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我国典籍英译，文学翻译批评标准，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
一、引言
在传统文化复兴浪潮的推动下，国内文化界更加关注中国传统典籍的世界推广之路。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典籍英译在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融合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典籍英译的优秀作品赋予经典以新的生命力，有的甚至超越原作，自身也成为经典；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典籍英译热的浪潮中也不乏粗制滥造的译品混杂其中，这势必影响到我国古代经典著作在世界范围内的推介和流传。因此，在有效的文学翻译批评体系下，探寻我国典籍英译批评标准对我国典籍英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学翻译批评标准
源于文学翻译实践的文学翻译批评是文学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译界专家、学者从未停止过对文学翻译标准及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探究，至今仍是译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1．我国传统的文学翻译批评标准
我国的翻译事业始于对佛经的翻译，至今约有二千年的历史。佛经翻译名家支谦在《法句经序》提出，翻译要“传实”、“贵其实”、“勿失厥义”、“因循本旨”，主张翻译时注重传输原著实质性内容。唐代译界巨星玄奘，则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忠实、通顺”如出一辙。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玄奘不仅将佛经由梵文译为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为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外国介绍的中国人。他是我国历史上典籍英译的先行者，为世界文化交流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到了近代，关于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讨论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严复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三字标准。尽管严复的“信、达、雅”，最初并不是作为翻译批评标准提出来的，但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间，严复的“信、达、雅”渐渐引起了许多翻译家的共鸣，对翻译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20世纪初期，鲁迅在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讨论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的“兼顾两面论”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方面要力求其易解，另一方面则要保存原作的丰姿。茅盾早期也发表过许多关于文学翻译的见解，针对五四运动以前“歪译”的泛滥，提出一系列的“直译”理论，以纠正前人的偏差。他主张既要忠实于原作，同时也要重视译者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傅雷提出了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的“神似”标准，当时我国出现了“神似派”和“存形求神派”两大派别。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前者以傅雷、杨绛等译家为代表，后者以卞之琳先生为代表。这一时期探讨翻译批评标准或原则的翻译批评者还有焦菊隐和董秋斯等。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焦菊隐认为，“给翻译批评指出一个原则性的方向，决不是主观地订立一个衡之事实过高或过低的标准，而是要在今天翻译界的一般水平上，从一般翻译者的集中经验中，归纳出一个切乎现阶段实际情况的标准，本着扩大翻译工作影响的目的，作为从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现阶段水平的指南。”[1]他还指出，“不能用一种准则去衡量所有不同学科的译文。”主张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艺作品采用不同的批评尺度。董秋斯也提出了“临时的标准”，可以说是一个“最低纲领”，“它不应当由主观规定，而是由客观归纳出来的，它是最好的翻译与最坏的翻译的折中线。”[2]此外，钱钟书在60年代提出的“化境”的标准，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好”标准，和刘重德的“信、达、切”三字标准等，都是我国学者对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有益探索。
2．在我国较有影响的西方文学翻译批评标准
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语言学家尤金•奈达，在《圣经》翻译的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动态对等”原则，即“功能对等”。自20世纪50年代产生以来，对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提出，翻译要达到的不是语言的对等，而是语言功能的对等，是读者反应的对等。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译文如果在译文读者心中的反应和原文在原文读者心中的反应相似，那么该译文则可以视为达到动态对等。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以源语文本和译语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作为翻译的标准，是对传统的将源语文本和译作之间的关系作为翻译标准的极大挑战。“功能对等”是以“翻译是一种交际的形式”这一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如奈达所说，翻译意味着交际，而这一过程又取决于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3]可以说，“功能对等”转向以译文读者为中心，对现代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视角。
美国学者纽马克对翻译批评的内涵作了全面阐述，他把翻译批评的步骤和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分析原文，即分析作者的意图和语言特点；分析译文，重点是分析译者对原作的理解，译法以及影响译者翻译的其他因素；比较原文和译文；评价译文质量；分析评价译本在目的语文化氛围中的价值等[4]。尽管纽马克没有对文学翻译批评标准作出明确的阐述，但他的翻译批评理论与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探索密切相关。他指出，翻译批评包括功能批评与分析批评。功能批评具有普遍意义，批评者依据自己对原文和译文的理解评价译文是否达到了译者和批评者期望的目标，以及在哪些方面失误，一般不涉及过多的细节问题。分析批评则为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从译文中划出若干段落，对照原文找出误译或使用不当的词句，因此具有显著的相对客观性。此外，他还认为翻译批评要同时考虑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因素，对我国文学翻译标准探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探索
温秀颖综合中外翻译史上诸家译论，在《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一书中得出如下结论：“翻译界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认为统一的批评标准不存在；而另一方面又在竭尽全力地去寻找这样一个标准。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5]然而，尽管中国典籍英译界对文学翻译批评标准尚未达成共识，却不乏优秀英译作品的大量涌现。例如国内杨宪益、许渊冲、汪榕培等翻译大师的译著，还有许多出资国外汉学家之手，例如英国汉学大师阿瑟•韦利翻译的《诗经》、《论语》等，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选译的《盛唐诗》等，这些英译本也被广大海内外读者所接受。由此看来，文学翻译批评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随着文学翻译实践而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过程，对于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的探索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在典籍英译中，原作要穿越时空的界限，在异域文化下被重新认识与接受，典籍英译本不应当只是精确的复制品，它要求准确性，也要求艺术性；“文学翻译的艺术本质就是一种用艺术形象认识和反映现实的形式”。[6]在中国典籍英译本中，语言的表达形式是多种多样，既有有散文体，有诗体的形式，也有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文学翻译批评标准也不是唯一的，而因原作与译本的体裁而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词是语言中最高的艺术，因为诗词感情容量大，启示性强，不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而是可以说一指二，意在言外——因此，译者可以有再创作的空间。”[7]从而导致了我国典籍英译中诗歌的翻译批评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辜正坤先生早在多年前就提出了“多元互补”的概念，他指出“翻译的标准多元化不是全元化，也不是虚无化，而是追求无限之中的有限性”。而且这种多元的标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一个标准的优点可能就是另一个的缺 点”。[8]这个多元互补论也可以借用过来应用于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的标准中，使批评者不限于固执一己之见，超脱成见，有意识的去品评多样化的译文，全面推动我国典籍英译事业的发展。杨晓荣在《翻译批评导论》一书中，从新视角提出了新思路：多维度动态；重视接受者；重视译者作用和译语文化作用；用中和之道协调相关因素，即翻译批评标准应具有“多维度、综合性、描写与规范相结合”的基本特点。[9]在我国典籍英译批评标准的探索中，致力于中国典籍英译的翻译家做出的精辟概括更发人深省，例如汪榕培教授提出的“译可译非常译”、“传神达意”的典籍英译标准，许渊冲在诗歌翻译基础上提出“三美说”——“意美、音美、形美”的诗歌英译标准等，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典籍英译理论和实践的进步和繁荣。当前译界专家学者对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的探索并未止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
三、结语
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 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并不是唯一的，现有的文学翻译批评标准为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准提供了参考。随着文学翻译批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的继续探索必将不断推进我国典籍英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焦菊隐.论翻译批评[J]. 翻译通报，1950，6.
[2]董秋斯.翻译批评的标准与重点[J]. 翻译通报， 1950，4.
[3]Nida， Eugene A. 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4]Newmark.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5]温秀颖.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M].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6]张今，张宁.文学翻译理论[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7]许渊冲.译笔生花[M]. 文心出版社，2005.
