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寿先生还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她倾其一生为中国文物考古工作尤其是黑龙江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1闽东才女初长成
1906年，游寿先生出生于福建霞浦一书香世家，高祖游光绎在清嘉庆时曾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因弹劾权贵，罢官归乡，从此倾其心力从事教育，一代名臣林则徐便是他的得意门生。游寿先生的父亲游学诚，为晚清举人，知识渊博，先后任教于多所学校，后来创办了女子高等小学并任校长的职务，游寿先生便自小随着父亲在这所小学读书。在游寿先生的成长过程中，高祖和父亲对其产生的影响极深。父亲游学诚不仅博学多识，而且还很开明，游寿先生因而自小便与一般的女孩不同，活泼开朗，聪颖可爱，在父亲的教导下读书习文，同时也有幸避免了缠足、扎耳等当时诸多对女孩的束缚。可以说，时代环境的大变化和父亲的开明为游寿先生只身外出求学以至后来取得卓然的学术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0年，15岁的游寿先生独自一人来到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求学。可能是因为自小受家学的浸淫，游寿先生写得一手好文章，其诗词才华深得老师的赞赏。与此同时，她将时间和精力都付诸于读书练字，并且在五年的学校生活中，她一直坚持如此，可见游寿先生对于学习的特殊毅力。毕业之后的游寿先生，一边教书，一边还和谢冰莹、方玮德等几位充满朝气的文学青年一起创办了文学刊物《灯塔》，年轻的游寿先生不仅怀揣诗人的梦想，而且“心里充满了苦痛”，可能是急切地想改变现实所致，但这些都不妨碍她因才学与美丽而获封“闽东四才女”的名号。
2与南京大学的不解之缘
1928年，游寿先生辞去了教书的工作，也暂时告别了诗人的梦想，只身一人来到南京，并考入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之一），再一次踏上了漫长的求学之路。在这次的求学过程中，她遇到了日后的恩师――胡小石，不仅使她真正迈进了正统书法练习的门槛，而且促使她对古碑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接触到了中国传统考古学（即金石学）的初步知识。1936年，游寿先生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另一前身）国学研究班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其毕业论文是《殷周二代的神道观念》，走的是文史兼治的道路。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才刚刚开始，有志于考古研究的人，都是到国外如英美等国接受现代考古学训练之后，才回到国内进行考古工作和研究的，而此时的游寿先生在国内显然是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现代考古学训练（尤其是田野考古），但是她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历史学、金石学训练，文献考证功夫扎实，这也是她后来从事的考古学术研究工作与其他考古学家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3初入考古学门槛
1942年，游寿先生先后被邀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善斋”青铜器的整理工作和进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才算是真正踏入了考古的学术门槛。受同学曾昭的邀请，游寿先生参加了“善斋”青铜器的整理工作，这使得她本已点燃的金石研究之星火迅速得以绽放，游寿先生后来回忆说，这段时光是很美好的，与大学要好的同学共事，同时又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这样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来因资金紧张等原因，游寿先生又进入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在这两个单位，游寿先生得以与梁思永、曾昭、夏鼐、凌纯声、吴定良、向达、李方仲、董作宾等一批早期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或人类学家共事，对她以后从事考古研究和教学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在史语所的时候，游寿先生又认识了李济、夏鼐、向达、董作宾等一批专门从事考古的著名学者，这些学者平时各自从事自己的工作和研究，但是会定期地开个报告会，并交流意见，游寿先生经常去参加，并从这些专业的考古研究人员身上学习了很多关于现代考古学的知识和技能，这可能是她后来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开展考古教学工作的重要知识来源。在努力学习之余，游寿先生还在金石研究方面有了第一批成果，完成了《金石文献纂论》、《金文与诗书论证》、《梁天监五年造像跋尾》等文。
4学术上的“霜叶晚来红”
1959年，游寿先生转入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从此她便一心投入到黑龙江考古事业当中。当时的哈尔滨师范学院并没有考古学这一学科，也没有考古专业的教师队伍，游寿先生依然敢于尝试，不仅在历史系开设考古学的教课，带领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古探查，而且还主持筹建了历史系文物室。在带领学生在野外探查时，发现了黑龙江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骨制工具，从而证明了黑龙江在旧石器时代就已有人类活动。
不过，游寿先生最关心的则是她研究已久的鲜卑魏文化的起源问题。通过长期地梳理历代文献典籍，加之长期的书法研究，尤其是根据《魏书・乌洛侯传》的一段记载，游寿先生提出鲜卑族发源地即史书中记载的“石室”应在大兴安岭的嫩江流域。1980年，当地的青年考古学者米文平等正是在她这一论断的指导下，四探大兴安岭“嘎仙洞”，终于找到了石刻的“祝文”，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准确。游寿先生还陆续发表了《寿县蔡器铭文与蔡楚吴史事》、《黑龙江和内蒙呼盟的旧石器晚期骨制工具》、《从考古文物中看度量与工具》等颇有见地的考古文章。至此，游寿先生多年的考古学术积累与沉淀开始结出丰硕的成果，并且这一过程是这样的平静却又令人振奋。
5小结
纵览游寿先生的一生，她在书法、考古、历史、古文字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学术成就，但是考古对于她，始终是绕不去的一个重要领域，晚年的她甚至说：“许多老友以贱书有金石气，那只不过是受了我专业影响”，我想，这个专业应该指的就是她的考古学术研究。游寿先生在考古方面的治学方法和思想不同于其他曾到国外接受现代考古学训练的学者，从某种角度来说，她是坚守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考古学即金石学的治学之路，在重视文献资料的同时又能注重糅合实物资料，对中国传统的金石学进行了很好地发展。正是在这种坚守与发展中，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因而应该在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席之位。
参考文献：
[1] 王立民.游寿先生的书法艺术[J].文艺评论，2000（4）.
[2] 李瑞清、胡小石、游寿其人其艺：金石书派百年传承[J].收藏家，2004（8）.
