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治黄理念的转变，治黄事业必须与时俱进、克服因循守旧的思想，强化创新意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强化对科技治黄信息工作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科技创新，改革传统的科技信息管理理念，探索一套切实可行的治黄科技信息管理模式。努力实现治黄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传统治黄向现代治黄的转变。坚定不移地走依靠科技创新，实现治黄事业可持续发展之路，真正实现“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的治河目标。
一、建设一批高素质的优秀科技治黄人才队伍
治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科技。科技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队伍，当今世界正走向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谁拥有了优秀的人才，谁就能在这场不见硝烟的经济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科技与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地区间、行业间的竞争越来越呈现出科技竞争的特点。当然，黄河治理开发同样离不开科技的支撑，要实现在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的治水理念，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坚持不懈地坚持科学治水，通过治黄现代化实践力度的不断加大，通过加大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治黄科技人才队伍整体素质，促进治黄科技进步与发展。使科技进步成为由传统治黄向现代治黄转变的发动机，为治黄事业和沿黄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因此，必须创新人才资源建设，培养造就一批综合素质强、知识结构合理的治黄科技信息人才队伍。一是完善继续教育机制。有计划地组织各种形式的培训，加强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等相关知识以及外语水平的普及和提高。二是加大骨干人才的培养力度。抓住机遇，创造条件，使这些骨干能够尽可能多地掌握新知识、新技能。造就能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服务技术和方法，新型的、具有多元化知识体系的、外向型的、高素质的治黄科技信息人才，使整个治黄科技信息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更趋合理。三是制定合理的人才政策。通过激励机制，良好的待遇和环境，留住现有人才，吸引外流人才，鼓励科技信息人才为促进科技治黄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管理创新。
（一）进入21世纪，伴随着“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治黄新理念的确立，黄委党组相继实施了全河水量统一调度、调水调沙、小北干流放淤、标准化堤防建设、“三条黄河”建设等重大创新举措，取得了显著效果，不仅让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了黄河，还为人民治理黄河事业创造和积累了新的经验。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着水管体制改革后水管单位、养护企业、供水单位、其他企业并存格局的形成，新格局下的治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尽快认清改革形成的新格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体制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黄河治理开发的关键。新的管理体制就是要求各主体根据自身职能所在，明晰自身责任，搞好工作落实；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与管理创新促进治黄事业健康和谐发展。
（二）自主创新的根本在人才。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治黄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实现治黄现代化的战略举措，更加关爱、厚爱、偏爱科技工作者，支持他们的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全力打造黄河科技创新人才高地，切实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三）实现“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终极目标离不开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加强具有黄河特色的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治黄科技事业和文化教育的快速发展，努力缩短在治水方面的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通过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实现黄河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科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依靠科技治黄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推进治黄现代化，实现治黄事业可持续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现代科技治黄事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激发广大治黄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潜能，强化科技创新意识，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动力，通过治黄现代化的实践，向着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三、完善科技推广体系 促进科技治黄技术的推广应用
黄河治理开发与治黄经济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要实现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完善科技推广体系，坚持科技治河和人与自然和谐的治水理念，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促进科技治黄技术的推广应用，通过治黄现代化实践力度的不断加大，让科技进步成为由传统治黄向现代治黄转变的发动机，为治黄事业和沿黄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同时，努力在自身优势领域核心技术上实现重大创新，通过以自主创新为先导的产学研紧密结合和施工项目精细化管理，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以科学发展带动全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重视科技在治黄工作中的开发和利用；强化“数字黄河”在治黄管理工作中的应用。采取积极有效的“调水调沙、截支强干，工程导流，疏浚破门”等综合措施，对黄河口进行了疏浚治理试验；积极推广引黄淤背加固堤防的新方法，成功实施了长距离输沙实验，实现了以河治河的突破性进展；工程建设中推广应用了垂直混凝土浇筑、垂直铺塑截渗和混凝土模袋沉排、核子密度仪检测等施工新技术，提高了治黄科技含量；计算机网络、大屏幕演示系统的建成，微波通信技术的普及，提高了办公效率，加快了汛情信息、数字化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技术资料的处理和传输，为各级领导全面了解汛情、果断准确决策提供了依据，把黄河防凌防汛真正带入了现代防汛的新时期。