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技水平的进步可以扩大农产品的商品市场,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市场经济条件下，唯有高品质的产品才能得到市场的青睐，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这就必须改善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把新技术新方法推广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新的农产品不断涌现，农产品品质不断提高，从而保证经济的增长不断增长。
(二)科技水平的进步提高了就业水平,改善产业结构
科技的进步推动了农业机械化、自动化的应用，使农业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需要禁锢大量的劳动力，而是用机械化代替人工，这样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断减少,农业生产所剩余的劳动力大量向二、三产业转移，改善了我国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促进了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三)科技水平的进步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
技术进步加快了教育现代化的步伐，促进了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的不断创新，消化新技术的能力不断改善。使优质人才在新形势下有了展示才华的舞台，使农业技术在劳动者身上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二、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虽然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跟国外发达国家比较，农业科技化水平不高。
(一)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业科研的成果过分的把目光放在市场上面，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尤其是偏向粮食棉花大宗农产品。对于其他农产品关注少，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在生产中，研究者把目光过分偏重于产中环节，忽视产前，产后的研究，造成了供需不平衡，矛盾突出的问题。我国农民的总体文化素质偏低，对专家提出的农业科技成果的重视不够，影响了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较低的文化素质降低了技术效益，农民无法掌握较为复杂的技术方法，增加了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风险。目前的科研体制不完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农业生产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信息不共享，遇事不沟通，办事不协作。遇到问题又相互扯皮推诿，没有有效解决机制，造成了资源浪费，效率低下，使农业科技的创新推广遇到瓶颈。
(二)对策
1、加强科技创新,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以生物技术为代表的农业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使我国农业新技术得到革命性飞跃。通过转基因技等生物新技术的应用,科研工作人员培育出了一批超级稻、优质玉米、抗虫棉等转基因优良新品种,有些已经大面积应用于农业生产,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加快我国的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我国的农业体制是阻碍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突破体制障碍,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发展机制,是实现科技兴农战略,农业现代化的持久动力的保证。
3、强化成果转化,促进技术发展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是推广农业技术的规范应用，科技成果运营规模量产。对科技成果及时组织实地考核，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据此制定出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程，要求简单宜操，实事求是，方便农民的学习应用，建设农业新技术高产示范区，组织定期专家讲座，结合农民实际问题，改善新技术新方法。要以市场为根本,以高新技术为重点,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4、深化教育改革,着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推进农业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的最终受益主体是农民，只有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才能保证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效益，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农业相对落后的面貌，科技进步，教育先行，以人为本。逐步建立起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职业化教育，专门培训为辅的专门化多层次的农业教育体系。
三、农业的发展，最终要依靠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创新
(一)新的世界性农业科技革命正在兴起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许多国家纷纷采取创新农业体制，加强对外合作，政府组织农业科研项目集体攻关等措施，来加速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特别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使得生物技术不断孕育产生并加速产业化的步伐。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世界农业的发展。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使农业效益大幅度提高；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涌现，使农业结构不断的优化组合，完善的农业结构改善了生态环境，保护了生态平衡，从而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说着教育的普及，农业科学也随着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之间的差距在渐渐的缩小，但是发达国家处于农业科技主导地位还是没有改变。我国农业在这样的世界大环境下，即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又有着巨大潜力和难的机遇。
(二)我国新阶段的农业对科学技术产生了更大需求
我国新阶段的农业发展目标主要是调整农业和农村的经济结构保障农民增收。根据此目标，我国制定了务实的计划。要通过专门培育、国外引进、高产高质加快发展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业整体质量和效益；利用新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较少农业污染，降低农业成本；提高村镇企业的机械化水平，培训熟练操作工，转移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加快，要想实现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本出路在于用先进的科技武装农业。我国的现状是污染严重，生态环境脆弱，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少这些问题再新世纪又要重新审视，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保证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业科技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距离，在关键技术上的表现尤为显著，农产品质量差，生产成本高、国际竞争力弱是现阶段的主要问题。这就为我国下一步的农业发展指出了方向，攻关农业科技的关键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结束语
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不转变，从近期看，容易导致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从长期看，难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看，不仅我国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无法支撑，全球的资源也难以承受；从发展的目的看，也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从近期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需要。*年我国经济增长9．1％，呈现出多年期盼的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活力比较强的好形势。在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不易。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运行中也存在许多隐忧，实现这一增长，我们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一是消耗了大量资源，加剧了资源短缺的压力。*年，我国实现的GDP，按现行汇率计算为1．4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GDP的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会高一些)，但为此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经折合后粗略估算为50亿吨。其中，原油2．52亿吨、原煤15．79亿吨、铁矿石3亿吨、钢材2．71亿吨、氧化铝1168万吨、水泥8．36亿吨，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40％。由于国内资源不足，约50％的铁矿石和氧化铝、60％的铜资源、34％的原油依靠进口解决，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增大。
二是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加大了物价全面上涨的压力。对钢铁、有色、化工、建材、能源等的旺盛需求，引发了这些产品价格的轮番上涨。去年12月与年初比，钢材综合价格由每吨3590元涨到4349元。螺纹钢由2553元涨到3702元，涨幅达45％左右，焦炭由每吨800元涨到1250元，涨幅达56％。尽管*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仅比上年上涨1．2％，但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上涨幅度已达8．1％，其中11月和12月，分别上涨了11．4％和13％，今年1月份同比又上涨14．1％。生产资料属于上游产品，其价格快速和大幅上涨，首先会挤压消费品等下游产品的利润空间，当下游产品生产企业难以承受时，必然要通过涨价释放出来。
三是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经济运行绷得过紧。去年原煤产量达到16．67亿吨的历史新高，增长15％，仍供不应求，许多电厂、钢厂“等米下锅”，使许多浪费和破坏资源的小煤窑死灰复燃。供电紧张地区从*年的lO个增加到*年的21个，而且缺电地区的紧张程度更加严重。由于缺电、缺煤，一些地区不得不重新启用高耗能的柴油发电，又带来了柴油供应的紧张。大量调运资源，又导致了铁路运输吃紧。*年铁路日装车只有6万多车，现在已经达到9万～lO万车，其中一半用于运煤。尽管这几年全球新建铁路的70％在我国，但运力仍然紧张，煤炭运输的请求车皮满足率只有68％。
当前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有大型煤矿和铁路建设发展滞后，一度对电力需求增长估计不够等供给方面的原因，但从需求方面来看，主要是能源消费增长过快。这里有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合理增长的因素，同时也与经济增长方式从总体上没有转变，特别是与钢铁、有色、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生产和消费超常增长有关。*年，钢铁、电解铝、水泥投资分别
增长96．6％、92．9％和121．9％。目前，钢铁生产能力已经达到2．5亿吨，在建规模8000万吨，全部建成后，*年产能将达到3．3亿吨，如果再加上各地拟建项目7000万吨，总能力将超过4亿吨，大大超出市场需求，特别是在建钢材生产能力中，仍有60％左右是长线产品。电解铝在建拟建规模500万吨，*年产能将达到1000万吨，水泥产量将达到10亿吨以上，也都明显超出市场需求。这些高耗能产业生产和投资的过快增长，使电力需求大增，导致电力供应的全面紧张。近两年电力供给是超常增长的，发电量继*年增长11．6％后，*年又增长15．5％，去年投产和新开工的机组均超过3000万千瓦，都创下了25年来的最高水平。火电平均利用小时已达到5760小时，是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全国还是缺电350亿～450亿千瓦小时。从历史上看，电力弹性系数尽管年度之间有波动，但从20年的长周期看，平均是0．81，而去年高达1．67，说明经济的高增长是依靠电力的过度消耗支撑的，显然难以为继。
不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增长方式，从近期看，不要说难以维持去年9．1％的增长速度，即使保持7％的增长，难度也很大。按经济增长7％测算，今年发电量需要增长10％，新增发电量约1900亿千瓦小时。尽管发电装机预计投产3700万千瓦，要满足新增用电需要，原有机组平均利用小时还要在去年5760小时的历史最高水平上进一步提高，电力系统安全运行形势将更为严峻。按照新增发电要求，需要增加电煤约9000万吨，并相应增加铁路运力4000多万吨，保障难度也比较大。目前煤炭企业总体上已处在超负荷运行状态，采掘比严重失调，许多技术水平低、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小煤矿大量生产，乡镇煤矿产量所占比重已由*年的27％上升到去年的35％。在这种情况下，若产量增加过多，资源和环境会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安全生产形势会进一步恶化。铁路运输方面去年各主要干线已满负荷运行，今年铁路运量预计仅能增加9000万吨，考虑电煤运输和其他方面的运输需求，运输供求关系会更加紧张。
总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缓解资源约束的矛盾，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在千方百计增加能源、资源供给的同时，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转变增长方式方面下大功夫，进一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坚决遏制某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动员全社会力量节能、节材、节水。否则，难以保持快速增长的好势头，弄得不好经济会出现大起大落。