[8]辜正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A]. 杨自俭，刘学云. 翻译新论[C].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9]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关键词：我国典籍英译，文学翻译批评标准，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
一、引言
在传统文化复兴浪潮的推动下，国内文化界更加关注中国传统典籍的世界推广之路。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典籍英译在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融合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典籍英译的优秀作品赋予经典以新的生命力，有的甚至超越原作，自身也成为经典；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典籍英译热的浪潮中也不乏粗制滥造的译品混杂其中，这势必影响到我国古代经典著作在世界范围内的推介和流传。因此，在有效的文学翻译批评体系下，探寻我国典籍英译批评标准对我国典籍英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学翻译批评标准
源于文学翻译实践的文学翻译批评是文学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译界专家、学者从未停止过对文学翻译标准及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探究，至今仍是译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1．我国传统的文学翻译批评标准
我国的翻译事业始于对佛经的翻译，至今约有二千年的历史。佛经翻译名家支谦在《法句经序》提出，翻译要“传实”、“贵其实”、“勿失厥义”、“因循本旨”，主张翻译时注重传输原著实质性内容。唐代译界巨星玄奘，则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忠实、通顺”如出一辙。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玄奘不仅将佛经由梵文译为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为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外国介绍的中国人。他是我国历史上典籍英译的先行者，为世界文化交流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到了近代，关于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讨论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严复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三字标准。尽管严复的“信、达、雅”，最初并不是作为翻译批评标准提出来的，但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间，严复的“信、达、雅”渐渐引起了许多翻译家的共鸣，对翻译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20世纪初期，鲁迅在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讨论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的“兼顾两面论”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方面要力求其易解，另一方面则要保存原作的丰姿。茅盾早期也发表过许多关于文学翻译的见解，针对五四运动以前“歪译”的泛滥，提出一系列的“直译”理论，以纠正前人的偏差。他主张既要忠实于原作，同时也要重视译者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傅雷提出了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的“神似”标准，当时我国出现了“神似派”和“存形求神派”两大派别。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前者以傅雷、杨绛等译家为代表，后者以卞之琳先生为代表。这一时期探讨翻译批评标准或原则的翻译批评者还有焦菊隐和董秋斯等。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焦菊隐认为，“给翻译批评指出一个原则性的方向，决不是主观地订立一个衡之事实过高或过低的标准，而是要在今天翻译界的一般水平上，从一般翻译者的集中经验中，归纳出一个切乎现阶段实际情况的标准，本着扩大翻译工作影响的目的，作为从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现阶段水平的指南。”[1]他还指出，“不能用一种准则去衡量所有不同学科的译文。”主张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艺作品采用不同的批评尺度。董秋斯也提出了“临时的标准”，可以说是一个“最低纲领”，“它不应当由主观规定，而是由客观归纳出来的，它是最好的翻译与最坏的翻译的折中线。”[2]此外，钱钟书在60年代提出的“化境”的标准，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好”标准，和刘重德的“信、达、切”三字标准等，都是我国学者对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有益探索。
2．在我国较有影响的西方文学翻译批评标准
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语言学家尤金•奈达，在《圣经》翻译的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动态对等”原则，即“功能对等”。自20世纪50年代产生以来，对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提出，翻译要达到的不是语言的对等，而是语言功能的对等，是读者反应的对等。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译文如果在译文读者心中的反应和原文在原文读者心中的反应相似，那么该译文则可以视为达到动态对等。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以源语文本和译语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作为翻译的标准，是对传统的将源语文本和译作之间的关系作为翻译标准的极大挑战。“功能对等”是以“翻译是一种交际的形式”这一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如奈达所说，翻译意味着交际，而这一过程又取决于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3]可以说，“功能对等”转向以译文读者为中心，对现代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视角。
美国学者纽马克对翻译批评的内涵作了全面阐述，他把翻译批评的步骤和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分析原文，即分析作者的意图和语言特点；分析译文，重点是分析译者对原作的理解，译法以及影响译者翻译的其他因素；比较原文和译文；评价译文质量；分析评价译本在目的语文化氛围中的价值等[4]。尽管纽马克没有对文学翻译批评标准作出明确的阐述，但他的翻译批评理论与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探索密切相关。他指出，翻译批评包括功能批评与分析批评。功能批评具有普遍意义，批评者依据自己对原文和译文的理解评价译文是否达到了译者和批评者期望的目标，以及在哪些方面失误，一般不涉及过多的细节问题。分析批评则为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从译文中划出若干段落，对照原文找出误译或使用不当的词句，因此具有显著的相对客观性。此外，他还认为翻译批评要同时考虑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因素，对我国文学翻译标准探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探索
温秀颖综合中外翻译史上诸家译论，在《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一书中得出如下结论：“翻译界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认为统一的批评标准不存在；而另一方面又在竭尽全力地去寻找这样一个标准。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5]然而，尽管中国典籍英译界对文学翻译批评标准尚未达成共识，却不乏优秀英译作品的大量涌现。例如国内杨宪益、许渊冲、汪榕培等翻译大师的译著，还有许多出资国外汉学家之手，例如英国汉学大师阿瑟•韦利翻译的《诗经》、《论语》等，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选译的《盛唐诗》等，这些英译本也被广大海内外读者所接受。由此看来，文学翻译批评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随着文学翻译实践而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过程，对于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的探索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在典籍英译中，原作要穿越时空的界限，在异域文化下被重新认识与接受，典籍英译本不应当只是精确的复制品，它要求准确性，也要求艺术性；“文学翻译的艺术本质就是一种用艺术形象认识和反映现实的形式”。[6]在中国典籍英译本中，语言的表达形式是多种多样，既有有散文体，有诗体的形式，也有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文学翻译批评标准也不是唯一的，而因原作与译本的体裁而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词是语言中最高的艺术，因为诗词感情容量大，启示性强，不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而是可以说一指二，意在言外——因此，译者可以有再创作的空间。”[7]从而导致了我国典籍英译中诗歌的翻译批评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辜正坤先生早在多年前就提出了“多元互补”的概念，他指出“翻译的标准多元化不是全元化，也不是虚无化，而是追求无限之中的有限性”。而且这种多元的标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一个标准的优点可能就是另一个的缺 点”。[8]这个多元互补论也可以借用过来应用于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的标准中，使批评者不限于固执一己之见，超脱成见，有意识的去品评多样化的译文，全面推动我国典籍英译事业的发展。杨晓荣在《翻译批评导论》一书中，从新视角提出了新思路：多维度动态；重视接受者；重视译者作用和译语文化作用；用中和之道协调相关因素，即翻译批评标准应具有“多维度、综合性、描写与规范相结合”的基本特点。[9]在我国典籍英译批评标准的探索中，致力于中国典籍英译的翻译家做出的精辟概括更发人深省，例如汪榕培教授提出的“译可译非常译”、“传神达意”的典籍英译标准，许渊冲在诗歌翻译基础上提出“三美说”——“意美、音美、形美”的诗歌英译标准等，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典籍英译理论和实践的进步和繁荣。当前译界专家学者对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的探索并未止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
三、结语
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 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并不是唯一的，现有的文学翻译批评标准为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准提供了参考。随着文学翻译批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的继续探索必将不断推进我国典籍英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焦菊隐.论翻译批评[J]. 翻译通报，1950，6.
[2]董秋斯.翻译批评的标准与重点[J]. 翻译通报， 1950，4.
[3]Nida， Eugene A. 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4]Newmark.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5]温秀颖.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M].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6]张今，张宁.文学翻译理论[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7]许渊冲.译笔生花[M]. 文心出版社，2005.
[8]辜正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A]. 杨自俭，刘学云. 翻译新论[C].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9]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1微书评引领高校经典阅读模式
1.1微博模式创建高校的微博客经典书评群，成为阅读经典、推荐经典、评经典的好地方。高校在微博客书评群推荐经典阅读书目，发贴内容要根据高校师生经典阅读倾向特点，选择有一定的信息价值、学术价值的内容，才能使大学生赏心悦目，才能吸引更多大学生的眼球，以成为博客圈里一呼百应、一帖众跟的意见领袖。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加入微博账号的不同网络群体组，这样的大学生群体具有相似的经典阅读习惯，他们的集中可以起到形成规模大学生群体的作用。而且，一本好书常有多位作者对它进行评论，有争论的作品微书评就更多，多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经典阅读学术生态局面。
1.2大赛模式精心策划灵活多样的经典图书微书评大赛活动，吸引广大大学生参加，邀请知名作家、学者、教授担任嘉宾，与大学生在线交流，吸引大学生之间、大学生与馆员之间、大学生与专家之间相互交流分享经典阅读心得，唤起大学生对阅读经典的热情。2014年5月，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首届经典图书微书评大赛———见微知著，经典共享。本次大赛要求微书评对象必须是国内正式出版的经典书籍，提倡文笔简捷新颖有品味，内容健康向上有启迪性，而且必须是原创微书评作品。大学生踊跃参加，穿越无数经典图书共搜集数百条笔力雄健、才思富赡、妙语连珠、耳目一新的精评、辣评作品。此项活动促进了大学生读经典评经典的热潮，提升了大学生经典阅读鉴赏能力，培养了大学生指点江山、纵论天下、挑战权威的胆识与勇气，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3团队模式高校应该积极发挥人才资源优势，成立由教授、研究生、高才生等大学生代表和资深馆员组成的微书评学术研究团队，加深对微书评的理论与应用研究。通过举办微书评培训班、优秀作品研讨会、微博书评论坛等方式，引领微书评撰写者提高思想境界和专业素养，恪守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推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不断凝聚和造就一支优秀的微书评专业人才团队，规范微书评撰写，多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为大学生提供高品位的经典阅读导读。
1.4网站模式高校通过网站推广经典阅读微书评有利于扩大大学生群体、激发大学生经典阅读兴趣、提高经典阅读效率并提升经典阅读图书资源利用率。加强高校经典阅读微书评网站建设，开通网上微书评讲坛、制作网上经典阅读指南、开通网上微书评俱乐部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激发大学生参与微书评创作热情，积极宣传、推广和普及经典阅读，引导更多的人关注和利用经典阅读微书评。
2微书评引领高校经典阅读需要深化的问题
