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常态 社会治理 内涵 特征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提出“推进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①。近年来，公共突发事件不绝于耳，多半与社会治理议题有关，暴露了政府等公共部门在社会治理能力方面的不足，考验着社会公众对政府等公共部门作为或不作为的信任度和忍耐力。
在新常态下研究社会治理问题迫在眉睫。本文重点研究社会治理的内涵是如何逻辑演变的？社会治理有哪些基本特征？对社会治理的未来该保持什么样的前瞻态度？
社会治理的内涵辨析
统治是我们最早用于分析统治阶层意志执行的政治术语。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可谓是近代西方治理研究的开山之作，探讨了作为君王术或统治术的治理术。福柯则以考察具体历史的方式发展了这种“治理术”研究，企图以“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文化边界”问题的研究来批判现代西方文明。
从统治走向管理，是现代政治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管理淡化了统治的意识形态性质，强调了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服务性。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管理的单向性所致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不能满足公民社会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的更高要求。2013年，福山指出，许多国家最糟糕的经验措施就是行政部门及其官僚体制。②
“一般认为，治理问题最初引起重视，是出于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改善受援国或投资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努力。但是，治理问题之所以在近年来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重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局限性和在若干领域中的失效。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行为，是价值因素较少而技术因素较多的政治行为。”③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治理理念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构成一种国家和社会新型关系的政治行动模式。这种概念上的转换既有政治观念自身不断创新的原因，也是经济社会大环境推动的结果，本质上则是因为政治的本性惧怕真空。因此，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
“治理是指者借助于社会、政治和法律等基本制度，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追求社会共同利益。治理的目的是实现或创造公共产品（common goods），其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完备地提供社会初级产品（primary social goods）”④。可见，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善治”，即追求帕累托最优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效果。其实质是对公共权力的延伸以及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它更强调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和公民等社会力量在管理公共事务、解决社会争端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它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毋庸置疑，社会治理理论属于新常态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走向成熟的重要理论标志。
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唐钧先生在北京日报论述了“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强调“过程”，倡导“调和”，兼顾“多元”，注重“互动”。笔者认为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整体性。虽然社会治理在中国语境下便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特色，成了全新的政治理念，但是社会治理原本起源于全球性的命题，因此，中国的社会治理必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借鉴国外社会治理的理论与经验，避免陷入国外曾经的“恶治”或“劣治”，最终实现“善治”。⑤社会治理是一项整体性的伟大工程，需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整体推进，其坚守的实质是一种整体主义价值观。
第二，良序性。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繁荣，但同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极端事件，威胁到社会的安稳秩序。可以说，协调各方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实现良序社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因此，政府对特定事件、特定人物或群体、特定场域、特定时间进行管控，是必要的。在承认社会分工、社会等级和社会差别的前提之下，政府对社会利益进行协调，遏制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动荡，这是社会治理的最低要求。
第三，民主性。社会治理的民主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这种多元的主体包括政府等公共部门、政党、民营部门、社会中间力量、独立公民等，他们以不同的价值观来指导不同的主体选择社会行动。万普勒和布瑞恩曾指出，让公民直接参与到复杂的决策过程是发展中国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最重要的创新。参与治理机制是增强公民和政府官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体制，旨在扩大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代表性，促进社会正义。⑥“当前我国的民主治理，是指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发自觉地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在其中，民主不只是程序性的运作模式，而成为一种内生性治理资源，这与坚持群众路线的精神完全一致。”⑦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
Abstract: a socialist legal concept, is the essence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and the soul, is the guidance and adjustment socialistic legislation, enforcement, judicial, obey the law and the legal supervision and the guideline and principle of socialist legal system accurately grasp the concept of the connotation of deep understanding to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spirit and the basic rule has an important role.
