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金融中心 金融主体 金融客体 金融环境
从13世纪的威尼斯到21世纪的伦敦、纽约，虽然各国金融中心的金融地位和功能发生了变化，但金融中心在全球经济贸易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却一直从未改变。以往已有学者对金融中心发展史的变迁和发展规律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有按时间顺序对金融中心历史进行梳理的研究学者，如游碧蓉的《透视国际金融中心的百年变迁》；也有按功能类型对金融中心发展进行分类归纳的研究学者，如黄育华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本文将摒弃以往的研究方法，脱离时间和空间带给金融中心的客观隔断，从影响金融中心发展变化的各项因素入手，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根据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通过对三要素在金融中心历史作用中的考评和梳理，分析金融中心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变化。
一、关于金融中心发展的研究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或“聚集效应”，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从金融聚集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中心的形成。
McGahey(1990)研究认为金融中心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的选择通常考虑地区成本、金融人才、通信与信息技术、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等因素。其研究表明了金融全球化给金融机构的选择和金融中心的发展带来影响。
伦敦金融城（2005）的分析报告，运用指标数据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以技术型劳动力、管理能力、税收制度、政府责任和生活环境为评价指标，对伦敦、纽约、巴黎、法兰克福4个金融中心城市做了竞争力分析，运用量化的方法分析了金融中心发展中各项因素对其排名和竞争力发展的影响。
二、哲学三要素在金融中心发展史中的历史考评
1.哲学认识论中的三要素
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不同，笔者认为金融中心的发展可以通过哲学认识论中的三要素理解。根据哲学认识论，实践活动需要具备三要素，即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和实践环境，如图1所示。实践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实践客体是主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指向对象。在实践的主体和客体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媒介即实践的环境要素，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正是在实践环境这一传导媒介中进行的。从这一角度出发，在金融中心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是指服务于金融业，致力于金融中心发展活动的集体或个人。实践客体是指金融实践活动的指向对象即整个金融业，这里既包括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服务机构。实践环境是指金融中心所处的自然地理、交通信息、城市生活等周边环境。可见，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三要素是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必备的三要素。
2.三要素在金融史中的体现――国际金融中心的案例分析
在金融中心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是始终伴随金融中心成败、发展的，其作用特点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主体引导、客体推动、环境保障。
(1)金融主体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主体引导作用
金融主体是指致力于金融业发展、金融中心建设的集体或个人，以及人们的主观反应变化、动机、偏好和态度，同时也包括与个人行为、思想密切相关的文化、习俗等因素。在金融中心的发展建设中，主体因素决定了金融中心的发展方向，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案例一：金融文化与金融产业的结合带来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断提升
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习俗往往决定了该国金融功能的定位和金融建设的特点，影响到该国金融中心的发展。范恒森（2000）曾根据这种现象提出了金融文化的概念，即该种思想文化是通过人们在金融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思想观念来展现的。在各国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苏黎世的金融发展真正体现了金融文化与金融产业的完美结合。
苏黎世地处欧洲中部，城市人口仅为30万被称为欧洲最小的国家，但苏黎世是瑞士的金融之都和商业中心，又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黄金市场之一。这里集中了世界350家银行和保险机构，25%以上的世界的资产管理业都是在苏黎世进行的。这个欧洲最小的国家却拥有欧洲最大的财富，苏黎世人的成功与他们的民族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苏黎世乃至整个瑞士都具有忠诚而又严谨的民族文化和多元化、国际化的人文环境，这种良好的金融文化形成由来已久。古时的瑞士人为了生存多充当雇佣军人，为出身显贵的贵族和皇族保驾护航，长期的军旅生活让瑞士人形成了优秀的品质――忠诚和勇敢，正是这项重要的文化品质为瑞士私人银行业的声誉提供了良好保障。同时，苏黎世也是极具多元化的国际都市，在苏黎世的常住人口中大约有30%不是本国人，长期在该城市生活的人都会说一门或更多的外语。多元化的城市文化和忠诚稳重的民族形象，为苏黎世金融赢得了极高的全球声誉和来自全球各个地区的金融业务。他们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将金融产业上升到一种文化，将瑞士民族忠诚、敏锐、执著的精神文化融入到金融产业和金融服务建设当中,真正实现了产业文化化与文化产业化的结合。
(2)金融客体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客体推动作用
金融客体是指金融业本身同时包括金融业规模及结构体系。对国际金融产生重要影响的知名金融中心，大多具备完善的金融市场，活跃的证券市场，灵活的货币政策，较强的金融聚集效应，良好的金融客体条件推动了金融中心长足稳定的发展。
案例二：完善的金融市场、完备的金融结构体系决定了伦敦无可替代的金融地位
完备的客体因素推动了金融中心乃至整个金融中心的发展,决定了金融中心的发展速度和功能地位。从具有悠久金融发展历史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拥有竞争优势的金融客体条件,是金融中心快速、稳定发展的必备条件。
19世纪以前，伦敦就已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金融中心，虽然在一战、二战期间受到沉重打击，但由于欧洲美元的发展及自身的许多优势条件，伦敦很快摆脱了困境，成为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在伦敦金融地位建立的过程中，伦敦优秀的金融客体因素为其提供了绝佳的竞争优势，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在银行业方面，伦敦共有486家外国银行，数量超过其他任何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只有267家，巴黎266家，纽约253家。伦敦的这些银行有33%来自欧洲。外国银行管理着英国银行业50%以上的资产，总计超过36万亿英镑。在保险业方面，伦敦是全球最大的国际保险中心，共有保险公司800多家，其中170家是外国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仅2001年的总保费收入便高达达200亿英镑。在证券业方面，伦敦证券交易所是全球最国际化的证券交易所。来自60多个国家的470多家公司获准在此市场交易。2002年，国外公司的全部证券交易中，56％在伦敦登记。同时伦敦还是主要的国际债券市场中心。在伦敦登记的，以伦敦为基地的券商发行的债券占全球债券发行量的60％。
(3)金融环境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环境保障作用
金融环境是指金融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城市生活水平、信息条件、政策条件等一系列周边环境因素。从13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早期金融中心到伦敦、纽约的迅速崛起，从20世纪三大金融中心独揽全球金融业务到如今各国金融中心星罗棋布的发展建设，在每一次世界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在每一次金融中心的历史变迁中，适应新时代要求、符合经济贸易发展条件的金融环境总为金融中心的稳定和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良好保障。
案例三:世界格局的变化、金融环境的转变带来金融中心变迁
早期金融中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到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上交通条件,逐渐成为了当时重要的贸易中心。其中佛罗伦萨更是这些贸易中心的佼佼者,到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已在发达工业的推动下,凭借其成熟的金融服务、信息的大量流通、资本投资的快速发展成为早期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但随后由于长期的政局不稳和流行病的困扰，佛罗伦萨的金融发展逐渐低迷。取而代之的是在战争中战胜西班牙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的国家――荷兰。其首都阿姆斯特丹凭借荷兰强大的国力支持，成为整个欧洲的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还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其金融地位一直持续到英荷大战结束，荷兰在战争中失利,同时也丧失了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霸主地位。受战争影响与阿姆斯特丹有着相同命运的金融中心,还有著名的国际金融都市――伦敦，伦敦在18世纪曾经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但随之而来的战争改变了伦敦的金融命运,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削弱了英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使英国的出口贸易减少了近一半,并背负了巨额债务，此时的大英帝国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从政治地位部明显表露出颓废之势。在战后金融业的恢复期中，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纽约和苏黎世逐渐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中心，从而改变了伦敦独大的金融格局。
三、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史带来的启示
在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会起到重要作用，即过去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走向。因此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分析和梳理，将对我国金融中心今后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上文，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金融文化作用不可小视，金融人才竞争成关键
金融业的发展受到人文因素、文化因素、民族宗教因素的多重影响。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变迁通常会诱导新型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产生，带来金融的创新和变革。同时，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习俗往往决定了该国金融功能的定位和金融建设的重点，影响到该国金融中心的发展，金融产业与金融文化相结合的重要作用不容小视。随着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金融行业对专业金融人才的依赖越加强烈，各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更多地集中到专业金融人才的竞争，人才贮备成为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
2.金融环境日新月异，不同时挥不同作用
