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区别
一般说来，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现象，其内容和范围非常广泛。在欧洲古代和近代社会中，有关政治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哲学的领域内进行，那些著名的哲学家也都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西塞罗、奥古斯丁，近代哲学家洛克、斯宾诺莎、霍布斯、康德、黑格尔等等，他们是从关注人类命运、关注社会变革的角度来探讨政治问题的，并为以后政治学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哲学产生较之政治学要早得多。政治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大致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之后。其标志是1880年10月，在美国学者J•W•柏吉斯(JohnW.Burgess)的倡导下，美国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开始培养政治学博士和进行具有学科意义的政治学研究。
此后，国外政治学界为了便于对政治学的研究，多次对政治学的内容进行学科内部的分类，但到目前为止，国际上还没有公认、权威性的学科内部分类。然而，政治学即政治科学（scienceofpolitics）一经产生，就表现出与传统政治哲学十分不同的研究思路。如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政治学的发起人柏吉斯确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如同自然过程一样有一定的规律性，因而可以用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揭示出这种规律性，从而建立起政治科学。他把这套分析方法称之为历史—比较方法，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试图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哲学研究的思辨的和演绎的方法。此后不久，柏吉斯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局限于历史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受到不少政治学家的怀疑和批评。20世纪后，美国政治学界著名思想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Bently）等人倡导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认为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主张政治学研究应当走向社会，深入民众，从大街上、办公室里和议会大厦中汲取政治学研究的原始资料；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但是，很明显，这种现实主义的研究倾向，并没有改变而是强化了政治学作为实证性、经验性科学的地位和特征。从政治学的诞生和发展情况来看，政治学研究主要是客观地研究比较具体的政治现象、政治过程和政治问题，因而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经验性，应当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但目前政治学界，特别是我国的政治学界，普遍认为政治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按照这种看法，政治学就不可能是一种科学。因为任何能够被称之为科学的东西，必须对自身的研究对象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即采取一种不包含研究者自身的主观偏好的客观态度。
本文认为，强调政治学具有阶级性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混淆了“政治思想”与“政治学”的区别。作为意识形态核心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在政治实践或国家生活中所贯彻的政治理论主张，是一定的政治制度的理论根据，因而可能会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例如，我们主张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就是一种政治思想，这种政治思想与美国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主张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来加以研究，这就是政治学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同样会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学问题来加以研究。所以政治学如果想成为一种科学，就不能具有阶级性。强调政治学具有阶级性，就会使政治学研究难以对研究对象采取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从而妨害政治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同政治学相比，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或范围似乎更加难以确定。首先，就具体的政治现象、政治过程来说，没有哪一类现象或哪一种过程不属于政治学而仅仅属于政治哲学。也就是说，尽管政治学研究哪些政治现象和具体的政治过程并不是很容易确定的，但对于任何一种政治现象或任何一种具体的政治过程的研究必定属于政治学，而非属于政治哲学。其次，有关政治学理论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如阶级、阶层、民族、国家、政党、政体、政府、法律、行政、政治体系等等，虽然可以说是政治哲学所关注的内容，但这些概念或范畴的研究大致属于政治学原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哲学完全不研究政治现象、政治过程以及政治理论的基本范畴，而是说政治哲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与政治学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政治哲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立足点，那么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就大可受到怀疑。
了解政治哲学的性质，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在政治问题的研究中，我们何以遇到了哲学问题。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谈到法哲学的性质时指出：“在法中人必然会碰到他的理性，所以它也必然要考察法的合理性。这就是我们这门科学的事业，它与仅仅处理矛盾的实定法学殊属不同。”[1]我们知道，黑格尔的法哲学就是他的国家学说，从而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学理论。因而他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理解政治哲学的性质是很有启发性的。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关系、政治活动无疑是人类理性活动的领域，因此在政治中我们也必然会遇到我们的理性，从而也必然要考察政治的合理性问题。也就是说，研究构成政治现实的那些东西是否符合政治理念，从而具有“合理性”。这个问题，应当说，也恰恰是当代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最为重要的问题。“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的政治形态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进入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转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或者以改革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中国、越南等），或者干脆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俄罗斯、东欧等），但不管怎样说，政治制度的变革本身必然面临“怎样一种政治制度才是合理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从非市场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不仅意味着国家的制度体系必然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且意味着支撑这个制度体系的“合理性”政治观念也必然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就使政治合理性问题被重新探讨或被重新评价。当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被“合理性”问题所困扰。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对此做出描述：“由于一直具有私人目的的生产日益社会化，这就给国家机器带来了无法满足的矛盾要求。一方面，国家必须发挥集体资本家的功能，另一方面，只要不消灭投资自由，相互竞争的个别资本家就不能形成或贯彻集体意志。
这样就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命令，一方面要求扩大国家的计划能力，旨在推行一种集体资本主义的规划，另一方面却又要求阻止这种能力的扩大，因为这会危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于是，国家机器就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一方面是人们期待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是被迫放弃干预；一方面是独立于自己的服务对象，但这样会危及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屈从于服务对象的特殊利益。”[2]
在当前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合理性问题更是十分突出。“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了步伐，国际贸易在不同区域市场上的地理扩展、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化、跨国公司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日益扩大等几乎完全打破了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界限，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不断强化各国国民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与此相应，各种跨国机构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等在协调、控制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不断深化和扩展了各国之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互动。从这个方面看，放弃战争，谋求永久和平日益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价值准则。然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以古典国际法为依据的全球秩序建构也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尽管早在二战以后，和平主义的意识就已经得到世界公众的普遍认同，但这并没有能够有效地阻止大量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国内战争。有关民主与专制、领土与问题的传统争端与种族冲突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从而有了非同以往的形式和内容；在世界经济或国际换体系中，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相互竞争加强了各种扩张势力之间的相互角逐，使谋求国家安全、区域稳定和世界和平的努力屡屡受挫。带有明显政治意图的、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前所未有的、打破一切常规的方式对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新的威胁，这不仅使人们感到世界的不安宁，而且感到这种不安宁的根源和方式是如此的不确定和难以控制。从这方面看，当今国际社会中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性依然十分强烈，以至我们至今看不到彻底遏制国际矛盾与冲突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怎样的国际秩序才是合理的？“”合理的国际秩序如何才能建立起来？”等就成为当前国际政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内在相关性
政治哲学研究政治理念、考察政治的合理性问题，这就使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以寻求根源、广泛而系统的方式探讨人类政治生活的问题。施特劳斯指出，对于政治领域中的事物，我们不可能不持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赞美或谴责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涉及到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的判断，而这样的判断是以一定的判断标准为前提的，政治哲学研究就是要探讨这些标准，以期获得关于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
因此，政治哲学本身不可能是中立的，它的目的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为此，施特劳斯在《何谓政治哲学？》一文中，给政治哲学下了一个定义：“政治哲学是一种想要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本质，以及正确的或良善的政治秩序之企图。”[3]由此可见，政治哲学所研究的政治理念，既是政治事物的本质，也是人们评价政治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良善的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标准，因而它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对象。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区别可以说是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前者是用实证的方式或经验科学的方式研究政治的性质、历史演变过程及其规律，后者则基于正义与不正义、是与非、善与恶、平等与不平等、自由与奴役等政治理念对政治是否具有合理性做出价值评判，并探讨这种价值判断的终极性判据。当然，指出政治学作为一种实证性的社会科学不具有阶级性，并不是说政治学家是没有阶级性的，更不意味着政治学家就不能对政治问题进行价值判断。但必须指出的是，一旦政治学家对政治问题作出价值层面的思考，这个思考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的思考，而是一种政治哲学的思考。政治学家完全有权利对政治问题进行政治哲学的研究。
一、什么是政治哲学
什么是政治哲学?在现代,政治哲学形形色色,彼此有着根本差异。我们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概括为两派:即“不作正面回答”,我们把它叫做否定派;“正面回答”,我们把它叫为肯定派。否定派与肯定派仅仅类似于人为约定的定义。
否定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分析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的关系。否定派认为,应该区分两种政治哲学:一种是特殊的政治生活理念、纲领、主义;另一种是分析政治事物本性的哲学,或者直截了当说,就是哲学的分支。对于这后一种政治哲学来说,“如果不能理解人类社会的自然,就不可能理解人的自然”。这种政治哲学诉诸自然而然就是公正的东西。闭在很高层次上,就是智慧。
若说,智慧乃是完备或整全目的论的而非部分的知识,那谈智慧就太奢侈了。每个想要谈论智慧,或者想要让这样的谈话能够带来益处的哲人,自然都必须假定一个前提,即他自己并不智慧,也就是要有意地表现出,他认为自己是不智慧的。苏格拉底的知识是关于无知的知识。“无知的知识不是知识,它是认识到真理和整全难以捉摸这一特性”。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有意表现出自己不智慧,那么有一个答案会首先跳出来,这个答案是政治哲学的。因为它认为,不表现自己很智慧,是更保险、也是更聪明的做法。例如,在某种弱者和强者的权力分配极不公平的环境中,弱者自认聪明很容易让强者火冒三丈,乃至丢掉身家性命。
与此完全一致的是,如果深入分析与政治的知识相关的概念,会发现前一种政治哲学实际上就是历史具体的政治学说、教义、理论、观念、方案、意见、信念、行为科学,等等,还有今日的所谓公共哲学。它是公众化和平均化的精神政治话语,是维护公共秩序的哲学。
因此,否定派把政治哲学中的一种等同于某某“主义”、“世界观”、“信仰”之类的东西,甚至把政治哲学等同于“公务员考试哲学”或“朝令夕改政策申论”。它的特点是把智慧打折当做概念,或者把智慧当做智术。一句话,把智慧当做许许多多的“主义”、“世界观”、“信仰”之类的东西。阿尔都塞把它们定义为主体的话语。它们是区别于没有主体的话语即关于科学的话语。因而,否定派说,政治哲学是不可能的。对于否定派来说,事实上,现代人虽然“主义”、“世界观”、“信仰”样样齐备,却弄得自己不知道是非对错、正义非正义,以至现代人不得不承认,只有神才知道这些东西。对于否定派来说,今天我们的社会容忍多种多样的世界观,却既要强化一种特定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要强调与时俱进。这等于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永恒真理,却又承认永恒真理也会变老,也会死。
从否定派的角度看,政治哲学说到底被当做一个梦或不可理喻的东西。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都是孤独的梦想者。梦可以做得很美好,但不管怎么样终究还是个梦。否定派的这种比附旨在告诉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顶“帽子”,一张会变脸的“面具”。在政治和哲学理论的教学中,应该区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以及区分提高政治素质与培育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的不同。
第二,分析了政治知识与政治意见。否定派认为。关于政治事物的本性有“知识”和“意见”的区别。在古典世界中,关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知识”都有“意见”成分。或者说,古典的政治哲人会有意使自己的观点适合同时代人的普遍可接受的“意见”(譬如,法律);但是现代世界由于受事实与价值之分的诱导,认为所有名副其实的知识仅限于科学知识,“意见”纵然具有现实性,也不再是知识。因为“意见”会随时代而改变,易受情感左右。例如,我们常常说马克思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它宣扬对无产阶级的爱,对资产阶级的恨。这是一个“事实”描述,也有某种“价值偏爱”。否定派对此的主要异议大概在于,爱恨乃是一种神秘的人类弱点。如果马克思哲学是严格科学的话,它就不能特别偏爱无产阶级。否则,会影响自己科学的声誉。至少在讲坛上,马克思哲学就可能会被人为地杜撰“事实”,也可能易于制造各种各样的政治神话。
对否定派而言,激进社会主义就有一种政治神学——以神的启示为基础的政治教诲。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韦伯的“去魅”(去“领袖魅力”)的思想曾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想改正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首先不要搞个人崇拜、不要只看重领导人会表示什么样想法行事,而是必须尊重社会所依赖的民间智慧(意见)——意见尽管不可靠,却是人类社会的命运;不要天天不断的你唱我和的大吹大擂,说现在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至少,按照否定派的观点来看,如果说马克思哲学能够在真正意义上称得上是“科学的”(或更准确地说,一种经过系统研究而获得并被表述为一般规律的知识系统),那么它的本质必当是批判方法的思想。反过来说,一种自由的思想方法以充分理解的批判方法为前提。
