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18 16:07:0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闽南文化研究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在我看来，相比其他学者的闽南文化研究，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有三个特色。
情动闽南
闽南地区地处东南，历史渊源悠久，文化沉积多样，既保留了非常多的中国古代文化印迹，又有“大陆性”农耕中国非常罕见的海洋文化，其宗教流播、古汉语存留、宗族文化、民居建筑、商业传统、戏曲音乐等方面，既有特色又有丰富性，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可以说，如果有众多学者致力于此，闽南文化研究完全可能成为国内地区文化研究中最有生发力的种类之一。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隔离，原本只是福建省下属行政区划之一的台湾，一跃成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焦点；而因为先后几次文化变故，本来深受闽南文化影响的台湾，也成为一个五方杂处、潜流暗涌的文化复合体。国内研究界由此逐渐出现了一批专事台湾研究的学者，以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等专门研究机构为核心，形成了台湾研究这个颇具热度的专业。与此同时，闽南文化研究往往就被闽台文化研究这个题目所包容了，闽南文化研究从母体的地位跌落，反而经常成为附属台湾研究的一个子课题。这样的研究往往不能深入闽南文化的基质纹理，也往往难以深入地了解闽南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存在，对于闽南文化的解释只能是肤浅的、浮光掠影式的，缺乏地区文化研究的厚实与敦诚。
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则是我所见的最贴近闽南、扎根闽南的研究之一。
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戴冠青教授坦陈自己的研究缘起于“对闽南文化的热爱”，并试图“在‘荆棘丛生的荒草地’上蹚出一条新路”，于是其花费了十年时间，选取了闽南民间故事这个文化沉积最为丰厚的角度进发，以历史传说与现实存在两个维度交互印证，来破解闽南文化的魅力密码。在研究过程中，戴冠青教授本着穷尽材料的原则，阅读了数量庞大的闽南民间故事材料。这些书籍大多属于民间故事系列，民间语言往往比较粗糙，条理性也不可能很强。而戴冠青教授这个出身文艺学、以“美”为本业、视文学语言为生命的作家协会主席，要潜心默志、埋头阅读这些民间故事，倘若没有强烈的本土之爱支撑着，那还真是不很容易做到的。至于说还要在对这些民间故事熟稔于心的基础上，寻其统绪，考其源流，明其本末，再对其进行分门别类，区隔定谳，那就更是不容易了。
正是基于如此认真的态度，在《想象的狂欢》等论著中，我们可以时时看到作者操控着各种闽南民间故事、闽南地区文献、闽台风俗人情，了若指掌，恢恢无间，行有余力，让人不禁慨叹于作者对于所研究对象“穷究本源”的治学态度。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陈益源教授在为《想象的狂欢》一书作序言的时候，谈到阅读本书的“一连串奇妙的景况”，“过去几个月内，仿佛无论我去哪里，《想象的狂欢》书里相关的篇章就会出现，如影随形”，并且慨叹“闽南民间故事实在太丰富了，丰富到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可以发现它们的无所不在，并且透过冠青教授的深入剖析，令人印象深刻，想忘都忘不了”。这种景况的出现，显然不是凭空而出，其实正是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扎实而厚博的实证。
闽南文化的另一种暸望
闽南文化研究方面，经几十年积累，产生了不少论著。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从闽南民间故事入手研究闽南文化，并把闽南民间故事作为闽南文化镜像进行观照，这个角度很新鲜，也很有针对性，目前还很少人做过。而且，戴冠青教授在研究中较好地把细部研究和总体观照结合起来，我认为其专著因此成为目前从一个独特角度对闽南文化进行总体把握的别开生面的论著。
从早期的单篇论文开始，到最近的专著成型，戴冠青教授的闽南文化研究逐步构建出一个非常严整的体系。《想象的狂欢》提出“文化想象与族群记忆”，既提出了“闽南民间故事是闽南地区民众根据闽南社会生活情状想象、创作出来并通过口头讲述的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或传说”，肯定了其“文化想象”的因素，又提出其文化想象中积淀了“闽南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包含有非常丰富的“族群记忆”，以此两种概念出发，提纲挈领。书中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对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解读——内中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民间故事，而且融汇了地理、历史、气候、俗语、戏曲等各种文化因素，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可以说，就是一部关于闽南文化生态的整体研究史。
在章节内部，戴冠青教授的研究也能够做到事无巨细、穷发抉微却又高屋建瓴、分合有度。在“闽南民间故事的艺术形象”一章中，有一个十分独特的部分是介绍朱熹原型的民间想象，作者列举分析了《文昌鱼的传说》、《对天祝词显报应》、《计除恶僧》、《葬大林谷镇蟹精》等民间传说，注意到了闽南民间传说中的朱熹在闽南民众崇儒心理下往往形成法力强大、斩邪除妖的正义神祗形象，而武夷山以及江西庐山、铅山一带的朱熹却多是浪漫抒情、邂逅狐仙的书生形象。并且在此基础上，联系闽南地区历史，详尽地阐述了闽南文化中民众崇儒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成。
温婉的理论沉淀
戴冠青教授做闽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其文艺学出身的理论背景，与其他做民间文学或者地区文化研究的学者相比，出身文艺学的她，在操持各种理论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随处可见厚实的理论沉积。女性主义理论、列维-布留尔的神话学理论、弗莱的《批评的解剖》、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合适合用的理论与观点不断被用来与研究对象相互印证、互相激发，使得本书在理论深度方面得到了极好的延伸。在“闽南民间故事的叙事特征”一文中，作者还参照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实际操作了一番，以叙事学理论分析闽南民间故事。在考察了大量闽南民间故事后，作者依据叙事功能的理论进行分析，概括出了几种叙事模式：（1）扬善惩恶式；（2）以智抗敌式；（3）自强不息式；（4）知恩必报式；（5）才子佳人式。并且在具体的模式研究中，提取归纳出几种重要的叙事功能加以分析，这样就化繁为简，对数量繁多的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较好的归纳分类，有利于作者驾驭庞大的文本，也有利于作者从总体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心理方面对这些民间故事进行总结。这一点，恰恰也是做闽南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普遍比较缺乏的。
戴冠青教授的闽南文化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其温婉有致的文笔，一个个鲜活有趣的民间故事，还必须有一支生花妙笔将其贯串起来，并且在理论分析的同时，保持文学教授的独特风味，《想象的狂欢》一书，做到了这一点，往往能在娓娓动人的学术分析中，不时透露出其平和雅正的文学韵味。相信这会成为闽南文化研究的学术风景中最吸引人的一个品格。
关键词： 闽南传统文化 传承 漫画 核心价值
《以漫画形式诠释晋江乡土文化的研究》是全国课题《农村学校艺术教育与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相结合、与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的实践与研究》的子课题。在近三年的课题研究期间，本课题组以“人人参与，人人受益”为理念，立足校情、学情、师情实际，注重教育教学实践，力求课题研究实效性。课题组发动全组老师和全校基础年段学生广泛参与，开展务实精细的研究工作。
