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典；内涵；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在当下，“经典”一词常常在众多场合被大众媒体或专家学者所提及，但是，学术界却对经典的阐释众说纷纭，并且普通大众对经典也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内涵和建构方面对经典进行一番梳理。每个学术领域都有专属自己领域的经典，本文着重对文学经典的内涵和建构作一番思考与探究。
一、关于文学经典内涵的思考
对文学经典问题进行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楚文学经典的概念和界定问题。古今中外，中西方学者对经典内涵的解释不尽相同。在西方，佛克马和蚁布思在《文学研究和文化参与》一书中对经典的定义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①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一书中说：“一部强有力的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② 这里只强调经典的原创特质很明显是不够的，但是布鲁姆却指出了界定经典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而在中国，由古到今，也有不少学者对经典问题提出各自的看法，刘勰《文心雕龙》当中的《宗经篇》就有详细的阐述：“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者也，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意思是说，所谓“经”是指说明天地人的常理、永恒不变又至高无上的道理的书，并且其中的道理都是不可更改的。陶东风先生认为：“经典是人类普遍而超越（非功利）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体现，具有超越历史、地域以及民族等特性因素的普遍性，超功利的言说，深沉的思索，为苦苦‘思乡’的离人指引着心灵慰藉的归途。”③陶东风先生指出了经典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两个方面同原创特质一样是不可缺少的。黄曼君先生从实在本体与关系本体两个方面较为全面地概括了经典的内涵，使我们对经典的把握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从实在本体角度看，也就是从经典的内部来看，“将其视为因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存在的实体。”④这里所说的崇高特性也就是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从关系本体论角度，则将其视为“一个被确认的过程，一种在阐释中获得生命的存在。”⑤一部经典的确立除了自身的独特特性外，外界对其的研究也参与了经典的建构过程，只有在不断的阐释中，经典才具有永恒性，当然，只有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相当高的作品才会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普遍关注，所以这两者是统一于作品之中的。在此基础上，黄曼君先生以突出精神文化与“诗性转向”的思、诗、史关系结构为线索，从精神意蕴、审美诗性与史的定位三方面对文学经典的含义进行了更为精确地界定：“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它往往植根于时代，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品格，又概括、揭示了深远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意蕴，具有超越的开放的品格。它常常提出诸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灵与肉等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某种根本性的问题。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创造出来的文学经典能使人性、人心相通，文心、诗性相通，从而使不同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得到深层沟通。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还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了新篇章，具有‘史’的价值。”⑥ 经典的作品好就好在，不光具有艺术手法的独特性和审美特质的唯美性，还在于它提出了诸如黄先生所说的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意蕴，读后引发人们对人类社会问题和精神生活各方面的思考，因此，经典的作品并非作家的任性而为，相反，它往往体现作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
二、关于文学经典建构的认识
首先，我们要清楚一点，文学经典的确立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是经过历史长时间的淘洗而沉淀下来的，艾略特就有这样的看法：“他们（引者注：指作家）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⑦很少有一部作品从一开始就被确立为经典，因为从创作出版到确立为经典还有很多曲折的路要走，这一过程必然有一定时间跨度，具体体现为历史穿透性，这中间包含一代又一代的人反复的阅读、研究者对文本不断的阐释和解读，从而挖掘出作品中蕴含的更多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蕴，所以经典的作品终究是经得住时代的考验的，反之，历史也是检验经典的一种标准。比如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在发表之处受到普遍的冷淡，但是近半个世纪之后，随着人们的重新发现和挖掘，这部作品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
其次，经典之所以能保持长久性、具有历史穿透性，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对它不断的阐释，黄曼君先生说“文学经典的本体特征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现出丰厚的文化积淀与人性内涵，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同时，经典是阐释者与被阐释文本之间互动的结果。经典只有持续不断地被解释、接受、传播，它内在的潜力才能得以开发。对经典的独特的读解系统与阐释空间，是它得以持续延传、反复出现、变异衍生，真正成为经典的必由之路。”⑧ 由《红楼梦》而确立起来的红学研究正是历代人阐释与解读的结果。
最后，文学文本能成为经典，政治意识形态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典建构往往“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主流文化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注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⑨我们从《诗经》的经典化历程就可看出政治意识形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诗经》最初只是我国民间口耳相传的诗歌总集，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从思想上对天下实行“大一统”，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儒家最为推崇的经典《诗经》自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下作用的经典。
文学文本的经典化历程是极其复杂的，除了本身所必须具有的特质外，还要经受来自历史、政治、读者等多方面的考验和筛选。随着学术界对经典问题不断地研究和发现，我们需要及时对其进行思考和探究，以使我们对经典内涵和建构的理解更加深入、明了。
注释
①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6）：50.
② 布鲁姆.西方正典[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5（4）：11-12.
③ 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利（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4（3）：59.
④ ⑤⑥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中国社会科学，2004（3）：1-15.
⑦ 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89-190.
⑧ 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中国社会科学，2004（3）：150.
