的一部分，在内涵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文化性，茶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在内涵上更多地体现出休闲娱乐性特征。旅游的属性不仅包括文化性，还包括休闲娱乐所带来的愉悦性；茶文化在表现形式中也更多的是使受众体验茶所带来的休闲娱乐享受。从以上两点来看，旅游和茶文化的休闲娱乐性特征是相一致的，这也是茶文化能适应当今旅游业的发展，迅速开发出茶文化旅游的前提。在茶文化旅游中，主要是通过有关茶的艺术表现形式来突出这一特征，特别是茶文化的核心――茶道，它在表演过程中，所展示出来茶的休闲、养生的文化都能使旅游者得到身心的愉悦。除了茶道之外，茶文化旅游的其他形式所追寻的目的也是使旅游者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得以休闲娱乐。
（三）茶文化旅游的经济性。茶文化旅游作为当今旅游产业的一个分支，它的经济性特征表现的非常明显，这是由于茶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和企业化所决定的。茶文化旅游企业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追求经济利益是首要的目标，也是无可非议的做法。茶文化旅游的经济性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现今世界是市场经济世界，追寻经济性就能用经济手段更好地保护茶文化艺术，丰富茶文化内涵；另一方面由于过度地追求经济性使有些茶文化旅游企业偏离茶文化的传统形式，甚至把一些糟粕带进茶文化旅游中去。因此，鉴于茶文化旅游的经济性特征，在开展茶文化旅游的过程中不但要追寻经济利益，还要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三、茶文化旅游的产业态势
（一）国内茶文化旅游发展初露端倪。国内虽然茶文化旅游发展迅速，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这主要表现为：产业规模较小，知名度不高，旅游产品稀少。目前，我国开展茶文化旅游的地区主要是较大的产茶区，这些茶叶产区虽然茶产业的规模较大，但是与茶相关旅游产业的规模却相对较小，没有形成专门开展茶文化旅游的大型旅游景区和旅游公司，这样就不能适应当今旅游业飞速发展的速度。我国茶文化的知名度举世闻名，但是与此相关的茶文化旅游知名度却不高，如很多旅游者只知道杭州的西湖龙井很有名，却很少有人知道与龙井相关的旅游产品。纵观国内的茶文化旅游市场，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十分不足，产品不但稀少而且形式太单一，没有形成一条与茶有关的旅游产业链条。以上几点说明我国茶文化旅游开发十分不足，还处于水平较低的初级阶段，要想发展我国茶文化旅游，必须扩大产业规模，提升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大力开发适合我国茶文化旅游的产品。
（二）茶文化旅游重“茶”轻“旅”。我国茶文化旅游产业普遍存在重视茶产业发展轻视旅游产业发展的现象。由于我国茶文化旅游是在茶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又加之以茶为主的旅游收入没有茶产业收入高，导致在开展茶文化旅游的过程中旅游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再者，我国的茶产业发展和旅游产业发展都是政府导向性，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模式中，政府在开发的过程中只重视茶产业发展，轻视与茶有关的旅游发展，有的地方政府之所以发展茶文化旅游无非是为了丰富茶产业的内容，这种发展模式势必影响茶文化旅游的健康发展。
（三）节会旅游带动茶文化旅游发展。近年来，节会旅游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的一些茶叶产区开展的茶文化节，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加。鉴于此，这些地方政府改变了过去“茶叶搭台，经贸唱戏”的老传统，纷纷在茶文化节时把旅游要素也整合进去，这样达到了“以茶促旅，以旅促茶”的良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如，上海市把以前的茶文化节名称就改成了“茶文化旅游节”，旅游元素的加入丰富了茶文化节的内涵。但是，这些节会旅游还是以“茶”为主，以“旅”为辅，不能使二者有机地结合。
四、结语
茶文化旅游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行业发展态势上都处于起始阶段。要促进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就要加大对其的理论研究，提高理论研究水平，从理论高度上指导行业的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文化.中华茶文化基础知识[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2.
