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内部控制系统演进
企业内部控制系统主要是防止人的不良行为动机发生、以及个人能力的有限性，还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等多方面的原因而建立的。企业内部控制系统随着企业组织目标及其外部环境的变迁先后经过了内部牵制、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相对稳定和确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及相对简单的契约产权关系下，企业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风险是财产物资收支和保管过程中的盗窃实物风险，即防止人的不良行为动机发生，这是最初内部控制的阶段——内部牵制。L.R.Dicksee在1905年最早提出了内部牵制，他认为内部牵制是由职责分工、会计记录和人员轮换三个要素构成。其目的是保证各账户的核算准确无误和财产的安全完整，即主要是为了降低企业财产物资的实物风险。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分离， 财务报表成为评价经营者履行受托责任好坏的载体，为防范财务报表作弊（即财务报告风险）的内部控制开始出现，重要性日益提高，同时由于企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如何解决面临的各种性经营风险问题也提到工作议程，并日显重要，企业不得不加强日常生产经营的控制和监督。因此，内部控制的牵制范围不仅涉及会计及财务范围，还要深入到企业所有部门的各项业务活动。为控制经营风险，避免企业破产的威胁，一系列的企业内部管理控制措施相应诞生了。1949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的审计程序委员会第一次对内部控制进行了定义，该定义将内部控制看作是防范企业财产风险、报表风险和经营风险等各种可能的方法和措施。此后，该委员会又多次对内部控制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定义，使内部控制系统的层次从日常业务执行的基层拓展到管理层，内部控制系统的要素主要由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组成。20世纪80年代金融危机暴露了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都比较良好的银行业在资产的实物安全、财务报告以及经营管理上都存在问题。一些企业对财务报告进行舞弊和突发性企业破产事件的发生导致理论界和实务界重新关注企业的内部控制。1988年4月，AICPA了SAS第55号，将原来作为一种方法和措施等制度的内部控制转变并定位于内部控制结构。即将内部控制结构看作是为合理保证达到特定目标而建立的各种政策和程序，并由控制环境、会计系统和控制程序三个要素组成的一个内部控制结构体系。该体系首次将控制环境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它表明内部控制不仅要靠传统的经营计划、预算这样的“硬性”控制工具来控制风险，还要借助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等“软性”控制工具来控制风险。这些硬性和软性控制工具共同构建了企业组织的控制环境。因此，内部控制结构系统的形成反映了人们在实物风险、财务报告风险、经营风险等控制思想和理念等方面更加理性、更加清晰。为了反对虚假的财务报告，防范企业出现的各种风险，更好地发挥内部控制中的作用，1992年，美国COSO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研究报告，将内部控制从企业整体视角赋予了新的含义，即由董事会、经理层和其他职员共同参与的，为实现企业营运高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相关法规的合法遵守等目标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并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划分五个互为关联的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等构成要素。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发展壮大及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越来越成为一个开放系统，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影响越来越至关重要，而内部控制整合阶段正是为了应寻这种变化而进一步强化了控制环境对企业风险防范的作用，并明确提出了风险的防范措施。同时针对市场不断出现企业舞弊与失败案件的发生，企业也开始增加了对经营活动中的合法合规性目标的控制，从而使内部控制风险相应地增加了合规性风险的防范。
随着企业外部社会、经济环境和企业目标的变迁，内部控制系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控制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充，即从在简单环境下仅要求对实物风险的控制，发展到在复杂环境下不仅要对实物风险的控制，更要对财务报告风险和企业经营风险的控制最后还增加合规性风险的控制。涉及的控制层次由作业基层上升到管理中高层，从一个强调制度层面的静态内部控制系统转变为一个强调过程的动态内部控制系统。
二、公司治理系统演进
公司治理系统源于两权分离下的委托问题，产权经济学奈特是公司治理研究最早的一个学者，而真正引起经济学家及管理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研究关注的学者则是Berle和Means，他们俩在1937年合著出版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被公认为研究公司治理问题的开山之作。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市场不断出现一些大公司由于舞弊等丑闻而倒闭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如英国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事件、美国的安然事件等），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并持续至今。从英国第一份公司治理报告（cadbury report 1992）出炉，到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SOX法案来看，公司治理系统的演进经历了从狭义的公司治理到广义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系统的核心从权利制衡到决策科学；公司治理系统要解决关键问题也从问题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变迁到由决策失误所产生的战略风险和经营风险等问题。
狭义的公司治理一般涉及到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的关系处理，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系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建立一套既分权又能达到相互制衡的制度来降低由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和风险，从而防止经营者通过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对股东利益实现产生各种不利影响；广义的公司治理则不仅包括股东对管理者的制衡，还涉及到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政府、社区、员工和供应商等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对管理者的制衡。因此，从狭义的公司治理到广义的公司治理，使公司治理的核心从仅为制衡而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发展到还要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从而在保证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损害的基础上，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因此，OECD（1999）认为公司治理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明确赋予了公司董事会、高管层等各利益相关者的各自的责任与权利，同时清楚说明了各方决策公司各项活动所应遵循的各种规则和程序，并且，还提供了公司设置目标需构建的结构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进行监控运营的各种手段。李维安也认为公司治理系统是通过建立的一套制度或机制（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来协调公司管理者与股东等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从而最终维护各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
实际上，很多公司在高管层决策正确，经营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时，公司高管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相应就较小；而当高管层因决策失误而导致企业效益不断下降和财务状态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公司高管为了继续满足其日益膨胀的私利，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可能性就增大。因此，公司治理系统的演进是从仅要解决问题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发展到不仅要解决问题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更要解决由于决策失误而产生战略风险和经营风险。
三、风险管理系统演进
风险管理从字面看是“风险”和“管理”两个概念的整合，实质上是针对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管理活动的总称，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社会经济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加大及经济技术不断创新促使了风险管理的产生及发展。风险管理思想萌芽于20世纪的30年代，在1929年～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经济衰退造成大量工厂倒闭，人们开始思考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或消除风险带来的各种损失。风险管理概念是1930 年在由美国管理协会召开的一次有关保险问题的会议上由Solomon Schbner 博士首次提出的。而风险管理系统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其产生、发展及完善主要经历了传统风险管理阶段、现代风险管理阶段和全面风险管理阶段三个阶段。在传统风险管理阶段（20 世纪50 年代～70 年代），风险管理的目标主要是防范和管理企业面临的各种纯粹风险（即各种自然灾害所产生的不利风险），企业风险管理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风险回避或风险转移，保险便成为主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在现代风险管理阶段（20 世纪70年代后期～90 年代未），企业风险管理主要体现在投资风险与财务风险等单一、局部的层面上，没有涉及到更多层面，更没有考虑企业战略层面的风险。因此，该阶段的企业风险管理主要集中在会计、内部审计等职能部门或独立性较强的投资部门来完成，高级风险管理职位一般不再设立。在全面风险管理阶段（21 世纪以后～至今），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及企业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增多增大，使企业最终由于不确定性产生的风险也随之放大，因此，企业不能仅仅从某项业务、某个部门的角度考虑风险，必须根据风险组合的观点，从整个企业的角度来分析风险，于是产生了全面风险管理思想与框架。尽管学术界也出现过整体风险管理（TRM）和全面综合的风险管理（GRM）两种理论，但这两种理论的应用范围一般只涉及金融业，而2004年由COSO颁布的《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即全面风险管理（EMA）不仅适用金融业还适用于金融领域外其他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且关注的重心直接放在企业目标的实现上，为全面评价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提供标准。COSO认为企业风险管理是由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参与，从战略层面开始贯穿整个企业的一个风险管理过程，其目的主要是为实现企业各种目标提供合理的保证。
四、内部控制系统、公司治理系统及风险管理互动关系
虽然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公司治理系统及风险管理系统各自历史演变的时间不同，先有内部控制框架，而后出现公司治理准则，最后提出风险管理框架。三者共同目标之一却都为了控制企业风险，从而使三者相联。但是三者之间又有区别。否则，就没有产生并发展企业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三系统的必要。区别可从三系统的目标、客体、主体及理论依据等方面体现。从系统的目标和客体来看，由于内部控制系统的目标主要是对企业报告风险、经营风险以及合规性风险的控制。因此，内部控制系统的客体边界主要涉及企业会计核算系统和各项业务执行系统（如供、产、销等系统）等集合体；公司治理系统的目标是不仅要控制问题产生的道德风险，更要控制由于决策失误而产生的战略风险和经营风险。因此，公司治理系统的客体边界则是企业的治理系统和决策系统等集合体；而风险管理系统是企业要管理从战略层面到战术层面最后到操作层面这一贯穿整个企业的各类风险，不仅包括风险控制，还包括风险计划及风险应对，风险管理系统的目标是为了识别可能影响企业的潜在事件并根据企业接受风险的态度和能力来管理风险，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及合规性目标提供合理的保证。因此，风险管理系统的客体边界是由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控8个要素构成的集合体。从系统的主体来看，企业内部控制的主体是董事会、管理层及各类员工等基层；公司治理的主体边界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而风险管理的主体边界则是从董事会、高级管理层、中层管理层及员工各基层。从三个系统形成的理论基础来看，内部控制系统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以审计学、会计学为理论基础；公司治理系统的理论基础则是以产权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风险管理系统的理论基础则主要是以管理学为理论基础。
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表现在：首先，从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之间的联系来看，公司治理系统可以看作是在企业治理层面上，即企业战略层面上来控制高管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及战略风险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内部控制系统则主要是从企业经营层面来控制企业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一种过程。企业经营目标是战略目标实现的具体化，因此，内部控制从属于公司治理，即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制度环境，内部控制系统有效运行必须处于良好的公司治理系统的大环境之下。反之，公司治理系统不完善，无论设计如何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也会流于形式而难有好的效果。同样，公司治理系统也离不开内部控制系统，如果没有健全的内部控制系统，公司治理系统留下的空间将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其次，从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联系来看，根据COSO颁布的相关框架来看，风险管理系统的八要素是在内部控制系统的五要素的基础上增加了目标设定、事项识别及风险应对三个要素，同时将控制环境要素改为内涵更广的内部环境，是内部控制系统的延伸和拓展，即风险管理系统包括内部控制系统。内部控制系统仅是在经营管理层面如何控制相关风险，而风险管理系统不仅要在经营层面控制相关风险还要在治理战略层面控制相关风险，从而将风险降到企业可接受的范围内或达到最小化。更要对这些风险进行风险与收益组合的选择和确定即目标设定（风险计划）。同时还要对企业面临的各类风险根据不同情况采用风险回避、风险转移、风险降低或风险承受中的一种或多种措施来积极应对，即风险应对。所以，企业的内部控制系统应该围绕风险管理系统来进行设计，通过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对风险进行有效管理，有助于风险管理系统的良好运行。反之，只有内部控制系统及其他子系统运行良好，才能保证风险管理系统的健全运行。最后，从公司治理系统与风险管理系统的关系来看，由公司治理系统的演进可知，公司治理系统关心的问题是“公司向何处去”，侧重于战略管理；而企业管理关心的问题是“使公司怎样到达那里”，侧重于业务经营管理。公司治理是企业管理得以有效展开的前提条件之一，为具体管理行为的展开提供了基础性制度环境。而风险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公司治理系统同样为企业风险管理系统的运行提供了运行的平台和制度环境。风险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安排来保证。为了使全面风险管理能有效运行，在公司治理范畴的组织机构中，必须有和全面风险管理对应的功能部门，如董事会是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对风险管理承担最终责任，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负责风险管理的监督，管理层负责执行风险管理制度等，否则，全面风险管理就缺少运行的载体。从这个意义讲，公司治理系统中的组织机构是风险管理系统的硬件平台。此外，公司治理系统中的权利、制衡等制度安排，为全面风险管理提供了畅通无阻的信息传递渠道和科学决策的保证环境，同时也是减少操作风险、降低道德风险的必要手段。同时，风险管理也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之一。从公司治理系统的目标来看，公司治理系统要解决的问题是由问题引起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及由决策失误所产生的战略风险和经营风险，因此，公司治理的核心离不开风险管理。COSO明确强调董事会在风险管理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负有总体责任。董事会需要批准企业的风险偏好，检查企业的风险组合，并与企业的风险偏好相比较，了解企业最重要的风险并评估管理者的风险反应是否适当。
[本文系国家自然基金（编号：71063015）、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编号：10GL29）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杨雄胜：《内部控制理论研究新视野》，《会计研究》2005年第7期。
[2]张宜霞：《企业内部控制的范围、性质与概念体系——基于系统和整体效率视角的研究》，《会计研究》2007年第7期。
[3]刘霄仑：《风险控制理论的再思考：基于对COSO内部控制理念的分析》，《会计研究》2010年第3期。
[4]程新生：《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组织结构互动关系研究》，《会计研究》2004年第4期。
[5]丁友刚、胡兴国：《内部控制、风险控制与风险管理——基于组织目标的概念解说与思想演进》，《会计研究》2007年第12期。
[6]谢志华：《内部控制、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关系与整合》，《会计研究》2007年第10期。
[7]谢志华：《关于公司治理的若干问题》，《会计研究》2008年第12期。
[8]曹廷求、钱先航：《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基于治理风险视角的分析》，《会计研究》2011年第7期。
[9]孙班军、郝建新：《风险管理案例分析与公司治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10]许国志：《系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11]胡杰武、万里霜：《企业风险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关键词：现阶段；民主化进程；社会风险；社会转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迈入社会转型的急剧加速期，社会开始呈现复杂、多元的特性，“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1]，现阶段中国的社会转型充满了各种风险和变数。同样，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化进程，也必然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民主化研究与社会风险的研究大都单独分离、缺乏关联。即使一些研究略有涉及，也主要散见于相关着作和论文中，缺少系统性且较为有限。实际上，民主化与社会风险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存在一定的交汇部位：一方面，民主化进程中会存在社会风险，这种风险既有外部性的风险，也有民主化本身所诱发的风险；另一方面，不管是外部性风险还是自诱性风险，都会对民主化进程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特色民主化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而若缺少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分析民主化，或者不从民主化进程这一特殊背景来分析社会风险，那么无论是对民主化的研究还是对社会风险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基于此，本文尝试立足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展开分析，试图揭示出政治民主化和社会风险的内在关联性。
一、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
在结构要素上，民主化是政治结构层面的问题，社会风险是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但两者是紧密关联的。社会结构的公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主化进程的状况，一旦社会结构运行遇到障碍，社会结构预定的社会功能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发生扭曲或嬗变，社会问题就会增多，相应地社会运行的风险也就增大，民主化进程由此会受到严重影响。依据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划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主要包括制度性风险、阶层性风险、组织性风险、心理性风险等，其他各种具体的社会风险都是这几个层面风险的衍生物。
（一）制度性风险。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障。通常情况下，一项良好的制度既可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规制，避免政府及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侵害公民权利，又可规范公民行为，防止一部分人以“多数”、“民主”的名义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出现“多数人暴政”。但一项良好的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如良好的政治素质、执法水平和必要的惩罚措施等。所谓制度性风险是指制度自身被预期的功能缺失或发生偏差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而言，由于良治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因而为制度性风险的出现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社会制度结构层面，表现为公权力的扩张、制度的不公正、制度的缺失、制度的失灵等，而权力****、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滞后则是其具体表象。
（二）阶层性风险。所谓阶层性风险是指由于不公正的阶层结构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一个公正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现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民主化得以推进的社会基础。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阶层结构，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就能有助于民主化的推进，可以有效防止民粹化。亚里士多德指出，“惟有以中产阶层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层比其它任何阶级都较为稳定”(p.206)。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是民主政体的天然盟友，古希腊民主的发达就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而对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确保要有一个稳定、壮大的中产阶级，才不致让民主沦为暴民政治。但若阶层结构出现畸形化趋势，就会影响竞争的公平，影响整个民主化的进程。目前中国社会阶层性风险表现在三个方面：精英阶层的内卷化、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和中产阶层发育受阻。
（三）组织性风险。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于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利益表达，及时、适当地宣泄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构建一个安全有效、双向互动的社会安全阀，减少或避免社会冲突的爆发。民主的生机是以社会为基础，更为完善地实行民主，要求一个范围广泛的、有自觉性的、团结的社会(p.53)。关于社会组织的作用，马克思是这样阐述的，“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p.443)。组织性风险就是指由于社会组织发育的不足和社会组织有效性的缺失而致使公众利益表达渠道不畅而引发社会失序的可能。当前我国组织性风险主要表现在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和组织有效性缺失两个方面，前者反映的是社会组织的总量不够，人均量更少；后者反映的是社会组织所发挥的社会性职能非常有限，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四）文化心理性风险。现代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作为支撑。文化心理是指人们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习惯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思想、价值观和心理现象等。社会文化心理会影响公众对政治民主化的支持力度，也会影响公众健全政治人格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理性程度。文化心理性风险是指由于经济增长的短视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缺失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的文化的混乱和心理的扭曲，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当今社会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甚至阻碍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文化心理因素，主要表现为社会信任缺失、社会焦虑感加剧和社会隔阂加深等。
二、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独特性
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除了具有风险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一些中国社会自身所独有的特性。
（一）社会根源的特殊性。在西方早发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劳资关系和贫富差距是引发各种风险的重要根源。而在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官民关系，其次是阶层结构。
根源之一：官民关系。与其他国家民主化启动阶段的社会风险相比，中国现阶段因官民关系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较为突出，相当一部分的社会风险是由官民关系所导致的。据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全国28个省市130个区（市、县）进行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社会心态部分的数据显示，民众认为最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的是干部和群众之间，其次是穷人与富人之间，其余的群体被选择的比例都很小。再对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可发现，以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或权力机关为主要攻击对象的事件不断增多，如冲击派出所、焚烧警车、打伤民警、围攻党政机关办公所在地等。这些事件说明，在目前中国社会，“官”与“民”之间关系已出现了某种紧张状况。
