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财税支持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风险保障的重要性。而农业保险的“三高”(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亏损率)特征决定了没有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就难以实现可持续经营。2007年以来在全国6个省区试点推行、现全国有近九成省份开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种财政补贴型保险。其实质是政府通过在保费方面的补贴支出，并通过大面积的普及推广，将可能出现的农业生产风险部分转移到保险经营主体和未受灾农户，从而既达到保障农业生产的目的，又适当减轻政府巨额救灾支出压力。在这种保险模式下，能否调动农户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互助保险公司、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等)的积极性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能不能搞起来、能不能搞好的关键。各地试点表明，保证并尽量提高政府的保费补贴支出对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但如何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以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顺利实施仍是值得探究的一个现实课题。
一、影响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的障碍分析
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财政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减轻了农民付费的成本，提高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缓解了以往农业保险“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的尴尬局面，但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一些客观障碍仍存在，影响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1 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使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综合赔付率居高不下。农业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产业，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不仅发生频率大，而且损失集中、覆盖面广，其赔付率要远远高于一般的财产保险。以许多国家的经验，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综合赔付率(即赔偿与收入保费之比)一般都很高。以美国为例，1982～2004年只有6年赔付率低于1。在有的发展中国家，其赔付率经常达到2以上，甚至更多，均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能够完全覆盖灾害赔偿和管理费用。另外农业风险由于其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使大面积范围内的保险对象同时发生灾害事故，遭受巨灾损失，导致保险公司难以承担起赔付额以致亏损严重。
2 农业保险经营高成本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农业保险业务不仅风险高，而且经营工作开展难：一是定损理赔难。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后难以准确估计其损失；被保险人四处分散，标的分布四面八方，一旦受损，现场勘查定损、赔付兑现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对时间的要求紧迫，加之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更是增加了理赔工作的难度。二是保费厘定难。由于农业生产的危险主要是自然灾害，发生极不规则，各地在受灾频率、程度及灾害种类上各不相同，而且自然灾害往往具有伴发性，还可能引起其他灾害的发生，加之农村中有关灾害情况的统计资料不全，加大了对危险发生频率测定的难度，使得保险经营主体对种养业等具体项目的损失进行费率厘定需要有专业的评估。这些困难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成本。目前国内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在20％～30％之间，农险业务的经营成本更高，但部分试点地区政府认可的经营成本都在15％以下，有的甚至低至8％。而且由于农险业务的社会公益性，大部分地区的政府都不允许承办者有利润，这样很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不利于农险工作的持续良性开展。
3 农业保险中委托方与受托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态度由过去的大力发展变为谨慎从事。由于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农业保险的委托关系中，农业生产单位作为委托方处于信息优势方，作为方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往往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导致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受农业自身属性、小农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特别是法律法规制度的缺乏，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据统计，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20％。加上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很大，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也很严重，使得农业保险经营者赔付率居高不下。
二、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的政策探讨
农业保险经营管理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由政策扶持。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保费补贴水平较低，在税收上除了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免征收营业税外，并没有推出新的优惠政策，而且对保险企业经营管理费用没有进行适当的补贴，从而使政府引导保险经营者积极主动开展农业保险的引导作用大打折扣。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需要政府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1 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所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农业保险业务高成本、高风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难以获得一定收益水平，所以许多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所承担的税负给予一定的优惠，以吸引各方资本参与到农业保险的经营领域。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的是美国，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向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他方面的负担。日本政府财政为农业保险提供了力度很大的税收优惠，《法人税法》中将农业共济组合、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纳入公益法人的范围，只对由收益事业所产生的所得进行课税，对其他所得不课税。在日本《农业灾害补偿法》中除规定农业保险的所得税率为22％，营业税率为5％～6.5％之外，免除征收其他一切赋税。
适当的优惠税收政策也是我国大力倡导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措施。根据现行税法，除免征种养两业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以营业税为计征依据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也因营业税免征而免征，同时对农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外，并无其他财税优惠政策。针对这种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的情况，为了更好地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积极性，应扩大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一是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以外的其他农业险产品也免征营业税，特别是将营业税的免征范围扩大到农村家财险、人身险和健康险等其他涉农保险业务。二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可在一定期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增大保险费的返还比例，提高其对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三是允许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甚至可规定对经营政策性种养两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可以将其全部盈余作为农业保险特殊风险准备金提留出来，用作其农业巨灾风险补偿的积累，以增强其抵御农业保险风险的能力。
