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心理学；实验实践教学；知识可视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4-0110-02
一、双实教学模式的理论建构
社会心理学双实教学模式的构建并不仅是简单地在课程教学中增加实验、实践两个教学模块，而是以先进教育理论为指导，以现代教育技术为支撑，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为主线，科学系统地建构实验实践教学模式。这种模式通过提出针对性的教学目标，科学设计教学方案，合理安排教学计划等，提高学生紧密联系社会问题、快速准确掌握知识、形成技能、学以致用的能力。
实验课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观察与分析社会心理现象能力，提高学生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实验教学的设计运用了知识可视化理论和探究性学习理论的研究成果，利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场景设计成现场实验，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展示实验内容，使学生直观地了解心理学实验的操作过程和实验结果，这种方式能够精准地传递信息，使心理学理论具现化，并能激发学生探索日常生活中社会心理现象的兴趣。实验教学的课程安排是按照循序渐进、分段目标原则，构建出三个层次的实验教学课程体系，依次为基础实验、提高实验和创新实验，分别对应培养学生的研究素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创新思维和综合运用能力。
实践课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整合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能力，提高社会心理学专业学生服务社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教学的设计为避免人文社科实践类课程缺乏监管考核，流于形式的不足，采用了课堂实践和课后实践等多种教学形式，并纳入最后的成绩考核中。课堂实践教学依据项目式教学理论，安排学生有序进行项目选题、制定项目计划、开展项目研究、进行项目成果交流和项目评价与考核等步骤来完成整个实践教学内容；课后实践是指社会观摩和社会实践，例如到监狱、戒毒机构、医院、社区、中小学进行社会调研和社会义工实践，提高学生利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服务社会的能力。
二、借鉴国内外先进教学理论
1.知识可视化理论。知识可视化于2004年由国外学者Epler M J和Burkard RA提出，是指抽象复杂知识或程序性知识（如，技能学习）的构建和传达可以采用图形、图像等可视性手段达成。知识可视化的直观性、发散性等特点，不仅能帮助他人正确地重构、记忆和应用知识，而且对培养学生的视觉素养、学习兴趣以及创造性思维都有很大帮助。知识可视化的方法有很多，如幼儿看图学数字、高中几何画的草稿图、地理中的色彩表示法、多媒体教学、思维导图等等，都是知识可视化的表现形式。
2.探究性学习理论。1909年杜威在美国科学进步联合会的发言中，提出探究性学习观点，指出教育不仅仅是要让学生学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科学研究的过程或方法。探究性学习的基本步骤为体验情境、产生问题、提出假设、作出推论、试验并验证。美国著名教育家施瓦布建议，在介绍正规的科学概念和原理之前应该先让学生到实验室里做实验，用实验的证据来解释和深化教材中的内容，而不是在教室里照本宣科地教授知识。为了使探究性学习有更好的学习效果，老师要搭建共同交流的平台，使学生进行充分而深入的探究交流和知识共享，还要让学生得到权威（专家教师或者书籍资料）必要的指导。
3.项目式教学（PBL）理论。项目式教学（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PBL），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为中心、以实践为主线的教育模式，要求学生围绕某一个具体的学习项目组成小组，通过他人（同伴或教师）的协助或指导，利用广泛的学习资源，在实践中体验、在探索中创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从而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项目式教学一般可分为选择项目主题、制定项目计划、开展项目研究、进行项目成果交流、项目评价与反思等几个阶段。从这几个阶段看，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需要自主完成。因此，PBL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与合作创新精神。
三、双实教学模式的实践应用
管静、万义平在对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探讨中，提出了“一个目标、两个保证、三个结合、四个层次”实践教学体系方案。“一个目标”是培养财务管理应用能力。“两个保证”一是实践计划保证，二是实践教材保证。“三个结合”是能力培养与素质教育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科学建构双实教学体系，就要提出针对性的双实教学目标，科学设计双实教学计划，策略落实双实教学安排，多渠道提供教学效果评价与反馈。
1.双实教学目标。教学总体目标是科学系统地构建实验实践教学模式，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心理学人才；教学子目标是促进理论教学与实验和实践的整合；促进观察与分析社会心理问题实际能力的提高；提高心理专业学生服务社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将子目标细化明确，我们编制了具体的社会心理学课程技能项目清单。在设计编写该实验实践类技能项目清单时，遵循了“两性一论”原则，“两性”是指一方面要掌握研究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技能和方法，另一方面还要掌握将社会心理学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技能，“一论”是指技能条目的设计要以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为基础。
2.双实教学安排。国外大学对学生的实践活动都在时间上有明确规定。比如英国社会工作专业训练的实习占全部课时的50%；美国社会工作硕士生两年课程中每周有三天到机构实习、两天在校内上课，实习时间超过50%。我国教育部规定大学本科生四年期间实践与实习时间不少于一年，多数学校人文社科专业实践教学占总学时的比例为1/3左右，个别专业比如艺术类专业可以达50%。
借鉴国内外实践教学经验，双实教学时间大概占整个课程教学时间的50%，考核占40%。教学安排如下图，按照问题导入―理论探讨―心理实验、社会实践的模式进行教学。问题导入部分是让学生在开课阶段初期集中地提出并在其后随时提出有关社会心理的实际问题，结合于讲授教材的有关章节，准备相关案例分析。正式上课时，结合案例以及近期新闻和社会热点，作为引入。并在学生讨论后，对案例和事件进行深入评论，将实际联系到本堂课程的知识理论。通过这种从学生实际出发，从学生中来又回到学生中去的做法，达到有的放矢解决学生学习问题，增强学习兴趣。理论探讨部分以教师讲授展示为主，向学生系统传授经典的社会心理概念、实验、理论和前沿进展，为全员参与的形式；采用课前社会心理学前沿报告、小组讨论促使学生通过相互讨论和深入分析，丰富相关知识的支架，加深理解，引导学生利用所学习的理论解释现实话题，促进社会心理学知识向学生个人知识体系的转化，并且能够形成社会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和应用能力。同时，双实教学改革还丰富了教学手段，引入课前社会新闻心理评析、小组讨论、社会心理学实验和社会调查、社会实践、观摩学习、自我分析报告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其中，前三种方法针对课程实验，侧重对理论知识的系统和深入理解；后四种方法应用于社会实践，侧重于社会心理学应用能力的培养与自我心态的调节。
3.双实教学模式的评价反馈。对双实教学模式的评价及反馈是调整完善教改模式、确保其良性运行的关键，根据反馈结果，调整教改思路、修订教学计划、健全教学手段，才能保障社会心理学教改工作的顺利开展，真正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对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的评价及反馈可以从四种渠道收集信息，即社会对学生实践活动的评价、教师对学生实践活动的评价、专家对双实教学的评价、学生对双实教学的评价。社会对学生实践活动的评价，包括社会对学校和学生实践活动的总体印象和评价，对学生实践态度的评价，对实际操作能力和实战能力的具体评价；教师对学生实践活动的评价包括对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综合能力评价，以及实践内容对学生的适宜程度、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专家对双实教学的评价是指学校从事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专家组织对教学改革的评价，包括实践教学的时间安排是否合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比例分配是否合理、实践教学的内容安排是否合理等；学生对实践教学的评价是指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兴趣和效果评价，对教师的满意度评价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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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性格异化
〔中图分类号〕B8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4-0054-06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弗罗姆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思想，他最早的著作就涉及对马克思的理解，他在法兰克福的同事“赞同地称这篇文章是整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第一个具体榜样”。[1] （P108） 在晚年对自己生平的回顾中，他将马克思列为除家族宗教传统外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把马克思的书列为除预言书之外对他成长过程最重要的书，自认为马克思构成了他的思想，他说：“如果没有马克思……我的思想也就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动力。”[2] （P9） 20世纪30年代弗罗姆就已经着手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修正，而修正所使用的方法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社会心理学对人的性格、无意识等心理状态的分析充分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人格异化的批判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最本质的特性――批判性的继承。西方学者对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作品中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获益良多，因为他的努力使马克思的思想在美国得到了传播，并为马克思传统的重获新生奠定了基础。[3] （P223）
