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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红色文化8篇

时间:2023-10-16 10:33:22

非遗红色文化

非遗红色文化篇1

一、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及重要性

1.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江西红色语言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为地域红色文化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的特点。江西省作为中国着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红色之都,中共中央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国内第二次革命战争风雨飘摇的年代,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村民对于红军情真意切,“千军万马江畔站,十万百姓泪汪汪”送别红军的场景深刻体现了军民的鱼水之情。流行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歌曲如《十送红军》中这样写道:“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上野鹿声声哀叫,树树梧桐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歌词中情景交融和词作者借景抒情的手法深刻体现出了江西人民对于红军的深厚的感情以及对胜利的强烈期盼。江西红色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于建立和谐的军民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当今江西红色文化的艰苦奋斗精神对于江西地区群众的精神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宣传和引导意义。

江西红色语言文学非物质文化内部各类文化小类之间互相交融,呈现百花争鸣的现象。赣南的采茶戏诞生于明末清初时期,并在解放战争后发扬光大,赣南采茶戏的优秀作品《风雨姐妹花》以其深厚的文字底蕴成为红色语言文字中的典范之作并一度改编成影视作品《女大当婚》,主要讲述了江西地区一对姐妹花对于封建婚姻世俗制度的挑战,激发了那个年代年轻人为爱情执着追求的精神,对于解放那个年代的婚姻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赣南大型采茶戏作品《山歌情》以其优雅的红色文字以及深刻的红色教育意义被评定为“曹禺剧作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山歌情》中通过对主人公贞秀和刘满仓在革命战争时期赣南苏区的故事,并通过对于刘满仓的短暂的生命历程的刻画,将那个年代革命人的身上所具备的无私风险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在传统思想束缚下的隐忍交织的意识下而产生的苦涩与高尚。这部作品代表着赣南苏区革命人士身上夹杂着痛楚却毅然投入新生活的勇敢,他们不但心灵上忍受着极大的创伤,而且在沉重负荷下仍然选择坚定前行,即使面对的是死亡也不后悔。这代表了一种苏区的精神——勇于牺牲的苏区魂!

2.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受到改革开放西方思潮涌入的影响,西方文化对江西红色语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重西方语言文化轻红色语言文化成为了中西文化发展交织中的矛盾点之一。江西红色语言类文化对于巩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树立社会主流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江西红色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井冈山红区形成了独特的井冈山红色文化,一些红色的脍炙人口的歌曲广为流传,激发了广大老百姓对于红军工作的支持。《十送红军》中这样表述:“十送红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歌词中总共十句话,句句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红色文化的精神,村民与革命战士的深厚感情都能够在红色文化中体现,并且文字贴切,通俗易懂,广为传唱。

江西红色文化的深刻思想体现促进了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顺利开展。江西红色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表达了一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在安源大罢工时期曾经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主人”。这不仅仅是对封建社会的檄文,更是开启新社会的号角。革命将领当年写出这样的诗词:“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趁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红世界。”蕴含了革命人士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同志曾经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编制了这样的一首打油诗:“造福人不享福,雇农自己没有谷,砌匠自己没有屋,木匠自己没有凳坐,裁缝自己打赤膊。”文字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产生了很好的红色文化效应。并且在江西还亲自起草了《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全布告一共由94个字组成,每四个字为一小节,具有极高的文学研究价值,成为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除此之外,在江西红色文化基础上改编的《草鞋歌》、《大败江西两只羊》等也成为了江西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

红色语言文化对人们具有极强的红色教育警示作用,它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有着广泛的革命教育作用,对于当今人们克服浮夸的文学作风以及发扬红色文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积极作用。江西红色文化包括了解放区文化、苏区文化、抗战文化以及左翼文化的重要内容。江西红色文化在此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结语

江西的红色文化是一种革命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革命根据地面临白色恐怖包围的条件下诞生的。在特定的革命战争年代,江西红色文化从属于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范畴。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以及改革开放文化的一种扩展和延续。江西红色文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体现出极强的时代精神,是炎黄子孙共有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家园。

非遗红色文化篇2

    一、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及重要性

    1.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江西红色语言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为地域红色文化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的特点。江西省作为中国着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红色之都,中共中央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国内第二次革命战争风雨飘摇的年代,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村民对于红军情真意切,“千军万马江畔站,十万百姓泪汪汪”送别红军的场景深刻体现了军民的鱼水之情。流行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歌曲如《十送红军》中这样写道:“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上野鹿声声哀叫,树树梧桐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歌词中情景交融和词作者借景抒情的手法深刻体现出了江西人民对于红军的深厚的感情以及对胜利的强烈期盼。江西红色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于建立和谐的军民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当今江西红色文化的艰苦奋斗精神对于江西地区群众的精神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宣传和引导意义。

    江西红色语言文学非物质文化内部各类文化小类之间互相交融,呈现百花争鸣的现象。赣南的采茶戏诞生于明末清初时期,并在解放战争后发扬光大,赣南采茶戏的优秀作品《风雨姐妹花》以其深厚的文字底蕴成为红色语言文字中的典范之作并一度改编成影视作品《女大当婚》,主要讲述了江西地区一对姐妹花对于封建婚姻世俗制度的挑战,激发了那个年代年轻人为爱情执着追求的精神,对于解放那个年代的婚姻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赣南大型采茶戏作品《山歌情》以其优雅的红色文字以及深刻的红色教育意义被评定为“曹禺剧作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山歌情》中通过对主人公贞秀和刘满仓在革命战争时期赣南苏区的故事,并通过对于刘满仓的短暂的生命历程的刻画,将那个年代革命人的身上所具备的无私风险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在传统思想束缚下的隐忍交织的意识下而产生的苦涩与高尚。这部作品代表着赣南苏区革命人士身上夹杂着痛楚却毅然投入新生活的勇敢,他们不但心灵上忍受着极大的创伤,而且在沉重负荷下仍然选择坚定前行,即使面对的是死亡也不后悔。这代表了一种苏区的精神——勇于牺牲的苏区魂!

    2.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受到改革开放西方思潮涌入的影响,西方文化对江西红色语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重西方语言文化轻红色语言文化成为了中西文化发展交织中的矛盾点之一。江西红色语言类文化对于巩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树立社会主流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江西红色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井冈山红区形成了独特的井冈山红色文化,一些红色的脍炙人口的歌曲广为流传,激发了广大老百姓对于红军工作的支持。《十送红军》中这样表述:“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歌词中总共十句话,句句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红色文化的精神,村民与革命战士的深厚感情都能够在红色文化中体现,并且文字贴切,通俗易懂,广为传唱。

    江西红色文化的深刻思想体现促进了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顺利开展。江西红色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表达了一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在安源大罢工时期曾经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主人”。这不仅仅是对封建社会的檄文,更是开启新社会的号角。革命将领陈毅当年写出这样的诗词:“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趁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红世界。”蕴含了革命人士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毛泽东同志曾经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编制了这样的一首打油诗:“造福人不享福,雇农自己没有谷,砌匠自己没有屋,木匠自己没有凳坐,裁缝自己打赤膊。”文字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产生了很好的红色文化效应。并且毛泽东在江西还亲自起草了《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全布告一共由94个字组成,每四个字为一小节,具有极高的文学研究价值,成为毛泽东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除此之外,在江西红色文化基础上改编的《草鞋歌》、《大败江西两只羊》等也成为了江西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

    红色语言文化对人们具有极强的红色教育警示作用,它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有着广泛的革命教育作用,对于当今人们克服浮夸的文学作风以及发扬红色文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积极作用。江西红色文化包括了解放区文化、苏区文化、抗战文化以及左翼文化的重要内容。江西红色文化在此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结语

    江西的红色文化是一种革命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革命根据地面临白色恐怖包围的条件下诞生的。在特定的革命战争年代,江西红色文化从属于毛泽东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范畴。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以及改革开放文化的一种扩展和延续。江西红色文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体现出极强的时代精神,是炎黄子孙共有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家园。

