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单位能认真贯彻省委关于建设平安陕西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区委工作要求，积极抓好平安创建工作，根据《铜川市王益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2）》的文件精神，组织部高度重视，立足组织部门实际，迅速成立区委组织部平安王益建设领导小组，制定印发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实施方案》，夯实措施，多点发力，有效维护全区政治社会稳定，现将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任务完成情况
（一）发挥职能作用。一是率先完成镇（街道）政法委员配备工作。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政法委员会《关于推动落实全省乡镇（街道）党组织配备政法委员的工作意见》文件精神，王益区迅速开展1镇、6街道政法委员配备工作，按照干部任免程序，由各镇（街道）党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员，负责本辖区政法及综治维稳工作，此项工作已全面完成。 二是将综治维稳作为干部考察的重要考量标准。在干部酝酿时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选人用人关口，坚持把“对党忠诚”作为领导干部第一政治品质来要求，将“干净干事”作为干部立身之本、创业之基，强化“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建立综治工作领导责任追究制和“一票否决”制，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综治各项举措落实不力，导致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的坚决做到“一票否决”。同时，按照《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的要求，在职级晋升考察环节征求纪检监察机关意见的同时核查信访举报，对发现有问题没有查清的，不得晋升职级，有效防止“带病提拔”。三是纳入目标年度考核体系。区考核办已将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考评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年度任务两项指标纳入2020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指标。
（二）加强街道社区党组织建设，构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一是强化保障落实。按照《关于印发铜川市加强社区基础和服务保障实施细则的通知》要求，落实每个社区每年1.5万元党建工作经费，严格执行经费支出审批和标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主导作用，防止党建工作经费“不乱用”，用得其所。二是全面推行网格党小组建设。充分借鉴红旗社区经验，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网格党小组建设工作的通知》（铜王组发〔2020〕49号），在全区推进“党建网格”建设，以现有社区网格为基础，依托辖区单位、居民小区、商务楼宇、社会组织等，以单建或共建形式，在每个网格中建立党小组。将20个社区划分为261个责任网格，形成了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网格党小组为主体、网格党员为支撑的三级网格组织管理体系，并将党建工作、民意征集、服务代办、矛盾化解等工作全部下沉到网格，有效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区20个社区261个网格，单建网格党小组77个，联建53个，辖区单位在职党员、社会组织党员和党员志愿者等共1400余名参与社区网格服务。
三是全面实行“兼职委员”。聚焦破解城市基层党建统筹协调难、资源整合难、工作推进难的问题，在全区推行驻区单位负责人担任社区“兼职委员制”，通过签订共建协议、交叉任职、人才结对培养等加强组织共建，通过共同开展活动、加强党员教育等推进活动共联，通过整合盘活信息、阵地、文化、服务等实现资源共享，构建党员“一方隶属、多重管理”的党建共同体，做到组织融入、工作融入、感情融入，真正变“两家人”为“一家亲”。目前，全区已有48家驻区单位到社区担任兼职委员，共同研讨党建、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重大事项。
（三）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增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
一是持续抓好社会组织党员队伍发展。紧紧围绕“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工作方针，在年初制定非公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重点任务，细化任务目标，层层压实责任，扎实做好党员发展工作，不断壮大社会组织党员队伍。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人士、党员参加各类党建主题活动。坚持以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双提升、双融入、双服务”为抓手，扎实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年活动，在落实好“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基本制度的同时，开展“党建指导员选派”、“党员微课”、“评星晋级、争创双强”和“党建引领强堡垒、争当先锋作表率”书记讲堂竞赛等主题活动8次。三是制定社会组织党组织“梯形进阶”动态考核管理制度。以“梯形进阶”分级管理制度为着力点，按照党组织制度建设、主题活动开展、党员队伍发展、党组织作用发挥、典型培树等重点内容，对每个星级党组织实施梯形动态分级管理，切实抓实抓细党组织各项工作，使每项工作看得见、推进稳、有成效。
（四）持续深化“六联六送六必看”行动。充分发挥老干部作用。为保障全区离退休老干部“学有组织、乐有场所、养有保障、为有平台”，区委老干局在全区离退休干部中持续深化“六联六送六必看”行动，以社区资源为依托，在云梦堤社区开展“四就近”服务试点工作，成立离退休支部及老年大学分校，为离退休老干部“就近学习、就近活动、就近得到照顾、就近发挥作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积极引导离退休老干部自觉自愿为平安建设献计献策，引导参加居住地所在的社区（村）、周边小区的平安建设义务宣传服务，切实有效提升全社会的平安建设参与率、满意率、知晓率。
二、存在问题
全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保障机制落实还不到位。目前，全区20个社区都根据网格分布和各自工作实际建立了网格党小组，但在落实保障党小组活动经费和阵地建设方面还不到位。二是单位行业系统党建融入属地工作成效不明显。各街道在推进此项工作中缺乏思路，可复制、可借鉴的办法不多，党建联席会议质效不高，兼职委员推行不力，共驻共建活动缺乏载体，双向融入互动格局未有效形成。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全面发挥好网格党组织作用。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织密为民服务网络，延伸党建工作触角，真正变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网兜。同时，推进智慧化体系建设，切实整合现有信息化服务平台，打通壁垒，让管理服务更智慧更有效更便捷，真正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二是大力推动单位行业系统党建融入属地工作。针对联建共享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落实好社区“兼职委员”制，完善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深化与驻区单位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服务共做、活动共联，着力构建融入式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新格局。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我是谁啊”为你整理了这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调研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调研报告
为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晋城、法治晋城，按照政协晋城市委员会2020年度协商计划安排，2020年11月—12月，由市政协副主席崔守安带队，社会法制委员会组织部分市政协常委、委员组成专题调研组，深入各县(市、区)及市直有关单位，对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进展情况
