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王引之；古典语言学；经学训释；古典人文知识；知识的增长
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对于高邮王氏父子的学术成果的研究逐渐升温。特别是引进西方的语言学科之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王氏父子的论文、著作也逐渐增多。薛正兴的《王念孙王引之评传》、张先坦的《读杂志句法观念研究》、王章涛的《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等都是近20年来研究高邮王氏父子学术与生平的精专之作。而高邮王氏著述四种及高邮王氏遗书前面的“弁言”也是非常有份量的学术论文。然而，从泛化的哲学思想史角度，特别是知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王氏父子的论文还十分稀少，论著似未出现。当然，一些训诂学专著，中国汉语史、中国语法史之类的著作，还有评传之类的著作也从各自学科的角度肯定了王氏父子的学术贡献，有助于我们从人文知识增长的角度把握王氏父子的特殊贡献。本文着重从泛化的哲学史观出发，以“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观念为核心，考察王引之的学术贡献。
王引之的学术特点及其贡献，从龚自珍《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一文可窥一斑。龚以平日所闻于王引之自我评价的口气说道：“吾之学，于百家未暇治，独治经。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赵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又闻之公曰：吾用小学校经，有所改，有所不改。”王引之敢于改正古人错误的是这样三类情况：“周以降，书体六七变，写官误，吾则勇改；孟蜀以降，椠工主之，椠工误，吾则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是妄改也，吾则勇改其所改。”王引之不敢乱改的一类错误是：“周之没，汉之初，经师无竹帛，异字博矣，吾不能择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来旧矣，其本字十八可求，十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则考文之圣之任也，吾不改；写官椠工误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书无佐证，吾惧来者滋口也，吾又不改。”
下面将从九个方面论述其学术贡献。
一、发掘古代语词被淹没的语义
王引之是古代语言学家，他不是从整体上阐发经学的微言大义，而是发掘经学中个别语词被淹灭的古义，从局部上为经学的新解释提供新的语言学材料。在《经义述闻》卷三十一《通说》上，他通过语义训诂的方法，揭示了古代汉语中一些词汇长期被淹没的语义。发掘这些被淹灭的语义，在一定的意义上促进了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下面仅列举7个语词的训诂，从中可以看出其语言研究对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意义。
1.有与友通，均可训为亲。
2.时训为善。
王念孙认为只有“毛传”一见，而王引之则举出了多个例子，并提出了新的理由，即时、善一声之转，故可以训时为善。不过，从语义的角度看，时训为善，并非善恶之善，乃是“好”的意思。王引之训善为嘉，颇为恰当。然而，这两个字之间的意义相关性可能不是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原则，应当是意义的引申。做事能合时宜当然可以称为“好”。故“时”可以训为“善”、训为“嘉”。王引之仅从声音与意义相关联的原则出发训时为善，仍有未尽其意之处，应当注意到词汇的意义引申原则。
3.“赵注训为为有，足补经训之阙，而字书韵书皆不栽其义。”
此条通过对经训的历史研究，发掘出了“为”可以训释为“有”的新意。为此，王引之又作了系统的材料补充。
4.“从容有二义，一训为舒缓，一训为举动。其训为举动者，字书韵书皆不栽其叉，令略引书以证之。”
在此条，王引之先列举“楚辞”中的例子，以楚辞证楚辞，此为内证法；次引《中庸注》中错误例子，以见训诂于经义正确解释的重要性，“训诂明而经义明”。顺便又批评了郑笺的错误。在此条词义的训释过程中，王引之还拓展了戴震“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训诂原则，将一词之意的训释，发展成贯通经、史、子的训释原则。最后，他又对该词之变形作了引申性的论述，将“从容”与“竦踊”、“怂恿”联系起来，从而将“因声求意”的原则在词义训释方面加以拓展，即由字义拓展为词义，并从自动与使动的词语使用方法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从容”与“怂恿”的意义相通与词法相异之处。这是王引之对古代汉语动词用法研究的一项贡献。
5.“家大人曰：蕾可训为立。而字书、韵书皆无此训。”“家大人曰：《吕氏春秋》‘顺说’、‘求人’二篇注并曰：‘归，终也。’而字书韵书皆不载此训。”
王引之在继承其父王念孙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反复言说某字、某词之义于字书、韵书皆无，而通过经、史、子等典籍或传、注类著作，详细证明自己研究的新发现。这是在经、史、子的研究过程中积累新的人文知识的做法。这些人文知识虽然客观地存在于古代的典籍之中，然而由于语言的变化、发展，某些字、词的意义长期被淹没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通过古典人文学的“知识考古”形式，以人文实证的方法掘发沉沦于古代典籍之中的某些字、词的原初意义或另一面意义，对于拓展人文学的知识视野具有积极意义。相较于宋明理学的义理创新而言，清代乾嘉学术中的知识考古运动更偏重于人文知识——即字、词意义的发掘，以此来拓展人文学者的知识视野，从而间接地达到或实现对经典意义的新解释。因此，我们可以说乾嘉学者是通过知识视野的扩展来实现意义的再创新。对于学者个人而言，这些零星的创新并不形成某一创新的系统。然而，从一个时代而言，则在整体上实现了思维方式的革命，造成了思想“范式”的转移——即通过人文实证的方法实现思想的创新。
6.释“贯”为“行”。
王引之引其父之言，将贯释为“行”，并旁证博引以证明此词为“行”之意。阮元、焦循释《论语》“一以贯之”句皆释贯为“行”。此是清人的共识。然而，语言学的训诂并不能完全代替哲学思想的意义解释。“贯”释为“连贯”、“贯穿”也不能说是错误的。这里涉及到训诂学与哲学解释学的复杂关系。此处不能详论。
7.“物”有“类”义。
王引之认为，“物之训为事，常训也。又训为类。《系辞传》：‘爻有等，故有物。’韩注曰：‘等，类也。’桓二年《左传》：‘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谓昭其比类也。……《方言》曰：‘类，法也。’物训为类，故又有法则之义。《大雅·蒸民》：‘天生忝民，有物有则。’《孟子·告子》篇引此而释之曰：‘有物必有则。’言其性有所象类，则其情必有所法效。性有象类，秉夷之谓也。情有法效，好是懿德之谓也。故下文遂曰：‘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上述“训物为类”的词义考古，孤立地看起来仅是对词义的再发掘。然而，联系《大雅·蒸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一句中“物”字的训释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此训释所包含的深刻的哲学意义的颠覆。宋儒二程子皆训“物”为“事”，戴震对此句中的“物”字亦训为“事”，并从“实事求是”的经验主义思维出发，将这一句话解释成从具体的万民生活中寻求人伦之理。王引之应当读过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然而并不同意其师戴震对此句话中“物”字的训释，而是将“物”字训为“类”。依“类”之义而言，则此句话中的意思是：民有其类则当各效法其所好之法则。他还进一步引《孟子》一书对物训为类的解释，以证明自己的训释为的训。虽然还不能说是旁征博引，然而也是言之有据的。如果像王引之所言，将“物”训为“类”，则《大雅·蒸民》一诗中这句话可以释为“有类有则”，《孟子》一书中“有物必有则”一句可以训释为“有类必有则”，这是可以说得通的一种新解。不过，将“物”训为“事”也并不能算是错误的训释。这里涉及到字、词意义的训诂与经典整体思想的系统解释之间的复杂问题，在此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从经验论的哲学立场来看，“万民”的表相让人感觉到无从去把握他们、管理他们。然而诗人告诉我们，这一由上天生出的“万民”，其实是有内在的规则可循的。因为所有的事物表相背后都有其一定的法则，故孟子才说：有物必有则。当然，如果说是“有类则必有则”，也可通。然而，戴震在此字的解释上没有与二程、朱子立异，在其“气化流行即道”的形上学框架里，将“物”训为“事”，努力寻求事相背后的法则。戴氏的这一词义训释与其哲学思想体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王引之发掘“物”在常义“事”之外的另一层意思——类、法则，这本身并没有错，扩大了人们对“物”的多义性的认识，从而扩大了人们对古代词汇意义的认识范围，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他也拓展了经典的意义世界与古典人文知识的视野。如果依照王引之训“物”为“类”的意义方向，对传统经学中“物与则”的关系作一更深入、系统的研究，或许能开辟出另一条经学的解释系统。可惜戴震之后的乾嘉考据学没有在思想系统的解释与建构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二、揭示古代汉语在实际运用中的复杂现象
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卷三十一《通说》上部分，还发现并总结出了古代汉语中双声、叠韵，复语，双字词汇，古代汉语中的特称、泛称、通称等多种复杂的语言现象与语用学现象，对于后人进一步深入、准确地解读古代经典的意义提供了语言学的新成果。
1.双声、叠韵现象的发现：“夫双声之字，本因声以见义。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凿也。”
通过对双声词“犹豫”一词的分析研究，王引之批评了训诂史上依字形字义训释词义的缺陷。这里涉及两个问题：其一，字与词的关系。古代汉语（包括现代汉语）中，有时字与词的界线并不是很清楚，此为字与词的重合现象。其二，字义小与词义大，词脱离字而别有意义，特别是双声词、叠韵词之类，像犹豫，以及与犹豫意义相同的一些双声词。词不脱离字而有更加丰富的意义，如“自由”一词。此为双音节词。而此类双音节词经过语言与思想的发展而演变为一个特殊概念的时候，其意义更加丰富。然其根本意义仍然与字义相关。“六书”原理表明，汉字有依形起义，有依声起义。然而，“词”在语言中比字的意义更为丰富。字为词素，词为句素。依声起义的词，若依字形训义，的确有穿凿之处。然亦不能一概而论，夸大依声起义原则的普适性。
王引之发现，双声词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单声词发展而来。犹豫一词，可以分开来解。犹与豫均可作“犹豫”解。《管子·君臣》篇有“贰豫之心”，《老子》有“犹兮若畏四邻”。
与犹豫意义相同而词形不同的词有：犹犹、与与、夷犹、容与、狐疑、嫌疑、踯躇等。
对于双声、叠韵一类词语的训释，王引之接受了同时代人“因音求义”的正确方法，提出了因声求义的方法论原则。他说：“大氐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训诂学中词学原则的确立可以视为清代训诂学超越汉代训诂学的地方。在一定意义上已经使训诂学超越了搜集材料、整理材料的阶段。在此原则指导下，王引之引其父王念孙之言，以为唐初之人，已经不了解古汉语中“无虑”一词的真正意思了。这应当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词义研究成果。他通过对唐以前中古汉语史的疏通，将“无虑”一词的本来意思阐明了。“无虑”即“大凡”也，概指之词，非精确计算之词，非不考虑之意也。又，“无虑”一词还有变形的，有时“虑”亦即“无虑”之意，见《荀子·议兵》篇、《汉书贾谊传》。有时“无虑”作“勿虑”；有时先秦文献作“摹略”、“孟浪”、作“莫络”。
王引之认为，上述词汇在语用过程中的这些变形都是一声之转的结果。通过因声求义的词学研究方法，王引之为后人正确阅读古代经典文本，更加逼近古代经典的原义，提供了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与训诂学的经验。
2.复语现象的发现：“殆，亦疑也。古人自有复语耳。”
王引之认为，古汉语有少量的双音节的词汇，“何休注襄四年公羊传曰：殆，疑也。……《史记·仓公传》：‘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复语耳。……《庄子·山木》篇：‘侗乎其无识，傥乎其怠疑。’怠疑即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传）：‘惟善诤言，俾君子易怠。’怠，疑惑也。言使君子易为其所惑也。后人但知殆训为危、为近，而不知又训为疑。盖古义之失传久矣。”
王引之通过对古代训诂成果的吸收，结合经典训诂的实际，首先对殆、怠二字具有疑惑之义进行训释，扩大了人们对殆、怠二字意义的认识。而尤为重要的是，他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古代有“复语”现象，这既是当时古汉语研究的一项新认识，一种新的人文知识新发现，同时也为正确理解古代汉语的复杂现象提供了新的语言学成果。
3.王引之对古代汉语中“义同字异”的双字词汇的发现。
“引之案：古人训诂，不避重复，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同义者，解者分为二义，反失其指。如《泰》《象传》：‘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解者训裁为节。或以为坤富称财。不知裁之言载也，成也。裁与成同义而日裁成，犹辅与相同义而曰辅相也。《随》《象传》：‘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解者以为退入宴寝而休息，不知宴之言安，安与息同义也。”此处所谓“经传平列二字上下同义”，从现代汉语的角度看可以理解为一个由双字构成的词汇的双字词或双音节词。他在《经义述闻》通论部分一共列出了64个双字词的材料，列表如下：
上述所列64例，在今天看来，并不一定都可以看作一个古代的双字词，但王引之揭示出古代经传中上下平列二字意义相近或相同的语言现象，绝大部分是真实、可信的。这一语言现象为汉语由单字词向双字词过渡提供了古典语言学的统计学资料，值得重视。
4.揭示了古代汉语词汇的特称、泛称、通称之复杂现象。
以孝、南面、身三词为例，王引之揭示了古代汉语词汇在使用过程中的复杂性，有的是特称，有的是泛称，有的是通称。以“孝”字为例，王引之说：“《尔雅》善父母为孝。推而言之，则为善德之通称。《逸周书·谥法》篇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则所包者广矣。《文侯之命》曰：‘追孝于前文人。’言追善德于前文人也。《大雅·文王有声》篇：‘通追来孝。’通，辞也。来，往也。言追前世之善德也。前世之善德，故曰往孝。即所谓追孝于前文人也。”这是从词汇使用的方法角度揭示了“孝”在通称的用法上具有“善”的意义项。这种词义训释已经超出了汉儒的训诂传统，而是带有从词汇运用规律的角度来归纳古代字、词的意义了。又，“南面”一词后来专指帝王，但在古代汉语的不同语境中也可泛指诸侯、卿大夫。如王引之说：“书、传言凡南面，有谓天子、诸侯者，”“有谓卿大夫者”。“盖卿大夫以临民之权，故曰可使南面也。”这里揭示了“南面”一词的泛称用法。又，“身”一词具有多义性，有时指人的全身，有时特指人的身体的部分。如王引之说：“引之谨案，人自顶以下，踵以上，总谓之身。”“颈以下，股以上，亦谓之身。”这里，身有特称，有通称的不同用法。
要而言之，王引之从语用学的角度揭示古汉语具有特称、通称、泛称的三种方法，对于后人在古代汉语的语境中正确把握语词的意义，提供了词汇学的帮助。
三、对“假借”说的发展
对于训诂学中的“假借”说，王引之有新的发展。首先，他区分了造字之“假借”与语言运用过程中依声近原则而“假借”的用字法的不同，进而进一步揭示了汉代经师的注经义例，“有读为之例，有当作之例”。即使如此，古书仍然有改之不尽的用字类“假借”现象存在。在《经文假借》一文中，王引之不惮繁琐，列举了254例“假借”现象，对于正确理解经文提供了很好的语文学的研究成果。
在王引之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这254例字依王氏例举的次序，以表格形式列出，以供同仁或后人方便查阅。列表如下：
从今人的角度看，王引之对语言运用过程中如此复杂的“假借”现象做一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目的是要求后人阅读经学文献时能够切合于经文之原义。他的语言学研究背后暗含着一种追求经典“原义”的深层动机，否则很难以如此深细的工夫列举如此众多的假借现象。在列举了这么多被前人遗漏的“假借”现象之后，王引之这样说道：“若是者，由借字之古音，以考同音之本字，惟求合于经文，不敢株守旧说。”