伴随着世界趋势的改变，金融环境也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从战争、疾病、政治地位等早期环境因素到全球贸易发展、通讯信息化条件等新型环境因素，不同类型的金融环境在不同时挥了不同作用。在世界金融史的早期，金融中心的格局变化更多地受到流行疾病、战争的影响，如13世纪地中海金融中心的发展。而随着全球政局稳定，科技医疗水平提高，世界规模战争的减少，流行疾病得到有效控制，使得战争及政治的影响力减少。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趋势明显，更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全球贸易发展、信息化水平和金融制度变革等新型金融环境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对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和格局分布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
3.三要素的影响各有侧重，均衡发展达到最佳状态
从金融中心的发展看，三要素对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各有侧重，金融主体引导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方向，金融客体推动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速度，金融环境保障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质量。金融中心发展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其中的各要素是相辅相承、相互推动、缺一不可的。因此，在实力相当的金融中心之间，哪个金融中心能够调节好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三者共同发展，哪个金融中心便更具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1]游碧蓉:透视国际金融中心的百年变迁，亚太经济，2001，（2）：11～13
[2]黄育华: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J]，中国城市经济，2004，（12）：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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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Z/Yen Limited, The Competitive Position of London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re，Corporation of London，2005：1～70
本文旨在通过对历史的方法之含义及其重要作用的介绍，结合货币银行学课程主要知识内容及其显著特点，就如何在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中运用历史的方法引导学生有效地认识货币银行市场作出一些示范性的基础探索。
【关键词】
货币银行学；历史的方法；理论教学
1 历史的方法之含义及其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联系的观点去看待和分析问题。一件事情的发展总有其来龙去脉的演变过程，如能对事情探本溯源，则对其今天之所以如此的现状也才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界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民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第一句话即对什么是历史有如下定义：“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因此，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从“这是一段历史”、“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的思想和思维认知角度，去看待我们所要学习与研究的那些事物。
根据历史的定义，我们可以明白，抱定历史的方法去认识事物，对我们理解和把握事物，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少在这几方面，历史的方法其作用是明显的：一是帮助了解事物本身的由来及其演变；二是认识到有些事情的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性的，用于经济领域则极有助于明了诸如“货币金融是市场发育的产物”等等大量存在的类似的观点；三是可以在了解事物由来演变的过程中探知不同地区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所在；四是只有在更深入地认识了当前面临现状的古今中外渊源之后，才可以更好地把握现状、改善现状或预测发展方向。因此，历史的方法在学习和认识事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无可替代和不容低估的。
2 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知识内容及其显著特点
货币银行学是大多数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的一门基础核心课程，性质地位重要。虽然教材版本不同，编写体例和知识结构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根据笔者对一些比较常见、使用较多的部级规划教材的分析，该门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知识内容是明确的，大致都包括如下一些共同的基本部分：货币、信用、金融市场、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货币供求、通胀通缩、金融创新、开放金融等等。
纵观该门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知识内容，我们可以归纳发现其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不管是货币、信用、金融市场，还是商业银行、中央银行、金融创新等，都涉及到它们的产生、发展与演变，更涉及到中西方在货币银行市场产生、发展与演变方面的一些不同比照。这个显著的特点，为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中历史方法的运用创造了极大的可能性和存在空间。而历史的方法之巨大思想和思维认知价值，无疑将对学生有效地学好货币银行这一比较复杂的市场的知识产生重要的催化作用，使他们从货币银行市场的庞大体系、数量众多的名词概念、种类繁杂的专业术语等等表象中解脱出来，把握这一无形虚拟金融经济和有形实体产业经济的紧密联动，从而能更好的领会与掌握货币银行市场的特点和运行规律。
3 历史的方法在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中的运用
明了了历史的方法之含义，清楚了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知识内容及其显著特点，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事例，就历史的方法在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中的运用作出一些示范性的基础探索。
3.1 运用历史的方法对货币信用的知识进行学习
货币的问题，主要涉及到货币及货币制度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经历，涉及各阶段的币材、货币形式、货币制度种类、优缺点等，这些都是可以从大量历史知识、事实、故事的角度去进行教学内容、教学素材的组织提炼的。如果丰富了这些教学素材，经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学生无疑会对货币产生发展的客观性形成具体而微但又深刻的认识，并可以充分发挥想象，进一步讨论或预测欧元、亚洲元、人民币国际化、500元乃至1000人民币的发行、未来货币等等一系列极具想象与拓展空间的话题。
信用的问题，主要涉及信用的产生，信用的形式种类发展，信用工具类型变化，对利息本质的古典、近代与现代学派观点等问题。这些知识的课堂理论教学，不仅很多内容本身是一个理论界定问题，并且由于教材的编写体例和规范性，使得其理论性更强，学生学起来就会觉得枯燥乏味，但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能抱以一个历史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引导学生思维去认识和分析，都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3.2 运用历史的方法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知识进行学习
金融市场的知识讲述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成熟金融市场形成的基本条件。这是一个理论性相当强的问题，涉及到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立法与金融机构的健全、政府宏观调控与监管的适当等抽象性、宏观性和理论思辩性较强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用历史的方法，对中西方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行一个比照性的研究，而是泛泛的向学生介绍一下这些观点，学生学习和理解起来就会存在比较大的困难与障碍。而通过对中西方金融市场发展运用历史的方法进行一个比对性分析，学生学习起来就会感觉生动、有形和可理解得多。
金融机构的学习中涉及到商业银行、非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三大类金融机构的知识，运用历史的方法，对中西方商业银行的起源、业务种类及收入占比变迁，非商业银行的产生发展、具体种类、业务现状，中央银行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央行职能变迁、银行独立性、中西方金融机构历史与现状对比等进行学习和认识，就能够有效地避免理论说教与灌输，实现课程理论教学的生动、有形和具体化。
3.3 运用历史的方法对金融市场的特殊运行规律进行学习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金融体系，即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社会经济中作用和建立最优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一直是金融领域的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期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梳理。
一、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
伴随着银行的诞生，学者已经开始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但受限于当时结构主义，使金融问题无法被单独作为一个专门的分支进行研究，而是将金融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分支来研究，金融的地位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最先就金融发展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格里、肖、帕克里克、戈德史密斯等。西方早期的货币金融思想研究的变量大多集中于货币、信贷等和商业银行等这些常见的金融变量，研究者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联系，也就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给予肯定。
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到银行的活动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产业，但是这种增长体现在是本无所利的资本变得有利可图。随后经济学家开始把金融理论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开始研究，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首次系统对货币经济理论进行研究，还提出了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实质性的影响。不过他只是初步研究了货币金融对短期经济的影响，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对长期经济的影响，因此，他的观点不能作为严格意义的金融发展理论。
虽然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但是真正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是熊皮特，他在1912年《经济发展理论》中明确系统的分析了货币、信贷和利息等金融经济变量对经济发展重要促进作用。此外，熊皮特还将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持续不断的创新，银行信用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体现在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供必要的购买力，银行的信用创造了这种购买力，而信用创造的能力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认为银行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主要关键的角色。在这之后，西方学者开始重视研究其他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资本、储蓄等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索洛・米德在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基础上，经过改进建立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模型。该阶段的研究虽然已经开始涉及到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定性分析，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单个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小。
