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低碳经济;经济增长;制度安排;国别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9-0018-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9.004
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人类欲望的无限上升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 ,世界气候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尤其是由化石燃料过度消耗所导致的全球变暖,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全球变暖严重危害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深刻触及到能源安全、生态安全、水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这一现象亦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的概念应运而生,并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由英国政府在2003年发表的《能源白皮书》中提出,题为“我们能 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 。《能源白皮书》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 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后,各国纷纷相应。学术界围绕低碳经济的研究也不断地发展和丰富。国外学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总结国外现有的研究成果, 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研究重点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碳减排对行业发展的影响等;二是低碳经济实现的制度安排,研究主要集中对碳税(carbon tax)和碳交易(carbon trading)的讨论;三是不同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进程。
1 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
关注“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碳排放量(carbon emission)的控制,碳排放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发现,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Kaya公式所揭示的人口、GDP和能源消耗[1],还包括国际贸易,两国的商品贸易为碳排放创造了一种转移机制。
1.1 人口规模、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不言而喻,人口越多,碳排放量就越多。即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也不足为怪,因为中美人口相差4倍多。此外,人口结构对碳排放量也有影响。Salvador Enrique Puliafito, et al采用LotkaVolterra模型对人口、GDP、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相互关系的探析,Michael Dalton, et al采用PET模型(PopulationEnvironmentTechnology model)的研究,均验证了上述结论。随着世界人口转型,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渐凸显,发达国家将在2020年前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因素会降低碳排放量,这一效果与技术变革的效果相当[2-3]。
1.2 GDP、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因果关系
低碳经济不是贫困的经济,因此不能通过降低GDP实现碳减排。碳排放最主要的来源是能源的消耗,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是衡量能源消耗的两个重要指标。“能源强度”(Energy Intensity)是指单位GDP的能源用量。不同产业的能源强度不同,一般第二产业的能源强度最高,而第二产业中,重化工的能源强度又远高于一般制造业。能源强度还受到技术的影响,同一行业中技术水平低则能源强度高。因此降低能源强度,提高技术水平是减排的有效方向之一。而单位能源用量的碳排放量,则称为“碳强度”(Carbon Intensity)。能源种类不同,碳强度差异很大。化石能源中,煤的碳强度最高,石油次之,天然气较低。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能有一定的碳强度,而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等都是零碳能源。
尹希果等:国外低碳经济研究综述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9期学者也对GDP、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Ramakrishnan Ramanathan采用DEA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法)同时分析了GDP、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之间的联系。他指出以往研究的缺陷是,只分别分析了GDP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或者能源消耗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没有对三者的联系进行分析。在指标选取上,他以化石能源消耗释放的二氧化碳代表碳排放量,化石能源包括了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以全球生产总值衡量经济增长;能源消耗中只选取了非化石能源消耗量,包括水利、核能和地热能,没有包括化石能源消耗量是为了避免与第一个指标的重复。在DEA分析效率指标构建中,将GDP和碳排放量作为产出,非化石能源消耗作为投入。结果显示效率指标在1980年时最高,接下来的7年急剧下降,随后呈现反复震荡下跌趋势,1996年开始回升。基于DEA分析的技术预测(technology forecasting)得到了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量的曲线图[4]。
Ugur Soytas, et al采用包含GDP、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劳动力和固定资本总额等变量的VAR模型研究了美国能源消耗、GDP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碳排放量的格兰杰成因不是GDP增长,而是能源消耗。并提出碳减排政策的制定应该从降低能源强度角度考虑,还应该增加如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5]。后来,Ugur Soytas, et al对土耳其的实证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6]。
XingPing Zhang, XiaoMei Cheng研究了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及方向。他建立了一个包含GDP、能源消耗量、碳排放量、资本和城市人口指标的多元模型,以1960-2007年的实证结果显示,GDP对能源消耗量存在单向格兰杰成因,能源消耗量对碳排放量存在单向格兰杰成因,而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可以推行渐进的能源政策和碳减排政策,而不会妨碍经济增长[7]。
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低碳经济是经济增长与化石能源消耗脱钩的经济。化石能源消耗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低碳经济模式下,经济增长不依赖于化石能源的消耗。从长期来看, 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也不存在因果关系,而能源消耗是碳排放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碳减排政策应关注能源消耗:通过技术改革、产业结构 升级,降低能源强度;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降低碳强度。
1.3 行业碳排放量存在差异
碳减排的重要措施是降低能源强度和碳强度,而由于行业差异以及不同行业使用能源的差异,不同行业的碳排放量相差很大。因此将行业分类,并研究其在低碳经济下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T C Chang, S J Lin采用灰色关联分析(Grey Relation Analysis)测算了台湾34个行业产值与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系数、总能源使用量以及各种能源使用量与碳排 放量的灰色关联系数。研究结果显示,在分辨系数取0.5的情况下,从34个行业的平均情况来看,产值与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系数为0940,总能源使用与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系数为-0912,单个能源与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电力0913、煤炭0.800、石油-0.79、天然气0.513。这些结果说明了台湾经济依赖于二氧化碳密集型的行业,电力能源在台湾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分行业来看,根据产值与碳排量的灰色关联系数、能源使用与碳排量的灰色关联系数的正负及其大小关系,可以将行业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采矿业、有色金属、电力和发电业、公路运输业为“三低行业”,即能源强度低、碳强度低、碳排放系数低。而农林渔业、食品业、纺织业、皮革业、造纸业、石化原料业、橡胶业、化工产品业、金属制品业、运输设备业、燃气及水供应业、建筑业等11个行业为“三高行业”,它们的能源强度高、碳强度高、碳排放系数高,因此减排政策的制定应主要关注这些行业[8]。
此外,Marco Mazzarino采用比较静态方法(comparative static approach)和货币估值技术的研究发现运输业是OECD国家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约占到总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一[9]。R. Rehan, M. Nehdi(2005)认为水泥业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行业,并探讨了在清洁发展、联合履行、排放交易三种机制下水泥业的发展前景[10]。
1.4 碳排放量随国际贸易而转移
关于碳排量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国内因素,如人口、GDP、行业等,同时国际贸易也是影响 碳排放量的一个重要因素。Paul B Stretesky , Michael J Lynch以1989-2003年世界16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各国人均碳排量与对美国出口量之间的关系。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因变量,各国对美国的出口量为自变量,人口密度、GDP和FDI为控制变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人均碳排放量与出口有着显著的关系。细分产业后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出口行业中,天然气、石油和煤炭、化工产品和再进口产品等四个行业对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大。这意味着,在控制了人口密度、GDP和FDI的情况下,一国对美国出口越多,人均碳排放量也越大,出口产品中天然气、石油和煤炭、化工产品和再进口产品所占的比重越大,人均碳排放量就越大[11]。
Yan Yunfeng, Yang Laike提出,国际贸易创造了一种转移机制,不仅使产品可以在世界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同时也使得碳排放可以自由转移。1997-2007年,中国碳排放量的10.03%-26.54%是由出口产品的生产所引致的,进口产品的碳排放量仅占到4.40%(19 97年)和9.05%。世界其他国家因转移机制减排的二氧化碳从1997年的150.18Mt增加到2007年的593Mt,而中国在1997-2007年间因生产出口产品而净增的二氧化碳达到4 894Mt。他们的研究为近年来中国碳排放量激增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同时这些数据也印证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催生着像在国际贸易中征收碳关税这样的动议,有学者担忧这会引发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12]。
2 低碳经济实现的制度安排
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气候恶化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为实现经济发展中的“低碳”,各国主要的制度安排有征收碳税和碳交易制度。前者是由政府通过税率来确定进行碳排放的活动要付出多少代价;后者是在《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下,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实现全球范围内碳减排的目的。
2.1 碳税
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它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碳税最早由芬兰于1990年开征,此后,瑞典(1991年)、挪威(1991年)、荷兰(1992年)、丹麦(1992年)、斯洛文尼亚(1997年)、意大利(1999年)、德国(1999年)、英国(2001年)、法国(2001年)等国也相继开征。近年来,为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一些国家如日本、加拿大、瑞士等国也纷纷开征碳税。
关于这些国家实施碳税的经验,Andrea Baranzini, et al在分析了各国能源产品的碳税税率后指出:各国的能源税(energy tax)税率差别相当大,从而碳税税率各不相同,这成为国际协调碳税的一个主要障碍;从理论上说,征收碳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碳减排的激励机制,但在实践中存在其他目的,如基于财政(筹集资金)的目的,对需求弹性很小的产品征收很高的碳税;对于某些能源产品,如煤炭,有些国家的碳税税率相当低,有些国家还实行补贴,因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碳税;要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实施碳税的同时要对能源税进行改革[13]。
在此之后,日本的研究发现,能源税和碳税的使用能够使碳排放下降到预计目标水平,同时也使能源种类的使用发生了变化,即由煤到天然气[14]。对碳税征收先行国挪威的研究发现,1990-1999年挪威平均每单位GDP的碳排放降低了12个百分点,但碳税对碳减排的贡献只有2.3%,碳税的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挪威对不同的产业实行差 别税率,且不同类型燃料的碳含量与税额的比率也不相同[15]。Cheng F Lee, et al在 灰色理论(grew theory)和投入―产出理论(inputoutput theory)的基础上,运用模糊目标规划(fuzzy goal programming)方法构建模型,模拟了三种碳税方案下碳减排的力度和经济影响。预测碳税实施的影响有助于各国碳税方案的选择,也能更好的发挥碳税的效果[16]。