⑨ 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关键词： 国学经典 普及现状 调查报告
一、引言
国学是中华的传统文化，它涵盖范围较广，从先秦至明清，具备完整的一套文化体系。近些年各地不断涌现国学热现象，大众纷纷学习国学经典，且手段样式繁多，从国外建立孔子学院到国内开展电视国学讲坛，从国家举办国学活动到民间自发学习，从学校课堂教授到企业文化融入，说明人们越来越注重学习国学文化带给自身的精神修养。虽然这些现象总会带给大家热议这种的做法，但大众终归还是回归于一个初衷――如何才能普及好国学。
可以说国学经典确实产生不仅对个人修养而且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和影响，但如此良好的影响下怎样才能更好地普及国学，就需要对普及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因此，为更好地了解，我们选择于2015年4月―2015年6月在江苏省常熟市、江阴市、张家港三个县级市开展关于国学经典普及现状的抽样调查。
二、调查方案介绍
1.调查目的
通过研究三地的中华经典诵读的现状，了解大众对国学经典的认知现状，阅读国学经典的时间频率、方式方法的情况，以及大众对国学经典的态度，探究国学经典普及过程中需要加强完善之处，并进一步提出可行性方案，旨在为未来国学普及推广出谋划策，从而对中华经典进行有效的宣传普及。
2.调查对象及调查方法
此次调查对象涵盖江苏三座县级市：常熟市、江阴市、张家港市。本次调查总样本以10～40岁人群为主，且含有少数60岁以上人群，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600份，收回504份，有效问卷450份。
3.调查内容
此次调查研究采用问卷法的形式进行收集数据，问卷由三部分组成：国学认知、国学阅读、国学态度，共计21题，17道客观单选，4道客观多选题，涵盖大众对国学的理解、阅读国学的基本情况、对国学所持态度及国学目前推广的看法。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对国学认知情况一般
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于国学经典的认知存在一定的误区，69%的民众认为国学经典就是儒家经典，在人们心中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影响中国人的几千年文化，所以一提到国学就认为是儒家文化，但事实上现代意义的国学经典已经超出儒家文化的范畴。“国学是指中华民族学术文化与时偕行的创造，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总和”①。当代国学经典涵盖面广，它包含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学术。
从国学经典书目的了解看出，人们对于国学经典书目了解的程度一般，不至于所有国学经典的书目一无所知，但也不至于了解超过十本以上，大多数民众对书目的了解都停留在几本书目，据调查民众显示图书馆和书店以这几本国学经典篇目居多，其他书籍有但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众对于国学理解的局限性。这说明国学的普及需要加强篇目的推荐引导，而不是单单几本图书之内阅读。
调查还发现，人们对于国学经典的了解情况一般，78%的民众对于国学经典的了解程度都是趋于了解一般和了解很少之中，且女性了解多于男性，这种情况居于中青年居多，由于工作的种种限制，很少有时间了解国学知识，但对于学生群体来说，学生更多是因为学校布置的国学课堂作业和任务居多才导致对国学的进一步了解，但实际的了解程度有待提高。具体的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但据整体了解，民众对于国学的认知还是保持乐观态度，尤其谈及国学经典的作用时，超过90%以上的民众对于国学作用持积极态度，认为国学可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古人智慧，陶冶情操，形成良好的个人行为道德修养。并且愿意接受像百家讲坛这样的电视节目的文化熏陶，节目以生动形象的讲述让人们愿意以这样的形式得到文化的洗礼。另外，也很清楚明白国学普及的困境在于社会环境（学校、家庭、单位）没有形成浓厚的氛围带动人们自发学习，以及有些经典篇目比较晦涩难懂，让民众一时无法理解。
2.对国学阅读现状较差
调查发现，国学学习虽然形式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途径是书本，所以就国学的阅读进行进一步研究。但研究发现民众对于国学阅读虽然有很大改善，但仍旧存在不足，并且很多国学知识虽然看过，但是时间久后就会遗忘，81%的民众都读过《论语》、四大名著、唐诗宋词这些中华传统文化，但很少一部分人7%是全部看过并读完，大多数民众还是看过一部分，并且现在已经遗忘很多。
就国学经典的阅读频率说，74%的民众是偶尔会翻看国学经典书籍，但频率不高，终归到底还是处于时间问题，对于学生群体来说，学校布置的教学任务会使学生经常阅读国学经典，但对于已工作的成年人来说很难挪出时间静下心阅读国学经典。而且调查结果显示女性的阅读频率要高于男性，就学校来说女生群体阅读量确实高于男生，就工作来说，女性的工作压力大但与男性相比较小，平时阅读书籍的时间也比男性多。具体的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尽管阅读量不高，时间较少，但是民众还是愿意阅读国学经典，尤其在其他时间人们会通过电视、网络、报刊等形式学习国学文化知识，在一些电视国学竞赛文艺节目中娱乐的同时也接受国学经典文化的熏陶。
3.对国学推广态度积极
事实上，人们对于国学普及还是持支持态度，但是就国学普及的方法各抒己见，但民众还是只有一个目的――希望国学可以普及大众，让民众得到文化熏陶，就民众对国学的复兴态度来说，民众还是持积极支持态度较多，有72%的民众支持国学复兴，只有9%的民众不支持，不支持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国学与自身联系不紧密，没有多大用处，认为国学与当代现实社会较脱离，而且国学文化晦涩难懂也不愿意学习。具体见下图分布：
就整体看，大多数民众还是比较支持国学普及，59%的民众同意将国学纳入基础必修课，67%的民众还是期待并且有时间精力就会参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同时人们也对目前国学推广的现状表示一般，希望可以有很好的方式方法让自己愿意参与到国学活动中。人们也希望开发新媒体，足不出户通过手机就可以学习，也希望电视台可以推出精品国学栏目，图书市场也可以出版高质量的国学书籍，学校开办国学课程让孩子从小学起，等等。
4.国学的普及力度变大
从480份有效问卷中看出，在国学热的影响下，有58%的民众经常参与到了国学经典的学习浪潮中，33%的民众偶尔会参与国学经典，只有9%的民众认为国学推广学习与我没有太大关系，没有参与关注，具体见下图分布：
由此可以见得，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国学经典的普及力度逐步加大，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从此次调查的结果看：普及对象范围扩大，上至社区老人下至幼儿；普及手段开始多样化，从国学竞赛到国学文化表演到渗入企业文化。以江苏省三个县级市为例，各市街道社区开展丰富多样的国学讲座，供退休职工和老年人进行社区文化活动，例如常熟市清河坊社区就开设国学诵读班，并且邀请专业老师进行讲课；张家港开展“全民读书月”活动，共开展120项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包括邀请六小龄童进行文化讲座解读经典，建设“书香张家港”微信，定期为市民推送阅读资讯；常熟市企业将国学精神渗入企业文化中，梦兰企业开展“梦兰儿童慈善基金”帮助贫寒学子；江阴市开展“一站到底”国学经典电视大赛，为中小学生搭建国学竞赛学习平台；常熟国际学校开展国学节之四年级“亲子诵读国学经典”；江阴看办万达童学馆，幼儿们穿上汉服，让国学轻松学习，等等。这些丰富多样的活动为国学普及提供了支持。
四、问题弊端与方法对策
当前国学经典盛行时期，民众都乐意学习国学经典并且支持一系列措施，但是普及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当中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与弊端所在。
（一）市场加强优质图书出版
市场缺乏较好的国学经典通读篇目，现在市场书目鱼龙混杂，更何况是国学书籍，在2013年全国就举办过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的评选活动，当时只有91本书籍被纳入优秀图书范围之类，这些图书大多出自于知名出版社，从这可以看出，当代图书出版仍需提高质量和增加数量。且市面上缺乏较少的优秀通俗读本，民众之所以不愿购买国学书籍大多数是因为图书内容晦涩难懂。“针对不同的对象，选取注音、释疑、导读、赏析、缩写、改编、漫画、图说等常见表达方式”②。这正是出版社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是将国学内容提炼出来，将古人所要表达的哲理展现给读者，让读者清晰明白，也可以加入名家解读的白话，便于读者理解。
（二）改变课堂呆板教学模式
课堂教学国学经典形式过于呆板，“课堂上由老师将篇目的主旨大意及文化内涵口头教授的方式缺乏生机”③。这是如今众多学校对于传授国学经典的课堂现状，通过老师讲台上的大致讲解，学生在下面诵读默写篇目，确实很难理解这篇文章背后的引申链接与深层含义，无法领略国学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样的国学课堂普及可以说效率低下，学生出学校后只是记得当初背过的之乎者而道不出其中的哲理更无法修养身心。这就急需学校改变课堂教学形式，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吸引学生参与国学活动，让学生自发学习国学经典。国家也可以制定学校开展国学普及的激励机制，让老师换发活力，开展丰富多彩的国学课堂活动，让学生轻松学习国学。
