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老师：李成（1958-），男，哈尔滨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
摘要：经过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南北文化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北方诗歌质朴康健但在艺术与语言上已明显滞后，南方诗歌注重辞藻韵律的同时却陷入内容情感空洞的弊病中。在隋朝统一南北之后，杨广积极推动南北文化融合，在诗歌创作中主张集南北之所长，对唐代的诗歌繁荣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南北文化融合；杨广；诗歌
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开始侵入中原，汉人大量南迁。西晋结束汉末之后的分割局面不到四十年，统一局势又被东晋十六国所打断，而后继续演变成南北朝的对峙。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平陈成功，南北才重新回到大一统的格局。从汉末至隋开皇九年平陈之役，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中华政治版块只有西晋时期不足四十年的统一，而绝大多数时间是处于割据分裂的局面，民族、地域的割据势必导致政治、经济、文化呈现不同的地域特色。
南方诗歌从过分追求玄佛而脱离生活情景、空洞苦涩的玄理诗，经过陶渊明将哲理联系生活、将情感意化为景物的田园诗，又经过谢灵运注重景物描摹、追寻自然写实之美的山水诗，终于在积极崇尚四声音律的永明体诗人谢的诗歌中达到了融汇。注重声色之美，熔裁警句描绘景物，运用声律创作诗歌，同时注重内容的真实、情感的真挚，情景交融、风格清新、声调明快。而到了梁陈“宫体”诗之际，又掉入为过分追求词藻和韵律，风格艳丽而非清新，声调柔靡而非明快，内容与情感空洞的窠臼之中。
与此同时，北方由初时的文化衰微，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崇尚汉魏之风，又经过北周太祖提倡撰写《大诰》、复古周风，终于在周、齐中后期形成了一种有选择地仿效南朝诗艺、同时也不抛弃北方质朴诗风的潮流。无论是北方本土的邢邵还是由南入北的庾信、王褒，都表现出一种南北融合的文学创作观。在具体实践中，以庾信最具代表，他羁留北方时期的诗作倾注了真挚而浓烈的情感，既汲取了齐梁声律对偶等修辞技巧，又融汇了北方浑厚苍劲的诗文之风，为南北文学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杨广的身世与经历
杨广作为一位亡国之君，被后世小说等文学作品大肆歪曲、过分诋毁，历史上对其评价则毁誉皆有、过大于功。而当今学术界在对正史等相关资料的探究后，主流学者普遍认为杨广是一位暴君而非昏君，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打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开发西域乃至攻打辽东，还有进一步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完善三省制和科举制度，都是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这些政策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只不过杨广没有把握好度，推行的过快过急，且同时触动太多阶层的利益，导致下至百姓上至统治阶层内部都承受不起，进而揭竿而起。隋朝的灭亡并不是其战略上的错误，而是在具体操作的战术层面没有把握好，应运而起的唐朝则正是继承了隋朝宝贵的物质和制度成果，继往开来并进一步完善，才使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另一个鼎盛的朝代。
与杨广致力于推行巩固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相对应的是，他在诗文创作上也追求南北文风文化的兼容并蓄，对南北文学融合和唐诗的兴盛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而杨广的南北民族、文化融合的理念则和他的出身、早年的人生经历、生活环境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身世与家庭成员
杨广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和母亲独孤伽罗同属关陇集团名将之后，杨坚的父亲杨忠与独孤伽罗的父亲独孤信皆出身六镇，参与北魏年间的六镇起义。杨忠属于鲜卑化汉人，独孤信为鲜卑化匈奴人，他们追寻北周太祖宇文泰征战，杨忠被封为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赐鲜卑姓氏普六如，独孤信更是被封为西魏八柱国之一。此关陇贵族集团非同小可，西魏、北周、隋、唐的四代皇出自这个集团，而独孤信的女儿中有三位分别做了北周、隋、唐的皇后，独孤伽罗便是其中之一。
杨坚以他鲜卑化汉人的身份，非常占优势地赢得了鲜卑贵族和汉人将领们的支持，建立了隋朝。杨坚以汉人正统自居，进一步推行民族融合政策，恢复汉姓、汉制、树立传统儒家价值观。在文学上，他“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1]、“不喜词华，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泅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2]，极力反对华丽诗风，推崇北方质朴的诗风。
杨坚生于佛寺，由尼姑养大，对佛教十分敬重，建立隋朝后，“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3]一改北周武帝大肆灭佛的政策。独孤伽罗家族也十分信佛，仁寿二年独孤伽罗去世时，王劭上书云：“伏惟大行皇后圣德仁慈，福善祯符，备诸秘记，皆云是妙善菩萨。”[4]王劭称独孤伽罗为妙善菩萨，道出她尚佛的事实。
杨坚推崇儒家正统、在文风上强调贞刚、质朴以及鼓励佛教等文化观念其实是一种崇尚汉魏“雅体”“典制”的文化观念，他出身行伍，所推行的政策主要是为政治服务，并没有过多地体会文化深意。过分强调儒、礼，将诗赋看做雕虫小技，不利于进一步吸收南方文学中的声韵技巧和审美意识。而杨坚在平陈后一度对南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隋朝克定江表，宪令惟新，一州之内，止置佛寺二所，数外伽蓝，皆从屏废。”[5]倡佛于北方，毁佛于江南，实际上还是表现出杨坚对南方文化的鄙夷。不过杨坚推崇汉魏文风和夫妻俩都尚佛的思想对杨广吸收北方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杨广对南方文化的汲取很大程度得力于他的夫人萧皇后。萧氏是梁明帝萧岿的女儿，但因生于二月，江南风俗生于二月不祥，所以由叔父萧岌抚养，萧岌夫妇去世后，萧氏又转由舅舅张轲抚养，“轲甚贫窭，后躬亲劳苦。”[6]身为皇室公主，但从小养于民家，萧氏身上具有江陵女子的温婉却不见南朝宫廷的柔靡。“萧后初归藩邸，有辅佐君子之心”[7]，她“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杨广）甚宠敬焉”[8]。这样一位知书达理的江南女子，对杨广吸收南方文化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早年人生经历及生活环境
开皇元年二月，隋文帝杨坚刚刚即位，立刻封雁门郡公杨广为晋王，任命他为并州总管。第二年正月，又置河北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令杨广为尚书令。杨广赴任的并州治所晋阳，在现在的太原市附近，是东魏、北齐的别都，之前一直是北周与北齐争夺的战略要地，还是防御突厥的重镇。此时杨广年仅十三岁，“朝廷妙选正人有文武才干者”[9]，“令项城公（王）韶、安道公李彻辅导之”[10]。杨坚对王韶、李彻寄予厚望，希望杨广能够“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广达”[11]。杨广在他们的辅佐下表现得“好学，善属文，沉深严重”[12]。开皇六年十月，杨广被任命雍州牧、内史令，作为都城长安的行政长官，他在京城待了近两年。至此他还没有到过江南。
开皇八年十月，杨坚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以杨广为尚书令，然后紧接着部署了八路平陈大军，杨广则被任命为总统帅。隋朝平陈之役从战略上主要是元帅长史高和元帅司马王韶做实际指挥，战术上由杨素、韩擒虎、贺若弼来执行，但杨广确实是参与了决策的制定，并是决策的积极执行者。