2 提供经营业务费用补贴。国外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的补贴主要用于补贴经营管理费用。如美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个公司提供相当于其农业保险费31％的补贴；日本在这方面的补贴也高达50％～60％。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并考虑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政府应为各种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其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特别提出要“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到操作中，应遵循分级负担、区别对待的原则，即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承担；对商业保险公司则根据其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按保费收入的10％～20％左右向其提供经营费用补贴。对于比较偏远、农户保险意识薄弱、农业保险业务开展比较困难的地区，政府财政适当加大补贴，鼓励保险公司积极拓展农村保险市场，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3 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农业保险巨灾风险比较多，大面积干早、洪水、台风等风险事故往往会给直接保险人带来超过责任准备金数十倍的损失，从而导致经营机构破产。为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财务稳定，提高其经营农险的积极性，需要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可考虑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可来源于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中央和省级政府还应通过适当机制筹措资金建立巨灾风险基金，例如从保户缴纳的保费中列支部分资金共同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用于弥补保险公司巨灾之年的亏损，借以平衡农业保险的经营。根据实践经验数据，一般以保费收入的10％计提巨灾风险基金比较合适。就全国而言，如果巨灾风险基金只提供60％的财政支持，在70％参保情况下，则每年需要财政预算安排5～6亿元。
4 创新农业保险支持机制——以险养险。在提高保险公司积极性方面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那就是大多数地区在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险时都会提出“以险养险”这一措施，并把它当作解决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问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以险养险”是一种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司中部分商业保险险种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并通过这些险种的收益来弥补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的方法。从上海等地的实践经验看，把以政府资源配置为主的保险与农险捆绑式结合，是弥补农险亏损的重要途径。为保证这一做法的顺利实施，在推行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通过多少商业性财产和人身保险项目养得起农险。第二，保险公司的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保险业务的盈亏如何核定。第三，在“以险养险”中如何维护商业保险市场的平衡性和公平性。只有上述三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险养险”才能真正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强力助推器”。
三、政策支持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要与政府的财政能力相适应。农业保险过高的赔付率与过高的管理成本，需要政府的财税政策支持。但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和补贴力度的情况下，农业保险并没有按照政府的意愿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相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使政府陷入沉重的财政负担。如美国，1980～1999年政府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总成本是150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政府给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就达22.4亿美元，其中保费补贴13.53亿美元。以此为教训，在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对农民的保费补贴和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费用补贴水平及税收减免优惠的力度一定要考虑国家的财力，既要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又不能给财政带来太大压力。
[关键词]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财税支持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风险保障的重要性。而农业保险的“三高”(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亏损率)特征决定了没有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就难以实现可持续经营。2007年以来在全国6个省区试点推行、现全国有近九成省份开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种财政补贴型保险。其实质是政府通过在保费方面的补贴支出，并通过大面积的普及推广，将可能出现的农业生产风险部分转移到保险经营主体和未受灾农户，从而既达到保障农业生产的目的，又适当减轻政府巨额救灾支出压力。在这种保险模式下，能否调动农户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互助保险公司、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等)的积极性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能不能搞起来、能不能搞好的关键。各地试点表明，保证并尽量提高政府的保费补贴支出对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但如何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以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顺利实施仍是值得探究的一个现实课题。
一、影响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的障碍分析
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财政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减轻了农民付费的成本，提高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缓解了以往农业保险“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的尴尬局面，但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一些客观障碍仍存在，影响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1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使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综合赔付率居高不下。农业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产业，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不仅发生频率大，而且损失集中、覆盖面广，其赔付率要远远高于一般的财产保险。以许多国家的经验，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综合赔付率(即赔偿与收入保费之比)一般都很高。以美国为例，1982～2004年只有6年赔付率低于1。在有的发展中国家，其赔付率经常达到2以上，甚至更多，均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能够完全覆盖灾害赔偿和管理费用。另外农业风险由于其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使大面积范围内的保险对象同时发生灾害事故，遭受巨灾损失，导致保险公司难以承担起赔付额以致亏损严重。
2农业保险经营高成本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农业保险业务不仅风险高，而且经营工作开展难：一是定损理赔难。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后难以准确估计其损失；被保险人四处分散，标的分布四面八方，一旦受损，现场勘查定损、赔付兑现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对时间的要求紧迫，加之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更是增加了理赔工作的难度。二是保费厘定难。由于农业生产的危险主要是自然灾害，发生极不规则，各地在受灾频率、程度及灾害种类上各不相同，而且自然灾害往往具有伴发性，还可能引起其他灾害的发生，加之农村中有关灾害情况的统计资料不全，加大了对危险发生频率测定的难度，使得保险经营主体对种养业等具体项目的损失进行费率厘定需要有专业的评估。这些困难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成本。目前国内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在20％～30％之间，农险业务的经营成本更高，但部分试点地区政府认可的经营成本都在15％以下，有的甚至低至8％。而且由于农险业务的社会公益性，大部分地区的政府都不允许承办者有利润，这样很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不利于农险工作的持续良性开展。
3农业保险中委托方与受托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态度由过去的大力发展变为谨慎从事。由于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农业保险的委托关系中，农业生产单位作为委托方处于信息优势方，作为方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往往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导致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受农业自身属性、小农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特别是法律法规制度的缺乏，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据统计，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20％。加上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很大，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也很严重，使得农业保险经营者赔付率居高不下。