一、以历史唯物主义修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修正并不是从弗罗姆开始的。早在弗罗姆之前，赖西、阿德勒、荣格以及与弗罗姆差不多同时代的霍妮、沙利文等心理学家都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在心理学界，这些人物都被称为“新弗洛伊德主义”，他们把古典弗洛伊德主义进一步从生物学、心理学领域转向社会学领域，肯定了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然而，没有哪一位修正主义者在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结合起来这方面超过弗罗姆。许多修正主义者是从心理分析学派内部对弗洛伊德提出修正，专业和学派的压力削弱了他们对心理分析正统性的直接挑战，而弗罗姆与马克思主义者多方面的联系，他的社会学家背景和大量的社会批判使他将新观点带入弗洛伊德学派。[4] （P246） 他能够超越其他修正主义恰恰在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因为他的修正是有意识地“通过对弗洛伊德哲学基础的批判性揭示，来发展其思想中的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来取代资产阶级唯物主义”。[5] （P27） 弗罗姆一直有这样的自识，为了能够真正显露弗洛伊德的发现的价值，必须要修正他的理论基础。在弗罗姆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将弗洛伊德的发现从他自己的局限性和被歪曲的意义下解放出来。所以，他对两位思想家理论的综合，确切地说是用马克思的思想来修正弗洛伊德的思想。
弗洛伊德师承的是德国的机械唯物主义，这是他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他的体系中的机械论与决定论，在心理学界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学的主要观点是“一切心理事件甚至错误和梦都是被决定的；没有任何行为会由于机遇或者由于自由意志而发生。”[6] （P348） 有机体内部除了普通的物理―化学的力在起作用外，再也没有别的力在起作用。弗洛伊德至少在他事业的早期非常同意这种物理主义，即一切生命现象都能被还原为物理原理。如为了寻求精神烦躁的根源，弗洛伊德不得不寻找一种生理基质来作为驱动器，他在中发现了理想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既合乎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要求，又与他那个时代及社会阶级的病人中的一定临床结论相吻合。但机械唯物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看待问题的非历史的态度，这与弗罗姆所坚持的马克思的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显然是不相容的，所以，弗罗姆对弗洛伊德修正的最关键的内容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取代机械唯物主义，拒绝以固定不变的、非历史的本能理论阐发人的心理驱动力，代之以历史的、具体的、人居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来解释人的心理驱动力，正是对弗洛伊德理论基础的修正使他构建出一整套社会心理学体系。
弗罗姆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考察方式出发，即坚持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出发、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以及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出发来考察历史的具体的人，坚持社会的经济结构在人格形成中具有决定的作用，肯定自然与文化、环境与个体之间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坚持“社会决定论”原则，摒弃了力比多学说和升华理论，将心理模式解释为个人与社会的动态适应。他以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为模本，提出社会心理学；将弗洛伊德的性格形成基础由本能的力比多理论修正为人与世界的特殊关系；将弗洛伊德的人性的生物学基础修正为人的存在的特殊状况，并将个体无意识发展成社会无意识。弗罗姆的这些修正和发展，没有马克思唯物史观所提供的广阔视域是不可能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人的方式，就是弗罗姆对弗洛伊德修正的依据。而“社会性格”学说是他修正整合的最突出的成果。
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建构社会性格学说
社会性格学说是弗罗姆社会心理学中影响最大的学说，如赫尔德所言“弗罗姆在心理分析性格方面的成果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这个领域的思想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7] （P119） 它对心理学和社会学也有显著的影响，心理学者认为他的心理分析学的很多观点已经进入了主流的分析思想，[8]（P199-205） 社会学者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弗罗姆的社会性格学说启发下所著的《孤独的大众》也轰动一时，这充分体现了弗罗姆社会性格学说重大的理论贡献。以下我们就以社会学性格学说来具体分析他的社会心理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弗罗姆就致力于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结合起来。他认为，综合的关键是心理分析的社会性格概念，因为它是理解社会进程的必要因素。弗罗姆的性格学理论直接来源于弗洛伊德，他保留了弗洛伊德性格学说的一部分内容，如性格特性是行为的基础，且行为必须是从性格特性推断而来的；性格特性所构成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人对他可能是毫无意识的。他的性格类型学也是来自于弗洛伊德性格学说，如将口腔性格发展成为接受型，性格发展为囤积性格等。在此基础上，他对弗洛伊德性格形成的动力基础做了修正，认为不是本能，而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一定社会的性格，并导致社会性格发生变化。20世纪40年代初，以《逃避自由》的发表为标志，弗罗姆不仅从总体上放弃了力比多理论，而且批判了弗洛伊德纯粹用心理力量，特别是性的能量来解释社会历史，批判他在心理学问题上的生物学倾向，认为社会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表明作为社会进程结果的激情、欲望、焦虑是如何变化发展的，揭示被塑造成特殊形式的人的心理能量又是如何反过来变成生产力，塑造社会进程的。
弗罗姆明确提出了他的社会心理学方法，认为他的观点建立在以下的假设基础之上，“即心理学的关键问题是个人与世界的那种特殊联结关系问题，而非每个人或此或彼的本能需求之满足或受挫。不仅如此，它还假设人与社会的关系并非静止不变的。……引起人性格差异的那些冲动，如爱恨、贪求权力、渴望臣服及沉溺于恐惧感官享乐等，都是社会进程的产物。人的倾向，最美好亦或最丑恶的，并非人性固定的生物部分，而是创造人的社会进程的产物。”[9] （P7） 他在动力学意义上的“社会性格”概念，是以马克思的这一见解为基础的：即将人的欲望与社会结构、生产条件及交往联系在一起，人类动机的很大一部分是由生产过程决定的。这表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弗罗姆，已经很明显地将他的研究的出发点立足于历史的、辩证的方法，表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已经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弗罗姆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条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相互作用的心理驱动力和经济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中，后者是首要的。……自我保存需要的满足与物质生产密切相连；经济现实的可缓和性比人的本能器官（特别是性本能）的可缓和性要更受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现实具有首要性。”[10] （P131） 这里弗罗姆对经济条件的首要作用的强调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一致的。上层建筑虽然被经济基础所决定，但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心理因素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也是如此：“经济、心理和意识形态力量在社会进程中如此发挥作用：人对变化的外在环境做出反应，改变自己，这些心理因素又反过来有助于塑造经济及社会进程。”[9] （P212）
弗罗姆对心理因素塑造社会进程的强调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我们应当看到，社会发展虽然在根本上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决定的，但引起社会发展变革绝非仅仅是经济的原因，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人的心理因素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社会性格使人“心甘情愿”地不自觉地做他必须去做的事情，它把外在的必然性变为内在的必然性，变为每个人自己内心的追求，并从中获得心理满足。所以，我们对社会进程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考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因素，而必须兼顾社会心理因素的分析考察。不仅如此，弗罗姆认为，性格还决定着个人的思想、感觉和行动。除思想过程的纯逻辑因素外，这类思想，如伦理、哲学、政治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于思想者的人格结构。不但成套的学说或理论体系如此，“就连像爱、正义、平等、牺牲之类的单个概念也是如此。每一个这样的概念和每个学说都有一个情感的源泉，这个源泉则植根于个人的性格结构中。”[9] （P199） 他举出单个的概念，如“爱”，由两个不同性格结构的人说出，这个词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基于社会性格学说的分析框架，弗罗姆剖析了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性格。他反复强调，“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经济状况，造就了现代西方人的性格。”[11] （P65） 而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导致社会性格的变化。19世纪因为市场的强大作用，社会性格表现为以下特征：“竞争、囤积、剥削、权威、侵略以及个人主义。”[11]（P72） 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一个资产阶级却发展了另外一种性格，这种性格使节省极少含有美德之意，这种发展受基本的经济需要所制约：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节省是必要的；而在大生产阶段，消费取而代之，“如果20世纪的人的性格必然恢复到十九世纪人的性格，那么我们的经济即使不崩溃，也将面临严重的危机。”[5] （P72） 所以，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性格特征就变为：接纳、协同、稳妥以及匿名的权威取代公开权威，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感取代了自豪感与优越感等等。[11] （P79） 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特征，弗罗姆得出了几种典型的异化的社会性格：权威主义性格、市场性格、重占有的性格，并以此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社会性格对社会进程的影响。