茶文化从中国传入日本之后，被日本人吸收、丰富与发展，使茶文化具有了日本本圭化的特点。日本人对茶文化的定义与中国不同，也们认为：茶道就是有关沏茶、饮茶的文化祗，是用以修身养性，与别人进行沟通与学习的工具。二十世纪末期，日本的谷川激三先生曾在《茶道的美学》中，对茶文化进行了定义，也认为茶文化是一种艺术，是以茶品为媒介而演出的一种艺术。因而谷川激三先生认为茶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即艺术、社交、礼仪与修行。可以说，日本的茶文化更具有实用价值，从中国古代高深玄妙的宇宙观中解放出来，将之用于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工具。日本茶文化的核心是禅，这与中国古代诗词中所说的“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无尽藏”的禅修行十分吻合，中国传统的禅宗思想认为，思想的修行不需要去全心向佛，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修养，品茶正是修身养性的方式之一。日本茶文化的形成，受中国影响很大，与中国的“和、静、怡、真”相比，日本提出了“和、敬、清、寂”四个品茶原素。与中国的道家形上的思想观相比，日本茶文化则具有相互尊敬、渴望社会安定、国家和平的愿望，这是日本茶文化在吸收了中国茶文化之后，进行了本土化思想的加工与改变。
二、中日茶文化之异同
饮茶，是中国与日本代表的东方世界所特有的生活现象。虽然茶文化最先起源于中国，但当它传到日本之后，茶文化开始发生变化，开始与中国的茶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以下，本节将对中日茶文化的异同进行分析，希望能对更好的理解茶文化有所帮助。
（一）中日茶文化相同之处中日茶文化虽然在发展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茶文化中重视“精神内涵”的特点却是相同的。中国的茶文化中注重“天人合一”“、禅茶一味”等思想，是中国人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因而中国人品茶十分注重“品”字，他们把茶看到一种形而上的存在物，甚至把茶水当作人与自然、人与天地的媒介，而饮茶的过程则是人与天地、人与自然进行交流与感悟的过程，其精神内涵的追求是品茶最终目的。在这一点上，日本茶文化与中国相似“，和、敬、清、寂”是日本茶文化的精神理念，日本人在品茶时，茶水制作的每一道工序都十分讲究，及时茶具的使用也是极具禅宗意味的。从茶室的布置与安装，到茶具的选用，茶叶制作的程序等等，日本的茶文化无一不体现着禅宗文化中“本来无一物，勿使染尘埃”的精神追求。此外，中日两国的茶文化的相似之处还在于，都追求品茶活动舒缓身心的作用，简而言之，饮茶成为人们放松心灵的一种方式。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影响之下，人们背负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的重担，每一个中国人都把家庭、民族的伟大与振兴当作自己的责任，从而背负着重重重担的中国人，把饮茶当作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希望在这种放松心灵的品茶活动中，能够收获更多的动力与领悟。由于日本民俗所特有的民族特征，品茶理所应当的成为他们放松身心的方式，正是基于品茶这样的特点，饮茶才成为社会中最为普遍的放松方式，无论是王化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对茶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喜爱。
（二）中日茶文化相异之处中日两国茶文化的相异之处，首先表现在形式方面。中国人品茶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茶馆，在一些古装电视里经常会有茶馆出现，茶馆成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因为中国的茶馆面向于社会各个阶层，因而具有平民性、开放性的特点，茶馆是人们休息、娱乐的场所，是古代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娱乐休闲方式。到了现在的中国，茶馆虽然已经不见身影响，但是一些极具古典特色的茶楼、茶间却开始出现，它与古代的茶馆一样，有着随意性、开放的特点。而日本的品茶形式则与中国有所不同，日本茶文化的场所主要是茶室，日本的茶室与中国的茶馆不同，以其严谨、繁琐与等级为特色。
在气氛与环境上，中日茶文化也有所不同。在中国的一些古老的茶馆里，我们会发现，其环境十分幽静，里面所收录的家具、茶具等都是极具古典气息的，有的茶馆里面甚至有花花草草、鱼虫等等，有的还会有大荧幕上的皮影戏表演，因而整体的氛围是“悠闲”与“自在”的。相比之下，日本的茶文化氛围则相对要严肃很多，日本的茶室总是静悄悄的，茶室里的任何物品都极为讲究，给人一种严肃、严谨之感，并没有中国茶馆里的随意的感觉。此外，中日两国茶文化在文化社会中的地位也不同。中国的茶文化成熟于唐朝时期，此时的中国文化与思想已经处于成熟阶，中国的社会、文化以及思想都已经定型，因而茶文化是处于主流文化的支流地位，它处于辅的地位。但是日本则与中国不同，茶文化传处入日本时正是七、八世纪，此时的日本文化还没有形成，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因而茶文化对于日本文化来说是一种主流性文化，对茶文化的改造与丰富，才使得日本文化具有本土性的特点，与中国茶文化的辅地位不同，日本茶文化则处于日本文化的主流地位。