根源之二：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基础性、深层性的特征，它的公正程度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和庞大的底层社会。据有学者估算，全国中低收入阶层约占总人数的80%左右。在这种阶层结构的背后，便是“上层精英的社会资本可以互相交换，而下层群体则是一盘散沙，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型’，社会张力加大，十分脆弱”。这就容易造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缺乏互惠互利，出现上层精英结盟和底层群体弱势化的风险，由此民主化进程中潜伏着安全的隐患。
（二）风险的并发性和高发性。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风险之间互相影响，相互叠加，潜伏着巨大的并发危险性，若处理不当，某种社会风险一旦恶化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其他社会风险的全面爆发，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危机，造成社会的动荡。即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风险有时候就会演变成整体化的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如制度性风险带来贫富分化差距，造成阶层性风险加大，它们又阻碍着社会的组织化，导致社会不满和冲突的增多，并最终促使社会危机的爆发。近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多重社会风险共同演化爆发的结果。以安徽池州事件为例，一起普通人车碰撞事件，既无严重的身体伤害，也无严重的经济损失，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导致社会风险演化成社会危机的比例较高。此外，我国存在社会规模庞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数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也有社会风险种类多、数量大的因素，使得社会危机存在更多的爆发可能性；还有双重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效应，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个时期的社会问题都同时出现，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危机的多发性。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
（三）风险的集聚性和基础性。从主体上看，社会风险涉入群体主要集聚在社会基础阶层群体，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参与较少。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最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社会风险的集聚性与社会财富的集聚性成负相关，“社会财富在上层集聚，而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p.36)。各种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表明，越来越多的社会基础阶层成员卷入群体性事件，特别是以“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居多，如下岗失业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群体。
从客体上看，社会风险大多集中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部位，即社会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生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产生的，参与群体的需求主要是民生诉求而非政治诉求，如就业难、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差距拉大等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最为严重的前五项分别是“物价上涨”（63.5%）、“看病难、看病贵”（42.1%）、“收入差距过大”（28%）、“就业失业”（26%）和“住房价格过高”（20.4%），“养老保障”排第七位（17.7%）[10](p.24)。显然，这些基本民生问题对于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大。据公安部统计，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因工资福利等基本生活费用引发的占总数的23.8%，因征地搬迁及补偿费等引发的占18.1%，因企业改制、兼并、破产等问题引发的占10.6%[11]。
三、社会风险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社会风险是一种积极结果与消极后果的双重结合体，它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作用主要取决于风险的严重程度。通常情况下，高度的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作用，易引发社会危机的爆发，损害民主化的社会环境，而中低度的社会风险对于民主化进程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影响。适度的社会风险存在是促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正如亨廷顿指出，“低度的社会暴力，低度的政治两极化或政治极端主义”是进行民主化的重要条件[12](p.45)。
第一，有助于社会问题的暴露。社会风险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问题不断暴露的过程。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社会风险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和政治压力往往会转化为变革的推动力和催化剂，从而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社会风险的出现具有发现公共问题、推动公共问题进入政府议程、促使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功能；也会促使政府重新评估其制度、政策和行为，改进政府管理之缺失的作用。一言以蔽之，风险既意味着灾难和痛苦，但也是发展和创新的机会。正所谓，“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活力的规则”[13]。
第二，提高社会风险的应对能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进行民主化的有利条件，但就实际而言，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在完全没有风险的社会中进行，充满社会风险是民主化进程的常态。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中，政府和公众的各种风险应对意识和能力都能够得到提高，有助于化解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经过数次风险的洗礼和考验，可以激励人们树立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观念，未雨绸缪，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做好风险的预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下一次危机的降临[14]。目前无论是从风险预警到危机的应急处置，还是从信息的透明公开到事件的善后处置，都毫无例外地反映出我国政府的风险和危机应对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三，有利于稳定共识的形成。民主化进程需要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而适度的社会风险则有助于社会稳定共识的形成。社会风险的放大和扩散往往意味着社会损失的可能性增大，也意味着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大。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清楚社会危机的爆发意味着什么，不但影响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迫切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正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曾告诫人们：“安定是民主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定，任何人都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更谈不上参政。”[15](p.91)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严重冲击，以及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使得我国人民对社会稳定尤为渴望，正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适度的社会风险可以起到预警作用，让政府与社会时刻注意化解与防范社会风险，从而有助于社会稳定的维持。
（二）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负面影响。社会风险在促进民主化进程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削弱民主化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公民社会基础和公众的参与等基本条件。
第一，损害民主化的社会环境。民主化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的稳定是民主的前提，没有稳定的局面就无法进行民主的实践[16](p.367)。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阶层性风险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尤为严重。一方面，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无法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它是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越是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越会比较强烈地产生社会冲突的意识”[17](p.245)。另一方面，精英内卷化会降低社会流动。一旦社会成员在体制内得不到正常的向上流动，就可能寻求体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来达致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言，“由于缺少流动机会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会挫折同政治不稳定之间便产生了联系”[18](p.42)。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很难想像，在一个动荡的国家何以能顺利有序地推进民主化进程。
第二，削弱民主化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可以为民主提供经济基础，从而促进向民主的过渡。李普塞特曾指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只有在富裕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目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19](pp.27-39)。而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会严重削弱民主化的经济基础，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健全的制度可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作用，如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免去人们的后顾之忧，促进消费，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的分化本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若这种分化超过合理的界限，反过来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削弱人们的经济福利水平，从而严重损害民主化的经济基础，进而阻碍民主化的发展。在一个底层民众占绝大多数而中间阶层比例很小的社会里，经济内需的拉动力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阻碍公民社会的发育。衡量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公民社团发展状况。大量社团组织的发育可以为公民提供多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渠道，社团组织的利益表达能力明显大于公民个体，它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结果[20]。正如赫尔德所指出，“民主要想繁荣，就必须看作一个双重现实：一方面，它涉及到国家权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牵涉到市民社会的重构”[21](p.396)。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表明，市民社会确实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制衡力量，构成了对国家垄断权力的一种制约[22]。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化，严重影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同时，精英阶层利用优势地位压制社会组织的成长空间，造成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和社团有效性缺失，如社会组织民间性不足，自治程度不高，整合资源作用的能力非常有限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民社团作用的发挥。
第四，导致公民参与的不足。公众参与是现代民主的核心要素，也是衡量民主政治的重要尺度，现代民主政治的进步就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民主制度也就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政策结果”[23](p.5)。缺乏公众参与是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社会基础阶层群体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疲于生活，无心顾及民主的参与，从而带来政治上的边缘化，导致民主化缺乏社会基础。“如果社会中一部分人贫困化，这个社会中的民主是可行的，即使是不完美的；如果这部分人增加，这个社会中的民主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如果唯有少数享受繁荣而广大群众处于屈辱贫困之中，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以民主为名，不过是盗名欺世”(p.111)。
第五，损坏民主的心理条件。民主所有的条件之中，心理条件是最基本的。社会心理的状况会对其他民主化条件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社会风险的增多会损害这种心理条件，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心理反应。一是不公平感，即认为在起点、规则和结果方面受到不公正对待；二是相对剥夺感，即使总体收益增加，但由于同其他阶层的人员相比收益增加速度缓慢，因此觉得自己的实际收益减少了；三是挫折感，即试图改善自身现有社会地位而又未能如愿时产生的失落心理；四是危机感，即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感到朝不保夕、前途暗淡[24](pp.140-141)。当这些阶层人员把上述的认知归咎于党和政府的政策结果时，则会给政治稳定带来隐患[25](pp.195-197)。
四、社会风险影响下民主化进程的几种可能
社会风险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影响着民主化的发展。具体来说，若社会风险应对不当，则民主化进程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发展可能。
（一）增大民主化进程的成本。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若不能有效化解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则必然会导致民主化的成本增大。
第一，政治成本。政治成本是指政府等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过程中所使用和消耗的政治资源的总和，这种资源包括合法性成本、政治稳定成本以及民心成本等。而政治性成本最关键的是民心成本，它包括民众支持程度、参与程度等。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增多意味着社会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增多，更意味着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的增加，政府就会面临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同时社会风险也会削弱公众对政府的认同。特别是当国家的权力无法保护甚至侵犯个****利时，不但影响政府的执政合法性，还会严重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导致民心成本的增大。
第二，经济成本。社会风险的增多还会加大民主化的经济成本。经济成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化解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所必需的资源耗费；二是社会风险演化为危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因风险而导致决策失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三是因民主化风险而导致的贪污****、资源浪费等。这些经济资源消耗的总和构成了民主化总的经济成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权力扩张所造成的经济成本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为主要和最为严重的。同时，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也影响着民主化进程，大量社会人群疲于生计，且综合素质相对不高，他们无心顾及民主也缺乏参与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扩大他们的参与，势必就会增大成本。当前村民选举中给选民发放误工补贴不断增加的事实足以说明这种物质激励是难以长久的，只会不断增大民主化的成本。
第三，社会成本。狭义的社会成本是相对于政治成本、经济成本而言的，它包括价值、态度、道德、观念、社会心理等各方面要素。一个社会要实现民主的良性发展，不但要尽量降低民主化的政治和经济成本，更重要的是要降低社会成本。“如果一个政权维持它的运作总要比别的政权多花费几倍、几十倍，执政党的每项政策都需要调动大量的警察乃至军队来强制实行，那么这种运作在成本上是难以为继的”[26]。近年来我国随着贫富悬殊、权力****、失业人口增多、生态环境恶化等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造成了道德失范、价值混乱、社会心理扭曲、法纪不张等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也严重地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危及社会的稳定。相应地，民主化所需要的公民意识、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等会随之受损，民主化的社会成本也在不断增大。
（二）扭曲民主化进程若社会风险由低度的社会风险逐渐向中高度的社会风险演化，而政府和社会又不能有效控制这种社会风险及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对民主化造成程度较大的损害，即导致民主化进程的扭曲。
第一，民粹主义泛滥。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可能会造成民粹主义的抬头和泛滥，易导致政府的权力为社会弱势群体所掌控，从而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使得民主化变形走样。科恩曾指出，健全的民主要求健全的公民，社会成员如果长期营养不良或经常生病，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地参与公共事务是难以做到的。如果群众中大多无衣无食，或者疾病缠身，指望这样的群众实行真正的民主，那是幼稚的。在公民素质不高的情形下，公民参与的大量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从而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
第二，精英控制民主。民主化进程被扭曲的情形之二，就是精英群体的结盟带来民主的变形。精英群体结盟并利用公共资源，获得弱势群体的支持，掌控民主化进程。例如有钱人可利用穷人在金钱和物质财富方面的极端匮乏进行贿赂，或向穷人许下诺言，答应帮助他们摆脱贫穷，以换取他们的选票[27]。这样不利于民主的推进，甚至会阻碍民主化的发展。群众容易被社会精英分子所动员，“个人野心很少受公共权威感的约束，权力的作用（即财富和势力）膨胀到了最大限度”[18](p.62)。同时，精英掌控民主也会导致民众参与的严重不足，使民主大打折扣。
（三）中断民主化进程。任由社会风险的演化和放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演化成大的社会危机，它有可能会直接造成民主化进程的中断。
一方面，人为中断民主化进程。这种人为中断民主化进程的情形，主要是由于出现一党专政或者军人执政的政体而导致民主化的中断。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非洲一系列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由于受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影响，这些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后，在政权建设上学习和模仿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实行民主政体，如议会内阁制、总统制等。然而，到80年代末，大部分非洲国家由多党的政治体制演变为一党制或军人执政的政治体制[28](pp.57-58)这些政党和军人上台执政后，大力加强权力集中，破坏议会制、选举制等民主制度，直接导致这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中断。另一方面，社会解体造成民主化进程的中断。若社会风险得不到有效治理，一旦这些矛盾和冲突演化成大的社会危机，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混乱，致使社会解体，直接中断民主化进程，使之趋于失败。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有些国家出现了大的社会危机，直接导致了政权的垮台，其民主化也随着停止。
五、社会风险的治理与良性民主的实现
（一）理性认识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在社会转型加速期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而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的中国社会具有复杂性和双重性，也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为此，我们要理性认识这一现象。首先，要科学判断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从社会风险的客观性来看，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充满风险将是常态；从社会风险的基本性质来看，现阶段我国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的基本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演化和发展的结果，是根源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从社会风险的危害程度来看，社会风险有高度、中度和低度之分，当前中国现阶段的各种社会风险属于中低度风险，但也有进一步升级和演化的可能。其次，要理性认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社会风险是一把“双刃剑”：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社会风险的负面效应会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再次，要防止两种错误的认识倾向。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民主化进程中充满社会风险这一现实，而不是否认社会风险的存在和无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任意夸大社会风险的消极作用，不能因为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社会风险就反对或阻止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这无异于“因噎废食”，正所谓“民主有风险，不民主更危险”。
（二）治理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为有效推进现阶段民主化进程，我们必须着手化解和应对各种社会风险，既要增强人们的社会风险意识，也要尽量减少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更要尽量把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第一，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扩张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因此，要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约束和限制，以确保公权力的正当和合理运用。公权力行使应遵循两个边界：下限为公民私权利的保护，上限为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增进。具体而言，一是要确保公权力的行使仅限于公共事务范围内，并对公共事务做出明确界定。二是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保护公民私权利为基本出发点。权利是本源，权力是由权利让渡而生。因此，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定应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对于私权利，法无禁止皆权利，法无禁止不得罚”[29]。三是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明确规定哪些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哪些不在范围之内。四要明确规定“当公共利益与公民私权发生冲突时，公权在什么情形下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侵犯私权，以及如何补偿因公共利益而受损的私权”。
第二，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公正、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确保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成员真正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新一轮改革的重大任务，也是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突破口。为此，需要构建起社会财富再生机制、利益诉求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等四大利益协调机制。现代民主的成长有其自身的必然逻辑：民主必须首先满足个体获得自主权利的要求，然后满足个体在国家与社会的空间中实现其自主权利的要求。当务之急是建立起符合实际的初级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第三，推进社会结构的优化。目前，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社会风险多为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从社会大的环境层面上来看，是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从基础阶层或是从民众层面来看，是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从较高位置的阶层层面来看，是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的苗头；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就是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严重颠倒”[30]。因此，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必须调整社会结构，建立起公正的社会结构，使民主化的推进获得持久的动力。