弗罗姆社会性格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立足于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的经济关系考察人，这个“人”是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人，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人；其次，他认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静止不变的，社会性格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历史变动而变化的，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着辩证的关系。弗罗姆这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考察人的方法，在他对各种特殊的社会性格的论述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社会性格学说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独具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有国外学者将他的心理学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学”。[12] （P352） 弗罗姆的理论贡献还在于，通过对不同时期资本主义典型性格的揭示和批判，他不仅揭示了这些性格类型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源――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运用于社会性格分析的具体体现，也揭示了这些扭曲的社会性格对社会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恶果。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的性格扭曲，而扭曲的社会性格又加深了社会现实的矛盾和危机，如法西斯主义战争以及全球生态灾难，这就是弗罗姆基于社会性格学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说明弗罗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本质的特征――批判性。
三、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蕴含着批判的巨大的潜能和诠释空间，所以它得到了包括弗罗姆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异乎寻常的重视。弗罗姆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痕迹很突出。他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对异化的分类，如人与自己的创造物、人与人、与自我、与人的本性、与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力量的异化，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中对异化的论述几乎一致，同时也反映出新时代的内容和特征。
如人与自己创造物的异化，弗罗姆认为虽然人控制和主宰自然的能力不断增长，但社会并未控制它所创造的力量：“从技术方面来看，伴随生产制度的理性化而来的是它的社会方面的非理性化。”人创造的这个世界成了他的主人，“他似乎是受自利的驱使，但实际上他的全部自我连同其全部具体的人格却成为他亲手制造的机器之目的的工具。”[9] （P85） 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己的产品相异化，人用自己双手创造出来的力量变为控制人自身的力量。人失去了本应有的创造性、主动性，蜕变成了消费机器，变成了被动消极的物，而不再是人，所以人与自己的本性异化。现代社会同样有劳动的异化，他说在当代西方社会“劳动和工作本身不再是一种令人满意、给人以快乐的活动，劳动和工作成了一种义务，一种摆脱不掉的思想负担。人们越是可以通过工作致富，就越是把工作当成他们发财和成功的单纯手段。”[11] （P142-143） 在这一点上，弗罗姆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得资本家只为交换价值而不是为了人自身而生产。这种生产目的客观上对人类的进步意义非凡，“但主观上它却使人为自身之外的目的而劳动，使他成为自己所造机器的仆人，因而使他有一种个人微不足道及无能为力的感觉。”[9] （P80-81） 弗罗姆也像马克思那样，揭示出现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异化特征，它呈现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特征，这是一种两个抽象物、两个活机器之间相区别利用的关系。“雇主利用他雇佣的人，商人利用他的顾客。每个人对其他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商品，每个人总是受到某种友好地对待，因为即使他现在没有用处，今后或许用的着。”[11] （P109-110） 马克思异化劳动批判的几个方面，在弗罗姆这里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
弗罗姆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而且深华了异化概念，使它不再局限于劳动分工的客观后果或任何特别的阶级，[13]（P168） 而是针对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问题及理论关注点，显示出自己独有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将异化理解为一种体验方式。他说：“所谓异化，就是一种体验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同自己离异了。他感觉不到自己是他那小天地的中心，是本身行为的创造者――他行为及其后果则成了他的主人，也许还会对主人顶礼膜拜。异化的人与自己失去了联系，就像他同他人失去了联系一样。”[11] （P95）
将异化理解为一种体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弗罗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学科背景，因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人的内心生活，这或许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视，或许是因为临床心理学家听到的都是关于内心生活体验的倾诉。(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马斯洛就非常强调体验对人的意义，认为无我地体验生活全身心地献身事业，是实现自我的一个途径，“高峰体验”是自我H者的重特征。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这一特点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车文博教授指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把人的经验和主观体验摆在心理学研究的突出地位，这既是西方心理学摆脱生物还原论和机械决定论的客观主义的重大变革，双是促进心理学向人学回归的重要标志。”参见车文博：《人本主义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14] （P11） 所以弗罗姆在考察异化时注重异化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善于从内心体验的角度阐发异化。即使我们不去考虑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这个特征，说异化是一种体验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一般是以情绪化的态度来看待异化问题的，异化能够在中西方成为一个理论问题，是因为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及战争的灾祸使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化，中国的“”同样也使东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化，而异化正是道出这种普遍的疏离感和压抑感的概念。[15] 异化表述的是主体所创造出来的客体反过来支配主体这种现象，它的产生既有客观的社会根源，又有主观的认识和心理因素的原因，认识的片面性行动的盲目性和畸变心理，往往使得人们努力以求的东西，转化为反对自己的力量，消费的攀比心理会使人成为消费品的奴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弗罗姆重视对这种主观原因的考察，是其身为心理学家的独到之处，况且，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弗罗姆也没有否认异化的客观存在。再者，马克思在使用异化概念时，是对私有制社会客观存在的状态的揭示，但马克思并没有否认人可以在主观上体验到这种状态，也许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对异化的客观存在的揭示，才会有人们对它的主观体验，这也表明弗罗姆实际上将异化概念深入到人的微观的心理层面，是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拓展和深化。(注：张一兵教授将弗罗姆对异化的主观体验的理解说成是“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油炸’成新人本主义能够接受的主观体验说。”参见张一兵：《异化：生产性的否定》，《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4期，第18-22页这完全是对弗罗姆的误读。)
