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或许是“百年一遇”的次贷危机，现有的危机理论正在经历着危机本身的无情拷问。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这个逻辑包括以下要点：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 “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那么，马克思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经受得住现实的拷问吗？
次贷危机的病灶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这样，一个马克思的逻辑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其实，以马克思的逻辑看来，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与当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区别在于：在古典危机中，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溃；而在当代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寅吃卯粮”）。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1929年的大危机暴露出了资本的生存链条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重缺陷，从而导致了凯恩斯革命；当下的次贷危机则进一步告诉人们，用“透支消费”同样不能根治“有效需求不足”，在资本统治的制度框架内，任何举措都不可能根除生产过剩危机。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否定资本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而是要说明：由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因此，仅用“风险-监管”的分析框架，已经很难对其做出本质上的把握。
基于次贷危机的教训，经济学界的专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呼吁：“加强监管”、“不能实行没有监管的金融自由化”，等等。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种呼吁当然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能仅止于此：实行监管当然能够缓解危机、延迟危机的爆发，问题在于，即便实行了有效的监管，市场经济是否就能从此真正告别“危机”或“周期”呢？如果我们对危机的反思能够做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追问”的话，那么可以预计，类似次贷危机的灾难今后肯定还会发生，而且，在虚拟经济严重超越真实经济的大环境下，这种危机将会越来越频繁。（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常务副总编、研究员、博导）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8-0044-05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也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较大冲击。但我国的经济衰退不是始于金融领域，而是始于实体经济主要是出口经济领域。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低利率、低汇率、低要素价格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积极融入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但是它们大多只充当了低层次的供应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广东和浙江一带的中小企业纷纷关门，掀起了一轮中小企业“倒闭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而仅2008年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2008年底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企业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导致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企业倒闭就将导致87.5万人失业，而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反映中国经济总体状况的GDP增速下滑，对外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工业生产增速持续减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下降，财政收入不容乐观。而来自典型行业的报告更表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十分明显。如2008年10月初的钢铁行业的报告称，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钢材需求较大的实体经济部门，如房地产行业、造船行业、汽车行业等都造成了巨大影响。110
当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包括金融体制，没有完全融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当中，故我国不会陷入美国那样的深重危机之中。我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我国的金融衍生品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泛滥，因而我国金融体系所受到的影响不会很重。而且，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资本主义那样的基本矛盾，不存在产生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人们有时会提到，20世纪30年代美、德等经济大萧条年代，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竟未受冲击，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造成不小的冲击呢?这是因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外情况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不同。首先，当时还没有发展到经济全球一体化，苏联经济没有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中，所以苏联当时没有我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和两大市场体系。而我国随着扩大对外开放，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当中。其次，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中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目前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其防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远不如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在大幅度降低，这会削弱我国防范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
