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西绘画 渊源差异 比较
一、中西绘画在美学理论上的差异
传统中国绘画追求意境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生发，是中国传统美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也是佛教流传影响的结果。艺术中所要求的“意境”又不同于佛家所说的“境界”，但艺术所创造的“意境”或“境界”总是物化之情与情化之物升华的结晶。中国绘画中的许多概念，如道、气、心、物、神、意、韵、静、势、实、虚、风、骨、理、质等等原本是哲学范畴，中国传统绘画是一种哲学化的艺术。在中国绘画艺术中，画家们心目中最“正确”的形象，并不是西方绘画中那些具有透视、凹凸、光影层次、色彩变换的高度写实形象，而是一种极为简化的形象，如齐白石老年时的画，看上去似乎不拘成法，随意挥洒，只消几笔便能完成，但由于其笔墨的浓淡干湿都恰到好处，所以看上去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在中国画色彩简化方面，在我国绘画的初始阶段有过“随类赋彩”的说法，但随着这门艺术的发展和成熟，对真实色彩的再现愈来愈不重视，绘画渐渐讲究淡施色彩或不施色彩，所谓“唐重丹青，元人水墨淋漓”，即指此。墨迹间的虚白似乎能发出万紫千红的色彩。难怪笪重光说：“墨之倾泼，势等崩云；墨之沉凝，色同碎锦”。所以，传统中国绘画的再现不是一味模写，而是充分运用审美知觉的规律，运用简化的形体，变形的处理，暗示的手法等等，努力获得与现实在结构上对应的形象，从而取得以少胜多、以小见大、以简代繁、以刹那见永恒的效果。而西方绘画则受到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多德、但丁、狄德罗、黑格尔等人哲学思想特别是“摹仿论”、“反映论”、“现实主义”的深刻影响。西方绘画以人为主要的描绘对象，追求造型的准确、质感、光感、再现，它得益于自然科学，如物理光学、透视学、人体解剖学、色彩学等科学研究。欧洲艺术从乔托开始，就时断时续地向这个方向发展着，线性透视的应用，是这种发展的关键阶段，而对空气透视和色彩透视的使用，则是到法国印象派绘画时才最终得以实现。因此，相对而言，西方传统绘画更多的是一种科学的艺术，中西传统绘画美学思想的根本差异就在于此。
孔子和孟子是儒家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们提出的“中庸之为德也”、“文质彬彬”、“成教化、助人伦”、“修身养性”、“中庸之道”等等，对中国绘画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具体表现在：追求和谐的美、主张不偏不倚，中和为美，强调含蓄追求“充实之美”、“浩然正气”、“文质相辅”；反对“华而不实”，主张“名正言顺”；主张真善美的结合；认为“心正则笔正”，“人品不正，用墨无法”。
对于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形成，对山水画的影响，道家思想的影响显然比儒佛两家深广得多。老庄哲学崇尚无为而为，主张天人合一，人应该顺应大自然，与自然保持亲和的关系，认为天地和谐是最高的境界，而天地之和是“天乐”、“大美”。道家的这些思想促使画家们超尘出世、隐逸山林，在自然中注入人的情感。从五代开始，到宋元明清，山水画在中国画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比西方风景画早一千多年。这与道家格外重视自然的思想有关。
禅宗的思想对中国画的影响也很深。在中国文人看来，并不是任何艺术表现都是有价值的。只有以虚静明彻的心灵去观照、感悟大自然的美，才能达到“心物统一”、“天人合一”的最佳境界。
总之，禅宗和儒道思想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存于画家的修养与创作之中，这三大思想支柱对中国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转贴于
二、中西绘画在渊源上的差异
宗白华曾经精辟地论述西洋文化的主要基础在希腊，西洋绘画的基础和渊源也在希腊艺术。
西方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形式上就要恢复和振兴被中世纪宗教所压抑和摧残了的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从古希腊罗马的传统中吸取营养，逐步确立写实主义绘画的基础。另一方面，在透视学、解剖学及社会思潮的推动下，探索并逐步实现了绘画艺术与科学精神、人文思想的融合，为绘画艺术的全面解放吹响了号角。在精神意识方面强调人在精神和人道主义，进一步追求“真”和“美”。所谓“真”就模范自然，刻意写实。达·芬奇在他的《画论》中说：“最可夸奖的绘画是最能形似的绘画”，他们的绘画完全以希腊的雕刻为范本。所谓“美”，就是“和谐的形式”，而“和谐的形式”又以希腊的建筑为最高典范。总而言之，“模仿自然”和“形式的和谐”便成了西方绘画的中心问题。就是近代的“印象主义”，也不外乎是极端的“模仿自然”，特别是模仿自然界的光与色。正因如此，恩格斯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冈布里奇还明确指出，“希腊诸大师曾受到埃及人的影响，而我们全都是希腊人的学生。”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西方绘画艺术的渊源在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人奠定的“模仿自然”与“和谐的形式”之中。
中国绘画的渊源与西方不同，不是来自于雕塑。在中国，人体圆雕还远不及希腊发达。晋唐以来的塑像反而受画境影响，具有画风。因此，雕塑不能成为画家的范本。中国绘画的渊源在于商周的钟、鼎、尊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凝重浑穆、典雅，形成中国人特有的审美理想。此外，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壁画也是中国绘画的渊源。青铜器及汉代艺术中的花纹、生动活泼的造型、流动的线条、虚灵的节奏、自由的空间，逐步形成中国画的特点。
中国特有的艺术——“书法”也是中国绘画的骨干，各种点线皴法溶解万象，超入灵虚妙境，而融诗心、诗境于画景，成为中国画第二特色。阐发中国画理论及提高中国画地位者不是画家，而是诗人和书法家。
由于渊源不同，中西绘画所表现的“境界层次”根本不同。西方是写实，中国是虚灵的；西方是物我对立，东方是物我相融；中国画以书法为骨干，以诗境为灵魂，诗、书、画融为一个整体，西方绘画以建筑空间为间架，追求逼真的可视空间。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东西方文化也会呈现优势互补的趋势。西方绘画从后印象派开始，不断吸收东方文化艺术的营养，注重主观表现，要么高度写实、要么完全抽象；而中国绘画也将受到西方绘画的巨大冲击。
中西绘画之所以进行比较，是为了看到差别，取长补短，互相促进，求同存异。我们既要反对全盘西化，又要反对盲目崇拜。既要了解中华民族传统绘画艺术，又要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脉络。我们要了解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和美学特点，继承和发扬我们中国画的优秀传统，使它与西画风格不同。同时，也要搞油画的民族化。当然也反对搞纯种的西洋画或中国画。文化是没有国界的，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民族文化的迁移，中西方绘画艺术正朝着多元化、多层次、多方位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民族声乐；美声；特点；差异
0 前言
我国的传统民族声乐有着五千年的音乐文化的内涵，其历史渊源，发展历程，文化象征，艺术审美，情感表达和音乐技巧等各个方面均与西方的美声唱法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同时在许多音乐方面又有着共同的特点，在当文化多样和审美多元的文化时代，我们应正确把握两种音乐的内在关系，既要传承优秀的传统民族声乐文化，又要结合西方美声唱法的特点和优势，促进传统民族声乐的新的发展。
1 历史渊源的差异