（三）让国学活动更注重内涵
当下不少地方确实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国学活动，但是国学活动开展效果是形式大于内容。当前不少媒体曝出某地开展国学讲坛、国学文艺汇演、国学知识竞赛等，虽然看似百花齐放的国学活动，但实际收效甚微。就国学竞赛目的是让民众参与国学学习，但一部题库的，让参赛选手暗自背题而忽略国学本质内涵。国学讲坛本是丰富民众业余生活，但现实总是台上激情演讲台下睡声一片。要改变国学普及现状，更注重内涵，让民众切身感受到国学魅力，举办方仍需在内容上下工夫，丰富形式，加强内容的引导，让选手在背题过程中回答自身对国学的理解，在让讲座生动有趣的同时真正领会国学的魅力。
注释：
①张立文.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N].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1）.
②康华.关于国学经典普及出版的几点思考[N].出版发行研究，2014（7）.
③朱尉，姜开元，陈思.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文学经典传承新思路探究[J].今传媒：学术版，2014（10）.
参考文献：
[1]张立文.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N].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1）.
[2]康华.关于国学经典普及出版的几点思考[N].出版发行研究，2014（7）.
[3]朱尉，姜开元，陈思.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文学经典传承新思路探究[J].今传媒：学术版，2014（10）.
关键词:消费文化;文化语境;文学经典
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快感,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快感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快感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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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高潮。[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快感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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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首选网络小说漫画中学生缘何不爱读名著[EB/OL].人民网,2005-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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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不麻不辣不革命出版界流行水煮“三国”、“水浒”[EB/OL].新华网:读书频道,2004-07-12.
[12]金宏宇.90年代的文学经典化之争[N].光明日报,1999-06-24(8).
[13]郭洪义.鹏城人读书立潮头[EB/OL].人间网,2002-11-01.
关键词:经典阅读 兴趣 情境
一、新课标下的要求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应当培养学生发展独立阅读的能力,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对文本能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阐发。在信息社会可供阅读的材料众多,形式多样,从传统的纸质文本到新兴的电子文档,从经典作品到层出不穷的网络文学,种种不同的文本充斥着人们的眼球。作为成长于信息年代的高中生在阅读方面同样有着多样化的选择空间。
二、经典作品的意义
经典作品在时间的大浪淘沙中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流传于各个时代。经典作品中所讨论的问题、叙述的世界、塑造的人物形象、传递的精神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人性中共通的东西,有很大的阐释空间。以流传数千年的《论语》为例,里面所探讨的为人处世之道,如反省意识、安平乐道精神等在现在仍被不断地阐述。因此在阅读世界里,当各种吸引眼球而毫无实质性的内容,甚至是加重社会风气的堕落的阅读材料堆积时,更加需要强调回归经典,通过阅读经典培养文学素养。这也是以阐述经典作品的百家讲坛能够引起轰动的原因所在。
三、高中生经典阅读现状堪忧
原本阅读经典文本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题中之意。教材及配套练习中都包含了大量的经典著作,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后温习,经典的阐释、阅读应该占了学生语文学习相当大的部分。然而,从现状看,高中生对经典的阅读却难以让人满意。首先是缺乏兴趣或兴趣不浓厚,很多高中生只是被动地阅读作品,不理解也不去思考教材选择该作品的意义。其次是缺乏对经典作品的分析、阐释能力。第三,高中生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大多止于教材,作品教材之外的延伸阅读很少。因此,某种程度上说很多高中生并未真正进入经典的阅读世界。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如何燃点经典阅读兴趣,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呢?
四、点燃经典阅读兴趣的途径
1.转变观念,由教师为主到以学生为主体
在理念上,要求语文教师在新课标的指引下转变观念,转变角色。由原先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提升为知识的引导者、指导者,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主动积极参与经典作品的建构,一步步引导、启发学生思考问题。
2.回归文本,诵读经典
诵读是经典阐释的第一步,通过诵读,切身体会作品语言的感染力,调动学生投入其中。现在很多人阐述经典受到大众文化、舆论的影响,在没有阅读作品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地有了一个固定的观点、看法,有时会听到学生说某部作品没什么好看的,不就是写什么什么之类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不要与学生争论孰是孰非,而是要引导学生先读再探讨。
3.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在课堂上创设情境指的是创造跟教学内容相关的,能够激发学生情感、想象力的教学环境。情境的创造需要将经典作品原本抽象的文字叙述转为学生可观、可感、可看,甚至可触动的情景,“复活”作品,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增加参与的兴趣。
4.设置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作品
高效的经典文本阅读教学离不开提问,在问题中催生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入文本,学生自己寻找问题的答案。在学习《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进贾府》时,教师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简要地介绍林黛玉进贾府的背景,让学生对《红楼梦》有个大致的了解。然后设置问题,林黛玉第一次来到贾家,她可能会遇到谁?林黛玉是以怎样的心态来到贾家的?她如何观察里面的每个人?为什么会这样的观察等。让学生带着问题一步步地阅读、思考。
5.小组活动,探究经典世界
在具体阅读或思考的过程中,学生会有不同的看法。教师可以利用学生观点的不同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展开友好的辩论、对话,小组成员需要互相合作,组织材料,阐述观点。通过活动的方式,学生畅所欲言地讨论对经典作品的看法,互相取长补短,沉浸在经典的世界里。
四、总结
新课标要求培养学生独立分析作品的能力。因为经典作品供阐释的空间较大,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学生阅读能力可在经典阅读中得到很好的锻炼。教师需要切实转变观念,通过各种方式点燃学生阅读经典的兴趣,提高文学素养。
参考文献:
[1]代玲.论新课标下的高中语文阅读教学.阅读与鉴赏(教研版)2008.(7).