关于走出这次危机的出路，不少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世界银行代表佩雷拉·达·希尔瓦说：“最后的可能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终结，或是建立一种更加有调节的资本主义。”著名学者何明认为，走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惟一出路是摆脱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惟一的结论是走向社会主义。本文提出了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四点思考。
首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抵制和消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有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让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又“起死回生”一样，这次危机也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终结，但可以说是美国原有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也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中外学者进一步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可以说，正是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不断积累与激化，导致危机的爆发。美国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也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市场本身可以自我调节；认为这种教条造成了当前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以及反对国家干预，决不是我国改革的方向。当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市场运作去解决这次金融危机，必须靠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投资，目前“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保稳定”的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其次，要重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无序扩张；否则，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越远，产生的泡沫就越大，泡沫也就越易破裂，而破裂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就越大。要知道，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可能变成投机经济，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美国近年来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一种值得汲取的教训。
再次，要减少我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应主要依靠扩大消费需求，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不仅有助于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最终需求，消费增长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受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国首当其冲的是南方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正是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导致的消极后果。日本也是出口大国，其外贸依存度不过20％左右，而我国2004年曾高达70％，但197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只有5％。这表明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过快，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最后，要防止金融与经济危机危害的继续扩大，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但如果缺少有效监管。原来作为分散风险的链条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因此，我们既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又要重视加强对其有效监管，处理好信贷、货币供应与信用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既要避免简单地模仿当今西方国家最前沿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又要结合我国自身特点进行金融创新，正确处理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金融事业发展成功与否，不能只看金融自身的单项指标，还应看经济社会是否稳定增长与发展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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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 企业 、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现代 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 工业 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 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 科学 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规律 ，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危机；集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1.00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它兴起并形成于1970—1980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学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生态学的角度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描绘了一幅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画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人类提供了一条用理性的集体主义而非国家主义来化解人类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现实途径。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内容已经十分丰富，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学理联系尚无人论及，本文拟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集体主义结合起来，从人类层面上提升集体主义的价值功能，并尝试揭示集体主义的普适价值。
一、资本主义双重危机及其根源分析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双重危机论”
