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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邓小平文选（三）P278.人民出版社，1994.
[8] 关于经济增长中的“黑洞”，本文作者在《中国愿境：“效率”与“公平”并重――破解经济增长的“黑洞”》一文里有详尽的论述：1，它是在经济增长中借助惯性的力量聚集而成的“奇异点”，有明确的走向，可以观察，却难以了解其内部；2，它具有无比强大的吸噬力，且只有入口，没有出口；3，它因为有无比强大的吸噬力而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兴奋点”，但由于它只有入口没有出口，不仅没有带动整个经济同步增长，反而因它无比强大的吸噬力而吸噬了其他相连领域经济增长的能量，使经济增长的梯度结构愈加畸形，导致经济在高危状态下增长；4，它的增长加重了经济矛盾，致使人们对经济增长产生强烈的质疑。在这些特性中，第一点是指它的形成，第二点是指它的性能，第三、四点就是它的效应，即“黑洞效应”。就这些特性而言，“黑洞”不同于“陷阱”，“陷阱”是外在的力量设置的，“黑洞”却是自身的力量形成的。陈伯君.中国愿境：“效率”与“公平”并重――破解经济增长的“黑洞” [J]。（北京）《体制改革》2006（11）.（新加坡）远东中文经贸评论，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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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大经济增长极”即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和京津冀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指广东省珠江流域的14个市、县、区组成的区域，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等7市，以及惠州市区和惠阳、惠东、博罗三县，肇庆市区和高要、四会两市。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由16个城市组成，以上海为中心，包括了15个地级以上城市，即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京、镇江、南通、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温州、台州等。京津冀经济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这三个经济区土地面积合计为37.1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4.1%，2004年创造的GDP共为59043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41.56%。本数据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和相关地方统计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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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见本项目的另一个子课题《从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东西部差距基尼系数走势》。
[18] 成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目标之一就是促使土地资本化，将长期被制度凝固了的农民拥有的资源激活，以利于扩大再生产。3月24日，成都市组建成立了全国首家农村产权流转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每年最多有24亿元的额度可用于担保资金的发放，由此叩开了成都农民宅基地、农村房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大门，按照相关规定，成都市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提供“行为担保”和“信用担保”，主要业务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流转为进行担保；对利用农村各楼权属证明质押融资进行担保；对利用宅基地、农村房屋、新居工程等抵押融资进行担保等。同时，还要对农村建设贷款进行担保、对乡镇企业等贷款进行担保、对农村劳动者进城自主创业小额贷款进行担保。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于文静王立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2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背景吹风会上表示，在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应排除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和农民房产作为抵押。陈锡文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法规规定，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但承包林地、四荒地的经营权可以用于抵押。原因在于前者是农民生活的必需品，而后者是农民维持温饱所需之外的生产资料。其实，陈锡文陈述的理由不成立，因为城乡居民的住房仍然是生活的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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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上各国情况参见詹正华.促进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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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业；投入产出表；投资乘数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2011202
1对投资乘数的认识
乘数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卡恩首先提出的，后来由凯恩斯将其推广。
在宏观经济学中，乘数有广义上和狭义上两种含义：广义含义，是指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化量与引起这一变动的变量的变化量之间的比率。狭义含义，特指投资乘数，即在一定的边际消费倾向条件下，投资的增加（或减少）可导致国民收入和就业量若干倍的增加（或减少）。
所以收入增量与投资增量之比即为投资乘数。换句话说，投资乘数是指国民收入的变化与带来这一变化的投资支出量最初变化的比率。或者指一个经济系统中总产出变动量与引起这种变动的最初投资注入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即K=Y/I。I为最初投资注入量，Y为总产出变动量。其作用过程是：I注入后，经过分配和再分配渠道转变成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又分解为消费和储蓄，新的需求又形成新的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又形成新的需求；依次往复，在经济运行中形成一个不断收敛并且不断累加的结果。