本课题以教育部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意见》的要求“艺术教育对提高学生审美修养、丰富精神世界、发展形象思维、激发创新意识、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及“充分开发利用地方和社区的艺术教育资源，丰富学校艺术教育内容和形式。鼓励、支持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艺术教育资源”为依据，以“益德漫画，漫画益德”为突破口，落实本校“一核心，二基点，四特生”的管理哲学，探索漫画特色教学与闽南传统文化的交集点，尝试以漫画形式传承和发展晋江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学生学习活动科学化、自主化，培养学生核心人文素养，丰富本校美术学科内涵和德育载体，有力助推本校漫画特色项目更快更好地发展。
马克思说：“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课题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以激励教育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发现教学理论为指导。借助科学研究方法，以学校提出的“高质量，有特色”为工作标准，通过对漫画的绘制技法；漫画的创意方法；晋江乡土文化的内容及核心价值；晋江乡土漫画进社区、进校园的活动方式；乡土美术教材开发和应用等一系列内容研究，依托美术课堂、石鼓动漫社、漫画特色兴趣班等平台进行实际训练，让学生走入乡土、融入社会，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和幽默品质，为学生创建良好的人文素养教育环境，发展学生综合能力，体现课程趣味化、乡土化、生活化等特点。课题研究主要成果如下：
一、理论成果
1.教育理念的提升。本课题研究尝试培养学生运用哲学思维探索乡土文化中核心价值，提高学生艺术技能，开阔文化视野和提升人文品质。
2.教研能力的提升。参与课题研究的教师把课题研究和学校哲学研究课题、学生综合实践活动、美术教学工作有机整合，提高教学和科研能力，实现由集约型教学向科研型教学的转变。
3.综合实践活动整体能力的提升。以课题研究为契机，推动石鼓动漫社、漫画特色兴趣班及多个综合实践活动有序开展，有效激发全体学生的学习热情。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让同学、家人感受家乡传统文化的魅力，使师生均得到艺术体验和能力提升。譬如，有的学生将在课题实验课所学的“核心价值观”闽南四句和晋江歇后语带回家与家人分享，活跃家庭和谐气氛。
二、实践成果
1.出现精品课程。课题组以《美术课程标准》为依据，立足课本，从美术教材中《卡通故事》、《幽默与智慧》等文本中拓展而出，编写教学设计。杨银平老师从《幽默与智慧》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漫画闽南四句》、《漫画晋江歇后语》；张克雄老师从《卡通故事》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闽南童谣漫画》。卢金火老师巧妙地结合学校“五店市寻根”综合实践活动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闽南古厝》。课题组老师坚持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为出发点，以学科哲学为导图，围绕课题研究内容，不断探索课堂教学。
2.形成校本教材。通过课题研究，杨银平老师编写的《漫画创意训练》校本教材富有趣味性和启发借鉴价值，深得同行、学生的喜爱。卢金火老师编写的《五店市寻根》校本教材，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具有较高参考指导价值。
3.促进教学相长。课题组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指导学生乡土漫画创作。完成一批具有晋江乡土文化特征的漫画作品，体现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其中有60多幅漫画作品在本市及全国各级漫画比赛中获奖或发表在《幽默大师》、《儿童漫画》、《晋江经济报》等报刊上，出版漫画成果集《石鼓动漫社》和教师作品集《杨银平漫画集》及校本教材《漫画创意训练》等。2015年6月，本校被福建省漫画研究会授予“福建省漫画教学实验学校”。课题研究不仅提高了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还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培养了一批研究型美术教师，从而促进了师生共同发展，实现了教与学相长。
4.收获教育写作。课题组不仅积累了一定量的图片、视频等材料，在教育写作上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卢金火老师撰写的《乡土漫画教学反思》；张克雄老师撰写的《用漫画图解闽南童谣的教学反思》；杨银平老师撰写的课题研究论文《闽南乡土文化在校园漫画综合实践活动中绽放光彩》等。
5.发挥辐射作用。研究之后，本校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乡土美术教学资源，并开始发挥辐射引领作用，课题组积极搭载当地市政府、文化部门开展的活动。先后将课题实验成果“晋江歇后语漫画”、“闽南四句”等成果深入毓英小学、灵水社区、苏安社区、曾井社区、阳光社区、育德小学、五店市传统街区等社区学校，以漫画形式传播晋江乡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市民带去了一次次鲜活生动的乡土文化体验。2015年11月，福建漫画研究会会刊《海峡漫画》第十期展示本校漫画特色教学成果，起到省内辐射引领作用。
本课题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完善的地方，进一步提高学生漫画质量。完善校本教材，增强实用性，利于教师教学、学生实践学习，提高教与学效率，把课题研究拓展延伸到校本课程研究领域。下阶段以本课题研究为龙头示范作用，推广课题研究成果，进一步研究漫画特色教学与乡土文化、美术课堂的深度结合，使之成为基础美术教育有效的补充，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美术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实验。
参考文献：
[1]杨力.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涂慷.闽文化民间艺术探美.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对泉州民歌研究 文 章 来 源 w w w . 3 e d u . n e t
长期以来,闽台海峡两岸以及东南亚等世界各地闽南语系地区的闽南同胞都非常喜爱并传唱闽南语歌曲。谈到闽南语歌曲人们会立刻联想到台湾的闽南语歌曲,如《爱拼才会赢》、《车站》、《烧肉粽》、《金包银》等,但作为闽南语歌曲源头之一的泉州传统民歌却鲜为人知。
泉州是我国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我国着名的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祖籍地。勤劳善良的泉州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集体创作了《灯红歌》、《十步送哥》、《王大姐》(又名《四季歌》)、《病囝歌》等众多“原生态”的闽南民歌,但是这些原汁原味的闽南民歌在福建本土却很少有人演唱,年青一代知之甚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王耀华等学者搜集整理研究了泉州部分闽南语民歌,但研究成果比较分散,主要以记谱为主,较少对音乐区域色彩特点进行分析。本文以泉州民歌做为研究对象,从民歌分类和音乐特点等角度探讨其所具有的地方区域色彩。这些泉州民歌不仅脍炙人口,而且随着移民远播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是当代闽南语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的丰富素材。因此这一课题对于闽台文化的研究、加深海峡两岸骨肉之情以及保护民歌的“生态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歌种分类