2.2 碳交易
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17]。其兴起源于《京都议定书》所制定的三种减排机制:一是排放贸易机制(ET,Emission Trade),允许附件 一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转让它们的部分“容许的排放量”(“排放配额单位”);二是联合履行机制(JI,Joint Implementation),允许附件一国家从其在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投资项目产生的减排量中获取减排信用,实际结果相当于工业化国家之间转让了同等量的“减排单位”;三是清洁发展机制(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允许附件一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即允许附件一国家出资支持无减排义务的国家通过工业技术改造、造林等活动,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抵顶附件一国家的减排指标。
根据以上三种机制,碳交易可以分为两种形态:基于配额的交易和基于项目的交易。配额型交易指总量管制下所产生的排减单位的交易,主要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附件一国家之间超额排减量的交易,通常是现货交易。项目型交易指因进行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的交易,如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排放减量权证(CERs)”、联合履行机制下的“排放减量单位(ERUs)”,主要是通过国与国合作的排减计划产生的减排量交易,通常以期货方式预先买卖。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碳交易市场发展迅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碳交易市场成交总额为1 263.45亿美元;预计2012年成交总额将达到1 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唯一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机制,并且《京都议定书》还承认了森林碳汇(carbon sink)对减缓气候变暖的贡献,并要求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植被恢复及保护,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开展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将项目产生的碳汇额度用于抵消其国内的减排指标[18]。这些规定的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碳交易市场。CDM项目和碳汇CDM项目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3 低碳经济的国别研究
3.1 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济
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传统的消费模式,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因此英国于2003年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低碳经济”概念,并积极推动世界范围的低碳经济。随后,Johnton D et.al(2005)探讨了英国大量减少住房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可行性,认为利用现有技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1990年基础上减排80%是可能的[19]。Treffers T, et al探讨了德国在2050年实现1990年基础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80%的可能性,认为通过相关政策措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的共同实现是可能的[20]。Koji Shimada , et al构建了一种描述城市尺度低碳经济长期发展情景的方法,并将此方法应用到日本滋贺地区[21]。
在实践中,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各国政府组织的广泛关注和青睐,向低碳经济转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英国把发展低碳经济置于国家战略高度,2008年颁布实施的“气候变化法案”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立法的国家。按照该法律,到2050年英国要达到减排80%的目标。另外,政府大力促进商用技术的研发推广,以占领低碳产业的技术制高点。在低碳生活上,英国社会运用多种手段引导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比如,要求所有新盖房屋在2016年达到零碳排放,新建房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要体现碳足迹减少计划,不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等等。在洁净能源的开发上,英国发挥其海岛国家的自然优势,注重利用海洋资源,在发展海上风能、海藻能源等低碳能源方面居于全球领先水平。
同样是岛国的日本也在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日本内阁会议于2008年7月通过的“低碳社会行动计划”阐述了在未来三五年内将家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成本减少一半等多项有关减排的措施,其重要内容都与开发新能源有关。根据日本内阁政府2008年9月的数字,在科学技术相关预算中,仅单独列项的环境能源技术的开发费用就达近100亿日元,其中创新性太阳能发电技术的预算为35亿日元。2009年4月,日本又公布了名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目的是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
为带动欧盟经济向高能效、低排放的方向转型,2007年3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一揽子能源计划,承诺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减少20%,将生物燃料在交通能耗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10%。此外,2007年年底,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能源技术战略计划,明确提出鼓励推广低碳能源技术,促进欧盟未来能源可持续利用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欧盟国家利用其在可再生能源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力图通过技术转让为欧盟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能源环保市场创造条件。
3.2 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经济
《京都议定书》是旨在限制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协议,发展中国家未被规定必须承担减排义务。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迅速增加。虽然历史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还相对较低,但是在后京都时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减排压力已经越来越大。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是否应该承担减排义务及能否获得资金支持成为会议争论的一个焦点。
发展中国家中尤其是中国,被指责为一个“搭便车者”,在降低碳排放、延缓气候变暖上毫无贡献。ZhongXiang Zhang(2000)通过分析中国1980-1997年间二氧化碳排量的历史演变,以及中间燃料转换、能源消耗、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增长对二氧化碳排量的影响,指出上述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中国在能源节约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97年单位GDP能耗只有1980年的一半。如果没有这些努力,1997年的能耗总量将比实际排量多出50% [22-23]。Walter V Reid, José Goldemberg的研究也指出,发展中国家已经采取了有效措施遏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他指出中国从80年代开始实行能源价格改革,碳补贴从1984年的37%下降到1995年的29%,石油补贴从1990的55%下降到2%。另外,中国在提高能源利用率,开发可再生能源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4]。Paul B. Stretesky, Michael J. Lynch(2009)、YanYunfeng, Yang Laike(2010)的研究则指出两国之间的商品贸易为碳排放提供了一种转移路径。中国为美国的碳减排做出了很大的潜在贡献,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有效的气候与环境友好型技术援助。
尽管中国的碳历史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相对较低,但是其排放总量的激增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的碳排放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为迈入低碳经济中国应如何改进措施,Hu Chuzhi, et al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他基于EKC模型,采用平均分配余量的分解方法,构建了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0-2005年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的贡献,即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结果表明:①采用EKC曲线模拟结果显示,我国碳排放量呈现“N”型,并没有呈现严格的倒“U”型特征,这与规模效应具有一致性。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发导致碳排放量的减少,经济增长也并不一定引发碳排放的增加,关键是我国的环境治理的机制、市场和政策不完善,若不施行合理有效的控制措施,未来在降低碳排放方面面临着许多风险。②我国的碳排放政策的缺失,节能减排政策实施滞后,这是导致我国碳排放持续上升的又一重要因素。③在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中,只有结构效应的平均值为负,表明经济结构优化能降低碳排放,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手段。④我国碳排放技术效应具有随意性,这说明技术在降低碳排放方面并未发挥优势,现行技术应用主要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许多技术进步并非与提高环境质量有关,尽管技术进步非常快,但对降低碳排放的作用并不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控制碳排放的政策性建议:建立和实施不同时间尺度上的环境调控政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向节能型、高级化发展,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推行削减碳排放的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25]。
Guo Ru, et al以上海为例,采用情景分析法(scenarios analysis)对上海2010-2020年的碳排放量进行了估计,并提出了一些碳减排建议。研究结论显示:①上海的主要能源消耗在过去的15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②上海的能源主要是用于生产,而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占比最大。③上海2005年的碳排放量达到58.05 Mt Ceq,是1990年的两倍。④在“十一五”计划指导下,上海的碳减排量将分别达到17.26 Mt Ceq(2010年)和111.04 Mt Ceq(2020年)。作为中国的发达城市之一,上海在碳减排上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基于以上分析上海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实现低碳经济:①上海的碳排放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因此提升产业结构是第一要务。发展能耗低且产品附加值高的行业,同时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②优化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结合地域优势开发使用清洁能源,如上海可以开发风能。③加强碳汇建设,树木、绿化带、湿地、农田是上海重要的碳汇。扩大城市树木和绿化带的范围,对崇明和南汇的湿地要加强保护[26]。
4 结 语
“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源于全球气候恶化的背景,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及至最近的哥本哈根会议,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气候问题而努力。围绕低碳经济,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对不同区域(全球、国家、地区)进行了研究。
关于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目前比较一致的结论有:①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有人口、能源消耗、技术水平等,国际间的商品贸易也可以导致碳排放的转移。②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是通过能源消耗来实现的,为实现低碳经济,应该增强能源强度及碳强度,逐渐由化石能源过度到清洁能源的使用。③不同行业的碳排放量有显著差异,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在总体层面上规划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结构。在研究方法上,灰色关联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以及对人口经济学中LotkaVolterra模型的应用等,值得国内研究者的借鉴。在实践中,实现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征收碳税和碳交易制度。发达国家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倡导者,在向低碳经济的转变进程中,推出了各种法案措施。低碳经济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也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各国都致力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并从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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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ynthesis of Foreign Scholars' Research on Low Carbon Economy