第四，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程度是衡量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指标。民主的正常有序发展总是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之间协商和妥协过程中展开的，多元化的社会组织通过自觉而有组织的分化与整合，可以为民主的健康发展提供自动平衡的砝码。从公民个体来讲，他们进行利益表达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借助于社会化的组织而不是个体。从政府层面来讲，政府不可能与单个个体的人去谈判和协商，否则政府运行的成本会大大增加，通过发育社会组织，使其承担起利益表达的功能，其成本将大大降低。
（三）良性民主的实现途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或是说良性发展的民主，它不但可以防止和减少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还可以将各种社会风险对民主化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在风险的影响下，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实现良性的发展，绝不是某个单一路径的逐步更替，而是诸多路径的混合同步，需要诸多因素共同合力，实现从不民主走向民主，从一般民主走向更加民主。正如艾尔•史密斯曾指出：“医治民主痼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更多的民主。”[31](p.100)
路径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政治民主化有两大动力——来自政府的推动力和来自民众的拉动力，两者皆不可偏废。只有这两种民主动力实现有效的结合，民主政治才能获得良性发展。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良性发展的实现，需要从党内民主和政府体制改革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党内民主。党自身的民主建设状况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如实行党政分开、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党内财产公开制度等，可以有效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包括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成本；加快地方分权改革；加快政社分离，把大量的社会性职能从政府部门剥离出来，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建立各种民众参与决策的机制，等等。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化要扩大基层民主，以县、乡镇、社区基层民主为突破口则具有风险小、成本小的优点，可以稳步有序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如果民主以省、市为突破口，范围广影响力大，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路径二：从经济民主转向宪政民主。经济民主既是民主政治形成的现实基础，是民主化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因。在现阶段中国，随着民生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和逐步得到解决，且高度的市场化也培育起了人们的契约精神和妥协精神，为政治上的民主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因此，要加快从经济民主转向政治民主，特别是要推进宪政民主。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宪政问题，它是实现个****利的根本途径，宪法对于政府和公民具有最大的权威，宪法的具体内容直接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32](pp.124-125)。宪政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对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限制政府权力，以有效地保障****、自由与社会公正。毋庸置疑，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要加快推进经济民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以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为突破口，推进民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正如有研究者提出，民主的缺陷也只有通过宪政才能得到医治，才能避免堕落为“民主的****”的可能，宪政是****的天敌[33](pp.102-135)。
路径三：从程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是民主的孪生兄弟，属于民主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程序民主强调过程的重要性，就是必须确保民主政治各个环节程序上的民主，而实质民主则强调政治过程的后果，即以公民个****利是否得以实现来判断政治体系的民主程度。一般情况下，在民主化发展较低阶段，要重视程序民主，确保民主政治的各项程序公正，而当民主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推进实质民主，要以公民个人民主权利实现与否来衡量民主的程度。权利则是民主的实质，民主的根本宗旨就是要真正保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而不是一部分人的权利。因此，对于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而言，要加快从程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在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实体民主，如实行党内财产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社会参与机制和透明网络等[34]。只有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民主政治中来，使用好其民主权利，才能真正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路径四：从选举民主转向协商民主。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实行普选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它具有很大的风险和成本。若在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全面推开这一民主政治实践，可能会导致人们社会期望值过高，一旦目标无法实现就会产生不满情绪，进而最终导致民主化的失败和社会的倒退。除选举之外，民主还包括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35](p.序言11)，以及多边式的协商民主等。民主也并不意味着由大多数人在某个政策的制定上能够形成一致的决定，而是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组织和公民能够参与决策过程，分享决策机会，进行协商妥协。因此，当前中国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一项重要发展逻辑就是要从选举民主转向协商民主。在理念上，要重视协商沟通对民主的重要性；在制度设置上，要考虑为民众提供民意表达的吸纳机制，建立公众、社会团体和政府之间面对面的协商机制。此外，还要拓宽其他非制度化的渠道让民众进行民意的表达。只有这样，才能让公众参与有渠道，又可以培育社会成员之间的民主协商、妥协精神，从而推动民主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J].社会科学研究，2008，(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美]科恩.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王俊秀，杨宜音，陈午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J].民主与科学，2007，(2).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J].社会学研究，2005，(3).
了望新闻周刊记者.“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号：还原瓮安事件[J].了望，2008，(36).
吴忠民.中国中期社会危机的可能趋势分析[J].东岳论丛，2008，(3).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0]汝信，陆学艺，等.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1]顾钱江，等.“人民内部矛盾”考验和谐理念[N].新华每日电讯，2005-03-12.
[12]［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13]汪建丰.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评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6).
[14]崔德华.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启示[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15][埃]安瓦尔•穆罕默德.穆巴拉克传[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
[16]王林聪.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7]张翼.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吗？[A].李春玲.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8][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9][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0]赵树凯.民间组织与基层民主[J].中国发展观察，2007，(2).
[21][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2]李安山.非洲民主化进程研究概述[J].国际政治研究，2000，(3).
[23][日]猪口孝，等.变动中的民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24]段若鹏，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级阶层结构变动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5]陈振明.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6]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7]曹云华.转型期的阵痛：论印尼的政治民主化进程[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28]贺文萍.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
[29]叶传星.在私权利、公共权力和社会权力的错落处[J].法学家，2003，(3).
[30]吴忠民.立足于社会公正 优化社会结构[J].社会学研究，2007，(2).
[31][法]米歇尔•克罗齐，[美]塞缪尔•亨廷顿等.民主的危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32]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3]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关键词：现阶段；民主化进程；社会风险；社会转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迈入社会转型的急剧加速期，社会开始呈现复杂、多元的特性，“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1]，现阶段中国的社会转型充满了各种风险和变数。同样，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化进程，也必然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民主化研究与社会风险的研究大都单独分离、缺乏关联。即使一些研究略有涉及，也主要散见于相关著作和论文中，缺少系统性且较为有限。实际上，民主化与社会风险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存在一定的交汇部位：一方面，民主化进程中会存在社会风险，这种风险既有外部性的风险，也有民主化本身所诱发的风险；另一方面，不管是外部性风险还是自诱性风险，都会对民主化进程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特色民主化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而若缺少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分析民主化，或者不从民主化进程这一特殊背景来分析社会风险，那么无论是对民主化的研究还是对社会风险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基于此，本文尝试立足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展开分析，试图揭示出政治民主化和社会风险的内在关联性。
一、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
在结构要素上，民主化是政治结构层面的问题，社会风险是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但两者是紧密关联的。社会结构的公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主化进程的状况，一旦社会结构运行遇到障碍，社会结构预定的社会功能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发生扭曲或嬗变，社会问题就会增多，相应地社会运行的风险也就增大，民主化进程由此会受到严重影响。依据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划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主要包括制度性风险、阶层性风险、组织性风险、心理性风险等，其他各种具体的社会风险都是这几个层面风险的衍生物。
（一）制度性风险。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障。通常情况下，一项良好的制度既可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规制，避免政府及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侵害公民权利，又可规范公民行为，防止一部分人以“多数”、“民主”的名义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出现“多数人暴政”。但一项良好的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如良好的政治素质、执法水平和必要的惩罚措施等。所谓制度性风险是指制度自身被预期的功能缺失或发生偏差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而言，由于良治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因而为制度性风险的出现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社会制度结构层面，表现为公权力的扩张、制度的不公正、制度的缺失、制度的失灵等，而权力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滞后则是其具体表象。
（二）阶层性风险。所谓阶层性风险是指由于不公正的阶层结构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一个公正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现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民主化得以推进的社会基础。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阶层结构，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就能有助于民主化的推进，可以有效防止民粹化。亚里士多德指出，“惟有以中产阶层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层比其它任何阶级都较为稳定”[2](p.206)。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是民主政体的天然盟友，古希腊民主的发达就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而对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确保要有一个稳定、壮大的中产阶级，才不致让民主沦为暴民政治。但若阶层结构出现畸形化趋势，就会影响竞争的公平，影响整个民主化的进程。目前中国社会阶层性风险表现在三个方面：精英阶层的内卷化、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和中产阶层发育受阻。
（三）组织性风险。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于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利益表达，及时、适当地宣泄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构建一个安全有效、双向互动的社会安全阀，减少或避免社会冲突的爆发。民主的生机是以社会为基础，更为完善地实行民主，要求一个范围广泛的、有自觉性的、团结的社会[3](p.53)。关于社会组织的作用，马克思是这样阐述的，“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4](p.443)。组织性风险就是指由于社会组织发育的不足和社会组织有效性的缺失而致使公众利益表达渠道不畅而引发社会失序的可能。当前我国组织性风险主要表现在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和组织有效性缺失两个方面，前者反映的是社会组织的总量不够，人均量更少；后者反映的是社会组织所发挥的社会性职能非常有限，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四）文化心理性风险。现代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作为支撑。文化心理是指人们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习惯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思想、价值观和心理现象等。社会文化心理会影响公众对政治民主化的支持力度，也会影响公众健全政治人格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理性程度。文化心理性风险是指由于经济增长的短视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缺失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的文化的混乱和心理的扭曲，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当今社会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甚至阻碍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文化心理因素，主要表现为社会信任缺失、社会焦虑感加剧和社会隔阂加深等。
二、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独特性
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除了具有风险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一些中国社会自身所独有的特性。
（一）社会根源的特殊性。在西方早发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劳资关系和贫富差距是引发各种风险的重要根源。而在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官民关系，其次是阶层结构。
根源之一：官民关系。与其他国家民主化启动阶段的社会风险相比，中国现阶段因官民关系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较为突出，相当一部分的社会风险是由官民关系所导致的。据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全国28个省市130个区（市、县）进行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社会心态部分的数据显示，民众认为最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的是干部和群众之间，其次是穷人与富人之间，其余的群体被选择的比例都很小[5]。再对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可发现，以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或权力机关为主要攻击对象的事件不断增多，如冲击派出所、焚烧警车、打伤民警、围攻党政机关办公所在地等。这些事件说明，在目前中国社会，“官”与“民”之间关系已出现了某种紧张状况。
根源之二：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基础性、深层性的特征，它的公正程度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和庞大的底层社会。据有学者估算，全国中低收入阶层约占总人数的80%左右。在这种阶层结构的背后，便是“上层精英的社会资本可以互相交换，而下层群体则是一盘散沙，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型’，社会张力加大，十分脆弱”[6]。这就容易造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缺乏互惠互利，出现上层精英结盟和底层群体弱势化的风险，由此民主化进程中潜伏着安全的隐患。
（二）风险的并发性和高发性。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风险之间互相影响，相互叠加，潜伏着巨大的并发危险性，若处理不当，某种社会风险一旦恶化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其他社会风险的全面爆发，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危机，造成社会的动荡。即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风险有时候就会演变成整体化的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如制度性风险带来贫富分化差距，造成阶层性风险加大，它们又阻碍着社会的组织化，导致社会不满和冲突的增多，并最终促使社会危机的爆发。近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多重社会风险共同演化爆发的结果。以安徽池州事件为例，一起普通人车碰撞事件，既无严重的身体伤害，也无严重的经济损失，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导致社会风险演化成社会危机的比例较高。此外，我国存在社会规模庞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数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也有社会风险种类多、数量大的因素，使得社会危机存在更多的爆发可能性；还有双重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效应，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个时期的社会问题都同时出现，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危机的多发性。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7]。
（三）风险的集聚性和基础性。从主体上看，社会风险涉入群体主要集聚在社会基础阶层群体，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参与较少。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最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8]。社会风险的集聚性与社会财富的集聚性成负相关，“社会财富在上层集聚，而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9](p.36)。各种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表明，越来越多的社会基础阶层成员卷入群体性事件，特别是以“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居多，如下岗失业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群体。
从客体上看，社会风险大多集中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部位，即社会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生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产生的，参与群体的需求主要是民生诉求而非政治诉求，如就业难、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差距拉大等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最为严重的前五项分别是“物价上涨”（63.5%）、“看病难、看病贵”（42.1%）、“收入差距过大”（28%）、“就业失业”（26%）和“住房价格过高”（20.4%），“养老保障”排第七位（17.7%）[10](p.24)。显然，这些基本民生问题对于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大。据公安部统计，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因工资福利等基本生活费用引发的占总数的23.8%，因征地搬迁及补偿费等引发的占18.1%，因企业改制、兼并、破产等问题引发的占10.6%[11]。
三、社会风险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社会风险是一种积极结果与消极后果的双重结合体，它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作用主要取决于风险的严重程度。通常情况下，高度的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作用，易引发社会危机的爆发，损害民主化的社会环境，而中低度的社会风险对于民主化进程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影响。适度的社会风险存在是促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正如亨廷顿指出，“低度的社会暴力，低度的政治两极化或政治极端主义”是进行民主化的重要条件[12](p.45)。
第一，有助于社会问题的暴露。社会风险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问题不断暴露的过程。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社会风险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和政治压力往往会转化为变革的推动力和催化剂，从而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社会风险的出现具有发现公共问题、推动公共问题进入政府议程、促使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功能；也会促使政府重新评估其制度、政策和行为，改进政府管理之缺失的作用。一言以蔽之，风险既意味着灾难和痛苦，但也是发展和创新的机会。正所谓，“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活力的规则”[13]。
第二，提高社会风险的应对能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进行民主化的有利条件，但就实际而言，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在完全没有风险的社会中进行，充满社会风险是民主化进程的常态。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中，政府和公众的各种风险应对意识和能力都能够得到提高，有助于化解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经过数次风险的洗礼和考验，可以激励人们树立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观念，未雨绸缪，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做好风险的预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下一次危机的降临[14]。目前无论是从风险预警到危机的应急处置，还是从信息的透明公开到事件的善后处置，都毫无例外地反映出我国政府的风险和危机应对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三，有利于稳定共识的形成。民主化进程需要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而适度的社会风险则有助于社会稳定共识的形成。社会风险的放大和扩散往往意味着社会损失的可能性增大，也意味着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大。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清楚社会危机的爆发意味着什么，不但影响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迫切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正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曾告诫人们：“安定是民主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定，任何人都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更谈不上参政。”[15](p.91)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严重冲击，以及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使得我国人民对社会稳定尤为渴望，正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适度的社会风险可以起到预警作用，让政府与社会时刻注意化解与防范社会风险，从而有助于社会稳定的维持。