非遗红色文化篇3

关键词:红山文化;赤峰地区;产业开发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05-04

红山文化广泛交流沟通南北,它既有着独特的区域文化气息,又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与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有着同样的葬玉习俗。刘国祥、陈国庆、索秀芬、滕海键等从整体上对整个红山文化进行了研究,得出红山文化早、中、晚三期的生业模式以及祖先崇拜[1]。杜金鹏、倪玉湛、叶舒宪、付维鸽、郭明、吕昕娱等主要探讨红山文化与红山玉器之间的关系,论述红山独特玉器除用于佩戴之外,还有通神以及守护死者尸神等功能,具有宗教意义[2]。雪莲、徐昭峰、曹雅洁等从红山文化的祭祀方面出发,来研究红山文化与萨满教、祖先崇拜之间的关系[3]。王贺婵、徐子峰、段岩涛等则分别从红山文化的考古学方面、旅游产业开发方面以及红山文化的再生产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可以从影视、纪念品、文化符号方面入手[4]。虽然如此,但关于红山文化在赤峰地区的研究现状还鲜有人论述,故本文选择红山文化研究现状以及遗产开发进行探讨。

一、红山文化典型遗址

红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重要的文化遗存,其内容非常丰富,文化特征富有特色,不仅拥有北方地区独特的玉文化、丧葬文化、宗教文化等,同时还体现出了黄河流域彩陶文的特征。虽然祭坛、女神像等表现出了母系氏族的特征,但也有父系氏族文化特征的出现。使用的工具大多数为磨制石器,但是在红山遗址中还出土有细石器。丧葬习俗多为洞穴墓或土坑竖穴墓,而且有玉器随葬。总之,延续达到两千多年的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东山嘴遗址[5]

作为红山文化的典型代表,东山嘴遗址已经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面积已经达到15000平方米左右,遗址中发现了很多珍贵的考古材料。首先是关于祭祀的,在东嘴山遗址中发现了很重要的祭祀遗址,而且还发现了女神像或者说是当时的女性再或者是当时女祭司的塑像。总之,这些塑像的出现对于红山文化时期祭祀习俗以及当时的宗教文化甚至是当时的部落组织结构和生业模式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其次,东山嘴遗址石器建筑的中心部分石器建筑四周皆为体积较大、重量较重并且加工成规整的长方形条石砌成。条石长、宽、高分别为30cm、20cm、15cm。两翼的墙基同样是用这样的条石砌成的[6]。这些石器建筑可以分析出当时的建筑水平、建筑风格以及附近的地质条件,不仅对考古学而且对建筑学的研究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再次,在东山嘴遗址遗址中还有钵、盆、盘、豆、杯、壶、罐等陶器、石磨盘、石磨棒、斧、凿等磨制石器的出土,石片、石核、族等打制以及少量细石器的出土[7],为研究红山时期居民的日常生活、生产工具、科技发展程度提供了丰富、可靠的资料。总之,东山嘴遗址对于揭露红山文化的面貌以及中华文明的起源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实为研究红山文化的重要遗址。

(二)牛河梁遗址[8]

同样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的牛河梁z址,也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重要遗址。作为红山文化晚期重要遗存的牛河梁遗址具有很多神秘的符号以及特色的文化。牛河梁遗址中最出名也最具有特色的遗址就是女神庙,女神庙由女神主庙以及附属的祭坛、窖穴等组成[9]。称之为女神庙或许不太准确,在红山文化时期,还没有后世形成的完整的宗教观以及严密的宗教体系和神职人员,从当时的生产水平以及当时居民的认知水平来看,其很可能是女性崇拜的表现,可能为当时的部落酋长或者祭祀之类的人物。其次就是积石冢,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很多,也非常具有特色,积石冢的形状也不尽相同,有圆形也有长方形,大多数的积石冢都是多人分棺合葬,即很多棺材并列的放在一起,上面统一用大石板盖上,这种丧葬形式非常具有特色,而且在墓中还随葬有玉器,这种玉器随葬的风俗贯穿于每一个红山文化的遗址中。此外遗址中的人工夯筑小土山、冶铜遗址、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也很有特色,为红山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三)白音长汗遗址[10]

相对于上面两个遗址来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音长汗遗址的文化内容更加丰富,时间跨度更加大,它不仅包含了红山文化的内容,还包含有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小河沿等文化类型,可以说其文化内涵是相当复杂,文化辨别过程也是相当困难的,鉴于本文研究的内容,故仅对其红山文化遗存部分进行介绍。白音长汗遗址不同于前两个遗址出土有和祭祀有关的大量遗存,其出土的遗存多为与当时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遗存,例如出土了17座半地穴式圆角方形或矩形的房屋,还有30多个灰坑[11]。这些与居民吃、住相关的遗存的发现,对于研究红山文化时期部落的布局、建筑的发展水平、居民的生业方式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前两个遗址主要从祭祀、宗教、酋长方面揭露红山文化,而白音长汗红山文化遗址从平民、生活角度展现了红山先民的文化面貌。

(四)哈民忙哈遗址[12]

随着哈民忙哈遗址展示馆和博物馆的建设,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了哈民忙哈遗址。哈民忙哈遗址中独具特色的红山文化遗存,也是其中的房屋遗存,发现14座半地穴式房址,这些房址中都存在门道以及灶,还都发现有柱洞。房屋的形状也多为圆角方形,建筑技艺高超,并且有木质的梁架结构出土[13]。这些都为复原红山文化时期的房屋建筑以及研究中国北方地区的房屋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当时的居住风俗、居住形式提供了线索。哈民忙哈遗址中还有很特别的一点,就在其遗址中出现的墓葬中的尸骨都是经过人为扰动的,而且还发现有大量弃置的人骨遗骸[14],这种情况在其它红山文化的遗存中比较少见。对于这种情况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确的了解当时居民的丧葬习俗,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可能为气候学、古环境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从人口体质出发,研究当时居民的体质,进而研究当时的主要食物以及生存环境。

二、红山文化遗产典型开发形式

(一)学术文字开发

一方面学术界通过召开与红山文化相关的学术会议,例如“五千年文明见证――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红山文化高峰论坛”等学术会议,通过邀请国内外学者进行研究商讨,为红山文化提高了知名度,使很多学术界的人士更加熟悉和了解这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同时通过学者们召开的学术会议的探讨,也为红山文化的产业发展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方法和实践性的指导。另一方面,国内外学者对于红山文化的发展以及红山文化的产业开发以论文的形式提出意见和建议,例如段岩涛的《在红山文化基础上的视觉形象设计研究》[15]、刘敬华的《红山文化遗产活化与旅游区构建研究》[16]、杜广洲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区的景观资源保护探讨》[17]等。这些学术论文的出现,从学术的角度,为红山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同时也让更多的人研究红山文化,发扬红山文化。但是这种纯学术性的会议以及学者的研究,也存在很大弊端,它不能让红山文化的知名度走出学术界、甚至是走出历史和考古。不用说普通的民众,很多其它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都不知道红山文化,更不用说了解红山文化。这就使得红山文化的产业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性,缺乏更加广泛的宣传。

(二)遗址公园建设

建立遗址公园或者博物馆,例如牛河梁国家遗址公园、红山国家森林公园、哈民忙哈遗址展示馆和博物馆、承德红山文化博物馆等,这些遗址公园和博物馆也是促进红山文化发展、展现红山文化面貌、揭示红山文化考古成果、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式。这些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建立为红山文化的保护和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其经济效益是有限的,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因此对于红山文化的发展还是有欠缺的,尚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以丰富红山文化的宣传手段,增强红山文化的影响力。

(三)文化饰品研发

在红山文化饰品的研发方面,主要集中于仿制红山文化的玉器、陶器等作为纪念品,以及将红山文化的符号,如玉龙、陶器纹饰等应用于笔记本、衣服等上面去。这对于红山文化发展以及其产业开发方面是非常好的方法,但现在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这些仅仅是纪念品,只有来旅游的人会买一两件回去留作纪念,还称不上流通的商品,还不能真正意义上作为一种特色首饰或者特色服装而打开市场,因此其需要努力和进步的空间还很大。

此外还有一些影视宣传,如以红山文化主题的文艺节目演出、设计和红山文化有关的音乐、舞蹈以及拍摄有关红山文化的纪录片,但这些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不能很好的与普通大众相结合。而内蒙的美丽乡村建设,就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能够让红山文化走出象牙塔,走向普通民众。