民族声乐是音乐发展的一个相对概念，民族声乐是同现代音乐相对的，一般指的是在传统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声乐艺术的基础上，在发展演变中融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音乐特色而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声乐体系。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秧歌剧、民族歌剧《白毛女》和60年代的新民歌和歌剧，已经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影响力颇大的音乐流派，通过声乐有效表达出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群众的内心的思想情感。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民族声乐逐步从民间相传发展到了高等教育的音乐教研，并形成了独立的民族声乐专业，民族声乐的演唱方法和风格都得到了专业的理论研究的推动创新。美声唱法主要是来源于西方古典传统的欧式唱法演变而来，由于西方文化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具有浓郁的中世纪教堂音乐文化色彩，复调音乐风格流行。美声表演者也从最初的阉人发展为女中音歌唱者来表演，并且逐步加入了适当的情节和剧情，并形成了丰富的美声唱法。美声唱法在民国时期通过教育交流传入我国，并逐步在我国推广且深入到了高等院校的音乐教育，而美声唱法的理论发展也主要是西方的美声音乐教育家推动的。我国美声唱法具有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
2 文化内涵的差异
传统民族声乐属于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的多样化的民族文化息息相关。由于我国历史上经历多次民族大融合大变迁，因此传统民族音乐带有诸多不同的富有特色的差异化民族色彩，承载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深厚文化内涵，并且表现为不同的音乐艺术表演形式。传统民族音乐是由民族情感、民族语言、民族心理和民族生活等要素构成，传统声乐的发展是由民族文化要素所推动的，中国传统的歌唱艺术也正是在这种推动机制下形成了以汉语为音乐语言基础、以传统民族文化为背景，以民族审美心理为依托，以民族情感为引导，表现出传统声乐艺术的声情并茂、字正腔圆、韵律上口、唱演同台、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与传统的民族声乐一样，西方美声唱法作为一种欧洲的文化艺术，是建立在特定的欧洲古典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的。首先，西方美声唱法是经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洗礼以后，以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声乐艺术为蓝本，在改造中世纪教堂音乐基础上演变而来。虽然西方美声唱法希望通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来摆脱宗教思想文化专制，但是仍然具有浓郁的宗教音乐色彩，其美声音乐理念一定程度上仍然遵循宗教的禁欲主义思想，虽然需要将音乐情感进行张扬爆发但也需要对情感进行适度节制，因此我们常常会看到西方美声唱法会出现唱法时而激烈高亢，时而压抑低沉。
3 审美理念的差异
我国传统民族声乐艺术的审美理念与西方的美术唱法的审美理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审美理念的差异是区别传统民族声乐与西方美术唱法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民族声乐在表现形式上注重歌唱时的润色和行腔、呼吸和共鸣等声乐技巧的处理，民族声乐强调歌唱时的字韵纯正。因此民族声乐也是一种“字清”是唱曲的艺术灵魂的说法，而字正腔圆也在发展过程中潜移默化为我国民族声乐的核心审美理念之一。而西方美声唱法由于其文化性格的特殊性，美声唱法更强调在处理呼吸和共鸣、声音流畅与灵活等音乐技巧时要突出声音的优美，优美的声音也是其审美的首要标准。而在音乐发展历程中，西方古典声乐也一直在追求着最为美妙的音乐歌声，西方古典声乐的审美理念也相应地具有文化内涵。由于中世纪教堂音乐中一般是阉人在进行歌唱表演，阉人歌唱的声音是一种很特殊的音色，灵巧而清脆，能表现出宗教的神圣与纯洁之感。加之现代西方的宗教心理依然很浓厚，因此西方的美声歌唱者希望通过追求圣洁般的优美声音来实现某种宗教心理预期。
4 音乐表现技巧的差异
第一，西方的美声唱法和传统的民族唱法在表现情感方式上有着巨大的差异。由于我国人文环境差异巨大，因此声乐融合了大江南北的民族文化特色，如东北秧歌富有东北人豪爽的人文气息，南方的声乐富有细腻的人文色彩。另外我国民族众多，民族性格对传统声乐的音乐表现有一定的影响，汉族的声乐可能会表现得气势宏大、中庸适度、多元大同，而部分少数民族的声乐则会更显得委婉悠扬、旋律多变，因此我国传统民族声乐表现形式多样而风格多元。由于传统人文环境尤其是语言符号系统的巨大差异，西方美声唱法并不强调表现形式要注重字，由于中西方的语言发声系统不同，双方在咬字部分、共鸣位置、呼吸节奏上都有巨大差异。传统民族声乐更注重音乐的表现形式，而西方的美声唱法更注重来自人声的内在感染力，通过一定的发声技巧让美声引发听者的情感共鸣。第二，传统民族声乐与美声唱法在具体的音乐技巧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民族传统唱法在呼吸的运用上更注重运用正确的发生气息，善歌必正气，从丹田到头腔能实现一气呵成，而美声唱法则强调歌唱中运用胸肺来灵活调节发生气息，声音可大可小；在唱法训练上传统声乐在表现技巧上是以女声为真唱而男声为假唱的真假分离式唱法，西方美声唱法则采用的是真假混合声区唱法，并不强调是以女声为主还是以男声为主，二者比例并不固定。在共鸣腔运用上，美声唱法一般采用的是全共鸣技巧，喉咙高度扩张，歌唱能最大程度实现声音共鸣，声音极具穿透力；而传统民族唱法则相应地是属于局部共鸣唱法，喉咙适度扩张，声音并不单一地突出穿透力，其声音表现相对复杂。在咬字吐字上，传统民族唱法的训练顺序一般是喊嗓、念白和调嗓同时进行，并强调咬字准确清楚，而美声唱法训练则基于意大利语强调声音旋律的连贯和优美。
中西方对山水田园的描述由背景衬托转化为有意识的审美主体，在中国是从晋宋之交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人的出现而兴起，在西方则是以华兹华斯为代表而掀起的浪漫主义诗歌运动为开端。作为中西山水田园诗歌的领军人物，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作品代表着当时山水田园诗歌的最高成就。
一、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主题思想比较
身橹形髯匀皇人的代表，陶渊明与华兹华斯在作品中体现的诗歌主题自然有其相同之处――歌咏自然。但是，由于二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他们在表达歌咏自然的主题之中，又包含了对自然不同的体认及不一样的哲学内涵：陶渊明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上层阶级是污浊的，官场是黑暗的，但是劳动人民是勤劳朴实的，正是这种质朴吸引着他脱离官场束缚，宁愿自己躬耕陇亩也不想与世俗同流合污，选择隐居来体会田园的淳朴和劳动的乐趣；而华兹华斯生活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时代，他经历了工业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洗礼，在利欲熏心的工业社会里，诗人深感人道主义理想的幻灭，由于童年的记忆以及受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想的影响，他决定回归自然，希望从自然中找回泯灭的人性。正是以上不同，在陶诗中，自然仅仅是指与封建官场相对立的，诗人隐居之后的一个对象，表现的是中国传统儒道文化所追求的一种虚空无为之境；而在华兹华斯诗中，自然是与整个人类工业社会相对的、授命于上帝的宇宙万物的表征。陶诗中的自然，作用在于个人修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归隐只属个人的意愿，不是一种社会号召，是诗人情感的自我抒发，无关其他；而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然，与社会相对，和宗教相连，有很强的批判性和号召性，“从爱自然到爱人”，自然对于诗人而言，不仅是一种传播爱的媒介，包含着个人情感，更有说教的意味孕育其中。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一者糅合了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将自然转化为“安贫乐道”及“崇尚自然”的思想准则，作为自己人生的两大支柱；一者在西方文化传统精神的基础上，经受了西方基督文化的洗礼，将自然奉为信仰，视自然为乐园，满怀虔诚与崇拜。同为歌咏自然，但其自然主题背后的寓意散发着不一样的光彩。