格利（Gurley）和肖（Shaw）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的《金融中介与储蓄―投资》两篇论文中试图建立一个从初步到逐渐深化的金融发展模型，用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跟金融在经济作用成正比例”这个论断。随后，两人还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角度去论断了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两篇论文开创了从采用基本模型论述金融对经济发挥作用的新模式。随后的1960年，格利和肖发表了《金融理论中的货币》还提出了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运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制度的运行效率等观点。与此同时，金融结构理论的创始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也在1955年发表了《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于金融形态的比较实验》文章开启了金融结构研究的历程，为后来的金融结构研究奠定了基础。
格利和肖虽然只是在金融增长的层次上进行了分析，但是已经初步涉及到金融制度变革等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制度性因素，为后来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后的1962-1969年间，众多学者对此类领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他在此书中首次明确了定义了金融发展的概念，即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此外，戈德史密斯在此概念基础上首次对金融结构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构建了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总体框架和金融相关率、各类主要金融中介机构的相对规模指标等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FIR和其他若干重要指标，同时他还综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国际横向比较和历史纵向来论述FIR值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基本结论，提出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12条定律。
格利和肖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启蒙后来相关研究者，而戈德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推动了后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虽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得到验证，但却没有就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形成的运行机制做进一步扩展和研究，仅在实证研究中则仅限于35个国家，研究对象相对狭隘，也没有指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因果关系。
二、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
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进程中遇到国内储蓄积累少和资本不足，这些因素制约了战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这些国家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和金融发展滞后。所以以麦金农（Mckinnon）和萧（Shaw）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与之研究成果相关的著作。随着受关注程度的加大，人们也越来越注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且新古典主义发展思路已经取代了结构主义思路，成为当时的主导经济理论。不少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点领域从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转变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这些很大程度上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发展土壤。
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产生的标志是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萧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问世。他们都是以落后地区和后发展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和其经济之间的关系被学术界称为“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这两个理论的精辟见解和独到研究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的一个重大突破，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一股热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他们的理论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制定本国或本地区金融政策和确定本国货币改革的理论基础。
麦金农和萧的核心思想认为，对于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内部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一般缺少良性循环的运动。这些国家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必须取消金融抑制政策和思维，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和汇率及资源的配置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动。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可以通过采取取消利率、汇率的人为管制，减少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干预，并且鼓励私营金融机构的创立和发展，充分利用国内资本来降低对外资过度依赖的不利局面，运行贸易自由化、税率合理化和政府支出体制机制的改革。
三、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约束论”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出现之后，很多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盲目跟风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因此并未获成功。究其失败的原因，有学者《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书中指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发展理论构筑了微观基础，金融约束的理论框架是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对金融体制中的政府管制程度进行分析，政府的适时适当干预，而不是完全对利率和汇率“毫无作为”可以有效地促进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证明了金融约束也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经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1997）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从不完全信息的角度，将之前的金融发展理论模型重新增加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这个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约束论”与其国内的实际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制度有更好的兼容性，理论也为重新审视金融体系中的政府管制力度问题。他们认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问题导致瓦尔拉斯均衡在现实中难以成立，麦金农和肖在这方面的观点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石，因此政府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和规范是有必要存在的。金融约束本质上是政府方面通过对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和其他政策让银行拥有“特许权价值”，并因此获得租金。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对租金在生产部分、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从而有效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出现机率，起到鼓励创新，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促进效应。两人还同时指出，金融约束在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在通货膨胀率较低、实际利率为正和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条件下才可实施。金融约束论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进程中所常见的信息不对称和金融监管功能缺失，采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失灵。进一步分析了政府适时适当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更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要作用。因此它并不是否认金融深化，而是对金融深化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补充。
进入上个世纪末，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改革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尝试将各理论，如博弈论、内生增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结合金融发展理论为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解释。他们利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对金融体系的构成要素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许，同时还将金融因素引进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以便更好论述金融对经济增长和效率影响。可以说，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金融发展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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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彼特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
当投资者的财富随资本市场的繁荣或崩溃而跌宕起伏，当金融工程师为设计出精妙的衍生产品而沾沾自喜，当人们在养老金和住房抵押贷款的庇护下安享天伦之乐，智慧与狡诈，贪婪与保守，勤勉与投机――以及糅合上述人类情感的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昭示着这个时代的文明、幸福和狂妄。
置身纷繁芜杂的金融世界，一些人妄图以无所顾忌的金融创新加速地球的旋转，最终却让世界迷失了方向，于是，一个简单而又根本的问题被掷地有声地提出：人类为什么会有今天这般发达的金融活动。无以计量的价值从何而来?