二、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的政策探讨
农业保险经营管理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由政策扶持。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保费补贴水平较低，在税收上除了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免征收营业税外，并没有推出新的优惠政策，而且对保险企业经营管理费用没有进行适当的补贴，从而使政府引导保险经营者积极主动开展农业保险的引导作用大打折扣。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需要政府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1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所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农业保险业务高成本、高风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难以获得一定收益水平，所以许多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所承担的税负给予一定的优惠，以吸引各方资本参与到农业保险的经营领域。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的是美国，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向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他方面的负担。日本政府财政为农业保险提供了力度很大的税收优惠，《法人税法》中将农业共济组合、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纳入公益法人的范围，只对由收益事业所产生的所得进行课税，对其他所得不课税。在日本《农业灾害补偿法》中除规定农业保险的所得税率为22％，营业税率为5％～6.5％之外，免除征收其他一切赋税。适当的优惠税收政策也是我国大力倡导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措施。根据现行税法，除免征种养两业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以营业税为计征依据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也因营业税免征而免征，同时对农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外，并无其他财税优惠政策。针对这种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的情况，为了更好地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积极性，应扩大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一是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以外的其他农业险产品也免征营业税，特别是将营业税的免征范围扩大到农村家财险、人身险和健康险等其他涉农保险业务。二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可在一定期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增大保险费的返还比例，提高其对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三是允许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甚至可规定对经营政策性种养两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可以将其全部盈余作为农业保险特殊风险准备金提留出来，用作其农业巨灾风险补偿的积累，以增强其抵御农业保险风险的能力。
2提供经营业务费用补贴。国外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的补贴主要用于补贴经营管理费用。如美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个公司提供相当于其农业保险费31％的补贴；日本在这方面的补贴也高达50％～60％。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并考虑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政府应为各种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其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特别提出要“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到操作中，应遵循分级负担、区别对待的原则，即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承担；对商业保险公司则根据其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按保费收入的10％～20％左右向其提供经营费用补贴。对于比较偏远、农户保险意识薄弱、农业保险业务开展比较困难的地区，政府财政适当加大补贴，鼓励保险公司积极拓展农村保险市场，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3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农业保险巨灾风险比较多，大面积干早、洪水、台风等风险事故往往会给直接保险人带来超过责任准备金数十倍的损失，从而导致经营机构破产。为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财务稳定，提高其经营农险的积极性，需要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可考虑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可来源于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中央和省级政府还应通过适当机制筹措资金建立巨灾风险基金，例如从保户缴纳的保费中列支部分资金共同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用于弥补保险公司巨灾之年的亏损，借以平衡农业保险的经营。根据实践经验数据，一般以保费收入的10％计提巨灾风险基金比较合适。就全国而言，如果巨灾风险基金只提供60％的财政支持，在70％参保情况下，则每年需要财政预算安排5～6亿元。
4创新农业保险支持机制——以险养险。在提高保险公司积极性方面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那就是大多数地区在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险时都会提出“以险养险”这一措施，并把它当作解决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问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以险养险”是一种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司中部分商业保险险种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并通过这些险种的收益来弥补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的方法。从上海等地的实践经验看，把以政府资源配置为主的保险与农险捆绑式结合，是弥补农险亏损的重要途径。为保证这一做法的顺利实施，在推行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通过多少商业性财产和人身保险项目养得起农险。第二，保险公司的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保险业务的盈亏如何核定。第三，在“以险养险”中如何维护商业保险市场的平衡性和公平性。只有上述三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险养险”才能真正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强力助推器”。
三、政策支持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要与政府的财政能力相适应。农业保险过高的赔付率与过高的管理成本，需要政府的财税政策支持。但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和补贴力度的情况下，农业保险并没有按照政府的意愿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相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使政府陷入沉重的财政负担。如美国，1980～1999年政府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总成本是150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政府给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就达22.4亿美元，其中保费补贴13.53亿美元。以此为教训，在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对农民的保费补贴和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费用补贴水平及税收减免优惠的力度一定要考虑国家的财力，既要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又不能给财政带来太大压力。
[关键词]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财税支持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风险保障的重要性。而农业保险的“三高”(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亏损率)特征决定了没有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就难以实现可持续经营。2007年以来在全国6个省区试点推行、现全国有近九成省份开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种财政补贴型保险。其实质是政府通过在保费方面的补贴支出,并通过大面积的普及推广,将可能出现的农业生产风险部分转移到保险经营主体和未受灾农户,从而既达到保障农业生产的目的,又适当减轻政府巨额救灾支出压力。在这种保险模式下,能否调动农户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互助保险公司、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等)的积极性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能不能搞起来、能不能搞好的关键。各地试点表明,保证并尽量提高政府的保费补贴支出对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但如何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以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顺利实施仍是值得探究的一个现实课题。