第三,关于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关系。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是个带有轻蔑意味的字眼。从这个角度看,否定派似乎是受“科学性的惬意梦想支配”的人。他们认为,凡是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都与意识形态煽动的目的挂钩。证据有三点。一是无论各种各样的政治哲学怎么样地千差万别,但它们总是相互攻讦。因为,它们都是意见,以某种方式隐含评价原则,它们都有某一帮派或政党的标签。自由主义之政治哲学中出现的现实表明,政治生活中可能有非常不同的思潮和倾向相互并立地起着作用。譬如把自由、平等分成不同的党派。在法国,左派强调平等,右派强调自南;在英国,工党突出平等,保守党鼓吹自由;在美国,民主党侧重平等,共和党则坚持自由。政治哲学被萎落为政治的党派斗争,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是萎落到经济利益斗争的这个层面上,并且因此变成真正特殊的意见:排除一种意见,植入另一种意见。二是在政治哲学讲坛上,古今中外的哲人都发出声音,众声喧哗。否定派感觉到每一种声音都是关于“什么是正确”的教条:比如说,上到“政治哲学”告诉你应当如何;下到政府简单地通过法令颁布谕令乃至居委会老太太黑板报的宣传张贴。否定派把这类东西当做神志不清的东西。因为它们背后都有党派立场。三是否定派或许因为把跟政治事物的本性毫无关系的事情扯在一起。因此,他们可以方便地宣告没有政治真理可以寻求。对于政治哲学的讲坛来说,这意味着,老师们应该去讨论学校如何跟学生签订协议,学生自杀学校可以免责,而不要去讨论“人应该如何美好生活”之类的问题。应该告诉学生去拒绝使用政治意见,不能赋予“大词儿”过高的特权。
因此,如果按照否定派的原则,那么,政治哲学差不多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它是社会工程建筑的蓝图,由不同个性的社会建筑师设计。否定派告诉我们应该从意识形态的相互攻讦中抽身出来。揭露一切政治信仰,彻底还其本来面目。在否定派的心目中,我们过去时代的许多信仰,说白了,就是对人民进行“洗脑”加“愚弄”。当把照亮人民黑暗的“火把”当成“太阳”,看似明白,本质上却分不清那照亮人民黑夜的是“火把”还是“太阳”。所谓的“科学理论”,也绝不仅仅是客观的命题。而是种种打造“主义”的高帽。否定派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哲学真的已经声誉扫地了。
从我们的角度看,否定派说出了什么东西不是政治哲学,但它没有说出什么“正确的东西”是政治哲学;它只是证伪,而不是证实。这种对政治哲学的否定,当然会造成一定现实的和理论的混乱。
现在谈肯定派的回答。它是什么呢?这一问题我们作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第一,关于说“不”与说“是”的区分。哲学家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只能说“不”,而从不说“是”。事情真能这样吗?这是一个值得检验的问题。我们只是提出一点:没有任何科学能够单单在说“不”的范同内;它也必须通过说“是”来证成。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是”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那么我们同样也没有什么“不是”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这说明,对政治哲学说“不”,实质上暗示一种“是”。说“不”是批判,是划清界限并澄清前提。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什么是政治哲学。对政治哲学概念的证成是不可能的。
第二,我们应如何看待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定义。施特劳斯把政治哲学的实质内容首先看做是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当我们思考“好公民”、“好人”这些词的含义时,好的社会政治制度概念的实践意义就得到最为清楚的展现:“做好公民的含义完全取决于政治体制”,但“好人的含义时时处处都相同。好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等同于好公民——最好的政体中”。若要辨识施特劳斯的好人观念,其理智能力不能限于某一传统或随时随地变化的标准。我们公认施特劳斯是政治哲学家。其原因也在于,他可以算是进行政治哲学证成的肯定派。可是,奇怪的是,在施特劳斯的着述中,我们并不能够满意地找到关于什么是政治哲学的定义。
摘要：“何为政治哲学”与“何为哲学”一样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其答案只能表现在不同谈论的差异和共识之中。因此，近些年来，政治哲学的研究虽有勃兴的迹象，并且确实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关于政治哲学的理解趋势却越加多元和复杂了。张文喜从政治哲学家对政治事物的两分法入手，阐释了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时的两分现象，进而从与共产主义理论相关联的角度，认为存在着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即友爱政治哲学和斗争政治哲学。罗骞则从哲学和政治在当代的双重变迁出发，提出“政治哲学应该成为第一哲学”这一基本命题，在后形而上学存在论的实践思维基础之上，将政治哲学理解为关于人类共同体可能生活之哲学思考，它创造和发明共同体生活的基本观念并为这些观念进行辩护。臧峰宇首先从诸如研究对象、思维方式等多种视角勾勒了对于政治哲学的不同理解，认为把握政治哲学的当代性是一条通达政治哲学意旨的切近路径，并指出正义论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典型样态，它呈现了一种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致思路径和在场形态。
关键词：政治哲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后形而上学；存在论；规定；当代性；正义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6―0020―012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著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著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著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参考文献：
[1]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M].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摘 要]政治哲学复兴的学术意义在于重建哲学与现实的公共生活的关系，其现实意义则在于分析和应对全球化时代日益复杂严峻的社会政治问题。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总体上仍然只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较量对决，而且有意舍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或使之边缘化。实际上，作为具有自身历史存在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不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及其社会文化的总体性问题，而且对非西方以及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分析批判意义；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析批判，也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强调的阶级分析方法与立场及其人类解放论，仍然是当下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
[关键词]政治哲学复兴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面世，哲学的主要潮流迅速从语言分析哲学转向政治哲学，而美国政治风向以及全球形势的变化，又使得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走上前台。由此，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两大政治哲学的较量对决，占据了当代哲学的中心舞台；不同的哲学传统或流派也致力于开发和阐释自身的政治哲学资源及内涵，政治哲学渐成显学乃至于“第一哲学”。不过，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背景下，人们发现，对于在近现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要么只是在学理上作单一的人本式解读而归属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要么是作简单的实证主义解读并被看成是一般的共同体主义而归属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要么干脆打发为种种激进而又过度的民间情绪而有意旁落。事实上，如果综合地和历史性地考察当代政治哲学的兴起及其与这一历史时代的本质关联，不仅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而且需要强化这—传统在当代的在场性意义。这同时也意味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合理深切并富于时代意义的发扬与阐释。
一
其实，哲学从来都是关注政治的。基于理念界与生活世界之间敏感而又深刻的区分，哲学总是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政治哲学内涵。前苏格拉底向苏格拉底的转变，乃是从自然领域向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的转变。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重要之处就在于他本人摆脱了早年那种不谙世事并且总是处于情绪化的心智状态，从而真正理智地思考诸如城邦、制度等公共生活问题。柏拉图醉心于“理念”世界的建构，其实是为了解决一揽子纷扰繁杂的“意见”领域的事务——政治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哲学家的理想总是隐含着一定的政治生活理想，由此我们注意到了传统哲学对于政治生活的宰制。亚里士多德直接把政治生活理想表达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这里，与其说是人的复杂性，不如说是政治的复杂性。近代哲学看起来是一个属于纯粹哲学的知识论时代，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时代，近代欧洲基本的政治生活框架得以形成。我们所熟悉的大多数近代知识论哲学家，如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休谟等，他们的知识论建构与其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性建构之间，其实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而，把近代哲学家的认识论从其政治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存在着严重问题。只有对近代知识论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有了足够的把握，我们才能看到他们关于知识可能的探索与建构的意义，否则就会矮化其知识论及其相应的哲学观。比如，反思地看，法国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与其巨大的思想启蒙价值，在人们的感觉中就相当地不对称。法国唯物主义的直观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典型，是某种齐一性、还原性和物本性的思维方式，而他们的启蒙思想却是导向欧洲近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理想的。对这一思想及其巨大历史意义的解释与承接，实际上超过了所谓直观唯物主义。大体上说，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出发来解释的法国唯物主义，还不能直接深达其社会政治生活层面，因而也难以深达其思想精髓。
当然，欧洲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与其政治哲学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区分。休谟问题的产生自有其原因，但所谓“应该”与其说是日常生活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政治生活的问题。休谟的不可知论其实只是出于对常识生活的直观而展开的对理性生活的批判。在此，我们看到，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试图以哲学理念来建构世俗生活的政治理想失败了，至少，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是单凭自然科学的知性方式就能够建构起来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日常生活本身仍然是被价值世界所规定的，而且主要说来还是被人们设定的应然的政治生活所规定。康德哲学问题的起点之一就是如何摆脱经验主义，其归宿与其说是人类学，倒不如说是历史与政治哲学，是其历史理性批判所解决的问题。“人是什么”固然是最后一问，这一问通常被看成是经验人类学问题，但对康德而言实际取决于人如何在历史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普遍国家”的问题。因此，可以如此理解康德哲学的归宿：人是什么并不只是在伦理框架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而需要进一步提升到政治哲学框架内，这就是普遍国家及其历史的可能性问题。与近代认识论哲学不同，德国古典哲学致力于在理性主义框架内铺开政治哲学，但这样一来，政治本身变成了抽象问题。如何建立起普遍的先验性的国家观念，从而给人及市民社会提供一种普遍性的解释，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抽象国家观与政治观。马克思的批判及其政治哲学，一方面克服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观念论视域，另一方面，正如后面所论，在西方政治哲学的框架内，正是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近代契机。
谈到政治哲学的复兴，需要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有一个评价。当代语言哲学的成就是需要承认的事实。在既定的哲学传统中，有两种主要的哲学范式：存在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意识哲学)。存在论乃是存在自我论证与阐释的哲学，其论域尚具有一种原初的丰富性，并且从形式上看也还是封闭的(自恋型)。认识论则是主体对象化的结果，其核心是主体对于对象世界的认识图式。它实际上意味着主体分裂出一种能够反映对象世界的客体性，客体其实是主体分化的结果(分裂型)，但这种主体却仍然是自身同一的主体。在此，我们看到，认识论哲学实际上是存在论的进一步确证。但是，世界对于主体的差异以及世界本身的边界，却是传统哲学无法把握的。认识论哲学所确立的，也只是无差别的主体性，对于世界的边界，则是以一种知性的极限性替代了存在的无限性。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让人们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关键不是主体的认识如何可能，而是如何表达世界的问题，即语言问题。因此，哲学的主题既不是存在，也不是意识，而是语言。哲学研究也就是语言的分析与阐释。从弗雷格、胡塞
尔开始，特别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以及罗素这些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那里，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人们通常认为，政治哲学的转向乃是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事情。但是，在当代语言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学理上的断裂。在这方面，我宁愿相信这样一种分析：与传统哲学相比，当代哲学正在发生一场包括范式、对象、内容以及方法在内的全方位转化乃至转变，这些变化的不同侧面之间高度关联并且交互叠加，因此，从当代哲学关注的诸多维度、课题及要素，都可以透视出当代哲学的整体变化。事实上，今日学术界渲染的诸多“转向”，正是从不同角度透视整个当代哲学变革的结果，诸种“转向”之间其实乃是“家族相似”。语言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同样如此。语言的分析与阐述，并不只具有实证性的或语义上的意义，语言学转向也并不只是为了语言学的问题，而在于提示人们关注人类、表达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关联的特殊存在方式。语言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因此，对语言的分析还是要服务于人的认识，服务于人的存在，把一种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抽象的和观念性的表达方式转换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有着一定符号依赖性的新的表达方式，即语言。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语言只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要探究语言本身是如何成其为语言的，即语言的用法问题。语用不同于语义，它所关涉的是语言与世界的具体关系，这一具体关系呈现的是语言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更直接地说就是权力关系，是政治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哲学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也延续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智慧及洞察力)。维特根斯坦早晚期哲学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维氏早期的图像说，实际上是要求用对象性的语言替换传统的形而上学，在政治哲学上的要求则是拒绝政治理念即政治乌托邦对具体政治结构的直接侵入。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语言哲学其实是服务于一种结构化的政治体系的，但由此是否就可以保证人工语言完美无缺?就可以保证结构化的政治体系没有任何问题?就可以相信政治结构以及政治生活本身具有自洽性?早期维特根斯坦对人工语言哲学相当自信，深信制度化的政治结构不会被形而上的政治理念侵入。但是，十多年以后，通过游戏理论以及生活形式的发现，维特根斯坦全面推翻了人工语言论，而相信日常语言的存在更具决定性。这里蕴涵的政治哲学意义就在于，维氏更愿意相信政治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或者说相信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本身的复杂关联。决定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变的，是当时生活世界观念的深入人心。而这一转变又是与在胡塞尔晚期以及海德格尔那里十分明确的对生活世界的高度关注与自觉分不开的。生活世界问题，更直接地是在一种哲学存在论的当代变革中呈现出来的。完全可以说，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是整个当代哲学生活世界转向的成果形式，而生活世界转向仍然是在存在论变革的基础上得到理解的。当代政治活动开始高度关注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从制度形式上界划不同的生活与文化类型。其实，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关注，正是要服从于某种新的政治哲学意图——本质地说，他们都试图对人类生活作出可能的制度性的区分。这在福柯的谱系学努力以及其他一些后现代哲学家那里已变得十分清楚。后现代哲人们已不满意于在语言哲学这样一面旗帜下冒险，而希望直接从权力关系讨论语言。换言之，他们对语言的探讨，其实是直接服从于他们对权力的探讨的，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要求直接表达权力诉求。突破了语言哲学的壳，政治哲学终于冒出头来。