YIN Xiguo HUO Ti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y,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鲁宾斯德教授对于低碳经济的解释被广泛认同,他指出“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是指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从而实现低污染、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经济模式”。低碳经济是通过较少的自然资源消耗获得较多的经济产出,它是一种可以创造出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同时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低碳经济的实质。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变革。
低碳经济包括四个内容:(1)低碳经济是涉及经济、环境、社会的综合性问题;(2)低碳经济是对于高污染、高排放、没有约束的碳密集的化石能源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高碳经济而言的;(3)低碳经济主要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4)低碳经济是针对碳排放量来讲的,目的是为应对气候变化、解决人类生活、企业生产过程中过多的排放CO2等温室气体而引发的地球生态圈碳失衡而进行的自救行为。
二、低碳经济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历史上CO2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或者CO2的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Schmalesee(1998)、Galeotti(1999)证实了人均收入和CO2的排放量呈倒“U”型曲线。Grubb(2004)等通过对早期英国的研究得出,在工业化初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CO2排放较高,但是经过这一阶段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较弱。Treffers(2005)等学者对德国GHG排放量的减少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政府采用一定的措施可以实现GHG排放量的减少与经济的较快发展。Wara(2007)认为,清洁发展机制不仅被看作全球的碳交易市场,而且能被看作是一种补贴和政治机制,因为它在实现政治目标方面是最有效的。
(二)国内学术界对低碳经济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文献主要是关于碳排放权分配问题。王伟中、陈滨(2002)等认为,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应当遵循人均排放权分配原则和效益原则。潘家华(2003)考虑到除了以国际公平为原则的碳排放权分配,发展中国家站在人文发展的角度,坚持人均排放权分配原则。何建坤、刘滨(2004)指出,碳排放权分配应坚持“一种产权、两次分配”原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水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碳排放权分配必须坚持以公平为主的原则,在公平原则和碳排放“产权”界定清楚的基础上,各个国家可以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排放权的二次分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陈文颖、吴宗鑫(2005)等考虑到以“一个标准、两个趋同”的原则来进行碳排放权的分配。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公平问题是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核心问题,考虑到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无论是历史水平还是当前水平都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应当坚持人均分配原则,以保障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益。
第二类文献主要是关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途径和对策。谢军安、郝东恒、谢雯(2008)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架构发展低碳的社会行动体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进节能减排,注重对低碳技术的创新和研发,从而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韩雪梅、刘欢欢(2009)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煤炭净化比重、充分发挥碳汇潜力以及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四个方面阐述了西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途径。任奔、凌芳(2009)结合低碳经济发展的国外经验和我国现状建议选取一定的城市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示范区或者实践园区,让其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推进节能建筑、节能交通等示范工程。孟德凯(2007)从中国利益出发,指出我国可以从清洁发展机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碳汇三个方面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朱四海(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降低人为碳通量、开展碳预算、发展低碳技术、能源结构转换促进人类社会能源利用方式的改变。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牛文元(2008)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得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为:节能优先;化石能源低碳化;激励低碳技术研发以及建立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鲍健强、苗阳、陈锋(2008)从低碳产业、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城市和碳汇五个方面指出了多层次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卢小祁(2009)认为,通过农村低碳化建设、城市低碳化运营以及工业低碳化发展是将南昌建设为绿色花园城市的新型途径。宋德勇、卢忠宝(2009)指出,目前各国低碳经济政策的侧重点为:低碳能源政策、低碳技术政策、低碳产业政策、低碳消费政策,四种低碳经济政策都是以鼓励和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主的。
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能够在发展中均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减少环境污染,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在面临气候变化的形势下,提升应对能力。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和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路径。
三、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分析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渊源。低碳经济概念的出现与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两大主题密不可分,它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新变革。自2003年英国政府能源白皮书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以来,低碳经济正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保障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路径。低碳经济的出现必然有着经济学原理作为其重要的理论支撑,下面将从经济学的视角对低碳经济所涉及到的理论进行总结:
1、可持续发展理论。低碳经济首先让人们联想到的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它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生态和谐、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不但要求体现在以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为主的环境生活领域,更要求体现到作为发展源头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它包括经济、生态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就是考虑“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
2、资源环境产权理论。发展低碳经济与环境资源产权理论密不可分。“产权的建立实际上是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对资源权利的界定、保护和行使,关键在于相互间的排他性。当资源的稀缺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源的相对价格提高,从而使建立排他性规则所费的成本低于可能带来的收益时,人们才有建立该资源产权的激励”。
3、排污权交易理论。《京都议定书》中所规定的三种履约机制即:联合履行、排放贸易以及清洁发展机制都是实现并且推动低碳经济的全球范围内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排污权交易是一种基于市场的环境管理政策,它将环境承载力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优化配置”。
4、市场失灵理论。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对于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配置缺乏效率。由于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没有反映环境的稀缺性,许多环境的市场价格实际上是零,纠正市场失灵的方向应该从经济组织的建立和政府的干预上入手。
5、政府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是指政府做出的决策影响了经济效率,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政府相关人员对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国家低碳经济政策能够有较好的了解。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内涵。实践当中有必要从低碳所涉及的经济学内涵进行研究,以下笔者尝试从四个方面对低碳的经济学内涵进行了分析:
1、“脱钩”理论角度。将物理学当中的“脱钩”概念引入到社会经济领域,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脱钩”理论主要用来分析经济发展和资源消耗之间的“解耦”关系的。评价低碳经济的主要标准不是单一的看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也不是单一的看经济发展状况,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速度可以大于、等于以及小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后两者为理想状态)。由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经济转型是指: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量(主要为CO2)之间关系不断从“耦合”到“脱钩”的过程。“脱钩”:是指用较少的物质消耗生产出较多的经济社会财富,它反映出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并非同步变化。脱钩指数用来衡量脱钩指标,具体表达式为:
其中,DRt为脱钩指数,EP为环境压力变量,DF为经济驱动力变量,它表示一段时间内环境压力变量的相对改变与相关经济驱动力变量的相对变化的比率。运用脱钩指标可以较好地检验某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效性,并且能够找出造成脱钩的原因,从而为国家制定灵活的脱钩政策提供依据。
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角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能够表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趋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会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持续地遭到破坏,只有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生态环境污染反而会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下降,人均GDP和环境保护呈倒“U”型关系。
3、科斯定理角度。高排放、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外部不经济导致市场失灵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解决环境问题可以从科斯定理入手。科斯定理指明:“在交易费用为零和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
4、国际经济学角度。国际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政府、企业及国际经济组织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通过竞争与协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侧重在生产领域中,以生产要素移动和重新组合配置为主要内容而开展的经济协作活动。发展低碳经济就是建立在国际相互依赖基础上的重要国际经济合作形式,通过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加强其在国际间的流动,通过国际间的贸易,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碳排放权全球内的最优化配置,最终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主要参考文献:
[1]World Bank,2003.Capacity Building for the Kyoto Protocol(Workshop Report).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03.
[2]潘家华,庄贵阳,陈迎等.英国气候变化政策:通过激励机制促进低碳发展[N].中国环境,2006.1.27.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Z].2008.