一、影响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的障碍分析
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财政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减轻了农民付费的成本,提高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缓解了以往农业保险“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的尴尬局面,但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一些客观障碍仍存在,影响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1 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使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综合赔付率居高不下。农业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产业,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不仅发生频率大,而且损失集中、覆盖面广,其赔付率要远远高于一般的财产保险。以许多国家的经验,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综合赔付率(即赔偿与收入保费之比)一般都很高。以美国为例,1982~2004年只有6年赔付率低于1。在有的发展中国家,其赔付率经常达到2以上,甚至更多,均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能够完全覆盖灾害赔偿和管理费用。另外农业风险由于其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使大面积范围内的保险对象同时发生灾害事故,遭受巨灾损失,导致保险公司难以承担起赔付额以致亏损严重。
2 农业保险经营高成本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农业保险业务不仅风险高,而且经营工作开展难:一是定损理赔难。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后难以准确估计其损失;被保险人四处分散,标的分布四面八方,一旦受损,现场勘查定损、赔付兑现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对时间的要求紧迫,加之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更是增加了理赔工作的难度。二是保费厘定难。由于农业生产的危险主要是自然灾害,发生极不规则,各地在受灾频率、程度及灾害种类上各不相同,而且自然灾害往往具有伴发性,还可能引起其他灾害的发生,加之农村中有关灾害情况的统计资料不全,加大了对危险发生频率测定的难度,使得保险经营主体对种养业等具体项目的损失进行费率厘定需要有专业的评估。这些困难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成本。目前国内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在20%~30%之间,农险业务的经营成本更高,但部分试点地区政府认可的经营成本都在15%以下,有的甚至低至8%。而且由于农险业务的社会公益性,大部分地区的政府都不允许承办者有利润,这样很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不利于农险工作的持续良性开展。
3 农业保险中委托方与受托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态度由过去的大力发展变为谨慎从事。由于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农业保险的委托关系中,农业生产单位作为委托方处于信息优势方,作为方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往往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导致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受农业自身属性、小农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特别是法律法规制度的缺乏,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据统计,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20%。加上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很大,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也很严重,使得农业保险经营者赔付率居高不下。
二、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的政策探讨
农业保险经营管理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由政策扶持。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保费补贴水平较低,在税收上除了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免征收营业税外,并没有推出新的优惠政策,而且对保险企业经营管理费用没有进行适当的补贴,从而使政府引导保险经营者积极主动开展农业保险的引导作用大打折扣。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需要政府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1 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所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农业保险业务高成本、高风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难以获得一定收益水平,所以许多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所承担的税负给予一定的优惠,以吸引各方资本参与到农业保险的经营领域。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的是美国,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
合同和向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他方面的负担。日本政府财政为农业保险提供了力度很大的税收优惠,《法人税法》中将农业共济组合、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纳入公益法人的范围,只对由收益事业所产生的所得进行课税,对其他所得不课税。在日本《农业灾害补偿法》中除规定农业保险的所得税率为22%,营业税率为5%~6.5%之外,免除征收其他一切赋税。
适当的优惠税收政策也是我国大力倡导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措施。根据现行税法,除免征种养两业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以营业税为计征依据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也因营业税免征而免征,同时对农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外,并无其他财税优惠政策。针对这种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的情况,为了更好地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积极性,应扩大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一是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以外的其他农业险产品也免征营业税,特别是将营业税的免征范围扩大到农村家财险、人身险和健康险等其他涉农保险业务。二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可在一定期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增大保险费的返还比例,提高其对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三是允许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甚至可规定对经营政策性种养两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可以将其全部盈余作为农业保险特殊风险准备金提留出来,用作其农业巨灾风险补偿的积累,以增强其抵御农业保险风险的能力。
2 提供经营业务费用补贴。国外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的补贴主要用于补贴经营管理费用。如美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个公司提供相当于其农业保险费31%的补贴;日本在这方面的补贴也高达50%~60%。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并考虑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政府应为各种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其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特别提出要“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到操作中,应遵循分级负担、区别对待的原则,即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承担;对商业保险公司则根据其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按保费收入的10%~20%左右向其提供经营费用补贴。对于比较偏远、农户保险意识薄弱、农业保险业务开展比较困难的地区,政府财政适当加大补贴,鼓励保险公司积极拓展农村保险市场,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3 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农业保险巨灾风险比较多,大面积干早、洪水、台风等风险事故往往会给直接保险人带来超过责任准备金数十倍的损失,从而导致经营机构破产。为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财务稳定,提高其经营农险的积极性,需要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可考虑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可来源于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中央和省级政府还应通过适当机制筹措资金建立巨灾风险基金,例如从保户缴纳的保费中列支部分资金共同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用于弥补保险公司巨灾之年的亏损,借以平衡农业保险的经营。根据实践经验数据,一般以保费收入的10%计提巨灾风险基金比较合适。就全国而言,如果巨灾风险基金只提供60%的财政支持,在70%参保情况下,则每年需要财政预算安排5~6亿元。