所以，弗罗姆异化批判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将异化概念拓展到心理学领域，通过他的心理分析，揭示了看似正常的现代人心理的异化特征。他认为很多心理疾病都是异化现象的直接表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性格如市场性格、重占有的性格是异化，权威性格的受虐―施虐倾向是异化，无意识、移情和自恋也都是异化等等。有学者将这种批判称为“常态的病理学”，意指一个“正常”的人在病态的文化价值中体现出病态的特征，而心理分析就是引导人们意识到体现在这种病态的文化特征中的自我的病态特征。[16]（P32） 将异化与心理学结合起来，是弗罗姆接受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启发，即认为每一个神经病患者都是一种异化的结果，而且认为在对病态人格的研究中，马克思超越了弗洛伊德，与弗洛伊德注重个人的病理研究不同，马克思“关心一个社会所共有的、从该社会特定的制度中产生出来的病理学。”[2] （P62） 正是出于对马克思的这种理解，使弗罗姆将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发展成为社会无意识，并且提出社会无意识也是异化的表现，从而不仅对异化理论，也对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弗罗姆异化批判的其他特征，如认为当代西方异化已发展成为总体异化或普遍异化，注重对消费异化的分析，都是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对异化的新的表现形式的剖析，他不仅将异化理解为人的主观体验，更加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客观存在。
弗罗姆不仅剖析了异化的各种表现形式，还试图去探究异化的本质和根源，他接受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异化存在的本质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不仅看到了异化这种“症状”，而且还指出了这种病症的根源，这就是马克思的深刻之处：“马克思认为，人是由社会形成的，因此，病理学根源于社会组织的特性中。”“当代偶像崇拜的根源就在于当代的生产方式，因此，只有通过彻底改变社会经济结构，使人在精神上也获得解放，才能改变这种状况。”[2] （P64、62） 能够认识到马克思异化的根源是弗罗姆的深刻之处。这就是说，只要一种生产方式是为价值增值进行生产，而不是为了人自身的目的生产，只要不根除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异化就不可能根除。有学者认为，弗罗姆否认了异化的客观原因，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异化产生的社会根源，[17] （P82） 这种论断是缺乏根据的。
事实上，弗罗姆对马克思的继承并不仅止于此，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对现实的关注等方面都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对他的影响。他提出并探讨了根除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病的几种主要方案，包括极权主义、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仔细分析之后，他最终有条件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公有社会主义”的方案。他认为，取代西方病态社会的只能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极权主义、超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是使人摆脱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使人从经济王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人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目的，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创造一种新的统一，“人对人的利用必须终止，经济必须为人的发展服务。资本必须为劳动服务”[18] （P372） 等等。所以在理想价值方面，弗罗姆与马克思是一致的。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质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调把理论批判归结为实践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从不主张改变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而主要强调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变革。因而他们的批判仅是一种用“应有”来批判现有，也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已。[19]（P206） 本文认为，这种评价有欠公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不仅为在西方广泛传播马克思思想做出了贡献，而且，没有他们的批判理论，就不会有西方“马克思学”思潮，不会有60年代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的运动及60年代末西方大规模的学生、工人运动。他们的理论也是旨在改变现实，只是他们改变现实的途径和根本目标与马克思的设想不一致。
这种关涉现实的理论取向在弗罗姆身上也非常明显。在研究对象上，弗罗姆社会心理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选择那些迫切关系到整个社会历史进步的社会心理现象如权威主义、市场性格等进行研究，借助于精神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健康的病态现象进行深入分析。他一生的学术活动都与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他努力为社会心理学参与和干预社会生活，为批判社会现实，促进社会进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认为：“心理学家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对认识当前的危机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9] （P1）
关注现实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他积极投身于变革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去，这点也和马克思相似。他11岁左右就热衷于政治，尽管他自认为不具备从事政治活动的气质，但还是积极参与了很多政治活动，如参与创建了一个和平团体，反对核军备竞赛和越南战争，参与美国社会党等等。这种参与的热情是因为他认识到他不能被动地置身于这样一个正在走向灾难的世界。他认为现代西方世界越来越不健全，越来越非人性化，因而也就越来越需要共同肩负着人类使命的人们团结奋斗。弗罗姆关涉现实的心理学对我国的学者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也表明他践行了马克思“重要的是改变现实”的实践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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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心理学；统一战线；应用；探讨
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战工作是一门科学，没有很强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做不好的。统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精通统一战线历史，做到心明眼亮，同时还要广泛学习各方面知识，掌握统战工作的个中门道，善于处理各种复杂敏感问题，努力成为行家里手。这一重要观点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学指明了方向。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统一战线学除了运用传统的研究手段，还有必要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从理论借鉴、问题拉动、文化交融等层次，实现对统一战线问题的整合性研究。因此，汲取社会心理学理论的相关成果和研究方法，是统一战线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定位，乃是运用科学方法对个体、人际和群体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进行研究，并为社会问题与人际矛盾提供解决之道的学科。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不同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都可以在这个学科中找到对应的认识、解释、预测和控制，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作用正日益凸显。在统战工作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中，社会心理学理论同样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空间，需要统战工作者去探索和研究。换一个角度来说，只要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同人的思想状况保持密切联系的工作，在实践中就不可能完全摆脱心理学理论的运用。统战工作本质上是争取人心的工作，要富有成效地做好统战工作，统战工作者就必须与党外人士交心、交友，去深入地了解人、理解人，做一个洞察人心与人性的行家。有选择地吸纳社会心理学中的某些动态的、实用的、具有辩证思维的理论元素，对于进一步推动统战工作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结合近年来的实践与思考，我们尝试拈出社会心理学理论中的“舍己的自动适应”、“社会焦虑”、“社会品格”三个重要概念及其在统战工作中的应用，试作探讨如下。
一、“舍己的自动适应”：思想交流中的无意识误述