政治哲学的兴起的确是对语言哲学的反拨。当代语言哲学一度陷入过于烦琐的逻辑分析及概念游戏中，这种过于学院化的状况显然引起了众多哲学家的不满，特别是引起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哲学家的不满。在这一背景下，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引起了巨大反响。在伦理学领域内，罗尔斯实现了从摩尔的元伦理学或分析伦理学向规范伦理学的转变(这也是人们认为从分析哲学向政治哲学转向的一个理据)。哈贝马斯甚至认为：“在最近的实践哲学史上，罗尔斯的《正义论》标志着一个轴心式的转折点，因为他将长期受到压制的道德问题重新恢复到严肃的哲学研究对象的地位。”政治哲学其实是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强音，前后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政治理论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洛克等，而且总体说来是自由主义传统。但此后，政治哲学的确相对沉寂。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政治以及道德问题完全从属于哲学逻辑学，并且对这类问题的解释通常是通过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以及心理学等实证学科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象学与语言分析哲学的兴起是要进一步在现代知识背景下延伸意识哲学，这就进一步约束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空间。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在美国的兴起，的确与美国国内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有关。而随着“冷战”结束，世界体系重组以及全球化时代政治、文化和环境问题的高度复杂严峻，各种现代性问题不断积累，不论是自由主义传统还是保守主义传统都显得特别有市场。
自由主义传统的近现代兴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是关联在一起的。
从根源上看，自由主义关联于古希腊智者派、德谟克利特一伊壁鸠鲁主义以及早期斯多葛学派，但自由主义成为主流观念，则是在近代启蒙运动之后，特别是在资产阶级从作为边缘的第三等级一跃而为社会的主流阶级之后。传统的自由主义主要强调基于经济层面的人的政治自由，它所对应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在那里，文化及价值观上的多元性诉求其实是潜在的，并且直接服从于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但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本身已基本完成了从早期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政治结构向国家化、社会化以及组织化的盛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转变，也初步完成了从区域资本主义向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因而自由主义更为强调的是经济上的国家干预以及文化价值观上的多元主义。
二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现代变迁，与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批判有着直接关系。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早期资本主义矛盾冲突尖锐和激化的时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的揭示，已经否定了传统自由主义所预设的经济自由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价值观批判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人主义价值观，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个人主义的政治权力结构及其抽象观念支撑体系的瓦解，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分析批判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支撑传统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结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发生一场革命性变革。马克思特别针对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正如苏格拉底对古希腊民主制的批判并不一定历史地导致对民主政治的否定一样，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马克思的诊断与断言是否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成为现实。实际上，马克思的诊断是一帖治疗资本主义危机的有效药方，并迫使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 革，以渡过马克思所预示的那种剧烈的、具有摧毁效能的社会革命及裂变。整个19世纪后期，是马克思所提示的社会裂变的高风险期，资本主义渡过这一高风险期，更主要的是借助于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危机转移方式。历史地看，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乃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的世界性扩散。在这里，马克思所揭示的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对立，在全球化的意义上，更多地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西方不发达社会的国家民族利益的对立，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对立，也常常是以剥夺、牺牲和消耗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马克思充分估计到了资本主义通过货币力量实现的对全球体系的控制能力，但对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可能性，马克思曾一度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其实，马克思只是提出了一种极端的革命形式并展示其世界意义，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这样一种革命实际上是以综合性的样式表现出来的。
因此，从近代式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向当代社会干预条件下强调文化价值多样性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过程，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介入有着直接关系。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欧洲社会，正处于启蒙运动以后自由主义之成果时代，在法国有孔多塞、托克维尔、贡斯当、基佐，在德国有歌德、洪堡和席勒，在英国则有亚当·斯密以及后来的斯宾塞、密尔，正是这些人物成就了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辉煌。这一传统对马克思是有影响的。在马克思那里，表达其革命逻辑的切入点恰恰是自由主义传统，而马克思在青年学生时代以及《莱茵报》时期，主要的政治倾向即是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本身就是从欧洲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吸收、消化与批判，至少对于青年马克思而言，是掺进了相当多的自由主义因素的。但是，时代的变化以及马克思对这一变化的敏锐洞察和批判、对社会历史实践及其思潮的介入及主导，也极大地影响了自由主义传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见证并促成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衰微。马克思从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发生在1844年至1845年，其代表作则是写作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这些著作宣布的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破灭，并将整个社会思潮引向了一种更具社会心理与草根意识的社会主义运动。哈耶克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在1848年之后，“法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像大多数西欧和中欧地区一样，同民主运动结下了更加密切的同盟关系”，而且，“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民主运动和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取代”。此后，按照哈耶克的看法，自由主义已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前期的政治思潮主要是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并且，“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大量知识分子的舆论中，它取代了自由主义作为进步运动的地位”。按照沃勒斯坦及阿布德尔·马莱克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在西方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即所谓“三个大陆”中思考出来的，因而就出现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新自由派的、‘科学的’，因而是西方理论家的马克思”，另一个是作为“‘落后人类的’学生、历史主义者和学者马克思”，而第三世界产生出来的“将表达其自己的、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产生出来的那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则被看成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其实，区别出一个与时代无关的“学者马克思”，并使这一马克思近代化，恰恰也排开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本质关联。沃勒斯坦同时也赋予了马克思本质的西方性，并且由此在价值上排斥了第三世界通过诉诸马克思主义而获得的独立的民族与国家意义。其实，在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向第三世界开放的，而且，在第三世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然是基于其民族立场，与帝国主义相抗衡的、有着自己独立的民族意识、人类关怀以及政治理念并要求生成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从属于新自由派的散在的思想，而是一种与自由主义传统完全不同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的政治哲学传统。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中生长起来并形成独立性的历史形态。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有两个基点：经济自由化与宪政自由。古典自由主义一直是在资产阶级范围内探讨问题，与此同时又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直接看成是整个欧洲乃至于人类的政治观。因而，古典自由主义一方面通过强化政治结构来巩固并享有经济自由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不断使问题理论化、抽象化乃至于神秘化(在神秘化的意义上再一次试图复活宗教传统)。马克思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形。他不仅要求从经济活动本身进行分析，而且要求对经济活动的分析不能仅限于经济事实，而要考虑这种事实背后的政治关系背景。他开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是要求把握政治与经济活动的内在关联，进而推进实际的社会变革。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古典自由主义将经济自由化与宪政自由关联在一起的秘密是维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合法性，但当时所处时代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高度分化与尖锐冲突，恰恰就在抽掉这一合法性，并抽掉古典自由主义所设定的人文理想。因此，马克思要求通过实际的革命运动终结资本主义合法性；而且，马克思要求重新判定自由主义。在他看来，本质上只是确定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必然为一种新的共同体主义(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同时也涉及价值观的革命。实际上，古典的自由主义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传统(欧洲中心主义是普遍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学基础)，这一传统直接延伸到美国立国的文化传承，即所谓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托克维尔所解释的乃是美国缘之于欧洲近代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文化基因)。欧洲中心主义其实正是早期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初期古典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文化原因。但是，这一时代同时又必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破灭的时代。非西方国家及民族的现代化诉求需要从欧洲的思想中找到一种将西方性与人类性区分开来的思想，并且这～区分从思想立场上是站在弱势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立场上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资源。马克思关注欧洲的现代化，但他是将其纳入全球化亦即人类性的视野内考虑问题的。欧洲性在他那里既是肯定的对象，也是批判和扬弃的对象。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直接生成和转换为对弱势国家及民族之现代性诉求的积极支撑与回应。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为非西方社会所接受的深刻政治背景。而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具有较古典自由主义更为现实的价值。对于大多数在社会底层的、已处于无产者处境的普通民众而言，自由首先是底限生存是否得到满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连同经典自由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制度体系，本身就需要加以彻底改变。因而，马克思所主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及其共产主义观念，更为切中革命现实的理论需要。较古典自由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更好 地发挥了社会影响与渗透作用。因而，在马克思之后的现代社会里，共同体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比自由主义强得多的话语优势。而在当代社会，政治民主逐渐成为人类日益自觉的要求，这样一种状况，显然是与马克思特别强调的人类解放论深刻地关联在一起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上述马克思主义政治传统中生长起来的。这一点对于整体性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1845年之前的马克思，有着自由主义的哲学与政治观点，《导言》与《论犹太人题》可以从自由主义传统进行解读，而《巴黎手稿》也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哲学理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也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相契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归并到自由主义传统中。1845年前后的马克思与其说是经历了一种哲学的转变，倒不如说是在形成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观过程中，吸收进了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有益成分。这种想法甚至已经酝酿在其前两年的所谓早期著述中。我们知道，《导言》的主题是揭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本质，《论犹太人问题》的主题则是揭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历史性关联，《巴黎手稿》中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相契合的人道主义，恰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框架中体现出来的。因此，过度强调马克思本人前后思想的断裂，看起来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掉人道主义传统，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完全割裂开来。这种做法，其实只是回应了当代西方社会中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一度式微的现实。20世纪60年代以前处于盛期态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在肯定自由主义的有益成分，但同时也在努力追求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的普遍意义。实际上，正是政治哲学统领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不同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构成一种总体的对话平台。6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的回撤或“右”转，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面向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主动”回应。但在一种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作了过多的消极评价，以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陷入所谓的终结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由盛转衰，竟然见证着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恰恰是这种转变本身值得深入反思。