不过，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发现，王引之在上述所列的借字条目里，有些字是否属于借字，也还有可以商榷的余地。例如，上表中所列的第7条易与埸，第190、191、193、196、197条，第210条辟与臂，第224条危与诡，第238条沙与纱，第248条百与陌，第251条雖与惟，极有可能是形讹，并不一定就是音近、音同而假借的。另外，有些个别字在一般的典籍中很少出现，如第110条两个字等，或许只具有学术史的意义。虽然如此，王引之从汉语语用学的角度阐发“六书”中的“假借”法，在原则上还是正确的。
四、批评训诂学中“缘词生训”现象，追求古代政教制度之本义
——释“养、射”二字之本义
在《孟子·滕文公》篇有“痒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之文。赵歧注曰：“养者，养耆老。射者，三耦四矢以达物导气。《王制》‘有虞氏养国老于上痒。’郑注：‘痒之言养也。’引之谨案：此皆缘词生训，非经文本意也。”
“缘词生训”是戴震批评学者在注释古代经文时，未达古代典章制度，根据经文的语境、脉络而望文生义的注释方法，这种注释方法当然无法将经文中的真实意义揭示出来。此处，王引之批评赵歧、郑玄的经注为“缘词生训”，主要也是从整体上考察了周王朝的贵族子弟的教育制度，认定“序训为射”，亦是教导之名。通观王引之所论，其训“射”为教导之名，而非射箭之意，颇为得当，不可移易。他说：
痒、序、学校，皆为教学而设。养老习射，偶一行之，不得专命名之义痒训为为养，序训为射，皆教导之名。其意本相近也。……射、绎古字通。（《鲁颂·泮水篇》“徒御无绎。”《释文》：绎，本又作射。……）《尔雅》云：“绎，陈也。”《周语》云：“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则射者，陈列而宣示之。所谓“谨瘁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也。”此序训为射之说也。养射皆教也。教之为父子，教之为君臣，教之为长幼。故曰，皆所以明人伦也。
由此三字训诂，进而引申到徽、助二字的训诂，王引之认为，这都是“因本事以立训”的古代汉语表达方法的体现。所谓“因本事以立训”，即是通过具体事件以确立词语的意义，然而其所实际意义则不是字面所表达的具体事件，而是另有所指。语词的意义必须在古代制度的整体意义中去理解。王引之说：“徹者，徹也。助者，藉也。痒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因本事以立训。岂尝别指一事以明之哉。”
王引之将词义训释与古代社会的教育制度、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深得戴震的运用语言、古代典章制度的知识训释经典字义的实证精神。
五、以“介”字隶变为“个”字为例，揭示汉字书写形态变化造成字义、词义讹错的典型形态
在《经义述闻》一书中，王引之以十分详细的文字演变史材料为证，揭示了后来古籍中“个”字与“介”字的关系。他有感于唐以后学者不明白“个为介字隶变之省”的学术现象，通过音韵学知识，同时辅以大量的文献学材料证明“个即介字隶变之省”这一学术结论。他说：“自唐以来，缀学之士，皆不知‘个’为‘介’字隶书之省……又不知‘介’字之音可以转而为‘笛’，而见音古拜反者，则以为当作介，见音古贺反者，则以为当作个，……始则强分介、个为二，既则疑《说文》之脱‘个’字，而增‘个’字以为‘箇’之重文，于是仓史之遗文，竟乱于向壁虚造之说矣。此不可以不辩。”
从今人的角度看，这一学术结论也许并没有多少现实的或者实际的价值，但具有学术的意义，而且对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而言，亦有意义。
首先，他从“介”字隶变的字形学角度，揭示了“介”与“个”之间的关系。
其次，他从古音的角度揭示“介”与“个”相通之处。“介音古拜反。又音古贺反。犹大之音唐佐反，奈之音奴笛反，皆转音也。后人于古拜反者则作介，于古贺反者则作个，而不知个即介字隶书之省，非两字也。”
为了证明他自己的这一结论，王引之举出了7个例子。列表如下：
王引之最后的结论是，“个为介字隶书之省，见于汉碑者显然可据。”他说：
个为介字隶书之省，见于汉碑者显然可据。故《说文》有‘介，元‘个’。学者不察，而强分为二字，字各为音，作介者必古拜反；作个者必古贺反。《玉篇》、《广韵》以下诸书，相沿不改所谓大道以多歧也亡羊也。
通过对“个”与“介”二字的研究，王引之揭示了汉字发展过程中形变与音变的内在关系，批评了元代文字学家戴侗、乃至于他的好友，《说文解字》研究的大家段玉裁在此问题上的认识错误，并对《说文》一书的体例又作了新的阐发。他说：“《说文》凡有重文，皆注云某或作从某。如果有‘个’字为‘箇’重文，则当云‘箇’或作半竹，乃合全书之例。今戴氏所引唐本《说文》则云：‘今或作个，半竹也’细审其文，乃后人私记于‘箇’字注末，自道其当时有此字，而又臆为之说耳。……通考《说文》全书，无此文义，其出后人私记无疑。”又说：“段氏若膺《说文注》，讨论精审，而于‘箇’字，乃依唐本或作个之说，而以‘个’为重文，且载半竹之解，无乃为作伪者所惑与？”
由上述的文献材料与精密的训诂学知识来看，王引之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其解决问题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如形变与音变的关系的互用，则可以有广泛的训诂学与校勘学意义。
六、掘发古代典籍中的文字错误，努力恢复古代典籍版本的原貌
1.对“衍文”现象的分析。
王引之将儒家“经”部文献中衍文产生的时代分作三个阶段，一是自唐代开成石经时有衍文的，二是自唐初作疏时出现衍文的，三是自汉儒作注时出现衍文的。为便于认识起见，我们将王引之指出的衍文现象列表以表之。
上表所列20项衍字例句，有些可以据句子意思而发现，有些非有深厚的音韵学知识而不能发现，如15、17至、20等5个典型的衍字例子。如果从整篇文章意思的理解来说，这4句话中的衍字的发现与否，并不影响大局。然而，从古典人文知识的正确性角度看，又的确具有价值。尤其是从发明体例的角度看，对于一些经典文献中读不通的句子，从衍文的角度去考察，或许能提供有益的启示。
2.对字形相近而讹错的分析。
对于古代经典中有些字因形讹而导致语义不通的现象的分析，是一件十分有价值的文献考订工作。正如王引之说：“经典之字，往往形近而讹，仍之则义不可通，改之则怡然理顺。”但改字也有根据，那就是必须通晓汉字篆、隶各体的变化规律，即如王引之所说：“寻文究理皆有其本字，不通篆隶之体不可得而匿正也。”
依王引之“形讹”条举例来看，形讹的原因不外乎5种，最常见的楷字形近而讹的情况最多；其次是古文相似，后人不知而导致形讹；再次是篆书相似而导致形讹，又次是隶变后因隶书形式相似而导致形讹；最后一种情况是草书相似而导致形讹。王引之虽然列出了形讹的具体字例，但在书写的过程中并未按照5种字体的分类来叙说形讹，给后人阅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尤其是对楷书体的形讹不加以明言，而是夹杂在古文、隶书、草书、篆书之中叙说，容易混淆。楷书師、師二字重复出现，当为一时疏忽。
下面我们以列表方式将王引之的“形讹”之字分5类加以归纳、列表。一是古文，共9例；二是隶书，共15例；三是篆书，共1例；四是草书，共1例；五是楷书，共138例。5者相加，共164例。列表叙述如下：
3.指出抄写者或刻版者因上下文的关系而造成的“上下相因”之错。
对于古代文献因为抄写或刻版的原因导致的错误，王引之引其父念孙的话说道：“经典之字，多有因上下文而误写偏旁者，如《尧典》‘在璿机玉衡’。机本从木因璿字而从玉作‘璣’。……”类似的例子分两类，共有14例，列表如下：
上述3例属于本有偏旁而误易者也。
上述11例属于本无偏旁而误加之者也。两类错误共14例。
4.“后人改注疏释文”以致误者。
王引之认为，经典在流传的过程中，因为版本的不同而本身有讹误。然而，有些注疏、释文是正确的，后人不知，强改注疏、释文中正确的部分以迁就经典文本，结果导致了新的错误。如王引之说：“经典讹误之文，有注疏释文已误者，亦有注疏释文未误而后人据已误之正文而改之者。学者但见已改之太（当为‘文’字，引者注）以为注疏释文，所据之经已与今本同而不知其未尝同也。”
在此条，王引之列举了43条例证，今选出2条例证以证明王引之所举例证之不误。第一例“《周易·系辞传》‘莫善乎蓍龟’，唐石经‘善’误为‘大’，而诸本因之，后人又改《正义》之‘善’为‘大’矣。”王氏的这一结论是奠基在对《汉书·艺文志》、《仪礼疏》、《白虎通》、《孔子家语》、《礼记·礼运》诸文献引此句皆作“莫善乎蓍龟”的考察基础之上的。而且还有其父王念孙对为何作“大”的理由考辨为旁证：“家大人曰：‘本亦作大者，涉上文五莫大而误’。”通过先于唐石经诸经典版本的校勘，确定无疑地证明了《周易·系辞传》“莫善乎蓍龟”一句中的“善”字不为“大”而为“善”。
第二例为《周礼》“《天官·司书》‘凡上之用财’。唐石经‘财’下衍‘用’字，而诸本因之。后人又改《叙官》疏之‘用财’为‘用财用’矣。”对于此条的辨析，王引之从文义顺畅与否的角度对《天官·司书》“凡上之用财用”一句提出改正的意见。理由是：“下‘用’字盖因注而衍。贾疏曰：‘此经上之用财必考于司会者。’此之所考，但知多少阙之，非是会计与王为限。云司会以九式均节邦之财用者，欲见司书用财，必考于司会之意。据此则注文作‘财用’。经文则作‘用财’。不得云‘用财用’也。唐石经始误衍。”
其他41条的错误，王引之都有理有据地指出了前人注疏及唐石经中经典文句中的错误。掘发经典中存在的这些错误，为后代古籍整理提供了宝贵的版本校勘的研究成果。
5.“上文因下而省”——对古代典籍的语言运用规律的总结。
王引之对古代汉语在运用过程中出现的“省文”现象的总结，对于古代经典的阅读提供了很好的语言学成果。他在《经义述闻》中虽只列举了6个例证，但在先秦诸子的文献中有大量的省文现象。通过王引之的“省文”义例，可以很好地理解古汉语的语用规则。下仅引两例，以证明王引之所言之不虚，并引《老子》文本中的省文现象，以证明王引之所说的“省文”现象在先秦其他诸子文献中实有此事。
第一例：“引之谨案：古人之文，有下文因上而省者，亦有上文因下而省者。《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三百者，三百日也。因下六日而省日字。”
第二例：“《论语·卫灵公》篇‘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躬自厚者，躬自厚责也。（皇疏引《蔡谟》云：‘厚者，厚其德也。’失之。）因下薄责于人而省‘责’字。”
王弼注《老子》第二十三章有“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几句，其中“道者同于道”一句中“道者”二字为衍文，而“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二句皆从上文“故从事于道者”而省“从事于德者”、“从事于失者”等字样。若不用省文，全文当为：“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从事于德者德者同于德，从事于失者失者同于失。”如此以来，则《老子》一书之文就过于累赘、凝重了。
王弼注《老子》第七十二章有“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四句，后面两句当蒙上文而省“其所生”和“民”、“其生”等字。如果全文表述之，当为：“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其所生，是以民不厌其生。”
古代典籍中，很多地方因省文而使语言显得特别精炼，但有时也给后人的阅读带来障碍，引起误解。王引之通过对古代汉语在语用过程中运用“省文”规则的总结，为后人正确阅读古代典籍提供了一种可信、有用的语用学知识。从这一意义上说也增加了人文知识。
七、批评“增字解经”和将语词当实词的训诂方法
1.批评“增字解经”的现象，以追求经典解释过程中的本义。
从语言学到解释学，王引之对经典注释、解释的活动，都以服从符合经典原义的“历史还原主义”为学术目标，而这一目标所体现的乾嘉学术精神，就是“求是”、“求真”，也是研究乾嘉学术的不同“范式”下很多学者所肯定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在语言学的层面，乾嘉学者通过“因音求义”的方法，再加上其他语义考古的方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实现恢复“古义”的学术目标，但在经典意义解释的层次上是否还能够像在语言学的层面上实现恢复“古义”的学术目标，则存在着相当大的理论争论。
我们先看王引之对“增字解经”的界定：“经典之文，自有本训。得其本训，则文义适相符合，不烦言而已解。失其本训而强为之说，则阢陧不安，乃于文句间增字以足之，多方迁就而后得申其说，此强经以就我，而究非经之本义也。”
从纯理论的角度看，王引之“经典之文，自有本训”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然而，经典之文一当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注释与解释过程之中，哪一种注释、解释符合本训，则是一个不太容易断定的学术难题。因为，作为历史之中的“文本”本身不能为自己辩护，说甲解释错了，乙解释是对的。而要解释“文本”，就不可能不增加新的文字。因为，如果按照原来一样的文字去解释经典文本，就等于没有解释。而那些多出来的“文字”如何能断定是否是增字解经，就是一个经典注释与解释实践中必然遇到的“解释学难题”。
通过研究《经义述闻》卷三十二“通论”下“增字解经”条的文字，我们发现，王引之列举的大量“增字解经”的经典解释现象，其实大多数并不属于“增字解经”现象，而多数是因为在经典字、词训释中未能达诂的训诂学错误而导致的所谓的“增字解经”现象。在其所列举出的100百多条中，真正属于王引之批评的“增字解经”例子的，其实屈指可数，而大量所谓的“增字解经”现象，首先都是因为在经典训释过程中，因为字、词的训诂出现了问题，而导致了王引之所批评的所谓“增字解经”现象。因此，被王引之称之为“增字解经”的未能达诂现象，首先不是增字解经的结果，而是由于字、词训诂的错误导致的，属于“文本误读”的大范畴。虽然这一“文本误读”不属于“增字解经”的结果，但同属于未达“经典原义，，的大范畴之下，因而仍然属于乾嘉考据学者要批评的学术范围。只是王引之对其错误的定性不甚准确罢了。
（1）的确属于“增字解经”之例的，如第14例：“《金滕》：‘敷佑四方。’敷，遍也。言遍佑四方之民也。而解者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则于敷下增道字矣。”
（2）有些训释意思与王氏相通而只是用语不同，王氏的批评并不恰当，如第34例：“檀弓：忌日不乐。”王引之训为“忌日不作乐”，而解者训为“忌日不为乐事”，王引之认为解者之训“则于乐上增为字，乐下增事字矣”，这一评判并不能令人信服。
（3）更多的是因为对经典字、词训诂不当而导致的过分诠释现象，并非属于“增字解经”现象：第3、11、12、15例均属于这一现象。如第3例：“《系辞传》：‘圣人以此洗心。’洗与先通。先犹导也。言圣人以此导其心思也。而解者曰‘洗濯万物之心’（《韩注》）。于心上增万物字矣。”第11例：“暂遇奸宄”（语出《尚书·盘庚》），“解者日暂遇人而劫夺之。”（《某氏传》）王引之认为，此处暂当训做渐也、诈也；遇当训做隅也、差也。而前人之训，“则于暂遇下增人字及劫夺字矣。”
除上述所列例子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可以归属到此条之下。如第38例：“为人臣无外交，不敢贰君也”一句，王引之训贰字为“并”，“言不敢比并于君也。”此训当是正确的训释。然而，“解者日：不敢贰心于他君。”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训释，而并不是什么增字解经的现象。
尽管如此，王引之对于传统经学（也包括少量的史学与子学内容）训诂中错误训释现象的纠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从局部恢复了传统经典中个别语词、语句的本义，可以视之为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
2.“语词误解以实义”。
王引之在古典语言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是，集中探讨了古代汉语中的虚词现象，并将此研究成果运用到经典训诂的实践当中，纠正古代训诂中把本当作虚词理解的词误当作实词解释的错误现象，从而为后人进一步准确地理解文本的原初之义提供了古典语言学的根据。这一学术贡献不可泯没。
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对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作用。因而对于民生的改善没有直接的作用。这是乾嘉学术受人垢病的重要原因。西方近代社会知识的增长，主要得力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增长，对于社会生活有直接的影响。乾嘉学者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古代经典，属于纸上的东西。在学术领域里，我们不能贸然地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然的确与现实的功利需求没有直接关系。这也可以看作是乾嘉学术的一种局限。但这也不能全怪乾嘉学者，社会政治环境要负一大半责任。在今天看来，他们给了我们一笔文化遗产。如何利用好这笔文化遗产，那就是我们的事情了。
八、《经传释词》与王引之的虚词研究