社会心理学理论所说的“舍己的自动适应”，指的是这样一种心理现象：即一个人可能有许许多多的思想、体悟、希望以及甚至于感官的感觉，这些思想、体悟等等虽然在主观上好像是出自于内在的思考，但其实是外面加诸于其人的。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经常能发现，有许多人自以为在主动而自发的思想、行为，其实并不然。当他们说“我认为”时，这句话似乎很明确而肯定，似乎惟一的问题是“我所认为的”是否正确，而不是“我是否在表达意见”。但一经用心理学原理来分析，我们便会发现，这其中往往隐藏着“舍己的自动适应”行为：某些人也许在大庭广众前侃侃而谈，但实际上并没有表达任何自身的意见，只是不知不觉在复述环境传递给他的某种看法。这种基于“舍己的自动适应”的意见表达实质是一种无意识误述。“舍己的自动适应”与催眠状态非常类似。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师都知道，如果向一位被催眠者施以催眠术，向其灌输一种思想，被催眠者在醒来以后，往往会把处于催眠状态时灌输给他的思想当作自己的真实想法。比如在催眠中暗示某人，当他在催眠后醒来，他会感到非常口渴；结果，这人在醒来会真的感到口渴而立即找水喝，但实际上当时他并没有处于口渴状态。像这样的情形在催眠中屡见不鲜，施催眠术的人可以暗示说，一杯咸盐水是一杯香甜的橙汁，于是受催眠者便会像喝橙汁一样津津有味地喝起咸盐水；施催眠术的人暗示说，受催眠的人手指断了，于是受催眠者就真的显现出痛苦的表情。“舍己的自动适应”现象在统战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举例来说，比如市委统战部曾组织几个党外人士召开一次小型的座谈会，参加座谈者中有一位是阅历丰富、久经考验的资深党外代表人士，另有两位是政治阅历尚浅的年轻党外人士。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目前党外人士对本市正在推进的统一战线工作制度建设持何种意见，于是便向参加座谈者请教。我们还知道，这几位参加座谈的党外人士都已听到了最近市委召开统战工作会议的有关报道。对统一战线建设具有深入感悟的那位年长的党外代表人士思考一番，他考虑到当前的形势要求、本地的具体情况、党派组织的独特优势等因素，加以斟酌，然后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可能会想到市委统战工作会议的报道内容，并引用了媒体中的有些消息来支持他自己的意见。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意见和建议是他自己的思想产物，是他自己的看法。两位阅历尚浅的年轻党外人士中，有一个人可能知道他自己并不很清楚当前统战工作的有关情况，而且也觉得座谈之时也无法深入了解这个问题。因此，他坦白地回答说：“我不能提供什么意见，我知道的就是，市委统战工作会议是如此这般的部署。”另外一个年轻党外人士则不同。他相信他对统一战线知道得很多，虽然实际上他不过浮光掠影地知道一点情况而已，但他认为他必须有能力回答每一个问题。因此，他想了一下，然后把“他的”的意见讲了出来，其实，他的意见不过是媒体报道的消息而已。当请教他这样说的理由时，他会告诉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体会等等，他得到了这个结论。从表面上来看，这位年轻党外人士的行为和那个年长的资深党外代表人士的行为是一样的。然而，如果我们更密切地予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统战理论与实践现，这位年轻党外人士只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媒体的报道和提法。可是，由于他觉得必须表示自己的看法，所以他忘记了，他是在重复媒体报道的权威意见，故而相信，他的这个看法，是经过自己的思考而获致的。而实质上他所提出的种种理由，也是虚假的理由，其目的是想使他的意见显得是他自己思考的产物。他自以为这是自己的意见，其实不过是不自觉地承袭媒体和权威人士的意见。也许他的意见是对的，而那个年长的资深党外代表人士的意见是欠妥的，可是无论如何，对的并不是“他的”意见。我们观察党外人士对于若干事情的意见时，常常可以发现到上述类似现象。比如说，我们向一位正在读报学习的党外人士，请教对某一政治问题的看法时，“他的”意见其实就是他从报纸上看到的说法，然而，他却相信，他所说的乃是他自己思考的产物。在问题上，也经常发现“舍己的自动适应”现象。淮安市委统战部曾对本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问题进行过一次调查。接受问卷调查的200多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自认有的占30%以上，其中一大半信仰佛教。经调查发现，对真正的宗教教义，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其实并不笃信；他们的信佛，更主要是出于一种从众心理和功利性目的。有位受访的民营企业家在受访时就明确表示：“我平时信佛，对佛教的具体内容压根不懂，只是看到周围很多人都在信，觉得心诚则灵，也就信了。自己深感只要多做善事，行善积德，一定会有福报。”这样的所谓和宗教人士追求定向和献身的需求，其实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也是很不真实的。虽然行善积德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上的扶贫济困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来说也有负面作用，与我们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方向也是背离的。对此，统战部门应加强引导，帮助他们克服这种“舍己的自动适应”，真正在思想上和人格上独立起来，从似是而非的转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之中。从上述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去了解一个人，最重要的在于洞察这个思想，是否是一个人自己的思考结果，而不仅仅在于这个思想的内容，是否是正确。比如在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例子中，年长的资深党外代表人士的的意见可能是欠妥的，而那个重复媒体报道的年轻党外人士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由此可见，虚假的思考也可能是非常合逻辑与合理的，但实际上这种合理化的行为，却由种种非理性及主观的因素所决定。这种合理化行为可能与事实、与逻辑思考是矛盾的，但是它本身在外表上却常常是言之成理的。各种“舍己的自动适应”行为，之所以在本质上是虚假的，乃是因为它不是这项行为的真正动机。总之，在对党外人士进行政治引导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既要知道他们“想些什么”，更要知道他们“如何地思想”。凡是由积极的思考所产生出的思想，永远是鲜活的。所谓鲜活，不一定是指别人未曾想到的，而是指思想的人真正把思考作为一种工具，用以发现在外界或内心中的一些真实事情和切身感悟。因此，统战工作者如能深入了解和把握“舍己的自动适应”这一社会心理学内涵，将大大有利于与统战对象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与沟通。仅靠一个人的话是否合逻辑，是不能判断出他的话是否是出于衷心的，我们必须还要考虑到这个人的心理动机。
二、“社会焦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心理健康问题
从心理学上来说，焦虑是人们遇到矛盾和困难时出现的一种情绪反应，通常由于情绪或心理上的内在冲突，引起忧虑和不安。而社会焦虑，则又称为群体性焦虑，主要是指某一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这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在当前市场竞争激烈、价值取向多元、人心飘浮不定的社会氛围中，社会焦虑这一现象也经常在某些统战成员中普遍呈现，尤其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中，这一现象比较突出。淮安市委统战部曾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社会焦虑问题组织过专题调研。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似乎和“焦虑”一词有着很大距离，他们拥有金钱、事业、名誉，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勇于进取、精明强悍、春风得意的形象，被认为理所应当拥有富足的生活和极大的幸福。但调研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焦虑现象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中不仅是个体现象，而且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反应。这种焦虑既和当前的经济大气候、发展大环境有关，也与个体人格的发展密切相关。对这些思想和精神状况，只有从社会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观察，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说，最直接可见的是当前因企业经营环境引发的焦虑。当前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对严峻的全球经济动荡和竞争力加剧的市场大环境，压力巨大，很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宏观形势心存忧虑，对当前的融资难、高成本、高税负、行业恶性竞争等问题解决信心不足，这是导致产生心理焦虑的一个主要根源。例如在调研访谈中，淮安本地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就说：“平常人觉得我们老板很风光，其实我们内心充满了焦虑。近10年来，我感到企业的发展比之前10年有明显恶化，不像过去那么顺风顺水。政府对企业的管理越来越严，银行对企业的压榨也越来越大，民营企业不找关系、不打点，基本不可能贷到款。有时很怕自己走错了一步，资金链断裂，就此倒下去站不起来，这样的事情我亲眼看到多起，就发生在自己身边。近年来谋求上市，企业几乎脱了一层皮，经常有媒体的‘黑记者’来敲竹杠，中国的舆论氛围差，咱们也惹不起。整天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心理压力很大。”以上这一段话，颇能说明当前引发某些民企老板心理焦虑的环境因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群体性焦虑还有政策执行的原因。近年来国家和省市与时俱进提升民营经济发展战略，连续出台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某些政府部门对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依然区别对待，扶持政策的执行层面存在着较大阻力与较多问题，政策兑现的“天花板现象”、“弹簧门现象”严重影响到企业对政府部门的信任。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面对某些政府管理部门的刁难、潜规则和不公正待遇，大多选择忍耐和顺从，长时间处于矛盾状态中，产生心理焦虑也就在所难免了。另外还有人际关系引发的焦虑。有些民营企业家坦言，社会人情淡漠，生意场竞争激烈，围绕身边的人大多抱有利益交换目的，缺少真正的心与心的交流。贫富差距的加大也使其他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公平感，从而加重仇富心理，虽然社会公众在意识层面上都能认识到，富人并不是坏人，坏人也并不都是富人，但社会发展的逻辑，往往是每逢社会矛盾激化和不满意度增加之时，富人就会成为公众发泄不满的对象。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普遍感到自身是处于一个仇富情绪围绕的环境中，自然难以保持心境的平和。如果深入分析，这种群体性心理焦虑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总之，必须探根求源，才能有效地加以引导。要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工作，除了积极营造有利于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深化理想信念教育，还需针对他们特有的焦虑状况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将焦虑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这也是当前统战部门亟需去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如条件具备，还可邀请职业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师进行专业疏导，以帮助他们洞察焦虑的内在根源，更好地克服焦虑，调适心态。
三、“社会品格”：引发群体行为的重要心理动因
