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并没有回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经济危机。然而，在其社会学系统理论的分析视域下，经济危机并不必然与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阶级统治的政治匿名化被社会匿名化所取代。哈贝马斯尽管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他否认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革命而解体。他的结论是，“重新组织经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他认为彻底变革经济基础的革命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逐步演化成一种改良的理论，而且他在改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了资本主义的辩护人。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
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
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
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
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
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1)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
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2)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
哈贝马斯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危机转换过程，并指出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虽然与行政合理性危机同属于政治危机倾向，但合法性危机并不是系统整合的危机，而是社会整合的危机。社会文化系统遭到破坏，社会规范价值体系遭到质疑，严重威胁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哈贝马斯批评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行政行为对公共舆论的操纵，“政治系统承担起规划意识形态的任务……文化系统特别能抵制行政控制:意义从来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的追求就会不战自败。”
认同是意义的来源，但现代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不但不能满足意义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会消耗原本就有限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资源。行政行为对社会文化系统意义生产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利益，利益导向取代了共同价值取向，传统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认同就会丧失。哈贝马斯上述之见解固然有失偏颇，也诚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意识到文化建设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整个文化确实导致了认同出现了危机。我国现在面临着一种“文化失衡”现象: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冲击下，已经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道德规范与价值支撑，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焦虑心理直接影响社会价值的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这既是多年来只重经济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我们过去文化建设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强调，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方面，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以此来应对认同危机与合法化危机可能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必须规范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在文化建设中，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能越位也不要缺位。
要把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人民群众现实诉求与精神需要结合起来，要防止自上而下政治说教，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并形成共识。“作为‘统一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信念’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在充分的民主协商、公共讨论之后形成，必须是社会各阶层在这种讨论和协商之后形成的共识，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圣旨。”
关键词：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001-02
发轫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经历了在全球的蔓延和深化的荡涤之势后，似乎在渐行渐远。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审视关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种种观点，我们可以清晰的听到“马克思主义”所发出的声音。国际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危机解释力，同时也提供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极具时代性的维度。在这一新的维度中，以科学的态度，清醒的分析、理性的认识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境遇，并面对“马克思主义热”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一、理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和回应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以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阐述了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原因，而且还用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周期性。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 金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的反复出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这样论述：“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者是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做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生产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告诉我们，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周期性爆发的内在因素引起的，尽管周期的长短和危机的程度因为各种原因和条件不断有所变化。那种认为周期性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消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虽然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性，但是他们的理论对于此次金融危机仍然具有一般的适用性。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造的分析工具，结合其他有关研究成果和当代时间不断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观察和处理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遇到的问题。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危机周期理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分析，可以很清晰的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解释力和回应力。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力和回应力以及“马克思主义热”很容易产生以僵化的思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学者就高唱马克思主义的赞歌，甚至鼓吹马克思主义面对金融危机是万能的良药，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就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不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释的是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但是此次金融危机是表现为虚假的有效需求旺盛，是信用扩张的结果。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治理危机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暂且不论观点正确与否，这种面对“马克思主义热”的“冷”思考是值得肯定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早期的信用发展，是对它的生产方式在一定范围内的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但是，在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阶段，金融领域的畸形发展，已经日益脱离了实际生产而自我运行，并越来越具有投机和的性质，“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这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美国的大批放贷机构在利润的驱使下，通过各种中介机构的协助，把大量的次贷转换成证券，发售给各类金融投资机构，而投资机构再将其变换成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和保险公司等。脱离实体经济的资产证券化的过度泛滥，结果竟然使起初只有1.5 万亿美元的次贷经过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创新”之后，吹出了几十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泡沫，并给人以“钱能生钱”的虚幻，似乎只要倒腾一下那些令人神魂颠倒的金融产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一切。最终，无论如何金融投机都逃离不出实体经济的决定作用，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引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求，使之打破了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和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这样一来，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危机理论还表明，资本主义国家以世界市场为依托，在世界范围内运用信用和虚拟资本作为其突破生产限制的手段，最终导致各国普遍地信用膨胀和生产过剩，从而使各国都具备了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同时，这也为原本只是资本主义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危机向全球迅速扩散与蔓延提供了便利条件，并可能会因此演变成整个世界的危机，通常情况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愈强大，则其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就愈严重。