平陈之役比预想的轻松，分裂近三百年的中华大地终于复见统一，但是杨坚的一系列政策无法消除南方与中原政权的对立情绪，仅仅一年，江南全境皆叛，豪强和士族势力发动了分裂割据的暴乱。于是，开皇十年十一月，杨坚又令已复拜并州总管的杨广为扬州总管，带兵平叛。政治军事上的攻势很快就令叛军溃败，但是要真正巩固南北统一、收复人心，还要从文化上下手。从开皇十年至开皇二十年杨广为皇太子去职，他在扬州整整待了十年，这十年里他的人文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思想乃至文化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杨广积极倡导宗教和儒学政策用以沟通南北，稳定江南人心。开皇十一年十一月，杨广请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大师为自己授“菩萨戒”，称智为师。在《受菩萨戒疏》中，杨广云：“弟子基承积善，生在皇家，庭训早趋，胎教夙渐。”“弟子即日种罗喉业，生生世世还生佛家。”[13]据《国清百录》记载，杨广与智大师常年书信往来，其中还存载了杨广写给智大师的四十多封信。智大师对杨广的也有极高的评价：“晋王殿下，道贯古今。允文允武，二南未足比其功。多才多艺，两献无以齐其德。茂绩振于山西，英声驰于江左。”[14]
除了与佛教僧人交往甚密，杨广还积极招抚江南道教。徐则世代侨居江东，“幼沉静，寡嗜欲。受业于周弘正，善三。精于议论，声擅都邑，……遂怀栖隐之操，杖策入缙云山。后学数百人，苦请教授，则谢而遣之。陈太建时，来憩于至真观。期月，又辞入天台山……”杨广知其名后，亲笔书信召之：“导凡述圣，非先生而谁！”[15]请徐则来“四道场”讲道，徐则年逾八十，欣然前往。而后杨广又请徐则为其“受道法”，不过因徐则年事已高，实在不方便而推辞了，不久徐则便去世了。
此外，杨广坐镇扬州时，一反隋文帝的政策，积极办学、整理图书，十分支持南方学者的研究，曾命江南学者潘徽等编纂《江都集礼》，此乃江南学者礼学研究成果的集成，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杨广积极结交文人雅儒，“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辩为之冠”[16]。晋王府学士的领袖人物柳辩为所谓“独步汉南”的南方文化代表人物，他对杨广文风的转变和文学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在杨坚废掉杨勇立杨广为皇太子的开皇二十年，还有一件对杨广说来很有意义的事情。因突厥内乱，纷争涉及隋朝，其中一部大举犯境，开皇二十年杨坚令杨广为灵朔道行军元帅，杨素为长史，于仲文为前军，长孙晟为秦川行军总管，出兵讨伐。这次战役的结果是“纳启民，大破步迦可汗，铁勒于是分散”[17]。后来，因杨广被立为皇太子，军队交由杨素统率，于仁寿初年取得大胜，“自是突厥远遁，碛南无复虏庭。”[18]虽然这次大胜以杨素记为大功，但杨广也参与其中，而这种北征大漠的经历，也为杨广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壮阔慷慨的审美意象。
二、杨广的文学思想及对其诗歌的赏析与解读
（一）杨广的文学思想
由于隋文帝倡导“雅体”“典制”的文风，所以“炀帝初习艺文，有非清侧之论”[19]，后来“发言降诏，辞义可观”[20]。“非清侧”即反对南方一味追求华美而轻薄空洞的柔靡诗文风格。所以即使魏征也认为“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21]。
同时还有记载，“初，（杨广）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辩已后，文体遂变。”[22]柳辩是杨广汲取南方文化的“老师”，对其文学思想和文风影响重大，杨广该是见到柳辩后，才开始学习齐梁“永明体”所讲究的声律、对偶，才开始注重江南清丽婉约的审美意象。“文体遂变”想必也不会完全脱离庾信，庾信早年就是讲究声律词藻、擅长写宫体诗的能手，而其入北后“老更成”的文风，本就是把齐梁文学的修辞技巧融入北方文学苍劲的骨气之中而成的，其本就是倡导一种南北融合的文学观念。
杨广曾称赞曹植：“世传文章典丽，而不言其书。仁寿二年，族孙伟持以授余。余观夫字画沉快，而词旨华致，想像其风仪，玩阅不已。”[23]杨广还有段诗评云：“……气高致远，归之于（王）胄，词清体润，其在（虞）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2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杨广对文学的审美理想是“典丽”和“华致”并重，“气高致远”、“词清体润”、“意密理新”同求。而这种既要求“骨气”又要求“词藻”，既要求“朴质”又要求“清丽”，既要求“内容不空洞”又要求“技巧理论创新”的诗歌追求，已非当时只喜豪壮直朴的北人或者只求华丽柔靡的南人所能写出的，这应是“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25]，南北融合才能达到的。
（二）杨广诗歌的赏析与解读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杨广曾有集五十五卷，传世的有严可均《全隋文》收录的文章一百多篇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的诗歌四十四首。所存诗歌数量不多，但水平较高，诗人以帝王、文士、佛道信徒等不同身份，目睹从北方边塞到江南水乡的不同意象，寄情而作，值得赏析。
1、清新、明丽之风
刘师培曾云：“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隶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26]潘岳、陆机是西晋太康时期的作家，从文风上讲此时期的风格则是“魏晋风骨”向“齐梁永明体”的过渡期，开始转变为重视词藻而又兼具骨气，此二人亦大力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刘先生称杨广的诗文近似潘、陆，但修辞技巧又近“齐梁”，倒说明杨广的诗文中不乏意象清新明丽，讲究“齐梁”声律、对偶，却摒弃南朝宫体诗柔靡轻艳之风的作品。
水准最高的当属依陈后主创制的乐府艳曲所作的《春江花月夜》，格调清新明快，境界开阔悠远，蕴含江南婉约之韵却无宫体诗“轻侧”之风。其诗云：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其一）
初露含花气，春潭漾月晖。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其二）
这两首诗以南朝诗歌细腻的描写，明丽的色彩意象、工整的对偶表现出北朝诗歌阔大、雄浑的意境，对初唐张若虚那首脍炙人口的《春江花月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夏日临江诗》云：“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露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逍遥有余兴，怅望终不归。”本诗写景细腻、逼真，色彩明丽。“修竹”、“沧江”、“露”、“莲”都是南朝诗歌中常用的意象，具有一种江南民歌的轻快，但整首诗的格调却又具北方的质朴、阔大，近似谢对景物描写的风格。
又如《野望诗》云：“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此诗意境省净、浑成，情景结合巧妙，融情于景。通过描写寒鸦、孤村、流水和斜阳，抒凄清、惆怅的情怀。
更有学者认为杨广的《江都宫乐歌》，形式上比庾信的《乌夜啼》更接近唐代的七律。
《江都宫乐歌》
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余秋。渌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
“据此诗，隋时七言律体已具，不始于唐也。”[27]
2、慷慨、刚健之风
杨广作为统军元帅曾尽力边塞大漠，体验过军旅生活，他作为一个帝王有比肩秦皇汉武的壮志，所以他的边塞乐府气象宏大、慷慨激昂，展现出刚健壮丽之美。此外，杨广在一些描绘山河景物的诗中，也展现出刚健壮丽之美。如《临渭源诗》：“惊波鸣涧石，澄岸泻岩楼。滔滔下狄县，淼淼肆神州。”
3、佛、道、玄
钱钟书曾于《管锥编》中云：“佞佛帝王之富文采者，梁武、隋炀、南唐后主鼎足而三，胥亡国之君。史论每咎梁武、李后主之佞佛，却未尝以此责隋炀。当缘梁武、李后主佞佛，害于其政，著于其寻常行事，而隋炀佞佛，不若是之甚。唐人小说《隋遗录》《迷楼记》《海山记》等只字不道其佞佛逸事，有如梁武帝之散头发俾僧践踏、李后主之削屎橛供僧抽解也。”其实杨广十分崇尚佛教，尤其在扬州十年，结交佛学大师，沉浸于江南玄佛合流的审美情趣，不过他的“佞佛”还算理智，所以容易被人忽略。
杨广传世的诗歌中明显和佛教有关的有：
《谒方山灵岩寺诗》
梵宫既隐隐，灵岫亦沉沉。平郊送晚日，高峰落远阴。回幡飞曙岭，疏钟响昼林。蝉鸣秋气近，泉吐石溪深。抗迹禅枝地，发念菩提心。
此诗写的是去灵岩寺，路上安详静谧的景色令诗人发念菩提之心。诗中用到的“梵宫”、“疏钟”、“禅枝地”、“菩提心”等意象皆为佛家用语，突出主题，佛意甚浓。“高峰落远阴”、“疏钟响昼林”、“蝉鸣秋气近，泉吐石溪深”等诗句，表现一股清疏、空灵意蕴，渗透着浓浓的禅意，意境高妙。
《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
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正月十五作为一个民间狂欢的节日，各地都热闹非凡，而诗人在这日所见的景象，却更似佛家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梵声”、“幡”、“钟”等为明显的佛教意象，“黄金地”、“琉璃台”更是极乐世界所独有。
还有一首佛道玄兼具的诗：
《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诗》
天净宿云卷，日举长川旦。飒洒林花落，逶迤风柳散。孤鹤近追群，啼莺远相唤。莲舟水处尽，画轮途始半。江各自遥，东西并兴叹。已熏禅慧力，复藉金丹捍。有异三川游，曾非四门观。於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