[3] 邢燕铭.红烛燃尽 芬芳依然――游寿先生简记[J].教书育人，2002（4）.
[4] 栾继生.经史内蕴外乃滋――记著名学者、书法家游寿先生[J].黑龙江史志，2004（2）.
[5] 大兴安岭嘎仙洞北魏石室祝文琐谈[J].黑龙江史志，2004（4）.
[6] 游寿先生传[J].书法赏评，2007（2）.
[7] 游寿的学术研究和书法艺术[J].中国书画，2009（3）.
摘要：金石学在宋代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兴起和发展，然后历来学者往往把它归为传统文献学上的一个分支，本文将分析宋代金石学到底应该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与文献学（这里指传统的文献学，即校雠学，包括目录版本等方面）并行发展，还是归附前人的观点，把它视为文献学的一部分。
关键词：金石学；文献学；学科分类
金石学是研究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我国考古学。跟这学科有关的书籍和著作内容大致包括图录，考释，集录，著录和文字学方面的研究，若从研究对象、内容还有目的等几方面来分析的话，金石学与一般的目录学，文字学，图录学都有很大的关联，这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金石学是一门具有特殊史料载体的学科，如果仅仅依附在文献学这们学科上，会不会让其学术地位显得偏低？
（一）金石学的内容在传统目录书上的分类情况传统分类
目录书经史子集《隋书・经籍志》汉魏石经入小学类南朝碑文集录入总集类《宋史・艺文志》图录，考释和文字学书入小学类集录和著录入史部类，《遂初堂书目》文字学书入小学类著录入目录类图录之书入谱录类《直斋书录解题》文字学疏入小学类图录著录一并归入目录类《文献通考・籍考》特点：古礼器图录并入了经部仪注类，其余的与《直斋》一样
《四库提要》其中的谱录类在其小序里面有提到“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古来书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从上述的表来看，一，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根据杜泽逊先生书中的分法，已经无法把金石学的内容有统一的分类。二，自隋唐以来的官修目录和私家目录书的分类情况来看，金石学的内容从传统分类学的原理来衡量，很难确定哪一个更加合理，哪一个更加符合目录分类，如表所分的那样，同样是金石学的著作，分离疏远，这样对于后代的文献检索有诸多不利之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也不符合其内在机制，综上所述，传统文献学的分类已经不能准确地对金石学的内容进行划分。
（二）金石学从先秦到宋代的纵向发展
金石是两种物质的名称，在发展过程中，时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金”，主要指商周时期以来的铜器及其铭文；“石”，大抵从秦汉以后开始叫“石刻”。金，别名“吉金”，有坚硬的意思；石，又名“乐石”、“嘉石”，是质美的表现。我国是有很长历史的青铜文化，对于金石的研究也颇受人关注。
1，我国的青铜文化历史悠久，留下的文化遗产也颇丰，但是古人有意识的搜集整理和考订研究这些遗产的工作却比较靠后，在现存的先秦文献里如《左传》《国语》《韩非子》也只是零星的记录，到了汉代，出土铜器为统治者所重的实例才开始见于正史的记载，宣帝时又于扶风美阳得古鼎，有“王命尸臣”等三十二字铭文，但是今文经学一直处于优势的状态，对于铭文的记载尽管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有所提到，但是范围限于阶级贵族和王侯大臣，然后他们真正的对于铭文内容价值的肯定还是绝少的，到了魏晋时期，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相比正统的文献载体，这类出土铜器的记载依旧大都入于《祥瑞志》《符瑞志》这类不入主流的文献里面，直至到了宋代，社会原因和物质原因（雕版印刷的成熟）才让青铜铭文有了更广泛的被人认知。
2，而石刻的有关记载，郑樵的《通志・金石略》有这样的记载：“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始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时刻。”在殷墟遗物中发现石板上的文字可以说明石刻文字萌芽很早，但是到了汉代司马迁在《史记》把石刻文字正式纳入了史料的范围，到了魏晋，关于这方面的文献收集著录才开始收到重视，如北魏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就收录了数百通汉魏碑刻，《四库全书总目》在引用欧阳修的《集古录》的提要中的说法是“自梁元帝始集录碑刻之文”，尽管余嘉锡在其《辨证》考订有误，后又有陈勰考之，时间大概也在魏晋之际，可见碑刻文献的记载少之又少，而且发端很晚，相比于正统文献而言，它在宋之前只能说是都是酝酿阶段。
综上所述，在历史的纵向发展中，金石学还谈不上一门学科，得不到统治阶级应有的同等重视，尤其是在两汉目录之学兴起，刘向开始对图书进行分类，撰写目录，以表现西汉文化事业的伟大成绩，这里我们不难总结：政府是以图书文献为载体进行资料编辑，而不是以金石为载体，正如张舜徽先生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校雠这个说话源于汉代，是针对于图书编辑这类事业的，由此可见，金石学发展的进程没有传统的文献学那样迅速，也没有其地位高，在当时朝代的关注力没在金石学上的时候，很难说金石学是文献学的一部分，在我认为，有可能是依附在文献学的基础上得以生存和发展。
（三）金石学和传统文献学在宋代是并行发展模式
