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人的现代化作为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与目的，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就文化而言，它是指人在精神上脱离和超越传统文化，并逐渐获得现代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理性地廓清传统道德文化的内涵，具体地分析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正确地对待现代性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异质冲突，积极寻求二者的结合点，为社会整体现代化提供精神源泉与动力。
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物质技术层面的被动学习，到政治制度层面的逐渐觉悟，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刻反思的过程。作为思想文化的创造者、继承者和变革者，文化的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人展开，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与目的，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精神源泉与动力。在中国，人的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而言的，因此人的现代化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的现代化是指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发生的人的相应转变过程。从文化的角度看，人的现代化是指人在精神上脱离和超越传统文化，并逐渐获得现代性的过程。因此，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和超越以及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构成了人的现代化的两条基本线索
一、对传统道德文化内涵的理性考察
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除去其个体特性差异之外，都是对他们出生前人们就一直在做、一直在想的事情的近似重复。"
“新事物的形式与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度存在的事物，并且以这些事物为出发点和方向。传统是在过去形成并延续至今，在人们的生活中始终起作用的活着的东西，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而言，不管喜欢与否，传统就是生活本身。
在中国，传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概念。从经济角度看，它意味着以家族为本位的自然经济、农业文明;从政治角度看，它意味着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文化的角度看，它意味着三纲五常、修身养性又兼济天下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从自然经济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中提炼和升华出的一种道德智慧、道德文化。儒家文化最初表现为变革时代以孔孟为代表的道德智慧，以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逐渐转化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因此，儒家文化实际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后经孟子、荀子发展而成的原生态的思想体系;另一种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被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思想。作为前者，“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取向是现世的人文关怀;它主张仁政，强调‘德治’;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作为后者，经过意识形态化和世俗化两个方面的发展，已不再是对人类精神的自我反思，而是对现实利益的一种平衡;不是超越于事务和现象之上，具有形而上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是沉浸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随波逐流。它以儒家的面目出现，但又常常篡改儒家的原义而行一己之私。
可见，官方化、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失去了批判性的、异化了的道德文化，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几千年来，在官方各种方式的推崇、倡导下日益世俗化，并渗透、熔铸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甚至积淀为“集体无意识”，有形无形地支配着人们的精神和作为精神外化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所以，对人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形成阻滞力的恰恰是后一种儒家道德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权力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国历史文化素来把一切间题首先看作政治问题，于是，道德文化首先就是政治道德文化，而极具中国历史特色的政治道德文化是一种权力决定论的价值体系。从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到孟子的“仁者宜在高位”，都清晰地体现了士大夫阶层以道德文化主体而问鼎政权的历史追求和以道德改造政治的文化追求。如果说道德追求的终极目的就是成“圣”，那么，由“仁者宜在高位”自然可以推导出“圣”者“宜”为“王”的所谓“内圣外王”的政治主张。因此，孔子所开创的“在野论道”的道德文化传统，逐渐边缘化，“学而优则仕”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意识。政治与道德的合流以及知识分子的制度化，使其无法作为社会的良心和正义对政治保持批判的向度。
第二，关系本位的伦理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理上、情感上以及人生价值的追求上具有强烈的相互依赖性，而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虽然同样存在某种相互依赖，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是人在心理上、情感上以及人生价值追求上对神的依赖，或对自身的依赖。中国文化中制度听命于人及人际关系，再好的制度安排也可能被人为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所打破，所以，中国社会中人与人的整合方式主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儒家特别强调“为政在人”，并主张“任人惟贤”、“任贤使能”;重风气，重教化，“移风易俗”、“正人"而后正天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以礼让治国”，“礼大于法”，反对严刑峻法的法家政治。
第三，群体本位的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是群体理性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伦理文化。在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上，以儒家价值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就是群体主义思想，其基本精神是追求和谐统一，即在维护群体价值优先的前提下，认可和尊重个体价值，并主张以“礼”为中介，“礼之用和为贵”，通过个体对群体的伦理认同和义务承担形成群己和谐、“群居和一”的社会格局。从“诗经”中提出的“夙夜在公”到贾谊在“治安策”中说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反复强调的都是群体优先的理念。这种价值理念，要求人们一切行为以维护群体利益，保证群体和谐为目的;家国同构，家族是缩小了的国家，国家是扩大了的家族，家、国、天下是统一的。在近代，受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传统的家族本位观念被打破，但取而代之的不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国家主义。康有为《大同书》就认为家族意识妨碍国家意识，因而主张去私产、废家庭以增强天下意识。
二、对现代性精神实质的具体分析
作为后发外源型现代化，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而言，是异质的，二者的冲突在所难免。中国人的现代化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中艰难地获得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过程。
何谓现代性?它是一种物质、体验，还是一种时间意识?是一种文化的总体性，还是社会的历史进程?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在近年来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中，学者们观点各异，莫衷一是。
衣俊卿认为，“现代性就是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验本性和自然本性相对的一种理性化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行为规则。
万俊人认为，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从根本上说，隐含在这三个基本要素背后的核心理念则是自由主义，更具体地说，就是个人权利或个人主义的人权观念。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价值观念和取向，不仅导致了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内在分化与冲突，埋下了社会价值关系分化冲突的祸根(如社会正义安排和公平分配等问题)，而且更为深远的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和膨胀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误导了现代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和道德。