“禅慧”意指佛家，“金丹”则指道教，通过“妙道”而到达“彼岸”，正是以“道”为归宿的。此诗中佛道元素并存，诗人以佛道并重的意味来做平衡，而江左自东晋之后确实出现玄佛合流的迹象。诗歌所表达出的情愫是一种兼美玄佛，超然脱俗的韵味。通过对佛道场所的景物描绘，创造了高远、清寂的意境。
除此之外，杨广曾在《步虚词》中写道：“总辔行无极，相推凌太虚。翠霞承凤辇，碧雾翼龙舆。轻举金台上，高会玉林墟。朝游度圆海，夕宴下方诸。”这是杨广后期政治弥留时期所做，那时他已无力回天，极尽奢侈的生活，但他却并不满足，而是向往化作神仙去天上赴宴，这也正是一种道教的思维。
杨广的不少诗词中都表现出崇尚“自然”的意境，描绘出一幅清静灵动的画面，如“洞府凝玄液，灵山体自然。”（《步虚词》）“团团素月净，夕景清。谷泉惊暗石，松风动夜声。”（《月夜观星诗》）皆是颇具玄思和禅意，此为玄佛合流下的一种审美情趣，倒和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静逸明秀之境界相仿。（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指导老师：李成
参考文献：
[1][19][21][25]魏徵：《隋书・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
[2]司马光：《资治通鉴・陈纪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575页。
[3]魏徵：《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97页。
[4]魏徵：《隋书・王劭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01页。
[5]《续高僧传》卷十二
[6][7][8]魏徵：《隋书・后妃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111页。
[9]魏徵：《隋书・李彻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67页。
[0][12]魏徵：《隋书・炀帝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9页。
[1]魏徵：《隋书・李彻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67页。
[3]《全隋文》引《国清百录》炀帝“受菩萨戒疏”
[4]《全隋文》引《国清百录》智者遗书与临海镇将解拔国述放生池
[5]魏徵：《隋书・隐逸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58页。
[6][22]魏徵：《隋书・柳辩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23页。
[7]魏徵：《隋书・铁勒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79页。
[8]魏徵：《隋书・杨素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81页。
[20]司马光：《资治通鉴・隋纪五》，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743页。
[23]《全隋文》叙曹子建墨迹
[24]魏徵：《隋书・王胄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41页。
关键词：教坊曲；近代曲词；鹧鸪词；教坊记
从大诗人李白的《山鹧鸪词》开始，唐代出现了二十多首的以鹧鸪为题的诗歌，如白居易的《山鹧鸪》诗；中唐诗人许浑一个人便写了五首与《鹧鸪》有关的诗歌，分别是《听歌鹧鸪辞》《韶州韶阳楼夜燕》《听吹鹧鸪》《怀江南同志》《越中》；诗人郑谷更是因为他的《鹧鸪》诗当时人称“郑鹧鸪”，由此可见当时的“鹧鸪”诗的盛况。有关鹧鸪的诗歌虽多，但是研究者并不多，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鹧鸪词》的起源。
首先，《鹧鸪词》是歌曲，是可以用来歌唱的。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将汉代以来的歌谣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等十二大类。其中“近代曲词”和“新乐府辞”二类收录的是隋唐以来的乐府新题，其中近代曲词收录的是可歌唱的，也就是歌词，如《乐府诗集・近代曲词》收录的《思归乐二首》题解：“《乐苑》曰：‘《思归乐》，商谓曲也。后一曲犯角。’”“商谓曲”不好理解，疑是“商调曲”之误，犯角是一个音乐术语，是“犯调”的一种，在古代犯调具体怎样犯调已不可考，应该相当于现在的转调，但是比转调严格，《辞海》“犯调”词条：“词（曲）中犯调有两种。一是宫调相犯。即取各宫调的声律合成一曲，使宫商相犯以增加乐曲的变化，有三犯、四犯、八犯之称。但限于‘住字’（全曲末一字，或称“杀声”）相同的调子方可互犯。”新乐府诗则是不能歌唱的以讽喻性作为特征的文学性较强的诗，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等。
其次，唐代以来大量的以“鹧鸪”为题的诗歌应该是教坊曲《山鹧鸪》及其别称。任半塘《唐声诗》云：“《山鹧鸪词》，唐教坊曲，别名《鹧鸪词》《鹧鸪》。”由此可见，唐代出现的大量以“鹧鸪”为题的诸如《山鹧鸪》《山鹧鸪词》《山鹧鸪辞》《鹧鸪词》和《鹧鸪》等诗歌都是《山鹧鸪》的别名，换言之，这些诗歌也都可以称之为《鹧鸪词》。教坊曲兴起于开元、天宝间，唐玄宗爱好俗乐，将大量民间乐曲引入宫廷，为了更好交流和传承，于开元二年设立教坊，专门负责乐舞技艺的教习。唐代崔令钦的《教坊记》（成书于762-763年）记录了开元年间教坊制度、有关轶事及乐曲的内容和起源，收录了许多教坊曲曲目，其中有一个曲目名为《山鹧鸪》，应该就是《鹧鸪词》。
第三、从《鹧鸪词》的来源看，教坊曲《鹧鸪词》是由民间歌曲整理或改编而来。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艺术中说：“盛唐的诗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第三步是诗人用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隋唐时期诗人用民歌精神来创作“新乐府”这种现象很多，所以郭茂倩特地把隋唐以来的燕乐杂曲歌词单独列为“近代曲词”，主要原因是随着魏晋南北朝四分五裂的时期结束，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到来，南北文化激烈碰撞和交流，产生了一种全新的音乐形式：“燕乐”。“燕乐”是一种吸取了各少数民族音乐、隋唐以前的雅乐和清乐以及汉族民间歌曲等因素的俗乐。如《近代曲词》中的《婆罗门曲》就是从天竺传入凉州（今甘肃武威市）的胡乐，郭茂倩释题道：《乐苑》曰：“《婆罗门》，商调曲。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进”；又如《采桑》题下有解：“《乐苑》曰：‘《采桑》，羽调曲。又有《杨下采桑》。’按《采桑》本清商西曲也。”说明《采桑》原来是属于隋唐以前清乐系统古曲，但是经过融合，已经成了燕乐系统的新乐府了；又如《绿腰》题解：“《琵琶录》曰：‘《绿腰》，即录要也。贞元中，乐工进曲，德宗令录出要者，因以为名，后语讹为绿腰。’《新唐书》曰：‘《凉州》《胡渭》《录要》，杂曲是也。’《乐府杂录》曰：‘《绿腰》，软舞曲也。康昆仑尝於琵琶弹一曲，即新翻羽调《绿腰》也。’”杂曲就是散失了或残存下来的民间乐曲，经过乐府官员整理后的乐府歌曲，由此可见，《绿腰》原来是民间乐曲，经过乐工选拔整理后就成了乐府歌曲了。又如《竹枝》目下云：“《竹枝》本出於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禹锡曰：“竹枝，巴Q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鹧鸪词》和《绿腰》《竹枝》差不多，应该也是经过乐工或文人整理之后成了风靡一时的歌曲。第三、从早期的以“鹧鸪”为题的乐府诗的内容和风格特色来看，教坊曲《鹧鸪词》应该是由湖南一带的民间歌曲整理或改编而来的。根据现存的资料来看，最早的以“鹧鸪”为题的诗歌是大诗人李白《山鹧鸪词》，其诗云：“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嫁得燕山胡雁婿，欲衔我向雁门归。山鸡翟雉来相劝，南禽多被北禽欺。紫塞严霜如剑戟，苍梧欲巢难背违。我今誓死不能去，哀鸣惊叫泪沾衣。”诗中点明“鹧鸪鸟”的家在“苍梧”的苦竹岭上。“苍梧”，古苍梧郡，郡治在郴县（今湖南郴州），辖地大致在长沙郡南、桂林郡北的一带。唐时认为鹧鸪鸟的故乡在“苦竹岭”的诗歌还有很多，如白居易《山鹧鸪》诗中也有“黄茅冈头秋日晚，苦竹岭下寒月低”；郑谷的《候家鹧鸪》诗中有“苦竹岭无归去日，海棠花落旧栖枝。”；许浑的《听歌鹧鸪词》诗中有“甘棠城上客先醉，苦竹岭头人未归”。李白的《秋浦清溪雪夜对酒，客有唱山鹧鸪者》诗中甚至直接点明了《山鹧鸪》的起源地：“客有桂阳至，能吟山鹧鸪。”《汉书・地理志》记载，前202年汉朝立国，刘邦于湖南南部建立桂阳郡，郡治在现在的郴州市，与上文的古苍梧郡是同一个地方。
如上所述，《鹧鸪词》原来是湖南郴州一带的民间乐曲，在盛唐时期经过文人和乐工的整理后成为流行极广的教坊曲。
【参考文献】
[1]郭茂倩.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858.