欧阳修在其《集古录序》说到“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这是金石学一直得不到重视的原因，王国维的《宋代之金石学》一文提到：“近世金石之学复兴，故宋人与金石书画之学，乃凌跨百代。近代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之法，而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凡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其实到了宋代，统治阶级施事一项政策叫“文物之治”，顾名思义，物主要值得是器物方面，不管从何方原因来分析，这对于金石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统治者在搜访古籍的同时，对历代的图画书法碑刻的收集也是不遗余力的，并设有专门的馆阁储藏，两宋的金石学发展状况和文献学发展比较如下：学科
时期金石学（代表人物和著作）文献学宋仁宗―宋神宗
（第一阶段）刘敞《先秦古器图记》和欧阳修的《集古录》宋神宗―宋哲宗
（第二阶段）李公麟和吕大临的《考古图》宋徽宗
（第三阶段）官修《宣和博古图》和赵明诚的《金石录》南宋
（第四阶段）北宋灭亡，文化南移，工作主要是对现有的材料进行编辑，著录和考释，此外更倾向对石刻资料的搜集整理并且也取得了不少成就，比如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发帖》、洪适的《隶释》《隶续》等，讨论宋代的金石学可以把南宋作为第四个发展阶段。两宋时期（960-1279）是我国文献事业空前发达的时期。北宋初年编纂了三大类书《太平御览》《策府元龟》《文苑英华》，除此之外还有500卷的《太平广记》，宋代为了维护经学，注重义理，从中衍生出来了理学，代表有“北程南朱”，史学方面有司马迁的编年史《资治通鉴》和郑樵的纪传体《通志》，目录学方面有官修书目《崇文总目》，和二本著名的私家藏书目，分别是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文艺方面的词和诗话兴盛一时，诗文更是丰富，整个氛围十分活跃，著作也开始涌现。在我看来，两门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有交叉，
比如在辨伪和辑佚方面，但是不能因为有相关性，就合而为一。这段时期主要展现的特点是古铜器和石刻研究开始变多，民间学术进入官方视野，编纂形式开始多样化，分门别类进行研究工作，一条清晰的脉络展示给我们的是，金石学的发展是独立于文献之外并行发展的，金石学到了这段时期成为专门之学，具体表现在以下六点：
1、涌现了大批金石学家的代表性人物和著作。
2、明确提出了金石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和补史、证经的功用。
3、打通了以金石资料考证古文字的途径。
4、较为科学地确定了传世古礼器的名称。
5、完善了金石著录的体制。
6、出现了早期的金石学史和具有一定理论性的著作。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宋代的阶层，从统治阶级到民间文人学者都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金石学研究，这在宋之前是绝无仅有的。
（四）金石学和文献学的关系
首先，我们对金石学的著作和代表人物做一个梳理：宋代金石著作的数量没有进行过精确的统计。根据吕大临《考古图》中记载，收藏家有40处，《续考古图》举出了30家，其中有重复的5处，寺院以其政府5处以外，私家收藏达到了60家。而翟省年《摘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为34家，还不包括南渡后出的诸家之书。现存金石书据容媛先生《金石书录目》为29部，24名作者。容庚先生在其书中《宋代吉金书籍述评》列了吉金书有20种，亡佚了12种。目前主要根据流传下来的书加以分类。以往通常将金石分为二大部，然后各自细分。如王国维就把关于金文的著作分为三类：“今就诸书之存者论之，其别有三：与叔考古之图，宣和博古之录，既写其形，复摹其款，此一类也；啸堂集录，薛氏法帖，但以录文为主，不以图谱为名，此二类也；欧、赵金石之目，才甫古器之评，长睿东观之论，彦远广川之跋，虽无关图谱而颇存名目，此三类也。”朱剑心先生即据此划分吉金书籍，而又将石刻著作分为存目、跋尾、录文、分地、分人和纂字六类。
从上述我总结了一下几点关系：
1，对于金石学自身的文献典籍梳理丰富了整个传统文献学的内容。
2，对于“证据二重”法的互证而言，金石学对于文献学的辑佚，辨伪等各方面都有客观的帮助。
3，金石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载体，对传统文献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不囿于文献的金石学特征――考古性
阎文儒先生在《中国考古学史》中说到：“当时每一项的研究，都奠定了后世考古学的基础。直到今天，考古学上古器物图录的作出，金石文字目录的作出，冢墓遗文的抄出，金石文字的研究，书画、印玺、货泉、砖瓦……所以宋代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发达的时期。”
无可置疑，宋代金石学是近代考古学的前身，但是金石学与近代考古学有所不同：
1.所研究的对象是收集的古器物与碑石刻而非科学发掘品；
2.它研究的场所主要是书斋而非考古工地现场；
3.它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著录和考证，而没有获得确切年代的文化层学和器物标型学以及其他先进科学技术手段。
因此，金石学与近代锄头考古学迥然有别。至于近代田野考古学在研究领域上的扩大更是金石学所不可比拟的。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己非本文研究范围。此外，金石学在取得古器物碑石刻资料时所造成的大量破坏古墓古迹史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综上所述，金石学是独立于传统文献学的一门学科，尽管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联系颇夥，但不宜合在一起而论，对金石学这门学科的学科地位的辨证对于我们在以后的运用过程中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作用。（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张福祥.宋代文献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3]王俊杰.中国文献文献学概论[M].山东：齐鲁书社，2006年.