当今时代，世界市场早已演进成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或经济全球化，美国金融危机之所以会迅速演变成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导致的。首先，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国际金融体系的所有制度和政策几乎全部采用美国规则，因此，“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成了美国金融体系。”其次，一直享有世界经济“领头羊”之称的美国占“世界金融资产的34%、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25%、世界贸易额的11%”，因而当美国出现经济下滑和金融危机之时，必然会重挫世界主要经济体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领域。最后，美国一些金融机构利用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打包后向全世界发售，从而将世界各国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马克思经济理论引起西方国家的重视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没有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和回避态度，也很少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相关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却在西方国家出现了热销现象。西方国家的媒体也出现了一些正面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西方的左翼经济学家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则在他们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和控制的报刊、网站上发出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出现了日益走出低潮的趋向。梳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声音和观点主要有以下内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它的主要特征是全球性和全面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当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奉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危机直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但是有观点认为，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断定新自由主义已经破产还为时尚早，在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和金融资本双重力量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中了，因此现在离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也有报告指出，战后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稳定的三大平衡都已经被打破：在经济领域，近二十年来日益加大的金融投机泡沫终结；在政治领域，美国一国独大的调控全球的局面正在被打破，多极竞争格局正在形成；在社会领域，贫富差距扩大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这些预示着资本主义正在进入危机阶段，面对这场危机应该争取社会主义前景。另外在国际金融危机被背景下，拉美左翼力量势头不减，也削弱了资本主义的影响，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面对着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主义主义出现的种种向好现象，需要辩证地认识这种变化，辩证地看待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汹涌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面临着如何应对危机的问题，面对着如何继承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领导民众参与社会主义实践，使之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的问题。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虽然重创了资本主义，但是从总体上看，当今世界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变更的主体力量，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的“一球两制”现象短期内不会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具有严密的逻辑力量和科学的预见性，对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形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是十分巨大的，它也必然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的时代语境。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做出新的分析，得出新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一方面强化了它的生命力，但是又给它带来了更多的否定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整虽然并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但是随着这种调整的不断推进，资本主义社会中长出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同时印证了人来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这个过程是资本不断调整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程，同时也是更加贴近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乐观的预见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在人类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理论的发展和实现总是既有高潮也有低谷，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仍然处于比较低落的时期。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马克思在国际上的动态表明，马克思主义被没有被遗忘，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不断暴露，马克思主义必能依靠自己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和理论的包容力以及对未来的预见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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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危机时代；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76-02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诱发的金融危机海啸充斥着地球每个角落，在各国的努力下，金融危机正在逐渐缓和，世界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对于后危机时代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到目前为止，对于后危机时代的研究主要在国际贸易、金融、经济关系领域，但是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相关学科也引起了高度重视。从总体情况来看，目前关于后危机时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一是后危机时代的内涵研究；二是后危机时代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三是对于后危机时代的哲学反思。
一、关于后危机时代内涵的研究
在关于后危机时代内涵的研究中，包含着“后危机时代是什么阶段”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个在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无法准确给出其内涵与外延的一个概念。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说明：一方面是区别于暂时已经过去的全球金融危机；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世界经济并没有明显脱离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经济危机的反复随时可能出现。
孙立坚指出：中美经济最近都出现了程度不同而又明显的回暖迹象，意味着世界经济开始步入“后危机时代。”[1]李伟认为后危机时代也就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明确指出它是“一个危机得以缓和与不稳定、不确定相互混杂的时代，是危与机、希望与问题共生的特殊历史时期。”“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2]左顺根也指出后危机时代是指世界经济随着金融危机的缓和而进入的一个相对平稳期。该时期的最大特征是经济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政府积极的经济政策引导使危机的危害得到缓解，经济下滑得到抑制；另一方面，由于固有的危机并没有完全解决，内在矛盾还长期存在，经济危机还会回来，甚至加剧并有可能引起新一轮的衰退[3]。
刘峰认为，后危机时代（Post-crisis）是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在这个时期，经济波动较小，但是未来的经济发展仍然充满着较大的变数和未知，不确定与不稳定性是后危机时代特征的主要内容，并指出社会发展环境将在长时间内处于后危机时代[4]。吴春梅、石绍成也说后危机时代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缓和而进入的相对平稳期[5]。白晓也提到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回升，结束了经济危机时经济环境的极度萧条和社会心理的恐慌而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后危机时代。”[6]此外，她还指出这“是一个缓和与未知的动荡并存的时期”，“是一个既包含了危机内容本身又囊括了危机之后新的时代内容与价值的过渡性阶段，是由危机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的中间环节”。
二、关于后危机时代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进入后危机时代，关于后危机时代的问题与对策成为后危机时代研究的主要问题。国内理论界对危机的产生根源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经济、社会、社会价值观等方面提出各种对策与建议。