2.1提升高校教师经典阅读修养范并思、王余光、徐雁等知名学者阅读文化理念广为流行，而余秋雨先生、于丹女士等文化名人讲座受到热捧，除了媒体宣传和名人效应之外，这与他们深厚的经典阅读修养息息相关，他们以上下五千年的经典文化极品做底蕴，立足大学生的精神需求，洗礼大学生的心灵世界。高校教师的经典阅读修养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经典阅读价值。微书评是高文化附加值的知识，做好微书评工作，要求高校教师掌握相当的文学艺术鉴赏能力和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才能对经典书籍的评论和推荐有独特思想，这就要求高校教师不光作为知识的守护者，还要手不释卷，在博览群体书中提高读书修养，只有这样才能在微书评引领经典阅读工作的实践中更好地培养大学生的经典阅读意识、指导大学生的经典阅读方法、提高大学生的经典阅读鉴赏能力。如果每个高校教员都能充分发挥微书评创造力，为经典阅读献计献策，就能促进高校经典阅读的大发展，集合众多高校界精英们的经典阅读智慧打造全民共享的微书评，更好地满足大学生经典阅读需求。
2.2加强对网络经典阅读微书评的管理网络上的微书评作品良莠不齐，有的微书评作品低质低俗;有的充满商业广告味；有的缺乏真知灼见；有的没有公信力，缺乏公正评说图书的作用。如时下某些图书经销商对流行书畅销书大力炒作，制造全民读点，宣扬功利主义阅读效应等。高校以大学生为主，他们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于读书的选择缺乏相应的辨别能力，教师要对海量的微书评信息资源进行搜索和甄别，优化微书评信息资源，根据大学生的特点，有的放矢地选择学术性或思想性强的文献微书评，引导大学生阅读取向。要加强对微书评网站的管理，根据大学生阅读需求，择优推荐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主流思想的微书评作品，引导大学生读更多有思想深度的经典作品，提高阅读鉴赏能力。
3结束语
【关键词】经典阅读；图书馆；网络书评服务
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218-01
一、图书馆利用网络书评引领经典阅读的途径
（一）建立特色网络书评数据库，为读者提供经典阅读服务
网络书评是新生事物，有关网络书评方面的文章上升到理论高度的不多。图书馆应该从网络书评工作的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要注意网络书评基础理论的研究，突出网络书评的应用理论，做到精辟独到，切中要害，富有学术见解，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用以指导网络书评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网络书评的发展是书评领域的一道新的风景线，也是经典阅读得以升华的保证。根据读者的性质特点以及馆藏等建立特色网络书评数据库，编制网络书评文献检索目录，方便读者查阅，为读者提供经典阅读服务。
（二）举办各种形式的网络书评大赛活动，推动经典阅读蓬勃发展
举办各种形式的网络书评大赛活动，如有奖网络书评征文活动，吸收广大网民参加，使得评书活动更有生命力，群众基础更广泛。每项网络书评大赛活动确定一个主题，选题一定要有话题性，要把读者的眼球吸引过来，把网络书评大赛做得有意思，引发读者的参赛兴趣。一本好书常常会好评如潮，跟贴评论数百甚至上千条，引起关注的人可达数以万计，激起更多的人争相阅读。比如，我院2013年4月举办“书香校园――网络书评大赛”活动，穿越群书数千册，收集到的网络书评作品上万条，读者纷纷将好书目“晒出来”，不仅包括《儒林外史》、《西游记》这样的文学名著，还包括艺术、历史、政治等好书。那些内容新颖，质量上乘的网络书评作品受到读者的追捧和热评。网络书评将人类的阅读史推向心灵相通，知识共享，激情互动的崭新经典阅读时代。
（三）利用网络媒体扩大网络书评阵地，为读者经典阅读提供多元化平台
网络书店、读书论坛、出版论坛的出现，为网络书评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网络书评写作的队伍中。利用网络的便利，友情链接相关媒体获得网络书评，如《北京晨报》、《华商报读书周刊》、《济南时报》、《广州日报》、《云南信息报》、《常州晚报》、《信息时报》等网络书评版都办得不错，可以开展多媒体阅览、网上咨询等服务，为经典阅读提供多元化的阅读平台。网络等媒体的利用加大了读者经典阅读的辐射面。媒体是传播网络书评最好的渠道，通过媒体扩大网络书评阵地不但可以向读者介绍新作力作，还可以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气息和学术氛围，了解更多的作者和读者，形成特色鲜明的经典阅读氛围。
（四）健全网络书评系统，提升读者经典阅读鉴赏能力
健全网络书评系统，为读者提供网络书评导航服务，并在图书馆网站开辟读者网络书评园地，开设如“经典好书排行榜”、“读者热读经典图书”等特色网络书评栏目，推荐被媒体和读者认可的高品质图书。鼓励读者参与网络书评创作，吸引读者之间、读者与馆员之间、读者与专家之间相互交流，深入探讨作品的思想内涵，彼此交流读书心得，重在参与，重在互动，重在思想碰撞中产生的火花，重在推陈出新的过程，重在对读者话语权的尊重，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生态局面。有了评书热情，反过来促使他们多读书，读好书，产生良性循环，从而提升读者经典阅读鉴赏能力。
（五）打造精品网络书评创作队伍，为经典阅读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
图书馆拥有人才优势，专家学者整体文化素质高，他们是图书馆网络书评撰写的精英，他们的网络书评作品更有公信力，常常受到热捧。馆员应成为网络书评写作的主力军，因为馆员熟悉本院校的实际情况，能够根据读者对象、个人的学术水平及专业来确定所评图书，针对馆藏文献进行更有价值的评价，最能赢得读者的信任。鼓励普通读者撰写网络书评，对于读者的优秀网络书评作品要予以奖励。要对网络书评书写队伍定期组织培训，提高写作技能与水平，写出富有真知卓见的作品，为读者经典阅读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
二、图书馆利用网络书评引领经典阅读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加强数字图书馆建设力度
图书馆领导应积极努力争取增加购买数字资源经费比重，通过购买网上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等数字资源来丰富馆藏电子资源，加快电脑服务器等硬件设施的更新换代，建设大容量数据存储设备，适应经典阅读的技术要求。努力加快数字图书馆建设步伐，整合网络信息资源，提供网络书评浏览导航，建立读者档案，关注不同读者的经典阅读需求，对于读者可能感兴趣的电子图书，通过电子邮件发去相关网络书评，满足师生读者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的经典阅读需求。
（二）加强网络书评网站管理
关键词：文学经典 解构 思潮
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给文学大师重新排位”的呼声不断出现，类似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有过。这种现象的实质，就是对各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固有的文学史系列的质疑，其根本就是以解构的眼光审视传统的文学经典，最大限度地消除文学史的片面性。
一.文学经典解构的理论背景
20世纪是一个文艺理论蓬勃发展的世纪，自从解构主义诞生以来，反传统的理论精髓成为20世纪文论的一大特色。
解构主义的创始人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语音与现象》等著作奠定了解构主义理论体系，德里达将矛头直接对准西方的传统哲学，体现了强大的颠覆性力量。对自柏拉图以来的以语音压制文字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语音中心主义发起挑战，逻各斯中心主义设置了种种二元对立，如主体／客体、现象／本质、真理／谬误、理性／感性、言语／文字等等。而德里达认为二元对立中的两个对立项并不是平等的，甚至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他认为这不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应该打破或颠覆这种长期形成的二元格局。他说：“传统哲学的一个二元对立中，我们所见到的唯一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等方面统治着另一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针对这种二元对立的非天经地义，他极力主张的一项策略“便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①在这里，德里达鲜明的举起了反传统的大旗。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几部著作中，颠覆主次、反传统、质疑权威，成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核心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在美国得到了热烈响应和长足发展，通过耶鲁学派学者的努力，解构主义在二十世纪得以广泛传播且影响深远，成为一股强大的理论思潮。
解构主义的重大意义在于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使反传统的思想渗透到很多领域，政治、哲学、艺术、教育等都深受其影响。当然，解构主义对文学的影响最为明显，使文学在二十世纪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十世纪后期所兴起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无不显示出解构主义的思想痕迹，都表现出明显的反传统、解构传统的倾向，形成了巨大的反传统的理论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使人们固有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学固有秩序产生质疑，发出了解构的呼声。文学经典无疑首当其冲，被置于解构的境地。
二.文学经典面临的解构
1.文学经典确立者面临的解构
文学经典是文学历史中的优秀代表，但文学史中的文学作品千千万万，到底哪些应该划入优秀的经典行列？谁来评判呢？当然，无论哪个国家，无论任何时代，都没有固定的人和团体来进行文学经典专门的评定工作。事实是，当一部作品得到了一个社会较长时间的高度评价后，它就可能进入优秀行列进而被奉为经典。在这个过程中，谁拥有权威的话语权呢？从历史来看，一个社会中的知识精英阶层，无疑掌握着决定文学经典的话语权，如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西方的贵族、骑士阶层、作家、评论家；当代的作家、评论家、大学教师、研究者等等，他们无疑是文学经典的主要决定者。他们的文学观、文学评价观，无疑对文学经典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文学经典真的是由他们决定的吗？他们发出的就一定是自己的声音吗？透过表象可以看出，知识精英阶层的文学评判是要受到统治者的控制的，甚至他们就是统治者的代言人。掌握了一个国家政治命运的统治者，为了有利于对政权的掌控就会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们很自然的要把权力意志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而对引领民众精神道德走向产生极为重要影响的文学经典，就成了他们极力占领的阵地。哪些文学作品被平庸化甚至被妖魔化，哪些文学作品被经典化，就以是否利于凝聚民众人心、加强统治为衡量尺度的。
我国历史上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曾被称为诲盗诲淫之书而被列为禁书，这就是统治者对文学的强力干涉。如同四书五经成为经典，就是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
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明显经历了的政府干预。1950年，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高等教育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忠实贯彻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这也是当时出版的王瑶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编写指导原则。现今我们通常提到的“鲁郭茅巴老曹”的大师排列也在此时逐步形成。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文科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在周扬的主持下全面展开。先后有《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唐主编）、《欧洲文学史》（杨周翰主编）、《西方美学史》（朱光潜主编）等教材问世，这些教材先后成为全国各高校采用的“统编教材”。这些教材虽几经再版，但它们成为几十年来中国高校的必选教材，直到90年代后期，它们的神圣光环才逐渐消褪。但是，就是这几十年的影响，使这些教材中被高度评价的作品，成了众多民众心目中理所当然的文学经典。如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人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鲁迅、郭沫若、赵树理、茅盾、周立波、丁玲等人的作品；外国文学史中托尔斯泰、高尔基、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歌德等人的作品。
近些年来，这些作品被奉为经典受到人们的质疑，并非完全由于其中某些作品名不符实，而主要是人们质疑经典确立过程的单一性――几乎完全由政府或其代言人决定文学的等级，他们拥有的是一种文化霸权。而文学的受众，那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文学消费者，却完全处于评判权利的劣势地位，很难有足够的话语权。
传统文学经典的确立者面临的解构实质是对文学经典确立的民主性呼声，希望文学经典的确立充分体现广大受众的情感意志和审美追求。虽然，文学评判的绝对民主是不可能的，但这个评判过程的自由度是可以扩大的。那些以前被边缘化的非文学经典，可能被遮蔽了太多的价值，淡化了应有的关注点。
2.文学经典确立标准面临的解构
文学经典是人类思想、情感的结晶，是人类艺术才华的体现，是思想、情感与艺术、技巧的精妙结合，对其中任何一方的轻视，都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所以，对文学经典的评定，应该从思想、艺术的层面进行全面把握。但在文学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很难做到客观全面的评判文学经典，常常出现评判标准的偏僻，导致对文学经典确立的失衡，也最终导致文学史书写的不公正。
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历了政治对文艺的过多干预，以政治性、思想性取代文艺的艺术性、审美性。50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就是政治对文艺的强力干涉。《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等作品，因其表现了较为明显的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政治追求，而被奉为经典。而钱钟书、沈从文、徐志摩、戴望舒、张爱玲等人因其作品缺乏足够的政治思想高度而曾长期被打入另册。而当时海外文学史家笔下，却让这些人具有较高的地位。美国华裔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评价《围城》，因其“博学的妙语和尖刻的讽刺”②成为40年代最佳小说。
对一个对象价值的评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判者的立场和所持的标准。当仅用政治性、思想性的标准来评判文学时，得出的结果是不会得到普通读者的承认的。《中华读书报》曾于20世纪末举办一次“‘20世纪百部文学经典’调查评选活动”，“调查情况反映了读者朋友们相当宽广的读书视野,总共有900余部作品得到提名；同时也表明广大读者对于经典作品存在共识，”③其中钱钟书的《围城》排名第6，沈从文的《边城》排名第25，这是以从前的评判标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的结果。
当然，传统经典遭受质疑，并非一定就是废此立彼，而是要打破那种经典确立过程中的一言堂，消解确立标准的偏颇性，用宽容的、多元的眼光审视经典之外的作品，赋予它们更多的生命力。正如解构主义所认为的，对中心的颠覆，并非一定要建立新的中心，关键是要用无中心的视野审视文学。
注释：
①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3页.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5页.