（二）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负面影响。社会风险在促进民主化进程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削弱民主化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公民社会基础和公众的参与等基本条件。
第一，损害民主化的社会环境。民主化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的稳定是民主的前提，没有稳定的局面就无法进行民主的实践[16](p.367)。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阶层性风险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尤为严重。一方面，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无法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它是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越是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越会比较强烈地产生社会冲突的意识”[17](p.245)。另一方面，精英内卷化会降低社会流动。一旦社会成员在体制内得不到正常的向上流动，就可能寻求体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来达致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言，“由于缺少流动机会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会挫折同政治不稳定之间便产生了联系”[18](p.42)。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很难想像，在一个动荡的国家何以能顺利有序地推进民主化进程。
第二，削弱民主化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可以为民主提供经济基础，从而促进向民主的过渡。李普塞特曾指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只有在富裕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目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19](pp.27-39)。而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会严重削弱民主化的经济基础，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健全的制度可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作用，如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免去人们的后顾之忧，促进消费，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的分化本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若这种分化超过合理的界限，反过来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削弱人们的经济福利水平，从而严重损害民主化的经济基础，进而阻碍民主化的发展。在一个底层民众占绝大多数而中间阶层比例很小的社会里，经济内需的拉动力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阻碍公民社会的发育。衡量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公民社团发展状况。大量社团组织的发育可以为公民提供多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渠道，社团组织的利益表达能力明显大于公民个体，它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结果[20]。正如赫尔德所指出，“民主要想繁荣，就必须看作一个双重现实：一方面，它涉及到国家权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牵涉到市民社会的重构”[21](p.396)。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表明，市民社会确实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制衡力量，构成了对国家垄断权力的一种制约[22]。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化，严重影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同时，精英阶层利用优势地位压制社会组织的成长空间，造成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和社团有效性缺失，如社会组织民间性不足，自治程度不高，整合资源作用的能力非常有限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民社团作用的发挥。
第四，导致公民参与的不足。公众参与是现代民主的核心要素，也是衡量民主政治的重要尺度，现代民主政治的进步就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民主制度也就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政策结果”[23](p.5)。缺乏公众参与是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社会基础阶层群体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疲于生活，无心顾及民主的参与，从而带来政治上的边缘化，导致民主化缺乏社会基础。“如果社会中一部分人贫困化，这个社会中的民主是可行的，即使是不完美的；如果这部分人增加，这个社会中的民主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如果唯有少数享受繁荣而广大群众处于屈辱贫困之中，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以民主为名，不过是盗名欺世”[3](p.111)。
第五，损坏民主的心理条件。民主所有的条件之中，心理条件是最基本的。社会心理的状况会对其他民主化条件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社会风险的增多会损害这种心理条件，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心理反应。一是不公平感，即认为在起点、规则和结果方面受到不公正对待；二是相对剥夺感，即使总体收益增加，但由于同其他阶层的人员相比收益增加速度缓慢，因此觉得自己的实际收益减少了；三是挫折感，即试图改善自身现有社会地位而又未能如愿时产生的失落心理；四是危机感，即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感到朝不保夕、前途暗淡[24](pp.140-141)。当这些阶层人员把上述的认知归咎于党和政府的政策结果时，则会给政治稳定带来隐患[25](pp.195-197)。
四、社会风险影响下民主化进程的几种可能
社会风险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影响着民主化的发展。具体来说，若社会风险应对不当，则民主化进程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发展可能。
（一）增大民主化进程的成本。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若不能有效化解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则必然会导致民主化的成本增大。
第一，政治成本。政治成本是指政府等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过程中所使用和消耗的政治资源的总和，这种资源包括合法性成本、政治稳定成本以及民心成本等。而政治性成本最关键的是民心成本，它包括民众支持程度、参与程度等。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增多意味着社会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增多，更意味着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的增加，政府就会面临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同时社会风险也会削弱公众对政府的认同。特别是当国家的权力无法保护甚至侵犯个人权利时，不但影响政府的执政合法性，还会严重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导致民心成本的增大。
第二，经济成本。社会风险的增多还会加大民主化的经济成本。经济成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化解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所必需的资源耗费；二是社会风险演化为危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因风险而导致决策失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三是因民主化风险而导致的贪污腐败、资源浪费等。这些经济资源消耗的总和构成了民主化总的经济成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权力扩张所造成的经济成本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为主要和最为严重的。同时，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也影响着民主化进程，大量社会人群疲于生计，且综合素质相对不高，他们无心顾及民主也缺乏参与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扩大他们的参与，势必就会增大成本。当前村民选举中给选民发放误工补贴不断增加的事实足以说明这种物质激励是难以长久的，只会不断增大民主化的成本。
第三，社会成本。狭义的社会成本是相对于政治成本、经济成本而言的，它包括价值、态度、道德、观念、社会心理等各方面要素。一个社会要实现民主的良性发展，不但要尽量降低民主化的政治和经济成本，更重要的是要降低社会成本。“如果一个政权维持它的运作总要比别的政权多花费几倍、几十倍，执政党的每项政策都需要调动大量的警察乃至军队来强制实行，那么这种运作在成本上是难以为继的”[26]。近年来我国随着贫富悬殊、权力腐败、失业人口增多、生态环境恶化等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造成了道德失范、价值混乱、社会心理扭曲、法纪不张等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也严重地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危及社会的稳定。相应地，民主化所需要的公民意识、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等会随之受损，民主化的社会成本也在不断增大。
（二）扭曲民主化进程若社会风险由低度的社会风险逐渐向中高度的社会风险演化，而政府和社会又不能有效控制这种社会风险及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对民主化造成程度较大的损害，即导致民主化进程的扭曲。
第一，民粹主义泛滥。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可能会造成民粹主义的抬头和泛滥，易导致政府的权力为社会弱势群体所掌控，从而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使得民主化变形走样。科恩曾指出，健全的民主要求健全的公民，社会成员如果长期营养不良或经常生病，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地参与公共事务是难以做到的。如果群众中大多无衣无食，或者疾病缠身，指望这样的群众实行真正的民主，那是幼稚的。在公民素质不高的情形下，公民参与的大量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从而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
第二，精英控制民主。民主化进程被扭曲的情形之二，就是精英群体的结盟带来民主的变形。精英群体结盟并利用公共资源，获得弱势群体的支持，掌控民主化进程。例如有钱人可利用穷人在金钱和物质财富方面的极端匮乏进行贿赂，或向穷人许下诺言，答应帮助他们摆脱贫穷，以换取他们的选票[27]。这样不利于民主的推进，甚至会阻碍民主化的发展。群众容易被社会精英分子所动员，“个人野心很少受公共权威感的约束，权力的作用（即财富和势力）膨胀到了最大限度”[18](p.62)。同时，精英掌控民主也会导致民众参与的严重不足，使民主大打折扣。
（三）中断民主化进程。任由社会风险的演化和放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演化成大的社会危机，它有可能会直接造成民主化进程的中断。
一方面，人为中断民主化进程。这种人为中断民主化进程的情形，主要是由于出现一党专政或者军人执政的政体而导致民主化的中断。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非洲一系列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由于受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影响，这些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后，在政权建设上学习和模仿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实行民主政体，如议会内阁制、总统制等。然而，到80年代末，大部分非洲国家由多党的政治体制演变为一党制或军人执政的政治体制[28](pp.57-58)这些政党和军人上台执政后，大力加强权力集中，破坏议会制、选举制等民主制度，直接导致这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中断。另一方面，社会解体造成民主化进程的中断。若社会风险得不到有效治理，一旦这些矛盾和冲突演化成大的社会危机，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混乱，致使社会解体，直接中断民主化进程，使之趋于失败。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有些国家出现了大的社会危机，直接导致了政权的垮台，其民主化也随着停止。转贴于
五、社会风险的治理与良性民主的实现
（一）理性认识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在社会转型加速期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而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的中国社会具有复杂性和双重性，也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为此，我们要理性认识这一现象。首先，要科学判断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从社会风险的客观性来看，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充满风险将是常态；从社会风险的基本性质来看，现阶段我国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的基本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演化和发展的结果，是根源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从社会风险的危害程度来看，社会风险有高度、中度和低度之分，当前中国现阶段的各种社会风险属于中低度风险，但也有进一步升级和演化的可能。其次，要理性认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社会风险是一把“双刃剑”：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社会风险的负面效应会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再次，要防止两种错误的认识倾向。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民主化进程中充满社会风险这一现实，而不是否认社会风险的存在和无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任意夸大社会风险的消极作用，不能因为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社会风险就反对或阻止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这无异于“因噎废食”，正所谓“民主有风险，不民主更危险”。
（二）治理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为有效推进现阶段民主化进程，我们必须着手化解和应对各种社会风险，既要增强人们的社会风险意识，也要尽量减少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更要尽量把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第一，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扩张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因此，要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约束和限制，以确保公权力的正当和合理运用。公权力行使应遵循两个边界：下限为公民私权利的保护，上限为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增进。具体而言，一是要确保公权力的行使仅限于公共事务范围内，并对公共事务做出明确界定。二是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保护公民私权利为基本出发点。权利是本源，权力是由权利让渡而生。因此，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定应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对于私权利，法无禁止皆权利，法无禁止不得罚”[29]。三是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明确规定哪些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哪些不在范围之内。四要明确规定“当公共利益与公民私权发生冲突时，公权在什么情形下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侵犯私权，以及如何补偿因公共利益而受损的私权”。
第二，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公正、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确保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成员真正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新一轮改革的重大任务，也是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突破口。为此，需要构建起社会财富再生机制、利益诉求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等四大利益协调机制。现代民主的成长有其自身的必然逻辑：民主必须首先满足个体获得自主权利的要求，然后满足个体在国家与社会的空间中实现其自主权利的要求。当务之急是建立起符合实际的初级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第三，推进社会结构的优化。目前，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社会风险多为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从社会大的环境层面上来看，是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从基础阶层或是从民众层面来看，是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从较高位置的阶层层面来看，是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的苗头；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就是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严重颠倒”[30]。因此，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必须调整社会结构，建立起公正的社会结构，使民主化的推进获得持久的动力。
第四，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程度是衡量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指标。民主的正常有序发展总是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之间协商和妥协过程中展开的，多元化的社会组织通过自觉而有组织的分化与整合，可以为民主的健康发展提供自动平衡的砝码。从公民个体来讲，他们进行利益表达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借助于社会化的组织而不是个体。从政府层面来讲，政府不可能与单个个体的人去谈判和协商，否则政府运行的成本会大大增加，通过发育社会组织，使其承担起利益表达的功能，其成本将大大降低。
（三）良性民主的实现途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或是说良性发展的民主，它不但可以防止和减少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还可以将各种社会风险对民主化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在风险的影响下，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实现良性的发展，绝不是某个单一路径的逐步更替，而是诸多路径的混合同步，需要诸多因素共同合力，实现从不民主走向民主，从一般民主走向更加民主。正如艾尔史密斯曾指出：“医治民主痼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更多的民主。”[31](p.100)
路径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政治民主化有两大动力——来自政府的推动力和来自民众的拉动力，两者皆不可偏废。只有这两种民主动力实现有效的结合，民主政治才能获得良性发展。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良性发展的实现，需要从党内民主和政府体制改革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党内民主。党自身的民主建设状况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如实行党政分开、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党内财产公开制度等，可以有效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包括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成本；加快地方分权改革；加快政社分离，把大量的社会性职能从政府部门剥离出来，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建立各种民众参与决策的机制，等等。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化要扩大基层民主，以县、乡镇、社区基层民主为突破口则具有风险小、成本小的优点，可以稳步有序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如果民主以省、市为突破口，范围广影响力大，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路径二：从经济民主转向宪政民主。经济民主既是民主政治形成的现实基础，是民主化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因。在现阶段中国，随着民生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和逐步得到解决，且高度的市场化也培育起了人们的契约精神和妥协精神，为政治上的民主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因此，要加快从经济民主转向政治民主，特别是要推进宪政民主。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宪政问题，它是实现个人权利的根本途径，宪法对于政府和公民具有最大的权威，宪法的具体内容直接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32](pp.124-125)。宪政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对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限制政府权力，以有效地保障人权、自由与社会公正。毋庸置疑，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要加快推进经济民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以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为突破口，推进民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正如有研究者提出，民主的缺陷也只有通过宪政才能得到医治，才能避免堕落为“民主的专制”的可能，宪政是专制的天敌[33](pp.102-135)。
路径三：从程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是民主的孪生兄弟，属于民主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程序民主强调过程的重要性，就是必须确保民主政治各个环节程序上的民主，而实质民主则强调政治过程的后果，即以公民个人权利是否得以实现来判断政治体系的民主程度。一般情况下，在民主化发展较低阶段，要重视程序民主，确保民主政治的各项程序公正，而当民主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推进实质民主，要以公民个人民主权利实现与否来衡量民主的程度。权利则是民主的实质，民主的根本宗旨就是要真正保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而不是一部分人的权利。因此，对于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而言，要加快从程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在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实体民主，如实行党内财产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社会参与机制和透明网络等[34]。只有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民主政治中来，使用好其民主权利，才能真正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路径四：从选举民主转向协商民主。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实行普选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它具有很大的风险和成本。若在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全面推开这一民主政治实践，可能会导致人们社会期望值过高，一旦目标无法实现就会产生不满情绪，进而最终导致民主化的失败和社会的倒退。除选举之外，民主还包括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35](p.序言11)，以及多边式的协商民主等。民主也并不意味着由大多数人在某个政策的制定上能够形成一致的决定，而是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组织和公民能够参与决策过程，分享决策机会，进行协商妥协。因此，当前中国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一项重要发展逻辑就是要从选举民主转向协商民主。在理念上，要重视协商沟通对民主的重要性；在制度设置上，要考虑为民众提供民意表达的吸纳机制，建立公众、社会团体和政府之间面对面的协商机制。此外，还要拓宽其他非制度化的渠道让民众进行民意的表达。只有这样，才能让公众参与有渠道，又可以培育社会成员之间的民主协商、妥协精神，从而推动民主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J].社会科学研究，2008，(4).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美]科恩.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王俊秀，杨宜音，陈午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J].民主与科学，2007，(2).