(二)从长远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包括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其中，如何保障经济更加发展，力争2020年实现GDP比*年翻两番，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经济是基础，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翻两番的目标很难实现，民主、科教、文化、社会和人民生活等其他目标也很难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前一个GDP翻两番。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使仍按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也面临很大的困难。按能源翻一番初步测算，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将达到30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22亿吨、石油4．2亿吨、天然气*亿立方米。仅从满足国内煤炭需求来看，就面临四大压力。一是面临煤炭精查储量不足的压力。煤炭生产若达到22亿吨，需要精查储量125l亿吨，而目前尚未利用的精查储量仅为600亿吨。二是面临生产能力不足的压力。全国煤炭生产能力目前为15．6亿吨，考虑部分矿井衰老报废等因素，2020年前需要新增煤炭生产能力10亿吨。这意味着今后17年要建设百万吨级的大型煤矿1000个，接近美国目前的产煤总量。三是面临运输能力不足的压力。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但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这种分布决定了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格局。按新增10亿吨生产能力中70％需外运考虑，要再建7条大秦线以及相应的港口。四是面临环境容量不足的压力。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其中90％的二氧化硫排放来自煤的使用。继续按目前的方式大量消耗煤炭和排放污染，不仅国内环境质量难以改善，来自国际社会的环境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面对国内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利用国外资源来弥补国内能源资源的短缺。但还必须看到，大量进口海外资源，也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风险。首先，全球资源是有限的。据有关资料，全球剩余的可开采化石能源总储量为7800亿吨油当量。其中煤炭9845亿吨，石油1427亿吨，天然气156万亿立方米。极而言之，如果维持现有消费水平不变，化石能源总储量只能维持人类消费100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球能源产量中，国际贸易量充其量不到50％，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国际自由贸易量的比例更低，进口需求也不是可以无限得到满足的。其次，存在着市场和价格风险。作为资源消费大国，大量进口还会导致国际市场资源价格的上升。*年，我国进口的铁矿石达到1．48亿吨，占全球铁矿自由贸易量的61％，导致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由*年底的35美元涨到*年底的100美元，上涨近2倍。由于我国大量进口氧化铝，国际市场氧化铝价格由*年底的180美元涨到*年底的420美元，也上涨了1．3倍。三是存在着运输能力的保障问题。有些资源虽然海外有储量的保障，但开采后的运输能力也难以保障。以铁矿石为例，澳大利亚虽然有丰富的铁矿资源，但需要建设新的港口和铁路，才能保障运出。*年我国大量进口资源，还导致国际市场运力紧张、运费大涨。铁矿石海运费由*年初的每吨6．4美元上涨到年底的18．8美元，上涨1．94倍(中国一澳大利亚航线)。氧化铝的海运费由年初的每吨12．5美元上涨到年底的30美元，上涨1．4倍(中国一澳大利亚航线)。四是存在着安全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大国，重要资源特别是战略资源过于依赖进口，不仅涉及供求格局和价格变化等技术问题，还涉及如何打破现有垄断格局、运输线路安全保障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问题，处理不好或出现难以控制的动荡，会危及我国的国家安全。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发利用海外资源，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但并不会一帆风顺，涉及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
(三)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子孙后代和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20世纪的100年间，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同时也加速了资源消耗。全球GDP增加了18倍，石油年消费量由上世纪初的2043万吨增加到世纪末的35亿吨，增加了170倍；钢、铜、铝的年消费量分别由2780万吨、50万吨和6800吨增加到8．47亿吨、1400多万吨和2454万吨，增加了29倍、27倍和3608倍。其中，60％以上的能源和50％以上的矿产资源是由不足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消耗的。
进人新世纪，全球另外85％的人口将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从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看，工业化的过程，是人类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加快积累社会财富、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过程。如何解决日益紧迫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工业化加快、经济快速增长的矛盾，是新世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目前我国人均能源、钢、铜、铝的消费量不到美国的l／11、1／4、l／7和1／8。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能源和主要资源的人均消费水平会进一步提高。据有的专家测算，按15亿人口测算，如果我国主要资源的人均消费量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届时，我国年消费的能源将达到175亿吨标准煤、石油47亿吨、钢6•2亿吨、铜1650万吨、铝3000万吨，全球能源和石油储量也仅够我国消费66年和30年。这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奢侈地消费地球上的资源，也不能因为面临资源问题而影响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根本的出路在于转变增长方式，降低工业化进程中人均累计的资源消耗水平，缩短工业化进程，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早在*多年前，我国古代思想家苟子在其《天论》中就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我国资源储量的“本”本来就不强，竭林而耕、竭泽而渔、竭矿而采，不顾自然、不计代价、不问未来，不仅会很快耗尽国内资源，而且全球资源也不够我们消耗。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增长方式不转变，“几个地球资源也不够中国消费，，的说法，也就不那么危言耸听了。
我们毕竟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资源不只是我们中国人独享的，也不只是我们当代人消费的。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要考虑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要考虑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也要考虑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因此，无论从国内资源储量、地球资源储量看，还是从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未来发展的要求看，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资源消耗强度都是难以为继、不可持续的，迫切需要根本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不转变，从近期看，容易导致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从长期看，难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看，不仅我国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无法支撑，全球的资源也难以承受；从发展的目的看，也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从近期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需要。*年我国经济增长9．1％，呈现出多年期盼的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活力比较强的好形势。在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不易。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运行中也存在许多隐忧，实现这一增长，我们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一是消耗了大量资源，加剧了资源短缺的压力。*年，我国实现的GDP，按现行汇率计算为1．4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GDP的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会高一些)，但为此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经折合后粗略估算为50亿吨。其中，原油2．52亿吨、原煤15．79亿吨、铁矿石3亿吨、钢材2．71亿吨、氧化铝1168万吨、水泥8．36亿吨，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40％。由于国内资源不足，约50％的铁矿石和氧化铝、60％的铜资源、34％的原油依靠进口解决，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增大。
二是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加大了物价全面上涨的压力。对钢铁、有色、化工、建材、能源等的旺盛需求，引发了这些产品价格的轮番上涨。去年12月与年初比，钢材综合价格由每吨3590元涨到4349元。螺纹钢由2553元涨到3702元，涨幅达45％左右，焦炭由每吨800元涨到1250元，涨幅达56％。尽管*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仅比上年上涨1．2％，但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上涨幅度已达8．1％，其中11月和12月，分别上涨了11．4％和13％，今年1月份同比又上涨14．1％。生产资料属于上游产品，其价格快速和大幅上涨，首先会挤压消费品等下游产品的利润空间，当下游产品生产企业难以承受时，必然要通过涨价释放出来。
三是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经济运行绷得过紧。去年原煤产量达到16．67亿吨的历史新高，增长15％，仍供不应求，许多电厂、钢厂“等米下锅”，使许多浪费和破坏资源的小煤窑死灰复燃。供电紧张地区从*年的lO个增加到*年的21个，而且缺电地区的紧张程度更加严重。由于缺电、缺煤，一些地区不得不重新启用高耗能的柴油发电，又带来了柴油供应的紧张。大量调运资源，又导致了铁路运输吃紧。1998年铁路日装车只有6万多车，现在已经达到9万～lO万车，其中一半用于运煤。尽管这几年全球新建铁路的70％在我国，但运力仍然紧张，煤炭运输的请求车皮满足率只有68％。
当前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有大型煤矿和铁路建设发展滞后，一度对电力需求增长估计不够等供给方面的原因，但从需求方面来看，主要是能源消费增长过快。这里有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合理增长的因素，同时也与经济增长方式从总体上没有转变，特别是与钢铁、有色、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生产和消费超常增长有关。*年，钢铁、电解铝、水泥投资分别
增长96．6％、92．9％和121．9％。目前，钢铁生产能力已经达到2．5亿吨，在建规模8000万吨，全部建成后，2005年产能将达到3．3亿吨，如果再加上各地拟建项目7000万吨，总能力将超过4亿吨，大大超出市场需求，特别是在建钢材生产能力中，仍有60％左右是长线产品。电解铝在建拟建规模500万吨，2005年产能将达到1000万吨，水泥产量将达到10亿吨以上，也都明显超出市场需求。这些高耗能产业生产和投资的过快增长，使电力需求大增，导致电力供应的全面紧张。近两年电力供给是超常增长的，发电量继*年增长11．6％后，*年又增长15．5％，去年投产和新开工的机组均超过3000万千瓦，都创下了25年来的最高水平。火电平均利用小时已达到5760小时，是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全国还是缺电350亿～450亿千瓦小时。从历史上看，电力弹性系数尽管年度之间有波动，但从20年的长周期看，平均是0．81，而去年高达1．67，说明经济的高增长是依靠电力的过度消耗支撑的，显然难以为继。
不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增长方式，从近期看，不要说难以维持去年9．1％的增长速度，即使保持7％的增长，难度也很大。按经济增长7％测算，今年发电量需要增长10％，新增发电量约1900亿千瓦小时。尽管发电装机预计投产3700万千瓦，要满足新增用电需要，原有机组平均利用小时还要在去年5760小时的历史最高水平上进一步提高，电力系统安全运行形势将更为严峻。按照新增发电要求，需要增加电煤约9000万吨，并相应增加铁路运力4000多万吨，保障难度也比较大。目前煤炭企业总体上已处在超负荷运行状态，采掘比严重失调，许多技术水平低、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小煤矿大量生产，乡镇煤矿产量所占比重已由*年的27％上升到去年的35％。在这种情况下，若产量增加过多，资源和环境会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安全生产形势会进一步恶化。铁路运输方面去年各主要干线已满负荷运行，今年铁路运量预计仅能增加9000万吨，考虑电煤运输和其他方面的运输需求，运输供求关系会更加紧张。