二、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的美学意蕴对比
朱光潜在其《诗论》中曾说：“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短短几句，就点明了生长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中西诗歌不同的美学内涵、审美风格。同样是描绘自然，陶诗与华诗却蕴含着不一样的美学意蕴，可以从诗歌的文体风格和情感视角描画这两方面进行分析。
二者文体风格不同：陶渊明的诗歌简洁质朴、宁静淡泊，没有浓墨重彩的描画，只以本色取胜。在他的诗歌里，奇特的意象、华丽的词藻、夸张的手法人们都不曾见到，全部朴素平淡、清新雅致，将日常生活诗化就是他所要开创的新的诗歌风格，“情、景、事、理交融”“朴素中见绮丽，平淡中见警策”是其诗歌所体现出的总的艺术特征。以《归园田居》其一为例，这首诗是诗人辞官归隐后次年所作，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生活的一种赞美。全诗以抒情为基调，开头三句即表达了诗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本真情怀：“少无、性本”体现了诗人本真，一个“误”字，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从官生涯之悔恨，强调其并非本意所趋；且以“羁鸟””池鱼”自喻，表现诗人热爱自由淳朴的乡村生活、蔑视丑恶的官场权利之情。抒情过后，诗人进行了具体的生活图景描述，“榆柳、桃李、狗吠、鸡鸣”都是农村生活中最自然的景象，静景与动物结合，动静相辅展现了一幅真实灵动的自然画卷。诗人的语言简洁凝练，平铺直叙，娓娓道来，就像和乡邻话家常一般，给人以“纯净”之感；最后一句再次抒情，“久”和“复”给读者一种如释重负之感，首尾呼应，表达了诗人逃脱樊篱，复归自然的轻松愉悦之情。整首诗情景事理交融，语言朴实、对仗工整，韵味十足，读者不仅能从诗中看到乡村的田园、房舍、榆柳、桃李，听到狗吠和鸡鸣，从视觉和听觉角度体会农家生活的乐趣，更能从这种自然质朴的诗句语言中体会一种自在不羁的心境，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闲云野鹤般的情怀。
而华兹华斯的诗歌，想象奇特，景物刻画细致，意象丰富多彩，表现手法多样，诗歌充满西方独有梦幻之美。以他的《早春命笔》为例，这首诗写于诗人隐居之后、诗歌全盛之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年也是他与柯勒律治合作《抒情歌谣集》，宣告浪漫主义新诗诞生的一年：“在风格上，它摆脱了十八世纪所流行的简洁、典雅、机智、明晰，但刻板、整齐的古典主义创作原则；在形式上，摒弃了垄断当时诗坛的英雄双韵体；在内容上，它重在描绘大自然的景色、普通人的生活和贫苦者的境遇；在思想上，它开创出探索和发掘内心世界的现代诗风。”
从整部作品可以看出，华兹华斯诗歌具有意与境浑融的性情美和高雅意境营造出的虚实相生的取境美，包含自然性、普世性、隐喻性等特点。
综上所述，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的美学意蕴同异相交：相同的是二者都采用生活化的语言，质朴自然；不同的是陶诗委婉含蓄，华诗直率热情，情感描画视角的差异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自然观与西方“天人对立”自然观的对比。
自20世纪以来，翻译研究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之后，迎来了社会学这一新的转向，其研究的视域也越来越宽广。翻译研究在经历了各个时期的转向之后，回归到社会是其必然的发展方向。1972年，霍姆斯（Homles）的会议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实际上宣布了现代翻译学的诞生。该文章不仅论证了翻译学的名义，考查了该学科的实际情况，而且为翻译学科指出了较为宏观的学科关系并制订了长远的发展规划。对于翻译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福音。20世纪90年代之后，布迪厄的社会学在翻译领域得到了蓬勃发展。最近十几年，西方翻译学出现“社会学转向”，最新进展之一是对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的研究，注重分析行为者（又称“行动者”）如何合作构建、运作“行动者网络”，从而实现译作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汪宝荣2014）。
二、翻译社会学下的许渊冲
《论语》英译研究目前，大部分国内学者对《论语》英译的研究仍然停留在语言层面，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研究缺乏系统性，系统研究对象相对集中。而国外学者研究《论语》英译的少之又少，部分研究也是集中于译本的评述（李刚、李金姝2013）。几乎没有学者尝试用宏观的社会学视角研究许渊冲《论语》译本，将其置于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面对这一研究空白，笔者决定将其与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对译者及其翻译活动进行探索，探讨当时社会背景下社会、文化等因素对译者及翻译活动的推动或制约。
（一）场域对许渊冲《论语》英译实践的影响
场域是布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所谓场域，就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Bourdieu1993）。不同的场域彼此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权利场域处于支配地位，国家就属于权利场域。而文学场域虽有自身的运作法则，但主要基于文学资本，而权利场域的资本主要基于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因而在场域中文学场域受配于权利场域。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当然也承受着西方国家的不理解和蓄意抹黑。尤其美国一直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断地输出本国文化，妄图扭转别国的价值观。面对这一形势，中国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输出本国的文化精粹来向世界展示真正的中国文化。21世纪是“中国世纪”。“中国世纪”不能局限于经济崛起，更包括文化复兴。而典籍翻译是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中国的典籍则是祖先智慧的结晶，为一代代人推崇备至，最能向世人呈现中国文化之美。自20世纪80年代刮起英语学习的热潮之后，译者翻译的外国作品在中国畅销，中国不断引进、传播外国文化，但是没有关注本国传统文化的对外输出。因而许渊冲在当时翻译《论语》，渴望恢复民族文化自豪感，也与时代背景有莫大的关系。《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经典作品，为中国历代人所传颂，经久不息。自传教士理雅阁（JamesLegge）将其翻译成英文后，该译本在西方广为流传，为人们所熟知。因而，在文学场域中享有盛名。理雅阁在译文下注入大量的注释和解说，这是为了让其他传教士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以便于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实现他们的宗教殖民目的，更好地为政治场域服务（孙瑜慧、许蔚2017）。但许渊冲则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对儒学进行现代化，让西方国家更好地认识中国。
（二）惯习对许渊冲《论语》英译的影响