[6]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J].社会学研究，2005，(3).
[7]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号：还原瓮安事件[J].瞭望，2008，(36).
[8]吴忠民.中国中期社会危机的可能趋势分析[J].东岳论丛，2008，(3).
[9][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0]汝信，陆学艺，等.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1]顾钱江，等.“人民内部矛盾”考验和谐理念[N].新华每日电讯，2005-03-12.
[12]［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13]汪建丰.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评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6).
[14]崔德华.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启示[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15][埃]安瓦尔穆罕默德.穆巴拉克传[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
[16]王林聪.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7]张翼.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吗？[A].李春玲.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8][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9][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0]赵树凯.民间组织与基层民主[J].中国发展观察，2007，(2).
[21][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2]李安山.非洲民主化进程研究概述[J].国际政治研究，2000，(3).
[23][日]猪口孝，等.变动中的民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24]段若鹏，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级阶层结构变动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5]陈振明.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6]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7]曹云华.转型期的阵痛：论印尼的政治民主化进程[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28]贺文萍.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
[29]叶传星.在私权利、公共权力和社会权力的错落处[J].法学家，2003，(3).
[30]吴忠民.立足于社会公正 优化社会结构[J].社会学研究，2007，(2).
[31][法]米歇尔克罗齐，[美]塞缪尔亨廷顿等.民主的危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32]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3]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关键词：管理层网络；程度中心度；限制度；银行风险承担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9-0015-05
一、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重新审视银行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在整个金融体系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存在（高度）关联性的条件下，风险的“负外部性”和“传染性”使得单个银行风险可以演变为局部金融风险甚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社会网络是否影响单个金融机构风险、影响程度及作用机理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薪酬激励、并购决策、融资决策以及公司绩效等方面产生显著影响，因为社会网络中单个行动者的偏好和行为极易受其他行动者“决策外部性”的影响。与此相似，作为社会网络表现之一的金融机构间管理层网络必然对单个金融机构风险进而对系统性风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管理层网络的存在使不同银行行为在银行体系产生或正或负的“放大效应”，从而影响银行间风险传染的广度、深度和强度。
本文的主要贡献为：（1）在理论推演方面，本文试图将社会网络理论引入银行治理框架，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银行治理理论。（2）在实证分析方面，首次从管理层的角度构建关系网络，从中心度和结构洞角度测算网络节点位置，进而增加了社会网络研究的深度。（3）在实践方面，为监管当局制定管理层兼任数量限制、监督管理层行为提供了借鉴，为决策层是否建立银行间关系网络、选聘管理层人员提供了依据。
二、文献综述
管理层与风险承担方面，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银行董事会被认为是风险管理的关键部分。在董事会规模方面，已有研究对于董事会规模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尚未统一。杰森（Jensen，1993）认为，虽规模较小的董事会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凝聚力、较少的沟通和协作成本以及较少的股东“搭便车”问题的优点，但在规模较大的董事会中单个董事获取信息的便利性和监督能力较低，CEO总会找到较易控制的董事。同时，董事会规模和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其与绩效的内生性关系成为研究焦点（何马林和魏思柏，1988）。考虑到董事会内生性问题，现有文献多从性别、年龄及兼职等个人特征着手分析。性别方面，女性董事不仅能够为董事会决策提供不同的建议从而提高董事会有效性（泽拉库维奇和比利莫里亚，2004），女性董事还会减少董事之间的个人冲突、消除男性董事缺席会议问题（亚当斯和费雷，2009）。年龄方面，传统观点和诸多实证研究表明风险承担动机或行为与个体年龄呈反向关系（格拉布尔等，2009）。兼职方面，“繁忙假设”认为繁忙董事因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不利于发挥充分监督作用，如费克和施维达萨尼（Fich和Shivdasani，2006）；“声誉假设”认为兼职可以增加监督、管理经验和扩充人脉进而提升个人声誉，如法马和杰森（Fama和Jensen，1983）、佩里和派伊尔（Perry和 Peyer，2005）。相比于一般公司，仅有伊丽莎白和海蒂斯（Elizabeth和Hatice，2012）基于银行样本进行分析，并且他们发现繁忙董事会增加银行风险。已有研究虽针对管理层规模、结构及个人特征分析其与风险承担的关系，但忽视了管理层个人的“社会人”特征，这就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动机。
管理层网络与公司治理的研究方面，管理层网络作为一种人际网络嵌入公司网络，对公司由潜在资源向可用资源的转化产生决定作用。总体而言，管理层网络主要通过吸收和协调等作用影响公司行为。在理论和技术层面，现有管理层网络主要涉及公司内部网络（董监高的联结网络）和公司外部网络（主要包括互惠连锁网络、公司间高管的联结网络）。公司内部网络主要涉及CEO与董事之间因校缘、乡缘、业缘以及业余活动等建立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网络（佛拉克斯和泰特，2012），权力较大的CEO同样倾向雇佣与其存在较多关联的“朋友”担任董事，进而可能损害公司价值。对于公司外部网络，互惠连锁网络主要是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连锁董事网络研究，哈洛克（Hallock，1997）首次检验了董事互惠连锁对CEO薪酬的影响，大卫等（David等，2005）在扩大样本和董事网络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连锁董事对CEO薪酬的影响，二者关系由前者的微弱影响变为显著正向影响；公司间高管的联结网络主要涉及不同公司间管理层建立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网络，科恩等（Cohen等，2008、2010）分别运用基金经理与上市公司管理层、分析师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教育背景网络证实了社会网络的信息传播作用，蔡（Cai等，2011）将上述关系网络扩展至校缘、业缘以及业余活动，分析了社会网络对交易成本、并购等方面的影响。
国内的管理层网络的研究，最早的文献是任兵等（2001），他们从统计上剖析了连锁董事以及由此形成的企业间的关联联系问题。此后，部分学者分别从连锁董事的构建动机及其与公司绩效、战略选择、融资行为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卢昌崇等（2006）和段海艳、仲伟周（2008）对连锁董事构建动机进行了分析。在公司绩效方面，任兵等（2007）发现连锁董事的网络核心度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刘涛、朱敏（2009）发现连锁董事网络的镶嵌效应对董事网络中不同位置企业的绩效影响不同。另外，陈运森、谢德仁（2012）和曹廷求等（2012）从董事网络与薪酬激励的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国内实践中，《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征求意见稿）》规定，独立董事不应在超过两家商业银行同时任职；理论上，管理层网络研究局限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网络研究。因此，如银行管理层（尤其董事）兼任的影响、管理层（尤其董事）是否存在最优兼任数量以及管理层（尤其董事）网络的作用机理等问题并不能从现有理论研究中获取解答。本文主要目的是探究管理层网络与银行风险的关系，以期弥补现有社会网络和银行治理两方面研究的缺陷，从而实现社会网络理论和银行治理理论的对接。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
为了分析管理层网络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借鉴已有银行风险承担研究，构建如下模型：
[riskit=networkit+controlit+εit]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银行风险，我们以银行年末不良贷款率（npl）和Z值进行衡量，其中Z值的测算参考张健华、王鹏（2012）的研究，[Z=σ（roa）roa+car]，roa表示总资产收益率，[σ（roa）]表示总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car表示资本充足率，Z值越大，说明银行风险越高。对于主要解释变量network，为了辨析不同网络位置的作用差异，我们分别选取程度中心度（deg）和限制度（con）进行衡量。对于控制变量而言，我们主要选取：（1）股权结构，主要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1）、第一大股东性质（chara，如果为国有，则chara=1；否则chara=0）。（2）董事会结构，主要包括董事会规模（board）和独立董事比例（inb）。（3）其他特征，主要包括年末资本充足率（car）、是否上市（list，如果上市，list=1；否则，list=0）、资产规模（lnasset，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以及年度虚拟变量（year）。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银行管理层的详细任职信息、不良贷款率以及资本充足率等其他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山东大学银行治理研究中心数据库，共获得2008—2010年75家银行225个年度样本。为了构建银行网络，我们首先结合新浪财经以及网易财经等逐一核对和剔除管理层重名情形，然后依据管理层兼任信息、采取0和1赋值的方式构建网络矩阵，最后形成各年75*75的网络方阵。
四、管理层兼任统计分析
图1和图2给出了管理层兼任统计。2008年，24位管理层人员共担任51个职位，其中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分别占比31.37%、49.02%和19.61%；2009年，23位管理层人员共担任43个职位，其中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分别占比37.21%、39.53%和23.26%；2010年，26位管理层人员共担任46个职位，其中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分别占比26.09%、47.83%和26.09%。独立董事兼任比例显著大于董事和监事兼任比例，这一现象与上市公司呈现出的连锁董事现象一致。
五、实证分析
（一）管理层网络与银行风险
表1描述了管理层网络位置与银行风险的回归结果。我们分别考察了中心位置和中间位置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对于中心位置而言，在加入银行治理变量前，程度中心度对不良贷款率和Z值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在加入银行治理变量后，程度中心度同样对不良贷款率和Z值产生负向影响，但是仅有后者显著。这说明，银行在管理层网络中越处于网络核心，风险越低，这归因于处于网络核心的银行更容易接触丰富的信息资源，管理层越容易识别银行风险，尤其风险因素在行业内部传导和累积时。对于中介位置而言，与程度中心度不同，限制度对不良贷款率和Z值的影响方向相反，并且加入银行治理变量后，限制度对银行风险影响的显著程度和方向均不改变。这主要归因于处于中介位置的管理层受到多方银行的限制，进而其降低风险决策的独立程度受到限制。
对于其他变量而言，在股权结构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性质对银行风险的作用方向并不确定；在董事会结构方面，董事会规模对银行风险产生不确定影响，随着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银行风险逐渐降低；在其他特征方面，随着资本充足率的增加，银行风险逐渐降低，上市交易同样能够降低银行风险，相比之下，规模对银行风险却产生不确定影响。
（二）基于银行特征差异的检验
1. 管理层网络、银行上市与风险承担。鉴于上市银行管理层在社会关系、人脉资源等方面存在信息获取的比较优势，进而对银行风险产生、累积甚至溢出方面更加敏感，我们从银行是否上市的角度予以深入分析。表2给出了上市和非上市银行中管理层网络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差异分析。对于中心位置而言，方程（1）和（5）中，程度中心度对上市银行风险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相比之下，方程（3）和（7）显示其对非上市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显著弱于上市银行，且其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弱于Z值。对于中介位置而言，与程度中心度不同，方程（2）和（6）显示限制度对上市银行风险产生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方程（4）和（8）显示限制度对非上市银行风险存在不确定性影响。在网络位置的影响差异上，与总体回归一致，中心位置对银行风险的负向影响强于中间位置；上市银行网络位置的风险抑制作用大于非上市银行，这说明上市银行更能有效利用其关系网络优势进而资本、信息资源等优势降低银行风险，即社会关系可以有效发挥网络治理作用。
2. 不同类型银行中管理层网络的影响差异。相比于国有控股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在资本市场网络、业务网络以及社会网络等方面存在先天缺陷。尽管近年来城商行不断实施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跨区域经营以及上市等措施，但其“一股独大”、“所有人缺位”等现象尚未彻底解决，尤其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城商行被异化为“第二财政”。表3给出了管理层网络对不同类型银行的风险影响分析。表3的方程（1）和（5）中，程度中心度能够抑制城商行风险，但是作用程度弱于非城商行，因为方程（3）和（7）显示程度中心度对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强（方程（3）和（7）中的系数绝对值显著大于方程（1）和（5）中的系数）。对于中介位置而言，方程（2）和（6）中限制度的系数表明其对城商行风险影响并不确定，而方程（4）和（8）却显示限制度能够降低非城商行的风险。与上文一致，中心位置对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强于中间位置，即中心位置的提升能够更有效地降低银行风险；城商行在关系网络方面（如管理层人员经验和资质、社会人脉等）的先天缺陷使得管理层网络相对缺乏进而无法获得和利用资本、信息资源等优势，从而使得关系治理作用较差。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本文首次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了管理层网络对银行风险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中心位置能够降低银行风险，中介位置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不确定；分组检验后，中心位置和中介位置对上市银行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非上市银行，对非城商行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城商行，并且程度中心度对两类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均强于限制度。这说明，城商行和非上市银行并未充分利用关系网络蕴含的隐性社会关系网络。
根据上述结果，针对商业银行管理层网络的建立和作用发挥，我们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对于管理层个人而言，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可提升可用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增加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视野，进而更加有效和精确地辨识银行风险、为银行风险防控提供及时和有效建议。其次，对于银行自身而言，决策层应积极建立银行间关系网络，因为管理层网络携载的信息资源有助于银行辨识和甄别自身风险。最后，对于监管当局而言，可以将管理层兼任数量进行弹性规定（而不对诸如独立董事兼任银行数量采取强制规定），因为关系网络有助于管理层识别不同银行的相似风险，进而在微观层面抑制单个银行风险的累积和外溢。
参考文献：
[1]Adams R B，Ferreira D.2009.Women in the boardroom and their impact on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94（2）.
