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目标落空
2002年，德国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总体表现甚至不如2001年。据联邦德国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去年增长仅为0.2%，这个增幅也是自1993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根据表中三项数据，可大体反映出2002年德国经济陷入轻度衰退状态，经济增长是近10年来最低的一年，且去年能勉强达到0.2%的微弱增长，完全靠外贸贡献率1.5个百分点独立支撑。因为上年固定资产总投资和私人消费两项贡献率均为负数（-6.4%和-0.5%）。否则，经济增长状况更加暗淡。财政赤字高达772亿欧元，是欧元区内少数几个突破《马约》标准的国家。赤字激增固然与财政支出刚性强和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有直接关系，但基本原因在于这两年经济持续疲软而导致税收增长目标落空。失业是德国多年固有矛盾，在上世纪90年代同样突出，只不过在近两年经济停滞状态下近一步凸显。长期的高失业中既有就业总量供给过剩，又有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问题。此外，其它几项短期指标均不乐观，如私人消费增长平平，失去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至于设备投资特别是建筑业投资已连续7个季度停滞或负增且已形成下降惯性，不仅与经济低迷相伴，而且也是引致经济复苏迟缓乏力的主因之一。相比之下，去年德国外贸出口稍许乐观，成为拉动经济的最主要动力，详见下表。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经济增长率 �1.1 ＋2.3 ＋1.7 ＋0.8 ＋1.4 ＋2.0 ＋2.0 ＋2.9 ＋0.6 +0.2 1.0+ 失业率 8．9 9.6 9.4 10.4 11.4 11.1 10.5 9.6 9.4 9.8 0 赤字/gdp 0 0 3.3 0 0 2.2 1.5 1.4 2.8 3.7 2．75
资料来源：联邦德国统计局2003年1月公布的数据和联邦财政部公布的数据。
2003年数系政府提出的预测值。
二、结构矛盾和外部环境影响
从纵向比较看，近两年德国经济的增长表现似乎又重现了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常态，即经济持续低迷，再现增长疲态（平均1.7%）。在分析德国经济形势时，一方面要观测短期供需因素变化，同时还需把引致经济持续疲软的短期原因和中长期因素结合起来比较。概括地讲，中长期因素表现在两方面：结构老化和外部冲击。结构问题首先表现在，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结构变动很小，第一和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增长结构中主要靠传统产业拉动，比如，德国的传统制造业占gdp高达30%以上，差不多比美国高出近4个百分点。而传统制造业近年来一直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约束和利润平均化影响。加上德国现行体制中的“三高“（高税收、高工资和高福利）挤压，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度逐年下降。传统产业固然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基干部门，但要维持住这一实体产业的竞争力同样要靠新技术和资金的持续性投入。作为工业大国，德国近两年来的设备投资则是逐年下降，特别是在研制与开发方面（占gdp的比重），德国又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而且也落后于瑞典、瑞士、芬兰和韩国等国。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德国建筑业属于传统产业。这一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年年萎缩，年年负增。据有关分析，从1996年起，建筑业非但对整体经济有所推动，反而使每年的经济增长缩减0.3个百分点，成为德国经济的长期负担。
外部冲击对于象德国这样高度依赖向欧盟和外部市场出口的国家来讲，受到的负面冲击确实比上世纪90年代还要大。近两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特别是美国经济自身复苏表现欠佳，加上日本经济十年沉疴，欧盟经济总体复苏鲜有起色，诸多因素叠加起来，阻滞了德国经济的回升。从这个角度看，德国经济增长乏力既是其多年来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方面进展不大的一种必然结果，又与同期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有直接关联。
三、两大矛盾日益突出
由于经济连续两年疲软乏力，凸显了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些原有矛盾。德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失业进一步恶化，其次是联邦财政形势严峻。德国就业市场长期以来本身存在相对过剩的失业大军。这是一种劳动力总量长期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失业率也不低，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失业率平均在7-8%之间，两德统一后的90年代更有加剧之势。从长期看，这种状况是由以下几种原因形成的：一是自上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逐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吸纳；二是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在推行企业内部合理化过程中（降低工资成本因素），相对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增大了用机器设备的替入；三是两德统一带来的地区性失业挑战和突发性经济转型压力。上述原因或变化趋势在近两年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下，更有加剧之势， 例如，近两年的失业问题就更加尖锐。
根据今年德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全德就业者总数大体在4055万左右，到2002年12月，登记失业人数为422万,全年平均大体在406万。区别在于联邦统计局需要与欧盟各国的失业统计具有可比性。不管怎么说，德国现存的失业规模在欧盟中居首位。再做进一步分析，在失业总数中，其中男性212.9万，女性180.1万，长期失业人数相对固定在130万左右，20岁以下的青年人失业大体在100万左右。由于统计表中，未给出德籍和外籍失业统计分类，其构成比例不得而知。由此看来，德国失业总数长期徘徊在350万左右，即使在经济状况不错的2000年，失业总数和失业率同样不低。这说明，劳动力供给实际存在相对过剩，这也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德国的现实选择是，如果每年能把失业总数控制在350万左右，失业率保持在7�8%之间，即可大大缓减就业市场压力,如能降至7%以下，可视作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如2000年，当经济增长达到2.9%时，即失业并未构成其第一突出压力。但目前德国就业市场关系绷得很紧，就业的季度因素和每个月度新创造的数万个就业岗位都成为政府、企业和公众关注的重要动态指标。
财政形势严峻。由于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2002年财政困难凸显，表现在三个方面：主要税收增长未达标并直接影响到财政收入增幅；财政支出难以控制，赤字突破《马约》标准；财政调节处在两难境地。据财政部初步统计，2002年预计财政收入2237.7亿欧元，而1-10月实际收入1667.6亿欧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5%。主要原因与经济增长不景气有直接关系。原预计全年财政支出2475亿欧元，其中1-10月支出2113.6亿欧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由此反映出支出难以压缩的状况。据最新统计，2002年联邦一级财政赤字达772亿欧元，占gdp比重为3.7%。同时也是欧元区十二国财政赤字状况较差的四个国家之一。因此，德国财政赤字问题也受到欧盟的警告并引发对《马约》标准是否灵活执行的争论。
