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二胎政策；人口需求理论；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变
（一）建国初期的人口增长与节制生育政策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1949 到1953 年之间，人口死亡率由1949 年的20‰降到1953 年的14‰，出生率则保持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49 年的16‰增至1953 年的23‰，我国步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期，人口数量控制成为人口政策的重点工作。1953 年，卫生部改变限制节育的态度和做法，帮助群众节育。1957 年我国正式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修正草案） ，明确指出要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节制生育政策取得一定的效果。
（二）“”式的人口生育政策
1958 年开始的“”运动片面强调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导致了人口理论研究和节制生育宣传活动被迫停顿。1959至1961 年，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计划生育工作停止，广大群众的生育处于自发状态。1962 年起，全国出现了人口生育高峰，人口出生率在1963 年达到43.37‰，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57 年的23.3‰升至1963 年的33.33‰。此时，人口的急剧回升和膨胀问题得到重视。196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重申加强计划生育工作。1964 年，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指导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这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但在广大农村基本未全面开展计划生育，迎来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三）计划生育人口政策
“”结束以后，党和政府制定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1978 年3 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1980 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 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进入九十年代，人口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1991 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2000 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人口过多仍然是我国的首要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将向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向转变。2006 年12 月22日《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我国人口生育的现状
（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
在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的社会、或者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90年代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78%。预计202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可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18.4%左右。预计2050年将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11.4%，且高龄人口以年均5%的惊人速度递增。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现象将日益突出，我国将来的养老问题不容乐观。很多人力物力财力将不得不为大量的老人服务，而老人终将逝去，严重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劳动力人口比重逐步降低
中国现在的年生育人口仅为1600万左右， 大学招生650万， 每年剩余的普通劳动力不到1000万。中国现在的在校大学专科以上的学生人数达2800多万，并计划到2020年达到3500万以上，即年大学招生人数可达800万以上.到时候中国的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将与普通劳动力人数基本相当，即各为800万左右.扣除农村的劳动力， 中国每年能转移的普通劳动力将仅几百万人，而退出的普通劳动力人数可达2200万。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向我国，对劳动力需求较高，而普通劳动力越来越少，难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性别比不协调
中国目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均值已高达117.84，位居世界首位。而根据自然规律，男女出生的正常比值应该在103-107之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持续高位。我国1982年以后出生性别比为108.47，开始超过国际警戒值107。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除和新疆外，中国内地所有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呈偏高态势。有15个省份的男女出生比在115：100以上，9个省份高达120以上。
三、理论基础
二胎政策符合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人口需求论。凯恩斯主义人口社会学理论产生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时期。凯恩斯把人口数量与经济危机联系起来，认为人口缩减会引起经济停滞。他认为人口增长，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提高，资本系数才能增大，他主张用增加人口，扩大“有效需求”解决经济衰退。凯恩斯主义者们认为，劳动力供求水平取决于经济增长，人口的增加，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奥肯定律表明，经济增长速度快，劳动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提高，失业率降低；反之，经济增长速度慢，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也认为，劳动人口增长率是决定经济“自然增长率”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学家汉森认为人口增长会催生技术，促进投资与开发，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David E. Bloom 和Jeffrey G. Williamson 利用经济增长模型以东亚人口发展为实例的研究极富启发意义，他们指出人口的转变过程中，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增长。在人口转变初期，劳动力人口与非劳动力人口比例小，抚养负担过重，不利于经济增长； 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不断攀升，并由此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此阶段为人口红利阶段。当生育率与死亡率水平相当时，人口转变趋于稳定，对经济的影响趋于中性。他们的研究显示，在东亚经济奇迹中，人口转变因素即人口年龄的红利因素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1/3～1/2。而我国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部分得益于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获得的人口红利。因此人口需求理论认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对人口有一定需求。
四、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之路
可持续发展指的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指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福利增长为导向的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动态均衡过程。人口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质上就是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既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又实现人口赖以生存的经济与社会和谐。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必须得考虑全盘因素，牵一而发动全身，结合具体国情情况，符合特定社会背景与历史意义，综合分析个人、国家以及整个社会的各个发展层面，应对我国复杂的人口与经济社会问题，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人口众多、资源稀少、人均资源占有量极低，依然是中国最基本、最突出的国情。在控制生育政策下，实行二胎政策，稳定合理的人口生育水平，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当前，我国实行二胎人口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第一，应对“用工荒”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刘易斯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窗口关闭的前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部分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目前已经转移出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仅剩下2481万人，而且基本为难以转出的老弱病残。2009年开始中国内陆地区纷纷呈现出“用工荒”的苗头，劳务输出大省四川也未能“幸免”，仅在重庆，就有百余个工业园出现“用工荒”。2009年7月份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相继出现用工短缺。人口红利期后，初级工人薪资水平和劳动成本会成倍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将逐渐减弱，消费人口比例提升，生产性人口比例降低，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削弱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二胎政策的实现可以弥补经济持续发展的劳动力需求不足，解决用工荒问题。人力资源是国家发展和进步的源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升级。二胎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在合理范围内提高我国人口数量，从而提高劳动力数量，解决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人口比例不协调问题，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二，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首先，有效解决性别比偏高问题。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从生育意愿的价值体系上看，中国传统的生育意愿表现为早、多、男的生育价值体系。当个体生育者在“早”、“多”这两个方面由于整体的计划生育政策无法实现的时候，更加趋向于选择男孩。在目前我国人口数量控制仍然严格的前提下，新生人口性别被“人为性”扭曲，性别选择影响人们生育价值观，致使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我国人口的历史数据统计提供了证据，我国1950、1960 年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不仅正常，而且十分稳定，它基本不存在性别比例上的偏失。但自1980 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后，大多数年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在110 以上，明显地偏离了人口出生比例正常值，且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逐年攀升。二胎政策的实行，有助于拓宽人们的生育选择权，遏止生育性别选择和性别歧视，降低性别比例，使人口性别比例回归正常。合理的人口性别结构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
其次，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及社会养老问题。多年推行的以“一胎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地打破了人口替换正常规律，人口结构问题开始凸显，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未富先老”问题在我国开始出现。我国步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步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为5000 ～ 10000 美元，社会保障问题在我国更加严重。我国人口的比重在2010 年就已经达到了国际老龄化标准—65 岁及以上人口占7%。若我们继续实行较低人口生育率的一胎政策，总和生育率为1.35，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将会空前加快，到2020年将会陷入发达国家老龄化的困境，到2050年将高于同期的欧美发达国家水平，老年人口比重将是印度的2倍。若我们选择折中的二胎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为1.85，人口老龄化虽仍不可避免，但可大大缓解人口老龄化引来的社会负担，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减轻因为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需赡养人口增多、劳动力人口减少、中青年负担危机。有利于开创家庭养老模式，社会养老保障与家庭养老保障相结合，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口与社会环境的和诣。
五、结语
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方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国策，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数量起到重要作用。但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只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并不能作为长远的人口政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二胎政策的开放有利于在保证人口质量基础上提高人口数量，优化人口结构，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之路，实现人口、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充分认识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生育工作的密切关系。可持续发展的中心问题是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口。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适度的人口总量，优良的人口素质和合理的人口结构，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行二胎政策，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必要的人力资源，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人口、社会、经济是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因素，其中，人口又是关键因素。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同时健康也是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基本保证和防止人力资本丧失的重要手段。在实行二胎政策基础上，提高人口健康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显明，周伟.独生子女家庭二胎政策与生育权平等保护[J].法制与社会，2008（1）.