在社会心理学理论中，社会品格的概念乃是指一个群体所共有的品格结构的特质，其形成的基本因素是一个团体共有的生活经验、方式及社会实践。“社会品格”这一概念的本质是品格的动态性，这种品格对于某个群体来说，乃是共同的品格特质，它有效地决定着该群体成员的各种思想和行为，是一个群体中多数份子的人格结构之基本核心。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秩序中，如何引导某一群体的行为，使其成为一种积极性的、创造性的力量，那么就有必要对社会品格加以研究。就社会心理学的动态意义而言，品格是一种特定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由于人们的需要必须动态地适应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人的精神于是形成。反过来说，品格也决定每个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因为除了纯逻辑的因素外，思想都是受思想者的品格结构所左右，包括整个理论系统与单独的观念，诸如合作、协商、求同存异等，也都是受思想者的人格结构所左右。社会品格这一理论概念，对于统战工作实践来说是十分有用和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品格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能量结构，它不仅凭借简单的体力能量而出现，还会以一种心理能量的特殊形式而出现。例如，一个具有攻击和暴力倾向的群体成员，必定具有好斗的品格以及虐待、对抗的激情。而一个热爱和平的社会组织的成员，必定具有反对暴力以求协作的意愿。社会品格这一概念，可以有效地回答目前统一战线理论中尚未充分论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为什么某些社会群体的社会主义优越意识不能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有效？为什么不同民族、阶层的个体间冲突会延伸到群体从而导致矛盾的激化？这类问题的答案往往就存在于社会品格的现象之中。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中许多不同的群体或阶层，各有一种特殊的个性，只有以此特性为基础，许多观念才能得以发展和成为有力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协商与合作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式，可是如果向某些宗教极端主义者介绍政治协商的观念，将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这些人具有一种不同的个性结构，因此，他们很难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协商和合作的原因，即使他们懂得我们的语言，也无法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同样地，一些组织及具有和分子同样品格结构的人，都认为任何相信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群众可以和谐相处共同进步的人士，不是傻子，就是在扯谎。由于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社会品格，对他们而言，如果生命是无痛苦和无灾难的，简直和自由平等是一样令人难以想像的。再以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为例。近年来，淮安市委统战部对网络意见人士组织了重点走访调研，发现这一群体人员的构成虽然呈现多样性，但却具有共同的社会品格。他们中既有社会名流，也有草根人物，大多数是或自认为是某一领域内的专业人士，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具备较大影响力，但是通过网络平台却成了广受公众关注的信息者；他们写作能力强、反应快、观点尖锐，意见常常偏激而可行性不强。在当前不太健康的网络环境中，保持异见并与主流舆论唱反调，往往更能使“眼球经济”获得成功，博得更多的点击率，这也是许多“大V”的成功之道。对这些因素加以综合，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市委统战部将“网络意见人士品格”定义为个人的、价值多元的、批评型的、激进的、分散的、缺乏服从和合作观念的品质的累积，并且是一个动态的结构。经分析研究认为，如果简单地试图通过行政力量来改变它，这一结构可能会通过语言暴力，或者通过故意沉默而表现出强烈的抵制；如果试图采用经济上的优惠措施来解决，恐怕也很难对它产生任何效果。针对此种状况，统战部门决定通过发挥自身的优势来开展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充分利用党派团体和党外人士的特殊身份，运用统一战线具有的这一特殊的“话语权”功能，在多个场合开展了一系列思想引导工作，结果显示这一做法比党政机关的行政手段更为有效。工作实践证明，与网络意见人士打交道，不仅要学会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声，通过线上互动、线下沟通等方式加强与代表性人士的联系，还必须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社会品格结构，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对于其他统一战线成员来说，无论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还是民族宗教界人士群体，同样也是如此。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多跟不同群体交朋友。就统战工作而言，面对愈演愈烈的社会转型、阶层分化和思想多元，面对面广量大的各类统战对象，统战部门的思想引领工作只有深入了解把握各方面成员的社会品格、心理状态，才能精心定制具体而微的专门方法，起到打动心扉、登堂入室的效果。通过加强对社会品格的研究和积极引导，使某一群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品格和此类群体在社会中所从事的客观工作相适合，人们的行为就会成为有建设性的正能量，而这种有建设性的正能量对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转，是不可缺少的。以上对“舍己的自动适应”、“社会焦虑”、“社会品格”三个概念的探讨及其应用，只是我们将社会心理学理论应用于统战工作的一个初步探索与尝试。事实上，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向来是密不可分的，广阔的统一战线可以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鲜活的社会实验室，而对社会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吸纳也必将为统一战线学的创新发展注入更加新鲜的血液。
总之，积极地创造性地汲取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精髓，将其恰当地应用于统一战线有关现实问题的“深耕细作”，这是破解当下统战工作重点难点问题的又一个新的有效途径。
作者:刘志勃 单位:淮安市委统战部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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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仲波，张华，刘志勃.非公经济人士“群体性心理焦虑”现象调查和对策[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04）.
“闹大心理”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种世俗社会心态，是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中不那么和谐的音符。研究“闹大心理”的功能作用、产生根源和应对措施，对于我们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制度化的问题解决渠道，推进德政工程、坚持以法治国、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急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转型期的市场经济社会，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主体地位的差异化，必然会造成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冲突。而在这一冲突中，强势群体往往占据社会优势，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弱势群体则一般处于社会劣势，缺乏利益表达的正当渠道和权益维护的合法机会。所以，在这种不对称的权力冲突中，“把事情闹大”往往成为弱势群体的行动策略选择。 应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闹大”并非当事人的初衷。例如，福建省顺昌县富文村因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严重影响到广大村民的经济生活和生命安全，才引发由数百名村民参加的“堵厂、堵路”群体性事件。这是万般无奈的村民所进行的利益抗争。这样的“闹大”实属“逼上梁山”的被迫之举，并非刁民无赖的无理取闹行为。 关于如何处理闹事行为，毛主席在1957年有一系列讲话。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主席这样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好事。”在一次讲话中毛主席曾经形象地打比喻说：你把人家的窝都端了，还不许人家叫两声？毛主席的这些讲话为我们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群众闹事问题提供了基本指导方针。 在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利益关切成为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爆发点，群众闹事的主要对象不再是党和政府，而是危害群众利益的厂家和企业，这就大大淡化了群众闹事的政治性质，对群众闹事的处理拥有更加客观、公正、宽容的时代空间。从现实环境和具体情况分析，“闹大”往往是下级向上级乃至中央的正当申诉，大都是弱势群体向社会发出的紧急呼救。一般说来，“闹大”行动策略具有以下功能：作为一种技术方法，“闹大”具有组织功能；作为一种冲突方法，“闹大”具有行动功能；作为一种博弈方法，“闹大”具有舆论功能；作为一种抗诉方法，“闹大”具有机会功能；作为一种求救方法，“闹大”具有通天功能。 二 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群体性事件”频发状况，首先要从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上找根源。如果说在一些案例中有“闹大心理”，那它也只是在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意义上存在。因为按照社会学家默顿的说法，绝大多数人都是顺从者。作为一种“不得不行动”的策略，“闹大心理”与下列因素有关： 1、缺乏话语权利。大多弱势群体，特别是广大农民，由于其社会地位低下而缺乏必要的话语权利。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和向谁表达自己的权利，即使表达了也是人微言轻。所以，他们只能以这种原生态的话语方式向整个社会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生存意志，因为在他们看来，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 2、沉默等于灭亡。许多关乎人民生命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正义抗争，贪婪厂商是不会把转嫁给社会的私人成本自行收回的。