从长期原因看，目前的财政困境也与两德统一以来历年累积的大量转移支付政策有直接关系。据统计，统一以来，联邦政府每年用于东部重建的各项经费很多是通过转移支付完成的，平均每年在1200亿马克，约600亿欧元。因此，东部重建在联邦财政的过量扶植下进行的。时至今日，东部重建仍然困难重重，东部各州继续呼吁增加重建资金，但联邦财政已经捉襟见肘。
面对财政“过线”问题特别是经济不景气状况，德国政府目前正处于两难境地。依照目前的经济状况，德财政政策应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实行扩张性政策，但目前的赤字规模不降反升，不仅受到国内各界的批评，在欧盟内部也屡屡受到质疑，从而使政府的扩张政策难以推开。再如，近两年消费投资双双不振，财政政策当适度减税，但事实上，财政收支状况严峻，迫使政府的一些减税计划一再推迟，近期反倒对资产税和某些小税种增税，这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某种抑制。
此外，德国刚刚结束大选。选战激烈，现政府以微弱多数获胜。大选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恰恰是经济形势和前景。大选结束后的数周内，经济界特别是大企业对现行经济政策多有批评，民调结果也显示出公众对现行政策及前景信心不足，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德国今后消费和投资的走向。
四、政策选择与前景
政策选择的可能性：当前德国面临的经济形势较严峻，面临一系列困难。如果对这些困难排序，经济增长疲软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有刺激增长，才能带动就业，才能增加税收，进而扩增财政收入。因此面向优先刺激增长是德政府和经济界的基本目标。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着力点，需要采取扩张取向，如在财政税收方面方面推出以减税为主，同时欧盟的货币政策也应以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物价稳定并举。总之，财政政策的调节权限在德政府手中，至于调节范围和力度可由联邦政府自行选择，而货币政策职能由于已让渡给欧洲中央银行，德国政府只能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影响。
增长前景。德国政府和几大研究咨询机构在去年末和年初均提出过预测。鉴于去年增长0.2%，现纷纷下调其预测值。目前政府最新的预测为1.0%。这种预测还是建立在两个重要的外部前提条件下。一是明年国际经济环境和美国经济复苏情况好于今年；二是国际油价基本稳定，大体维持在每桶25美元左右的价位上。
一、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目标落空
2002年，德国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总体表现甚至不如2001年。据联邦德国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去年增长仅为0.2%，这个增幅也是自1993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根据表中三项数据，可大体反映出2002年德国经济陷入轻度衰退状态，经济增长是近10年来最低的一年，且去年能勉强达到0.2%的微弱增长，完全靠外贸贡献率1.5个百分点独立支撑。因为上年固定资产总投资和私人消费两项贡献率均为负数（-6.4%和-0.5%）。否则，经济增长状况更加暗淡。财政赤字高达772亿欧元，是欧元区内少数几个突破《马约》标准的国家。赤字激增固然与财政支出刚性强和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有直接关系，但基本原因在于这两年经济持续疲软而导致税收增长目标落空。失业是德国多年固有矛盾，在上世纪90年代同样突出，只不过在近两年经济停滞状态下近一步凸显。长期的高失业中既有就业总量供给过剩，又有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问题。此外，其它几项短期指标均不乐观，如私人消费增长平平，失去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至于设备投资特别是建筑业投资已连续7个季度停滞或负增且已形成下降惯性，不仅与经济低迷相伴，而且也是引致经济复苏迟缓乏力的主因之一。相比之下，去年德国外贸出口稍许乐观，成为拉动经济的最主要动力，详见下表。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经济增长率 �1.1 ＋2.3 ＋1.7 ＋0.8 ＋1.4 ＋2.0 ＋2.0 ＋2.9 ＋0.6 +0.2 1.0+ 失业率 8．9 9.6 9.4 10.4 11.4 11.1 10.5 9.6 9.4 9.8 0 赤字/gdp 0 0 3.3 0 0 2.2 1.5 1.4 2.8 3.7 2．75
资料来源：联邦德国统计局2003年1月公布的数据和联邦财政部公布的数据。
2003年数系政府提出的预测值。
二、结构矛盾和外部环境影响
从纵向比较看，近两年德国经济的增长表现似乎又重现了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常态，即经济持续低迷，再现增长疲态（平均1.7%）。在分析德国经济形势时，一方面要观测短期供需因素变化，同时还需把引致经济持续疲软的短期原因和中长期因素结合起来比较。概括地讲，中长期因素表现在两方面：结构老化和外部冲击。结构问题首先表现在，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结构变动很小，第一和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增长结构中主要靠传统产业拉动，比如，德国的传统制造业占gdp高达30%以上，差不多比美国高出近4个百分点。而传统制造业近年来一直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约束和利润平均化影响。加上德国现行体制中的“三高“（高税收、高工资和高福利）挤压，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度逐年下降。传统产业固然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基干部门，但要维持住这一实体产业的竞争力同样要靠新技术和资金的持续性投入。作为工业大国，德国近两年来的设备投资则是逐年下降，特别是在研制与开发方面（占gdp的比重），德国又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而且也落后于瑞典、瑞士、芬兰和韩国等国。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德国建筑业属于传统产业。这一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年年萎缩，年年负增。据有关分析，从1996年起，建筑业非但对整体经济有所推动，反而使每年的经济增长缩减0.3个百分点，成为德国经济的长期负担。
外部冲击对于象德国这样高度依赖向欧盟和外部市场出口的国家来讲，受到的负面冲击确实比上世纪90年代还要大。近两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特别是美国经济自身复苏表现欠佳，加上日本经济十年沉疴，欧盟经济总体复苏鲜有起色，诸多因素叠加起来，阻滞了德国经济的回升。从这个角度看，德国经济增长乏力既是其多年来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方面进展不大的一种必然结果，又与同期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有直接关联。
三、两大矛盾日益突出
由于经济连续两年疲软乏力，凸显了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些原有矛盾。德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失业进一步恶化，其次是联邦财政形势严峻。德国就业市场长期以来本身存在相对过剩的失业大军。这是一种劳动力总量长期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失业率也不低，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失业率平均在7-8%之间，两德统一后的90年代更有加剧之势。从长期看，这种状况是由以下几种原因形成的：一是自上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逐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吸纳；二是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在推行企业内部合理化过程中（降低工资成本因素），相对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增大了用机器设备的替入；三是两德统一带来的地区性失业挑战和突发性经济转型压力。上述原因或变化趋势在近两年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下，更有加剧之势， 例如，近两年的失业问题就更加尖锐。