[2] 刘静.基于人口学理论中国开放生育二胎生育政策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1（15）.
[3] David E. Bloom，Jeffrey G. Williamson：“Demographic Transitions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NBER Working Paper No.6268 November，1997.
关键词：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措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01
20世纪社会经济快速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同时也使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资源耗竭问题也日渐突出，甚至已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随着人类文明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以及对生命和健康生活质量的高要求，注重环境安全、提高环境质量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21世纪的经济也将是环境经济，是知识经济，利用知识、技术，尽快改变经济发展的形态，采取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是我们的核心目标[1]。
一、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
社会经济发展要以开发利用资源和环境为基础，而开发资源、治理污染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消耗资源，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破坏资源环境系统的平衡，而资源环境系统的失衡又会削弱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源环境是人类社会大系统中对立统一的两个矛盾体，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2]。因此，既不能对环境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导致严重的破坏，造成环境资源日渐枯竭、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亦不能将环境资源当作简单的保护对象，从而割裂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必然要求社会经济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
二、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必然性
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由于经济活动的水平较低，环境污染的水平也较低。在经济起飞、制造业大发展阶段，资源的耗费超过资源的再生，环境恶化。经济活动的规模越大，环境资源的消耗越快，污染越严重。同样产业结构的两个国家，如果使用的技术不同，产生的污染也不同。使用低技术的国家，会消耗更多的资源，或产生更多的污染。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的政策目标的和管理手段不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不同。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提高，人们对环境保护更加重视，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也会增多。在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经济结构发生改变，污染产业停止生产或被转移，经济发展带来的积累可以用来治理环境，人们的环境意识也加强了，因此环境状况开始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发展必须经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并非社会经济发展未达到一定水平之前，环境污染是必然的，而应该是在发展中注意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应协调发展。因为，环境资源是有一定的承载力的，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在其承载力之内，否则就会引发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在环境资源承载力之内，合理配置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承载社会经济活动，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协调一致，使人类社会达到最和谐、最优化和整体利益最大化[4]。
三、协调发展的机制与措施
人类活动对环境资源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超过环境资源的承载力，应做到以下几点：（1）人类使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能超过其再生能力。（2）人类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超过其可再生替代物的开发速度。（3）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速度和数量不可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总之，要保持可再生资源的永续供给，不可再生资源的集约使用，保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5]。
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采取一定的措施提高环境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
（1）可再生资源的承载力是其再生能力的极限。通过投入必要数量的活劳动及物化劳动来增殖生物资源，使再生资源的年更新总量增加，提高其承载力。
（2）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是长期的生物地球大循环过程中形成的，其承载力由储量决定。在加大勘探力度、发现新资源的基础上，不断突破资源品位极限，扩大开发广度，加强综合利用和深度加工能力，使同样的资源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最大的作用；同时，不断开发替代的可再生资源。
（3）不断采用新技术、新手段，减少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污染物排放量，采用生物措施、工程措施，运用先进的环保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手段，增强环境净化能力，发展环保产业，提高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
（4）切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5）积极开展产学研的联合与协作，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形式的科技开发机构，推动全社会创新。
（6）不断加大技术改造的投资比重，努力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改造传统产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持续利用。
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持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社会经济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是时展的必然趋势，不仅是资源环境提出的紧迫要求，也是以人为本的人类发展提出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曹霄琪.我国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9，14：110-112.
[2]徐文燕.黑龙江省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机制障碍和制度保证[J].北方经贸，2003，05：67-68.
[3]李爱年，胡春冬.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综述[J].时代法学，2003，02：112-120.
【关键词】 经济 可持续发展 建设 分析
Abstract :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late to the future of humanity and fate. They become the major problems concerned by the whole world and urgently to be solved.