总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缓解资源约束的矛盾，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在千方百计增加能源、资源供给的同时，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转变增长方式方面下大功夫，进一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坚决遏制某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动员全社会力量节能、节材、节水。否则，难以保持快速增长的好势头，弄得不好经济会出现大起大落。
(二)从长远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包括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其中，如何保障经济更加发展，力争2020年实现GDP比*年翻两番，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经济是基础，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翻两番的目标很难实现，民主、科教、文化、社会和人民生活等其他目标也很难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前一个GDP翻两番。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使仍按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也面临很大的困难。按能源翻一番初步测算，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将达到30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22亿吨、石油4．2亿吨、天然气*亿立方米。仅从满足国内煤炭需求来看，就面临四大压力。一是面临煤炭精查储量不足的压力。煤炭生产若达到22亿吨，需要精查储量125l亿吨，而目前尚未利用的精查储量仅为600亿吨。二是面临生产能力不足的压力。全国煤炭生产能力目前为15．6亿吨，考虑部分矿井衰老报废等因素，2020年前需要新增煤炭生产能力10亿吨。这意味着今后17年要建设百万吨级的大型煤矿1000个，接近美国目前的产煤总量。三是面临运输能力不足的压力。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但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这种分布决定了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格局。按新增10亿吨生产能力中70％需外运考虑，要再建7条大秦线以及相应的港口。四是面临环境容量不足的压力。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其中90％的二氧化硫排放来自煤的使用。继续按目前的方式大量消耗煤炭和排放污染，不仅国内环境质量难以改善，来自国际社会的环境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面对国内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利用国外资源来弥补国内能源资源的短缺。但还必须看到，大量进口海外资源，也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风险。首先，全球资源是有限的。据有关资料，全球剩余的可开采化石能源总储量为7800亿吨油当量。其中煤炭9845亿吨，石油1427亿吨，天然气156万亿立方米。极而言之，如果维持现有消费水平不变，化石能源总储量只能维持人类消费100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球能源产量中，国际贸易量充其量不到50％，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国际自由贸易量的比例更低，进口需求也不是可以无限得到满足的。其次，存在着市场和价格风险。作为资源消费大国，大量进口还会导致国际市场资源价格的上升。*年，我国进口的铁矿石达到1．48亿吨，占全球铁矿自由贸易量的61％，导致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由*年底的35美元涨到*年底的100美元，上涨近2倍。由于我国大量进口氧化铝，国际市场氧化铝价格由*年底的180美元涨到*年底的420美元，也上涨了1．3倍。三是存在着运输能力的保障问题。有些资源虽然海外有储量的保障，但开采后的运输能力也难以保障。以铁矿石为例，澳大利亚虽然有丰富的铁矿资源，但需要建设新的港口和铁路，才能保障运出。*年我国大量进口资源，还导致国际市场运力紧张、运费大涨。铁矿石海运费由*年初的每吨6．4美元上涨到年底的18．8美元，上涨1．94倍(中国一澳大利亚航线)。氧化铝的海运费由年初的每吨12．5美元上涨到年底的30美元，上涨1．4倍(中国一澳大利亚航线)。四是存在着安全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大国，重要资源特别是战略资源过于依赖进口，不仅涉及供求格局和价格变化等技术问题，还涉及如何打破现有垄断格局、运输线路安全保障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问题，处理不好或出现难以控制的动荡，会危及我国的国家安全。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发利用海外资源，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但并不会一帆风顺，涉及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
(三)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子孙后代和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20世纪的100年间，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同时也加速了资源消耗。全球GDP增加了18倍，石油年消费量由上世纪初的2043万吨增加到世纪末的35亿吨，增加了170倍；钢、铜、铝的年消费量分别由2780万吨、50万吨和6800吨增加到8．47亿吨、1400多万吨和2454万吨，增加了29倍、27倍和3608倍。其中，60％以上的能源和50％以上的矿产资源是由不足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消耗的。
进人新世纪，全球另外85％的人口将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从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看，工业化的过程，是人类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加快积累社会财富、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过程。如何解决日益紧迫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工业化加快、经济快速增长的矛盾，是新世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目前我国人均能源、钢、铜、铝的消费量不到美国的l／11、1／4、l／7和1／8。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能源和主要资源的人均消费水平会进一步提高。据有的专家测算，按15亿人口测算，如果我国主要资源的人均消费量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届时，我国年消费的能源将达到175亿吨标准煤、石油47亿吨、钢6•2亿吨、铜1650万吨、铝3000万吨，全球能源和石油储量也仅够我国消费66年和30年。这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奢侈地消费地球上的资源，也不能因为面临资源问题而影响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根本的出路在于转变增长方式，降低工业化进程中人均累计的资源消耗水平，缩短工业化进程，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早在*多年前，我国古代思想家苟子在其《天论》中就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我国资源储量的“本”本来就不强，竭林而耕、竭泽而渔、竭矿而采，不顾自然、不计代价、不问未来，不仅会很快耗尽国内资源，而且全球资源也不够我们消耗。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增长方式不转变，“几个地球资源也不够中国消费，，的说法，也就不那么危言耸听了。
我们毕竟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资源不只是我们中国人独享的，也不只是我们当代人消费的。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要考虑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要考虑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也要考虑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因此，无论从国内资源储量、地球资源储量看，还是从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未来发展的要求看，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资源消耗强度都是难以为继、不可持续的，迫切需要根本转变。
关键词：经济增长 就业增长 和谐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依靠经济扩张带动就业。但是，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0.345下降到本世纪2000―2008年的平均0.099左右，即使保持现在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也只有900万个左右。而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使就业岗位日益减少；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的员工数量也会相应下降。上世纪80年代，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国的就业岗位能增加200万个，而到了本世纪，仅能增加60万个岗位左右。目前我们不得不注意的一个事实是，经济增长未必带动就业的增长，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资本深化现象，正迫使企业为提高竞争力而减少用工。因此，如果不改变发展模式、政策不做比较大的变化的话，简单地以扩张经济增长来解决就业问题可能效果会打折扣。
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相关性的现状分析
关于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奥肯以美国的经济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当经济增长率高于2.25％时，经济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0.5个百分点；当经济增长率低于2.25％时，经济增长率每减少1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上升0.5个百分点。这说明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呈反向变化，经济的高增长率伴随着低失业率，低增长率伴随着高失业率。这一经验性规律揭示了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分析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常用的一种指标是就业弹性，它是就业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比值，是反映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当它为负值时，则与经济增长相伴的是就业下降。从理论上来说，当实际就业量能够灵敏地反映劳动力需求变化的时候，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两者基本上同步变化，就业弹性系数的变化比较平缓。
表1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和全社会就业增长率以及就业弹性系数值。从表1中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变化的幅度比较大，就业的增长率波动也较大，总体上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同时，就业弹性系数的波动性也较大，呈现前期高后期低、整体走低的特点。
根据表1的数据进行具体分析可以看出，在这30年中，就业弹性值出现过两次峰值，且出现的年份正好是经济增长的低谷年，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但就业增长率并没有相应的减少。在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就业弹性值比较小。
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原因分析
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较强的非一致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逐步下降，失业和下岗人员逐渐增多，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4.3％。在这30年中，就业弹性值出现的峰值正好是经济增长的低谷年，如表1中1981年，1g8g一1990年，1995―1997年，2001年都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在低谷年中，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但就业增长率并没有相应地减少，而在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如1992―1994年，2003―2007年，虽然经济增长率表现出较高的增长趋势，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就业增长率却明显比一些经济增长率增长缓慢的年份低，就业弹性值比较小，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了明显的非对称性状况。
随着一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在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是其重要内容，因此，经济增长必然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就业弹性，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1978年到1989年，我国第一产业比重略微下降，从28.1％降到25％，降了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也呈现下降趋势，从48.2％下降到43％，下降五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快速上升，从23.7％上升到32％，共上升了8个百分点。从就业构成来看，1978―1989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构成下降了10个百分点，说明农业在逐步排挤出农村过剩劳动力，我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流动；虽然在1978―198g年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构成比重下降，但第二产业的就业构成比重从17.3％上升至21.6％，上升了4个百分点，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主要是粗放型发展模式，属于劳动密集型经营，就业容量大；随着第三产业在GDP构成比重的上升。就业比重也相应快速增加，共上升了6个百分点。从以上分析可看出，我国上世纪80年代就业弹性较高，主要是由第三产业的高就业构成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经营模式决定的。