可以说，黄河岁岁安澜，治黄科技进步功不可没。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 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 研究 ，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 影响 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 历史 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 社会 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 应用 于 自然 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 现代 科学越 发展 、越复杂，它的 方法 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 分析 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 工业 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 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 艺术 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 理学 ”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 科技 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科学 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 现代 西方对这个 问题 研究 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 理论 ，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 自然 科学特别是物 理学 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 科技 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 社会 功能和 政治 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 工业 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 哲学 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 发展 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 历史 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 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 影响 。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 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 内容 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 应用 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 参考 文献 】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 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我国保安服务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而不断发展壮大的，是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时代背景下，信息化技术等科技调整发展的现状，导致了当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遇到了复杂环境，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安全技术工作在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科技防范”在安全防范技术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它已经带来了安全防范的一次新的革命。
指出：“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指明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实效、长效的重要措施——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体制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这是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治安形势，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科学化水平的迫切需要。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社会公共安全体系的核心要素，是驾驭动态社会治安的主要抓手。坚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安方略，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如何规范技术防范市场，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提高技术防范水平，科技创安，已成为当前社会治安方面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增加防范的科技含量，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在治安管理和防范中的作用。”
一、信息化实战安保助力信息科技时代与“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双重融合
在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会上，孟建柱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特别是信息科技向数据科技的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也给我们防控公共安全风险提供了新途径新手段。要创造性地运用现代科技最新成果破解公共安全难题，提升维护公共安全智能化水平，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充分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善于从多源的、分散的、碎片化的大数据中找到规律，为维护公共安全提供创造性服务。要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物质流，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危爆品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等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把先进的理念、制度转化为程序上的硬约束，实现对各类风险自动识别、预警，预防和减少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