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人口急增能源短缺、全球性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土地的沙化、碱化和退化水土的大量流失、森林减少、空气、水等的严重污染、物种的灭绝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而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为害尤烈。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推进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核心。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1.2环境、环境保护的含义
关于环境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现象的总和。环境保护,就是指采取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和法律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使环境向不稳定和无序的方向运动,特别不能使生命支持系统遭到继续破坏而使生命之网瓦解。
1.3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问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更要实现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更要保障人们能够健康生活、长远发展;不仅要维护公众在个人物质财富上的合法权利,更要维护他们依法享有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权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
由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所以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努力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从而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突出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引起的酸雨危害、由于大量使用氟利昂所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按照人口平均量计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空气污染如此,其他方面也类似。另外,发达国家需要采取行动,控制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不再被允许出口的有害物质和不安全技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中国在发展中,对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以/全球伙伴0的精神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中国加入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各项公约,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更积极、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环境及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都由四个要素决定:一是环境,即自然界的光照、空气、水分、土壤等;二是生产者,即植物,它从大气中吸取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经过光合作用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和生物能,从而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三是消费者,即动物和人,保证种群、环境以及社会平衡运行;四是分解者,即微生物,它把植物、动物残骸和排泄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或元素,重新进入环境。所以,要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就要求保持人类生态系统网络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平衡,要求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输出与输入,既在数量上相对接近,又在质量上促进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演变进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参考文献:
[1]闫廷娟.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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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增长速度 发展质量 发展方式 可持续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在一定时期一定的生产条件下，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方式，大体经历了从“发展＝经济增长”，到“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演进过程。而可持续发展是对传统发展方式进行深刻总结和反思的结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初期，人类还没有深切体会到自然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也就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观念。西方国家通过大规模的开采和投入、大量的消耗和排放，大力追求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工业文明和极大的物质财富，在世人面前展现了繁荣的经济现象和发达的社会时代。而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加，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迫使人类进行深刻反思，发现传统的生产模式再也不能发展下去了，必须转变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用触目惊心的案例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类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同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概念，他将人类生活的地球比做太空中的宇宙飞船，提出如果不合理地开发自然资源，当超过地球承载能力时就会1走向毁灭，只有循环利用资源，才能持续发展下去。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要承担维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号召世界各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发展的数量和速度，更要重视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和反思，人们终于得出这个结论：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得以长久、安定、健康和永续发展的发展观和应该选择的道路。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7年，中国的GDP总值已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而位居世界第四，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人民的生活由实现温饱奔向小康。但是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看看，发现原来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外延的粗放型扩张、以耗竭资源能源、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的。2007年7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了《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中国GDP以每年8%～12%的速度增长，环境损失也占当年GDP的8%～13%。长期以来我们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一些问题，在我国20多年里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特点。尤其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但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如北方的沙尘暴让人们生活在灰暗的黄沙之中；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让无锡城200多万市民喝不上一口干净的水；山西临汾等城市的大气污染严重超标已经威胁到居民的身体健康，这说明传统的发展模式再也不能发展下去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姜春云主编的《偿还生态欠债》这本长达32万字的巨著，系统地对我国工业文明的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我国生态和环境现状“形势严峻，令人忧虑；生态赤字，触目惊心；偿还欠债，刻不容缓”。因此，要彻底纠正我国发展中的偏差就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要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采用新的发展模式，即又好又快地发展。2007年6月25日，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这个重要观点的提出表明我们党的发展观，是从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出发，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出发，来把握我国今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这是我们党在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而得出的科学论断和指导思想。
三、“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含义不同
中央提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以往我们所讲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比，虽然只改了一个词，即把“增长”改为“发展”，但是含义却不同。(1)经济增长主要指是数量的增加，即GDP或人均GDP的增加；经济发展则不仅要求有数量的增加，而且要求有结构的改善和质量的提高。(2)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却不一定包含经济发展，这就是有的地方经济虽然增长了，但没有发展，即“有增长无发展”。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实现经济全面发展的目标。（3）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增长是促成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一切经济进步的首要物质条件，也为实现经济发展的其他目标提供基础。（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包括的内涵丰富的多，方式复杂得多。经济增长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指数量的增加，也包括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的一些内容；但经济发展方式要复杂得多，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要涉及到诸如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经济效益、质量的提高和优化，经济体制、制度的不断完善，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资源的节约利用和优化，摆脱贫困、公平分配及增加社会福利等等。因此，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当经济增长积累到了一定量的程度时，就不能一味地单纯追求增长的速度，而是应该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注重经济、社会、生态之间的相互协调，注重社会公平分配与社会和谐发展。现在我们需要的发展不单纯是数量的增加，而是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我们的发展方式要由经济发展的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由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型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要把粗放式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式经济增长；把盲目地单纯追求GDP量的扩张转变到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上来。发展中要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加注重好与快的发展。发展理念的核心要转变到以人为本上来，更加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切实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新的发展理念上来。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我们首先要正确理解其科学涵义。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次，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做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把握好经济发展规律，就是把握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关系，就是要实现速度和效益的有机统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发展质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一方面，我们要继续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要积极地扩大经济总量。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没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做社会发展的保证。另一方面，我们所要的发展速度是在显著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讲求效益前提下的速度，是扎实的没有水分的速度，是切实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速度。在我国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基础。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一五”期间，中国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正在进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矛盾会更加突出。从我国资源现状来看，主要资源包括耕地、淡水、森林、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拥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我国经济结构现状来看，又以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的产业为主。这种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经济的增长方式不但使资源需求量大幅度增加，而且使生态环境面临着更大的压力，这就为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节能、减排两个指标增加了更大的难度。因此，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彻底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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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税收制度 体系
建立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调节经济运行，保护环境和生态，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从税收制度上寻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我国也是当务之急。所谓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税收制度体系，是指有利于经济发展、污染防治、环境保护、科技进步、社会全面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税种，也不仅是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税种，而是一整套系统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的有机集合。税收立法要体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税种、税基、税率、纳税人、纳税对象等税收要素的设计也要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一、构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税收制度体系的可行性