若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乘数公式也可表述为k=1/（1-c）。
2投入产出表
投入产出理论是由哈佛大学教授瓦西里·列昂惕夫创立的。投入产出分析则是一种专门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分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数量关系的经济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析要用到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是指能够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所有产品的投入与产出关系都表现出来的统计表格。我国从1987年开始，每五年组织编制一次全国范围的《投入产出表》，如今已经编制1987、1992、1997、2002、2007年投入产出表五套，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1900、1995、2000、2005、2010年投入产出延长表。本文计算分析将要用到的数据既是从1997、2002、2005、2007、2010年投入产出表及延长表中得来。
3房地产业的经济效益分析和乘数表示
3.1经济效益分析
房地产业经济效益主要有3个部分组成：直接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和诱导经济效益。
直接经济效益（用DE表示）是指房地产建设投资对其本身所做的净贡献，包括产出效益（用DEO与GDP效益（用DEG表示）。间接经济效益（用BE表示）指房地产业投资还可以通过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关联作用给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带来产值增长，包括产出效益（用BEO表示）与GDP效益（用BEG表示）。诱导经济效益（用CE表示），是指由于房地产业以及中间投入部门的就业人员工资收入的增加所导致最终需求增加从而带动GDP的增加。由于消费的原因而引起的各生产部门的总产出与GDP增加，即产出效益（用CEO表示）与GDP效益（用CEG表示）。
房地产业的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总和DEG+BEG所引起的消费为（DEG+BEG）c，MPC为边际消费倾向。由于这些消费的作用而引起的GDP增值即诱导经济效益。
CEG=（DEG+BEG）c*MPC/（1-MPC）（1）
3.2乘数表示
上述直接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以及诱导经济效益相加就可推导出房地产业的总产出效益与GDP总效益。设ΔY为投资的增量，令ΔY=1，就可得出产出乘数与GDP乘数，分别解释为房地产业每增加一单位最终需求引起所有部门的总产出与GDP的增加。产出乘数与GDP乘数可分别分为简单乘数（不考虑诱导经济效益）和累计乘数（考虑诱导经济效益）。
简单产出乘数：HO=DEO+BEO（2）
累计产出乘数：HO=DEO+BEO+CEO（3）
GDP乘数（或投资乘数）HGDP，表示由于交通运输业增加一单位最终需求，所产生GDP量为：
简单GDP乘数：HGDP=DEG+BEG（4）
累计GDP乘数：HGDP=DEG+BEG+CEG（5）
由公示（1）和（5）得：HGDP=（DEG+BEG）c/（1-MPC）（6）
GDP乘数=产出乘数*部门增加值合计=产出乘数*（1-中间投入合计）（7）
4房地产业乘数效应的定量分析
4.1累计完全消耗系数的计算
2010年65*65部门投入产出延长表只有流量表，没有直接消耗系数表和完全消耗系数表，本文房地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通过繁杂的计算得出。由于2000年17*17部门投入产出延长表中房地产业被并入“其他服务业”中，无法获得准确数据，加上延长表本身数据来源比较粗糙，在此舍弃2000年延长表的使用。而全国1997年40*40部门投入产出表，2002年、2005年、2007年42*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房地产业完全消耗系数可以直接查得。
4.2简单投资乘数的计算
完全消耗系数累计的含义就是房地产业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其间接经济效益的数值。房地产业直接效益是1，根据公式（2），我们可以得出房地产业简单产出乘数的数值，见表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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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流传着关于凯恩斯的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据说是杜克大学的胡佛教授讲述的：“1984年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的房间中，当我正准备与凯恩斯共进晚餐时，他善意地讽刺了我在搁架上挑选毛巾而避免弄乱其他毛巾时的小心谨慎。他用胳膊一扫一下就将两三条毛巾扫到了地板上。他开玩笑地说道：我确信与你非常谨慎地避免浪费相比，我对于美国经济更加有用，因为通过弄乱这些毛巾可以刺激就业。”
古老的道理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凯恩斯却说-刻意制造的麻烦是可以帮助别人的。这里面的逻辑就是凯恩斯主义常说的“乘数效应”――预客弄乱毛巾，酒店就必须多雇服务员来整理，而服务员岗位增加，更多的人通过当服务员获得了收入，他们的消费又刺激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一系列的拉动效应。如果凯恩斯真的信奉他的乘数理论，他应该烧掉那些毛巾。酒店重新购买毛巾，不是能拉动更多的就业吗?甚至，更进一步，干脆放火烧掉客房。
关键区别是，凯恩斯已经付了住酒店的钱。多雇人是酒店承担成本(其实，如果顾客经常弄乱毛巾，酒店还是会把雇人的钱加到房费里的)，而他自己则可以收获“刺激就业”的美名。而烧掉毛巾或者房间，那是要赔偿的，是自己承担成本。
另一个故事是：凯恩斯和一个朋友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度假，他们让一群当地小孩为他们擦皮鞋。凯恩斯付的钱太少，气得小孩们向他们扔石头。他的朋友建议他多给点钱了事，而凯恩斯回答道：“我不会贬抑货币的价值。”
不知这一则故事的可信度如何。如果是真的，凯恩斯在这里又体现了让他人承担成本的可贵精神。如果他给小童多一点钱，不就刺激了小童的消费吗?
可惜小童们不懂凯恩斯的经济学，否则他们在擦鞋时应该弄烂凯恩斯的皮鞋，然后告诉他：“我确信与其他非常谨慎地擦鞋小童相比，我对于经济更加有用。因为你去找补鞋匠或者重新买一双鞋，都能拉动经济。”
我无法考察两个故事的真假。这里要说的是一乘数效应思维在故事中显得荒唐。在经济学上也经不起推敲。
乘数效应描述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乘数效应思维却是错误的。比如说，你买了一辆车，乘数效应思维不看这辆车本身帮助你提高了多少效率，而是看你的购车款让汽车厂获得了收入，汽车厂增加投资，又会让钢铁厂受益-然后让铁矿石厂受益……一些经济学者一本正经地讨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谁的乘数效应更大；是投资在铁路上乘数效应大，还是发放消费券乘数效应大在高唱“救市”的年代，媒体上充斥着这样的奇谈怪论。
这个理论的荒谬，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假设两个开发商都花1个亿开发楼盘。它们的乘数效应是完全相同的。其中一家建成了，另外一家却突然发现地基出了问题，项目变成了烂尾楼。很显然，前者是对经济的贡献，后者却是巨大的浪费。但是，只从乘数效应看，他们对经济的贡献却是完全一样的，不荒谬么?