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的学术贡献，不仅仅在于所列举出的160多个古汉语虚词，更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将古代汉语中的虚词现象提升到古代汉语研究的自觉层面，使学人在注经解经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古代汉语的实词现象，还要注意到古代汉语中的虚词现象。虽然，王引之并不理解现代语言学中的“语法”问题，但他从词汇学的角度提出古代汉语中的虚词现象，并对之加以研究，为清代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人文学视野，有助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
有关王引之在古代汉语虚词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同时代学人阮元有非常精辟的论断。阮元说：
经传中实字易训，虚词难释。《颜氏家训》虽有《音辞》篇，于古训罕有发明，赖《尔雅》、《说文》二书，解说古圣贤经、传之词气，最为近古。然《说文》惟解特造之字（如亏、曰）而不及假借之字（如而、虽），《尔雅》所释未全，读者多误，是以但知攸训所，而不知同迪（攸与由同，由迪古音相转，迪音当如涤，涤之从攸，笛之从由，皆是转音，故迪攸音近也，释名日：“笛，涤也。”）但见言训我，而忘其训间（《尔雅》言，闲也。即词之闲也）。虽以毛郑之精，犹多误解，何况其余！高邮王氏乔梓、贯通经训，兼及词气，昔聆其“终风”诸说，每为解颐，……恨不能起毛、孔、郑诸儒，共证此快论也。
阮元此处所说的“词气”，即是今日现代汉语语言学所说的“虚词”。阮氏序文虽然言简，然而，从古代汉语学的虚词研究的历史人手，高度肯定了王引之在此方面所做的贡献。而王引之本人在自序中亦说：“自汉以来，说经者宗尚雅训，凡实义所在，既明著之矣，而语词之例，则略而不究，或即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文扦格，而意亦不明。”
王氏所说的“语词”，即今之所说的“虚词”。他在自序中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时说道，他分10卷，列举了160个虚词，以补“前人所未及者”。其所采用的材料是“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可见取材之广泛，远远突破了他的经学研究范围。
依清人钱熙祚《跋》所言，王氏《经传释词》大体从6个方面解析了古代汉语中的虚词现象。第一类是“常语，如与，及也；以，用也之类是也”；第二类是“语助，如《左传》‘其与不然乎？’《国语》‘何辞之与有？’‘与’字无意义之类是也”；第三类是“叹词，如《书》‘已予惟小子。’《诗》‘猗嗟昌兮。’‘已’‘猗’皆叹声之类是也”；第四类“曰发声，如《易》‘于稽其类。’《书》‘於子击石拊石。’‘於’字亦无意义之类是也”；第五类“曰通用，如粤之通越，员之通云之类是也”；第六类“曰别义，如‘与’为‘及’，又为‘以’；‘为’为‘为’，‘为’（去声）为‘谓’。为[此为字当为衍文]如‘以’为‘用’、为‘由’，又为‘谓’、为‘与’、为‘及’、为‘而’之类是也”。
虽然王引之发现了古代汉语中的虚词现象，但他还没有现代汉语的语法观念，故其古汉语虚词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古代汉语虚词现象的列举水平之上，并没有像现代汉语学将虚词分成代词、介词、副词、连词、叹词、助词等门类。在具体的解释过程中，将有些实词虚词化也并不是十分恰当，如章太炎先生在《王伯申新定助词辨》一文中所举例分析的，的确是有待商榷的。而有些虚词有未能涉及，如黄侃《（经传释词）笺释》一文所例举的诸多文字；还有些虚词的解释是错误的，如裴学海在《（经传释词>正误》一文中所分析的个别虚词。尽管如此，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在清代语言学的研究方面仍然为后人提供了新的人文知识，将前此的古代汉语中的虚词问题提高到一个自觉的高度，从而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伴随着西方语言学观念、体系被引人中国的人文学研究领域，王引之的古汉语虚词研究既提供了中国学术传统的内在文化土壤，又在西方语言学的新视野里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天地。正如徐复所论：“近世文法之学盛行，词类区分，虚词辄居其半。代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所分益细，穷极研山几，前途正未可量。甚愿学界同人毋没王氏开创之功，平心以求之，以收相得益彰之效。”
九、保持经学训释传统中的异说
——王引之经学训释思想中的阙疑精神与审慎态度
王引之在经学研究过程中，发现经学传统中于一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而这种不同的说法并没有根据证明孰是孰非。对于这种“两行”（庄子语）现象，王引之持异说并存的开放态度。应当说，这是王引之经学训释思想中的可贵地方，也是清学“实事求是”精神的消极表现形式，即以存疑、阙疑、两可的态度对待异说，为后人进一步训释经义预留学术空间。在《经义述闻》卷三十二“经义不同不可强为之说”条里，王引之这样说道：
讲论六艺，稍合同异，名儒之盛事也。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经师之隆轨也。希不齐之说，亦有终不可齐者，作者既有所闻异辞，学者亦弟两存其说，必欲牵就而泯其参差，反致溷毅而失其本指。所谓离之则两美，合之则两伤也”。
王氏对于古代经典中两存之说，举出了26例，以证明两说可以并存的道理。之所以两说可以并存而不可强合为一，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让异说合而为一，因而只好存异，让人们去思考。下举第18例与第25例以证明之。
第18例：“《王制》大祖之庙，谓之始祖之庙，庙之不祧者也。《祭法》祖考庙，谓显考之庙，庙之亲尽则祧者也。此不可强合者也。而解者欲合为一。则以祖考为始祖矣。”
王引之之所以不同意将《王制》与《祭法》中的庙制混而为一，是因为文献不足征。在《经义述闻》卷十六“曰祖考庙”条里，王氏通过详细地考辨，以说明此二说不合强合为一的理由，最后得出这样的审慎结论道：“祭法与王制不同。学者依文解之而阙所疑，可矣。必欲合以为一，则治丝而棼之也。”他批评了晋代王肃《家语·庙制》篇，沿袭郑玄之注，合《祭法》与《王制》的庙制说为一的做法。
第25例：“《左传》夫差杀申胥，在哀十一年。《越语》则在勾践反国之三年，时当哀七年。此不可强合者也，而解者欲合为一，则以宦吴三年而反，为哀五年，加以反后六年，为哀十一年矣。”
对于此条，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卷二十一“四年又一年又一年又一年”条里有详细辩证。王氏认为：《国语》与《左传》“盖记者传闻各异，不可强同”。韦昭注《国语》时强不同以为同，其实缺乏足够的证据。因为“越人行成，在哀元年。宦吴三年而归，哀四年而非五年。纵加反国之六年，亦财十年。其时尚未杀申胥也。况四年反国之明年，再二年，为反国之三年而非六年乎？《越语》之文，本不与《左传》相当，无事规规求合也。”
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对于高邮王氏父子的学术成果的研究逐渐升温。特别是引进西方的语言学科之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王氏父子的论文、著作也逐渐增多。薛正兴的《王念孙王引之评传》、张先坦的《读杂志句法观念研究》、王章涛的《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等都是近20年来研究高邮王氏父子学术与生平的精专之作。而高邮王氏著述四种及高邮王氏遗书前面的“弁言”也是非常有份量的学术论文。然而，从泛化的哲学思想史角度，特别是知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王氏父子的论文还十分稀少，论著似未出现。当然，一些训诂学专著，中国汉语史、中国语法史之类的著作，还有评传之类的著作也从各自学科的角度肯定了王氏父子的学术贡献，有助于我们从人文知识增长的角度把握王氏父子的特殊贡献。本文着重从泛化的哲学史观出发，以“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观念为核心，考察王引之的学术贡献。
王引之的学术特点及其贡献，从龚自珍《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一文可窥一斑。龚以平日所闻于王引之自我评价的口气说道：“吾之学，于百家未暇治，独治经。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赵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又闻之公曰：吾用小学校经，有所改，有所不改。”王引之敢于改正古人错误的是这样三类情况：“周以降，书体六七变，写官误，吾则勇改；孟蜀以降，椠工主之，椠工误，吾则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是妄改也，吾则勇改其所改。”王引之不敢乱改的一类错误是：“周之没，汉之初，经师无竹帛，异字博矣，吾不能择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来旧矣，其本字十八可求，十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则考文之圣之任也，吾不改；写官椠工误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书无佐证，吾惧来者滋口也，吾又不改。”
下面将从九个方面论述其学术贡献。
一、发掘古代语词被淹没的语义
王引之是古代语言学家，他不是从整体上阐发经学的微言大义，而是发掘经学中个别语词被淹灭的古义，从局部上为经学的新解释提供新的语言学材料。在《经义述闻》卷三十一《通说》上，他通过语义训诂的方法，揭示了古代汉语中一些词汇长期被淹没的语义。发掘这些被淹灭的语义，在一定的意义上促进了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下面仅列举7个语词的训诂，从中可以看出其语言研究对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意义。
1.有与友通，均可训为亲。
2.时训为善。
王念孙认为只有“毛传”一见，而王引之则举出了多个例子，并提出了新的理由，即时、善一声之转，故可以训时为善。不过，从语义的角度看，时训为善，并非善恶之善，乃是“好”的意思。王引之训善为嘉，颇为恰当。然而，这两个字之间的意义相关性可能不是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原则，应当是意义的引申。做事能合时宜当然可以称为“好”。故“时”可以训为“善”、训为“嘉”。王引之仅从声音与意义相关联的原则出发训时为善，仍有未尽其意之处，应当注意到词汇的意义引申原则。
3.“赵注训为为有，足补经训之阙，而字书韵书皆不栽其义。”
此条通过对经训的历史研究，发掘出了“为”可以训释为“有”的新意。为此，王引之又作了系统的材料补充。
4.“从容有二义，一训为舒缓，一训为举动。其训为举动者，字书韵书皆不栽其叉，令略引书以证之。”
在此条，王引之先列举“楚辞”中的例子，以楚辞证楚辞，此为内证法；次引《中庸注》中错误例子，以见训诂于经义正确解释的重要性，“训诂明而经义明”。顺便又批评了郑笺的错误。在此条词义的训释过程中，王引之还拓展了戴震“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训诂原则，将一词之意的训释，发展成贯通经、史、子的训释原则。最后，他又对该词之变形作了引申性的论述，将“从容”与“竦踊”、“怂恿”联系起来，从而将“因声求意”的原则在词义训释方面加以拓展，即由字义拓展为词义，并从自动与使动的词语使用方法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从容”与“怂恿”的意义相通与词法相异之处。这是王引之对古代汉语动词用法研究的一项贡献。
5.“家大人曰：蕾可训为立。而字书、韵书皆无此训。”“家大人曰：《吕氏春秋》‘顺说’、‘求人’二篇注并曰：‘归，终也。’而字书韵书皆不载此训。”
王引之在继承其父王念孙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反复言说某字、某词之义于字书、韵书皆无，而通过经、史、子等典籍或传、注类著作，详细证明自己研究的新发现。这是在经、史、子的研究过程中积累新的人文知识的做法。这些人文知识虽然客观地存在于古代的典籍之中，然而由于语言的变化、发展，某些字、词的意义长期被淹没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通过古典人文学的“知识考古”形式，以人文实证的方法掘发沉沦于古代典籍之中的某些字、词的原初意义或另一面意义，对于拓展人文学的知识视野具有积极意义。相较于宋明理学的义理创新而言，清代乾嘉学术中的知识考古运动更偏重于人文知识——即字、词意义的发掘，以此来拓展人文学者的知识视野，从而间接地达到或实现对经典意义的新解释。因此，我们可以说乾嘉学者是通过知识视野的扩展来实现意义的再创新。对于学者个人而言，这些零星的创新并不形成某一创新的系统。然而，从一个时代而言，则在整体上实现了思维方式的革命，造成了思想“范式”的转移——即通过人文实证的方法实现思想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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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释“贯”为“行”。
王引之引其父之言，将贯释为“行”，并旁证博引以证明此词为“行”之意。阮元、焦循释《论语》“一以贯之”句皆释贯为“行”。此是清人的共识。然而，语言学的训诂并不能完全代替哲学思想的意义解释。“贯”释为“连贯”、“贯穿”也不能说是错误的。这里涉及到训诂学与哲学解释学的复杂关系。此处不能详论。
7.“物”有“类”义。
王引之认为，“物之训为事，常训也。又训为类。《系辞传》：‘爻有等，故有物。’韩注曰：‘等，类也。’桓二年《左传》：‘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谓昭其比类也。……《方言》曰：‘类，法也。’物训为类，故又有法则之义。《大雅·蒸民》：‘天生忝民，有物有则。’《孟子·告子》篇引此而释之曰：‘有物必有则。’言其性有所象类，则其情必有所法效。性有象类，秉夷之谓也。情有法效，好是懿德之谓也。故下文遂曰：‘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上述“训物为类”的词义考古，孤立地看起来仅是对词义的再发掘。然而，联系《大雅·蒸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一句中“物”字的训释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此训释所包含的深刻的哲学意义的颠覆。宋儒二程子皆训“物”为“事”，戴震对此句中的“物”字亦训为“事”，并从“实事求是”的经验主义思维出发，将这一句话解释成从具体的万民生活中寻求人伦之理。王引之应当读过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然而并不同意其师戴震对此句话中“物”字的训释，而是将“物”字训为“类”。依“类”之义而言，则此句话中的意思是：民有其类则当各效法其所好之法则。他还进一步引《孟子》一书对物训为类的解释，以证明自己的训释为的训。虽然还不能说是旁征博引，然而也是言之有据的。如果像王引之所言，将“物”训为“类”，则《大雅·蒸民》一诗中这句话可以释为“有类有则”，《孟子》一书中“有物必有则”一句可以训释为“有类必有则”，这是可以说得通的一种新解。不过，将“物”训为“事”也并不能算是错误的训释。这里涉及到字、词意义的训诂与经典整体思想的系统解释之间的复杂问题，在此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从经验论的哲学立场来看，“万民”的表相让人感觉到无从去把握他们、管理他们。然而诗人告诉我们，这一由上天生出的“万民”，其实是有内在的规则可循的。因为所有的事物表相背后都有其一定的法则，故孟子才说：有物必有则。当然，如果说是“有类则必有则”，也可通。然而，戴震在此字的解释上没有与二程、朱子立异，在其“气化流行即道”的形上学框架里，将“物”训为“事”，努力寻求事相背后的法则。戴氏的这一词义训释与其哲学思想体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王引之发掘“物”在常义“事”之外的另一层意思——类、法则，这本身并没有错，扩大了人们对“物”的多义性的认识，从而扩大了人们对古代词汇意义的认识范围，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他也拓展了经典的意义世界与古典人文知识的视野。如果依照王引之训“物”为“类”的意义方向，对传统经学中“物与则”的关系作一更深入、系统的研究，或许能开辟出另一条经学的解释系统。可惜戴震之后的乾嘉考据学没有在思想系统的解释与建构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二、揭示古代汉语在实际运用中的复杂现象