【关键词】 低碳经济 经济评价 气候变化
一、低碳经济的起源
在国际社会上,关于低碳经济的起源,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1.气候变化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在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联合国于1988年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以监测和报告全球气候变化。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兰特兰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拉开人类重新评价西方工业化及其后果,改弦更张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序幕。
2.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系规则
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宗旨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
3.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规则
1997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大会上,参加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京都议定书》提出了采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并规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
4.低碳经济的正式提出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是由英国首相布莱尔于2003 年2月24日发表的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的,并且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英国将到205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减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
5.低碳经济的发展时期
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指出,全球以每年GDPN 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 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明确了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和时间表,确定了2009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缔约方第15次会议将成为“后京都时代”谈判的最后关口,制订出一项新协定,该“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至40%。“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此背景之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模式转型逐渐的被世界各国提上日程。
2009年7月8日,八国集团峰会提出,到2050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在1990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础上减少80%以上,到2050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50%。实现这个目标,全球经济就必须转型到低碳经济。这预示着从现在到2050年的未来40年,低碳经济将是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二、国外低碳经济理论和低碳经济评价的综述
1.国外低碳经济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首次出现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术语的官方文件,是2003年2月24日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发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白皮书指出,英国将在205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排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1]。
莱斯特・布朗(2003)掀起了一场“A、B发展模式”之争。“A模式”即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以经济为绝对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B模式”则是以人为本,以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资源、小型水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 ,它是以气候科学为基础,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对欧盟提出的全球2℃升温上限加以论证(进行学术和方法论阐释),呼吁各国迅速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2]。
巴里・康芒纳(2006)认为,环境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造成这种增长的现代技术。这种技术往往是从单一的追求生产效率的角度,或从单一的消费使用的目的出发,而发明出来的。它忽略了整体,忽略了这种技术赖以发展的基础―生态系统,从而粗暴地破坏了不断循环运动的生命之圈。因此,要克服危机,首先要克服这种技术上的缺陷;要做到这点,则必须树立生态学的观点。
2.国外低碳经济评价研究文献述评
当前国际对低碳经济评价指标是“脱钩”指标评价,以及关注如何提高生态效率的对策与途径。
在脱钩研究方面,sturiuson(2002)认为脱钩指标虽然有很多缺点,诸如缺乏与环境容量的自动联系,难以兼顾各国国情以及受环境压力的最初水平和使其选择的影响等,但脱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2)研究了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脱钩指标的国家差别,发现环境与经济脱钩的现象普遍存在于OECD国家中并且环境与经济的进一步脱钩是有可能的,从而得出结论:在OECD国家,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己经得到有效的控制,并在继续向好的方面转化。可以预计,在不遥远的将来,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可以得到满意的解决方案[3]。
TaPio(2005)利用“脱钩弹性”(decoupling elasticity)的概念,进一步将脱钩指标由原有的初级脱钩(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即能源与GDP的脱钩)、次级脱钩(自然资源与环境污染即CO2与能源的脱钩)、和双重脱钩(同时达到初级脱钩和刺激脱钩)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连接、脱钩和负脱钩三种状态,再依据不同弹性值,进一步细分为弱脱钩、强脱钩、弱负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衰退脱钩与衰退连接等类,使得脱钩指标进入新阶段。该指标的优点在于对环境压力指标与经济驱动力指标的各种可能组合给出了合理的定位。
此外,国外许多学者都对本国及世界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检验。Panayotou(2003)认同对部分环境污染物(如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呈倒“U”型关系的论断,并从人们对环境服务的消费倾向角度解释了原因: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消费结构也随之产生了变化。此时,人们开始关注环境的保护问题,环境服务成为正常品,环境恶化的现象逐步减缓乃至消失[4]。
综上所述,国外有关低碳经济的理论与评价研究为我们对低碳经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国家差异的影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评价尚无法直接套用国际上通用的评价方法。
三、国内低碳经济理论和低碳经济评价的综述
1.国内低碳经济理论研究文献述评
国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1世纪以来,有关低碳经济的研究才逐渐增多。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低碳经济的内涵方面。付允(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鲍健强(2008)指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孕育了低碳经济,表面上看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金乐琴(2009)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也有密切联系。
第二,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意义方面。黄栋(2009)认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出于以下考虑:首先,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工业增长所带来的能源和资源消费会大幅度增加。其次,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诺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第三,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低碳产业是一个潜力无穷的朝阳产业。冯之浚(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增强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以及缓解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所面临的国际压力的需要。这既符合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又可以面对来自国际上的挑战。
第三,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方面。(2009)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探索低碳发展之路不仅符合世界能源“低碳化”的发展趋势,而且也与我国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实节能减排目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从另一角度看,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包括低碳化在内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金乐琴(2009)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诸多不利条件:一是发展阶段。二是发展方式。三是资源禀赋。四是贸易结构。当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也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减排空间大。二是通过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余地较大。三是减排的成本低。四是技术合作潜力大。
第四,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途径和战略对策。鲍健强(2008)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二是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走有机、生态、高效农业的新路子;三是发展低碳工业,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四是建设低碳城市,开发低碳居住空间,提供低碳化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五是通过植树造林、生物固碳,扩大碳汇。郭万达、刘艺娉(2009)认为未来40年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鉴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外交谈判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应“内外有别”,对外要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进行国际谈判,“对内”,则要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发展低碳经济。吴昌华(2009)指出低碳经济涉及政府、企业和公众等相关利益群体,是政策、制度安排、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大变革和结构重构。任力(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如实施低碳发展战略,调整产业与能源结构,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建立碳交易市场,促使企业承担低碳社会责任等。
2.国内低碳经济评价研究文献述评
张雷(2003)运用多元化指数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认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会导致国家从以高碳燃料为主转向以低碳为主。赵云君等(2004)通过选择多个单一国家的不同样本,发现有些指标的实证结果相互矛盾,从而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是一个客观现象,而不是一个客观规律”的论断。赵一平(2006)根据“脱钩”和“复钩”的思想,提出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相对“脱钩”和“复钩”的概念模型,并对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响应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对我国能源弱“脱钩”现象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主要矛盾进行识别与分析。脱钩指标研究初步显示出其重要价值。谭丹,黄贤金,胡初枝(2008)首先测算了我国工业各行业近十儿年来的碳排放量,并总结了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的特征,进而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析了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量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业产值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测算工业各行业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变化,分析了工业行业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
四、总结
通过对国内现有低碳经济理论和评价研究的文献进行归纳分析,可以总结出几点结论:一是近年来(下转第9 页)
(上接第 4页)国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正悄然兴起,但低碳经济的指标体系与评价体系研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尤其是有关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研究文献则鲜有见到;二是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对低碳经济的指标体系进行设计完善,而并没有应用指标体系对区域或者城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评价,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与实践应用操作尚有一段差距;三是在低碳经济评价方面,多限于某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缺乏对多个城市或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没有体现出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可比性。