现实世界中，企业家判断一项投资，只看这项投资能赚多少钱。如果能赚钱，企业家就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发展，这才是真正地提供了更多就业、让更多行业获得发展机会。如果一项投资亏损了，这个企业家就丧失了相应的发展机会，也就没法提供更多就业、让更多行业获得发展机会了。
【关键词】投资乘数；边际消费倾向；交易费用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6)06―0012―03
乘数理论是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内容，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卡恩首创的，由凯恩斯加以变化和推广。卡恩提出的乘数是就业乘数，用以测度新增投资引起的就业增量与总就业量之比。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投资乘数理论，从定量分析角度说明投资增量与收入增量之间的量变关系。其量变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是社会再生产环节、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内在关联的一种反映。凯恩斯认为，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造成的总需求不足，只能靠投资来弥补，投资需求在多大程度上能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取决于投资乘数，投资乘数从数量上表明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乘数的基本理论
在经济萧条的时候，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引致国民收入成倍增加。当支出增加时，就要增加支出所产生的投资需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从而可以增加就业，增加企业和工人的收入，企业和工人把这些收入再用于生产和生活消费，又转化为另一些企业和工人的收入。这是一种无穷递推的连锁反应过程，如此周而复始，投资支出的增加可导致收入的成倍增加和消费需求的成倍增加，并刺激生产，增加就业，从而引致总产出成倍增加。在这里，增加投资或政府支出会使收入和就业若干倍增加的理论就是乘数理论。
乘数(K)是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与边际消费倾向成正比。乘数K的计算公式是：
K=Y／I=Y／(y-C)
=1／(1－ Y／C)=1／(1-b)
式中，表示投资的变动，y表示收入的变动，C表示消费的变动，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国民收入所能产生的消费增长。一般而言，O
乘数必须要求的假设前提是：(1)社会经济体制中具备了成熟和完善的市场机制；(2)只要在均衡利率的条件下，储蓄就会自然转化为投资；(3)收入因素只会引起消费的变动，不会直接导致投资的变化；(4)社会经济处于过剩状态，当社会总需求变动时，只会引起产量变动，不会引起价格变动。
二、中国投资乘数分析
1．长期投资乘数的计算
根据投资乘数的原理及其计算公式，投资乘数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则依赖于一定形式的消费函数。由于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及其制度环境完全不同于西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人们的收入差距在拉大，收入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消费者注重了对未来预期收入的考虑。同时，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所持有的耐用消费品、房产、企业资产等实物资产和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普遍增加，从而使得居民资产这一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外生的制度变化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的信息，使得居民的消费行为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由于获得居民资产(金融资产及实物资产)的有关数据较为困难，我们只能舍弃这一解释变量，而仅以现期收入和前期消费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拟建立的是上述后一类形式的中国转轨时期的全社会或宏观的消费函数，即以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作为社会总收入，以支出法中的最终消费作为社会总消费。我们建模所依据的样本数据区间为1995―2003年，对模型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以处理滞后的随机解释变量。
CT=β0+β1・yT＋β2・CT-1
该模型表示，随着社会总收入yT及滞后1期的社会总消费CT-1的增加，社会总消费CT也呈上升趋势。经过整理后的相关数据见表1。
利用SPSS软件，对表1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得出我国1985―2004年居民消费函数为：
该模型的t检验值、R2检验值、F检验值都很显著，因此，模型的系数是可信的。模型表明，我国的居民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250，由此可以计算出我国的长期投资乘数K=1／(1―6)=1．33。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对101个国家相关资料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的过程中，其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611，即投资乘数为2．57。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000美元经济发展“标准结构”数据的上限，而我国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0．611，长期投资乘数也远低于国际水平。
2．短期投资乘数的计算
我们可以将边际消费倾向的公式写为：
其中，6．表示第i年的边际消费倾向，Ci为i年的居民消费，yi为第i年的GDP，从而得出具体某年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同时，根据盛暑公式K=1／(1-6)可得我国短期投资乘数，具体数值见表1第5列。
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的投资乘数呈现迅速、大幅度下降，且2003年以来其数值仅为1．4左右，远小于1999年的2．92，很显然我国近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还不及1999年的一半，所以，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拉动作用的效果也变得越来越不显著。
三、我国投资乘数效应低下的原因
1．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消费边际倾向是影响投资乘数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有不断下降的趋势。由于各种改革措施的出台，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使得居民对于未来的收入和支出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预期，出现了以往所没有的“有钱无处花、有钱不敢花、有钱不愿花”的现象，导致居民现期消费更加谨慎，加大了储蓄的比重，最终使全社会投资的乘数效应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
2．边际投资倾向低
在乘数的推导中，西方经济理论假设储蓄在利率均衡时会自然转化为投资，而在我国现实经济生
活中，有很多储蓄存款沉淀在银行中未被用于投资，这就使得投资占收入的比重比理论上计算的要低。有关资料显示，1997年以来我国银行存款存贷差额呈明显扩张的趋势。1996年为7439亿元，1997年为7478亿元，1998年为9173．8亿元，1999年为1．23万亿元，年年递增。并且，在1998―1999年两年较上年递增率分别达到22．66％与30．81％，远远超过GDP收入的增长速度。由此可以判断，社会资金大量沉淀于金融机构，储蓄到投资的转化率快速下降，可见，我国当前的边际投资倾向已落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3．次级消费循环中存在着除储蓄以外的非正常漏出
我国正处在巨大的制度变迁中，各种制度法规还不健全，也就使次级消费循环中存在着除储蓄以外的非正常漏出。一是投资项目过程中的腐败问题比较突出，造成部分资金未进入生产领域，还有一些低水平的固定资产的重复性建设，使得沉淀成本过大．二是资本外逃规模膨胀，导致国内投资和生产萎缩。据测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1993年以后规模迅速膨胀，均达到300亿美元以上，其中1993年、1995年和1997年的增加尤为显著，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将破坏国内资本的正常形成，延缓或破坏政府投资次级消费循环，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也就造成了我国投资乘数效应不大。