4 创新农业保险支持机制——以险养险。在提高保险公司积极性方面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那就是大多数地区在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险时都会提出“以险养险”这一措施,并把它当作解决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问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以险养险”是一种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司中部分商业保险险种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并通过这些险种的收益来弥补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的方法。从上海等地的实践经验看,把以政府资源配置为主的保险与农险捆绑式结合,是弥补农险亏损的重要途径。为保证这一做法的顺利实施,在推行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通过多少商业性财产和人身保险项目养得起农险。第二,保险公司的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保险业务的盈亏如何核定。第三,在“以险养险”中如何维护商业保险市场的平衡性和公平性。只有上述三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险养险”才能真正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强力助推器”。
三、政策支持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要与政府的财政能力相适应。农业保险过高的赔付率与过高的管理成本,需要政府的财税政策支持。但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和补贴力度的情况下,农业保险并没有按照政府的意愿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相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使政府陷入沉重的财政负担。如美国,1980~1999年政府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总成本是150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政府给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就达22.4亿美元,其中保费补贴13.53亿美元。以此为教训,在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对农民的保费补贴和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费用补贴水平及税收减免优惠的力度一定要考虑国家的财力,既要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又不能给财政带来太大压力。
一、现行保险税收制度 分析
1. 整体税负偏重，制约了保险业的长期发展
从2001年起，国家对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率进行了调整，分三年将营业税率由原先的8 %下调至5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保险公司的税收负担，但仍远高于邮电通信业、 交通 运输业适用的3 %，甚至也高于其他服务业适用的5 %。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保险业的营业税率也是较高的。世界各国一般都对保险业采取较为倾斜的政策，扶持其发展。如西班牙、新加坡等对保险业免征营业税；美国各州营业税税率有所不同，一般都在2 %左右；英国按毛保费的2.5 %交纳，1996年新税法规定寿险、养老险、健康险、水险、航空险、国际货运险、出口险免营业税；在亚洲，像泰国这样的东南亚国家的保险税率也只有3.3 %。较高的营业税率对保险业尤其是产险的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不利于保险公司在大数法则的基础上控制风险。
其次，保险业适用的印花税税率较高，财产保险合同与仓储保管合同、财产租赁合同适用1 ‰的税率，比其他合同适用的0.05 ‰、0.3 ‰等税率要高，仅次于证券交易适用的2 ‰的税率，由于印花税是以保费收入为计税依据的，其实际税负并不低于证券交易。
2. 税负不够公平
中外资保险公司在企业所得税和城建税方面表现的税负差别很大。
(1)税率不同。税法规定，外国投资者投入资本或分公司由总公司拨入营运资金超过1000万美元、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的外资保险公司经营所得，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经申请，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征收。而中资保险公司所得税统一为33%。
(2)税基不同。中外资保险公司缴纳的所得税在计税工资、职工福利费、捐赠支出、业务招待费、利息支出、坏账损失、固定资产折旧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如中资保险公司计税工资有最高限额的限制，职工福利费按计税工资的14 % 计算 扣除。而外资保险公司的职工工资可据实从成本中列支。中资保险公司提取坏账准备金的比例为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0.3 %-0.5 %，呆账准备金为年初放款余额的1 %; 而外资保险公司则按年末放款余额或应收账款余额的3%提取坏账、呆账准备金。又如在捐赠支出方面，中资保险公司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支出在不超过当年应纳税额的1.5% 的标准以内可以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而外资保险公司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可作为当期费用全部列支。
(3)中资保险公司要缴纳附加于营业税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而对外资保险公司则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4)外资保险公司可享受再投资退税政策。外资保险公司将从公司经营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或者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限不少于5年的，可退还其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 %。
3. 与同属 金融 业的银行、基金公司相比，对保险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保险作为商业社会的稳定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保险业由于起步晚，发展水平低，还不足为社会提供较好的保障，所以国家应扶持其发展。但与同属金融业的银行、基金公司相比，保险公司所享有的政策优惠实在有限。如根据规定，对银行2001年1月1日起发生的已缴纳营业税的应收未收利息，若在180天 (不含180天)以后仍未收回的，可冲减当期应税营业额; 对银行2000年底以前已缴纳营业税的应收未收利息，原则上可以在今后5年内逐步冲减应税营业额。对保险公司来说，由于保险产品销售的载体——保险合同只是一种承诺，交易成功的主动权不在服务提供方(也就是保险公司)，因此，当保险公司的应收保费在较长时间未收到时，尤其是当保险责任期结束，被保险人没有出险，由于保险公司没有明显的承担风险的事项和行为，投保人再缴纳该保费的可能性相当渺茫，但对这一部分应收保费却要计算缴纳营业税。此外，在《保险法》颁布以前，保险资金是放开经营的，有些保险公司可能存在截至 目前 尚未收回的贷款，对这部分应收未收利息，却不能像银行那样从营业税中扣除。再如，保险公司新推出的投资连接保险，根据其特性，独立账户上资金运用的所有收益和损失都由被保险人享有和负担，保险公司并不享有买卖有价证券产生的收益，情况非常类似于证券投资基金，目前国家对基金公司运作收益实行不征税的税收政策，而保险公司却享受不了这样的优惠。
4. 征收依据不够 科学
我国保险税收制度在制定征税依据上忽略了保险作为经营风险业务的特殊行业有其自身的经济运行机制。在不考虑投资收益和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目前保险应纳税所得额=保费收入-赔款支出-经营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纯保费收入+附加保费收入-赔款支出-经营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由以上公式可以看出所得税计税基础里包含了“纯保费收入-赔款支出”部分，然而根据大数法则以及保险精算 理论 ，保险公司收取的纯保险费与赔款最终是相等的，保险公司在纯保险收入和赔款差额之间无利润可赚。在现实工作中，当 会计 年度终结时，纯保费收入与赔款支出相抵有结余，只能说明该会计年度的风险损失概率低于预期的风险损失概率，并不排斥在未来的会计年度发生高于预期损失概率的风险事故。因此，纯保费收入与赔款支出的差额实际上是保险公司经营风险业务的风险成本，不是保险公司实现的利润。对这部分征税不利于保险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稳定，降低了保险公司自我积累能力。
其次，在再保险业务营业税的计征上，税法规定在实行分保业务时，分出公司以全部保费收入减去分出保费的余额作为营业税的计税依据，但在实际工作中，一律由分出公司负担所有营业税，对分入公司不再征收营业税。这样，对分出保险公司而言，原计税保费收入中至少对总保费与自留保费之差多征了营业税，未考虑分出公司和分入公司之间的利益差异，客观上也增加了分出公司的税赋负担，特别是在向境外公司分保高风险业务时，分出保险公司自留份额很小，保费收入可能还不够代交分入公司的营业税(如卫星保险自留3 %-5 %，分保97 %-95 %)。
二、我国保险税收制度改革的探讨
1. 理顺国家税收和保险 企业 税收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在制定有关保险企业的宏观政策时，始终把保险作为国家财政和银行筹集资金来源(税后利润作为银行存款)的主要工具之一，忽视了经营风险业务的特殊 金融 业有其自身的 经济 运行机制。对 目前 正逐步开放的保险市场来说，首先要理顺国家税收和保险企业税收之间的关系。适当的税收政策有利于保险业的健康 发展 ，而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又可以保证税收收入的稳定。保险业税收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保险业税源的培育和保险业的持续增长，而不在于提高税率。因此怎样促进保险业的持续发展应该成为保险税收制度改革的取向，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确保保险同业、保险与其他金融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2. 降低保险业的税负水平