周穗明认为，所谓“现代性”，主要是指启蒙运动所开启的近代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即以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中心的、处于主流地位的现代西方文化观念。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第一要义。“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具体归结为社会领域的世俗化;社会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人类生存状态的都市化;文化的个性化;等等。 陈嘉明认为，现代性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是现代化的结晶，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现代性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它标志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表现为与某些传统的断裂;其次，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人的各种权力的保障构成现代性的前提;第三，现代性表现为建立起竞争机制与合理的规范，即竞争的理性化。
贺来认为:“现代性”是我们这个时代处于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架构最重大的塑造力量。“现代性方案”通过承诺一个目的论式的、总体的宏大叙事来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社会的目的。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性主义相信社会组织的理性化和人的理性能力将使人获得终极的自由和幸福。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在诸多中国学者的视野中，作为表征近现代社会变迁的精神底蕴和实践理念的哲学概念，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主体性。人的主体性觉醒开始于文艺复兴，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弘扬和推崇，最终强化为对理性的崇拜。理性与科学精神的张扬带来了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日新月异。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然而，现代性在显示自己的进步性、合理性与必然性的同时，因对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过度推崇，也隐含着越来越严重的工具化、标准化甚至非人性化的倾向。进人20世纪，高度的精神文明并没有伴随着高度的物质文明而到来，科技的发展也没有带来道德的普遍提升，追求进步的人类却因此屡屡陷人战争的泥潭，要求自由的个人更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禁锢……在现代性凯歌前进的同时，理性发生扭曲，形成了对社会生活的专横统治;主体发生分裂，导致了精神生活的分崩离析……所以，对现代性，我们不能单纯地从一个角度、一个层面来看待，也不能笼统地轻言终结现代性或坚持现代性。在我们表达对现代性的看法和态度前，必须首先明确:对于现代性，我们要终结什么，坚持什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早日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而深化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
三、现代性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异质冲突
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理性和创造性，而以儒家道德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性论为核心，其倡导的绝大多数美德，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关系的控制下，均表现为对外在权威和力量的无条件屈从和尊崇，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受到极大的压抑。这种传统文化对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形成了极大的文化阻滞力。因此，中国人的现代化必然首先表现为对儒家道德文化传统的反叛和超越。
虽然，以群体为本位的整体主义思想，使得人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建立起对自然的独立性;使得群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生命力，对战胜自然，维护社会稳定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同时还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人们产生强烈的一体感和归属感。但是，由于整体主义原则把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绝对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把个人的个性尊严、价值品质看作是微不足道的、偶然的，于是，消解了个体的独创性。在中国，个人只有依附于群体才有气魄、有力量，一旦脱离群体就会垮下来，单个的个体根本无从容展露生命的冲动和创造性。
中国传统道德是以群体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但它与现代以团体为中心的道德话语有很大的不同。古典道德处理的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他自身的关系;而现代道德在本质上则是个人对于团体的关系。梁启超把中国古代的道德称为“私德”，把现代道德命名为“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现代化的迅速展开、公共生活的发达，呼唤具有“公德”意识的现代“公民”。然而，在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下，个人的独善其身仍然是走向道德的主要方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最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也仅仅是旧制度温顺的“臣民”。所以，作为现代性成长土壤的市民社会在中国的成长十分缓慢。
论文摘要:人的现代化作为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与目的，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就文化而言，它是指人在精神上脱离和超越传统文化，并逐渐获得现代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理性地廓清传统道德文化的内涵，具体地分析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正确地对待现代性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异质冲突，积极寻求二者的结合点，为社会整体现代化提供精神源泉与动力。
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物质技术层面的被动学习，到政治制度层面的逐渐觉悟，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刻反思的过程。作为思想文化的创造者、继承者和变革者，文化的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人展开，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与目的，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精神源泉与动力。在中国，人的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而言的，因此人的现代化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的现代化是指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发生的人的相应转变过程。从文化的角度看，人的现代化是指人在精神上脱离和超越传统文化，并逐渐获得现代性的过程。因此，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和超越以及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构成了人的现代化的两条基本线索
一、对传统道德文化内涵的理性考察
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除去其个体特性差异之外，都是对他们出生前人们就一直在做、一直在想的事情的近似重复。"
“新事物的形式与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度存在的事物，并且以这些事物为出发点和方向。传统是在过去形成并延续至今，在人们的生活中始终起作用的活着的东西，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而言，不管喜欢与否，传统就是生活本身。