经济学界认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监管力度不大，过度负债投机造成虚拟资本的极度膨胀，纵容金融风险而致。强调自由市场的观点，认为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败，金融领域的机制性问题导致危机[7]，提出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力度、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等具体措施。
社会学主要强调社会建设问题在应对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中国要扩大内需，必须建立和完善城市化、社会福利体制、中产阶级以及消费信贷等四大支柱条件。因此，在应对危机中，主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面对经济危机时所采取的措施，即在经济刺激政策之外积极推行社会建设政策，扩大内需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8]。
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代表的哲学伦理学界则从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两个维度强调危机爆发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并以制度、文化及其互动的角度揭示危机产生的成因机制，并在制度、体制、市场调控和管制以及文化等层次提出较为宏观的对策建议。
多数学者认为，“后危机时代”如何改变造成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因素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如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全球统一的有效的监管制度和合作体系的建立，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的增长模式的调整，能够带来双赢效应的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等。也有学者提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仅是一次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危机，而是一次全球化发展方向的危机[9]。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美国化”时代和美国式意识形态的终结，宣告美国式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推行的失败。通过这次危机，更多的人能认识到“美国化”的全球化发展方向并不一定可行，美国式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也并不是全球普适的。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而对于自我意识形态的确立，不能盲目追随他人。
三、关于后危机时代的哲学反思
在后危机时代我们不仅要从经济理论方面分析这场危机，也要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和审视。
冯晓宁和白晓都认为这场危机不仅使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去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也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学说的正确性[10]。
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1]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一方面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尽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这样就形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普通劳动者购买力相对不足的矛盾，需求增长经常赶不上生产增长，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与劳动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马克思对此明确指出：“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有学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滞胀”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直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大，不平等加剧，进而极大地降低了吸收资本盈余的能力，这是20世纪初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21世纪初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信念，人们对其产生怀疑，已经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稳定，即使是极端新自由主义者也要求政府更多的干预。
第三世界的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谈到：“在我看来，全球化是现代历史事实，是积极的事实，是历史的进步，不能被自发的文化回应抹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主要面临两项任务：一是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重塑或重构；二是尽快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
从我国的立场出发，我们要确立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主义作为自己坚守的意识形态，这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主要内容是：第一，要积极参与到全球市场的建构中去，进一步完善市场制度，改善市场环境，减少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体制；第二，转变政府职能，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改变政府对经济干预的途径和方式，将微观、刚性、全能干预转变为宏观、柔性、有限干预和协调。第三，加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完善市场道德体系，克服各种思想障碍。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构建文化安全战略。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站在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对中外文化就以辨别、创新和发展，建立有效防备预警机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体系。
四、简要评述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学者关于“后危机时代”理论的讨论涉及面比较广泛。在系统性和深度上还可以加强研究。
首先，对于其内涵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大家对后危机时代的概念和内涵的理解基本一致。但是，对于后危机时代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比较宽泛。“后危机时代”作为一种社会发展阶段，在这个大的背景环境下各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各行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应该加强对解决问题对策的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次，关于后危机时代的哲学反思，主要表现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在我国，因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金融危机后，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日益显现、劳动收入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等，这使得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如政治信仰淡薄、理想信念模糊、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而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凝聚力。正因如此，学者们应关注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保持国家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认识到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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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财务管理；启示
引言
如果从2007年底美国发生“次级贷款”危机算起，被称为世界性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至今已近两年了，现在还再探讨这个题目，似乎有炒冷饭之嫌，但在笔者看来，理由有：
理由之一：有人说，金融危机使我们失去了很多，但不应失去思考；它摧毁了我们许多，但不应摧毁价值。还有人说金融危机百年一遇，但要充分认识到它给我们上了生动而又深刻的一课，是年轻人锻炼成长的好机会。它给我们多了一种经历、一种见识、一种历练、一种本事。不论从哪个角度，都必须通过思考，认真总结经验，不能轻易地放弃金融危机给人类思考的价值。
理由之二：人们经常说形势决定任务。当前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对世界经济寒潮何时消退的形势做出科学的判断，以便确定当前任务。
就我国而言，在经济寒潮何时消退中存在多种意见，其中有两种代表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经济2008年底就触底，2009年第三季度就能走出低谷看到曙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次经济寒潮2009年才能见底，2010年才能有起色。应当说，这两种意见都有各自的道理。
主张2009年下半年就能见到曙光的理由，媒体已有许多的披露，这里从略。下面主要讲主张201 0年才能有起色的理由。
信息时代，世界虽大也只不过是个地球村，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这里先关注世界多数经济专家的看法。他们认为，这场经济危机目前仍见不到底，也很难预测什么时候能见底。因为政府救市方案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实体经济深层次矛盾依然在激化，经济调整还将进一步展开。有的专家还预言会出现第二波金融危机。拿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来说，经济危机还在继续，其经济仍然在恶化，失业在增加，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从70％降到60％等。这是因为，美国生产要素已缺乏增长动力，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够填平金融海啸造成的巨大窟窿，更不知如何维持美元稳固的世界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因预测到这次金融危机而得奖)日前表示：到2011年世界经济将真正进入萧条期，人们将看到零利息、通货膨胀和无复苏景象，这种情况还将延续很长时间。前不久，新加坡宣布一年期存款利率是百万分之一，也就是一百万存款的利息是1元。这不是零利息又是什么?
我国的状况又是如何呢?由于这次金融危机是通过美元和五花八门衍生金融工具向世界各国扩散，并渗透到世界各国经济中。既要看到我国经济基本面及发展优势和潜力，也要看到我国所面对的外部严峻环境和自身的困难。而对于后者。主要有四点判断：
