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正确理解“新常态”与“三期叠加”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济增长逐渐回落到中高速增长区间。这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速度，有利于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真正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经济增速换挡只是相对于以往高速增长的适当降低，我国经济增速仍然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经济体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速度。通过深化改革，我国经济结构将会更加优化，能进一步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增长。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发展阶段，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准确判断说明中央敢于面对改革发展攻坚中的各种问题，善于抓住经济发展的重要矛盾和关键环节。可以预测，在未来1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会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要求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保持年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2013年经济总量达到58.8万亿元人民币。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巨大，保持高速增长面临生产要素供给约束。以劳动力要素为例，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状况已发生根本变化，2012年首次出现劳动力数量和占比双降，人口老龄化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剧，难以支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各国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不同程度回落。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先后经历了23年和36年的高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分别为9.7%和8.02%，其后经济增速约下降一半。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和自觉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在经济增速换挡中把握好调整的合理区间，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应对经济形势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为创造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总体上较为粗放，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产能过剩问题突出。2013年前3季度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处于2006年以来的历史低位，也低于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其中，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船舶、光伏等行业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不到50%。制造业产能过剩，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和边际产出下降。同时，制造业粗放发展还带来大量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单位GDP能源消耗较高，水、大气、土壤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如果现在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将来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面对发展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改善民生、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实现可持续发展。
消化前期刺激政策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必然要求。前几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出台一揽子刺激政策，为我国经济稳健增长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重大贡献。但大规模刺激政策也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金融资本脱实向虚、企业债务偏高、地方融资平台等部分领域和环节潜在风险积聚等。高负债率、高杠杆率条件下的发展意味着对未来的透支，会给经济可持续发展埋下风险隐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妥善处理保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推动经济实现更有效率、更有质量的发展。
二、“新常态”下需要我们深化改革
从“三期叠加”到经济发展新常态，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同志指出：“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我们必须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要牢牢抓住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破解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要通过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狠抓落实，使经济政策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
首先，必须坚持让市场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要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坚持实行简政放权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许可、审批和资质认定，激发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为经济转型提供不竭动力。二是加快完善有效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按照负面清单的思路制定统一的市场准入规则。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建立能够反映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的价格体系，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促进经济增长结合起来。三是不断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服务业和高技术领域。四是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积极主动地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鼓励外资参与境内并购重组，放宽境内居民境外投资限制，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
其次，积极促进市场与企业提高创新活动。一是要不断地深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创新源泉作用，为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和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夯实基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二是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坚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和商业模式，促进科技创新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三是要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创新创业的支持作用。
第三，坚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一是加快建立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科学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考核体系和监测体系，严格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强化指标约束。二是积极地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强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和城市交通拥堵防治。三是积极地保护生态环境。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等生态工程，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一、低碳乡村在我国的兴起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十分巨大，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是19.85%的发展中国家，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增长速度都十分迅猛的环境下，有着来自于国际社会的超高关注度。我国目前正处在于工业化、城市化双层加速发展的时期，但由于我国在科研技术发展和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利用率问题方面的处理能力相对滞后，导致我国碳排放量在世界排名上十分靠前，巨大的人口基数也使得我们人均可拥有量很少。这些状况都加速导致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冲突，我们不仅要承受来自自然界气候变化的压力，还要肩负我们国家内在经济发展需求的责任。而政府只有发展低碳经济才能承担环境和资源责任，也只有发展低碳经济，才能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建立可持续性发展。我们既要淘汰原有落后的生产力，努力开发新兴能源，也要积极培养民众接纳低碳生活绿色消费的生活消费观念。
我国人口比重中有二分之一都是农业人口，耕地释放出的温室气体总量惊人，超过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百分之三十，相当于一百五十亿吨的二氧化碳，成为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来源[2]。乡村消费者也就成为了社会生活的“排碳”主体。低碳乡村就是我们对于低碳发展首先要致力于的部分，乡村低碳经济的建设对发展低碳社会至关重要。低碳乡村是指在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低碳理念的宣传、低碳技术的运用和乡村新型能源的开发，探索乡村经济的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发展模式，以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和谐家园[3]。建设低碳乡村同时也符合我国建立和谐社会新农村的方针路线，就是把低碳的理念和技术应用到新农村的发展建设中去，积极培养乡村人口掌握低碳能源研发技术，让广大农村群众参与到低碳乡村的建设中，最终达成和谐社会。
二、低碳乡村发展的现实困境
在乡镇企业逐渐发展壮大的今天，乡村产业依赖于不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十分巨大，这不仅加大了碳排放量也使得低碳型乡村发展艰难。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数量如此之大的比重使得我们无法忽视低碳乡村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并解决其中的困境刻不容缓。
2.1低碳文化缺失导致低碳意识不强
在农业人口高比重的情况下，乡村消费者在进行生产劳动与生活时却往往容易忽视低碳排放的义务与责任。乡村人员其中主体的农民是乡村低碳经济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同时也是主要参与者，是作为乡村低碳经济发展基础的存在。但由于农民往往缺乏相关低碳知识，也不具备成熟的低碳意识与能力，为了节省劳动力，利用现代化的以燃烧化石能源为主的农用联合机械进行耕作；为了提高作物产量，过量地、不适当地使用塑料地膜、化肥、灭草及杀虫类农药等污染重、耗能高且利用率不高的农资产品。殊不知这些农作物大概只会吸收不到一半氮元素，剩下不被吸收的成分都通过雨水渗入地下，或者流入江河湖泊，导致地下水污染，生物死亡、土壤污染、板结，农产品的品质、水质均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导致有些地方饮用被污染的水或农产品而染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农民通过焚烧秸秆，大量的使用农用拖拉机、摩托车，农用汽车、这些高排量汽车，使得土壤中的碳库的来源减少，而大气中的碳含量与含碳的汽车尾气在农村的排放量却是与日俱增，这样就无可避免的加剧了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乡村低碳经济在我国尚属于新兴事物，对于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培育出的农民的“不关心，不积极，不参与”心态与价值观使得他们一时之间难以接受和认可这种发展过程较长、见效慢、短期收益不明显的低碳式经济。而由于环境被破坏在短时间内不会影响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导致他们无法正确意识到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再次，由于农村人口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很多人并不具备学习理解低碳经济发展的能力，这也促使乡村低碳经济发展工作难以深入群众。
2.2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不健全
乡村低碳经济发展的离不开法律法规的规范以及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如果没有相应的鼓励至此政策，在乡村发展低碳经济就相当于生冷的一纸公文，无法引起民众积极响应执行的热情。而恰恰我国在乡村低碳经济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并没有一套完善的政策引导约束着此类型产业发展。虽然有同类型行业的相关类似法规，但针对新型低碳产业并没有过多涉及和参考价值，因此很难有力地协助乡村低碳经济的发展。乡村低碳经济的行政法规的空白，使得乡村低碳经济发展缺少有益的帮助与指导。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政绩考核机制的影响，地方政府对农村低碳经济发展不积极，常常违反低碳目标来换取单一发展，缺乏行政法规的准确性、统一性、权威性，增大了执行阻力和偏差，导致了低碳经济在农村地区执行难的现状。
2.3能源结构较为落后
现阶段我国仍是以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为主要能源结构。2008年关于全球不可再生能源消耗列表里煤炭仅占不到三成，可中国的对于煤炭这类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竟超过七成之多。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一次性能源消费总量占全世界的比例为17.7%，而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占世界的21.8%[4]。这就限制了我国乡村低碳经济发展。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在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处于巨大转型的时期对能源的需求也会逐渐加大，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碳的排放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国情对于低碳乡村发展中的经济、环境问题也十分严峻，有着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现状问题。伴随我国农村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农村社会的转型以及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发展也将难以实现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与碳排放量。
3.低碳乡村发展的影响因素
3.1人口因素
人口以及人均GDP都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碳排放量和人口数量成正比。对于我们这个今后一段时间里人口数量仍将保持低速增长态势的人口大国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实为一个重大挑战。不仅人口数量与解构会影响低碳经济的发展，群众对于更好的生活质量与消费需求也在增加，这些都对发展乡村低碳经济的影响十分巨大。
3.2经济社会改革进程的因素
现阶段中我国计划经济体制还未完全转型成功，各国政府部门间还未完全分划明确各项权责，导致相互工作开展无法协调统一，甚至与现行法律体系相冲突，相互影响了各司办公常态。例如能源领域立法部门不作为，在不同时代出台的各种法规相互重复或不协调。许多法律规定没有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反而变相推动着高碳行业发展。部分法律条款也阻碍了能源安全生产，能源体制改革和低碳能源产业的发展。此外我国很多法规缺乏实施起来的细则，只有框架而没有实际帮助执行效果的能力。并且我国现行的政绩制度中，分权制度等政治体制要求地方政府对其地方经济发展负有更大责任，却没有写明对于污染环境事宜的相关责任。中央与地方权责利关系不明确，构成乡村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3.3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
一直以来我国农业经济都是以粗放型增长的，主要利用一些不可再生能源或者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不利于环保的方式来保障获取收益。这种竭泽而渔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自然资源大幅遭到滥用与破坏，比如农作物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不足发达国家的一半。由于我国人口较大，人均拥有的能源资源数量就低于世界平均拥有量，例如煤炭及水力资源拥有量大概分别是世界平均拥有量的一半，石油和天然气的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拥有量的6.7%，耕地资源也才是世界人均拥有量的三分之一。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技术能力等问题，我国农业对于农药化肥这些无法自然降解物质的利用率也仅占四成，未利用部分实际上都进入水体或残留在土壤与农产品中，致使出现严重的地下水资源污染，也威胁到农产品的安全性，导致农产品品质下降。
4.政府在低碳乡村发展过程中的职能定位
4.1统筹规划低碳乡村发展路线的职能
政府部门应当做好调研和资料收集的工作，为乡村低碳经济规划出全面合理、准确有效的发展路线。低碳经济在我国，尤其是乡村认识一个较为新兴事物，它的内涵与实施途径都是发展乡村低碳经济的主要问题。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与我国国情有所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的案例与模式并不多，因此，想要发展乡村低碳经济就要靠政府带领人民群众不断摸索。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来制定具有灵活性、时效性与可执行性高的政策方针来辅助当地政府部门宣扬传播低碳经济发展的思想。制定符合各个不同区域特色的乡村农业低碳发展路线，通过这种摸索带领的方式减少乡村低碳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与滞后性，为乡村低碳发展提供可行道路。
4.2组织协调低碳乡村发展的职能
要想发展好乡村低碳经济，其涉及到的利益体系十分庞杂，而恰当处理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变成了发展农村低碳经济十分重要的环节。乡村低碳经济是新时代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向世界环境能源贡献迈出的一大步，与此同时也势必会面临以往就的农业经济模式所带来的羁绊与阻碍。因此过渡好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与新兴低碳农业发展模式，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种种状况与困境。低碳乡村建设需要政府主导，同时需要个利益面与社会公众积极广泛的参与，我国幅员辽阔，随这一优势带来的弊端就是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会因自然环境的差异而相互不平衡，因此低碳乡村建设应当根据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来选择适合本地区的低碳乡村建设模式。政府应加大协调低碳经济，为建设低碳乡村而建立健全的制度体系，努力发展科研技术水平，根据各个地区的差异性设定局域针对性的模式。
4.3投资乡村低碳发展的职能
政府通过低碳乡村来推进乡村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公共基础设施和低碳农业技术的支撑，这就离不开政府的资金支持。我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资金较少注重经济效益，导致开发缺乏活力。为有效地解决农村低碳经济，不仅要注重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民生效益，而且要充分注重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经济高效益。必须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机制，成立专门的乡村低碳经济发展基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财政补贴、宣传教育等支出[5]。例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加大专项用于乡村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预算，根据各地区发展水准的差异制定相应标准。同时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物质和精神激励的方式引导市场机制参与农村低碳经济，可以培育企业社会责任，建立畅通的资金筹集渠道，可以以入股等方式参与农村低碳经济的技术研发和投资建厂中，有效地减
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在乡村低碳经济发展规划里引进市场运行机制，为农业个体或企业提供奖励制度，刺激其发展低碳农业的兴趣和热情。
4.4监督乡村低碳发展的职能
发展乡村低碳经济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政府要建立促进乡村低碳经济科学发展的政策法规。时刻以最大程度地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为基本宗旨。在此基础上设立奖惩制度，奖励优惠财政政策和贷款给发展低碳经济的模范村，而面对对低碳乡村发展无贡献的群众予以取消优惠政策的处罚。最后对新农村低碳经济发展项目给予免税收、信贷政策优惠，引导农村企业调整产品结构。落实细则到各个环节部门人员的任务，用过密切地关注来监督乡村低碳经济发展的变化。即使发现问题，查缺补漏、积极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推动乡村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田甜.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我国低碳城市建设[D]，2012.