1从概念辨析茶学与茶文化的关系
茶学：园艺学的分支学科。研究茶树的栽培、繁育、制茶，茶叶质量及其审评、检验方法，茶销售、流通学等经济活动以及茶文化[1]。
茶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围绕着茶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茶文化的概念虽然笼统却一揽无遗。茶学概念在“园艺学的分支学科”的定性上，毫无疑问比茶文化概念要狭窄得多，如果从概念范畴的大小出发排序，茶文化理所应该凌驾在茶学之上。但是，茶学概念在定性之后，又用例举的办法将概念具体化，而例举出来的相关研究方向远远超出了园艺学范畴。如果将这些研究方向分别放入所属学科分类里，对于茶叶经济活动的研究恐怕要列入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中，更何况最后还加上了茶文化，关于茶学与茶文化的关系问题再次埋下了伏笔。
文化概念有多重含义，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以及使用文化概念时很容易产生歧义。对于文化的理解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主张文化包含人类所有文明成果，也就是上面茶文化概念所依据的大文化观。第二个层面将文化限定在精神成果上，而第三个层面则进一步缩小到文学、艺术、音乐等范围，在现实生活中一般使用第三层面来理解文化。从茶学定义的行文上看，最后所提到的茶文化与自然科学、甚至与社会科学也是并列关系，可见是指茶的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等最高雅的精神成果，是最狭义的理解方式。如果理解例举方法不可能周全的局限性，“茶学是关于茶叶的学问”，茶学与茶文化就成了完全同等的概念，只不过，前者以研究对象的茶统合所使用的理论与方法，后者以各种理论与方法研究同一个对象——茶。
茶学与茶文化的重叠冲突有一个过程，主要反映在茶学概念的出现及迅速扩张上。在使用茶学概念之前，主要使用茶业的说法，王泽农[2]阐述其定义：茶业是为获得饮料茶叶而进行栽茶、制茶、茶叶销售等经济活动的农业生产分支部门之一。为了发展茶叶生产，获得高产优质的原料和制品，需要研究培育茶树优良品种、茶树栽培和茶园管理措施，还要研究茶树生物学、茶叶生物化学、茶树病虫害防治和采茶、制茶技术及茶业机械，研究、制订茶叶审评和检验方法。对茶业政策和销售、消费等经济问题的探讨，兴办茶业教育培养茶业专业人员，都是发展茶业不可缺少的工作。
上述茶业的定义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相距十来年后的茶学定义最大的区别就是增加了茶文化的内容。这十来年，正是茶文化宣传活动最欣欣向荣的时期，结果之一就是引起了茶学的关注，呈现出统合茶文化的强烈意欲。可是新兴的茶学一方面明确学科性质为园艺学，另一方面却将学科范围扩大到整个围绕着茶叶而形成的人类文明成果，不仅超出农学的范畴，甚至连自然科学也无法涵盖。茶学概念的这种矛盾表面看来是茶学界尚不明确自己的研究范围，根本的原因是茶学是一个横向应用型学科，本来就具有在研究与教学中涉及大量的基础理论学科与其它应用学科的特点。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提出不同的课题，茶学的范围逐渐扩大，主导学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序位变化或更迭，已经被普遍承认是茶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茶业机械、茶业经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现在又想收编茶文化。
茶学对于茶文化的吸收非常积极，上述茶学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茶学研究者的实践活动，这个实践活动不仅表现在一些茶学学者研究茶文化课题上，而且更主要的方式是在农学或者说园艺学的学科平台上培养茶文化研究生。同时，茶文化研究者对于茶学却体现了比较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在茶文化提起之初，王玲[3]就在《中国茶文化》中明确指出：研究茶文化，不是研究茶的生长、种植、制作、化学成分、药学原理、卫生保健作用等自然现象，这是自然科学家的工作；也不是简单把茶叶学加上茶叶考古和茶的发展史。我们的任务，是研究茶在被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和社会现象。
就是说在拥有无所不包容的茶文化概念的同时，茶文化研究却是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范围内展开，这个矛盾或者说差异建立在文化概念的广义与狭义的区别之上，而这个广狭兼具的思考方式也指导着茶文化研究者心态平稳地选择自然科学以外的课题。下面看一下《辞海》中的文化定义[4]：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它具有阶级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