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卷三十一《通说》上部分，还发现并总结出了古代汉语中双声、叠韵，复语，双字词汇，古代汉语中的特称、泛称、通称等多种复杂的语言现象与语用学现象，对于后人进一步深入、准确地解读古代经典的意义提供了语言学的新成果。
1.双声、叠韵现象的发现：“夫双声之字，本因声以见义。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凿也。”
通过对双声词“犹豫”一词的分析研究，王引之批评了训诂史上依字形字义训释词义的缺陷。这里涉及两个问题：其一，字与词的关系。古代汉语（包括现代汉语）中，有时字与词的界线并不是很清楚，此为字与词的重合现象。其二，字义小与词义大，词脱离字而别有意义，特别是双声词、叠韵词之类，像犹豫，以及与犹豫意义相同的一些双声词。词不脱离字而有更加丰富的意义，如“自由”一词。此为双音节词。而此类双音节词经过语言与思想的发展而演变为一个特殊概念的时候，其意义更加丰富。然其根本意义仍然与字义相关。“六书”原理表明，汉字有依形起义，有依声起义。然而，“词”在语言中比字的意义更为丰富。字为词素，词为句素。依声起义的词，若依字形训义，的确有穿凿之处。然亦不能一概而论，夸大依声起义原则的普适性。
王引之发现，双声词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单声词发展而来。犹豫一词，可以分开来解。犹与豫均可作“犹豫”解。《管子·君臣》篇有“贰豫之心”，《老子》有“犹兮若畏四邻”。
与犹豫意义相同而词形不同的词有：犹犹、与与、夷犹、容与、狐疑、嫌疑、踯躇等。
对于双声、叠韵一类词语的训释，王引之接受了同时代人“因音求义”的正确方法，提出了因声求义的方法论原则。他说：“大氐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训诂学中词学原则的确立可以视为清代训诂学超越汉代训诂学的地方。在一定意义上已经使训诂学超越了搜集材料、整理材料的阶段。在此原则指导下，王引之引其父王念孙之言，以为唐初之人，已经不了解古汉语中“无虑”一词的真正意思了。这应当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词义研究成果。他通过对唐以前中古汉语史的疏通，将“无虑”一词的本来意思阐明了。“无虑”即“大凡”也，概指之词，非精确计算之词，非不考虑之意也。又，“无虑”一词还有变形的，有时“虑”亦即“无虑”之意，见《荀子·议兵》篇、《汉书贾谊传》。有时“无虑”作“勿虑”；有时先秦文献作“摹略”、“孟浪”、作“莫络”。
王引之认为，上述词汇在语用过程中的这些变形都是一声之转的结果。通过因声求义的词学研究方法，王引之为后人正确阅读古代经典文本，更加逼近古代经典的原义，提供了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与训诂学的经验。
2.复语现象的发现：“殆，亦疑也。古人自有复语耳。”
王引之认为，古汉语有少量的双音节的词汇，“何休注襄四年公羊传曰：殆，疑也。……《史记·仓公传》：‘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复语耳。……《庄子·山木》篇：‘侗乎其无识，傥乎其怠疑。’怠疑即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传）：‘惟善诤言，俾君子易怠。’怠，疑惑也。言使君子易为其所惑也。后人但知殆训为危、为近，而不知又训为疑。盖古义之失传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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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引之通过对古代训诂成果的吸收，结合经典训诂的实际，首先对殆、怠二字具有疑惑之义进行训释，扩大了人们对殆、怠二字意义的认识。而尤为重要的是，他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古代有“复语”现象，这既是当时古汉语研究的一项新认识，一种新的人文知识新发现，同时也为正确理解古代汉语的复杂现象提供了新的语言学成果。
3.王引之对古代汉语中“义同字异”的双字词汇的发现。
“引之案：古人训诂，不避重复，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同义者，解者分为二义，反失其指。如《泰》《象传》：‘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解者训裁为节。或以为坤富称财。不知裁之言载也，成也。裁与成同义而日裁成，犹辅与相同义而曰辅相也。《随》《象传》：‘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解者以为退入宴寝而休息，不知宴之言安，安与息同义也。”此处所谓“经传平列二字上下同义”，从现代汉语的角度看可以理解为一个由双字构成的词汇的双字词或双音节词。他在《经义述闻》通论部分一共列出了64个双字词的材料，列表如下：
上述所列64例，在今天看来，并不一定都可以看作一个古代的双字词，但王引之揭示出古代经传中上下平列二字意义相近或相同的语言现象，绝大部分是真实、可信的。这一语言现象为汉语由单字词向双字词过渡提供了古典语言学的统计学资料，值得重视。
4.揭示了古代汉语词汇的特称、泛称、通称之复杂现象。
以孝、南面、身三词为例，王引之揭示了古代汉语词汇在使用过程中的复杂性，有的是特称，有的是泛称，有的是通称。以“孝”字为例，王引之说：“《尔雅》善父母为孝。推而言之，则为善德之通称。《逸周书·谥法》篇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则所包者广矣。《文侯之命本文由收集整理》曰：‘追孝于前文人。’言追善德于前文人也。《大雅·文王有声》篇：‘通追来孝。’通，辞也。来，往也。言追前世之善德也。前世之善德，故曰往孝。即所谓追孝于前文人也。”这是从词汇使用的方法角度揭示了“孝”在通称的用法上具有“善”的意义项。这种词义训释已经超出了汉儒的训诂传统，而是带有从词汇运用规律的角度来归纳古代字、词的意义了。又，“南面”一词后来专指帝王，但在古代汉语的不同语境中也可泛指诸侯、卿大夫。如王引之说：“书、传言凡南面，有谓天子、诸侯者，”“有谓卿大夫者”。“盖卿大夫以临民之权，故曰可使南面也。”这里揭示了“南面”一词的泛称用法。又，“身”一词具有多义性，有时指人的全身，有时特指人的身体的部分。如王引之说：“引之谨案，人自顶以下，踵以上，总谓之身。”“颈以下，股以上，亦谓之身。”这里，身有特称，有通称的不同用法。
要而言之，王引之从语用学的角度揭示古汉语具有特称、通称、泛称的三种方法，对于后人在古代汉语的语境中正确把握语词的意义，提供了词汇学的帮助。
三、对“假借”说的发展
对于训诂学中的“假借”说，王引之有新的发展。首先，他区分了造字之“假借”与语言运用过程中依声近原则而“假借”的用字法的不同，进而进一步揭示了汉代经师的注经义例，“有读为之例，有当作之例”。即使如此，古书仍然有改之不尽的用字类“假借”现象存在。在《经文假借》一文中，王引之不惮繁琐，列举了254例“假借”现象，对于正确理解经文提供了很好的语文学的研究成果。
在王引之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这254例字依王氏例举的次序，以表格形式列出，以供同仁或后人方便查阅。列表如下：
从今人的角度看，王引之对语言运用过程中如此复杂的“假借”现象做一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目的是要求后人阅读经学文献时能够切合于经文之原义。他的语言学研究背后暗含着一种追求经典“原义”的深层动机，否则很难以如此深细的工夫列举如此众多的假借现象。在列举了这么多被前人遗漏的“假借”现象之后，王引之这样说道：“若是者，由借字之古音，以考同音之本字，惟求合于经文，不敢株守旧说。”
不过，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发现，王引之在上述所列的借字条目里，有些字是否属于借字，也还有可以商榷的余地。例如，上表中所列的第7条易与埸，第190、191、193、196、197条，第210条辟与臂，第224条危与诡，第238条沙与纱，第248条百与陌，第251条雖与惟，极有可能是形讹，并不一定就是音近、音同而假借的。另外，有些个别字在一般的典籍中很少出现，如第110条两个字等，或许只具有学术史的意义。虽然如此，王引之从汉语语用学的角度阐发“六书”中的“假借”法，在原则上还是正确的。
四、批评训诂学中“缘词生训”现象，追求古代政教制度之本义
——释“养、射”二字之本义
在《孟子·滕文公》篇有“痒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之文。赵歧注曰：“养者，养耆老。射者，三耦四矢以达物导气。《王制》‘有虞氏养国老于上痒。’郑注：‘痒之言养也。’引之谨案：此皆缘词生训，非经文本意也。”
“缘词生训”是戴震批评学者在注释古代经文时，未达古代典章制度，根据经文的语境、脉络而望文生义的注释方法，这种注释方法当然无法将经文中的真实意义揭示出来。此处，王引之批评赵歧、郑玄的经注为“缘词生训”，主要也是从整体上考察了周王朝的贵族子弟的教育制度，认定“序训为射”，亦是教导之名。通观王引之所论，其训“射”为教导之名，而非射箭之意，颇为得当，不可移易。他说：
痒、序、学校，皆为教学而设。养老习射，偶一行之，不得专命名之义痒训为为养，序训为射，皆教导之名。其意本相近也。……射、绎古字通。（《鲁颂·泮水篇》“徒御无绎。”《释文》：绎，本又作射。……）《尔雅》云：“绎，陈也。”《周语》云：“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则射者，陈列而宣示之。所谓“谨瘁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也。”此序训为射之说也。养射皆教也。教之为父子，教之为君臣，教之为长幼。故曰，皆所以明人伦也。
由此三字训诂，进而引申到徽、助二字的训诂，王引之认为，这都是“因本事以立训”的古代汉语表达方法的体现。所谓“因本事以立训”，即是通过具体事件以确立词语的意义，然而其所实际意义则不是字面所表达的具体事件，而是另有所指。语词的意义必须在古代制度的整体意义中去理解。王引之说：“徹者，徹也。助者，藉也。痒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因本事以立训。岂尝别指一事以明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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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引之将词义训释与古代社会的教育制度、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深得戴震的运用语言、古代典章制度的知识训释经典字义的实证精神。
五、以“介”字隶变为“个”字为例，揭示汉字书写形态变化造成字义、词义讹错的典型形态
在《经义述闻》一书中，王引之以十分详细的文字演变史材料为证，揭示了后来古籍中“个”字与“介”字的关系。他有感于唐以后学者不明白“个为介字隶变之省”的学术现象，通过音韵学知识，同时辅以大量的文献学材料证明“个即介字隶变之省”这一学术结论。他说：“自唐以来，缀学之士，皆不知‘个’为‘介’字隶书之省……又不知‘介’字之音可以转而为‘笛’，而见音古拜反者，则以为当作介，见音古贺反者，则以为当作个，……始则强分介、个为二，既则疑《说文》之脱‘个’字，而增‘个’字以为‘箇’之重文，于是仓史之遗文，竟乱于向壁虚造之说矣。此不可以不辩。”
从今人的角度看，这一学术结论也许并没有多少现实的或者实际的价值，但具有学术的意义，而且对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而言，亦有意义。
首先，他从“介”字隶变的字形学角度，揭示了“介”与“个”之间的关系。
其次，他从古音的角度揭示“介”与“个”相通之处。“介音古拜反。又音古贺反。犹大之音唐佐反，奈之音奴笛反，皆转音也。后人于古拜反者则作介，于古贺反者则作个，而不知个即介字隶书之省，非两字也。”
为了证明他自己的这一结论，王引之举出了7个例子。列表如下：
王引之最后的结论是，“个为介字隶书之省，见于汉碑者显然可据。”他说：
个为介字隶书之省，见于汉碑者显然可据。故《说文》有‘介，元‘个’。学者不察，而强分为二字，字各为音，作介者必古拜反；作个者必古贺反。《玉篇》、《广韵》以下诸书，相沿不改所谓大道以多歧也亡羊也。
通过对“个”与“介”二字的研究，王引之揭示了汉字发展过程中形变与音变的内在关系，批评了元代文字学家戴侗、乃至于他的好友，《说文解字》研究的大家段玉裁在此问题上的认识错误，并对《说文》一书的体例又作了新的阐发。他说：“《说文》凡有重文，皆注云某或作从某。如果有‘个’字为‘箇’重文，则当云‘箇’或作半竹，乃合全书之例。今戴氏所引唐本《说文》则云：‘今或作个，半竹也’细审其文，乃后人私记于‘箇’字注末，自道其当时有此字，而又臆为之说耳。……通考《说文》全书，无此文义，其出后人私记无疑。”又说：“段氏若膺《说文注》，讨论精审，而于‘箇’字，乃依唐本或作个之说，而以‘个’为重文，且载半竹之解，无乃为作伪者所惑与？”
由上述的文献材料与精密的训诂学知识来看，王引之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其解决问题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如形变与音变的关系的互用，则可以有广泛的训诂学与校勘学意义。
六、掘发古代典籍中的文字错误，努力恢复古代典籍版本的原貌
1.对“衍文”现象的分析。
王引之将儒家“经”部文献中衍文产生的时代分作三个阶段，一是自唐代开成石经时有衍文的，二是自唐初作疏时出现衍文的，三是自汉儒作注时出现衍文的。为便于认识起见，我们将王引之指出的衍文现象列表以表之。
上表所列20项衍字例句，有些可以据句子意思而发现，有些非有深厚的音韵学知识而不能发现，如15、17至、20等5个典型的衍字例子。如果从整篇文章意思的理解来说，这4句话中的衍字的发现与否，并不影响大局。然而，从古典人文知识的正确性角度看，又的确具有价值。尤其是从发明体例的角度看，对于一些经典文献中读不通的句子，从衍文的角度去考察，或许能提供有益的启示。
2.对字形相近而讹错的分析。
对于古代经典中有些字因形讹而导致语义不通的现象的分析，是一件十分有价值的文献考订工作。正如王引之说：“经典之字，往往形近而讹，仍之则义不可通，改之则怡然理顺。”但改字也有根据，那就是必须通晓汉字篆、隶各体的变化规律，即如王引之所说：“寻文究理皆有其本字，不通篆隶之体不可得而匿正也。”
依王引之“形讹”条举例来看，形讹的原因不外乎5种，最常见的楷字形近而讹的情况最多；其次是古文相似，后人不知而导致形讹；再次是篆书相似而导致形讹，又次是隶变后因隶书形式相似而导致形讹；最后一种情况是草书相似而导致形讹。王引之虽然列出了形讹的具体字例，但在书写的过程中并未按照5种字体的分类来叙说形讹，给后人阅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尤其是对楷书体的形讹不加以明言，而是夹杂在古文、隶书、草书、篆书之中叙说，容易混淆。楷书師、師二字重复出现，当为一时疏忽。
下面我们以列表方式将王引之的“形讹”之字分5类加以归纳、列表。一是古文，共9例；二是隶书，共15例；三是篆书，共1例；四是草书，共1例；五是楷书，共138例。5者相加，共164例。列表叙述如下：
3.指出抄写者或刻版者因上下文的关系而造成的“上下相因”之错。
对于古代文献因为抄写或刻版的原因导致的错误，王引之引其父念孙的话说道：“经典之字，多有因上下文而误写偏旁者，如《尧典》‘在璿机玉衡’。机本从木因璿字而从玉作‘璣’。……”类似的例子分两类，共有14例，列表如下：
上述3例属于本有偏旁而误易者也。
上述11例属于本无偏旁而误加之者也。两类错误共14例。
4.“后人改注疏释文”以致误者。
王引之认为，经典在流传的过程中，因为版本的不同而本身有讹误。然而，有些注疏、释文是正确的，后人不知，强改注疏、释文中正确的部分以迁就经典文本，结果导致了新的错误。如王引之说：“经典讹误之文，有注疏释文已误者，亦有注疏释文未误而后人据已误之正文而改之者。学者但见已改之太（当为‘文’字，引者注）以为注疏释文，所据之经已与今本同而不知其未尝同也。”
在此条，王引之列举了43条例证，今选出2条例证以证明王引之所举例证之不误。第一例“《周易·系辞传》‘莫善乎蓍龟’，唐石经‘善’误为‘大’，而诸本因之，后人又改《正义》之‘善’为‘大’矣。”王氏的这一结论是奠基在对《汉书·艺文志》、《仪礼疏》、《白虎通》、《孔子家语》、《礼记·礼运》诸文献引此句皆作“莫善乎蓍龟”的考察基础之上的。而且还有其父王念孙对为何作“大”的理由考辨为旁证：“家大人曰：‘本亦作大者，涉上文五莫大而误’。”通过先于唐石经诸经典版本的校勘，确定无疑地证明了《周易·系辞传》“莫善乎蓍龟”一句中的“善”字不为“大”而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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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例为《周礼》“《天官·司书》‘凡上之用财’。唐石经‘财’下衍‘用’字，而诸本因之。后人又改《叙官》疏之‘用财’为‘用财用’矣。”对于此条的辨析，王引之从文义顺畅与否的角度对《天官·司书》“凡上之用财用”一句提出改正的意见。理由是：“下‘用’字盖因注而衍。贾疏曰：‘此经上之用财必考于司会者。’此之所考，但知多少阙之，非是会计与王为限。云司会以九式均节邦之财用者，欲见司书用财，必考于司会之意。据此则注文作‘财用’。经文则作‘用财’。不得云‘用财用’也。唐石经始误衍。”