在中国，传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概念。从经济角度看，它意味着以家族为本位的自然经济、农业文明;从政治角度看，它意味着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文化的角度看，它意味着三纲五常、修身养性又兼济天下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从自然经济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中提炼和升华出的一种道德智慧、道德文化。儒家文化最初表现为变革时代以孔孟为代表的道德智慧，以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逐渐转化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因此，儒家文化实际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后经孟子、荀子发展而成的原生态的思想体系;另一种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被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思想。作为前者，“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取向是现世的人文关怀;它主张仁政，强调‘德治’;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作为后者，经过意识形态化和世俗化两个方面的发展，已不再是对人类精神的自我反思，而是对现实利益的一种平衡;不是超越于事务和现象之上，具有形而上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是沉浸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随波逐流。它以儒家的面目出现，但又常常篡改儒家的原义而行一己之私。
可见，官方化、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失去了批判性的、异化了的道德文化，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几千年来，在官方各种方式的推崇、倡导下日益世俗化，并渗透、熔铸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甚至积淀为“集体无意识”，有形无形地支配着人们的精神和作为精神外化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所以，对人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形成阻滞力的恰恰是后一种儒家道德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权力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国历史文化素来把一切间题首先看作政治问题，于是，道德文化首先就是政治道德文化，而极具中国历史特色的政治道德文化是一种权力决定论的价值体系。从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到孟子的“仁者宜在高位”，都清晰地体现了士大夫阶层以道德文化主体而问鼎政权的历史追求和以道德改造政治的文化追求。如果说道德追求的终极目的就是成“圣”，那么，由“仁者宜在高位”自然可以推导出“圣”者“宜”为“王”的所谓“内圣外王”的政治主张。因此，孔子所开创的“在野论道”的道德文化传统，逐渐边缘化，“学而优则仕”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意识。政治与道德的合流以及知识分子的制度化，使其无法作为社会的良心和正义对政治保持批判的向度。
第二，关系本位的伦理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理上、情感上以及人生价值的追求上具有强烈的相互依赖性，而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虽然同样存在某种相互依赖，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是人在心理上、情感上以及人生价值追求上对神的依赖，或对自身的依赖。中国文化中制度听命于人及人际关系，再好的制度安排也可能被人为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所打破，所以，中国社会中人与人的整合方式主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儒家特别强调“为政在人”，并主张“任人惟贤”、“任贤使能”;重风气，重教化，“移风易俗”、“正人"而后正天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以礼让治国”，“礼大于法”，反对严刑峻法的法家政治。
第三，群体本位的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是群体理性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伦理文化。在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上，以儒家价值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就是群体主义思想，其基本精神是追求和谐统一，即在维护群体价值优先的前提下，认可和尊重个体价值，并主张以“礼”为中介，“礼之用和为贵”，通过个体对群体的伦理认同和义务承担形成群己和谐、“群居和一”的社会格局。从“诗经”中提出的“夙夜在公”到贾谊在“治安策”中说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反复强调的都是群体优先的理念。这种价值理念，要求人们一切行为以维护群体利益，保证群体和谐为目的;家国同构，家族是缩小了的国家，国家是扩大了的家族，家、国、天下是统一的。在近代，受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传统的家族本位观念被打破，但取而代之的不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国家主义。康有为《大同书》就认为家族意识妨碍国家意识，因而主张去私产、废家庭以增强天下意识。
二、对现代性精神实质的具体分析
作为后发外源型现代化，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而言，是异质的，二者的冲突在所难免。中国人的现代化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中艰难地获得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过程。
何谓现代性?它是一种物质、体验，还是一种时间意识?是一种文化的总体性，还是社会的历史进程?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在近年来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中，学者们观点各异，莫衷一是。
衣俊卿认为，“现代性就是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验本性和自然本性相对的一种理性化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行为规则。
万俊人认为，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从根本上说，隐含在这三个基本要素背后的核心理念则是自由主义，更具体地说，就是个人权利或个人主义的人权观念。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价值观念和取向，不仅导致了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内在分化与冲突，埋下了社会价值关系分化冲突的祸根(如社会正义安排和公平分配等问题)，而且更为深远的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和膨胀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误导了现代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和道德。
周穗明认为，所谓“现代性”，主要是指启蒙运动所开启的近代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即以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中心的、处于主流地位的现代西方文化观念。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第一要义。“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具体归结为社会领域的世俗化;社会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人类生存状态的都市化;文化的个性化;等等。
陈嘉明认为，现代性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是现代化的结晶，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现代性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它标志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表现为与某些传统的断裂;其次，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人的各种权力的保障构成现代性的前提;第三，现代性表现为建立起竞争机制与合理的规范，即竞争的理性化。
贺来认为:“现代性”是我们这个时代处于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架构最重大的塑造力量。“现代性方案”通过承诺一个目的论式的、总体的宏大叙事来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社会的目的。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性主义相信社会组织的理性化和人的理性能力将使人获得终极的自由和幸福。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在诸多中国学者的视野中，作为表征近现代社会变迁的精神底蕴和实践理念的哲学概念，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主体性。人的主体性觉醒开始于文艺复兴，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弘扬和推崇，最终强化为对理性的崇拜。理性与科学精神的张扬带来了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日新月异。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然而，现代性在显示自己的进步性、合理性与必然性的同时，因对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过度推崇，也隐含着越来越严重的工具化、标准化甚至非人性化的倾向。进人20世纪，高度的精神文明并没有伴随着高度的物质文明而到来，科技的发展也没有带来道德的普遍提升，追求进步的人类却因此屡屡陷人战争的泥潭，要求自由的个人更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禁锢……在现代性凯歌前进的同时，理性发生扭曲，形成了对社会生活的专横统治;主体发生分裂，导致了精神生活的分崩离析……所以，对现代性，我们不能单纯地从一个角度、一个层面来看待，也不能笼统地轻言终结现代性或坚持现代性。在我们表达对现代性的看法和态度前，必须首先明确:对于现代性，我们要终结什么，坚持什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早日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而深化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