狭义的茶文化除去了广义的前半部分，仅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围绕着茶叶所创造的精神财富。茶文化学者拥有这两个茶文化概念，分别应用于认识理念与研究实践两个不同的层面。茶学学者中同样也有两种主张与实践，或积极参与茶文化研究，或主张茶学不应该把茶文化纳入研究范围。在提出进一步的意见之前，先从文化的分类与结构理论出发探讨茶文化研究的基本属性。
2从文化的分类与结构理论看茶文化研究的属性
按照文化的分类与结构理论，文化由物质生产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等三个部分构成。落实到具体文化项目上面时，同样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这三类。拿茶文化来说，首先它是一种物质文化，种植加工技术是基础，同时，茶文化也拥有榷茶专卖、吃讲茶等制度行为文化和诗词歌赋、赵州吃茶等精神心理文化方面丰富的内容。广义的茶文化涵盖所有的人类围绕着茶而创造的所有文明成果，也就是以上所说三个部分的文化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指的是后两个方面。茶文化的物质文化基本属性决定了它与其它以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为特征的文化项目相比具有更强的实践性特征。这种文化结构与人类知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类有着相当程度的对应性。
传统茶学以茶树种植、茶叶加工、深加工产品的研发以及基础理论研究为主，是中国现在唯一一个以单种作物命名的二级学科。广义茶文化中的物质生产文化的部分就是其研究范围，中国有着相对强大的科研、教学队伍。不过在一般所说的茶文化中不包括这一部分。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形成了各种风俗习惯，构成了人类的制度行为文化。茶叶的经济、经营、近期尤其成为热门话题的绿色壁垒等法律问题属于制度文化。而围绕着茶叶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系列风俗习惯、应用方式则属于行为文化。中国在饮茶习俗形成之初，茶就是一种经济作物，并且迅速发展成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品，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特色的中国，类似茶叶的商品并不多见。早在第一个高校的茶叶专业的复旦大学茶叶组，就把茶叶贸易列入主要课程。上世纪八十年代，各校茶叶系大多开有经济类甚至管理类课程，安徽农学院还设立了茶业经济贸易专修科，可见茶叶专业的学者拥有注重经济贸易的传统。但是学术背景是农学，相对缺乏经济学或管理学的系统修养，二十多年以来，对于中国茶业的发展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另外，在这近二十年里，茶业的发展变化非常大，在餐饮、旅游等行业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既有的茶文化产品需要维护、提升，更需要开发量多质优的茶文化产品。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管理学等是相应基础学科，大多直接与茶文化产业相关。
制度文化有意识形态的基础，行为文化则有社会心理文化的根底，两者组成精神心理文化。哲学、文学、历史学、心理学等是相应基础学科。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长期孕育而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因素构成了精神心理文化。精神心理文化反映了人的内心世界，隐藏在文化的最底层，由于远离经济基础，无形无色，往往被人们忽视。但是，就是因为精神心理文化所处的位置，使得它成为人类文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文化产业的源泉就在这里。要想开发一个成功的茶文化产品，要想提升一个茶文化产品，不把精神心理文化作为其出发点，恐怕只能停留在空想的层面上，不可能成为有生命力的合格产品。在当今中国“科学主义”占绝对优势的时代，真正认识到精神心理文化重要性的学者屈指可数，最普遍的现象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毕竟是“文化人”，没有裸地否定文化的勇气。茶界更是以文化实用主义为理所当然的指针，把“文化为经济服务”奉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指导科研和教学。
从以上文化的分类与结构上可以看出，虽说是建立在狭义的文化概念之上，但是茶文化仍然包含了制度行为文化和社会心理文化两大部分，对于这些文化的研究涉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各种基本理论与方法。从茶文化学科的性质上看，可以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茶文化研究作为横向应用型研究，在理论上可能使用所有的基础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实践上则视课题性质和研究者所属学科而定。因此，无法用现在通行的一、二级学科的分类方法为茶文化定位。
3从严密分工回到学科协同