参考文献:
[1] DTI(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Energy WhitePaper: Our Energy Future-Create a Low Carbon Economy[M]. London:TSO,2003.
[2] Stern N.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3] OECD.Indie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R].Summary Report, OECDSG/SD,2002.
[4] 付允.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2008(3):14-19.
[5] 朱守先.城市低碳发展水平及潜力比较分析[J].开放导报, 2009(8):10-13.
随着“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推三出，如何实现金融业的绿色转型，发挥金融业提高资产配置效率、降低减排成本的巨大潜能，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金融发展理论是否适用于低碳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也成为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解决方式，碳金融自《京都议定书》生效短短几年来呈几何级数增长。根据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2009年6月报告的预测，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以碳排放权为基础进一步衍生的金融资产交易额也在迅速扩大。(1]世界银行的碳交易报告也说明，碳交易增长迅速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和采用。[2]然而，由于碳金融发展时间短及相关数据匮乏，金融发展理论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适用性未能得到证实。PaolaGarrone等基于13个国家1980-2004年的面板数据的研究证实，能源领域的R&D公共投入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一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支持有负相关关系，但影响并不显著。[3]阿斯普特朗指出清洁能源领域或行业的投资将有助于降低单位GDP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4]然而，也有学者质疑碳金融的作用，认为碳金融是发达国家重新构建世界格局的武器，是一种重新控制国际经济走向的金融陷阱。(5]虽然，国内学者已就碳金融的内涵和整体框架、发展碳金融的必要性、对策建议及路径选择进行了阐释，但却少有涉及金融发展理论对低碳经济的适用性问题的研究，更缺少相关的实证分析。本文力图运用金融发展理论辨析碳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确碳金融的职能，进而基于欧盟14个国家2005-2009年的面板数据证伪“碳金融陷阱”，证实金融发展理论的适用性。
二、碳金融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应然功能
正如健全的金融体制能够分散风险、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资本的形成和技术进步，刺激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6]，碳金融也凭借其资金融通、信息传递、分散风险、降低成本和将外部性内部化等功能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支撑。碳金融框架体系涵盖了碳排放权定价和交易体系的建立等市场微观层面，金融体系的信贷、保险、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等中观层面以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政府宏观层面。[7]可以说，碳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在宏观层面主要体现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完善，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则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本身及碳金融相关企业的功能上。低碳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来源于企业切实采用新能源与减排技术，在低消耗的同时实现高发展。这就需要节能减排技术与资本的更高层次的结合。作为碳金融领域最基础的融资形式，碳贷款以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功能，满足企业实现减排和技术创新所需求的融资需求。作为最重要的市场杠杆，碳金融市场将社会资金有序地导入减排技术的创新领域，成为低碳技术开发、利用的平台，激励企业开发利用新能源、使用并创新节能减排技术。金融机构围绕现行的碳交易体系开展的中介服务，如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识别设计、为项目业主寻找碳购买方以及协助办理减排量的核证等[8]，则发挥了碳金融机构的信息传递功能，打破了企业进入全球碳交易市场所面临的专业知识与信息渠道壁垒。此外，伴随着金融机构在信贷、衍生品设计上逐渐向低碳领域的倾斜，碳金融产品与服务所蕴含的理念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企业家精神，形成低碳氛围。碳交易和碳汇保险则以气候风险管理和转移功能分担了碳交易各环节的风险。碳交易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产品所拥有的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套期保值功能，使其成为碳金融市场上最基本的风险管理工具。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则发挥了减排内部化功能，企业间交易(或政府拍卖)代表污染权利的权证，使得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通过企业成本内部化来解决，也就避免了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9]
三、碳金融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实然功能
基于金融发展理论，我们讨论了碳金融应该发挥的功能，但理论分析得出的应然功能是否在现实中真正得以实现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一)样本与数据说明
碳生产率(GC)即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GDP产出水平，也即“碳均GDP”，被认为是考量低碳经济的核心指标。[1o]本文采用碳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碳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用更少的物质和能源消耗产生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作为一种经济形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11]因此，本文采用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对数形式作为解释变量，代表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由于直接衡量碳金融的数据匮乏，本文将采用间接计算的方式获得代表碳金融的指标。自2005年起，《京都议定书》附件I的国家开始承担减少本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责任。为了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京都议定书》纳入了三个基于市场的机制，即排放贸易机制(ET)、联合履行机制(JI)及清洁发展机制(CDM)。前者是基于配额的交易机制，后两者是基于项目的交易机制。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主要买卖市场创造的碳排放许可权(AAUs)，即在附件I的国家中，一国如果需要超过其被许可的排放量，可以从拥有富裕排放量的其他国家以现货交易的方式购买AAUs。基于项目的交易是指附件I的发达国家或其国内企业到其他国家投资具有减排效益的项目。因此，成员国实际排放的二氧化碳如果多于核定量，其多出的部分将通过ET、JI、CDM三种方式弥补。而成员国实际排放的二氧化碳少于核定排放额时，会通过上述方式将多余的量卖给其他国家。这使得二氧化碳的核定排放量和实际排放量之问存在了一个差值(记作CarbonFi—nance，简称为CF)，本文选择这个差值作为解释变量，代表碳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当一国CF大于零时，说明该国核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于实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国将会通过碳金融交易市场出售碳排放权，并获得转移排放权的收入；当一国CF小于零时，该国核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实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即超过了规定的量，该国必须通过碳金融交易市场购买碳排放权，并支付获得碳排放权的使用费。因此，以各国实际减排量与核定减排量的差额代表该国碳金融发展水平是合理的。作为全球碳减排急先锋，欧盟在低碳经济与碳金融发展上全球领先。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世界最大的碳交易体系，欧元也成为碳金融交易最主要的计价货币。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了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斯洛文尼亚、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芬兰、西班牙、瑞典、英国14个欧盟国家作为样本集。时间跨度为2005年到2009年。数据来源于欧盟委员会公布的各国碳排放权分配统计表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库。面板数据中，当截面单位数(N)大于时期数(T)时，数据的平稳性可能成为问题。[12]如果数据不平稳，则需要采用面板协整的估计方法，否则估计结果会有偏差。所以我们运用Eviews6．0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便采用合适的方法估计模型。如表1所示，Levinetal(2002)的t检验以及Maddala＆Wu(1999)的Chi—sauqre检验都在1％水平上呈显著性。因此，所有变量既不含普遍单位根也不含个别单位根，均具有平稳性，可用于估计。
(二)模型的选择
面板数据分析主要有三种模型，即普通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模型形式设定的协方差分析检验表明，F1的数值小于临界值，而F2的数值大于临界值，因此采用变截距模型。由于本文所使用的面板数据截面单元远大于时序单元，所以初步认为差异主要表现在横截面的不同个体之间，即模型选择参数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模型。但冗余固定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横截面和时间的F统计量和Chi—square统计量的相应概率都低于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应拒绝“效应是冗余的”零假设，应选择截面和时间均固定的模型。即14个国家具有各自的截距、五年时间具有各自的时间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显示回归方程的调整较高、F统计最的P值接近于0、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均大于2，方程的拟合程度很好。上述计量结果表明：
1．碳金融与碳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碳排放交易中的卖方每出让一吨二氧化碳排放权就会使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GDP产出增加178万美元。这是因为，碳排放权的出让国作为超额实现减排目标的国家已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相应降低，而且出售二氧化碳排放权的收益有助于支持该国进行新能源的开发、清洁能源的发展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这进一步提高了该同的碳生产率，促进其低碳发展。
2．经济增长率与碳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碳生产率将提高54％，即当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一定时，经济增长率每增加1％，平均GDP相应会增加5423．8万美元。这说明经济增长有助于提高碳生产率，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关键词：低碳经济；农村物流；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50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trend of low-carbon econom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low carbo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build a low-carbon rural logistics system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rural logistics has made many achievements， including all aspects of the perspective relates to macroscopic to microscopic， but the research on the rural log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w carbon economy is very rare， only a few studies are mostly in the analysis of shallow theory，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lack of quantitative. Therefore， we should carry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the rural log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w carbon economy， from the micro level， combined with the new technology and metho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logistic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low-carbon economy.
Key words： low carbon economy； rural logistics； literature review
0 引 言
作为目前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中国必须发展符合自己国情的低碳经济，在某些行业率先实现低碳化就显得非常重要。将低碳经济延伸到农村物流领域，着力发展绿色物流、低碳物流，是新时代现代农村物流体系构建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本文在对低碳经济视角下农村物流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总结低碳经济视角下农村物流发展的规律，以期为农村物流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路。
1 农村物流研究现状
农村物流最早起源于国外，于20世纪中期展开研究，但基于国外物流的发展基础而侧重于农产品流通领域，并向产业化和供应链领域延伸。而国内方面则起步较晚，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物流的概念在国内萌芽，并由王新利于2003年正式提出并对农村物流的概念、内涵、特点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阐述。随后的10年中，农村物流的研究进入初步阶段，学者们开始从农村物流发展的影响因素、经营模式、市场条件和地理环境等方面进行研究。随着近年来，“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逐年上升，有关农村物流的文献呈爆发式增长，研究也随之深入，对农村物流各个环节进行微观的研究，包括物流节点的规划、运输方式和载具的设计、仓储环节的防腐措施以及冷链技术的应用等（见图1）。除了按研究的时间分类，国内外研究文献也可以从以下3个角度展开。