[2]姜木枝；于群英.农村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责任的定位与现实选择[N].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3]百度文库littp：//baike，/view/1648516.htni.
[4]苏礼华.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中的政府角色定位[D]，2011.
[5]欧阳博文；王劭辉.论农村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政府规制[J].安徽农业科学，2011.
[论文摘要]对于资源富裕的区域，伴随资源逐渐开采和技术进步，必然产生就业率迅速下降的问题。如何通过产业内和产业间分工建立一条经济持续增长与发展途径，本文试图从熊彼特竞争的标准演化模型出发，提出一个初步的模型。这一模型强调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日越复杂的劳动垂直分工的出现。有助于理解基于知识和自然资源的区域增长与发展的过程。
一、引言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企业和区域应该按照它们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例如，一个有丰富森林资源的地区应该专业化于木材生产。但是，随着木材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失业率上升。除非能够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在这里，一个首要问题是能否创造出与当地丰富的资源禀赋相关的新的就业机会。
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制定政策过程中，在新古典理论、熊彼特的研究及投入－产出分析之间的交叉地带，出现了以资源为基础的增长和发展理论。对于这一被广泛运用于诸如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而言，它对政策制定并没有很大帮助，相反，在研究地区和国家中以资源为基础的增长问题时产生了当的混乱。
本文概括了上述主要理论，并且试图在演化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基于资源的增长和发展理论。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促进增长和发展的资源是知识而非任何自然资源。但是一种自然资源可以作为建立一套复杂的增长能力的起点。这一结论和其它结论可以为制定政策提供新方法。
二、马歇尔的区域发展理论
马歇尔指出：“当一个产业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地点，它很可能长期待在那儿”。（马歇尔，1949，225）对于这一点，他发展了一个“产业区位”理论。这一理论应当被看作整个增长和发展理论的一个特例。根据这一理论，虽然资源可能是一个产业长期区域化的最初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应当是技巧、相互依赖的企业网络和支持制度的集合。
区域发展理论最重要的部分是，长期竞争力以技巧和能力的演进为基础。对技巧的持续的市场需求刺激了训练的努力。市场也存在对知识进步的需求。在产业区域内，“机器、生产过程和一般商业组织等方面的发明和改进有着被即时讨论的优点。”因此，创新能够迅速传播：“如果一个人开始尝试一个新想法，这个想法会被其他人吸收并且与自己的想法结合起来；并且因此成为更进一步的新思想的来源。”（马歇尔，1949，225）
虽然马歇尔强调在产业区域内辅助产业的出现，但他并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一主题的细节。区域中企业间复杂的分工模式可以从两方面来研究。首先，可以在给定的劳动分工条件下集中分析系统的功能，这个分析可以通过标准的投入产出分析来做。其次，可以研究这个复杂系统如何生成。这方面研究必须强调企业专业化决策及创新活动的顺序。但是企业的某些专业化和创新会从根本上扰乱企业静态的投入产出过程。这两个方面显示了研究静态结构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企业家创新（或打破旧结构）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分裂。但是只专注于静态或动态特征可能妨害对区域发展的真实过程的理解。
三、演化经济学
上述讨论强调了在研究区域化增长和发展的演化过程时，目前的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新演化经济学的两位先驱，尼尔森和温特（尼尔森，温特，1982，19）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它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经济演化的文字表达似乎可以自然地转化为一种markov过程虽然它可能处于一个相当复杂的状态空间。”在某一个时间点t，一个产业演化过程的状态用资本存量和每个企业的行为规则来描述。这种状态被用来决定产业的短期行为及在时间t+1时新的资本存量和每个企业新的行为规则。它是企业行为规则的变动，这种变动表明了一个静态markov过程的全部演化特征。
典型的尼尔森－温特模型处理生产同质产品的产业中生产技术和行为规则的演化。这个模型描述了在给定当前阶段的产业状态（资本存量和生产能力）时，这个状态在下一阶段会如何演变。首先，当前状态被用于定义在已知市场份额、价格和企业利润的产业中短期内经济演化过程。其次，投资决策被看作是企业扩张其收益能力。第三，企业的创新和模仿过程。企业持续地寻找新的生产技术，或复制其它寡头竞争者的技术。如果他们成功，就会增强竞争力。创新也可以由产业外部引入。如果创新成为主流，就会不断提高集中度，即使模仿和大企业的垄断会抑制集中的速度。
四、演化经济学和区域发展
很明显，需要特别设计一个演化经济学模型以研究区域中企业间的劳动分工问题。为了建立这个模型，我们以尼尔森和温特的企业理论开始。根据这个理论（尼尔森，温特，1982，chs．4-5），每个企业都是以大量互相依赖的惯例和由职工执行的任务为基础。在熊彼特竞争的尼尔森－温特模型中，所有这些组织内的多样性被简化为一个单独演化的生产技术和一组固定的决策参数。但是他们关于企业内部复杂性的文字叙述实际上可以被用来对企业创造市场进行研究，这里的企业被特别看作演化过程的结果。
在企业层次上模型的动态过程可以用一个简化的案例来描述。一个企业拥有一片森林，产品是木料。起初，企业只能雇用全能的工人，但是逐渐，它发展起了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分工，包括伐木工，运输工人，苗圃工人，制造特殊用途的工具，等等。可以说，它的劳动分工的发展象一棵越来越多分枝的树。如果该区域中其它企业也发展同样的劳动分工，很明显有一个正在扩展的市场，推动企业的专业化，以一种更低廉的方式供给产品或者供给产品比森林所有者能够提供的产品质量更高。当企业建立以后，它们可能要寻找区域以外的市场以实现扩张。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充分描述演化模型的运行方式。这个模型说明了一个产业部门经济“迂回”的变动程度，即在不同类型中间产品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劳动的垂直分工。虽然这个模型是在尼尔森和温特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引入“奥地利经济学”的迂回概念极大扩展了研究议题，包括生产结构创新，中间产品市场的出现及功能，应对上游产品市场的不稳定性的方法，一个上游产业创新效果的传播，迂回程度和整体生产能力的测定。
现在，问题是企业的劳动分工为什么及如何出现。从模型的逻辑和后熊彼特学派的观点两方面，可以认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是涉及特有产品和生产性活动的创新。因此，一次专业化的原因可能是一种方法的创新（涉及一种中间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产品创新（一种特定产品质量的改进）和结构创新。
中间产品市场的创造，发展和消亡过程表明生产的迂回过程的演化并不是一个直线向前的过程。一个已经完成一个重要产品或过程的创新的企业家要判断在一种有重大创新作用的中间产品的生产上专业化是否可行。如果一种专业化相当有利可图，则潜在的购买者被要求给出一个最高价格和所需数量。如果总需求量足够利用企业家的能力并且最终购买者的价格也是合意，那么专业化就会出现，并且产品将以最低价出售。此后，企业家的专业化就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其它企业可能会进入它的“产业”。企业家（及其伙伴）只能进入次级树。
这里提出的模型只是研究产业动态过程的起点，它完全不同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标准模型。在标准模型中，企业在完全相同的小环境中竞争。但是为了理解完全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的长期共存，我们必须突破这种演化模型限制。在我们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大量能够被单独创新的不同的生产任务，创造了一个多空间竞争系统，这个系统允许大量行为变量存在。企业能够专业化的原因在于：当一个企业针对它的一个任务进行创新时，它要决定是否在完成这个任务方面专业化。如果它决定专业化，就会以较大规模开发创新。然而企业创新任务的结果作为中间产品，还面临为之创造市场的问题。
五、结论
基于区域资源的增长和发展理论作为对新古典理论的补充已经发挥重要作用。对于许多地区中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就业率迅速下降问题，这一理论有助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考虑是否及如何改进这一问题。马歇尔一派的理论特别强调发展首先是以知识为基础，其次才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他的理论也有助于将研究聚焦于区域化的劳动市场和企业网络。后熊彼特学派的增长极理论和发展锁定理论有助于促进对企业间的联结进行贴近的观察，这种联结可能在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最近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强调在不同产业中决定创新过程的不同的技术范式的作用，它也聚焦于在促进创新方面产品的供给者和使用者之间联结的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中国经济战略性难题探讨
一、能源与环保问题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能源历来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由于受国际局势，国内资源分布不均衡等因素影响，能源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今年3月27日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报告我国当前能源形势与能源安全问题时说，保障能源安全，包括影响能源稳定、经济、安全、清洁供应的各个方面，是维护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
从能源消费总量来看，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的第二消费大国。尽管我国GDP总值在世界上是第六名，但是人口是居世界第一的。因此当前面临在发展经济之中必须有一个充足的能源供应问题。
所以中国就能源战略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在经济发展中给中国找到更充分的能源供应;另一个是怎么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因为我国现在不能够简单地重复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路。马凯强调，中国能源发展当以节约优先――在坚持开源和节流结合的同时，突出节约。他指出，中国已经颁布了节能的中长期规划，在刚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中把节能放在了突出重要位置。第二个问题中国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距离达到这个目标还很远，还存在与能源相关的环境污染问题。
经济发展，能源供应和环保要求，这三者是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的，只有经济发展了，科技进步才能确保能源长期稳定的供应，也才能确保环保基本要求并不断有所提高。
对于能源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再认识和再反省的过程。应尽快积累经验，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多种能源储备方式；要在突破现实生活中极端认识的基础上，在平衡好环保等诸多因素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同时，要摆脱那些出于对核辐射的担忧不许发展核电，担心污染环境不要发展燃煤油的火电的极端倾向。要坚持立足国内的方针，以市场为导向，以安全为供应基础，以提高效益为中心，以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为主线，加大国内能源资源勘探力度。要加强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积极开发水能资源，加快发展核电，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推广清洁能源。要依靠科技进步，发挥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作用，增强节约能源资源的能力，全面促进能源资源的高效节约和高效利用。
二、中国应对WTO保护措施乏力，急需实战经验与对策
中国在加入WTO五年来，只有一起将贸易争端诉至WTO的案例。根据WTO公布的有关数据，中国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1995年～2003年，中国遭受其他WTO成员反倾销立案次数为356起，占WTO成员反倾销总量的14.7%，其中2003年竟然高达21.4%;遭受最终反倾销措施254起，占WTO成员反倾销总量的16.8%，其中1997年竟然高达26.6%。而同期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则非常低，2003年也只有6.0%。在中国商务部刚刚的《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6》中，也对包括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25个国家对中国企业和产品存在的一些歧视性政策表示了关注。
这或许表明，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作为经济成长最为迅速的经济体，中国还不能自如地运用WTO的规则，在这个多边贸易体系下主张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中国，被投诉并且打官司，很容易被当事者认为是一种敌意行为，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平心静气地去面对可能的诉讼。实际上，WTO的争议解决机制为在多边贸易体系下合理解决摩擦，避免两败俱伤的贸易战提供了一个平台。
作为贸易大国，中国应重视保障措施在进口保护方面的独特作用。保障措施着重关注数量激增和产业损害，调查相对简单、措施快速，能在短时间内限制进口及时保护国内相关产业，这些特点都是其他贸易救济手段所没有的。因此我国产业协会和相关企业应当全面了解保障措施的性质，及时关注进口数量对国内产业的冲击情况，建立进口预警机制，条件成熟时及时向我国调查机关提出申请，维护自身的权益。
采取保障措施要慎重，以其作为救济手段应当合乎法律规定，合乎国家长远利益并且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保障措施虽然是WTO规则所允许的贸易救济手段，但如前所述，贸易大国对其使用颇为谨慎，并且发起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无胜诉先例。我国作为贸易大国，对其使用从整体上应持审慎态度，应强调以磋商为主、专家组程序为辅的原则，严格遵循WTO规则，慎重决策。
充分运用WTO规则反击国外以保障措施为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WTO对于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严格且无胜诉的先例，因此基本可以认为，采取保障措施方一旦被诉，就要败诉，鉴于此，对于国外以保障措施为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径，我国应充分运用WTO规则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权益，如果条件适合，也可以直接援用报复条款，解决保障措施对我国出口的影响。
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其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经历了较大的变化，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沿海现代制造业基地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为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段时期中，虽然各个地区的经济都会有所发展，但非均衡的区域经济结构一时无法改变，区域差距的过分扩大必然会导致区域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并进而导致国民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我国的区域差异问题仍然很严重，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在进一步拉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引入市场机制，从此区域经济的地区发展出现了不同的变化，主要有广东、福建、山东、浙江、江苏及上海等省市，形成了东部沿海的“新兴工业省份”。这些省市就是改革开放的力度大、市场健全、多种所有制共存、股份合作制较早、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较快。原有的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的一些省区由于产业结构老化、市场建立较迟，因此经济增长低于东部沿海诸省、市。目前我国区域差异已经形成共识：三大地带的区域差异是现实存在的，而且在不断扩大当中。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进入21世纪的大区域开发举措，经历几年的开发实践，西部开发的效果如何，应该评估。西部大开发要进行50年，甚至更长，应当分阶段确定重点。自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国家投资明显增加，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较大进展，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加快。但是，（1）从实践中看，国内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没有跟进，出现了“政府热，民间冷”的现象；（2）虽然西部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加快，但在宏观增长的背景中东西的差距依然在加大；（3）由于西部软环境建设尚存在较大差距，外向型经济发展缓慢。