一
在传统社会中,人类精神总是呈现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二重变奏。意识形态是为社会既定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据的观念体系,它以各种方式来证明当下现存的社会秩序具有永恒性,即使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也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克服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使人们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境遇,承认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使现存社会系统尽可能地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与之相反,乌托邦则是以否定或者怀疑现存社会为前提的,它总是指向某个超越于现实存在的境界或领域,并且对当下的社会存在具有某种批判性。乌托邦的功能是促使社会系统发生变化,尽管并不一定是按照它所给出的方向来变化的。
一般说来,那些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人类乌托邦精神的显现。正是因为不满足于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或者平庸的日常生活,人们才会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精神的超越;也正是因为文学作品呈现出某种超越的境界或意义,可以满足人们超越现实的心理需求,人们才会将其奉为经典。席勒认为文学艺术具有弥合被不合理的现实分裂了的人性的重要功能;马尔库塞坚持文学的审美价值在于在异化的社会中保留人的自由本性,从而为生活艺术化的社会之到来做预演……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同样的理论预设,即文学艺术按其本性而言天然地具有乌托邦精神。因此,所谓文学经典也就是那些最能够充分展示特定时期人类乌托邦精神的作品。如果说乌托邦乃是人类精神之梦,那么,文学经典也就是人类之梦的话语显现。
但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乌托邦、人类精神之梦等等无一例外地都是历史性范畴,因此,对它们的理解及其内涵的界定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这样一来,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就常常呈现出相互转换的关系。例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曾经是资产阶级乌托邦精神的核心话语,曾经激励资产阶级联合广大被压迫阶级起来推翻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但是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这些概念便转化为为资产阶级统治提供合法性的国家意识形态了。同样,作为人类精神之梦的话语表征,文学经典自然也具有历史性,绝对不是超越历史的永恒之物。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化,昔日的文学经典迟早会受到冷落直至被弃置不顾。
二
如前所述,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迁,文学经典的地位迟早会受到挑战,而且,社会文化变化程度越大,这种挑战也就越严重。就中国而言,“五四”时期,唐诗、宋词这些经过千百年考验的文学经典被视为“贵族文学”、“隐逸文学”、“山林文学”而受到贬斥。相反,倒是杂剧元曲、《西厢记》、《红楼梦》之类以往被主流文化所压制排挤的文学作品渐渐被奉为圭臬,成为新的文学经典。随着社会文化剧烈变革时期的结束,旧经典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昔日的魅力,新经典也继续受到人们推崇——这种现象说明,尽管在文学经典的谱系中会常常出现新成员,但原有经典却很难被完全遗忘。
但是,今日文学经典所面临的挑战却较之“五四”时期更为严峻。“五四”时期文学经典所面对的挑战主要是来自西方现代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随着这两种价值观被重新整合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文学经典面临的挑战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减小到最低程度,而今日之文学经典,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旧经典,还是现代以来形成的新经典,抑或是外来的洋经典,都面临着一个空前强大的对手的挑战,这就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于文学经典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众文化以其无可比拟的娱乐性功能将文学经典挤出了人们的业余时间。在图像文化远不如书写文化发达的时代,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曾经长期承担着知识阶层业余消遣的功能。然而在今天,电视呈现给人们的图像作品层出不穷,举凡古今中外曾经有过的艺术类型或风格,无论是雄浑豪迈的,还是淡远飘逸的;无论是清新自然的,还是华丽绮靡的;无论是含蓄蕴藉的,还是古朴直白的;无论是金戈铁马的,还是晓风残月的;无论是哀婉凄迷的,还是诙谐滑稽的……简直是应有尽有,足堪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电视机占领了人们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更有甚者,即使还有一些时间留给了阅读,却又冒出了许多侦探的、武侠的、科幻的、个人隐私的等等文字书写来与文学经典展开竞争。毫无疑问,对于绝大多数青少年读者而言,此类作品的吸引力是远远超过那些经典的。于是文学经典就成了某类特殊人群(文学研究者、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等)不得不读的“专业”书籍了。
其次,大众文化以其巨大的解构功能摧毁了文学经典的神圣性。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蔑视权威,蔑视经典,善于用一种插科打诨的态度轻轻松松地将某种神圣的东西置于被嘲笑的境地。例如,在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和冯小刚的贺岁片系列中,古今中外,无论是神佛的庄严宝相还是圣贤的醒世箴言;无论是客观无伪的科学知识,还是神圣严肃的道德信条,一律可以作为笑料而用之。诸如反讽、戏拟、隐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在这里都变成了解构经典的有效手段。在大众文化面前,文学经典就像一个自尊自贵的书生面对一群泼皮无赖的顽童一样束手无策。
另外,大众文化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它并不像以往文化变革时期所发生的情形那样,通过改变价值观念来贬低旧经典,确立新经典,而是并不树立敌人,毫无竞争的姿态,甚至还公然将文学经典作为自己的资源来肆无忌惮地疯狂吸取。古代的文学名著早已改编殆尽了,略有些奇闻轶事的历史人物也相继被搬上了荧屏。大众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吞噬着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在它面前文学经典显得是那样弱不禁风。
当然,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大众文化在摧毁文学经典神圣地位的同时,也无形中扩大着文学经典的影响面。以往只有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掌握的有关历史的、文学的、哲学的、审美的知识,也会通过大众文化而为广大百姓所了解。这表明,大众文化的社会文化功能是十分复杂的,不能简单轻率地予以评判。要真正弄清楚文学经典与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还应该深入到对文学经典是如何形成的追问之中。
三
如前所述,文学经典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它必然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相关联。同时,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与传播现象,文学经典的形成必然与知识阶层的整体状况直接相关,因此,从知识阶层的身份或社会角色角度考察文学经典的形成轨迹不仅是适宜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从客观效应而不是主观动机角度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以往的一切文学经典都可以看做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那个特定知识阶层或精英集团价值观念的显现,因此,也可以看做是他们具有特权地位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证方式。