三、红山文化遗产开发思路

红山文化遗产的开发,不能单打独斗,必须将红山文化的发展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红山文化遍及内蒙的西拉沐沦河、老哈河、辽宁省的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以及河北省北部地区,其范围非常广而且大多遗址都分布在农村地区。同时红山文化作为整个中华文明有机体的一部分,具有很浓厚的历史感以及很强的文化特征和艺术内涵。因此将其融入到地的旅游中去,能够提升赤峰地区旅游的文化厚重感,增强旅游观念中的文化意识。通过优秀的传统文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旅游中,加快赤峰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将红山文化融入到普通群众的生活中去,让红山文化不仅仅属于研究的学者而是属于每一个人,推动红山文化的宣传和发展。只有让普通群众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才能去除红山文化的神秘感,让其真正作为一种文化,为大多数人所熟知,这样才能从根本意义上推进红山文化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字书本,才能让红山文化的产业发展有深厚的认知基础,这才是其发展的最好出路。

红山文化与赤峰旅游结合的方法主要有:第一,将红山文化的符号融入到旅游宣传中去,这种融入不仅仅是将红山文化的器物、图画等照抄照搬过去,而是将红山文化特有的玉龙、勾云形玉佩、动物形玉饰、横“之”字形纹以及直线纹等器物、纹饰凝结成一种符号,展现在旅游之中;第二,体验式再现,将红山文化时期的房屋、街道、甚至农田重现,让外来人可以亲身体验红山人的生活,这样就更能吸引人。现代人忙于现代生活,缺乏自我以及亲近自然、感受原始的机会,而这种方式的乡村旅游正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可以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也有利于红山文化的传播;第三,根据自己当地红山文化遗产的特色开展红山文化产品的再开发,这种开发不是简单的重造红山文化的首饰、瓶瓶罐罐作为旅游纪念品,而是将红山文化融入到现代人生活的用具中去,与现代相结合,使其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旅游纪念价值还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并且要申请专利,还要通过网络、电视、手机微信、QQ等方式进行宣传。这样的红山文化产品,才能成为正真意义上的产品。最后,要把握住红山文化的精神,将红山先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勇于探索、不断进取的创新精神融入到旅游业中。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份子,红山文化遗址众多,遗存非常丰富,具有典型特征的玉龙、玉婵、玉龟、玉佩等。红山先民用他们勤劳的双手、无谓的精神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种精神也是留给我们的重要财富。对于红山文化的开发,现在主要集中在学术讨论、博物馆建设、纪念品研发的几个方面,但这些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足。而与之相比较,将红山文化的产业发展与现在的旅游业相结合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其它方式不具备的优点。这些优点对于赤峰地区旅游业和红山文化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需要采取灵活的方法推动红山文化遗产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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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15;滕海键.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赤峰学院学报,2015,(7);陈国庆.红山文化研究.华夏考古,2008,(3);索秀芬,李少兵.红山文化研究.考古学报,2011,(3).

〔2〕杜金鹏.红山文化“勾云形”类玉器探讨.考古,1998,(5);吕欣娱,李亭霖.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述略.赤峰学院学报,2014,(7);倪玉湛.红山文化“勾云形”类玉器文化意义再探讨.艺术百家,2009,(6);叶舒宪.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为“^形玉牌”说――玄鸟原型的图像学探源续篇.民族艺术,2009,(4);付维鸽.红山文化“玉猪龙”考析.兰州大学,2013;郭明.试析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器.考古与文物,2008,(5).

〔3〕雪莲.红山诸文化中所反映的原始宗教观念问题.赤峰学院学报,2012,(4);徐昭峰,尤彦婷.试论红山文化的原始宗教系统.东北史地,2014,(6);曹雅洁.红山文化玉器与萨满教.赤峰学院学报,2007,(5).

〔4〕王贺婵,谢春山.红山文化资源旅游开发途径探析.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1);徐子峰.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2);段岩涛.在红山文化基础上的视觉形象设计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2.

〔5〕〔6〕〔7〕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11).

〔8〕〔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

〔10〕〔1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科学出版社,2004.

〔12〕〔13〕〔14〕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3).

〔15〕段岩涛.在红山文化基础上的视觉形象设计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2.

非遗红色文化篇4

关键词:保定市;城市文化;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红色抗战文化

本文系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保定市城市文化品牌的建构”(200902114)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化是一种资源。广义上的文化资源泛指人们从事一切与文化活动有关的生产和生活内容的总称。狭义上的文化资源是指对人们能够产生直接和间接经济利益的精神文化内容。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和质量高低直接对当地文化经济的发展产生多重作用。

一、保定市城市文化资源的类型及其现状

依据文化的存在形态,结合保定市的具体情况,保定市城市文化资源可分为三个类型: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形成于特殊年代的红色抗战文化资源。三种类型的文化资源之间并非截然分开,它们之间互有交叉且相互依存,构成了文化资源的多样态环境。

(一)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认为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三个主要部分。保定是文物大市,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7处,在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一位。此外,保定市还拥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9处,不可移动文物点1,600余处,馆藏文物8万余件。

(二)非物质文化资源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所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文化的见证,更是珍贵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化资源。目前,保定市拥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7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7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02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5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1名。

(三)红色抗战文化资源现状。保定是一块具有悠久革命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土地。这里创建了中国北方最早的红色政权“阜平苏维埃”,是著名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所在。保定境内的黄土岭战役、狼牙山五壮士、冉庄地道战、白洋淀雁翎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革命壮举家喻户晓。保定市现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3处,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7处;在全国百家经典红色旅游景区中,保定市占有5家;在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中,保定占有2条。

二、保定城市文化资源的公众认知程度调查

城市文化是一种地域形态的组织文化,是一定自然与人文历史背景下创造出来的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和其他多种文化遗存的多种形态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城市文化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土壤。每一个城市都会在发展中根据自身的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经济程度、民俗传统塑造自己的文化特质。尽管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质,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够成为当下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资源。要开发城市文化资源,塑造城市文化品牌,首先要明确该城市拥有哪些可以用来形成品牌的文化资源。为此,笔者结合保定市文化资源现状和对小范围群体的访谈,确认了10项比较有代表性的保定城市文化资源项目,并于2011年7月1日~15日开展“保定部分城市文化资源公众认知程度”的社会调查活动。

(一)对基本信息的统计分析。此次调查面向社会各类群体,共发放45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411份。其中,男性213人,占样本总数的51.3%,女性198人,占样本总数的48.7%,其中暂住人口(3个月以下)、常住人口(3个月以上)和未曾在保定居住过的样本数量所占样本总数的比例分别是22.9%、61.3%和15.8%。(图1、图2)如图1所示,此次调查的样本年龄以18~35岁的青年居多,其次是36~55岁的中年人,两者相加之和占样本总量的91.7%;而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55岁以上的老年人,两者相加之和占样本总量的8.3%。如图2所示,此次调查的职业类型中,学生超过了样本总量的半数,其次是商业/企业员工;其他类型的构成较为复杂,包括自由职业、农民、离退休人员、医生等多种职业类型;教师和公务员也占据了一定比例。由于问卷采取随机发放的形式,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保定市的人口结构。保定高校云集,青年学生和教师的整体数量偏多,加之近些年保定的经济快速发展,商业/企业数量猛增,增加了员工数量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二是因为相对于老年人和未成年人,18~55岁之间的中青年是社会的主体,他们外出次数较多,活动范围较广,接受调查的概率就大大增加。受到调查时间和调查条件的限制,公务员和教师的样本数量较小。

(二)对文化资源项目内容的调查分析。(图3)如图3所示,在众多的文化资源项目中,公众对白洋淀、狼牙山和直隶总督署的认知程度较高,而保定三宝、野三坡、冉庄地道站、古莲花池的认知程度较为一般,对清西陵、满城汉墓和大慈阁的认知程度偏低。

白洋淀、狼牙山和冉庄地道战遗址是著名的红色旅游项目,早期拍摄的影视作品,如《小兵张嘎》、《狼牙山五壮士》、《地道战》让这些文化项目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白洋淀更因其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而魅力倍增。直隶总督署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省级衙署,素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之称。对军事和历史感兴趣的人几乎都是从直隶总督署认识保定的。但是,就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而言,直隶总督署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与此种情况相类似的还包括古莲花池和大慈阁,这与文化资源管理的力度、传播渠道和文化资源本身的开发程度有密切关联。