泉州地区包括泉州市、惠安县、南安县、晋江县、永春县、安溪县、南安市、晋江市和石狮市等。泉州依山面海,境内山峦起伏,海域面积广阔。由于长期海上交通的发展,许多泉州人漂洋过海到异邦谋生或往台湾开拓定居,使泉州旅居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同胞达七百多万人;而目前在台湾的二千多万汉族同胞中,祖籍泉州的占44.8%,约有八百多万人①。泉州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孕育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闽南语歌种,有渔民号子、过番歌、茶歌、童谣、习俗歌、情歌等。
1.渔民号子:主要分布在晋江、惠安、石狮等地。这是伴随着泉州人民长期“以海为田、以海为生”的渔业生活产生的,这些带有闽南方言韵味的口语化旋律久而久之形成了具有闽南人特有开拓精神的渔民号子,如惠安的《划桨号子》,崇武的《摇橹号子》,晋江永宁的《渔民号子》、《车网》、《拔帆》、《拉舢舨》,石狮的《船渔号子》等。这些劳动号子反映渔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但是这些旋律音调在现今的渔民生活中已经不再传唱了,在上个世纪还能够听到的曲调现在已经基本消失了。
2.茶歌(褒歌):主要分布在安溪、永春、德化、南安等茶区,在当地也称“褒歌”,是茶乡男女青年在对唱中表达互相爱慕、互相赞扬的一种口头歌谣形式。闽南是中国乌龙茶的主产区,号称“中国乌龙茶之乡”,闽南地区的茶歌是茶区人民在采茶、制茶的劳动生活中,触景生情,即兴编唱,创作出优美动听的闽南茶歌调。如安溪的《采茶歌》、《请茶歌》、《手提茶卡系身腰》、《日头出来红绸绸》,南安的《芹山采茶歌》、《手掼茶篮挽茶叶》、永春的《茶山闹葱葱》等。根据蓝雪霏老师的研究和洪惟仁先生的多媒体光盘《台北褒歌之美》中对台北茶区的调查资料,台湾褒歌的节奏及其旋律基本构架是由闽南安溪一带山地的挽茶相谑歌发展而来,还有台湾歌仔戏也吸收安溪褒歌的曲调使之成为歌仔或歌仔戏的曲牌,如台湾歌仔戏艺人“矮子宝”演唱的“卖药歌”采用的就是安溪褒歌典型的旋律。
3.习俗歌曲: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歌唱的,流传比较广泛的一种抒情小曲。泉州习俗歌曲内容丰富,主要有《王大姐》、《灯红歌》、《冬丝娘》、《采莲歌》(又名《唆啰嗹》)、《番客歌》、《打花鼓》、《长年歌》、《哭梧桐》、《病囝歌》等。《灯红歌》表现了闽南地区人民在除夕夜、初五夜及元宵夜通宵点烛台、顶炉烧香的习俗,采用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表现佳节的祥和与欢乐的气息。
4.过番歌:以反映出国背景、海外劳动生活以及侨眷生活为内容,如《雪梅思君》、《番客歌》、《父母主意嫁番客》等,这些闽南语民歌不仅在闽南侨乡广为传唱,而且在东南亚各国聚居地几乎家喻户晓。传播海内外的《番客歌》就是侨乡歌谣的代表作。
二、外来小调的变异性
泉州传统民歌除了本地特有的闽南旋律曲调以外,还有一些是外来的小调类民歌。这些民歌传入泉州地区后,往往融入了闽南人民所习惯的调式、旋法与音阶等音乐语汇,符合了闽南人民的文化地域特色和审美习惯。如江苏小调《孟姜女》、安徽的《凤阳花鼓》和北方的《苏武牧羊》等。“孟姜女调”,又称“春调”、“梳妆台”、“十杯酒”、“尼姑思凡”等,是我国流传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民间小调之一。“孟姜女调”传入泉州后,歌名由“孟姜女”改为“五更鼓”或“十步送哥”等。“五更鼓”在结构、调式以及音调等方面与“孟姜女”保持一致,但歌词内容则发生较大的改变。如下面泉州地区的《五更鼓》谱例,旋律骨干音与江苏《孟姜女》基本相同,各句落音均落在“商”、“徵”、“羽”、“徵”上,依旧采用起承转合的曲式结构,只在乐句进行中根据闽南唱词唱腔加入变化的因素:
1.歌词内容发生改变。“孟姜女调”一般采用“十二月体”或“四季体”,而流传在泉州地区的五更鼓调,则是以“更点”为顺序分节、分段,完整地咏唱出所要表达的主题内容。歌词按闽南方言诵读押韵,唱词从“一更”唱到“五更”,表现了月下一对青年男女私定终生的情景。
2.音阶形式发生改变:从音乐结构、旋律进行动向、骨干音看,显然是由“孟姜女调”变化而来的。在其变化过程中,音阶结构和旋法是起主导作用的,音阶结构变为徵、羽、变宫、宫、商、角、变徵、徵,旋律进行中常会出现闽南民歌特有的“变宫”、“变徵”旋律乐汇的润饰,从而具有了闽南语民歌细腻、柔美、委婉动人的气质和韵味。
三、地域色彩
泉州地区的闽南语民歌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大部分的情歌、生活习俗歌曲纯美质朴、感情真挚、明亮欢快,与台湾日据以来创作的沉郁幽怨的闽南语歌曲有着本质的区别。1.泉州方言的影响:泉州民歌,是在借鉴古代方言歌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均用具有地方韵味的闽南语唱念。从歌词而言,其口头性和方言性特别强,方言俚语特别多。这些闽南语民歌不用方言念唱很难念出韵脚,在普通话中也很难念出相对应的字眼。泉州民歌曲调与泉州方言声调相互关联,曲调跟着声调走,声调融于曲调中。如泉州童谣《天乌乌》,歌词“天乌乌,要落雨,海龙王,要娶某,龟吹箫,鳖打鼓,水鸡扛轿目吐吐”,其中方言俚语较多,如“某”,闽南语中指代“妻子”、“水鸡”指代“田鸡”,旋律基本与念唱的音韵、声调的平仄走向相稳合。用闽南方言吟诵的音调与语调为旋律发展的基础,用“唱”的方式来“读”闽南方言文学歌谣,其音调基于歌谣诵读,音乐节奏基于歌谣诵读的节奏。
2.音列特征:泉州民歌一般以宫、商、角、徵、羽五声音列为基础,在旋律进行中常出现变宫(7)或变徵(#4)两个音,偶有出现清角音(4),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福建卷)上》的选曲谱例②分析中可以看出,清角出现的次数较少,属经过音或装饰音,变宫与变徵这两个变音在旋律中重复出现的次数较多,变声明显占着比较重要的位置。
3.变宫、变徵的旋律结构型态:由于变宫、变徵音加入的普遍性,泉州民歌形成一种在五正声基础上增加变宫、变徵音的旋律结构形态。如加入变宫音的泉州民歌《王大姐》:曲谱中由羽音上行到变宫再到羽音(lasila)是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结构型态,这时的变宫扮演着装饰过渡的色彩,乐曲虽然是商调式,但却强调羽音的色彩,隐现羽调式,使旋律乐汇更加细腻,增添了抒情的性格。又如加入变徵音的泉州民歌《灯红歌》:曲谱中由商音或角音上行到变徵后再到角音(re或mi#fami)是另一种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结构型态,音乐糅入泉州南音唱腔行腔的旋律色彩,风格上显得更加委婉柔美。
四、闽台戏曲对泉州民歌的吸收
闽台戏曲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常吸收闽南民歌(泉州民歌),其是闽台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芗剧(歌仔戏)等戏曲音乐的重要来源之一。闽台戏曲常用的一些曲牌来源于闽南民歌(泉州民歌)曲调,或原曲引用,或摘取片段,或吸取其音调加以发展创造,而且常根据“生”、“旦”等不同角色的唱腔与故事情节来选择民歌旋律,由此演唱、编曲技术得到更加专业化的发展,从而使民歌的曲调更加规范和成熟。
1.吸收民歌曲调:闽台高甲戏、梨园戏、木偶戏、歌仔戏等戏曲音乐的唱腔中有相当一部分吸收了泉州民歌的曲调,特别是高甲戏中的丑旦戏中较多运用了民歌的曲调,如高甲戏《桃花搭渡》中采用了泉州民歌《大补缸》、《四季歌》、《灯红歌》、《花鼓调》、《乞食歌》(又名《七字调》)等,《管甫送》中采用了《十八步送歌》、《五更鼓调》,《唐二别妻》中的《病仔歌》、《跪某歌》等曲调。台湾歌仔戏中所运用的《七字子》、《送歌调》、《长工歌》、《五更鼓》、《苏武牧羊》、《跪某歌》等,与泉州民歌基本旋律框架相似。 这些民歌被闽台戏曲音乐吸收后,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远播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民歌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流失”得最厉害。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它被改变得最严重。但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我们更应该首先为恢复它的“生存权”而竭尽全力。④就像 对泉州民歌研究 对泉州民歌研究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南音发祥地泉州传承历千年