第一。经济增速继续下滑。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只增长61％；全国财政收入1.46万亿元，同比下降8.3％。用电量和运输量一般是研究宏观经济走势的风向标，而一季度用电量还在下降，说明经济产出仍是下降趋势。有人具体指出，2009年我国经济可能出现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同时减速的险情。先说投资。投资增长的原因，是经济增速的拉动。现在经济下滑，投资自然就没有积极性。再说消费，这几年主要是靠汽车、房地产拉动，而这两个产业又是靠消费信贷刺激起来的，然而百姓的消费力已经被透支了。
第二，以城市化提高消费率并不理想。三十年城市化人口要有9亿，而现在只有4亿多。而今又有1000多万的农民工返乡，农村的消费很难拉动，目前又很难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类似于家电下乡这样的策略并不理想。东部不想买，西部又买不起。有的还说，家电是因为不能出口，才转销到农村的，而价格优惠13％，只等于出口的退税而已。
第三，央行认为，房地产目前仍有回调的危险。商品房开工面积还在下降。其调整时间约需要3年，仍要引起——系列行业的调整。
第四，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产业的分工，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对外贸易的高依存度，短期内难以逆转。如我国与美国的年贸易额高达3000多亿美元。而我国出口却在下降，2009年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降24.9％。我国经济面临美欧经济衰退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巨大考验。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已到尽头的说法并不可靠，现在仅是进入止稳状态。因此，如何从认识危机产生原因和怎样科学认识危机的问题出发，进而总结经验、丰富知识、提振信心、沉着应对、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共克时艰这些问题，今天仍然严肃地摆在面前，需要我们做出响亮的回答。
因此，今天来探讨这个题目并没有过时，更不是炒冷饭，仍然具有理论与现实的针对性。
基于此，根据有关文献及笔者学习的体会，这里先讲金融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即根源；再讲当前人们对金融危机的几种认识；接着讨论一下怎样科学与辩证地看待金融危机；最后，根据上述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形势，谈一谈金融危机给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带来的思考和启示。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至今，有些人仍然感到这场危机来得莫名其妙。在谈原因之前，先通俗地说一下什么是经济危机。
一个国家的经济，由过热到停滞，再走向衰退，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发生经济危机。从其表面现象来说，就是你所生产的东西，有钱的人不需要，而需要的人又买不起；或者说，大家需要的东西无人生产，不需要的东西却还在大量制造。严重而又全面的经济危机，是以下述7种现象为其主要特征的：一是经济严重泡沫化(商品价格严重脱离价值)；二是经济结构失衡，生产相对过剩；三是银行严重亏损，有的倒闭；四是很多企业破产，大量员工失业；五是发生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缩；六是经济下滑；七是经济秩序混乱。当人类被动地接受惩罚后，又会回到价值规律上来，使经济得以恢复。但以后又会再出现经济危机，使经济呈现周期性、螺旋式上升。因此，经济危机既有始，也会有终，所以称其为经济发展的周期性。
那么，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应当说，各个时期产生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至今还在继续。此时，要对这场金融危机做出全面的寻根究源还不是时候。下面根据有关资料，讲五个主要原因。
(一)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
【关键词】 后危机时代 国际贸易政策 变化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政策
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概念由特・莱维（LevyT）于1985年提出，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得到广泛的认可，但至今尚无统一的解释。朱贻庭、崔宜明在《伦理学词典》中将经济全球化解释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和不同地区经济活动日益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趋势。”国际商务学会的主席、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阿兰・鲁格曼（AlanRugman）认为，经济全球化即“跨国公司跨越国界从事外国直接投资和建立商业网络来创造价值的活动”。对经济全球化的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众说纷纭的情况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经济全球化理解的出发点不同，如果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待经济全球化，那么，它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果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认识经济全球化，那么，它就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控制世界经济；如果从内容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那么，它就是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是各国（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全球经济的发展相互影响和制约。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正是全球认可“经济全球化”的拐点。经济全球化并不代表贸易保护政策的消失，事实上，贸易保护政策、国际贸易政策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新贸易保护主义不断产生。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在不允许成员采用不正当贸易手段进行国际贸易竞争或扭曲国际贸易竞争的同时，又允许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进行出口补贴、配额和许可证等“特例”扭曲国际贸易竞争的现象存在，为少数发达成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的“特例”玩弄贸易保护主义开了方便之门。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政策更加复杂化、隐蔽化、多样化。世界贸易组织为成员之间敞开国门创造了条件；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创造了条件；为自由贸易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创造了条件，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在全球经济相互紧密依赖的同时，在世界各国（地区）对外依存度提高的同时，贸易摩擦的机率增加，贸易摩擦的频率增加，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也会层出不穷。
二、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政策
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经济全球化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是同一个时代。经济全球化是从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系、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全球经济以市场为基础出发看问题，知识经济是从全球经济的动力、全球经济以知识为基础出发看问题。当今社会，既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又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经历了5000多年的农业经济时代，又经历了大约300年的工业经济时代，现在进入一个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时代，小农经济从微观上使各个家庭封闭，从宏观上使民族封闭；工业经济时代使微观的企业相互联系，但宏观上的各民族可以相互独立；知识经济时代使全球经济无法分开，使全球经济的时空界限缩小和模糊。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使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同时，经济全球化时代也到来。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看，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知识经济从赖以存在的基础看，它是与以物质为基础的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与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出现是同时代，都是20世纪80年代。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有了“知识经济”的提法，1997年初，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面对近20年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新特征发表了一份年度报告，报告的标题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简称为“知识经济”。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在该年度报告中指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耗）之上的经济。知识经济的核心、本质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而知识的核心、本质不是口头禅中的书本知识或死知识，而是科学技术知识与高附加值的信息。
知识经济不等于高新技术经济，但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如信息科学技术产业、生命科学技术产业、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科学技术产业、空间科学技术产业、海洋科学技术产业、有益于环境的科学技术产业和管理科学技术产业等。高新技术应以生产智能和新思想为主，开发人的“脑力”、“心力”。知识经济的前瞻性产业是文化教育产业，而文化教育产业是生产、传播文化和知识信息的产业，是开发“软实力”的产业。知识经济的灵魂产业是研究开发及咨询决策产业。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创新，它涉及到理念的创新、科技的创新、知识的创新，而知识的创新是原动力。自然资本创造的价值或者说物质财富在使用中不仅消耗，而且不能增值，有些资源甚至不可再生，而知识财富在使用过程中不仅不会消耗，而且通过创新会不断增值，成为全社会共享的资源。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特征使国际贸易政策逐渐向高端推进，特别是从技术、环境、社会、安全、健康等方面考虑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发达国家控制知识经济的制高点，通过国际贸易政策严格控制高新技术的出口，另一方面，在进口上则提高进口货产品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健康标准、安全标准等。我们也看到，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政策的出台上也体现了知识经济的核心――创新。他们不断出台维护本国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些政策的知识含量越来越高，国际贸易的准入门槛也随之越筑越高。这就迫使贸易国不断提高自身产品的知识含量，但同时也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的难度。