去年12月3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召开，部署启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会后，我市对标一流，迅速行动，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中央、省委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第一期试点城市的决策部署，立足我市连续八年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名列全省第一，三获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的优势，提出创建试点城市目标。有关部门结合我市实际，积极申报，完成了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今年5月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我市以“三零”单位创建为抓手，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紧盯治理难题，聚焦基层基础，突出晋城特色，整合资源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督导考核，形成了党建联片共建、矛盾联调共治、信息联通共享、部门联手共创、城乡联动共赢的互联共建态势，试点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全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暨“雪亮工程”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晋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支持和肯定。从进展情况看:
一是制定了明确细化的目标体系。坚持市委统一领导，出台了三个指导性文件:《中共晋城市委、晋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中共晋城市委平安晋城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2020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指引任务分解表》。各县(市、区)及市直有关单位结合实际，认真对照各项目标任务，逐条细化工作措施，印发了工作方案，建立了目标评价体系。目前，市县两级已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纳入“十四五”规划、全市平安建设考评和市委目标责任考评体系，与各级表彰奖励、干部提拔使用、晋升晋级、文明单位创建挂钩，以考核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今年5月20日我市召开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动员部署大会。市委书记张志川作动员讲话，要求“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晋城经验”、提供“晋城样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市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石云峰就推进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作安排部署。9月11日我市组织召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观摩交流会和工作推进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抓好任务落实，完成工作进度。成立了市委党校骨干教师组成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课题组，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纳入了党校教育。同时，还召开3次建言献策座谈会、7场“法学沙龙”。专家学者及相关人士就试点中的目标完成情况和存在问题深入研讨、开展交流，提出工作建议。当前，全市目标导向明确，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二是形成了有效运转的责任链条。按照市委关于试点城市创建和文明城市创建“双轮驱动、双创并重”的要求，我市把试点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形成了市级统筹协调、县级组织实施、乡镇(街道)强基固本的市域社会治理链条。根据工作需要，我市成立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组，在市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明确了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试点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和党建引领工作推进小组、法治工作推进小组、德治工作推进小组、自治工作推进小组、智能化工作推进小组。各县(市、区)按照市委要求，加强组织领导。目前市、县“一办五组”工作专班都已按年度重点建设项目要求，发挥牵头作用，加快组织实施。为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小、落实，建立了试点工作联络员报告制度和督办制度。同时注重宣传推动，在主流新闻媒体和“一网两微三号”晋城政法新媒体宣传群组开设市域社会治理专栏，反映工作进展，总结特色经验，创造良好氛围。
三是推出了具有特色的典型经验。在自治方面，城区洞头村、陵川县小召村、沁水县下沃泉村等，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形式，广泛开展村民议事、民情恳谈等基层民主协商活动。在法治方面，积极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沁水县龙港镇派出所、城区白水街派出所、阳城县凤城镇派出所、高平市城南派出所争先进、创亮点，做到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陵川县县城老干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发挥离退休干部专业知识和经验优势，32年服务平安陵川建设，受到中组部表彰。沁水县组建了以县矛盾调解中心为龙头、区域调委会为依托，乡、村两级调委会为前沿，有关调解室为补充的人民调解网络，“司法确认”和“调援对接”机制调动了调解纠纷的主动性积极性。泽州县川底法庭建立和事佬工作室，开展诉前调解，打造“川底模式”。在德治方面，阳城县演礼乡献义村重视道德教化作用，坚持以德治村，坚守和谐之道。城区黄城社区挖掘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精髓，打造陈廷敬文化品牌，为社区治理提供精神动力。在智能化建设方面，创新开发晋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智能化工作平台。“雪亮工程”走在全省前列，已接入7720路一类监控视频、4000路二、三类监控视频，联通了视联网，具备省、市、县、乡视频会议功能。市大数据局与阿里巴巴合作开发的智慧政务、智慧停车等16个集成建设项目，获2019—2020年度数字政府建设卓越实践奖。高平市以数字政府建设为支撑，打造出县域社会治理“高平新样本”。城区实行全科网格管理，划分网格682个，为每个网格落实了每年6000元的绩效补贴，提高了网格员的职业认同感和幸福感，有效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在心治方面，泽州县实施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工程，加强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工作，实现一般人员不脱节、重点人员不失控两个确保，社会心理健康水平整体提高，社会治安案件连年下降。
二、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我市在试点工作中激发了活力，取得明显进展，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1.党建引领有待加强。有的党组织党建理念和工作方式陈旧，不适应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创新意识不强;有的弱化、虚化、边缘化，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有的工作机制不适应治理需要，街道社区和农村统筹协调能力弱，共治共建未形成常态;有的工作行政化、停滞化、务虚化倾向严重，创建积极性不高，内生动力不强。