茶学是中国学科分类的产物，是中国教学、科研的传统。茶文化则从人类文明成果的角度审视茶叶，对于中国茶界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认识方法。茶学学者已经意识到文化在茶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尝试吸收这些内容。而茶文化研究也同样意识到茶学基础的不可或缺，于是在茶文化研究中也在理念上将茶的自然科学研究纳入自己的范畴。学科重组也好，学科内涵外延的扩展也罢，这些努力在理念上应该得到鼓励。然而，茶学与茶文化的学科基础完全不同，在学术分工日益细致化的今天，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研究者个人，想做这种跨学科的学术研究不说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很困难的。因此，茶学可以在理念上包含茶文化，就像广义的茶文化包含茶学一样，在学术上关照茶文化，却不宜以现有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直接从事茶文化研究。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茶学的学科属性，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自然科学范畴是明智的选择。这样一来，茶学与茶文化也就成为互补的关系。
同时，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茶学孕育了茶文化，因此第一批成绩卓著的茶文化研究者是茶学学者。“新学科在生长初期往往是寄生性的，其价值信念需要从其他较成熟学科领域里获取，并始终受着社会文化的影响，学术自主性和独立性始终是相对的。”[5]
茶学学者提出茶学不应该把茶文化作为研究方向，从正面看是对与茶文化研究的尊重与发展成果的肯定，觉得茶文化已经达到独立发展的程度，应该离开哺育他的茶学，因为他们的学科基础完全不同；从反面看是对与茶文化研究的批评与激励，茶文化研究的水平还没有达到与茶学平等对话的程度，通过分离手术培养自主能力，促使茶文化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茶叶研究中专业的精细分工是茶叶研究成熟的标志，茶叶研究属于横向应用型研究，如前所述涉及大量的基础学科，在精细分工之后，各学科的研究将会出现更加迅猛的发展，进而产生学科协同效应，可能获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这种效应具体表现为不同学科之间日益交叉、渗透、融合，即通过知识对流、模式组合、方法碰撞等，形成学科的协同共生效应。”[6]
茶学与茶文化的相互关照已经为产生协同效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原则上不存在观念上的隔阂，前提是茶文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学术化，尽快建设到能够与茶学对话的程度。教育学学者罗云把学科协同效应分为三种类型，最后从这三种学科协同效应展望茶叶研究的未来，尽管展望得太远了一点，就看作一种激励吧，以结束本文。
第一，学科综合效应。茶叶研究使用了各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吸收各种学科的长处，从具体课题出发，积累大量不受学科拘束的研究成果，一旦这些成果自成体系，新的学科也就应运而生。茶文化作为学科尚未形成，学科综合效应的成果既可能是茶文化学科，也可以是综合了现在茶学与茶文化的新学科。
关键词：茶文化；大学生；礼仪修养
中图分类号：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000X（2018）07-0041-03
礼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应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礼仪修养则是指对人际交往行为规范和准则的认知程度和水平[1]，简言之，即礼仪达到的一种程度。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作用体现在以茶育人、以茶言志、以茶喻理等方面[2]。大学生是国家及社会建设性发展的人才保障，同时也是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承载者，结合茶文化活动，加强大学生礼仪修养教育，于国家于社会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礼仪修养对当今大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
近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案件频发。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大学生正处于由校园步入社会的转型时期，在此期间，他们面临着升学就业、恋爱交友、师生关系、家庭问题等多重因素带来的心理影响。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一切的财富和成就，都源于杰出的智慧和健康的心理。”健康的心理是大学生实现人生理想和成才目标的前提，是培养健全人格的基础，也是大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必备条件[3]。在大学学习生活期间保持心理健康对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大学生进行礼仪修养培养有利于帮助学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他们学会尊重他人、诚信待人、举止得体，谈吐适度。进一步具备化解人际冲突、加强其与他人的合作精神，巩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有利于塑造良好的心理状态，在学习与生活中，表现出正面态度多于负面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培养应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对待消极情绪的调节能力，从而建立心理预防机制有效防范心理疾病的发生。