在积极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同时，把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振兴摆到重要位置，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是近期国家区域政策的一大中心。实际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有自身的优势：工业基础雄厚、人才济济，调整改造的环境比较优越，结构调整初见成效，矿业城市“替续”产业发展开始起步，区位优势明显，投资环境明显改观。
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和退耕还林五大工程将改变中国的区域经济版图。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经济结构调整吸引先进生产要素为重点，克服地区差距关键是解决好“中心与的关系”，“十一五”期间提出若干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尤其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做出的又一重大决策。它将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资源、产业、人才等综合优势，进一步形成东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结束语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着诸多较难解决的问题，但我们相信只要以科学的态度，饱满的情绪去应对，一切困难都将顺利解决。
参考文献:
[1]经济观察报
[2]国研网
一、产业经济政策因素
产业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方政府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以及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情况而制定的针对某一个产业的微观经济政策。对于某一个产业部门来说，不同的发展时期的产业政策是不同的。而对于某一个需要使用特殊或不可再生资源的产业来说，产业政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管理部门调节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特定产业的特殊情况及特点：
1．市场的缺陷
从理论上讲，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环境中，符合供求关系的市场价格体系，就会形成并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着许多缺陷，实际情况并非如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这就是市场失灵。对于能源经济来说，情况更是如此。例：构成当今世界一次能源主体的石油资源和煤炭资源，以及其它可再生能源资源，具有特殊的当期和长期资源开发成本。因此，市场失灵的情况就更加突出。
2．资源条件的制约
在当今世界一次能源资源构成中，石油和煤炭是最主要的能源资源形态，不仅是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而且还存在着级差地租的问题。这是因为，随着石油或煤炭的持续开采，埋藏的深度就更大，地区就更加偏僻。同时，储量会随着开采而不断减少，开采条件也会越来越恶化。这样，不可避免地会使生产成本上升。另外，开采条件的优劣，以及离消费市场的远近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很大的级差收益。因此，市场在一个资源短缺而且分布既不均衡且地域条件差别很大的经济领域里，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显然是很低的。
根据英国石油(BP)1987年至1992-年发表的世界能源统计年报的研究结果，可见世界已探明化石燃料资源是相当有限的。按照1991年底的调查，石油仅够开采和使用43年；天然气只够开采59年；煤炭相对较丰富，也只能开采239年。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勘探化石燃料资源地域的不断扩大，储量将会有所增加。但是，即使如此，化石燃料资源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仍然是不可再生且十分短缺的资源；我国的化石燃料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不但是有限的，而且十分短缺，探明储量按91年的开采速度还可开采23年。从1995年开始，我国便是石油纯进口国了。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能源资源并为将来的长远发展做好准备，是我国能源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根据世界能源委员会《1992世界能源资源调查》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的能源经济建设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应付能源需求的状态之中，因此：我国能源经济的建设问题是资源的短缺和资源的利用问题并存。二方面，极为短缺的能源资源过度开采和使用；另一方面，一旦开发便可以长期发挥效能，甚至永远使用的清洁能源资源——水能的开发利用却不到10％。而在我国石油产品的消费中，却有相当数量是用来发电的。由此可见，产业经济政策如何使我国短缺的能源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是我们急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3．决策的风险
长期以来，我国的能源经济建设都是落后于国民经济建设步伐，特别是在“七五”计划末“八五”计划初，全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一时间全国都面临缺电的紧张局面，到处是一片拉闸限电的场面。为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对电力的需求，各地、各部门便各显神通，用各种方法办电。从此，我国的电力建设便硝烟四起，各种电力建设方式一哄而上，这种混乱局面为决策加大了风险。例如，西南地区的水电资源十分丰富，可以建成我国的能源基地。但是，除了开发条件较差，输送困难以外，建设周期长，难以满足能源需求中心的需要，也是决策的风险之所在。80年代中期，我国决定斥巨资建设四川西部金沙江支流雅菪江上的二滩电站，以满足四川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电力的需求。但是，该电站的建设经历了将近15个年头。这期间，四川电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电力，的持续紧张，从90年以后，四川便陆续在四川东部地区建设了好几座大型火电站。其结果是，二滩电站一投产，就面临着四川电网电力过剩的尴尬局面。到头来，不得不大量弃水，每年要蒙受近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当然，二滩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体制上的问题。又如，新能源在未来世界能源布局中将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但目前的情况是，要么开发技术还不十分成熟，要么投资太大开发经济效益很低，或者安全不能得到绝对保证，或者不能形成规模，无法形成产业效益，所以，以上这些问题都给决策带来极大的风险。
4．外部性问题
对于能源工业和能源经济来说，其外部性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不同的能源形态来说，存在着不同的外部性问题。因此，在决定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时，这些不同的外部性问题都会影响到最终的决策。同时，这些外部性问题有时是互相矛盾的，主要表现为：
环境问题：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严重依赖于煤炭，煤炭占我国能源的3／4。电力生产主要是火电，占全国发电总量的75％左右，而火电中约85％又是煤电。我国用于发电的大多是含硫量很高的煤炭，脱硫技术因为成本问题还很落后。因此，造成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水电的开发同样面临着环境问题。一些高坝大库的建设，不但诱发水库地震，引起山体滑坡，而且水库淹没改变了库区的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受到伤害。
运输问题：天然气在我国具有丰富的储量，但开采度很低，我国主要的终端能源形态还是煤炭，因此，燃料造成的环境问题十分严重，我国北部各大城市的污染程度已经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由于烟尘污染，有些城市如兰州，工农业生产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使用天然气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条途径，但是，主产区在西部的四川和新疆，运输成了制约天然气工业和人民日常生活消费的障碍；煤炭主要集中在山西和内蒙古等北部省份，运输问题同样存在，而新疆的石油要运到经济发达地区，其成本也是非常惊人。
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会决定社会的稳定。在我国，由于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进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不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仅仅从经济效益出发，大量失业人口还会加剧。
鉴于上述原因，政府在制订产业经济政策时，应体现以下作用：
1．维护公平竞争。采取税收等政策手段和反垄断法来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
2.控制总量平衡，合理规划各种能源形态的发展布局。采取信贷、价格、关税等政策解决总量平衡问题；采取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等措施达到各种能源形态的合理布局以及均衡发展，特别是对于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能源形态应给予特殊支持。
3．保护生态环境。制定法规和标准，保障生产质量和生产安全，控制能源工业对环境造成损害。
4．提供社会保障。通过财政支持，提供社会保障，对特殊地区的能源开发提供支持。
5．支持研究开发。未来的能源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现有能源项目的开发也需要越来越多的研究费用以解决一些技术难题。因此，政府必须投入必要的资金以促进基础研究和高风险技术的研究开发。
6．开展信息服务。提高市场透明度，减少决策风险，增强公众对能源工业的理解和支持。
7．必须协调各种资源的利用。要解决资源的制约问题，应加大化石类能源资源的勘探力度，为我国未来能源经济发展寻找战略性资源储备。开展国际合作，在安全和稳定并与我国具有传统友谊的地区和国家建立能源基地。现阶段应尽可能加大力度的开发以水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尽量少消耗有限的化石类能源资源。
9．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变西部地区资源性经济为产品性经济。在政策上应给予扶持，其力度应比当年建设经济特区更大，这样运输和就业问题也可得到解决。
二、部类政策因素
由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不同部类的作用、对象不同，因此，在政策上应该具有一定差别。同时，由于生产资料领域里，能源经济的服务对象是千差万别的，有一般性生产单位，也有特殊性生产单位；有国家需要鼓励和大力发展的生产单位，也有国家需要限制和逐步萎缩的生产部门等等。在消费资料领域里能源经济服务的对象同样山是干差万别的，有城镇居民，也有农村居民；有高收人家庭，也有低收入家庭；有人民群众一般性消费，也有政府公益性消费等等。因此，在为两个部类提供服务的时候，能源工业各部门不但要有自身适应市场要求的服务准则，而且在政策方面也应当有所区别，以保证政府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提高全体国民生活水平目标的实现。当然，由于能源经济各部门在生产能源商品的时候，并不可能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的生产，因此，部类政策因素只能在能源商品的供应过程中起作用。
1．在生产资料的供应领域里
我们把能源需求分为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两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能源商品在生产资料供应领域里应该属于中间需求的范畴。在这个范畴里，宏观经济关系既可以用列昂惕夫逆矩阵来表示，也可以用改进的投入产出系数矩阵与各部门总产值生产能力来表示。而能源经济中的部类政策因素，就必须考虑国民经济不同的生产部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其自身的发展趋势和能源商品消费的发展趋势。
我国中间能源需求总量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较小的，但是我国中间能源需求的效率，也就是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大于发达国家，提高能源产品转化效率，增加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是各行业关注的全局性问题，因此，在生产资料领域里的能源消费政策就应当起到这样的作用：引导我国的各类企业不断地探索新的生产技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能耗，从而降低产品的成本，提高竞争力。例如：煤炭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约为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75％—80％，但对大气污染十分严重。因此，在能源产品作为生产资料的生产领域里；对于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能源形态和产品，应当严格加以限制。对于热能转化效率低，废气排放量大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设备应坚决予以淘汰。与此同时，鼓励清洁能源形态产品的开发，特别是二次能源产品的使用，给予政策上扶持。
转贴于
2．在消费资料的供应领域里在消费资料的供应领域里，能源产品用之于人民群众，和柴、米、油、盐、酱、醋、茶与水一样重要，我国政府下大力气于上个世纪末实施了村村通电工程，又于九·五计划末期开始实施农村和城市电网改造工程。但是，居民用电的质量和价格仍然是困扰电力工业在消费领域里快速发展的主要问题。，所以，在消费资料领域里，能源消费政策应当引导居民提高能源消费水平，以促进能源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就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目前的消费水平不高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人均国民收入不高，另—方面是由于贫富差距比较大。因此；相当多的居民日常生活能源消费还主要依赖于一次性能源形态，因此，我们应积极引导和鼓励居民的能源消费向电气化方向发展，这样，既可以把有限的劳动力资源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又可以大大地推动电器行业的大发展。在开发农村市场中，减少农民支出，采取转移支付方法，降低西部能源开发成本，补贴农民能源消费。
由此可见，能源经济的部类政策因素不仅会对能源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产生影响，同时，由于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会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消费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也影响把能源产品作为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的成本，又对与居民日常生活有关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和以能源产品为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区域政策因素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东、西、南、北、中地理环境差别巨大，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背景各不相同。1999年我国最发达地区深圳市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4000美元，但云南省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人均收人每年只有400-500元人民币，其中的最贫困家庭，全部财产价值不足200元人民币。有的地区的人民群众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仅只有1．4-1．7年。因此，在我国能源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在能源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过程中，制定和实施能源工业产业政策和部类政策的时候，应考虑和照顾到这些差别，充分发挥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手段的功能，逐步缩小这些差别，达到全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的。