4．交易费用的不合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通畅的必然前提是要有合理的交易费用。当一个人获得了新增收入进行新的消费时，如果交易费用过高，他的购买活动就会受阻，或者减少消费。另一方面，当新的购买出现时，提品或服务的企业也要购买新的材料，还要争取新的资金，如果交易费用过高，这些企业也很难实现新的供给。此外，如果交易费用过高，人们就倾向于自给自足，市场交易的链环就会被打破，资金、产品与服务的流动就会被割断。目前，我国的市场制度并不完善，市场混乱，效率低下，比如，不健全的审批制度、某些商品地方价格的保护、一系列的寻租行为等，它们都将使得交易不畅。交易费用不以市场来定价，就会造成次级消费的循环速度减慢，从而对投资乘数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提高投资乘数效应的对策
1．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乘数是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最能扩大乘数效应。目前，我国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环境下，农民收入较城市相比差别过大，而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远大于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有资料显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可达到0．8上下。所以，当前要切实重视农民减负问题，稳步推进、落实农村费改税工作，减少向农民的乱摊派和违法违规的乱收费，还钱于民。同时，国家还应以配套政策引导生产企业根据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趋势，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增加农村适销产品的生产投资。一方面，努力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拓宽消费市场，提供消费途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启动农村需求的效果，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总消费倾向。
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城镇收入预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退休福利、养老保险、住房公费医疗等各方面改革的推行，这些原先由政府统包的福利、保障措施逐步都在向市场推进，也不断地给人们传达着风险信息。社会改革的转轨时期人们必然会变得谨慎起来，预期未来的不稳定因素必然也会增加。所以，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涉及居民当前生活、未来保障的措施在经济生活中推广开来。在政策与资金上都应给予足够的引导、扶持，从而发挥社会保障机制的积极作用，使居民的消费倾向由小变大，由弱转强，进而又增大投资的乘数效应，以便于发挥财政政策的调控功能。
3．引导民间投资，提高边际投资倾向
在我国长期以来投资基本上是政府及公有制企业的事，社会大众参与的观念不强，积极性不高，这造成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不良，渠道不畅。在现实中体现为居民部门资金大量多余，企业部门资金大量亏缺，两者又无法互相弥补、互相促进，社会资本资源未能充分利用。可见，要提高投资乘数效应，就应着眼于提高边际投资倾向，有效启动民间投资，改变储蓄与投资主体高度分离的状况。比如，吸纳社会闲置资金来参与社会基础设施及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投资，适当增发国债，将民间储蓄闲余通过财政渠道转化为政府投资；还应在政策和制度上创造条件，扫除资本流通的部门、区域及所有制障碍，理顺资本流动渠道，从而真正提高资本的边际投资倾向。
4．完善市场制度，降低交易费用
关键词：财政乘数；民族自治州；中国；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一、引言
中国有56个民族，总人口中超过90%的人口是汉族，其余的是少数民族。在民族聚居地区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国家行政区划中，这些民族自治区域被划分为三个层次：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自治县（旗）120个（其中自治旗3个）。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在收入上普遍都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外自治区与自治区之间，自治州与自治州之间，自治县与自治县之间在地区生产总值（GRP）和可支配收入上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研究表明，自治区之间的收入不均的程度要小于在各省的自治州和自治县之间的。
本文关注的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它们仅占全国人口总量的4.2%，占国土总面积的24.8%。在少数民族地区，虽然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经济和社会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面临诸如贫穷，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教育不公平，基础设施缺乏，医疗卫生条件差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因此，中央政府和省级地方政府需向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州提供财政补贴，以增加他们的财政支出，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探讨这种财政补贴政策的有效性，就需要了解财政支出对当地收入和产出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检验的财政乘数的大小及其意义。
已经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如Batisse 于2002年分析过国家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等。在计算国家财政乘数时，胡德仁在《中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横向均等化效应分析》一文中揭示财政政策的另一面。也有一些学者对财政支出本身进行相关的研究和分析。孙群力对决定省级地方政府的规模和决定市（州）县政府支出的因素进行相关的探讨。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决定区域基础设施投资上的政治考量也至关重要。然而很少有学者对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市县一级的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进行过相关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数据来源于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相关的统计部门，在此基础上对每一个自治州的财政乘数进行计算。首先我们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计算各自治州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区域生产总值的长期弹性的值。通过计算得出长期弹性远小于1，各自治州的财政乘数位于区间[0.61，4.93]里面，平均值为1.93。结果表明，在增加收入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额外的财政支出在各民族自治州是有效的。
二、财政乘数估算模型
大多数关于财政乘数的计算方法都是基于时间序列的，如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和脉冲响应函数等。例如门多萨 2013年对44个国家使用了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计算出它们的影响因子和累积乘数。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工业国家的财政乘数比发展中国家要大。唐颖 在《东盟五国财政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一文中，对东盟五国使用基于时间变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计算发现税收收入和GDP之间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而政府财政支出和GDP之间的因果关系反而不太明显。尼茨坎普在2004年通过元分析发现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乘数要比政府消费乘数重要得多。
在中国，计算财政乘数时还没有人用到简单向量自回归模型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的任何一种模型，而是采用其他一些方法，朱军在计算国家中短期财政乘数时用到了投入产出表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他们计算出的短期乘数位于区间[0.80，0.84]中，中期乘数大约为1。胡爱华2012年用凯恩斯模型计算出全国和各省的财政乘数，结果位于区间[1.53，5.15]中。