南音之称为“晋唐遗音”，即是由于晋“永嘉之乱”，中原衣冠南渡，晋人南迁在带来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中原优秀文化。中原古乐的许多音乐遗响，如先秦五音之乐，音阶与宫调理论以及旋法特点，汉代相和歌之“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演唱演奏形式，魏晋时期的古曲谱等，都能在南音中找到印证或得以诠释②，南音乐器中的拍板与南唐《韩熙载夜宴图》中歌者所执之“节”基本相同，连执琵琶的姿势也几乎一样。而“泉州南音所使用的主要乐器，不仅体现了中国古老音乐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沉积，如先秦时期的洞箫、西汉时期的笛、魏晋时期的曲项琵琶、隋唐时期的拍板、宋代的奚琴与三弦等，同时它又是多元文化――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等的融合，其历史衍变过程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多元性、开放性的特征。”③
泉州南音被海内外专家誉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明珠”、“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对南音的评价，田青在《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一书中的序中这样写道：“曾经有人概括泉州南音特点是古、多、广、强、美。其所谓古，是指南音有千年的历史；其所谓多，是南音有大谱、散曲和套曲达二千首以上；其所谓广，是南音不只活跃在闽南地区，而且扩展到南洋群岛和台、港、澳以及欧美的一些地方；其所谓强，是南音历经无数的天灾人祸和漫长岁月的磨汰，还能够顽强地存活下来；其所谓美，是南音既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长撩曲，又有慷慨悲歌、一唱三叹的叠拍声。”台湾学者王镇华把南音称为“大生命的音乐”。泉州南音以其独特的传承脉络与方式，通过艺人春秋二祭的崇奉孟昶乐神祭祀乐事、拜馆等仪式活动，世代传承，薪传不息。泉州南音的传承，历代多是口传心授为主，附以手抄曲本传承，明才有木版印刷的《明刊三种》，清才有《文焕堂指谱》，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才有一些铅印的南音曲选、南音指谱大全等曲本出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泉州开发了南音电脑软件，使古老的南音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更有利于南音的传承。
泉州市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综合性试点，也是2007年6月文化部批准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核心区之一。据2006年《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报》④刊载，现全市11 个县、区、市共有南音社团230 个，成员7425人。其中晋江市有南音社团48个，成员1704人；惠安县有南音社团16个，成员563人；永春县有南音社团11个，成员360人；鲤城区有南音社团17个，成员570人；丰泽区有南音社团23个，成员652人；安溪县有南音社团22个，成员485人：南安市有南音社团33个，成员有927人；石狮市有南音社团24个，成员有841人；德化县有南音社团22个，成员有326人；泉港区有南音社团4个，成员有392人；洛江区有南音社团10个，成员605人。以上成员人数是指登记在册参加南音馆社的乐员，实际上习乐者、爱好者远不止其统计之数字。从以上的调查统计，充分凸显了泉州市各级政府和文化宣传部门这几年来对南音的保护、扶植的力度，也充分显示了南音在泉州这片故土上的强大人文积淀与生命力。
台湾南管(音)馆阁知多少
说到台湾，我们的话题自然会说到“开台圣王”郑成功和的施琅将军。1624年7月郑成功在日本平户一个僻静渔村出生，1662年由于积劳成疾卒于台湾，享年才三十有九。22年后的1683年施琅(1621―1696)率兵入台。施琅后，采取一系列稳定民心、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设置行政建制，全面开发台湾。自十六世纪末叶之后，汉族大量移民入台，不仅带去生产技术也带去中原文化，十七八世纪之后汉族尤其是闽南地区的泉州人大量移民入台，他们带去了南音、北管、高甲、木偶……南音更是遍布于泉州人居住的村落、渔村、城镇。关于泉州南音何时传入台湾，至今仍很难找出准确的证据，但据泉州历史网的《泉南人名录・施琅》及《靖海纪事》附施德馨《襄壮公传》称施琅“性好音乐，至晚年尤甚，尝集诸词客制新声、谱之乐府。”施琅晚年坐镇台湾，施德馨是其族叔，举人出身，官台湾府儒学教授。二施皆晋江人，所称音乐，即是南音。施琅对南音在台湾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连横之《台湾通史・卷13・歌谣》云：台湾“始尚南曲，间有小调……台湾之人颇喜音乐，而精琵琶者前后辈出。”据有关考证，在二十世纪初，全台湾的南管馆阁至少有一百五十个，几乎只要有泉州移民分布处，“馆先生”开馆，随后成为固定组织，鹿港的雅正斋于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而台南的振声社于今也有二百年，南声社从创始人江吉四先生算起于今也有九十余年。在此也须一提的是泉州晋江深沪的沪江御宾社成立于明崇祯末年（1632年），至今已近三百年的历史，其现存的名闻遐迩的“裂石”琵琶及清朝鹤顶曲柄凉伞更是世之珍藏。
据泉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报2006年9月第10期刊载，目前台湾有南音（管）馆阁64个之多。台湾民族音乐学家吕锤宽、许常惠合著的《台湾传统音乐之美》⑤一书中的“汉族传统音乐”部分，对南管在台湾的传布有这样的表述：南管音乐是台湾的两大音乐系统之一，另一系统则为北管。南管音乐普遍存在于……北部、中部、南部、澎湖、金门。它较盛行的时期，据推测当为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吕锤宽在其另一专著《台湾传统音乐概论》⑥中对南管有更多的阐述：“南管为保存于福佬语系社会的古老乐种……南管音乐的历史悠久，传布的地区也较广，因此名称方面呈现多样性，分别有：弦管、南音、南乐、南曲、五音、郎君乐、郎君唱等”、“南管音乐主要分布于鹿港镇与台南地区，而高雄地区、台北市、基隆市以及澎湖、金门等地，也有南管曲的演唱活动”。根据吕锤宽的调查：“鹿港南管馆阁曾有五大馆：雅正斋、聚英社、雅颂声、大雅斋以及崇正声”、“台南市为南管文化荟萃的地区之一，根据说法，当地的南管馆阁亦有五大馆：振声社、南声社、金声社以及群鸣社”。台湾的南管馆阁除了在馆阁内传习展演外，也有在馆阁外进行的，“最早者当为台湾省交响乐团在该年所举办的南管研习，对象为台中市的国小与国中音乐班的学生”，“新型的南管传习活动也在馆阁内进行，以历年来的情形观之，台北市闽南乐府、台中县清水镇清雅乐府、鹿港镇雅正斋与聚英社、台南市南声社与振声社等，均有举办此类活动”。在南音艺人方面,吕锤宽在该专著中的卷首推崇两位盛名的南音艺人，一是黄根柏（1910―1991），“鹿港雅正斋的馆先生，洞箫、二弦的演奏技巧，最为南管音乐界推崇……柏先生传授南管的态度极其严格”，另一位是林长伦（1924―1993），“从民国四十年代开始经营台南市南声社。如果说，将台湾的南管推上国际，为南声社艺术性表现的自然结果，我们认为最大的奉献者，实非林长伦先生莫属”。
台湾南管除了有相对固定的南音馆阁活动之外，还举办不少的南音讲习班，如《台湾传统音乐之美》中吕文称：1978年，从台北市晋江同乡会获知，有南管研习班。又如南台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于2005年10月29、30日举办“南管音乐演习会”，主讲人施炳华系振声社前任社长、教授，擅长南管理论研究、南管演唱；蔡芬得系振声社社长及艺术总监，稔熟南管各种乐器及唱法；林秋华系振声社团员、文学硕士等。另南台科技大学推广部还开办“南管初级班”，其教材内容是：南管音乐的历史、特色、视谱法、奏唱法、台语、泉州音练习。
台湾的南管不仅在民间有馆阁设置，大、中学府也有南管学习组织，学校及社会团体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南管演唱演奏会、研习班，以及带南管乐团走向世界，向世界人民介绍、宣传、弘扬优秀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南管。如1979年许常惠“带南声社赴汉城参加第六届亚洲作曲家联盟大会，1981年学界于鹿港召开第一次南管国际学术会议，1982年许常惠再度带南声社巡回法、德、比、荷、瑞士五国，并在法国国家广播电台留下珍贵录音，当晚十时开始演唱，至清晨六时才止，法国听众大为惊叹，电话不停涌入。