让我们来看看《诗经》是如何成为经典的。首先,这部古代诗歌总集被儒家士人推崇为“道”的载体,而“道”正是古代士人阶层所奉行的价值观念的共名,因此,也是士人阶层社会身份合法性的最终依据,即“道”实际上是文化领导权的象征性符号。孔子以降,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把为天下制定价值规范,即充当天下的“立法者”作为自身社会角色的基本定位。《诗经》既然是“道”的文本形式,当然就在整个士人文化的语境中成为不容置疑的经典。反过来说,《诗经》成为经典也就意味着士人阶层拥有了文化领导权。
如果说从先秦至两汉文学经典的形成主要与士人阶层政治身份和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直接相关,那么,魏晋六朝以降,随着文学渐渐成为具有独立性的精神活动,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各个门类都呈现出独立化、成熟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业已获得稳固地位的士人阶层,因为各种内在与外在的原因开始向着纯精神空间拓展了。对精神空间的拓展在客观上使这个已然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知识阶层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其领导者身份。如果说玄学是在形而上领域确立他们的话语权,清谈是在交往方式与时尚方面强化他们的特殊社会地位,那么,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活动则是在审美层面上凸现他们的精神贵族品位。这些精神活动的共同效应是使知识阶层与社会其他阶层,也包括靠武力获得政权的统治集团区别开来,从而彰显其对于精神文化领域不容置疑的绝对领导地位。诗文书画的“雅化”追求与玄学的探赜索隐一样都是这个阶层自尊自贵的有效手段。实际上,只要某个社会存在着一个知识精英阶层,文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阶层的身份性标志。
虽然六朝时期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士族文人是贵族化了的士人,与汉代以及隋唐以后的士人阶层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拓展出来的精神空间却为后世士人所接受,而且,他们也同样把文学艺术作为自身特殊社会身份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经典也必然是那些最能够体现士人阶层身份特征的作品。由于两千多年中士人阶层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因此,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文学经典也具有某种稳定性。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经典是由文学作品自身的因素决定的,可以超越于历史之上。然而,只要认真看一看“五四”以来近百年间不断出现的对经典的重新选择与确认,我们就不难看出经典与文化历史语境的密切关联,也不难看出经典与言说者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之间的紧密关系了。
但是,事情依然有更复杂的一面,文学经典本身难道没有某种可以超越历史性限制而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因素吗?例如唐诗宋词,过去曾经是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性标志,可是现在依然为人们所欣赏。对于这种现象可以这样来理解:从具体的社会逻辑来看,文学经典的确具有确证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知识阶层社会身份的客观效应;但从文化逻辑角度看,文学经典又是人类探索并展现精神世界的产物。正是后者使之具有某种超越历史语境的可能性——只要人类精神上还存在某种相通性,那些深刻而巧妙地展示了精神世界的文学作品就会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这也许就是马克思所惊叹的古希腊神话与史诗“永久魅力”的奥秘之所在。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今人与古人之间的那种“相通性”会越来越小,与之相应,以往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也必然会越来越小。从理论上讲,任何审美趣味与评价标准都具有历史性,就其产生并获得主导地位而言,必然与某个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但由于它们同时关涉复杂的精神世界与意义空间,故而其影响力往往并不随着其赖以产生的社会阶层的消失而消失。我们知道,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贵族阶级在文化史上都曾经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大拓展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广度与深度,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曾经为他们所垄断并成为其身份的确证方式,后来贵族阶级消失了,但他们创造的许多精神文化成果却长期为人类所共享。文学经典也同样如此,它们无疑与身份、权力相关,但并不与之共进退。
四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了文学经典产生的社会的与文化的逻辑,也看到了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造成的冲击,那么,我们应如何面对文学经典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应该善待经典。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以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解剖经典产生的社会原因,揭示其暗含的权力关系,从而揭去蒙在经典之上的神秘面纱,这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经典之于今日的价值。经典生成的深层逻辑及其暗含的权力关系与它们拥有的精神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李后主那些脍炙人口的词作,无疑是出于身世的巨变而发出的哀怨与叹息,完全是个人的情感表现,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牵动后世无数多情之人的心弦。文学经典所蕴含的价值是远远大于它们生成的原因的。对于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经典,我们都应该抱有充分的敬意,因为它们的确都从各自的角度开拓了人类精神空间,提供了无法取代的意义之维。
一
在传统社会中,人类精神总是呈现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二重变奏。意识形态是为社会既定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据的观念体系,它以各种方式来证明当下现存的社会秩序具有永恒性,即使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也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克服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使人们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境遇,承认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使现存社会系统尽可能地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与之相反,乌托邦则是以否定或者怀疑现存社会为前提的,它总是指向某个超越于现实存在的境界或领域,并且对当下的社会存在具有某种批判性。乌托邦的功能是促使社会系统发生变化,尽管并不一定是按照它所给出的方向来变化的。
一般说来,那些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人类乌托邦精神的显现。正是因为不满足于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或者平庸的日常生活,人们才会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精神的超越;也正是因为文学作品呈现出某种超越的境界或意义,可以满足人们超越现实的心理需求,人们才会将其奉为经典。席勒认为文学艺术具有弥合被不合理的现实分裂了的人性的重要功能;马尔库塞坚持文学的审美价值在于在异化的社会中保留人的自由本性,从而为生活艺术化的社会之到来做预演……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同样的理论预设,即文学艺术按其本性而言天然地具有乌托邦精神。因此,所谓文学经典也就是那些最能够充分展示特定时期人类乌托邦精神的作品。如果说乌托邦乃是人类精神之梦,那么,文学经典也就是人类之梦的话语显现。