为华尔街的咖啡桌而创作
《价值起源》一书彻底击碎了现代人的自以为是，将解决这一问题的视角投向历史的远方。这是一部兼具广阔历史胸怀与严谨学术态度的力作，它由耶鲁大学杰出的金融学家和历史学家合力编著，以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为背景，通过大量的实物图表、详实的史料考证，有取舍地描绘了今天各种重要金融制度、技术和产品的历史渊源，展示了4000年以来人类所走过的金融创新的道路，揭示出“这个看似令人眼花缭乱的不断创新过程的基础只是几个基本原理”，从而再次验证了“太阳底下没有全新事物”的真理。
该书使人们对金融和金融创新的认识扩展到全人类，延长至几千年。它对人们思想的深刻冲击使其一举荣获2005年“美国最佳图书”，成为美国金融人士的必读之书，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第一本专为华尔街的咖啡桌而创作的书”。然而它的流行和可读性丝毫没有损伤其学术价值，读者仍可从浩瀚延绵的史料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智慧水滴，并以此作为新研究的起点。
它的一个核心论断是“金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自身的起源”，金融创新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发生，又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为了证明这个结论，编著者选取了利息、股票、金属货币、纸币、政府债券、期货、期权、共同基金、通货膨胀指数债券等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金融产品，追寻它们的起源，探究它们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咀嚼史实，我们能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早在古罗马时期已经有了公司和股票的雏形；中国在宋朝时的金融创新是领先于世界的；政府债券的产生原为战争筹款；现代证券交易所的起源可追溯到荷兰东印度公司；17世纪发行的永久年金如今还在派发利息……
事实上，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创新在历史上都近似独立的事件，有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而“模仿者往往只是关注和采用这些技术形式，而完全忽视了那些进行金融创新国家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情况，这必然会使模仿创新的国家也无法真正应用这些创新技术”。这是我们以史为鉴尤要注意的。
金融创新能否创造价值
倘若我们的思维空间没有为该书繁复的史料所完全挤占，我们还将从字里行间获得更有意义的启迪：
首先是金融创新和文明兴衰的关系。西方国家是当今金融创新的主导者，但在历史上，东方则是金融创新的先驱。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利息，后来才传到希腊人那里；纸币最早在中国出现，之后才在欧洲发明。然而，中世纪之后，东方的金融创新戛然而止，西方则方兴未艾，而东西方文明从此分岔。是由于文明兴衰引起了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还是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引起了文明的兴衰?这一问题可以看成是“李约瑟问题”在金融方面的重述。正如书中所揭示的，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权威成就了纸币在中国的流通，而恶性通货膨胀又迫使其消退；从威尼斯、荷兰到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从支持战争、殖民地开发，到支持国家建设，金融创新为国家崛起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力量。国家的经济和制度会决定金融发展的路径，而金融创新又能推动国家的勃兴，对希望崛起的中国而言，这不正是我们从本书中所获得的最大启示吗?
其次是科技进步和金融创新的关系。在金融创新的历史中，我们时常看到科技进步的身影，例如数学工具和防伪技术的进步等，其中尤以数学的发展最值得思考。是数学工具的发展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强化，还是金融创新的需求引致了数学工具的进步?或许二者互为因果。但金融的数学化是一把双刃剑：由于最前沿的知识几乎都以最先进的数学技术表述，即使一个新手也无须像人文学者那样逐一了解前人的智慧成果，而只需掌握必要的技术以现状为起点，它摆脱了所有陈旧知识的包袱，解放了人的大脑空间，大大提高了创新的速度；但走向极端就意味着钻进了一座象牙塔，使人忘却历史、目光短浅，金融创新变成脱离现实背景的数学符号的堆砌，却自诩创造了价值并妄图以此改造世界。因此，技术工具的使用固然有利，但若为其异化则得不偿失。
[关键词] 会计计量；计量属性；经济发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17. 007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17- 0010- 03
1 引 言
20世纪30年代以来，会计学界就逐渐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会计就是一个计量过程。由此可见会计的计量是会计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体现了会计的特有属性并贯穿于会计核算的全过程。在会计计量观念中，从传统的实物计量发展到现今的以货币为统一量度，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产物，会计计量的变革一直与经济环境的改变相伴随，会计计量属性也不例外，其产生于货币计量观的应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并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创新。
2 文献述评
我国会计发展起步较晚，对于会计计量属性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如林志军（1985）认为，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历史成本模式有着较显著的优越性。但是，在特殊条件下，即商品价格发生较大变动之时，严格坚持历史成本模式提供会计信息又会带来较明显的局限性。这就决定了会计计量不应当，也不可能仅有一种模式。吴艳鹏（1990）提出应该根据资产计量的客观环境，采取灵活方便的资产计量反映和信息提供的方式，肯定原始成本在企业资产计量中的主流方向，但在某些场合下对于某些资产事项，恰当地运用其他非原始成本计量属性计量反映，形成一种以原始成本为主流、多种计量属性并存择优的格局。这都是基于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并得以发展，通货膨胀初见端倪的环境下提出的。
随着衍生工具的迅速发展使用，黄世忠（1997）提出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前景取决于下一世纪经济环境的变化。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的推陈出新，为公允价值会计在下一世纪发挥主导作用创造了客观环境。葛家澍（2010）认为，今后，在财务会计中运用双重计量进行确认与报告的模式将是大势所趋。对于大多数的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仍然需要按历史成本计量，而对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则需要按公允价值计量。
由此可见，会计计量属性的不断革新与发展都是基于经济环境的变化提出的新要求。
3 会计计量属性的历史变迁
3.1 历史成本计量占绝对统治地位：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时期
人类会计的萌芽可以认为起始于早期的“刻木记事”“结绳记事”等活动，这正是人们力图正确记录各项活动的原始计量行为，这个时期，实物承担了计量的全部任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日趋复杂，仅靠实物量度的记录活动已不能满足会计的需要，于是产生了货币量度计量的行为。运用货币作为计量尺度，是会计计量区别于原始计量行为的标志。在由原始计量向会计计量转变的过程中，会计计量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结果更加符合人们期望中的“真实”。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所进行的产业革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化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企业的最基本经济组织形式，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象也随之产生。由于委托-关系的存在，当时的会计计量要求不偏不倚、如实加以反映，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因此，历史成本以其以实际交易为主、具有可靠性、计量程序简单、资料易获得、可操作性强的特点，自然成为记录公司财务活动的绝对选择。
3.2 多种计量属性登上历史舞台：经济危机引发的思考
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政府的不干预政策使得市场经济自由化走到了极端。企业“自主管理”使会计变得无序，对外财务报表充满了欺诈，导致了1929-1933年的空前经济大危机。在反思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人们认为在大危机之前虚夸利润和粉饰经营前景的会计报告的泛滥，导致各方对经济发展的盲目乐观，是引发大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当时的学者们在系统整理会计理论的初步尝试中，强调收益计量的可靠性，强调会计数据的客观性、一致性、可比性和配比性以及历史成本原则。