（一）立法时机有利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定推行税收改革。这一任务的提出，预计我国税收制度将会进行一次大幅度的改革，在新一轮税收制度改革过程中，为我们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新的税收制度中，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税收立法的目的之一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
（二）立法基础有利
一是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纳入了全国和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之中。在公众方面，可持续发展意识不断加强，对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合理利用资源、社会民主、公正、社会进步的要求不断高涨，公众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二是有比较完善的税制基础。
（三）立法效率可行
从经济意义上看，收费和征税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都可以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但从效率上看，征税效率要高于征收费用；征税比收费更具有强制性、固定性、无偿性、统一性，该收的税一定要收上来；征税可以克服收费的随意性，拖欠和拒缴现象，可以解决各地征收标准不一的问题。同时，征税还可以防止政出多门，可以减少机构重叠以及部门和地方利益的干扰，从而节约征收成本。
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税收制度体系的基本特征
（一）促进经济发展
税收与经济的关系十分紧密，经济决定税收。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速度决定和制约税收规模、结构和速度。同时，税收对经济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构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发挥税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调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要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通过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的安排，有效地调控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使税收自动地产生抵消经济波动的力量，维持社会总供求的大体平衡，促使经济稳定发展。其中，要特别注意克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产业结构低度化、高新技术产业滞后的现状。
（二）促进社会发展
构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以税收作为重要的切入点，可以促进人们“可持续发展”意识提高；也可以增强人们监督“税款”使用的积极性，调动人民参政议政积极性，推动社会民主进程。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要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社会文明方面做出贡献，税种、税目等税制要素的安排，都要有利于促进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救灾防疫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它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能源、原材料和自然环境条件，还直接和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必须体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要求。要按照“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对污染物、废弃物产生、排放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污染税；从税收制度上体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人人有责；通过税收制度变革推动环境、生态保护由事后管理转向事前管理，提高环境、生态保护效率和效益。
三、构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税收制度体系的途径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它不是一种自动形成的社会机制，而是一种需要由政府、公众和社会各界共同讨论协商制定，最后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要受到观念、利益、技术、程序等多因素约束。构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要始终把握以下重点工作：
（一）树立全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只有加大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宣传，才能提高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价值准则、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依靠广泛的社会成员、社会力量的参与，坚持走群众性的/可持续发展0道路，我国可持续发展事业才有可靠的基础。
（二）总体设计、分步实施
税收制度体系怎样设计和安排，决定于制度功能的定位。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税收制度体系最基本的功能。构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要紧紧围绕这一基本功能，在1994年税制结构的基础上，统筹规划、统一设计，选择时机，逐步推出。
（三）克服利益障碍
建立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税收制度体系是一项注重长期利益的战略措施，它通过税收制度的创新对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不同环节中的利益，对各种不同经济形态的利益，对中央、地方、部门、企业等各种不同管理层次的利益进行分配和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 生态市场经济；生态与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6-0018-05
党的“十七大”科学地总结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宝贵经验，指出“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同时指出“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必须“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尤其是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创新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因此，“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这就是形成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体制。
1 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呈现逆向运动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了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方针，强调了实现2010年远景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七大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起来了，并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近几年，我们按照《决定》规定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又取得了新进展。这些表明，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已经初步实现。它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集中表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使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是近20年来对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
但是，我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正面与负面效应却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实际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基本上没有实现，“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还处于主导地位。从总体上看，这些年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高速增长，一直未能摆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痼疾。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它的弊端日益强化，其粗放程度不断加深。这种“高开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利用、低产出、低质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实践中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使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付出了极高的自然生态代价和人与社会代价，导致今日我国“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发展面临着不少突出矛盾和积重难返的严重问题。其体制根源就在于我国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改变传统经济体制的反生态性与不可持续性的根本缺陷，尚未形成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和谐协调的可持续体制机制。有几点值得我们重视：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的。由此决定了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的根本一致性。因而，从理想状态来说，这两个根本性转变应当是同步运动中协调发展。然而，国际国内的实践已经证明，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要比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艰难得多，时间要长得多，是难以达到同步运动的。即使是这样，两者也不应发生逆向运动，至少也应当是同向运动。但是，在我国却出现了逆向运动：一方面，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初步建立并正在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使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确实是“物”的世界大大发展并增值了。
另一方面，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未能推进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使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功能与弊端获得了充分表现，导致自然生态、人身生态、社会生态的全面恶化，以人的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重大牺牲为代价来换取物质生产力增长，确实是“人”的世界贬值和自然的世界的衰败。尤其是我国经济快速高速增长过程中过度的资源消耗，过大的环境污染，过重的生态伤害，使生态资本存量下降与生态赤字扩大同快速积累的经济增长之间严重失衡，经济持续快速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生态约束的矛盾加深，极大阻碍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撇开社会制度而言，无论是资本主义的传统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都属于传统经济体制，它们都是在传统发展观指导下，基本上都是以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无限增加为目的和动力，并且把实现这一目的视为传统经济体制运行的最高原则。因此，传统市场经济体制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都是把经济增长建立在贪婪地索取自然资源，大量地消耗资源环境与掠夺生态的基础之上。因而，与传统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也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以，传统经济体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安排与体制保障。10多年来，两个根本性转变逆向运动的事实表明，目前我国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能摆脱传统经济体制的窠臼，也就是说未能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局限性：一是不仅未能克服传统经济体制对经济高速以至超高速增长目标的盲目追求，而且还为其提供了某些制度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为9.6%，从2002年至2007年GDP增长都超过10%；为盲目追求经济高速以至超高速增长的“极端发展主义”盛行提供了实践基础，并与传统经济体制的扩张机制相结合，使我国经济发展没有改变在传统经济体制下，那种数量速度型、外延扩张式的老路。对此，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缺乏抑制这种盲目数量扩张的制度和机制，显得勉为其难与无能为力。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第二轮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付出了高昂的沉重的代价，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相当严重，国民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以牺牲生态环境和大多数民众利益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增长，经济总量、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加深，使我们探索的新型工业道路并没有改变我国在传统工业化老路上前行的步伐。对此，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缺乏克服传统工业化那种牺牲生态环境和大多数人利益的制度和机制，显得无能为力。