三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关注阶级分析及社会革命理论为特征，并借此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历史影响。然而，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意义的评估还不能局限于此，对于其阶级斗争及革命理论的理解也不能局限于既定的历史框架。通常认为，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以及随后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是基于对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20世纪人类政治生活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确需要反思近一百年来人类出现的各种极权主义因素，包括对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极权主义的深刻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把现代极权主义归之于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意见领域的哲学思考，政治哲学从来就不应该追求十全十美——那是理念世界的事情，因此没有必要美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对当代政治哲学复兴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及其当代性有一个基本的估计。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一开始是回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但只是在非理性主义及大众思潮的意义上来定位马克思主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打发”方式给人一种强烈印象，即挑战全部欧洲思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并不属于西方主流的政治理念，因而在经历了结构调整及变革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已被选择掉了，好像历史经过马克思主义的一番“折腾”，又回到了既有的轨道——这正是福山所谓历史终结论的主要基调。但即使这样假定，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就能成功“收回失地”，因为在自由主义的对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劲敌——新保守主义。当代自由主义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事实上，在最近二十年来与保守主义的较量中，自由主义已逐渐失去了话语优势。
新自由主义所关注的差异原则，即经济与分配正义问题，仍然需要纳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内进行讨论。经济与分配正义问题的出现，显然不只是在既定制度安排下的具体性问题，而是涉及制度本身的合法性问题。第一，新自由主义总是把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当作前提性条件，实际上，这种干预的直接目的乃是宏观控制，是资本扩张的需要，其次才是分配正义问题。如前所述，国家干预或国家资本主义的确立，是现代资本主义回应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批判而作出的主动变革，新自由主义乃是这一变革的产物。而且，新自由主义更为现实地应对了现代性社会结构及其问题的复杂性。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仍然要求质疑国家干预本身的合法性。第二，国家干预看来是建立在更大范围的世界市场控制乃至于世界控制的目标之上的，因此，所谓分配正义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在体制外解决的。自由主义把一个既定的和人为的政治体系看成是其立论的本质性前提，显然忽视了“体制外”的力量。因而，一旦这一外部力量明确自身的政治使命与要求，它解决正义问题的基本框架也就被直接动摇了，而它所谓价值多样化的主张则更为直观地显示其招牌性。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势力的动摇，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走下坡路的背景。而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正是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战略需要。新保守主义实质上是强权哲学。
新保守主义所追求的乃是古希腊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的古典传统，而其理想的实践样式则是古罗马帝国。当下时代的美国之所以重视新保守主义，与其对古罗马帝国的推崇有着直接关系。其实，保守主义复兴的文化背景，是主张拒绝和反抗现代性的各种文化思潮。施特劳斯强烈的反现代性立场，源于他早年现象学的训练，包括受海德格尔的强烈影响，以及在思想传承上受尼采之反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他高度认可施米特的政治哲学观。在他看来，近代启蒙运动提出的古今之争，核心并不是进步／落后，而是好／坏，本质上是道德问题，并且古典的道德观并没有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得到基本贯彻。他关于现代性三个分期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整个现代性的推进过程，正是道德从社会政治体系中被离弃，乃至清除伦理学的过程。在他看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形成的第一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性的政治观(进步逻辑)；卢梭、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形成的第二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的历史观念(历史逻辑)；而尼采与海德格尔的第三期现代性则是通过强化个体主义从而排斥伦理学对政治生活的介入(历史主义)。这里包含着对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弱化的历史反思，因而与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兴起相关。但施特劳斯所批评的恰恰就是在现代性过程中美德观念逐渐淡出的自由主义传统。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传统的批判，同时也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在他的分析框架中，作为第二期现代性的终结者，马克思同时也代表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一维。自由主义必然包含着“追求完美社会”的形而上学追求，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实践则是这样一种形而上追求的实践形式，而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则是表达这种实践诉求的极端形式。
施特劳斯彻底的反现代性立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不过是施特劳斯反现代性立场的一个副产品)是十分显眼的，而且看来比尼采与海德格尔走得更远。在施特劳斯看来，与马基雅维利等前辈一样，尼采与海德格尔同样也是现代性的“共谋者”，都是在延续自启蒙时代以来就十分盛行的“知性真诚”。在施特劳斯的现代性分期批判中，马克思是第二个分期的最后一人，马克思意味着历史逻辑与历史观念的终结，意味着自卢梭以来尤其是在康德黑格尔那里强化的世界历史逻辑的终结。海德格尔曾把马克思看成是近代哲学的一种，这一通常只在知识论视域被考虑因而多少令人困惑的问题，正是通过施特劳斯显示出其历史与政治哲学背景，从而透出了其真实的谜底。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误解，恰恰也是在这一层面上发生的。
新保守主义显然是要彻底地告别自由主义。施特劳斯所说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乃至于人文主义，由此也就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了自由主义之一种。这种想法并非没有道理，后来麦金泰尔就把马克思主义(早年马克思)看成是个人主义的辩护形式，并把马克思后来对实证方法的强调看成是他无法面对正义问题的一个证据。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论域不仅超出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而且与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完全可以倒过来提问：即使在当代社会现实中，是否有理由将经济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一旦将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是否能够真正解决现代社会的公正问题?当施特劳斯将解决问题的所有努力都回溯到古希腊传统时，可以断定，在他看来，基于现实本身已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新保守主义的确给人们提供了一副逃避现实的迷幻剂，然而，它实际的文化目标乃是保护美国的既得利益与强权地位。施特劳斯对古典传统的强调，是要赋予古典时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作方式以合法性，但他同样反对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判断，转而推崇卢梭与霍布斯关于“意志决定人性”的观点。在施特劳斯看来，霍布斯对理性人的反叛，是主权国家理论的基石。“与理性主义的决裂，是主权这个概念的决定性前提，也是用‘权利’取代‘法’，用权利诉求的优先地位取代责任义务的优先地位的决定性前提。”我们知道，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传统理性主义的延续，并且取得了一种近代式的普遍主义效应，但是，在这一逻辑中，主权是服从于理性的，而施特劳斯强调的则是国家意志。用国家意志取代普遍理性，这实际上为美国摆脱欧洲理性主义的政治链系并获得自身的主权地位提供了论证。
新保守主义主张的强权哲学，虽然一直在谋求国家哲学的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突破。“9·11”事件为新保守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口实和机会。按照新保守主义者比尔·克里斯托的分析，“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发疯似地要寻找一种新的对外政策，而我们老早就准备好了这一政策的原始教义”。另一位新保守主义者默拉齐克也承认：“如果没有‘9·11’，我们永远不会获得今天这样大的影响力。”实际上，如果一定要考虑其实践后果的话，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在哲学水准、政治效能以及伦理学后果等层面，恰恰与它所反对的恐怖主义哲学同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术界对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追捧是值得反思的。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所强调的语境，恰恰是一种原始的和冲突型的政治关系状态。这样一种状态，在以协调为主题的现代社会通常被忽略了，但经常也会有脱离常规的情形，这种情况就是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市场。“在国家稳定性和国家权力的权威遭到危机时，在法律制度和主权者关系暧昧、法治和人治发生冲突时，在国家对社会的全能政治控制受到动摇时，施米特的‘例外状态’、‘主权者’、‘决断’、‘敌我区分’等概念就时不时受到某些政治势力的青睐，在思想界也往往会引起一些有关的争论。现代民主政治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以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不同时期中会反复出现不同形式的国家一社会紧张关系，人们本不一定非要知道施米特才能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他们知道施米特，而又用他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问题时，就一定会感觉到施米特的存在。”中国学术界的施米特一施特劳斯热，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美国政治哲学思潮的敏感与追逐——在这种政治观念认同的背后，的确存在着来自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对分析和解释全球化时代的政治问题本身也提供了一种特有的视角，很多人也就此认定当下中国本身就适合于实践施米特一施特劳斯主义。但这显然忽视了捧热施米特一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新保守主义的帝国主义本质。如果依据政治哲学本身的政治意向来考察政治哲学，人们或许就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许多诱人的主张了。
马克思政治哲学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由阶级分析理论支撑起来的政治解放。在这一维度上，马克思强调基于经济政治关系展开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区分，包括个体、群际、区域、民族以及国家的区分。对马克思而言，阶级区分的立场指向是弱势主体。并且，对于弱势主体的权力诉求，马克思不是诉诸道德伦理，而是强调奠定在经济关系之上的阶级解放以及一个新的公正社会结构的建立。在此，决定马克思政治哲学程序合法性的，并不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争论不休的善与权利谁优先的问题，而是所有人民是否能够获得一种公正底限的社会关系及政治结构，这才是正义问题的实质所在。二是政治解放必然要通向人类解放。从形式上看，政治哲学在整个马克思哲学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从内容上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又是服从于整个人类解放的哲学理念的。在他那里，政治解放只是中介，人类解放才是目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服从于其总体的哲学人类学的(在马克思哲学中，政治哲学不可能是所谓“第一哲学”)。这也提示出马克思政治哲学基本的历史哲学前提，就是建立在其实践观与唯物史观之上的基本的现代性及历史进步观念。
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现代性十分重要，这是马克思与新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明确表述的历史进步思想，在施特劳斯的理论中是作为典型的“进步逻辑”与“历史逻辑”而加以批判的。在强化自身的保守主义思想方面，施特劳斯的确恶意地利用了柯耶夫的思想。柯耶夫依据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思想，提出被剥夺者应当起来抗争，颠覆社会结构，并且建立一种“普遍且均质的国家”(the 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而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正是现代性的极致类型，因而必然是自身否定的类型。对柯耶夫思想的反讽似乎直接得出了施特劳斯自身政治理论的“绝对正确”。实际上，借对柯耶夫的否定，施特劳斯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及其历史成果(从这里人们看到了20世纪福山之所谓“历史终结论”的历史脉络)。但这不仅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简单化了，也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简单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言，阶级分析理论及政治解放必然是其人类解放论的具体化，而人类解放将始终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本身不可能终结。就这一意义而言，关键在于是否对历史以及现代性社会持有一种基本的信念与信任。
[关键词]政治哲学复兴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面世,哲学的主要潮流迅速从语言分析哲学转向政治哲学,而美国政治风向以及全球形势的变化,又使得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走上前台。由此,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两大政治哲学的较量对决,占据了当代哲学的中心舞台;不同的哲学传统或流派也致力于开发和阐释自身的政治哲学资源及内涵,政治哲学渐成显学乃至于“第一哲学”。不过,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背景下,人们发现,对于在近现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要么只是在学理上作单一的人本式解读而归属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要么是作简单的实证主义解读并被看成是一般的共同体主义而归属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要么干脆打发为种种激进而又过度的民间情绪而有意旁落。事实上,如果综合地和历史性地考察当代政治哲学的兴起及其与这一历史时代的本质关联,不仅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而且需要强化这—传统在当代的在场性意义。这同时也意味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合理深切并富于时代意义的发扬与阐释。
一
其实,哲学从来都是关注政治的。基于理念界与生活世界之间敏感而又深刻的区分,哲学总是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政治哲学内涵。前苏格拉底向苏格拉底的转变,乃是从自然领域向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的转变。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重要之处就在于他本人摆脱了早年那种不谙世事并且总是处于情绪化的心智状态,从而真正理智地思考诸如城邦、制度等公共生活问题。柏拉图醉心于“理念”世界的建构,其实是为了解决一揽子纷扰繁杂的“意见”领域的事务——政治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哲学家的理想总是隐含着一定的政治生活理想,由此我们注意到了传统哲学对于政治生活的宰制。亚里士多德直接把政治生活理想表达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这里,与其说是人的复杂性,不如说是政治的复杂性。近代哲学看起来是一个属于纯粹哲学的知识论时代,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时代,近代欧洲基本的政治生活框架得以形成。我们所熟悉的大多数近代知识论哲学家,如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休谟等,他们的知识论建构与其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性建构之间,其实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而,把近代哲学家的认识论从其政治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存在着严重问题。只有对近代知识论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有了足够的把握,我们才能看到他们关于知识可能的探索与建构的意义,否则就会矮化其知识论及其相应的哲学观。比如,反思地看,法国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与其巨大的思想启蒙价值,在人们的感觉中就相当地不对称。法国唯物主义的直观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典型,是某种齐一性、还原性和物本性的思维方式,而他们的启蒙思想却是导向欧洲近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理想的。对这一思想及其巨大历史意义的解释与承接,实际上超过了所谓直观唯物主义。大体上说,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出发来解释的法国唯物主义,还不能直接深达其社会政治生活层面,因而也难以深达其思想精髓。