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反对儒家经典的思潮，如魏晋和晚明，但最终都未能从根本上颠覆儒家经典的正统地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经典重估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时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结果。因此，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便与“救亡图存”这一主题紧密相连，通过反孔批儒，革新思想文化来改造国民性，以启蒙来救亡。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分的文学革命，在“启蒙救亡”这条主线下，选择以重估文学经典的方式来革故更新，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进而救亡图存。
此时期文学经典的重估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新知识分子为主体，以“启蒙现代性”话语，即“立足于社会的改造、思想精神的更新，立足于‘新人’的培养”为目的，以“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为重估的理论依据来展开。重估从破与立两方面着手，包括古代文学经典、外国文学经典和新文学经典的重估。
由于将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系于思想文化之革新上，因此，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之因便尽数归于以“儒者三纲之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思想，于是承载这一思想的古代文学经典便成为经典重估的首要对象。重估的中心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在文字工具的革新，废除文言这一“半死的文字”，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二在文学内容的革新，废除“非人的文学”，建立“人的文学”。在倡言以白话替文言这点上，为了更有效地推行白话，使之成为“标准国语”，胡适将中国古代的白话文学作为国语范本。于是，文学革命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眼光抨击用文言所写的骈文古文律诗古诗，转而为传统文学观念中属“引车卖浆之徒”的小说、戏曲等白话文学寻求经典化的合法依据，称其为“可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并力图为之建构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从文学史的趋势上承认白话文学为‘正宗’”。通过撰写白话文学史①、古代小说史②、古代小说考证③、出版古典白话小说丛书④等方式确立了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之杰出代表———古代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在提倡建立“人的文学”这点上，周作人认为一些由白话所写的旧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七侠五义》等在思想内容上宣扬强盗迷信鬼神，只会妨碍人性生长，乃“非人的文学”，不宜作为新文学的楷模，也需要革新。因此，引进西洋近现代文学来革新思想便成为经典重估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在“启蒙救亡”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下，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是推介重点。被认为体现了“健全的个人主义”和“写实主义”的挪威作家易卜生在1918年6月《新青年》上以专号的形式得到推介。不少刊物积极登载拜伦、雪莱、海涅、歌德等诗人的作品。此外，与中国一样受损害的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也受到青睐，想要借此输入其中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①。著名的有鲁迅和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郭沫若翻译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等。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除旧革新之努力下，新文学倡导者们对“文学革命”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也进行了有意识的经典建构，这便是1935年至1936年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初步确立了文学革命后的新文学经典序列。
反观这场文学经典重估运动，它在语言、文体、内容上全面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等级体系，将文学创作从宣扬儒家义理、文字雅驯为正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辟出新文学典范的创作路径。这条以白话为语言基础，以小说为经典文类，以诉诸现实为内容的创作路径不仅在当时增强了中国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表达力，而且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多样化的探索路径，一批现代文学经典得以涌现。
但不可否认，这场以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为核心的文学经典重估以激进的方式割断了中国文学经典系统的延续性和完整性，其赖以重估的话语依据———“启蒙救亡”和“进化论”也偏离了文学自身的建构典律。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经典序列的建构，对域外小说的经典化，还是建构新文学经典，都表明在“启蒙救亡”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下，“转型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变革冲动，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表征。”这种“现代性焦虑”在经典重估中表现为全盘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价值，以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利用进化论为这种传统到现代的裂变提供“科学”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几千年传统之中国古典文学，“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今人也。”不止如此，文学因时进化，新胜于旧，“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这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新与旧、活与死、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以科学真理的身份宣告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树立其权威的重要依据———“时间”②因素的瓦解。同时，这种源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偏激批判话语最终走向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非理性否定（所谓“不读中国书”），遮蔽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割断了中国文学经典传承的延续性。
二、社会主义革命话语：社会主义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第二次经典危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配合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的需要，文化领域有组织地展开了重估文学经典的工作。虽然此时期文学经典的重估呈现不断调整、冲突和变动的状态，但就其整体特征而言，此时期文学经典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和阶级属性被极端强化，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之一部分的文学经典审定工作受到高度重视，政治因素在文学经典重估中起主导作用。在文学经典的审定上，由中央政府主管的统一审核机构主导，通过确立“马恩列斯毛论文艺”的指导性文学理论③，划定出版选题范围（如一些有导向性的丛书系列）①，在主流报刊上掀起对某部作品或某个作家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运动②、统编教材③等方式来重新审定此时期的文学经典序列。在文学经典的重估中，社会政治运动的趋向、的政治指示和文艺思想、作家本人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标准起决定性作用。#p#分页标题#e#
此时期的文学经典重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纲领来重新定义和确立五四文学之性质和经典序列。早在1948年就有“文学再革命”的口号，提出“文学之自由与民主，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做它的前提。”这种以国家民族的现实政治取向为文学之标的的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延续。当时，在对已有作品进行经典重估时就着重聚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西方文学，尤其是欧美的现代文学，因为这两者与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在对“五四”新文学的认定上，贯彻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认为新文学“是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服务的，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因此，在选定入史作品时，突出“革命文学”的主题，在选集出版中突出革命作家的比重。例如，1951年3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的“新文学选集”丛书按现实主义标准来遴选新文学经典作家，蒋光慈、柔石、胡也频等革命性强的作家均有个人选集，郭沫若选集的印数高达39000册。其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标准下筛选和重构外国文学经典。此时期将苏联文学视为学习典范，亚非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作品在国内也可翻译出版，但对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标准的20世纪欧美现代文学则极少评介④。这种选评标准正是“二战后冷战所形成的对立阵营和中国内部的政治现实”的反映。其三，确立共和国“红色经典”。围绕《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所创作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如《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通过“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系列“以文选的方式为新中国文学树立‘榜样’。”与文学革命时期的经典重估相比，政治力量而非知识分子成为此次经典重估的主体，表达出迥异的意识形态诉求。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作为文学经典的重估标准参与到文学经典的筛选和建构中，确立起一套与五四文学大相径庭的文学经典体系，并通过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政治批判运动、学校教育、学术研究等方式使之固定为合法性“知识”。
综观此次文学经典重估运动，不可否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它从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但由于政治力量主导了整个重估工作，依据单一的现实主义标准所确立的文学经典序列被赋予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文学经典的价值被异化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同时也丧失了持久性的经典价值，随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这套经典体系的起伏变动亦表明单靠政治力量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反而会导致文化专制，时期的革命样板戏便是例证。
三、拨乱反正：“重写文学史”与中国文学的第三次经典危机
“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口号被提出是在1988年，它是当时的青年学者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的一个专栏名称①。此专栏从1988年第4期始，至1989年第6期便宣告结束。两位主持人在专栏开办时“主持人的话”中指出“重写文学史”就是对“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的重新研究、评估”，初衷是“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自然，目的是为了今天。”可见，“重写文学史”表现出明确的重估经典之目的，而更为根本的目的则是重估经典所代表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即“文学史结论”，强调“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对新文学历史的个人创见。”那么，他们重估经典的对象是什么呢？