三、现代性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异质冲突
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理性和创造性，而以儒家道德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性论为核心，其倡导的绝大多数美德，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关系的控制下，均表现为对外在权威和力量的无条件屈从和尊崇，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受到极大的压抑。这种传统文化对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形成了极大的文化阻滞力。因此，中国人的现代化必然首先表现为对儒家道德文化传统的反叛和超越。
虽然，以群体为本位的整体主义思想，使得人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建立起对自然的独立性;使得群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生命力，对战胜自然，维护社会稳定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同时还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人们产生强烈的一体感和归属感。但是，由于整体主义原则把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绝对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把个人的个性尊严、价值品质看作是微不足道的、偶然的，于是，消解了个体的独创性。在中国，个人只有依附于群体才有气魄、有力量，一旦脱离群体就会垮下来，单个的个体根本无从容展露生命的冲动和创造性。
中国传统道德是以群体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但它与现代以团体为中心的道德话语有很大的不同。古典道德处理的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他自身的关系;而现代道德在本质上则是个人对于团体的关系。梁启超把中国古代的道德称为“私德”，把现代道德命名为“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现代化的迅速展开、公共生活的发达，呼唤具有“公德”意识的现代“公民”。然而，在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下，个人的独善其身仍然是走向道德的主要方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最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也仅仅是旧制度温顺的“臣民”。所以，作为现代性成长土壤的市民社会在中国的成长十分缓慢。
关键词：传统道德文化；基础教育；弟子规
一、学生的德行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当今科技化、数字化的时代，学校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冲击，导致一味的追求学生的分数，学校的业绩存在急功近利的状况，没有真正贯彻“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原则。这种知行脱节的道德教育忽视了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德育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使道德理想规范难以转化为学生的生活实践，从而失去了德育的实际意义和价值。在这种智育气氛浓厚、德育气氛缺失的环境中，学生难免会产生一种畸形心理，对起码的伦理道德“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和做人应有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美德是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去践行了。
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有效地开展德育工作，使其真真切切地改变学生的德行，做一名向真、向善、向美的少年君子，是学校应该慎重思考的头等大事。我们深深感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自从我校师生接触了《弟子规》，通过感知、诵读、感悟、力行《弟子规》，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传统道德文化的魅力，对改变学生的德行更充满了信心。《弟子规》、《论语》等为代表的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缩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道德的凝结。文化是民族的生命，道德是文化的灵魂。传承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做有道德的中国人也是我们学校教育的职责所在。
二、学生践行《弟子规》，修养德行。
1.感知《弟子规》，渗透德行教育。好的道德品行从认知开始，优秀的道德文化精髓可以根植于人的内心世界并影响着人的品行走向。成长中的孩子，应该聆听中华古圣先贤的教诲，陶冶情操，做一名品德高尚、心理健康的学生。学生的德行教育要真正行动起来，落实是关键。我们采取以下措施来践行《弟子规》：
初一新生入学第一周要进行为期一周的国学课培训，培训内容以《弟子规》为主，分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部分进行授课。国学课上，教师深入讲解、剖析《弟子规》中的经典句子，让学生了解中华几千年来的祖宗是怎样做人做事，并用这些标准来对照自己是如何对待自己父母和学业、如何处理生活中的事情。“百善孝为先”，孝道是基础，让学生明白孝的道理，解决现在孩子在家不好管教、和父母顶嘴的普遍问题。其次，开设德育课。班主任每周要上一节以《弟子规》内容为主题的德育课，引导学生理解并遵照《弟子规》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自觉遵纪守法。开设的系列德育课有“初一规范与养成教育之荣辱系列”、“初二感恩与报恩教育之爱心系列”、“初三信心与成功教育之成功系列”。利用这些德育课唤起学生人性本善的意识，播下道德的种子，让学生学会感恩学校、感恩老师、感恩父母、感恩一切。坚持力行《弟子规》，对学生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半。
2.b读《弟子规》，培养德行情感。我校为了培养学生的德行情感，每天安排一节经典诵读课，每天组织学生进行早晚宣誓，人人行鞠躬礼等。经典诵读课上学生们全体起立，伴随着优美的古典音乐，恭敬地诵读《弟子规》，在诗情画意般的音乐中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既在背诵中巩固旧学，又在诵读中感悟新知，提升了自己的境界，明白了做人做事道理。读经是提高孩子综合素质的一个有效途径，通过读经孩子的综合素质提高了。
3.感悟《弟子规》，形成德行意志。通过学习《弟子规》让学生扎稳道德学问的根基，学生会感悟到《弟子规》的许多真谛，如深刻认识到做人的基本是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奉事师长、诚实守信、善待一切、仁爱、谦虚等，反观自己不足之处，惭愧之至！今后一定依照古圣先贤的教诲，依教奉行，努力改过修善！入则孝是圣贤教导我们，要从内心深爱、恭敬、感恩我们的父母，因为对我们恩德最大的莫过于自己的父母，怀胎的辛劳，生育、养育的无私付出。父母的恩德，是我们一生都无法报答的，为人子就要尽心尽力做好我们为人子之道。
4.力行《弟子规》，进行自我管理。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实现自我教育，才是一种真正的教育”。学生实现自我管理是实现自我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教育体制改革和加强学生德育工作的重要工作之一。我们在班级管理中设置道德班长，并制定道德班长一日职责，让全班同学轮流做一天的道德班长，道德班长负责制定当天的工作管理目标和实施要求，并按目标实施当天的班级管理。通过道德班长践行《弟子规》，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能力，从而促进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三、开展德育活动，德润人生。
1.组建爱心志愿者队伍，开展系列爱心活动，激发孩子爱心。如开展“我为校园弯弯腰”活动，净化教室、校园每个角落，唤醒更多师生的环保心、善心，实现全校师生共同愿望--让校园变得干净整洁；组织学生深入敬老院、幼儿园等场所，让学生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而升腾孝心、爱心，培育感恩之心。
2.传统节日开展“晒家训谈家风促成长”系列活动，以德促行。如开展“寻根溯源.爱姓氏.扬家风”活动，让学生在了解自己的姓氏渊源过程中增强民族自豪感、认同感，在了解自家的家风家训过程中传承良好家风，发扬家族美德；在清明节、壮族“三月三”开展“慎终追远.励志青春”活动，引导学生缅怀先祖、谨记美德、及时行孝、孝亲尊长、励志追远。
3、评选道德班级和孝亲、尊师、礼仪、友学等道德之星，并颁发荣誉证书，以考评促进班级道德教育水平的提高。
4、开展各种与传统美德有关活动，如经典朗诵、演讲、表演、讲故事、分享等等。
总之，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瑰宝。我们相信，《弟子规》等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一定是解决如今出现的学生道德教育问题的一剂良药。
参考文献：
关 键 词：木雕花板 传统文化 内容题材
在中华民族光辉璀璨的文明史上，木雕工艺是历史悠久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形式之一。中华民族的木雕艺术具有丰厚的传统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可谓雕工精湛、主题鲜明，使人看了惊叹不已，赞不绝口。木雕工艺作为我国传统艺术的一绝，早已享誉海内外。