但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乌托邦、人类精神之梦等等无一例外地都是历史性范畴,因此,对它们的理解及其内涵的界定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这样一来,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就常常呈现出相互转换的关系。例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曾经是资产阶级乌托邦精神的核心话语,曾经激励资产阶级联合广大被压迫阶级起来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但是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这些概念便转化为为资产阶级统治提供合法性的国家意识形态了。同样,作为人类精神之梦的话语表征,文学经典自然也具有历史性,绝对不是超越历史的永恒之物。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化,昔日的文学经典迟早会受到冷落直至被弃置不顾。
二
如前所述,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迁,文学经典的地位迟早会受到挑战,而且,社会文化变化程度越大,这种挑战也就越严重。就中国而言,“五四”时期,唐诗、宋词这些经过千百年考验的文学经典被视为“贵族文学”、“隐逸文学”、“山林文学”而受到贬斥。相反,倒是杂剧元曲、《西厢记》、《红楼梦》之类以往被主流文化所压制排挤的文学作品渐渐被奉为圭臬,成为新的文学经典。随着社会文化剧烈变革时期的结束,旧经典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昔日的魅力,新经典也继续受到人们推崇——这种现象说明,尽管在文学经典的谱系中会常常出现新成员,但原有经典却很难被完全遗忘。
但是,今日文学经典所面临的挑战却较之“五四”时期更为严峻。“五四”时期文学经典所面对的挑战主要是来自西方现代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随着这两种价值观被重新整合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文学经典面临的挑战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减小到最低程度,而今日之文学经典,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旧经典,还是现代以来形成的新经典,抑或是外来的洋经典,都面临着一个空前强大的对手的挑战,这就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于文学经典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众文化以其无可比拟的娱乐将文学经典挤出了人们的业余时间。在图像文化远不如书写文化发达的时代,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曾经长期承担着知识阶层业余消遣的功能。然而在今天,电视呈现给人们的图像作品层出不穷,举凡古今中外曾经有过的艺术类型或风格,无论是雄浑豪迈的,还是淡远飘逸的;无论是清新自然的,还是华丽绮靡的;无论是含蓄蕴藉的,还是古朴直白的;无论是金戈铁马的,还是晓风残月的;无论是哀婉凄迷的,还是诙谐滑稽的……简直是应有尽有,足堪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电视机占领了人们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更有甚者,即使还有一些时间留给了阅读,却又冒出了许多侦探的、武侠的、科幻的、个人隐私的等等文字书写来与文学经典展开竞争。毫无疑问,对于绝大多数青少年读者而言,此类作品的吸引力是远远超过那些经典的。于是文学经典就成了某类特殊人群(文学研究者、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等)不得不读的“专业”书籍了。
其次,大众文化以其巨大的解构功能摧毁了文学经典的神圣性。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蔑视权威,蔑视经典,善于用一种插科打诨的态度轻轻松松地将某种神圣的东西置于被嘲笑的境地。例如,在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和冯小刚的贺岁片系列中,古今中外,无论是神佛的庄严宝相还是圣贤的醒世箴言;无论是客观无伪的科学知识,还是神圣严肃的道德信条,一律可以作为笑料而用之。诸如反讽、戏拟、隐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在这里都变成了解构经典的有效手段。在大众文化面前,文学经典就像一个自尊自贵的书生面对一群泼皮无赖的顽童一样束手无策。
另外,大众文化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它并不像以往文化变革时期所发生的情形那样,通过改变价值观念来贬低旧经典,确立新经典,而是并不树立敌人,毫无竞争的姿态,甚至还公然将文学经典作为自己的资源来肆无忌惮地疯狂吸取。古代的文学名著早已改编殆尽了,略有些奇闻轶事的历史人物也相继被搬上了荧屏。大众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吞噬着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在它面前文学经典显得是那样弱不禁风。
当然,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大众文化在摧毁文学经典神圣地位的同时,也无形中扩大着文学经典的影响面。以往只有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掌握的有关历史的、文学的、哲学的、审美的知识,也会通过大众文化而为广大百姓所了解。这表明,大众文化的社会文化功能是十分复杂的,不能简单轻率地予以评判。要真正弄清楚文学经典与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还应该深入到对文学经典是如何形成的追问之中。三
如前所述,文学经典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它必然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相关联。同时,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与传播现象,文学经典的形成必然与知识阶层的整体状况直接相关,因此,从知识阶层的身份或社会角色角度考察文学经典的形成轨迹不仅是适宜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从客观效应而不是主观动机角度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以往的一切文学经典都可以看做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那个特定知识阶层或精英集团价值观念的显现,因此,也可以看做是他们具有特权地位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证方式。
让我们来看看《诗经》是如何成为经典的。首先,这部古代诗歌总集被儒家士人推崇为“道”的载体,而“道”正是古代士人阶层所奉行的价值观念的共名,因此,也是士人阶层社会身份合法性的最终依据,即“道”实际上是文化领导权的象征性符号。孔子以降,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把为天下制定价值规范,即充当天下的“立法者”作为自身社会角色的基本定位。《诗经》既然是“道”的文本形式,当然就在整个士人文化的语境中成为不容置疑的经典。反过来说,《诗经》成为经典也就意味着士人阶层拥有了文化领导权。
如果说从先秦至两汉文学经典的形成主要与士人阶层政治身份和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直接相关,那么,魏晋六朝以降,随着文学渐渐成为具有独立性的精神活动,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各个门类都呈现出独立化、成熟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业已获得稳固地位的士人阶层,因为各种内在与外在的原因开始向着纯精神空间拓展了。对精神空间的拓展在客观上使这个已然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知识阶层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其领导者身份。如果说玄学是在形而上领域确立他们的话语权,清谈是在交往方式与时尚方面强化他们的特殊社会地位,那么,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活动则是在审美层面上凸现他们的精神贵族品位。这些精神活动的共同效应是使知识阶层与社会其他阶层,也包括靠武力获得政权的统治集团区别开来,从而彰显其对于精神文化领域不容置疑的绝对领导地位。诗文书画的“雅化”追求与玄学的探赜索隐一样都是这个阶层自尊自贵的有效手段。实际上,只要某个社会存在着一个知识精英阶层,文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阶层的身份性标志。