从1988－1989年间专栏所发表的相关文章来看，重估经典的对象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十七年”和“”时期被树立起来的红色经典，主要质疑这批作品经典地位的合法性。例如，专栏第一期刊登了两篇重评文章：宋炳辉的《“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创业史〉》和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针对《创业史》，主持人语说：“《创业史》暴露了一个怎样理解生活‘本质’的问题：或者是强化自己对人生的切身感受，由此形成这种‘本质’的悟知，或者是以现成的政治定义为依据，虚构出一个教条式的‘本质’来———不幸的是，柳青基本上走的是后一条路。”从这一评语可知“重写文学史”对《创业史》这一“三红一创”的红色经典所持的否定态度，秉持“个人主体”的重估标准，认为真正的文学创作应该是个体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否定了红色经典所代表的那一套以“国家主体”为核心的评定标准。此外，重估的另一对象是在1949年至1978年间所确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经典———“鲁郭茅巴老曹”，重点反思这批现代文学经典在“十七年”和“”间被阐释的那一套价值话语的合理性。例如，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蓝棣之重评茅盾的文章《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作者在文章开首援引艾略特的“文学之伟大与否并不全然取决于文学标准，虽然我们必须记住是否成其为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加以判定”这句话作为重评《子夜》的标准，认为“《子夜》读起来就像是一部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因而是一次不足为训的文学尝试。”“文学标准”成为蓝棣之重评《子夜》的依据，而处在“文学标准”对立面的则是“政治”。
那么，这次“重写文学史”之重估的矛头为何主要指向红色经典和1949年至1978年间所确立起来的那一套阐释现代文学经典的话语呢？也就是说，为何重估的焦点放在了刚刚过去的那一个时期的经典作品和经典阐释话语呢？时任《上海文论》编辑部主任的毛时安说的很清楚：“‘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筹划和出台，并不是出于编辑部的心血来潮，更不是某个人灵感和机智的产物。它出台的基本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因此，要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否定就必然要牵涉之前的文学史，包括文学史中的作品、作家、文学现象和事件的再认识再评价。“重写文学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文学研究领域的逻辑必然。”显然，“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在当时具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而非一个纯粹的学科内事件，这也是“重写文学史”在当时社会之所以能引起极大反响的缘由之一。主持人之一王晓明说：“我们当时基本的想法是把‘重写文学史’基本的立足点定在审美和对文学史应该有个人的理解这两点上”，而这两点在当时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话语，审美并非绝对“非功利”的文学审美，而是指向以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评定标准的“拨乱反正”，是作为政治对立面的审美，这个词所具有的特定历史内涵源自对时期政治干预文学的批判和反思。由此可见，“重写文学史”所要建立的新经典体系是在否定那一套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经典体系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因此，其中所提出的“个人”和“审美”这一新的重估标准只有在与其所否定的那套经典话语的对照之下方可凸显其重估之落脚点所在。#p#分页标题#e#
此外，随着“重写文学史”之提出而陆续确立起来的一批新经典，如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又共同构建起一套表征“新时期”话语的经典系统。正如有学者所言它“似乎是‘新时期’话语建构其‘知识’的合法性的最重要的资源”，而建构一套与之适应的经典体系则正是形成新“知识”的基石。
四、众声喧哗：“大师重排座次”与中国文学经典的第四次危机
20世纪90年代前期，学界出现了一股评选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文库”或“选集”的热潮。在这些形形的评选中，有两件事在学界乃至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是1994年由太邦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共四卷）（策划：戴光南；主编：王一川、张同道），海南出版社出版。此文库以“为20世纪文学中大师级人物重排座次”标目，寻找20世纪中国文学中能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巨匠相媲美的大师。这次“大师重排”之所以引起热议，其焦点就在于大师位次的认定上。该文库编者所排20世纪小说领域里的大师依次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这种次序无疑是对“鲁郭茅巴老曹”位次的极大挑战。其中，尤其是对茅盾的落选和金庸、张爱玲的入选争议最大。编选者给出的理由是因为茅盾获得如今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学术偏见，这种学术偏见即“现实主义”、“史诗式”的评价标准，而依据编选者所持的新标准来看，茅盾的小说在总体上看“欠缺小说味，往往概念的痕迹过重，有时甚至‘主题先行’，所以只得割爱。”而针对编选者提出的“主题先行”，反对观点认为这一评判标准并没有公平地运用到其选定的所有作家身上，甚至两位编选者以“主题先行”这一共同理由作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判：一个据此否定茅盾之经典地位，另一个却以此肯定穆旦为百年诗歌第一人，这种厚此薄彼的评判“不过是在已多次出现过的‘左’、‘右’、‘内’、‘外’一齐夹攻的怪圈中重蹈覆辙而已！”论争双方各执一词。“重排大师”的争议还未平息，1996年由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北大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和谢冕、孟繁华主编的“海天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面世，又引起新一波争论。《文艺报》、《光明日报》、《作家报》、《文学自由谈》等刊物纷纷发表讨论文章，其影响甚至超越文学界，一些电视台、新闻报纸也进行了报道，俨然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撇开论争双方孰是孰非的问题不谈，单就90年代前期学术界和出版界推出“百年经典”这一事件来看，至少有两个与“文学经典”相关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编选者为何急于推出“百年经典”？其二，这次“百年经典”的评选与前几次经典重估有何不同？
与五四文学革命迫于救亡图存之危机和启蒙之迫切不同，与建国后为配合政治需要进行文化建设不同，与80年代后期对“拨乱反正”的文化需求不同，这次经典重估热潮一方面受到荷兰学者佛克马1993年9月至10月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谈及中国文学的经典问题的触动而引发，但这只是外因。就其内因而言，它仍是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延续，确切来说，是对“重写”行为的延续①。但在“如何重写”这点上，与“重写文学史”相比此次重估百年经典的价值取向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回顾前三次经典重估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文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套文学经典的重估及确认往往和建构一套合法化的知识话语（包括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紧密相关，重估行为具有相对明确和统一的意识形态诉求。而90年代前期的这次经典重建热潮则是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市场经济语境中进行。经典重估不再有明确统一的意识形态诉求，而更像是研究者对百年文学经典的个人总结。因此，同为“百年经典”，《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的所选对象和所排次序却有诸多出入，评选标准也是各自言之成理①。尽管编选者中不乏有声望的学者，但这也未能让读者对这些“百年经典”一致认同，反而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内外的聚讼之声不断，可谓一场众声喧哗的经典重估②。
那么，这场众声喧哗的经典重估热究竟对中国的文学经典问题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认同上的焦虑。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百年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变革相对频繁，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经典的数次重估，这使得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一直就缺乏一个稳定而具有广泛认同的经典系统。因此，在“百年经典”编选中就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五四”文学、80年代“重写文学史”、90年代大众审美等多套经典阐释话语，各自言说。其二，经典重估的众声喧哗正是90年代文化多元化，文学退居边缘，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削弱的必然结果。正如有学者所言“由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转型导致普遍的意识形态淡化、政治热情消退”，与之相应的便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也随之大大降温”，这种“从政府决策到大众生活中普遍的务实取向和世俗化势头极大地消解了在百年中国一直占中心地位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至上的价值观念”，取而代之的则是“世俗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至上的价值取向。”在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中，编选者和读者依据个人的阅读经验和欣赏趣味来评定个人心目中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这使得文学经典建构文化价值秩序的典范作用和教化功能被极大削弱。而更为堪忧的是，这种看似自由的经典评选衍生出来的却是经典认定上的随意，“百年经典”的无数版本最终必然导致“百年经典”之经典性因滥用而被耗尽的后果。其三，此时期参与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相较于前三次已发生变化。学者、大众媒介、商业运作等因素相互制衡，共同参与到文学经典的重估之中，使文学经典部分地被纳入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机制当中，“文学经典”连同学者的盛名被商家作为卖点，“文学经典”蜕变为一个脱离经典性内涵的空泛口号。#p#分页标题#e#
Keywords:contemporary era;literary classics;new evaluation
这里所说的“当代”，指的是20世纪的50－70年代；文章讨论的，是这个时期中国大陆文学经典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文学作品等级价值的评定，评定所依据的标准，评定的制度和程序，以及和“经典”问题相连的文化冲突等。
近100多年来，现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剧烈变革。这种变革的重要征象之一，就是大规模的“价值重估”，出现“经典”（文学经典是其重要构成）在不同时期的大规模重评的现象。有的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现代经典讨论或许可以说是开始于1919年，而在1949、1966和1978这些和政治路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年份里获得了新的动力。”1这一描述应该说是能够成立的。在这些年份中，1949、1966和1978，在目前的文学史叙述中，常被称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它们可以看作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左翼”政治、文学派别试图建立一种以阶级属性作为基本表征的新的文学形态；文学经典的重新审定，就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讨论这个时期的文学经典重评，会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这里将提出若干值得注意的线索。它们主要是:一、文学经典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位置，经典重评实施的机构、制度；二、当代文学经典重评的焦点；三、经典确立的标准(“成规”)，和重评遇到的难题。