2.治理主体参与不够。政府职能部门民主决策不够到位，依法行政仍有差距，提供的公共产品不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行业监管存在失位缺位现象，齐抓共管矛盾风险机制未形成常态;群团组织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预防违法犯罪的制度化渠道仍需进一步拓宽，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全市1100多个社会组织整体上发育不健全，城乡基层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专业调处类、治安维稳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作用不够明显;青年参与缺乏支持。基层社会治理制度滞后于青年日益增长的参与热情，还没有为青年参与社会治理开辟足够的空间，对青年参与社会治理支持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增强。相关部门对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政策扶持力度不大，在经费保障、业务培训、孵化支持、联系对接等方面缺少有效举措;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不完善，尚未建成平行、互动、多样的群众参与网络平台，网络问政刚刚起步。如何有效引导各界人士发挥自身优势参与社会治理，也成为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3.多元解纷尚未形成。思想认识存在偏差。社会普遍关心、支持、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氛围不浓，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志愿者占人口比重较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信访不信法”的社会心态依然存在;政策法规不够完善。各部门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定位和职责散见于各级各类文件中，纠纷解决的工作机制、程序设置及资源配置等具体规定多是基于各县(市、区)实践经验的总结，针对多元纠纷化解途径、化解流程、法律效力的确认、组织保障等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调解工作发展不均衡。司法调解发展迅速且相对规范，行政调解较为被动且实效不强，人民调解专业化程度有待提升，社会组织调解尚在探索起步中。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人民调解员绝大多数都是兼职的，整体年龄偏大，政策法律素质不高，工资待遇低，人员流失现象明显。调解经费保障落实难，有预算无经费的情况普遍存在;人案矛盾非常突出。全市法院员额法官人均结案173件，阳城法院人均结案276件，反映出诉前调解还有很大空间。潜在矛盾风险还很突出。我市房地产领域的违规预售和延迟交房风险、金融领域的非法集资风险处在集中爆发期，受疫情影响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信访积案化解困难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站在更高层面完善多元解纷机制，提前布局解决问题。
4.信息共享还有差距。多年来，相关部门都建有平台，但基础数据信息共享共用难、相互流转难，存在“信息孤岛”“数据壁垒”“各自为政”现象，缺乏统一规划、联动协作，信息平台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如市法院加强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探索开展诉调对接和繁简分流工作。市检察院依托“12309”检察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服务。市公安系统正在推广建立“立体化信息化治理防控平台、智慧大脑、晋治安APP、掌上派出所”为主的信息化大数据平台。司法系统建有统一的指挥平台。市大数据局也建立了“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但这些平台未执行统一标准，数据资源共享体系不完善，社会治理有关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存在困难。在网格化管理中，许多诉求和问题上报到街道或县级指挥中心后，因为事权问题无法及时处置，而指挥中心又无法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导致事件流转不畅通、群众不满意。
5.保障机制仍需完善。在调研中，通过对社会治理组织体系、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社会治理配套设施、社会治理保障举措指标的分析，反映最为强烈的是社会治理保障举措，最需要的是资金和人才。政府购买服务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开展公共服务的支持，远远不能到位。市县两级财政紧张，费随事转的经费投入机制未有效建立，用于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的资金有限。市级财政2019年安排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82.8万元，2020年安排专项经费85万元，要完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行动计划所列项目还有很大困难。从对社区的支持力度看，城区财政每年列专项经费，而其他县相对较差。在社会资金投入方面，由于相关支持政策不完善，目前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和农村服务严重不足。基层自身“造血”功能更是低下。人才制约较为突出。我市注册志愿服务组织2000余个，志愿者35万余人，我市也为所有在职党员颁发了《在职党员进社区报到证》。但这两支队伍主要是在创文中组建的，如何以常态方式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从组织和制度上进一步完善。社区和农村骨干人才队伍选、育、管、用“成长链”不健全，特别是党组织书记人难选、人难留问题突出。普遍面临工作人员不足，很难抽出专人开展工作，加之薪酬待遇、职业发展所限，社会工作者青黄不接。
三、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意见建议
为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探索具有晋城特色、时代特征的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以下意见建议。
(一)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路子。一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锚定目标、先行先试。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试点建设为牵引，以防范化解市域重大风险为着力点，以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坚持统一性与创造性相结合、试点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统一、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衔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使市域社会治理更好体现试点要求和晋城特色;二要按照市委党建“四句话”要求，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厚植市域社会治理优势。打破思想观念、行政级别、行业分割籓篱，统筹兼顾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把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治理合力;三要以良好政治生态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环境。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零”单位创建等重点工作，不断促进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山清水秀;四要创新党建模式，增强市域社会治理活力。在党建引领方面，推进三级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包括县级党群服务中心、街道社区商圈楼宇党群服务中心、党群服务驿站，构建“15分钟党建服务圈”，打通最后“一公里”，把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主阵地。在街道社区，推行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和兼职委员制。开展“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和“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参与社会治理活动。在乡镇农村，推进“村村联建、村企联建、产业联建、城乡联建”大党建格局，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村级治理体系。
(二)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一要健全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机制，完善政府社会治理考核问责机制。以人为本，解决好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权益保障、公平正义和发展短板等问题，集中做好基础性、普惠性民生工作，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为民谋划、为民办事、为民解忧，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要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牢牢抓住基层基础这一本源，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明确乡镇推动社会治理具体任务，最大限度将各类社会矛盾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广泛开展行业依法治理，加强全过程监管，健全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重点对道路交通、劳动争议、婚姻家庭、土地、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旅游、医疗等纠纷多发领域进行排查，及时发现不稳定风险隐患;三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推动民主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完善党建带群建制度机制，推动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广泛动员组织群众投身市域社会治理实践。