根据今年德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全德就业者总数大体在4055万左右，到2002年12月，登记失业人数为422万,全年平均大体在406万。区别在于联邦统计局需要与欧盟各国的失业统计具有可比性。不管怎么说，德国现存的失业规模在欧盟中居首位。再做进一步分析，在失业总数中，其中男性212.9万，女性180.1万，长期失业人数相对固定在130万左右，20岁以下的青年人失业大体在100万左右。由于统计表中，未给出德籍和外籍失业统计分类，其构成比例不得而知。由此看来，德国失业总数长期徘徊在350万左右，即使在经济状况不错的2000年，失业总数和失业率同样不低。这说明，劳动力供给实际存在相对过剩，这也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德国的现实选择是，如果每年能把失业总数控制在350万左右，失业率保持在7�8%之间，即可大大缓减就业市场压力,如能降至7%以下，可视作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如2000年，当经济增长达到2.9%时，即失业并未构成其第一突出压力。但目前德国就业市场关系绷得很紧，就业的季度因素和每个月度新创造的数万个就业岗位都成为政府、企业和公众关注的重要动态指标。
财政形势严峻。由于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2002年财政困难凸显，表现在三个方面：主要税收增长未达标并直接影响到财政收入增幅；财政支出难以控制，赤字突破《马约》标准；财政调节处在两难境地。据财政部初步统计，2002年预计财政收入2237.7亿欧元，而1-10月实际收入1667.6亿欧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5%。主要原因与经济增长不景气有直接关系。原预计全年财政支出2475亿欧元，其中1-10月支出2113.6亿欧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由此反映出支出难以压缩的状况。据最新统计，2002年联邦一级财政赤字达772亿欧元，占gdp比重为3.7%。同时也是欧元区十二国财政赤字状况较差的四个国家之一。因此，德国财政赤字问题也受到欧盟的警告并引发对《马约》标准是否灵活执行的争论。
从长期原因看，目前的财政困境也与两德统一以来历年累积的大量转移支付政策有直接关系。据统计，统一以来，联邦政府每年用于东部重建的各项经费很多是通过转移支付完成的，平均每年在1200亿马克，约600亿欧元。因此，东部重建在联邦财政的过量扶植下进行的。时至今日，东部重建仍然困难重重，东部各州继续呼吁增加重建资金，但联邦财政已经捉襟见肘。
面对财政“过线”问题特别是经济不景气状况，德国政府目前正处于两难境地。依照目前的经济状况，德财政政策应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实行扩张性政策，但目前的赤字规模不降反升，不仅受到国内各界的批评，在欧盟内部也屡屡受到质疑，从而使政府的扩张政策难以推开。再如，近两年消费投资双双不振，财政政策当适度减税，但事实上，财政收支状况严峻，迫使政府的一些减税计划一再推迟，近期反倒对资产税和某些小税种增税，这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某种抑制。
此外，德国刚刚结束大选。选战激烈，现政府以微弱多数获胜。大选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恰恰是经济形势和前景。大选结束后的数周内，经济界特别是大企业对现行经济政策多有批评，民调结果也显示出公众对现行政策及前景信心不足，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德国今后消费和投资的走向。
四、政策选择与前景
政策选择的可能性：当前德国面临的经济形势较严峻，面临一系列困难。如果对这些困难排序，经济增长疲软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有刺激增长，才能带动就业，才能增加税收，进而扩增财政收入。因此面向优先刺激增长是德政府和经济界的基本目标。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着力点，需要采取扩张取向，如在财政税收方面方面推出以减税为主，同时欧盟的货币政策也应以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物价稳定并举。总之，财政政策的调节权限在德政府手中，至于调节范围和力度可由联邦政府自行选择，而货币政策职能由于已让渡给欧洲中央银行，德国政府只能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影响。
增长前景。德国政府和几大研究咨询机构在去年末和年初均提出过预测。鉴于去年增长0.2%，现纷纷下调其预测值。目前政府最新的预测为1.0%。这种预测还是建立在两个重要的外部前提条件下。一是明年国际经济环境和美国经济复苏情况好于今年；二是国际油价基本稳定，大体维持在每桶25美元左右的价位上。
一、在劣势中谋求比较优势
__境内沟壑纵横，山高坡陡，土地瘠薄，种粮是个弱项。近年来，__县集中精力发展收益高、市场潜力大的优势农产品，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一是面向市场，找准优势；二是规模经营，放大优势；三是提质增效，叫响优势。在发展优势产业，调优经济结构时主要把握几点：其一，政策调动；其二，龙头带动；其三，科技推动；其四，投资拉动。
二、变对抗性农业为适应性生产
__的耕地90％是坡耕地，过去尾随平原搞粮食，埋头发展粮食农业，由于气候干旱，结果年年受灾减产。近年来，__抓住“特”字作文章，培育适应秦巴气候的特色产业，寻找农业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一是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本地产品促特色。二是优化品种结构，形成规模效益。特色农业需要规模支撑，结构调整只有形成与自身特色相适应的规模，才能取得最佳经济效益。三是增加科技含量，提高产品质量推特色，特色农业也就是质量农业、竞争农业，必须在提高产业质量上作文章，在增加产品科技含量上下功夫。四是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创特色。
三、变提篮小卖为产业化经营
优势产业、特色农业达到了一定的规模，靠提篮小卖也会出现“卖难”。千家万户的农民要紧贴市场，就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农业经营产业化，增强特优产品的竞争力。一是发展多样化的利益联结机制，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各种产业协会等民间组织，架起生产与市场的桥梁。二是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培植“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推进规模经营，建立企业与农民之间的良性利益联合体，共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三是切实加强农产品基地建设，通过各类龙头企业的带动，形成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和区域化布局，不断优化和促进农产品优质化、专用化。
四、变孤身创业为内引外联
山区经济基础薄弱是不争的现实，在经济发展中，片面倚重内因，难免“先天不足”，过分依赖外因，就会“等、靠、要”。加入世贸后，我们和外面世界的距离近在咫尺，这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了机遇。贫困山区首先要向内挖潜，利用好劳动力和资源这两大优势，弥补资金的不足。其次是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外来资金、人才、技术，为山区腾飞加油助力。通过股份、租赁、买断等多种形式，引进著名企业到__投资。近两年，__共引进资金6亿元，解决了山区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
关键词: 近代国际关系 强势因素 经济实力
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超越国家界限建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实质是各种国际行为主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而以政治关系为主。国际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已经有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的早期的国际关系。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国际关系进入到新的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最终形成了。可以说,近代国际关系的产生与发展大体与世界近代史同始终。