然而，由于经济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导致了物价下跌、公司寿命不确定、股份常常易手等现象，会计目标逐渐从反映受托责任转向投资决策有用性，使用者不仅强调信息的可靠性，还关注信息的相关性。虽然这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并不严重，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历史成本信息因不及时和不能完整反映企业价值而日益遭受各界批评，已经有一些会计学家开始关注稳定币值会计，如约翰・B・坎宁在1929年出版的《会计中的经济学》中率先主张会计应向经济学靠拢，并在会计学中第一次提出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概念，同时指出最好采用未来现金流量对所有的资产进行直接计价。
经济大危机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促进了公认会计原则的研究以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从而开始了制定会计准则的新时期。其中《试论企业广泛适用的会计原则》（ARS No.3）中莫立茨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假设――“市场价格”假设，认为市场价格可分为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易形成的过去价格（即历史成本）、现在价格（即现行成本和现行市价）和未来价格（如利用未来现金流量和现值技术形成的公允价值）。斯普罗斯和莫立茨认为既然资产的价值在于它代表未来的经济利益，那么资产的计量问题就应当计量其未来的服务，就应该根据市场价格进行计价，从而不同的资产项目根据各自特点分别用历史成本、现行重置成本、现行市价、可实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或其等值进行计量。尽管这些观点不能为当时的会计界所接受，却与目前会计界对计量属性的倾向观点十分接近。
探究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历史成本以其客观公正得到了会计界的普遍认可，然而，面对经济危机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其缺陷也逐步显露，受到了现行成本、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计量属性的冲击。但历史成本依旧是财务会计与报表最主要的计量属性，这是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被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所取代后，真实的财务会计取代过去弄虚作假会计的必然选择。
3.3 多重计量属性确立：经济复苏对会计的新要求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方面，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企业规模日益扩大、资本集中加速并向国际化扩张、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等带来新的会计问题，而且新的会计问题仍在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传统会计理论侧重于描述性，缺乏一套首尾一致的理论框架，有些重要会计文献实际上往往观点不一，甚至互相冲突，结果导致会计实务的混乱，因此会计实务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适应新环境的完整的和规范的会计理论框架，用以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和约束会计实务。这样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会计职业界就纷纷开展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多重计量属性并存的格局。
FASB在1984年12月的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 No.5）“企业财务报表项目的确认和计量”中列举了现行实务中采用的 5 种主要的计量属性，即原始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实现净值和现值，并分别给出了定义。它还指出，现行会计实务是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的多重属性并用的混合计量模式。
3.4 公允价值在批判中发展：金融市场繁荣的背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特点的日益突出，大规模的企业联合与兼并以及衍生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企业逐渐产生了一些难以用传统的可观察到的市价来计量的资产，比如无形资产、金融工具等。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使关于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报告问题摆在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面前。1990 年 9 月，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主席理查德・C・布雷登指出历史成本财务报告对于防范金融风险的严重不足，首次提出应当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由此宣告了公允价值会计的诞生。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和广大金融工具投资者普遍认为，公允价值会计极大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充分反映了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真实价值，而且有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衍生金融工具的问世，既增加了市场竞争的风险，也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市场经济随着金融创新而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于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运而生，从最早应用于金融工具的表外披露，逐渐演进到表内确认和计量。在金融创新时代，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被财务会计所采纳，也是历史或时代的选择。会计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公允价值是计量金融工具最相关的属性，也是计量衍生金融工具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
3.5 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并行：新时期经济环境的新要求
金融创新的日渐发展使得公允价值计量属性逐步得到认可，然而，衍生金融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得金融投机随之产生，因此公允价值属性可靠性低的特性很容易被加以利用，会导致会计造假现象的泛滥。由于会计这门学科是以真实可靠为基础的，因而历史成本依然是也必然一直是会计计量的基础，而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金融工具的流行使用，公允价值也是顺应环境需求的必不可少的计量属性。企业今后在财务会计中运用双重计量进行确认与报告的模式仍然是大势所趋。就是说，在一个企业中，对于大多数的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仍然需要按历史成本计量，从而产生相应的历史的即实际的信息，而对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则仍需要按公允价值计量，从而产生相应的按当前脱手价格反映的预期信息，更能反映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实际价值。
没有一种计量属性是完美无缺的，可靠性和相关性等特征的矛盾性使得不同的计量属于不同的会计目标和信息质量需求，因而不同的经济环境会使不同计量属性或备受青睐或广招诟病，同时也会使其不断发展创新。
4 小 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会计计量属性的变革一直与经济条件的改变相伴随。会计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社会赋予了计量的使命，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会计计量的手段和技术也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以更好地履行自身的使命。经济环境的改变，会暴露出更多关于会计计量属性的缺陷，也会引发新的思考，从而导致不同计量属性的产生与变革。同时，不同计量属性的选择，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大环境，促进经济繁荣或是造成经济繁荣的假象，甚至被认为是经济危机的原因。
迄今为止，对于不同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学术界和实务界依旧未达成共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一种计量方法是完美无缺的，资产的多样性以及经济环境的动态性决定了计量属性不可能是唯一的或是一成不变的，而应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革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1]葛家澍，窦家春，陈朝琳.财务会计计量模式的必然选择：双重计量[J].会计研究，2010（2）：7-12.
[2]吴艳鹏.资产计量论[J].会计研究，1990（5）.