Key words: socialism government by law idea, and the rule of law, law enforcement for people, fairness and justice, service the overall situation. The party's leadership
中图分类号：D0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实际和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刻内涵。
一、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并在随后召开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将其写入了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观念的重大转变。其基本含义是指依据法律而不是个人的旨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其核心是确立以宪法和法律为治国的最具权威的标准。
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就是在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特别是执法者中养成自觉尊重法律、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为此需要准确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第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它强调，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法行为都必须依法受到追究。
第二、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维护法律权威，必须首先维护宪法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同时也必须树立执法部门的公信力。
第三，严格依法办事。具体包括：职权由法定、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
二、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执法为民就是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执法为民理念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它要求在各项工作中要做到以人为本，执法公正，一心向民。
当前，强调执法为民理念，要突出强调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第一、一切为了人民。这是执法为民理念的基本内涵。一切为了人民，就是要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宗旨。
第二，走群众路线，一切依靠人民。这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路线。开展任何工作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此，必须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始终心系群众，这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思想基础。要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学会做群众工作，经常深入群众、服务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是人生来就享有的基本权利，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确认。因此，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崇高的奋斗目标。
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公正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是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高度重视、科学分析、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减少社会风险和动荡，至关重要。因此，树立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就是强调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它具体包括：
第一、合法合理。合法性要求一切执法司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既要遵守实体法，又要遵守程序法；既要了解法律条款的字面含义，更要准确把握法律的深刻内涵、实质精神和价值取向。合理性是指执法中要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决定都要合乎理性，减少任意性，增强规范性和确定性，防止。
第二，平等对待。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具体要求，是公平正义的载体和支撑。强调平等对待必须要反对任何特权，禁止歧视。
第三，及时高效，公正与效率都是社会主义法治所追求的重要价值。效率是实现法律公正的重要条件，因此，及时高效是公平正义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要求必须提高时间效率，减少工作拖延，节约执法成本，以最低的成本投入、资源消耗取得最佳法律和社会效果，实现最大程度的正义。
第四，程序公正。执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实现的前提和重要保障。坚持程序公正必须要赋予当事人充分的权利并提供权利被侵犯时的救济渠道，有效地保障人权。坚持程序公正能够有效规范执法行为，防止权力的滥用。
四、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
法治作为国家治理方式，必然服务于国家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就是保障和服务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根本目标，法治工作的重大政治责任就是保障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
当前，服务大局的理念就是强调要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强化保障和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措施，全面正确履行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
五、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坚持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是我国宪法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我国的政治优势和重要特征。
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表现在，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不断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维护社会主义法治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体现。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化法治理念，而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五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完整准确地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2006、4、17-21《法制日报》“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
“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牢固树立党的领导的理念”
一、社会主义法治行政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活动模式以及赋予这些活动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是人类内在世界的外在表现。行政文化是指由国家行政组织的物质设施、组织制度和行政组织及人员所应共同具有的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心理状态、行为标准、生活方式等所整合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2]作为行政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治行政文化体现的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实践中长期形成的道德观念、思维模式、价值理念、行为规范以及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的物质载体的综合。社会主义法治行政文化承载着广大人民群众对自身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公正对待的深切期盼和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定信心。这种信心来源于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法治赋予行政文化的深刻内涵。