（3）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总体来看，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都是以生态与经济相脱离为基本特征的，使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往往不能反映生态学的真理。因此，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以生态与经济的脱离和对立为特征。它不仅没有保障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的制度与机制；更没有为后代人生存与发展留下充分的资源与环境的制度与机制保障，由于在它的运行过程中不能反映生态学的真理，必然引起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环境质量的恶化，在创造经济生产力的同时，削弱生态生产力，使生态资本存量下降，从而导致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我国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的一个根本方面，就是没有消除传统经济体制的这个根本缺陷。没有解决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尖锐矛盾问题。在创造经济生产力使我国经济日益富裕的同时，削弱了生态生产力，使我国生态贫困越来越严重。如果说我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资源环境掠夺型的经济体制，那么，我们初步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带有这种传统体制的痕迹，还保留着生态与经济相脱离和对立的特征，实际上是资源环境消耗型的经济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仍然是一种非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美国著名学者R•布朗在《生态经济》一书中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只是相信市场力量，尊重市场原理而不尊重生态原理，尤其是无视生态可持续性原理，使当今自由市场经济往往不能反映生态学的真理，将会导致现代市场经济崩溃。于是，他引用开发挪威和北海油田的埃索公司前副总裁厄于斯泰因•达勒的看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央计划经济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经济学的真理，自由市场经济则可能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生态学的真理。”当今人类正在进入生态时代，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应当反映生态学的真理，实现环境掠夺型经济体制向环境保护型经济体制的转换，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2 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身，应当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转变；二是从市场经济体制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这种体制的要义应是基于生态和人文关怀的生态可持续性，从而以生态可持续性原则为基础构建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现代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客观要求。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实质上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生态市场经济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反映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优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它既是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又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从发展趋势上讲，生态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经济形态”。如果说，现存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显著表现出超越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那么，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有可能是提供这一超越的机会。因此，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是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超越与理论超越。是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方向与战略任务。
（1）从理论上看，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石。
首先，在马克思学说中，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发展理论，不仅为当今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生态内生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经济体制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是因为，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理论，其根本精神在于不是把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视为分散的和封闭孤立的存在，而是视为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中的各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明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而且阐明自然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揭示了客观世界是由天然自然、人工自然、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组成的复合系统，这就是自然、人、社会的有机整体。人类文明发展就是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发展。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是如此，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更是如此。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深刻地回答了“发展”与“人”的关系这一核心命题，把人、社会与自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界定发展的内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四个基本要素发展构成的整体发展、和谐发展、文明发展。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模式理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把经济系统看成为不依赖外部环境，其交换及运动发展只是在经济这个封闭系统的内部进行，因而可以不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而无限增长。这就使得传统经济体制既忽视了自然环境因素又忽视了社会环境因素，并使其本身具有“反生态”和“”的性质，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只有把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理论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发展理论的基础之上，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真正成为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
其次，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这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一块基石。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人的生命的组成部分，是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态安全的内在因素；另一方面是当今世界系统中生态环境是可持续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现代经济良性运行与可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源泉。因此，生态环境已从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这是生态环境内生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基本结论。这就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内在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机制，使生态环境真正成为现代经济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建立生态内生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
再次，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上，使我们党最终确立了生态文明是一种独立的崭新的现代文明形态，并要求形成与建设生态文明相适应的“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要“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因此，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其根本点就是要把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化”、 “体制化”，形成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和与它相适应的可持续经济体制，它们不仅反映经济学的真理，而且反映生态学的真理。
（2）从实践上看，构建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不仅是我国国情和发展现实的客观要求，而且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首先，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生态时代，使当今现代经济发展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二是经济目标的人性化，三是经济形态的知识化（包括信息化）。这三大历史潮流的有机统一，是21世纪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希望所在。事实表明，能够适应三大发展趋势有机统一的经济体制，就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它是一种既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要求，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崭新的经济体制。它能够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和主要弊端，突出强调经济发展的人文向度和生态向度及其统一性，突显的是人与自然协调和谐和人与人协调和谐的根本精神。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这才是最根本的经济生态化、人性化、知识化的真谛。
其次，无论在当今世界还是当代中国，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现代经济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素，已经成为一种高度稀缺的生活要素和生产要素，严重地制约着现代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这种严峻的客观现实决定着构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戴利、布朗都强调当今世界系统已经完成了“空的世界”向“满的世界”的转变，使现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演变已经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制约因素的时代，进入生态资本是经济发展制约因素的时代，因而，世界各国生态系统提供的优良的生态产品越来越稀缺，日益稀缺的生态资本存量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在我国，必要的、良好的生态环境的稀缺程度不仅超过发达国家，而且超过某些发展中国家。可以这样说，我国目前已经完全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短缺经济局面，物质资本日益雄厚，经济正在走向富裕。当今中国发展由经济贫困走向经济富裕，既付出了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又付出了物质财富分配与占有的不公平的代价，从而形成了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态短缺局面。因而，当今中国的发展正在由生态脆弱走向生态贫困。正如一位青年学者所说的：“我国的生态贫困状况相当严重，甚至可以说已成为我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发展的基本特征。”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保障我国不断走向经济富裕，而且要保障逐步消除生态贫困，努力改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态短缺局面。
再次，近几年来，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我们推进由非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向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转变，构建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我国正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安全型经济社会，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生态化；与此同时，加大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力度，大力开展生态省建设试点，海南、福建、浙江、江苏、黑龙江、山东、安徽、陕西等开展生态省建设的试点工作，正在进入大规模生态建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的新时期；尤其是发展绿色产业，生态农业、生态工业、使生态工业园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报道，目前在广西、辽宁、江苏、山东、天津、新疆、内蒙古、浙江、广东等省市自治区展开了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试点，覆盖各种传统行业和高科技行业，推动着现有工业园区发展向生态化方向转型，提升工业园区发展的生态化水平，从而加速了我国新型工业化朝着生态化方向发展的进程，展示出生态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科学发展的广阔前景。现在，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我们党的治国理政的新观念，标志着我们党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航程，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正在到来。所有这些表明，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态内生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是有坚实的、丰富的实践基础的。
3 小 结
如果说，“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跨越、新的伟大实践，也是一项更加艰巨、更加宏伟的系统工程。”那么创建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攻方向与战略任务，就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个新的历史跨越，新的伟大实践。德国学者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拥有一个围绕关注环境而组织的市场经济，德国也不例外。”这就告诉我们，建立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上还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实现由非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向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变，不仅要比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更加艰巨、更加复杂，而且要比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加艰巨、更加复杂，是非常宏伟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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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Though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 System of Socialism
FANG Shijiao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 planning economic system to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has been primely actualized. But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in China from extensive to intensive has not yet been realized. There seem to be opposite movements between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 both of which impact the overall situations. The opposite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economic system of modern market primely built in China has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system, belonging to a kind of antiecology without basic capacit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 the market system now in China must be reconstructed into an economic market system of socialism that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construction is not lack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ing bedrock for the nonce, but it is still a longrange and formidable systematic project to be done.