参照国外保险税收管理，结合保险的“经济补偿”的重要原则，建议适当调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积极向国际市场靠拢，让保险公司有适当的“休养生息”的时间来加强积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赔付。在我国暂时不能免征营业税的情况下，建议进一步加大税率降低的幅度。还建议对保险合同的印花税适用较低的税率如0.3%或0.5 % ，或根据不同种类的合同规定不同的税率。
3. 统一中外保险公司的税收政策
加入wto以后，公平竞争将成为保险市场的主基调。因此，中、外保险公司不仅要适用相同的所得税率，而且还要统一所得税的 计算 方法 如计税工资、坏账提取比例、业务招待费提取比例、捐赠支出的扣除标准等。同时，对外资保险公司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统一中、外保险公司征收的税种。
4. 按不同险种设置不同营业税率
世界上多数国家营业税分险种规定税率，实行差别税率。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按各险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对 社会 保障的重要性、与国计民生的关系程度、是政策性保险还是半政策性保险(含国内实力难以办到的险种和部分再保险业务)、是否为强制性保险为界分险种确定不同的营业税率。建议对一些政策性、非盈利性的险种减免税收，对利润水平低或者对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的险种规定较低的税率，同时在目前部分险种的营业税免税的基础上扩大免税范围，如地震险、洪水险、信用保证保险和强制性保险，以充分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
一、现行保险税收制度 分析
1. 整体税负偏重，制约了保险业的长期发展
从2001年起，国家对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率进行了调整，分三年将营业税率由原先的8 %下调至5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保险公司的税收负担，但仍远高于邮电通信业、 交通 运输业适用的3 %，甚至也高于其他服务业适用的5 %。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保险业的营业税率也是较高的。世界各国一般都对保险业采取较为倾斜的政策，扶持其发展。如西班牙、新加坡等对保险业免征营业税；美国各州营业税税率有所不同，一般都在2 %左右；英国按毛保费的2.5 %交纳，1996年新税法规定寿险、养老险、健康险、水险、航空险、国际货运险、出口险免营业税；在亚洲，像泰国这样的东南亚国家的保险税率也只有3.3 %。较高的营业税率对保险业尤其是产险的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不利于保险公司在大数法则的基础上控制风险。
其次，保险业适用的印花税税率较高，财产保险合同与仓储保管合同、财产租赁合同适用1 ‰的税率，比其他合同适用的0.05 ‰、0.3 ‰等税率要高，仅次于证券交易适用的2 ‰的税率，由于印花税是以保费收入为计税依据的，其实际税负并不低于证券交易。
2. 税负不够公平
中外资保险公司在企业所得税和城建税方面表现的税负差别很大。
(1)税率不同。税法规定，外国投资者投入资本或分公司由总公司拨入营运资金超过1000万美元、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的外资保险公司经营所得，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经申请，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征收。而中资保险公司所得税统一为33%。
(2)税基不同。中外资保险公司缴纳的所得税在计税工资、职工福利费、捐赠支出、业务招待费、利息支出、坏账损失、固定资产折旧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如中资保险公司计税工资有最高限额的限制，职工福利费按计税工资的14 % 计算 扣除。而外资保险公司的职工工资可据实从成本中列支。中资保险公司提取坏账准备金的比例为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0.3 %-0.5 %，呆账准备金为年初放款余额的1 %; 而外资保险公司则按年末放款余额或应收账款余额的3%提取坏账、呆账准备金。又如在捐赠支出方面，中资保险公司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支出在不超过当年应纳税额的1.5% 的标准以内可以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而外资保险公司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可作为当期费用全部列支。
(3)中资保险公司要缴纳附加于营业税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而对外资保险公司则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4)外资保险公司可享受再投资退税政策。外资保险公司将从公司经营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或者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限不少于5年的，可退还其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 %。
3. 与同属 金融 业的银行、基金公司相比，对保险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保险作为商业社会的稳定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保险业由于起步晚，发展水平低，还不足为社会提供较好的保障，所以国家应扶持其发展。但与同属金融业的银行、基金公司相比，保险公司所享有的政策优惠实在有限。如根据规定，对银行2001年1月1日起发生的已缴纳营业税的应收未收利息，若在180天 (不含180天)以后仍未收回的，可冲减当期应税营业额; 对银行2000年底以前已缴纳营业税的应收未收利息，原则上可以在今后5年内逐步冲减应税营业额。对保险公司来说，由于保险产品销售的载体——保险合同只是一种承诺，交易成功的主动权不在服务提供方(也就是保险公司)，因此，当保险公司的应收保费在较长时间未收到时，尤其是当保险责任期结束，被保险人没有出险，由于保险公司没有明显的承担风险的事项和行为，投保人再缴纳该保费的可能性相当渺茫，但对这一部分应收保费却要计算缴纳营业税。此外，在《保险法》颁布以前，保险资金是放开经营的，有些保险公司可能存在截至 目前 尚未收回的贷款，对这部分应收未收利息，却不能像银行那样从营业税中扣除。再如，保险公司新推出的投资连接保险，根据其特性，独立账户上资金运用的所有收益和损失都由被保险人享有和负担，保险公司并不享有买卖有价证券产生的收益，情况非常类似于证券投资基金，目前国家对基金公司运作收益实行不征税的税收政策，而保险公司却享受不了这样的优惠。
4. 征收依据不够 科学
我国保险税收制度在制定征税依据上忽略了保险作为经营风险业务的特殊行业有其自身的经济运行机制。在不考虑投资收益和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目前保险应纳税所得额=保费收入-赔款支出-经营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纯保费收入+附加保费收入-赔款支出-经营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由以上公式可以看出所得税计税基础里包含了“纯保费收入-赔款支出”部分，然而根据大数法则以及保险精算 理论 ，保险公司收取的纯保险费与赔款最终是相等的，保险公司在纯保险收入和赔款差额之间无利润可赚。在现实工作中，当 会计 年度终结时，纯保费收入与赔款支出相抵有结余，只能说明该会计年度的风险损失概率低于预期的风险损失概率，并不排斥在未来的会计年度发生高于预期损失概率的风险事故。因此，纯保费收入与赔款支出的差额实际上是保险公司经营风险业务的风险成本，不是保险公司实现的利润。对这部分征税不利于保险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稳定，降低了保险公司自我积累能力。
其次，在再保险业务营业税的计征上，税法规定在实行分保业务时，分出公司以全部保费收入减去分出保费的余额作为营业税的计税依据，但在实际工作中，一律由分出公司负担所有营业税，对分入公司不再征收营业税。这样，对分出保险公司而言，原计税保费收入中至少对总保费与自留保费之差多征了营业税，未考虑分出公司和分入公司之间的利益差异，客观上也增加了分出公司的税赋负担，特别是在向境外公司分保高风险业务时，分出保险公司自留份额很小，保费收入可能还不够代交分入公司的营业税(如卫星保险自留3 %-5 %，分保97 %-95 %)。
二、我国保险税收制度改革的探讨
1. 理顺国家税收和保险 企业 税收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在制定有关保险企业的宏观政策时，始终把保险作为国家财政和银行筹集资金来源(税后利润作为银行存款)的主要工具之一，忽视了经营风险业务的特殊 金融 业有其自身的 经济 运行机制。对 目前 正逐步开放的保险市场来说，首先要理顺国家税收和保险企业税收之间的关系。适当的税收政策有利于保险业的健康 发展 ，而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又可以保证税收收入的稳定。保险业税收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保险业税源的培育和保险业的持续增长，而不在于提高税率。因此怎样促进保险业的持续发展应该成为保险税收制度改革的取向，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确保保险同业、保险与其他金融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2. 降低保险业的税负水平
参照国外保险税收管理，结合保险的“经济补偿”的重要原则，建议适当调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积极向国际市场靠拢，让保险公司有适当的“休养生息”的时间来加强积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赔付。在我国暂时不能免征营业税的情况下，建议进一步加大税率降低的幅度。还建议对保险合同的印花税适用较低的税率如0.3%或0.5 % ，或根据不同种类的合同规定不同的税率。
3. 统一中外保险公司的税收政策
加入wto以后，公平竞争将成为保险市场的主基调。因此，中、外保险公司不仅要适用相同的所得税率，而且还要统一所得税的 计算 方法 如计税工资、坏账提取比例、业务招待费提取比例、捐赠支出的扣除标准等。同时，对外资保险公司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统一中、外保险公司征收的税种。
4. 按不同险种设置不同营业税率
世界上多数国家营业税分险种规定税率，实行差别税率。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按各险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对 社会 保障的重要性、与国计民生的关系程度、是政策性保险还是半政策性保险(含国内实力难以办到的险种和部分再保险业务)、是否为强制性保险为界分险种确定不同的营业税率。建议对一些政策性、非盈利性的险种减免税收，对利润水平低或者对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的险种规定较低的税率，同时在目前部分险种的营业税免税的基础上扩大免税范围，如地震险、洪水险、信用保证保险和强制性保险，以充分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