鉴于我国东、西部的差距巨大。所以，从制定能源经济产业政策来说，需要从多个方而进行研究，以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应该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土资源利用政策。在我国实施新的国土资源管理办法以后，西部的一些能源开发项目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影响。如地处云南西部山区的大朝山电站，据说因为征地的手续问题，被有关部门罚款高达亿元人民币。新的国土资源管理办法规定，建设项目必须先立项后征地。而立项的程序又要求工程必须完成准备阶段的工作，准备工作要做就必须先用地。如果不进行变通，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就只能陷入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怪圈之中。
2.移民政策因素。在西部进行建设，很大部分可能都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项目的建设；对于再生能源项目，又主要是水电项目，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移民问题。扶贫计划是我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的一项面向全国贫困人口的政府计划，我们应把这项计划同西部能源项目建设的移民工作结合起来。这是因为，西部的能源建设项目都是在贫困山区实施的，移民都是贫困人口的搬迁。此项工作不但能够加快西部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而且有利于西部能源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作为生产资料生产和供给的能源经济领域里，部类政策应当鼓励和引导能源产品消费企业提高单位能源产品消耗的转化效率，减少井逐步淘汰使用一次能源产品及能源利用效能低、环境污染严重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设备。在作为消费资料生产和供给的能源经济领域里，应当鼓励和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走家庭电气化道路，提供政策支持。然而，对于西部落后地区来说，用指导全国的部类政策还不够，还应有更加优惠的政策，从而扶持西部落后地区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为此，立制定区域政策时，应该有所差异，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本来就非常巨大的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得以逐步缩校
3．生产资料领域里区域政策的差异。由于东、西部形成的历史、文化、地域性以及劳动力劳动技能性差异，因此，若要提高西部各类产品的竞争力，就应当在作为生产资料供应的能源产品的消费政策方面，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比如，给予提高产品单位能源转化效率的能源消费以政府扶持，提供贷款贴息、对能耗降低部分给予政府补贴和奖励；减少并逐步淘汰使用一次能源产品和能源利用效能低、环境污染严重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设备的产品生产。
4.消费资料领域里区域政策的差异。就全国来说，经过1993年到2000年的发展之后，估计2000年后我国农村商品能源消费的比重大约为65％~70％。这些增长绝大多数是在乡镇企业和东部发达地区。就广大的西部地区来说，商品能源消费的比重虽有所增长，但是幅度远远达不到全国的平均水平。目前，西部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薪柴和秸秆仍然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能源形态。这一点，只要我们沿长江、黄河的上游地区走一次就会发现现实情况的严重性。因此，对于西部落后地区来说，作为消费资料供应的能源商品，除非有特殊的区域部类政策，才能把那里的广大人民群众带到现代文明社会的生活中来。
区域经济的巨大差异，必须用发展经济的特殊区域政策来解决。令人欣慰的是，党中央、国务院适时地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给西部落后地区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了世纪福音。因此，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时，就要结合西部落后地区的历史、现实、民族文化的情况，在产业政策和部类政策方面，给予区域特色的扶持。
四、能源形态政策因素
根据我国关于2050年远景发展规划；原国家能源部组织了一个研究班子，经过近七年的研究；按1990年我国经济的总规模，分高、中、低三种发展速度对我国2020年、2050年的能源需求进行了预测。三个方案的增长速度见下表：
2000—2050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想定方案
1990-20002000-20202020-2050
低方案8．06．03．5
中方案8．26．34．1
高方案8．376．564．69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1990-2000年的实际增，长率大于9％的情况来看，表中的预测绐定值还是偏低的。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快了，这对于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是有极大好处的，但是，对于能源产品的供给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发展新能源的步伐就不得不进一步加快；根据各个能源专业的技术人员估算，我国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储量是比较丰富的，这些丰富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我国能源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
在我国，不论是太阳能还是生物能，都拥有巨大的储藏量，开发前景十分广阔。在生物质能中，农作物秸秆和人畜粪便按1992年资源量计算，分别达到2．7亿t和1．3亿t标准煤。因此，大力发展农作物秸秆的转化技术、农村小型沼气技术以及城市沼气综合利用技术，为我国未来能源供应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此外，地热能和风能的储藏量也很大，且风能的开发利用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有关技术也越来越成熟。所以，从能源形态政策方面来说，应当鼓励和积极推进这类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
相对于其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来说，水能是一种清洁而且容易上规模进行开发的优越的能源形态。目前，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西电东送已成为该战略中的重点项目。在此项目中，又是以水电为主。从这一点来看，能源经济建设的重点已经开始向可再生能源形态转移了，但是，在政策层面仍然存在着需要研究的诸多问题。
根据2050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我国能源王业发展的想定方案，我国电力工业在新能源的应用方面将会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其中，核能在新能源的应用中就占主导地位。由1990-2050年我国电力供应可能装机容量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到2020年，我国电力装机容量中，核电和新能源将分别占到6．1％和1．8％；而到了2050年，核电和新能源则分别占到12．5％和4.5％，到时候将与有50年发展历史的水电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例如：我国的铀资源，据世界能源会议估计为100-200万t铀。铀资源对核电发展的保证程度的估计是：对近期发展目标(2000年600万kW核电站)，铀资源供应有余;对中期核电发展目标(2010年前建设2000万kW核电站)，铀资源供应经过努力可以保证；对远期核电发展目标(2050年前建设1．2亿kW核电站)，铀资源供应经过努力将有希望。考虑到矿物燃料大量排放C02对环境产生的严重影响，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有限性，专家们预计到21世纪中叶，核能有可能是仅次于煤炭而居第二位的人类利用的能源形态。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未来几十年的能源供应将呈现多元能源形态相互发展的格局。因此，今后能源经济的发展，从政策层面上就应当体现对需要鼓励发展的新能源形态的支持，以及对需要限制发展的能源形态的控制。
五、其它政策因素
如何充分发挥各种资源的潜力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提高资源的经济效率，是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管理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能源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应当发挥保驾护航的作用。
1．资源开发政策
资源的使用效率对未来我国能源供应将起很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资源的开发和开采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影响到这些资源开发的经济合理性。另一方面，资源的转化效率直接影响到资源的开发寿命和替代资源的选择。因此，资源开发的政策取向一定要起保护和大力提倡规模开发和高效开发，限制、禁止零星开发和破坏性开发作用，目前，我国各地都大量存在着私人小煤窑同国营大煤矿争资源的现象，存在着农民从国家油田盗取石油以及土法练油的现象，由于地方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这些破坏和浪费宝贵资源的现象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蔓延的趋势。因此，保护资源的规模开发和高效开发将是一项重要的政策任务。
2．经济公平运行政策
据国家电力公司的有关数据表明，目前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历年累计拖欠的电费已高达数百亿元。由于电力生产和供应企业属于中央直接管理，因此，各地方对于清理这些欠款一方而政策不到位，另一方而工作不到位。其结果是，电费拖欠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处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我国即将加入WTO，势必会影响到各地的投资环境，最终影响经济的健康运行。
3．社会保障政策
一、产业经济政策因素
产业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方政府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以及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情况而制定的针对某一个产业的微观经济政策。对于某一个产业部门来说，不同的发展时期的产业政策是不同的。而对于某一个需要使用特殊或不可再生资源的产业来说，产业政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管理部门调节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特定产业的特殊情况及特点：
1．市场的缺陷
从理论上讲，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环境中，符合供求关系的市场价格体系，就会形成并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着许多缺陷，实际情况并非如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这就是市场失灵。对于能源经济来说，情况更是如此。例：构成当今世界一次能源主体的石油资源和煤炭资源，以及其它可再生能源资源，具有特殊的当期和长期资源开发成本。因此，市场失灵的情况就更加突出。
2．资源条件的制约
在当今世界一次能源资源构成中，石油和煤炭是最主要的能源资源形态，不仅是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而且还存在着级差地租的问题。这是因为，随着石油或煤炭的持续开采，埋藏的深度就更大，地区就更加偏僻。同时，储量会随着开采而不断减少，开采条件也会越来越恶化。这样，不可避免地会使生产成本上升。另外，开采条件的优劣，以及离消费市场的远近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很大的级差收益。因此，市场在一个资源短缺而且分布既不均衡且地域条件差别很大的经济领域里，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显然是很低的。
根据英国石油(BP)1987年至1992-年发表的世界能源统计年报的研究结果，可见世界已探明化石燃料资源是相当有限的。按照1991年底的调查，石油仅够开采和使用43年；天然气只够开采59年；煤炭相对较丰富，也只能开采239年。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勘探化石燃料资源地域的不断扩大，储量将会有所增加。但是，即使如此，化石燃料资源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仍然是不可再生且十分短缺的资源；我国的化石燃料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不但是有限的，而且十分短缺，探明储量按91年的开采速度还可开采23年。从1995年开始，我国便是石油纯进口国了。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能源资源并为将来的长远发展做好准备，是我国能源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根据世界能源委员会《1992世界能源资源调查》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的能源经济建设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应付能源需求的状态之中，因此：我国能源经济的建设问题是资源的短缺和资源的利用问题并存。二方面，极为短缺的能源资源过度开采和使用；另一方面，一旦开发便可以长期发挥效能，甚至永远使用的清洁能源资源——水能的开发利用却不到10％。而在我国石油产品的消费中，却有相当数量是用来发电的。由此可见，产业经济政策如何使我国短缺的能源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是我们急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3．决策的风险
长期以来，我国的能源经济建设都是落后于国民经济建设步伐，特别是在“七五”计划末“八五”计划初，全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一时间全国都面临缺电的紧张局面，到处是一片拉闸限电的场面。为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对电力的需求，各地、各部门便各显神通，用各种方法办电。从此，我国的电力建设便硝烟四起，各种电力建设方式一哄而上，这种混乱局面为决策加大了风险。例如，西南地区的水电资源十分丰富，可以建成我国的能源基地。但是，除了开发条件较差，输送困难以外，建设周期长，难以满足能源需求中心的需要，也是决策的风险之所在。80年代中期，我国决定斥巨资建设四川西部金沙江支流雅菪江上的二滩电站，以满足四川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电力的需求。但是，该电站的建设经历了将近15个年头。这期间，四川电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电力，的持续紧张，从90年以后，四川便陆续在四川东部地区建设了好几座大型火电站。其结果是，二滩电站一投产，就面临着四川电网电力过剩的尴尬局面。到头来，不得不大量弃水，每年要蒙受近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当然，二滩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体制上的问题。又如，新能源在未来世界能源布局中将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但目前的情况是，要么开发技术还不十分成熟，要么投资太大开发经济效益很低，或者安全不能得到绝对保证，或者不能形成规模，无法形成产业效益，所以，以上这些问题都给决策带来极大的风险。
4．外部性问题
对于能源工业和能源经济来说，其外部性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不同的能源形态来说，存在着不同的外部性问题。因此，在决定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时，这些不同的外部性问题都会影响到最终的决策。同时，这些外部性问题有时是互相矛盾的，主要表现为：
环境问题：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严重依赖于煤炭，煤炭占我国能源的3／4。电力生产主要是火电，占全国发电总量的75％左右，而火电中约85％又是煤电。我国用于发电的大多是含硫量很高的煤炭，脱硫技术因为成本问题还很落后。因此，造成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水电的开发同样面临着环境问题。一些高坝大库的建设，不但诱发水库地震，引起山体滑坡，而且水库淹没改变了库区的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受到伤害。
运输问题：天然气在我国具有丰富的储量，但开采度很低，我国主要的终端能源形态还是煤炭，因此，燃料造成的环境问题十分严重，我国北部各大城市的污染程度已经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由于烟尘污染，有些城市如兰州，工农业生产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使用天然气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条途径，但是，主产区在西部的四川和新疆，运输成了制约天然气工业和人民日常
生活消费的障碍；煤炭主要集中在山西和内蒙古等北部省份，运输问题同样存在，而新疆的石油要运到经济发达地区，其成本也是非常惊人。
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会决定社会的稳定。在我国，由于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进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不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仅仅从经济效益出发，大量失业人口还会加剧。