社会治安的“信息化”防控，在一定意义上是强调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数据和信息的关键性、基础性作用。现代信息技术具有数字化、可视化、全程留痕等特点，凭借发达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可以对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进行全程追踪，为防控社会治安问题提供有效手段。在迈入大数据时代的形势下，通过大数据的科学分析，可以对社会治安中的问题进行预测，展现传统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实现对各类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由此预防和减少社会治安案件的发生。新一轮科技革命时代，安保工作的客体、环境都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新科技时代的新要求、复杂治安的新形势、广大群众的新期盼，无论是平安中国建设的本身，还是保安企业的良性发展，都需要寻找并且找准一个具有带动力的平台来引领。随着全国保安行业信息化实战勤务的发展，信息化实战安保已经逐渐作为当下和今后一段时期治安工作的着力点、突破口和带动力，推动战斗力生存方式转变，助力新科技时代与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机的融合。
二、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成为新科技时代社会治理新模式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由社会治安防控的主体、社会治安防控的客体、社会治安防控的目标等维度构成一个立体的范畴。社会治安防控方向标便通过社会治安防控主体的运行和社会治安防控客体的衍生而具备了实质意义，然后演变成一个新生的立体社会治安防控理念构架。社会治安防控架构的实践过程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在治安防控体系的实践过程当中，常常伴随着地域特色、地方治安实践经验进行特色解读。应该说，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管理体系的线下工作核心便在于安保实际工作的基本建设。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成了治安防控工作的双刃剑，带来高效的同时也让新型犯罪蔓延变得更加便捷，传统犯罪在网络和新媒体的作用下危害进一步加大，对群众安全感影响最广泛。传统犯罪通过网络和新媒体等发明新手段，对人民群众的危害进一步加大，群众安全感受到极大的影响，随着信息技术日渐成熟，传统犯罪产生了质的变化，呈现出网络聚焦放大的情况，“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技术越发成熟，已经可以预见，在之后的较长时期内，安保工作面临的威胁更加多样，治安防范任务更加繁重。
针对越来越复杂的治安防范工作，安保工作需要积极运用新科技时代的新理念，积极运用信息化技术、自媒体技术手段协助信息化实践安保，以信息化安保为引领，更加走近基层、更为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做到信息收集广泛化，矛盾解决高效化。实现情报信息来自群众，防范预警提示群众、共建共治依靠群众，形成了“互联网+”社会治理的新模式。特别是以信息大采集为抓手、情报合成作战为平台、精细化管理为途径。全力加强基础信息化、安保实战化、执勤规范化、队伍正规化建设，提高安保企业的支撑力量、治安的掌控力量和队伍的战斗力量。
从立体化和信息化二者的关系来看，信息化是立体化的基础，即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将现代信息手段与传统有效做法紧密结合起来，提升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能力，推动社会治安防控转型升级。在治安防控体系信息化过程中，要注意强化信息采集的全面性和信息采集质量，通过布建和整合门禁系统、移动上网、视频监控、电子围栏、物联网等智能化信息采集渠道，全面掌握辖区内的人、地、物、事、组织等基本信息及吃、住、行、消费等动态信息。在此基础上，加快信息整合、共享和深度规模应用机制的建设，尤其是充分利用云技术，提升“数据决策”指挥实战能力，提升对涉恐等重大事件及群体性事件的动态研判、动态评估和动态预警能力。
三、运用高科技手段将人防、物防和技防完美结合
高科技安全防范是一项用于满足安全特殊需求的防范活动。随着安全需求的增长，安全技术防范行业作为安全技术防范的施主体应运而生，并凭借高科技、专业化的优势，成为安全技术防范产业化、商品化、社会化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成为政府创建和谐社会的得力助手。安全防范技术设备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它的应用范围相当广，可以用在一切需要进行安全防范的单位和场所，从政府机关、工矿企业、科研单位、财政金融系统、商业系统、文物保护单位、交通要道……以至居区、住家户，即从国家管理的大单位到集体所属的小单位，乃至家庭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近年来，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影响，社会治安不安定因素增多，流窜犯罪、暴力犯罪、智能犯罪、集团犯罪呈上升趋势，安保形势日益严峻，特别是智能化、技术化犯罪不断增多，手段极为隐秘，现有的、常规的防范手段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安保工作强调预防为主，要提高防范能力，就应对症下药，运用高科技的手段来解决，即必须强调依赖技术防范，并将人防、物防和技防完美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预防损失、化解风险和扼制、打击犯罪。
以创新的精神，坚定不移地走科技治河之路，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治黄保安全和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管理、突出创新，大力实施“技术创新”工程、人才资源开发工程、技术示范工程，加大“三条黄河”和标准化堤防工程建设步伐，巩固“调水调沙”成果，促进治黄事业全面发展。需要广大治黄干部职工强化科技观念，重视支持科技与创新工作，增强创新意识。笔者认为：要加快科技与创新工作步伐，全面提升科技治河水平，推动东营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实施技术创新工程促进治黄事业发展
（一）治黄事业需要科技支撑
治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科技。当今世界正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与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黄河治理开发同样离不开科技的支撑，要实现在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的治水理念，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坚持不懈地坚持科学治水，通过治黄现代化实践力度的不断加大，让科技进步成为由传统治黄向现代治黄转变的发动机，为治黄事业和沿黄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大力引进技术与人才，提高科技治河技术创新能力，是现代化治河理念的重要举措。一是要强化黄河治理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完善的技术开发和技术管理体系，加大技术创新工作力度，提高科技治河含量，加速产业化进程；二是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加速人才库、治黄数据库、项目库建设，并实行动态管理，为治黄事业提供技术、人才、项目、政策等方面的信息；三是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促进治黄经济发展。要以黄河防汛保安全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促进高新技术在科技治黄工作中的推广应用；四是强化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载体和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作用，在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予以倾斜，促进科技治黄的良性发展。
（二）加大科技与创新力度促进治黄事业发展