从1990―2004年15年间，我国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降，从1989年的25％下降为2004年的15.2％，下降近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化与20世纪80年代刚好相反，上升了近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基本没有变化，在33％左右徘徊。总之，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从产业结构分析，增长主要体现为第二产业的发展，因此，就业构成较之20世纪80年代有所不同。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第一产业就业构成比重继续下降，从1990年的60.1％下降至2004年的46.1％，这说明我国农业继续排挤出大量剩余劳动力；第二产业在20世纪90年展迅速，占GDP比重上升了9个百分点。但就业量却没有同比增加，1990―2004年。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只上升了1个百分点，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下降，产业的发展并未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从20世纪8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过渡，资本深化，对就业的容量减少，单位经济增长量所带来的就业增长量下降；第三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缓慢，但就业量却大幅增加，从1990年的18.5％上升到2004年的30.6％，为我国就业量的增加做出了巨大贡献。从1990至2004年我国三个产业各自的GDP构成比重的变化和就业构成变化，我们发现。我国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同时就业量
也大幅下降，现实生活中体现为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加大，但就业比重却没有相应的增加，使我国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不一致性；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最强，第三产业较小的增长便能带来大量的就业量，但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第三产业GDP构成比重增量较小，甚至在2000年以后呈现下滑趋势。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业弹性下降，出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现象，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第一产业排挤出大量劳动力，而发展迅速的第二产业的就业却未相应增长，同时，就业弹性大的第三产业又发展缓慢，从而使得我国在90年代以后总就业弹性下降，甚至出现高增长低就业现象。
我国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根源是由我国的投资结构所导致的，就业容量大的部门所获得的投资量较小。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投资增长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第三产业的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这些部门的增长比重高达总投资增长量的70％以上。
实现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扩大就业相和谐的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面对我国就业弹性系数快速下降并处在过低水平上的情况，现阶段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增长的作用，以下对策建议尤显必要。
(一)兼顾“保增长”与“保就业”，实现以扩大就业为目的的经济增长
在经济与就业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对称的规律：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就业增长；但没有经济增长，就肯定没有就业增长。在我国，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目标。在稳定和恢复经济增长时，应该处理好保增长与保就业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在“保增长”的同时，能否“保就业”，能否实现就业的有效增长，是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基础。
(二)促进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提升就业弹性
研究表明，在第一、二、三产业中，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最高，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最主要的就业岗位增长点将是第三产业，由于第三产业的许多行业(如服务业、旅游休闲、物业管理、物流配送等)往往具有见效快、就业门槛低。且投资少、容易创造就业岗位等特点。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十分重要。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时，有必要在税收减免政策、财政补贴、金融信贷政策等方面优先考虑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等行业；要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为第三产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提供制度保障。
(三)协调好科技进步与扩大就业的关系，发展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新产业
我国的资源禀赋是劳动力，在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时，要更加注重发展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现阶段较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实现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处理好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一方面，发挥技术进步在发现和使用新能源和材料、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水平、减少环境污染等方面的功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强化技术进步开辟新的就业机会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那些能够带来较多就业机会的产业，如计算机、网络、通讯及相关产业。
(四)实施城乡统筹就业和完善社保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由于造成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项基本制度是户籍管理制度，因此我们需要改革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居民登记和管理制度；要通过统筹城乡就业，积极变革传统的二元就业制度，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让所有劳动力都能够自主地选择职业和工作地点，在城乡间、区域间和行业间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自由公平竞争；完善覆盖我国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缩小城乡劳动力在享受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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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均衡发展；经济可持续增长；作用分析
金融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能量，是维持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的关键行业，金融的发展是指金融结构发生了变化，既包括业务形式的变化，也包括企业结构的变化，既有长期的变化，也有短期的变化，金融的均衡发展对国家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所以一定要保证金融的均衡发展。
1 金融均衡发展的现状
金融的均衡发展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属于相辅相成的关系，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使我国对金融的管理更加规范、严谨，推动了金融业的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目前我国的金融业以四大国有银行为金融机构的代表，无论是在管理制度上还是在管理能力上都取得了巨大突破，促进了金融的均衡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但是金融业中依然存在很多的不完善的地方。
2 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意义
经济可持续增长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增长两个方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每天投入使用的经济资本不会少于后一天产生的经济效益，保证了当代经济、社会福利的增加的同时不会减少后代的福利。经济可持续性增长是指通过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实现当前经济效益的稳步增长，从而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并且在实现当代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确保后代的经济效益也能够持续稳定增长。所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意义重大，具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能够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衡量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经济的稳定增长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条件，并且经济的稳定增长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足够的社会经济支持是社会取得进步的重要支撑。
第二，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能够促进产业布局的优化和升级。实体产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经济的增长是实体企业实现产业结构以及布局的调整和优化的前提条件，实体产业的结构、布局得到调整和优化可以有效促进实体产业的生产运行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
第三，经济的持续性增长能够促进金融的均衡发展。金融的发展情况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能够优化金融产业的内部结构，促进金融的均衡发展。
3 金融均衡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作用
3.1金融均衡发展有利于产业的优化完善
目前我国金融的发展出现明显的不均衡的现象，金融业主要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当前金融领域中银行占主要地位，而保险、证券等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一些新兴金融活动，由于监管力度不够，违法、违规操作的现象经常发生。如很多的投资管理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会涉及到非法集资等违法活动，扰乱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给人们的经济带来重大的损失。强调金融的均衡发展可以使保险、金融以及新兴金融活动等受到足够的发展重视，形成完善的法律规范，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优化、完善。
3.2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相互影响
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之间有明确的相互发展关系，准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促进金融的均衡发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金融发展的均衡程度越高，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的稳定性就会越好，相反的，金融发展的均衡程度越低，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的稳定性就会越差。通过经济行为可以解释为，金融发展失去平衡则会使部分金融领域处于强势地位，部分领域处于弱势地位，长久下来强势金融领域会形成垄断形势，使得服务、业务等金融活动出现不合理的现象，而同时因为弱势金融领域缺少足够的金融监管力度，使在金融活动中出现违法、违规的行为，打乱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加剧金融市场的失衡情况，并使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不良影响，阻乱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所以想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需要促进金融的均衡发展。