关键词：隋炀帝； 音乐思想；音乐创作；民族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曹丕、唐玄宗、李煜、宋徽宗这样的帝王，他们都擅长吟诗作赋，精通音乐辞藻。曾被历史上公认为与秦二世并驾齐驱的暴君——隋炀帝，就是其中之一位。“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曾是其真实写照。隋炀帝在历代帝王之中可谓暴君，然而在利用音乐方面，他却是一位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俊杰。隋朝（公元581—618年）可谓短暂王朝，关于它的灭亡，其中包含多方面原因。笔者在此仅谈隋炀帝在音乐诗歌方面的创作及其在音乐方面的思想，兼及在利用音乐社会功能解决与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域诸族之间的关系，以期让读者更清晰的了解隋炀帝在音乐方面的贡献。可以说，这位历史上的暴君竟是一位在音乐方面推动与少数民族融合的先行者。
1 隋炀帝的音乐诗歌创作在不同的时期的不同风格
隋炀帝的音乐诗歌创作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风格，其分界线应是在立为皇帝时。据《隋书》记载：“上美姿仪，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诸子所钟爱。”古代帝王的传袭是立嫡长子，隋炀帝（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又名杨英，小名阿麽）非嫡长子而最终被立为皇太子，这是与其聪慧灵敏的自身条件所分不开的。《隋书》记载：“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在隋文帝面前，他所使用的乐器多为断弦毁坏者，并且布满尘埃，隋文帝以为他不好声色，深为信任。表面如此，隋炀帝实则爱音乐，他的诗歌音乐创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风格。
1.1 早期风格
隋炀帝在成为隋朝的皇帝前，是严格按照雅乐体系来欣赏音乐的。因为雅乐在祭祀时的运用可以宣述功德，确立皇权，为政治服务。《隋书·音乐志》卷十五：“先是高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卢思道等，列清庙歌词十二曲。令齐乐人曹妙达，于太乐教习，以代周歌。起初迎神七言，像《元基曲》，献奠登歌六言，象《倾杯乐》，送神礼毕五言，像《行天曲》。至是弘等但改其声，合于钟律，而辞经敕定，不敢易之。至仁寿六年，炀帝初为皇太子，从飨于太庙，闻而非之。乃上言曰：‘清庙歌辞，文多浮丽，不足以述宣功德，请更议定。’于是制诏吏部尚书、奇章公弘，开府仪同三司，领太子洗马柳顾言，秘书丞、摄太常少卿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礼部侍郎蔡徵等，更祥故实，创制雅乐歌辞。”由此观之，隋炀帝在未成为皇帝之前，在音乐方面的创作是严格按照雅乐体系来完成的。其在艺文方面的创作是非轻侧的，即反对华丽之音。《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隋炀帝初期音乐诗歌的风格多为雅体，这与他登上帝位，并深得隋文帝的信任是分不开的。
1.2 后期风格
隋炀帝后期的音乐创作风格与早期创作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为：其中掺杂“意在娇淫”的轻曼之乐，即所谓的“艳曲”。如《江陵女歌》：“雨从天上落，水从桥下流。拾得娘裙带，同心结两头。”此诗由景写到一位年轻姑娘的形象，具有调戏、轻曼之成分，可谓当时之“艳曲”；又《赠张丽华》：见面无多事，闻名尔许时。坐来生百媚，实个好相识。
从诗歌中亦可看出隋炀帝对张丽华的溢美之辞。这种风格的诗歌与早期歌辞相比，风格可谓截然不同。另外，像这样的歌辞亦有多首，像《江都宫乐歌》《赐守宫女》等亦有轻浮﹑艳丽之成分。显然，这些作品的风格与前期的雅乐歌辞相比，可谓截然不同。
后期作品或为享乐美景，或为调情逗趣，大有享乐主义宿命论的思想，充满了强烈的感望，接受了世族地主“反礼俗，从”的生活方式。《资治通鉴·炀帝大业六年》载：“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隋炀帝常在有月光的夜晚，带领宫女数百，演奏他所创作的《清夜游》曲。享受美景，以娱身心。又《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云：“（炀帝）大制艳篇，辞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等曲掩抑摧藏，哀音继绝。帝悦之无已，谓幸臣曰：‘多弹曲者，如人多读书，读书多则能撰书，弹曲多即能造曲，此礼之然也’”。隋炀帝后来命乐工创作大量乐曲，且乐曲风格与前期相比有很大变化。由此可见，隋炀帝后期欣赏水准有了很大转变。笔者认为：隋炀帝本是一个典型的浮浪子弟，它的本质是贪花恋酒，沉迷声色伎乐，而他的这种本性又被迫使其在未被立为太子之前压抑自身，虚情假饰，装出一副诚实的好学之态来迎取隋文帝与其母后的信任，一旦夺得皇位，他的这种压抑之感再也不能承受，继而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因而他开始在物质上大肆的挥霍浪费，沉湎声色，在精神上创出一些艳诗艳曲来释放自己的抑郁心情。
2 以乐制夷
隋建国之初，面临着四方少数民族极大的威胁。以北方的突厥为主，加之吐谷浑、高丽，他们共同对隋形成了巨大包围圈，屡屡侵犯隋朝边境。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拥有“控弦之士四十万”的突厥大举进犯，“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这严重威胁了隋朝的存亡。后来，隋炀帝将儒家礼仪道德与音乐交往相结合，改善了隋与西域之间的关系。《隋书》载：“甲寅日，皇帐，其下備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又“丙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己卯，大会蛮夷，设鱼龙曼延之乐，颁赐各有差。”显然这是隋炀帝在众少数民族前大宴的情景，其音乐亦是活灵活现，精妙绝伦，同时也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资治通鉴·炀帝大业三年》说：“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甲寅，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衞，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这种可容千人的大帐，丰富多彩的散乐显然是游牧民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因此他们产生了对汉族无比的敬畏。他们争献牛马数千万头，以示友好往来。除了在北巡西巡意渲染音乐范围，造成盛大气势，隋炀帝还在少数民族入朝时，“欲以富乐夸之”，大动干戈，“括天下周、齐、梁、陈氏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乐者，皆直太常。”隋炀帝扩大音乐规模，集中全国音乐人才，对我国当时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他还在洛阳精心准备了一场大规模的歌舞表演，场面极具观赏性：
“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鳌，水上虫鱼，遍覆于地……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精美绝伦的演出，展现出汉人与少数民族普天同庆﹑一起联欢的局面。这让少数民族为之倾倒，宁愿臣服。
后来隋炀帝竟使这样的演出成为制度：“……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华丽的场面年年如故，极具吸引力。炀帝西巡之后，大业六年“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相贺，”此年歌舞达到巅峰状态，在洛阳：“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絺绣，其营费巨亿万……”[18]借用规模巨大、多姿多彩的音乐，隋炀帝自豪的向少数民族展示了中原音乐。让少数民族深切感受到气势宏大的音乐场面和中原国力的强盛，达到了不费一兵一卒就使少数民族俯首称臣的目的。虽然布置这样的音乐盛景需要大量的服饰、各种各样的乐器及众多音乐伎人等，但与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消耗的巨额军费、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及社会的动荡不安相比，这些又显得微不足道。