加大科技与创新力度，解决治黄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科学的本质在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治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要大力倡导科学探索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一是要强化思想观念的创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新思路。强化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新理念，搞好科技与创新工作，不断探索新理念、新思路，大胆创新。特别要加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洪水管理、水资源优化配置、河口生态自然规律等观念的探索与创新。二是要强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加大改革力度，理顺体制，创新机制，逐步建立既符合治河科技特点和科技发展规律，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包括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技推广与技术服务在内的新型治河科技与创新体系。三是要强化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创新。要不断改进科技创新管理方法和手段，健全管理制度，促进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在科技项目立项过程中，要建立科学、客观、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建立、健全适应黄河治理与开发的科技计划信用管理制度，改进科技创新评价办法。加强科技创新的全过程管理，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二、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工程促进人水和谐
自主创新的根本在人才。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治黄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实现治黄现代化的战略举措，更加关爱、厚爱、偏爱科技工作者，支持他们的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全力打造黄河科技创新人才高地，切实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已被世人所瞩目，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治黄经济和人水和谐。大力实施“科技兴河”战略，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治黄创新体系建设，使治黄科技工作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既是我们全面推进科技与创新的指导思想，又对我们做好新时期的黄河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当前，黄委系统上下都在全面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理念，树立合理开发、高效利用水资源，全面节约、有效保护水资源，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需要增强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现代科技手段，研究治黄新思路，探索治河新方法的能力。需要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科研运行机制，增强自主开展科技研究和创新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治黄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资源管理，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形成一种爱才、惜才、重才、用才的风气。对人才工程给予高度重视，通过多种形式在黄河内部真正营造起真干、实干、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三、强化科研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
做好科学研究与生产转化推广的结合。科技与创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获取科研成果的科研过程，而是应包括科研、转化、推广、应用的全过程。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关心科技创新成果的技术创造性和水平，还应关注其在治黄实际中所发挥的作用，应用效果是判断科技创新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在注重加强科技研究的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不断完善科技推广体系，健全推广机制，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对实用性强的创新成果，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当前应重点抓好工程建设与管理中“三新”推广、防汛抢险新技术推广、淤背区产业技术推广和企业高新技术引进、改进推广等。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积极实践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新理念，广泛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大力开展创新活动，积极推广转化科技成果，全面提升科技治河水平，推动东营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四、强化服务意识为治黄经济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持
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敢创、敢试、敢冒的思想，为治黄经济提供多种形式的科技服务和科技支持。一是强化管理、苦练内功，努力提高科技服务能力和水平。二是强化机遇意识、创新意识，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家对治黄科技工作的新思路和新动向，为治黄科技工作提供良好的服务，鼓励和支持职工小发明和科技创新。三是坚持“走出去、请进来”
论文摘要：科技创新是促进治黄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要实现治黄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治黄事业各项工作的科技创新，促进治黄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传统治黄向现代治黄的转变，走出一条依靠科技创新，实现治黄事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以创新的精神，坚定不移地走科技治河之路，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治黄保安全和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 管理 、突出创新，大力实施“技术创新”工程、人才资源开发工程、技术示范工程，加大“三条黄河”和标准化堤防工程建设步伐，巩固“调水调沙”成果，促进治黄事业全面发展。需要广大治黄干部职工强化科技观念，重视支持科技与创新工作，增强创新意识。笔者认为：要加快科技与创新工作步伐，全面提升科技治河水平，推动东营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实施技术创新工程促进治黄事业发展
（一）治黄事业需要科技支撑