在私人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利害关系上，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环境污染问题是因私人企业主把其内部性问题转化成外部性问题、把其私人成本转化成社会成本所造成的。这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冲突”：非法厂商的利润所得，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失。在这种情况下，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所以，受害百姓不得不采取奋起抗争的冲突手段，以彰显生命的尊严和力量。让人担心的是，在这样的经济冲突中，地方政府及其专政工具 ——人民警察，因官僚主义也好，因官商勾结也好，因“警匪”一家也好，往往不去针对冲突爆发的根源解决问题并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径直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从而导致冲突的恶化和升级：由经济性的问题演化成政治性的问题。 3、一不做二不休。中国古人有言：“第一莫做，第二莫休。”这种“一不做二不休”的行为动力学也会驱使行动者把事情闹大。闹大至少有三级目标：一是使当下的行为、行动、活动合法化，二是使行动主体或者是组织或者是个人获 得合法化社会认同，三是取而代之，重建自己的合法化价值标准。如果地方当局能够承认行动者的社会诉求是合法的并且切实加以解决，同时保证不对其进行打击报复，“闹大”就失去了其升级的原动力，地方当局自己的地位和威信也能够保全。 4、制度渠道缺乏。转型期的中国，结构和解构并存，秩序与混乱同在。问题解决的制度化渠道缺乏，是有些人选择“上访”、“告御状”和“聚众闹事”策略的主要原因。说制度渠道缺乏虽然有些冤枉，但要比说制度的形式化执行从学术上要轻得多。制度缺乏可以建立制度，制度形式化就没有治了。只要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民政、公安、信访、监察等相关部门忠于职守，秉承正义，为民做主，解决问题，真正履行自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神圣责任，建立、健全或完善问题解决的制度化渠道，“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即使偶有发生，也会很快被化解在基层，“闹大”策略就会缺乏社会心理基础。 5、闹大容易成功。在封建社会，“衙门朝南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种对官府的负面印象使得旧社会受压迫的老百姓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告御状”或“包青天” 上。这种“告御状”的问题解决方式在转型期中国逐渐演变成“闹大”模式，即所谓“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这种“闹大”模式所挑战的是政府的办事机制、办事效率、执政理念和社会公信力，是中国制度化问题解决渠道缺失的有力证明。 三 虽然“闹大心理”的产生有其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心理的原因，并且对行动者个人具有若干积极的功能，但是从宏观上看，“闹大心理”对社会秩序、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却是非常不利的。尽管社会学承认社会冲突也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但是前提是必须具有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成熟社会机制和高超的领导驾驭艺术。《诗经》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斯亡。”因此，培育和谐心态、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心理基础。问题产生的原因往往包含着问题解决的办法。对于“闹大心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情况，分别处理。一般来说，要消解“闹大心理”，必须从制度和个人层面入手，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类型的因应措施。 第一、开展百姓授权。不断扩大、认真落实人民公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发展基层政治民主，培育公民权利意识，促进公民社会形成。要使普通公民人虽微而言不轻、权虽小而利不少，增强自我维权意识。各级领导要建立、健全制度化的问题解决渠道，切实把百姓的冷暖疾苦放在心头，使老百姓说话有人听，问题有人解，困难有人帮，真正落实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价值理念，做到本固邦宁。 第二、加强市场监督。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对市场进行监督的依靠力量，切实完成市场的社会归化。市场从起源上就是与政府相对立的，在发达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开始也是一种敌对关系。经过几百年的激烈博弈，西方社会的市场社会归化才告基本完成，政府和市场之间开始形成一种良性伙伴关系。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总共才十几年的时间，离政府和市场之间伙伴关系的建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过分亲密，这是不正常的。这里面有绩效政治、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在作怪，也有商业贿赂、官商勾结的腐败因子在里面。这样就会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在因经济利益引发的社会冲突中站错了队，以致成为非法厂商的保护伞和黑心业主的消防队。这里的关键有两点：第一、对自发的市场政府要有一个监督、归化的概念，第二、政府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政府与市场的博弈中，人民群众是可以依靠的重要生力军。有了这两条，在处理像福建顺昌县农民闹事的所谓“群体性事件”时，我们就会保持冷静、客观的立场，不会因反应过度而犯政治错误。 第三、为行动者提供可供选择的取舍策略，给台阶下。对有些群众闹事，有关当局除了要考虑其本身的合理性以外，还要善于分析闹事群众的心理变化和集体行为的内在逻辑。鉴于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因此适时增加中介变项，提供可供选择的取舍策略，就会使“一不做二不休”行动目标发生重要转移。 第四、为大众表达其利益诉求提供合法化的预设渠道。各级地府和基层权力组织，要建立意见征集和问题反映的信息化平台，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纳入经常化、制度化的合法渠道，同时要相应建立政府公开办公和问题解决的信息服务窗口 ，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利益关切有人管、有人问以及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了。这个信息化平台可以和村村通工程结合起来，有条件的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与此同时，大力提高地方政府的问题解决能力和信访接待水平，中央向地方政府授权，把问题消化在基层。 第五、增加争取中央领导批示来解决问题的机会成本。当前，在制度化的问题解决渠道缺乏情况下，中央领导批示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尚方宝剑。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其利益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维护，其弊端是地方对中央的过分依赖，在客观上容易纵容“闹大心理”。因此，对于群体性事件，减少中央领导个人批示、依靠法律制度解决问题、增加“闹大心理”机会成本，是消除“闹大心理”的重要制度机制。
广告是社会心理价值企向的展现，正如美国历史学家jackson lears所说：“广告也许成了这个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最有力也最敏感的表征。”①广告美学，从美感心理层面言之，可说是以广告引起和传播的美感心理为研究维度的一门科学。西方美学家如阿多诺、豪格等人，从批判现代性的角度入手，指出商品美学、营销美学的现代意义；而后还有更具颠覆性的后现代哲学思潮，解构美和艺术的价值，提出艺术终结，对美学又产生巨大冲击。实际上，在中国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发展趋势中，能够带来美感的艺术，并没有完全消失。后现代文艺思潮的理论家们，好比是已经对美和艺术灰心失望的憎恨学派，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当代社会中千奇百怪的美和艺术，仍然可以为人们带来心灵愉悦和快感，而且还是更为广泛、深入地影响人们现实生活各个层面。广告作为当代商品社会的最重要构架之一，理所当然地呼应社会心理价值企向。当代社会与美和艺术的充分同一化趋向，使得我们对广告美学中的美感心理维度考察显得极为必要。
一、审美与广告的悖论与耦合
顾名思义，广本文由收集整理告就是广而告之的意思，在商品社会中，狭义的广告之意，往往与推销某种商品和服务相联系。言及广告美学，有人会提出疑问：“作为商品或服务的营销手段的广告言说的是欲望语言，而美学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智慧语言，那么广告学与美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如何可能系在一起而成为广告美学？亦即广告美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②即是说，在很多人看来，广告与审美结合在一起，是一种悖论。诚然，审美活动是一种无利害的快感，为德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影响极为深远。近代王国维受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影响，曾描述道：“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所谓“不知一己之利害”，即是说主体在审美直观中，完全不含任何意志或欲望，成为“纯粹的、无意志的、无痛苦的、无时间的主体”③。这意味着对美的对象的静观，是无关欲望和实用价值的。审美的维度与广告的维度，存在着激烈的碰撞和冲突。不管广告如何地包装或伪装自己，或进行多么卓越的艺术化处理，都不能隐藏广告作为商品营销工具的真正目的。由审美产生的无利害快感，与商业广告的功利、欲望、实用价值取向，无论如何都是相悖而行的。