结语，被世人称之为暴虐之君的隋炀帝，在未登皇位时表现的小心谨慎，而在博得隋文帝及母后的信任之后，纵情音乐。因此其思想上既有儒家的一面，同时又有放纵私欲、及时行乐、崇尚老庄的道家的一面。他爱好文辞礼乐，同时又过度的将自己放纵于音乐之中。隋炀帝作为一代国君，有着欠缺之处；但作为一位文人，却是成功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天下皆谓承籍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19]隋炀帝是一位文采飞扬的文人，他的歌辞创作及对音乐方面做出的一系列政策，曾对我国的音乐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尤为可贵之处是，他利用音乐来处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减少了不必要的战争。同时，这恰恰是他在利用音乐处理与民族关系上的过人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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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隋炀帝 文学思想 江南 山东 关陇
南北朝后期存在着三大地域文化体系①，即：江左文化、山东文化和关陇文化。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之下，三地在文学创作方面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如以文风来划分，江左文学体现的是南朝的审美趣味，而山东文学和关陇文学则可看作北方审美趣味的代表。在炀帝之前，三地文学和文学思想之间虽有过接触，相互之间也发生过影响，但就整体态势来说依然是各自发展，直到炀帝即位之后，南北文学和文学思想才向着彼此融合的方向迈进。
一、对南方文学及文风的继承
首先，炀帝推崇江南文化，迷恋江南文学的审美趣味。炀帝很早便受到了江南文化的熏染。开皇元年，十三岁的杨广被立为晋王。次年，纳萧岿女为晋王妃，萧梁宗室素来崇尚文学，萧王妃在家庭传统的影响之下亦从事过文学创作，曾作有《述志赋》，几乎全由对句组成，较富文采。对于同样喜好文学的杨广来说，萧王妃可谓江南文学的引介者。此后，杨广又有十年的南方生活经历，从开皇十年（590）至开皇二十年（600）被立为皇太子止，杨广一直都在扬州总管任上，每年只入宫朝见一次，多数时间在扬州。在此期间，他招引百余位才学之士以充晋王府学士，其中大部分为江南文士，如柳■、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王■、虞绰、庾自直、徐则、徐仪（徐陵之子，见《陈书·徐陵传》）、袁宪（见《陈书·袁宪传》）等。本来就崇尚“庾信体”的杨广，在与这些江南文士交往的过程中，文学上应当也受到影响，尤其受柳■的影响最大，杨广每有文什，必令柳■润色，然后示人，可见其对江南文学审美趣味的喜好。只是由于此时文帝刻意压制江南文士，鄙弃并痛恨江南文风，杨广不敢过于显露自己的文学趣味。
即位之后，隋炀帝开始大规模地重用南方文士，一些人还逐渐进入了政权的核心。他明文批评轻视南人的言论，《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引《隋大业拾遗》曰：“大业之初，（炀帝）敕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及龙川赞治侯伟等三十余人撰《区宇图志》一部，五百余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阳郡风俗》，乃见以吴人为东夷，度越礼义，及属辞比事，全失修撰之意。”炀帝不悦，遣内史舍人柳逵宣敕责窦威等，其敕文曰：“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②认为江南自六朝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所，尤其永嘉之后，更是文化的中心，称赞自陈入隋之士为“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这就从思想观念上扭转了轻视南人的做法。炀帝所信任者多为南士，大业元年即以礼乐之事总付柳■、何稠、诸葛颖等南士，南士总领礼乐之事，这在文帝朝是从未出现的现象。炀帝还让南士参掌朝政，如让虞世基、裴蕴等参掌机密，表明南士在炀帝朝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炀帝也开始大张旗鼓的推崇南方文风。《隋书·文学传·虞绰传》曰：“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帝未尝不称善。……迁著作佐郎，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恩盼隆洽。……从征辽东，帝舍临海顿，见大鸟，异之，诏绰为铭。”③虞绰、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陈灭入隋，见《周书·萧■传》）等，都是以“文翰”受到赏识，说明炀帝对南方文风的喜好程度。王胄亦“以文词为炀帝所重”，炀帝曾高度推崇王胄、虞世基、庾自直三人的诗歌曰：“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实际上是把南方作家推为创作的典范。“于时后进之士咸以二人为准的”④（《隋书·文学传·王胄传》），“二人”即指王胄和虞绰。这充分表明在炀帝的倡导之下，南方文风已成为作家的广为学习的对象。
炀帝经常开展文学活动，与南方作家切磋技艺。《隋书·柳■传》曰：“帝退朝之后，便命入阁，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
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⑤炀帝在文学上受柳■的影响极大，“言宴讽读”及对酒酬酢的场合中当也包含不少文学活动。炀帝还曾赐诗与南方作家，也常令南方作家奉和作诗。察逯钦立所辑《全隋诗》，存有奉和、应制、应教、应令诗歌的有：柳■、徐仪、王胄、诸葛颖、许善心、庾自直、虞世基、虞世南等，这些文学活动也必然会对炀帝本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都产生深刻的影响。《隋书·文学传·庾自直传》曰：“自直解属文，于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帝所爱。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⑥炀帝令庾自直“诋诃”自己的作品，并按照庾自直的意见反复修改，这一方面体现出炀帝在文学方面的宽容态度，同时也清楚地表明其诗歌创作是以南方文风为准则的，而炀帝追求南方文学审美趣味的思想倾向也表露无遗。
二、对山东文学及文风的吸纳
除了重用南士，推崇南方文风外，炀帝也起用北方的山东士人和关中士人，并将北方文学的审美趣味也纳入其文学思想体系之中。
从来源方面说，隋代的山东士人包括原北齐境内的山东本土士人和关陇境内的山东士人。关陇境内的山东士人又包括两个部分，一为随西魏孝武帝西迁入关之士的后代；一为齐亡入周、后又入隋的北齐士人，其中主要是文林馆文士。山东士人虽为杨坚代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隋文帝即位之后，却也成为被抑制的对象。正如杨金梅所言：“在全国统一后，曾经为杨坚谋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山东士人，转而成为最不受信任的备受打击的对象，曾经的佐命功臣几乎被黜落殆尽。”⑦而山东本土士人也同样饱受歧视，《隋书·儒林传·马光传》载：“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⑧可见，歧视山东士人也是关中本位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陈寅恪先生即指出：继承宇文氏之遗业的隋文帝，“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⑨。因而，山东士人在文帝朝大多与江南士人一样郁郁不得志，如卢思道、辛德源、李文博、孙万寿等，或沉沦下僚，或衣食乏绝，或因小事而被流放。 隋炀帝对于山东士人虽不如对江南士人那样推崇，却也并不歧视。其为晋王时就引用一些山东士人，如甚为器重清河张虔威与太原王韶，以备咨询，即位之后也任河东裴矩参掌朝政。山东的知名文学之士，至隋炀帝即位时所存无多，炀帝即位于大业元年（605），时距齐亡的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已有近三十多年之久，原入关的北齐文林馆之士在此期间已大都去世，仅剩薛道衡、孙万寿、王劭等数人仍在世。炀帝对山东文学之士是颇为重视的，如薛道衡流放岭南，时为晋王的杨广欲其经由扬州时打算向朝廷上奏留之，薛道衡不从，杨广虽然衔恨薛道衡，但是爱其才而对薛道衡依然颇为尊礼。他后来杀薛道衡，只是出于“爱其才而不能得而用之”⑩的缘故。又如，博陵崔赜“七岁能属文”，曾为杨广的侍读，后又被引为晋王文学之士。崔赜的文学才能也受到了杨广的重视，当时晋王府邸公文，大多为崔赜所作。大业五年（609），奉诏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后又奉诏作《东征记》。崔赜在文学创作方面较为活跃，“所著词、赋、碑、志十余万言”？?？?？?《隋书·隐逸传·崔廓传》附《崔赜传》），应是当时的一位比较重要的作家。此外尚有杜正玄、杜正藏兄弟数人，《隋书·文学传·杜正玄传》曰：
正玄尤聪敏，博涉多通。兄弟数人，俱未弱冠，并以文章才辨籍甚三河之间。……授晋王行参军，转豫章王记室，卒官。
正藏字为善，尤好学，善属文。……大业中，学业该通，应诏举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时诣阙，论者荣之。著碑、诔、铭、颂、诗、赋百余篇。？?？?？?