其他41条的错误，王引之都有理有据地指出了前人注疏及唐石经中经典文句中的错误。掘发经典中存在的这些错误，为后代古籍整理提供了宝贵的版本校勘的研究成果。
5.“上文因下而省”——对古代典籍的语言运用规律的总结。
王引之对古代汉语在运用过程中出现的“省文”现象的总结，对于古代经典的阅读提供了很好的语言学成果。他在《经义述闻》中虽只列举了6个例证，但在先秦诸子的文献中有大量的省文现象。通过王引之的“省文”义例，可以很好地理解古汉语的语用规则。下仅引两例，以证明王引之所言之不虚，并引《老子》文本中的省文现象，以证明王引之所说的“省文”现象在先秦其他诸子文献中实有此事。
第一例：“引之谨案：古人之文，有下文因上而省者，亦有上文因下而省者。《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三百者，三百日也。因下六日而省日字。”
第二例：“《论语·卫灵公》篇‘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躬自厚者，躬自厚责也。（皇疏引《蔡谟》云：‘厚者，厚其德也。’失之。）因下薄责于人而省‘责’字。”
王弼注《老子》第二十三章有“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几句，其中“道者同于道”一句中“道者”二字为衍文，而“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二句皆从上文“故从事于道者”而省“从事于德者”、“从事于失者”等字样。若不用省文，全文当为：“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从事于德者德者同于德，从事于失者失者同于失。”如此以来，则《老子》一书之文就过于累赘、凝重了。
王弼注《老子》第七十二章有“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四句，后面两句当蒙上文而省“其所生”和“民”、“其生”等字。如果全文表述之，当为：“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其所生，是以民不厌其生。”
古代典籍中，很多地方因省文而使语言显得特别精炼，但有时也给后人的阅读带来障碍，引起误解。王引之通过对古代汉语在语用过程中运用“省文”规则的总结，为后人正确阅读古代典籍提供了一种可信、有用的语用学知识。从这一意义上说也增加了人文知识。
七、批评“增字解经”和将语词当实词的训诂方法
1.批评“增字解经”的现象，以追求经典解释过程中的本义。
从语言学到解释学，王引之对经典注释、解释的活动，都以服从符合经典原义的“历史还原主义”为学术目标，而这一目标所体现的乾嘉学术精神，就是“求是”、“求真”，也是研究乾嘉学术的不同“范式”下很多学者所肯定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在语言学的层面，乾嘉学者通过“因音求义”的方法，再加上其他语义考古的方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实现恢复“古义”的学术目标，但在经典意义解释的层次上是否还能够像在语言学的层面上实现恢复“古义”的学术目标，则存在着相当大的理论争论。
我们先看王引之对“增字解经”的界定：“经典之文，自有本训。得其本训，则文义适相符合，不烦言而已解。失其本训而强为之说，则阢陧不安，乃于文句间增字以足之，多方迁就而后得申其说，此强经以就我，而究非经之本义也。”
从纯理论的角度看，王引之“经典之文，自有本训”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然而，经典之文一当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注释与解释过程之中，哪一种注释、解释符合本训，则是一个不太容易断定的学术难题。因为，作为历史之中的“文本”本身不能为自己辩护，说甲解释错了，乙解释是对的。而要解释“文本”，就不可能不增加新的文字。因为，如果按照原来一样的文字去解释经典文本，就等于没有解释。而那些多出来的“文字”如何能断定是否是增字解经，就是一个经典注释与解释实践中必然遇到的“解释学难题”。
通过研究《经义述闻》卷三十二“通论”下“增字解经”条的文字，我们发现，王引之列举的大量“增字解经”的经典解释现象，其实大多数并不属于“增字解经”现象，而多数是因为在经典字、词训释中未能达诂的训诂学错误而导致的所谓的“增字解经”现象。在其所列举出的100百多条中，真正属于王引之批评的“增字解经”例子的，其实屈指可数，而大量所谓的“增字解经”现象，首先都是因为在经典训释过程中，因为字、词的训诂出现了问题，而导致了王引之所批评的所谓“增字解经”现象。因此，被王引之称之为“增字解经”的未能达诂现象，首先不是增字解经的结果，而是由于字、词训诂的错误导致的，属于“文本误读”的大范畴。虽然这一“文本误读”不属于“增字解经”的结果，但同属于未达“经典原义，，的大范畴之下，因而仍然属于乾嘉考据学者要批评的学术范围。只是王引之对其错误的定性不甚准确罢了。
（1）的确属于“增字解经”之例的，如第14例：“《金滕》：‘敷佑四方。’敷，遍也。言遍佑四方之民也。而解者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则于敷下增道字矣。”
（2）有些训释意思与王氏相通而只是用语不同，王氏的批评并不恰当，如第34例：“檀弓：忌日不乐。”王引之训为“忌日不作乐”，而解者训为“忌日不为乐事”，王引之认为解者之训“则于乐上增为字，乐下增事字矣”，这一评判并不能令人信服。
（3）更多的是因为对经典字、词训诂不当而导致的过分诠释现象，并非属于“增字解经”现象：第3、11、12、15例均属于这一现象。如第3例：“《系辞传》：‘圣人以此洗心。’洗与先通。先犹导也。言圣人以此导其心思也。而解者曰‘洗濯万物之心’（《韩注》）。于心上增万物字矣。”第11例：“暂遇奸宄”（语出《尚书·盘庚》），“解者日暂遇人而劫夺之。”（《某氏传》）王引之认为，此处暂当训做渐也、诈也；遇当训做隅也、差也。而前人之训，“则于暂遇下增人字及劫夺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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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所列例子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可以归属到此条之下。如第38例：“为人臣无外交，不敢贰君也”一句，王引之训贰字为“并”，“言不敢比并于君也。”此训当是正确的训释。然而，“解者日：不敢贰心于他君。”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训释，而并不是什么增字解经的现象。
尽管如此，王引之对于传统经学（也包括少量的史学与子学内容）训诂中错误训释现象的纠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从局部恢复了传统经典中个别语词、语句的本义，可以视之为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
2.“语词误解以实义”。
王引之在古典语言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是，集中探讨了古代汉语中的虚词现象，并将此研究成果运用到经典训诂的实践当中，纠正古代训诂中把本当作虚词理解的词误当作实词解释的错误现象，从而为后人进一步准确地理解文本的原初之义提供了古典语言学的根据。这一学术贡献不可泯没。
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对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作用。因而对于民生的改善没有直接的作用。这是乾嘉学术受人垢病的重要原因。西方近代社会知识的增长，主要得力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增长，对于社会生活有直接的影响。乾嘉学者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古代经典，属于纸上的东西。在学术领域里，我们不能贸然地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然的确与现实的功利需求没有直接关系。这也可以看作是乾嘉学术的一种局限。本文由收集整理但这也不能全怪乾嘉学者，社会政治环境要负一大半责任。在今天看来，他们给了我们一笔文化遗产。如何利用好这笔文化遗产，那就是我们的事情了。
八、《经传释词》与王引之的虚词研究
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的学术贡献，不仅仅在于所列举出的160多个古汉语虚词，更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将古代汉语中的虚词现象提升到古代汉语研究的自觉层面，使学人在注经解经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古代汉语的实词现象，还要注意到古代汉语中的虚词现象。虽然，王引之并不理解现代语言学中的“语法”问题，但他从词汇学的角度提出古代汉语中的虚词现象，并对之加以研究，为清代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人文学视野，有助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
有关王引之在古代汉语虚词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同时代学人阮元有非常精辟的论断。阮元说：
经传中实字易训，虚词难释。《颜氏家训》虽有《音辞》篇，于古训罕有发明，赖《尔雅》、《说文》二书，解说古圣贤经、传之词气，最为近古。然《说文》惟解特造之字（如亏、曰）而不及假借之字（如而、虽），《尔雅》所释未全，读者多误，是以但知攸训所，而不知同迪（攸与由同，由迪古音相转，迪音当如涤，涤之从攸，笛之从由，皆是转音，故迪攸音近也，释名日：“笛，涤也。”）但见言训我，而忘其训间（《尔雅》言，闲也。即词之闲也）。虽以毛郑之精，犹多误解，何况其余！高邮王氏乔梓、贯通经训，兼及词气，昔聆其“终风”诸说，每为解颐，……恨不能起毛、孔、郑诸儒，共证此快论也。
阮元此处所说的“词气”，即是今日现代汉语语言学所说的“虚词”。阮氏序文虽然言简，然而，从古代汉语学的虚词研究的历史人手，高度肯定了王引之在此方面所做的贡献。而王引之本人在自序中亦说：“自汉以来，说经者宗尚雅训，凡实义所在，既明著之矣，而语词之例，则略而不究，或即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文扦格，而意亦不明。”
王氏所说的“语词”，即今之所说的“虚词”。他在自序中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时说道，他分10卷，列举了160个虚词，以补“前人所未及者”。其所采用的材料是“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可见取材之广泛，远远突破了他的经学研究范围。
依清人钱熙祚《跋》所言，王氏《经传释词》大体从6个方面解析了古代汉语中的虚词现象。第一类是“常语，如与，及也；以，用也之类是也”；第二类是“语助，如《左传》‘其与不然乎？’《国语》‘何辞之与有？’‘与’字无意义之类是也”；第三类是“叹词，如《书》‘已予惟小子。’《诗》‘猗嗟昌兮。’‘已’‘猗’皆叹声之类是也”；第四类“曰发声，如《易》‘于稽其类。’《书》‘於子击石拊石。’‘於’字亦无意义之类是也”；第五类“曰通用，如粤之通越，员之通云之类是也”；第六类“曰别义，如‘与’为‘及’，又为‘以’；‘为’为‘为’，‘为’（去声）为‘谓’。为[此为字当为衍文]如‘以’为‘用’、为‘由’，又为‘谓’、为‘与’、为‘及’、为‘而’之类是也”。
虽然王引之发现了古代汉语中的虚词现象，但他还没有现代汉语的语法观念，故其古汉语虚词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古代汉语虚词现象的列举水平之上，并没有像现代汉语学将虚词分成代词、介词、副词、连词、叹词、助词等门类。在具体的解释过程中，将有些实词虚词化也并不是十分恰当，如章太炎先生在《王伯申新定助词辨》一文中所举例分析的，的确是有待商榷的。而有些虚词有未能涉及，如黄侃《（经传释词）笺释》一文所例举的诸多文字；还有些虚词的解释是错误的，如裴学海在《（经传释词>正误》一文中所分析的个别虚词。尽管如此，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在清代语言学的研究方面仍然为后人提供了新的人文知识，将前此的古代汉语中的虚词问题提高到一个自觉的高度，从而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伴随着西方语言学观念、体系被引人中国的人文学研究领域，王引之的古汉语虚词研究既提供了中国学术传统的内在文化土壤，又在西方语言学的新视野里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天地。正如徐复所论：“近世文法之学盛行，词类区分，虚词辄居其半。代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所分益细，穷极研山几，前途正未可量。甚愿学界同人毋没王氏开创之功，平心以求之，以收相得益彰之效。”
九、保持经学训释传统中的异说
——王引之经学训释思想中的阙疑精神与审慎态度
王引之在经学研究过程中，发现经学传统中于一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而这种不同的说法并没有根据证明孰是孰非。对于这种“两行”（庄子语）现象，王引之持异说并存的开放态度。应当说，这是王引之经学训释思想中的可贵地方，也是清学“实事求是”精神的消极表现形式，即以存疑、阙疑、两可的态度对待异说，为后人进一步训释经义预留学术空间。在《经义述闻》卷三十二“经义不同不可强为之说”条里，王引之这样说道：
转贴于
讲论六艺，稍合同异，名儒之盛事也。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经师之隆轨也。希不齐之说，亦有终不可齐者，作者既有所闻异辞，学者亦弟两存其说，必欲牵就而泯其参差，反致溷毅而失其本指。所谓离之则两美，合之则两伤也”。
王氏对于古代经典中两存之说，举出了26例，以证明两说可以并存的道理。之所以两说可以并存而不可强合为一，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让异说合而为一，因而只好存异，让人们去思考。下举第18例与第25例以证明之。
第18例：“《王制》大祖之庙，谓之始祖之庙，庙之不祧者也。《祭法》祖考庙，谓显考之庙，庙之亲尽则祧者也。此不可强合者也。而解者欲合为一。则以祖考为始祖矣。”
王引之之所以不同意将《王制》与《祭法》中的庙制混而为一，是因为文献不足征。在《经义述闻》卷十六“曰祖考庙”条里，王氏通过详细地考辨，以说明此二说不合强合为一的理由，最后得出这样的审慎结论道：“祭法与王制不同。学者依文解之而阙所疑，可矣。必欲合以为一，则治丝而棼之也。”他批评了晋代王肃《家语·庙制》篇，沿袭郑玄之注，合《祭法》与《王制》的庙制说为一的做法。
第25例：“《左传》夫差杀申胥，在哀十一年。《越语》则在勾践反国之三年，时当哀七年。此不可强合者也，而解者欲合为一，则以宦吴三年而反，为哀五年，加以反后六年，为哀十一年矣。”
对于此条，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卷二十一“四年又一年又一年又一年”条里有详细辩证。王氏认为：《国语》与《左传》“盖记者传闻各异，不可强同”。韦昭注《国语》时强不同以为同，其实缺乏足够的证据。因为“越人行成，在哀元年。宦吴三年而归，哀四年而非五年。纵加反国之六年，亦财十年。其时尚未杀申胥也。况四年反国之明年，再二年，为反国之三年而非六年乎？《越语》之文，本不与《左传》相当，无事规规求合也。”
这种异说并存的审慎态度，即使在今天的历史学、文化学研究过程中，亦应当具有的一种“实事求是”精神。
关键词：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理念
古典文学作为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古典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殿堂中最为璀璨的一部分，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明的文学描写和古人表达思想时的细腻与丰富。要让中学生领略到传统文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就需要当代初中语文教师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理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将传统古典文化的精髓传授给学生。
一、学会正确认识古典文学
1.现如今的中学生都很惧怕古典文学
许多中学生在文言文的课堂上，普遍都具有排斥和厌烦心理。认为古人的东西都是晦涩难懂的。而且年代也十分久远，没有必要进行学习。这样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古典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发展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恒星，是任何文化都无法替代和无法比拟的。