虽然六朝时期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士族文人是贵族化了的士人,与汉代以及隋唐以后的士人阶层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拓展出来的精神空间却为后世士人所接受,而且,他们也同样把文学艺术作为自身特殊社会身份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经典也必然是那些最能够体现士人阶层身份特征的作品。由于两千多年中士人阶层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因此,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文学经典也具有某种稳定性。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经典是由文学作品自身的因素决定的,可以超越于历史之上。然而,只要认真看一看“五四”以来近百年间不断出现的对经典的重新选择与确认,我们就不难看出经典与文化历史语境的密切关联,也不难看出经典与言说者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之间的紧密关系了。
但是,事情依然有更复杂的一面,文学经典本身难道没有某种可以超越历史性限制而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因素吗?例如唐诗宋词,过去曾经是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性标志,可是现在依然为人们所欣赏。对于这种现象可以这样来理解:从具体的社会逻辑来看,文学经典的确具有确证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知识阶层社会身份的客观效应;但从文化逻辑角度看,文学经典又是人类探索并展现精神世界的产物。正是后者使之具有某种超越历史语境的可能性——只要人类精神上还存在某种相通性,那些深刻而巧妙地展示了精神世界的文学作品就会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这也许就是马克思所惊叹的古希腊神话与史诗“永久魅力”的奥秘之所在。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今人与古人之间的那种“相通性”会越来越小,与之相应,以往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也必然会越来越小。从理论上讲,任何审美趣味与评价标准都具有历史性,就其产生并获得主导地位而言,必然与某个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但由于它们同时关涉复杂的精神世界与意义空间,故而其影响力往往并不随着其赖以产生的社会阶层的消失而消失。我们知道,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贵族阶级在文化史上都曾经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大拓展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广度与深度,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曾经为他们所垄断并成为其身份的确证方式,后来贵族阶级消失了,但他们创造的许多精神文化成果却长期为人类所共享。文学经典也同样如此,它们无疑与身份、权力相关,但并不与之共进退。
四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了文学经典产生的社会的与文化的逻辑,也看到了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造成的冲击,那么,我们应如何面对文学经典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应该善待经典。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以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解剖经典产生的社会原因,揭示其暗含的权力关系,从而揭去蒙在经典之上的神秘面纱,这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经典之于今日的价值。经典生成的深层逻辑及其暗含的权力关系与它们拥有的精神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李后主那些脍炙人口的词作,无疑是出于身世的巨变而发出的哀怨与叹息,完全是个人的情感表现,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牵动后世无数多情之人的心弦。文学经典所蕴含的价值是远远大于它们生成的原因的。对于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经典,我们都应该抱有充分的敬意,因为它们的确都从各自的角度开拓了人类精神空间,提供了无法取代的意义之维。
[关键词]经典诵读；理解；德育
最早由台湾有关专家提倡的儿童经典诵读，近两年来在中国内地引起较大反响。经典诵读又称儿童中国文化导读，就是让孩子在0～13岁这一最佳记忆发展期，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学习内容，对它们进行熟读背诵而不需要深刻理解。
在实践中，经典诵读发展得如火如荼。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一理念的倡导者王财贵教授认为，“这种精神性、文化性、人格性的陶冶培养”与科学知识的学习不应该用同等的方式对待；对“实用”的理解也应该更加深刻一点；儿童的兴趣不能用单一的方式理解。[1]但是，有学者对他的这些理由提出了异议，认为让儿童读经是置儿童的兴趣、需要于不顾，强迫他们学习不想学的东西，呈现给儿童的都是成人世界的经验，这样，成人成了儿童的“侵略者”。[2]“听由儿童死记硬背，鼓励学生甚至催逼学生死记硬背”，“给中国文化变革系上了沉重的封建包袱，显然会阻滞中国文化的进步”。[3]那么，经典诵读到底好不好，它的利弊何在?经典应该在儿童阶段学习吗?如果可能，我们应该如何开展儿童的经典诵读?
为此，我们选择了不同的视角来透视幼儿“经典诵读”现象。“不同视角”指的是家长、教师、专家的角度，并通过他们来了解经典诵读对幼儿的实际影响。
本着便利和有效的原则，我们采用了目的性抽样的方式。家长支持孩子的诵读必定有原因，他们应了解经典诵读对孩子的影响。教师是指导幼儿诵读经典的人，因为与幼儿一起学习，他们应最了解幼儿学习过程中的态度、状态。专家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我们访谈的对象主要是从事儿童语言教育研究，对于与语言教育密切相关的经典诵读有较多想法的专家。
我们访谈的对象分别为：
A家长：女，某大学04级硕士研究生，孩子在上小学三四年级时开始诵读经典。在访谈中了解到，她其实也是教授经典诵读的兼职教师。
B教师：女，某大学04级硕士研究生，教授经典诵读的兼职教师。工作时间是周日上午，时间一般为一个小时，已经做了一个学期的兼职教师。
c专家：女，某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儿童语言教育。在访谈中了解到，她以前在家里曾教年幼儿子学习诗词。
以自然的方式进入现场和进行访谈是质的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所以，在访谈前，我们与受访者说明了访谈的目的，语气和态度尽量让她们感受到我们的真诚和认真。访谈地点由受访者确定，访谈时间一般为30分钟，每个人访谈两次。
在对资料进行分析思考后，我们找出了被访谈者谈及的共同问题，具体是“经典诵读的影响”“经典诵读的方法”“经典诵读的途径”“对经典诵读中‘理解’的看法”和“家长在经典诵读中的作用”。
一、经典诵读的影响
对这一问题，三位访谈对象的看法有相同之处。她们都认为经典诵读有助于提高幼儿的记忆力、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有助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另外，A家长认为经典诵读可以使孩子“心情慢慢安定下来”，A家长和B教师认为参加经典诵读使孩子“表现得更大方了”，“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所提高”。其中，A家长特别强调经典诵读在道德上的教育作用。
C专家认为经典诵读存在一定的弊端，主要是：“经典对幼儿来讲是很难理解的”，背经是“机械识记”“鹦鹉学舌”，会“降低孩子的学习兴趣”，对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或者想像能力是不利的；“背经时很少有语言交流，经典诵读对于儿童语言应用能力的发展没有好处”；“幼儿教育要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用几千年前的东西来要求我们现在的孩子，肯定是不行的”。
二、经典诵读的方法
对这一问题，被访谈者从不同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
A家长认为，孩子通过经典诵读，“能够掌握它的一两点精华，就很有意义了”；在时间安排上，“不要过多过长”；在教学方式上，“不要强迫孩子”，“要用比较轻松、活泼、有趣的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要富有灵活性”：对于“何时开始诵读经典”，她认为“早一点好”，最好是从“幼儿园开始读”。
B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先教他们读一段，读得比较熟练的时候就请孩子轮流带读。然后再一起复习，熟练到可以背诵时，就请孩子上台背诵。中间穿插一些游戏。”当被问到为什么要采取游戏化的教学形式时，她说这是跟课程的特点和孩子的特点有关。
C专家认为，诵读经典“不能采用单一的形式”。在呈现方式上，“要有一些能帮助孩子理解的形象一点的东西”；在选择诵读教材时，“家长要订阅一些刊物”；在内容选择上，要“选择一些孩子能够理解，在日常生活中用得上的材料”；“诵读量不要太多”。
三、经典诵读的途径
经典诵读可以在家里通过家长指导进行，也可以通过参加诵读班在教师的指导下集体学习，那么这两种途径的效果如何呢?