治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科技。当今世界正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与经济、 文化 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黄河治理开发同样离不开科技的支撑，要实现在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的治水理念，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坚持不懈地坚持科学治水，通过治黄现代化实践力度的不断加大，让科技进步成为由传统治黄向现代治黄转变的发动机，为治黄事业和沿黄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大力引进技术与人才，提高科技治河技术创新能力，是现代化治河理念的重要举措。一是要强化黄河治理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完善的技术开发和技术管理体系，加大技术创新工作力度，提高科技治河含量，加速产业化进程；二是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加速人才库、治黄数据库、项目库建设，并实行动态管理，为治黄事业提供技术、人才、项目、政策等方面的信息；三是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促进治黄经济发展。要以黄河防汛保安全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促进高新技术在科技治黄工作中的推广应用；四是强化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载体和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作用，在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予以倾斜，促进科技治黄的良性发展。
（二）加大科技与创新力度促进治黄事业发展
加大科技与创新力度，解决治黄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科学的本质在于创新，创新是一个 民族 进步的灵魂，是治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要大力倡导科学探索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一是要强化思想观念的创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传统 水利 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 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新思路。强化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新理念，搞好科技与创新工作，不断探索新理念、新思路，大胆创新。特别要加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洪水管理、水资源优化配置、河口生态自然规律等观念的探索与创新。二是要强化 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的创新。加大改革力度，理顺体制，创新机制，逐步建立既符合治河科技特点和科技发展规律，又与 社会主义 市场 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包括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技推广与技术服务在内的新型治河科技与创新体系。三是要强化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创新。要不断改进科技创新管理方法和手段，健全管理制度，促进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在科技项目立项过程中，要建立科学、客观、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建立、健全适应黄河治理与开发的科技计划信用管理制度，改进科技创新评价办法。加强科技创新的全过程管理，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二、实施 人力 资源 开发工程促进人水和谐
自主创新的根本在人才。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治黄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实现治黄现代化的战略举措，更加关爱、厚爱、偏爱科技工作者，支持他们的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全力打造黄河科技创新人才高地，切实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已被世人所瞩目，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治黄 经济 和人水和谐。大力实施“科技兴河”战略，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治黄创新体系建设，使治黄科技工作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 既是我们全面推进科技与创新的 指导 思想，又对我们做好新时期的黄河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当前，黄委系统上下都在全面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理念，树立合理开发、高效利用水资源，全面节约、有效保护水资源，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 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需要增强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现代科技手段，研究治黄新思路，探索治河新方法的能力。需要深化科研 管理 体制 改革，完善科研运行机制，增强自主开展科技研究和创新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治黄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资源管理，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形成一种爱才、惜才、重才、用才的风气。对人才工程给予高度重视，通过多种形式在黄河内部真正营造起真干、实干、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三、强化科研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
做好科学研究与生产转化推广的结合。科技与创新不能简单 地理 解为获取科研成果的科研过程，而是应包括科研、转化、推广、应用的全过程。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关心科技创新成果的技术创造性和水平，还应关注其在治黄实际中所发挥的作用，应用效果是判断科技创新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在注重加强科技研究的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不断完善科技推广体系，健全推广机制，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对实用性强的创新成果，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当前应重点抓好工程建设与管理中“三新”推广、防汛抢险新技术推广、淤背区产业技术推广和企业高新技术引进、改进推广等。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积极实践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新理念，广泛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大力开展创新活动，积极推广转化科技成果，全面提升科技治河水平，推动东营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四、强化服务意识为治黄经济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持