⒈社会主义法治行政文化包含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义。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体人民意志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法制是立法、执法、守法的总称，是社会主义法律与制度的静态表述和精神体现。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要求在社会主义法治行政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一，社会主义法治行政文化为立法提供了重要基础。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需要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国情的法律、法规、条例、决议等来维护，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具有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性质，才能将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社会主义法治行政文化是对我国公共行政的基本认知、价值取向和具体操作的直接反映，体现了在制度安排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为底线。第二，社会主义法治行政文化包含着全体人民普遍守法的意蕴。即要做到“有法必依”，要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要“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要使一切行政活动都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不能有任何僭越法律，甚至践踏法律的行政行为。第三，社会主义法治行政文化是行政主体在进行具体的行政活动和具体的行政行为时所包含的特定的行为规范。它要求行政主体尤其是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和法律规定确定从严或从宽处理，以维护法律的权威。第四，掌握公共权力的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尊重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当权利和诉求。社会主义法治行政文化蕴含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理念，其要求行政人员要正确行使人民所赋予的执法权力，坚决打击和制裁一切违法犯罪行为。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研究综述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经过30多年的努力，奠定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但该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还存在争议。根据中国期刊网（CNKI）相关论文资料统计，从1983年到2013年30年间篇名包括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章有33592篇，可见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问题的研究俯拾即是，本文主要从纵向向度和横向向度来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演进脉络和研究维度进行疏理，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的嬗变提出现代性启示，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学科的发展研究提供概念性基础。
一、概念内涵的演进脉络
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看，大致经历了“施加论”、“转化论”、“内化论”和“发展论”四种模式。首先，“施加论”模式，主要存在于改革开放之初到1984年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正式设立这段时期。这一时期，学者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界定，主要参照加里宁对德育的界定，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显然，这种界定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性，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解成外在性的“施加”，强调为政治、国家、社会服务，忽视了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由于受“施加论”的影响，我国学界现在依然有许多思想政治工作者依然没有摆脱“施加论”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模式。
“转化论”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阐释强调“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影响，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显然，这种“转化论”仍然是“施加论”的延续，在强调“施加”的同时，有意突出“转化”的思维，强调要取得实效还有一个由外向内和由内向外的转化过程。尽管“转化论”仍然没有摆脱“施加论”的影响，但毕竟注意到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德育的有效性，毫无疑问具有进步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研究又取得了新的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内化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的要求，通过特定的教育活动，把特定社会的思想和道德规范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过程。”这一观点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施加、转化，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外在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显然，“内化论”比“转化论”又前进了一步，它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由注重外在施加转变为内在认可、接受，肯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但这种内化是片面的，它只是外在施加影响之后的内化，受教育者并没有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作出独立的判断和选择。
于是，一些学者提出“发展论”模式，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遵循品德形成规律，采用言教、身教等有效手段，在受教育者的自觉积极参与的互动中，通过内化和外化，发展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法制和道德几方面素质的系统活动过程。”这种“发展论”的界定摒弃了外在施加性和被动接受性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肯定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发展和个体德性提升的内在性需要。
自20世纪8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以来，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丰富和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确立、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也越来越重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发展，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也随之更丰富、更系统、更科学。
二、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的研究维度
以上主要是以实践为线索从纵向这个向度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内涵，因此第二部分主要从横向向度来探讨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学界主要有几个研究维度：
第一个维度，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主要是解决“做什么”、“怎样做”的问题。主要以张耀灿等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教育者掌握的社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贯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始终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是以这一基本矛盾为研究对象而开展的活动。矛盾要得到合理的缓解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环体和介体的相互作用。从这一角度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实践活动，以人为作用对象，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主要帮助人们解决“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
第二个维度，从学科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主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具有规律性、科学性、普适性的特点，能够为尽可能多的受众所接受，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主要以张耀灿等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把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和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从教育主体而言，该学科研究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从教育客体来看，该学科学研究的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因此，可以说“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对人们思想品德的要求与人们的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之间的矛盾”，也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矛盾，这与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相同点，但不同的是，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的展开是动态性、过程性的，而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矛盾的展开是静态性、规律性的，它以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各种现象进而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为目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的科学。