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建立健全激励补偿机制，鼓励社会组织积极依法参与社会治理。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展，让社会组织的微治理释放出大能量。还要发挥青年日益增长的参与积极性，为他们充分参与社会治理开辟足够空间。发挥律师在协调解决社会矛盾、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等方面的作用。发挥新媒体网络人士在传达公共意见和利益诉求、传播正能量等方面的作用;四要坚持晋城的事大家想、大家说、大家干，开展美好社区、美好乡村示范创建活动。及时总结、广泛宣传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以示范创建带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先行先试带动各地普遍创新，形成争创一流的良好氛围。开展电视问政和网络问政。加大群众意见在社会治理绩效考评中的权重，让人民群众成为市域社会治理的最终评判者。
(三)建设多元解纷平台，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一要充分认识多元解纷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广泛宣传多元解纷的典型案例和特点优势，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非诉讼方式调解的便捷、高效和低成本，提高群众认可度;二要完善政策规定，进一步明确党委政府、司法机关、基层组织及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纠纷化解主体的职责任务。对多元解纷的资源配置、途径渠道、程序设置、法律效力的确认、组织保障，以及多元主体参与调解的渠道、不同调解类型的衔接配合等作出总体设计。探索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将调解、仲裁、公证等多元解纷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加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力度。重视引入“两代表一委员”、心理专家、社区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等力量参与解纷工作;三要建立统一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推动地区、部门之间技术兼容、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探索提供线上咨询、评估、调解、仲裁、诉讼等专业服务。当前应以各县(市、区)为主体，推动综治中心、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信访接待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融合，建设集受理接待、协同指挥、分流转办、调处化解、司法确认、跟踪督办为一体的“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一个窗口”受理群众提出的各类纠纷化解诉求。采取常驻、轮驻、随叫随驻相结合的方式，安排或引导政法部门、行政部门、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法律咨询、心理服务、仲裁、鉴定、公证、评估、保险等调解主体和社会力量入驻中心。建立受理窗口与入驻部门协调对接机制，对有非诉讼方式调解意愿和可能的矛盾纠纷，依据纠纷性质分流至不同调解组织和主体予以化解。对调解成功的矛盾纠纷，及时出具调解协议书，如有必要可引导当事人依法申请司法确认，提高调解协议履约率。对调解不成或不适合调解的矛盾，导入仲裁或诉讼程序，构建闭环化解流程，做到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XXX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平安中国建设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社会稳定，全力推进平安下马塘建设，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现将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统筹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将社会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工作重点；抓好统筹结合，注重将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制度安排、决策部署和市域社会治理相结合,注重将社会治理工作与平安创建、文明创建、精准扶贫、“放管服”改革、民生工程建设等中心工作相结合。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各项工作进行系统部署,推动社会治理的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推动建立各类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重大不稳定问题清单制度,使大量社会稳定风险得到有效预防、大量矛盾纠纷得到源头化解。健全多元主体参与平台,为群众提供“一站式”调处服务。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化解矛盾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心理氛围,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防范治安风险。
三、 坚持以大数据应用为抓手,加快推进政法综治工作智能化。
推进社会治安基础大数据建设。依托综治组织统筹协调的职能优势,网格化平台等各类政法综治维稳专业数据资源，加快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据联网应用,利用监控探头,基本实现对交通要道、重点地区、复杂场所、居民聚居区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全覆盖，有效预防了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
一、成立组织，强化责任
针对鹤壁市留守儿童问题，市委领导高度重视。市委有关领导专门听取了团市委关于留守儿童工作的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团市委十分重视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将其纳入重要工作议事日程，成立了以团市委书记为组长、副书记为副组长的关爱留守儿童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由学校部、权益部、少工委联合负责的工作小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工作机制。同时，各县（区）团委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团市委与各县区团组织负责人签订了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关爱留守儿童工作责任书，实行定人员、定责任、定奖惩的工作责任制，将工作实绩与年度工作考评挂钩，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此基础上，团市委计划在全市各级团组织中开展以“平安留守.快乐成长”为主题的留守儿童关爱活动，对关爱留守儿童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确立了以活动开展促工作进步的基本思路，为切实做好留守儿童关爱行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创新方式，丰富载体
针对留守儿童缺乏有效家庭管理教育的实际情况，团市委计划鼓励动员基层乡镇、农村和社区的团干部担任留守少年儿童的“义务家长”，为留守少年儿童的学习、生活、安全等提供力所能及地、有针对性地帮助，给予他们亲情般的关爱。“义务家长”每季与留守少年儿童家长或监护人联系两次；“义务家长”每月与帮扶少先队员至少联系一次。“义务家长”在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重要节假日对帮扶留守少年儿童进行一次家访，力所能及地给留守少年儿童生活上一些资助；“义务家长”每学期与在外打工的留守少年儿童家长书信或电话联系一次，通报留守少年儿童情况。
三、立足职能，深入宣传
团市委立足自身职能，充分发动各级团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广泛深入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宣传教育工作。一是组织志愿者队伍进社区、进学校、进广场，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题宣传；二是安排各级团组织动员公安、检察、律师等队伍中的志愿者、法制副校长等，分别前往各主要中小学，利用“法制课堂”“法制讲座”等形式，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宣讲；三是组织开展“两法一条例”宣传，让志愿者走上街头，通过展板和传单进行宣讲，让社会更加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四是利用宣传活动，抓紧中小学生在校时间开展未成年人自救自护教育，组织各学校团委、少先队开展防灾演练；发动志愿者前往贫困山区小学开展预防溺亡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并发放青少年自救自护教育卡通书、防溺亡宣传单等。