本文关注的是中国民族自治州的财政乘数，使用的数据来自30个民族自治州2005～2010年各自治州政府相关统计部门官方公布的关于政府财政支出和名义地区生产总值的数据。其中缺少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2005年政府财政支出，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2005～2008年的政府财政支出和地区生产总值等数据。为了判断财政支出对地区生产总值（GRP）的影响，我们假定财政支出是决定地区生产总值（GRP）的外生变量（政策性变量或解释变量），因此我们收集了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统计数据，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进行计算，使用一个虚拟变量来控制各自治州之间的差异。
首先，我们建立下面的ARDL模型，其中下标表示单个自治州，下标代表时间
lnYit=α+∑Ks=1βslnYi，t-s+∑Ks=0γslnGi，t-s+∑Ks=0δslnflt-s+εit
其中Y代表地区生产总值（GRP），G代表单个民族自治州的财政支出，lnfl代表全国通货膨胀率，这是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得出的。本文我们只使用了过去6年统计数据，将最大滞后长度K的值设为K=2，选择的模型可以使许瓦兹（Schwarz）贝叶斯信息准则（SBIC）最小化。在计算时，我们对模型进行变形，目的是评估自回归参数的长期效应的大小，并得出如下分布滞后模型
lnYit=α+β*lnYi，t-s+βsΔlnYi，t-s+γ*lnGi，t-s+γlnGi，t-s+δslnflt-s+εit
这里的ΔlnYi，t-s=lnYi，t-s-lnYi，t-s-1，ΔlnGi，t-s=lnGi，t-s-lnGi，t-s-1
在该模型中，由于没有必要去计算长期效应的大小所以没对进行变换。原始模型的系数和变化后模型的系数之间的关系如下：
β*=∑Ks=1βs，βs+=-∑KK=sβk
这个变化在计算财政支出（ε）对地区生产总值（GRP）的长期弹性时同样有效。计算公式如下：
ε=γ*/（1-β*）
当然其它一些经济变量也可以成为候选的外生变量，如国际贸易的流量变量。庞塞特2003年对中国的贸易流进行过相关的调查。对国家和地方而言，开放程度对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虽然十分重要，但我们并不能够获取到相关数据，再者各自治州参与国际贸易的活动相对较少，因而我们不打算将TFP的增长率列为一个外生变量。
三、实验结果
在实验中观察对象有173个实际使用115个，在模型中我们将最大滞后长度值设为2。所有数据都来源于2005～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除通货膨胀率外，其余数据都受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影响而有所降低。如果本地价格指数可用的话，我们会关注本地价格差价并且用这些指数对名义数据进行降低处理。然而我们无法获取到相关数据，从而无法构建每一地区的价格指数，因此我们用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替代本地价格指数，还有一个原因是绝大多数民族自治州都位于农村地区。在计算时我们集中所有的观察对象，使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LSDV），这是一个针对面板数据的估算方法，即使假定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值有效但不一致的情况下，估计值都是一致的。
在对许瓦兹（Schwarz）贝叶斯信息准则（SBIC）进行最小化时，我们应用了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LSDV）。我们把模型选择之前的模型称为“全模型”，把SBIC选择之后的模型称为“SBIC选择模型”。在被选模型中，可以忽略变量和它的滞后值，而且只有滞后的GRP以及瞬时财政支出才被视为外生变量，此外地区虚拟变量也被视为一种外生变量。使用二次和三次拟合值作为外生变量，通过计算被选模型的判定系数高达0.9958，。接下我们利用这个模型就可以研究财政政策效应了。
通过计算得出的地区生产总值GRP对政府财政支出的弹性为0.497，这意味着若政府财政支出增加1%的话，地区生产总值将会增加大约0.5个百分点。使用这个弹性，我们可以计算出财政乘数，从而可以了衡量政府财政支出对GRP的影响。
我们可以将每个民族自治州的财政乘数近似为：
m=ε・
利用每一个自治州GRP对财政支出的比率的平均值就可以计算出每个自治州的平均财政乘数，如表1所示。通过计算可知GRP对财政职称的长期弹性远远地小于1，每个民族自治州的财政乘数在0.61和4.93之间，平均值为1.93。除甘南、临夏、果洛、克孜勒苏、甘孜和阿坝六个自治州外，其余24个自治州的财政乘数都大于1，这个计算结果意味着在大多数民族自治州GRP增加的幅度超过相关的财政支出。计算得出的财政乘数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比何东的大比叶文辉的略小。
四、结论
基于面板数据我们使用ARDL模型计算出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州长期财政乘数，政府财政支出对区域生产总值的长期弹性小于1，民族自治州的财政乘数位于区间[0.61，4.93]之间，此外有6个自治州的财政乘数小于1。这个结果表明，对绝大多数自治州而言，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对于增加地区生产总值（GRP）和促进经济增长是有效的。这个研究结果在重新审视中央政府和各省地方政府对自治州的财政补贴政策时是很有益的。
最后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对30个民族自治州而言，该模型的系数是一个常量，这个假设是一个限制条件，因为这30个自治州可能面临不同的自然和经济环境，而且它们的GRP对政府财政支出的弹性会有所不同，这种情况下应该为每个自治州单独建立一个模型；其次本文仅仅使用了6年的数据，因此计算时只能应用LSDV模型，将来如果能获取到更多有用数据的话，计算时也应该为每个自治州单独建立一个模型从而得出他们各自的财政乘数；此外还应该通过横向比较计算出各自治州财政乘数的大小；最好考虑到民族地区财政补贴的一般情况，我们关注的焦点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还应该关注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以及居民的幸福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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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害词：西部旅游扶贫乘数效应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9年的2365万，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5%，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现有贫困人口的分散化以及脱贫又返贫现象的存在，使我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越来越慢，扶贫难度也越来越大。
无论从贫困人口的总数还是从贫困发生率上看西部都是最高的，解决西部贫困问题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发式扶贫是我国目前扶贫工作的主要方式，实施开发式扶贫的要害是找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中、东部相比，西部地区发展旅游业具有明显的优势，旅游扶贫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问题，由此形成了旅游扶贫理论。在旅游扶贫理论中旅游乘数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通常被用来说明旅游扶贫的可行性。
旅游乘数效应的概念在西部地区的体现
乘数这个概念是由理查德•卡恩（RichardKahn，1931年）提出来的，后来被凯恩斯采用并进一步完善。所谓乘数，是指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即因变量的变化量与自变量的变化量之比。由于各个经济部门在技术和经营上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经济量的变化，可以导致其他经济量的相应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连续发生的，最终可导致数倍于最初经济量变化的结果，所有变化产生的最终总效应称为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是指旅游消费在经济系统中导致的直接、间接和诱导性变化与最初变化之间的关系。在旅游经济影响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旅游乘数理论是评价旅游对目的地经济发展最具说服力的工具。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是指旅游者在贫困地区或者贫困人口所在地消费，最终可带给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多少收入、多少就业机会。由于旅游活动涉及的部门行业很多，旅游消费在经济内的流转又过于复杂，各项数据难以获得，要精确的计算旅游乘数难度很大。所以本文采用对旅游乘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的大小主要受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诱导效应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这三种效应的影响因素并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效应。
（一）直接效应