第三个维度，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最重要的内涵。杨生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个阶级或集团为了建立或巩固其政治统治而进行的符合本阶级或集团根本利益的、包括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和宗教思想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教育”，显然这种观念的目的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引导来维护特定的阶级集团的利益，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强调构筑思想防线的价值意义，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客观要求。张耀灿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不难看出，其内涵的阐述仍是强调其功能性和阶级性，这些概念都难以逃脱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的思维窠臼。尽管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有加强人文教育、重视素质教育内容的趋势，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并没有淡化，它还是为执政党服务的，依然承载着浓厚的政治性。
周茜蓉认为从政治性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存在着“重意识形态功能价值作用而轻科学性”的问题，因此有学者主张更改学科名称的提议。黄钊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突出“政治”为核心内容，是与阶级斗争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相适应的，今天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沿用传统提法作为学科名称，就难免有因循守旧和固步自封之嫌，因而改名为“思想教育”。王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内涵和政治特征一贯而又明显，因此没有改动的必要，但必须严格使用这个专有名词”在这争锋过程中，谢祖鹏则从另一路径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以解除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政治性强的尴尬，他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的根基”，这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必要性做了最好的注脚，也为其科学性提供了理论的前提。
第四个维度，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来看，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争锋中，有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统一于内容的教育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郑永廷教授提出的，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坚持素质取向，即以形成、提高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的发展，遵循思想形成发展的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的价值观念、道德原则转化为对象的思想与行为，提高思想道德素养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的特殊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及其学科的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区别于其他的根本所在”。而张耀灿则从内容上来阐述思想政治教育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和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主要包括思想理论教育、政治方向教育、法纪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在含义上接近于思想政治工作”。周茜蓉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角度纵向切割为三个层面：一是从理论原理的层面围绕人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与发展这个主题展开；二是从应用层面中围绕教育对象成长和成才的认识、心理、发展过程展开；三是从实践层面中围绕当前社会和思想热点、焦点和思想教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展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求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境遇与时展之中，确立其科学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两者之间合理的平衡和张力关系”。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层次勾勒清晰，而且首次把科学性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在概念的界定上已有很大的突破。在这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侧重于某种价值判断而不是客观事物的状态描述，但其价值判断必须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之上，因而“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是统一的。
第五个维度，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来看，丰富的文化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属性。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学界从实践性、意识形态性、科学性等角度做过丰富有价值的探讨，然而学者沈壮海认为我们忽视了从文化性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精神文化或寓于社会精神文化之中。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有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人文关怀教育和人际交往教育等多个方面，政治文化、政治行为、道德文化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间的融合、渗透，呈现出社会文化性。再次，提高人的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之一，也是社会文化发展传承的目标之一。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脱离社会整体的文化环境，而只能在社会整体文化发展的格局中实现自身独特的价值与使命。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与价值往往在社会整体文化中得到体现和检验。
三、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嬗变的现代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现代演变与发展，离不开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时代特点。虽然这一概念的发展充分体现现世的特点，但并不意味着忘掉过去，抛弃传统。因为传统并不等同于过去，尽管在习惯上常常把传统视为过去的东西，但事实上传统总是现在存在的、现实的，如果仅仅是“过去的东西”，那它就没有现实性了。传统是“活”在现实中的，是在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事物中发生作用的。
因此，从人们在探求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发展的基本历程中，侧重反映现代人自觉提高生活质量和追求生命意义的内在发展成为未来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演变的一个重要向度。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逻辑内涵嬗变过程中，反映出个体主体依据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合理确定自身生存方式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的现代特性在生活世界逐步生成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提升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实践活动，要“引导现实的人的内在生命自觉，激发起对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内容的理解、认同和接受，避免知易行难。不仅要突破知识体系的说教，而且要通过所传播的价值理念引导人的行为活动并逐步把它转变成人的思想道德品质。”因此，不难看出，未来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的发展，应体现现代人的生命关怀意识、生活质量意识和生态环境意识的自觉培养过程，进而在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寻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定位。
参考文献
[1] 孙喜亭.教育原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290.
[2] 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128.
[3] 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
[4] 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
[5] 杨生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理解问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6）：16-20.
[6] 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相关重要范畴的概念辨析[J].思想理论教育，2003（7）.
[7] 周茜蓉.在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之间――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二重属性关系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05（4）：16-18.
[8] 黄钊.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名称的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3（10）：27-28.
[9] 王颖.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名称争论之于学科发展的价值意蕴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2003（9）：36-40.
[10] 谢祖鹏.思想调节论[J].江汉大学学报，1995（5）：06-09.