在保定流传着一句谚语,“保定有三宝:铁球、面酱、春不老。”虽然这三宝属于对保定特产的非官方、非正式的认定,就调查结果来看,社会公众,尤其是保定的常住人口对保定三宝的认知程度还是相当高的。

野三坡是部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同时也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具备红色旅游的资源优势。

清西陵的社会认知程度偏低出乎笔者的意料。清西陵为清朝帝王两大陵寝之一,2000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也是目前为止保定市唯一一个拥有最高级别的文化资源项目。但是,调查结果却显示社会公众对清西陵的认知度远低于其他级别较低的文化资源项目。原因:一是对清西陵的宣传不够到位;二是它与保定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并不为人所关注。满城汉墓的境况也大抵如此。

综上,本次调查所选择的城市文化资源项目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公众认知度。从调查结果来看,以红色抗战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资源项目拥有的社会认知度最高,这也证实了古城保定的确是一座带有深刻革命烙印的红色城市。而以直隶总督署为依托的直隶衙署文化如果能够得到有效开发,将会成为整合保定市区内以散点形式存在的各类文化的标志性文化品牌。

三、促进城市文化资源有效传播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根植的土壤,每一处文化都有其独具的特色。开发文化资源使其成为一种品牌,是提升城市形象,培育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此次问卷调查中,笔者发现在各类城市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存在不注重品牌传播的通病。

形成文化品牌只是第一步。在一个文化品牌的创立过程中,品牌传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选择合适的传播途径是有效传播的前提。如图4所示,未曾到过保定却对保定城市文化有所了解的有超过49%的人是通过朋友或他人介绍的,其次是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而报纸杂志和户外媒体则是较为次要的途径。(图4)

有鉴于此,在城市文化资源传播过程中要做到:凡是来过保定的人应通过各类直接途径对保定的城市文化留下鲜明的印象;通过媒体节目和广告宣传片,推动保定城市文化品牌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快速传播,以扩大潜在群体对保定文化的认知;互联网是网络社会的传播利器,应通过建立各类文化、旅游网站和论坛,宣传保定的特色文化资源和文化品牌。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国保文物单位数量全国第一[OL].保定文化网,2011.7.1.

[2]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况[OL].保定文化网,2011.7.2.

非遗红色文化篇5

胶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有灵秀的山、灵动的海,激情澎湃的海岸与灵幽浮翠的海岛辉映着,这里有葱郁的田园、富饶的渔村,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和淳朴的民风糅合着。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找到世上无价的宝藏:只有胶南,能让我们踏上探“宝”之旅。

胶南市地处黄海之滨,琅琊郡都,史以东国名地著称,因秦始皇三次登临琅琊台,徐福东渡启航处驰名古今中外,也是中国最早批准的沿海开放城市之一。

秀丽的山海美景,数千年琅琊文化的沉淀,赋予了生活在这里的劳动人民独特的艺术气质,孕育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这些宝贵的文化,通过一代代人的手、口传承着,有的走过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这些落入凡尘的文化宝藏,如今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胶南的民间风情更显浓郁、厚重、原汁原味。

在胶南市已建立的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31项里,其中进入省级名录的5项,青岛市级名录的7项。此外,胶南市还收集2800多条线索,普查到300多个项目,涉及当地的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剧、曲艺、传统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民俗等16个类别。如此数量大、分布广、种类全、价值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胶南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载体,更是琅琊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胶南年画,最朴实的童趣

胶南人过年贴年画的习惯非常久远,已代代相传了不知多少世代。早年的年画内容喜庆,构图饱满,色彩鲜艳,贴在墙上满屋生辉,渲染出年节的热烈气氛,表达主人对新一年生活的美好愿望。

山东传统技艺大师李增梅,便是胶南年画作者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自幼擅长年画的她,自二十世纪末开始学习创作年画,并不断地走进农村生活、搜集健康向上的新农村、新生活题材、潜心研究年画构图、调整色彩运用。如今,她的作品经常在市、省、部级部门举办的展览中展出,有的作品获各种奖项,有的赴新加坡、乌拉圭、加拿大、厄瓜多尔展出并收藏,部分作品被收编进权威画集、资料集。2010年,她的作品《金秋》在全国农民绘画展中获奖。听李增梅讲解胶南年画,会让人更深刻地领悟到这一古老民间文化的流光溢彩

1986年,胶南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定为“年画基地”,1989年,文化部命名胶南为“中国现代绘画画乡”。胶南年画有着鲜啊的风格特点。首先是构图饱满,作者把自己所经历的、所看到的和所想象的人、事、景和物不受任何技法的限制,满满地表现在画面上,那些儿时偷果子、骑牛钓鱼、喂羊推磨等童趣场景出现在年画中常常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其次是使用高纯度原色,同时吸收国内外一些现代绘画流派的某些色彩特点,使画面鲜艳、色彩层次丰富而又有整体色彩倾向,这相当考验画者运用色彩和构图的功力:三是造型上不求形似求神似。不管画面中的人或景物是否合乎比例关系,透视是否正确,只要看上去舒服、好看就行,大胆、自由、无拘无束地反映作者对美的追求。总之,胶南年画运用简单、丰满、装饰的构图,跳跃统一的色调,稚拙、朴实、夸张的造型,创造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具体抽象共存的独特艺术风格。

胶南剪纸,红纸上的艺术

在以老城区为中心的周围乡镇,特别是琅琊镇、隐珠街道办事处和宝山镇等地,广泛流传着历史悠久的胶南剪纸艺术,这便是探“宝”之旅的第二站。胶南剪纸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其起源已难以考究,它多用于婚喜节庆日,人们以此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胶南剪纸艺术品种繁多,从用途看,主要有窗花、顶棚花、饽饽花诸类。

窗花的制作十分注重镂空后的明度效果,样式有独幅和多幅组合之分,多幅大都是成套的风俗题材,此外还有角花,用于装饰窗的四角。窗花内容丰富,以飞禽走兽、花鸟鱼虫、风景人物、吉祥图案为多,如《凤凰牡丹》、《牛郎织女》、《八洞神仙》等;顶棚花主要张贴在农家房屋的顶棚,包括团花和角花。团花内容多为“福寿双全”、“金鱼闹莲”、“五蝠庆寿”等,一般贴在卧室顶棚中央,角花常用花草图案,剪成三角形,分贴顶棚四隅,与团花相呼应,使团花更突出:饽饽花,是人们嫁娶时,在馈赠亲友和待客时用的饽饽上贴的剪纸。这种圆形剪纸,上面剪有如“福、禄、寿、喜”等各种形式的富有祝愿吉庆意义的字样,周围以各种图案相烘托,饽饽花注重表达生机盎然、喜气洋洋的情愫。

如今胶南剪纸已发展成为实用之外的独立艺术门类。胶南剪纸艺术以隐珠街道办事处为代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巧妙联想,大胆夸张,以简洁明快的手法,独具匠心的构思,剪出淳朴清新的艺术风格。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隐珠街道办事处的700多幅民间剪纸被国家有关部门作为礼品赠送给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文化界知名人士。如今,隐珠街道办事处已成为“胶南剪纸之乡”。

泊里红席,千百年的承袭

“炕上没有席,脸上没有皮”。在胶南泊里镇一带,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在炕上铺红席的习俗,无论娶媳妇还是过年,泊里红席在当地常常是亲戚朋友问互相赠送的高档礼品。实际上,泊里红席的编织和使用,已经在当地有上千年的传承历史。

传说,战国时期孙膑遭庞涓陷害,流浪并寓居于泊里一带,便用当地高粱的秸秆,编成席子做炕当被。因为孙膑膝伤未愈,编席时鲜血滴在席子上顺着白色秫秸的纹理流淌,形成了席子红白相间的颜色。当地百姓为了纪念孙膑,给席子取名“红席”,编织红席的手艺和在炕上铺席的风俗从那时起便在泊里一带流传开来,世代相袭,传承至今,已有2000年。