关键词：考古学；地质学；李济；丁文江；安特生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240-02
中国人自己开始科学考古发掘的标志是1926年李济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李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1}的奠基人及早期科学考古的实践人，开创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范例，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2}李济走向考古学之路既是个人兴趣的偶然，也是时代潮流的选择。李济去哈佛攻读人类学之前在《自撰简历》{3}的结束语中已经表明了想通过人类学和考古学来研究中国人及中国人历史的志向。传统教育使得他对中国的历史有着较深的理解，哈佛人类学的培训使得他对西方科学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深刻领悟到在中国发展科学的必要性。其中考古学课程的学习使得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接受过西方科学考古学的学人，这些正是他走上考古学之路的学识背景。随着回国后的三次田野考古活动他逐渐从一位人类学家转型到考古学家。
1923年李济哈佛人类学博士毕业，回国应聘去了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当时的人类学在中国是新鲜事，受到京津一带大学和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学生李纯一（李景聃）和陶云逵就是受其影响走向考古和人类学研究之路。{4}南开大学任教的经历是他学术思想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其中的原由与地质学是分不开的，地质学及地质学家的影响是李济今后学术路向转型的重要因素。李济在《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学科的影响》一文中，就谈及到地质学对中国学术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中国传统学人只视书本为学问，“劳心”“劳力”有别的观念，开始接受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并带来了一套科学的工作及研究方法。这门科学代表了现代的真正的科学精神。{5}
那时人类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田野调查及发掘的方法都来源于地质学的掘地层。在中国，地质学是最早传入并兴盛起来的现代学科之一，西方科学思想随着地质学的传入而逐渐为国人所知。由于政府对矿产的需求，大力发展矿业并积极聘用地质人才，因此当时京津一带地区聚集了众多国内外的地质学学者。那正是李济投身学术界的初期，对于地质学来说，他算是个门外汉，但很幸运地认识了若干地质学界的朋友，与当时提倡中国地质学的几位大师，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翁文灏等都有认识，订了学问上的交情。也认识了一批外国学者，如安特生、德日进、步达生、魏敦瑞等，他们对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仅是在地质学上有建树，对中国的史前考古学、人类学等也有影响，而且很多都是开创性的工作。这些人都可以称得上是李济的学术前辈，在学术研究、田野工作方法、科学理念上都给予了他影响。
在南开大学的两年是李济投身学术的初期，也是他最后一次学术转型的酝酿期。除了中国近代学术界客观环境的影响，另有三个人直接影响了他今后的学术路向。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丁文江是对李济影响最深的一位学者。无论在思想上，学术上，还是工作态度、精神方面，李济都十分钦佩这位前辈大哥。初次见面两人就建立了友好情谊，那时刚好丁文江的兴趣也有一部分集中在人类学，两人很谈得来。他恢宏的见解不仅使李济看到了中国学术的希望，在研究工作上更给予了坚定的鼓励和支持。相识不久就热情得把李济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且介绍入了科学社。对于一个刚刚入行的新人来说，在学术圈能广结良师益友对其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回国第二年，李济去湖北调查居民体质，就曾得到了科学社的经费资助。丁文江不但在人类学研究工作上给予了帮助，他也是李济做科学考古工作的引路人，劝导李济从事专门的科学研究，使其懂得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重要性。
民国十四年春天前后，发现了两件决定李济今后工作方向的事：一是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约请加入他们在北平的田野考古工作队。另一是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并邀请李济任教人类学。这两件事的发生间隔比较近，对李济来说都有着决定其今后走向考古之路的影响。与弗利尔的合作得缘于一个在中国从事古物收购的美国人毕士博。1923年8月，河南新郑发现一双墓道大墓，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中国考古发掘队专门委员毕士博（C.W. Bishop）主动请求为当地政府发掘。同时北京的古物学家也云集现场，都希望有所收获。丁文江闻知此事，凑了二百银元经费鼓励李济赶赴新郑考察。但他晚去了一步，大墓被随意的破坏殆尽，只拾得一些人骨。{6}此次经历虽未在考古学上获得多少意义，但在收集、研究新郑人骨的过程中认识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他们是在协和医科学校研究新郑出土人骨时认识的，并在交往中建立了了解。李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的头衔以及在南开的教学工作引起了毕士博的兴趣。身份和职业的特性使他对李济有了特别的关注并代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参加他们在北平的考古工作队。李济在犹豫中经过丁文江的分析和鼓励之后，从此走上了和外国考古机构的合作之路。这是李济真正走向考古的第一步，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了许多帮助尤其是在经济上比别人占得了先天的优势。相比之下，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由于合作不当，得不到足够经费支持而难以有所做作为。虽然是中国成立的最早的考古专门机构，但不得不因此而错失发展、壮大中国考古学的良机。{7}毕士博虽然不是个地道的考古学家但他直接促使李济转向考古事业。在今后的一段很长时间里，李济正是借着毕士博的帮助完成了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活动。这也是李济能成功转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两件决定李济一生的事件，都是在丁文江的帮助和力荐下完成的。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使李济很是踌躇，请教了丁文江两个问题：一、是否应该放弃教书的职业去作专门的研究工作。二、如何与外国人合作。{8}分析这两疑问至少可以推断出三个问题：第一，李济尽管早有志向，但还没有规划好自己今后的学术路向。第二，对于专业从事考古把握性不是很大，也与他钟情的人类学研究有所不一，取舍不定。第三，虽在美国生活多年，但与外国人开展国际间的学术合作还是第一次，不知道该如何把握。丁江文的回答解决了他心理上的问题，鼓励他做研究更为重要。在与外国人的合作方面，丁文江有着丰富的经验，深知东西文化和人生观的不同，劝告李济要“直道而行”，追求真理，这也是他一生都追求奉行的。李济得到前辈大哥的指点，肯定了自己的选择，与佛利尔艺术馆订立条约展开合作。至此，李济在思想和学术方向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另一件事，重回清华园，任教于国学院。当时二十九岁的李济应聘清华，也是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结果。梁启超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热心考古，他希望清华能开现代考古、人类学的课程。{9}他与清华的渊源甚深，且被邀请入国学院任导师，所以有他的推荐，李济很顺利就入了清华国学院。入清华国学院的第二年，李济结伴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赴晋南进行考古调查并写有《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一文，发现了几处古代遗存，其中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彩陶，由此明确了发掘之地。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划下了一记重笔。这次发掘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也使李济成为首位主持中国考古发掘工作的中国人。同时也创建了现代考古学科学的田野发掘方法。他在西阴村的成功发掘使他真正从人类学转战到考古学。
在论及李济的考古学之路时，还有一个人是必须要提到的，那就是瑞典人安特生。他是地质学博士，被北洋政府聘请为农商部矿政顾问。和其他早期来中国的地质学家一样，他也具有很广的知识和兴趣。在中国除了发现不少矿藏之外，还调查过华北一带的古生物，同时还对考古学很感兴趣。他是第一个在周口店发现龙骨而引起北京人的发现的学者。对中国北方一带的史前彩陶文化有一系列的发现，最为著名的是河南渑池仰韶文化的发现，证明中国有着古老的史前文化。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让国内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感到振奋人心，同时又为这些考古发现都是由外国学者发现而感到惭愧。李济的感受也是如此，而且作为学人类学的他来说，后一种的感受更为强烈，由此刺激了他，想要通过考古发掘来证明祖国的文明。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已经表明了安特生在中国北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使得他想探究中国史前与文明时期的概况，正是在这样的好奇之下促发了西阴村的发掘。{10}安特生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活动,开启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河。李济说:“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11}安特生更多的是在学术上为李济树了一个榜样同时也是一种激励。安毕竟给中国人展示了一系列当时西方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并培养了一队田野考古的工作人员。而他取得的成就也是对有着国家主义意识的学人的一种激励。清华的支持，弗利尔的资金，地质调查所的帮助――袁复礼，使得李济顺利完成西阴村发掘，这次的发掘是中国人首次自己主持发掘的科学考古活动，有着开创性的建设。也使得李济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第一人的位置。也正是这些才使得李济顺利入主了以科学研究为目标的史语所，在史语所的领导下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成了中国考古学学科诞生的标志。
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时代需求及西方科学考古学知识的传播促使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考古学，李济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国，初入学术圈。其早年的中国传统教育与其后的哈佛大学人类学教育的知识背景，使得他自然而然地开始关注考古学。其后，李济在丁文江和安特生的启迪下接过了考古学发展的大旗，促使中国的考古学真正走上了科学的正轨的道路。李济也由此从人类学转向了考古学之路，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基础。
注释：
{1}中国近代考古学，李济在《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一文中，用的是“现代考古学”并介绍了其科学性、注重田野工作的特点，但两者其实一致.