[11] 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与现状[J].思想教育研究，2002（6）：09-11.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治理；功能和作用
开平市地处珠三角西南部，以碉楼而闻名。开平碉楼源于明朝后期，起初主要是为了抵御匪患以及防止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平市赤坎镇三门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广东省第一批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自从2018年江门市第六届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开平市赤坎镇正式落地以来，项目在社会服务和社区治理中紧密结合碉楼文化，积极挖掘碉楼文化的内涵，并且将其与现代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逐渐探索出了以碉楼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社区治理模式。
一、碉楼文化概述
开平碉楼是开平侨民将西方建筑理念和本土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开平碉楼集合了防卫、居住等多方面的功能。不同建筑艺术风格在开平碉楼表现出了很强的兼容性，成为开平传统文化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开平碉楼具有鲜明的岭南文化精神和特色。碉楼文化是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本土化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碉楼文化是一种原生型、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地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所形成的碉楼文化理念可以概括为：以“碉其稳”，“稳”即“自卫防盗、安全稳定”；“碉其精”，“精”即“中西合璧、取其精髓”；“碉其和”，“和”即“以站为家、团结和睦”。
二、碉楼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论述
开平碉楼文化的演进和形成与开平本地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虽然传统文化的形成与社会治理理论的演变处于不相交的时间段和空间中，但是社会治理所体现出来的“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的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演变和形成中所体现出的伦理道德、和谐理念、追求稳定以及兼容性等方面均存在高度的暗合现象。首先，社会治理理论的“调和”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形成和演变中所表现出来的和谐理念以及追求稳定的社会观念，均体现出了反对社会矛盾解决中的激励、暴力和不妥协的态度，追求和谐、稳定是二者共同的特征，主张通过相应的途径实现和平、和谐。其次，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中的兼容性之间表现出了高度的契合。开平碉楼文化结合了西方建筑文化和本地建筑文化的特征，因此从碉楼文化中也能够挖掘出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第三，社会治理理论的“过程”特征体现出了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等方面的特点。而碉楼文化作为当地传统文化，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演变而来的，碉楼文化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能够实现对社会关系的不断调节。最后，社会治理中的协同治理理念与碉楼文化中的合作理念不谋而合。在社会治理中，要求多元主体通过构建协同治理的环境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而碉楼文化中“以站为家、团结和睦”体现出了在抵御自然灾害和外界干扰中的合作理念。
三、发挥碉楼文化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
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服务社区居民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挖掘，结合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的要求，将碉楼文化中所蕴含的和谐、团结、多元、互动等理念运用于解决社区问题、调解社区冲突以及社区教育等方面，以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新时代魅力。
（一）建立完善的组织和文化传承队伍传统文化是人的文化，需要依赖于人的创造力进行传承和发展，因此要确定碉楼文化在赤坎镇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就需要以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强化工作人员对碉楼文化的研究能力，理解文化中所具备的内涵。同时也需要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等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对碉楼文化进行深入的识别、传播。因此，应以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整合多元化的主体，为实现碉楼文化在社会治理中功能的发挥奠定基础。
（二）强化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工作人员需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和挖掘。例如可通过“赤坎人家口述史计划”专项活动，形成初步的赤坎口述史，从口述史中得出碉楼文化的内涵，逐渐构筑村民的文化共同体。碉楼文化中的安全稳定、包容、团结、和睦等理念与社会治理的理念相吻合。例如可将安全稳定的理念运用到社区安全建设中，将团结合作的理念融入到社区支持网络的构建中。
（三）依托碉楼文化建立社区治理体系碉楼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与社区治理的内涵存在多方面的吻合。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要以碉楼文化为依托，以社区治理的要求为标准，结合社区居民在各方面的需求，建立以碉楼文化传承和保育为平台的社区治理体系。以碉楼文化的精神为依托，把社区治理中的安全建设、支持网络建设、底线民生服务、社区教育等内容纳入到社区治理的内容中，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
（四）建立传统文化治理的反馈机制以碉楼文化为内涵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实践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完善。这就要求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根据社区问题以及社区需求，不断对以碉楼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系进行优化。开平市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建立碉楼文化社会治理反馈机制，结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积极优化和改善，以社区需求为导向进行动态化的更新和优化，提升碉楼文化与社会治理内涵的契合度，更大地发挥碉楼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工程管理；社会性；内涵
1 问题的提起
1.1 工程管理的现状。最近几十年来工程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已经常出现在教科书，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上，出现在国际组织、国家、地方、企业以及部门的各种计划及各种大大小小的报告中。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 但是在什么是工程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百家争鸣。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工程管理”这个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简而言之：工程管理就是对工程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工程管理就是工程主体为了解决工程问题，实现项目目标，获得预期收益，运用职权对工程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1.2 工程管理的独特之处
1.2.1 管理的目的不同。工程管理的目标是为了解决上层系统的问题，实现上层系统的战略。而其他管理却不尽如此。
1.2.2 管理性质有所区别。工程管理是融工程技术与经济管理为一体的现代化复合式管理。要求参与者掌握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对人员的素质和整个管理系统的控制和运行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1.2.3 管理手段不尽一致。工程管理在很大范围内主要依靠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组织内的协调和强制性的管理。这些就要求我们既要把握它们的联结点，更要着力了解和找出其间的差异之处，只有这样，才能对工程管理的内涵有深刻全面的认识。
2 工程管理的社会性内涵
2.1 社会性的理论基础。社会性是生物作为集体活动的个体，或作为社会的一员而活动时所表现出的有利于集体和社会发展的特性。是人的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生存的属性。而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又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来对待。
2.2 社会性在工程管理活动中的表现和发展趋势。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社会性提到如此高的位置，但工程管理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相反地，工程管理是通过立法形式或是某些合同、协议、条款等法律手段以及其他一些形式进行管理。因此其或多或少带有强制的性质。而正是因为这样，它可以看作是社会的无形意志，在一个有限的，具体的，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所以，工程管理表面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是一种抽象的且带有理念性质的压力。而实质上，工程管理集中反映和代表社会的一定范围内的实际利益分配。