1850年代，马克思一直注视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并十分重视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日益尖锐的产物，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最终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后来，资本主义采取福利政策，并且运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世界表现出来的经济滞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11—2012年美国的债务风险及欧洲债务危机等，再次证明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
1990年代，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之上，结合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摒弃“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的观点，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认识——“双重危机论”，即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着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奥康纳认为，必须对马克思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并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重新解释，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阐述中自然界内部的生态联系和它们对生产协作的影响被相对地忽视了。所以，资本主义不仅存在第一重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存在第二重矛盾，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第一重矛盾导致了经济危机，第二重矛盾导致了生态危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奥康纳提出了三种类型的生产条件：外在的物质条件、生产的个人条件、生产的公共条件。生产条件的供给不是无限的，资本主义不能突破生产条件供应方面的瓶颈，如果自然资源、劳动力、基础设施的成本明显增长，就会遭遇第二重矛盾。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危机会导致生态危机，而生态问题及其社会反应又会导致经济危机，两种危机相互影响。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
关于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高潮时期（1980—1990年代初）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莱易斯（Leiss William）、本·阿格尔（Bne Agger）、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etr）都作了相关分析，其中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首先，人的主观因素引发了生态危机。如加拿大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威廉·莱易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确立于文艺复兴运动的“控制自然”的观念颂扬人的力量，使人们失去了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人们产生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对自然‘奥秘’和‘效用’的迷恋和一种要识破它们以获得力量和财富的渴望”[1]（P35），最终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加拿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认为，消费观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2]。资本主义大力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忽视了地球生态系统资源的有限性，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加剧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法国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认为，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狂热也是引发生态危机的一个原因，这种狂热的经济理性必然破坏生态环境并加剧自然资源的匮乏。这些分析表明，人们的生存观念和生活理念等主观因素是生态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
其次，社会的客观因素引发了生态危机。高兹认为，不同的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同，如资本主义的核技术带来了核事故、核污染、核垃圾等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属于后工业社会的技术如太阳能、风力、地热等则安全清洁而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因此它们具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的基本矛盾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从生态的角度讲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性。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则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目标不是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是追逐利润的增长，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来组织生产，这种追求资本短期回报而忽视中长期总体规划的生产方式必然超过环境的承载极限，最终引发生态危机。总之，这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消费观、资本主义的技术理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等因素是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3年
第1期 赵壮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集体主义价值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集体主义路径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了生态危机理论，他们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探求了生态危机的化解之道，其解决方案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不是个人主义的而是集体主义的。