传统木雕花板的图案有着丰富的内涵，处处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人们通过这些雕刻图案表达对美满婚姻、子孙繁衍、健康长寿、生活幸福、万事如意的祝愿和希冀。
传统木雕花板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体现出中国人民特有的文化精神与审美趣味，体现出中华民族追求至善、至美、至真的精神。内容既有反映中华民族道德进步思想，又有一定历史、阶级和社会局限的道德旧识。传统支配人们的习惯，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体现在一个民族观念和行为的方方面面。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成为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聚剂和内聚力。传统木雕艺术再现生活的本质，以艺术形象和艺术感染力来展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使人们在艺术享受中感受到警醒和陶冶，同时又能感受到古文化的魅力。
一、传统的木雕花板
传统木雕花板是生长在我国封建社会的艺术样式，被广泛应用在建筑和家具制造中，俗称木雕花板。传统的建筑雕刻装饰，重视牢固与美学协调统一，在选择材料，确定内容，进行构图时，都立足于从装饰角度来确定题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风格，体现出中式家居风范与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蕴。其艺术特色和美学意蕴根植于传统文化和审美习惯之中。
木雕花板用在装饰上的范围较为广泛，主要包括门窗、裙板、雀替、挂落、梁坊、门楣、隔扇、门罩、窗栏，以及床榻的门罩及檐板、橱柜的面板、案桌的牙板、椅凳的靠背与扶栏、盒匣饰件等。
二、木雕花板题材、内容与文化内涵
（一）木雕花板的雕刻题材
木雕艺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木雕作品，蕴含着特定的历史信息，题材丰富、异彩纷呈。传统木雕图案装饰题材大多是民间生活的内容，一般有吉祥图案、戏曲人物和传说故事、山水花鸟、俗民风情等几大类。根据不同用途，雕刻的题材也不同，主要以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主，如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等。木雕艺人把这些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融入木雕形象，使得木雕艺术成为传承并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手段之一。
（二）木雕花板题材内容与文化内涵
1.吉祥图案寓意美好愿望，提倡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极为丰富的伦理道德文化，因此木雕艺术通过不同的题材形式和装饰手法寄寓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崇仁爱、和睦、宽容，倡导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的思想品德，来弘扬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木雕艺人利用汉字多同音字相谐的特点，巧妙地表现这方面的题材。如在我国明清时代，非常喜欢用蝙蝠形象，因为“蝠”同“福”音，所以“五蝠捧寿”的图案较为流行。在这个图案设计中，家具花板的四周各雕一只精美蝙蝠，中间雕一只大蝙蝠，口衔寿字，象征福寿安康。又如在传统的寓意图案中常在画面上雕有一花瓶，花瓶里插一根“如意”，以花瓶的“瓶”字代平安的“平”字，加之“如意”，谐心情如意，总称为“平安如意”。再如用一大串葡萄为主题图案，这是因为葡萄枝既为棵也为本，葡萄粒又多得以万字才能概括，葡萄“粒”与“利”还谐音，总之含义为一本万利。此主题多见于商家，意喻生意兴隆红如火，财源滚滚涌不尽。另外，用动物图案如鹿、鱼、鹊等来寄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鹿”与“禄”谐音，可寓厚禄；“鱼”与“余”谐音，可寓“年年有余”；“喜鹊”则寓意“喜事登门”或“喜事连”(莲)等。
传统木雕中还多用“梅、兰、竹、菊”“岁寒三友”等图案作隐喻，即用生物的某些生态特征，赞颂崇高的情操和品行。用竹是因竹有“节”，寓意人应有“气节”，用梅、用松、是因梅、松耐寒，寓意人应具备不畏强暴、不怕困难的品格。在书房内挂上“必定如意” “平升三节”“马上封侯”等花板，再配上几幅赏心悦目的中国字画，既寄托文人雅士对前程的祈愿又体现出读书人的书卷气息。木雕朴实厚重而且锋芒不露的风格，很符合文人儒士讲究的中庸之道。
“孝道”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中具有相当高的位置，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最大的不孝是使家族断了香火。因此，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传统家庭道德观。因此在传统及木雕图案中，龙、凤这一类神奇的动物形象，常常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装饰题材。如徽州乡村人在结婚时，按照当地传统习俗，喜欢选用精工细琢制造的“花床”、衣橱等作陪嫁，来点缀他们的洞房花烛夜。作为家具的点缀，图案以“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百年好合”等较多，用“石榴”象征“多子多孙”，用“鸳鸯”象征“夫妻恩爱”，用 “和合二仙”的故事（和合二仙主持着人世间的婚姻），来寓意着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寄托人们对终身大事的美好愿望。
吉祥图案既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使人产生联想，激发人们心中的美好祈望，产生吉祥平安等联想。因此吉祥图案成为木雕艺术的主要创作内容。它不仅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也能给欣赏者提供较大的想象空间和悉心揣摩的余地。这些传统伦理道德渗透在现实生活之中，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2.以人物、山水、故事为题材，宣扬爱家乡、爱祖国、爱人民的优秀传统
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自孔子、孟子以来就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主张不为保存生命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尊严。这种精神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爱国主义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理之中，它是强大精神力量的不竭源泉。很自然，爱国主义方面的题材也成为木雕艺术中的重要创作题材之一，如《苏武牧羊》《岳家将》《杨家将》《罗家将》等历史故事在木雕图案中屡见不鲜。这些爱国主义故事既反映了过去的历史，又激励人们奋发向上。
以山水为素材的木雕，也是体现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木雕艺人主要以山水名胜为直接或间接素材，来表现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深依恋和衷心赞美。他们常把对充溢着俊美、灵秀之气的山川草木的直接感受，升华为一种庄重、深沉的感情，把对养育自己的故土和家园的眷恋一笔一笔地雕刻进自己的作品里。
木雕花板艺术中许多体现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神话故事，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寓言都再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使人们在得到艺术熏陶的同时，更得到了精神上的鼓励。
木雕花板的题材内容体现了民间美术的共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为我们开创新时代的文化提供了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结语
中国木雕艺术是一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艺术手段，木雕花板不仅充满着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处处散发着山水诗画般的灵气。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一块块木雕艺术，遵循着相同的价值理念，既有对中国脊梁、英雄豪杰的礼赞，也有对封建道德的吹捧和皈依。我们在品味木雕艺术的同时，应该发扬中华文化的精华，扬弃其糟粕。
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同样，除对木雕工艺装饰题材的挖掘、整理、借鉴、继承和宣扬外，还要同其他艺术一样，不断地吸收外来民族文化的营养，不断改变，不断创新，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感的木雕装饰纹样，以充实、丰富的木雕艺术的装饰题材，宣扬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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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统道德文化 形神统一 古今通理 现代价值 再创造
中图分类号 B8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2）04—0013—08
一、提出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道德文化的时代背景