两岸南音 同承共荣
闽台一水之隔，两岸人民有共同的血缘，南音是海峡两岸人民同根同源、不可分割的见证，是两岸人民亲和往来的纽带，也是维系台湾和祖国密不可分的精神支柱。1988年8月，祖籍福建泉州安溪龙门乡仙地村、被台湾音乐界誉为“民族音乐的领航者”的许常惠先生⑦来福建访问。随后，福建省民族音乐学家、南音学家王耀华、刘春曙先生于1990年6月25日至7月6日抵台进行访问和学术活动，实现了四十年以来首批大陆音乐学者访问台湾的盛举。随后开展多次两岸音乐交流活动，“闽南语民族音乐研讨会”、“台湾作曲家作品音乐会”、“闽台戏曲艺术研讨会”，以及台湾刘茜、黄玲玉两位女士来福建作民间音乐调查等。
1981年台湾鹿港举办了一次南管国际学术会议。1980年之后，台南、台北、鹿港、基隆、高雄等南管重镇新兴建的社团如：华声社、汉唐乐府、江之翠、中华弦管研究团、咸和乐团以及原旧的社团如雅正斋、聚英社、闽南乐府、清雅乐府等也陆续出访大陆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泉州作为海峡西岸工贸港口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南音发祥地，自1981年以来已举办过八届国际南音大会唱及三届国际南音学术研讨会。2000年2月，在泉州国立华侨大学举办的“泉州国际南音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有台湾吕锤宽的《论南管谱的结构》，廖锦栋、张美霞的《洞箫对南乐的影响》，卓圣翔、林素梅的《南管曲牌的基本腔韵及其衍化》等。
在此，还须特别指出的是，2003年11月由台南胡氏拾步草堂、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合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清刻本文焕堂指谱》，此书大陆已无，是台湾胡红波教授于2000年9月间在台南临安路玉市一书摊发现，高价购买后赠送给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的。在此之前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先生提供的《明刊三种》，收录272首曲词及调名、曲牌，意义十分重大。而《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的出现，填补了明清以来具有极其珍贵史实价值的南音指谱。从《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的台湾回归，充分说明了两岸传统文化长期的传承与交融，也有力证明两岸人民的民族传统文化之根扎得如此深厚广袤。2006年9月由泉州地方戏曲社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两岸论弦管》⑧问世了，该书有大陆的乔建中、刘德海、袁静芳等知名学者著文外，还有台湾吕锤宽的《论弦管谱的发展与演变》、王镇华的《大生命的音乐：南管》、王樱芬的《南管曲目分类系统及其作用》以及施炳华、施玉雯、林珀姬等有关《文焕堂指谱》的学术专论。该书的出版，除了其本身学术价值，也充分体现了两岸学者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共同心声，南音已成为维系海峡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成为两岸人民感情交流的桥梁。前文化部孙家正部长在该书卷首的题词具有深邃意蕴：“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留存下来。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自家认定的历史凭证，也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和智慧与力量之源。”在此还须补上一笔的是，台湾学者对南音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仅吕锤宽有关南音的研究的专著就有：《泉州弦管（南管）研究》、《泉州弦管（南管）指谱丛编》、《台湾的南管》、《南管记谱法概论》等。
泉州南音以其古老而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深厚的中华文化的人文气息、扣人心扉的乡音俚调，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地抖落在海峡两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①②泉州历史网.“泉州民间音乐舞蹈”
③袁静芳.《对泉州南音历史源流几点思考》，2000年泉州南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④泉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报”2006年第2期至第7期
⑤台湾许常惠、吕锤宽、郑荣兴合著.《台湾传统音乐之美》，（台湾晨星出版有限公司发行所2002年2月
⑥吕锤宽.《台湾传统音乐概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3月
⑦王耀华.《许常惠教授的闽台情结》，闽台传统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福建省文化经济交流中心、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6年4月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广西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9～13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年会是继1981年在桂林举办的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后16年，在广西的考古学、民族学调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的背景下，再次回到西瓯、骆越故地广西。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市、区)和香港、台湾等地，以及美国、越南等国家的92名专家、学者与会，除了会前收到论文中精选50篇编辑成67万余字的论文集《百越研究》(第一辑)，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0月正式出版外，会议期间还有十多位境内外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精彩的民族考古调查研究新发现。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聚一堂，缅怀百越先民，重温东南历史，大兴学术争鸣。这些成果既有百越民族文化的总体研究，更多的是百越各支系文化的深入探讨，还有百越民族与其他系统民族文化关系、百越与当代华南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等专题，将百越民族史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
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2 多方面、多层面的探讨。本次会议除了民族与文化性质、族群源流、文化谱系、文化因素分析与区域文化关系等基础性时空关系研究外，还有百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层面的探讨。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吴越城址、建筑聚落、崖洞墓葬、航海舟筏、铜鼓、大石铲、竹器与玉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专题论述。在精神文化层面，百越的海洋精神、万物有灵与巫鬼神灵等、图腾崇拜、南方汉语方言与语言、婚姻习俗、拔牙习俗、食人埋骨习俗等内容，都有学者涉及。在社会与经济层面，骆越的建国、南越的土邦小国、商代闽中的文明因素等国家文明问题，百越同秦汉王朝、荆楚文化的战争与融合问题，以及农业生产与经济生活等问题，也都有争论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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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高校；特色化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