在社会学理论中，对惯习的定义是一套可持续性的性情倾向系统，它指的是人在成长、家庭、学习、工作和教育等一系列的社会化活动过程中，逐渐通过学习、吸收其所认识熟知的社会规范而产生的行为倾向和思维模式（Bourdieu1990）。惯习的形成是一个被结构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结构化的。它一旦形成之后，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许渊冲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化活动中学习了场域内的规则之后，又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惯习不仅影响其翻译策略、措辞等微观方面，还在宏观方面影响其对文本的选择。许渊冲从小浸润于古典文化之中，对其如痴如醉，这就不难理解他在翻译完《诗经》《楚辞》等典籍之后，又着手翻译《论语》了。数十年来，中国翻译理论一直借鉴于西方，很少有中国人提出中译外的翻译理论。近百年来，唯有许渊冲一人提出，且是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得出的。在翻译时，许渊冲摒弃了当时翻译场域的社会规范，而是更多地发挥出自己作为译者的独特习性。首先在书名的翻译上许渊冲将其译为ThusSpokeTheMaster，就体现着许氏风格———勇于创新。他借鉴了尼采的著名哲学著作的名字ThusSpokeZarathustra，尼采假借于古波斯祆教创始人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写作，从而创作出在世界上具有非凡意义的文学作品。许渊冲也采用了“ThusSpoke”句型，渴望把中国人特有的儒家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让西方人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许渊冲翻译的《论语》通篇没有任何注释和解说，主要采取了直译和异化为主的手段，在翻译上作了很多创新。韦努蒂认为使用异化法是对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反击，可以使读者处处感受到原文中的异国情调。许渊冲的翻译一方面使读者感觉自己在读原汁原味的作品，感受源语言国家的文化；另一方面要求读者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背景。例1：原文：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译文：Aprince，saidtheMaster，shouldrulehisstatebyvirtueasthepolarstarwhichkeepsitsplaceamongthestarsturningaroundit.在翻译这句话时，许渊冲完全遵循原文，使用了直译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原文把天子比作北辰，译文也采用了明喻的修辞手法。在古代汉语里，“北辰”因其独特性和显著性，被认为是天上最尊贵之星。在历史上，它是天子的象征。而在西方，北极星通常用来指某人在自己的生命或事业上非常重要，起了指明方向的作用。在西方流传着关于北极星的谚语“Youaremypolaris”（你是我的北极星）。两种文化截然不同，许渊冲并没有采用任何脚注，他的目的是让读者思考如此翻译的意图，进而寻找答案，从而了解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三）资本对许渊冲《论语》英译的影响
资本概念是布迪厄社会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人们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所处的地位有高低之分，是因为他们在所处的特定场域中拥有的资本不同，不同的场域对于资本的要求也大不相同（宋仕振、王洪涛2017）。资本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翻译起着制约作用，有时甚至会左右译者在翻译时的取舍。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四种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经济资本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类似，与金钱、利益相关；文化资本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取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本，如著作、文凭等；社会资本则是个体在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和社会义务（王悦晨2011）。这四种资本之间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甚至可以相互转化。许渊冲作为一名伟大的翻译家，在翻译中拥有丰厚的各种资本，不无例外，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翻译活动。
1.文化资本对许渊冲翻译的影响
许渊冲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书香世家，受擅长绘画的母亲影响，在耳濡目染中形成了对美的追求和对古典文学的喜爱。年幼时的他受表叔熊式一的影响，喜爱上了英语。熊式一曾将经典戏剧《王宝钏》翻译成英文而受到英国萧伯纳的接见，这更加激发了许渊冲学习英语的斗志。随后，他考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又去法国攻读文学，这些都为他日后的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所获取的这些学历、文凭都是文化资本的体现。当时西方人曾断言中国的典籍翻译也需由外国人操刀。许渊冲认为中国人最懂老祖宗的东西，于是几十年来一心扑在典籍翻译上。《论语》中不仅有孔子的教之日思想，还有他所设想的治国理政方针，更有复杂的宗教祭祀礼仪。有些内容甚至很难为现在的中国人所理解，外国人士若想理解恐怕更难。许渊冲凭借着对英、汉双语的透彻掌握，努力克服了很多文化理解上的差异，在翻译《论语》时有着不俗的表现。例2：原文：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译文：Atthevillagers’evil-drivingceremony，heputonhiscourtrobeandstoodontheeasternsteps.“傩”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风俗，迎神以驱逐疫鬼。许渊冲考虑到中英文化之间的差异，将“迎神驱鬼”译为evil-drivingceremony，而不是ghost-drivingceremony，颇耐人寻味。根据《牛津高阶字典》（2004），对evil的解释是“aforcethatcausesbadthingstohappen；morallybadandcruel”。原文的字面意思是“驱鬼”，而深层意思是驱逐走可能带来灾难的东西，因而evil再合适不过。
2.象征资本对许渊冲翻译的影响
在翻译场域中，译者的资本在翻译场域中可以是良好的双语功底、对相关领域的熟悉程度、对翻译理论的把握，以及过往的翻译经验等，这些就是一般情况下翻译场域中的象征资本（王悦晨2011：10）。在翻译《论语》前，许渊冲已经出版了不少作品，其中，汉译英《不朽之歌》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出版之后得到了中外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同时也确立了许渊冲在文学场域的地位（象征资本），扩大了他的文化资本，促使他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社会资本）。这些都为《论语》翻译奠定了资本基础。一部作品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译者的翻译，原作者和译者的地位及声誉也是象征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原作者能赋予译作象征资本，优秀的译作也能给原作锦上添花。例如，莫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在其中立了汗马功劳。《论语》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典籍文化之一，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因而《论语》从许渊冲翻译了伊始到出版，就备受世人瞩目，为许渊冲带来了不小的名气。而许渊冲也凭自己出色的表现成功翻译这部世界名著，让《论语》更广为关注，原作和译作互为彼此增加声望。