一
在现代社会里，尽管经典在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中有重要地位，但是，像50－70年代的中国那样的情形，还是比较少见:在这一时期，文学经典在社会生活、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意义，对现存制度和意识形态维护或危害的作用，被强调到极端的高度。基于这样的理解，当代对经典审定十分重视，有时甚至达到紧张的程度。自然，现代社会已不可能出现那种审定、确立经典的专门机构，也不可能制定一份有关经典的确定的目录。在1949年以前，经典秩序的形成，分散在学术部门、出版、报刊和政府相关机构中进行。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情况得到延续，但“分散”的状态受到控制，出现了事实上的统一的审定机构。这就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学的权力中心。它对文学经典的审定，主要是确定不同文类、不同作家作品的价值等级，建构等级排列的基本“秩序”，并监督、维护这一秩序，使其不被侵犯，并在必要的时候，对具体作品性质的认定，以不同方式加以干预。2
文学经典的审定和监督、干预实施的制度保证，在50－70年代，同样借助各种机构(学校、文学研究机构、出版社、报刊等)，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方式之一是，建立具有权威性质的文学理论体系，其作用是为经典审定确立标准。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大学文科教学中，对一种规范的文学理论的重视程度，相信另外时间从未有过。自从1944年周扬在延安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之后，《马恩列斯论文艺》、《毛泽东论文艺》等，获得文学批评和文学经典审定依据的“圣经”地位。这一点是不必多言的。第二，文学书籍出版上的管理。这包括“可出版”部分的规划:重点和先后次序的确定，3也包括对“不可出版”的“非经典”的“封锁”。因为这一时期，出版社为国家所控制，在出版选题上，将会制定总体上符合所确立的经典秩序的计划。图书市场上的利润因素也会得到考虑，但这一切都在不得动摇这一秩序的前提下进行。如果将40和50年代作比较，在外国文学、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方面，都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如50年代被作为中国文学“范本”4的苏联现代作家作品，出版上取得优先的地位，而西方20世纪的现代作家作品，则受到十分严格的控制、筛选。40年代已有译本的伍尔芙、劳伦斯、纪德、奥尼尔、里尔克、TS艾略特等的作品，50年代以后不再刊行。这是对可能会动摇经典秩序的“非经典”作品的封锁。有的“封锁”并非针对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依据标准，某一作家的作品会被分别对待。以中国现代作家为例，曹禺的《原野》、《蜕变》，老舍的《猫城记》、《二马》，冯至的《十四行集》等，便不再印行。这种对某些敏感的“非经典”的“封锁”，是维护经典秩序的有效的方法。
第三，批评和阐释上的干预。这包括对经典确立标准的阐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读者阅读习惯的直接“矫正”、引导。后者如丁玲对喜欢巴金、张恨水，而不喜欢解放区小说的读者的批评、劝导，5冯至关于如何看待欧洲表现人道主义和个人奋斗的古典作品的论述。6这种直接引导，也常以“读者讨论”的方式展开。50年代“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的讨论，7对巴金《灭亡》、《家》等的讨论，对《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讨论，8都是如此。60年代，毛泽东曾指示出版部门，在出版中外过去的名著时，要加强“前言”的撰写工作，也出于引导、规范读者理解阐释趋向的这一目的。9
第四，丛书、选本，学校的文学教育，文学史编撰。这些也属于文学经典确立的重要环节。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时期文学经典的秩序，最终需要在文学教育和文学史撰写中加以体现和“固化”，以实现其“合法性”，并在教育过程中普及和推广。因此，在“当代”刚刚开始的时候，文学决策阶层的紧要工作之一，便是筹划、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的丛书，编写、审定作为大学文科教材的新文学史大纲。1949年和1950年，《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收解放区文艺代表作品100多种)10和《新文学选集》(两辑共24种，收1942年前已写出成名作的24位作家作品)11相继面世。1950年，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是重要一项。这一大纲，贯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这也是彼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的编写指导原则。1954年，臧克家主编了《中国新诗选》。“鲁郭茅巴老曹”的“大师”排列也在此时逐步完成。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全国文科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在周扬主持下全面展开。其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西方美学史》(朱光潜主编)、《欧洲文学史》(杨周翰等主编)，先后成为全国各高校采用的“统编教材”。上述文学史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不仅在观点上，而且在体例上(作家是否设专章、专节，是否在目录中出现，占有多大篇幅等)，都有精心设计，从而为当时确立的文学经典“秩序”，画出相当清晰的面貌。12
二
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新审定，涉及的范围广泛。从时间上说，有古典作品和近、现代作品；从国别、地域而言，有中国和外国，以及外国的东西方等的区别。它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性和处理上的紧迫性，不是同等的。比较而言，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和西方文学(主要是欧美文学，尤其是欧美的现代文学)，被置于较为紧迫的位置上。这种紧迫性，根源于它们与中国现实政治和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确立，以及当代文学形态和格局的建构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很明显，鲁迅、胡适的经典地位问题，与王维、陶渊明、李煜和《长生殿》、《琵琶记》13的问题，在当代并不是同等的。《红楼梦》、《水浒传》等在当代的紧迫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这些作品本身，而是它们所牵连的中国现代政治、文学问题。有些作品的经典地位的判定，在一个时期里处于紧张状态，如毛泽东的诗词、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因为这些“经典”成为现实政治的组成部分。某些西方古代和现代作品在重评中的紧迫性，也应从这方面来理解。西方文学可能对当代政治和文学权威地位构成的侵犯和损害，是文学权力阶层(也是经典监督机构)所十分警惕的。14
虽说50－70年代可以看作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其经典重评有着统一的特征，不过，在这一时期里，也呈现不断调整、变动的状态。在政治、文学形势发生变化、文学权力阶层认为需要调整知识前景和文学取向时，“经典”的标准和构成的空间和自由度，也会发生或加大或紧缩的张弛的运动。在1956－1957年的文学“百花时代”，废名的小说，戴望舒、徐志摩的诗选，何其芳的《预言》、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等得以出版。有的刊物发表了波特莱尔《恶之花》的选译。1550年代，苏联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等确立了他们的经典地位，但这一地位在文革激进思潮中，却受到削弱和“颠覆”。16
在当代这一时期，文学经典问题上出现的争论、冲突，主要是不同的文化力量在这一问题上的摩擦。由于“左翼”之外的文学派别、作家在当代已失去参与决定文学走向的资格，在经典问题上发生的文化冲突，大体上是在“左翼”内部展开。17最主要的冲突，表现在周扬、邵荃麟等与胡风、冯雪峰之间，也出现在后来周扬与江青等激进派别上。胡风、冯雪峰对五四、对中国新文学性质的理解，显然与毛泽东、与周扬等不同。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看作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18自然会更重视如胡风所说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和反抗的浪漫主义”的作家作品，也会更重视与这一流脉有渊源的新文学创作。在50年代中期关于“创作方法”的论争中，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理论家(胡风、秦兆阳等)，在经典等级上，实质上是把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看得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更高。19不过，周扬等虽然撰写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的文章，但是，当文学派别的冲突暂时得到解决的时候(1957年，丁玲、冯雪峰成为“反党集团”被清除之后)，他们表达的文学理想，其实与胡风等的主张相当接近。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被看作人类文艺史上的“高峰”，是他们所要创建的新文艺的蓝图。20因此，在文革中，这便遭到主张与一切“剥削阶级文艺”、“彻底决裂”的文艺激进派的批判，说“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21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周扬等也愿意继续维护其地位，虽然当代提出的古代文化的评判标准常常威胁到这种地位。22他们通过组织一系列的针对陶渊明、王维、李煜、《琵琶记》、山水诗等的讨论，来寻找继续保持其地位的理由。
在文学经典的重评中，文本的阐释趋向是重要方面。经典秩序的变动，可以表现为某一过去不在经典序列的作品的进入，或原来享有很高地位的被从这一序列中剔除。也可能表现为某一作家的一组作品在次序、位置上的改变。但也可能是作品的经典地位并未受到怀疑，其构成经典的内在价值在阐释中却发生很大转移和变易。在五六十年代主流批评中，《呐喊》显然比《仿徨》更具积极意义。23当时《野草》被看作是鲁迅还未完成转变时思想苦闷的产物，而80年代则因其揭示人的生存困境的深刻性，而被有的批评家誉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在当代这一时期，《复活》被认为是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只能位居其后:这种排列，相信不为许多国家的文学评论界所认同。24因为在当代，托尔斯泰最主要的价值是对“旧世界”的揭露和抗议，而《复活》显然最能体现这一评价。25五四以来，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的经典地位在不同时期都相当稳固。但是，在50年代初和在文革时期的阐释中，对其面目的描述和价值认定所发生的变化，现在看来令人讶异。对鲁迅的阐释更是如此。
三
文学经典秩序的确立，自然不是某一普通读者，或某一文学研究者的事情。它是在复杂的文化系统中进行的。在审定、确立的过程中，经过持续不断的冲突、争辩、渗透、调合，逐步形成作为这种审定的标准和依据，构成一个时期的文学(文化)的“成规”。人们一般认为，当代这方面的标准，来自毛泽东的《讲话》和他各个时期的论述。不过，由于“当代”文学内部事实上存在多种文化构成，因而，标准、成规的性质并不是那么单一，更不是那么稳定。
在文学的情感、审美和认知、劝诫等功能的认识上，当代强调的是后者，并特别突出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直接关系。因而，当代的经典秩序的确立标准，最为紧要的是作品所表达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二战后冷战所形成的对立阵营和中国内部的政治现实，最为快速、直接地制约经典秩序的状态。在对西方、俄苏，以及现代中国作家作品的选择上，首先体现的是这一尺度。以现代西方作家为例，曾是，或曾接近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法国作家艾吕雅、阿拉贡，在50年代初的中国得到较为积极的评价，是因为他们当时都属于和平、进步阵营，其创作加入了革命事业。26把德莱塞、法斯特(在他宣布脱离美国共产党之前)、马尔兹，而不是福克纳、海明威看作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家，决定性因素也是作家的政治倾向。当然，苏联文学中的另一线索，如阿斯塔菲耶夫、布尔加科夫、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排除在苏俄文学经典之外，根据的也是这一原则；这也与当时苏联文学界的步调一致。不过，50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对待古典遗产上的包容性，对当时中国的文学经典秩序的确定，也带来影响。27