近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正以每年10%左右速度扩大，又恰逢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转型升级期，硕士研究生培养出现与社会需求不匹配、就业困难等瓶颈。目前，国内外把研究生培养类型分为职业性（即专业学位，以职业技能和专业素养培养为主，毕业生能较快从事职业领域实践工作）和学术性（即学术学位，以理论和学术研究为主，毕业生攻读博士或从事科研工作）两种12]。近年来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比例接近1：1，在校生比例约1：2。然而，与传统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相比，无论是在理论探索还是在实践领域方面，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都处于探索阶段。探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个性化、特色化需求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成为高校应尽之责。
我国现有高等学校2 879所，具备“大学”称谓省属本科院校（以下简称“地方高校”）占“大学”层次高校69.58%，占据高等教育体系主体地位，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特别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中坚力量。但与国家部委以及省部共建大学相比，地方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存在软硬件建设短板。实践培养模式上，容易存在“同化、矮化、弱化”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弊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土壤既依托区域经济产业优势，又受制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发展的不确定性、多样性。有效发挥区域经济社会需求牵引作用，资源共享协同，推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职业性特色和个体差异化的形成，成为地方高校探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有效途径。
一、地方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协同培养的可行性
地方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既要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又要兼顾学生个体发展的复杂性；培养突出职业应用性的同时，又要加强应用基础理论。如何解决上述培养问题？出路在于明晰地方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定位，适时转型，坚持需求导向，建构协同育人新模式。搭建起专业型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间的沟通桥梁，形成硕士层次完整人才链条，提高研究生培养的社会适切度，同时满足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个体发展的多向性；充分利用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学科相关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等多种资源，构建紧密合作的生态培养圈，提高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保障度。
1.地方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瓶颈
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创业兴起的背景下，各行各业对硕士研究生层次的高级应用型人才需求日趋旺盛。然而，却出现硕士就业难，高新技术企业招不到人的怪象。究其原因，对地方高校而言，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时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研究生培养单位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上存在与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绝对割裂（即双轨制）或者绝对趋同的现象，导致职业与学术、理论与实践不能真正融合；二是地方高校大体沿袭重点大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模式，同质化倾向明显，办学特色不突出，缺乏核心竞争力；三是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培养效果上区分度不够，特别是单一主体的培养单位主要参照学术学位模式定位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致其知识结构与社会行业脱节，造成潜力不足、适应周期过长的现象；四是缺乏既能有效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学术型研究人员沟通，引进、消化、吸收科研成果，又能引导专业型技术人员将其再创新、转化为科技产品的复合型和管理型人才，导致科研成果转化难，硕士研究生层次人才链条断裂；五是地方高校研究生生源主要来自调剂且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生，研究生报考意愿没有得到充分落，再加上个体发展意愿具有多变化、多样化特点，因此突破传统培养模式，契合社会与个体双重需求，培养特色化硕士人才变得尤为迫切。
2.地方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协同培养的可行性
作为区域经济社会系统中重要一环的地方高校，可坚持学术与市场双导向，即二元价值取向，与区域经济社会的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专业学位硕士是依托应用基础研究成果，以职业背景和专业实践为方向的学位，在培养模式上可有效地将双轨制下研究生培养基础与经验加以复合，积极挖掘、统筹，综合应用校内外研究生教育资源，从而培育有别于重点大学的特色化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闽南师范大学作为地方高校，以现代分离分析福建省重点实验室和化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为依托，以化学类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和现代分离分析科学与技术福建省创新团队建设为载体，综合双轨制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优势经验，探索特色化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模式。将培养定性在“服务区域社会发展和学生多样性成长双向需求”，定向在“应用基础能力提升”，定格在“突出职业性兼顾学术性”，定点在“应用理论与专业实践并重”。实行教学、实践、科研相结合，构建“学-研-产”“产-学-研”“产-研-学”良性生态圈，形成“三类导师”“三种教学资源”“三类课题”“三种角色”协同培养模式，“三种研究成效”协同循环与提升。
二、地方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协同培养模式的理论之思
地方高校要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中挖掘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所需的科学问题，继承学科研究的区域特色与学术性优势，同时攻克区域产业关键的共性技术难题，获取课题的应用前景与区域行业扶持，从而在学科理论研究与应用技术研发交叉领域发力。以职业性“兼容”学术性为指向，以“应用基础能力”为诉求，通过多元化的培养方案，构建地方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