直接效应是指旅游消费对经济系统中直接给旅游者提供相应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或部门在产出、就业方面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的多少，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又取决于旅游业本身的发展水平。我国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如何呢？
通过对西部12省区的旅游收入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的分析来看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仅从国际旅游方面来看，2009年全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同比增长13.82%，旅游接待人天数同比增长21.17%，而西部12省区在旅游外汇收入上除了四川和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旅游接待人数上，除了四川、陕西、青海、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尽管西部地区旅游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在规模上，与全国其它省区相比西部地区旅游的规模还很小，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292.96亿美元，西部12省区旅游业外汇收入合计为258358万美元，占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的8.82%。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138411276人天数，西部12省区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合计为15091044人天数，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数的10.9%。所以从现阶段来看，整个西部旅游业发展水平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贫困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更低，所以西部贫困地区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会比较低。
（二）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是指直接旅游收入在目的地经济内流转过程中对当地相关企业或部门的收入、就业的影响。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并且是综合性很强的第三产业，它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第一、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我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对旅游业贡献最大的产业，其产出的10%以上都提供给旅游业；电力、石化、金融保险业产出的6%左右贡献给旅游业；而邮电通讯、食品制造、房地产、公用事业及服务业等产出的30%左右都贡献给了旅游业。在旅游业依赖这些产业的同时也给这些产业带来了收入以及大量的就业机会。这种间接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旅游目的地整个经济供给水平的高低或者说是整个经济的漏损程度的大小。漏损程度和间接效应的大小呈反方向变化，漏损程度越大间接效应越小，漏损程度越小间接效应越大。
西部贫困地区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相应的整个经济供给水平也很低。从总体水平来看，2009年末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国内生产总值7493.2亿，元仅占全国6.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29.4元，而全国为907元。从产业发展来看，在国家扶贫重点县，第一产业是主导产业，但受自然条件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产量较低，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22591千公顷，产量只有7893.7万吨，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22.7%，产量只占全国18.3%。人均粮食产量458.1公斤，全国为658.9公斤，其它农作物的产量远远低于全国水平。所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低，剩余产品少，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很难满足旅游消费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赖大量输入来解决，从而造成经济的漏损。
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虽然有较快增长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差、缺乏区位优势，同时劳动力文盲率高，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仍低于全国县域的平均增长速度。
在基础设施方面，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发展旅游业的地方大多是偏远山区，基础设施条件差，所以西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需要大量的投入，而当地资金又不足，西部贫困地区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扶贫贴息贷款、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省级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占整个资金来源的78.2%。从2009年的数据看，以上来源的扶贫资金为2166678万元，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县只有3659万元，资金本来有限，而资金的1/3以上投向了第一产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基本农田建造等）剩下不足2/3投向基础设施建造、社会服务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行业。这对于解决当地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会有一定的作用，但要支撑旅游业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西部贫困地区要发展旅游业首先是解决资金问题，主要的方法就是引进外资，引进外资就意味着经济漏损的增大。在旅游者所需要的产品提供方面，贫困地区又力不从心，由于资金、技术、治理等方面的原因，在产品质量、类型、档次上都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要，这时就需要大量的商品输入，这又意味着漏损的增加。在人力资源方面，贫困地区居民受教导水平普遍较低，而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一批专业的高级治理人才，人才的引进又形成经济的漏损。
从以上分析看，在间接效应阶段，由于西部贫困地区三大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存在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的供给限制，这种供给限制使整个经济体系无法提供为提高旅游消费水平所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导致乘数效应值下降，影响间接效应的发挥。
（三）诱导效应
诱导效应是指所有直接和间接向旅游者提品或服务的企业或部门的职工，把其以工资或其他形式分享到的旅游收入用于当地的生活性或服务性消费支出时，对当地相关部门和企业产生的影响。很明显，这一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直接或间接地为旅游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部门或企业的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于从业人员大部分来自当地，所以需要计算当地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本文通过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各年的收入消费资料，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测算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将其与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比较。
根据消费函数C=abY，C为人均消费性支出，Y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分别构建出全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以及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及检验结果如下：