文学文本在揭示“历史规律”、展示历史发展前景上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是当代经常起作用的经典衡量尺度。虽然卢卡契在当代中国的“命运”颇为尴尬，28但在这一尺度上，与他关于“整体性”和“典型性”的理论有关。由此，既画出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界限，也廓清了“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区别。依照这一尺度，“现代主义”被认为是“抽象的形式主义的文艺”，其思想基础是“非理性”，“把直觉、本能、意志、无意识的盲目力量，抬到首要的地位”，拒绝“概括和典型化”，只表现了现实的表面现象、碎片，无法达到对本质的把握。29因此，“现代派”文艺在当代这一时期被坚决拒绝。在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中，虽然有对于托马斯曼的成就和局限性的分析，却看不到有关同一时代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加缪、萨特等的评述。三四十年代认同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家、学者，他们在当代如果要取得“话语权”，前提是与“现代主义”划清界限，这也是他们思想进步的证明。30对于“本质”、“历史规律”，当代认为主要为阶级斗争和重大事件所体现。因此，表现阶级斗争的“重大题材”，在经典秩序序列中，理应占据首位。在这种尺度下，茅盾自然是比老舍更重要的作家。31而京派小说家和张爱玲等在40年代所倡导的“日常生活”的美学，也必然受到抵制。
在当代经典价值评定中，还可以指出另一些经常起作用的尺度，它们和上面谈到的构成问题的各个方面。比如，经典的次序的判断，必须考虑作品对读者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情况，教育作用的大小是一个重要因素。“政治化阅读”被强调和提倡。从这一点出发，与当代读者生活更贴近的作品获得较有利地位，32带有消遣、娱乐功能的“通俗小说”等文类受到排斥。出于相同的考虑，作品在表现上的明朗、清晰，也是一个重要条件；晦涩、难懂、含糊不清等不仅是风格学层面的问题，而且是文本“政治”的问题。“陌生化”技巧、文本的“多重编码”所产生的含混性和多义性，总是受到质疑和警惕。
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新确立，无论在方法和尺度上，都留下若干难题。这些难题，困扰着新秩序的确立者。前面说到，对有可能危害到新秩序的“非经典”的“封锁”(不予出版，文学史不予评述)，是维护新秩序的有效方法。但问题在于，“封锁”如果绝对化，也会导致政治和文学的决策层(及其研究机构)的“闭目塞听”，使他们对新秩序的论述缺乏依据和说服力，也有可能使新型文学的创造粗陋化。作为一种弥补措施，对某些受“封锁”的“非经典”，会以作为参照的“资讯”的对象，在“内部”出版发行，按照严格规定的阅读范围加以“分配”。这就是当代的所谓“内部出版物”。33这种做法后来证明，它其实又培育了“颠覆”新秩序的力量和知识。34
在50－70年代，文学经典的另一难题是“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冲突。民族化、大众化是毛泽东制定的革命文化战略。周扬等人的响应，使赵树理的小说、李季的诗、歌剧《白毛女》等在当代进入了革命经典的序列。但事实上，以西方经典为目标的“文艺复兴”理想，是周扬等人的主导意识，这导致了这方面冲突的持续不断。
最为重要的难题在于，周扬等当代文学的决策者，他们并不愿意如后来的激进派那样，对中外文学遗产采取断裂的态度，但他们又要建构“新的人民文艺”(“社会主义文学”)的经典；而且后者还应该处于更高的级别位置上。于是这种新文艺经典，就不得不经常面临成熟的、并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经典遗产的巨大压力，使新的经典的确立和稳固性总是成为问题。他们用以“捍卫”新经典的方法，“积极”方面是反复宣布经典确立的新“成规”(新的题材、新的人物，乐观主义等)，“防御”的手段则诉诸“时间”的限制，把出现睥睨一切旧经的辉煌，放置在谁也无法预测的未来。35
注:
1．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47页。
2． 毛泽东在50年代初干预了胡适、俞平伯等对《红楼梦》的阐释；50年代末，在当时被树立为“诗与劳动人民结合”的诗人李季的艺术成就受到质疑时，冯牧等撰文加以制止，而当有的报刊(上海《新民晚报》)在“大跃进”中刊出《托尔斯泰没得用》的文章后，《文艺报》立刻做出反应，刊出主编张光年的《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的头条文章，以阻止全面颠覆经典的思潮的蔓延。
3． 在五六十年代，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作品的“经典”性程度是有区别的，如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较高级别，而作家出版社则主要出版未经“经典化”鉴别、还难以确定的作品。
4． 周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中说，中国文学应“向先进的苏联文学学习”，“许多优秀苏联作家作品，……是我们学习的最好范本”。见《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
5． 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文艺报》2卷11期，1950年8月25日。
6． 参见《略论欧洲资产阶级文学里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7． 1951年底在《文艺报》上进行。见《文艺报》第5卷第2期，1951年11月10日。
8． 这些讨论，见1958－1959年的《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等刊物。
9． 革前的6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一般都有由译者或相关学者撰写的前言，讲解该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题思想，及它的“积极意义”和“时代局限”等，以引导、规范读者的接受方向。
10.新华书店1949年开始陆续出版，开始署周扬、柯仲平、陈涌主编，后来改署“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辑委员会”。
11．茅盾主编，开明书店1950年。
12．在文革后组织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卷中，“经典”的次序、等级，一方面也体现在这种体例的严格设计中，如条目区分为大、中、小条，字数的限制，是否配以照片，照片的数量和内容等。
13．这些中国古典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50年代都曾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新建设》、《文学评论》等报刊上，进行过讨论。
14．1951年，《文艺报》编辑部指出，高等学校的文艺教学，存在相当普遍的严重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倾向，表现为“只喜欢空谈《哈姆雷特》、《奥勃洛莫夫》”，而轻视“新的人民文艺”，“把西洋古典作品看作第一等的文艺，人民文艺是学习它之后产生的第二等的文艺”，应开展对这类“欧美资产阶级意识”的批评。见《文艺报》第5卷第2期。冯至在反右派运动中说，大学里的不少右派分子，常“窃取”欧洲古典作家的作品和言论(列举的有莎士比亚、服尔德、拜伦、雪莱等)作为进攻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古典文学、苏联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中窃取武器的，则非常稀少”。《从右派分子窃取的一种“武器”谈起》，《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7日。
15．陈敬容译《译文》，1957年第7期。
16．江青等主持制定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中，提出对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比较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不能“盲目崇拜”，认为萧洛霍夫是“修正主义文艺鼻祖”，要开展对《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的批判。后来，报刊也发表了批判文章。
17．有时候，原来不属“左翼”的作家、批评家也会发出一些抱怨，如1957年，若干研究英美文学学者批评当代过分评价苏联文学，而对西方文学价值重视不够。但这些声音一般来说，对经典的重评并不具影响力。
18．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34页。
19．参见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等文。
20．参见周扬《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1958年11月22日在北京大学的讲课稿)、《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6月16日)。
21．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驳周扬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的反动理论》，《红旗》1970年第4期。
22．列宁的两种文化的论述，毛泽东有关以对待人民的态度来判断古代文化的进步、落后或反动的标准，显然不能用来支持王维、陶渊明、李煜、李清照诗的经典地位。
23．在国外的汉学家中，也存在这样的评价的分歧。如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彷徨》有较高评价，而捷克学者普实克则认为，比起《呐喊》来，《彷徨》的“战斗性和艺术独创性都稍显逊色”，“反映出某种衰退”。《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11－245页。
24．但据韩国学者白乐晴指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复活》也被文学界认为是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作品。他认为，这表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对待西方经典上的“自主姿态”。见《全球化时代下的文学与人:分裂体制下的韩国视角》，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40页。
25．1960年，在北京纪念托尔斯泰逝世50周年大会上，茅盾所做报告的题目是:《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伟大的批判者》，《文艺报》1960年第21期。
26．参见罗大冈《艾吕雅诗抄译者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27．最重要的例子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每年举行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推动这些“世界文化名人”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和宣传、评析。他们有拉伯雷、何塞马蒂、契诃夫、亨利菲尔丁、阿里斯托芬、果戈理、密茨凯维支、席勒、安徒生、孟德斯鸠、雨果、迦梨陀娑、陀思妥耶夫斯基、萧伯纳、关汉卿、杜甫、海涅、易卜生、布莱克、哥尔多尼、密尔顿、朗费罗、彭斯等。
28．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卢卡契常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他一度担任匈牙利纳吉政府的部长这一事实，加强了中国革命文学界对他的反感。
29．参见茅盾《夜读偶记》，《文艺报》1958年连载，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单行本。
30．徐迟对1957年穆旦诗作流露的“现代派”痕迹提出批评；冯至对他的《十四行集》作了自我批判；袁可嘉、王佐良在60年代初发表了揭露、批判艾略特等的文章。
31．普实克和夏志清都认为，老舍对“个人命运”更为关注，而茅盾则更关心“社会力量”的冲突，“个别人物的奇异命运只有在服务于表现社会问题的范围内才使他感兴趣”但夏志清推重的是老舍，普实克推重的是茅盾。
32．在50年代，《文艺学习》等刊物曾组织“表现与我们的生活离得较远的作品有什么意义”的讨论。在当代，现代题材具有更高的等级。
33．50－70年代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的书刊，种类繁多。涉及中外文学、政治、哲学、经济学等领域。在文学方面，除一部分古典作品(如《金瓶梅》、《十日谈》、足本的《三言二拍》)之外，主要是现代西方、俄苏作家作品。如茨维塔耶娃、爱伦堡、西蒙诺夫、叶甫图申科、阿克肖诺夫的诗、小说、散文，以及《恶心》、《等待戈多》、《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作品。
关键词 微书评 经典阅读 公共图书馆 阅读推广
分类号 G252
Micro Book Review， Reading Classics， Public Library
Yu Yanbo
Abstract Micro book reviews as a new form of book review genre， subverted the transmission mode of traditional book review， provi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public library to carry out the classics reading activities.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size up the situation， to build the platform for micro recommends books， book review competition and other effective forms， and to actively carry out micro book review， so as to let micro review activities and generalization of classical reading activities combine together closely， thus to promote the classics reading activities to carry out widely in the whole nation.