1.注重个体需求多样化，定位“职业型为主”培养目标规格
地方高校硕士研究生个体发展需求较重点大学学生而言更具多变性和多样性，这些均对人才培养规格提出新要求，个性化培养、因材施教、因需施教成檠芯可教育以生为本的体现。美国历来注重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格局，避免培养和发展的趋同化，不树立国家样板大学，使得高等教育能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模式能满足地方高校学生攻读博士研究生或从事技术研发与管理、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工作等，既可实现侧重高层次技术与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又可充当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向学术学位研究生过渡的桥梁。
2.推行多元化课程设计，定性“服务地方发展”为主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课程设置要关注区域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发展产生的科学问题、技术需求、管理难题，职业性与学术性并进，开设学术课程群（学科基础知识、学科发展前沿、区域发展相关学科特色校本课程）、职业课程群（技能培训和专业实践）、应用基础课程群（技术研发、研究成果应用及转化）、管理课程群（行业及人力资源管理），将上述课程群融入公共学位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校内导师组、校外知名学者、行业专家三者共同设计，实现基础学科理论、开发应用、专业管理三元能力融合，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规格匹配。
3.提倡多元化的评价机制，定评“综合素质能力提高”
地方高校应改变重理论轻应用、重成果轻转化等学术型研究生原有评价模式，积极建立以社会评价为主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地方高校要依据课程群类别，把分类评价机制贯穿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中，确保与专业学位硕士人才培养规格定位标准相一致，使培养效果得以综合性、专业化反馈。学术课程群以校内导师组直接评价为主，校外知名学者参与诊断式评估为辅；职业课程群、管理课程群评价采取重点邀请未参与课程设计行业专家监督课程质量，再由课程设计三方专家针对反馈反思改进；应用基础课程群由行业专家与学科带头人共同评价；专业实践课程评估参照研究生拟从事行业执业资格标准，由学校与实践单位共同依据学生实验技能成长进行评定。最后，改革学位论文研究体系，要涵盖学科基础理论及其应用两个领域。
三、地方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协同培养模式的现实探索
闽南师范大学在率先探讨地方高校背景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协同培养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聘请三类导师（校外博士生导师、本校硕士生导师、行业主管部门领导或企事业单位技术负责人），挖掘三种教学资源（合作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和重点大学、本校教学研究资源、企事业单位实习实践基地），提升研究生培养的保障度；参与三类课题（承担基础型科研项目，参加应用型科技开发项目，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扮演三种角色（硕士研究生、项目技术人员、本科生导师助理），设置交叉学科前沿研究及其应用领域，提高培养体系运行的有效度；获得三种研究成效（学术论文、发明专利、科研项目），赢得研究生和用人单位的好评。
1.重视三类导师协调指导，定格在专业与学术的复合培养
研究生导师多样化的学缘结构、学派结构、学科结构、能力结构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有很大促进作用。
闽南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行“三类四层”导师指导制。聘请三类导师进行四层次指导（见习指导、实践指导、全面指导、协同指导）。一类导师为本校硕士生导师组，注重通过理论讲授、学术讨论、科学研究、科技开发、论文指导等指导学生如何把研究领域相关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多项技术复合整合，形成与社会需求和研究生发展意向双向匹配的专业理论知识体系；一类导师为企事业单位行业专家，培养学生用技术知识解决生产、服务、管理等一线实际问题，同时传授学生分析、创造和设计的技能、技术；一类导师为协同发展科研机构的导师，提供科研资源和学术思想共享，参与课题项目的共同开发，让学生在一定时期外出进行研发学习，对研究过程中遇到的艰深、复杂、关联的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指导帮助。
2.参与三类课题研究，定局在综合科技问题的解决
课题项目类别不同，对硕士研究生知识能力结构的要求不同，锻炼提升的层面不同。闽南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一般要求在读硕士研究生参与三种不同类型的课题项目，具体如下：在校外博士生导师、校内硕士生导师指导下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纵向课题研究，提升基础理论研究素养，解决学科交叉领域内的科学问题；参与高校导师或企事业单位行业专家的科技开发等横向课题，培养自身的技术开发、应用研究能力，突破专业技术难题；指导本科生进行创新创业项目的调研、选题、实施，申报校内研究生资助课题，锻炼科研项目组织和管理能力。三类课题、三种角色、三种成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3.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定向促进地方行业发展和硕士生多样性成长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要考虑研究生发展路径和社会需求的多样性，既要注重个性化培养，又要立足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和行业发展，还要关注能够输送优质博士生生源。综合性、多元化、发展性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就是突出学生学习能力及其实践应用。
学校抓准学科前沿与区域关键共性技术需求交叉领域，在应用基础研究范畴内合理设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研究课题，既能发表高影响因子的学术论文，有利于研究生申请博士生资格，又能获得地方行业发展急需的发明专利、科技产品或社会服务成果。比如化学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以服务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发展为导向，以“现代分离分析科学与技术”福建省重点实验室和高校科技创新团队、“分析化学”福建省重点学科、化学类福建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为依托；集“学科建设、产学研用平台建设、人才培养”三大功能于一体，致力于实现“重点实验室、政府产业主管部门、行业龙头企业、分离分析科学与技术高层次人才培养”协同创新，瞄准分析化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药物科学研究前沿，关注精细化学品分离检测、功能食品研发、药物分离检验、环境监测等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和产学研用一体化。
关键词： 官式大厝 特色成因 分析
中图分类号：TU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引言
泉州是中国首批公布的24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古以来，泉州就是闽南最繁盛的地区，曾有“海滨邹鲁”之雅称。漫步泉州，随处可见的皇 宫殿阁式建筑—官式大厝，作为璀璨历史文化的回声，泉州古建筑既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建筑理念和风格，又融汇了多种宗教和外域文化，直到今日，仍然以独特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