[2]Cohen L，Frazzini A，Malloy C. 2008.The Small world of Investing： Board Connections and Mutual Fund Return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5）.
[3]Fama，E.and Jensen，M.1983.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2）.
[4]Fich，E. and Shivdasani，A.2006.Are Busy Boards Effective Monitors？ [J].Journal of Finance，（2）.
[关键词]风险治理；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全球民主；民主模式重构
[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9)05―0679―07
风险社会的浮现是现代性演进的一个新阶段，是现代化负面消极后果的集中体现，也为理解“政治”、“国家”与“民主”等概念提供了全新的视阈。对于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问题的关键不是抛弃民主本身，而是清醒地意识到风险社会对主流代议民主模式的根本挑战，并寻求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民主模式以有效应对风险。本文总结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贝克、吉登斯、沃特・阿赫特贝格、大卫・格里芬以及生态主义者的观点，探讨了风险治理对发展民主理论的可能影响，集中分析了风险治理与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全球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风险社会：巩固与强化民主政治的新理由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人类日益面临着新出现的各种技术性风险，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这些风险摧毁了现代制度应对风险所依托的理念与方法：风险计算或计算理性。具体体现在：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风险计算中的经济赔偿无法实现；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甚至无法确定，所以风险计算无法操作；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计算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第33页)。而在吉登斯看来，生活在高度现代性的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这种不同具体体现在：第一，这种人为不确定性是启蒙运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虽然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是同时也导入了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支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可能带来后果严重的风险，如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会带来极权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经济崩溃；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带来了生态恶化；世界军事秩序会诱发核大战的爆发。第二，风险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无法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它们也不符合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控制越强”的药方。第三，现代性世界中“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甚至人类整体的存在(第4页)。吉登斯详细比较了前现代与现代风险环境的区别(见表1)。在西方学术界，对风险社会的反思和检视在根本意义上是从政治层面上展开的，认为风险社会的浮现，为理解“民族一国家”、“政治”与“民主”等政治概念提供了全新的视阈。
面对日益严峻的风险情势，人们对需要社会变革乃至激进重建人类生活样式的主张基本达成共识，认为一场巨大的风险事件或者环境灾难可以催生和坚定社会变革的政治意志。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一个意识到其生存面临威胁的人类，究竟为何未能依据它的最大利益而行动呢?在如何缓和、化解和规避风险的问题上，人类依然面临如何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曾经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解决思路：即权威主义和民主主义。
在当代环境运动早期，北美学者如希伯朗和奥福尔斯主张，环境危机是如此灾难性的，以至于没有人可以合理地期待自愿地接受各种应对它的措施，因而只有强权的政府(甚至权威性的政府)将会迫使其这样做。(第154―155页)。一方面，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人们认为解决人类集体行动难题的理想制度设计就是构建一个国际社会的庞大“利维坦”，借助权威的力量来协调多元利益主体间的一致行动，为缓解现代社会的风险奠定坚实的组织与制度基础。另一方面，从政治生态主义者特有的价值立场考察，人们认为一种享受绿色美好生活方式的政治和生态理念，往往和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多元主义之间存在不相融性。因此，在价值道德与社会现实两个层面，激进的生态理念都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认为民主政治不是风险治理的理想制度安排，现代社会蕴藏的巨大风险要求人类社会重新树立新的权威样式，借助权威的力量确立人类共识与集体行动的基础。不是通过改造现有的民主政治模式，而是通过彻底抛弃民主本身，来实现风险社会条件下有效的国家治理。
另一派学者坚持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民主的新理由”，问题的关键不是抛弃民主本身，而是实现民主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型，使之更好地适应风险社会的根本要求。在这种思路下，分权化改革、地方自治以及社区、家庭、教会组织等基层组织都成为可欲的制度选择。首先，风险社会理论也将个体的人作为天然形成的、道德上具有自治与自我管理能力的行动主体来对待，强调在民主地改变人们的个人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每一个人充分、自由和积极参与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人的自主这样一种道德要求，个人作为所有风险的最终承担者，理应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社会后果与政治责任，风险治理的道德基础恰恰与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相容性。其次，可持续性和民主在本质上都具有不确定性和规范性，民主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不确定性的制度化，而可持续性也需要被理解为一个通过民主程序来不断创设和实践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权威主义地“给予与施舍”的结果。同时，民主也好，风险也罢，都意味着任何事情无可争议的证据之获得具有不可能性。也正是因为任何事情都具有不确定性，人类的理性选择就是围绕具体的风险问题展开辩论，制定需要定期评估与反馈的解决方案，借助公众争论、责任机制和定期选举等民主机制，严格遵循“谨慎性原则”，确保把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消极负而后果抑制在社会大众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最后，基于历史经验的证据表明，无论理论与实践都不支持这个观点：权威主义体制在环境难题或者社会风险问题的治理绩效上，从长期而言可能胜过民主体制。而大多数西欧绿党的民主观念通过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新左派，以及七八十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的具体实践，不仅重塑了这些国家的政党政治格局，而且也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了民主政治的议题范围，对当代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危机与社会风险事件的勃发，既增强了对现代自由民主政治模式局限性的反思与批判，也成为人们巩固与强化民主政治的新理由，进而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引擎与动力，风险治理与民主政治发展之间具有共生性与相洽性。
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风险形势，在解决人类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上，权威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制度安排都有可能成为人类的备选方案，交相登上历史舞台，毕竟通过公共权威的协调或者借助人类的自愿联合都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基本选择。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更加支持，也有理由更加相信民主主义的解决方案更加符合人性的需要，更加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与潮流。因此，当发生有关风险问题的利益争论的时候，适当的价值和利益表达机构不是一种私人性的调查或权威性的裁决与强制，而应该是一种公共论坛，人们可以围绕具体的风险问题在做出决策之前，聚集在一起，通过公开争论、公共协商与理性妥协，达成集体行动的基本共识。也就是在决定风险治理的目标性质、具体手段和实施机构等问题上，应该坚守基本的民主原则，风险治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民主机制具体践行的过程。
二、风险治理：几种典型的民主理论模式
一般而言，民主的成长是一种过程，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民主形式的创新；二是民主向新的政治空间的拓展(第108页)。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风险情势，关键是推进国家治理模式的重构，而再造现代民主政治显然是风险社会条件下国家治理战略转型的重点。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不同流派在分析风险治理对代议民主模式所构成的诸种挑战的基础上，着重探究了新的民主政治模式的转型与重构，既涉及民主形式的创新，如生态民主和审议民主理论模式的提出，也涉及民主向新的政治空间的拓展，如生态民主、对话民主和全球民主理论模式的提出。整体而言，考察风险治理与民主的互动关系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构建适应风险社会的新民主模式也就成为推动民主理论发展的新视阈。
大部分学者认为，现代风险在一定意义上损坏了代议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基石，即专家理性、责任机制以及代议民主政治的时空坐标，对其构成了严峻挑战。首先，风险社会的出现打破了代议民主的知识基础――科学对理性的垄断。在风险社会中，由于现代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专家们要么对新的风险措手无策，要么往往基于自身的利益更多注重科技的贡献性而忽略其副作用，乃至故意隐瞒其副作用，人们对专家的风险应对能力越来越失去信心，人们对专家的社会信任也就随之达到历史的低点。在风险问题中，任何人都不是专家，也可以说任何人都是专家。在面对核灾难后果的极端情况下，不再有任何旁观者。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处在这种威胁下的所有人都必须是参与者和受影响的当事人，且同样都可以为自己负责(第14―16页)。在风险社会中，个人在风险判断上越来越信任专家系统，但是专家系统本身也在风险的认知和解决上存在着内部争议，权威性受到了质疑，个人应对风险的方式更加个人化。更重要的是，由于分工的深化，也许一个人可以在某个领域是专家，但是在其他的生活领域中，他或她就和其他人一样无知。因此，在风险治理中，自然科学家不知不觉以某科-方式丧失了权力。在风险的界定中，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第28-29页)。其次，风险社会的出现损坏了代议民主运作的责任机制。贝克用“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来揭示在风险社会中各种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第191页)。一方面，在风险全球化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向一个又一个主管机构求助并要求它们负责。另一方面，这些机构则会为自己开脱，并说“我们与此毫无关系”，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人们根本就无法查明谁该对风险负责(第143页)。最后，风险社会对运作代议民主的时空坐标提出了难题。在风险社会中，后代人面临比我们更多的危险。而在代议民主政治框架下，立法周期很短，并且子孙后代在这个体制中不可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不能在涉及人类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问题上行使发言权和投票决定权。因此，坚持可持续发展，对子孙后代负责，实现代际正义是风险治理的应有之义。在空间上，风险的全球化意味着“世界风险社会”的出现，风险治理必须突破民族一国家的界限而达成全球治理，而代议民主仅局限在民族一国家内部才能有效运作。因此，风险社会的出现既是“民主的新理由”，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代表人类政治文明结晶的民主政治本身，更为重要的是，风险社会的出现也是“民主政治坐标轴的位移”，需要我们推动民主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型。
在生态主义者看来，要实现有效的风险治理，关键是要构建生态民主模式。近年来，面对日益严峻的水资源锐减、物种灭绝、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环境灾难，人们日益感觉到社会风险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事件也成为风险社会浮现的突出表征。在生态主义者看来，人类应该通过生态民主重新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生态政治是对民主政治在新的视角上的补充、完善和发展，基于新的民主需求而产生的生态民主理论模式，使民主的内涵大为拓展。荷兰学者沃特・阿赫特贝格认为，风险社会的政治改革预示了传统民主体制已经失去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如果风险社会将要成功地迎接其自身带来的道义上的和其他方面的挑战的话，就亟须沿着生态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风险社会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拓宽和加强民主政治的机会(第328―332页)。生态民主理论在自由原则、多数决定和保护少数原则以及程序与法治原则三个方面实现了民主原则的绿色改版，在民主政治的主体、价值、道德和行为四个层面都意味着生态民主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新型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的主体问题上，生态民主把动物与植物、无生命世界、生活于世的人、历史上存在过的人，尤其是未来人都作为民主政治的主体，正是通过承认人以外的世界以及未来人的政治主体地位，生态民主才成其为新民主。在政治价值取向问题上，除了重视物质与精神追求外，还倍增了人们对生态价值的追求。在政治道德问题上，生态民主赞同人与物之间的道德对话，在已有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尽力不破坏食物链，不惊扰自然界，在道德上既不愧对人类也不愧对自然界。在民主政治行为方面，生态民主理论认为人类要向自然做出某些必要的让步，人类开发利用自然必须有所收敛并格外检点，为了实现双赢，人类首先必须做出某些牺牲；同时，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要以善意为出发点，以善行贯穿始终，至多是容“小恶”而达大善，尽力处理好保护与利用自然的关系(第161－68页)。生态主义的倡导者呼吁公民们必须谋求更大的权力，有效行使积极公民权，直接去影响公司和政府的决策，认为只有广泛的民主参与才能使公民能够争取到一个矢志于公众福利与环境福祉的社会。并且强调，生态学意义上所设想的广泛民主是一种直接或参与型民主，也就是一种基于社群的合作与集体行动的基层民主(第138－142页)。生态民主理论强调基层参与和直接民主，是民主政治形式的创新；强调把更多的政治主体纳入民主政治的考虑框架之中，尤其是未来人，意味着民主政治空间的新拓展，也就是对未来的拓展。
在风险社会中，为有效应对风险，需要建立新型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必须关注风险责
任的均衡和分摊，而这些制度本身则是政治冲突和政治协商的结果。在风险治理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构建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审议民主模式。要治理社会风险，人类需要建设性对话的制度空间，需要对与后工业社会相关的灾害与风险的不同观点进行理性评议。因此，民主实践的结果只有一种类型的民主，那就是沿着协商民主的方向拓展和加强自由民主，只有它才能使风险社会从容应对生态灾难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第317页)。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应对风险的方式导致新的民主治理形式出现。风险社会的出现赋予人类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即构建基于公民参与、理性审视、公开讨论基础上的协商民主。风险社会中的政治转型需要尊重参与、合法性等基本原则，但从实践的角度看，民主政治不能局限于自由民主的常规政治体制之中，而要在由更广泛的社会民主所搭建的协商讨论之中开放(第104页)。审议民主理论研究的权威学者埃米・古特曼和丹尼斯・汤普森认为，审议民主是这样一种治理形式：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通过相互陈述理由的过程来证明决策的正当性，这些理由必须是相互之间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审议民主的目标是做出决策，这些决策在当前对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但它又是开放的，随时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第7页)。审议民主为处理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分歧提供了最具正当性的构想，也鼓励公民本着公共精神来考虑公共问题，在风险治理问题上，是一种更优于代议民主的治理形式。
在风险社会情境下，政治不仅应该关注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应该关注与人类生活有关的所有决策，扩大政治议程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范围。同时，实现风险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通过公开讨论、对话、协商，打破专家对知识的垄断，将技术置于民主控制之下。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应对风险必须告别这样的错误观念：即行政机构和专家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和有益的，要破除专门知识的垄断。因此，特别需要营造一种公共领域，因为只有一种激烈的有说服力的以科学论战武装起来的公共领域，才能够将科学的精华从糟粕中分离出来，并且允许对技术进行指导的制度――政治与法律――得以实施，从而争取到其自身应该拥有的做出判断与裁决的权力(第131页)。风险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须关注风险责任的均衡和分摊，迫切需要重新平衡政治家、专家和大众之间的风险决策权力关系，明确和肯定公民了解风险、参与风险决策过程的权利，因为没有公共参与的决策不仅会使政府机构为商业利益所掣肘，也常常导致公众对科学和专家权威不加批判地接受。在风险社会条件下，国家政治体制应该沿着生态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在国家治理形式上，则构建公民广泛参与基础之上的审议民主政治。审议民主意味着人类在风险治理过程中更加强调公共参与、多元协商、理性妥协的重要性，意味着民主过程更为开放和有效，是民主政治过程与形式创新的集中体现。
面对人为的不确定性和全球风险环境，如生态系统崩溃、“人造”病毒的全球流行，或者由战争或意外事件而导致的核毁灭等，吉登斯认为审议民主和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均存在局限性。审议民主基本限定在正式的政治领域里，而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具有太强的先验性。要进行有效的风险治理，关键是要在更大的秩序中考虑实现现实的和潜在的民主化的可能性，为此他提出了风险治理的对话民主理论。在他看来，对话民主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这种交往构成了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对话民主化不是自由民主的延伸，甚至也不是它的补充；不过从一开始，它就创造了社会交流的形式，它可能对重建社会团结是一个实质性的(甚至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贡献。对话民主制主要不是关心增加权利或代表利益，而是关心推进文化世界主义，是把自治与团结连接起来的一块最好的积木。对话民主制的中心不是国家，而是在自由民主政体范围内鼓励民主国家的民主化(第116―128页)。国内有学者也认为，在风险社会条件下，专家之间分歧的解决之道不在于消除分歧，而在于形成一套适合的制度或机制，扩展对话民主，促进分歧双方之间不断对话，以便更为有效地确定应根据谁的观点进行决策。同时，由于风险关涉到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应增大政治过程的透明度，扩展对话民主的范围，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让公众参与进来，在政府、专家、公众三方之间开展积极的对话与交流。政治的紧迫任务就是赋予这种对话以一定的制度形式，以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政治协商的范围必须很大，甚至突破地区乃至国家的局限(第38-42页)。对话民主标志着从纯粹关注“生活机会”的政治向“生活方式的政治”转变，在风险社会条件下，人们应该对于自己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选择对整个地球的影响有更警醒的意识。对话民主强调培育人们对自身、对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的责任感，认为民主是一个通过对各类风险治理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并鼓励积极信任、宽容以及多样性的过程。同时，对话民主也不局限于自由民主国家的现有制度框架，而是拓展到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自助团体之中。因此，对话民主理论意味着民主机制渗透进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空间之中，是民主政治空间拓展的基本表现。