为了加深对工程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一个概念或表达的“外延”是它所延伸到的或它所适用于的事物的集合，如果它是用一个单一的对象凭自身就能满足的那种概念或表达。（这种概念和表达是“一元（单体）”或“一位”（one-place）概念和表达。）工程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工程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工程管理是由国家、政府、社会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管理的共同内涵。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虽然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性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多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我们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和完善社会性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使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性组织
3 社会性内涵对工程管理绩效标准的指导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清楚的认识到社会性的内涵对于工程管理来说是意义重大且不可或缺的本质性内涵。因此，在工程管理活动的绩效要求方面，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利润等标准来进行衡量，而必须从工程管理的社会性内涵出发，用服务效果，工程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带有社会性质的尺度做标准。这样才能达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要求。相反地，如果工程管理活动的参与者忽视了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也会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重大威胁。
近几年，工程管理学界内改革的呼声非常高，而不管是制度上还是具体的标准上，改革必须牢牢的把握住工程管理的社会性内涵，将“效率至上”转变为“公平至上”，这就使工程管理活动有了明确的目标，其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组织形态上。
4 总之，无论是国家、政府、社会，都是管理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工程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工程管理学学科体系。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工程管理工作。工程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 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参考文献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特性；文化传播
从文化学意义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它的运作要遵循一定的文化规律，同时它本身也是对先进文化的传播。因此，从文化学角度来审视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有助于我们调整研究视角，拓宽工作思路，而且也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和思路。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把握其文化特性
一般来说，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或行为）文化及精神文化，其中精神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它包括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诸形式，规定着文化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心态结构，表现为思想和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在广义上指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诸形式，狭义上指直接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思想和观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可见，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意识形态从属于文化范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此外，意识形态对于社会文化也具有制约和导向作用，它决定社会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统治阶级总是把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文化提升为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并以此为标准对社会文化进行取舍与整合，形成对自身有利的文化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是将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化为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念，形成政治归属与价值认同，最终达到政治忠诚和思想同一，而意识形态社会化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运作（选择、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
（二）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把握其文化特性
与其他教育相比，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也强调知识（特别是人文知识）的传授，但其本质并不在于传授知识，而是更加侧重于价值与规范的认同和接受。传授知识需要理性的加以把握，而价值与规范的认同和接受则需要情感与理性的同一，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的显著特点。列宁曾经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正如人文知识的积聚并不能必然地上升为人文精神，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情感在教育中发挥其催化导向功能，通过情感的体验、渗透和转移，使教育双方在情感上交融，理性上认同，达到价值与规范的认同与接受，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沟通与传播的过程。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双方是人，但人从根本上说是文化存在物。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性格表达等都与社会文化系统存在着密切关系，其中，文化价值观念直接影响、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构成人的思想观念体系最基础、最直接的因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基于文化基础之上价值与规范的认同与接受，其本身就是整个社会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具有独特的文化特性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三）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把握其文化特性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化的重要手段，是意识形态内涵与社会文化内涵的统一。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片面地强调意识形态内涵，以政治性准则作为其内在价值依据，通过自上而下的单向性要求和灌输开展教育。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统一社会思想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也使思想政治教育丧失其应有的社会文化内涵及功能，扼杀了教育的创造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文化也随之进行转型，正在形成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但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思潮相对分离、多元文化价值观念并存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时代背景，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坚持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并把其转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一般准则，又要对社会文化思潮和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扬弃与整合，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坚持其意识形态内涵前提下，不断增强其社会文化内涵，这也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的文化特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就其本质而言，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对文化的分配与享受，是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互动和文化扩散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性决定了其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活动。因此，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律，增强其文化功能和文化内涵，更好地发挥其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一）强化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选择
[关键词]红色文化 红色精神 内涵 特征
文/管仕廷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如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核心与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支撑。