从回归检验的结果来看，可决系数（R2）和调动的可决系数（）的检验结果来看，检测值均在0.98以上，表明模型拟合的非常好。t统计量的值均大于t分布双侧分位数，表明回归系数通过检验，此外从F统计量的检测值看，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进一步代入相应数据对模型进行模仿检验，三个模型的实际值与模仿值的绝对误差很小，表明模型的模仿精度很好，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模型的显著性很好，拟合程度很高，其结果是可信的。由此可以得出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及西部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57、0.709、0.772。
从本文测算的结果看，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和全国农村居民，也就意味着西部贫困地区直接和间接旅游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所以在这一环节，旅游的乘数效应会比较大。
结论
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业的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应会提高，由于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导致消费水平较快提高，在投资、政府转移支付、进出口净额不变的前提下，会导致当地国内生产总值以较快的速度增加，所以从理论上说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比较大。很多地方旅游扶贫的胜利经验说明，旅游业在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繁荣地方经济等方面具有巨大乘数效应，发展旅游业对于消除贫困有重要作用。
边际消费倾向对国内生产总值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当地居民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收入的多少，而当地居民获得收入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旅游收入的高低，另一方面还取决于旅游收入有多少留在了当地。旅游收入的高低取决于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旅游收入留在当地的比例取决于经济的漏损程度，漏损的多少又取决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又取决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旅游乘数效应的发挥要有一定条件，会受到其本身旅游业发展水平及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旅游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某些地区会被削弱，这样的地区往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扶贫”的对象区域当然也包括在内。
分析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的意义不仅在于正确认识旅游扶贫的作用，还在于要为贫困地区提高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指明努力的方向。贫困地区旅游乘数效应发挥的制约性因素主要是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比较严峻，经济漏损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比较低导致的，而在短期内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是很困难的，但是可以从一些细节入手来相对减少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一方面，应尽量利用区内资金。给区域内资金投入一定的优惠，比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等。另一方面，由于贫困地区利用外资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一些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其利润再投资，从而使其利润用于发展当地的产业。人员聘用方面，尽量使用贫困地区的人员，虽然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但由于旅游业的大部分岗位的就业门槛比较低，比如保洁、基层服务等等。要减少漏损还可以走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相结合的方式，走纵向一体化的道路，拉长旅游产业链，形成旅游大产业，从而相对提高旅游经济的自给自足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屹山，王广亮.资本的泛化与权力博弈[J].中国工业经济，2009.7
关键词: 公路建设 经济发展 拉动效应
公路交通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杭州市公路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建设规模、等级配置、布局结构、交通质量、管理水平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检验杭州市公路建设所取得的实效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有必要在全面调查杭州公路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梳理公路建设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杭州市公路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效应以及产生的溢出效应。
1.杭州公路基本概况
目前,杭州基本形成了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功能完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体系。截至2009年底,杭州市公路总里程已达到15113.569km(桥梁5321座,隧道153座),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503.278km,公路网面积密度为91.07km/100km2,公路网人口密度为22.29km/万人。
在整体扩大公路网规模、重点构筑高速公路网络的同时,杭州市公路网等级布局也取得了明显改善。截至2009年底,全市二级以上公路里程2650.714km,占公路总里程的比例达到17.54%,二级以上公路面积密度为15.97km/100km2。三级公路为1137.548km,四级公路为6385.778km,准四级公路为4091.843km,等级公路总里程为14265.883km,占公路总里程的94.39%。等外公路为847.686km。
2.杭州公路建设规模
根据对杭州市公路建设历史数据的分析,1996年～2009年期间,公路总里程在基数较高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年均增长速度为2.38%,公路交通总体发展保持与杭州市的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并处于“被动适应”向“主动适应”方向转变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杭州市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08年～2009年,杭州市公路总里程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保持与杭州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
2009年公路交通建设投资创历史新高。按照杭州市交通局“91920”的总体部署,突出“9+1”重点项目,快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工作。建成了申嘉湖杭高速公路杭州段、青川竹下公路一期等工程,杭长高速公路、鹿山大桥等续建工程加快推进,钱江隧道主体工程正式开始盾构掘进施工,钱江大道等项目顺利开工。据统计,2008年杭州地区公路投资总额为56.69亿元, 2009年杭州地区公路投资总额为91.08亿元,创历史新高。
3.公路建设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
根据研究资料,公路建设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随着时间推移呈“鱼嘴型”变化趋势,在一定时期内公路建设规模相对于国民经济发展保持超前发展特征(如图3所示),公路里程曲线上凸,增长速度递减,GDP曲线下凹,增长速度递增,这说明在一定时期内,公路建设应该先行,在发展速度上适度超前于经济发展。由此可见,杭州市公路发展规模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
杭州市当前仍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尽管全球经济危机的蔓延,杭州在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4781.16亿元,国民经济实现11.0%的增长速度。在2009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5098.6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0%,连续19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因此,可以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杭州市仍将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公路建设的任务仍然艰巨。