四、借力新媒体，扩大覆盖
一是以12355青少年维权热线为平台，采取组建专业工作人员队伍的模式，由法律、心理等方面的专家和志愿者为青少年提供法律、心理、维权、自护等方面的免费咨询服务和受理对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行为的控告、投诉。计划今年将开展一次面向留守儿童的热线仪式，配合新闻媒体介绍热线的使用方法和具体作用，扩大热线在我市留守儿童群体中的知晓度，切实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多种形式层次推进，深化留守儿童帮扶活动。二是充分利用团属微信、微博、网站等网络新媒体开展相关宣传工作。在团市委微信公众号“青春鹤壁”和官方微博进行不定期预防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小知识，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吸引未成年人阅读，开辟专栏进行宣传，通过视频和图文宣传安全教育专题知识；同时组织各级团组织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播放关于中小学生预防危险、安全教育视频，扩大宣传范围，尽量多地覆盖广大未成年人，利用微信微博阵地每周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一法一条例”的宣传，通过网络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
五、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工作开展以来，我们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有：
（一）由于团市委人手力量不足、经费困难，在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存在覆盖范围不够广的问题。
（二）宣传形式比较传统，宣传手段和内容仍显单一在今后的防艾宣传教育工作中有待进一步创新。
结合存在的不足，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一）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及内容继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一、成立组织，强化责任
针对鹤壁市留守儿童问题，市委领导高度重视。市委有关领导专门听取了团市委关于留守儿童工作的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团市委十分重视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将其纳入重要工作议事日程，成立了以团市委书记为组长、副书记为副组长的关爱留守儿童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由学校部、权益部、少工委联合负责的工作小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工作机制。同时，各县（区）团委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团市委与各县区团组织负责人签订了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关爱留守儿童工作责任书，实行定人员、定责任、定奖惩的工作责任制，将工作实绩与年度工作考评挂钩，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此基础上，团市委计划在全市各级团组织中开展以“平安留守.快乐成长”为主题的留守儿童关爱活动，对关爱留守儿童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确立了以活动开展促工作进步的基本思路，为切实做好留守儿童关爱行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创新方式，丰富载体
针对留守儿童缺乏有效家庭管理教育的实际情况，团市委计划鼓励动员基层乡镇、农村和社区的团干部担任留守少年儿童的“义务家长”，为留守少年儿童的学习、生活、安全等提供力所能及地、有针对性地帮助，给予他们亲情般的关爱。“义务家长”每季与留守少年儿童家长或监护人联系两次；“义务家长”每月与帮扶少先队员至少联系一次。“义务家长”在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重要节假日对帮扶留守少年儿童进行一次家访，力所能及地给留守少年儿童生活上一些资助；“义务家长”每学期与在外打工的留守少年儿童家长书信或电话联系一次，通报留守少年儿童情况。
三、立足职能，深入宣传
团市委立足自身职能，充分发动各级团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广泛深入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宣传教育工作。一是组织志愿者队伍进社区、进学校、进广场，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题宣传；二是安排各级团组织动员公安、检察、律师等队伍中的志愿者、法制副校长等，分别前往各主要中小学，利用“法制课堂”“法制讲座”等形式，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宣讲；三是组织开展“两法一条例”宣传，让志愿者走上街头，通过展板和传单进行宣讲，让社会更加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四是利用宣传活动，抓紧中小学生在校时间开展未成年人自救自护教育，组织各学校团委、少先队开展防灾演练；发动志愿者前往贫困山区小学开展预防溺亡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并发放青少年自救自护教育卡通书、防溺亡宣传单等。
四、借力新媒体，扩大覆盖
一是以12355青少年维权热线为平台，采取组建专业工作人员队伍的模式，由法律、心理等方面的专家和志愿者为青少年提供法律、心理、维权、自护等方面的免费咨询服务和受理对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行为的控告、投诉。计划今年将开展一次面向留守儿童的热线仪式，配合新闻媒体介绍热线的使用方法和具体作用，扩大热线在我市留守儿童群体中的知晓度，切实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多种形式层次推进，深化留守儿童帮扶活动。二是充分利用团属微信、微博、网站等网络新媒体开展相关宣传工作。在团市委微信公众号“青春鹤壁”和官方微博进行不定期预防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小知识，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吸引未成年人阅读，开辟专栏进行宣传，通过视频和图文宣传安全教育专题知识；同时组织各级团组织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播放关于中小学生预防危险、安全教育视频，扩大宣传范围，尽量多地覆盖广大未成年人，利用微信微博阵地每周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一法一条例”的宣传，通过网络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
五、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工作开展以来，我们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有：
（一）由于团市委人手力量不足、经费困难，在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存在覆盖范围不够广的问题。
（二）宣传形式比较传统，宣传手段和内容仍显单一在今后的防艾宣传教育工作中有待进一步创新。
结合存在的不足，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一）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及内容继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一)深入推进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基层和谐稳定
1、深化矛盾排查化解工作，围绕涉农问题，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坚持和完善每月摸排调查机制，做实工作台账，落实到人、限期化解。
2、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妥善解决土地管理、环境保护、农村黑恶势力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打击基层涉黑犯罪，査处基层党员干部失职、渎职、涉农领域违纪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3、加强维稳分析研判，落实和加强对基层维稳形势的分析研判，推动维稳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4、切实解决历史积案，对“钉子案”“骨头案”实行一案一策，落实包案领导和责任人，限期解决，认真总结发现共性问题，推动面上问题的解决，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解决信访积案和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切实把上访问题解决在市，域范围内。