Keywords Micro book review. Classic reading. Public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微书评是基于微博平台的一种书评文体形式，称其为微书评是与传统书评比较而言。传统的书评是发表在纸质媒体上，写作有一定套路，作者有一定知名度；而微书评则是发表在网络上（包括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内容以140字为长度，以写作风格分散、文字个性突出、短小精悍见长，它轻灵、抽象、感性的语言如同一串串音符传播于各类移动便携的终端，使人们在无聊与零散的时间里以不经意的方式就进行了接收或传播。“好的微书评就像刺一样扎你，让你兴奋、让你产生、让你瞬时就有了阅读的兴趣”[1]。
1 微书评的时代特点
微书评是现代数字技术和时代大众文化的产物，因而它更多的展现出了时代特点：其一，流动传播的便捷性。随着3G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信息接收终端种类不断增加，人们可将其随身携带随时随地的与他人进行交流，使零碎时间得到充分利用，让自己在繁忙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既获取信息，又愉悦身心。其二，迷你传播的大众性。微书评是通过各种连接网络的平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即时的信息，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加之其内容短小，书写自由，与传统书评的成熟理性、较有深度的特点相比，写作门槛较低，因而它备受公众喜欢，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互动平台，用简单的话语来表达内心的感受，完全打破了传统书评由少数人控制的局面，形成了人人皆可进行书评的传播格局，这种更具草根性的“平民媒体”以其简单性、大众性、开放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践行者，已然成为大众传播文化、交流思想的一种新途径。其三，瞬时传播的时效性。美国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曾断言，以最快的速度回应大众并最聪明地运用比特的人，才能成为大众最好的服务者。微书评正是利用其终端渠道的多样化和快捷化将其时效性发挥到了极致。2005年《哈利・波特 六》上架仅数小时，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就开辟了《哈利・波特》书评日志，一位工作人员在还没读完整部书，就开始写下感想，并不断更新，待他读完整部书时距该书正式出书仅5.5个小时[2]。其四，扁平化传播的互动性。在微时代，传播的扁平化趋势更加明显：在Web2.0的技术平台上，每一个手持移动终端的个体都是一个传播节点，传者与受者位置互换、重叠并且逐渐变得模糊；一个传播节点既可能是信息传播交互的一个传送中心，也可能是信息传播交互的接收中心，传播活动不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式传播，而是呈现信息传播的网状结构、双向结构，人们可以以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形式产生互动、交流，每个人都可成为一个微型中心和传播活动的一个主体。
微书评能在我国以两三年的时间快速发展起来，更重要的赖于它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微书评短小、跳跃如语录体，而语录体又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从儒家经典《论语》开始，到后来佛教传入后的禅宗语录，再到后来的宋代朱熹的《朱子语类》、明代王阳明的《大学问》等，都算做是语录体，基本上都是一种微表达。可以说中国人适合玩微博是因为他们骨子里就有这种文化基因，微书评的产生和流行完全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回归[1]。
2 经典阅读
谈到经典阅读，首先要弄懂什么是经典。古今中外许多名家都对什么是经典有过论述：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认为：“经典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欢它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它很容易将时下的兴趣所在，降格为背景噪音”，“它们要么自己以特殊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藏在深层记忆中”，“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东西的书”[3]。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在《论经典》中写道：“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而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就有了对经典的论述。《文心雕龙・宗经》中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个定义说明经典是指长期流传中形成的，并且具有历史传承的思想观念的文本。由此可见，经典是指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那些典范性、权威性、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它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最能表现本行业精髓的、最具代表性的、最完美的作品。这些作品能深刻地改变人们的内心世界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以其磅礴的气势和深刻的思想影响了千百万人的思想和行动。这就是经典的作用，以它深刻的思想性、文学性影响着人们，改变着人们的内心世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推进了人类发展的进程。
经典阅读是指读者自主状态下的生态阅读，阅读是“静观”（comtemplation）的典型形式或它允许读者不断地体验作品的深刻含义，品味、联想掩藏在文字后面经历了岁月后被风干了的历史情境和社会特性[4]。经典阅读不仅仅是知识获得的过程，也是文化精神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浸透着文化的精髓，包容着丰富、深厚的内蕴，充溢着滔滔不息的文化精神，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功能。人们阅读经典不但能获取知识、陶冶性情、激发创造力，更能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加民族凝聚力[5]。但是在市场经济横行，人们偏于物质追求的今天，阅读已带有着很大的功利性，很多人的阅读都是具有目的性的，他们往往打开电脑寻找自己所需的答案，很少会静下来进行深入的思考，就更谈不上阅读经典了，久而久之导致了快餐化阅读、消遣化阅读的盛行。这种浅阅读风气的盛行，一方面显示出了整个社会浮躁的景观，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国民素质的低下。由此可见阅读经典对国人来说是何等重要，“悠长的光阴，你读什么书，能决定你将成为什么人。当然，如果你什么也不读，或者囫囵吞枣什么都读，我也不好意思说你不是人，你只是一个太过粗鄙的原人”[6]。
3 微书评・经典阅读・公共图书馆
3.1 微书评与经典阅读
微书评由于是个人阅读后的感受，因而它更能获得大多数读者的信任，现在许多人都把微书评作为自己选择书籍、阅读书籍的参考。又因微书评较传统书评更具主观性，而不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因而更能抓住读者心理使其产生共鸣，促使其对评论的作品产生强烈的阅读欲望。如网友关恩娜对《昆虫记》的书评：作者笔下的昆虫世界中融合了人生感悟和人类社会的道德观，把科学与文学完美地结合。作品中引用了希腊神话典故和诗歌，语露机锋，形神俱备，读后使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的现代人热爱大自然，对生命产生无限敬畏[7]。只寥寥数语就将这部优秀的科普著作和文学经典的盎然情趣跃然纸上，给阅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只是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是这样，其他门类作品的微书评也同样能起到推荐图书、促进阅读的作用。许多专业圈子、学术社团也注意到了微书评的作用，他们开始以微书评的形式交流读书心得，分享阅读体验。如：凤凰读书会“读书空间”版针对教育教学工作者举办的“教育教学类专业书籍微书评”比赛，就起到了为专业工作者推荐优秀专业书籍的作用，让参与者受益匪浅。网友“上古月今朝光”就表示“学习之后的感受是：心动了，赶紧去买书！”网友“宋强”跟贴：“无论如何也把这几本没读过的读了，读过的再读一读，寻找方向照单购书呵！”而网友“燕子归来”则由衷地感叹：“微书评――使专业阅读少走弯路，为购书节约了大米。好！”[2]。
3.2 经典阅读与公共图书馆
经典阅读活动是一种具体的对象活动，它与公共图书馆之间形成了一种主体互动的格局。经典阅读即是“个体和全社会基于人文传续和心灵润泽的内在需求而作出的共同选择”[8]，同时它也是连接大众与公共图书馆的纽带，它与公共图书馆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的联系。公共图书馆的“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向所有人提供服务”[9]的无门槛性和人人享有平等利用权利的平等性，使其成为人们进行阅读的首选场所。这里丰富的文献资源，专业的管理人员和雅致的阅读空间是其开展经典阅读活动最有力的资源，也是其成为引导经典阅读活动主力军的有利条件。
引领经典阅读是公共图书馆的责任，同时也是公共图书馆宣传自己、提高社会认知度、实现自身人价值的显著标志。据统计，我国目前每年每人纸质阅读平均不到5本，对经典作品则更是少之又少，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图书馆的利用率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图书馆开展经典阅读活动，既活化了馆藏经典文献，使馆藏经典文献得到充分利用，同时也使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在经典文献传播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提升公共图书馆在公众中的认同度，推动事业更快发展。
3.3 微书评与公共图书馆
微书评的出现颠覆了传统书评的传播模式，为公共图书馆开展经典阅读推广活动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反之，公共图书馆在利用微书评推广经典阅读的同时，也充实、丰富了微书评的内容，使微书评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因此，公共图书馆应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开展微书评活动，使微书评能够了得到更加充分、有效的利用。
3.3.1 建立网络微书评阅读平台
我国公共图书馆可以在本馆网站开设经典作品微书评栏目，搭建起读者查找微书评的平台。栏目由专人负责，其微书评可以是网上零散的经典作品优秀微书评的汇总，也可以由本馆专门人员撰写。在提供优秀微书评的同时可在本馆的网站上提供可供阅读的馆藏经典作品书目，供广大读者浏览下载。也可以将带有原作品的网页进行链接，使读者在看过微书评，产生浓厚阅读兴趣的同时，能方便、快捷地看到原作品。我国目前有许多电子书网站都收集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如北极星书库、E读吧、亦凡公益图书馆等。
3.3.2 组织专人撰写经典作品微书评
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丰富，收罗各学科、各门类众多的经典作品，对于撰写微书评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公共图书馆要善于利用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源，积极组织人员撰写经典作品微书评，并通过本馆网站建立的微书评平台或OPAC系统向读者进行宣传，挖掘出掩埋在馆藏文献中的这部分宝藏，引导读者走向经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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