莱易斯主张从更新观念入手来重新定位“控制自然”，把它理解为将人的欲望的非理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1]（P168）。阿格尔也主张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的消费观来更新人们的需求观、消费观和价值观。这些新的需求观、消费观和价值观的伦理思想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而是旨在人类的生存发展，因此具有人类集体主义的价值倾向。阿格尔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政治战略，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既能满足个人需要，又能保护生态环境，是一种和谐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高兹和奥康纳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化解生态危机，保护生态的最佳选择是生态社会主义。他们主张复活社会主义的理念，在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与生态运动的结合，最终走向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自我约束的、节俭的和可持续的。福斯特认为，要化解生态危机必须建立起新的生态文化或生态道德，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人与环境相协调的社会发展，“必须以人为本，特别是优先考虑穷人而不是利润和生产，必须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确保长期安全的重要性”[3]。要拯救地球，就必须首先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
综观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不外乎两点：一是更新道德观念，二是实行生态社会主义。
所谓更新道德观念，无非是要人们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约束自己、理性消费，节约资源、保护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树立一种集体主义价值的道德观念，摒弃自我中心主义。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公共问题，而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协作，需要全球人树立全球意识并形成一种全球伦理精神，也需要各国政府承担起相应的道德责任和义务，由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对全球问题进行全球治理。全球伦理的本质是在各民族、国家之间对人类整体利益关系的调整，使各民族、国家都能分享全球利益，也要求各民族、国家为了人类的集体利益而割舍自己的部分利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各民族、国家相互依存并协调发展，最终形成一种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人类集体主义。
实行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提出的化解生态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虽然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尚有一定距离，但它也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在当代资本主义出现新变化的情况下，对以个人价值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理念的否定，也是对以集体价值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理念的一种弘扬。生态社会主义还表明，资本主义的个人中心主义文化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显得无能为力，而凸显集体主义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化却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总之，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化解生态危机的方案中，无论是更新道德观念，还是实行生态社会主义，他们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不是个人主义或国家主义的，而是站在全人类立场上的人类集体主义。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集体主义开辟了新的场域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它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集体主义理念。马克思曾经从人类这个集体出发，系统地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它包括三个基本原则。首先是人类要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原则。马克思说：“人靠自然界生活。”[4]（P161）人与自然之间必须进行持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其次是人类要热爱并保护自然的原则。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应该爱护自然，同自然界共同生长。马克思说过：“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根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5]再次是人类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原则。人类只有认识自然，揭示自然规律并按自然规律办事，自然才会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否则人类就会受到自然的报复。恩格斯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支配自然界。”[6]这三个原则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集体主义理念。集体主义不仅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价值理念，同样也是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的一种价值原则。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一个整体，如果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国家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而引发生态危机，就会连累整个人类群体共同品尝生态危机带来的恶果。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三原则是站在整个人类立场之上的一种人类集体主义，是一种包含全球意识和全球伦理的价值原则，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可能和依据。
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了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催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开辟了新的场域。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与人的关系领域，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这两个领域的集体主义思想共同构成其对理想社会的描绘：“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4]（P185）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的两个领域分别有着不同的现实作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社会领域的集体主义思想是用来化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在自然领域的集体主义思想就完全可以用来化解当代资本主义引发的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危及的是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任何民族都不能置身事外，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解决这个问题。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中，无论是更新道德观念还是实施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策略，都是站在人类整体的集体主义的立场上，要求全人类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树立全球意识，遵循全球伦理，各民族、国家要承担起相应的道德责任，以共同解决生态危机，这就是广泛意义上的集体主义或者人类集体主义。因此，全球化时代的生态危机催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开辟了新的场域。