(二)深入推进涉农土地问题整治，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5、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款，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开展自查自清，逐项落实整改，3年内全面完成清理任务。
6、落实农村留用地。建立历史用地台账，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決全镇留用地历史欠账。
7、集中开展农村土地“三乱”问题专项治理。对农村乱占、乱卖、乱租土地问题进行摸底排查。
(三)深入推进农村土地权益保护，规范农村“三资”管理。
8、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认真研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尊重农民意愿，认真做好确权工作。
9、加强农村“三资”管理，抓好农村产权流转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完善平台体系的应用开发、监督管理，规范化运用。
(四)深入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统一规范公共服务运行。
10、大力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统筹整合服务资源，建设多功能综合服务中心，实现机构人员、场所挂牌、流程内容、信息系统、经费保障五个统一。
争取到2022年建成文化体育、卫生计生、就业保障、食药安全、警务治安、人口党建、法律服务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共服务平台，全面实现“有机构、有牌子、有办公场所、有办公设备、有制度、有人员、有台账、有经费”。
11、推进基层民主和法制建设，完善“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
(五)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12、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明确基层党组织的职责，突出党组织的人事安排权、重要事项决定权。
13、规范村极组织运作，全面实行班子联席会议制度和党群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操作流程。
14、持续整顿软弱涣散组织，制定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按比例排查整顿，形成常态化机制。
六)其他方面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我镇将“三零创建”与市域社会治理相结合，坚持边扫边治边建边创。设置了专门的域社会治理办公室，域社会治理领导组及各项职责。
因xx镇位于城郊，按照市委的指导意见，结合工作实际，我镇制定了十户联防、五级联动、三村联控的“1053”工作法。以十户为一个单元，推选出一位政治素质高、工作认真负责、在群众中有威望的党员(或群众)担任网格长，积极发挥“监控员”“宣传员”角色，认真落实人防、物防措施。五级联动抓落实。包镇市领导、镇干部、村“两委”主干、网格长、个户五个层级形成联动机制。
包镇市领导强化督促指导，镇干部具体落实工作任务，村“两委”主千直接上手、直接抓，网格长发挥纽带作用，畅通信息渠道。通过五级联动工作机制，能够快速有效地下达指令、收集信息、解决问题，进一步形成联控。通过村与村之间进一步加强了信息互通、团结协作，进一步强化工作合力，真正实现各项工作落细落实。
以党建为核心，坚持以“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和谐乡村”建设为主线，以点带面，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加强治安管理、加强扫黑除恶、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等措施，着力助推市域社会治理工作。
关键词：市民社会理论；社会治理模式；城镇化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表明社会治理领域变革已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关键点之一。当前，中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时期，社会形态加快转变，社会风险逐渐累积，社会治理难度日益增大。此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公民社会理论，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顺应政府深化改革的趋势，紧抓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研究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双重意蕴。
二、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由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率先提出，后经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等学者发展而来。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源于黑格尔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它建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分离基础上。马克思从“二分法”的视角出发，将社会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一切私人的利益关系、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私人物质交换形式及其交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组织的总和。政治社会则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是市民社会的具体体现，市民社会的组织形态决定着政治社会的组织和运动形式。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语来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社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这从根本上说明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关于国家绝对控制市民社会论点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社会，即“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 [2]
葛兰西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点。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依然是政治社会的基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市民社会是一个潜在历史行动的领域，但它不属于结构，而是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3]与马克思最大的不同是，葛兰西更加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使得市民社会具有了文化意义。由此，他认为：“国家=市民社会+政治社会”，[4]而不是马克思关于国家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总和的论断。国家或政治社会则是由那些行使统治权的一系列公共机构（如政府、法庭和军队等）构成。
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深受马克思和葛兰西市民社会观点的影响，整体来看，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二分”阶段向“三分”阶段的过渡。在二分阶段，哈贝马斯认为整个社会结构依然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构成。市民社会是社会结构中与公共权力相分离，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部分。从经济和文化两个角度来看，这一私人自治领域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经济领域，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二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公共领域，它主要意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5]在三分阶段，哈贝马斯眼里的市民社会仅仅只有文化含义了，“它不再包括控制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经济领域。……‘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这样的组织包括交汇、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它组织等。”[6]可见，“哈贝马斯更加侧重于市民社会的组织和文化意义，进一步明确地将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划分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市民社会三个系统。”[7]