杜氏兄弟并以文章才辩著名，尤为聪敏的杜正玄被授为晋王行参军。杜正藏兄弟三人，于大业中又“俱以文章一时诣阙”。可见炀帝对杜氏兄弟的文学才能也是相当重视的。杜正藏所著《文章体式》，成为后进之士的写作规范，则山东文学在当时文坛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炀帝对山东文学之士的奖掖和礼重，表
明其对山东文学及文学思想也是持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
三、对关陇本土文学及文风的兼容
总体上说，与文帝截然相反，炀帝对关陇集团采取的是打击和限制的政策。起初谋夺太子之位时，依靠杨素、杨约、宇文述等人，清除了以高■等关陇勋贵为代表的杨勇集团。即位之后，为了稳固统治，又对以杨素为代表的关陇士人予以严厉的打击。虽然如此，炀帝毕竟出生并成长于关中地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关陇文学的某些影响，其文学创作是从学习“庾信体”开始的，“庾信体”便是当时关陇地区流行的文风。炀帝对关陇文学也是持一种兼容的态度，他与关陇作家之间的文学往来也颇见于史籍记载。如史祥“少有文武才干”，伐陈有功，后从晋王击破突厥。杨广为太子时就曾遗书史祥，盛赞其武功，并曰：“亲朋远矣，琴书寂然，想望吾贤，疹如疾首。”？?？?？?表达了欲拉拢结交的意愿。史祥的答书几乎全由偶句构成，颇富文采，可见其应当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炀帝即位后，史祥平定了汉王杨谅的反叛，炀帝赐诗表彰曰：“伯■朝寄重，夏侯亲遇深。贵耳唯闻古，贱目讵知今！早■劲草质，久有背淮心。扫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阴。功已书王府，留情《太仆箴》。”？?？?？?（《隋书·史祥传》）炀帝对牛弘更是高度推崇，《隋书·牛弘传》曰：“炀帝之在东宫也，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后，尝赐弘诗曰……其同被赐诗者，至于文词赞扬，无如弘美。”？?？?？?又如于仲文，他在北周时曾与谯王宇文俭有过诗歌赠答，因有将领之才而受到杨广的亲幸，今存有《侍宴东宫应令诗》一诗，作于杨广为太子之时。这说明炀帝对关陇作家也是比较重视的。
炀帝经常开展集体的文学活动，以此作为切磋技艺的手段。如炀帝作《白马篇》、《纪辽东》、《悲秋诗》，王胄亦有《白马篇》、《纪辽东》二首、《奉和悲秋应令诗》以和之。炀帝“常自东都还京师，赐天下大■，因为五言诗，诏胄和之”（《隋书·文学传·王胄传》）；炀帝有《春江花月夜》、《谒方山灵岩寺诗》、《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诸葛颖则有《春江花月夜》、《奉和方山灵岩寺应教诗》、《奉和通衢建灯应教诗》以和之；炀帝有《四时白■歌》二首、《望海诗》，虞世基则有《四时白■歌》二首、《奉和望海诗》以和之；炀帝有《献岁燕宫臣诗》，虞世南则有《奉和献岁燕宫臣诗》。可见炀帝与臣下诗歌交往之频繁。值得指出的，其中当有一些规模较大、参与者较为广泛的活动，只是由于作品散佚，其具体情形已无法确知。但有些大规模的集体赋诗活动则可考知，如炀帝有《月夜观星诗》，诸葛颖、虞世南皆有《奉和御制月夜观星示百僚诗》的和诗；炀帝有《幸江都作诗》，虞世基、虞世南俱有《奉和幸江都应诏诗》的和诗；炀帝有《临渭源诗》，柳■有《奉和春日临渭水应令诗》、薛道衡有《奉和临渭源应诏诗》；炀帝有《冬至乾阳殿受朝诗》，许善心、牛弘皆有《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从诸葛颖、虞世南、蔡允恭、弘执恭均有同题的《奉和出颍至淮应令诗》，可知这也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从这些活动的参与者来看，大部分为江南文士，然亦有些活动是将江南文士、山东文士和关陇文士都囊括在内，这说明了炀帝对三地文士及文学的重视。炀帝的出发点虽在于附庸风雅和以诗娱乐，但也体现了其在审美趣味和文学思想方面兼容南北的倾向，为南北诗风的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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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晓勤：《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② （宋）李■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10—2711页。
③④⑤⑥⑧？?？?？?？?？?？?？?？?？?？?？?？?？?？?？? [唐]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9页，第1742页，第1423—1424页，第1742页，第1717页，第1758页，第1747—1748页，第1494页，第1496页，第1309页。
⑦ 杨金梅：《隋代诗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⑨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⑩ 孙大莉：《隋炀帝诛杀薛道衡、王胄原因探析——〈隋唐嘉话〉笺证二则》，《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二辑。
参考文献：
[1] （唐）魏征等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 （唐）令狐德■等撰.周书[m].北京：中
书局，1971.