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可以提高金融盈利能力，增强市场的竞争力，分析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中的数据可以得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及时发现当前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所以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可以更加清楚金融企业以及发展模式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影响效果，促进金融体系的规范化，提出具体改进措施。
3.3金融均衡发展能够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成果
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很容易实现，但是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取得的成果则很难。金融均衡发展能够促进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成果。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并且金融市场具有很大的风险承受能力，所以当实体经济中发生经济危机时金融市场能够借助自身具有的巨大弹性有效缓解实体经济中危机带来的冲击力。金融的发展相当于一张网，只有在金融均衡发展时才能使网的各处性能的平缓变化，从而具有强大的抗冲击的能力。如果金融发展不均衡则性能的变化会比较快，并且可能会因为实体经济重大的冲击力而被摧毁。所以，金融的均衡发展可以增加抵抗实体经济危机的能力，从而维持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中的成果。
3.4金融均衡发展可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人们越来越关注金融的发展状况，很多的资本家开始由金融体制执行者向制造者转变。金融的均衡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能吸引更多人进行交易活动，从而不仅能够保障经济的稳步发展还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4 促进金融均衡发展的方法
为了促进金融的均衡发展，需要加强以下几点措施。
第一，完善金融市场能够有效维持金融的稳定性，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金融市场中参与人员的行为规范，并要加大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以及执法力度，严厉惩治扰乱金融正常运行的个人或单位。
第二，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以便金融机构对个人或单位进行信用考察，并且能够有效降低不良贷款的发生率，提高投资机构的经营水平，加强金融交易的透明化，维护双方的权益。
第三，建立风险预测以及防范措施，使得在发生金融动乱时能够及时的采取有效措施，有效减低经济损失。
5 结束语
金融业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实现金融的均衡发展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并能有效维护经济持续增长中的成果，对经济的持续性增长有很大的影响，深入研究金融的均衡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之间的关系，能够我国金融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关键词】结构；效益；稳定性；福利变化；成果分配和环境质量
2011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办，主题为“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此次论坛强调了此届年会的重大议题，即从根本上反思全球现有增长模式，而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要关注的重点。基于目前已有研究成果和笔者的理解，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研究归结为六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的结构
经济结构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协调合理，它的变化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数量，也会影响整体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实践表明，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结构主导型增长方式，并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因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就包含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本身要求中。王小娟（2001）分析了我国的经济结构，认为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生产能力过剩与社会需求不足的矛盾，但从根本上看却是经济结构矛盾的反映，究其原因，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钞小静，任保平（2011）通过比较分析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经济增长内在的性质和规律，采用国家规范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生机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数据模型，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
二、经济增长的效益
经济增长的效益是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集中反映，也是经济增长持续性的有效保障，经济增长效益的问题是关系到能否迅速地增强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仲维清，程恋军（2004）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协调投资结构这两方面，分别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分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投资效果系数越高，经济增长效益就越高。李延军（2007）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在实现经济总量增长的过程中，其增长过程、途径、方式等方面的优劣程度。刘丹鹤（2008）认为，索罗模型为分析经济增长质量提供了基本框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改善技术效率、投资效率，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三、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稳定性和波动性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两种对立统一的态势，波动性太大，不仅会破坏经济的有序运行，也会为未来经济稳定的增长埋下很多隐患，所以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郭金龙，张许颖（1998）利用统计方法中的数量模型，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结构变动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分析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的作用，证明经济结构的优化有助于抑制经济波动，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肖红叶，李腊生（1998）从经济增长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和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做出如下评判：我国经济质量总体上趋于增长，经济发展路径趋于好转，突出表现在稳定性和持续性上。李岳平（2001）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技术进步的贡献、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居民生活和经济增长的代价六个方面衡量了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认为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带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如经济波动频繁，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经济效益低下，污染加剧、生态破坏严重等。
四、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
现在是民生本位的时代，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社会发展的目标，所以，人的福利的改善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基础，而经济增长是增进人的经济福利的手段和必要条件。正因如此，发展经济就不能只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更应当以人为中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改善社会福利。杨长友（2000）认为，经济福利是测评经济增长导向的第一向度，他尝试构建测评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把这种指标体系归结为经济福利、技术创新、增长率利润率、稳定性等六大向度，并较为详细的论述了经济增长的质的规定性。虽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大幅提高，但并不意味着十分完善，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存在很大的差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是我国在进一步发展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
五、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
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终极目标是实现更多人从中受益，分享成果。在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下，经济增长的效果较差或者经济增长质量较低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居民消费水平提高较慢。那么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分配，才能使人民群众获得最大的社会福利就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冷崇总（2008）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经济范畴，要对其做准确的、全面的评价，就应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经济发展的充分性、持续性、创新性、分享性、有效性、协调性和创新性这七个方面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才能客观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优劣，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有效监控。其中，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有两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是否得到提高和居民能否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两方面也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王辛欣，任保平（2010），认为一国经济增长包括城市和农村两部分的增长，经济高质量的增长要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因此，以经济增长中城乡的协调发展作为评价净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理论上考查城乡协调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同时，从两个方面建立平价指标体系：城乡经济融合度和城乡社会融合度。
六、经济增长环境质量
目前，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环境问题，而人民对于出现的问题的认识不断的加深，因此，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同时，环境和发展两个问题就必须联系在一起，同时考虑，我们需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强调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候，必须重视后代所处的环境和资源条件，不能损害后代的生存条件，并且应该高度重视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寻求长期的，能够同时保证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这是我们人类长期生存，利益保证的条件，也是准确评价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内容。
单晓娅，陈森良（2001）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并且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社会经济范畴，具体包含七个方面，首先有经济本身的效益提高、结构的优化、运行的稳定三方面，其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竞争能力的增强两方面，另外还包含人民生活改善、环境资源保护两方面，并且科学、全面、系统、精炼的设计了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的统计指标体系。宋美喆，蔡晓春（2010），认为保持能源的稳定供应，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备受人们关注。从经济运行质量和增长的潜力，经济竞争能力和人民生活状况等方面来构建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体系，根据1978年-2007年的相关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进一步研究了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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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包容性增长 机会均等 农民增收