自20世纪以来，翻译研究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之后，迎来了社会学这一新的转向，其研究的视域也越来越宽广。翻译研究在经历了各个时期的转向之后，回归到社会是其必然的发展方向。1972年，霍姆斯（Homles）的会议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实际上宣布了现代翻译学的诞生。该文章不仅论证了翻译学的名义，考查了该学科的实际情况，而且为翻译学科指出了较为宏观的学科关系并制订了长远的发展规划。对于翻译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福音。20世纪90年代之后，布迪厄的社会学在翻译领域得到了蓬勃发展。最近十几年，西方翻译学出现“社会学转向”，最新进展之一是对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的研究，注重分析行为者（又称“行动者”）如何合作构建、运作“行动者网络”，从而实现译作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汪宝荣2014）。
二、翻译社会学下的许渊冲
《论语》英译研究目前，大部分国内学者对《论语》英译的研究仍然停留在语言层面，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研究缺乏系统性，系统研究对象相对集中。而国外学者研究《论语》英译的少之又少，部分研究也是集中于译本的评述（李刚、李金姝2013）。几乎没有学者尝试用宏观的社会学视角研究许渊冲《论语》译本，将其置于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面对这一研究空白，笔者决定将其与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对译者及其翻译活动进行探索，探讨当时社会背景下社会、文化等因素对译者及翻译活动的推动或制约。
（一）场域对许渊冲《论语》英译实践的影响
场域是布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所谓场域，就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Bourdieu1993）。不同的场域彼此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权利场域处于支配地位，国家就属于权利场域。而文学场域虽有自身的运作法则，但主要基于文学资本，而权利场域的资本主要基于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因而在场域中文学场域受配于权利场域。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当然也承受着西方国家的不理解和蓄意抹黑。尤其美国一直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断地输出本国文化，妄图扭转别国的价值观。面对这一形势，中国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输出本国的文化精粹来向世界展示真正的中国文化。21世纪是“中国世纪”。“中国世纪”不能局限于经济崛起，更包括文化复兴。而典籍翻译是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中国的典籍则是祖先智慧的结晶，为一代代人推崇备至，最能向世人呈现中国文化之美。自20世纪80年代刮起英语学习的热潮之后，译者翻译的外国作品在中国畅销，中国不断引进、传播外国文化，但是没有关注本国传统文化的对外输出。因而许渊冲在当时翻译《论语》，渴望恢复民族文化自豪感，也与时代背景有莫大的关系。《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经典作品，为中国历代人所传颂，经久不息。自传教士理雅阁（JamesLegge）将其翻译成英文后，该译本在西方广为流传，为人们所熟知。因而，在文学场域中享有盛名。理雅阁在译文下注入大量的注释和解说，这是为了让其他传教士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以便于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实现他们的宗教殖民目的，更好地为政治场域服务（孙瑜慧、许蔚2017）。但许渊冲则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对儒学进行现代化，让西方国家更好地认识中国。
（二）惯习对许渊冲《论语》英译的影响
在社会学理论中，对惯习的定义是一套可持续性的性情倾向系统，它指的是人在成长、家庭、学习、工作和教育等一系列的社会化活动过程中，逐渐通过学习、吸收其所认识熟知的社会规范而产生的行为倾向和思维模式（Bourdieu1990）。惯习的形成是一个被结构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结构化的。它一旦形成之后，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许渊冲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化活动中学习了场域内的规则之后，又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惯习不仅影响其翻译策略、措辞等微观方面，还在宏观方面影响其对文本的选择。许渊冲从小浸润于古典文化之中，对其如痴如醉，这就不难理解他在翻译完《诗经》《楚辞》等典籍之后，又着手翻译《论语》了。数十年来，中国翻译理论一直借鉴于西方，很少有中国人提出中译外的翻译理论。近百年来，唯有许渊冲一人提出，且是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得出的。在翻译时，许渊冲摒弃了当时翻译场域的社会规范，而是更多地发挥出自己作为译者的独特习性。首先在书名的翻译上许渊冲将其译为ThusSpokeTheMaster，就体现着许氏风格———勇于创新。他借鉴了尼采的著名哲学著作的名字ThusSpokeZarathustra，尼采假借于古波斯祆教创始人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写作，从而创作出在世界上具有非凡意义的文学作品。许渊冲也采用了“ThusSpoke”句型，渴望把中国人特有的儒家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让西方人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许渊冲翻译的《论语》通篇没有任何注释和解说，主要采取了直译和异化为主的手段，在翻译上作了很多创新。韦努蒂认为使用异化法是对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反击，可以使读者处处感受到原文中的异国情调。许渊冲的翻译一方面使读者感觉自己在读原汁原味的作品，感受源语言国家的文化；另一方面要求读者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背景。例1：原文：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译文：Aprince，saidtheMaster，shouldrulehisstatebyvirtueasthepolarstarwhichkeepsitsplaceamongthestarsturningaroundit.在翻译这句话时，许渊冲完全遵循原文，使用了直译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原文把天子比作北辰，译文也采用了明喻的修辞手法。在古代汉语里，“北辰”因其独特性和显著性，被认为是天上最尊贵之星。在历史上，它是天子的象征。而在西方，北极星通常用来指某人在自己的生命或事业上非常重要，起了指明方向的作用。在西方流传着关于北极星的谚语“Youaremypolaris”（你是我的北极星）。两种文化截然不同，许渊冲并没有采用任何脚注，他的目的是让读者思考如此翻译的意图，进而寻找答案，从而了解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三）资本对许渊冲《论语》英译的影响