鉴于上述原因，政府在制订产业经济政策时，应体现以下作用：
1．维护公平竞争。采取税收等政策手段和反垄断法来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
2.控制总量平衡，合理规划各种能源形态的发展布局。采取信贷、价格、关税等政策解决总量平衡问题；采取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等措施达到各种能源形态的合理布局以及均衡发展，特别是对于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能源形态应给予特殊支持。
3．保护生态环境。制定法规和标准，保障生产质量和生产安全，控制能源工业对环境造成损害。
4．提供社会保障。通过财政支持，提供社会保障，对特殊地区的能源开发提供支持。
5．支持研究开发。未来的能源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现有能源项目的开发也需要越来越多的研究费用以解决一些技术难题。因此，政府必须投入必要的资金以促进基础研究和高风险技术的研究开发。
6．开展信息服务。提高市场透明度，减少决策风险，增强公众对能源工业的理解和支持。
7．必须协调各种资源的利用。要解决资源的制约问题，应加大化石类能源资源的勘探力度，为我国未来能源经济发展寻找战略性资源储备。开展国际合作，在安全和稳定并与我国具有传统友谊的地区和国家建立能源基地。现阶段应尽可能加大力度的开发以水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尽量少消耗有限的化石类能源资源。
9．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变西部地区资源性经济为产品性经济。在政策上应给予扶持，其力度应比当年建设经济特区更大，这样运输和就业问题也可得到解决。
二、部类政策因素
由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不同部类的作用、对象不同，因此，在政策上应该具有一定差别。同时，由于生产资料领域里，能源经济的服务对象是千差万别的，有一般性生产单位，也有特殊性生产单位；有国家需要鼓励和大力发展的生产单位，也有国家需要限制和逐步萎缩的生产部门等等。在消费资料领域里能源经济服务的对象同样山是干差万别的，有城镇居民，也有农村居民；有高收人家庭，也有低收入家庭；有人民群众一般性消费，也有政府公益性消费等等。因此，在为两个部类提供服务的时候，能源工业各部门不但要有自身适应市场要求的服务准则，而且在政策方面也应当有所区别，以保证政府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提高全体国民生活水平目标的实现。当然，由于能源经济各部门在生产能源商品的时候，并不可能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的生产，因此，部类政策因素只能在能源商品的供应过程中起作用。
1．在生产资料的供应领域里
我们把能源需求分为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两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能源商品在生产资料供应领域里应该属于中间需求的范畴。在这个范畴里，宏观经济关系既可以用列昂惕夫逆矩阵来表示，也可以用改进的投入产出系数矩阵与各部门总产值生产能力来表示。而能源经济中的部类政策因素，就必须考虑国民经济不同的生产部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其自身的发展趋势和能源商品消费的发展趋势。
我国中间能源需求总量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较小的，但是我国中间能源需求的效率，也就是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大于发达国家，提高能源产品转化效率，增加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是各行业关注的全局性问题，因此，在生产资料领域里的能源消费政策就应当起到这样的作用：引导我国的各类企业不断地探索新的生产技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能耗，从而降低产品的成本，提高竞争力。例如：煤炭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约为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75％—80％，但对大气污染十分严重。因此，在能源产品作为生产资料的生产领域里；对于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能源形态和产品，应当严格加以限制。对于热能转化效率低，废气排放量大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设备应坚决予以淘汰。与此同时，鼓励清洁能源形态产品的开发，特别是二次能源产品的使用，给予政策上扶持。
2．在消费资料的供应领域里在消费资料的供应领域里，能源产品用之于人民群众，和柴、米、油、盐、酱、醋、茶与水一样重要，我国政府下大力气于上个世纪末实施了村村通电工程，又于九·五计划末期开始实施农村和城市电网改造工程。但是，居民用电的质量和价格仍然是困扰电力工业在消费领域里快速发展的主要问题。，所以，在消费资料领域里，能源消费政策应当引导居民提高能源消费水平，以促进能源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就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目前的消费水平不高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人均国民收入不高，另—方面是由于贫富差距比较大。因此；相当多的居民日常生活能源消费还主要依赖于一次性能源形态，因此，我们应积极引导和鼓励居民的能源消费向电气化方向发展，这样，既可以把有限的劳动力资源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又可以大大地推动电器行业的大发展。在开发农村市场中，减少农民支出，采取转移支付方法，降低西部能源开发成本，补贴农民能源消费。
由此可见，能源经济的部类政策因素不仅会对能源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产生影响，同时，由于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会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消费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也影响把能源产品作为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的成本，又对与居民日常生活有关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和以能源产品为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区域政策因素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东、西、南、北、中地理环境差别巨大，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背景各不相同。1999年我国最发达地区深圳市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4000美元，但云南省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人均收人每年只有400-500元人民币，其中的最贫困家庭，全部财产价值不足200元人民币。有的地区的人民群众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仅只有1．4-1．7年。因此，在我国能源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在能源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过程中，制定和实施能源工业产业政策和部类政策的时候，应考虑和照顾到这些差别，充分发挥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手段的功能，逐步缩小这些差别，达到全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的。
鉴于我国东、西部的差距巨大。所以，从制定能源经济产业政策来说，需要从多 个方而进行研究，以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应该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土资源利用政策。在我国实施新的国土资源管理办法以后，西部的一些能源开发项目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影响。如地处云南西部山区的大朝山电站，据说因为征地的手续问题，被有关部门罚款高达亿元人民币。新的国土资源管理办法规定，建设项目必须先立项后征地。而立项的程序又要求工程必须完成准备阶段的工作，准备工作要做就必须先用地。如果不进行变通，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就只能陷入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怪圈之中。
2.移民政策因素。在西部进行建设，很大部分可能都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项目的建设；对于再生能源项目，又主要是水电项目，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移民问题。扶贫计划是我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的一项面向全国贫困人口的政府计划，我们应把这项计划同西部能源项目建设的移民工作结合起来。这是因为，西部的能源建设项目都是在贫困山区实施的，移民都是贫困人口的搬迁。此项工作不但能够加快西部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而且有利于西部能源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作为生产资料生产和供给的能源经济领域里，部类政策应当鼓励和引导能源产品消费企业提高单位能源产品消耗的转化效率，减少井逐步淘汰使用一次能源产品及能源利用效能低、环境污染严重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设备。在作为消费资料生产和供给的能源经济领域里，应当鼓励和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走家庭电气化道路，提供政策支持。然而，对于西部落后地区来说，用指导全国的部类政策还不够，还应有更加优惠的政策，从而扶持西部落后地区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为此，立制定区域政策时，应该有所差异，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本来就非常巨大的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得以逐步缩校
3．生产资料领域里区域政策的差异。由于东、西部形成的历史、文化、地域性以及劳动力劳动技能性差异，因此，若要提高西部各类产品的竞争力，就应当在作为生产资料供应的能源产品的消费政策方面，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比如，给予提高产品单位能源转化效率的能源消费以政府扶持，提供贷款贴息、对能耗降低部分给予政府补贴和奖励；减少并逐步淘汰使用一次能源产品和能源利用效能低、环境污染严重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设备的产品生产。
4.消费资料领域里区域政策的差异。就全国来说，经过1993年到2000年的发展之后，估计2000年后我国农村商品能源消费的比重大约为65％~70％。这些增长绝大多数是在乡镇企业和东部发达地区。就广大的西部地区来说，商品能源消费的比重虽有所增长，但是幅度远远达不到全国的平均水平。目前，西部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薪柴和秸秆仍然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能源形态。这一点，只要我们沿长江、黄河的上游地区走一次就会发现现实情况的严重性。因此，对于西部落后地区来说，作为消费资料供应的能源商品，除非有特殊的区域部类政策，才能把那里的广大人民群众带到现代文明社会的生活中来。
区域经济的巨大差异，必须用发展经济的特殊区域政策来解决。令人欣慰的是，党中央、国务院适时地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给西部落后地区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了世纪福音。因此，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时，就要结合西部落后地区的历史、现实、民族文化的情况，在产业政策和部类政策方面，给予区域特色的扶持。
四、能源形态政策因素
根据我国关于2050年远景发展规划；原国家能源部组织了一个研究班子，经过近七年的研究；按1990年我国经济的总规模，分高、中、低三种发展速度对我国2020年、2050年的能源需求进行了预测。三个方案的增长速度见下表：
2000—2050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想定方案
1990-20002000-20202020-2050
低方案8．06．03．5
中方案8．26．34．1
高方案8．376．564．69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1990-2000年的实际增，长率大于9％的情况来看，表中的预测绐定值还是偏低的。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快了，这对于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是有极大好处的，但是，对于能源产品的供给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发展新能源的步伐就不得不进一步加快；根据各个能源专业的技术人员估算，我国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储量是比较丰富的，这些丰富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我国能源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
在我国，不论是太阳能还是生物能，都拥有巨大的储藏量，开发前景十分广阔。在生物质能中，农作物秸秆和人畜粪便按1992年资源量计算，分别达到2．7亿t和1．3亿t标准煤。因此，大力发展农作物秸秆的转化技术、农村小型沼气技术以及城市沼气综合利用技术，为我国未来能源供应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此外，地热能和风能的储藏量也很大，且风能的开发利用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有关技术也越来越成熟。所以，从能源形态政策方面来说，应当鼓励和积极推进这类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
相对于其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来说，水能是一种清洁而且容易上规模进行开发的优越的能源形态。目前，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西电东送已成为该战略中的重点项目。在此项目中，又是以水电为主。从这一点来看，能源经济建设的重点已经开始向可再生能源形态转移了，但是，在政策层面仍然存在着需要研究的诸多问题。
根据2050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我国能源王业发展的想定方案，我国电力工业在新能源的应用方面将会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其中，核能在新能源的应用中就占主导地位。由1990-2050年我国电力供应可能装机容量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到2020年，我国电力装机容量中，核电和新能源将分别占到6．1％和1．8％；而到了2050年，核电和新能源则分别占到12．5％和4.5％，到时候将与有50年发展历史的水电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例如：我国的铀资源，据世界能源会议估计为100-200万t铀。铀资源对核电发展的保证程度的估计是：对近期发展目标(2000年600万kW核电站)，铀资源供应有余;对中期核电发展目标(2010年前建设2000万kW核电站)，铀资源供应经过努力可以保证；对远期核电发展目标(2050年前建设1．2亿kW核电站)，铀资源供应经过努力将有希望。考虑到矿物燃料大量排放C02对环境产生的严重影响，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有限性，专家们预计到21世纪中叶，核能有可能是仅次于煤炭而居第二位的人类利用的能源形态。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未来几十年的能源供应将呈现多元能源形态相互发展的格局。因此，今后能源经济的发展，从政策层面上就应当体现对需要鼓励发展的新能源形态的支持，以及对需要限制发展的能源形态的控制。
五、其它政策因素
如何充分发挥各种资源的潜力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提高资源的经济效率，是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管理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能源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应当发挥保驾护航的作用。
1．资源开发政策
资源的使用效率对未来我国能源供应将起很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资源的开发和开采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影响到这些资源开发的经济合理性。另一方面，资源的转化效率直接影响到资源的开发寿命和替代资源的选择。因此，资源开发的政策取向一定要起保护和大力提倡规模开发和高效开发，限制、禁止零星开发和破坏性开发作用，目前，我国各地都大量存在着私人小煤窑同国营大煤矿争资源的现象，存在着农民从国家油田盗取石油以及土法练油的现象，由于地方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这些破坏和浪费宝贵资源的现象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蔓延的趋势。因此，保护资源的规模开发和高效开发将是一项重要的政策任务。
2．经济公平运行政策