包容性增长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新概念，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的分享经济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居民收入失衡。本文运用包容性增长理论对甘肃省城乡居民的收入状况进行分析，对促进甘肃省农民增收途径进行探索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不平衡，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基于对中国经济的专题研究于2007年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包容性增长即机会均等化的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的分享经济增长。但关于包容性增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准确的定义，不同的经济学家都有不同的侧重。柴荣鑫（2009）认为包容性增长的第一要义是机会平等；汤敏（2010）提出包容性增长是共享式的经济增长；陈宪（2010）倡导包容性增长是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公平与效率。
2009年11月15日，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做了《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16日，主席又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010年甘肃省总就业人数1432万人，其中农业就业人数731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51.05%。在人均收入方面，2010年甘肃省农村人均纯收入342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307元，是农村的4.17倍，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因此，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促进甘肃省农民增收，是甘肃省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对甘肃省农民收入现状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910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13707.7元，经营性收入1713.5元，财产性收入520元，转移性收入5091.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431.1元，经营性收入2832.8元，财产性收入202.2元，转移性收入452.9元。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面临的结构失衡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被拉大，依据表1所示，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仅为城镇居民的1/3，从表中可以看出其中主要差别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甘肃省地处欠发达区域，2010年全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3188.55元，同期增长10.55%；农民人均纯收入3424.7元，同期增长14.9%。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农村居民收入约为城镇的四分之一（如表2所示）。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也在以较高的增长速度逐年增长，2005年以来，基本每年都保持10%的增长速度，其中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2008年，增幅最高，达到16.95%（图1）。尽管农村居民收入每年都保持高速增长，并且增幅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基本保持一致，但由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基数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在2010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到总收入的89.2%，全国农村居民收入的这一比例占88.93%，与甘肃省基本保持一致，但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的这一比例为80.15%。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差距主要在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这主要是由居民的生产生活结构所决定的。
三、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对甘肃省农民收入存在问题分析
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含义是共享式的增长，以上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其主要存在的问题在于获得机会的可能性不均，经济发展成果未能共享，收入结构不合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
1.农村居民受到歧视，机会获得不平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在高效率的条件下失去了公平，从“效率与公平”到“公平与效率”观念的转变，是经济增长更加注重公平、在公平发展的前提下提高效率的具体体现。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化，旨在消除经济增长中的户籍、地域、性别、政治面貌等方面的歧视，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参与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首先，农民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获得性较低。甘肃省2010年全年实现GDP4119.46亿元，比2009年增长11.7%，其中农业占599.00亿元，仅为GDP的14.5%，增长幅度5.5%在三大产业中最低。其次，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获得性低。农民作为社会收入分配的弱势群体，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公共物品和服务严重缺失，主要表现为娱乐设施的真空和政府公共服务城乡的差异。最后是社会保障网络不均，严重向城镇倾斜。
2.经济发展成果未能共享。包容性增长核心理念在于共享式的经济增长，以共同富裕为切入点。甘肃省农民占社会总人口中的大部分，在农民获得机会不平等的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成果对农民的惠及率很低，城乡发展差距拉大，201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四分之一。而且财政、社会公共服务等都偏向于城市集中，农民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和尊重，这与包容性增长由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核心理念相违背。
3.收入来源结构不合理，增收方式缺乏协调持续性。包容性增长强调协调可持续，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实现人们收入的协调不仅是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安定、减少社会问题的重要保障。2010年甘肃省农村人均纯收入3425元，与2009年相比增长14.9%，其中工资性收入1199元，增长20.6%，家庭经营收入1856元，增长17.2%，财产性收入40元，增长17.1%，转移性收入329元，增长-10.5%（见表二）。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占比重过大，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太低，转移性收入呈现负增长，农民收入结构不协调，缺乏增长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
4.农村贫困问题依然严峻。甘肃省地处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农业现代化水平落后导致农村贫困问题严峻。2010年甘肃省虽然实现79万人的脱贫，然而年末统计农村贫困人口仍为309.8万人，贫困率为14.9%，较2009年降低了3.87个百分点。在社会保障方面，2010年甘肃省农村居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335.9万人，较2009年增长14.56%。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对于提高收入分配中弱势群体的农民收入和探索新型的扶贫政策成为政府扶贫政策的新导向。
四、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对促进甘肃省农民收入路径探索
包容性增长最核心含义是机会均等化的公平合理的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主要表现为统筹城乡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经济增长的成果公平的惠及每一个公民，消除城乡、户籍、地域、性别、健康等各方面的歧视，让社会弱势群体最大限度的受益。具体来看，促进甘肃农民增收，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有以下的政策建议：
1.基于机会均等观，消除歧视。机会均等是包容性增长的第一要义，其含义不仅仅是获得机会的概率均等，更要求消除歧视使城乡机会均等。甘肃省总劳动人口的一半从事农业生产，但2010年甘肃省农业产值只有599.00亿元，仅为GDP的14.5%，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四分之一。促进甘肃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甘肃省重点的民生工程。
第一，逐步放开城乡户籍限制，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根据2010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12.13%。因此，放开城乡户籍限制，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技能培训，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推进立法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和提高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从多方面的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从而实现农民增收。
第二，消除歧视，实现就业公平。农民从事基本的农业生产，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新型农具的使用大大提升了农业劳动的生产效率，因此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剩余。当这些剩余劳动力因生计涌入城市去找工作时，由于比较低的文化水平、技能的缺乏以及天生农民标签而不可避免的受到一系列就业歧视。因此，从政府层面讲，政府应该承担起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全面到位的服务的这副重担。首先应该是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术培训，为完成这个目标政府可以跟需求公司合作，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技术水平；其次，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库，不仅便于政府的统计跟踪调查，也便于企业寻找合适的劳动力；最后，由于农民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三，发展高科技农业，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实施“以工代赈”工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全社会应该给予农业高度的重视，努力培养高科技的农业人才服务于农业生产，不断推动农业的技术创新。增加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倾斜度，提高农民种粮补贴，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达到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的目的。