泊里红席的原材料是独一无二的,用的是红粟也就是红高粱。每年3月份左右种上,到7月份收割,然后晾干、贮藏、剖割、漂洗等,每年到了冬天农闲时再编织。编织红席要经过去根、剔梢、捆坯子、泡篾子、破刮篾子、熏白篾子、编隔子和挑席子等大大小小36道工序,其中诸多工序都要在四周墙壁和地面都布满了青苔、一种被当地叫做“地屋子”的半地下室里进行,一领席子(1.8米×2.8米)从选料开始,至少需要四到五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得使用小镢头、砍刀、铣刀、刮板、卷尺、大刮刀、小刮刀、破篾子刀、熏罐、硫磺等众多工具。

一领上好的泊里红席,不仅篾子编织得均匀,纹理整齐,还能兜得住满满一瓢水。曾经十几块钱一张的泊里红席,如今的身价已经涨至千元,这意味着,随着泊里红席编织工艺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古老技艺再次焕发青春。

通过寻访胶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发现,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

精湛技艺,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据了解,为了加强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相关文化部门开展了部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命名工作。经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2009年胶南市入选青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3人,他们分别是茂腔传承人王淑娴,剪纸传承人王明香,泊里红席传承人张学明,入选胶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8人。同时,胶南市积极拓展传承人的传习渠道,经多方努力,多位传承人已建立了教学培训基地,常年开展授徒传艺。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探“宝”之旅中,我们发现了胶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在设施优良的胶南隐珠文化艺术中心里,展览着丰富多彩的胶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面,除了有精美的实物展品、翔实系统的文字资料,更经常举办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茂腔小戏曲调演、春节民间艺术表演等活动,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和艺术魅力。胶南隐珠文化艺术中心长期对外免费开放,开展各种商演、展演、展览活动,在增添人文色彩、提升品位和效益的同时,吸引工商企业家投资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不仅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保护,更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开发利用。

胶南的探“宝”之旅,实际上是一场对原汁原味的胶南民俗文化的寻访,它让胶南民间文化宝藏重放异彩!

非遗红色文化篇6

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仁怀市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8-0156-03

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人类在仁怀繁衍生息。北宋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仁怀置县,属滋州。宣和三年,降县为堡,属泸州郡。元置仁怀长官司、古滋长官司,均属播州安抚司。明为仁怀县(今赤水)辖地,属遵义府。清雍正五年(1727年)随府改属贵州布政司。雍正八年,移县治于生界亭子坝,十一年知县杜诠领帑项一万五千零八十两建城,至十三年新城就。远在汉代,仁怀人民便酿造出令汉武帝“甘美之”的佳酿。1915年,茅台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跻身世界三大蒸馏名酒行列。1995年11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仁怀撤县设市,是贵州省首批建设的20个经济强县(市)之一。

一、历史文化遗产现状

仁怀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是古代川盐入黔的重要驿站之一,也是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斗过的地方,更是驰名中外的国酒茅台酒的故乡,因而拥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物质文化遗产

就物质文化遗产而言,仁怀市境内历史文化遗产又具体包括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特色历史街区和文物保护单位四类。目前,可移动文物基本都珍藏于市博物馆内,有国家二级文物2件、国家三级文物2 000余件和近1 000件待修复的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共4处,即沙滩乡的古盐运码头、东门河云仙寺内的商周遗址以及中枢的水仙寺和玉屏寺;特色历史街区共3条,即清代遗存下来的梅子坳老街、三元洞老街和五马老街;文物保护单位共26个,分别分布在仁怀市城区及一些乡镇;具体情况(见下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仁怀市最为著名的要数茅台酒传统酿造工艺,现已被列入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仁怀也于2004年7月,被正式认定为“中国酒都”。此外,仁怀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境内居住着汉族、苗族、布依族、仡佬族、彝族、白族等9个民族,因而拥有众多独具特色的民族习俗,如后山乡的采月亮、苗族腊染、苗族打牛祭祀活动;有别具风格的地方戏曲,如学孔乡的春台戏;有众多精湛的手工技艺,如喜头镇的擂荼制造工艺、坛厂镇的制陶工艺等。其中,后山乡苗族的踩月亮活动与茅台镇茅台酒传统酿造工艺一同被列入贵州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三)总体评价

从数量来看,仁怀市境内的历史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目前已登记的有3 000多件可移动文物、4件不可移动文物、3条特色历史街区、26个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地上地下历史文化遗产仍处于未发掘或未登记状态。

从类别来看,仁怀市境内的历史文化遗产种类比较齐全,涵盖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特色街区和文物保护单位四类,其中文物保护单位又包含近现代史迹、古墓葬、古建筑、古遗址、摩崖石刻等类别。

从年代分布情况来看,境内物质文化遗产(除可移动文物外)主要是清朝和近现代留存下来的,其中清代遗产18处,近现代历史文化遗产11处,此外还有明代遗产两处,商代、宋代遗产各1处。

从位置分布情况来看,境内物质文化遗产(除可移动文物外)主要集中分布在茅台、中枢、鲁班、长岗和五马,其他如茅坝、坛厂、沙滩、三合以及火石岗等乡镇也有单个分布。

从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来看,境内有部级文物保护单位1个(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塔、长征茅台渡口纪念碑、鲁班红军烈士墓、鲁班红军战斗遗址、长岗住地等9个文物保护单位联合统一申报),贵州省级两个,遵义市级两个,仁怀市级13个。

从保护与开发现状来看,仁怀市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力度不够,除鲁班、红军烈士墓等极个别受到较好保护外,其他都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既没有划定保护范围,也没有派专人进行管理。由于缺乏保护,导致各级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价值不高,开发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二、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一)历史文化遗产遭受自然、人为的双重破坏

仁怀市的众多物质文化遗产当中,除了被收藏在市博物馆的部分文物之外,其他都基本处在露天之下,如清代的古盐运码头、明清时期修建的众多寺庙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留下的战斗遗址等。这些宝贵的遗产千百年来经历了无数次的风吹雨打,遭受风化、冲蚀等自然因素破坏严重,部分甚至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失去了其原有的价值。

当然,相比自然因素对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的破坏而言,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破坏可谓更甚。其中,最为明显的要数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破坏,例如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与清朝政府的茅台一战使得诸如酒作坊等珍贵遗产一夜之间灰飞烟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也相当严重,永安寺、天圣寺等寺庙中的雕像、石刻被毁之殆尽。

(二)认识浅薄,保护力度不够

在建设过程中,部分人认为保护文物、历史街区、古建筑就是保护“落后”,更有甚者还把保护遗产和发展经济对立起来,认为这些“死物”是在和城市建设抢地盘,阻碍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实,他们片面地理解了城市的现代化,认为只有高楼大厦才是现代化城市的象征,而忽略了最为重要的城市历史沿承与城市文化品位。

(三)建设性破坏严重,孤立文物保护

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这一迅猛潮流中,城市工业用地、居住用地等难免会与遗产保护发生摩擦。在城市建设用地原本就很紧张的仁怀,这一矛盾更是突出,而二者比拼、争抢的赢家又往往是经济一方。因此,许多尚未挖掘的珍贵遗产永久地埋藏于混泥土之下或是被彻底摧毁;而已发掘的部分历史文化遗产也不得不拆迁而另寻容身之所;几经曲折得以原地保留的也只是孤立保护,周围老建筑全部被拆除,整体风貌极不协调,其中最好的例子要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鹿鸣塔被孤立保护在市医院内。

(四)保护资金短缺

仁怀市境内的物质文化遗产多为土木类,由于自然、历史原因和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破坏,其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由于当地人民认识浅薄片面、重心完全偏向近期的经济发展,境内许多历史文化遗产都没有专项的保护资金,基本上处于自然消亡状态。地方政府采取种种措施筹措的资金也只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旅游收入、民间捐助等。

(五)文化特色明显,但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未能充分体现

仁怀市的文化特色也非常鲜明,国酒文化、长征文化和古盐运文化便是这一城市的主打文化,也是彰显其城市魅力的最大文化品牌。尽管其文化特色非常明显,但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上述“三大文化”均未充分体现出来。首先,在进入仁怀的各交通口岸,除国酒门、茅台巨瓶外,很少有能彰显其文化特色的广告、标语或标志;其次,市政中心地区也没有能充分展现其文化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另外,在仁怀市内的主要交通廊道和广场上,能体现其文化特色的雕塑和园艺也少之又少,走在仁怀境内的大街小巷上,人们很难感受到国酒文化、长征文化与古盐运文化的浓厚气氛及深厚内涵。