集体主义精神是人类的古老文明，是一种普适价值。正是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使人类由弱变强，从自然界里脱颖而出；正是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使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民族战胜了一次次天灾人祸，化解了一次次生存危机。面对当前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求助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低层次的集体主义不但无济于事，而且还会阻碍这一全球危机的解决，只有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用最高层次的人类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和理性精神来捍卫人类的生存权利，才能真正化解人类的生存危机。
[参 考 文 献]
[1] [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梁树发，黄继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86.
[3] [美]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75.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关键词: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资本主义；内生性根源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8-0005-05
一、引言
如果从2006年春季“次债危机”在美国显现端倪算起，金融危机距今已经快七年了。七年来金融危机经历了显现——集中爆发——持续影响等过程后，并没有消除。反而，金融危机演化成了“债务危机”。如今，“债务危机”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却越演越烈。除了挪威、希腊等国家最早发生债务危机外，目前，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卷入了欧债危机。债务危机似乎只有恶化的趋势，而没有好转的征兆。面对残酷的现实，不仅要追问此次金融危机为什么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影响面这么广，深度这么深，同时能够引发债务危机？这次深度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什么启示？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内生性根源
金融危机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论述（白暴力、梁泳梅，2008；吴晓求，2008；刘迎秋，2009；Taylor，2008；Phillip Arestis、 Elias Karakitsos，2009）。虽然这些论述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为此，本文将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微观市场的运行和操作这三个层面来剖析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内生性根源。
（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此次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资本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决定了资本家会不断的扩张生产规模，另一方面由于工人仅仅获得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资，其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资本家无限扩张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产生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理论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相对过剩的矛盾出现新的变化：
1.生产相对过剩的表现形式由“有效需求不足”转向“有效需求过度”。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是生产的无限制扩张和有限的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解决生产过剩的方法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把牛奶倒掉”的浪费做法了，而是创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来扩展全社会（包括政府、社会和私人）的支付能力。具体涉及到私人信用的扩张、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首先，私人信用的过度扩张。具体来讲就是私人信用工具的创新，即通过“按揭”等金融创新产品来鼓励全社会的超前消费，帮助人们用未来的钱实现现在的梦想。在这样的制度下，虽然可以扩张全社会的消费规模，部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人们却变成了一个个“负翁”。当受到利率等外部因素冲击时，没有实际支付能力的“负翁”很容易发生支付困难，变成“倒下去的负翁”，即个人的破产。其次，政府信用的过度扩张。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除了创新金融工具，释放全社会的“未来需求”外，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大规模借债来扩大公共支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危机后，欧洲等一些国家采用借债的方式筹集资金来刺激本国经济，由于其国家债务负担超过了未来的偿付能力，结果诱发了债务危机。再次，社会福利水平的过度扩张。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不断的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当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被政治人物用来讨好选民时，就会变成一项刚性的制度。在国家税收增长幅度不大或下调的情况下，伴随逐渐上升的福利支出的必然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其实，过度福利化的代价是社会信用和政府信用的过度扩张。希腊等发生债务危机国家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总之，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在私人信用、国家信用和社会信用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结果是“负翁”、“负国”和“负社会”的出现。当受到外部冲击时，尤其是全社会的支付链条中断后，发生金融和债务危机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关于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框架的构建，是发展和健全经济体制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当代企业的市场营销工作，在危机管理上，显得尤为重要和明显。市场营销危机主要表现于营销战略与经营管理上的事务，明确危机因子，强化危机管理工作，是企业完善营销工作，拓展现代化发展途径的有效举措。