从马克思到葛兰西，再到哈贝马斯，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正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逐渐成熟。这一治理理论对中国在经济社会转型和社会形态多元化的阶段背景下，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模式有着重要的启示。
三、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三位一体”模式
社会治理改革理应是与经济社会转型同步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民社会不断生长，多质态的现象愈发明显，中国党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指导，并借鉴西方社会相关治理理论，沿着“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的方向，不断展开社会领域的治理变革，已取得了诸如“参与式治理”等一系列的成效。强化了中心-边缘的治理模式，使政府作为社会治理唯一主体的现象更加隐蔽。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表明社会系统是由政治、经济和市民三大子系统构成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应该体现政治、经济和市民平等主体性的结合。因而，在中国社会多质态化、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现实背景以及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背景下，“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应当被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市民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替代。“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模式是由政府、微观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个治理主体，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基本目标，以平等地沟通、协商、信任为基本原则，针对各类别的社会事务共同合作开展多层次网络治理活动的一种模式。“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模式具有明显的多元性、多层性和区域性等特征。
四、中国“三位一体”社会治理模式的政策选择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的社会形态正悄然变迁，社会生长凸显多质态特征，传统的党政一体化治理模式不在适应多元化的社会质态，社会风险逐渐加大。中国将改革之手伸向社会治理领域，着力厘清政府、企业与社会的边界，积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位一体”合作式社会治理模式已成必然趋势。本研究认为，有以下五条政策路径可供参选。
一是，深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在“三位一体”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引导、规范、监督和支持，这就要求变革政府传统的管制方式，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向“小政府、强政府”迈进。为此，一要积极贯彻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促进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树立牢固的服务观念；二要大力推行简政放权式行政改革，敢于将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予以让渡，把政府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三要在让渡权力和缩短行政层级的同时，政府须通过良好的法制管理社会秩序，尤其是涉及民生的公共领域。
二是，不断提升社会自治能力。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平衡要求社会在政府放权的同时，也要不断生长壮大，强化社会自我治理的能力。因而，我们首当其冲的是要理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是要加大对非政府、非盈利组织的财政支持力度，缓解社会组织的资金压力，同时应鼓励社会组织自筹资金，实现政府与社会协同提高社会组织的生命力；再次是要重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不断提高社会组织运营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效率；最后是鼓励同性质或同类别的社会组织进行联合，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对分散的社会组织进行规范、支持、管理和引导，提高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三是，合理利用企业家精神。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企业家精神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当今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开发利用企业家精神是有必要的。故此，一要大力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推动企业家精神由“生产性”向“社会性”转变；二要依托税收优惠、财政支持等政策，引导企业承接政府、社会组织的外包服务；三要鼓励企业进入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等公共领域，缓解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资金和人员压力；四要加大对获取公共资源行为的监管和惩罚力度，避免企业为获得公共资源而诱发的寻租现象。
四是，健全层级社会治理体系。中国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层级性突出，形成健全的层级治理体系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中央党委政府要把握“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应对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强化战略布局和政策指导；中层省（市）党委政府要依据中央党委政府的精神，做好辖区内的统筹规划；区（县）党委政府要具体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的要求和指示，主抓城市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问题；乡（镇、街）的基层党政组织要着力推动基层自治组织的发展，完善基层社会自治体系，进一步深化基层社会的民主自治。
五是，建立完善的社会治理机制。由“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三位一体”社会治理模式本质上呈现了“强政府-强社会”的关系。在治理的逻辑框架下，要实现这一关系，需要设计出合理的社会治理机制予以支撑。一要重视政府的监督和规制职能，杜绝政府责任外包现象，逐步建立多部门合作的综合监管机制；二要重视跨行政区域的社会治理问题，发挥政府的引导职能，以财政、税收、政策、法令等工具为依托，推动区域间的合作应对跨区域的公共问题，逐步建立区域联动的社会治理机制；三要理性面对社会问题复杂化和治理主体多元化等政治生态环境变化问题，借助完善的沟通协商机制平台重塑政府角色。（作者单位：湖南警察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5.
[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40.
[3]托马斯・R. 贝茨.葛兰西与霸权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5）：32-37.
[4]葛兰西.葛兰西文选[M].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07、354、357、357.
[5]伍俊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7）：62-66.
[6]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9.
[7]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6）：14-22.