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在不同的社会变革时期，出现了两次大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第一次反思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反思的对象是儒家文化。这一时期的反思突出了文化批判，矛头所向直指以“三纲”为核心的政治儒学。这一次文化反思的背景是，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列强侵略面前，在经济、政治上以弱者受辱而又不甘屈服的心态来看待西方文化和儒家文化，因而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反思。所崇尚的西方民主自由和所否定的儒家文化，其性质主要是政治层面上的，就是说，当时所批判的儒学主要是作为帝制王朝统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这是历史之必然。确实，以“三纲”为核心的政治儒学的生命是终结（不是死亡）了。同时，生产方式的现代变革带来了生活方式、知识和知识结构的更新，西方式的新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建立和实行，对儒学的地位和作用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读经，除了在乡村私塾仍有保留，在城市的学校中就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也几乎绝迹，而以承袭和传播儒学为己任的“士”阶层的解体，则意味着丧失了传承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当然，这不等于儒学文化生命的终结，不等于儒家文化及其在历史传承过程中所积淀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的终结和消解。但是，当时社会的历史主题是革命，是民族解放，因此，尽管提出了要总结传统文化、继承优良传统的课题，然而显然不可能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新儒家打着“复兴儒学”的旗帜，对儒学的现代转型虽然作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学术观点和理论，但由于他们的研究脱离革命的实践而仅仅停留在学理层面，因而也缺乏实践的说服力。就是说，继承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实现。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对象还是儒家文化，但其背景与第一次反思不同，因而反思的特点和结果也完全不同。传统的儒家文化尽管遭到了“”的全面浩劫，接着又遇到了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挑战。但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彻底否定了“”，否定了“评法批儒”，这就使得“反思”摆脱了“左”的“政治”框架，从而有可能给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和历史命运以理性的考量；同时，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在获得物质丰富的同时又造成了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生活方式极端世俗化，道德相对主义和自我放纵。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今世界普遍出现了宗教复兴的现象，它适应了社会对“秩序、纪律、工作、互相帮助和人类团结”的价值的需要。而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自发势力对精神领域的消极影响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避免重走西方的老路，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于是，儒家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就凸显出来，弘扬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国学热、“汉服热”、祭孔活动、孔子学院、“读经运动”、重修家谱族谱等似乎是回归传统的现象就是一种明证，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现代生命力。而儒家文化要应对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挑战，关键在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实现其现代的转化，使之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对此，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地提出要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同志指出：“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区分精华与糟粕，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生命，放出新的光彩。”他还明确提出，建设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与优良的传统道德相承接。这都十分明确地反映并肯定了儒家文化的现代生命力，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第二次文化反思的成果和特点。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动下，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国人不断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中国人”作为一种人格符号，意味着国人对中华文化的深切认同。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人的文化心态，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成了中华民族的时代强音，成了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关键词]生态道德教育；不足；传统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D64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9 ― 0036 ― 02
中国生态道德教育的最早倡导者陈寿朋提出：“生态道德作为一种道德，既反映着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又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不仅是人类道德进化的必然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走向更高文明的重要标志。”〔1〕生态道德教育即是对公民进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教育过程。大力强化公民生态道德教育，培养公民生态道德意识，对于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早日建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的公民生态道德教育状况不容乐观。生态道德教育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理论上存在一些不足，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一、我国生态道德教育的不足之处
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生态道德教育的困惑在于：内容迷失，制度需要规范，内容单薄，方式单一，资源匮乏等。〔2〕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生态道德教育的弊端主要有：“生态德育”的内容比重不足，重理论轻实践，教育思路缺乏前瞻性和人文关怀，道德约束机制不完善，手段单一等。〔3〕上述学者的研究指出了我国当前生态道德教育不足之处主要集中于生态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手段上。内容上的不足主要表现为：生态道德教育的内容单薄，亟待进一步丰富充实。生态道德教育的内容迷失，亟需进一步鉴别取舍。生态道德教育的内容比重偏低，需要加大比重手段上的不足主要表现为教育手段单一，重理论轻实践，教育效果不明显。
要解决我国生态道德教育中的问题，针对上述不足之处，必须以前瞻性的教育思路丰富生态道德教育的内容，完善生态道德教育的手段，增强生态道德教育的效果。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一条可行之路。
国际环境协会前主席科罗拉多指出：“建立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契机和出路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4〕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其中更是不乏丰富的生态思想。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其大部分内容与我国当前公民生态道德教育的目标基本适应。我们应该大胆吸收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生态思想，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生态思想融入到教育过程中。特别地，应该从内容和手段两个方面，大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和生态手段，从而丰富生态道德教育的内容，完善生态道德教育的手段，增强生态道德教育的效果。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道德教育意义
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高低更多地取决于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否依然普遍地被现代国民认同和遵守，这种保存传统美德的信念和方式又是否符合时展的特征和社会进步的需求”。〔5〕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要流派――儒释道三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挖掘、学习和继承这些生态思想对于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一）儒家文化生态内容的生态道德教育意义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思想主要在于阐述和论证“三纲八目”。三纲即是“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八目即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三纲八目”的核心在于修身和治国，其中的生态内容也非常丰富。