当然,欧洲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与其政治哲学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区分。休谟问题的产生自有其原因,但所谓“应该”与其说是日常生活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政治生活的问题。休谟的不可知论其实只是出于对常识生活的直观而展开的对理性生活的批判。在此,我们看到,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试图以哲学理念来建构世俗生活的政治理想失败了,至少,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是单凭自然科学的知性方式就能够建构起来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日常生活本身仍然是被价值世界所规定的,而且主要说来还是被人们设定的应然的政治生活所规定。康德哲学问题的起点之一就是如何摆脱经验主义,其归宿与其说是人类学,倒不如说是历史与政治哲学,是其历史理性批判所解决的问题。“人是什么”固然是最后一问,这一问通常被看成是经验人类学问题,但对康德而言实际取决于人如何在历史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普遍国家”的问题。因此,可以如此理解康德哲学的归宿:人是什么并不只是在伦理框架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而需要进一步提升到政治哲学框架内,这就是普遍国家及其历史的可能性问题。与近代认识论哲学不同,德国古典哲学致力于在理性主义框架内铺开政治哲学,但这样一来,政治本身变成了抽象问题。如何建立起普遍的先验性的国家观念,从而给人及市民社会提供一种普遍性的解释,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抽象国家观与政治观。马克思的批判及其政治哲学,一方面克服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观念论视域,另一方面,正如后面所论,在西方政治哲学的框架内,正是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近代契机。
谈到政治哲学的复兴,需要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有一个评价。当代语言哲学的成就是需要承认的事实。在既定的哲学传统中,有两种主要的哲学范式:存在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意识哲学)。存在论乃是存在自我论证与阐释的哲学,其论域尚具有一种原初的丰富性,并且从形式上看也还是封闭的(自恋型)。认识论则是主体对象化的结果,其核心是主体对于对象世界的认识图式。它实际上意味着主体分裂出一种能够反映对象世界的客体性,客体其实是主体分化的结果(分裂型),但这种主体却仍然是自身同一的主体。在此,我们看到,认识论哲学实际上是存在论的进一步确证。但是,世界对于主体的差异以及世界本身的边界,却是传统哲学无法把握的。认识论哲学所确立的,也只是无差别的主体性,对于世界的边界,则是以一种知性的极限性替代了存在的无限性。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让人们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关键不是主体的认识如何可能,而是如何表达世界的问题,即语言问题。因此,哲学的主题既不是存在,也不是意识,而是语言。哲学研究也就是语言的分析与阐释。从弗雷格、胡塞
尔开始,特别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以及罗素这些当代最着名的哲学家那里,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人们通常认为,政治哲学的转向乃是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事情。但是,在当代语言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学理上的断裂。在这方面,我宁愿相信这样一种分析:与传统哲学相比,当代哲学正在发生一场包括范式、对象、内容以及方法在内的全方位转化乃至转变,这些变化的不同侧面之间高度关联并且交互叠加,因此,从当代哲学关注的诸多维度、课题及要素,都可以透视出当代哲学的整体变化。事实上,今日学术界渲染的诸多“转向”,正是从不同角度透视整个当代哲学变革的结果,诸种“转向”之间其实乃是“家族相似”。语言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同样如此。语言的分析与阐述,并不只具有实证性的或语义上的意义,语言学转向也并不只是为了语言学的问题,而在于提示人们关注人类、表达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关联的特殊存在方式。语言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因此,对语言的分析还是要服务于人的认识,服务于人的存在,把一种关于人与 世界关系的抽象的和观念性的表达方式转换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有着一定符号依赖性的新的表达方式,即语言。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语言只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要探究语言本身是如何成其为语言的,即语言的用法问题。语用不同于语义,它所关涉的是语言与世界的具体关系,这一具体关系呈现的是语言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更直接地说就是权力关系,是政治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哲学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也延续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智慧及洞察力)。维特根斯坦早晚期哲学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维氏早期的图像说,实际上是要求用对象性的语言替换传统的形而上学,在政治哲学上的要求则是拒绝政治理念即政治乌托邦对具体政治结构的直接侵入。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语言哲学其实是服务于一种结构化的政治体系的,但由此是否就可以保证人工语言完美无缺?就可以保证结构化的政治体系没有任何问题?就可以相信政治结构以及政治生活本身具有自洽性?早期维特根斯坦对人工语言哲学相当自信,深信制度化的政治结构不会被形而上的政治理念侵入。但是,十多年以后,通过游戏理论以及生活形式的发现,维特根斯坦全面了人工语言论,而相信日常语言的存在更具决定性。这里蕴涵的政治哲学意义就在于,维氏更愿意相信政治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或者说相信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本身的复杂关联。决定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变的,是当时生活世界观念的深入人心。而这一转变又是与在胡塞尔晚期以及海德格尔那里十分明确的对生活世界的高度关注与自觉分不开的。生活世界问题,更直接地是在一种哲学存在论的当代变革中呈现出来的。完全可以说,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是整个当代哲学生活世界转向的成果形式,而生活世界转向仍然是在存在论变革的基础上得到理解的。当代政治活动开始高度关注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从制度形式上界划不同的生活与文化类型。其实,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关注,正是要服从于某种新的政治哲学意图——本质地说,他们都试图对人类生活作出可能的制度性的区分。这在福柯的谱系学努力以及其他一些后现代哲学家那里已变得十分清楚。后现代哲人们已不满意于在语言哲学这样一面旗帜下冒险,而希望直接从权力关系讨论语言。换言之,他们对语言的探讨,其实是直接服从于他们对权力的探讨的,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要求直接表达权力诉求。突破了语言哲学的壳,政治哲学终于冒出头来。
政治哲学的兴起的确是对语言哲学的反拨。当代语言哲学一度陷入过于烦琐的逻辑分析及概念游戏中,这种过于学院化的状况显然引起了众多哲学家的不满,特别是引起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哲学家的不满。在这一背景下,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引起了巨大反响。在伦理学领域内,罗尔斯实现了从摩尔的元伦理学或分析伦理学向规范伦理学的转变(这也是人们认为从分析哲学向政治哲学转向的一个理据)。哈贝马斯甚至认为:“在最近的实践哲学史上,罗尔斯的《正义论》标志着一个轴心式的转折点,因为他将长期受到压制的道德问题重新恢复到严肃的哲学研究对象的地位。”政治哲学其实是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强音,前后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政治理论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洛克等,而且总体说来是自由主义传统。但此后,政治哲学的确相对沉寂。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政治以及道德问题完全从属于哲学逻辑学,并且对这类问题的解释通常是通过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以及心理学等实证学科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象学与语言分析哲学的兴起是要进一步在现代知识背景下延伸意识哲学,这就进一步约束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空间。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在美国的兴起,的确与美国国内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有关。而随着“冷战”结束,世界体系重组以及全球化时代政治、文化和环境问题的高度复杂严峻,各种现代性问题不断积累,不论是自由主义传统还是保守主义传统都显得特别有市场。
自由主义传统的近现代兴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是关联在一起的。
从根源上看,自由主义关联于古希腊智者派、德谟克利特一伊壁鸠鲁主义以及早期斯多葛学派,但自由主义成为主流观念,则是在近代启蒙运动之后,特别是在资产阶级从作为边缘的第三等级一跃而为社会的主流阶级之后。传统的自由主义主要强调基于经济层面的人的政治自由,它所对应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在那里,文化及价值观上的多元性诉求其实是潜在的,并且直接服从于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但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本身已基本完成了从早期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政治结构向国家化、社会化以及组织化的盛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转变,也初步完成了从区域资本主义向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因而自由主义更为强调的是经济上的国家干预以及文化价值观上的多元主义。
二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现代变迁,与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批判有着直接关系。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早期资本主义矛盾冲突尖锐和激化的时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的揭示,已经否定了传统自由主义所预设的经济自由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价值观批判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人主义价值观,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个人主义的政治权力结构及其抽象观念支撑体系的瓦解,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分析批判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支撑传统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结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发生一场革命性变革。马克思特别针对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正如苏格拉底对古希腊民主制的批判并不一定历史地导致对民主政治的否定一样,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马克思的诊断与断言是否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成为现实。实际上,马克思的诊断是一帖治疗资本主义危机的有效药方,并迫使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以渡过马克思所预示的那种剧烈的、具有摧毁效能的社会革命及裂变。整个19世纪后期,是马克思所提示的社会裂变的高风险期,资本主义渡过这一高风险期,更主要的是借助于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危机转移方式。历史地看,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乃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的世界性扩散。在这里,马克思所揭示的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对立,在全球化的意义上,更多地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西方不发达社会的国家民族利益的对立,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对立,也常常是以剥夺、牺牲和消耗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马克思充分估计到了资本主义通过货币力量实现的对全球体系的控制能力,但对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可能性,马克思曾一度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其实,马克思只是提出了一种极端的革命形式并展示其世界意义,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这样一种革命实际上是以综合性的样式表现出来的。
因此,从近代式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向当代社会干预条件下强调文化价值多样性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过程,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介入有着直接关系。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欧洲社会,正处于启蒙运动以后自由主义之成果时代,在法国有孔多塞、托克维尔、贡斯当、基佐,在德国有歌德、洪堡和席勒,在英国则有亚当·斯密以及后来的斯宾塞、密尔,正是这些人物成就了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辉煌。这一传统对马克思是有影响的。在马克思那里,表达其革命逻辑的切入点恰恰是自由主义传统,而马克思在青年学生时代以及《莱茵报》时期,主要的政治倾向即是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本身就是从欧洲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吸收、消化与批判,至少对于青年马克思而 言,是掺进了相当多的自由主义因素的。但是,时代的变化以及马克思对这一变化的敏锐洞察和批判、对社会历史实践及其思潮的介入及主导,也极大地影响了自由主义传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见证并促成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衰微。马克思从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发生在1844年至1845年,其代表作则是写作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这些着作宣布的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破灭,并将整个社会思潮引向了一种更具社会心理与草根意识的社会主义运动。哈耶克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在1848年之后,“法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像大多数西欧和中欧地区一样,同民主运动结下了更加密切的同盟关系”,而且,“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民主运动和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取代”。此后,按照哈耶克的看法,自由主义已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前期的政治思潮主要是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并且,“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大量知识分子的舆论中,它取代了自由主义作为进步运动的地位”。按照沃勒斯坦及阿布德尔·马莱克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在西方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即所谓“三个大陆”中思考出来的,因而就出现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新自由派的、‘科学的’,因而是西方理论家的马克思”,另一个是作为“‘落后人类的’学生、历史主义者和学者马克思”,而第三世界产生出来的“将表达其自己的、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产生出来的那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则被看成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其实,区别出一个与时代无关的“学者马克思”,并使这一马克思近代化,恰恰也排开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本质关联。沃勒斯坦同时也赋予了马克思本质的西方性,并且由此在价值上排斥了第三世界通过诉诸马克思主义而获得的独立的民族与国家意义。其实,在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向第三世界开放的,而且,在第三世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然是基于其民族立场,与帝国主义相抗衡的、有着自己独立的民族意识、人类关怀以及政治理念并要求生成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从属于新自由派的散在的思想,而是一种与自由主义传统完全不同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的政治哲学传统。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中生长起来并形成独立性的历史形态。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有两个基点:经济自由化与自由。古典自由主义一直是在资产阶级范围内探讨问题,与此同时又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直接看成是整个欧洲乃至于人类的政治观。因而,古典自由主义一方面通过强化政治结构来巩固并享有经济自由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不断使问题理论化、抽象化乃至于神秘化(在神秘化的意义上再一次试图复活宗教传统)。