1.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轮廓
1648年召开的威斯特伐里亚会议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它确立了国家为国家立国的基本原则,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构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国际争端与武装冲突的风气之先,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揭开了世界国际关系的新篇章。从这时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共270年的时间跨度里,便是近代国际关系循序演进、波浪式发展的历史过程。
近代早期,在欧洲国家中对立与冲突最激烈的是英、法两国。英国在击败荷兰成为欧洲海域的无敌“皇后”后,从17世纪末叶起,便开始挑战欧洲大陆头号强国的法国,两国的冲突左右着欧洲大陆、海上及殖民地局势的发展。英法的争斗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中的矛盾焦点,18世纪中期,英国最终彻底打垮法国,建立起在欧洲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不过,经过半个世纪的历史积蓄和世况变迁,法国元气又复、重新崛起,使得欧洲的政治天平又发生严重倾斜。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拿破仑经东征西讨,几乎把除俄国以外的欧陆国家统统踩在脚下,重振昔日欧陆霸主的雄风;而英、俄、普、奥等国组成反法联盟,欲恢复被拿破仑搅乱的欧洲政治秩序。双方经历6次搏斗,拿破仑帝国终被欧洲占优势的封建力量所摧毁。随后召开的1814年维也纳会议使拿破仑时代以后的欧洲出现了新的格局,即由过去的法国一强主宰欧洲大陆变为以英、俄两个侧翼国家占优势的多强争霸欧洲的局面。
19世纪上半期起,俄国在中近东和远东疯狂扩张,引起了与英国之间长期的正面较量,使得英、俄两国的争霸斗争构成了19世纪中期国际关系的主题之一。同一时期,对国际关系造成震荡性影响的事件是德意志国家的整合与新生运动。1871年德意志统一的完成结束了拿破仑帝国后英、俄两强分治欧洲天下的局面,引起了国际关系中传统矛盾结构的改组,即由过去的英法矛盾、英俄矛盾、法俄矛盾转变为以德国为轴心的德法矛盾、德英矛盾、德俄矛盾。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已完成在北美大陆领土拓展的美国正在悄悄兴起,此时的美国虽无资格妄称强国,但已开始将其触角伸向东亚和非洲,并以“拉丁美洲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从而成为欧洲诸强潜在的竞争对手。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加剧,以及世界力量对比与分布的变化,一个新的全球性格局开始出现。欧洲列强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内容的重中之重。英俄继续逐鹿亚洲,英法在非洲的冲突激烈,德国与英法俄在近东一带发生猛烈碰撞并在南部非洲与英国交恶。而欧洲强国之间的斗争为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力量向全球扩张提供了机遇。为了在世界市场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之际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美国又不失时机地推出“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是美国成为世界中心的开端。同时,日本在亚洲的崛起也改变了国际秩序中的力量对比。可以说,美国与日本正式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宣告了近代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结构的解体,近代国际关系的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体系臻于完备。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老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争夺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愈演愈烈,各国为了打败对手,保住旧殖民地和夺取新殖民地,不得不寻找盟友以壮大自身力量,于是在欧洲逐步形成了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这使得国际关系舞台上纵横交错的列强争霸矛盾被简化为相互对垒的两极均势结构。此后,两大对立集团的争夺日趋尖锐化,最终引发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为近代国际关系划上了一个句号。
另外,在近代史上,由于亚非许多国家遭到列强的侵略、掠夺,亚洲、非洲的国际关系主要反映为侵略与反侵略、掠夺与反掠夺、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和发展也构成了近代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
2.主导近代国际关系运行的强势因素
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很多,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些因素起主导作用,而另一时期其他的因素则起主导作用。
2.1主导近代国际关系运行的首要因素是实力至上论。
经济实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对国际关系支配权的根本力量,谁强大谁就在国际事务中最有发言权,谁就会对国际秩序的安排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没有雄厚经济实力,一国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和条件,在国际政治、军事关系中就不可能是强有力的,其利益甚至就常常会受到威胁和侵犯。19世纪中期以前,西欧国家在近代国际关系中扮演着中心角色,其原因在于它们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近代欧洲既是资本主义的桑梓之地,又是近代产业革命的摇篮,拥有其他地区无可企及的领先发展优势,从而使欧洲在政治制度的完备、经济实力的提升、科学技术的突破、思想文化的进步等方面都远远稳居世界的排头。到19世纪晚期,美日的崛起与实力的增强,打破了由英国为首的西欧统治世界的局面,近代国际关系的中心开始由欧洲向北美、东亚发生有限的转移。由此可见,近代国际关系的运行重心始终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兴盛地带并存。
2.2近代殖民主义扩张体制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殖民地问题是影响国际关系运行的又一强势因素。
世界近代史是一部资本主义扩张史,西方近400年的殖民扩张活动,一方面使原本孤立分散的世界逐渐走向一体化,另一方面给世界秩序造成了诸多不公平性和不合理性。西方列强通过殖民扩张,获得了资金、劳动力、资源、商品市场等优越条件,极大地加速了其经济发展进程,迅速地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实力,这一状况又使西方列强具备更强的掠夺能力。东方各国社会发展的主观条件本来就处于劣势,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不但没有改变东方各国的社会发展条件,反而使各国所处环境更加恶劣,处于一种越来越落后、同西方差距越来越大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成为当时世界政治经济的一种基本格局,对近代国际关系的走势也一直发生深刻影响。
2.3均势外交是贯穿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外交制衡机制。