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意在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天、地、人实现有节制的互动，反对将人置于任意处置自然的地位。也就是说，既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要遵守自然规律，在规律的限度内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儒家经典《易经》首先阐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内容。《易经・序卦传》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易经・序卦传》）这句话阐述了人产生于自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易经・乾卦》曰：“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经・乾卦》）这句话阐述了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体，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和人的身心规律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即是“天人合一”。高质量的人生在于实现“天人合一”，在于人向自然的回归。儒家至圣孔子曾经发出“知我者其天乎”的感叹，也显露出“五十而知天命”的豁达，从“天知我”到“我知天”显示了孔子“天人合一”思想的发端。儒家亚圣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他将人性和天统一起来，也包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是北宋张载，他在《正蒙・乾称》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张载指出，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贤，根本原因在于“天人合一”。人和自然是本质上的统一，因此人能够认识自然，认识自然和人自身达到极致便可以成为圣贤。随后，南宋朱熹指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人也；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朱子语类》卷十七）陆九渊更是描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他说：“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6〕在“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之中人和自然乃至人和整个宇宙都合而为一，人和宇宙不分彼此，人和宇宙和谐共生。综上，儒家主张的“天人合一”将人和自然、人和宇宙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思想。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思想与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不谋而合。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因此，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重要补充和有力佐证。
儒家主张“节用依时”。孔子提出了“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依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8〕表达了勤俭节约，用之有度，遵守自然规律的生态思想。同时，“不违农时”和“斧斤依时入山林”也是重要的生态手段和措施。秦汉时期刘安提出了说“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淮南子・主术训》）指出了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能超过自然规律的限度。还包含了爱护动物，保护生命，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还是重要的生态手段和措施。儒家的“节用依时”思想反对奢侈浪费，反对对自然的无度索取和破坏。对解决当今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具有重大意义。它为公民生态道德的形成提供了感性的材料，也为公民生态道德教育提供了可行的手段和措施。对于公民养成勤俭节约、适度消费的生态道德理念，增强公民节约资源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自觉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养成综合利用资源的良好习惯，形成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良好风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儒家主张“仁民爱物”。“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可以说儒家的一切思想均是围绕“仁”展开的。“仁”更体现了儒家的生态理念。孟子提出“仁民而爱物”，“仁”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人和人之间，也适用于人和自然之间。在人和人之间即是“仁民”，在人和自然之间即是“爱物”。要求将“仁”的原则从人类社会扩展至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自然界。要求以友善的态度对待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万物。明学大师王阳明更是对此进行了形象描述了：“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大学问》）人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悯恤之心、顾惜之心的对象不是仅仅限于有生命的人类和动物，还包括无生命的草木和瓦石。达到这样修养境界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人”。儒家的“仁民爱物”不仅承认植物、动物乃至整个自然界都有内在的价值和生存的权利，而且也自觉地把人的天赋爱心由传统的人际道德向生态伦理扩展，从而构成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最主要的内容。儒家的“仁民爱物”思想是一种深厚而宽广的道德关怀。它对于培养公民的生态道德情怀，唤醒公民关爱动物、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情感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生命教育的展开。
（二）释家文化的生态内容
释家主张“众生平等”、“大慈大悲”、“利他施乐”、“净土理想”等。“众生平等”论证了人与自然的本质平等。“大慈大悲”说明了人类保护自然的强大动力。“利他施乐”指明了人类保护自然的切实行为。“净土理想”则建构出生态文明社会的理想模板。基于这些生态思想，释家还延伸出了一系列的生态实践。戒杀、放生、节俭、素食、饮茶、造林、护林便构成了释家生态实践的具体手段和措施。这些行为保护了动植物资源免受破坏，保证了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有效维护了生态平衡，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释家文化的生态维护功能主要在公民旅游过程中实现。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深山，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接受了生态道德教育。游客漫步于名山大川、品尝着清香的素食、欣赏着反映高僧朴素生活的碑刻铭文，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不就是“诗意的栖居”吗？低碳、节能、节俭的生态消费理念很快形成。
（三）道家文化的生态内容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齐同万物”、“三才相盗”、“重人贵生”等。“道法自然”是在人与自然平等基础上对自然的终极崇拜。“齐同万物”是道家的人与自然平等观。“三才相盗”说的是天地人互相协调、适度利用。“重人贵生”则是道家的生命观。这些生态内容对于开展生态道德教育，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节俭朴素、适度消费、尊重生命等理念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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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育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据笔者调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文化育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形式相对单一提到传统文化教育，有人理解就是穿汉服或者诵读国学，这种认识太过狭隘。儿女能不能给父母洗脚呢？肯定是能的，但是给父母洗脚更能培养学生对“孝”的认识吗？或者说“孝”就只有洗脚这类行为表现吗？我想这就是将“孝”文化的内容窄化了。因此，教师要不断更新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理念，与学生生活结合，创造更为广阔的教育场域。2.学生缺乏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历经时代变迁最终沉淀下来的文化精髓，蕴含着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所以，实践是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比如学习中国结制作、书法艺术等文化精华，这都需要学生动手实践，但是当前文化育人中明显缺乏实践机会。3.缺乏现代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育人，并不意味着事事泥古、回归古代，而是应该古为今用，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精髓充分理解学习之后，用以指导现代化建设和学生新思维的养成，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思政素养。但是在当前的文化育人中，不少人缺乏这种现代化意识，教师教学传统文化时停留在学习古代文化的层面或者简单附着于爱国教育和思政教育的层面，缺乏与国家发展新时期结合的内容，使得其文化育人的作用被削弱。