红色文化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提到红色文化,人们就会联想到革命、战争、流血、牺牲、解放等概念,认为红色文化就是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是红色文化的主题与主要内容,这是红色文化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与初步认知,也是人们对红色文化最直观的理解。其实,红色文化以“红色”为主题、为核心,在内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分。在狭义上,红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形成,在中国革命的红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映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建设国家、创造美好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文化思想与价值体系,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国红色文化的主流、源泉。而在更广义的范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些特定的内容如关于理想、信仰、道德追求、奋斗目标、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等都属于红色文化的范畴。
(一)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及表现
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红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它是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精神遗产的物质载体。红色文化在形式上是具有一定物质形态(或载体)的文化,这种形态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如表现革命内容、革命思想、革命过程的文化作品,包括小说、文章、诗歌、戏剧、标语、歌曲、出版物和革命文献;也包括革命遗迹、纪念地、标志性物件等,如战场纪念地,革命会议遗址、领袖的故居、旧居等纪念馆,革命前辈用过的物品或穿过的遗物等(也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遗址、纪念地、物品等)。这些物质载体承载着红色文化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人们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会联想到红色的、革命的主题、历史、事件及革命思想、意识与观念。
(二)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及内涵
红色文化的内容即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指的是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理想、信仰、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和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红色文化的精神在早期等同于革命精神,其后内涵在不断丰富拓展。红色精神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在1949年之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49年之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涵已超越了革命主题,出现了“建设精神”或“创业精神”,如“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1978年之后进入改革开放,又出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文化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形势下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资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红色文化”愈发凸显其作为主流价值的突出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和软实力,并承担着引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有人将“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其中的“人”是在革命时期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现为革命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红色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如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红歌”在今天已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弘扬真善美的、体现我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歌曲都是“红歌”,这表明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已有了新的诠释。
二、红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
红色文化是革命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体系,是在汲取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文化体系,因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天然成分、养料和重要构成。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民族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性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坚持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守客观真理的科学品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红色文化又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红色文化坚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红色文化不是为少数人垄断的精神产品,而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创造的思想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文化。它着眼培育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道德追求的时代新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既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红色文化始终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服务于人民大众,满足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发挥着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的作用与功能。
(二)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
“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文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指引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民大众提供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理想、新的道德和新的精神。红色文化极大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为全社会提供着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红色文化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红色文化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而这个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旨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源泉和优秀资源,为后者输送土壤、空气与精神养分,决定并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引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前进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人根本宗旨和核心价值观的科学表达,红色文化因此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变革创新、文明发展的内在灵魂、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的论述。红色文化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内涵并体现着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红色文化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为之享用的文化,体现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与宗旨,是我们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文化表达,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文化宣示。红色文化又是红色政治,是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红色文化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历史意识、政治追求和道德取向,彰显并表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凝聚时代人心、彰显时代精神、锤炼民族性格、锻造民族风骨、提升民族品格,红色文化具有塑造新人、涵养人心、促进民族自新的价值与功能。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