均势外交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西方列强为谋求霸权而广泛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是在欧洲民族国家争夺欧洲大陆和陆上霸权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目的在于抵消、分解、抑制过于强盛的大国或大国集团力量,使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一种暂时的、静止的均衡状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各大国从谋求和维护本国利益出发,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激烈的外交角逐,国与国之间时而亲善为友,又时而反目为敌。各大国千方百计地加强自己的实力,不择手段地消弱对方,不使对方的力量超过自己,并力争使形势变得对自己有利,从而对国际关系的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近代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欧洲大陆成功地建立霸权的原因,就是均势机制发挥着“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的结果。当然,作为均势外交的推行者只能是拥有强大实力的大国,而不可能是小国。均势外交的每次行动都是“权宜之计”,而不是长期的外交筹码,均势外交总是为大国强权政治服务的。
2.4民族主义成为推动近代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强劲潮流之一。
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根源于反封建的过程中,到法国启蒙运动时逐渐走向成熟。从近代国际关系的过程来看,民族主义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因素,它不仅是弱小国家争取独立和的精神支柱,而且是强大的民族实施征服和掠夺的思想指导;它不仅常常成为正义战争的导火索,而且往往变为非正义战争的催化剂。在近代,民族主义又与宗教主义、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并走向极端,堕落成鼓吹侵略扩张的民族沙文主义。德意志统一后,在中东叫嚣泛日耳曼主义,妄图建立一个中欧大帝国,进而谋求建立庞大的海外帝国。俄国利用奥斯曼帝国垂死之际,向巴尔干地区兜售泛斯拉夫主义,打着民族解放的幌子插手“东方问题”,梦想把东欧的斯拉夫人置于“俄国母亲”的怀抱中。这些都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在近代国际舞台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5战争与和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两大基本形态,并且始终伴随着整个国际关系的历史。
战争与和平总是相互联结,彼此交替存在。尽管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永久和平作为孜孜追求的美好理想,把罪恶的战争作为诅咒对象,但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充分显示,战争状态更长久于和平状态,而且战争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战争是相对的,和平也是相对的,二者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二者的周而复始使近代国际关系沿着波浪曲线运行。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维也纳体系都是战争的产物。
2.6软国力的较量即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也是推动近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
软国力不同于政治军事实力,它作为一种不易看见的因素,在相对和平时期起着重要作用。商品经济依附着市场,商品生产造成市场容量的增大,并随着大工业的出现而越出国境,通过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货币汇率的变换,形成生产、流通、消费关系的国际大循环,使一国的经济活动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并构成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从而影响着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发展。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购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统一的世界文化并不存在。数千年来,各民族往相对独立的环境中,逐步形成了种类繁多、彼此互异、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化。复杂多样的文化不仅是各国对外行为滋生的土壤与重要根源,而且是国际关系发生、发展的泛背景与现实基础。国际间频繁的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而且充当了加强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联系的媒介,以此来对国际社会发挥着重大作用。
总之,国际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推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演进的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对现代乃至当代国际关系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我们必须对各种动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进行综合考察和分析,以推动国际关系更加健康、更加和谐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施兴和.近代国际关系史[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
[2]齐涛.世界通史教程(近代卷)[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经济广播 生存危机 资讯 活动 名人
近几年，同音乐、新闻、交通等频率相比，经济广播的表现相对逊色，甚至出现了生存危机。有的经济广播已经改名，有的在经济广播上加了后缀名，还有的有经济广播之名，实际上已无经济广播之实。经济广播向何处去，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一、经济广播发展前景忧虑的原因分析
首先，对经济广播前景的忧虑似乎跟经济形势的前景联系在一起。由于经济广播和整个经济形势的表现关联度较高，而近几年的经济形势给经济广播持续带来不利的影响。我们的GDP已经从两位数的增长下滑到了个位数的增长（虽然我们的经济增长依然是全世界最高的），但由于全世界经济形势走势依旧不佳，中国经济尚未实现转型，劳动力成本提高较快，今后中国GDP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在个位数增长水平。近两年股指徘徊不前，没有赚钱效应，股民逃离市场，2012年上半年销户的股民达到20多万，股指也回到了10年前的点位。房产市场出现泡沫，在价格达到高位之后，大部分地方实行限购政策，投资投机都无机会，邮币卡、字画、各类收藏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泡沫。可以说，能够炒作的差不多都已经炒作过度了。于是，任何与股市、投资有关的节目都无法让听众通过收听经济广播节目得到好处。实际上是由于市场没有赚钱效应，自然会出现经济广播影响力下降、收听率下滑的情况。在这样的形势下，有的经济广播频率作出改名等举动，这实际上是一种短视行为的表现。
其次，新媒体对包括广播在内的传统媒体的挤压，使经济广播的市场竞争力被削弱，加深了对经济广播前景的忧虑。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是，从各种新闻网站到社交网络，从博客到播客，从微博到微信，新媒体各种传播形式的快速涌现，已经重新定义了媒体。新媒体近年来广告收入迅猛增长，而报纸、广播、电视的广告收入却表现得差强人意。新媒体大大拓展了人们获取各类资讯的渠道，这对传统媒体形成了巨大冲击。报纸、广播、电视的影响力都大幅下降。其中，经济广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一位经济领域的权威、名人在网络世界拥有的粉丝数量能大大超过传统媒体，话语的影响力巨大。相比之下，经济广播作为传统媒体反而处于劣势。而新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的最不利的影响，是传统媒体越来越依赖新媒体，大量的信息来自于新媒体，削弱了传统媒体赖以生存的发现新闻、挖掘新闻的能力，导致原有的权威性逐步下降，经济广播也不例外。有的地方电台试图通过舍弃经济广播这面旗帜来重新赢得听众，实际上这只是将传统媒体的一面旗帜换成了另一面，原有的地位并不会因此发生改变，原来树立起来的权威地位也会彻底丧失。