2.基于成果共享观，保障公平。这是机会均等观的延伸和拓展，包容性增长蕴含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文本的发展理念。甘肃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果显著，但是在繁荣的背后却隐含着城乡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和经济发展地域差异的问题。包容性增长倡导共享式的增长，即经济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尽可能多的让弱势群体多受点益。实现甘肃农民增收，最重要的是让其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首先，让农业生产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农业生产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其生产方式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这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本身，更体现在农业生产前向和后向基础设施的完善。其次，健全关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2010年甘肃省新型农合参与人数1910.32万人，参合率达到95.92%。在完善新农合的同时，其他社会保障体系也得面向农民，使农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切实利益。最后，农民作为社会庞大的弱势群体，政府应该积极保障农民的各种权利，参与经济发展并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3.基于协调持续观，统筹兼顾城乡发展。包容性增长强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协调性，由表2可以直观的看出，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非常大，前者仅占后者的25.97%。即使从农民人均收入的内部结构来讲也存在问题，其工资性收入占35%，经营性收入54%，财产性收入仅占1%，转移性收入10%。因此，要促进甘肃农民增收，实现农民增收的协调可持续，一方面要统筹城乡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另一方面应该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4.基于扶贫发展观，坚持并完善开发式扶贫政策。包容性增长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增加收入分配中弱势群体即农民的收入，让农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过上有尊严、受尊重的生活。向德平（2011）认为包容性增长重视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提升，同时坚持实施和完善开发式扶贫政策，建立社会大扶贫格局。甘肃省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农民更是贫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促进甘肃农民增收，要实施机会均等化的经济发展战略，更要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另外，采取“政府投资一点、地方筹集一点、社会支持一点”的农业农村投资战略，扶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实现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支持帮助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努力建设社会扶贫格局。
5.基于价值导向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包容性增长传递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价值导向，作为经济发展的新理念倡导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实现甘肃省农民增收，要基于包容性增长的价值导向，同时强调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实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协调，要避免“竭泽而渔”式的收入增加。第一，发展生态可持续农业，生态农业是讲求农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协调的农业。应该将发展生态农业作为增加农民收入最有效的来源，以实现农民收入的螺旋式上升。第二，大力开发农村庄园式的度假旅游村，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第三，建立并完善农村金融制度，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2010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3598.24亿元，增长18.87%，而人均财产性收入仅为40元，占人均纯收入的1.17%，甘肃省农民增收的财产性收入增长空间很大。
五、结束语
包容性增长是一个新生的发展经济学概念，也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包容性增长倡导机会均等化的共享式增长，即人们平等的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甘肃省地处中国西部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在“十二五”中，甘肃省要以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为指导，推动经济发展与改革，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并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让广大农民群众平等的参与经济增长，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开启包容性经济增长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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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包容性增长 收入分配 中等收入陷阱
问题的提出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于2007年首先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且期间被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及相关政策机构的系统研究而理论化，经同志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致辞中强调后，成为国内学界、政界、思想界及相关政策机构分析的焦点和争论的热点，且广泛见诸于旨在减少不平等、贫困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研究领域。包容性增长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及社会体制转型的内在要求，更是一种实现公正性、公平性、合理性增长的全新价值理念。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于2006年被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后，逐渐引起国内学界、政界及相关政策机构的关注，目前这一问题已成为研究的热点甚至焦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模式并不能推动其向高收入阶段攀升，增长机制和发展路径被低端锁定，进而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处于停滞不前的一种状态，一般表现为经济发展模式粗放、产业结构升级艰难、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腐败频发等主要特征。在经过30余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快速发展后，中国于2010年就已突破世界银行当时最新调整的中上等收入的标准，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此发展阶段上，中国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将经受更多的风险挑战，而中国未来一段时间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便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
包容性增长与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工业化、城市化及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两个学术热点和政策焦点，而且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收入分配机制改革背景下出现的两个重要理念。包容性增长与中等收入陷阱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即包容性增长的实现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用“包容性增长”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涉及到统一、系统分析这两大重要理念的问题。
包容性增长的主要内涵及本质特征
（一）包容性增长的主要内涵
包容性增长是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增长理念，虽受到普遍关注、认可甚至接受，但目前为止并无一个统一和公认的概念，即人们对包容性增长内涵的认识和定位存在显著不同，这是因为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维度、观察现实的角度不同所致。但一般皆认为包容性增长是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及其从事这两者活动所应需的“机会平等”的一种探索，因此“参与”、“分享”及“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要义。
包容性增长本质上是公平与效率两者互促机制的高度概括和深度归纳，是对两者“质”的内在统一性的充分肯定。基于治理贫困的角度出发，包容性增长强调机会平等，公平获得和参与增长的机会，合理共享增长成果，拒斥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包容性”意味着“质”的公平，而包容性增长中的“增长”则意味着“质”的效率。显然，包容性增长是对公平与效率之间相互依存和良性互动关系的内在包容性。若无“质”的公平，单单依靠形式上的公平难以包容、整合及协调经济社会中的各种发展力量，更不可能实现效率的“质”的提高。只有包容性的“质”的公平才可以彻底调动经济社会中的各种发展潜力，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适度、稳定增长。同样，若无经济的持续、有效、优质增长，社会公众将被锁定于共同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难以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的“质”的公平，因此只有效率的“质”的增长，才真正可能为“质”的公平提供支持（张峰，2011）。
（二）包容性增长的本质特征
一般而言，包容性增长的本质特征是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增长成果被人们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和“共享”：
一是增长强调的是效率和效益，其是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和内在前提。包容性增长之所以区别于以往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其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对环境友善的增长、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充分就业的增长以及公平、均衡、广泛的增长于一体。
二是包容不仅是包容性增长的本质特征，也是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核心，其强调的是公平、平等、合理、和谐。包容性增长的“包容性”有最广泛的容纳和吸收之意，即在考虑过去经济增长所排斥、忽略因素的基础上，最大范围、最大程度、最大可能地照顾各方发展愿望、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增长利益诉求、保护社会公众的福利不被侵犯，其不仅重视公民权利、社会排斥问题，即认为贫困群体不应因其个人背景、地位、收入的差异而被歧视和排除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之外，而且意味着在通过帮助提升最广大人民参与能力的基础上消除其参与经济发展及分享其成果方面的羁绊，公平合理地分享增长成果，促进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三是机会平等则强调受贫个体或群体应享有与他人一致的社会、政治、文化权利，在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方面不受能力缺失、体制障碍及社会歧视的阻碍。从这种意义上讲，包容性增长也是强调实现公平、正义的增长、机会平等的增长、实现全体人民利益的增长、解决好民生的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成因
（一）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初级要素驱动阶段，难以向高级要素驱动阶段转变
经济增长长期处于依靠劳动、土地、资源、能源等初级要素驱动阶段，难以实现向技术、知识、品牌等高级要素驱动阶段转变。根据国际经验，一国及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简单劳动力、土地、资源及资本来推动，此时增加资本和劳动力投资可以使一国及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进而实现人均国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但在进入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和工业化中后期，一国及地区若仍依靠劳动、资源及资本等初级要素的驱动来实现经济增长，将会面临一系列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限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甚至稳定性，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地区的巴西、阿根廷和北美地区的墨西哥在1950-1980年间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土地等初级要素驱动，GDP实现年均增速分别为6.8%、3.4%和6.5%，而在1981-2000年间由于经济增长动力无法实现向技术、知识、品牌等高级要素驱动的阶段转变，GDP实现年均增速分别只有2.2%、1.7%和2.7%（马晓河，2011）。
（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且中低阶层收入水平低，造成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经济增长过程中对公平性重视不够，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财富日益向富人集中，致使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水平较低，购买能力难以提高，导致产业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甚至抑制，进而造成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根据经济发展理论，中低收入层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高收入层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便是在社会总收入水平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这一规律同样成立。因此，一国及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着重增加中低层次居民的收入，以刺激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地区普遍不太重视收入的公平分配，长期忽略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性分享和公正性获得，经济发展成果难以惠及普通大众，收入水平差距居于世界前列。拉美地区从1970-1995年间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59下降到1982年的0.54，然后上升到1995年的0.58。其中，巴西占城市5%的最富有者的收入在收入分配总额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30.3%上升到1980年的34.7%，而占城市50%以上的贫困人口的收入比重由1970年的16%下降到1980年的13.1%；巴西占农村人口5%的贫困人口收入在收入分配总额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22.4%下降到1980年的14.7%，而最富有者收入比重从1970年的23.7%上升到1980年的44.2%（马晓河，2011）；巴西1960年与1995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和0.6，1999年占总人口1%的富者占有社会财富总额的53%，而20%的贫困家庭只具有2.5%的社会财富。