A家长认为，“参加诵读班会比较好”。原因有两点：首先，在家里读既没有“比较”的作用也没有“鼓励”的作用；其次，通过参加诵读班，“孩子的表现会比较大方”。B教师在访谈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C专家则认为，在家里诵读“可能效果会比较好”。原因在于：一是亲子关系的影响。父母与孩子之间“有交往”，他们之间“带有一种亲情”。二是方法灵活。“家长会调整时间”，“会考虑幼儿的兴趣，结合幼儿的需要”，“在传授的时候也会稍稍作些解释”。
因此，两种经典诵读的途径似乎各有长处，很难说哪个途径更好。
四、对经典诵读中“理解”的看法
不同的访谈对象对经典诵读中的理解谈了不同的看法。
在访谈开始时，A家长说她不讲解经典。通过进一步的访谈，我们发现她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会做一些讲解工作的。按她的说法，她不讲解的原因：一是“这种东西没有绝对的答案”，硬作解释的话，很有可能会对孩子产生“误导”。二是她不希望自己的讲解让孩子产生“比较主观的看法”，从而使孩子自己的想法受到“限制”：三是相信孩子读多了以后，自己能够领悟到里面的意思，即“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四是有些东西很难去解释，比如说《大学》《中庸》，“是跟人生的态度”有关的，如果“现在解释的话，有难度”。当问及是否有需要解释的话题时，A家长说以下几点可以解释：一是“经典的来源”“某些多音字”；二是当孩子“真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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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或内容关涉儿童的“生活教育”。
B教师主张儿童诵读经典时完全不需要作解释。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的目的是从赚钱的角度出发的，当然，她也认为在学前阶段，儿童还不能理解这些内容。
c专家认为，理解在诵读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应该给孩子解释意义。围绕这一点，她说了这么几方面的理由：一是理解的重要性。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知道怎么用”，“才能进行类推”，“才会去讲这些东西”。二是选择理解的内容。可选择那些有关“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经验”的内容，“比较拗口，较难记忆的东西或者幼儿不愿意读的东西”。三是教给幼儿理解的方法。“用儿童能够理解的方式”，“转化成儿童自己可以理解的内容”，给他以“点拨”“引导”。为此，C专家列举了大量自己以前教儿子诵读诗词的例子。
通过对三位被访者观点的深入分析，我们看到，她们的看法(基本上不解释、完全不解释、主张要解释)与她们的目的有某些联系。A家长主要出于德育的考虑，所以她基本上只对《弟子规》之类与德育密切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意义解释。B教师则是从“经济利益出发的”，并“不是去培养一个孩子”，因此这是她完全不解释的部分原因。c专家认为只有理解了，才能“用”“说”“类推”，因此她主张用恰当的方式进行意义解释。
五、经典诵读中家长的作用
家长在幼儿诵读中扮演什么角色?对这一问题我们非常关注，而在访谈中听到的说法与我们的设想差不多：家长是幼儿读经的重要外部动力。
我们呈现三位访谈者的所思所想，不是单纯地想弄明白经典诵读的对与错、该与不该，更多的是想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有关经典诵读的一系列问题。当然，我们的目的也不是简单地呈现访谈结果，我们更希望人们能从这些分析中得出更深层次的结论，加深对经典诵读这一问题的认识。
参考文献：
[1]王财贵．儿童经典诵读基本理论．北京教育(普教版)，2005，4
[2]刘晓东．儿童教育中的南辕北辙――兼评幼儿读经现象．学前教育研究，2004，3
关键词： 文学经典； 意识形态； 文学性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forms of concept, and so are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 factual description while ancient literature i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ancient literature agrees with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where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mean borrowing and vari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hence containing unavoidable imaginative elements. a confusion of these distinctions will result in some unnecessary theoretical perplexity, which occurred as the view of ideology of literary classics. with the removal of this confusion, we will discover the two side of literary activity, that is, literary classics and literary character. the hierarchization of these concepts means mainly a diagnosis, which is preliminary but won't continue till all related concepts are discriminated.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ideology; literary character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涵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图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治疗”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 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 canon，一个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独立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政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 以上所引为《诗经》的采诗说，另有列士献诗说、孔子删诗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亦见陆侃如、冯元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政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 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政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注: 此处用的“文学”一词极宽泛，它包含各种“文”与“笔”、“文”与“学”的概念分延，这也与不同时代树立经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注: “当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这段时间，虽然这种划分颇为牵强，但从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却也合适。现代文学从1919年算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中的经典追溯与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政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树为经典，所以我们才会在各种文学史中看到经典作家的追认和经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们看做文学性质的保障。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性不是两种文学活动，它们是一种文学活动的两面。那么当代文学经典呢？它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是对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代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则是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学的界限和文学的性质。这么说不是把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判断为一种假概念，而是指出这种概念活动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我们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学性了呢？也不尽然。如果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标准，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学性指的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如把文学性当作一种引导，而不是决定，毕竟我们总要依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这个标准不太牢固，但聊胜于无。我们更应该把文学性当作一种运动，经典是这种运动的另一面，两者是双向铸造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2］ 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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