第三，经济广播相比新闻、交通、音乐等其他广播频率，受众面相对较小，收听率表现也相对低，在广播频率之间竞争的不利地位同样使人们对经济广播的前景产生忧虑。作为一个专业广播频率，经济广播无疑应以财经资讯为主要内容，体现自己的频率专业特色。但是，现在各项工作都围绕经济建设这一重点展开，各地经济建设情况成为宣传报道重点。这样，经济广播与新闻频率在播出的内容方面，势必存在一定的重合与交叉。同新闻频率在新闻权威性的传统地位相比，经济广播基本还没有树立起在提供财经资讯方面的权威性，导致有的经济广播频率压缩或放弃财经资讯的播报，试图找到一条其他出路。这种放弃自身专业频率特色的做法，并不能摆脱处处面对竞争的局面。
二、经济广播正处于发展壮大的最好时期
虽然目前经济广播在一些地方出现生存危机，似乎前景黯淡，同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相匹配的。但应该认识到，这些地方的经济广播频率之所以没能跟随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恐怕还是频率定位摇摆不定，不能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向听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财经资讯有关。实际上，人们对于经济信息、财经资讯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旺盛，经济广播现在正处于发展壮大的最好阶段。
第一，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给经济广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经济总量在去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是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重要贸易伙伴。10年前，我国在世界经济所占的比重只有4.4%，现在已经达到10%。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20万亿，以后每两年增加10万亿，今年将会超过50万亿。10年前，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年是10万亿，而在2012年第一季度，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达到了这个数字。我们不止是制造大国，产品出口全世界，我们也正在成为许多世界商品的主要市场。如此辉煌的成就肯定不会仅仅体现在数字上，还会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经济广播作为与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频率，无疑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没有理由在中国经济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时改变自己的定位，甚至于放弃经济广播这个名称。
从一个字母到三个字母
用一个字母表现的经济趋势，主要有V、U、W、L四种。V，属于乐观论，认为这次世界经济景气失速很快，但触底后(可望在今年下半年触底)，恢复得也快。现在从世界经济整体来说，这种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但对于中国等国来说，出现V字型恢复的可能性有所增长。
U，属于谨慎乐观论，认为经济景气可能在谷底附近缓慢地“爬行”一段时期，大约经过两三年，然后才可能趋于好转。无论对于世界经济还是对于一些主要国家的经济来说，出现U字型恢复的可能性比较大。
W即“double V”，认为景气即使出现V掌形的速降、触底、快升之后，仍可能再重复一次V字形的过程。这种看法是对“V型”乐观论的警示，意思是即使景气触底迅速反弹，也不要以为会万事大吉，迅速反弹后可能再出现迅速下降。对于经济恢复较快的国家来说，确实需要考虑经济自律性增长的后劲如何，而不能为正在出现的经济反弹盲目乐观。
L，反映了对今后经济增长趋势的悲观论，认为经济要走出低谷，可能需要十多年的时间。除去少数国家，对于整个世界经济和大多数主要国家的经济来说，出现L型长期低迷状态的可能性非常之小，除非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愈演愈烈，而且主要国家面对以气候变化为首的全球性环境危机不仅束手无策，反而利用气候变化展开新的争夺(例如在北极圈)。
现在，国内已经有人用两个字母――VL来表现今后经济增长趋势，认为这场危机有可能在最近两三年内看似走出低谷，但如果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全球经济在近两三年内稍有反弹之后有可能步入更深的低谷。为此，应该用两个英文字母即VL来表达。
其实，这种预测更适于表述为UL，因为它预测这场危机有可能“在最近两三年内”走出低谷，属于谨慎乐观加长期悲观的类型。与之相对，那种短期乐观加长期悲观的看法则更符合VL的形状。因此，“两个字母论”似应包括VL和UL两者。
近日，日本经济学家伊藤元重来北京演讲，介绍了日本有的专家又用“WWW”来展望今后的经济趋势，认为从现在开始直到本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极有可能处于一种动荡、激烈变动和跳跃的状态，形成上丹和下降多次起伏、波峰与波谷频繁交替的局面。他戏称“WWW论”为“dot com”型预测。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后背有些发凉的悲观论。
总而言之，上述“字母经济论”大致可以分为短期的乐观、悲观论和长期的乐观、悲观论，不过，无论是乐观论还是悲观论，都不宜笼而统之地一概而论，还应该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进行分析，具体分清是谁的悲和谁的喜。
四个字母或许更具说服力
笔者认为，上述“字母经济论”虽不够严谨，却形象而通俗地描述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变化趋势，受到众多关注也就很自然了。当然，既然不是什么严谨的“经济学说”，人们也大可不必细抠字眼，比如那个L的横线是否会“无限长下去”，或者是否会略微向下倾斜抑或是略微向上翘等。
说到底，笔者更相信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根据这个在国内早已成为多数知识分子的“常识”的规律，事物的发展总是呈现为螺旋式_的、波浪式的前进上升运动。应该说，经济发展也不会是个例外。
根据这个道理，笔者愿提出“四个字母论”，这就是WAVE，与一至三个字母论不同的是，“四个字母论”即“WAVE论”所取的不是英文字母的形状，而是这个英文词的含义――波浪、波动、起伏、波浪形，它还强调这一个波浪与下一个渡浪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向前的。螺旋式的前进上升的运动。
国家统计局经济运行情况，主要是以传统方式依据现有统计数据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本文尝试从PMI这一新的角度，谈谈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制造业PMI调查始于2005年。从三年来的实践来看，PMI指数与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研究，相关系数大多达到70%以上。PMI指数不仅能很好地拟合当前经济发展的轨迹，对未来经济走势也具有较好的预测和预警作用。
一、上半年中国制造业PMI呈现出“一低一高”两大突出特点
1、包括综合指数PMI在内的多项指数纷纷走低。上半年受季节因素影响，多项指数虽然一季度曾经有所上升，但很快掉头向下，总的来看回落势头明显。上半年综合指数PMI平均值为54.9%，比去年同期平均水平低0.6%，比去年全年平均水平低0.1%。主要指数如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均呈明显回落，这两项指数上半年平均值分别为58.7%和58.2%，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大约2%。从发展态势来看，二季度PMI回落势头明显，如PMI 5月份比4月份回落近6%，6月份又比5月份回落1.3%。由于连续两个月明显回落，6月份PMI指数创下最近两年的最低点。
2、反映制造业所采购的原材料价格升降变化的购进价格指数高位攀升、节节走高。今年上半年，购进价格指数除1月份略低于70%以外，其余各月均达到70%以上，平均值达到72.9%，比去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2.3%，比去年全年平均水平高出约10%。虽然中间曾出现短暂回调，但从总的趋势来看，购进价格指数呈步步走高、节节攀升的态势。由于升势较为迅猛，购进价格指数至6月份已经攀升到75.7%，创2005年开展PMI调查以来的最高点。