对于所有传统民居来说它们的的特征在建筑上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 平面布局和环境特征。它是社会制度、家庭组织、习俗信仰和生产生活方式在民居中的体现。2) 结构和外形特征。它反映了气候、地理和材料、构造技术等对建筑的影响。3) 装饰装修和细部特征。它是文化、习俗和审美意识在民居建筑内部和外观艺术上的表现。[1]
以下将从这三方面来阐释福建泉州的传统民居建筑特色以及成因。
2背景
泉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处于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交汇点上。宋、元时期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千年来随着往来的商旅和行客各种思想文化在此碰撞，交流，融合与传播。在当地民居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形成了自己的强烈个性——红砖白石、飞檐翘然、色彩艳丽、装饰精美、中西合璧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多元化为特征的建筑风格。
3建筑平面格局与成因（图1）
官式大厝又称为“皇宫起”， 在泉州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闽王王审知因皇后黄惠姑，家乡滨海风烈，因此特意恩赐黄皇后“汝母厝皇宫起”。由于在泉州话中，“你母”和“你府”的发音是相同的，于是整个泉州府，特别是达官、豪绅和富商等，便仿效王府的样子造起了房子。
所以说它的平面在文化内涵上，吸收了中原文化帝王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想，沿中轴左右对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以及传统文化相适应的封闭式主次尊卑尚礼氛围。[2]
官式大厝的建筑格局可以用“护厝式”来概括。以主厝为核心，在主厝一侧或者两侧向外扩张出一个带小天井的护厝进而围合出一个“院落单元”。一般间数以“三间张”，“五间张”为主。向纵、横或纵横结合发展起来的，此类民居布局大多由下落、顶落、榉头、后落、护厝、深井、埕等数个建筑单体及外部空间组成合院式建筑。
官式大厝的布局，具有按中轴线对称排列，多层次进深、前后左右有机衔接等特点。主厝居中，两侧护厝护之，充分反映了主厝与护厝之间的从属关系。它的主要特征是：前埕后厝，坐北朝南，其间数取奇数，一般作三开间或五开间，有的加双护厝，进深有一进(一落)、二进（二落）、三进（三落）、乃至四进、五进大门左右各有一间下房，合称下落。下落之后为天井，天井两旁各有一间厢房（或称崎头）。过了天井就是主屋正厝，中间是厅堂和后轩，它的左右各有前后房四间（俗称大房、后房），是住室和起居间，合称上落。[3]间也有讲究，兄弟分家时，以东大房为尊，其余类推。光厅暗房是泉州传统民居的特点。厅堂是祭祀祖先、神明和接待客人的地方，面向天井，宽敞明亮。而卧室房门悬挂布帘或竹帘，房顶天窗很小，房内幽暗。有的大厝前面加门庭（俗称大埕），东西两侧和后轩外面加护厝，有单护厝、双护厝、环护厝之分，作卧室或杂物储藏间用，并且在门庭四周筑起围墙，成为一个封闭型规整独立的建筑群。为了避免外人窥视院内活动，大门只有逢大事时才开启，入门处正中又置有木板壁或屏风，平时都由两侧边门进出。
官式大厝建筑形制（图1）
4结构外形特征
建筑的外部材料以红砖、白石为多，内部材料以木构架为主，建筑中精巧的雕刻，丰富生动的屋面形式，墙体砌筑形式等也很有特色。本地所特有的橘红色贴面砖和层面瓦，使建筑呈现了统一的暖色调，色感异常强烈，形成最具特色的红砖文化区
虽然官式大厝在平面布局上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具有宗法等级的院落布局，墙面的红砖拼贴和镶嵌等建筑风格，却又与其地处沿海的开放性有关。它们与欧洲起源于古罗马的红砖建筑和西亚阿拉伯建筑装饰处理十分类似，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其特征是"红砖白石双拨器，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皇宫石”。
4.1红砖材料
印象中的中国古代民居都是一片青砖灰瓦，如同静默的黑白世界，而泉州人创造的红砖大厝为中国传统民居的水墨意境添加了一笔亮色。
成因：说法1：泉州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港口城市，对外交流频繁。众多闽南人与菲律宾有商业往来，甚至远赴菲律宾，而当时西班牙人侵占了菲律宾，在菲律宾留下了大量使用石材和红砖红瓦的建筑，给闽南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遂回乡仿建
说法2：红砖采用敞口窑烧制，砖培和氧气充分接触后就会呈现红色。由于泉州一带土壤中的三氧化铁含量高，所以烧制出来的红砖更为纯正，更为鲜艳。当地人们就采用这种带有吉祥喜气的红砖来建造自己的房屋，以达到人们所祈求的平安，幸福。
4.2“出砖入石”的砌筑方法
“出砖入石”是闽南红砖区建筑中一种十分独特的砌墙方式。相传，明末闽南地区发生大地震，将兴盛的泉州府夷为一片平地，震后重建时，老百姓就地取材，利用坍塌破碎的砖、石、瓦、砾来构筑墙体，并由此传承下来。砖与石两种不同材料混砌，石为竖砌，砖为横砌。事实上红砖多近桔，石白而带灰，这些红砖包裹着白石的独特墙体，色彩对比明快和谐。用这种方法砌成的墙不仅坚固防盗、冬暖夏凉，而且古朴美观。
5装饰装修和细部特征
5.1燕尾脊
燕尾脊是屋顶正脊做成曲线的形状，两端往上翘起，形成美丽的燕尾状，使厝顶形象夸张而生动别致，正是这种“双燕归脊”的设计，让“古大厝”利用屋顶形式和屋脊变化丰富了建筑的天际轮廓线，灰塑雀鸟的屋脊装饰也有如真鸟栖息，十分生动有趣，呈现出汉家建筑的装饰特征。其“斯翼如飞”的形象引人无限遐想，被专家学者们誉为“翘脊文化”。
5.2灯号
在很多建筑上可以看到“忠孝传芳”“渤海传芳”“颍川衍派”等镌刻文字，这便是闽南建筑上特有的文化产物——灯号。灯号为匾额中的一种内容：灯为传宗接代，血统繁衍，号为记号，是泉州特有的文化产物。一般安置在民居建筑正大门的门楣上方，镌刻这主人的姓氏所属郡都。而这种习俗的来源是古人会将自家府第大门挂写姓氏、大灯笼，红白喜事也有举姓氏灯的习俗，而闽南人正是把这种习俗安置在住宅上方，便称之为“灯号”。
5.3大门
“皇宫起”民居的大门都装饰得华丽精美，用各种形式及图案装饰正门的两边。常见的有砖雕，青石雕，泥雕，影雕，彩雕。雕镂的常是花卉，山水，动物，人物，书法等传统图案。不同的图案常常被赋予不同的含义，例如：图案上有喜鹊，梅花鹿，蜂窝，猴子组成，就喻为“喜禄封侯”。
5.4筒瓦
筒瓦是中间凸起呈半拱形的瓦片。这种富丽堂皇的瓦片在旧时只能出现在宫殿和寺庙建筑上，当地人模仿闽王府建造官式大厝，体现富贵奢华。
泉州石雕技术有悠久历史传统。泉州盛产花岗岩，有南安石砻“砻白石”，惠安青斗石“辉绿石”，砻白石历史最悠久，最为著名，被称之为“泉州白”。泉州古建筑石雕工艺技法多采用线雕、浮雕、透雕、镂空雕等几种，工匠们以精湛的工艺、流畅的线条、别出心裁的勾勒意境，充分体现当地建筑艺术的巧、类、秀、雅的风格木雕工艺是我国古代建筑长期运用的一种装饰手法。泉州传统建筑的木雕喜用樟木，一是不易开裂，且木纹细密容易雕刻。木雕花饰多以团鹤、虎、蝙蝠、云龙、万字锦、卷草、荷花，人物等吉祥图案为主，极其丰富。砖雕工艺精湛，题材广泛，造型生动，栩栩如生，体现闽南雕刻工艺的高超。
5.6墙饰
闽南墙饰细部形象方面有楼台人物、巾帼人物、吉寿文字、海棠花、相思树等，这些图象都有它本身的一些象征和隐喻意义，或有驱邪镇恶的作用 ，或寄托一些美好的愿望。通过图案或纹样的双关是闽南砖石墙的特色之一。
6结语
泉州民居文化源远流长，是几千年来各种文化在海港泉州融合碰撞，泉州人民世世代代智慧的结晶。既承继了由晋朝士族衣冠南渡所带来的皇室威仪和贵族气派，同时又糅合海派的动感变化和洋风的繁饰点染，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对当代建筑很有参考意义。其本身不仅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信仰、习俗和观念的印记，本身也是一项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在保护传统民居的时候不仅要保存其形式，而且要保护其文化的内涵，学习其对自然地尊重。
References（参考文献）
[1]陆元鼎. 中国传统民居的类型与特征[ A] . 民居史论与文化[ C] .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3
[2]梁振学编著．建筑入口形态与设计．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