三、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建议

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切实有效地保护好祖宗留下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仁怀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建设特色城市有着更加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在继续大力、持久地面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同时,建立向市民宣传、展示、普及相关知识的长效机制,比如通过举办免费知识讲座、参观、知识竞赛、开设报刊专栏、专门网站甚至进入学校教材等多渠道、多种方式宣传历史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及其保护意义,让每一位市民都了解城市的文化内涵及保护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努力提高广大市民的思想认识,引导全体市民树立和形成“保护城市的历史就是保护城市的未来”的共识,使全民投入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中来。

(二)多渠道筹措保护资金

仁怀市政府必须加大历史文化遗产专项保护资金的投入,并主要根据需要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数量、保护程度,保护方式等决定具体的财政支出额度。除财政收入这一来源外,相关部门还应当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资金来源方式,如以旅游资源开发的形式获取旅游收入;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维护、维修、展览和科研,吸收境内外企业、团体、个人捐资赞助,建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等。

(三)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

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应始终坚持以有利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为前提,在此前提下科学地加以利用,充分释放其历史和文化的价值潜能,并以此为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魅力的彰显。如修缮后的文物保护单位可结合雕塑、画展、文艺表演等,进行酒文化、盐运文化、长征文化的展示;也可以复制文物样品,开发旅游纪念品;也可以利用当地的手工技艺,如喜头镇的擂茶工艺、坛厂镇的制陶工艺等,开发体验型旅游产品。

(四)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要充分地彰显文化特色

仁怀同时拥有酒文化、古盐运文化和长征红色文化,在具体的开发建设过程中,还必须正确处理好三大文化的关系。其一,要突出重点,即重点开发打造酒文化;其二,要体现三大文化的关联性,即做到“酒中有盐(盐运文化),酒中有红(红色文化)”。具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第一,仁怀市的文化定位是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酒都”,而不是“盐都”或“红色之城”,一切工作都要围绕“酒文化”来做文章;第二,对于载有古盐运文化和红色长征文化的景点、景区,要继续予以保护与开发,但范围只限定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与开发;第三,部分酒文化载体中要适当融入古盐运文化和长征文化,主要体现后二者在仁怀酒文化成长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发展的一种独特资源,保护并深入挖掘其中的内涵,传承并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促进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把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纳入城市规划中,从城市发展战略层面来整体考虑,将更有利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更有利于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潘君瑶.岷江上游的历史文化遗产与文化旅游开发研究――关于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岷江上游文化旅游品牌的八点建议[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3.

[2] 秦趣,谌洪星,冯维波.基于景观功能分区的山地滨水型城市旅游开发研究――以贵州省仁怀市为例[J].六盘水师范高等

非遗红色文化篇7

[关键词] 老区 红色旅游 古色 绿色 土色

自从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2004年印发了《2004年~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文件后,红色旅游的推进在全国更加如火如荼,许多拥有丰富红色文化遗产的地区更是不遗余力地把红色旅游作为重要旅游资源来开发,纷纷推出了各自的品牌。可以说红色旅游一时红遍神州,方兴未艾。红色旅游的蓬勃发展为老区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契机,发展红色旅游完全有可能成为老区经济腾飞,文化进步,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民心工程。

一、老区发展红色旅游的优势

老区是指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的统称。由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就决定了革命根据地必然地是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广大农村。老区地处穷乡僻壤,那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文教落后,经济贫困,广大群众迫切希望改变老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当年老区人民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因此,没有理由不扶持老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加快老区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虽然老区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发展比较滞后,基础建设也极端薄弱,但幸运的是老区有其自身发展红色旅游的相对优势:

1.老区是当年的革命根据地,革命前辈以其热血和生命铸就了历史的丰碑,孕育了红色革命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红色文化遗产。而对红色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与利用的最有效的契合点便是红色旅游。红色文化遗产是红色旅游的物质基础,它们构成了老区红色旅游的核心竞争力,之所以说是核心竞争力,就在于有相当数量的红色文化遗产是老区独有的东西,不能为其他区域直接拷贝或复制,非老区区域只能对红色文化遗产承载的革命精神加以继承与学习,并使之发扬光大。革命先辈当年在根据地的浴血奋战和无私奉献精神,在全国人民心中有着一致的心理认同,成为老区无形的价值遗产。尤其是先烈们那些惊天动地的光辉事迹,如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长征、南泥湾大生产、中共七大等等,无不为国人所耳熟能详,家喻户晓。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光辉的革命事迹已成为老区的名片,许多人就是通过这些动人的革命事迹才了解甚至喜欢老区的,没有这些革命事迹作为载体,老区丰富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就不会有如此壮美的表述。所以老区手中握有的这些名片,确实是一张张王牌,有着他处无法比拟的红色旅游的优势。

2.老区工业化程度低,又地处偏僻,受人为污染远比城市要低,生态环境优美,同时许多地方保存有比较完整的农耕文化模式,而农耕文化是一笔凝聚着人类几千年智慧的文化遗产,这是老区拥有独特红色旅游资源之外,老区发展生态(绿色)旅游、乡村(土色)旅游的宝贵资源,弥足珍惜。目前,全国许多乡村也在发展乡村旅游,但相对于经济发达,在中心城市附近的农村而言,虽信息、交通、文教等基础方面相差很远,但老区的优势恰恰在于受城市影响较小,农耕文化保存得更为原始和完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化氛围更为浓厚,南方中心城市附近的农村已罕见耕牛田间劳作,一般代之于拖拉机。相反,老区的农村不时地可以看见夕阳西下,牧童歪坐在牛背上,欢快地嬉戏,抑或吹起竹笛,那悠扬的笛声,伴随着袅袅的炊烟,还有那晚归的鸟虫,构成一幅恬静美丽的乡村图景,引人无限遐想。可这只在老区的农村才能耳闻目睹。对于久在喧嚷的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无不具有动人心魄的吸引力。而回归自然,返朴归真,释放压力,陶冶情操,告别喧闹,愉悦身心是乡村旅游吸引游客的最主要因素。另外,老区亦多壮美的险峰峭壁,沙海冰原,瀑布峡谷,秀美的溪流港湾,林海花径,石林溶洞,独特的珍禽怪兽,飞虫游鱼,奇花异草,这些自然景色又是老区发展生态景观旅游的潜在优势。

3.老区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极为丰富,有利于发展古色民俗旅游。由于中华文明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而从未割断的文明模式,在这个文明的链条上,记载着众多的民族印记,各民族由于所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过程的差异,这就形成了奇特的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老区偏僻闭塞的客观条件,在常规下是极其不利的因素,不曾想对保护老区各民族文化尤其是风俗习惯的原始性和完整性恰恰是个利好的条件。诸如赣南的傩舞、陕北的黄帝陵、凉山彝族的火把节、百色壮乡的干栏和壮锦等。这些民俗文化包括民间传说、民间艺术、建筑艺术、服饰文化、婚丧习俗、民间歌舞、地方戏剧等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各老区先民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工艺技能、艺术趣味、伦理观念等民族印记,有着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性,是一部反映老区人民生产生活、艺术创作的大型百科全书,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他们是穿越时空,长期积淀下来的各民族或种群的文化活化石。无论对研究者还是游客都具有诱人的吸引力,开发利用的价值很大。

通过对老区发展红色旅游的优势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概括:老区的优势呈现出“红色突出,古色、绿色、土色交相辉映的格局”。