关键词：水保生态建设；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忽视水保生态建设的危害
生态环境对于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的影响作用十分明显。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唯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在日常生活、建设过程中，忽视水保生态建设，将会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危害。
建国之后，为缓解我国粮食短缺问题，中央政府提出开荒政策，鼓励大家积极开荒，而对生态环境毫无保护观念，从而使得个别地区因过度开荒而造成生态环境恶化。
在山西省东北部有一个大同市，该市地属黄土高原粗沙风沙区，是典型的大陆性干旱气候区，这里常年干旱少雨、风沙过大，昼夜温差大、降雨分布极不均匀，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这里大幅度的温度变化使得土质沙化严重，多集中在七、八、九月份的暴雨常常引发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生态系统极其脆弱。“雁门关外野人家，不种桑麻不养蚕”，由于地质不适合种植庄稼，这里的人民通常以畜牧业为主。然而，这里的人们通常急于求成，想快速改变生活状况，常常出现过度放牧现象，使得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变得不堪一击。经济的落后带来了教育的落后，大量儿童的失学，在造成文化落后的背后，带来的是人们的愚昧无知，他们难以意识到改善生态环境对于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性，难以对生态环境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更甚至有人为谋求自身利益，肆意砍伐树木、破坏当地植被，进而造成更为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从而形成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人们生活更加艰苦。
二、水保生态建设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
自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大量先进思想涌入，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们开始认识到保护环境与社会经济建设之间的重要作用，国家提出相应的水保生态建设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在水保生态建设中，首要前提就是解放思想，转变传统观念，积极相应、落实国家的相关政策，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针对水保生态建设，不断探讨，加强对经验的总结和交流工作。在资金方面，国家设立专门的水土保持项目资金用于治理、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同时，重点治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问题，积极引入国外先进的水保技术、经验，不断提高我国水保水平。在经过近三十年水保生态建设后，我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成就，收到了明显的生态效益。尤其是我国的三北防护林，赢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一）水保生态建设对生态环保方面的影响
就拿山西省大同市为例，在经过数年水保生态建设，通过退耕还林、还草，种植适合当地地质的树木、花草，科学选址进行沟坝建设，大量修建梯田，有效提高了当地的防旱、抗旱能力，当地水土流失速度明显减慢。在经过不断摸索后，水保生态治理面积不断扩大，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百分之一扩大到了九十年代的百分之二，当地地质灾害发生频率逐年下降，且灾害规模不断缩小，河流淤沙明显减少。同时，由于采取了封山育林措施，有效保护、培育了当地的植被，这使得土地的涵养水分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逐渐显现出来，大同市的气候环境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风沙天气得到了一定的控制，空气质量也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二）水保生态建设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水保生态建设后，有效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改变了区域气候，使得当地的农副业生产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促进了当地的区域经济发展。拿大同市的粮食生产为例，在水保生态建设之前，当地的土豆亩产不过百斤，然后，在经过水保生态建设治理之后，当地水文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土豆亩产高达三千多斤，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带动了当地牧业、加工业、商业的全面发展，从而有效促进了当地的区域经济发展，使得当地的教育、文化事业取到了巨大的进步，推动了当地区域的全面发展。
（三）水保生态建设带来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水保生态建设取得的成就不断的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提高了当地的区域经济发展，不断改善的生态环境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使得当地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巨大的改变，增强了认知水平，同时，有效带动了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给周边区域起了示范作用。
三、结语
总之，水保生态建设是一项利民工程，它可以有效地对对水土进行保护，有效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在水保工作过程中，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参考成功案例，制定科学的水保生态建设规划，确保水保工程的长期有效性，提高区域土壤涵养水源能力，有效改善地区生态环境，促进去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高房价 扩大内需 房地产市场
现阶段，我国人口的城镇化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城镇人口对住房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不断提高，但同时，全国许多地方普遍出现住房价格上涨过快过高，已明显超出居民可承受水平问题，尤其在发达地区表现更为突出。房价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现象，透支着未来发展潜力，正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不良影响。
一、当前房地产市场住房价格过高，明显脱离普通居民收入水平