资本概念是布迪厄社会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人们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所处的地位有高低之分，是因为他们在所处的特定场域中拥有的资本不同，不同的场域对于资本的要求也大不相同（宋仕振、王洪涛2017）。资本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翻译起着制约作用，有时甚至会左右译者在翻译时的取舍。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四种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经济资本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类似，与金钱、利益相关；文化资本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取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本，如著作、文凭等；社会资本则是个体在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和社会义务（王悦晨2011）。这四种资本之间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甚至可以相互转化。许渊冲作为一名伟大的翻译家，在翻译中拥有丰厚的各种资本，不无例外，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翻译活动。
1.文化资本对许渊冲翻译的影响
许渊冲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书香世家，受擅长绘画的母亲影响，在耳濡目染中形成了对美的追求和对古典文学的喜爱。年幼时的他受表叔熊式一的影响，喜爱上了英语。熊式一曾将经典戏剧《王宝钏》翻译成英文而受到英国萧伯纳的接见，这更加激发了许渊冲学习英语的斗志。随后，他考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又去法国攻读文学，这些都为他日后的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所获取的这些学历、文凭都是文化资本的体现。当时西方人曾断言中国的典籍翻译也需由外国人操刀。许渊冲认为中国人最懂老祖宗的东西，于是几十年来一心扑在典籍翻译上。《论语》中不仅有孔子的教之日思想，还有他所设想的治国理政方针，更有复杂的宗教祭祀礼仪。有些内容甚至很难为现在的中国人所理解，外国人士若想理解恐怕更难。许渊冲凭借着对英、汉双语的透彻掌握，努力克服了很多文化理解上的差异，在翻译《论语》时有着不俗的表现。例2：原文：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译文：Atthevillagers’evil-drivingceremony，heputonhiscourtrobeandstoodontheeasternsteps.“傩”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风俗，迎神以驱逐疫鬼。许渊冲考虑到中英文化之间的差异，将“迎神驱鬼”译为evil-drivingceremony，而不是ghost-drivingceremony，颇耐人寻味。根据《牛津高阶字典》（2004），对evil的解释是“aforCEThatcausesbadthingstohappen；morallybadandcruel”。原文的字面意思是“驱鬼”，而深层意思是驱逐走可能带来灾难的东西，因而evil再合适不过。
2.象征资本对许渊冲翻译的影响
在翻译场域中，译者的资本在翻译场域中可以是良好的双语功底、对相关领域的熟悉程度、对翻译理论的把握，以及过往的翻译经验等，这些就是一般情况下翻译场域中的象征资本（王悦晨2011：10）。在翻译《论语》前，许渊冲已经出版了不少作品，其中，汉译英《不朽之歌》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出版之后得到了中外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同时也确立了许渊冲在文学场域的地位（象征资本），扩大了他的文化资本，促使他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社会资本）。这些都为《论语》翻译奠定了资本基础。一部作品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译者的翻译，原作者和译者的地位及声誉也是象征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原作者能赋予译作象征资本，优秀的译作也能给原作锦上添花。例如，莫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在其中立了汗马功劳。《论语》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典籍文化之一，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因而《论语》从许渊冲翻译了伊始到出版，就备受世人瞩目，为许渊冲带来了不小的名气。而许渊冲也凭自己出色的表现成功翻译这部世界名著，让《论语》更广为关注，原作和译作互为彼此增加声望。
【关键词】习语；中西文化差异
一．如果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那么作为语言的核心和精华的习语，更是文化的结晶。一个民族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无不在其中得到浓缩而集中体现。习语是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广义的习语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典故等，它来自民间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它所阐明的道理是晓畅的，它揭示的哲理是深邃的。它是民族风格的提炼与升华，是语言实践的集中体现与结晶。英汉两种语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折射出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或庄严典雅，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信息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以下将从风俗习惯，，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四个方面分析中西文化的不同。
1.风俗习惯的差异
由于不同语言的人们生活的环境不同，并受到不同的影响，风俗习惯必然不同。值得一提的是，英汉风俗习惯的不同是英汉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以英汉两种习语中对“狗” “龙” 的不同形象和喻义来举例。以龙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以龙为图腾的国家，我们以龙的传人而自豪，因而龙在汉语中享有“吉祥” “权势” “高贵”等地位，因而有“龙飞凤舞” “龙腾虎跃” “龙凤呈祥” “望子成龙” “龙马精神” “龙盘虎踞”等。而西方对dragon的解释却是：（1）fabulous creature like a crocodile or snake, often with wines and claws, able to breathe out fire, often guarding a treasure.(2) Fierce person. 由此可见，龙在西方指的是凶狠的动物，如果指人则用于贬义。而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龙被视为凶猛而具有不祥之兆的妖怪。英语中有“to saw dragon’s teeth”. 相传底比斯国王卡德摩斯将自己亲手杀死的一条龙的牙齿种在地里，不久这些牙齿一个个从地里冒出来，各个都变成了全副武装的士兵，想要杀死他。这个习语比喻“埋下祸根”。
2. 的差异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制度，信仰，审美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因此各个民族对同一词汇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中西两个民族有着各自的。因此，不同的宗教文化就潜移默化的融入到了英汉两种语言中，于是就有了反映宗教文化的习语。中国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佛教在我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人们相信人死后一切都由佛祖左右。所以汉语中许多的词语都和佛，庙，和尚有联系。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等，而在西方文化中，尤其是在英美等国，影响最大的要数基督教了，英语中不少与god, devil, hell, church等单词有关的习语，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He that serves god for money will serve the devil for better wages, (为金钱侍奉上帝的人，为了更多的报酬也会给魔鬼卖力)，the devil take the hindmost (落后者遭殃)，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一贫如洗)等等。