从PMI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势头依然良好。在用PMI指数分析经济形势的时候，一般以50%作为临界点：高于50%意味着某项指标上升或增长，低于50%则意味着下降。从PMI指数来看，虽然上半年PMI各项指数多有下降，但总体而言，主要指数依然保持较高水平。比如，从新订单指数来看，除个别月份以外，多数月份均保持在55%以上较高水平，上半年平均值达到58%。再从综合指数PMI来看，各月均保持在53%以上，平均水平为54.9%。从我们三年来的PMI调查经验来看，若综合指数PMI达到53%以上，GDP增长10%以上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从供需基本面来看，上半年生产指数平均为58.7%，新订单指数平均为58.2%，积压订单指数和产成品库存指数平均水平在50%临界点附近。这说明两点：一是供需均呈较快增长，二是二者增速基本相当，既没有造成产成品库存较多上升，也没有形成积压订单的过多增加。由此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不但速度较快，而且发展也较为均衡，没有出现较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基本符合“又好又快”发展的期待目标，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上半年，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306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4%，虽比上年同期回落1.8%，但仍然处在快速增长区间。
二、经济发展中值得关注的动态
1、下半年经济发展有可能出现需求回落、增速减缓。从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来看，上半年该指数平均为58.2%，虽然仍然是较高水平，但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比去年全年平均水平，回落了0.9%。特别是二季度回落势头较为明显， 5、6月份连续回落，环比回落幅度分别为9.6%和2.8%。由于回落幅度较大，6月份新订单指数创下最近两年的最低点。反映出口态势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回落更为明显，上半年该指数平均为53.7%，比去年同期回落3.8%，比去年全年平均水平回落2.2%。由于连续3个月持续回落，6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已处在50%临界点。
国际上一般用综合指数PMI来反映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从该指数来看，上半年平均值为54.9%，比去年同期平均水平低0.6%，比去年全年平均水平低0.1%。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PMI指数明显回落。上半年东部地区综合指数PMI平均值为54.7%，比去年同期平均水平回落0.6%，比去年全年平均水平回落0.2%，这是我国东部地区PMI指数最近三年来同比首现回落。东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其发展势头对中国经济总体形势具有一定的“风向标”作用，其PMI指数明显回落值得关注。
【关键词】新海上丝绸之路 中韩 自由贸区
纵观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美国自金融危机以来经济恢复缓慢，欧元区各国又频繁陷入债务危机之中，加之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世界贸易发展形势严峻，贸易保护有抬头趋势。而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间的贸易往来飞速发展，中韩两国贸易总额由1992年的50.3亿美元到2014年贸易总额达2354.0亿美元，22年间增长了46.8倍。今年6月份，我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代表中国政府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尹相直在首尔共同签署了中韩自贸区协定，这标志着中韩自贸区的正式成立。根据有关协议规定，经过一段时间过渡期后，中韩两国产品税目的90%和贸易总额的85%将实现自由化，也即是零关税。
一、中韩关系发展
中韩两国建交虽然短暂，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随着两国高层往来活跃程度的不断加深，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不断的深化。2015年6月中韩自贸区协议的正式签署，标志着中韩自贸区建设正式完成，两国政治、经济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两国的政治发展历程
中韩两国的政治关系概括来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后中韩两国政治关系的空白期；第二阶段，是建交之前的过渡期；第三阶段，是中韩两国建交后邦交的正常化时期；第四个阶段，是两国面向21世纪的全面深化与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韩两国经历了约30年的空白期，这一时期中韩两国分属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缺乏改善两国关系的条件，同时由于受世界冷战形势影响两国一直处于冷战敌对状态。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珍宝岛事件以及70年代初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及次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事件，对中美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都为中韩两国政治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一定基础。
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间，是中韩关系的过渡时期。1978年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面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这一时期中国由解放后相对封闭状态开始全面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同时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以便为改革开放创造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相对宽松的政治外交空间。此时，韩国政府为适应国际环境变革的需要也积极调整了对外政治经济关系，其中就包括1981年废除《法》以及1983年对共产主义国家实施关税优惠政策等。这一时期随着中韩两国领导人为改善中韩两国关系所做的不断努力，尤其是1988年韩国民众热烈欢迎中国派出的规模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汉城奥运会以及中美关系的不断改善使得中韩关系也一直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
中韩两国政府对中韩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一直来都抱着积极争取态度，两国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有过一定的摩擦冲突，对此两国政府均认识到这是历史环境及冷战的产物，并不影响两国邦交的正常化，对于领土纠纷、重大事件的赔罪、战争赔偿、侨民迁返、军人遗骸、政府援助等这类在建交谈判中常被牵涉到的间题几乎不存在争议问题，因此中韩建交谈判进展很顺利，所用时间很短。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中韩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在有了长足发展，中韩两国建交不仅符合中韩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对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频繁会晤，两国间的互信与支持不断得以加深，中韩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扩展。2008年5月，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并与时任主席举行会晤。两国领导人根据两国关系现实及长远发展需要，一致同意将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程度，两国将为开创更加美好的合作关系而努力。