（二）有助于大学生塑造人格与自我完善
人格，是指人的性格、品格及资格的总和。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等特征的总和；从伦理学角度讲，人格指人的品格，体现人在一定社会中受教育和自我修养的文明程度；从法律角度讲，指人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体现人在一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权利和义务的统一[4]。从伦理学角度阐述：礼仪修养能从言谈举止等外在的行为上提升人的姿态和气质，塑造优良的形象，同时可以展现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面貌。这说明礼仪修养可以使大学生拥有积极健康，青春活泼的形象，落落大方的氣质和彬彬有礼的礼仪风度，同时展现自身的道德素质和品行修养，体现人格魅力。礼仪修养培养帮助大学生不断剖析自身性格和处事的不足，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使其今后尽快融入到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富有挑战性的职场生活。歌德说：“一个人的礼貌，就是一面照出他的肖像的镜子。”[5]。当代大学生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促进、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自我发展以及学习礼仪，遵守规范，提高交际技巧和应变能力，才能适应社会、获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实现个体社会化，礼仪修养是一门必修课[6]。
（三）有助于大学生学有所成
校园中，良好的礼仪风尚有助于发扬朴实求真、勇于创新的学风。例如在学术研讨会中，激发学生之间思维火花相互碰撞；在讨论学习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参加考试，诚信守信，不违规不越矩；学术竞赛上，求真务实、真诚参赛、营造公平公正的良性竞争氛围等。从以上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出礼仪对于学风建设的益处。
同时，大学生具备良好的礼仪修养有利于维持和谐稳定的师生关系，大学学习期间，难免遇到学业上的问题，如实验课题进展缓慢、专业知识理解一知半解、对研究方向前景迷茫等，都可以虚心地向老师请教，老师定将答疑解惑、耐心指导，帮助他们在学业上取得进步或者实验上获得进展，为今后步入社会或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出国深造奠定坚实的专业基础。
二、大学生礼仪缺失的表现
（一）公共意识淡薄
公共意识淡薄是大学生礼仪缺失的常见表现。具体现象可以涉及到社会与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乘坐公交车、地铁旁若无人地吃有气味的食物，大声外放音乐引发喧哗；图书馆中违反规定随意占座，嬉戏吵闹，手机不静音，接电话音量大；在校园街道、草坪上随意吐痰、乱扔果皮纸屑烟头，无视告示故意采摘花草，冒险攀爬雕塑拍照；骑行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恶意损坏公共设施等。
（二）个人素质欠缺
个人素质高低可以从日常待人处事中体现出来。如能否尊敬师长，能否正确引导新入学师弟师妹建立正确的学习生活态度；能否尊重体谅和关心同学，能否维系寝室生活融洽；能否具有集体荣誉感，能否按时参与集体活动、服从组织安排和是否有责任心与使命感，能否對待社团与学生会工作尽心负责；以及能否在课业方面诚实守信，不弄虚作假等。当代大学生活中时常涌现与同学老师关系冷漠，缺少沟通；班级集体意识淡薄，经常缺席公共活动；偶遇老师，刻意躲避甚至无视老师；集体撒谎逃课，普遍旷课，学习功利心严重，考试作弊的现象。
三、茶文化对大学生礼仪素养培养的内在联系及意义
（一）茶文化的定义
茶文化的定义首次出现于庄晚芳教授在《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一文中。陈文华则提出了从广义与狭义两个角度定义茶文化的概念：广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7]，它以物质为载体，反映出明确的精神内容，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和谐统一的产物，是一种对茶事认知集合形态的人类现象[8]。而狭义的茶文化则专指注重精神享受部分[9]。目前茶文化的研究重点在其精神功能与传播价值，且茶文化涉及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美学、传播学等，是茶与文化综合全面的结合。故本文主要从广义的角度来阐述茶文化对于大学生社交礼仪的推进作用。