一、当代企业市场营销危机
（一）市场营销危机的主要内容。当代企业在经济模式和体制上，相对完善。其危机主要表现于资源危机、财务危机、合作危机等方面。在营销渠道多元化的背景下，这些危机形势，加剧了危机管理上的难度。1、资源危机。资源危机主要是指产品危机和人力资源危机，其中产品危机是当代企业市场营销的突出点，其构成了营销产业链的外在影响因素。（1）产品危机。在市场营销工作中，基于生产经营模式上的事务，出现不同程度的劣质产品流入市场，造成消费端在人身财产上的损失，这点在营销工作中最为明显。诸如三鹿奶粉，由于产品危机造成企业形象受损，企业的危机管理无法弥补其造成的社会危害。因而，企业产品危机，是网络时代下营销工作的主要危机，是危机管理的重点。（2）人力资源危机。当代企业最明显点在于市场环境的开放化，科技化。因而，经济市场的人才流动量大，人力资源管理的浪费量大，出现季节性的人力资源危机。而且，人才是企业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人力资源危机，加剧了营销工作的开展难度，进而带给危机管理繁重的管理任务。2、合作危机。多元化的市场环境，在拓展多元化的营销渠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当前的市场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时代，合作危机也就孕育而生。其中，关于信用危机尤为突出，信用危机是营销工作能否有序开展的基础，在营销进程中，经营模式或体制不当，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信用危机。3、财务危机。市场营销工作的开展，在于有效的经营决策。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对于投融资、贷款利率等影响因素，都会造成营销管理中的财务危机，资金的流动和运转上，相对断裂。
（二）市场营销危机的诱因。在多元化的市场环境下，市场营销的诱因主要来源于内部和外部因素构成，其中内部因素主要是营销组织公众股份的僵化，造成企业内部危机的产生。而外部因素主要来源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营销工作的战略变化，以至于营销系构建中出现危机因子。1、内部诱因。在多变的经济环境下，营销组织工作容易出现管理流程上的僵化，使得在营销管理的执行上，对于诱因的发现存在滞后的问题。于此，企业的营销战略的决策与变化，出现相对欠缺的危机因子。同时，企业的营销战略过于追求品牌效应的打造，忽视了企业文化的长远发展，影响产品质量管理、技术研发等方面，出现全面的内部危机因子。2、外部诱因。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对于企业的市场营销工作都带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新商务模式的背景下，营销渠道的变化，对于企业的战略发展是种机遇，也是改变企业营销平衡的因子。企业的营销转变与新模式的脱节，很容易分化原有营销模式。
二、当代企业市场营销工作中的危机管理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08年春季年会上，“新的粮食和农业危机正在形成”已成为共识。这次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是在农业工业化程度已相当高之时的一次全球性危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场粮食危机，笔者认为必须先从其主要原因入手进行分析。
（一）粮食供需格局失衡引发高价均衡
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众多发展中国家对粮食供给缺乏激励机制。粮食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缺乏供给和需求弹性。在短期内，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受制于农地规模、气候变化、生产周期等自然条件。农业满足的，又主要是人们的食物需求，而在短时期内，人口数量是既定的，对食物的需求量，自然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农业是最不容易扩张的一个部门。但近几年，许多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和农产品的国际流通，使得人们更加注重非粮食经济作物的生产，从而导致粮食供给数量剧减。由于在粮食需求一定而供给减少的情况下，必然引起粮价的上涨，而这又会引起预期上涨的心理恐慌，导致大量粮食的囤积，需求效应进一步放大，于是引发高价均衡的粮食危机。
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粮食，其经济效益逐渐弱化。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面前，粮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在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粮食越来越表现出公共产品的属性，市场失灵不断在农业部门出现，使得农业投资常常不足。这也是发达国家对农业实施高补贴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同时，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悲剧的根本原因，他们无力弥补这一市场失灵。一方面，他们的政府或者没有认识到农业的基本规律，或者无力支付高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在面临本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侵袭时，渐渐丧失粮食供给的自主性。
（二）金融市场冲击对高粮价推波助澜
金融市场对粮价的冲击主要表现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它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萎缩，各主要发达与新兴国家的CPI指数都在上涨，影响到国家金融的是车市、房市与油市的价格上涨，而影响到老百姓的是食品价格的上涨，一方面是工资没有涨，另一方面是除了工资以外的一切几乎都在涨，短期会导致群众对基础食品的采购量加大，导致粮食的局部产品供不应求。
(三)能源危机使得粮食成为新的能源替代品
生物能源是目前的热门产业，粮食和石油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东西也因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生物能源产业的出现，必然导致国际粮食价格呈现长期上涨趋势。特别是美国《能源政策法案》推动下，美国政府财政扶持生物能源成为美国新型产业。美国主导生物能源产业发展，将粮食危机推向了高峰，导致粮价在2008年的4个月内竟然上涨了150%。
全球性粮食危机引发的深层次博弈分析
从上面的原因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引起粮食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粮食供需格局的失调，而金融市场的冲击和能源危机是导致粮食危机的间接原因，是其推波助澜者。笔者认为农业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现代技术和生物技术完全可以满足全球居民生存需要，而目前导致粮食供需失调决不是什么偶然原因。经笔者的研究发现，目前的粮食危机，其深层原因是不同制度安排相互博弈的必然结果。
（一）粮食生产的制度安排
粮价上涨与粮食供应不足密不可分，包括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农民都缺乏生产粮食的热情，其根本原因是缺乏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也正是引起目前粮食供应不足的基本原因。纵观国际各种粮食生产的安排制度，不外乎两种主要制度安排：无粮食补贴和有粮食补贴。无粮食补贴的情形以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典型，而有粮食补贴以美国和欧洲最为典型，那么这两种制度安排是怎样影响粮食的供给制度，又怎样影响到农民的种粮热情，笔者将以博弈模型作具体的分析。