（三）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流动性不足甚至停滞，致使社会阶层严重固化
社会流动性不仅是保证资源平等竞争、公平分享进而调动普通大众主动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积极创新、创造及创业的基础，而且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备条件，但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而政府政策也缺乏长期性甚至稳定性，部分精英阶层利用制度和政策漏洞垄断经济增长成果，且通过各种途径限制、阻碍普通大众所要求的在社会结构、价值理念、传统习俗及权利分配等方面进行改革，甚至利用所掌控的权利出台法律、法规及政策把某些具有过渡色彩的体制固定化，限制社会流动性和锁定利益结构，进而致使动态的不平等，以从中牟利（蔡洪滨，2011）。这最终必将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甚至导致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巴西的代际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指数为0.59，这说明社会垂直流动的机会严重缺乏，而发达国家这一指数一般为0.40以下，而秘鲁、智利及印度尼西亚的代际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指数分别为0.66、0.60及0.55（孔泾源，2011）。
（四）既得利益集团强化利益结构和锁定既得利益格局，阻碍政治、社会体制变革
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凭借不合理的制度或社会整合错位而产生的较稳定的合法或不合法的特殊利益群体。既得利益集团曾经是旧制度的改革者，却是现有过渡色彩体制的捍卫者，其一般会通过各种途径在资源配置、行政垄断、规则制定等方面强化既得利益结构和锁定既得利益格局。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特殊”地位谋取巨额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资源，甚至影响、控制制度的设计、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舆论的导向（杜传忠，2011），更为严重的是，既得利益集团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形成“同盟”，实现权利与资本的结合，常常对触及自身利益改革的措施和公共政策，尤其是对包括消除垄断在内的事关公众福利和国家利益的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有意或无意的抵触甚至阻碍其出台。
用“包容性增长”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经济增长问题，最典型的表现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在普通大众及社会阶层之间难以得到公正、公平及合理的分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便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引入为指导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可能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视角。
包容性增长的思想基础是平衡发展观、公平发展观及全面发展观：就平衡发展观的理念而言，包容性增长要求在完全放弃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汲取平衡发展的理念，进而陆续限制甚至缩小贫富、区域、城乡等一系列客观存在的差距，以视平衡增长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主题。就公平发展观的思想来讲，包容性增长是对中国以往30余年竞争体制、竞争机会、竞争机制上不公平的纠正。包容性增长所涉及的核心是公平与合理之间的问题，即如何公平合理地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及分享其成果。就平衡发展观而言，包容性增长要求一国或地区的改革与发展应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众多因素于一体，而不能顾此失彼（赵海均，2010）。显然，包容性增长是对中国30余年单纯重视经济增长数量而忽略政治、文化、生态及社会建设的失衡发展战略的纠偏，其理念的起点与终点就是推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这恰好与解决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问题在逻辑上一脉相承。
目前，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诸如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消费需求严重缺乏、社会流动性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持续加大、资源能源与环境约束、体制机制政策变革滞后等各种风险，这些风险若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和及时解决将有可能致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笔者从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机会与权力平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及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性三个方面对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某些因素进行研究。
（一）包容性增长要求机会与权力平等
包容性增长要求机会与权力平等，这对于解决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城乡、地区之间在收入分配、财产分布和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差异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长期以来，中国过于注重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及其相关制度建设，导致政府将主要财政资源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非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进而造成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分别在国民收入和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收入差距扩大及消费与可持续增长的缓慢、社会保障体系残缺和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凸显，从而阻碍机会、权力、规则及分配等社会公平系统的构建和完善。机会与权力不等引致的阶层“路径依赖”效应正不断侵蚀弱势群体的微薄收入，使其日益被边缘化。
包容性增长的本质是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核心便是机会与权力的公平与平等，即发展权的公平与平等， 给予社会成员更多、更公平、更均衡的发展机会。作为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反映，机会平等原则涵盖竞争权利、拥有条件、机会实现过程等方面的平等，而机会不公则是对人类天赋的浪费和社会和谐的侵蚀，这不仅导致经济资源的低效甚至是无效配置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损失，而且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协调发展的理念相悖。包容性增长的实现，对权利同质、机会均等及公平竞争特别是对中低收入者的共享权利有更高要求。包容性增长认为产生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是个人的背景差异和个人的努力与勤奋程度不同。包容性增长倡导机会平等，就是要通过减小由个人背景不同而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在此理念下，包容性增长强调要建立相关保证公平获得发展机会的包容性制度，提供更为广泛的机会，实现平等的增长。
另外，实现包容性增长除要求机会平等外，还要求把机会公平与权力公平、规则公平及分配公平紧密结合起来，这需破除既得利益者的羁绊，加速社会公正改革的进程。包容性增长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均等；既要通过保持经济高速、稳定、长期增长，也要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及权力不均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包容性。
（二）包容性增长要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包容性增长要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对于解决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思想对中国资本的迅速积累和部分底层群众的快速脱贫致富起过重要作用。但目前，中国人均收入已达到世界中等国家水平，此时需“先富带后富”，“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理念，以便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全面小康社会过渡。但因基础条件的不同、政策支持力度的迥异，我国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陆续加大。尤其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逐渐凸显，东部及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呈现的区域差异问题日益显著，且此种系统的整体性不平衡、不均衡、不协调现象正从单一的经济领域扩展为社会的其他领域，甚至加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包容性增长要求实现经济社会更全面、更协调、更均衡地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增长互相协调、和谐增长、可持续增长及科学增长，其在内容上注重经济包容和社会包容两个基本理论层面。包容性增长能够最大限度地弱化甚至克服制约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瓶颈因素：其对于不同社会阶层、地区及产业和行业的包容分别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弥平地区发展差距、创造就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发展，并进而降低因过度依赖单一产业增长所导致的资源与环境成本过高。据此，实现包容性增长与“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执政要求一脉相承，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和建立和谐社会的内在本质要求。
（三）包容性增长要求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性
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在于共享性，其重点是倡导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即社会所有成员或各阶层能根据适合自身的方式参与经济建设，也能从中公平、公正、平等、合理地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即“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或“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或经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具体而言，包容性增长要努力在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劳资合作和民生发展，让全体国民皆能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就劳资合作而言，应以劳资合作为抓手，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社会伙伴关系。劳资关系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且密切相连，而劳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存在。因此，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应健全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三方协调机制，调整三者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加强垄断行业工资水平和工资总额的双重调控管理，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寻求劳资合作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形成共存共荣的劳资伙伴关系，确保人们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就民生发展而言，应以民生建设为重点，努力让全体公民皆有公平享有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政府要加大对民生事业的投入，充分供应包括教育、电力、交通基础设施等在内的公共产品，在加强社会保险、救助、福利之间彼此协调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地使社会公众平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进而保证群众获得基本的经济、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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