在9月17日召开的2012北京CBD国际金融论坛上，国内首家国际金融博物馆在朝阳规划艺术馆2号展馆正式开馆，首场特展《中英金融史特展》也同时面向社会公众开幕。
国际金融博物馆开馆
国际金融博物馆是朝阳区委、区政府发起成立的公益性金融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国际金融命名的专业博物馆。馆内展示面积达2000平方米，收藏了数百件珍贵的金融文物。馆内展陈由中国金融史、幽燕金融史、朝阳国际金融展、中英金融史展、国际金融角等五个部分组成。博物馆通过国际化的建馆理念和现代化的展示手段，专注于全球金融历史事件和主要的金融人物，寻求金融文明与金融制度形成的轨迹，搭建金融文化交流与传承的平台。《中英金融史特展》以独特的专业视角，客观全面的记录和展示了中国与英国在金融交往与合作中的历史全貌。
博物馆的成立，展示了首都金融发展历史，反映了首都金融文化内涵，促进了金融国际交流，对提升首都金融产业的国际影响力，突出北京CBD国际金融特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为有效发挥国际金融博物馆在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今后，朝阳区将充分借鉴金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广泛开展金融文化交流互动，完善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和展示功能，促进国际金融文化资源聚集，力争用3到5年的时间，将博物馆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博物馆。同时积极发挥博物馆优势，宣传展示区域金融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入驻北京、落户朝阳、促进金融产业全面发展，加速推进北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建设。
金融机构加速聚集
近年来，朝阳区作为首都国际金融机构主聚集区，金融机构加速聚集，数量、质量呈现双增长态势。2012年前三季度，共有45家金融机构落户朝阳区，注册资金超过40亿元。其中法人机构13家，外资金融机构15家，至此，朝阳区金融机构总数已达1308家；其中法人机构259家，占全市三分之一；外资机构277家，占全市70%。
北京现代汽车金融公司正式入驻冠城大厦，标志着在京七大汽车金融公司齐聚朝阳；国家电网设立的英大基金管理公司，作为落户朝阳的第一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对丰富朝阳区金融业态发挥了重要作用；民生通海投资有限公司、荷兰合作银行北京分行、马来西亚马来亚银行北京分行、中信证券北京分公司、日本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汇丰人寿保险北京分公司和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北京代表处等一批国际、国内知名金融机构加速向朝阳聚集。至此，全市100%的外资再保险公司、外资汽车金融公司，57%的外资法人银行、82%的外资保险公司总部、71%的国际证券交易所代表处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集聚朝阳。
近年来，朝阳区按照建设世界城市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战略要求，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主聚集区为目标，把发展金融业作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强化国际金融的优势地位，紧紧围绕金融政策创新和金融服务创新两条主线，实现了金融业的跨越式发展。今年上半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56亿元，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9.1%，占全市金融业增加值的12.3%；实现区级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7%，对全区财政收入增长贡献度达到51%。
关键词：华俄道胜银行；东北官贴；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135-02
目前关于清末东北货币原始资料有东三省的通志：张柏英主编《黑龙江志稿》中的卷二十一，财赋志，钱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金毓黻主编《奉天通志》中的卷一百四十五，财政志（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清代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卷四十，经制志五，钱法；此外还有专门关于清末东北地区的货币文史资料：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编著《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1964年编选）。
一、近代货币研究历史与现状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经济卷入世界体系范围内。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东北尤甚。在货币流通方面，随着外国货币大量流入和流通，中国各省出现多种外国货币（以鹰洋和卢布流通最为广泛）并同清政府银两一起流通。错综复杂的货币关系逐渐引起清政府的开明官员对于本国货币问题的关注和初步探索。他们对货币问题的言论出现在奏章和一些典籍里。民国初期对其进行的专门整理体现在张柏英主编的《黑龙江志稿》、金毓黻的《奉天通志》和清代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于1964年编选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辑录了档案馆1840—1911年间的大量清代珍贵货币档案文献。
关于近代货币史的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主要著作有张家襄的《中华币制史》，论著从文献研究着手，按历史顺序阐述中国货币和其制度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第一部以近代学科史方法从事货币史研究的专著。1954年由彭信威编撰的《中国货币史》是中国货币史开山之作，他将旧钱币学发展成为具有现代的学科结构，并更多涉及货币的流通领域以及货币和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初次把中国货币同世界各国货币进行联系并注意到相互的影响。紧随其后的经济学家杨端六主编《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通过银钱比价变动这一特殊问题研究货币整个发展过程中趋势以及外国资本侵略对中国货币制度影响。但在此后20余年间鲜有关于货币文章面世。对货币问题研究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研究复兴而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出现的专著非常之多，其中对近代货币史研究非常翔实的有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年版）、萧清主编《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同时出现了专门研究东北地方货币的书籍如毕凤鹏主编《东北地区货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有关货币的论文也多达几十篇。
目前关于东北货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政府、沙俄在东北的货币体系以及卢布对东北金融的侵略。
清政府在东北的货币体系分成清末和清末以前。清末以前清政府沿用明朝的“银钱并用”作为货币制度。在东北，一般民众日常使用的只有制钱，大宗货物或者纳税用银。清末以前东北二百余年所有交易以现银、制钱为实币，以商号凭贴为纸币。只是到清末才出现官贴。清末东北地方政府鉴于外币肆虐分别铸造了小银元以抵抗。奉天在1886年设立奉天机器局并于次年试铸银币。1902年设奉天银元制造总局，铸造铜元和银元。1907年奉天、吉林两省银元局合并，改称东三省制造银元总局。清末东北地方政府发行货币主要为小银元和银元券。吉林于1887年设立宝吉局铸造制钱。钱庄清前期多在奉天，末期多在吉林和黑龙江。其主要业务是兑换金银，收入贴水。吉林和黑龙江的钱庄著名的有两家，一是吉林牛姓创办的升号，另一是河北刘姓在黑龙江开办的发号。1905年奉天官银号在奉天成立，1909年改组为东三省官银号。在东北各地甚至上海都设立分号初发行小银元票，又发行大银元票，均为银本位兑换券。后发行以银元为本位的大洋券、小洋券，并收回初发行的旧票。1898年成立吉林永衡官帖局发行官贴和官银。1909年官贴局和官钱局合并为官贴总局，发行官贴、吉大洋券、吉小洋券、哈大洋券。1904年黑龙江设立广信公司先后发行官贴、银两票、大洋券、四厘债券、汇兑券等多种票券，其中以官贴流通时间最长，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也于东北各地设立分行。
东北小银元于1882年开始铸造。清统治者为制止卢布入侵，一面取缔东北私贴滥发、一面铸造各种小银元，为补银元不足并发行官贴（小银元券）后又铸造铜元为辅币。毕凤鹏所著的《东北地区货币》详细介绍了东北各地官银号和发行的货币种类。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就清政府发行的某种货币进行详细描述如黄成《清末铜元制度评价》（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钱峰《黑龙江银元票考略》（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因为白银不易携带而且在清末白银大量流失造成金属货币稀少，并且发行私贴对商家有利可图。东北商户往往自己发行票贴，不但银号、商号等发行私贴，工厂、矿山等也发行私贴。现在还没有专门书籍对东北私贴进行阐述。但是王凤杰《清末民初东北私帖述论》（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2期）里对于东北私贴产生原因和各县流通额进行了详细论述。私贴在发行初期还能保持良好信誉，但由于经济环境恶化，一旦商家倒闭，私贴往往变成一堆废纸，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并直接造成物价飞涨。私贴的存在一方面使东北货币体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使得东北自己发行的省币不容易推行，阻碍了东北经济发展。清政府对私贴进行多次查处但收效甚微。进入民国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要求东北地方货币由多元化走向统一，因此在主政时期对私贴全面查禁，奉票逐渐变成东北主币。