{2}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52.
{3}{4}李光谟：《从一份自撰简历说起》，《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27.年，第一章第27页.
{5}李济.李济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6.
{6}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1.
{7}陈洪波.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8}李济.李济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7.
{9}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6.
黄洋(郑州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生)
采写: 许捷
如果你喜欢看《鬼吹灯》《盗墓笔记》之类的盗墓小说,是不是对洛阳铲、黑驴蹄子、地质锤之类的盗墓工具特别熟悉?甚至还很羡慕那种入山下海探索古代文明、揭示未解之谜的生活,想要做个考古学家?现在我们就来揭开考古学专业的“面纱”,看看考古工作者是不是都像印第安纳・琼斯(电影《夺宝奇兵》中的考古学教授)那样,生活中充满了冒险与奇遇。
Step1:内功篇
想要学考古,并不是只要有一股子挖土的热情就行了。想想不管是《鬼吹灯》里的Shirley杨还是《盗墓笔记》里的吴邪,都对历史和古代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使得他们在遇到冥器或古墓壁画的时候都能分析得头头是道。虽然小说里的那些分析不一定都靠谱,但至少说明了一点――理论知识是万万少不得的,否则挖到了宝贝自己还未必知道。
现在国内大学的考古学专业,在本科阶段基本会安排三年到三年半的理论学习课程,余下的时间就要去考古工地上实践。
考古学的理论课程大致可以分为历史课程、考古学基础课程和专题类课程这三大块。
历史课程不用多说,就是从夏商周到元明清的各个朝代史。
考古学基础课程则主要包含《考古学概论》《田野考古学》,以及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宋元各阶段的考古学(明清两朝因为年代较近,还不属于考“古”的范畴)。由于古代的实物资料多被埋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完整地揭示和收集,所以考古研究的基础就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这也就体现了《田野考古学》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它教给同学们田野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技术。而各阶段的考古学则主要是介绍各个时期的文化特点,这也是考古学基础课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秦汉考古》就会介绍秦汉时期的城市遗址所在地(比如咸阳),墓葬特点(包括墓的结构和随葬品的种类等),这一时期的陶器、瓷器、铁器的形态、花纹和工艺水平特征等。
专题类课程通常包括青铜器、玉器、钱币之类的器物课程,以及《体质人类学》等。“体质人类学”是关于人种进化的科学,主要研究各人种的体质特点,比如骨骼的特征、如何区分男女等,使你能够通过考古发掘出的古代人类骨骼、古人类化石等来研究人类的进化、演变过程。由于存在地域性差异,各个大学的专题课程开设情况还会有所不同,形成各自的特色,例如厦门大学的海洋考古、西北大学的沙漠考古、吉林大学的边疆考古等。
另外,考古学专业的学生还要学习《文物摄影》《文物绘图》之类的课程,也都是为考古实践做准备。
Step2:神兵篇
考古“神兵”――洛阳铲
洛阳铲可能是大家最为熟悉的考古工具了,但凡对考古有点兴趣的都听过它的大名。在探测古墓、确定发掘区域时洛阳铲能发挥极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了中国考古钻探工具的象征。
但考古发展到今天,所用到的“兵器”可远不仅是洛阳铲了。今天已经不是光靠有经验的老先生凭眼力来鉴定器物的年代了,而是结合了先进科技和传统考古方法的科技考古时代。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如热磁共振、微量元素分析等都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以往由于保存技术的落后,发掘和保护总是成为一对矛盾体,而科技考古的发展使得不破坏遗址就弄清整个墓葬情况成为可能,所以科技考古成了当前考古专业中的热门方向。同学们要是想往这个方向发展,那就必须要具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也就是说除了练好“古墓派”的“内功”,“洋枪洋炮”也得熟练掌握。
Step3:实战篇
三年或者三年半的“内功”修炼,最终还是要在考古工地上见真章的。不过在下工地前你还得做点心理准备。俗话说:“考古苦,考古累,考古得把墓道睡。”虽然睡墓道是夸张了点,但基本也算是考古工作的真实写照。通常干了几年的考古工作之后,整个人看起来就和常年种地的农民没有太大区别了。而且在考古这一行,还真是做到了男女平等――男女考古队员,都得干一样重的活。
黄洋毕业于郑州大学考古系,入学前还是“白面书生”的他,在毕业离开工地一年多之后还是没“白回来”。他说他永远忘不了那些在工地上一边穿着棉袄防冻一边戴着草帽防晒的日子。
在考古工地,你可能还得做点其他“牺牲”。黄洋记得刚进考古系的时候,老师就说学考古得先学会两件事,一是抽烟,二是喝酒。这并不是教唆大家“学坏”,而是因为考古工作往往要深入农村,工作中经常需要和当地的村民打交道,为了更好地跟他们沟通,酒和烟是必不可少的。张敬国教授谈起当年发掘凌家滩的过程,至今还唏嘘不已,他硬是豁出去和村长喝了一斤半白酒,醉倒在村口的稻草堆里,才得以顺利地把挖掘项目进行下去。
憧憬考古工作的人可能都对皇陵大墓充满了好奇心,但事实上,真入了考古这一行,可能一辈子也没机会挖个大墓。因为国家政策的保护和技术的限制,除非是为了解决重大的历史问题,或者是基础建设中挖到了大墓,又或者墓室被盗需进行抢救性发掘,皇陵大墓基本都是不允许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考古总在盗墓后”的原因。
干考古工作最需要的是耐心,现场挖掘很枯燥,每个人都要在规定的范围内,一点一点地往下挖。开始还能痛快地用手铲铲土,到了含文化遗物的地层可能就得一点一点用刷子刷了。有耐心还不够,考古还得看运气,运气好的可能就发掘到了意义重大的文物,然后就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专家;运气不好的,可能重大发现就在离挖掘点1米远的地方,和你擦身而过。
Step4:出山篇
“内功”“实战”都过关了,考古达人就算是“练成出山”了。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最对口的就业去向当然是进入考古研究所,如果有了重大发现,就可以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但是这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在考古这一行,成功总是来得比较晚。
关键词：美术考古 叙事特征 宗教美术 学科关系