三、低碳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政策
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是一个比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晚一些出现的概念。2003年英国政府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这是第一次以政府文件形式直接论及低碳经济。提出低碳经济概念的国际社会背景，1992年6月4日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指出：“人类活动已大幅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这种增加增强了自然温室效应，平均而言将引起地球表面和大气进一步增温，并可能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产生不利影响。”《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CO2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之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如果对造成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不采取“猛砍”的措施，那么到2050年，全球变暖每年将给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多可达3000亿美元。发展低碳经济必将成为21世纪经济的主流、技术革命的主流、新能源革命的主流；发展低碳经济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革命的主旋律；发展低碳经济必将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必将带来国际贸易政策的新变化。
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低碳经济是从三个不同的侧面描述当今时代的概念。低碳经济从保护人类生存、发展环境出发；从子孙后代的利益出发；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出发，要求全球降低CO2的排放量，实现低碳生产和生活，要求用同样多的CO2排放创造更多的GDP或者用更少的CO2排放创造更多的GDP。低碳经济使市场体系大家族增加了新成员，在原有生活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的基础上增加了碳交易市场。低碳经济的出现、碳交易的介入使国际贸易政策增加了新的内容，有了与碳有关的国际贸易政策，如碳关税等。
四、后危机时代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政策
后危机时代的“危机”是什么呢？危机，《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危险的根由”，或“严重困难的关头”。《辞海》中的危机有三种解释，一指“潜伏的祸机”；二指“生死成败的紧要关头”；三指“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学辞典》认为，经济危机又称“经济恐慌”，通常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社会经济大混乱。这些解释泛指的都是危机或经济危机，而不是后危机时代的“危机”。后危机时代的危机是特指起始于2006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又称次级房贷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所谓“次贷”即“次级按揭贷款”，是相对于资信条件较好的按揭贷款而言的，“次级”是与“高级”、“优等”相对应的概念。在“次贷危机”一词中，“次”指信用低，还债能力低。所谓“按揭贷款”就是购房者以所购住房做抵押并由其所购买住房的房地产企业提供阶段性担保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次级”指按揭贷款人没有（或缺乏足够的）收入和还款能力证明，或者因负债较重而资信条件较“次”。美国“次贷危机”起始于2006年春季，2007年8月开始由美国蔓延到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由于次贷抵押贷款机构纷纷破产，投资基金不得不被迫关闭，从而使西方股市剧烈震荡，引起世界性的金融风暴。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于2007年4月2日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并裁减员工25%。随后，德国工业银行于2007年8月2日宣布盈利预警，原因是工业银行及其下属的一个127亿欧元规模的投资基金――莱茵兰基金参与了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业务而出现巨大损失，估计亏损82亿欧元。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也于2007年8月2日宣布，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使旗下的两只基金倒闭，负责此项业务的共同主席和共同营运官沃伦・斯佩克特（WarrenSpector）当天辞职；紧接着，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机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于2007年8月6日向美国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法国第一大银行――巴黎银行旗下的三只基金由于投资美国的次贷债券而损失惨重，2007年8月9日被宣布冻结。日本、韩国也因美国次贷危机出现损失，如日本第二大银行瑞穗银行的母公司瑞穗集团于2007年8月13日宣布由于参与美国次贷而损失6亿日元。根据瑞银证券日本公司的估计，日本九大银行持有美国次贷担保证券超过1万亿日元，韩国5家银行持有美国次贷担保债券权565亿美元。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美林证券等宣布有百亿美元因美国次贷危机而损失。
2011年，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所谓后危机时代不是危机已经结束，不是危机已经成为过去，而是指危机缓和后出现的一种看似风平浪静的状态。这种“平稳”状况是相对危机而言的，因为造成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存在，一有风吹草动，危机就有可能会卷土重来，随时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经济震荡与心理恐慌。故后危机时代，一方面表明全球金融危机暂时过去，另一方面表明现阶段世界经济并没有明显摆脱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随时可能会再出现。2011年8月，欧洲债务危机引发欧美股市狂跌。该月4日，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跌500点以上，为2008年12月以来单日下跌点数之最。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油价狂跌近60%，犹如投下一颗“金融炸弹”，刺激了脆弱的金融神经，引爆了信用危机。后危机时代并非繁荣期的到来，并非意味着经济进入高涨期。金融危机使全球贸易处于近50年来的低谷。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世界贸易下滑12%，其降幅远远超过世界生产的降幅，为二战以来最大跌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萎缩，国内消费减少，失业增加。发达国家由高调的新自由主义贸易转向新保护主义贸易，表现为反倾销调查、贸易救济调查、反补贴案件的有增无减。他们启动劳工标准限制国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利用汇率、利率政策影响经济和贸易。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危机同贸易保护是一对孪生兄弟。经济衰退到来时总想把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于是首推贸易保护政策。这种贸易保护会引起他国贸易报复，引发贸易大战，从而扩散经济危机的破坏力、影响力，使经济危机外溢，而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后危机时代，注意危机对国际贸易的消极影响，注意危机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左右，并采取相应的举措应对显得十分重要。
后危机时代并非意味着保护贸易政策的消失，并非意味着保护贸易政策的减弱。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中国饱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仅2010年第一季度，就有10个国家对中国发起19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直接涉及中国出口金额12亿美元。而在2009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116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额126亿美元。据WTO统计，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被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此外，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高筑绿色贸易、技术等新贸易壁垒，出现了主要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保护主义倾向，限制对基础设施、高新技术、能源、金融等领域的投资，甚至把经贸问题政治化。针对以上新情况，我国应在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寻求经济发展之策，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注：武汉商学院校级课题，项目编号2014Y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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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纳对战后资本主义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的解释引发了一场争论。在围绕布伦纳的争论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在其文章《新的增长机制》中，反驳了布伦纳关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将日益走向萧条和危机的观点。阿格利埃塔认为：“布伦纳对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这并不能代表世界经济的历史。他的书虽然也涉及了德国和日本，但主要还是以对美国的分析来阐述他的全球观点。”[2]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是基于其研究出现了以小见大的问题。本•法因等人则从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方面进行批判和研究，认为“布伦纳的理论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1）布伦纳对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的理论分析体现的是亚当•斯密和主流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2）布伦纳忽视了货币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作用；3）他完全忽视了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3]
二、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与发展