【关键词】大数据 征信 保险
一、保险行业发展瓶颈
（一）保险业务发展瓶颈
1.市场集中度过高，竞争力不足。截止2015年底，全国保险集团公司、财险公司、寿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共146家。市场价值最高的前三大保险公司（或集团）的市场集中度为34.3%，前十大保险公司的市场集中度为64.6%，行业整体竞争度不足。
2.产品结构单一，创新能力不足。我国大多数保险公司的产品都是照搬国外保险公司开发的险种，与我国的国情并不完全相适应。同时，各家保险公司主要产品涉及重理财、轻保障类，除了名字不同，保险品种结构雷同，费率设计，保险范围、条款设计都大同小异。产品往往没有特色，也缺乏系列性及差异性，不能很好地适应不同消费者不同层次的需求。
（二）保险营销渠道瓶颈
1.个人营销效率低下。随着我国保险业务的不断扩展，个人营销员队伍也不断壮大，个人人制度自身的缺陷也不断暴露。营销员与保险公司签订的是劳务关系，社会地位低下，为了获得高额的收入，盲目夸大保险产品的优点，从而诱导投保人购买不实用的产品。
2.广告营销效果不明显。广告营销主要是通过如广告牌、电视等互联网媒体渠道进行宣传。各家保U公司都纷纷在媒体网站或广告牌上不惜成本的大力宣传本公司的保险产品，大部分客户对保险产品并不熟悉。若该客户没有相关需求，频繁的短信、电话骚扰容易让客户产生质疑与反感；即使客户有相关需求，也被眼花缭乱的保险产品种类所迷糊，不知如何选择。
（三）保险行业信用瓶颈
1.整体素质不高，夸大保险责任。自2015年8月保监会取消各地的保险人资格准入之后，保险公司增员进入快车道。截止2016年第一季度末，中国保险营销员的数量突破了710万人，比2015年10月末的505万人增长了41%。保险营销员的快速增长，必然会拉低保险营销员的整体素质，盲目夸大保险责任、高手续费、高返还等不正当竞争也时有发生。
2.保险欺诈行为日益突出。第一，先出险，后投保。先出险，后投保是指投保人在被保险人出险之后再进行投保，一种典型的恶性骗保行为，严重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利益。一般情况下，被保险人出险之后由医院或医生修改出险、就诊时间，在保险合同生效之后，向保险人提出理赔要求。由于投保时间与出险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较短，保险公司对这种欺诈行为往往难以辨别，导致其在后期的保险理赔中出现较大的支出。
第二，冒名顶替，骗取保险金。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居民的投保密度仍然不高，在一个家庭或单位中，往往只有一部分人参加保险。一旦未投保的人发生事故，未参保人员借用参保人员的名义，冒名顶替骗取保险金。此类欺诈在健康险中最为常见，如非参保患者以其他参保人员身份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包括门急诊、住院、加床等，并已向社保经办部门申报费用结算或办理医保确认手续。
第三，无中生有慌称保险事故。这种保险欺诈常跟医院联系在一起。被保险人在购买保险后，明明没有生病住院，却通过跟医院的医生合作（或收买医院相关科室人员），让医生提供虚假病例、办理虚假住院手续，慌报和开出手术医疗费及住院费的单据，骗取保险金，从而造成保险公司的经济损失。
第四，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虚构保险标的、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索赔或给付请求的行为。此种欺诈行为通常在车险中发生，投保人与汽车4S店、交警队有关人员进行团伙作案，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以旧换新或骗取维修费用。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保险公司赔付成本上升，而引起的间接后果是保险公司在后期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提高保险费用，损害所有投保人的正当权益。
二、大数据征信在保险行业应用的优势
（一）精准营销，降低保险业务成本
1.大数据调研，准确市场定位。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基于不仅可以借助信息采集和数据挖掘技术能给行业研究人员提供足够的样本量和数据信息，而且还可以对原始数据及时更新，为保险公司的市场规模开发以及品牌的个性化定位，提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建议，提高企业品牌市场定位的行业接受度、满意度。
2.大数据分析，精准客户营销。第一，精准营销。相比保险公司以往常见的扫楼、陌生拜访、陪同拜访的传统营销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利用数据分析得出潜在客户的精准营销。根据客户的收入状况、消费记录、风险偏好，建立完整的客户数据图谱，应用大数据技术智能化分析细分客户的需求，实施精准化、有针对性的产品及服务推荐。
第二，交叉营销。基于大数据对保险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现有的客户资源进行统计分析，对其需求特点开展交叉营销，从而降低保险公司的营销成本，提高营销效率。例如以短险客户开发长险业务，以法人业务开发自然人业务，以财寿险客户进行交叉销售等。
（二）信息共享，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风险
1.建立投保人、被保险人信息库，减少反欺诈行为。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基本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建立个人信息资料库。可以通过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征信系统采集的信息主体基本身份信息相互验证，避免保险欺诈行为的发生。同时，拓宽了基本信息更新渠道，进一步提高基本信息的数据质量，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风险。
2.建立保险从业人员信息库，减少失信行为。建立保险从业人员信息库，包括保险人、高级管理人员等信息。将从业人员的基本信息、从业经验、违法违规行为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建立个人信息资料库。通过与征信系统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为保险公司在人员招聘、绩效考核提供决策参考。同时，也有利于投保人在保险人营销产品时进行信息真伪判断，改善行业的整体信用形象。
（三）跟踪管理，提高经营效率
1.动态监测。通过征信系统对保险公司现有客户资料信息进行跟踪调查，包括投保信息、身体状况、收入状况等信息。运用大数据模型对保险客户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对可能发生的险情，及时预警，降低保险风险损失。例如，通过医院就诊信息，对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进行检测，向保险公司、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发出预警信息，避免被投保人的病情恶化，进而给保险公司带来风险损失。
2.理赔跟踪。保险理赔尤其是理赔时效、理赔金额、理赔程序等对客户满意度、保险公司赔付决策、保险公司盈利能力都具有重大影响。首先，将保险标的出险信息及时纳入征信系统，可以缩短保险公司调查流程，降低调查成本；其次，通过征信系统审批能够有效防止重复索赔事件的发生；最后，通过对保险公司的理赔速度和质量，以及客户满意度进行调查，可以对保险公司进行综合排序，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提高保险行业的经营效率。
3.反欺p检验。征信系统与银行、保险公司等多家金融机构共享客户欺诈信息，拥有反欺诈征信平台。涵盖了黑名单比对、历史比对、逻辑校验、外部数据校验等类型的反欺诈检验，同时支持用户自定义反欺诈规则，从而协助理赔人员高效的侦破欺诈案件，提高保险公司经营效益。
三、保险征信服务及产品
（一）保前征信服务及产品
1.精准营销。第一，市场图谱。基于工商管理部门数据、行业管理部门统计数据等对当前保险区域市场进行调研，整理出当前区域保险公司的种类、规模、产品与服务种类，为保险公司的市场定位和深入发展提供决策化依据。
第二，客户关联分析图谱。通过专门的数据调研和采集获得，对客户的基本信息、家庭状况、收入状况、消费能力、消费特点、还款履约能力、公安信息等全方位、多维度信息进行关联分析，形成360度用户画像。根据不同的消费客体提供有差异化产品和服务、实现精准营销。同时，基于对客户的消费状况，为保险公司进行交叉营销、深入营销提供决策分析。
2.保险人员信用报告。第一，保险从业人员信用报告。保险公司基于大数据征信系统对保险从业人员进行信用评分，从而对其准入资格进行审查。保险从业人员信用报告包括保险人员业绩数据、性别、年龄、通讯地址、联系方式以及更换频率、入司前工作年限、其它保险公司经验等信息，行政处罚信息、法院信息等公共信息以及信用报告查询记录信息。
第二，客户信用报告。在投保人进行投保时，利用征信系统审查客户的资格审查，进而对向保险公司出示客户信用报告。一是投保人的资格审查。二是被保险人的资格审查。为防范一些有不良信用的社会人员进行欺诈行为，骗取保费收入，保险公司应该对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的信用背景调查。投保人本人证到征信系统打印个人信用报告并反馈给保险公司，个人信用报告应该包括：一般的银行版信用报告内容、被投保人的身体状况、就诊信息、违法违规记录等信息。由公司全面审慎评估做出是否签约的决定，有效防范了先出险，后投保现象的发生。
（二）保中征信服务及产品
1.行为评分。行为评分指征信公司通过大数据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个人信用活跃度、履约能力、信用历史、身份特质、身体状况、信用消费能力等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利用先进的挖掘技术、方法和工具，建立数学模型，预测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投保人或被投保人发生风险的可性。该行为评分从0分到100分，每个分数代表一个风险概率，分数越高代表风险越低。
2.客户流失预警。通过征信系统对保险公司客户的跟踪管理，包括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客户对保险产品细节增加的质疑情况，客户投诉与否情况、客户有无退保情况、客户是否有买竞争者的保险产品情况，进而得出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及时向保险公司发出客户流失预警。
（三）保后征信服务及产品
1.保险理赔报告。在大数据时代，保险公司通过征信系统的公共信息实时获得客户的出险信息，并及时主动联系保险客户提供理赔等服务，在客户没有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之前，主动向客户提供便捷的理赔服务。
2.申请反欺诈服务。保险市场与征信系统建立诚信网络和信息共享平台，共享“欺诈理赔案件资料库”。该网络通过在投保和理赔两个环节进行审查，根据索赔人的年龄、事故类型、涉及的交通工具类型以及医疗处理频率等评级，依据评级得分高低来确认该索赔是否有欺诈成分。
参考文献
[1]杨泽云.基于大数据的保险产品创新[J].金融创新，2015，（08）：30-32.
[2]尹会岩.论大数据对中国保险业的影响[J].金融创新，2015，（02）：43-46.
[3]张新宇.保险大数据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金融电脑，2015，（04）：15-19.
[4]郝彬凯.保险营销渠道创新探究―基于保险微信营销现状及其前景的调查[J].时代金融，2015，（03）：30-33.