在关于美术考古学科关系的认识中，目前学者较多涉及的是与考古学、美术学、社会学、历史学、图像学等学科的关系，这其中涉及学科的本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的意义等诸多方面，涉及面不可谓不广、不可谓不具体。遗憾的是，在这些关系的讨论中，基本上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的特殊关系。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有相同之处，而且在研究资料的获取上也有相同之处；同时，在接受的影响上也有相同之处。因此，我们提出美术考古的叙事特征和与宗教美术的学科关系作为理论深入的探讨视角。
一、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叙事逻辑
这是一个关于叙事逻辑的学科定位问题。我们认为，美术考古如果作为分支学科看待，那么，从叙事逻辑角度看，它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
1.美术考古是将研究对象作为美术史现象来描述的。“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1]（P5）是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在美术考古的研究过程中，这些美术遗迹和遗物转化为美术发展史上的叙事遗存，围绕美术遗迹和遗物展开的研究是关于构图、造型、色彩和主题、风格、艺术进步等美术学科范畴的研究。
2.考古学的学科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的研究趋势。目前学术界中，不论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考古学学科还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美术学学科，学者们都希望美术考古拥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但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这种具有扩张性的发展要求。
3.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美术史研究的学术影响。这一点最好理解，美术考古将美术史的研究进入到石窟艺术、墓葬艺术、岩画艺术等考古遗存的领域，美术史上的许多空白被填补，许多文化遗存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美术史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因此，我们认为美术考古不应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作为美术学的分支学科。通过对美术考古定义的讨论，我们提出一个求教大方的表述：美术考古是一门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在美术史层面上展开研究活动的美术学分支学科。
二、与宗教美术相关的叙事特征
这是一个从叙事特征角度讨论学科关系的问题。
1.从逻辑关系上对叙事特征的讨论。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在概念上存在的关系是交叉关系。从叙事特征看，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因为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第二部分是因为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古建筑遗址、被掩埋的艺术作品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深入于艺术活动之中，留下了丰富的美术作品。
2.关于美术作品埋葬方式的叙事认识。
在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中，其埋葬方式毫无疑问是美术作品完成叙事的重要内容，可是这一点目前没有深入的研究。在目前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研究论文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常常是侧重于从作品的发现角度来认识的，即考古学的角度。
3.关于叙事意义的理论认识。
叙事作品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系统。[2-6]通过学科逻辑关系的认识，我们可以从逻辑角度认识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所存在的共同性；通过作品埋葬角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作品存在的角度认识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同时，两学科的结合思考还可以在操作层面上提供可以深入的理论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在认识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学科特征的基础上突出两者结合思考后的指导意义，即强调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所具有的叙事意义。
3.1叙事主题的单一性（或集中性）。
在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中，叙事的结构往往都显得非常宏大，几乎所有的构图都试图包括天上和地下、凡间和世外，这是指导的必然结果。
3.2情节的真实性。
宗教美术是描写另一个世界的，与现实世界对照，它是不真实的。但是，宗教美术作品能够存在的理由却是来自于宗教经验，即这些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这样的真实在作品中得到了普遍支持，即作品表现了情节的真实性。情节的真实性当然是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宗教经验对这样的真实是支持的态度。宗教美术作品的构图体现着这样的“真实性”。
3.3物象的符号化。
在宗教美术作品中，物象符号化的手法无处不在，每一个物象都拒绝随意的理解，必须从某一个已经存在的特定的概念来入手，从而得到物象的象征意义。
综上所述，就学科性质的认识而言，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存在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这两门学科的共性可以使我们在认识学科性质上寻找到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在接受的影响上所存在的相同叙事结构，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学科定位。
参考文献：
[1]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2]阮荣春，主编.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4.
[3]朱浒.全国首届艺术考古学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J].中国美术研究，2007，（3）.