[关键词]清商乐;吴声西曲;清商三调;清商署
[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201-06
龙建国(1957—),男,文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文化产业与传媒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清商三调是清商乐最富有标志性的艺术特征,也是唐宋以来治乐者谈论较多的一个命题。宋代郑樵《通志》云:“清商曲,亦谓之清乐,出于清商三调,所谓平调、清调、瑟调是也。三调者,乃周房中乐之遗声,汉魏相继,至晋不绝。” [12](卷四十九)郭茂倩《乐府诗集》云:“相和歌辞,《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其后晋荀乱又采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歌诗,即沈约所谓‘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书•乐志》曰:‘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6](卷二十六《相和歌辞》,p309)清商三调虽源于周代房中乐,但直接来自汉代相和三调,经魏明帝、荀乱整理后,“谓之清商三调”,即平调、清调、瑟调。平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瑟调以角为主。即谓平调为宫调式,清调为商调式,瑟调为角调式。杨荫浏在《
由于六朝历代都注重清商乐,并加强对它的管理,使之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成为当时音乐的主流。到了隋代,由于统治者视清商乐为华夏正声,大力整理、创作和施用,清商乐竟然取代了雅乐的地位。据《旧唐书》记载:“隋氏始有雅乐,因置清商署以掌之。既而协律郎祖孝孙依京房旧法,推五音十二律为六十音,又六之,有三百六十音,旋相为宫,因定庙乐。诸儒论难,竟不施用。隋世雅音惟清乐十四调而已。”[7](卷二十八《乐一》,p1040)隋代雅乐归清商署掌管,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隋世雅音惟清乐十四调”,可见当时清(商)乐已成为主流音乐。据此而言,由于六朝统治者的喜好和重视及其合理得当的管理,清商乐得以健康、快速的发展,成为士庶喜好、雅俗共赏的音乐。清商乐的发展,揭示了一条古老的艺术法则,所有艺术形式皆起源于下层社会,而在成长过程中,必须得到上层社会(尤其是统治者)的认可和扶植,并加以科学的管理,这种艺术形式才能朝着健康化、精美化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禁锢它、摧残它,就必然很快地衰落和消亡。 整理
注释:
①引自魏收的《魏书》卷一九《乐志》(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原有误书讹字,据《册府元龟》、《乐府诗集》改。
②此表参考缪天瑞的《律学•隋唐燕乐的音阶和调式》(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刘崇德的《燕乐新说•燕乐三律说》(黄山书社2003年版)编制而成。
③《三国志•魏志》卷四、《金楼子》卷一、《晋书》卷二均有记载。
[关键词]清商乐;吴声西曲;清商三调;清商署
[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201-06
龙建国(1957—),男,文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文化产业与传媒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清商三调是清商乐最富有标志性的艺术特征,也是唐宋以来治乐者谈论较多的一个命题。宋代郑樵《通志》云:“清商曲,亦谓之清乐,出于清商三调,所谓平调、清调、瑟调是也。三调者,乃周房中乐之遗声,汉魏相继,至晋不绝。” [12](卷四十九)郭茂倩《乐府诗集》云:“相和歌辞,《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其后晋荀乱又采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歌诗,即沈约所谓‘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书•乐志》曰:‘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6](卷二十六《相和歌辞》,p309)清商三调虽源于周代房中乐,但直接来自汉代相和三调,经魏明帝、荀乱整理后,“谓之清商三调”,即平调、清调、瑟调。平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瑟调以角为主。即谓平调为宫调式,清调为商调式,瑟调为角调式。杨荫浏在《
由于六朝历代都注重清商乐,并加强对它的管理,使之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成为当时音乐的主流。到了隋代,由于统治者视清商乐为华夏正声,大力整理、创作和施用,清商乐竟然取代了雅乐的地位。据《旧唐书》记载:“隋氏始有雅乐,因置清商署以掌之。既而协律郎祖孝孙依京房旧法,推五音十二律为六十音,又六之,有三百六十音,旋相为宫,因定庙乐。诸儒论难,竟不施用。隋世雅音惟清乐十四调而已。”[7](卷二十八《乐一》,p1040)隋代雅乐归清商署掌管,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隋世雅音惟清乐十四调”,可见当时清(商)乐已成为主流音乐。据此而言,由于六朝统治者的喜好和重视及其合理得当的管理,清商乐得以健康、快速的发展,成为士庶喜好、雅俗共赏的音乐。清商乐的发展,揭示了一条古老的艺术法则,所有艺术形式皆起源于下层社会,而在成长过程中,必须得到上层社会(尤其是统治者)的认可和扶植,并加以科学的管理,这种艺术形式才能朝着健康化、精美化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禁锢它、摧残它,就必然很快地衰落和消亡。 整理
注释:
①引自魏收的《魏书》卷一九《乐志》(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原有误书讹字,据《册府元龟》、《乐府诗集》改。
②此表参考缪天瑞的《律学•隋唐燕乐的音阶和调式》(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刘崇德的《燕乐新说•燕乐三律说》(黄山书社2003年版)编制而成。
③《三国志•魏志》卷四、《金楼子》卷一、《晋书》卷二均有记载。
关键词：北齐；文学；综述
北齐是一个战乱中的短命王朝，但是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诗歌、散文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但是就北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学术界有着一定的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朝是没有文学的，南北朝的文学也就是南朝文学。有些人给予了北朝文学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时期以后，随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北齐文学也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其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术界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主要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下面我就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简单综述，以期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之用。
北齐文学兴盛原因综述
吉定在《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中指出，北齐文学的主要成就在诗歌、骈文、辞赋、民歌等方面，而北齐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文林馆的创办；北齐文风的“南化”；南北文士的交流。他认为北齐文学在模仿南朝文学的同时，保持北方文学的贞刚之气、开阔境界是北齐文学的一大特点，在哀婉之情的抒发中,包蕴了一份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 ,折射出南北分裂 、融合时期动乱现实给士人心态造成的精神失落和特殊人生的深悲沉恨 ,这一点部分地继承了汉魏风骨 ,是北齐文学的又一特点。
陈娟、徐中原在《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中也指出，东魏、北齐的散文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一方面是受到北魏的影响，另一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和文士自身审美意识的增强也是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东魏北齐不管是在作家、作品数量还是在作品题材、艺术性方面都比前代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并且开始出现了散文的文学流派，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文林馆的设立，是北齐统治者重视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多篇单篇研究论文。如宋燕鹏在论文《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中就考证了文林馆设立的时间、执掌与成员人数、成就与撤销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文林馆设立于武平三年（572年），颜之推、李德林、张景仁执掌文林馆，经过考证得出文林馆实际有68人，并且整理和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和集子，随着北齐政权的灭亡而消失。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也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时间应当在武平三年（572年），待诏文林馆的人大都富有才华，待诏文林馆的大都是北方的汉族士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预示着北方文学新的创作高峰的到来。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经过研究史料认为北齐文林馆的真正建立时间应当在武平四年（573年），建立之后主要由颜之推、李德林负责，文林馆的主要职责是编纂书籍，编辑了大批类书，文林馆作家创作了大量诗歌。文林馆的建立在南北方文学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以后朝代相应官职的设置产生了一定影响。石美莹在论文《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中着重论述了文林馆设立的意义，她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标志着北齐文坛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北朝文学开始追赶南朝文学，对南北文风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还培育了一大批新锐作家。
北齐主要文学成就研究
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北齐文学一直为学术界所忽略，直到近些年，收集到一些散佚的作品，例如严可均辑佚的《全北齐文》，逯立钦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基本上反映了现存的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随着这些辑佚作品的出现，学术界也逐渐开始重视北齐文学的发展，逐步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85年，张皓在论文《北朝诗风刍议》中肯定了北朝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北朝诗歌的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北朝诗歌应当分为三种：汉魏遗响，燕赵悲歌；民族交融，乐府新声；南北初融，寒木春华。
曹道衡先生在论文《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中肯定了北齐的诗歌创作，虽然现存数量不多，但是却代表了北朝文学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与北魏、北周相比，诗歌创作在数量上明显要多，就创作技巧而言，相比北魏时期也是比较成熟的。由于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北齐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南朝的特色，数量上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总体来说，北齐诗歌是代表着上升的趋势。当然，北齐也是在借鉴南朝诗歌的经验，体现了南北文风的大融合。
刘怀荣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中看到了歌诗在三代中的繁荣发展，王室、贵族和文人们阶层对歌诗艺术的喜爱，极大地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发展，而这些喜爱歌诗艺术的文人大多都是歌诗的创作者。胡汉音乐交融，南北歌诗融合，使得歌诗艺术的创作和消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胡大雷的论文《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论述了南北朝诗人在外交场景中的诗歌创作。因为外交使者的形象、口辩、风度、才学都与国家的形象、威严紧密相连，所以才学俱佳的诗人就成为了外交场景中的常客。文学作品也承担起了外交往来的重任，双方有往来必有赋诗，这也成为一种定例，包括使者的以诗相会，对自己使节生涯的吟诵等等，这也表明，南北统一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北齐诗歌与同时期的陈朝相比，有着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没有对北齐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还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开掘。
北齐具体作家研究
由于大量文学作品的散佚，北齐的作家也有不见于史料者，现在学术界所见的大都是《北史》，《北齐书》等所记载的，也逐步开展了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就。