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敢创、敢试、敢冒的思想，为治黄经济提供多种形式的科技服务和科技支持。一是强化管理、苦练内功，努力提高科技服务能力和水平。二是强化机遇意识、创新意识，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家对治黄科技工作的新思路和新动向，为治黄科技工作提供良好的服务，鼓励和支持职工小发明和科技创新。三是坚持“走出去、请进来”
论文关键词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 科学技术 民主政治
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进步。与此同时,民主政治历经几次波峰波谷,再度复苏,日渐完善。“正是由于有了工业化,才给我们带来了所谓的民主。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才爆发了民主革命和广泛参与政治的改革”。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日渐广泛和深入,成为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建立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双向互动。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又为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行使民利,创造了良好条件。一定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从物质基础、技术条件上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倾向亦对民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以“民主政治”为视角,探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所起的促进作用。
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一)现代科学技术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空间条件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现代技术文明,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使民主政治真正落实到实处。由于现代化的通讯设施和发达的大众传媒,为人们关心、了解和监督政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公民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空间的制约,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因地域因素影响政治生活的正常进行。随着航空、高速铁路等行业的发展,民用飞机和高铁速度不断提高、成本大幅降低。据笔者调查,2010年以来,在外地的当事人(尤其是省外和国外的当事人)本人参加庭审的比例大大提高。由于陕西省际高速公路的相继开通,当日往返陕南、陕北已成为可能。
(二)现代科学技术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
1.在选举方面。电子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使其在统计和分析选举结果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大大减少劳动强度,避免偏差。尽管世界各国的选举方式千差万别,但通常采用多数当选制、比例当选制和区域当选制等计算方法。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计算选票,都十分繁琐,且容易出现偏差。电子计算机的使用,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不仅可以迅速、准确地计算选票,而且可以进行科学的对比和分析。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现场投票一般采用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等方式。近几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均采用电子系统进行投票。代表只需轻轻按键,就可完成投票,投票系统便会自动统计投票结果。电子投票系统的运用,保证了投票过程的秘密性和投票结果的公正性。
2.在民意测验方面。为了掌握公民的思想动态,做出科学决策,专门机构和人员事先往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常见的调查研究方法有问卷调查、抽样调查和开座谈会等形式。这些调查方法由于涉及不同类型的内容,一般先由调查者进行选择,然后再进行统计分析。这项工作由于涉及信息量过大,手工劳动一般很难完成。如果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统计和分析,就可以克服程序上的缺陷,更能准确的反应调查者的意愿。因此,在一定条件下,现代科学技术为民主政治提供的物质条件越先进,民主政治发展的空间就会越广阔。
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营造了文化氛围
(一)科学精神促进了民主气质的养成
科学技术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观念产生了实质性改变。正如科恩所说“即使在重大问题上以及在自己深信不疑的意见方面,人是多么易于出错”。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不能正确认识许多自然现象,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也不够。因此,人们极易相信某些异端邪说,轻易放弃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于他人身上,在精神上遭受折磨和奴役,导致专制和独裁。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难以发挥,障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任务是,探知未知领域和揭示事物本来面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体现了勇于探索和不怕失败的科学精神。
(二)科技进步提升了人的文化素质
1.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不能保证一定产生民主的政策,但是,假如公民未受教育,民主要想取得持久的成功,希望甚微”。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人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创造了条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使生产率大幅提高,劳动时间逐渐缩短,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人们对智力投资日渐重视,出现了“蓝领工人白领化”和“体力劳动脑力化”的现象。
2.教育方式的变革。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一次性学校教育已远不能满足时展的需要,“终生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趋势。在电子技术的推动下,教育方式逐步突破传统模式,单一的学校教育,发展成家庭、学校和社会全方位发展的多功能、多种类教育。“一专多能”成为现代社会对就业者的新要求。先进的、形式多样的大众传播媒介,使人们科技借助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方式获得了新的知识。学校教育的形式呈现多样化,多媒体教学已逐步取代“板书教学”。远程教育方便受教育者实现资源共享,甚至摆脱了时空的限制,教育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对受教育者答疑解惑和检测。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引发了教育革命,促进了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