[4]夏鼐，王仲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元中都于1307年由元武宗海山下诏创建，1311年元仁宗敕令停建，其时宫殿和主体建筑已经完成，至元末废毁。之后 ，除史书中的零星记载外，这座曾经的草原都城长期湮灭，讹传纷纭，遗址更是鲜为人知。1998―2003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立项对元中都进行勘察发掘，从而使其面目得以揭露。2012年，张春长等编写的《元中都――1998―2003年发掘报告》（后文简称《元中都发掘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受到广泛关注，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这项延续15年的浩繁工程，从立项到报告出版，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入选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成果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确定了元中都的位置，为平息争议提供了铁证。
第二，揭示了元中都布局和核心建筑的重要特征，填补了多项空白：
1.勘证了元中都宫城、皇城和郭城三城相套的都城建筑格局；
2.元中都宫城结构特点是南向崇方，体现了对中原古代都城的模仿、继承；
3.中心大殿“土”字形台基凸显了至尊之位，是全面揭露的元代皇宫“工字殿”的唯一实例，高台建筑体现了天子君临天下的崇高地位，蕴含着“五行”“择中”理念的传统设计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4.宫城南门采用三观过梁式门洞的传统样式，渊源于大都崇天门，但内设碧瓦红墙重门结构的广场是首次发现；
5.宫城西南角台应为三重子母阙角楼墩台，古云“天子三出阙”，这是等级最高的建筑形式；
6.皇城南门采用简明牌楼式，与普通城门不同，别具一格，也是元代考古发掘所仅见；
7.元中都体现了草原帝国都城的鲜明特点，兼具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双重特色，宫城内各类建筑按照通过南、北门的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同时又在宫城北部空白地带设立毡帐区。
第三，深度解析了出土文物的内涵。出土的文物都是体现着崇高建筑等级的艺术珍品，如汉白玉螭首和龙纹角柱，琉璃瓦当、滴水、鸱吻、鸟喙神兽、天马、行什和龙纹方砖等，达到了功能性和装饰性的完美结合，符合宫廷和营造法式的皇家规格，体现了高超的工艺成就，代表了元代营建大师的最高技术水平。
《元中都发掘报告》是在系统区域调查、全面钻探测绘、精确细致发掘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部正规严谨的科学考古发掘报告，全面细致地介绍了元中都的勘测和发掘成果，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全书分上、下两册，共1200余页，大16开，结构紧凑合理，内容科学翔实，行文流畅清新，图表系统精确，图版主次分明，尤其是对重要遗迹和文物从多角度拍摄，整体与细部兼顾，便于读者的比对观察。作者在实地考察和翔实记录的基础上，遵循材料客观全面、结论严谨可靠的基本原则，以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相依托，以凝炼而得体的历史诗句点题，图文并茂，不仅概述了元中都周边的自然地理环境，还在注释中对与元中都密切相关的历史地理名词作了详细说明和深入考证，既便于读者的阅读检索，又不影响深入理解，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
关键词：蒙古语授课；信息技术课；教学策略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56个少数民族当中蒙古族集中分布的地区，辖区有12个盟市，101个旗县。大部分盟市和旗县几乎都有蒙古语授课的普通高中，这些蒙古语授课高中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内蒙古边远地区的农村牧区。随着我国教育部把信息技术纳入普通高中必修课后，这些蒙古语授课高中也逐步开设了这门课程。蒙古语授课高中生总体上对信息技术课很感兴趣，也喜欢上信息技术课，教师也很努力上课，但教学效果却不理想。究其原因并寻求解决对策将有助于改善和提高教学效果、教学质量。
一、高中信息技术蒙古语授课教学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分析
1.生源的影响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祖国北部边疆，由东北向西南斜伸，呈狭长形，地域辽阔，8000里边防线，横跨祖国“三北”（东北、西北、华北）地区。内蒙古自治区内各盟市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各盟市初中阶段的信息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学生之间信息技术知识水平存在差异。这些初中生升到高中后往往会出现同一个班的学生计算机水平有高有底，接受能力也参差不齐的现象。
2.语言的影响
蒙古语授课高中生比起汉语授课高中生多学一门蒙古语课程，这样导致信息技术课的安排就有缺斤少两的现象，比如，我校蒙古语授课部只在高一年级安排一周一节的信息技术课。蒙古语授课高中生平时都是用蒙古语来交流，而在参考汉语版的材料时，会出现逻辑混乱和语序倒排的问题，或者意思理解错误的问题。因此，在搜集网络素材做作业时有绝大多数学生存在语言障碍问题。
3.信息技术基础差
多数蒙古族学生上高中之前，对计算机的了解太少，虽然有的初中开设了信息技术课程，但也都是形同虚设，偶尔上一两次课，认为上与不上一样，导致学生认为信息技术课是可有可无，学与不学一个样，反正也不参与中考。这样心理作用下的学生升到高中后信息技术基础极差。
4.教师和教学方法的因素
有些教师在给蒙古语授课的高中生上信息技术课时，没有依据蒙古族学生的自身特点，从实际出发，而是对课本内容照抄照搬，教学计划与教学过程主要是在参考汉语授课的学生进行教学，这就导致大多数学生跟不上教师的步伐，或根本提不起学习的兴趣。有些教师是将其他学科的教学方法照搬到信息技术教学中。在教学过程中，忽略了讲授法等一些传统的教学方法不太适合信息技术课的教学，导致教学效果不太好。
5.蒙古语文教材的因素
普通高中蒙古语授课信息技术教材建设也存在不少问题：现用教材中必修部分与汉语授课学生一样外，选修部分只有一个“信息技术应用”蒙古语版本的模块教材，但汉语版的选修部分包括“算法与程序设计”“多媒体技术应用”“网络技术应用”“数据管理技术”和“人工智能初步”五个模块。教材的有些名词术语不准确、与其他刊物著作不统一。尤其是蒙古语信息技术教学辅助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特别短缺。
6.蒙古文数字化、网络化资源短缺的因素
首先蒙古语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滞后。近年来，虽然内蒙古的蒙古文软件企业开发了许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蒙古文软件，如，蒙古文智能整词输入法、蒙古文编码转换工具、蒙汉数字辞典等，为蒙古文教育资源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但由于不同的蒙文输入法编码标准不统一，录入计算机的蒙古语文字互不兼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蒙古文资源的共享使用。其次，学校领导和教师对现有蒙古文数字化资源关注意识薄弱，所以蒙古语数字化教学资源数量特少。这样的条件下，蒙语授课高中只能直接利用汉语资源或翻译汉语资源后使用，很难用蒙古语来网上查找解决信息技术课上遇到的问题。
二、提高高中信息技术课蒙古语授课教学效果的对策