孔毅在《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一文中指出，在东魏北齐活跃着一个文士集团，在两朝政治、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隋唐人对这个文士集团有高度评价，但是近些年又受到忽视。他们编修了大批书籍，如《魏书》、《修文殿御览》、《文林馆诗赋》等，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文士大都才华卓著，富于辩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外交领域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李少雍的论文《史传文学家魏收》对魏收的文学和史学创作进行了总结。他通过研究的出，魏收的诗作目前现存16首，大多是模拟南朝诗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诗歌体现了北朝浑厚的诗风。魏收推崇并模拟南朝梁昉，并以散文创作见长，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了魏收13篇散文。魏收最著名的是他编写的《魏书》，尽管颇受争议，但仍然代表了魏收创作的高度。
徐中原《邢邵散文略论》一文集中论述了邢邵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他的散文现存28篇，风格不同，以文采见称，其思想内容涉及佛学、文学思想等等。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被南朝人成为“北间第一才士”。
钟素梅在论文《颜之推入北后的文化反思》中阐述了颜之推在出使北朝后的思想变化。她指出颜之推出身南朝高门，曾受南朝皇帝大恩，所以入北之后对故国怀有依恋之情，加之北方文化的变化和政局的动荡，使得他不得不小心从事，在北方儒家讲耕读的质朴刚直的文化氛围中，颜之推重新审视自己所依恋的南方文化时，发现了腐化堕落的一面，又反过来批判南方文化。
王允亮《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一文，指出了颜之推在南北文学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涉及到南北方文学风貌的不同以及他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些深邃见解。颜之推的文学创作受到家世影响，有着浓厚的儒家气息，入北之后对于推动南北文学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颜之推还将南北方的典籍、文风、士风等进行对比研究，促使他对文学创作提出了许多切实的见解。他比较重视文学功利性的一面，认为文章应该“不失体裁，辞意可观”，同时还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具体作家，所以研究一个朝代的文学就必须要研究这个朝代的作家。北齐的作家载于典籍的并不多，对于北齐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有许多作家没有人进行研究，还期待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做出更多研究，以完善研究资料。
北齐文学影响研究
北齐文学创作虽然不如南朝各代丰富，但是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对后代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
杜晓勤在论文《北齐文学传统与唐初诗歌革新之关系》中指出，活跃在北齐，活跃在周隋易代之际的卢思道、薛道衡等人，对唐初的革新派诗人的诗风和思想内容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南北朝向唐朝诗歌艺术的转变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卢思道、薛道衡等人的文学创作已经表现出地域特色和艺术个性，这些对初唐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子昂、王绩、初唐四杰、魏征等人在改革初唐绮靡诗风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收到了卢思道等人的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北齐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具体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以及北齐文学对后世的影响做了具体阐述，并且进一步朝着深入方向发展，让我们对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对于北齐文学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北齐整体文学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许多作家的研究还呈现出空白的状态，北齐文学的辑佚工作做得还不够，对于具体作家的研究只限于影响较大的几位，对北齐文学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后来的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北齐文学的研究当中，使得北齐文学的研究取得更为深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吉定.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2】陈娟、徐中原.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3】宋燕鹏.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兰台世界，2006,24.
【4】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5】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长沙大学学报，2006,6.
【6】石美莹.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宿州学院学报，2010,12. 【7】张皓.北朝诗风刍议.江汉论坛，1985,8.
【8】曹道衡.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92,3.
【9】刘怀荣.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齐鲁学刊，2004,1.
【10】胡大雷.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文学评论,2008,5.
【11】孔毅.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1.
【12】李少雍.史传文学家魏收.古典文学知识，1999,3.
【13】徐中原.邢邵散文略论.五邑大学学报，2008,4.
一、运用诗词，可以启发学生的联想
借助诗歌，可以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教材，分析历史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加深对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例如在讲到唐玄宗时期的强盛时期——开元盛世时，如何更加形象地描述出盛世局面呢？按照课本上的内容直接告诉学生，无法引起学生的共鸣，如果引用杜甫的《忆昔》这首诗：“忆昔开元盛世日，小邑犹藏万家宝。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学生则可以直观、形象地感受到开元盛世的繁荣与富庶。再如唐玄宗后期由于迷恋杨贵妃，荒淫享乐，昏庸无度最终导致了唐朝的衰败，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引用白居易《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杨家有女初长成，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诗句和李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便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体会到王朝衰败的原因。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早木深。感时花贱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描写的是唐朝当年繁荣的盛况，经过战争的破坏后，已经是一片焦土。通过杜甫对唐朝由盛转衰的深切体会，学生会辛酸、惋惜地感叹玄宗晚年统治的没落、衰败。
二、运用诗句对比，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在历史教学中如果能恰当引用诗歌，则能发散学生的思维，启发学生更好地感悟历史，培养学生全面认识分析历史问题的思维能力。例如在讲隋朝历史时，对于如何评价大运河的问题，不同的人往往给出不尽相同的看法。这时就可引用这样几首诗词：胡曾《汴水》：“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李敬方《汴河直进船》：“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历史上多把隋灭亡的原因之一归于统治者滥用民力，开凿运河，导致激化社会矛盾，胡曾的诗就是这个观点的代表，批判了运河的开凿。但运河沟通了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四大水系，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人民从此受益，因此对运河的开凿是不能一概否定的，诗人李敬方就认为运河有利有害。而皮日休的诗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认为隋炀帝如果不建造轮舟，游览江南，竭天下人力物力，以供无度挥霍，那么他的功绩可与治水的大禹相媲美，从而对隋炀帝开凿运河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同为唐朝诗人，但三人对大运河的评价却大不相同，形成对立的意境。在课堂里引用，有利于搭建自由交流思想的平台，有效激发学生的思维。通过师生之间的思维碰撞，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与探究欲望，并进一步培养学生透过现象分析本质的能力。再如讲楚汉之争时，为了让学生全面了解项羽，可介绍下面几首诗：杜牧《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王安石《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李清照《乌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历史上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由于政治上的失误，用人上的不当，兵败垓下，自刎乌江，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历来的诗人对他的品质和功过作过许多值得深思的评价。杜牧的诗《题乌江亭》代表的是一种观点，认为一个政治家应该胸怀宽广，“忍辱含羞”，在失败中看到胜利，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失败了再干，说不定还可以转败为胜。王安石的诗《乌江亭》代表的是另一种观点，认为项羽不得人心，过于“暴强”，只相信武力，不重视人才，必然会失去群众的拥护，招致覆灭的命运。李清照的《乌江》则认为项羽坦率粗犷不搞阴谋，而且不愿因为他的缘故，苦了天下的父母兄弟，便毅然决定和刘邦“决一雌雄”，在斗争中虽然失败了，但他死得壮烈，不失英雄本色，因而是值得歌颂的“人杰”和“鬼雄”。这样同学们可以通过诗人形象的语言体会作者的不同观点，加深对项羽这一历史人物的认识，培养学生全面思维的能力。
三、运用诗歌，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在历史教学中恰当运用文学作品，不仅能启发学生的历史想象，还能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操，培养学生的价值观。诗人的崇高志向，能激励人们向先辈学习，树立崇高理想。如岳飞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表明自己彻底消灭强敌的决心和强烈的民族爱国之情；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了诗人坚守民族气节，为反对蒙古族的压迫而献身的精神；叶挺的《囚歌》“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身躯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吉鸿昌的“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等诗中所蕴含的思想，揭示了中华民族不屈服黑暗势力的革命精神，表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气节，并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这可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让学生拥有开阔的胸襟和树立远大的志向。
四、运用诗词，可以强化基础知识教学
在历史教学中，适当运用诗词能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记忆。如讲长征艰难时，可以运用的《七律·长征》这首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诗中给我们展示了红军长征中，所经过的大山有五岭、乌蒙山、岷山。大江、大河有金沙江、大渡河。如此艰难险阻，红军为什么能够战胜它，这是因为红军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诗如画，诗如镜。常言道：文史不分家。“诗言史，史含诗”，文史结合历来是中国学术的传统。诗词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且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历史，有的诗词甚至概括了历史现象的本质，总结了历史规律。因此，现今保存下来的许多诗词对学习和研究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类作品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在历史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这个角度看，诗词作品可以作为说明历史问题的补充材料。把诗歌引入历史课堂，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拓宽知识面，活跃课堂气氛非常有益，也有利于学生站在历史的高度思考审视历史。
参考文献：
［1］白寿彝.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2］吕霞，王刚.谈诗歌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现代教育，2006，（7下）：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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