（二）茶文化对礼仪素养培养的内在联系
茶是尊重的象征。前人有宋代诗人宋耒“寒夜客来茶当酒”般“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高雅。今时有寻常百姓“引座上茶”的待客之道。“来客不筛茶，不是好人家”，来客奉茶是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最起码的待客礼节，表达出主人热情友好、诚挚尊敬的心意[10]。一杯热茶疏解了客人沿途的疲乏，人情之暖胜过冬夜之寒。进门一杯淡茶，不似烈酒浓烈醉人，淡然清香中传达的正是一份恰到好处的尊重。茶道吸收中国传统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人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发现与遵循客观规律，戒骄戒躁、耐心冲泡，方显对茶叶，这片神奇的来自大自然恩赐的“东方树叶”的尊重和对客人满满的敬意，将精神的东西融进茶中，使之成为精神文明的代言，从而让茶文化成为精神文明的体现[8]。
茶是和睦的象征。常言道：“茶品如人品，茶道即人道”，茶之所以被称之为“君子之饮”说的正是茶与为人之道的关系[11]。饮茶之人其精神内涵与品性修养也有一定的高度：待人和睦，为人真诚。茶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吸收中国传统儒家“和”的精神。唐代诗人裴汉在《茶述》中写到“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而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论述到“祛襟涤滞，致清导和”。这些都表明古时茶人将和谐、中庸的思想引入茶文化中。
茶是清廉的象征。古时有陆纳以茶作为“素业”倡导廉俭，反对奢靡的美谈，流芳百世；茶神陆羽作有茶诗《六羡歌》云“不羡黄金晕，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惟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此诗将陆羽淡泊名利、不慕荣华、不贪功名、不同流俗的高尚品格传达地淋漓尽致。如今“茶之廉，推行清廉、勤俭有德、以茶敬客”仍是正道，通过接纳茶文化这一健康、生活、不以虚华为荣，而以廉俭为贵的文化风尚标，自觉接纳现代礼仪规范，正是茶文化与当代礼仪又一默契的切合点。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茶文化与礼仪有着紧密而深刻的联系。
（三）茶文化对礼仪素养培养的意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不断壮大，经久不衰的丰厚滋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高贵的灵魂，只有文化兴才能国运兴，文化强才能民族强。茶文化作为中华名族传统文化的特殊形式，其海纳百川，传达着高尚而普世的价值观，并且深入寻常百姓家。人们以茶明叙伦理，以茶热情待客，以茶和睦氛围。这些都是礼仪涵养所需要的精神境界与行为规范，具有文化的教育功能。而茶文化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茶文化对人的教化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10]。一方面，茶文化的广泛传播直接向人们传达仁义、朴素、热情、真诚、团结、勤奋的精神导向。另一方面，茶文化的价值输出从一定程度上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切合。二者都倡导和谐友善、对于传播社会正能量，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而良好的社会风气可以约束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秩序，提高社会公共意识，培养社会公德心与责任感，进而提升礼仪素养。从全民饮茶到全民爱茶再到全民兴茶最终全民进步的伟大跨越。
四、茶文化对大学生礼仪修养的推进——以湖南农业大学校礼仪队为例
（一）学习茶诗，提升综合素质
茶诗作为茶文化的形式之一具有语言优美、意境高远、体裁多样、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等特点[12]。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3]。湖南农业大学礼仪队通过学习茶诗中饱含的思想和精神，可以加深对传统文化精髓的理解，也是对中国茶文化的继承。
古往今来，修身养性、明伦怡情的茶诗妙句不在少数。苏轼在《汲江煎茶》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取水、烹茶、斟茶等茶事活动，用以表达诗人高雅的情趣，托茶喻志。“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写下“茶香宁静却可以致远，茶人淡薄却可以明志”，源自诸葛亮的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用以表赞饮茶之人重德行、尚和睦的特点。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写道：“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徒自欺”[14]，倡导以茶代酒，探讨茗饮艺术境界，对唐代中后期中国茶文学——咏茶诗歌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礼仪队开展茶文化的学习是当代大学生对茶风古韵的传承，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茶文化教学不但可以传播茶文化知识，同时丰富学生内涵修养，综合提升素质。