据国家电力 公司的有关数据表明，目前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历年累计拖欠的电费已高达数百亿元。由于电力生产和供应企业属于中央直接管理，因此，各地方对于清理这些欠款一方而政策不到位，另一方而工作不到位。其结果是，电费拖欠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处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我国即将加入WTO，势必会影响到各地的投资环境，最终影响经济的健康运行。
3．社会保障政策
在很多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不要政府或自由放任，甚至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这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误读，并且常常在实践上导致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滥用或否定。在一些研究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史的学者那里，整部西方经济学史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种思潮消长、替代的历史。事实上，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各个经济学流派的哲学基础中，可以看出整个西方经济思潮也是一部自由主义的兴起、发展的历史。即使是国家干预思潮（个别除外），也遵循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对坚持私有财产制度，强调经济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制度，追求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均衡或和谐。我们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两种对立的传统：一种为建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政府有意识地控制和指导是个人经济自由的保证，自由放任会导致自由的丧失，人类所有的制度都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或发明的产物，强调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则是演进理性主义，或自发秩序传统，认为在恰当的法律规则约束下，每个人自发的经济活动，追求自身利益，便可促成社会制度和经济秩序的生成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增进，强调要限制政府的干预。这两种传统的差异根源于对理性的作用的认识不同。建构论传统假定，人生来具有智识的和道德的秉赋，认为理性具有至上的地位，因此凭借理性，个人足以知道并能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到型构社会制度所需要的境况的所有细节，这使人能根据审慎思考而型构社会经济制度，在哈耶克看来，这是一种“知识的自命不凡”(pretenseof knowledge)；而演进论者对人的理性之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反对任何形式的对理性的滥用。他们认为，只有在累积性进化的框架内，个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地发挥作用，即个人理性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生活进程。在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发展的谱系中，前者有李斯特、凯恩斯、托宾和斯蒂格里茨等代表人物。所谓的自发秩序传统，则认为包括惯例、规则和制度在内的人类秩序，都并非是由于人们理性地预见到其利益而谨慎设计的，而是不同的行为主体在追求各自的目标时不经意的结果，用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弗格森的话来说，是“人类行为的后果，但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它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分别有3个重要的代表人物：18世纪的斯密、19世纪的门格尔和20世纪的哈耶克。
二、自发秩序传统的早期源流
经济自由主义中的自发秩序传统，至少可追溯到曼德维尔、休谟和弗格森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作为对笛卡尔建构理性主义的反应，这些道德哲学家对自发秩序进行过深入思考，并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尽管人们认为自发秩序传统的思想源流在16世纪经院哲学派的经济学家中就可见端倪，但第一个系统地说明自发秩序的经济学家是曼德维尔（巴利，1999）。在经济学史上，曼德维尔的作用曾被人们长期忽视。在他的《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罪恶与公共利益》一书中，曼德维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私人的罪恶产生公共利益。他看到人性在本质上是冲动的和自私的，而不是理性的、具有公共精神的。他认为，人类行为，不论是出自生命自保的冲动，抑或是为个人荣誉而产生的善举，其动机都发端于利己心。虽然人人都出于利己心行事，但一切美德都起源于这种利己心，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运行也有赖于它，甚至“芸芸众生中的首恶，亦有襄助公益的善举”。这样，曼德维尔在表面上糟糕的人性素材中确立了一种劳动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以及一种一般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和谐模式。
曼德维尔认为，在复杂的社会秩序中，人们的行为结果同他们所设想的非常不同，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无论是出于自私还是利他，都会产生一些他们并未预料甚至一无所知的对他人有益的结果。正是在构想这个论点的过程中，他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有序的社会结构——法律和道德、语言、市场、货币以及技术知识的发展——自生自发的经典模式。例如他对劳动分工的经典解释：“我们常常把它归于人类的才智，把它堪称人类洞察力的深化，而实际上，它应归于时间的延续，以及许多人的经验，他们中所有的人在天赋才能和精明上没有多大差异。”（注：引自F.A.哈耶克著，贾湛等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他指出，法律不是由某个聪明的立法者设计，而是在漫长的试错过程中成长的。在该书中，曼德维尔所要论证的要点是，社会的大多数制度既然不是设计的结果，那么一个最精巧的上层结构，又是如何在人们各自私利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人性论》中，休谟从“人类知识的狭窄疆域”（理智的弱点）的出发，说明了“职业分化”（相当于曼德维尔和斯密的劳动分工）的好处，并说明了社会中有碍合作的那些障碍是如何克服的，并由此促成了三条基本自然法则的出现：“占有物的稳定性、其转移需经同意以及信守诺言”，事实上，全部法律制度只不过是对它的表述而已。然而，就像语言和货币一样，这些规则是人为的，但不是发明和设计的。在《文明历史随笔》(1767)中，弗格森则将自发秩序思想明确地表述出来：“芸芸众生的每一个步骤和每一个行动，即使在我们所谓的启蒙时代，都是在对未来茫然无知的情况下作出的。各国摸索出一些典章制度，那固然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却不是因为实施了任何人类的设计。”他还甚至认为，“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显然，在苏格兰思想家的著作中，已闪耀着这样的思想：人类赖以在其中活动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经济制度，并不是人类可以设计的结果，它们是人们社会经济活动自然演进的结果。
三、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自发秩序
曼德维尔和休谟等思想家关于自发秩序的思想被斯密天才地在其经济思想中详尽地证明。在《国富论》中，斯密第一次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如何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增长的社会经济机制进行了经济学证明。他那倍受争议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成为自发秩序传统的经济思想中最广为接受的词汇，尽管他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只使用了三次，而正是这个比喻意味着最初以道德哲学问题形式出现的自发秩序的论证系统地转化为经济学的最重要主题之一。
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问题，其中心在于探讨一种能以有利于他人的方式引导我们的自利心从而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制度框架。在他那里，经济活动的基础是分工，分工的前提或原由是人们为了利己的目的而需要进行交换。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因此，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页。）
在他看来，当与和我们关系较密切的人交往时，同情和仁爱之心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和非个人化 ，依靠利己心为动力以达到较好的非出自本意的结果之需要会不断增加。
斯密曾将“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相互贸易的倾向”与“理性和言语能力”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它们都是说服别人的形式。正如上面引文所指出的，斯密所要说明的是如何说服别人来做我们所希望的。理性和言语能力是说服别人的一种方式，引导他们的利己心是另一种方式。在一个复杂的、扩展的社会秩序中，人们不能依赖别人的恩惠，“理性和言语能力”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要借助于他的利己心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分工就成为必须，这也是文明社会最可行的一种方式。理性的式微可以在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出现所作的解释中找到：
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页。）
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会促成社会总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只有在为他人利益服务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私利。这样，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就会达到和谐。对于个人而言，
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页。）
这就是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在他看来，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这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市场体系的自我调节特征并不是一种设计的产物，而是价格机制的一种自发结果。不过，斯密并不认为“看不见的手”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给社会带来好处，相反，将自利心引导向有利于社会的方面只能在适当的竞争和公正的制度下才能发生。市场诸要素的相互依存带来了市场的自发秩序，任何对这一秩序的干预不免自找失败。斯密还指出政府具有干预经济的内在趋向及其危害：
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容易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用手摆布时的作用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自己行动的原则……（注：亚当·斯密著，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2页。）
这一可被称为“棋子原理”的思想是斯密的第二经济学原理，它对于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经济运行的意义，决不亚于其“看不见的手”的第一原理（韦森，2001）。哈耶克认为：“斯密的决定性贡献，是对一个自发秩序作出了证明：如果个人只受恰当的法律规则的约束，这一秩序便会自发地产生。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大概比任何其他一本书都更好地标志着近代自由主义的发端。它使人们了解到基于对任何专制权力的彻底不信任而对权力采取限制措施，是英国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注：F.A.哈耶克著，冯克利译：《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正如斯密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的直接传人所指出的，斯密等人的所论“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被人们认为极有用的种种实在制度(Positive institutions)，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表明，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处于人为设计的政策规划，亦几乎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注：F.A.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5页。）。
四、作为不完全新古典主义者的门格尔与社会经济制度的自发型构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和斯密等开创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自发秩序传统主要由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所推进和发展。作为19世纪70年代边际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门格尔与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原理。正因如此，在多数情况下，经济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相同的一些特征，并把他们同视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开创者。这种倾向遮蔽了这些经济学家在理论建构的本来面目和意图方面的本质区别，也掩盖了他们的主要作品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后世纪经济思想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区别。最近30年来，尤其是贾菲(Jaffé,1976)的以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同代人的不同之处。最近的研究表明，边际效用原理只是门格尔的经济分析所附带产生的，而不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门格尔自己从未关注过函数的相对最大最小问题，而这是通常所认定的边际主义的本质；相反，其经济分析的着眼点在于对制度和非均衡条件的研究（埃克伦德等，2001）。在3人中，门格尔最为强调主观评价的作用。因此，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专注于一般静态均衡和将边际效用作为数学概念来应用时，门格尔的兴趣却转向了解释主观评价是如何促成了竞争性的市场发现过程。从这一角度来看，门格尔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新古典主义者。在《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门格尔，中文版，2001）中，他清晰地阐述了市场价格而非其他市场现象，作为这种主观评价过程不经意的结果是如何形成的。正如汉斯·迈耶所说，门格尔的理论是一种价格形成理论而非价格决定理论，它是关于市场过程的、而不是数学均衡的理论。
1883年出版的《经济学与社会学问题》一书则使门格尔真正成为起源于苏格兰的自发秩序传统在19世纪的最杰出代表。在该书中，他将主观主义的方法运用到更为广义的社会科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门格尔问题”：“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为什么能够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的建立呢？”这可视为是斯密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看不见的手”思想的一种简化的表述。门格尔感兴趣的是提供一种关于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构成的”解释，将之与强调特定制度是如何为了某个目的而有意识地设计的“实用主义”解释相区别。门格尔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根据个人的目的和计划来理解社会现象。经济和社会制度通过影响个人计划间的相互作用来影响人类行为。在门格尔的理论框 架中，制度是个人间相互作用的所有协调方式。一个市场或一种法律体系是制度，货币也是一种制度，连价格也是一种制度。门格尔认为，社会就像一个生物有机体，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化的体系，在人与人的相互适应过程中会产生一种自发性的秩序，因而与有机生物界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表现为，不论在各自的起源、本质还是功能上，二者都具有自发的特征（杨春学，1998）。这些社会制度本身就表现为一种自然过程的产物，“表现为历史发展的无意识的产物”，而不是“某种旨意的结果，或社会成员的协议和纯粹立法的结果”（注：参阅Menger,Carl,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University of Illinois,1963,p.155-159。）。