4. 公路建设投资对杭州经济的拉动作用
公路投资的总体水平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决定公路投资水平,而公路投资又会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除了公路投资会产生交通运输业增长等比例增长外,还会产生乘数效应。
公路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从形态上划分,公路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可分为直接拉动和间接拉动。直接拉动是指公路投资实现过程中由于增加人工、材料、机械的需求引起国民经济其他行业需求增加而产生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间接拉动是指公路建成后运输条件改善、公路通行能力提高,使运输系统本身以及与公路建设相关的产业产生的效益引起的国民经济增长。
4.1 公路投资对国民经济的直接拉动
公路投资对国民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体现在公路投资实现过程中由于增加人工、材料、机械的需求引起国民经济其他行业需求增加而产生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因此,公路投资对国民经济的直接拉动主要表现为传递效应,即在一个部门投资需求增加的基础上,通过产业链关系使相关的产业投资需求增加。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中投资乘数效应形成的过程。公路建设投资增加首先会引起与其相关的生产部门如水泥、钢材、沥青等生产部门投资需求的增加,然后在这些部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再引起消费品生产部门收入的增加,如此循环最终导致国民经济成倍的增长。因此,在考虑公路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直接拉动时重点是考虑公路建设投资带来的乘数效应。
公路投资乘数的计算十分复杂,一般认为公路投资乘数大于全社会平均投资乘数。因此,从偏保守的角度出发,可取用全社会平均投资乘数近似作为公路建设投资乘数参与公路投资对国民经济直接拉动作用的计算。本文将对以全社会的平均投资乘数为基础,并参照公路建设的自身特点对其进行修正得到公路建设投资乘数。
根据经济学原理,简单的全社会平均投资乘数 计算公式为:
其中:为消费增量。
一般认为公路建设的投资乘数大于社会平均投资拉动效应,因此,本文利用公路建设每亿元投资带来的就业岗位数的增加量与社会平均每亿元投资带来的就业岗位数的增加量的比值作为公路建设投资乘数的调整系数,对其进行调整,得到公路建设投资乘数 。
本研究采用公式(1-1),对2001年～2009年杭州市平均投资乘数进行计算,取平均值作为杭州市社会平均投资乘数的取值来对杭州地区公路建设的投资拉动效应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得出杭州市社会总平均投资乘数为1.83详见表1。
根据权威数据统计以及相关文献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对公路项目的投资乘数进行修正,修正系数为1.10。
2008年,杭州地区公路投资总额为56.69亿元,直接拉动GDP总量96.37亿元;2009年,杭州地区公路投资总额为91.08亿元,直接拉动GDP总量182.16亿元;详见表2、表3。
根据相关研究,公路建设投资每亿元提供直接就业机会1800个,间接就业机会2100个,高于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所提供的就业数。因此,杭州市2008年公路投资创造了公路建筑业约10万个就业机会,相关部门约12万个就业机会。2009年公路投资创造了公路建筑业约16万个就业机会,相关部门约19万个就业机会。
4.2公路投资对国民经济的间接拉动
公路投资对国民经济的间接拉动的内涵是公路建成后运输条件改善、公路通行能力提高,使运输系统本身以及与公路相关的产业产生的效益引起的国民经济增长。
4.2.1杭州市公路建设波及效应
公路建设能够改善原来路网的通行条件,使得运输成本降低,而修建新路后还会带来里程缩短,节约了客、货在途时间等等效应。这样首先受益的是两地间原来的公路。接着与两地不直接连接的公路也会因为公路的建设吸引一部分交通量而减少拥挤和交通事故,如此下去,最终修建新路产生的影响将会一层一层的波及到整个路网,即公路投资的波及效应。本文认为杭州市公路建设存在巨大的波动效应,国民经济评价显示其内部收益率远高于社会平均收益率,约为社会平均折现率的1.5～2倍,公路建设国民经济效益显著。因此,有理由认为,随着杭州市公路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公路等级的提高与完善,公路路网布局结构的日趋科学合理化,将带动杭州市公路交通状况的全面改善,使得路网的通达效应更加显著。
4.2.2杭州公路建设的开发效应
公路建成产生的开发效应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公路沿线地价增值产生的效益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一部分是自然资源开发产生的开发效益对国民经济的拉动。
1)土地增值效应
产生此类效益的根本原因在于地价增值,即土地价格的提高。土地价格是土地价值(或效用)在经济上的反应,它是用来购买土地效用或与其的经济收益所付出的代价。与公路建设前相比,公路建成后,地区原有的交通条件将得到改善,公路沿线地区的交通可达性和便利程度将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公路沿线地区的区位优势将增强,与外界物质、经济交流将更方便,成本更低。
2)自然资源开发效应
自然资源是指存在于自然界,能被人类利用并能产生经济或社会价值的自然条件(或自然环境因素)。这种能够转化为经济效益的经济潜能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既受国家宏观政策因素的影响,也有交通、技术等微观条件因素。公路交通建设为自然资源的开发提供了运输服务的支持,为经济潜能转化为经济效益提供了一种动力。杭千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千岛湖的旅游名片愈加响亮。
5.结束语
杭州市正保持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同时也处于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时期,公路的建设仍将是国家今后一段时期内重要的投资方向,杭州市交通公路部门积极响应“保增长、扩内需”的政策要求,审时度势,迅速行动,目前已制定并启动新一轮交通建设计划,科学提出了总数115项、总投资估算1250亿元的新一轮杭州交通建设计划,预示着杭州公路建设又进入了一个高潮期,也必将进一步对杭州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拉动效应。
参考文献:
[1] 杭州市公路管理局.杭州市公路发展状况报告(2009)
关键词：企业投资行为 顺周期性 宏观经济学
一、引言
企业投资作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活动，自近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关注经济周期性波动及相关问题，作为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因素加以研究。尤其是20 世纪30年代末凯恩斯革命至20世纪60年代末，企业投资理论在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新古典学派的激烈论战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开始作为相对完整的体系，出现在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中。虽然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宏观视角的企业投资理论的发展相对缓慢，但由托宾（ Tobin，1969） 首先提出Q理论随之成为企业投资理论的主流，并使得经济周期下的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入。经济周期性波动是个复杂的系统行为，其中的企业投资行为研究更是涉及到各个方面。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复杂系统里，通常有多个反馈环，有些是正反馈，有些是负反馈。正（+）反馈环强化了放大作用（类似于增效器），从而产生自激震荡（如同繁荣和萧条的顺周期性）和零点漂移 （如同泡沫的参照点）；而负（-）反馈环削弱放大作用，从而有助于系统稳定和零点的自我校正（周小川，2009）。近年来在经济金融体系中，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有太多的正反馈环，而负反馈环不多，因此系统呈现非常明显的顺周期性”。纵观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和经济思想发展史，企业投资作为宏观经济中的重要的变量，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表现出尤其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本文将宏观的视角考察企业投资行为顺周期性研究的历史进程，并对新古典学派及其之后的相关研究进行重点介绍，为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宏观视角的企业投资行为顺周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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