随着中东铁路修建，卢布开始进入东北并对东北经济政治环境产生深远影响。为了便于对东北金融的侵略。华俄道胜银行在1895年成立于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1896年华俄道胜银行的上海分行开业，随后在北京、汉口等地设立分行。极盛时期，道胜银行有分支机构50多个，遍及日本、印度、香港、英国及北美各地。其中16所分行和3所处设在中国。日俄战争后，营业委顿。1910年与另一家俄国银行北方银行合并，称为俄亚银行，中文仍沿用华俄道胜银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其国内部分被收归国有，但海外部分仍营业，直到1926年由于其股东在巴黎金融投资失利才宣布停业倒闭。
目前国内关于华俄道胜银行银行的研究专著仅有两本：一本是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详细叙述了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的具体历程，第二部分则为相关史料的选编。另一本是杨培新所著《华俄道胜银行和欧亚大陆第一桥——未透露过的沙俄侵华内幕》（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1992年）。文章用形象化的手法来重现历史，认为华俄道胜银行的历史，实际上就是20世纪初沙俄对华扩张主义的缩影。两书都集中阐述了华俄道胜银行协助沙皇俄国对华侵略扩张，侧重其侵略性、反动性一面。但黄丽巍硕士论文《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发行研究》（吉林大学2004）对于华俄道胜银行和卢布研究最为全面。论文从华俄道胜银行历史说起到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的发行和发行量及其对东北影响，最后又对发行的货币进行全面分析：论文从选取货币发行为切入点，对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发行情况、流通情况及其对东北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等进行了深入剖析，对卢布在东北所起作用评价较为客观。
二、东北近代货币研究存在的问题
针对近代东北货币的研究时间不长，但经过一些学者努力开拓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与任何其他新兴的研究领域一样，近代东北货币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继续加以改进。
首先在东北流通的各种货币其错综复杂矛盾关系还没有彻底理清：如沙俄对清政府采用何种手段秘密进行货币渗透。卢布是如何打败了东北地方货币并逐渐被东北商民所接受。清政府不甘心货币旁落他人又是如何进行反击的。
其次以往文章都是从侵略角度描写外国货币入侵。但是卢布除了压榨东北金融，剥削东北经济之外是否在客观上对于东北金融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且东北在时代成为全国最早统一富强地区，卢布是否起促进作用。
最后要提高对近代东北货币研究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认可。金融兴亡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下一个战争将是金融的战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由于一些人的偏见，货币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并未被充分评估和认知。当前中国金融面临的挑战使得对近代货币的研究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可以对当前金融问题的调节与控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毕凤鹏.东北地区货币[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3]杨余练.清代东北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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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清]长顺修，李桂林.吉林通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7]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8]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9]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简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
关键词：金融结构；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结构指标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5月12日
一、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基础及内涵。戈德史密斯是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者，20世纪60年代首开现代金融理论的先河，于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而金融发展却是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对金融体系的结构研究是了解一国金融发展深度的有效方式。
戈德史密斯认为由于金融结构是由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共同决定的，因此应从下面几个方面研究一国的金融机构，并从数量关系上加以定量描述，它们是：（1）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在总量上的关系；（2）金融Y产与负债总额在各种金融工具中的分布；（3）以金融机构持有或发行的金融资产所占的比例来表示的金融资产与负债；（4）总额在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部门中的分布；（5）金融资产与负债在各个经济部门的地位。
（二）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分析。为了对金融结构进行定量分析，戈德史密斯列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8个指标：
1、衡量金融结构最基本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即金融资产市价总值与国民财富的比例，该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一国金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结构的关系，这个指标在量上将金融和经济联系起来了，衡量和反映了该国的金融发展状况，是衡量金融结构最基本的指标。
2、衡量金融上层建筑构成状况的指标。金融结构的构成比例，通过主要类型的金融工具在金融工具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即主要金融工具的相对发行量和主要经济部门在金融资产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金融上层建筑的构成状况。
3、衡量不同金融工具在经济中各个部门的渗透程度，以及各部门对不同金融工具偏好的指标。主要运用金融资产总额和各类金融工具余额在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及其子部门之间的分布，来反映不同金融工具在经济中各个部门的渗透程度，以及各部门对不同金融工具的偏好。
4、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中各种金融机构的发育程度及其相对重要性的指标。一国金融结构的特征还受到各种金融机构相对重要性的巨大影响，衡量指标是：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在所有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的比例、在金融工具总额中的比例以及在几种主要金融工具余额中的比例等。
5、衡量一国金融结构机构化程度的指标。金融中介率，即金融机构在金融工具存量中拥有份额的大小，是金融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反映一国金融上层结构机构化程度的最简单、最全面的指标。
6、各种金融资产存量在金融工具种类和经济部门种类的分布。通过将金融资产存量按金融工具种类和金融部门分类组合成一个金融相关矩阵，从而能够清楚地说明各种金融资产的发行者和持有者的关系。
7、对金融结构的流量分析。为了反映金融存量的变化，可以用某一时间的金融流量指标来衡量，主要是运用金融资产的新发行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金融总流量在各种金融工具、各个部门之间的分布，金融机构的金融交易额在金融工具总流量和每种金融工具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各种金融工具在每个部门和子部门金融交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
8、测定各个经济部门和子部门之间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情况的指标。为了研究各个部门和子部门全部资金来源与资金运作情况，可以用资金来源与运用表来分析。通过该表可以掌握不同部门的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的比重，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债权变化情况。
（三）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的评价
1、对我国金融结构改革的重要借鉴价值。金融结构理论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发展理论中，金融相关比率处于特殊的重要地位。金融相关比率已经成为目前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程度应用最广泛和最重要的指标。在金融相关比率衡量的特定金融发展程度下，通过对储蓄和投资关系的重新安排，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着巨大影响，所以影响金融相关比率计算的因素间接地反映了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制约我国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因素在于金融结构的不均衡，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在我金融改革与发展、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制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2、不同经济背景的限制。自从1969年戈德史密斯提出金融相关比率以来，该指标就被我国学者频繁借鉴和分析。但是戈德史密斯的FIR指标体系是一个严密的分析系统，其中涉及了诸多次级指标，如各部门新发行、资本产出比、国民财富、估价调整项、乘数、资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资率、货币化比率等，且以上各指标均有其特定的经济背景及含义。这使得在不同经济背景下的学者在应用其指标体系研究时，很难排除不同经济背景的影响，造成衡量结果产生偏差。