门格尔著名的货币起源理论是自发秩序的典型例证。它经常作为门格尔独特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应用而被人们提及，而迈耶则将之称为“遗传——因果”理论而非“功能”理论的一个例子。门格尔指出在物物交换的情况下，人们面临寻找贸易伙伴的困难（即所谓的“双重需要的巧合”问题）。一些行为人会逐渐意识到，如果能够拥有其他人也想得到的物品，那么他们就可以使交易变得可行。这样文化传递的过程就开始了，在其中，不同的人会对其他人的主观偏好尽力地进行准确了解。那些能得到对较多的“其他人”具有更大主观价值的物品的人，就能更容易开展交换活动，从而变得更富裕。他们这样做的同时，其他人也会进行观察和模仿，这样，这些人也开始使用这些物品作为交换媒介。随着作为交换媒介的物品种类减少，对每一种的需求就增加，也使得它们更适合作为交换媒介。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过程就会使媒介集中于一（或两）种物品，而这种物品对人们具有较高的主观价值，同时满足货币的特点，如稀缺性、可贮藏性、可携带性和可分性等等。最后，这种商品就会成为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即货币。因此，货币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但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我们所需作出的人类行为假设是，为了得到想得到的物品，人们愿意进行贸易，并希望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进行。事实上，语言、法律、市场甚至国家的形成都具有这种进化的自发的特点。
门格尔的理论始于个人主观评价，而终于以“社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制度。这些制度起着有效整合社会的功能，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实质上是各个人之间彼此适应的结果。他强调，这种自发力量极为复杂，且复杂多变是它的本质特征，也是它的神秘力量之所在。它的产生，虽与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分散行为有关，但绝不是人类的智慧所能替代或设计出来的。赫维茨(Horwitz,2000)认为，门格尔将斯密对经济进步集中于分工的讨论引向对（分散的）知识的更广泛的讨论，在斯密与哈耶克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五、哈耶克：知识、市场过程与扩展的秩序
门格尔的社会经济制度自发型构的思想得到了奥地利学派在20世纪的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发展。作为自发秩序思想的集大成者，哈耶克将自发秩序传统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他对自发秩序思想的扩展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休谟、门格尔的基础上为自发秩序思想提供了一个认识论背景，而这在休谟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和门格尔那里只是隐含的；二是清晰地阐明了市场过程乃至整个社会的自发秩序形成过程以及经济制度尤其是市场价格在其中的作用。
哈耶克对自发秩序传统的一大贡献是他强调了人类在有意识地设计和指导我们的制度和产出方面具有不可避免的认识局限。哈耶克对知识问题的探索是终其一生的，正如他自己在其生前最后一本重要著作《致命的自负》中所说的：“理解了信息（或事实知识）传递的作用，也就为理解扩展秩序敞开了大门。……从我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首次取得突破，通过认识到‘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和‘知识的虚妄’，再到阐述我的信息分散理论，直到最后提出我的有关自发形态比中央管制更优越的结论，的确花费了一段漫长的时光。”（注：F.A.哈耶克著，冯克利等译：《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在1936年发表的著名演讲“经济学与知识”中，哈耶克在批判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式时强调了3个重要问题：(1)均衡的存在与人们掌握的知识有密切的联系。对于均衡来说，社会成员为其行动所作的不同计划必须是相容的。要使之出现，每一个人的计划都必须“恰好以其他人倾向于作出的那些行为的预期为基础，”而且“所有这些计划都建立在一系列相同的外部事实上，使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可以在特定的情形下改变其计划。”（注：注：引自F.A.哈耶克著，贾湛等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假如人们知道一切事情，他们就处于均衡当中，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仅仅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定义均衡的。(2)被经济学界视为基于“劳动分工”之上提出了最具原创力的“知识分工”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3)市场经由价格机制传播知识而具有使人们的计划相协调从而使非均衡趋向于均衡的作用。
哈耶克认为知识有不同的类型，通常人们只关注所谓的“科学知识”，忽视了还存在非常重要但未组织起来的与特定的人有关系的“相关的知识”，或一种为不同的个人分散拥有的关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即“分立的个人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每个人实际上都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作出，或由他积极参与作出，这种信息才可以被利用。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于不同的人头脑中的零星知识的混合，怎样才能造成这样的结果，即，如果人们蓄意要造成这种结果，则需要一种不可能由单个的人所拥有的而表现为指导思想的知识。”（注：注：引自F.A.哈耶克著，贾湛等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建立合理的经济秩序所依赖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是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注：注：引自F.A.哈耶克著，贾湛等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在一般均衡分析中，经济学家通常：(1)把厂商的成本收益曲线视为给定的和已知的；(2)把消费者的偏好视为给定的和已知的；(3)把可利用资源的数量视为给定的和已知的，只有借助于上述假设和其他一些技术性假设，才可能从理论上确定均衡的价格向量。但是这些所假设掉的东西却是我们实际进行“经济计算”所需要的那种“数据”。如果说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适应具体时间和地点情况的变化问题，那么我们就可推断出，最终的决策必须要由那些熟悉这些具体情况并直接了解有关变化以及可以弄到应付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来作出。单个头脑或中央机构是无法完成这种“知识任务”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机制就是市场“价格机制”。“价格体系的最主要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最关键的信息只是以最简短的形式，通过某种符号来传递的，而且只传递给有关的个人。”（注：注：引自F.A.哈耶克著，贾湛等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但是，这种机制并不是人类精心设计的产物，它是一种人类偶然发现的、未经理解而学会利用的体系，受其引导的人们通常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行事。
在这种认识论基础上，哈耶克明确提出了“自生自发秩序”概念，这一概念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则演变为“扩展的秩序”。所谓自生自发秩序，就是那些追求自己目的的个人之间自发生成的一种秩序，它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但不是人类有意识设计的结果。在他看来，文明于偶然之中获致的种种成就，实乃人的行动的非意图的结果，而非一般人所想象的条理井然的智识或设计的产物。尽管他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解决一个经济学上的难题，即为了解释：“整个经济活动的秩序是如何实现的：这个过程运用了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是集中在任何单个人脑中的知识，而仅仅是作为不计其数的不同的个人分立的知识而存在。”（注：转引自邓正来：《自由与秩序》，江西 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或者说，是要阐明一个市场社会是如何可能发生作用的，但哈耶克认为这个观念还具有更广泛使用范围，甚至可运用到人类所有的文明，而市场秩序仅是其中的一个范例。自发秩序的最大益处在于，它为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制度空间。“秩序的重要性和价值会随着构成因素多样性的发展而增加，而更大的秩序又会提高多样性的价值，由此使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变得无限广阔。”（注：F.A.哈耶克著，冯克利等译：《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就市场秩序而言，哈耶克认为，它同样不是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目标，但是它的优点在于，使个人可以追求自己无论是利己或利他的目标，它还使非常分散的、处在具体时空的知识有可能得到利用，这些知识只作为不同的个人知识而存在，任何单一的领导当局都不可能拥有它们。正是由于同任何中央指令性经济制度的情况相比，有更多的具体实施的知识得到利用，才使任何能得到的生产手段生产出了最大数量的社会总产品。
循着米塞斯在20世纪20年代那篇著名的论文中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批评的思路，哈耶克指出，竞争是一个发现（知识）的过程，它是一个发现某些事实的方法，而不利用竞争，这些事实将不为任何人所知，或至少是得不到利用。“在市场条件下，出人预料的结果至关重要：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过程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自己的目标采取行动的个人，确实不知道而且不可能知道他们相互交往的净结果。”（注：F.A.哈耶克著，冯克利等译：《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完全竞争框架下对竞争理论所作的发展，会误导人们对于市场运作的理解，而现代的竞争均衡理论所假设存在的情形，其实应该是竞争的结果。因此，完全竞争均衡理论没有多大价值。哈耶克认为，均衡这一概念只有在局限于单个人的行为分析时才会有明确的意义。作为一种状态，它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相互间行为预期的正确性，而均衡的趋势则不仅仅是价格和数量随着时间调整之收敛的特定模式，它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市场参与者以建立在其他人行为的更准确预期基础上的计划取代原先的建立在错误预期基础上的计划。这样，趋向均衡状态的市场过程就必定是一个相互发现的过程。他说：“至少就经济政策问题的讨论而言，我更喜欢是‘秩序’的概念，而不是均衡的概念，它的优点是，我们能够有意义地讨论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于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也可以在整个变化过程中得到维持。”（注：F.A.哈耶克著，冯克利译：《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在此基础上，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学应分析的是趋向均衡的过程，而不是专注于均衡实现的条件。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是把竞争性市场看成一台计算机，那么，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现代奥地利学派则是把市场看成是“某种收集分散在整个经济中的大量知识的社会工具”，竞争就是发现和传播信息／知识的一个过程。那些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假设成已知的东西，如最低的生产成本、产品的稀缺程度和价值、消费者的愿望和需求、消费者进行交易所需要的知识等等，恰恰都是需要经过竞争过程来发现的。竞争和知识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数以百万计的行为主体的知识融入竞争过程中，通过它们的互动作用，造成了一种经过编码处理的、价格信号形式的知识，它又为行为主体所利用（弗格特，2001）。就是说，通过利用竞争这一协调过程，一方面数以百万计的行为主体的分散知识作为投入得以利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新的知识。
经由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哈耶克建立了博大精深的“自生自发秩序”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继承了曼德维尔和休谟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理性局限性的认识，又发扬了斯密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竞争的观念，并在门格尔所开创的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理路影响下发展出了系统的市场过程理论，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人们对社会经济制度和现象的理解。
六、简评：几点澄清
1.如果说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经济自由主义兴起、发展和受到挑战的历史，那么，毫无疑问，经斯密——门格尔——哈耶克发展的自发秩序思想是了解经济学历史和推知其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线索之一。O'Driscoll认为，自生自发秩序（更确切地可以称为非设计的秩序）原则，可以被视为经济学的第一原则，而布坎南更是认为自生自发秩序是经济学的唯一原则。（注：转引自邓正来：《自由与秩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由于现有的有关经济学史著作更多关注于所谓的“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消长”，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发秩序传统的重要价值。
2.当下的人们通常把斯密和哈耶克等经济学家视为极端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的代表。这是对经济自由主义发展中的自发秩序传统的极大误解。凯恩斯在1926年《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中就曾对自由放任主义与斯密等的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明确区分，认为斯密等人的著作中是找不到“自由放任主义”字眼的，甚至他们都不曾以一种教条主义的形式表达过这一思想。事实上，在政府职能方面，斯密、门格尔和哈耶克等人始终与自由主义中的“自由放任迷梦”保持距离，力图提醒人们必须关注政府所必须扮演的积极角色，即提供一个规则和制度的框架，以使自由秩序健康成长。例如，斯密认为政府应承担起保护社会、司法公正和提供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等职能；哈耶克曾强调，私有财产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并不足以提供良好的竞争秩序。他提出，把“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仅仅解释为有限的国家行为是远远不够的，正确的解释应是：“一种有意地把竞争、市场和价格作为其指导原则，并利用国家实施的法律结构使竞争尽可能地高效与有益的政策。”（注：注：引自F.A.哈耶克著，贾湛等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哈耶克在1973年为《新世纪百科全书》撰写的《自由主义》词条中，有一章即被冠之以“自由主义立法的积极作用”，明确地揭示出为“使市场机制可以令人满意地运行”，立法框架所必须具备的积极内容，如需要一些具体的规则，使竞争受到保护，并尽可能限制垄断的发展。自由主义原则只是要求将政府的权力严格限制在实施公正行为的普遍规则范围之内。
3.在对待理性的作用问题上，自发秩序传统要反对的不是理性和制度设计本身，而是那些忽略人类知识和理性局限性的“建构理性主义”。从苏格兰思想家起，他们就并不赞成放弃理性，而是意识到理性的不可靠性，意识到了与试验、竞争相伴随的规则体系，即竞争性的进化机制。因此，可以认为，自发秩序传统是一种“演进理性主义”。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他们所持的反唯理主义的立场，决不能与非理性主义或任何对神秘主义的诉求相混淆，他们所主张的，并不是要废弃理性，而是要对理性得到确当控制的领域进行理性考察。他们要提醒人们的是，经济学家对于他们自以为能够加以设计的事情，其实所知甚少。
收稿日期：2001-10-18
【参考文献】
[1] 埃克伦德，等.经济理论与方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 巴利.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 弗格特.作为发现程序的市场经济竞争[A].帕普克.知识、自由与秩序[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5] 王焱，等.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6] 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7] 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8] Jaffe,William.Menger,Jevens,Walas De-homogenized[J].Economic Inquiry,Vol 14(Dee 1976),p.511-524.