（二）博弈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本文假定在无粮食补贴或有粮食补贴制度下，所有农民都有两种选择：生产粮食或生产非粮食的经济作物，这里的非粮食作物包括可可、橡胶、甘蔗等系列作物。并且他们的得益因生产作物的不同而相互影响。为了分析方便，笔者首先讨论无粮食补贴的博弈模型，此时，两个不同国家的农民（即A国农民和B国农民）在选择生产粮食或非粮食作物时，其不同得益组合情况如图1所示。
当双方都未获得政府的补贴时，由于粮食需求的非弹性，当所有国家农民都选择生产（粮食，粮食），那么粮食的供给就会增加，但由于粮食需求的非弹性使得农民的收益仍然显得较为劣势，各自收益为（10，10），甚至都低于都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的收益（15，15），这主要是一般非粮食经济作物的需求弹性都比粮食高。进一步分析知，该博弈模型具有两个纳什均衡：一方选择生产粮食，而另一方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此时双方的得益均为（20，20）。
所以，该无粮食补贴的博弈是一个典型的“斗鸡博弈”，一方选择生产何种农作物：粮食或非粮食，完全取决于双方的策略态势，但决不可能构成可信性威胁，即双方都没有自己的上策，无法使对方相信自己一定总会选择某种具体的策略。因此，不同国家的农民在选择生产粮食或非粮食策略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交替进行，在该制度安排下，任何国家在生产粮食策略上都没有优势可言。
但现实中各个国家的农产品制度并非都是无补贴的，特别是一些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对粮食的补贴幅度尤为明显，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原因对农产品补贴还没有纳入政府议事日程，或者部分国家有些补贴也微不足道，我国便是如此。如是这些就造成了现实中一些国家有补贴，一些国家无补贴。那么此时博弈模型的相应得益就会发生改变。
为了阐述的方便，本文假定B国农民有粮食补贴，并且补贴为15个单位，而A国农民没有任何补贴，此时的博弈模型的得益情况如图2所示。经过分析发现该博弈不再有双纳什均衡，而变成了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即A国农民和B国农民分别选择生产（非粮食，粮食），其得益分别为（20，35）。也就是说没有粮食补贴的A国农民会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策略，而有补贴的B国农民会选择生产粮食的策略。同时，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正因为粮食补贴使得B国农民有了上策，即选择生产“粮食”的策略，而没有粮食补贴的A国农民却依然没有上策。此时，B国农民的策略选择对A国农民构成可信性威胁，B国农民完全有理由让A国农民相信，自己选择生产“粮食”的威胁已经变成可置信的一种“承诺行动”。而无粮食补贴的A国农民却不能让对方B国农民构成类似的可信性威胁，而只能被动地选择自己的策略。
（三）粮食危机的博弈分析
从上面粮食制度安排的博弈分析，现在可以非常深刻的理解为什么美国是这场粮食危机的主要推手，自1996年美国推出新一轮农业政策后加大了农业补贴，1998年后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的规模上。这种大幅度的农业补贴，使得美国农民具有明显的生产“粮食”上策，并对其它无补贴的种粮国家形成可信性威胁。同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使得美国等主要粮食生产国，可以将其经过高额补贴的商品粮，低价在全球范围内倾销，使得其他国家的粮食生产，基本无利可图。这使得许多亚非拉国家农民被动选择“非粮食”作物。原有的农地，多数转作发达国家需要的咖啡、香蕉、香料等作物的生产。由此带来了市场交易条件下的大规模生产结构调整和土地兼并，并导致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的国家越来越多。失去了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粮食上，产生了对美国的依赖。其食物体系，同样因美国建立在廉价粮食基础上的工业化食品体系的强大竞争力，也被美国等国家替代。然后，在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冲击下，全球的粮食危机便在美国的主导下一触即发，更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抑制和化解粮食危机的对策
（一）消除国际间不平等的粮食补贴机制
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农产品补贴制度，其补贴幅度之高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预期，这是一种扭曲的补贴制度，极大地打击了其他国家农民生产粮食的热情，消除这种不平等补贴机制，只能通过国际间的合作才能完成。这需要发达国家放弃巨额农业补贴政策，同时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提供从资金到技术的一系列援助。只有消除不平等的粮食补贴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种粮国家农民在博弈策略上的上策，否则任何国家在生产粮食策略上都没有优势和威胁可言。
（二）发展中国家加强粮食补贴的均衡机制
首先，必须明确本文不是反对所有形式的粮食补贴，而是反对那些不正常的、扭曲的补贴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其生产效率仍然低于其他产业发展，若差距过大，不利于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因此，政府加强粮食补贴有利于激发农民的种粮热情，有利于市场机制发育完善，包括多种参与主体和多渠道的运作方式，变政府宏观调控为市场主导行为。只有完善的市场运作才能真正灵活调节粮食价格、数量和品种。
必须进一步强调的是，对粮食的补贴要达到一定要求，补贴过低，若产业间的差距依然过大，仍然起不到激励的效果，可只能流于形式，起不到长期发展的效果。当然，这还可能涉及到本国的财政状况，实施起来肯定有一定的压力，如何权衡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发展中国家建立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
作为公共产品属性的粮食若完全以私人物品经营对国计民生是不利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本轮粮食价格上涨中，出现粮食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与政治动荡，与他们失去了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直接相关。因此，保障粮食安全的对策，是尽力维系一个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以及促进食品安全本地化的食物体系。
（四）努力提升土地使用效率
一方面要完善与土地使用相关的政策措施并健全服务机构，以帮助农民充分实现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权益，激励农民珍惜耕地和保护地力；另一方面，要努力用现代科技技术和生物技术去改造农业、发展农业，在根本上解决土地的整体使用效率。从而提升单位土地的粮食供给效率。
参考文献：
1.刘明国.粮食的公共产品属性：中国当代农民贫困的经济根源[J].农村经济，2008
2.赵丽芬，杜超.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探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8
3.张维迎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李昌平，张敏.政府政策关乎粮食安全[OL].中国改革论坛，2008
摘要：本文结合姚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4×300MW、2×600 MW机组情况，对目前大型火力发电厂中存在的危险源进行了辨识和分析，提出火力发电厂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和管理方法
关键词：火电厂；危险源；重大；控制
1 引言