（二）中韩贸易关系
中韩两国贸易往来可以最早追溯到汉朝时期，隋唐时期中韩两国政治、贸易往来较为频繁。进入近代，由于受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中韩两国贸易较少，尤其是进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所处阵营不同，两国贸易往来进入空白期，贸易额较低。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之后两国贸易额呈现出井喷式发展，贸易往来不断加深，贸易额迅速扩大，相互间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展，双边贸易关系不断深化。2015年6月，中韩自贸区正式宣告成立，贸易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根据相关统计显示：排除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韩两国贸易进出口的影响，中韩两国贸易额快速增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韩两国贸易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两国贸易联系进一步加深。1992年到2014年间，我国对韩国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仅增长了1.5倍，而进口额所占比重却是增长了近3倍，贸易逆差迅速扩大。韩国对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由1992年的63.8亿美元截止到2014年贸易总额发展到了2353.9亿美元，22年间增长了将近36.8倍，以年均1.6倍的速度增加，对我国的出口比重也有最初的3.46%增加到2014年的25.36%，增加了近7.3倍，而与此同时22年间韩国对我国进口比重仅有最初的4.56%增加到17.14%，22年间增加了近3.8倍，大大低于其对我国的出口。同时根据两个表格相关统计数据也能看出金融危机期间受世界大环境的影响，中韩两国进出口贸易额均有所降低。
（三）“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中韩贸易关系的影响
自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出访中亚、东南亚时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以来，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不仅涉及到东南亚、南亚、北非等国家和地区，同样涉及朝鲜、韩国、日本等东亚、北亚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中日韩作为亚洲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几个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导向对亚洲各国均会产生重要影响。
我国一向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策略，积极与世界各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欧美日为首的部分国家开始宣扬中国，并通过多种方式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典型的如TPP、TIPP等组织的成立以及美国的重返亚太地区战略等。但与此同时，通过多年努力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逐渐由冷淡到合作对话再到战略合作，典型的如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中韩自贸区的成立标志着中韩贸易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而“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并且随着“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逐渐深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这一行列之中，这不仅仅加快了亚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其更加广阔的消费市场也给亚洲各国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尤其对中日韩等部分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而言。然而受历史因素、领土争端、右翼势力以及欧美国家的影响，中日关系停滞不前，而中韩关系却因历史、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加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韩率先采取合作成为必然。
（四）新形势下加强中韩贸易关系的对策建议
中韩关系由来已久，近现代关系复杂，更是经历了由合作向敌视再向合作的转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贸易往来迅速增强，截止到2014年，韩国已成为我国的第6大贸易伙伴国，而我国也成为了韩国最大的贸易进口国和贸易出口国。中韩两国贸易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两国在贸易往来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贸易往来，同时也要优化贸易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韩两国贸易往来不断增强，同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入。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问题不断，欧元、美元、日元等世界货币不可避免的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给世界人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世界货币的多样化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中韩两国地理位置邻近，文化趋同，贸易往来不断增强，两国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对于加快两国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涉及国家众多，国际关系复杂，在此背景下需要有内部区域性组织起到引导带动作用。2015年6月中韩自贸区正式建立，中韩贸易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贸易往来愈发频发，外贸发展对两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断显化，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可以尝试以中韩自贸区为载体，融入更多的亚洲国家，同时充分发挥中韩两国在区域组织中的引导作用，建立领导地位，为两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二、结论
“新海上丝绸之路”历经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欧洲等地，沿线国家、民族众多，关系复杂，因此，其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近些年中韩关系迅速升温，贸易往来不断增强，外贸对两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断显化，这在表明中国以发展为主线的同时也给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有助于加强亚洲人民的团结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莉，张凤学.统一战线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 [J].经济研究导向，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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