房价高低通常用房价收入比来衡量，世界银行认为一个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应该在3～6倍是比较合理的水平。发达国家这一数值普遍在3―6倍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我国房价收入比为7.36倍（见下表）。
2012年五等份收入分组划分的房价收入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注：家庭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户均人口数（2.89）。
房价收入比=住房总价格（52.23万元）/家庭可支配收入。
现阶段我国住房刚需主流群体主要包括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适合婚龄的城镇就业10年以内的年青人以及城镇中有改善性住房需求的人群。而且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刚需主流群体也是源源不断的。这个群体中绝大多数人收入居于社会中下水平，从表中看出，买房，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意味着我国房价已经明显脱离普通居民收入水平。只有高收入组的房价收入比能够在国际合理水平。但高收入群体实际多聚集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这些地区房价收入比之高也更为突出，实际买房也不一定轻松。2011年北京房价收入比为14.7倍，2012年上海房价收入比达20.33倍，这些一线城市商品房对于普通工薪阶层也是相距甚远的事。
在保障房覆盖面仍相当有限，一时难有大的改变情况下，刚需群体普遍感觉商品住房市场价格上涨过快、过高，住房压力较大，超过合理承受的能力。2012年10月，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内地全国范围调查显示，对于目前商品房价格，83%的受访者认为“贵”或“比较贵”，认为便宜的人仅为2%，认为“适中”的人有10%，66%的人表示“不能”承受当前房价。另外，央行公布的《2013第一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有68%的居民认为目前房价“高，难以接受”，30.1%的居民认为“可以接受”；只有2%的居民认为“令人满意”。
二、房价上涨过快过高对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制约分析
（一）加重“房奴”现象，消弱内需动力
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内需、出口“三驾马车”的拉动，其中扩大内需对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十分重要作用，只有内需的持续增长，整个国家经济才能走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
众所周知，社会中每个家庭的生活、医疗、教育消费在合理的结构下才能使其成员过上幸福生活，获得全面发展。在一定时期，工薪劳动者的收入是一定的，如因房价过高，家庭住房消费过度透支，那么就会挤压其他消费，其他开支只能是紧缩再紧缩，减少再减少。现实状况是，许多工薪阶层买下房子后，债务包袱也就背上了，从此变成了仅有”死资产”，没有消费力，身负重担的“房奴”。要到什么时候能够轻装上阵，少则几年、多的一、二十年或更长时间，也有的可能在人生旅途中遇到不测事件，从此而难于翻身。打算买房还没有买房的大部分也在为买房存钱，消费意愿低下。这种现状不仅影响人们正常生活及全面发展，也势必加重我国内需不足的因素。
有人认为，房地产业是能带动多项产业发展的部门，不会影响内需不足。其实这是只看一面，忽视了另一面。人们的消费品，大致可分为三种：耐用消费品、短期消费品和即兴消费品。由房产带动的消费，大多为耐用消费品，一旦购入，可用十年、几十年以上。在购入的时候是消费，此后就处于长期不消费。要使内需始终保持旺盛的气势，最主要的是要使后两种商品能源源不断地消费。另外，住房消费，也分为即期消费和预期消费两类。即期消费，是指当前就需居住的房屋；预期消费，是指要过三、五年或十年以后才需要的房屋。在合理房价的情况下，两类购房者时序非常清楚，预期消费的购房者，决不会提前购房。因而房产市场能有序推进，有利供求平衡；在房价过快过高上涨的情形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许多人担忧日后房价不断上涨，就会争先恐后把预期购房变为现期购房。有的不仅提前为自己退休后生活买好房做准备，甚至为儿子、孙子也买好了房，于是不断加剧房产市场的供求失衡，推动房价的上涨，形成恶性循环。如果房价过快上涨的现象持续下去，将大大消耗掉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进一步削弱内需的动力。
（二）影响年青一代的健康发展
年青人是祖国的希望，年青一代的健康发展关乎到国家未来。我国高房价地区，许多年青人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起，就投入到了为房子而忙碌的奋斗中，为了不当房奴或尽早结束房奴、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为目的，而挥洒着大好青春时光，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难于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对理想对科学的追求、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当年青人向银行贷款购房时，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劳动能力长期抵押给了银行，这时不得不围绕着房屋来设计自己的生活，甚至不惜委屈自己，过着质量明显下降的生活。有很多人为了还贷超负荷工作，甚至打两份以上的工，长期下来必将影响健康。同时还伴随两类严峻问题。一是当个人的劳动和诉求全部围绕着偿还债务而进行时，个人发展机会就会受到影响。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惯常通过跳槽的方式寻求发展机遇，在实际生活中，受到供房压力的年青人往往显得小心翼翼，过分依附于稳定来排遣不安。由于害怕动荡，这部分年青人的跳槽率很低，连10%都达不到。这不仅限制了个人的提升空间，也影响个人发展的持续性。许多背负着沉重供房负担的年轻人丧失了热血沸腾、生机无限的状态。二是因还贷压力，很多年青人放弃了学习充电的机会。时代在发展，知识会折旧，只有不断学习和更新技能，才能增加自身的职场竞争力。但因还贷压力，拿不出时间及金钱学习充电，则个人成长必将受到影响。当个人提升空间和机会的可及率被压制住后，这个个体将无法为整体发展提供持续而强劲贡献，会影响甚至拖累到社会整体的进一步提升。高房价现象持续下去，就会造成严重的人力资源损耗，影响经济发展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对各类人才的需求。
另外，房价高企还影响着年青一代的价值观与道德伦理体系。过去，年青人谈婚论嫁，首先是看人品、能力、长相如何，而现在，这些条件变次要的了，许多人首先关心的是对方的经济条件、特别是有没有房子，买房是否贷了款，还贷情况怎样，如果没有房子一切免谈。一些确立了恋爱关系的情侣也因没买上房子而一再拖延婚期，爱情在房子面前大打折扣，没有房子爱情也只能是暂时性的，随时可能被抛弃，随时随地可能各奔东西。为了独生子女婚姻买房，不少家庭一下透支了三代人的生活品质。社会上一些亲人为了房子反目成仇、对薄公堂的也时有所闻。而对于这些现象，没有人感到奇怪，年轻一代价值观正受到高房价的冲击和损害。
（三）加剧农田和土地的浪费