1.1 宏观视角下农村物流现状、问题及政策研究
国外农业物流发展的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运输载具和农业生产等各方面与工业物流相差不大，因此没有将农村物流提出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国内方面，结合我国农村物流的实际发展现状，学者们一般认为农村物流主要涵盖：农产品物流、日用消费品物流、农用物资物流以及废弃物回收物流。分析农村物流的发展现状，不难发现农村的物流基础设施落后、信息化普及程度低、农产品生产分散、专业物流人才短缺、销售渠道不畅、规模化和专业化的水平较低等问题制约着农村物流的发展（李宏宇，2006）[1]。针对这些制约因素及问题，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树立正确的农村物流概念，提高农村物流人才的数量和素质，加大对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为农产品物流设立标准化（De-Liang C，2008）[2]，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降低物流成本，完善农产品销售渠道，农村物流企业的优待政策等（陈秀丽，2006）[3]。此外也有学者从模式和技术角度提出了宏观政策：如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鼓励企业发展农村物流等（Xu，2013）[4]；提高城乡一体化对农村物流的影响，普及冷链技术在农产品物流上应用等（丁俊发，2010）[5]。
1.2 中观层面的农村物流体系模式、平台构建和系统优化
国外发达国家对农业物流的相关研究较早，且侧重于农产品物流的研究，如Zhang Y（2008）[6]在NET和WAP等技术的基础上，研究了农产品物流体系的构建和物流信息的传递；Zhang X Z（2007）[7]在传统的农产品物流信息链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以信息门户为核心构建新型的信息平台。也有学者提出了一种用于农业信息通知的基础设施，其作用在于及时共享农业信息，为促进农产品达到动态的供需均衡（Medjahed B，2009）[8]。其次，也有学者从农产品供应链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主要是对供应链中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销售商和农户的合作、信息传递和多式联运等方面（Frewer L，2013；Lee E S，2015）[9-10]。国内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包括：①体系模式，目前我国农村物流模式大体可以分为：农户主导型、加工企业主导型、销售企业主导型、物流企业主导型（向林峰，2012）[11]、连锁商贸企业主导型、政府主导型等多种农村物流l展的模式，其中以物流企业主导型的农村物流发展模式更符合我国国情（艾江，2010）[12]。②平台构建，建设农村物流平台是促进农村物流发展的关键所在（武玉生，2009）[13]。完善的物流平台有助于提高农村物流网络的通达性、物流整合、提高物流信息化以及提升网络运行的效率（肖黎，2008）[14]。③系统优化，一些学者从系统角度对农村物流进行优化，如上官绪明（2012）[15]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农村物流系统进行了优化。提出利用网络技术把农产品物流和农用物资物流进行有机整合，实现信息渠道的通畅和供需的动态均衡。
1.3 微观层面的农村物流选址、配送和产品仓储等的聚焦研究
在物流选址、配送和产品仓储等微观层面上，国外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研究脉络。对于选址和配送的规划来说，可以按照假设条件和因素的不同把模型分为4类：连续型、离散型、随机型、动态型。其中比较经典的包括Francis（1983）[16]提出的连续模型，认为设施的地点可在平面曲线上任意点，通常用重心法解决欧式距离选址问题；Tombak基于随时间变化的动态选址模型；Canel提出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多种设施的选址―分配问题等。Yasmine（2014）[17]运用多Agent建模方法对供应链中的农产品的库存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此外，国外对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在农产品追溯方面的应用也有所涉及（Costa C，2013）[18]。和国外类似，国内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也很丰富，如郑斌（2011）[19]以物流总费用最小化为目标函数，改进了K―means聚类算法，很好地解决县域农村物流配送中心选址的优化问题。和工业品相比，农产品对仓储的要求更高，如冷库在保障易腐农产品的质量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目前国内的冷库存在数量较少、地址分散、利用率低、政策法规不完善等多种问题，张喜才（2012）[20]从政府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韩俊德（2015）[21]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生鲜农产品配送，提出新的配送方案，可实现生鲜农产品配送各环节在时间上的无缝对接，能够缩短时间，降低成本，显著提高了配送的效率。
2 低碳物流研究现状
随着低碳经济理念的兴起，“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经济模式已经成为未来的经济发展主流，而传统的物流发展理念无法被低碳经济所接纳。因此低碳物流的概念被提出，学术界围绕着低碳物流的探讨也逐步增多。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发现，低碳物流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2个方面：
2.1 低碳物流环节中碳排放的计量
对物流环节中二氧化碳的排放进行监督和测量是低碳物流定量化研究的关键。其计量方法可分为大体3种：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碳排放系数法，如韩岳峰[22]运用IPCC的碳排放系数法测算了我国仓储运输业的碳排放量，并指出该行业的碳排放量和比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②碳足迹或碳追踪的测量方法，如Balan Sundarakani（2010）[23]等研究了整个供应链中的碳足迹，并建立了分析模型，通过实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该研究为企业实施节能减排提供参考，并促进了绿色供应链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史馨[24]探究了PAS2050规范下物流服务碳足迹模型的构建；Ali[25]基于碳追踪角度在企业产品等级方面运用ECP产品获取碳足迹数据来检测碳排放，并提供技术支持。③学者们提出的分析模型、生命周期等模型测量法。如邹安全[26]运用生命周期评价模型，测量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直接、间接碳排放及碳排放抵扣量；纪建悦[27]借鉴IPAT模型的思想构建了STIRFDT模型，并以测量了海运的碳排放量；吴振信[28]利用LMDI法分析了北京地区各要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认为仓储运输业在所有要素中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
2.2 低碳物流发展策略和模式
围绕着低碳物流发展策略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和研究，主要包括分为理论和技术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学者认为低碳物流对环境保护有促进作用、增加企业利润、影响生产和消费理念等作用，是现在发展的方向（温蕾，2012）[29]。或是提出货运物流应融入集成理念、一体化服务体系、多方协调运作、寻求共性基础等物流集成化的思想是低碳物流的必要前提（董千里，2010）[30]；或是提出三大重视要点，即从宏观上注重生产结构和产业布局，从企业层面上着眼于运输效率和能源强度，从微观上重视新技术的应用（范璐，2011）[31]。而在技术层面，学者们也作出了很多贡献：如碳汇作为新技术应制定合理的标准（Li Y，2011）[32]，朱莉（2016）[33]构建了以物流企业利润和碳排放量最优为目的的优化模型，运用变分不等式理论推导出在均衡条件下车辆配置的方案。ZJ Li（2012）[34]从物流包装环节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发展环保性的包装可以促进低碳物流的实现。其重点在于绿色环保的设计与应用以及减少包装材料和研发绿色材料。为了明确供应链中各环节的碳排放量，McKinnon（2010）[35]提出将碳标签技术应用在供应链中的产品上。
关于低碳物流的模式，国内学者梁歌（2011）[36]等基于QFD基本原理将低碳物流发展模式划分为源头低碳型、过程低碳型、产出低碳型、消费低碳型和全面低碳型五大类。源头低碳型主要是认为减少不必要的或多余的货物运输，即从源头上调整产品的供需，如交通需求管理（TDM）在低碳物流上的应用（姚冠新，2016）[37]。产出低碳型、消费低碳型的相关发展模式主要是供给和需求方对低碳经济理念的追求或是对物流服务低碳化的偏好程度。过程低碳型则是指物流各环节的低碳化，如徐旭（2011）[38]研究了物流活动中各个环节的低碳化，从运输、仓储、流通加工、包装等主要环节的低碳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全面低碳型则侧重于整个供应链的低碳化，如杨东红（2012）[39]对闭环供应链主体的低碳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尚娅（2010）[40]提出将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应用到海南热带特色农产品流通中，以突破目前低碳物流所面对的桎梏。
3 低碳经济视角下农村物流研究现状
在农村物流研究领域中引入低碳经济，既是低碳经济的新应用，也是农村物流的新方向。目前相关文献侧重于将低碳经济与农产品物流、农村回收物流和农业生产资料物流等相结合，而鲜有研究低碳经济与农村物流的。因此按照具体内容从以下3个方面展开：
3.1 低碳经济视角下农产品物流研究现状
李伟、韦恒（2011）[41]提出了发展低碳农产品物流所必须面对的5个问题：政策规划和措施不到位、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废弃物污染物严重、能源开发的技术水平落后、人力资源素质较低。罗长翼（2013）[42]、孙琪恒（2014）[43]、朱芳阳（2014）[44]等人分别对四川、辽宁、广西这些省份低碳物流发展的策略或模式发展进行了探析，均认为转变现有农产品生a方式、农产品交易方式、发展以第三方物流为主的物流模式等方法可以为低碳经济视角下农村物流的构建提供帮助。在运输配送技术上，孙曦（2014）[45]分析了不同运输模式的碳排放量问题，总结出我国低碳农产品运输因过多依赖公路运输而导致的一系列的配送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农产品运输配送低碳减排发展的合理化建议。此外，低碳经济应用于农产品冷链物流流程再造，具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规模效益和降低滞后等优势，对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过程中的减排、高效、环保起到了促进作用（郭红霞，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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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路径与对策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AHSKF09-10D84）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近年来，伴随着全球气候问题的日益严峻，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趋势，许多学者针对低碳经济展开了研究。本文从低碳经济的理论内涵、基本模式、技术条件、区域发展动因及未来发展趋势五个方面对学术界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关键词：低碳经济 基本模式 发展趋势
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碳排放大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形势已刻不容缓。低碳经济倡导以较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强调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统筹协调发展。围绕低碳经济的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很多具有价值的见解，本文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内涵、基本模式、技术条件、区域发展的动因及未来发展的趋势五个方面的观点加以综述，以期为低碳经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低碳经济理论内涵
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能源白皮书》，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指出低碳经济是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能源的日益枯竭和环境的日益破坏，不仅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重要影响，更引起各国经济发展的深刻变革。
国内学者庄贵阳（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人文发展水平和碳生产力同时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低碳发展的过程。低碳经济通过技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得以实现，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鲍健强、苗阳、陈锋（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 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他们从大时空跨度和能源利用方式上，分析了人类经济发展形态演变历程；探讨了低碳经济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而国际社会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关注导致了低碳经济产生与发展，指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孕育了低碳经济。
张鹏飞（2009）指出低碳经济的本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创新和制度创新。低碳经济要求提高能效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产业结构和低碳技术体系，转变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其向高效能、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变。张平、杜鹏（2011）认为低碳经济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低碳经济是指低投入、高产出的经济发展方式，其目标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发展中所有资源的有效利用，为长期目标；狭义的低碳经济是指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从而产生较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其目标是应对当前气候变暖问题，为短期目标。
低碳经济发展基本模式研究
付允等（2008）认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在实践中运用低碳经济理论组织经济活动，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经济模式，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在对国内外低碳经济理论和实践综述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方法， 即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 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 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