火力发电厂以煤为燃料，通过锅炉将化学能转换为热能，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蒸汽在汽轮机中膨胀做功，使热能产生机械能，驱动汽轮机转动，从而带动发电机，再将机械能转变为电能。其原料为煤、水、石灰石等，产品为电和蒸汽。锅炉燃烧产生的烟气经过除尘、脱硫、脱硝后从烟囱排出，除尘器下的灰和锅炉排出的渣可供综合利用或送灰渣场贮存。火电厂生产系统包括：输煤系统、燃烧系统、汽水循环系统、发电输电系统、循环冷却水系统、供排水系统、点火油系统、除灰系统、除渣系统、化水系统、供氢系统、工业废水处理、脱硫系统、脱硝系统等。
电厂的特点是大型设备多、运转设备多、带电设备多、压力容器多、高温高压管道多，高层建筑多，带煤粉的车间较多，自动化程度高，并要使用一定量的油、氢、酸、碱、氨等等。
2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2.1 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根据GB/T13861-92《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的规定，按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将生产过程中的危险和有害因素分为6类，即：
2.1.1 物理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2.1.2 化学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2.1.3 生物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2.1.4 心理、生理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2.1.5 行为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2.1.6 其他危险和有害因素。
火力发电厂中5类危险和有害因素均被涉及；
（1) 物理性爆炸、高处坠落、物体打击、机械伤害、雷击、触电、噪声、粉尘、热辐射、电磁辐射等属“物理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2) 氢气、0号轻质柴油、石灰石、各种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氨、氮气、次氯酸钠及其它一些酸碱类的化学品属化学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3) 负荷超限、健康状况异常、从事禁忌作业、情绪异常、冒险心理、过度紧张、感知延迟、识别错误等属“心理、生理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4) 指挥失误、违章指挥、误操作、违章作业、监护错误等属“行为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5) 搬举重物、作业空间、工具不合适、标识不清等属“其他危险和有害因素”。
主要作业场所的危险有害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
(1) 贮煤场、输煤系统：火灾、爆炸、机械伤害等；
(2) 主厂房(汽机房、锅炉房、除氧煤仓间)：火灾、爆炸、电伤、机械伤害、高处坠落伤害等；
(3) 主变压器、室外配电装置；火灾、电伤等；
(4) 化学水处理室：有毒物、化学伤害等；
(5) 干灰库：机械伤害、高处坠落伤害等；
(6) 油库；火灾、爆炸等；
(7) 贮氢站：火灾、爆炸等；
(8) 脱硫：电伤、机械伤害、高处坠落伤害等；
(9) 脱硝：爆炸、电伤、机械伤害、高处坠落伤害等。
2.2 危险源识别
现代系统安全认为：系统中存在的危险源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防止事故就是消除、控制系统中的危险源。危险源分为第一类危险源和第二类危险源。
第一类危险源主要由危险物质和可能发生意外释放的能量构成，其中有：
危险物质：储存的次氯酸钠、氢、氨、氮、盐酸、烧碱危险化学品等。
可能发生意外释放的能量：化学能(可燃气体氢气和氨与空气形成混合引起化学爆炸、酸碱的化学灼伤)、势能(承压设备、管道的物理性爆炸、高处坠落)、机械能(物体打击)、电能(雷击、触电)、声能(噪声)、热能(热辐射及烫伤)等。
第二类危险源主要由人、机、环境构成，其中有：人的不安全行为(管理失误、心理、生理、行为失常等)、物的不安全状态(机械设备故障、防护设施失效等)、环境因素(平面及设施布局不当、物流运输不合理、气象条件、地质因素等)。
2.3 重大危险源辨识
根据《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0，火力发电厂中可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物质有氢气、助燃燃油、供脱硝使用的液氨。按照生产场所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氢气临界量为1t，氨的临界量为40t。
2.3.1 氢冷发电机
国内最大发电机充氢容积约125m3/台；温度≤40℃；运行氢压：额定0.50MPa；最大0.52MPa；补氢量(额定氢压)≤10Nm3/d.台；氢气纯度≥99.5%，湿度≤-40℃。
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将氢冷发电机中氢气的正常工作温度（按40℃计）与压力下容积换算为标准状态下（101.325kPa，273.15K）的容积，V=558.9Nm3，标准状况下氢气密度为0.09kg/m3，一台氢冷发电机中氢气最大贮量为25kg。生产场所氢量远小于临界量1t，通常氢冷发电机单独构不成生产场所重大危险源。
2.3.2 贮氢库
按国内较大的贮氢库20组集装瓶，共400瓶（每只瓶40L，15MPa）进行计算。将氢气的正常使用温度（293.15K）与压力下容积换算为标准状态下（101.325kPa，273.15K）的容积，每只氢气瓶标准状态下容积V=4.1Nm3，标准状况下氢气密度为0.09kg/m3，氢库最大贮量为149kg。氢气贮存场所贮存量远小于临界量10t，因此贮氢库单独构不成贮存场所重大危险源。
2.3.3 给水用液氨
在每台机组设2点加氨（凝结水精处理装置出口和除氧器出口），使用液氨，单台机组OT工况用量约8kg/天，按贮存量为10天的使用量（～80kg）。
因此，给水用液氨单独构成生产场所重大危险源。
2.3.4 脱硝用液氨
类比600MW机组采用3台容积110m3液氨储罐，可满足脱硝中液氨用量要求。
液氨常温贮存，充装系数按0.8计，充装压力为16kgf/cm2，液氨密度为820kg/m3。
则液氨总贮量为：M=0.8×0.82×330=216.48（t）
因此，脱硝用液氨单独构成生产场所重大危险源。
2.3.5 重大危险源辨识结果
根据《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0时，应按下式对单元内氢气、液氨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
q氢冷/1+q储氢库/1+q氨/40>1，因此生产场所构成重大危险源。
2.4 根据《关于开展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符合下列条件的应进行重大危险源申报：
2.4.1闪点在28℃~60℃之间的易燃液体，储存区的临界量为100吨。
2.4.2 额定蒸汽压力大于2.5MPa，且额定蒸发量大于等于10t/h的蒸汽锅炉。
2.4.3 易燃介质，最高工作压力≥0.1MPa，且PV≥100MPam3的压力容器（群）。
2.4.4 全库容≥100万m3或者坝高≥30m的尾矿库。
因此：
（1）火力发电厂使用的高压抗燃油、绝缘油的闪点均大于60℃，不属于重大危险源。
（2）助燃用油闪点通常在60℃左右，需按照闪点和储量来确定是不是危险源。鉴于每批油品供应均存在不稳定性，且柴油贮量较大，建议按重大危险源进行管理。
（2）锅炉。一般火电厂锅炉的压力和蒸发量均高于重大危险源标准，应进行重大危险源申报；另注意启动锅炉是否符合重大危险源条件。
（3）氢气瓶组
储氢库中储存的氢气为易燃气体，其气瓶压力大于0.1MPa，
PV=15×0.04×400=240>100MPam3
因此火电厂储氢库中的氢气瓶组通常应列为重大危险源申报。
（4）尾矿库
旺河灰场沟顶标高约215m以上，沟底标高约175m，理论坝高为40m，设计库容1600×104m3；连沟灰场沟顶标高约192m以上，沟底标高约163m，理论坝高约29m，设计库容2800×104m3。
因此两个灰场作为尾矿库均应进行重大危险源申报。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卫法监发［2002］63号）
[3] 《电力行业劳动环境监测技术规范》(DL/T7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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