我国人多地少，耕地已逼近18亿亩红线，土地资源成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因素。城镇与农村是一个有机整体，理论上讲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因农民进城而扩大了规模，城镇房屋的容积率远高于农村，城镇人均住房占地面积又小于农村，随着农民的不断进城，用于居住的土地应该不断减少，农地应该不断增多。但事实上却正好相反，城镇在不断发展壮大，土地和农田却在不断减少。这是因为随着城镇的扩大，农田和土地不断被征收，这是土地减少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是，在不断扩大的城镇中，因房价过高，农民工虽然进城了，却买不起房，安不起家，不能真正成为城镇的一部分，这个庞大的临时群体租住着城镇大部分出租房。而在农村，他们利用手中的积攒闲资重建房屋或新建小洋楼，有的是占地大、带庭院的小洋楼，由此占用掉更多的土地和农田。而这些房屋主要用于留守人员居住，以及城里农民工在失业时、节假日或作为将来养老时居住，这样造成农村很多民居几近荒芜。城镇高房价的逼迫，是农村近些年出现建房热持续不断的重要原因，更多这种“闲置性的”房屋还会不断增加。正是这双重因素，加剧了农村土地和农田不断减少，土地浪费现象严重。
（四）抬高商务成本、影响制造业竞争力及经济协调发展
房价过快过高上涨，就会导致与之相关的建筑用钢材、水泥、化工原材料等系列资源性基础原材料价格上涨，进而拉动整个社会的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成本提高了，生活用品的价格就会提高。另一方面，房价上涨伴随而来的就是房租上涨，住房支出是人们最为重要的生活成本，房租提高了，租房群体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也就提高了，因此要求收入随之升高，企业就须给加工资。比如，1700元的工资涨到2000元，但房租涨了200元，生活用品涨了100元，住的房子和吃的的东西没有任何改变，但企业的用工成本升高了，同时企业用于生产的原材料价格也上升了，生产成本也就提高了，如要维持原有利润，产品就得提价，结果企业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就会下降，若再遇上经济危机，外需出现较大下滑，企业就会立即陷入困境。此时企业支付工人工资的能力必然下降，但企业员工的生活成本并没有下降，企业的支付能力与员工的最低要求之间就会出现差距，这就是近几年一些沿海地区企业出现“用工荒”的原因之一。高房价提高居住成本，并以租金形式将大部分成本转嫁给实体经济，提高各类经营活动成本和创业成本，使得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工人难招、人才流动受到障碍，从而困扰着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
高房价背景下，工人加了工资，企业产品价格提升，但工人和企业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益，没有得到实惠，那么，工人增加的工资、企业产品提价后的利润跑哪去了呢？跑到房地产业去了，跑到房地产商口袋去了，跑到有多套房子出租的业主那去了，财富进行了重新分配。如果房价过快上涨下去，高房价暴利对其他行业的挤出效应将会逐渐显现，进而影响到整个实体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五）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拉大贫富差距，影响社会和谐安定
我们知道，买卖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房屋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当众多刚需人群由于生存、生活的需要，面对虚高的且不断上涨的房价而又不得不购买时，老百姓与房地产商之间的交易就变成了无奈的“非等价交换”。我们常常看到为了买房。一个人、有的是一家人、甚至是祖孙三代人把多年积蓄来付一套房子的首付款，而获暴利者为房地产利益集团，开发商用虚高的房价换走了老百姓多年的辛苦所得，加剧了社会不公现象。
另一方面，房地产商及拥有多套房屋的贪腐官员、富裕阶层人士和近些年因拆迁、征地而获得数十套房屋补偿的郊区农民，在房价大幅上涨的情形下，就意味着财富以货币和固定资产的形式向这些群体转移集聚，现实中不少人因房价飙升而一夜暴富的并不鲜见，房价涨得越多他们的财富就越多。而买不起房子的刚需群体，因房租上涨，居住成本大幅提高，可支配收入降低而变为贫困阶层；勉强买得起房子的刚需群体，他们因借贷压力，等待他们的是日常花销捉襟见肘，生活质量下滑的日子，成为拥有固定资产的另类穷人。房价过快上涨，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增长赶不上房价的增长，大城市就会出现富人进城，穷人下乡的逆向流动，催生居住的阶层同质化，固化低收入阶层现有生存状态，削弱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的能力，进一步拉大城市之间与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使中国本来就已经明显存在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增加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安定。
（六）增加金融风险的积聚
房地产信贷分为个人信贷和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住房贷款具有数量多、时间长、风险低的特点，近年来一直被我国银行界视为优质贷款项目，各大银行为了此项业务展开竞争，尽可能地降低贷款门槛，导致房贷规模成倍扩大。而房地产市场的高房价和高利润对银行有巨大吸引力，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也逐年增加。房贷业务繁荣背后，是潜在的巨大风险。我国土地购置和房地产开发资金，绝大部分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银行贷款，房地产开发商实际是高负债经营；而个人通过按揭贷款买房的人，占全部购房总数的比例高达90%。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绝大部分风险系在金融机构身上。中国房产行业的快速发展、房价的飙升，令金融风险也在快速积聚。如不有效控制房价过快过高上涨，房地产泡沫将会不断被吹大。而一旦泡沫过大破灭时，房价将出现大幅下跌，房屋销量大减，开发商对银行的还债能力就会下降，个人资产和银行抵押资产就会大幅贬值，就会增加信贷违约事件，抵押给银行的房地产因还债有可能大量进入流通环节，使得房价地价进一步降低，形成恶性循环，威胁到整体经济安全，严重的将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综上所述，我国房价过快过高上涨，已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期望全社会和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给予更多的关注，全面落实党的十精神，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中，针对房地产市场现状，制定切实有效调控措施，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使房价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避免房价大起大落，使房地产业与其他产业协调健康发展，为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幸福指数提升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平.吴剑平.魏清泉.高房价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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