二、老区发展红色旅游的几点建议

1.牢固树立抢救和保护文化、自然遗产的理念。在旅游产业化的大潮中,各地争项目、上项目都很积极,巴不得一下子把本地打造成旅游强市(县),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在如此狂燥的心态下,抢救和保护文化、自然遗产的理念往往抛之脑后。有些地方收门票积极,但掏钱修缮文物,保护自然、文化遗产却十分吝啬,一般心态是先抓到钱再说,至于保护和抢救各类遗产就留给下任吧。更加之老区经济贫困,财政十分拮据,因此保护经费常年是短缺的,根本无力去做保护工作。有些地方总希望依靠旅游这只生蛋的母鸡,尽可能的多生蛋,不惜搞杀鸡取卵式地开发,盲目扩大接待能力,致使各景点不堪重负,从而对文化、自然遗产造成无法逆转的人为损坏。在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颐和园、丽江古城、故宫、天坛、布达拉宫等六大自然、文化遗产被挂黄牌警告。虽然这六项自然、文化遗产各有各的被警告的原因,但都与各地保护不力有关。丽江古城修好的古民居,办起了酒吧等营业场所,铜钱味使得纳西族聚居地那种原始的文化氛围已荡然无存。连驰誉世界的文化、自然遗产都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更遑论那些目前没有级别的文化、自然遗产了。这六处世界遗产首先要解决的恐怕不是资金的问题,更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也即保护遗产是经济效益至上还是社会效益至上的问题。口头上谁都会说社会效益至上,抢救保护第一。但不幸的是沾上铜钱味,便忘乎所以了。

自然、文化遗产是发展旅游的物质基础。竭泽而渔式地开发和忽视保护必然贻害无穷,从而造成旅游业的衰败。旅游业的衰败只不过是经济效益的降低,而忽视保护造成自然、文化遗产的毁坏和消失,必然使得未来的华夏子孙只能守着一些历史记载,去寻找一丝心灵的慰籍,甚至象孤魂野鬼般找不到栖息灵魂的所在。

2.做好自然、文化遗产的细致普查,制定科学的开发规划。对本地的文化、自然遗产进行详细的普查,做到心中有数,是做好保护与开发的关键。由于许多地方文化遗产保护部门与开发部门并不是一套班子,存在推拉扯皮的现象,因此政府需要协调统筹各方关系,以免开发部门在不知详情的疏忽中,无意识地损毁文化、自然遗产,或制定不科学的规划,此时要十分尊重保护部门的意见,以防酿成无法挽回的错误。

时下一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心切,不顾当地客观条件,一味上项目,颇有当年“”的味道,所制定规划往往只凭自己的主观愿望,而置国家法规政策于不顾,如任意圈占良田,2006年4月,山西左权县委县政府在麻田强行圈占20亩良田,与开发商一道建立一个八路军总部广场的事件暴光,充分暴露了某些地方政府无视国家有关法规,急于大干快上的心态。国家三令五申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何以对一些地方政府未有丝毫效力呢?更何况麻田人均2分地,划20亩耕地建广场,实在奢侈。左权县还涉嫌给予相关62户农民的补偿不合理,按农民与开发商签订的协议,每亩地1000元一年的租金,这是在该项目盈利的情况下才予以支付,若不盈利,农民只能拿到那堆钢筋水泥的广场建筑,可谓无视群众利益,对国家有关法规政策置若罔闻。中国有许多地方搞项目多以特事特办的名义搞起来,而多数情况下特事特办是以牺牲国家的法规政策作为代价的,确实引人深思。为此制定的旅游规划,必须统筹经济、文化、社会效益,切实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协调各方的利益,无论如何群众的利益是不能损害的。只有这样,红色及其他类型的旅游开发才能真正为民谋福利,成为真正的民心工程。

3.全面落实规划,整合旅游资源

规划制定后,面临着落实的问题。(1)问题是资金的问题,保护遗产需要大量经费,做规划,搞普查同样要经费,尤其老区基础设施相对较差,有的乡村之间没有硬质公路,另外老区地处偏僻,通讯质量不好,旅馆接待能力有限,因此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重中之重。老区财政紧张,筹措如此庞大的经费的确困难。如何拓宽筹款渠道,成为一个难题。除了积极争取各级政府的拨款和支持外,还可向社会募捐。同时借鉴国外经验,发行,既然搞体育和慈善事业都通过募集资金,遗产保护与开发也可用这个办法,只是发行要有严格监管。还有就是引进民营、国有资本甚至外资,以开发后的利润作为投资回报,也不失为好办法。但无论怎样筹款,必须以个人或企事业单位自愿为原则,切不可搞变相的摊派。

(2)是钱有了,就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切勿用于建太多的豪华宾馆,这容易导致形象工程。尤其是红色旅游为主的老区,红色旅游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游客体验革命精神的,豪华的宾馆恰与红色旅游的宗旨背道而驰,并且据本人仔细观察,来到红色旅游景区的外国人并不多,远不如以古色或绿色突出的旅游景点吸引外国游客多,将一般旅馆装修后做到卫生、舒适,即可满足需要。现在全国有一股风,就是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地为了打造自己的旅游品牌,不从遗产的内涵挖掘入手,而是希望搞一个形式上的世界之最来吸引眼球,通过申报吉尼斯纪录,以求一劳永逸,如世界最高摩天轮,世界最高观光电梯等等,然而往往收效甚微,常常是热闹一会,不久就变成摆设了。

(3)是加强对旅游业的监管和教育群众。各地政府要依照法律坚决打击违法经营的旅行社和旅游景点,给各旅游部门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的经营秩序,同时给游客一个安全舒心的旅游氛围。要让游客来到老区,能体会到老区人民的淳朴、热心、诚实的胸怀。一些老区的旅游摊贩向游客兜售纪念品时,往往以次充好,利用游客不知行情或不知真相的情况, 任意宰客,从而给游客极坏的印象。各地政府要打击这种不良行为(明码标价要落实到位)并教育广大群众。革命年代党在老区大力倡导买卖公平的原则,应好好继承。许多游客是抱着寻根或者说寻求精神家园的心态来的。少数经营者的不良行为,会给老区蒙羞,也让游客有物去人非之感。老区人民当年形成的淳朴、热心的道德风尚是一笔无形资产,给人以家的温馨,具有无法比拟的价值。要留住游客,吸引回头客,这是极其重要的。各地政府要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教育引导群众,不可等闲视之。

(4)老区在突出红色旅游之外,还要妥善地整合红色、绿色、古色、土色等多种旅游资源,以便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游客需要,使得游客能够一边接受革命传统的熏陶,一边寄情田园山水,或一边瞻仰灿烂的古代文明,一边欣赏异地风情。在整合旅游资源的过程中,老区要着力培植自己的旅游品牌。老区之间红色旅游有同质性的缺点,各地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可以避免游客产生雷同之感。当然,品牌要在游客中牢牢树立,老区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总之,老区发展旅游要以红色旅游为龙头,同时整合其他旅游资源。这将有利于增加老区人民的收入,扩大就业,改善老区产业结构,对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老区要紧紧抓住旅游大发展的契机,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把旅游业的发展推进到更高的水平。

非遗红色文化篇8

摘 要 通过对远安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状况、特点及保护与开发的现状和问题分析,探讨远安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对策,即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正确定位,确立适合的发展方向和模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构建红色旅游精品体系、加快红色旅游配套建设;着力构建红色旅游发展新模式。

关键词 红色文化遗产;遗产保护;遗产开发;__县

一、远安主要的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及特点

遗产是指自然演进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历史积淀的精华。红色文化遗产是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解放前夕28年的历史阶段内,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革命纪念地、纪念馆、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

__是一块红色土地,是土地革命时期__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何基沣、刘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了许多战斗足迹。五县乡俗改良运动是一场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改革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和在远安的继承和发展,乡俗改良会的建立及其活动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乃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肖楚女;率领红三军先后三次进驻远安境内,打击发动势力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农民武装,成立地方政权机构,开辟革命根据地;震惊鄂西的瓦仓起义在鄂西地区树立起了第一面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旗帜,创建了鄂西地区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和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瓦仓区工农革命政府,诞生了鄂西第一支脱产的工农武装—鄂西挺进大队;解放战争时期鄂西北区党委召开的党政军紧急会议(即老观窝会议)在鄂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这片厚重的热土上,红色文化遗产较为丰富,__镇等七个乡镇均有分布。截止__年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调查和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发现并登录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重要历史事件纪念地或纪念设施、名人故(旧)居、烈士墓及纪念设施、其他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革命旧址、遗址类文物点39处。其中,鸣凤镇5处,占全县登录红色文化资源总数的12.82%,__镇数量最多,共15处,占38.46%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3处。