三、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增强了人的主体性
人是科学技术的发现者和民主政治生活的主体,人的主体性的体现直接关系到以公民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水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的自主意识每推进一步,人的主体地位每增强一步,民主政治的水平就拓宽和深入一步。因此,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提高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标尺,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引领作用。同时,科学技术与人类的发展相互推动、相互制约,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机器人的发展为例,人类不 断借助现代科学技术,赋予机器人一定的“模拟思维”,使机器人参与劳动生产,代替人从事繁重、高危劳动。人只需掌握控制程序,就能生产出质量高、性能好的尖端产品。不仅如此,机器人还可以模拟人的思维从事看病、下棋、烹饪和聊天等复杂劳动。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发展的越迅速,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越先进,人在自然界的活动天地就越广阔,人类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发展和完善自身。因此,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逐步解放,标志着人对自然认识的逐步深入,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增强和民主政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四、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加快了管理和决策方式的改革
(一)增强决策的民主化
如果说传统社会是经验型决策,那么现代社会正逐步走向科学化和民主化决策。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对数量多、内容复杂、种类繁多和变化迅速的信息提供准确的描述和精确的分析,使决策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成为“最优”决策。这种决策过程的科学化,体现了自上而下、公开透明的民主精神。“多元决策中心”和科学的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模式,决策制定权逐渐从坐办公室的人员手中交给“一线人员”手中。此外,近年来广泛推行“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即政府在作出关系民生的政策前,征询公民代表的意见,使该项制度尽量符合民意。这种“问道于民”的决策程序和方式的改变,既下放了权利,又赋予基层和一线工作人员更多的民主。
(二)强化管理的科学化
1.有利于上、下级之间的内部监督。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在空间上缩小,在时间上缩短。特别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几乎每个单位都建立了局域网,实现了办公自动化。以陕西省法院系统为例,一个案件从立案庭收案开始,到业务庭庭长分案、承办人接受案件、排期、制作法律文书,直至送达结案,有管理权限的行政领导可在任何时候输入指令,在局域网内查阅该案件的审理情况,对承办人进行监督。案件承办人员也可以根据权限,查阅自己的案件审批到哪个环节,进展如何。审判管理部门,还可根据案件受理的时间,确定该案是否超过审理期限,对承办人进行绩效考核。
论文关键词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 科学技术 民主政治
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进步。与此同时,民主政治历经几次波峰波谷,再度复苏,日渐完善。“正是由于有了工业化,才给我们带来了所谓的民主。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才爆发了民主革命和广泛参与政治的改革”。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日渐广泛和深入,成为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建立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双向互动。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又为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行使民主权利,创造了良好条件。一定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从物质基础、技术条件上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倾向亦对民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以“民主政治”为视角,探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所起的促进作用。
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一)现代科学技术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空间条件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现代技术文明,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使民主政治真正落实到实处。由于现代化的通讯设施和发达的大众传媒,为人们关心、了解和监督政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公民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空间的制约,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因地域因素影响政治生活的正常进行。随着航空、高速铁路等行业的发展,民用飞机和高铁速度不断提高、成本大幅降低。据笔者调查,2010年以来,在外地的当事人(尤其是省外和国外的当事人)本人参加庭审的比例大大提高。由于陕西省际高速公路的相继开通,当日往返陕南、陕北已成为可能。
(二)现代科学技术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
1.在选举方面。电子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使其在统计和分析选举结果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大大减少劳动强度,避免偏差。尽管世界各国的选举方式千差万别,但通常采用多数当选制、比例当选制和区域当选制等计算方法。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计算选票,都十分繁琐,且容易出现偏差。电子计算机的使用,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不仅可以迅速、准确地计算选票,而且可以进行科学的对比和分析。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现场投票一般采用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等方式。近几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均采用电子系统进行投票。代表只需轻轻按键,就可完成投票,投票系统便会自动统计投票结果。电子投票系统的运用,保证了投票过程的秘密性和投票结果的公正性。