面对现代风险的“全球化”，有学者主张构建全球民主模式来实现有效的风险治理。很多现代风险具有国际特征，如全球气候变暖本质上是一种影响很多国家而不仅仅是它们中的一个或几个的全球性议题，大部分风险如生态灾难和核泄漏等都是没有国家边界限制的。从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超国家的观点来看，巴伐利亚森林一片草叶的生命，最终将依赖于国际协议的制定和遵守。风险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第21页)。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的挑战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危险(第24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国家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国家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将不再限制在传统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而会迅速地波及到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如大家所熟知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疯牛病”、2003年的SARS危机、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全球蔓延等，尽管它们刚开始时都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但其灾难性影响却迅速扩散到了周边国家，最后酿成世界性的灾难。由于现代风险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国界，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风险治理机制已日益不能适应“世界风险社会”对风险治理的要求，建立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而全球民主是构建国际合作机制的基本制度框架。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认为现在的世界处于一种无政府秩序之下，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有权威的机构去协调国家间关系，国家间处于敌视和互相不信任的状态。人类不能形成解决世界生态环境问题的协调机制，导致日益加剧的全球变暖问题，引发了世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他呼吁用一种全球民主，一种真正不为金钱摆布的民主去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发展生态文明。一方面，全
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实质上是与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同步出现的，乃至全球化本身就是造成社会风险日益严峻的肇因。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为风险社会的治理提供了某些机制性条件和制度性安排，比如全球性共识的达成，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国际性治理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的作用。风险的全球化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安全观的局限性，不断增长的全球风险意识使得人类在全球的范围内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全球风险为全球治理的出现展示了美妙的前景，并提供了巨大的契机，也为全球民主的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全球风险为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奠定了基础，通过民主的途径实现风险治理中的国际合作，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过程中使得全球治理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是风险治理的基本战略抉择。长期以来，自由民主政治局限于民族 国家的制度框架和疆界范围，而全球民主理论则意味着在全球的政治空间中运作民主制度，是民主政治空间的全面拓展。
风险治理与安全问题作为与人类前途与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社会风险事件的频繁出现引发了世人的强烈关注，同时，如何有效地应对和治理风险也使得学者们在国家治理制度和自由民主政体本身两个层面，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治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视。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风险治理问题冲击和损毁了以代议民主为基石的自由民主模式，实现民主模式的再造是人类有效治理风险、走出安全困境的战略抉择。在民主理论的更新与再造方面，不同的学者们主张在坚持自由民主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通过构建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和全球民主来深化与巩固自由民主，进而实现民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重构。风险治理作为一个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严峻挑战的现实问题，成为刺激人类政治智慧、推进民主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与动力，风险治理与民主的互动关系，也成为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新视阈。
三、基本结论
风险治理与民主的互动关系逐渐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热点问题。风险治理对代议民主政治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针对风险治理问题，西方学术界不同的理论流派颇具针对性地提出了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和全球民主理论。生态民主理论强调基层参与和直接民主，是民主政治形式的创新；强调把更多的政治主体纳入民主政治的考虑框架之中，意味着民主政治空间的新拓展。审议民主意味着人类在风险治理过程中，更加强调公共参与、多元协商、理性妥协的重要性，是民主政治过程与形式创新的集中体现。对话民主认为民主是一个通过对各类风险治理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并鼓励积极信任、宽容以及多样性的过程，是一个把民主从自由民主国家的现有制度框架拓展到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自助团体之中的过程，是民主政治空间拓展的基本表现。全球风险为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奠定了基础，通过民主的途径实现风险治理中的国际合作，全球民主理论意味着在全球的政治空间中运作民主制度，是民主政治空间的全面拓展。当然，目前的这些民主理论构想，不是要全盘废弃传统代议民主的基本制度框架，而是为了达成有效的风险治理，进一步扩大和增强自由民主模式的开放度和包容性，在巩固和深化自由民主模式的基础上推进新的民主模式的创建。
[参考文献]
[1][德]贝 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2][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3][英]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郇庆治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美]查尔特・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0]孙正甲：《生态政治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社会：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陈家刚：《风险社会与协商民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
[13]谈火生：《审议民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4][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关键词：海外资产；政治风险；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9-0003-02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Risk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Overseas Assets
ZHANG Tao， TIAN Ming-hua， SHAO Hui-m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100083， P.R.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hanging of world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political risks are the first of the risks fac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overseas assets. At present， China has huge overseas assets， how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management and prevent the political risk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bl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 risks fac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overseas assets， and discusses the factors which cause the political risks， then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Keywords： overseas assets； political risks； risk management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的海外资产快速增长。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外汇管理局联合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688.1亿美元，累计净额（存量）为3172.1亿美元。[1]如此庞大的海外资产，面临着诸多风险，如政治风险、商业风险、法律风险等。在这些风险当中，政治风险在近些年来正越来越严重的威胁着中国企业海外资产的安全，甚至已经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如2011年苏丹政治动乱和利比亚冲突对中国海外企业造成的巨量损失；另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家电网在菲律宾的资产就超过100亿美元，而当前的中菲黄岩岛冲突正使这些资产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风险的威胁。因此，研究海外资产面临着何种政治风险、造成风险产生的因素是什么，以及作为企业自身和政府又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防范和处理这些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企业海外资产面临的政治风险的结构分析
（一）政治风险的定义
政治风险也叫做国家风险，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在一定程度上由国家政府控制的事件或社会事件引起的给外国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可能性。[2]政治风险不同于其他商业风险，政治风险主要由不可抗的因素决定，且损失难以补偿。因此，企业的海外资产首先面临的就是政治风险。
虽然对于政治风险的定义有很多的版本，但通常认为不管哪种定义都包含了两个基本方面：第一，政治风险是由东道国的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第二，这种不确定性会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的预期收益和资产安全带来波动性和损失。[3]
（二）政治风险的分类
一般来讲，在国际投资过程中，国外企业和资产面临的政治风险可以粗略地分为三大类。
1.政府干预和制裁。政府干预是指东道国政府基于某种目的，对本国的外国企业实行一定的干预措施，如价格控制；政府制裁是指东道国政府对本国的外国企业设置障碍和壁垒，从而导致外国企业破产或亏损的行为。
2.没收和征用。没收是东道国政府无偿接管外国企业资产的行为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国有化的需要；征用是指东道国政府以某种补贴形式来接管外国企业资产的行为。
3.内乱和战争。很显然，当东道国发生战争、暴乱等突发事件的时候，必然会社会动荡、人心不安，从而必然对外国企业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危及其资产安全，如苏丹和利比亚动乱都使我国在当地的企业，尤其是石油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4]
政治风险从不同的维度可以进行多种分类。如从影响的范围角度，美国学者Robock最早将其分为宏观政治风险和微观政治风险，其认为宏观政治风险是其影响范围会涉及到所有外国投资者，如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和政策等，对应的微观政治风险是只涉及某一行业或者具有某一特征的外国企业甚至某一特定的外国企业。[5]从引发风险的因素角度，陈菲琼和钟芳芳将政治风险分为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风险，认为政治层面风险主要是东道国政府的一些政策限制、或者由一些不可控的政治因素、政治事件所引致的政治风险；经济气候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更进一步说，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所以经济层面的风险主要指由东道国的现实经济状况，如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失业率等因素引起的政府政策变动所导致的政治风险；社会层面风险主要是非政府层面的行为引致的，其主要来源于东道国与投资国的行为规范、道德、道德和的差异。[6]
综上所述，可以把这些分类集中反映在表1中。
三、导致中国企业海外资产面临政治风险的因素
导致中国企业海外资产政治风险的因素很复杂，有普遍性的因素，也有由于中国企业海外资产本身特点所导致的特点性因素。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如投资国的相关体制不健全等。
（一）普遍性因素
普遍性因素，即系统性因素，指的是海外资产所面临的系统性政治风险，所有的海外资产，无论在任何时间节点、以何种形式、在哪个国家都会面临的政治风险。此部分风险无法分散，且系统性风险是有价值补偿的，其补偿形式一定是体现在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上面。所以，此部分风险不是这里关心和研究的内容。
（二）特点性因素
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外汇管理局联合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企业海外资产和其面临的政治风险有如下特点。
1.海外资产的区域分布方面。截至2010年末，中国企业海外资产存量分布如图1所示。
中国海外资产存量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和地区总数的72.7%。这其中既包括了美国、欧盟和日本在内的经济政治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包括了东盟、拉丁美洲等经济政治发展中等的地区，还包括了非洲等经济政治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陈菲琼和钟芳芳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预警研究》一文经细致研究得出结论，在经济政治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应该主要防范政治层面的风险；在经济政治发展水平中等且与我国有着良好的双边关系的国家，应主要关注经济层面的风险；在经济政治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应主要关注社会层面的风险。[6]根据其结论，一方面我们海外资产存量整体面临着比较复杂的政治风险，包括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多层次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之和占到总量的85.7%，而亚洲和拉丁美洲绝大多数为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及较低的国家，所以中国海外资产面临的政治风险又集中体现为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政治风险。这次国家电网在菲资产遭受的严重政治风险的威胁就是最好的例证。
2.海外资产的行业分布方面。2010年末，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存量行业分布数据如图2所示。
可以看出，中国企业海外资产存量的行业分布特点为：行业分布广，但总体集中度高。由于租赁和商业服务是按照其控股数值计算，其真实资产量无从考证，在此不做分析。但采矿业（包括石油、采矿等资源类行业）由于其经营周期长、资源不可再生性等因素，各国政府都将其视为高度敏感性行业，其面临的政治风险是非常高的。如2001年中国地质矿业总公司和科特迪瓦合作的锰矿项目，由于科特迪瓦内战而不得不终止，使得中国地质矿业公司损失巨大；2006年玻利维亚签署国有化法令，要求2006年5月1日之前所有在玻利维亚从事石油天然气生产的外国企业向玻利维亚石油公司（YPFB）交出所有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另外，金融业也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行业，是经济的剂，其经营业务和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其也是比较敏感和政治风险比较高的行业，一般在面对国有化浪潮中，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也是首当其冲的行业。如1960年古巴宣布所有银行收归国有；1963年，缅甸宣布银行全部收归国有，同年，中国银行仰光经理处被接收；1971年，中国银行吉大港和卡拉奇分行赠与巴基斯坦。虽然这些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但鉴于当前金融危机频发的状况，我国的金融业也面临着同样的政治风险问题。
3.海外资产的投资主体方面。根据2010年的《公报》，各投资主体在对外直接投资上所占份额如图3所示。
根据图3所示，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中单单国有企业就占据了66.2%的份额。而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因其特殊的出资者身份而屡遭诟病，也屡屡成为西方一些势力排斥我国企业、强加不公平条款的把柄。从中铝收购力拓失败案、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失败案和五矿收购加拿大诺兰德公司失败案中都不难看出存在国有企业的原因。虽然这些都属于投资阶段而不是经营资产阶段的政治风险所致，但不难想象即便收购成功，由于意识形态因素，东道国依然会对我海外企业的经营以各种国家安全为由实施刁难。近年来中兴通讯在海外市场屡屡受阻，其中国资控股是一个重要因素。
4.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晚，从而走出去的战略规划就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更加滞后。在世界的对外投资格局中，发达国家基本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和稳定的市场份额，也占据了优质的资源。加上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一些资金、渠道和技术上的劣势，导致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尤其是资源类企业，只能寻找一些劣势资源，有些甚至是发达国家不愿意进去的地区，特别是存在动乱的地区。比如，中国石油公司在苏丹和尼日利亚都投入巨资，但这两个地区由于内战不断和恐怖主义频发导致中石油在其资产面临严重的政治风险问题：2007年连续发生三起中国工人在尼日利亚被绑架事件；2008年中石油9名员工在苏丹被绑架。而且这一地区的石油运输回国还要遭受索马里海盗的袭扰。这都加大了其面临的政治风险。
（三）其他因素
我国企业海外资产面临政治风险的原因除了以上普遍性因素和特点性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1.企业自身风险管理水平不完善。国内绝对数对外投资企业并没有把政治风险纳入风险管理的框架，甚至一些比较小的民营企业都没有风险管理的相关部门。虽然像五矿、中铝和国内三大油企有相关的政治风险管理的流程和框架，但其只是把政治风险作为投资阶段的管理措施，而实际上，在投资阶段过后的经营管理阶段，政治风险依然存在甚至更为明显。
2.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完善。虽然我国已于2001年12月18日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信保）作为承担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的保险任务的机构。但由于近些年来海外资产的政治风险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海外资产对于政治风险保险的需要。比如信保只承担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及暴乱和政府违约，而现在新出现的许多新型政治风险，如社会层面引起的政治风险，则不在此行列。[7]
四、应对中国企业海外资产面临政治风险的策略
由于系统性风险是对外投资和海外资产必须面临的风险，并且系统风险是有价值补偿的，所以我们在此提出的应对策略只针对上文提及的特点性因素和其他因素。
（一）从企业自身角度
1.加强企业内部政治风险管理。将政治风险纳入风险管理的范围，而且不仅体现在投资阶段，更要作为一种全程管理体现在资产存量上来。建立一整套政治风险的评估、预防和救济的风险管理体系。
2.在政治经济水平发展较低的国家，主要关注政治层面的政治风险；在政治经济水平发展中等并与我国有着良好关系的国家主要关注起经济层面的政治风险；在政治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国家，主要关注社会层面的风险。但鉴于近年来社会层面引发的政治风险有愈演愈烈之势，如在非洲发生的一系列针对中国企业的抗议、罢工和针对中国企业员工的绑架事件，所以在所有类型的国家都不应该忽视社会层面引发的政治风险。可以通过加快海外投资企业的本土化，雇佣本地员工、本地取材、本地销售，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如医疗卫生、教育、交通、环境等，造福当地人民、融入当地社会，减少政治风险。
（二）从政府角度
1.鼓励并引导海外投资企业到世界各个区域投资，而并不是集中在亚洲地区。这样可以分散集中的区域政治风险。
2.适当引导海外投资企业和海外资产向各个行业发展，以分散金融业、采矿业等高敏感度行业的政治风险。
3.积极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并为其提供信息、法律咨询和融资支持。此举有利于改善我国海外资产投资的主体结构，会改善其所面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风险。
4.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另外，双边、多边投资协定和多边投资担保将是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有力补充，因为像在非洲一些政权不稳定的国家，我国自身的投资保险制度将失去效用，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将会发挥很大作用。
参考文献：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外汇管理局.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2011.