2.转变中学生错误的观点，加深对古典文化的认知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灿烂多姿。一直都是中华儿女为之骄傲的精神港湾。正因为这种古典文化的深度和广度，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当今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越来越喜欢追求新鲜的事物和新鲜的思想，却早已将古典文化忘在脑后。就是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从平时的初中语文古典文化教学中将这种“追根”的思想调动起来，认识到进行古典文化的学习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还能陶冶学生的情操。
二、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古典文学的学习本身就比较难理解
如果还是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会把本身就让学生难以接受的古典文化课堂便得更加不愿接受。所以只有将课堂变得生机勃勃，才能抓住学生的好奇心，保证学习的激情和学习的动力。
2.教师在进行古典文学的教授时，要有一颗不畏艰难险阻的心
教师强硬的知识水平是基础，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才是引导学生学习古典文学的制胜法宝。只有教师将枯燥的课本知识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学生才能更好地接受。
三、将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理念相结合
对于初次接受古典文学的初中生来说，古典文学还是很陌生、很枯燥的。尤其是生涩难懂的文言文更是让课堂中的学生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来。这时就需要教师以一个全新的教学方式将古典文学与现代化相结合。让学生对古典文学不再感到陌生和难懂。比如在进行文言文的讲述时，可以先把文章的背景和涉及的人物事件做一个小小的规划，借助现代多媒体的方式制作教学课件，生动地将文言文转化为现代文，方便学生的学习。这样从一开始就抓住了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对文言文有兴趣，这才是今后学习古典文学作品的重要动力。
当今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古典文学渐渐的失去了兴趣，但又迫于教学安排，去应付考试，拿到学分，致使他们呆在教室如坐针毡，“身在曹营心在汉”。很多学生甚至对古典文学的存在价值都产生了怀疑，质着“:我们花费这么多时间学习古典文学，究竟有何用处?”而教师在举例证明古典文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毫无底气，口是心非。文学变成枯燥的理论课或文学史，文学解读及其能力的教与受脱节，教学目标脱离社会需要……古典文学的教学脱离实际，陷入了重重误区，古典文学教学迫切需要寻找可行的新出路。鉴于不是很乐观的形势，笔者拟探索一下古典文学教学的新策略，以谋古典文学得到一线曙光。
二、深化教学方法的革新
素质教育主要贯穿现代教育的以学生为本即以人为本的理念，教师对学生的价值导向是突出的，主要采用共同探讨、平等研究这种方式，以提供学生对知识、文化和价值观等的比较、思考、鉴别和选择。故教师要突出他的引导作用，把更多的时间与思考交给学生，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兴趣，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固然，万事开头难，但习惯成自然，新事物诞生后需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为人们所接受，那时广大师生便可以共享甘之如醴的教学成果。
三、启发式教学手段的运用
启发式在课改中诞生的一种科学教学法。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运用各种方式“诱导”学生，启发他们的智慧，挖掘他们的智力潜能，以引导他们富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地去学习和掌握新知识，乃至开拓新知识。教师讲解时，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套路：先巧妙提出问题，再激发学生分析问题的兴趣并引爆行动，最后与学生共同求解。
四、转变教学渠道
古典文学的教学不但要始终巩固课程教育的“主角”地位，还要结合课程外的实践，课外实践也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上起先秦，下迄明清，历经五千年多年的发展，包藏万象，底蕴深厚。而我国的艺术和古典文学同根共源，学生将学习艺术同古典文学结合，在实践活动中相得益彰。如学国画的学生可多读陶渊明、王维等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学艺术设计的学生可多读像《红楼梦》等其中有建筑设计描写的作品……这样的话，学生不仅可以从古典文学中获得艺术灵感，还可以加强自身的人文素养，相得益彰。另外举办一些诸如古典诗词配乐表演、开展辩论活动和演绎古典名剧等活动，可更进一步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创新性，寓教于乐，使学生学习更积极，主动加入学习古典文学的洪流中，并使之成为一种校园文化，“润物细无声”，慢慢地其古典文学的人文素质与科学精神都会得到显著提高。五、赋予知识性和趣味性要使古典文学的教学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就要做到：
（一）古典文学知识系统化古典文学一般按体裁编排，由浅入深，并以“史”贯之，以时代顺序为线索讲解作品，逐个朝代介绍，每个朝代都重点介绍其文学发展概况。总之，古典文学的教学要使学生拥有系统的认识，对文学史体系有完整认知。
关键词：大学生古典音乐接受
古典音乐是音乐艺术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构成元素，引导大学生加强对古典音乐的学习，增强大学生对古典音乐的接受意识，能够促进学生音乐艺术素养的培养，为大学生深入学习音乐文化知识奠定基础。因此在高校开展古典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应该针对古典音乐进行系统的分析，并结合大学生的特点和古典音乐教育需求以及教育现状等制定更加科学的教学指导方案，有效提高学生对古典音乐的接受意识，增强古典音乐教育教学实际效果。
一.古典音乐
古典音乐广义上就是已经进行长时间传承和传播具有持久价值的音乐艺术形式，其主要是相对通俗音乐和轻音乐提出的。一般情况下对古典音乐的内涵进行解读，发现其是一种高度关注音乐艺术价值取向和人生意义的音乐形式。在古典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其更追求音乐艺术的语言表现形式、艺术表现手法以及音乐技巧方面的创新，在具体音乐艺术的呈现形态方面具有复杂性和技术性的特征，不仅要求听众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可以形成对音乐艺术的良好感知，还希望听众能够具备敏锐的感受能力，能在欣赏过程中获得相应的审美经验。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由于一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音乐艺术教育，造成大学生对音乐艺术的理解不够深刻，在欣赏古典音乐时也难以感受到其艺术美感，因此对古典音乐的接受度偏低，甚至部分学生对古典音乐的学习存在抵触心理。所以要结合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和古典音乐艺术的发展需求开展古典音乐艺术教学，有效促进大学生古典音乐艺术的接受程度得到明显的提高。
二.大学生对古典音乐艺术的接受现状
针对我国当代大学生对古典音乐艺术的接受情况进行了适当的研究，发现大学生接受古典音乐艺术的程度存在普遍偏低的问题，对学生的实际情况产生了相应的不良影响。结合相关调查数据看大学生对古典音乐艺术的接受现状，发现集中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大学生接受古典音乐的程度不平衡
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同专业的高校大学生对古典音乐艺术的接受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文科学生一般接受程度偏高，理科生对古典音乐艺术的认同感则有所不足[1]。主要原因是学生在欣赏古典音乐时无法理解古典音乐，也不能产生良好的艺术审美感受，造成学生的欣赏体验感严重不足，打消了学生学习和接受古典音乐知识的积极性。
（二）大学生接受古典音乐的主动性不足
一般情况下如果学生喜欢古典音乐并愿意接受古典音乐，就会自觉搜集一些古典音乐加以欣赏，并有意识的从多渠道获取相关音乐素材，尽量创造更多学习古典音乐的机会。但是由于大学生对古典音乐的认同感偏低，对古典音乐学习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大学生一般不会主动获取古典音乐方面的知识和素材，学习古典音乐的过程中出现了被动学习和被动接受的情况，会影响古典音乐接受效果。
（三）大学生接受古典音乐的目的不够明确
科学合理的设置学习目标是引导学生进行有效学习的关键，但是综合分析当前大学生学习和接受古典音乐的情况，发现存在的明显问题是教师没有为学生设置明确的目标，学生学习和接受古典音乐的目的不够明确，甚至部分学生学习古典音乐主要是为了附庸风雅、随波逐流，亦或是为了完成学业，学习古典音乐的目标引导性严重不足，会制约大学生学习古典音乐过程中对古典音乐艺术的认同感，不利于大学生对古典音乐接受程度的逐步提升[2]。
三.有效提高大学生对古典音乐接受程度的建议
在明确分析当前我国大学生古典音乐接受现状的情况下，为了能够促进古典音乐教育作用的发挥，奠定大学生培养工作的基础，新时期在指导大学生学习古典音乐知识的过程中，可以对大学生实施有效的教育指导，改善大学生对古典音乐的认识情况，使大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学习古典音乐方面的知识，为古典音乐教育的落实和大学生广泛接受古典音乐创造良好的条件。具体分析，在高校人才培养工作中，要想循序渐进的提高大学生对古典音乐的接受程度，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进行系统的解读。
（一）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音乐审美观念
从当前大学生古典音乐接受情况的调查研究能够看出，目前大学生不喜欢古典音乐主要是由于大学生无法对古典音乐艺术形成深入的理解，大部分学生表示他们“听不懂”古典音乐，也难以感受到古典音乐的艺术美感[3]。针对这一情况，部分教育研究人员提出古典音乐教学应该转变传统教育中存在的文学化和美术画的倾向，避免使用语言文字的方式向学生呈现古典音乐的内容。换言之，音乐教师应该明确认识到，对古典音乐的理解不能将使用语言文字表述音乐作为标准，而是应该认识到音乐艺术所塑造的形象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在教育实践中要求学生“听懂”古典音乐并使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做法是错误的。所以，在高校教师指导大学生欣赏古典音乐的过程中，必须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在教学实践中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音乐审美观念，在欣赏音乐时能够体悟和感受到古典音乐旋律的形式美，在高低起伏的音乐中获得情感共鸣，进而增强学生的音乐欣赏体验感。如此，学生在欣赏古典音乐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古典音乐的艺术美感，学生对古典音乐的认同感必然会明显的增强，其接受古典音乐的程度也会有所提升。
（二）开设专门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
公共艺术教育课程是提升学生文化艺术接受能力的重要课程，高校针对学生古典音乐接受程度偏低的情况，应该有针对性的开设专门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对学生实施相应的公共艺术教育指导，并为学生提供参与艺术选修课程的机会，有效对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加以强化。在开设专门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后，为了保障课程教学作用的系统发挥，还应该注意加强对课程的管理，从课程教学目标的设置、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到课程考核评价，都应该按照人才培养工作的实际需求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并且积极选择业务能力强、教学水平高的音乐教师对学生实施古典音乐教育，增强古典音乐教育教学的趣味性和有效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能够基于公共艺术教育相关课程的学习主动参与到古典音乐课程的学习方面，增强对古典音乐的接受程度，为学生音乐艺术修养的培养奠定基础[4]。
（三）积极组件丰富多彩的学生艺术社团
在学生艺术社团中宣传古典音乐并组织学生加强对古典音乐的学习和接受也是提高学生接受程度的重要方法。在高校针对本校学生开展音乐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可以结合古典音乐接受需求适当的开设管弦乐团、合唱乐团等，并将古典音乐艺术作为核心组织学生参与排练和演出活动，借助古典音乐艺术活动对大学生的课余生活加以丰富，有效提升大学生的人文艺术修养[5]。同时，在艺术社团中，结合教师的指导也可以有意识的让社团中的学生加强对古典音乐的学习和了解，并适当的组织学生结合现代音乐艺术理念对古典音乐进行合理的应用，创编新的音乐艺术形式。如此，高校大学生就能够形成对古典音乐文化的深入认识和理解，拉近学生与古典音乐艺术的距离，增强学生自主接受和自主学习古典音乐方面知识的意识。
（四）积极营造轻松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会发挥出文化熏陶和环境影响的作用，增强学生对古典音乐文化艺术的认同感，促进大学生古典音乐文化艺术的接受程度得到明显的提升。在具体将古典音乐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学校可以积极组织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并且长期将古今中外的古典音乐艺术引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并适当的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学生以古典音乐艺术为核心进行适当的沟通和交流，有效加深学生对古典音乐艺术的认识和理解，逐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6]。此外，在将古典音乐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学校可以适当的邀请相关专家和学者到学校中开展讲座活动和表演活动，让学生能够与古典音乐艺术文化进行直接接触，在和谐的校园音乐艺术文化氛围中接受相应的熏陶，进而改善学生对古典音乐的认识情况，促进学生对古典音乐艺术文化的学习，进而真正发挥出古典音乐艺术文化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的作用，为将高校大学生打造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综上所述，古典音乐是人类音乐艺术文化体系发展过程中得以良好传承的精髓和经典内容，在高校大学生人才培养工作中，加强对古典音乐的重视，提升大学生的音乐审美品味，能够有效提高大学生的人文艺术修养，为大学生的未来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结合当前大学生古典音乐接受现状，应该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让大学生在学习和探索过程中能够真正感受到古典音乐的艺术魅力，进而增强大学生对古典音乐的认同感，有效增强古典音乐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1]戚昭君,姜力宾.当代大学生对古典音乐接受现状的探析[J].黄河之声,2017(19):60-60.