马克思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形。他不仅要求从经济活动本身进行分析,而且要求对经济活动的分析不能仅限于经济事实,而要考虑这种事实背后的政治关系背景。他开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是要求把握政治与经济活动的内在关联,进而推进实际的社会变革。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古典自由主义将经济自由化与自由关联在一起的秘密是维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合法性,但当时所处时代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高度分化与尖锐冲突,恰恰就在抽掉这一合法性,并抽掉古典自由主义所设定的人文理想。因此,马克思要求通过实际的革命运动终结资本主义合法性;而且,马克思要求重新判定自由主义。在他看来,本质上只是确定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必然为一种新的共同体主义(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同时也涉及价值观的革命。实际上,古典的自由主义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传统(欧洲中心主义是普遍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学基础),这一传统直接延伸到美国立国的文化传承,即所谓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托克维尔所解释的乃是美国缘之于欧洲近代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文化基因)。欧洲中心主义其实正是早期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初期古典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文化原因。但是,这一时代同时又必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破灭的时代。非西方国家及民族的现代化诉求需要从欧洲的思想中找到一种将西方性与人类性区分开来的思想,并且这~区分从思想立场上是站在弱势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立场上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资源。马克思关注欧洲的现代化,但他是将其纳入全球化亦即人类性的视野内考虑问题的。欧洲性在他那里既是肯定的对象,也是批判和扬弃的对象。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直接生成和转换为对弱势国家及民族之现代性诉求的积极支撑与回应。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为非西方社会所接受的深刻政治背景。而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具有较古典自由主义更为现实的价值。对于大多数在社会底层的、已处于无产者处境的普通民众而言,自由首先是底限生存是否得到满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连同经典自由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制度体系,本身就需要加以彻底改变。因而,马克思所主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及其共产主义观念,更为切中革命现实的理论需要。较古典自由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更好地发挥了社会影响与渗透作用。因而,在马克思之后的现代社会里,共同体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比自由主义强得多的话语优势。而在当代社会,政治民主逐渐成为人类日益自觉的要求,这样一种状况,显然是与马克思特别强调的人类解放论深刻地关联在一起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上述马克思主义政治传统中生长起来的。这一点对于整体性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1845年之前的马克思,有着自由主义的哲学与政治观点,《导言》与《论犹太人题》可以从自由主义传统进行解读,而《巴黎手稿》也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哲学理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也与马克思的早期着作相契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归并到自由主义传统中。1845年前后的马克思与其说是经历了一种哲学的转变,倒不如说是在形成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观过程中,吸收进了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有益成分。这种想法甚至已经酝酿在其前两年的所谓早期着述中。我们知道,《导言》的主题是揭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本质,《论犹太人问题》的主题则是揭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历史性关联,《巴黎手稿》中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相契合的人道主义,恰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框架中体现出来的。因此,过度强调马克思本人前后思想的断裂,看起来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掉人道主义传统,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完全割裂开来。这种做法,其实只是回应了当代西方社会中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一度式微的现实。20世纪60年代以前处于盛期态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在肯定自由主义的有益成分,但同时也在努力追求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的普遍意义。实际上,正是政治哲学统领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不同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构成一种总体的对话平台。6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的回撤或“右”转,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面向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主动”回应。但在一种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作了过多的消极评价,以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陷入所谓的终结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由盛转衰,竟然见证着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恰恰是这种转变本身值得深入反思。
三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关注阶级分析及社会革命理论为特征,并借此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历史影响。然而,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意义的评估还不能局限于此,对于其阶级斗争及革命理论的理解也不能局限于既定的历史框架。通常认为,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以及随后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是基于对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20世纪人类政治生活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确需要反思近一百年来人类出现的各种极权主义因素,包括对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极权主义的深刻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把现代极权主义归之于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意见领域的哲学思考,政治哲学从来就不应该追求十全十美——那是理念世界的事情,因此没有必要美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对当代政治哲学复兴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及其当代性有一个基本的估计。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一开始是回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但只是在非理性主义及大众思潮的意义上来定位马克思主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打发”方式给人一种强烈印象, 即挑战全部欧洲思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并不属于西方主流的政治理念,因而在经历了结构调整及变革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已被选择掉了,好像历史经过马克思主义的一番“折腾”,又回到了既有的轨道——这正是福山所谓历史终结论的主要基调。但即使这样假定,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就能成功“收回失地”,因为在自由主义的对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劲敌——新保守主义。当代自由主义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事实上,在最近二十年来与保守主义的较量中,自由主义已逐渐失去了话语优势。
新自由主义所关注的差异原则,即经济与分配正义问题,仍然需要纳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内进行讨论。经济与分配正义问题的出现,显然不只是在既定制度安排下的具体性问题,而是涉及制度本身的合法性问题。第一,新自由主义总是把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当作前提性条件,实际上,这种干预的直接目的乃是宏观控制,是资本扩张的需要,其次才是分配正义问题。如前所述,国家干预或国家资本主义的确立,是现代资本主义回应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批判而作出的主动变革,新自由主义乃是这一变革的产物。而且,新自由主义更为现实地应对了现代性社会结构及其问题的复杂性。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仍然要求质疑国家干预本身的合法性。第二,国家干预看来是建立在更大范围的世界市场控制乃至于世界控制的目标之上的,因此,所谓分配正义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在体制外解决的。自由主义把一个既定的和人为的政治体系看成是其立论的本质性前提,显然忽视了“体制外”的力量。因而,一旦这一外部力量明确自身的政治使命与要求,它解决正义问题的基本框架也就被直接动摇了,而它所谓价值多样化的主张则更为直观地显示其招牌性。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势力的动摇,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走下坡路的背景。而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正是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战略需要。新保守主义实质上是强权哲学。
新保守主义所追求的乃是古希腊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的古典传统,而其理想的实践样式则是古罗马帝国。当下时代的美国之所以重视新保守主义,与其对古罗马帝国的推崇有着直接关系。其实,保守主义复兴的文化背景,是主张拒绝和反抗现代性的各种文化思潮。施特劳斯强烈的反现代性立场,源于他早年现象学的训练,包括受海德格尔的强烈影响,以及在思想传承上受尼采之反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他高度认可施米特的政治哲学观。在他看来,近代启蒙运动提出的古今之争,核心并不是进步/落后,而是好/坏,本质上是道德问题,并且古典的道德观并没有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得到基本贯彻。他关于现代性三个分期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整个现代性的推进过程,正是道德从社会政治体系中被离弃,乃至清除伦理学的过程。在他看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形成的第一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性的政治观(进步逻辑);卢梭、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形成的第二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的历史观念(历史逻辑);而尼采与海德格尔的第三期现代性则是通过强化个体主义从而排斥伦理学对政治生活的介入(历史主义)。这里包含着对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弱化的历史反思,因而与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兴起相关。但施特劳斯所批评的恰恰就是在现代性过程中美德观念逐渐淡出的自由主义传统。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传统的批判,同时也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在他的分析框架中,作为第二期现代性的终结者,马克思同时也代表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一维。自由主义必然包含着“追求完美社会”的形而上学追求,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实践则是这样一种形而上追求的实践形式,而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则是表达这种实践诉求的极端形式。
施特劳斯彻底的反现代性立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不过是施特劳斯反现代性立场的一个副产品)是十分显眼的,而且看来比尼采与海德格尔走得更远。在施特劳斯看来,与马基雅维利等前辈一样,尼采与海德格尔同样也是现代性的“共谋者”,都是在延续自启蒙时代以来就十分盛行的“知性真诚”。在施特劳斯的现代性分期批判中,马克思是第二个分期的最后一人,马克思意味着历史逻辑与历史观念的终结,意味着自卢梭以来尤其是在康德黑格尔那里强化的世界历史逻辑的终结。海德格尔曾把马克思看成是近代哲学的一种,这一通常只在知识论视域被考虑因而多少令人困惑的问题,正是通过施特劳斯显示出其历史与政治哲学背景,从而透出了其真实的谜底。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误解,恰恰也是在这一层面上发生的。 新保守主义显然是要彻底地告别自由主义。施特劳斯所说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乃至于人文主义,由此也就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了自由主义之一种。这种想法并非没有道理,后来麦金泰尔就把马克思主义(早年马克思)看成是个人主义的辩护形式,并把马克思后来对实证方法的强调看成是他无法面对正义问题的一个证据。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论域不仅超出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而且与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完全可以倒过来提问:即使在当代社会现实中,是否有理由将经济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一旦将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是否能够真正解决现代社会的公正问题?当施特劳斯将解决问题的所有努力都回溯到古希腊传统时,可以断定,在他看来,基于现实本身已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新保守主义的确给人们提供了一副逃避现实的迷幻剂,然而,它实际的文化目标乃是保护美国的既得利益与强权地位。施特劳斯对古典传统的强调,是要赋予古典时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作方式以合法性,但他同样反对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判断,转而推崇卢梭与霍布斯关于“意志决定人性”的观点。在施特劳斯看来,霍布斯对理性人的反叛,是国家理论的基石。“与理性主义的决裂,是这个概念的决定性前提,也是用‘权利’取代‘法’,用权利诉求的优先地位取代责任义务的优先地位的决定性前提。”我们知道,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传统理性主义的延续,并且取得了一种近代式的普遍主义效应,但是,在这一逻辑中,是服从于理性的,而施特劳斯强调的则是国家意志。用国家意志取代普遍理性,这实际上为美国摆脱欧洲理性主义的政治链系并获得自身的地位提供了论证。
新保守主义主张的强权哲学,虽然一直在谋求国家哲学的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突破。“9·11”事件为新保守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口实和机会。按照新保守主义者比尔·克里斯托的分析,“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发疯似地要寻找一种新的对外政策,而我们老早就准备好了这一政策的原始教义”。另一位新保守主义者默拉齐克也承认:“如果没有‘9·11’,我们永远不会获得今天这样大的影响力。”实际上,如果一定要考虑其实践后果的话,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在哲学水准、政治效能以及伦理学后果等层面,恰恰与它所反对的恐怖主义哲学同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术界对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追捧是值得反思的。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所强调的语境,恰恰是一种原始的和冲突型的政治关系状态。这样一种状态,在以协调为主题的现代社会通常被忽略了,但经常也会有脱离常规的情形,这种情况就是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市场。“在国家稳定性和国家权力的权威遭到危机时,在法律制度和者关系暧昧、法治和人治发生冲突时,在国家对社会的全能政治控制受到动摇时,施米特的‘例外状态’、‘者’、‘决断’、‘敌我区分’等概念就时不时受到某些政治势力的青睐,在思想界也往往会引起一些有关的争论。现代民主政治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以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不同时期中会反复出现不同形式的国家一社会紧张关系,人们本不一定非要知道施米特才能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他们知道施米特,而又用他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问题时,就一定会感觉到施米特的存在。”中国学术界的施米特一施特劳斯热,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美国政治哲学思潮的敏感与追逐——在这种政治观念认同的背后,的确存在着来自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对分析和解释全球化时代的政治问题本身也提供了一种特有的视角,很多人也就此认定当下中国本身就适合于实践施米特一施特劳斯主义。但这显然忽视了捧热施米特一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新保守主义的帝国主义本质。如果依据政治哲学本身的政治意向来考察政治哲学,人们或许就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许多诱人的主张了。