朱四海（2009）认为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模式，包含三方面的内涵：首先，低碳经济是相对于高碳经济而言的，是相对于基于无约束的碳密集能源生产方式和能源消费方式的高碳经济而言的。其次，低碳经济是相对于新能源而言的，是相对于基于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的。第三，低碳经济是相对于人为碳通量而言的，是一种为解决人为碳通量增加引发的地球生态圈碳失衡而实施的人类自救行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经济发展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依赖，促进经济体摆脱碳依赖，摆脱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高碳能源依赖，使经济发展转向既满足减排要求、又不妨碍经济增长的低碳轨道，使经济发展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轨。
侯军岐（2010）认为低碳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 以低碳发展为目标， 以节能减排为方式， 以碳中和技术为手段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在分析当前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所面临的严峻形式的背景下，通过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经验进行比较，提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模式：技术带动型，项目带动型，企业带动型，非政府组织带动型，资本推动型，消费引导型，政府推动型，法律约束型八种模式。
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条件研究
低碳经济实质上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王文军（2009）指出，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就是实施“立体式”控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循环经济的改进、深化和创新，而技术、制度与公众参与是其体系开发的主要内容。而低碳经济的实现，首先要依靠技术，只有以过硬的技术作保障，才能从源头制止更多污染物的产生。其次要依靠制度，尤其是要制定开征碳税和推行碳交易等富有经济效率的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
赵卓、肖利平（2009）认为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核心，我国能否顺利实现低碳经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碳技术创新。低碳是技术创新的方向和指引，技术创新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内在驱动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必然要求技术创新朝着节能、减排、增效的方向发展。倘若仍然停留在已有的技术水平上或者偏离低碳经济要求的方向，将不可能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
任力（2009）总结了西方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措施，主要表现为：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加强低碳技术创新；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型清洁能源；应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减碳；加强国际范围内的减碳协作等。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出建议：必须尽快提出低碳经济战略，建立起低碳经济法律保障体系，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大力发展低碳产业群，激励企业从事低碳生产与经营等。
杨芳（2010）认为，技术创新对于推动新能源产业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促进技术进步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并指出我国可以在汽车、建筑等领域的技术上进行突破。牛桂敏（2011）指出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制度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要求。因此应当从法律制度、经济政策、产业及其他政策方面进行创新，促进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
区域低碳经济发展动因研究
胡宗义、刘亦文（2009）尝试借助动态CGE模型来模拟分析低碳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产出影响，在Chingem模型的基础上， 采用被应用于分析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Monash模型的递归动态机制开发出MCHUGE模型，该模型能够比较精确地运用国内经济信息和经济数据研究低碳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低碳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但会导致企业削减就业岗位；对我国各产业影响不尽相同， 能源密集型产业对能源需求的减少是降低能源强度的主要原因。低碳经济将起到不错的环境保护效果，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均有显著的降幅， 但随着经济结构的动态调整， 污染排放量均有所回升。
李娜等（2010）利用中国动态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CGE） 模型，模拟了低碳经济时代实施碳税政策对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进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如果各地区实施同一碳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差异，能源富集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损失较大，对发达地区则产生正面的影响，因而将扩大区域经济差异。如果实施差别碳税，对能源富集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有所减轻，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使中国走上低碳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的双赢之路。
管军、刘晓明（2011）针对区域低碳经济模式发展的路径及对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构建区域低碳经济模式的本质要求，以及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利用、技术创新、政策法规等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路径及对策。
低碳经济发展趋势研究
根据中国“两型社会”建设的战略要求，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进步内在要求，一些学者深刻揭示低碳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为中国研究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庄贵阳（2009）认为低碳经济，不仅可以成为度过目前经济困难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确保在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最可行的手段之一。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全球如何向低碳经济转型，并且在怎样的规模上快速促进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问题是未来研究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
谢军安（2009）在介绍了以英国、日本、德国等国际社会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向与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以及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提出低碳经济的发展将促进人类生产、消费方式的转变，绿色技术的发展及能源结构的改变及国际间贸易与碳博弈将成为低碳经济发展及演变的趋势。
韩冬、韩立达（2011）认为在当前创新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势在必行，应当从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以及政府考核创新等四方面加以完善，以夯实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由内而外体系架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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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鹏飞.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然选择―低碳经济[J].科学与管理，2009（5）
4.张平，杜鹏.低碳经济的概念、内涵和研究难点分析[J].商业时代，2011（10）
5.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牛文元.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3）
6.朱四海.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的选择[J].发展研究，2009（5）
7.侯军岐.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调研世界，2010（8）
8.王文军.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与路径思考[J].云南社会科学，2009（4）
9.赵卓，肖利平.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创新瓶颈与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10（6）
10.任力.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及启示[J].发展研究，2009（2）
11.杨芳.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政策选择[J].福建论坛，2010（2）
12.牛桂敏.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创新思路[J].理论学刊，2011（3）
13.徐冬海.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做法与经验借鉴[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6）
14.李娜，石敏俊，袁永娜.低碳经济政策对区域发展格局演进的影响―基于动态多区域CGE模型的模拟分析[J].地理学报，2010（12）
15.管军，刘晓明.区域低碳经济模式发展的路径及策略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2（2）
【关键词】低碳经济 可持续发展 可行性
一、引言
（一）选题背景
2012年4月22日是第43个“地球日”，其主题是“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低碳生活”。地球日是呼唤人们尊重地球、保护地球的日子，更是我们探索如何更好地合理利用资源，使地球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成长的日子。应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导：世界上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大陆有三分之二的城市深陷垃圾围城困局，导致每年35万人提前死亡，保守估计经济损失高达八千万人民币。
种种情况都表明能源污染问题已经变得尖锐，政府也应考虑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来保护这个社会环境，如今在大城市中涌现出一批批“低碳一族”，他们正以自己生活细节的改变证明：气候变化已经不再只是环保主义者、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关心的问题，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在提倡健康生活已成潮流的今天，“低碳生活”不再只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值得期待的新的生活方式。
（二）研究意义
1.对我国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我国的工业化道路，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因而，在我国实行低碳经济显得极其重要。
2.对人们实现更经济、更健康的低碳生活的意义
低碳生活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更安全，同时也是一种低成本、低代价的生活方式。低碳不仅是企业行为，也是一项符合时代潮流的生活方式。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就目前现状，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1.必要性和紧迫性
陈柳钦（2010）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必须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实力做出一系列的努力。
刘俊（2010）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愈来愈严重，向低碳经济转型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现实选择，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每年经济增长率的逐年递增，化石能源的消耗与二氧化碳的排放也迅速增加，能源问题和碳排放问题日益严重。发展低碳经济已是必然之举。
2. 机遇和挑战
从机遇来看，赵慧娟（2011）认为：低碳经济给我国带来巨大商机：①由于我国可以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因而在我国进行减排的空间相对较大。②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进行减排的成本比较低廉。③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在低碳技术方面还比较落后。
从挑战来看，庄贵阳（2007）认为，由于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而且又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之中，所以调整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潜力不是很大；受国土资源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碳汇的潜力也非常有限。
王军（2010）认为：①发展阶段的制约。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粗放的增长方式决定了需要大量的能源资源消耗支撑，城市化加速推进，能源需求快速增长。②能源结构的制约。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能源水平低，尤其是中国的能源结构呈现“富煤、少气、缺油”的特征。③科技水平的制约。发展低碳经济从根本上依靠高水平的低碳技术，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较落后，技术研发能力受到限制。
3.对策和建议
郑永红和梁星（2010）认为：①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应该加强对低碳经济的宣传，提高全民节能减排意识，倡导低碳生活方式。②政府部门应该建立实施低碳经济的发展激励机制、出台企业二氧化碳减排标准。③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汽车产业。④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绿色能源。⑤发展可循环再利用的环保产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二）国内研究存在的不足