克里斯•哈曼、安德鲁•克里曼、路易斯•吉尔和罗伯特•布伦纳都跟随约瑟夫•吉尔曼和萨恩•马格在20世纪60年代工作的足迹,对利润率的趋势进行了经验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形成如下共识:第一,利润率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第二,从80年代初期起利润率开始部分恢复,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出现停滞。虽然以上学者都承认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其研究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本文主要考察上述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和发展。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和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Magdoff)题为《金融内爆与停滞趋势》的文章，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战后繁荣结束以来，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一直处于停滞趋势，资本主义就通过使经济金融化的方式来弥补停滞趋势的后果，这使金融泡沫恶性膨胀并和实体经济的表现越来越脱离，这最终导致了当前美国和世界的金融危机。福斯特和马格多夫虽然也从实体经济层面考察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但是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从这个视角出发，他们似乎超越了布伦纳仅将当前经济危机原因归因于全球制造业过剩这一实体经济层面。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将当今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而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又是由全球制造业生产过剩这一因素引起的。上文梳理的西方学者都是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角度进行论述经济危机的。以下梳理的西方学者则从布伦纳论述经济危机理论的另一个维度———生产过剩进行阐述其经济危机的理论。
弗朗索瓦•沙奈和路易斯•吉尔(Gil,l2009)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不是工资不足造成的消费不足危机;是积累过剩与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的生产过剩危机[4]。他们从生产过剩这一角度论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布伦纳论证危机理论的路径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没有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视角出发去论证，没有用更多的经验数据进行阐述，相对于布伦纳用大量数据进行论证显得缺乏更强的说服力。以上西方学者都是从生产过剩或利润率下降这两个视角中的某一个进行论述的，和布伦纳的危机理论相比有一定的片面性。英国著名学者克里斯?哈曼则从这两个角度比较全面地发展了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他对发达工业经济体(即实体经济)所做的研究显示，“自上世纪60年代末直至上世纪80年代的早期，平均利润率出现了很大的下降。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和上世纪90年代反复出现了突发的复苏。但直至2000年，利润率仍未回升到在‘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那个水平。”[5]克里斯•哈曼承认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认为“当前危机源于60年代末以来的利润率下降压力。资本主义体系对这一压力的反应就是通过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恶化来提高剥削率,但由于缺乏大规模破产这样的资本破坏,这些反应不足以维持利润率的原有水平,因此,也造成了生产积累率的长期低下。积累率低下的副作用之一虽然是暂时减缓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剥削率上升期的积累率低下,扩大了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商品的能力与市场吸收这些商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这种‘生产过剩’并不是源于‘消费不足’本身，而是由于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6]。哈曼通过用实证分析，考察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论证了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差距的拉大最终导致了生产过剩。从这个维度讲，哈曼的经济危机理论与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对于生产过剩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两者的论述则不尽相同，哈曼认为生产过剩产生的原因是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虽然布伦纳提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造成生产过剩，但其未像哈曼那样进行有逻辑的论证。
三、结语
关键词：危机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危机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01
危机的经济学是各个国家目前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众所周知的是，经济是我们生活以及工作的基础，如果没有经济的支撑，那么我们便会无法生存，因此，为了尽快解决经济危机，各个国家必须竭尽全力去找出问题的根源，相互合作，相互配合，将各个国家的问题总结起来，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经济学是我们国家快速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直接决定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以及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经济学家必须要认识到我国目前经济学面临的危机，然后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一个有效的解决对策，最终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一、经济学危机的表现
（一）涉及范围广泛
众所周知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缓慢，我国的综合国力远远落后于西方其他国家，这种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前，西方一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异常迅猛，西方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同时，由于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西方先进的经济体系渐渐的传入了我国，并且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危机渐渐的出现在西方部分发达国家，并且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严重，它渐渐的开始出现在了东方部分国家，最终甚至蔓延到了世界各地，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二）来势异常迅猛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即使是经济异常发达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也不能抵挡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经济危机的来势异常猛烈，即使是一些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以及它所带来的损失。当经济危机首次出现时留给部分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并且许多国家并没有找到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经济危机渐渐的蔓延到了其他国家，并且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经济危机的出现不仅仅影响了市场的发展、大大的提高了各国的失业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二、应对危机的经济学的措施
（一）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我国相关政府渐渐的开始轻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也是经济学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实体经济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减少国家经济的损失，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然后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但是，在制定策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并且还应该预测我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最后还应该借鉴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另外，相关政府还应该颁布一些与实体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并且要将这些政策应用到实际中。
（二）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应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贫富差距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明显，在我国一部分地区，人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也无法解决，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大部分的国民经济收入都用在了工业的发展方面，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方面，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大部分城乡的经济收入也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与工业方面的经济收入相比，城乡的经济收入就显得特别微薄了。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我们必须要合理分配国民经济收入，将国民经济收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从而大大的减少我国的贫富差距，提高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进而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综合国力，最终极大的降低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
（三）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制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才可以发展的如此迅猛，因此，我们必须要始终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恢复我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加大市场的监督力度，不断规范市场的秩序，从而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另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势。