在很多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不要政府或自由放任，甚至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这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误读，并且常常在实践上导致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滥用或否定。在一些研究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史的学者那里，整部西方经济学史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种思潮消长、替代的历史。事实上，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各个经济学流派的哲学基础中，可以看出整个西方经济思潮也是一部自由主义的兴起、发展的历史。即使是国家干预思潮（个别除外），也遵循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对坚持私有财产制度，强调经济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制度，追求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均衡或和谐。我们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两种对立的传统：一种为建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政府有意识地控制和指导是个人经济自由的保证，自由放任会导致自由的丧失，人类所有的制度都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或发明的产物，强调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则是演进理性主义，或自发秩序传统，认为在恰当的法律规则约束下，每个人自发的经济活动，追求自身利益，便可促成社会制度和经济秩序的生成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增进，强调要限制政府的干预。这两种传统的差异根源于对理性的作用的认识不同。建构论传统假定，人生来具有智识的和道德的秉赋，认为理性具有至上的地位，因此凭借理性，个人足以知道并能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到型构社会制度所需要的境况的所有细节，这使人能根据审慎思考而型构社会经济制度，在哈耶克看来，这是一种“知识的自命不凡”(pretenseof knowledge)；而演进论者对人的理性之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反对任何形式的对理性的滥用。他们认为，只有在累积性进化的框架内，个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地发挥作用，即个人理性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生活进程。在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发展的谱系中，前者有李斯特、凯恩斯、托宾和斯蒂格里茨等代表人物。所谓的自发秩序传统，则认为包括惯例、规则和制度在内的人类秩序，都并非是由于人们理性地预见到其利益而谨慎设计的，而是不同的行为主体在追求各自的目标时不经意的结果，用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弗格森的话来说，是“人类行为的后果，但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它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分别有3个重要的代表人物：18世纪的斯密、19世纪的门格尔和20世纪的哈耶克。
二、自发秩序传统的早期源流
经济自由主义中的自发秩序传统，至少可追溯到曼德维尔、休谟和弗格森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作为对笛卡尔建构理性主义的反应，这些道德哲学家对自发秩序进行过深入思考，并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尽管人们认为自发秩序传统的思想源流在16世纪经院哲学派的经济学家中就可见端倪，但第一个系统地说明自发秩序的经济学家是曼德维尔（巴利，1999）。在经济学史上，曼德维尔的作用曾被人们长期忽视。在他的《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罪恶与公共利益》一书中，曼德维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私人的罪恶产生公共利益。他看到人性在本质上是冲动的和自私的，而不是理性的、具有公共精神的。他认为，人类行为，不论是出自生命自保的冲动，抑或是为个人荣誉而产生的善举，其动机都发端于利己心。虽然人人都出于利己心行事，但一切美德都起源于这种利己心，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运行也有赖于它，甚至“芸芸众生中的首恶，亦有襄助公益的善举”。这样，曼德维尔在表面上糟糕的人性素材中确立了一种劳动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以及一种一般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和谐模式。
曼德维尔认为，在复杂的社会秩序中，人们的行为结果同他们所设想的非常不同，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无论是出于自私还是利他，都会产生一些他们并未预料甚至一无所知的对他人有益的结果。正是在构想这个论点的过程中，他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有序的社会结构——法律和道德、语言、市场、货币以及技术知识的发展——自生自发的经典模式。例如他对劳动分工的经典解释：“我们常常把它归于人类的才智，把它堪称人类洞察力的深化，而实际上，它应归于时间的延续，以及许多人的经验，他们中所有的人在天赋才能和精明上没有多大差异。”（注：引自F.A.哈耶克著，贾湛等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他指出，法律不是由某个聪明的立法者设计，而是在漫长的试错过程中成长的。在该书中，曼德维尔所要论证的要点是，社会的大多数制度既然不是设计的结果，那么一个最精巧的上层结构，又是如何在人们各自私利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人性论》中，休谟从“人类知识的狭窄疆域”（理智的弱点）的出发，说明了“职业分化”（相当于曼德维尔和斯密的劳动分工）的好处，并说明了社会中有碍合作的那些障碍是如何克服的，并由此促成了三条基本自然法则的出现：“占有物的稳定性、其转移需经同意以及信守诺言”，事实上，全部法律制度只不过是对它的表述而已。然而，就像语言和货币一样，这些规则是人为的，但不是发明和设计的。在《文明历史随笔》(1767)中，弗格森则将自发秩序思想明确地表述出来：“芸芸众生的每一个步骤和每一个行动，即使在我们所谓的启蒙时代，都是在对未来茫然无知的情况下作出的。各国摸索出一些典章制度，那固然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却不是因为实施了任何人类的设计。”他还甚至认为，“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显然，在苏格兰思想家的著作中，已闪耀着这样的思想：人类赖以在其中活动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经济制度，并不是人类可以设计的结果，它们是人们社会经济活动自然演进的结果。
三、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自发秩序
曼德维尔和休谟等思想家关于自发秩序的思想被斯密天才地在其经济思想中详尽地证明。在《国富论》中，斯密第一次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如何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增长的社会经济机制进行了经济学证明。他那倍受争议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成为自发秩序传统的经济思想中最广为接受的词汇，尽管他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只使用了三次，而正是这个比喻意味着最初以道德哲学问题形式出现的自发秩序的论证系统地转化为经济学的最重要主题之一。
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问题，其中心在于探讨一种能以有利于他人的方式引导我们的自利心从而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制度框架。在他那里，经济活动的基础是分工，分工的前提或原由是人们为了利己的目的而需要进行交换。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因此，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页。）
在他看来，当与和我们关系较密切的人交往时，同情和仁爱之心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和非个人化，依靠利己心为动力以达到较好的非出自本意的结果之需要会不断增加。
斯密曾将“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相互贸易的倾向”与“理性和言语能力”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它们都是说服别人的形式。正如上面引文所指出的，斯密所要说明的是如何说服别人来做我们所希望的。理性和言语能力是说服别人的一种方式，引导他们的利己心是另一种方式。在一个复杂的、扩展的社会秩序中，人们不能依赖别人的恩惠，“理性和言语能力”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要借助于他的利己心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分工就成为必须，这也是文明社会最可行的一种方式。理性的式微可以在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出现所作的解释中找到：
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页。）
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会促成社会总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只有在为他人利益服务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私利。这样，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就会达到和谐。对于个人而言，
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页。）
这就是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在他看来，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这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市场体系的自我调节特征并不是一种设计的产物，而是价格机制的一种自发结果。不过，斯密并不认为“看不见的手”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给社会带来好处，相反，将自利心引导向有利于社会的方面只能在适当的竞争和公正的制度下才能发生。市场诸要素的相互依存带来了市场的自发秩序，任何对这一秩序的干预不免自找失败。斯密还指出政府具有干预经济的内在趋向及其危害：
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容易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用手摆布时的作用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自己行动的原则……（注：亚当·斯密著，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2页。）
这一可被称为“棋子原理”的思想是斯密的第二经济学原理，它对于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经济运行的意义，决不亚于其“看不见的手”的第一原理（韦森，2001）。哈耶克认为：“斯密的决定性贡献，是对一个自发秩序作出了证明：如果个人只受恰当的法律规则的约束，这一秩序便会自发地产生。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大概比任何其他一本书都更好地标志着近代自由主义的发端。它使人们了解到基于对任何专制权力的彻底不信任而对权力采取限制措施，是英国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注：F.A.哈耶克著，冯克利译：《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正如斯密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的直接传人所指出的，斯密等人的所论“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被人们认为极有用的种种实在制度(Positive institutions)，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表明，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处于人为设计的政策规划，亦几乎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注：F.A.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5页。）。
四、作为不完全新古典主义者的门格尔与社会经济制度的自发型构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和斯密等开创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自发秩序传统主要由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所推进和发展。作为19世纪70年代边际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门格尔与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原理。正因如此，在多数情况下，经济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相同的一些特征，并把他们同视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开创者。这种倾向遮蔽了这些经济学家在理论建构的本来面目和意图方面的本质区别，也掩盖了他们的主要作品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后世纪经济思想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区别。最近30年来，尤其是贾菲(Jaffé,1976)的以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同代人的不同之处。最近的研究表明，边际效用原理只是门格尔的经济分析所附带产生的，而不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门格尔自己从未关注过函数的相对最大最小问题，而这是通常所认定的边际主义的本质；相反，其经济分析的着眼点在于对制度和非均衡条件的研究（埃克伦德等，2001）。在3人中，门格尔最为强调主观评价的作用。因此，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专注于一般静态均衡和将边际效用作为数学概念来应用时，门格尔的兴趣却转向了解释主观评价是如何促成了竞争性的市场发现过程。从这一角度来看，门格尔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新古典主义者。在《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门格尔，中文版，2001）中，他清晰地阐述了市场价格而非其他市场现象，作为这种主观评价过程不经意的结果是如何形成的。正如汉斯·迈耶所说，门格尔的理论是一种价格形成理论而非价格决定理论，它是关于市场过程的、而不是数学均衡的理论。
1883年出版的《经济学与社会学问题》一书则使门格尔真正成为起源于苏格兰的自发秩序传统在19世纪的最杰出代表。在该书中，他将主观主义的方法运用到更为广义的社会科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门格尔问题”：“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为什么能够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的建立呢？”这可视为是斯密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看不见的手”思想的一种简化的表述。门格尔感兴趣的是提供一种关于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构成的”解释，将之与强调特定制度是如何为了某个目的而有意识地设计的“实用主义”解释相区别。门格尔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根据个人的目的和计划来理解社会现象。经济和社会制度通过影响个人计划间的相互作用来影响人类行为。在门格尔的理论框架中，制度是个人间相互作用的所有协调方式。一个市场或一种法律体系是制度，货币也是一种制度，连价格也是一种制度。门格尔认为，社会就像一个生物有机体，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化的体系，在人与人的相互适应过程中会产生一种自发性的秩序，因而与有机生物界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表现为，不论在各自的起源、本质还是功能上，二者都具有自发的特征（杨春学，1998）。这些社会制度本身就表现为一种自然过程的产物，“表现为历史发展的无意识的产物”，而不是“某种旨意的结果，或社会成员的协议和纯粹立法的结果”（注：参阅Menger,Carl,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University of Illinois,1963,p.155-159。）。
门格尔著名的货币起源理论是自发秩序的典型例证。它经常作为门格尔独特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应用而被人们提及，而迈耶则将之称为“遗传——因果”理论而非“功能”理论的一个例子。门格尔指出在物物交换的情况下，人们面临寻找贸易伙伴的困难（即所谓的“双重需要的巧合”问题）。一些行为人会逐渐意识到，如果能够拥有其他人也想得到的物品，那么他们就可以使交易变得可行。这样文化传递的过程就开始了，在其中，不同的人会对其他人的主观偏好尽力地进行准确了解。那些能得到对较多的“其他人”具有更大主观价值的物品的人，就能更容易开展交换活动，从而变得更富裕。他们这样做的同时，其他人也会进行观察和模仿，这样，这些人也开始使用这些物品作为交换媒介。随着作为交换媒介的物品种类减少，对每一种的需求就增加，也使得它们更适合作为交换媒介。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过程就会使媒介集中于一（或两）种物品，而这种物品对人们具有较高的主观价值，同时满足货币的特点，如稀缺性、可贮藏性、可携带性和可分性等等。最后，这种商品就会成为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即货币。因此，货币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但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我们所需作出的人类行为假设是，为了得到想得到的物品，人们愿意进行贸易，并希望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进行。事实上，语言、法律、市场甚至国家的形成都具有这种进化的自发的特点。
门格尔的理论始于个人主观评价，而终于以“社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制度。这些制度起着有效整合社会的功能，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实质上是各个人之间彼此适应的结果。他强调，这种自发力量极为复杂，且复杂多变是它的本质特征，也是它的神秘力量之所在。它的产生，虽与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分散行为有关，但绝不是人类的智慧所能替代或设计出来的。赫维茨(Horwitz,2000)认为，门格尔将斯密对经济进步集中于分工的讨论引向对（分散的）知识的更广泛的讨论，在斯密与哈耶克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五、哈耶克：知识、市场过程与扩展的秩序
门格尔的社会经济制度自发型构的思想得到了奥地利学派在20世纪的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发展。作为自发秩序思想的集大成者，哈耶克将自发秩序传统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他对自发秩序思想的扩展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休谟、门格尔的基础上为自发秩序思想提供了一个认识论背景，而这在休谟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和门格尔那里只是隐含的；二是清晰地阐明了市场过程乃至整个社会的自发秩序形成过程以及经济制度尤其是市场价格在其中的作用。
哈耶克对自发秩序传统的一大贡献是他强调了人类在有意识地设计和指导我们的制度和产出方面具有不可避免的认识局限。哈耶克对知识问题的探索是终其一生的，正如他自己在其生前最后一本重要著作《致命的自负》中所说的：“理解了信息（或事实知识）传递的作用，也就为理解扩展秩序敞开了大门。……从我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首次取得突破，通过认识到‘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和‘知识的虚妄’，再到阐述我的信息分散理论，直到最后提出我的有关自发形态比中央管制更优越的结论，的确花费了一段漫长的时光。”（注：F.A.哈耶克著，冯克利等译：《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在1936年发表的著名演讲“经济学与知识”中，哈耶克在批判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式时强调了3个重要问题：(1)均衡的存在与人们掌握的知识有密切的联系。对于均衡来说，社会成员为其行动所作的不同计划必须是相容的。要使之出现，每一个人的计划都必须“恰好以其他人倾向于作出的那些行为的预期为基础，”而且“所有这些计划都建立在一系列相同的外部事实上，使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可以在特定的情形下改变其计划。”（注：注：引自F.A.哈耶克著，贾湛等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假如人们知道一切事情，他们就处于均衡当中，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仅仅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定义均衡的。(2)被经济学界视为基于“劳动分工”之上提出了最具原创力的“知识分工”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3)市场经由价格机制传播知识而具有使人们的计划相协调从而使非均衡趋向于均衡的作用。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