二是多征营业税的问题。期货公司的主要营业收入是客户交易的手续费。期货公司获取的这些营业收入，成为税务部门实施征税的主要对象。但是，期货公司向客户收取的手续费还包括代期货交易所收取、并为期货交易所所有的手续费；换言之，期货公司收取的手续费并不完全归属自己所有。手续费中属于期货交易所的那部分，期货公司只是在为期货交易所尽代收义务而已。而在实际征税中，有的地区并没有将期货公司代期货交易所收取的这部分手续费加以扣除，仍以期货公司收取的全部手续费来作为计税基数的依据。显然，这种不合理的征税办法，加大了期货公司不应有的税负，多征了期货公司的营业税，损害了期货公司的合法权益。
三是风险基金计提得不到认可问题。期货市场是金融投资领域内的高风险市场之一。为有效防范期货市场的风险，增强期货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根据《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期货公司可以按手续费收入的5％计提风险准备金，专用于弥补风险损失。然而税务部门有关文件规定，期货公司计提的风险准备金不能作为费用在税前扣除，仍应纳入征税范围。照此办理，不仅增加了期货公司的经营成本，更为严重的是，对本已不足的风险准备金计提所得税，进一步削弱了期货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为防范和化解期货市场风险增添了压力。
四是地方税制的差异导致对期货公司的重复计税问题。税制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深入进行。但是，由于全国各地税制改革进展有别，步调不一，各种特区和特殊税制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有的地区完成了国税和地税的分离，有的则仍然实行统一征税，有的甚至还实行包税制。地区税制的实际差异导致了期货公司及其各地营业部的纳税困惑。有的地区对期货公司的手续费收入总额进行全额征税，存在着交易所和期货公司重复征税的不合理现象；地区税制的差异也导致期货公司营业部之间纳税成本不一，如果地区税制协调不好，同样也会存在营业部和公司重复纳税的问题。
总之，由于我国现行期货市场税收征管政策尚未完善，对期货业的税收征管存在着诸多不公平、不合理等问题，加大了期货业的税收负担，没有很好地对新兴的期货市场起到扶持、保护和促进作用。鉴于此，完善期货市场的税收征管政策，已经成为期货业久已盼望的心愿和共识。
完善现行期货公司税收征管的几点建议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明确提出要进行税制改革。《意见》不仅承续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一精神，而且对“完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的改革还作了具体部署。学习和领会《意见》精神，针对现行期货市场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特提出如下几点完善建议：
首先，期货业应享受与金融业相同的税收待遇。期货业能否被列为金融业的争论已因《意见》的公布实施而得以根本解决。《意见》中已明确将期货公司定性为现代金融企业，并要求严格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强管理，把期货公司建设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据此，税收征管应贯彻执行《意见》的要求，适时进行调整，将期货公司与金融业列入同类，享受同等的税收征管待遇。
其次，公平合理地确定期货公司营业税基数。如前所述，期货公司营业收入中包括期货交易所收取的手续费，这部分手续费并不为期货公司所有，并非真正为期货公司的经营所得。换言之，期货公司的真正营业收入应该为扣除代收部分后的净收入，并应以此来计税。期货业应该比照金融保险业同等待遇，在按照规定向客户收取业务手续费时，以折扣(折让)方式收取的，可按折扣(折让)后实际收取的金额计入应税收入。故此，在实际税收征管中，应将期货公司期货交易所收取的这部分手续费加以扣除后，再计征期货公司的手续费，以真正体现税法公平合理的原则。
第三，风险准备金应作为期货公司的税收成本据实扣除。期货市场是金融投资领域内的高风险市场之一。为有效抵御因市场不可预测的剧烈变动或发生不可抗拒的突发事件等原因所导致的债权损失，期货公司设立风险准备金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国际期货市场普遍通行的惯例。与国际期货市场的标准和保证期货市场稳定的实际要求相比，目前期货公司的风险准备金的数额，普遍远远未能达到最低的准备限度，期货市场防范和化解风险普遍存在着较大的基金压力。鉴于此，税收征管应该与国际通行的规定接轨，明确期货公司所计提的风险基金不属于纳税所得，不再征取税收，切实贯彻执行财政部《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鼓励和扶持期货公司提取风险准备金，扩大风险准备金数额，增强市场风险的抵御力。
二是多征营业税的问题。期货公司的主要营业收入是客户交易的手续费。期货公司获取的这些营业收入，成为税务部门实施征税的主要对象。但是，期货公司向客户收取的手续费还包括代期货交易所收取、并为期货交易所所有的手续费；换言之，期货公司收取的手续费并不完全归属自己所有。手续费中属于期货交易所的那部分，期货公司只是在为期货交易所尽代收义务而已。而在实际征税中，有的地区并没有将期货公司代期货交易所收取的这部分手续费加以扣除，仍以期货公司收取的全部手续费来作为计税基数的依据。显然，这种不合理的征税办法，加大了期货公司不应有的税负，多征了期货公司的营业税，损害了期货公司的合法权益。
三是风险基金计提得不到认可问题。期货市场是金融投资领域内的高风险市场之一。为有效防范期货市场的风险，增强期货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根据《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期货公司可以按手续费收入的5％计提风险准备金，专用于弥补风险损失。然而税务部门有关文件规定，期货公司计提的风险准备金不能作为费用在税前扣除，仍应纳入征税范围。照此办理，不仅增加了期货公司的经营成本，更为严重的是，对本已不足的风险准备金计提所得税，进一步削弱了期货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为防范和化解期货市场风险增添了压力。
四是地方税制的差异导致对期货公司的重复计税问题。税制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深入进行。但是，由于全国各地税制改革进展有别，步调不一，各种特区和特殊税制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有的地区完成了国税和地税的分离，有的则仍然实行统一征税，有的甚至还实行包税制。地区税制的实际差异导致了期货公司及其各地营业部的纳税困惑。有的地区对期货公司的手续费收入总额进行全额征税，存在着交易所和期货公司重复征税的不合理现象；地区税制的差异也导致期货公司营业部之间纳税成本不一，如果地区税制协调不好，同样也会存在营业部和公司重复纳税的问题。
总之，由于我国现行期货市场税收征管政策尚未完善，对期货业的税收征管存在着诸多不公平、不合理等问题，加大了期货业的税收负担，没有很好地对新兴的期货市场起到扶持、保护和促进作用。鉴于此，完善期货市场的税收征管政策，已经成为期货业久已盼望的心愿和共识。
完善现行期货公司税收征管的几点建议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明确提出要进行税制改革。《意见》不仅承续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一精神，而且对“完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的改革还作了具体部署。学习和领会《意见》精神，针对现行期货市场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特提出如下几点完善建议：
首先，期货业应享受与金融业相同的税收待遇。期货业能否被列为金融业的争论已因《意见》的公布实施而得以根本解决。《意见》中已明确将期货公司定性为现代金融企业，并要求严格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强管理，把期货公司建设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据此，税收征管应贯彻执行《意见》的要求，适时进行调整，将期货公司与金融业列入同类，享受同等的税收征管待遇。
其次，公平合理地确定期货公司营业税基数。如前所述，期货公司营业收入中包括期货交易所收取的手续费，这部分手续费并不为期货公司所有，并非真正为期货公司的经营所得。换言之，期货公司的真正营业收入应该为扣除代收部分后的净收入，并应以此来计税。期货业应该比照金融保险业同等待遇，在按照规定向客户收取业务手续费时，以折扣(折让)方式收取的，可按折扣(折让)后实际收取的金额计入应税收入。故此，在实际税收征管中，应将期货公司期货交易所收取的这部分手续费加以扣除后，再计征期货公司的手续费，以真正体现税法公平合理的原则。
第三，风险准备金应作为期货公司的税收成本据实扣除。期货市场是金融投资领域内的高风险市场之一。为有效抵御因市场不可预测的剧烈变动或发生不可抗拒的突发事件等原因所导致的债权损失，期货公司设立风险准备金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国际期货市场普遍通行的惯例。与国际期货市场的标准和保证期货市场稳定的实际要求相比，目前期货公司的风险准备金的数额，普遍远远未能达到最低的准备限度，期货市场防范和化解风险普遍存在着较大的基金压力。鉴于此，税收征管应该与国际通行的规定接轨，明确期货公司所计提的风险基金不属于纳税所得，不再征取税收，切实贯彻执行财政部《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鼓励和扶持期货公司提取风险准备金，扩大风险准备金数额，增强市场风险的抵御力。
第四，统一税率标准和税收管辖范围。资本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表现在它整体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必须具有统一性。统一性能够有效地破除地方经济保护主义，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有力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税收征管政策完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应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期货行业的税率标准，从而为期货行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明确管辖范围（如期货公司的营业部，是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不具备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资格，不应该按现行制度在属地缴纳企业所得税），避免出现多头征税或重复征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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