马克思政治哲学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由阶级分析理论支撑起来的政治解放。在这一维度上,马克思强调基于经济政治关系展开对人的社会 关系的区分,包括个体、群际、区域、民族以及国家的区分。对马克思而言,阶级区分的立场指向是弱势主体。并且,对于弱势主体的权力诉求,马克思不是诉诸道德伦理,而是强调奠定在经济关系之上的阶级解放以及一个新的公正社会结构的建立。在此,决定马克思政治哲学程序合法性的,并不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争论不休的善与权利谁优先的问题,而是所有人民是否能够获得一种公正底限的社会关系及政治结构,这才是正义问题的实质所在。二是政治解放必然要通向人类解放。从形式上看,政治哲学在整个马克思哲学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从内容上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又是服从于整个人类解放的哲学理念的。在他那里,政治解放只是中介,人类解放才是目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服从于其总体的哲学人类学的(在马克思哲学中,政治哲学不可能是所谓“第一哲学”)。这也提示出马克思政治哲学基本的历史哲学前提,就是建立在其实践观与唯物史观之上的基本的现代性及历史进步观念。
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现代性十分重要,这是马克思与新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明确表述的历史进步思想,在施特劳斯的理论中是作为典型的“进步逻辑”与“历史逻辑”而加以批判的。在强化自身的保守主义思想方面,施特劳斯的确恶意地利用了柯耶夫的思想。柯耶夫依据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思想,提出被剥夺者应当起来抗争,颠覆社会结构,并且建立一种“普遍且均质的国家”(the 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而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正是现代性的极致类型,因而必然是自身否定的类型。对柯耶夫思想的反讽似乎直接得出了施特劳斯自身政治理论的“绝对正确”。实际上,借对柯耶夫的否定,施特劳斯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及其历史成果(从这里人们看到了20世纪福山之所谓“历史终结论”的历史脉络)。但这不仅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简单化了,也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简单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言,阶级分析理论及政治解放必然是其人类解放论的具体化,而人类解放将始终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本身不可能终结。就这一意义而言,关键在于是否对历史以及现代性社会持有一种基本的信念与信任。
【关键词】德性本体；知识本体；城邦；公民；正义
苏格拉底确立了政治哲学的根基：“政治事务是一个自足的领域，政治事务和非政治事务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或者更进一步说，公共善与私人之善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苏格拉底之前，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思想家只关注数学和自然，探究事物的根据和本原，而“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唤回，引入城邦甚至家庭之中，迫使哲学追问生活与道德，追问好与坏”。
一、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哲学基础
（一）德性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家关注自然事物，探讨宇宙的规律，苏格拉底则认为除了自然科学知识，还有一种关于人和人性的知识，他开始探究关于人的学问，关注知识与美德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探究关于人的知识，就是要“认识你自己”。我们所能探讨的知识是关于人的德性的知识，德性包括了正义、虔诚、忠诚、勇敢、公民义务等。从德性论角度看，苏格拉底将人们追究事物意义的视线从天上拉回了人间，具有了西方古典人文精神，实现了古典人文精神的一次大转向，他明确提出了我们不需要探讨自然事物的意义和本质，而应探讨“人”的意义。
（二）方法论 。苏格拉底将关于自然事物的本原放在括号内悬置起来，而关注德性知识，这具有现象学的意义。苏格拉底的助产术也就是强论证法或者说是诱导论证法具有很深远的意义，智者运动就是教人们如何用强论证战胜弱论证的，苏格拉斯诱导的概念主要是与政治哲学有关的，例如正义、德性等。苏格拉底用这种方法探讨了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公民不服从理论等公民政治哲学思想。
二、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思想
（一）德性政治本体与知识政治本体的结合。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本体论是关于德性政治和知识政治的关系问题，试图回答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本体意义。所谓“美德”就是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要追求的德性，将这种政治美德放在公民身上，认为公民要为城邦承担义务，履行责任。这种责任和义务要像“牛虻”，时时给当下的雅典城邦以刺激，因为雅典城邦已走向衰落，其标志就在于德性的衰败。知识政治本体，是关于城邦和公民政治生活中的德性的知识。德性本体和知识本体在公民和城邦政治生活中实现统一。
（二）城邦与公民：政治生活方式的双重主题。城邦与公民是苏格拉底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对这一核心的论述，回答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问题。关于城邦政治生活方式的探究，具有整体主义国家观的倾向，苏格拉底主张城邦至上，过以正义、节制等为原则的追求城邦美德的政治生活。在德性城邦与法治城邦的选择中，苏格拉底是以纯粹的古希腊人崇尚的公共德性为城邦生活的方式。
在关于公民政治生活方式的探究方面，苏格拉底认为公民的生活方式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卷入到政治生活的中心，追逐名利，正如一部分智者所教授的那样要热衷于城邦政治生活，学习演讲和辩论，热衷战争。另一种则是站在社会政治生活的边缘，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苏格拉底认为公民需要做一个积极的沉思者，而不是冷漠的，无望的，不承担责任和义务的旁观者，要探讨人间美德，关心政治、关注政治，要成为为城邦之善尽责任和义务的好公民。
（三）苏格拉底的“正义”观。在苏格拉底看来，正义就是知识，伦理是政治性的，而政治又是伦理性的。至高至大的美德是政治美德，苏格拉底将其看作是管理城邦事务的艺术，正是借助于这种艺术，人们才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正义是合乎法律的规定，无论是不成文的神的法律还是成文的人的法律都要考虑到正义，正义性并不只是立法的标准，而且是立法的共同本质。苏格拉底认为公民必须维护城邦法律的尊严，法律如契约，遵守法律就是遵守契约，破坏法律就是破坏契约。
正义也在于公民美德的教育，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既然就是知识，因此城邦应当注意培育公民的美德。他虽强调天赋，但并不否定后天教育，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负有培育美德责任的教师。他提出，绝大多数人都不是极善或极恶的，而是介于善良与邪恶之间，因此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教育和引导。他教育人们成为高尚、正直的公民，他说：“最幸福的人和达到最理想目的的人，是那些养成了普通公民具备的善良品质的人。这些品质就是所谓的节制和诚实。”
三、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对柏拉图及后世政治哲学的影响
苏格拉底被认为是政治哲学传统的奠基者和真正源头。他的一生都是“述而不作”的，他的思想直接体现在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之中，而且对整个西方的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西方世界称为古代思想家中的最伟大的人物。苏格拉底的方法论（助产术），知识本体与德性本体相融合的本体论，以及公民应该选择何种生活方式的思想，都对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苏格拉底的思想也通过柏拉图影响着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一个真正的城邦是一个追求正义和善的城邦，以追求德性为目标，应当选择的政治生活方式也是追求德性与知识的统一。希腊化时期城邦走向衰落，城邦式的公共德性已经破碎，人们向往、追求过个人宁静的生活，追求个体伦理德性的完善，苏格拉底的人文精神对希腊化时期和整个古典政治哲学思想也产生了影响。
参考文献
[1] 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2] [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M].上海：三联书店，1988.
论文摘要：马克思通过分析经济的政治性质，开创了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经济政治学，它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描述和批判的统一，有效地沟通了马克思思想中的实然和应然的张力。因此，经济政治学既体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质，也显示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相对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优越性。
晚近，马克思政治哲学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大热点。这不仅与我国当前政治生活的变革息息相关，而且也是对西方’普遍认为马克思没有政治理论的一种回应。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独特性是什么?这关涉到马克思独特的理论品质，即从现实个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揭示出现实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运动规律。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个人的现实存在于经济生活‘卜。马克思正是通过深人到资产阶级的经济生活领域和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建构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如同列宁评价《资本论》是小写字母的逻辑学一样，它同样是以潜藏的方式存在于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中，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它揭示了经济的政治性质，因此，这种政治哲学的独特性是它实现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水乳交融，是经济政治学。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政治学传统
在经济学和政治学场域分离的今天，经济政治学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但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却是一种存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学术传统。只是到了19世纪后期，经济学才开始祛除政治色彩，即自马歇尔开始的经济学“去政治”转向，这是马克思所批评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化直接结果。因此，要研究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有必要探讨马克思出场的理论背景口
在18世纪，将经济政治化，或是以经济来取代政治功能最为激进的是重农主义。他们认为人类是通过实物来统治的，因此，他们创physiocratie(垂农学派)一词，来取代政治和政治经济概念，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只是人类野蛮状态时期的一种残余。而现实中的政府则应该适应自然秩序，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越少越好。他们把政治归结为经济，归结为重农主义，实际就构想了一门比经济理论宽泛得多的经济科学，“这种经济科学甚至超出一门科学，它实际上成了一大类科学，也就是波图一首次提出的‘伦理学与政治科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重农主义将经济政治化的倾向。布坎南认为，“英国经济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果(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的。它把每一个人设定为自利的“理性人”，通过交换理论，依靠需求与利益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证明市场型的社会就可以自行解决自主的社会体制问题。这使得人们把市场型的社会组织看作政治的新形态，政治权力从上帝、君主的手中被转移到资本家的手里。把社会看作市场、把政治拒之门外，治理社会不再靠政治这个“看得见的手”，而是靠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斯密是占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经济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国富论》的两个基础性概念，即分工和交换奠定了斯密经济政治学的基本层次。经济学上的“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问的分工以及彼此相关联的交换关系所构成的，没有哪个特权阶层拥有对这个“社会”的支配权。斯密指出，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来说，就是一个“商业社会”。人与人在利己心的引导下参与市场交换，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经济本身就能实现社会秩序的有序，因此，在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上，政治成为多余的因素。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具有的这种经济政治化的倾向，对马克思的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青年马克思深陷人本主义逻辑的泥淖，一度欲拔不能，而直到他把目光转向现实，特别是转向经济学研究，发现经济的政治性质之后，方得以脱身但马克思并没有囿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即在私有财产作为事实的前提条件下，主要从交换领域来论述经济社会的和谐。他没有陷人古典经济学的这个意识形态陷阱，而是质疑了私有财产的历史合理性，并深人到生产领域，揭示出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从而使占典经济学的和谐经济社会构想落实到现实中的阶级分离和斗争的存在中。马克思在继承占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政治化倾向的同时，实现了对他们的超越。
二、经济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优越性
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性质，我国有学者将它定位于规范性政治哲学。这种定位将马克思康德化，没有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做的深人剖析。与此相对应的另外一种倾向就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主义。但这种理论在十月革命的浓浓硝烟中已经破产。相对于这两种理论，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定位于经济政治学，显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它能够沟通马克思思想中实然和应然的张力，实现描述和批判的统一。
政治哲学之作为规范理论与认知理沦相区分，是一种当代哲学现象。在古代知识体系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间是没有分别的。近代以后，哲学与科学逐渐分立，随之作为哲学之思的政治哲学与作为科学认知的政治科学之间的区分也渐趋明晰。斯特劳斯曾把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分离归结为现代性的间题，他认为这种分离经历了三个阶段: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形成的第一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胜的政治观;卢梭、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形成的第二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的历史观念;而尼采与海德格尔的第三期现代性则是通过强化个体主义从而排斥伦理学对政治生活的介入。这是对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弱化的历史反思，同时也说明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区分:从道德伦理来理解和分析政治生活，即具有价值预设的政治理论和完全排除掉价值预设从经验来分析的政治理论，因此，政治哲学是一种规范理论，而政治科学则是一种描述和分析的理论。
虽然斯特劳斯强调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差异性，但现实中这二者井非是绝对对立的。当代美国政治学学者阿兰·艾萨克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政治哲学家往往先提出一种终极目标或价值，然后再描述实现此目标的最佳手段，霍布斯就是先指出和平(没有内证)应当是政治系统的目的，继而又讨论了实现目的的手段，即建立绝对的政治统治—利维坦。前者严格说来是规范活动，而后者则是科学判断”。即政治哲学是从应当到现实。我国有学者根据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长线索，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符合这种逻辑。马克思早期所进行的政治哲学论辩是一种典型的规范理论，他关于人的解放和未来社会的设想，实质卜就是一种建基于规范理论的伦理预设。这一伦理顶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得到较为充分的表达而这恰好是符合从伦理预设到现实活动的逻辑。