[2]胡爽.浅谈西方古典音乐与幼儿多元发展[J].北方音乐,2016,36(9):132-132.
[3]张乐心.贝多芬在中国--西方古典音乐接受问题个案研究[J].音乐传播,2016(3):123-123.
[4]王樱朴.浅谈电视文艺晚会中古典音乐的“流行化”改编--以《最忆是杭州--G20杭州峰会文艺晚会》为例[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12):81-82.
【关键词】小学语文 古典诗文阅读 教学方法 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7.03.014
古典诗文是古代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古人表达情感的特殊方式，通^古典诗文的阅读与体会，学生能够不断的润色其积累的文化知识，提高其自身的文化涵养，继而在小学阶段就能够优化其自身的情感表达能力。如何开展好小学古典诗文阅读教学，对于学生的成长、文化知识积累的优化以及整体素养的提升都有着显著的意义。而现阶段，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小学古典诗文的教学仍然停留在背诵与诗句填充阶段，其实际的有效教学效果并没能给完全的发挥出来。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应当继续探究实际的教学方法，在有限的时间内优化古典诗文的教学工作，继而以古典诗文教学效果的提升推动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整体优化。
一、现阶段小学古典诗文阅读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文章在本节首先结合实际的教学经验以及班级学生的学习情况，对现阶段，小学语文古典诗文阅读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梳理，以实际情况为参考，对其进一步优化的空间进行探究，继而为小学语文古典诗文教学效果的提升提供必要的参考。
（一）古典诗文阅读教学只重视内容记忆，忽略阅读方法教学
小学阶段课程的教学除了要保障学生能够进行有效的知识积累外，还要应对小学升初中的升学压力，因此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教师往往会出现急功近利的想法，以机械化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进行被动记忆，进而应对基本的考试竞争。在这种前提下，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古诗文阅读的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快速对文章的内容进行介绍，并让学生对文章进行“把握”，牢记古诗文的写作背景，主要的含义并提出可能的考试习题，让学生进行机械化训练。通过这种教学方法，学生虽然能够对某一古诗文有所了解，但是对于古诗文的阅读方法仍然没能有效的掌握，而且也无法深入的了解文章的真正的内涵，因此对于后期的古诗文学习没有帮助，整个课程的教学效果也未能体现出来。
（二）学生准备不充分，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不强
在古诗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由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差异，很多单词、表现的手法以及特定环境下表达的情感都无法直接的理解，这是古诗文阅读的一个难点内容，是课堂教学效率提升的重大障碍。而教师很少在教学之前提前为学生指明预习的重点，学生课程学习准备不充分，在古诗文阅读的过程中无法根据自己的学习需求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的问题，课堂中师生互动不强，教师机械化的讲授，学生被动式的记忆。整个课程的教学效率大大下降，而学生在古诗文阅读的过程中也很难获得更大的收获。
（三）知识积累死板，教学效果未能最大化
古人对于情感的表达有很多独到之处，不少名言佳句，不少的词汇在现代仍然是文章润色的重要推手。小学语文教学同样讲究知识的活学活用，但是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以及机械化教学方法的影响下，学生很难真正的体会古诗文的精髓，继而也无法对古诗文中出现的名词佳句进行活学活用，整个知识的积累更多的是为了应对考试，而知识的应用无法实现，教学效果没有最大化。
二、小学古典诗文阅读教学方法优化对策
结合前期的分析，现阶段，在小学古典诗文教学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教学内容不全面、师生互动性不强，知识应用不突出等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古典诗文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升，也阻碍了小学语文整体教学效果的提高。因此文章结合实际的教学经验与先期分析，对小学古典诗文阅读教学方法优化的对策进行探究。
（一）积极采用习题引导法，优化学生的预习工作
习题引导法讲求教师通过针对性的习题来指导学生的预习工作，继而提升学生预习的针对性以及效率，为课堂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必要的准备。例如在《伯牙绝弦》这篇文章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为了能够让学生提前了解相关词汇，并体会文章的意思，可以为学生布置借助古汉语词典查询“善”、“志在高山”、“谓”等词汇的含义的习题作业，并让学生通过网络查询“知音”典故得由来，继而通过这些先期的作业让学生借助工具书与网络工作，做好完善的准备工作。在文章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就能够根据学生的回答来直接纠正学生的错误，并有针对性的进行讲解，整个课堂的教学效率得到提升，教学的针对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二）以课堂为载体，以小组互动为方法提升学生在古典诗文阅读过程中的主动性
通过先期的准备，学生参与课堂的能力提升，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尝试以课堂为载体，以小组互动为方法，提升学生参与古诗文阅读过程主动性，继而指导学生学习古诗文的相关方法，拓展整个课程的教学效果。例如《伯牙绝弦》、《两小儿辩日》的教学，教师可以在学生有效阅读的基础上，组织学生分小组讨论，“说一说你小小感悟”，并让学生自己总结，在班级课堂上进行发言交流，必要时候还可以结合文章主题，开展小小辩论会。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够对古典诗文内容有所了解，并能够对总结文章主旨的方法有所掌握。
（三）将作文课与古典诗文阅读相对接，提升学生表达能力
作文课与古典诗文阅读相对接，不仅可以为作文的写作提供名言佳句的素材与模仿对象，更可以为学生写作提供直接的情感切入。如景色赞美、爱国爱家等，在名言佳句的烘托下，在学生感悟与思维的拓展下，学生情感的表达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优化，而情感的丰富性、生动性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关键词：舞蹈艺术；中国古典舞；文化修养
中图分类号： 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8-0089-02
我国的舞蹈艺术能否健康的发展，能否跻身国际民族之林，取得与文明古国相称的声誉，能否体现振兴民族文化的精神，这些要求取决于舞蹈教育。舞蹈教育所培养的和向社会输送的人才，不仅能够体现出舞蹈教育的方针，也直接影响到舞蹈艺术的审美思潮和艺术取向。而舞蹈教育的资质水平又将取决于教师队伍的资质水平，所谓办学理念，直接体现于教师的教学理念。因此，如何关注舞蹈教师的资质，将直接关系到舞蹈艺术发展。
在舞蹈艺术的各门类中，民族艺术学科――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与从外国引进的芭蕾舞、现代舞等学科又有所不同。民族艺术的意义是在于代表民族，体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也就是民族的审美智慧和民族的创造才能。因此，民族学科的教学和教师又肩负着弘扬民族文化的职责。本文所思考和探讨的，便是中国古典舞教师文化修养的问题。
一、古典舞的艺术定位
中国古典舞作为民族艺术门类的一种，对于民族的凝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有着灿烂悠久的舞蹈文明史，它是中国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典舞不是历史上某些舞蹈当时已有的名称，和古典哲学、古典文学、古典艺术一样，是后人认为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某些哲学、文学、艺术作品，具有典范性和代表性而给予的名称，而且是若干种哲学、文学、艺术作品的总称。在现代社会都不去搞现代舞还要继续保留古典舞，就是因为古典舞是传统文化，是历史文化，是我们祖先经过了几千年所创造的艺术，代表着我们民族的智慧，是中华民族艺术审美的古代传统。
首先要明确古典与古代的关系。所有的古典艺术都是形成于古代，是历史的产物。有的流传了下来比如：文学、诗歌、绘画、建筑、工艺等。有的只有一些资料，没有鲜活的流传下来比如：音乐、舞蹈。因此，把握古典的形式、风格只能进行继承和研究。其次当代古典舞是今人编创的，而编创的根基是历史、是传流、是古代。“知”而后变，要想达到这种境界必须有坚实的历史材料和对材料做社会科学性质的研究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古典舞的形式和审美方向的问题，才能把握民族的特色。古典舞是形成于古代的舞蹈，我们常说“传统”，传统是历史的积累，是经过一代一代古人长期的继承和创造，才凝定为若干种艺术形式，并从那些艺术形式当中体现出艺术的规范性和美学传统。因此，古典舞与古代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二、是定位为文化形态，还是定位为技术技法系统
文化是审美的基础，审美观是艺术必须解决的核心，作为审美基础的文化不同种族、民族，以及地域的差异，及其特征和个性，没有特色的个性，民族就难以存在，中国古典舞也是如此。不同的民族艺术，具体表现在形式、风格的不同，形式由舞姿造型和活动的流动连接的方式构成。而形式所体现的风格――即艺术韵味，则密切联系着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诸多方面因素，即意识形态。中国古典舞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必须有独具的形式、风格、技法，不能把其他舞种借过来代用，代用就是说明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的“面目”什么。
任何一种艺术技法都是根于一定历史和文化，又无一例外都有继承性――也就是“来路”。艺术是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个组成部分。牢记这一点或者甩开不管都无法改变这个科学论定。因此舞蹈作为一门艺术不可能没有思想、没观点、没立场、没取向。不同的形式、风格产生不同的技能、技法，艺术的形式、风格没有统一的审美标准，艺术的技能技法也就没有统一的评判尺度。不同的文化的形态决定着舞蹈的技能技法，作为古典舞不能只注重技能技法体系，而是要将古典舞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看待。技能技法是为古典舞的审美取向而服务的，而古典舞要想达到所要求的审美取向就必须依靠技能技法，这两者是互相依存的。
三、作为一名合格的古典舞教师的责任，自身所应具备的文化素质及修养
以上这些观点直接牵扯到教学上，从教学出发认清古典舞今后所要走的道路是作为一名从事古典舞事业的教育者的责任，教师的任务就是通过教学演绎，引导学生认识、理解艺术形式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学习并掌握中国古典舞蹈文化发展的历史，了解本土文化的发展提高学生的民族意识。这就要求古典舞教师自身对古典舞的感情和审美倾向一定要清楚，这是从事古典舞事业的教师们所必修的课程。如果一个教师在教学上只保留在形式的把握，不能提高到文化的教学程度。那么，课堂教学就将脱离文化而成为单纯的技能、技法教学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旧的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我们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照搬硬套、墨守成规上，教师的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创造力十分的缺乏，这将直接影响到古典舞今后的发展。那么作为一名大学古典舞教师所应该具备哪些文化修养呢？
（一）必须了解古典舞、了解中国古典舞性质的由来
所谓古典舞主要是指历史上为贵族服务的宫廷舞蹈；被宗教利用成为一种祭祀形式的宗教舞蹈；或者曾经走上政治舞台，是在专业化、职业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古代舞蹈形式。这些虽然是古代民间舞的加工、发展，但与自娱性有节令、地域和物质条件限制的民间舞蹈有所不同，它是具有吸收、融会不同民族、地域外舞蹈的优越条件并且是在贵族文化、宗教意识或者是在广泛的――不限于一个地区的欣赏趣味影响下发展、提高起来的。形式比较完整、严密，表演、技巧也高于民间的水平和成就，对历史上的舞蹈文化有一定的概括性和代表性。因此，作为一名古典舞教师必须了解中国典舞的含义，明确自己的教学目标，体现特色，突出特色，培养决定古典舞形式所需要的技术能力。了解中国古典舞的风格、审美取向，将技术技能与文化形态联系起来，真正达到技能技法的教学目的和任务。
（二）必须有热爱这样文化的感情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在这五千多年里，舞蹈一直占领着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说舞蹈的发展也是很积极的，它是每个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等各项有关于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作为一名当代古典舞教师我们不但要了解现代舞蹈发展的状况而且也要对古代的舞蹈发展状况有所了解，这是必须的。我们要随时赶上时代的潮流不被时代所淘汰，推陈出新是教师们所肩负的重任。但是推陈出新并不代表将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舞蹈历史遗忘，正好恰恰相反，将中国舞蹈的精髓展现在世人面前是作为一名中国古典舞教师所应该赶上的潮流，这也是使命。必须回溯历史、回溯古代了解古代舞蹈发展的脉络，搜寻古代舞蹈资讯，并尽可能的多学点各个层面的中国文化，卑能最大限度的体现我们祖先在这门艺术所创造的美，也就是我们民族的智慧。要想去了解这些，必须通过自身内心达到对中国古典舞事业的热爱与关注，这样才能将所了解的慢慢吸收到自身的脑海中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
（三）必须具备哲学、历史、民族、宗教、习俗的艺术多种文化基础知识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说：“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作为一名古典舞老师尤其是大学教师要学会不断的去探索，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时代已经不再允许那些墨守成规的、老套的、没有内涵的垃圾艺术存在了。“创新”是我们已经不可逃避的事实，要想创新必须从自身的文化修养作为起点，不断的充实自己使内涵变的丰富起来。作为教师的任务不光是只是进进课堂，对学生进行肢体上的训练，另一方面还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教育引导学生的审美取向和审美情趣，使学生变的博学，不能让学生只局限在舞蹈的技能、技法上。如此看来要想做到这一点教师们必须先从自身作起，教师应该所懂得的是除去教材本身以外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就是中国古典舞的审美取向和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了解。这样一来只有自己懂的多了才能去教学生、引导学生，才在学生面前有说服力而且这也可以帮助教师自身在中国古典舞上不断的创新。哲学、历史、民族、宗教、习俗、绘画、建筑、等等的这些历史文化都是与舞蹈相联接的，灵感不是随时随地就有，文化的积累相当重要，只有两者相互的配合才能创作出更好好的艺术作品。还有的就是现在学习舞蹈的学生专业水平越来越高，可能在某些方面教师和学生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或出现教师落后于学生的现象。面对这些种种的压力，必须促使教师们时时刻刻保持强烈的求知欲，不断的丰富自身的文化修养，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不断的探索舞蹈教育领域的未知世界。