例如，2003年的中国金融相关比率FIR通过统计计算得1.9，在名次上位居第一，而同时期的美国也对此进行了统计计算，得出的结果是0.68，日本经过统计计算得出的结果为0.5，按照金融相对比率的观点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发展程度高于美国和日本，但是真实情况却不像指标所体现的这样。2008年出版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中曾比较了五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日本是典型的商业银行主导型，38%的金融资产在商业银行里，而美国只有18%，所以美国金融体系比日本市场化程度高很多。但是，当时中国相关的数据为60%左右，说明我们的结构相比日本来说还更加过度倚重商业银行。当前，我们国家的这个比例达到了73%，过去几年中，我国金融结构的发展走向了更加严重的失衡。
3、衡量指标的可得性限制。作为金融结构的主要统计指标，为了有助于金融分析，必须具备基本的可测性、合理性、关联性和可比性。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统计数据的完整性，要将上述八种特征全部进行分析研究几乎是不可行的。因此，在资料有限的条件下，可以挑选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指标，分析其影响和决定因素。就大部分国家而言，可以观察研究的指标包括：金融工具新发行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之比、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各自作用对比，各种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相对地位等，其中的误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指标的衡量效果。
二、国内金融结构指标体系及评价
（一）金融功能结构指标体系。孙伍琴（2003）在《不同金融结构下的金融功能比较》一书中，从金融功能视角出发，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既包括宏观、微观和综观三个层次的指标，又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考察。宏观层次上的金融结构主要指涉及一国金融体系的各种结构，包括融资模式结构（金融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中介主导型）、金融机构的主要形式及其在金融市场上所占的比重）等。微观层次的金融结构是指各经济主体的内部金融结构，包括具体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金融业务结构等。而综观层次的金融结构是联结宏观和微观层面金融结构的纽带，主要是指金融功能结构，包括金融功能的丰富程度、质量高低和各种金融功能的相对重要性，金融功能、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之间形成互动。具体来看，数量指标包括金融相关率和金融结构综合指数（而质量指标则包括融资效率、配置效率和投资回报率，进一步，融资效率从储蓄率和储蓄转化为投资比率两个方面来衡量，配置效率即为投资效果系数，资本回报率则从投资回报额和投资回报率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该指标体系首次从定量角度突出了金融效率在金融结构分析中的重要性，并通过数量和质量两类指标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金融中介与融市场的关系、金融结构效率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具有较强的实际分析价值。但对综合评价金融结构合理、优劣与否尚不明确。
（二）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标（FSI）。刘仁伍（2002）在《金融结构健全性和金融发展可持续性的实证评估方法》一文中利用定性分析方法对金融结构作了四种类型的区分：一是从金融产权角度看，有国有、混合和私营三种；二是从经营效率角度看，有规模金融结构和效率金融结构两种；三是从业务交叉程度角度分，有混业和分业两种金融结构；四是从业务驱动方式分，有关系金融结构和价格金融结构。提出面对特征各异的金融结构，需要建立了一套统一的规范办法来衡量金融结构的健全性。他指出，金融Y构的健全性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金融均衡的现实存在，由一个综合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指数来代表金融结构的健全性，即金融结构健全指数（FSI）。
刘仁伍给出的“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数”从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四个方面来评价金融结构，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对评价一国金融结构的综合健全程度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实证评估需要用到的上述四种变量及各种变量之间的经验分布关系，涉及庞大而繁琐的计算，其中原始数据的可靠性、各种变量之间数学分布的获得性、各种变量间的分布关系、经验指标的确定是实证评估中的主要问题及难点；此外，权重的确定也具有主观随意性。
（三）多层次、立体化金融结构指标体系。李健和贾玉革（2005）在《金融结构的评价标准与分析指标体系研究》一文中认为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状态，而一国的金融总体主要由金融各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金融市场、各种信用方式下的融资活动、各种金融活动所形成的金融资产、一国与他国或国际组织的金融往来等部分。她以金融功能的完善程度和金融效率的高低程度作为判定金融结构合理性的定性评价标准，对金融结构进行多层面的整体性研究，设计出了一套涵盖金融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部门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立体化、多视角的金融结构分析指标体系。
李健和贾玉革首次将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程度纳入结构分析指标体系，在实际应用中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金融结构的全貌，也能展现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可进一步探讨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优化的路径。但是该指标体系考察的因素众多，真正计算起来较繁琐，对金融结构的综合界定并未给出一个清晰的定量判定标准。
（四）高度化、合理化金融结构指标体系。蔡则祥（2006）在《金融结构优化论》一书中试图从金融结构高度化和金融结构合理化的角度来研究金融结构优化问题。其所设计的金融结构优化指标体系在五项原则即综合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原则、可比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的指导下，由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和四级指标等四个层次指标组成，其中，一级指标有金融结构高度化和金融结构合理化；二级指标有金融结构综合指标――经济金融化比率（技术加权金融资产总额/GDP）、金融机构结构优化指标（例如非银行金融机构比率、市场集中度、金融机构对非公有经济企业的信贷占信贷总额之比）、金融市场结构优化指标、金融工具/资产（大致分为货币性金融资产、证券类金融资产、保险类金融资产和金融衍生工具，且各自的技术权重分别为1.0、1.3、1.3和1.5）结构优化指标和金融效率（微观金融运作效率和宏观金融调控效率）结构优化指标。三、四级指标视分析要求可多可少。
蔡则祥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将金融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结合起来考察，有一定的新颖性，各分级指标能从不同侧面反映金融体系的要素构成状态。技术加权金融资产总额/GDP不仅反映出金融发展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能反映出金融结构的层次和金融创新、金融技术发展水平，但对不同金融资产的权重取值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其科学性有待进一步考察。
三、总结
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理论及衡量指标体系为金融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我们考察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提供了可量化的手段抑或是方法，也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随着金融结构理论在经济发展中的不断实践和发展，我们将更加致力于将理论研究不断与国内经济背景相结合，得出更为准确的论断，研究出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衡量经济结构的指标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孙伍琴.不同金融结构下的金融功能比较[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2]刘仁伍.金融结构健全性和金融发展可持续性的实证评估方法[J].金融研究，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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