3. 地理环境差异
英汉习语在地理环境上的差异表现是很明显的。英国是个岛国，源远流长的河流及环岛漫长的海岸线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捕鱼业在英国的经济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人们喜爱海洋，海洋对于英国人民有着重要的意义，人们对其有着说不出的感情，因此英语中就有许多与海洋，捕鱼，航海等有关的习语，这些习语起初只是水手们的术语，因为表达能力强，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成了家喻户晓的习语了，航海离不开风，特别是帆船的时代，没有风是无法航行的，因此便有了to raise the wind ,(找风)，后来这一习语用来比喻筹钱，可以这样理解它，没钱办不成事，就如同没有风无法航行一样。还有over head and ears 是水手们的术语，作没顶之说，后来人们便用它表达其他的意思，如over head and ears in love （深陷爱情中），over head and ears in debt （深陷债务中），又如，to be in the same boat（比喻处于同样的困境）。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在汉语中很多一部分都是农谚，如，拔苗助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见风使舵；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种荠麦；等等。我国盛产竹子，人们对于竹子可谓是感情深厚，松竹梅岁寒三友；胸有成竹；雨后春笋。英国不产竹子，对竹子是陌生的，所以不可能以竹笋作形象比喻。
4. 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中国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必然有着自己的传统，而西方文化也是同样如此。反映在语言上，就是从许多古代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历史事件及文学典故中提炼出来的习语。但是由于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渊源，而且发展历程也不同。这些习语均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蕴藏着丰厚的文化背景知识。他们都有自己的比喻意义，非字面上的能理解，如汉语中常用东风来比喻温暖的风，促使万物生长的风，因此有“东风变梅柳，万江生春光”的诗句。但英国的east wind 却是指从欧洲大陆带来的寒风。
二．结论
在历史渊源上，中华民族历时五千年，渊源一贯，自尧舜禹 至孔子，始成道统，经久不衰世所罕见。 西方文化有三个来源，希腊文化，罗马文化，西柏来文化，后又经过意大利文艺复兴，并在吸收了北非，西亚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见其繁杂。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透过语言我们可以窥探历史。语言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交融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正因为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的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在真正的语言交际中，我们就能准确的理解他人的思想，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参考文献
［1］张培基，习语汉译英研究. 商务印书馆，1979.
一“意象”的中西语义之辩
汉语“意象”是从古代“象”范畴中衍生而来，物象有限，意象无穷。意象指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的有机统一体，是古人试图以语言驾驭事物及抽象义理的一个认知过程。
《周易》提出“立象以尽意”，“意”指文体的思想认识观念，“象”则指物的外观形态表象。二者的物质符号、中介媒介则是“言”。刘勰第一次将“意象”看做是艺术构思的产物而提出“窥意象而运斤”，一般采取赋、比、兴的意象经营方式。由此“象”的含义经历了由最初的“大象”到卦象，再到想象、象征等含义出现的过程。陈晓勇（2003）认为古代意象主要有五种涵义：一是表意之象，如《易经》中的卦象和王充说的“熊麋之象”；二是意中之象，如刘勰和司空图所说的意象；三是意和象，如何景明说的意象；四是接近艺术形象，如方东树、刘熙载等说的意象；五是接近于意境或境界，如姜夔说的意象。新时期主要有五大流派:汪裕雄的审美心理基元说，顾祖钊的意象文艺至境说，夏之放的文艺学美学逻辑起点说，郭外岑的表现性意象文艺形态说和朱志荣的美的元范畴说，表现出逐渐走向成熟的理论思考（莫先武，2009：74-84）。
西方意象论没有我国意象论那样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程。image首先出现在认识论和心理学领域，认为与知觉、思维等认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是感知、认识外界事物时伴随着产生的一种心理意象。意象的论述始于康德，认为知识只能产生出两个结果：意象或概念。意象是直觉的、想象的、个体的、个别事物的，概念则相反。将意象这一概念进行中西融合，比较全面阐释并将它提高到无以复加高度的是意象主义大师庞德。他明确地把“意象”确立为艺术作品的本体和核心，认为意象是“理性与感性”的复合体；意象是主观的和客观的。此后，萨特真正从理论上确立了艺术作品的本体是意象这一观点，运用意向性理论来分析意象。苏珊·朗格继庞德之后对意象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主要从符号学的角度，将意象与符号等同起来。整体而言，西方意象论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心理层面到具体艺术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意象的审美因素不断积淀，意象的理论也日趋成熟（张晶莹，2007）。由此可见，西方文艺美学理论对“意象”的解读是多元的：审美意象、心理意象、情感意象、整体意象和单个意象、原型意象、题材意象、艺术形象或语象等。（陈晓勇，2003）
二、中西意象翻译之辩
就意象翻译而言，由于中西思维及语言、文学、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翻译学的多元化的理论构建与争辩可谓百家争鸣，百花争艳。
中国学术传统往往缺乏对术语的明确界定，翻译界与文艺理论界对“意象”的概念和类别存在多元的或不同程度的模糊、矛盾，甚至相左的观点，“意象”与意境、境界存在彼此交叉、相互通约，呈现多义性、歧义性、交叉性、矛盾性等复杂局面，各范畴的重叠、转用、借用、引申、混用、泛用的现象较普遍。“从渊源上讲，我国译论来自我国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严复‘信达雅’援自先秦文论观点：‘传神’是东晋顾恺之首倡的人物画的美学要求；傅雷提出‘神似’、‘韵味’等，也是根据有关绘画的理论。这些概念虽然蕴含非常丰富深刻的文艺和美学的思想和经验，却都有一种寓意模糊、难以理解的毛病。因此，后人的解释难以避免见仁见智和主观武断的现象”（陈晓勇，2003）。
目前国内主要从三个方面触及意象的翻译问题：（1）作为一种翻译技巧，着眼于成语、谚语、典故和形容性的词语；（2）从心理学角度谈形象语的翻译，强调读者心理反应；（3）从文化对比研究某些意象的理解与表达。近年来，主要以阐释学、接受美学理论探讨意象的营构和翻译（谢天振，2003）。
许渊冲针对意象翻译提出“三美”理论：意美、形美、音美，并进一步提出“三似说”：形似、意似、神似。首先考虑应“意似，……要传达原文的内容，不能错译、漏译、多译。……一般说来，意似和意美是一致的。……‘意美’指的是深层结构‘意似’指的是表层结构”（许渊冲，1984：52，83）。若二者相矛盾，则应适度增删或使用浅化、等化、深化等方法再现原作的意美。意美的传达要兼顾音美与形美。音美、形美与意美有主次之分，“‘意美’是第一位的，‘音美’是第二位的，‘形美’是第三位的。……最好自然是‘三美’具备，在三者不能兼顾的时候可以不传达原文的‘形美’，但要尽可能在传达‘意美’的前提下传达原诗的‘音美’”（许渊冲，1984：126）。许渊冲在音美的经营上着重强调的是押韵和节奏，而以前者尤为突出。我认为许先生继承了中国传统理论中的美学思想，追求译文的美学效果，“三美”标准十分理想。叶维廉将诠释学运用于翻译理论，提出“出位之思，文化翻译”，要创造性地再现原作者接触物象、事象时未成概念前的物象、事象与现在的实际状况，而不是将原作机械地加以剖析、分解再将之串联，再现境界。