三、小结
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带来了较大的损失，极大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进程。但是，经济危机的出现也迫使各个国家审视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并且认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实际问题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从而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众所周知的是，经济危机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对待经济危机，并且根据自己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对应得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消除经济危机，而且还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经济危机，并且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而且会使得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参考文献：
[1]危机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危机.江海学刊，2012，02.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肇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事件，在2008年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2009年进入到“后金融危机”的艰难调整时期。面对如此严峻的金融危机，仅仅在自由市场竞争理论和金融监管体系缺失上探求其发生的根源、诉求其解决的路径是远远不够的。笔者尝试从人学入手，探微其人性根源，从伦理着眼，透析其价值根源，从意识形态的高度，论析其深层根源，以期获得对其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人学探微：金融危机的人性根源
20世纪18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获得强势话语霸权，成为西方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的鼻祖亚当・斯密那里，“理性经济人”是自利性和公共性的统一，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是认识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只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将斯密这个具有内涵完整的概念体系的“理性经济人”割裂开来，使之片面化、极端化，才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充斥着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远离人文的科学主义，不讲道德的技术主义。这也正是他们主张“回到斯密”，从源头上去完整认识和把握“理性人”的根本原因。的确，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都离不开对人性的基本预设，但是，人类现实社会中人性的无限丰富性，决定了以先验的人为起点的抽象人性预设，并不足以解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笔者认为，应当“回到马克思”，以马克思的“社会人”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才能不断破解现实生活的种种奥秘，才能逐渐获得对现实问题的真理性认识。
“理性经济人”是自利性和公共性的统一。新自由主义将“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单一化，使本来不具价值判断的自利性转变为带有显著价值色彩的自私性。在这场危机中，华尔街金融资本家为了高额利润创造包装的诸如次级贷款和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的所谓“创新”金融衍生品，昭示的再也不是人的合情合理的自利性，而是失去了公共性制约的自私性的贪婪。“理性经济人”自利性的单一化对政治领域的侵蚀，“理性政治人”逾越正常的物质需求底线，而将经济利益作为自身政治行为的主要目的，从而转变为政治生活领域裸的“经济人”。金融危机与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美国从金融寡头的根本经济利益出发，先后解除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衍生品管制的法案。这样，“管理众人的事”的政治沦为“理性经济人”竞逐利益的舞台，“理性政治人”也失去其公共性，而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理性经济人”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新自由主义抽象掉“理性经济人”价值理性，单一化的“理性经济人”关心的只是以逻辑演绎和数理分析的技术化方法去认识客观规律，由此造成了种种背离人性的异化现象。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痴迷于金融创新，以信息通讯技术为基础，以工程设计为思路，赋值和设定各种参数和规则，搭建起高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这种金融衍生品体系是人的单一化的工具理性的产物，它的确带来了金融市场高效率，但同时也放大了理性所不及的风险，最终在翻云覆雨的金融市场上成为加剧风险的罪魁、引爆风险的导火索。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缺陷。新自由主义将经济的发展寄托于工具理性的技术创新，而不考虑或较少考虑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不确定性，其最终结局只能是片面性的畸形发展。
“理性经济人”是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新自由主义将“理性经济人”的认知理性单一化，以认知理性取代实践理性。华尔街的金融界不甘心于普通的中介服务，而是从事风险经营，积极地进行金融创新，通过借贷杠杆推动虚拟经济迅速膨胀，这样，既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又可以将市场风险转嫁给证券市场。作为“理性经济人”的金融精英，对金融衍生品的产品设计、规则制定、程序运行等方面体现的是其认知理性。信用是一种实践理性，是人们金融实践中形成的对道德的自觉体认、遵守和践行。正是由于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对信用这种实践理性的透支，才导致了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风暴。金融危机从根本上威胁到了大垄断资本的利益，美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积极地救市措施，美联储在危机中通过向金融机构不断注资，最终成为美国金融体系最大资产持有人。美国政府注资，必将大幅增加财政赤字，导致私企风险转化为国家风险，市场信用危机转化为国家信用危机。就本质而言，美国新自由主义鼓吹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都是由国家出面为国际垄断资本搭建资本的全球扩张和金融控制的平台。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讲，无论是“理性经济人”还是“理性政治人”都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关系的范畴，社会生产关系才是人的真实本质。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入手，分析了金融危机的一般条件和成为现实的条件，并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还指出，伴随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发展，金融危机具有了频繁性、国际性和严重性的特点。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通过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机制，只能是缘木求鱼，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二、伦理透析：金融危机的价值根源
自由与平等是新自由主义两个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当代自由主义者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概念。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只能是消极自由，弗里德曼指出，“对于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言，合适的手段是自由讨论和自愿合作。这也意味着：任何强制的形式都是不合适的。理想的情况是：在自由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具有责任心的个人之间取得一致的意见。”平等是一个与差别相对立的范畴，它表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某种等同性或者无差别性。平等有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之说，新自由主义主张起点平等，反对结果平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和平等是对立的，人越是自由，它们就越自由地显示出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任何政治的或是社会的平等企图都会促使平等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对自由的限制和摧毁。”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将自由放在第一位，平等仅仅是自由的可喜的副产品。
新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作为自己政治经济理论的基石。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势必造成政治权力对个人全部生活的控制，最终导致国家控制一切的极权主义；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认为公有制不仅于提高效率无补，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浪费，更危险的还给极权统治提供温
床；宣扬有限政府，反对福利国家制度，认为所谓的“福利国家”不仅培养了社会慵懒之风，还会削弱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国家的根本竞争力；主张经济的全球化，要求拆除各国的保护机制，实现生产、贸易和投资的完全自由化，进而削弱国家，直至肢解国家，实现其浪漫主义的全球治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华盛顿共识”，俄罗斯和东欧地区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都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在全球推广的实验。新自由主义的实验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全方位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频繁，贫困和失业交织，政治危机频繁，腐败寻租之风愈烈，暴力犯罪频繁，吸毒和恐怖活动猖獗。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美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也在劫难逃，其吹起的虚拟经济的泡沫破灭，自身也陷入金融危机的泥坑中难以自拔。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深陷危机中的美国垄断资本必将通过对外扩张来转嫁危机。