国内学者从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机遇和挑战，以及就他们的见解提出的建议和对策这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仍然不够全面；而外国学者对中国国情并不了解，因此他们对国外的研究情况我国并不能完全借鉴。因此，要在我国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才能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有建设性的贡献。
三、总结
本文通过国内一些学者对发展低碳经济的研究，包括分析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以及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发展低碳经济提出了建议。
理论分析不免有其局限性，因此我们国家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一条适合我国发展的道路，即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国家刻不容缓的任务。而对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政策的研究，也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文摘要:低碳经济对于传统法律体系的多个部门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基于国际经济利益争夺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贸易法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在较为宏观地分析归纳了低碳经济时代下各国国内措施对国际贸易法影响和挑战的基础上，对碳关税和排放交易机制这两个热点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评述。最后，落脚于我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展望。
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黯然收场，全球都意识到，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它已经上升到国际政治和法律层面，进而渗透到各国和全球的经济层面。气候变化催生了低碳经济概念。低碳经济，最早正式出现于2003年英国的能源白皮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其涵义: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通过相关技术革新手段，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的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并辐射到所有产业领域。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有望成为继信息技术革命后的又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目前，相当一部分国家已着力于未来低碳经济的发展。例如，美国参议院在2007年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将低碳经济作为其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从全球经济角度看，低碳经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触即发。它将推倒传统经济的各领域，导致全球经济重新洗牌，并向现有的法律、政策等制度层面提出挑战。
一、各国国内措施对国际贸易法的影响和挑战
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对法律体系下的多个部门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环境法领域，低碳经济会导致环境法原则的转型和制度的发展。例如，出现协调发展原则、环境优先原则;发展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创造低碳补贴制度，等等。在行政法领域，行政权将更多介人民事领域，行政许可和排污权也将盛行。在国际法领域，低碳经济的影响则更加深远，因为气候变化的应对是跨国界并需要全球合作的。因此，传统的至高无上的原则领域受到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制约。相应的，国际组织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贸易法、国际争端解决法都将受到挑战和影响，尤其是国际贸易法。目前，各国正在和将要施行的单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国内措施在多边的贸易环境下，必然产生摩擦和冲突，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多边贸易。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低碳经济背景下，各国采取的相应的国内措施对国际贸易法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1.以碳关税征收为代表的边境调整措施
各国为将温室气体排放成本内部化，为排放设置了相应的国内价格机制，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税和排放交易制度。这些政策会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并可能影响国际贸易的公平与条件。因此，国外价格机制的实施与否和程度，将导致碳价格差别各异。理论上就出现了一种解决方案，即设置以碳关税为代表的边境调整措施来平衡和降低一国为达到低碳目的而增加的成本。例如，欧盟、美国以及其他经合组织国家提出“边境碳调整”，对来自无实质性温室气体排放义务国家的产品加征进口关税或碳税，被称之为“边境税调整”。在哥本哈根会议后，发达国家加快了对没有承担碳减排义务国家(主要是经济正在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印度等)拟征碳关税的进程。世界贸易组织(WTO)与联合国环境署联合的《贸易与气候变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则指出了实施边境措施的困难:第一，难以提供实施边境措施的明确理由，也就是说难以准确评估碳泄露和竞争力损失;第二，难以确定一个公平的价格施加在进口产品上。《报告》同时认为，关贸总协定和反补贴协定在一定情形下，允许边境税调整措施的使用，但其必须遵守WTO协议的核心贸易原则。
2.政府财政支持的经济激励手段
除了价格机制外，以政府财政支持来促进开发利用新的气候友好型技术(例如，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是另外一种普遍运用的经济刺激手段，包括财政手段、价格支持措施和投资支持政策，等等。然而，从WTO的多边贸易体制看，这些政府的财政支持措施极有可能因为降低物品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而构成补贴。从原则上讲，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下，这些措施都应该遵守WTO关于补贴的规则。
3.新技术标准手段
除经济激励手段外，另一种常用的环境和气候战略手段是建立技术标准。例如，对于产品和产品的生产方法，制定强制性技术规范或自愿性标准，以达成减排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目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不断加大对强制性规范和自愿性标准措施的利用，通过推广使用能效高的设备和电子器材，达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据估计，在过去的30年中，通过能效利用的提高，至少节约了50%的能源消耗量。据悉，能源利用率的提高还有着很大的潜力，例如在建筑、运输、农业等产业领域。但是，这些政策也应受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的约束，以保证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不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二、碳关税设置的法律探讨
前文已述，碳关税是边境调整措施之一，是对来自无实质性温室气体排放义务国家的产品加征进口关税，平衡国内因减排造成的成本增加，从而达到国际贸易的公平。碳关税问题是目前国际上争议很大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正在极力鼓吹的缓解气候变化的有利手段。以欧盟、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基于其技术、经济领先的现状和利益需要，在该问题上的研究比较一致，并已经或正在被转化为政策和立法。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预测:如果欧盟全面实行碳关税，中国将面临平均26%的碳关税，因为中国的出口产品多为碳排放量较高的低端产品，从而导致出口量下滑21%。另一方面，欧盟则将在气候变化谈判、国际贸易谈判中占据主动权。因此，碳关税设置的法律探讨对于指导我国未来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WTO等国际组织的谈判、制定与完善国内相关立法政策等具有重要意义。
1.碳关税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明确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因此应对气候变化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该原则，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有关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同时，第三条第五款明确规定:“为对付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隐蔽的限制”。由此可见，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展中国家不具有强制性的减排义务，其区别于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合理合法，并非所谓的“造成了国际贸易的不公平”。因此，发达国家设计的单方面碳关税设置，意在抵消发展中国家所享有的历史补偿和过渡期保护，是公然违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2.碳关税与WTO规则
既然碳关税的征收是处于多边的国际贸易体系之下，那么该税的征收在WTO体系下是否于法有据?根据WTO的征税规则，“产品的关税不能因为生产方法不同而区别对待”，碳关税的设置是有违WTO的基本规则的。但另一方面，《国际关贸总协定》(GATT)第二十条的一般例外条款又似乎为碳关税的征收留下了生存空间。例外条款制度是WTO的一大特色，据统计，相关例外条款的文字内容是WTO原则规定的两倍左右。这些例外条款作为调和世界各国贸易体制纷繁差异的剂，起到了吸引更多国家加人的积极作用，功效类似于在国际公约中频繁出现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一些学者认为，第二十条一般例外条款中的(b)和(g)两项能够为碳关税征收提供法律依据，即“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生命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和“为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笔者认为，他们直接作为法律依据还需经过论证，至少，气候是否能够作为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就还值得探讨。
3.碳关税征收的争端解决
美国限制进口泰国等国的海虾海龟案以及巴西限制进口欧盟的废旧轮胎案都是成功援用WTO一般例外条款的经典案例，但还没有碳关税的案例发生和提交，因此，专家小组的最终裁判会走向何处还不得而知。GATT1947及到目前为止WTO体制内解决有关援引第二十条例外之争端的实践表明，第二十条的适用分为两步:首先，援引第二十条例外采取的措施应能在该有关分款下证明其合理性;其次，审查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第二十条总款的各项要求，从而防止滥用第二十条例外的行为发生。为防止对第二十条例外的滥用，有关解决争端专家小组在实践中进一步形成了援引第二十条例外而采取违反总协定义务的措施所应遵守的三条规则:①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旨在追求第二十条分款中所列目标;②所采取的措施只能在“最低限度内背离”总协定其他条款追求的目标;③因采取此等措施而造成的对总协定义务的背离程度应与采取此等措施追求的目标成比例。如果将来我国真的与发达国家产生了碳关税征收的纠纷，我们应该抓住两点:其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WTO规则体系是两个不同的国际法体系，碳关税的征收违背其中之一，即违背了应遵循的国际义务;其二，WTO一般例外条款作为碳关税征收的合法依据过于牵强。
三、碳排放交易机制
作为一种环境经济手段，排放交易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自《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确立以来，已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在该机制下，首先确立排放削减目标，经分配或拍卖由削减目标所决定的排放量限额或排放权，并允许各排放源对排放限额进行相互交易，即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模式。碳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减排的有效手段，正逐渐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新起之秀，在未来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市场。
欧盟为了帮助其成员国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于2005年1月1日正式启动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多国和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EUETS在其实施的第一阶段(2005一2007年)虽然仅涉及二氧化碳，但已包括了27个成员国的10500项设施，几乎占欧盟碳排放量的45%。在实施的第二阶段(2008--2012年)及以后，它所调整的温室气体种类和产业部门类别将不断扩大。在EUETS下，各成员国以国家分配方案(NAP)确定本国的碳排放总量和分配给各个设施的排放权(EUA)，如果企业的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额，可以销售余额以获利;反之，它必须到市场上购买排放许可额。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成立于2003年。它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地区唯一一个自愿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的先驱组织和市场交易平台。EUETS和CCX在排放总量和灵活度、长期管制的确定性、透明度和执行保障等市场评价方面各有千秋。
尽管EUETS和CCX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政治背景，但一系列数据说明它们已经在创建有效的市场框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成为了企业在新的碳市场条件下经营的实验基地。然而，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它们在有效减排、实现环境功能方面并无显著突破。碳市场繁荣的背后，《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任务是否能够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就一个在环境领域发挥有效作用的排放交易市场而言，它应该激励企业改变生产模式，以清洁能源取代传统能源。由于上述的种种缺陷，EUETS和CCX在这一点上收效甚微。为了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各国政府应当设置充分的长期的排放限额，既能保证市场流通，又能刺激企业更多的技术创新。事实上，已有学者对《京都议定书》下的排放交易体制提出了反思。排放交易试图将市场自由主义和可持续发展论嫁接在一块，却忽略了两者之间暗含的紧张关系:市场自由以短期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可持续发展以催生技术革新、为下代人谋利为目标。市场主体在作出技术决策的过程中往往不愿意考虑惠及竞争者和下一代，创造积极的溢出效应。因此，国际排放交易机制无助于可持续能源发展。如何协调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来完善现有的排放交易体制，值得进一步讨论。
四、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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