[2] 张英达，葛顺奇.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结构、趋势和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11.
[3] 黄庆波，陈双喜.国际投资学[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122.
[4] 崔永杰.中国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9-12.
[5] Robock， Stefan H. Political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J].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siness.1971：6-20.
关键词：社会保险；廉政防控
社会保险工作是关乎广大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一项重要工作，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做好社会保险工作、管好用好社保基金事关国家和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加强社会保险领域廉洁风险防控管理，对于确保社会保险工作良好健康运行和基金安全、促进企业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据中纪委调查数据显示，当前腐败活动正向一些资金密集领域渗透，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腐败案件逐年增多，腐败案件类型、性质和手段等出现新变化。近年来，社会保险业务领域个别业务、财务人员、部门领导以及地方政府侵吞、挪用和非法拆借社保基金，私设小金库，套取保险待遇等现象层出不穷，特别是广州市上百亿养老金挪用案和上海几百亿社保基金违规拆借腐败案更是触目惊心，让广大职工群众对政府和社会保险业务经办机构的公信力产生了严重质疑，对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就如何做好社会保险工作、保障社保基金的安全，开展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险廉洁风险防控管理工作，减少和遏制社会保障领域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是值得我们探讨和解决的问题。神华准能社保处作为企业社会保险业务的经办机构，十分重视社会保险廉洁风险防控管理工作，下面笔者结合神华准能社保处反腐倡廉工作实际，就如何开展廉洁风险防控管理工作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强化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是开展廉洁风险防控管理的基础
加强廉洁风险防控管理，需要宣传教育工作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和强化思想道德教育建设，注重从加强党性修养、思想道德建设和制度机制层面主动做好防控，最大限度地从源头消除可能发生不廉洁问题的隐患，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廉洁意识、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增强拒腐防变的主动性和坚定性，更加自觉地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为推进廉洁风险防控和反腐倡廉建设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开展反腐倡廉思想教育，首先应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和工作重点，扎实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努力解决作风不实不正不廉问题，克服一些领导干部身上的形式主义、和享乐主义，遏制和解决领导干部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甚至和腐化堕落等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下基层、接地气，与职工群众同呼吸、共甘苦，赢得职工群众信任和拥护。开展反腐倡廉思想教育，要坚持把反腐倡廉教育列入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认真开展理想信念、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洁从政教育，大力加强政治品质教育和道德品行教育，大力加强警示教育、廉政文化教育，弘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廉政文化，全面落实《廉政准则》，严格遵守《党员干部廉洁从业行为规范》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严格执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深入持久治理违规收受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以及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等问题，不断提高党员干部遵守廉洁自律规定的自觉性，增强各级领导人员和重要岗位人员有效防控和规避各类风险的意识，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神华准能社保处作为企业社会保险业务经办机构，在党员干部中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学习宣传，每年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将廉政建设责任层层分解，责任到人。定期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知识答题和观看廉政影像宣传教育片等专题廉政教育活动，主要领导接受了实地警示教育，增强了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提高了领导干部廉洁从业的自觉性，为开展廉洁风险防控管理打下了基础。
二、构建风险防控体系是开展廉洁风险防控管理的重要内容
开展廉洁风险防控管理工作，要结合社会保险行业实际，制定惩防体系工作规划和实施细则，加大落实力度，采取具体措施，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和信息化管理，以排查廉洁风险为基础，以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为核心，以完善机制为重点，加强内部管控，认真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全面推行政治和经济安全管理体系，抓好源头预防，建立以岗位为点、程序为线、制度为面的廉洁风险防控管理机制，构筑坚实系统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制度执行与监督。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是规范管理的根本和基础，在企业社会保险管理实施过程中，需要一套互相关联、高度统一、层层制约和完整实用的制度体系去支撑，制定管理制度范围要覆盖涉及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每一个领导干部，使企业社保经办机构的各项工作流程得以良性规范运转，促进社会保险业务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同时，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建立健全制度执行的监督和问责，提高制度执行力，把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内容中，形成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的长效机制。加强内部管控，建立完善的内控管理体系。要制定科学、流畅、高效的业务经办流程，明确职责权限，形成责任明确，相互制约的内部制衡机制，加强对社会保险待遇落实、社保基金收支等业务活动主要风险点的控制，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建立科学独立的会计系统，确保各项保险基金安全平稳运行。对各项业务活动进行定期风险评估，形成风险数据库，编制风险评估报告，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落实责任人，并进行认真的管理改进。强化效能监察。要建立和完善效能监察制度，充分发挥效能监察的作用，加强对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大额社保基金支付和管理服务及“八项规定”执行的效能监督检查。在大额社保基金使用、社会保险政策制度制定和落实方面，要加强“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贯彻执行，进一步促进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范决策行为，提高决策水平，防控决策风险，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规范人的行为，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发生。加强政治和经济本质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在社会保险管理工作中，全面推行政治和经济本质安全管理体系，实现源头预控，规范流程机制，强化风险管控，形成经济、政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本质安全格局，全面、系统地应对政治、经济问题，充分发挥各项业务的关联效用，提高政治经济安全工作的系统性和联动性，更有效地管理社会保险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的政治经济不安全因素，实现本质安全，为社会保险的科学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政治经济保障。加强职权审批和风险控制。要紧紧围绕权力执行情况，采取自上而下、内外结合的方法，通过多种形式，全面查找履行岗位职责、业务经办流程、制度机制落实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廉洁风险。岗位职责履行方面，重点查找由于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可能造成在岗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风险；业务经办流程方面，重点查找由于业务经办程序不当或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可能造成权力失控和行为失范的风险；制度机制落实方面，重点查找由于工作制度机制缺失或不完善，可能导致权力失控的风险。对查找的廉洁风险点要进行综合分析研判，建立廉洁风险数据库，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广泛监督。在找准查深廉洁风险的基础上，依据廉洁风险点所涉权力的重要性、权力行使的频率、腐败现象发生的概率等方面内容，按照“高、中、低”三个等级评定廉洁风险点。对廉洁风险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高等级风险由单位主要领导管理和负责，上级纪委予以监督；中等级风险由单位分管领导管理和负责；低等级风险由单位内设部门领导直接管理和负责。要重点突出对高等级风险的防控。围绕查找的廉洁风险点和确定的风险等级，有针对性地制定并推进防控措施，有效化解廉洁风险。属于岗位履行职责方面的，通过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程序和分权、示权、控权的权力制衡机制等方式，加强监督和制约，规范权力运行，对重要部门负责人、重点岗位人员应按规定实行定期轮岗交流。属于业务流程方面的，按照廉洁、效能、便民的原则，制定业务流程图，确保程序规范、效率提高、简明清晰、方便办事。属于制度机制缺失或不完善方面的，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并抓好制度的落实，形成以岗位为点、程序为线、制度为面的廉洁风险防控管理机制，构筑坚实系统的风险防控体系。
三、强化监督检查是开展廉洁风险防控管理的必要手段
建立风险预警监测机制，通过经济责任审计、举报、案件查处、监督检查、干部考核、网络舆情等多种渠道，加强对岗位从业行为、制度机制落实、权力执行过程实行动态监测，及时发现日常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以及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建立风险预警纠错机制，通过廉洁风险实时监测机制，对已发现的廉洁风险，及时向有关部门或岗位个人发出风险预警信号，采取谈话警示诫勉、责令纠错等处置措施，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和偏差，化解廉洁风险。纪检组织要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的监督检查，把监督重点放在管人、管钱、管物等权力集中的部门或岗位上。坚持重要业务工作集体讨论决定，严格按照程序办事，防止权力向个人集中。特别要加强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资格审查、待遇支付、大额保险基金支付、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定点医疗机构审批、物资采购等工作的监督检查，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加强对社保基金、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认真贯彻《社会保险法》，强化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开展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企业年金基金等专项检查，抓好内控制度建设，加强对社保基金经办机构关于社保基金收支、管理使用和银行账户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积极配合上级审计部门的专项审计，跟踪督促整改在审计中发现的问题，防止在社保基金管理使用中发生违纪违规问题。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严格执行党内监督各项制度，落实“三重一大”事项集体讨论决定制度，不断完善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和程序。加强对选人用人情况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质询、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干部考核、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要完善内部控制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和行政审批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社会保险政策执行、《社会保险法》落实情况、《社会保险工作人员纪律规定》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行政审批情况的监督检查，完善审批制度，规范审批程序，创新审批手段。
四、运用科技信息管理是开展廉洁风险防控管理的有效支持
科技信息管理手段是推进廉洁风险防控建设的重要支撑。将信息技术、电子技术、网络技术运用到社会保险领域中权力公开、业务办理、基金监控等权力运行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同时建立和完善全程监控和流程控制机制，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防控廉洁风险。充分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实现其开放性、即时性和交互性优势，促使管理模式透明化革新、服务流程格式化改造、监控模式流程化运作，从而赢得廉洁风险防控的主动权，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提高防控廉洁风险的科学化水平。笔者认为，作为社会保险这个以资金管控为主的行业，更应注重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建立环环相扣、层层审批的闭环管理信息系统，形成“制度加科技”的管理格局，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技含量。要始终坚持以科技手段提高社会保险业务经办管理水平，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信息系统作为防止发生腐败行为的重要手段，不断规范信息采集、数据管理、统计分析以及基金费用申报、审核、审批和对工作人员行为的监督制约，实现各项保险业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与业务建设的深度融合，形成反腐倡廉工作合力，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关键词]民族民间体育体育赛事 体育赛事风险管理 社会秩序
风险管理起源于美国，是一门新兴的管理学科，但是它却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体育赛事也不例外。我国传统节庆旅游开发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被认为是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地区旅游业的“一种主题,一种灵魂”。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传统节庆活动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为一个地区树立良好的风貌，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有的积极作用，是因为只有在社会处于相对的稳定或和谐中地区旅游业才会出现亮丽的风景。民族民间体育大多是在乡间或城镇举办的一种以民族类体育项目的体育赛事，赛事项目大多根据自己乡村特色确定，如四川、云南等藏区多以摔跤、射箭、赛马等项目为主；荆州以龙舟赛为主等等。对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进行风险管理，不仅有利于保护和传承民族体育特色项目，有利于维护乡村的社会秩序，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性；而且对乡村的和谐发展有独特的作用，也是一种“以人为本”具体体现，是响应和谐社会的一个有力支点。
一、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简况
1.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风险管理概念
我国台湾学者袁宗慰将风险管理定义为，是在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及可能性等因素进行考察、预测、收集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包括识别风险、衡量风险、积极管理风险、有效处置风险及妥善处理风险所致损失等一整套系统而科学的管理方法。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赛事是指在裁判员主持下，按统一的规则要求，组织与实施的运动员个体或运动队之间的经济。民间体育赛事是在一定的民族风情、民族地区的民众中举行的民间体育比赛活动，它既符合体育赛事的一般要素要求，又能够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乡村举办的民间体育赛事，参与人数多，形式灵活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对乡村的和谐发展有独特的作用。因此，笔者在此将体育赛事风险管理定义为：对在具有民族风情的民族地区举办形式灵活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民间体育比赛活动，且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影响，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种体育赛事所进行的风险预测、评估的管理活动。
2.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风险管理与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关系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是体育赛事的一个分支，民族民间体育赛事风险的有效管理对体育赛事的良性发展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民众信仰和社会秩序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可见，体育赛事的顺利开展对维护社会秩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是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动物，自从呱呱坠地便与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其是否愿意，都会成为社会的一份子，都会受到种族群体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培养。在体育赛事举办期间对赛事进行风险管理，会不自觉间让民众对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产生依附，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民众会养成一种良好地生活状态、积极的遵循社会公共秩序。没有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风险管理对和谐的社会秩序有消极影响 ，而和谐的社会秩序是民族民间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目标。譬如，没有在赛事中进行风险管理的体育赛事，在赛事风险发生时，应急能力往往没有预先与风险管理一环的危害性大。因此，对民族民间体育赛事风险进行科学、积极的管理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一环，民族民间体育赛事风险管理是和谐乡村社会秩序的前提，而和谐乡村社会秩序是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最总目标，他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从维护社会秩序角度谈民族民间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风险管理本身即是一新生事物，目前在体育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不用提在民族民间体育赛事中给予关注。近年来，、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各省区积极参与举办国际国内大型体育赛事。从各地藏区举办的全省大型民族运动会来看，体育赛事在各藏区发展态势良好。同时，各地积极开展省、市区内部形式多样的各项比赛，其中包括省体育总会下属的各行业体协举办的各类民族民间赛事以及教育厅级部门组织的学校民族传统体育比赛,这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发展，也为社会和谐贡献一定的力量。在网络上可以知道在一些赛马比赛中参赛者落马，龙舟比赛中参赛者落水、或赛船漏水又或者观众落水，以及赛事期间或出现的刑事案件、暴力事件等一系列不良事件，对维护社会秩序有一定的阻碍或负面影响。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具有民族地域性、比赛观赏性、赛事和谐性、项目特殊性等特点，决定了民族民间体育赛事风险管理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进行风险管理，因为它或有利于民族民间体育项目的保护与传承，有利于民众养成或建立一种健康的方式，有利于乡间新风貌的树立，进而对维护乡间社会秩序提供社会基础和人力保障。因此，民族民间体育赛事风险管理是必要性。
三、民族民间体育赛事风险管理对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意义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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