（二）茶艺培训，增进操作技能
礼仪队队员定期参加茶艺课程培训。通过品茶、泡茶等过程，不仅让礼仪队队员对茶文化有了直观的了解，而且提高队员们动手、动脑、动心的能力。同时在茶事活动中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利于培养队员的组织管理和协作能力。茶艺中鞠躬礼、伸掌礼、寓意礼、着装要求、神态规范、解说演示等[10]，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队员的气质和日常言行，可提升队员们良好的外表形象和气质。礼仪队队员结合平时生活实际的需要，通过练习茶艺，既丰富了业余生活，又掌握了一门特长，是将茶文化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最佳方式。
此外，茶艺学习也培养了队员们勤俭养德的品行。如白族三道茶茶艺具有“一苦、二甜、三回味”的精神意蕴，“清苦之茶”寓意年轻一辈“要立业，先吃苦”，这与中华传统文化常说的“先苦后甜”的人生哲理相互照应。好似著名茶学家庄晚芳教授倡导的“廉俭育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的茶德[15]。
（三）开展茶会，丰富精神涵养
将礼仪队中对茶文化有兴趣的学生集中起来，定期举办茶话会，每期精心制定不同的主题，筹划不同形式的活动。如六大茶类的品茗会；茶与茶点搭配的品鉴会；茶历史小知识有奖问答等。参加茶话会的成员面向所有年级，无年纪大小区分，都应一视同仁，让队员们在自然平和，轻松和谐的环境中品赏不同的茶，了解有关茶的小故事与小常识，并以愉快的心情去接纳茶，以从容的姿态去欣赏茶，以喜悦的态度去分享茶。通过一系列与茶相关的活动，促进了队员们之间的交流，提供更多机会给大家用心感受他人的优点，是增进队内友谊的绝妙方式；同时让队员学会修身养性，培养审美情操，也是丰富队员们精神涵养的良好方式。
（四）走进茶园，培养劳动品德
茶本为山间普通一草木，可日常食用而性俭。去茶园感受茶叶最原始的姿态，以回归本真的方式让礼仪队队员全面知晓茶叶，拓展茶叶知识面。中国种茶和制茶历史悠久[16]，包含了从采茶、萎凋、发酵、揉捻、干燥等各个程序，六大茶类，工序各异，如绿茶制作过程关键环节在于杀青，红茶的品质好坏与发酵有密切联系，青茶有特殊的摇青与作青工艺，而白茶萎凋看似简洁实则萎凋程度相当考究，黄茶在绿茶制作上有闷黄环节，黑茶的色香味在渥堆或发花环节提升显著。在茶叶采摘生产季节，组织礼仪队队员在生产季节参观湖南农业大学的长安基地茶园，参与制茶的相关工艺的流程中，培养队员们实践劳动能力和严谨的思维能力。
五、结束语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财政局、市文联、市文化局拟订的《关于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差旅费开支和生活补助的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审查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关于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差旅费开支和生活补助的暂行办法
关于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的差旅费开支和生活补助问题，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单位掌握标准不一致，给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带来一些困难。为了进一步推动从事创作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与新的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繁荣文艺创作，加强文艺队伍的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经研究，对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的差旅费开支和生活补助，特作如下暂行规定：
1．在本市（包括塘沽、汉沽、大港、郊区、县）深入生活，伙食补助分别按下列标准执行：凡去市区、郊区深入生活，不能在单位食堂和回家就餐者，每餐可发给误餐费三角五分（早餐不补助）；去市属各县者，每人每天补助七角，往返时间不足六小时者减半发给，不足四小时者不发。
2．去外省、市、自治区工厂、农村及其它单位深入生活，从离津之日起至回津之日止，每人每天一律补助七角，不发途中伙食补助费，往返车费和住宿费，均按现行差旅费开支的规定执行。
3．去本市或外省、市、自治区工厂、矿山深入生活，凡参加高温、高空和有毒作业、野外作业者，可取得深入生活单位同工种工人的补贴证明，经派出单位领导批准，按国家劳动保护规定，发给与同工种工人同等的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