（四）古典舞教师自身文化的重要性，这关系到古典舞事业今后的发展
舞蹈艺术人才的培养――不菲是表演、教育、编创，在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教师们一定要在技能、技术培养的同时进行艺术思想教育，如果不把爱国主义情操，热爱民族文化传统的感情培植起来，不把“武装头脑”作为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去抓，就很难体现民族艺术的价值和意义。现在在教学中有很多老师只懂得硬搬乱套，只懂得照着已经编好的教材进行教学，在课堂上对学生只是进行单一的技能技术的训练，更何况自己动脑子去学习其他的艺术各类知识了。对学生们所提出的有关于专业上的知识更是避而不答，因为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作为一名古典舞教师首先自身就不具备舞蹈教学的能力又如何去教学生呢？尤其是现在西方的现代舞对中国舞蹈的入侵，如果作为一名古典舞老师对中国古典舞蹈没有坚定的信念那么她所教出来的学生也很有可能被同化。
教师是全方位给予学生成长的指路人，学生最终的好与坏，一方面是学生自身对自己的把握，另一个方面就是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教师们也是从学生时代慢慢成长起来的，所以应该了解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应该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教师需要永远的站在时代的前头，永远站在知识的前头，如果教师落后了，我们就可想他教授的学生，损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和教育法，不仅能传授专业知识解惑释疑，而且能探索研究掌握现代教育理论，把握教育教学规律。种种的这些更是证明了教师的文化修养是多么的重要，也更是对从事古典舞教育事业的教师们所提出的要求。
古典舞要想求发展必须依靠强大的教师队伍，就象汉唐古典舞它就是在一些优秀老师的带领下发展起来的。开设这个专业并不是说要回到汉代、唐代，更重要的是面对祖先留给我们丰富的传统舞蹈文化遗产呼唤如何把它更好的保护和发扬。这也正是古典舞今后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发展的一个方向，只有这样民族的自豪感，民族的凝聚力才不能被磨灭。所以作为一名古典舞教师任务是艰巨的，我们不能保守，必须创新。对于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应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的千锤百炼，闪烁出光辉的异彩。
四、结语
中国古典舞要想跻身于国际民族之林就必须有优秀的教育人才，这是时代的发展、艺术的发展、舞蹈的发展所要求的。作为一名中国古典舞教师，自身必须对古典舞有所了解，了解古典舞的审美取向以及艺术价值。明白教学目的，将技能技法与舞蹈的意识形态和艺术韵味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在教学上一定要把古典舞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看待。作为学习舞蹈专业的学生更是渴望的需要优秀的专业老师，多教给他们更多的舞蹈知识来引导他们的审美取向。这些种种的要求便促使古典舞教师一定要不断的探索、寻求个方面的知识不断的为自己充电，不断的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培养正确的审美情操。这不但是为了自己也更是关系到整个古典舞今后的发展方向。所以说，在古典舞的发展需要优秀的教师，而优秀的教师需要更多全方位的艺术知识和文化知识，来充实自身的文化修养。
我国的舞蹈艺术能否健康的发展，能否跻身国际民族之林，取得与文明古国相称的声誉，能否体现振兴民族文化的精神，这些要求取决于舞蹈教育。舞蹈教育所培养的和向社会输送的人才，不仅能够体现出舞蹈教育的方针，也直接影响到舞蹈艺术的审美思潮和艺术取向。而舞蹈教育的资质水平又将取决于教师队伍的资质水平，所谓办学理念，直接体现于教师的教学理念。因此，如何关注舞蹈教师的资质，将直接关系到舞蹈艺术发展。
在舞蹈艺术的各门类中，民族艺术学科――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与从外国引进的芭蕾舞、现代舞等学科又有所不同。民族艺术的意义是在于代表民族，体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也就是民族的审美智慧和民族的创造才能。因此，民族学科的教学和教师又肩负着弘扬民族文化的职责。本文所思考和探讨的，便是中国古典舞教师文化修养的问题。
一、古典舞的艺术定位
中国古典舞作为民族艺术门类的一种，对于民族的凝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有着灿烂悠久的舞蹈文明史，它是中国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典舞不是历史上某些舞蹈当时已有的名称，和古典哲学、古典文学、古典艺术一样，是后人认为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某些哲学、文学、艺术作品，具有典范性和代表性而给予的名称，而且是若干种哲学、文学、艺术作品的总称。在现代社会都不去搞现代舞还要继续保留古典舞，就是因为古典舞是传统文化，是历史文化，是我们祖先经过了几千年所创造的艺术，代表着我们民族的智慧，是中华民族艺术审美的古代传统。
首先要明确古典与古代的关系。所有的古典艺术都是形成于古代，是历史的产物。有的流传了下来比如：文学、诗歌、绘画、建筑、工艺等。有的只有一些资料，没有鲜活的流传下来比如：音乐、舞蹈。因此，把握古典的形式、风格只能进行继承和研究。其次当代古典舞是今人编创的，而编创的根基是历史、是传流、是古代。“知”而后变，要想达到这种境界必须有坚实的历史材料和对材料做社会科学性质的研究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古典舞的形式和审美方向的问题，才能把握民族的特色。古典舞是形成于古代的舞蹈，我们常说“传统”，传统是历史的积累，是经过一代一代古人长期的继承和创造，才凝定为若干种艺术形式，并从那些艺术形式当中体现出艺术的规范性和美学传统。因此，古典舞与古代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二、是定位为文化形态，还是定位为技术技法系统
文化是审美的基础，审美观是艺术必须解决的核心，作为审美基础的文化不同种族、民族，以及地域的差异，及其特征和个性，没有特色的个性，民族就难以存在，中国古典舞也是如此。不同的民族艺术，具体表现在形式、风格的不同，形式由舞姿造型和活动的流动连接的方式构成。而形式所体现的风格――即艺术韵味，则密切联系着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诸多方面因素，即意识形态。中国古典舞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必须有独具的形式、风格、技法，不能把其他舞种借过来代用，代用就是说明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的“面目”什么。
任何一种艺术技法都是根于一定历史和文化，又无一例外都有继承性――也就是“来路”。艺术是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个组成部分。牢记这一点或者甩开不管都无法改变这个科学论定。因此舞蹈作为一门艺术不可能没有思想、没观点、没立场、没取向。不同的形式、风格产生不同的技能、技法，艺术的形式、风格没有统一的审美标准，艺术的技能技法也就没有统一的评判尺度。不同的文化的形态决定着舞蹈的技能技法，作为古典舞不能只注重技能技法体系，而是要将古典舞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看待。技能技法是为古典舞的审美取向而服务的，而古典舞要想达到所要求的审美取向就必须依靠技能技法，这两者是互相依存的。
三、作为一名合格的古典舞教师的责任，自身所应具备的文化素质及修养
以上这些观点直接牵扯到教学上，从教学出发认清古典舞今后所要走的道路是作为一名从事古典舞事业的教育者的责任，教师的任务就是通过教学演绎，引导学生认识、理解艺术形式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学习并掌握中国古典舞蹈文化发展的历史，了解本土文化的发展提高学生的民族意识。这就要求古典舞教师自身对古典舞的感情和审美倾向一定要清楚，这是从事古典舞事业的教师们所必修的课程。如果一个教师在教学上只保留在形式的把握，不能提高到文化的教学程度。那么，课堂教学就将脱离文化而成为单纯的技能、技法教学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旧的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我们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照搬硬套、墨守成规上，教师的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创造力十分的缺乏，这将直接影响到古典舞今后的发展。那么作为一名大学古典舞教师所应该具备哪些文化修养呢？
（一）必须了解古典舞、了解中国古典舞性质的由来
所谓古典舞主要是指历史上为贵族服务的宫廷舞蹈；被宗教利用成为一种祭祀形式的宗教舞蹈；或者曾经走上政治舞台，是在专业化、职业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古代舞蹈形式。这些虽然是古代民间舞的加工、发展，但与自娱性有节令、地域和物质条件限制的民间舞蹈有所不同，它是具有吸收、融会不同民族、地域外舞蹈的优越条件并且是在贵族文化、宗教意识或者是在广泛的――不限于一个地区的欣赏趣味影响下发展、提高起来的。形式比较完整、严密，表演、技巧也高于民间的水平和成就，对历史上的舞蹈文化有一定的概括性和代表性。因此，作为一名古典舞教师必须了解中国典舞的含义，明确自己的教学目标，体现特色，突出特色，培养决定古典舞形式所需要的技术能力。了解中国古典舞的风格、审美取向，将技术技能与文化形态联系起来，真正达到技能技法的教学目的和任务。
（二）必须有热爱这样文化的感情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在这五千多年里，舞蹈一直占领着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说舞蹈的发展也是很积极的，它是每个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等各项有关于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作为一名当代古典舞教师我们不但要了解现代舞蹈发展的状况而且也要对古代的舞蹈发展状况有所了解，这是必须的。我们要随时赶上时代的潮流不被时代所淘汰，推陈出新是教师们所肩负的重任。但是推陈出新并不代表将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舞蹈历史遗忘，正好恰恰相反，将中国舞蹈的精髓展现在世人面前是作为一名中国古典舞教师所应该赶上的潮流，这也是使命。必须回溯历史、回溯古代了解古代舞蹈发展的脉络，搜寻古代舞蹈资讯，并尽可能的多学点各个层面的中国文化，卑能最大限度的体现我们祖先在这门艺术所创造的美，也就是我们民族的智慧。要想去了解这些，必须通过自身内心达到对中国古典舞事业的热爱与关注，这样才能将所了解的慢慢吸收到自身的脑海中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
（三）必须具备哲学、历史、民族、宗教、习俗的艺术多种文化基础知识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说：“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作为一名古典舞老师尤其是大学教师要学会不断的去探索，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时代已经不再允许那些墨守成规的、老套的、没有内涵的垃圾艺术存在了。“创新”是我们已经不可逃避的事实，要想创新必须从自身的文化修养作为起点，不断的充实自己使内涵变的丰富起来。作为教师的任务不光是只是进进课堂，对学生进行肢体上的训练，另一方面还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教育引导学生的审美取向和审美情趣，使学生变的博学，不能让学生只局限在舞蹈的技能、技法上。如此看来要想做到这一点教师们必须先从自身作起，教师应该所懂得的是除去教材本身以外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就是中国古典舞的审美取向和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了解。这样一来只有自己懂的多了才能去教学生、引导学生，才在学生面前有说服力而且这也可以帮助教师自身在中国古典舞上不断的创新。哲学、历史、民族、宗教、习俗、绘画、建筑、等等的这些历史文化都是与舞蹈相联接的，灵感不是随时随地就有，文化的积累相当重要，只有两者相互的配合才能创作出更好好的艺术作品。还有的就是现在学习舞蹈的学生专业水平越来越高，可能在某些方面教师和学生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或出现教师落后于学生的现象。面对这些种种的压力，必须促使教师们时时刻刻保持强烈的求知欲，不断的丰富自身的文化修养，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不断的探索舞蹈教育领域的未知世界。
（四）古典舞教师自身文化的重要性，这关系到古典舞事业今后的发展
舞蹈艺术人才的培养――不菲是表演、教育、编创，在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教师们一定要在技能、技术培养的同时进行艺术思想教育，如果不把爱国主义情操，热爱民族文化传统的感情培植起来，不把“武装头脑”作为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去抓，就很难体现民族艺术的价值和意义。现在在教学中有很多老师只懂得硬搬乱套，只懂得照着已经编好的教材进行教学，在课堂上对学生只是进行单一的技能技术的训练，更何况自己动脑子去学习其他的艺术各类知识了。对学生们所提出的有关于专业上的知识更是避而不答，因为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作为一名古典舞教师首先自身就不具备舞蹈教学的能力又如何去教学生呢？尤其是现在西方的现代舞对中国舞蹈的入侵，如果作为一名古典舞老师对中国古典舞蹈没有坚定的信念那么她所教出来的学生也很有可能被同化。
教师是全方位给予学生成长的指路人，学生最终的好与坏，一方面是学生自身对自己的把握，另一个方面就是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教师们也是从学生时代慢慢成长起来的，所以应该了解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应该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教师需要永远的站在时代的前头，永远站在知识的前头，如果教师落后了，我们就可想他教授的学生，损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和教育法，不仅能传授专业知识解惑释疑，而且能探索研究掌握现代教育理论，把握教育教学规律。种种的这些更是证明了教师的文化修养是多么的重要，也更是对从事古典舞教育事业的教师们所提出的要求。
古典舞要想求发展必须依靠强大的教师队伍，就象汉唐古典舞它就是在一些优秀老师的带领下发展起来的。开设这个专业并不是说要回到汉代、唐代，更重要的是面对祖先留给我们丰富的传统舞蹈文化遗产呼唤如何把它更好的保护和发扬。这也正是古典舞今后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发展的一个方向，只有这样民族的自豪感，民族的凝聚力才不能被磨灭。所以作为一名古典舞教师任务是艰巨的，我们不能保守，必须创新。对于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应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的千锤百炼，闪烁出光辉的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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