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揭开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华美面纱，展露其隐藏在表面自由平等价值理念背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深刻本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翼政党面对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的困惑，积极寻求新的解决方案，重构西方主流价值观。对自由而言，他们更强调的是个人想要成为自身主人的“积极自由”；对平等而言，他们更多地强调差别权利和基本平等。鉴于普通民众追求并获得幸福的能力严重不足，因此，政府应该为每一个人提供和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在失业救济、就业培训、福利保障、公共卫生、国民教育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纷纷改弦更张，从拉美的“圣地亚哥共识”到中国的“北京共识”，从俄罗斯对“自主性”国家的建构到东南亚国家渐次加强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监管等都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市场化、政治自由化、文化全球化的深刻本质是强者对弱者实力悬殊的生存竞争，是强者对弱者的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自由平等价值理念的核心就是让弱者拆除自我保护的屏障，来实现强者与弱者“完全平等”的市场竞争。
自由和平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自然权利理论基础之上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先验的抽象的自然权利。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和平等权利不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而是历史地产生的社会权利，在阶级社会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对于阶级社会中的自由，马克思揭示了其阶级实质，“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自由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对于平等的阶级实质，马克思做出了深刻的阐释，“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再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所谓经济的市场化，只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自由；所谓政治的自由化，只是垄断资本的政治游戏；所谓文化的全球化，只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化。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新与发展
由金融危机诱发的世界经济强烈震荡，不仅会使国际经济秩序走向重组，而且会导致国际政治秩序的重组，更重要的是还会引起世界范围内文化观念的重组。面对咄咄逼人的经济全球化，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保障经济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保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如何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就成为时代赋予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理性反思
曾几何时，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福山“历史的终结”宣布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然而，意识形态不像善良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随着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而终结，而是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将西方世界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非意识形态的、全人类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共同文化引领世界文化潮流。这种内容诱人包装华丽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搭乘全球化的快车，对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强烈的冲击，直指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价值取向问题，导致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消极防御的被动状态。
1 从本质上讲，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是实践性。意识形态的实践性特征要求我们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新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做出调整与创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势的传播手段，使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明显的话语权优势，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却在减弱，甚至有人主张淡化、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执政党如何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话语权，如何通过宣传教育实现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如何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力，就成为我们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不得不加以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2 从理论特质上讲，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的、辩证的、批判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十年”期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其所蕴涵的科学性、辩证性、批判性等生命活力也在一片嘈杂的语录声中烟消云散。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意识形态强大的历史惯性，致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创新和发展起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强烈的危机感和深重的忧患意识，致使我们又走上了经济优先发展的现代化路径，有意无意地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这不仅给西方新自由主义强势意识形态以可乘之机，而且也会使我们的思想走向僵化。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活力，如何进一步发展科学性、辩证性、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3 从阶级性上讲，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社会维护意识”，其目的就是以阶级实践作为自己的使命，为统治阶级的实践提供思想导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虚假性，指出克服意识形态虚假性的路径，有且只有以实践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精神赋予意识形态以科学性、辩证性、批判性，才能使虚假的意识形态变身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在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其内容上的吸引性和诱惑性，以其包装上的精致性和华美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普世化的、超民族的、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的超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由于长期以来心态的指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盘接受，而没有运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来揭示其资本统治的真实本质。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揭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如何在社会阶级关系调整境遇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如何进一步发展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二)现实的创新发展
全球化并没有如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那样，实现其“世界公民社会”的美丽梦
想，而是以资本的统治为本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危机触发了我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深邃的目光，审视我们曾经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这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也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同时也提供给我们历史的契机。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要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提升自主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和文化能力，并积极谋求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
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性本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伴随新的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推陈出新。这就要求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鲜明的社会实践指向性，在社会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断创新。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程建设，不断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特别是要结合新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做出创新发展；通过对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平台等主流媒体的政治引导，取得意识形态宣传的主导地位；通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转变以知识求美德的思维路径，回归道德生活实践，在生活实践中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通过各级各类党、团、群众组织整合社会，以心贴心、手挽手的形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渗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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