关键词 城市社区治理域 域动力 合成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7.077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theory proposed by Pierre Bourdieu， a French sociologist， the concep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is a system which contains many aspects. On this basis， the separ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four major areas of power"， namely：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community enterprises，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four main body. The four main body has its own specific role and function， but it is not absolutely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but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omain dynamic function， need to build four domain dynamic of innov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action and influence the synthesis mechanism to realize benign op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ynamics； synthesis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社会管理系统中最基层的构成部分。而社区治理，是指一定的社区内部各种机构、团体或组织，为维持社区正常秩序，满足社区居民物质、文化需要，促进社区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社区治理需要尤其注重社区治理创新，以促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和谐社区构建。
1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内涵界定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概念是基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出的。布迪厄将以各种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社会领域作为场域，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共同建构的，由依据特定位置所产生的力量所组成，并包含着各种力量的比较与运动而存在。虽然场域中存在社会成员、组织和规则等因素，但其本质是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的每个结点就是组织和社会成员在这个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谁占据“位置”谁就拥有社会资源及权力。场域具有能动性，它不仅为社会成员及组织提供了社会互动的空间，也通过调整各种要素的功能而使自身获得特定的结构与秩序。而在多元管理主体构建的合作网络下，社会成员的参与式管理，加之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和规则等因素则共同建构了“城市社区治理域”。“城市社区治理域”是由社区成员按照特定逻辑要求共同构建的，是社区个体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集中着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的符号竞争是围绕着各主体的利益而展开的，各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一项措施能使社区居民受益，那他们会采取拥护和支持的策略，反之，如若利益受损，则会表现出反抗的态度和行为。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在“城市社区治理域”这个特殊的社会空间中，社区治理围绕着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开展，继而由社区治理行动者和社区治理组织采取具体的社区治理行动。
2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动力构成
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不同的行动者或组织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组织为控制在这一场域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而相互竞争，从而形成种种关系，即特定的客观关系结构。依据各主体占据不同的位置和资源，可分离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四大域动力”，即基层政府、驻社区企业、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四大主体。
2.1 基层政府
基层政府由于其所处的独特位置，使其在宏观调控方面具有优势。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基层政府扮演着领导者、决策者、协调者、教育者等多重角色，各个角色之间彼此交错，构成了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的角色集，其多重角色中，最主要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规划社区发展。基层政府凭借其对社区信息和资源的掌握，可以较客观、全面地评估社区的环境与社会的形势，从而确定社区发展的使命与目标。社区不仅有社会目标，同时也有社区自身的特有目标，因而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一则遵循社会总目标的指导，二则挖掘社区自身的特性和独特的目标追求，结合本社区自身的特色来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其次，协调社区平等。政府拥有着宏观调控的能力，运用这种调控优势可以有效调节社区资源。“城市社区治理域”内各成员因为历史积累缘故，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彼此间存在着一种起点的不平等，对此，我们需要在过程和结果平等方面着手，以实现社区资源满足社区成员需要的目标。基层政府应在社区基本生活保障资源、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做好政策上的规定以及实施上的落实。
2.2 驻社区企业
驻社区企业是处于社区地理区域外，但处于“城市社区治理域”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包含着一定数量的社区成员，而数量的比例情况无法确定。由于企业具有运用各种生产要素的特性，因而驻社区企业内部拥有一定的资源，以及对这些资源的调控能力。借助驻社区企业的力量，可以使得社区内部资源得到发挥与延展，如将社区内部的特色资源借助驻社区企业这一平台向外推广。
驻社区企业与社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社区的居民在驻社区企业中工作，实现自我需求的满足，在社区内生活，满足自身安全、尊重的需求。而当社区居民暂时无法在工作中获得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时，社区会对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帮助，减少“集群事件”的发生，从而减轻企业压力。此外，当社区居民在驻社区企业中实现自我价值，则会激发其生活热情，有更多的动力和精力去参与社区事务，促进社区的稳定与和谐，为社区创造价值。
2.3 社区居民
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的自我评估是社区治理需求分析的重要信息源。由于社区居民亲身经历社区生活的缘故，他们对社区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区中存在的问题等具有较深入的了解。此外，社区居民还可以通过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平台表达自己的意愿与诉求。
社区居民由不同的年龄、职业的人群组成，日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多元化带来的是多元的需求，这便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对此，可将社区居民依据某种特性进行分类，并发挥各群体的特性来满足某群体的需求。如，按职业进行分类，将社区内的老师组织在一起，对社区内的在读学生群体在周末开展相应的课业辅导，或由社区内的医务工作人员定期为社区居民开展志愿体检活动等，这样既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现有资源，又能加深社区居民间的互动，增强共同意识。
2.4 社区社会组织
伴随着社区建设的纵深发展，我国的社区社会组织也开始步入前行的快车道，不断实现着“量”的扩展和“质”的提升。所谓的社区社会组织，特指的是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是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多样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发成立并自觉参与、以公益或共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形态。在组织形式上，大约可以分为社区文体科教类、社区环境物业类、社区服务福利类、社区医疗计生类、社区治安民调类、社区共建发展类等六大类。社区社会组织为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互动，提供了组织平台，对锻炼居民基层政治参与和有序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3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动力合成
正如力学的合力一样，“城市社区治理域”动力的合成也是多个力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个力的方向的一致与背离则决定了合力的大小。因而，要想达成合力最大化，需要设定“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发展主线，在此基础上，明确四大主体的职责，进而达到合力最大化的效果。在发展主线的设定上，一方面，需要保证符合社会发展目标的基本要求，这是主线设定的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城市社区作为独立个体的自身发展需求。依据四大主体自身存在的资源优势，以及其对社区特定部分惯习的影响作用，四大主体在域动力合成中，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是引导、协调动力，驻社区企业是支持动力，社区居民是内驱动力，社区社会组织是整合动力，如图1。
具体表现为，基层政府从宏观方面着手于规划社区的发展，为社区指引方向，并且运用宏观调控的力量来缓和与协调由于多重原因造成的社区不平等；驻社区企业凭借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借助市场发展的平台扩展社区的发展，并通过企业与社区的良性互动促进社区的稳定；社区居民作为社区需求的信息源和社区惯习的传承者，以自身的多元来包容和满足社区的多元需求；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可以更广范围地扩大社区资本的作用。四大主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彼此间相互作用。例如，基层政府在社区政策方面发生转变，那么驻社区企业等其他三个主体则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达到相互关系的动态平衡。此外，由于变化的永恒性与绝对性，域动力的合成并不存在最佳值，只存在相对最优值。基层政府、驻社区企业、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协同，再加之信息技术的整合，为“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各方面输入动力。
参考文献
[1] 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2] 郭学贤.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曹广存，刘珏，曹春梅.城市社区治理主体权力的协调.城市问题，2006（8）.
[4] 周业勤.场域论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建设.上海大学学报，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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