这些丰富而珍贵的革命遗迹、旧址和纪念物(馆)可分两大类:

(一)物质类。又分四种:

1、墓地、纪念碑(塔)。共10处,即革命烈士纪念碑、瓦仓起义纪念碑、吴永德纪念碑、李时鲜烈士墓、__烈士墓、__千烈士墓、陈海涛烈士墓、周武谟烈士墓、叶发秀烈士墓、鄂西抗日烈士纪念塔。全县现有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9处。

2、遗址(遗迹)、旧址。即__县苏维埃政府旧址、月畈溪农民协会旧址、竹马沟红军驻地旧址、南远县民主政府旧址、中国人民第四十七军军部旧址、南襄城乡苏维埃政府旧址、远安县特别区委旧址。荞麦寨战斗遗址、解放洋坪战斗遗址、赤卫队队长周诒芬等同志被害遗址、中共鄂西北区委员会紧急会议旧址、中共鄂西北区委员会紧急会议旧址、__烈士纪念碑、紫山工委旧址、__县特别区委旧址、南襄城乡苏维埃政府旧址等,都成为远安红色旅游的重要内容。

3、馆藏革命文物。全县馆藏红色文物较为丰富,共__件,其中二级20件、三级58件、资料品218件。

(二)非物质类。红三方面军先后在__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三次攻克__县城,留下了大量的红军轶事、革命歌谣和宣传标语等。

__作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红色旅游资源具有三个较为显著的特点:

第一,资源较为丰富。一是类型多样,既有重要的革命遗址,又有将帅旧居和活动地,还有重要战役、战斗遗迹。二是分布较为广泛。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全国革命历史遗址遗迹普查数据显示,我县现有重要的红色文化遗产39个,分布在全县7乡镇。

第二,特色较为鲜明。拥有“嫘祖故里”、“鄂西苏区”红色旅游品牌。何基沣、刘真等几十名高级将领曾在此战斗过,在远安留下了许多战斗足迹。早在1927年,__就领导和发动了震撼全省的瓦仓起义。

第三,开发潜力较大。集中表现在红色文化与历史文化、绿色生态与自然风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有一定影响力、吸引力和开发潜力的综合旅游景区,这既是远安旅游资源构成的一大特色,又是远安旅游资源开发的一大优势。远安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也使远安一些大山深处的村落保留了淳朴的民风民俗,一些民间古建筑、少见的自然风光等,都成为吸引广大游客的重要景点。素有“鄂西武当”之称的__地貌景区、龙潭河溶洞等优美的自然风光,也使远安旅游资源体系更加丰富多彩。

二、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现状及问题

(一) __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显示,远安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保护良好,保护一般,保护差。良好的17处,所占比例为43.59%,保存一般的12处,所占比例为30.77%,保存差的12处,所占比例为__%。

近年来,我县委、政府对红色旅游的发展高度重视,全力打造红色旅游,在项目、资金上重点倾斜,让红色文化遗产已成为宣传远安革命史、弘扬革命传统、振奋民众精神的重要载体。逐步开发了部分富有教育和革命纪念意义的优秀红色旅游景点。在 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编撰出版了《中国共产党远安历史》第一、二卷、《瓦仓风云录》、《临沮风流颂》等作品,拍摄了《红色热土》电视专题片,组织了远安“走进鸣凤山.红色远安游”活动,制作了以“嫘祖故里、红色土地、生态家园”为主题的宣传专栏,在世纪广场展览。目前,我县旅游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已明确十二五期间将狠抓红色旅游重大建设项目。

(三) 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尽管《__县旅游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从发展条件、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主要项目、交通规划、形象定位、资源与环境保护等方面对未来远安红色旅游开发进行了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但从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现实情况看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怎样兼顾 ,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否分离,分离又该如何分离,资源特色如何挖掘 ,开发层次、重点、开发方式如何确定等都是远安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面临的问题。纵观远安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尚存在以下问题或不足:

1、开发单一,没形成整体优势。尽管政府对红色旅游的开发十分重视,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自从国家大力倡导发展红色旅游以来,政府财政的投向主要流向那些影响力大的红色资源地的保护与开发,远安红色文化资源中真正能称得上是红色旅游地的并不多。远安红色文化资源绝大数散落于边远农村,开发难度大,并没有形成红色旅游资源,远安红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总体来说还没有得到开发。

2、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配套开发滞后。红色文化旅游产品多为革命旧址、革命烈士纪念碑等,在对这些革命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中,展示的手段单一、雷同,缺乏游客的参与性与互动性。没有充分展示不同旧址的特定文化内涵,对游客的吸引力较差,客源市场有很大的局限性。

3、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监管不力。目前红色文化资源所在的乡镇政府对本地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缺乏合理的规划及科学的管理。采取的保护措施仅仅只是依照县政府文件的规定确立该处的红色文化地位,之后,因经费问题便置之不理,处于想保护而没有能力保护的尴尬境地。保护工作的滞后,致使其教育价值大大降低。

4、红色文化旅游品牌宣传不够到位,知名度不高。一是宣传面不广。只停留在本县、本市宣传,跨省市的不多,在国家、省级电视台的宣传更少。二是宣传主体层次较低,公信力不足。为数不多的旅游宣传活动均为各景区、旅行社自发组织的小范围的推介,政府介入过少,缺乏整体包装、整体宣传。三是特点不突出。主题不鲜明,形象不统一,与其他地区同类旅游产品比较不能凸显其优越性。

5、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机制不全。现有的管理机构主体不明、经费短缺、人员缺少,没有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机制。

三、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对策

针对__红色文化遗产的类型、特色、价值、区位条件、发展阶段以及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现状和问题 ,现提出如下对策。

(一) 坚持科学的开发理念,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关系,走保护与开发并重之路。远安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必须坚持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13-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等法规或文件精神 , 要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红色文化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没有保护的开发,是不可持续的开发,而没有开发的保护,则是没有根基的保护开发。红色文化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若开发利用不当,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开发二者的关系显得至关重要。要有效整合宣传、党史、文物管理和民政部门的管理职能,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方式,加大对各类革命遗址遗迹的行政保护力度,杜绝各类人为破坏损毁现象的发生。一方面要加强外在形式上的保护,可考虑在各革命遗址遗迹所在地普遍设立醒目标志碑(对年久失修的烈士墓要统一修缮),将遗址名称、产生或发生的时间、历史由来简介以及负责保护的单位名称、保护时间都镌刻上面,既有效制约人为损坏行为,又方便后人及游客凭吊瞻仰;另方面,要大力借助法律保护手段,尽快研究制定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法律规章,对各种损坏行为做出详细的惩处规定,并公布于众,提高群众的认知度和自律性。

(二)选择合理的特色定位,确立适合的发展方向和模式。远安红色资源因大多分布边远区乡,因此,定位为乡村红色文化资源较为合适。在开发利用过程中既要考虑资源特色和社会影响,又要对乡土教育不能一味的拔高;同时也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水平,吸引投资的能力。而对于乡土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办学校的方式,如命名红色小学。可以是发展乡村红色旅游,打造历史名村,历史名镇;可以是利用红色资源进行新农村文化建设。尤其是近年来,国家把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特别是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和革命精神、引导乡村红色旅游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动乡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起着十分重要作用。

(三)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对于原建筑尚存且有较大教育影响力的革命遗址遗迹,要优先进行修缮,加强空间布局规划、建筑物设计施工和内部设施安放装饰工作,尽量恢复原貌,尽快收集、抢救内部陈列物品,并建立定期保养制度;着眼强化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积极创造条件“远安县建立党史教育馆”,逐步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于原建筑物已不存在的革命遗址遗迹,短期内可依托附近学校、村庄,利用学校队室、德育室,村委会的党员服务中心等举办图片展览,进行党史宣传教育,待资金筹集到位,再行原貌恢复乃至开发拓展等工作。对已经得到科学开发的红色文化资源,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保护、确认和保存,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实物、资料,予以妥善保管。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珍贵的实物和资料流失。要运用文字、影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其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编写名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对地处偏远山区的红色文化资源,政府、社会要主动关注,投入资金进行抢救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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