怎样才能提高高中信息技术蒙古语授课教学效果呢？教育部门、学校、教师需各负其责，共同努力寻求问题解决对策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1.教育部门要尽快实现蒙古语授课小学和初中均衡发展，改变高中生源的信息技术基础差和信息技术水平存在差异的现象
要重视蒙古语授课教育的统筹兼顾，促进蒙古语授课教育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合理利用教育投入的资金，大力支持蒙古语信息技术教材开发工作，要改善蒙古语数字化、网络化教学资源建设滞后的现象，尽早实现名词术语统一正确的、共享的蒙古语文教育教学资源库，为蒙古语授课高中生用蒙古语上网查资料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全面提高蒙古语授课高中的信息技术教育教学质量。
2.学校层面要改变应试教育依然横行的现象，对信息技术这门课制订考试考核制度，让教师以及学生重视，开齐开满信息技术课程
定期对高中信息技术蒙古语授课程专任教师进行培训或参加比赛，经常组织教师之间的信息技术教学评比活动，从课堂教学、课件制作、教学资源搜集等多方面考查蒙古语授课高中信息技术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及对信息技术相关理论的掌握运用。加大对蒙古语信息技术工作的宣传力度，让学生明白蒙古语信息技术教育的功能。如，请我区一些蒙古族信息技术专家或先进个人进行讲座或报告会，鼓励学生参加各种信息技术方面的比赛，激发广大蒙古语授课高中生学习信息技术的动力和激情。
3.教师层面要参加过信息技术相关的理论培训或比赛后，一定要将其运用到日常的信息技术教学实践中
课堂上，采用精讲多练、灵活生动的教学模式，针对蒙古语授课高中生的信息技术知识水平存在差异的现象采取因“人”施教、分组教学等授课方法，使每名学生都不掉队。进行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的同时，还应考虑提高学生汉语水平和其他学科之间的整合。在设计“学习任务”时，应尽量结合其他学科课程内容以及汉语学习，使学生提高信息素养的同时，提高对其他课程学习的兴趣和水平。
参考文献：
综合类专业院校的艺术专业也有以独立的艺术学院或艺术系的形式而存在的，也有与人文社科类系、部并存的，但无论如何，其专业数量和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等诸方面，均无法与专业艺术类院校相比，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与专业类院校也不完全相同。但作为综合类院校，我们不能单纯依靠艺术类专业的发展来促进其他专业与学科的发展，同样，我们也要提倡将不同专业、学科的资源合理利用。艺术考古是一个艺术类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作为文化大国、文物大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更多的课程体系都应该有机地结合，促进艺术类专业学生个性化与综合性的发展格局。综合类院校开设艺术考古课程，无论在师资配备还是实践资源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作为艺术类学生必备的综合知识素养，艺术考古可以以讲座形式来开设。
艺术考古介入艺术类专业教学，是专业综合改革实践中课程体系综合改革的有益尝试
艺术考古是介于考古与艺术两大知识领域间的一个新兴学科，是高等艺术院校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与科研过程中形成的综合教研成果，也是综合知识体系教学改革的总结。该课程体系主要由四大方面综合而成，一是艺术考古与专业知识点综合理论基础的讲授，使艺术类学生能基本掌握艺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国内外相关艺术考古及美术发展的前沿动态，掌握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独立从事相关科学问题的分析与实践创作；二是博物馆实习参观与考察；三是艺术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四是实践作品的完善。目前，国内部分高等艺术院校，如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虽已开设了艺术考古相关课程，但艺术考古教学和其他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尚未开展，因此，我们倡导艺术考古本科教学应在艺术类专业院校逐步开设，以充分发挥艺术考古教学的基础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艺术考古学教学体系。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可以促进艺术类专业研究方法、思考方法与实践创作方法的创新。艺术考古不同于艺术创作，它是一门严谨而科学的实践课程，掌握艺术考古科学的正确研究方法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对于艺术考古专业人员来说，他们首先重视的是资料搜集能力的培养，实地调研考察能力的培养，对前人研究成果理性分析与评价能力的培养，文献调查及综述能力的培养；其次是选题、制定研究方案及科研创新、追踪学科发展动向能力的培养；第三是个案、专题研究、综合研究能力及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第四是科研成果展示能力的培养。在艺术类院校本科教育中介入艺术考古教学，开拓中国艺术教育的新视野和新领域，建立科学、完整、崭新的教学思路与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对学科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可以对艺术类学生严谨扎实的专业创作提供良好的科研基础与学养基础。严格意义上来说，艺术考古研究思路和艺术专业创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需要经过收集素材、构思草图、选题定位、创新提炼、作品成型等诸环节，只是艺术考古更侧重于对实物、实证的掌握，以及对历史专业知识体系的系统研究与挖掘论证，而艺术创作更侧重于在观察基础上形成独有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但艺术考古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将促进艺术创作水平的提高。同时，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有助于引导学生对相关知识体系的探究，也可以对艺术类学生的学科素养、感悟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比如对于本土文化的深入研究，地域文化特色的挖掘与品牌保护意识的提高，创意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等。多知识领域的融合，也为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提供了一些新机遇。原有单一的教育模式容易导致学生综合能力的低下，而宽泛、交叉知识体系的建构，特别是对边缘知识体系、零散而小学科知识体系的有效组织，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出不同专业的价值。当前，中国文化正在面临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与冲击，中国的艺术教育如果不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不主动地与其他学科进行合理而有机的结合，就不可能产生更大的艺术成就和科研成就。社会的发展已促使各个学科更广泛而深入地结合，多学科交叉教学已不是一种“时尚”或“潮流”，而是教育发展必备的基本手段之一。以艺术考古学教学为硬件条件，对艺术专业教学展开深入的探索，是适应社会需求、促进教育发展的有益尝试。
结语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