2.在民意测验方面。为了掌握公民的思想动态,做出科学决策,专门机构和人员事先往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常见的调查研究方法有问卷调查、抽样调查和开座谈会等形式。这些调查方法由于涉及不同类型的内容,一般先由调查者进行选择,然后再进行统计分析。这项工作由于涉及信息量过大,手工劳动一般很难完成。如果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统计和分析,就可以克服程序上的缺陷,更能准确的反应调查者的意愿。因此,在一定条件下,现代科学技术为民主政治提供的物质条件越先进,民主政治发展的空间就会越广阔。
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营造了文化氛围
(一)科学精神促进了民主气质的养成
科学技术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观念产生了实质性改变。正如科恩所说“即使在重大问题上以及在自己深信不疑的意见方面,人是多么易于出错”。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不能正确认识许多自然现象,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也不够。因此,人们极易相信某些异端邪说,轻易放弃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于他人身上,在精神上遭受折磨和奴役,导致专制和独裁。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难以发挥,障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任务是,探知未知领域和揭示事物本来面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体现了勇于探索和不怕失败的科学精神。
(二)科技进步提升了人的文化素质
1.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不能保证一定产生民主的政策,但是,假如公民未受教育,民主要想取得持久的成功,希望甚微”。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人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创造了条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使生产率大幅提高,劳动时间逐渐缩短,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人们对智力投资日渐重视,出现了“蓝领工人白领化”和“体力劳动脑力化”的现象。
2.教育方式的变革。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一次性学校教育已远不能满足时展的需要,“终生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趋势。在电子技术的推动下,教育方式逐步突破传统模式,单一的学校教育,发展成家庭、学校和社会全方位发展的多功能、多种类教育。“一专多能”成为现代社会对就业者的新要求。先进的、形式多样的大众传播媒介,使人们科技借助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方式获得了新的知识。学校教育的形式呈现多样化,多媒体教学已逐步取代“板书教学”。远程教育方便受教育者实现资源共享,甚至摆脱了时空的限制,教育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对受教育者答疑解惑和检测。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引发了教育革命,促进了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
三、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增强了人的主体性
人是科学技术的发现者和民主政治生活的主体,人的主体性的体现直接关系到以公民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水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的自主意识每推进一步,人的主体地位每增强一步,民主政治的水平就拓宽和深入一步。因此,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提高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标尺,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引领作用。同时,科学技术与人类的发展相互推动、相互制约,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机器人的发展为例,人类不断借助现代科学技术,赋予机器人一定的“模拟思维”,使机器人参与劳动生产,代替人从事繁重、高危劳动。人只需掌握控制程序,就能生产出质量高、性能好的尖端产品。不仅如此,机器人还可以模拟人的思维从事看病、下棋、烹饪和聊天等复杂劳动。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发展的越迅速,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越先进,人在自然界的活动天地就越广阔,人类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发展和完善自身。因此,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逐步解放,标志着人对自然认识的逐步深入,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增强和民主政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四、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加快了管理和决策方式的改革
(一)增强决策的民主化
如果说传统社会是经验型决策,那么现代社会正逐步走向科学化和民主化决策。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对数量多、内容复杂、种类繁多和变化迅速的信息提供准确的描述和精确的分析,使决策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成为“最优”决策。这种决策过程的科学化,体现了自上而下、公开透明的民主精神。“多元决策中心”和科学的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模式,决策制定权逐渐从坐办公室的人员手中交给“一线人员”手中。此外,近年来广泛推行“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即政府在作出关系民生的政策前,征询公民代表的意见,使该项制度尽量符合民意。这种“问道于民”的决策程序和方式的改变,既下放了权利,又赋予基层和一线工作人员更多的民主。
(二)强化管理的科学化
1.有利于上、下级之间的内部监督。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在空间上缩小,在时间上缩短。特别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几乎每个单位都建立了局域网,实现了办公自动化。以陕西省法院系统为例,一个案件从立案庭收案开始,到业务庭庭长分案、承办人接受案件、排期、制作法律文书,直至送达结案,有管理权限的行政领导可在任何时候输入指令,在局域网内查阅该案件的审理情况,对承办人进行监督。案件承办人员也可以根据权限,查阅自己的案件审批到哪个环节,进展如何。审判管理部门,还可根据案件受理的时间,确定该案是否超过审理期限,对承办人进行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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