假如这种解读能够成立，那么问题就会产生: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他的同时代人赫斯、卢格等人的区别在哪?马克思反对的正是这种从抽象伦理分析现实和透视现实的做法，他对蒲鲁东的批评就说明了这点。蒲鲁东以“平等”理念为标尺，来逐一检验现实的经济范畴，从而机械地区分出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这被马克思批评为经济学和哲学的双重贫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无疑具有追求人类解放这样一个价值目标。但是，他不同于蒲鲁东就在于，他将这种追求融合到严格的科学分析中，让现实自己说出需要解放和实现解放的话语，而不是让这样一个追求时时刻刻都打着是马克思个人信仰的烙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反映了马克思经济政治学批判性的真谛:“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和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个事实同另一个事实比较对照。即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不是从应当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确实还具有从价值出发批评现实的倾向，还没有实现人本主义和对经济生活历史分析的统一。但是，假如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分开来看，他的思想并非是铁板一块。在“笔记本”，他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进行了叱骂和谴责，然而在“笔记本班”，他已经能够客观地论述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它是人类对象化力量的反映，是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这说明，当时的马克思已经初步具有从价值预设的彼岸世界回归现实生活此岸世界的意识。后来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他在批判了哲学和经济学领域中的意识形态后，终于通过人类社会实践、生产活动这个桥梁回归到了现实，从而提出了共产主义不是与现实相适应的理想，而是现实世界中的现实运动这一思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是对这一思想的深化和具体。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剥削，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无产者三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解蔽了资产阶级关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幻想;并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承盾运动，预示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将走向自我扬弃的趋势。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既具有事实描述和分析的向度，同时也是对所分析事实的批判，它实现了规范和科学、描述和批判的统一。通过;种统一，马克思实现了对西方政治哲学的超越。
三、经济政治学的合法性源自商品经济的公共性
经济学和政治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在古希腊，经济属于家计学，那是一个不自由的领域，而政治则属于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人通过言论和行动，让自己在城邦同伴面前显露出来，从而使自己获得人的本质，达到个人的善与城邦善的统一。这个传统一直作为暗流影响着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例如，阿伦特。她在《人的条件》中通过把人的活动区分为劳动、制作和行动，指出劳动和制作都不能使人成为人，只有行动，才能使人获得自由。在劳动中，人作为物欲的存在物，受着自己动物性的支配，是不自由的存在。因此，她把劳动划分为私人领域，认为这个领域构成人的一个黑暗背景。这种将经济归结为私人领域的传统，在政治自由主义思想中也有影响。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中对此做了分析。政治自由主义通过将经济领域划分到私人领域，反对将自主权利应用到经济领域。他们通过两个命题来进行论证。第一个命题是劳动商品命题，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和其他交换一样是私人性，因此，这两种交换中的权力支配相等的。第二个命题断定竞争的资本市场把对经济活动的实际支配与资产的所有权分离了开来，因此，不是资本的所有者，而是竞争生存的命令决定了经济结果。即资本是中立的。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对此进行了反驳。
首先，劳动力商品不同于市场仁其它的普通商品。其它商品可以和劳动者分离而存在，但是劳动力不能分离。劳动者之所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因为受到了强制，即他们失去了生产资料，为了生存，必须出卖劳动力。劳动者在市场的地位并非如诺其克所认为的可以在有意义的工作和高工资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所能选择的只能是工作，或是饿死。因此，劳动力的出卖，就表明了经济领域并非仅仅属于私人偏好的领域，它存在有社会权力。
其次，资本也并非是中立的。资本通过三种手段来产生社会影响，即影响生产过程，支配资本的投人方向以及影响国家政策。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的权力因为流动性而加大。工人并没有机会获得资本从事经济活动。因为，资本的本质是盈利，它在投人时需要考虑到工人的返还能力。
他们两人的分析，反驳了自由主义认为经济纯粹是私人事务，对社会不产生政治影响的观点。他们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的。
在人类处在共同体存在的阶段，经济活动同时就是社会活动。而人类在从共同体中摆脱出来之后，他们的经济活动分为两个阶段，即小商品经济时期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时期。对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马克思在《穆勒评注》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进行了分析。在存在分工的前提下，侮个人为了利己的目的而生产商品，但是，只有通过交换，这种商品才能变成对他本人有用的产品，交换者“互成一体.互相需要，于是客休化在商品中的个人B就成为个人A的需要，反过来也一样;于是他们彼此不仅处在平等的关系中，而且也处在社会的关系中”。马克思所描述的这种由特殊性所导致的普遍性现象和斯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描写的景象是一致的。可见，虽然征个人在市民社会中的生产和交换都只是私人的活动，但它受社会需要的支配。假如生产的产品没有人需要，这样的产品就无法实现它的价值。这说明，即使在个人作为原子式的个体存在的市民社会中，经济领域也不可能是私人领域，它受着公共领域的支配，并同时影响公共领域。当市民社会进人到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时，即进人到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这种经济生产方式更不可能是私人领域。相反，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法和其他卜层建筑立足的础。资产阶级卜层建筑仅仅是对其生产关系以折射式的一种反映。
在商品经济社会，经济领域对每个人都具有强制作用，它构成了每个人立足的现实。马克思对经济领域政治性的分析具有合法性。这和哲学寻根究底的彻底性是一致的。马克思在《15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只有通过深人到经济领域，才能揭示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中一些概念产生的根源，同时检验它们的合法性。这反映一马克思对西方政治哲学的超越。
四、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经济政治学的分析工具
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之所以能够超越西方的规范政治哲学，其原因在于马克思通过艰苦卓绝的理论探索，发展和完善了劳动价值论，通过这个理论利器，他既检验西方政治哲学和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和范畴.同时，也在思维中再现了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中的政治性。
以“平等”概念为例来分析马克思是如何通过劳动价值论来剖析它的产生及其本质的。平等是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在《1857一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分析。这种平等现象表现在两个方而:先表现为流通主体的平等，即交换者的平等，“每个主体都处在这一规定中，即处在同一规定中”其次表现为交换对象的等价，“他们交换的对象，交换价值，等价物，他们不仅相等，而几确实必须相等，还要被承认为相等”。交换者通过等价物而成为价值相等的个体。商品交换是平等的实现。这个实现是对具体劳动和劳动时间抽象的结果。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交换中的这两次抽象。
每个商品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方而。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这种存在，和它的自然的、可以捉摸的存在是一致的。使用价值就本身而言是具体的、有着质性差别的。在使用价值的层面，使用价值和使用价值无法比较。在商品社会中，使用价值被附上了经济的形式规定，因此，它直接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交换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可以相互交换的量的关系。在这种交换中，使用价值经历一第一次抽象，“不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满足的需要的特定性质怎样，商品总以一定的数量彼此相等，在交换时相互替代，当作等价物，因而尽管它们的样子形形色色，却代表着同一个统一物。即从使用价值中抽象出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人的生命力消耗的结果，是对象化劳动。它既同“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无关，因此也同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无关”，它否定了劳动者的个性，仅仅表现为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消耗，因此，它是抽象一般的劳动，在质上相同而只有量的差别。
第二个抽象化过程表现为具体劳动时间抽象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交换是以劳动量为尺度，而劳动量为社会劳动时间所决定。这种社会劳动时间是个别劳动时间的平均化，通过这个平均化的过程，“这样的劳动时间究竟是哪一个个人的劳动时间是没有关系的。这种抽象掉个性差异的结果就是使劳动时间的等量化，不同的个人在生产同一个具有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的使用价值时耗费等量的劳动时间。
因此，商品生产和交换造就了人的抽象化，人变为没有任何差别的存在物。这样的人是平等的人。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交换中两个抽象化的分析，解释了平等产生的根源，它源自商品生产中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交换是这种抽象的实现，因此也是平等的实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意识形态家之所以不能客观地理解这个过程，源自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自身的特性，它必须对象化在物中，“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 (陷)这客观造成一种可能性，即在商品交换中，人与人由于其商品生产中的抽象劳动而平等的地位被归结为物本身的平等。交换价值对价值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遮蔽，而在货币出现之后，这种遮蔽就更为严重。货币形式中，价格标准最初和重要标准的等同，以及后来货币名称的确立，货币职能的分化，这每一步都是对价值本质的一个远离。因此，这最终一导致货币似乎自身就具有价值，因此，其他一切商品都是通过货币才能表现自己价值。这客观导致人在意识中把货币作为平等产生的根源。通过一层层的抽象和变形，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最终表现为人通过物取得人自身的平等。
此外，马克思还分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意识形态家产生这种错误的主观原因。第一，他们仅仅从交换领域来理解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他们并不管出卖的具体内容，也不过问这种有待出卖产品的来源，更不管个别生产者在交换中能否实现那惊人的一跳。因此，市民社会中拥有私有财产的人之间的平等交换，以及通过这种交换实现的平等都只是一种现象、一种幻觉。其次、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历史错误。即他们常常将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单等同于简单交换。马克思批判巴师夏通过把各种经济关系归之于名称的不同，从而把构成发展的差别抛掉，把复杂的经济关系等同于简单的生产关系，从而为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辩护。
马克思通过分析平等的产生根源和表现，揭示了资产阶级辩护论的实质，并指出“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yams)通过劳动价值论这个理论利器，马克思透过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雾，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中一些核心概念产生的根源和实质。这说明，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要比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优越，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能够深入到历史的本质之维中。
关键词：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道德；宗教；哲学
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对《圣经》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同时对启示宗教的教义进行了批驳。在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下，神学与哲学划开了界限，思想自由获得了空间。学术界对斯宾诺莎的宗教观一直持有争议，洪汉鼎先生曾在《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中写道：“尽管他蛮有信心地认为他的学说并不消灭宗教，而且还为宗教提唯一正确的论证，但他所谓的宗教与普通所理解的宗教根本不同，它不是迷信，而是智慧，是一种人性生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即知识与道德实践的最高统一，他可以说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哲学家。本文将通过分析《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对启示宗教的批判以及对神学与哲学的划分来对其进行探究。
一、与启示宗教的区别
《圣经》是启示宗教权威的唯一根据，因此，实现对启示宗教批判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构传统基督教神学对《圣经》的曲解与误读，重新解读《圣经》，并以此来发现宗教与信仰的真正内涵与目的。
斯宾诺莎通过对《圣经》中关键用词的考查，纠正了关于神、启示、先知、选民、神律等宗教术语的误解，戳穿了神学家与牧师的荒诞不经，并对传统基督教神学发起了挑战。其否定了神职人员以及教会的地位与作用，将宗教自由的权力归还给了个人。斯宾诺莎认为真正的神是自然，是最高善，而不是启示宗教中所刻画出的人格神。斯宾诺莎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神的律法，是通往最高善的道路，而不是上帝与西伯来人所立的约。通过运用理性获得自然知识，也就是关于神的真正知识，从而认识到最高的善而发自内心的去践行善，才能获得自由与幸福。只有认识到神的善而爱神的人才是真正遵循神律的人。对于“奇迹”，斯宾诺莎认为应与启示、预言相区分，因为后者完全超出了人的理解力，是神学问题，但奇迹并不违反自然秩序，相反，奇迹都是自然事物。因为不论怎样，《圣经》中所记载的奇迹都不可能凭空发生，皆需要原因和环境条件。并且，奇迹并不是使人得救所必须的教导，而只是表明先知也与我们一样，拥有这些自然事物。因此，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判断这些奇迹，只要其可以让人更好的敬拜神和宗教，辅助人向善，那么奇迹就有了价值。
二、与哲学的划分
斯宾诺莎通过重新解读《圣经》批判了传统基督教神学的神学教义，将宗教与迷信区别开来。宗教不再局限于对《圣经》文字含义的解释，不再需要抬高启示、预言、奇迹以及宗教仪式的地位，也不再需要选民与非选民的划分，甚至先知也不再拥有神秘性。同时，斯宾诺莎指出，宗教与哲学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哲学不是神学的婢女，神学也不是哲学的附庸，二者互不干涉。
从宗教与哲学的基础来看，二者是不同的。哲学的基础是自然，而神学的基础是《圣经》的历史与语言。并且，哲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与智慧，而宗教的目的是服从。《圣经》并不教导哲学知识，只是教导宗教义务，它的所有内容都是适应大众的领会能力和成见的。《圣经》所教导人们通过服从神，爱身边的人来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哲学所教导的是追求真理，通过理性把握自然知识从而实现爱神，以此来获得幸福。《圣经》不教导真理，如果真理导致人顽固，那也是对神的不虔敬；如果谬误可以让人服从，那便是对神虔敬。在斯宾诺莎看来，宗教的意义不在于教导的表面内容，而在于人们信仰宗教后的道德实践。只要人们认识到神是最高的善，对神虔敬，服从神，信仰神，爱自己周围的人，那么宗教的目的就达到了，人也能因此得救，成为有德性的人。而哲学的目的是真理，也就是对神的正确认识，只有拥有真理才能幸福。虽然神学与哲学有所区别，二者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却有着相同的道德指向。神学的规则或者它关于生活的教导的意图与目的，是与理性相一致的。因此，在斯宾诺莎那里，宗教是一种道德宗教，通过让人服从神而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宗教虽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幸福与得救，却能教人为善，通过使人服从神而得到安慰。
三、道德宗教
《圣经》是宗教教导大众的根据，而斯宾诺莎对《圣经》的重新解释则展现出了道德宗教的面貌。与传统启示宗教不同，斯宾诺莎的宗教不再笼罩着神秘主义的“光环”，而成为每个人都可以领会到的简单原则。宗教的特殊作用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后，虽然斯宾诺莎的宗教与传统启示宗教相区别，但它也不是哲学。《圣经》不教导自然知识，虽然其不排斥理性，但却不是理性的产物，也不能用理性来解释。《圣经》只是教导人们服从上帝的律令，成为有德性的人，却不能让人获得关于上帝的真正的知识。服从不能产生自由，因此，人虽然通过宗教获得了德性，但却不是真正的德性与幸福，因为人永远无法通过宗教获得自由。而哲学是通往自由与幸福的唯一道路。 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的宗教并没有完全抛弃启示，而是不再关注启示的内容，转而将重点放在其道德确定性上。自然知识的确定性要大于启示，宗教所拥有的只有道德的确定性。虽然哲学教导自然知识，宗教用启示实现教化，二者内容不同，但是在道德实践方面，哲学与宗教又有着同样的目的。
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通过重新解读《圣经》而描绘出了一种道德宗教，其既与传统启示宗教相区别，又不是哲学。这种宗教摆脱了迷信，与理性关系融洽，承认自然规律，教导大众向善，虽然不能像哲学那样使人获得关于上帝的真知与幸福，却也能给多数人带来安慰，让其通过服从上帝，对上帝虔敬而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
［参考文献］
［1］Spinoza: 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 translated by Michael Silverthorne and Jonathan Isra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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