西方“象”学源自古希腊哲学和诗学理论，19世纪初，施莱尔马赫提出“要给译入语读者传达源语文本的意象”。Pound（庞德）确信诗歌的本质在于意象。20世纪阐释理论对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Steiner（1975：371）提出了阐释翻译的四个步骤，即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他分析了中英文字的差异和庞德的汉诗翻译，认为庞德的诗译对原译的侵入是典型的阐释信赖，通过模仿和自我演变，采用中文的形式，加强原文的意象。
当前，主导西方译学的主流是翻译研究学派。其主要代表学者Basenett提出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认为“译文和原文不可能以一种纯净对立的对等物为参照，……翻译要适应文化的要求，适应此文化中不同群体的要求”。翻译要进行“种子移植”，使原诗的意象可以在译诗中复现（2001:8）。他翻译思想的重要原则是：翻译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如果文化存在共性，文化意象的移植可以理解，则可直接传译；如果意象各不相同，则将原语文化的功能传译到译语文化中，通过译语文化作为翻译单位进行归化性翻译。
由此可见，中西学者从不同层面剖析，探究意象翻译过程、效果评价、文体对应、语义转换、审美效果、读者接受等，提出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寻求意象翻译的普遍与同一。在此意义上讲，好的译文就是完整保留原文意象，译者从民族文化总体氛围的宏观视野出发解读寓意，并从译文形象、文体风格与原作的整体文化气息和民族色彩一致来考虑翻译效果，从而使读者在译者留下的最大想象空间中发现另一民族在意象传递时的独特方式、倾向和趣味，感受异域文化带来的惊喜。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Transplanting the Seed：Poetry and Translation［A］.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26）：57-75.
［2］陈晓勇.“意象”的多义探源及翻译的理论思考［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3，（5）.
［3］莫先武.当代意象理论五大家评述［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9，（7）.
［4］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C］.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107-109.
［5］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是跨文化的交流,只有了解中西文化背景，才能真正理解其语言内涵,将其语言信息原汁原味传达给人们。
关键词：
文化差异；语言表达；翻译；影响
人们在相互交流的时候，虽然有时候懂得语言的字面意思，但由于缺乏对对方文化背景的了解，很难了解文化所赋予的语言内涵，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探讨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一、地理环境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中西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语言文化受到地理文化的影响，从而导致人们对于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理解，翻译的时候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英国是有名的岛国，所以其文化渊源就离不开船和水。例如：torestonone’soars(暂时歇一歇),allatsea(不知所措),tokeepone’sheadabovewater(奋力图存)。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其文化渊源自然就与陆地相关。例如：当形容一个人花钱大手大脚，不知节俭时，人们常说“挥金如土”，而英语则为“spendmoneylikewater(花钱如流水)”。另外，中国以农业大国文明，通常用牛来耕地，汉语表达多用牛，例如“牛饮”。而英语表达为“drinklikeafish”，与海相关。
二、历史典故和对翻译的影响
中西文化的精髓是历史典故，只有了解了历史政治，在翻译典故的时候要追踪历史文化。例如：Johncanbereliedon.Heeatsnofishandplaysthegame.(约翰为人可靠,他既忠实又正直)。toeatnofish不能翻译成汉语“不吃鱼”，在西方文化中，这是出自一个典故,指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耶稣教徒为了表示对政府的忠诚，拒绝遵守反政府的罗马天主教徒在星期五只吃鱼的习俗。因此toeatnofish是表示“忠诚”的意思。又如：Heisaveryfamousfreelancepoliticianinthiscountry.(他是这个国家很有名的无党派政治家)。lance最基本的意思是"长矛"，那么freelance是不是汉语中所说的免费的长矛呢？在十六七世纪，一些作家把lance(长矛)用于形容使用这些长矛的骑兵，而其延伸的成语freelance则指中世纪的自由骑士。后来，freelance的外延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可以指"不服权威的自由行动者"或"自由记者"。在方面，西方国家人民主要信奉基督教，所用表达多于上帝“God”相关，例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Godhelp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之)，等。而中国人信仰佛教，常用到“借花献佛”这样的表达，在翻译的时候要注意对语言表达的影响。
三、认知方式与价值取向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在认知方面，由于中西文化存在差异，对于用颜色所表达的词语所赋予的文化内涵也有所不同，在进行英汉翻译时，也需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红色(red)，红色在中国具有褒义的色彩，人们用红色表示大吉大利，如“红红火火，开门红”等。与此相反,“red”在西方却含有贬义的色彩，表示血腥，恐怖等。如："redhands"(血腥的手，杀人的手)；"becaughtred—handed"(当场被捕)在价值取向方面，西方人崇尚个人奋斗，中华民族却以谦虚礼让为美德，所以，当西方人说“YoucanspeakperfectEnglish.”对方会回答“Thankyou”。如果不了解中西文化差异，中国人很有可能会回答“No”。
四、结语
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传达出说话人要表达的信息，翻译中所存在的文化差异对于思想的交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只有了解对方周围的风土人情，等，才能达到思想上的共鸣，才能把对方的意图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淋漓尽致，最终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
作者：徐丹 单位：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宫慧玲.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问题与对策[J].山东外语教学,2009(2):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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