二、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育人中的促进途径
1.加强宣传教育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工作，要让学生从学习层面意识到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确保相关宣传报道能够自上而下被宣传和执行到位，让学生能够对于传统文化的留存保持危机意识。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优美的校园育人环境，体现了一个学校文化的积淀和底蕴，不仅能对学生学习、生活、心理起到良好的调剂作用，而且对学生规范行为习惯、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促进全面素质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在校园围墙上设计制作关于传统戏曲的宣传版面和关于文字演变的宣传版面,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2.改进教学方式道德与法治教材小学四年级下册第四单元《感受家乡文化，关心家乡发展》中，第10课《我们当地的风俗》和第11课《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围绕家乡的风俗和民间艺术讲述家乡的传统文化，旨在引导学生了解家乡的优良风俗和令人骄傲的民间艺术，为家乡的传统文化自豪，从而保护、继承、发展家乡的传统文化。为了更好地开展这两课的教学，教师可以课前布置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关于“风俗”和“民间艺术”的调查，设计探究单，指向课堂学习的重点，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收集资料，为课堂互动打下坚实的基础。课堂上，学生在活动“成长风俗谈”中讲出生风俗、满月风俗，并用图片展示生活中常见的喜蛋、胎毛笔等。这些互动可以让学生了解当地和成长相关的风俗，明白这些风俗寄托着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愿，是“爱幼”的体现。3.加强学生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要避免单纯的说教，应以学生为主，调动孩子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教学准备、教学过程、课后拓展等环节，在各类活动中通过切身体验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并自觉将其传承下去。例如，在讲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上册第15课第三课时《大家一起过春节》时，我们可以积极营造节日氛围，让孩子们感受年味儿。我们可以把课本上的“提问环节”变成“展示环节”，让孩子们回家搜集有关春节的习俗，并亲自动手做一做，来到课堂上展示。有些学生发挥自己的书法特长，亲手书写春联；动手能力强的孩子尝试着自己包饺子；还有一些学生发挥美术特长，巧手制作出形状各异的灯笼……大家把自己动手实践的场景拍成照片带到课堂进行展示，并分享自己对于年味儿的体会，进一步增强了对春节的理解与认识。4.丰富教学手段传统思政教学多以说教为主，老师讲得辛苦，学生听得乏味，因此要增强教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可以多采用小品、视频教学、情景模拟、辩论赛、小组讨论、学生表演等形式。这些教学形式一方面增强了教学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综上所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思政教育中发挥文化育人作用，是我国文化自信建设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学生思政素养提升的重要途径，尽管还存在着不足，但是只要加强宣传教育、改变教学方式、增加学生实践、增强教学的丰富性，就能够有效提升文化育人的质量，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作者：赵晓蕾 单位：许昌市普通教育教研室
关键词：传统文化；思想教育
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引进传统文化教育应包含那些内容呢?最主要的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仁爱意识”的陶冶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的初义是爱，后来历代儒家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天地一体广泛的概念，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原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条件，是中华民族道德的象征。而把“仁”赋予广泛意义的是孔子，孔子在他的《论语》中对“仁”作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等。孟子也认为，“仁也者人也，合而为人道也”；“恻隐之心仁也。”他们把“仁”同有生以来的同情心联系起来，从人性的角度去约束人们不做于人不利的事情。只要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际关系决无不和谐之处。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从小而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意识，通常只是抱怨社会不理解自己，即从未想过自己也应该去理解他人。他们往往是“己所不欲”，都乐于“施人”。人性的功利观有相当大的一致性，自己不愿意的事，别人自然也不乐意，儒家所倡导的“推而及人”就是要善于换位思考，没有换位思考，就很难有理解，缺少理解的人际关系，一定是不和谐紧张状态。与“仁”密切相连的就是“爱”，亦即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通俗地说就是“善良之心”。人的道德修养，内涵非常广泛，但最基础最根本的就是“善良”的品质，一切崇高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善良之上，离开善良这个基础的道德修养，那只是舍本求末的空中楼阁。故此，我们在进行思想教育时，应该让学生理解古代儒家所提倡“仁爱”的本质精神，应该充分认识到“仁”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的标准与力量，有助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能克制个人私欲，以己之心推而及人，从而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民胞物与”的境界，这无疑是值得倡导的。尽管传统文化中的“仁”包含的是封建思想的本质，但它的具体实施途径与方法，于今已高，应该是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二、“中和理念”的境界
关于“中和”的哲学基础、产生原因及其理论内涵，这里不作阐述。我们只是认识到 “中和”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之，这就是“天地人和”。这里包含的两个层面，一是整个自然界，上至日月星辰，下至人间万事，都是同一运动规律，同一价值判断。这价值判断的最佳形式就是“中和”。
“中和”观念对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影响，最大莫过于遵奉“中庸”的人生观，它是儒家奉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何谓中庸?简言之，“中”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庸”即周也、常也、普通也。上古《尚书・虞书皋陶谟》列举的诸如“宽而栗，柔而立”等九德，《左传・季礼观乐(襄公二十九年)》戴季礼对鲁乐“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的赞美，无不是以“中庸”为衡尺。古人认为，过与不及，均非正道，只有持中尚中，方为至美。过去，我们所对“中庸”之道一直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这是不公正，也是不科学的。诚然，“中庸”之道有许多封建思想意识，尤其宋学泛滥，至使“中庸”理论庸俗化，但要看到“中庸”自有其科学内核，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要全面看问题，就是反对偏执一端，主张斟酌两端而取其中，“物极必反，欲速则不达”，这是谁都了解的哲学真理，而“中庸”正是具有这样合理的内涵。
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更需要有“尚中”的理念，而我们的学生最缺乏的就是“持中”之道。回顾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历程，无不使我们感到抛弃“执中”之道所带来的损失。“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冒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端，使我们国家经济上、伦理上迫乎崩溃。今天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完全应该让他们了解传统的“中庸”思想，抛弃其落后的糟粕，吸收其合理的内核，古为今用，克服年青人偏执的缺点，学会全面看问题。在处理各种关系上，切勿偏执一端，力求左右兼顾。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尚中”的思想，处事都秉承“持中”之道，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一种和谐愉悦的氛围之中。有了这一种风尚，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是指日可待的。
三、“民本思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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