既然如此，那么，广告与审美之间，可以耦合在一起吗？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随着大工业批量生产的进行，在当代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充分审美化，正在消弭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抑或说，艺术的审美已然渗透到生活中的所有重要领域，即是鲍德里亚所称之的“审美泛化或审美价值的扩散”。作为商品营销重要手段的广告，自然要对审美化的生活需求做出回应。正如周小仪所说：“从广告形象到服装设计，从室内装潢到城市规划，唯美主义者在一个世纪之前所梦想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实，而且其形象化、艺术化的程度远远超出他们当年的想象。”④早年，英国唯美主义者，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厌倦了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性堕落，于是，倡导为艺术而艺术，或者还在以无利害的眼光鉴赏着美和艺术。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世纪过去后，日常生活本身已经完全与一种与自己无法分离的审美所浸润，日常生活已经完全与美好的、艺术化的图景合为一体，可以说，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都笼罩着审美的光晕。一个世纪后，为什么对美和艺术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我们把审美的泛化终极推动力追究为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以及大工业生产的复制能力。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发现，不再是古典时期几个艺术家、美学家才能接触到美和艺术，而是普通的大众，也有很多闲暇时间和物质条件，去自觉地感受和体验各种美，寻求身心的愉悦和放松。当然，古典时期的精英主义的审美，也与当代社会的消费性审美有极大的不同。如果说古典时期精英主义的审美，是希望以审美的精神性、情感性力量来救赎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人性分裂的话，那么，当代消费社会中，则在到处弥漫的审美氛围中，尤其是有无处不在的广告的宣传下，审美的东西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理念，而是触手可及的商品价值。
所以说，当代社会的普通民众，在美感心理方面已然发生巨大变化，不是精英主义者所主导的主客体之间的打量、鉴赏，把美和艺术请入高高在上的神坛，将之尊奉起来；而是主体完全与美的一切事物融合在一起，审美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广告的宣传下，从城市建筑到汽车，从服装到假肢，以感性的显现和孕育，都是被囊括入产生美感心理的原则之中。两者的耦合，宣示一个新的审美时代的来临。广告美学的产生，就是新时代美学前进方向的旗手之一。
二、社会心理视域下广告的变迁
各个时代的社会心理价值企向，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引导着商业广告在审美表达上的转移和变迁。在20世纪30年代，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的大城市中，西方商业文化模式蜂拥而入，广告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形成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报纸广告、杂志广告、路牌广告等。当时发行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广告，于是，报纸成为广告的主要载体，但受版面和发行的限制，在审美上的效果并不特别突出。审美特征相对突出的是月份牌、电影等广告，在审美价值取向上，模拟西方的流行文化，以上流社会中的演艺明星或摩登女郎充当着代言人，甚至还有些演出机构，借色情的诱惑，以吸引观众。当时，商业经济开始初步发展，广告的效果明显，所以，即使是日常的生活用品，也邀请明星来宣传。如，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就给冠生园代言月饼，有广告词称“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达到很
好的广告效果。旧社会的上海，以影视明星、摩登女郎为广告的主要人物，精美而新奇，吸引人们眼球，以营销商品。此时的广告美学，刚刚起步，靠抓住人们普遍企向上流社会的心理，崇拜吸香烟、喝洋酒、坐洋车、住豪宅的生活，在审美风格上主要是模仿西方文化模式。当时有精益眼镜的广告词“人身上的福分，就是眼福和口福”，可谓是道出了人们普遍企向。对于民国时人而言，追求现代消费和享乐，已经取代了早时封建社会倡导的封妻荫子诱惑，即是说他们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已然代替精神生活中的追求。这种转变，以铺天盖地的广告表达出来，对旧中国市民的精神世界，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当然，就广告美学发展阶段而言，民国时的广告行业，初受西方商品经济文化影响，还停留在浅层次的追求观感愉悦，此属于美的阶梯中的低等美，目的多是仅在于能引起人们注意。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物资极度匮乏，人们只能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努力填饱肚子，进行生产建设。在政治、经济高度统一的管理体制下，旧社会时期注重低级观感愉悦的广告被彻底清除掉。人民政府围绕夺权斗争和党的中心工作，陆续发布一些广告管理规定，通过改造或成立一些国营或集体所有的广告企业、美术公司等。当时广告呈现出实用、简朴、追对性强的特点，诸如一些物件包装盒、书签、扇子等上面的短小广告，供销社、零售店的橱窗广告，还有农民使用的日历、年画、门对等实用性的广告。这些广告虽然谈不上高超的美学价值，但为战后国民经济的复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比较适合社会提倡节俭、恢复生产的社会心理。接下来在“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再到“文化大革命”，高举“三面红旗”的指导方针，于是，一切生产生活中的商业广告基本销声匿迹，人们生怕与资本主义的工具沾边，取而代之的唯剩下充满革命激情的宣传标语和口号了。
直到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管理模式发生极大变化，经济发展走上了市场化道路。随着商品的极大丰盛以及广告媒介技术的提升，广大民众，无论是要出行，还是居家，都无法躲避商业广告的侵扰。他们或是打开电视、点开网页，或是挤进地铁、公交汽车，都发现广告是无处不在的。有人曾说过：“我们呼吸的空气是由氧气、氮气和广告组成。”⑤广告成为当代生活图景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经济生产力的显著提升，使得当代人享受着审美化、艺术化的日常生活方式。可以说，当代人对审美的追求，不仅在于注重感官的刺激和愉悦，还注意到更高层次的美的享受，对于美本身的理念或本质的感悟。于是，广告美学就面临新的话题。早时那样引起人们注意的简单广告方式，已不合时宜；当代的广告美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围绕审美的“理想生活”的话题，来构筑广告王国。这个审美的核心话题，以商品广告的形式，渗透到大众现实生活的各个层次、领域中。当代人身处高度发达和富裕的物质世界之中，对商品的实用性固然明了，但是，他们已然舍弃仅注重实用的观念，而把目光投向其所引导的审美化理想生活中去，即使是最日常的消费品，都要与高贵、奢华、奇异、浪漫等审美追求联系在一起。理想的审美世界可能是虚幻的，但是，广告能以虚幻的谎言，把人们引向审美的世界，让人们从中得到满足。例如，很多电视、杂志、报纸、网络的广告，仍然以影视明星、体育明星作为代言人，因为他们在影视或艺术生活中，展现的是审美化的人生，是时代审美风潮的引领者，所以，他们可以起到示范性作用。当代社会的普通大众心理，都崇尚至尊至美、皇家气派，于是，广告往往创造了想象或虚假的关系，让人们沉浸在审美幻觉般的白日梦中，好似自己已然拥有了那样的生活，或者至少广告已经把他看作了能够购买这些审美化奢华生活的主体。所以说，当代的广告美学，以社会心理价值企向为导向，创造了一个审美的世界。
三、社会心理视域下的美学创意
在实践活动领域，广告美学以绝妙的创意或美学价值，让其在商品营销领
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挥。正如schmitt的《营销美学》中把美学作为营销工具一样，开篇即称：“通过感觉经验的多样性，消费者的生命之中的美学活力为企业提供了机会以吸引消费者。”⑥商品营销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心理战，而美学往往给人舒适的心理感受，能激活消费者生命之中的美学活力。广告就是美学价值的传播载体，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道德情感、民族性格来传达让人愉悦的美的感受。所以，当代的广告早应该抛弃王婆卖瓜式的赤裸裸的说教和宣传，以高超的创意，用美学与艺术来包装自己。
奥格威说：“在广告中，最重要的必然是创意。”只有创意突出的作品，才能创造一个虚拟化的审美世界。当代传播媒介迅速发展，以颜色、形状、运动、视觉、声音等各种传媒的组合，来引起人们非功利性、非商业性的情感激荡和审美遐想，创造一种非商品的附加价值，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消费绝不仅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⑦，可以说，商品消费是一个系统化、综合性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以商品的实用性的取得的物质实践活动，还要通过形象的视觉和声音的实体来界定其价值；其中必然包含了一系列心理活动过程，有理智的思索、欲望的克制、情感的激荡等等。所以，我们必须得关注购买商品以前，就已然发生的情感的快乐和梦想及欲望等问题。
关键词：广告；审美；社会心理；创意
中图分类号：J501文献标识码：A
广告是社会心理价值企向的展现，正如美国历史学家Jackson lears所说：“广告也许成了这个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最有力也最敏感的表征。”①广告美学，从美感心理层面言之，可说是以广告引起和传播的美感心理为研究维度的一门科学。西方美学家如阿多诺、豪格等人，从批判现代性的角度入手，指出商品美学、营销美学的现代意义；而后还有更具颠覆性的后现代哲学思潮，解构美和艺术的价值，提出艺术终结，对美学又产生巨大冲击。实际上，在中国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发展趋势中，能够带来美感的艺术，并没有完全消失。后现代文艺思潮的理论家们，好比是已经对美和艺术灰心失望的憎恨学派，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当代社会中千奇百怪的美和艺术，仍然可以为人们带来心灵愉悦和，而且还是更为广泛、深入地影响人们现实生活各个层面。广告作为当代商品社会的最重要构架之一，理所当然地呼应社会心理价值企向。当代社会与美和艺术的充分同一化趋向，使得我们对广告美学中的美感心理维度考察显得极为必要。
一、审美与广告的悖论与耦合
顾名思义，广告就是广而告之的意思，在商品社会中，狭义的广告之意，往往与推销某种商品和服务相联系。言及广告美学，有人会提出疑问：“作为商品或服务的营销手段的广告言说的是欲望语言，而美学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智慧语言，那么广告学与美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如何可能系在一起而成为广告美学？亦即广告美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②即是说，在很多人看来，广告与审美结合在一起，是一种悖论。诚然，审美活动是一种无利害的，为德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影响极为深远。近代王国维受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影响，曾描述道：“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所谓“不知一己之利害”，即是说主体在审美直观中，完全不含任何意志或欲望，成为“纯粹的、无意志的、无痛苦的、无时间的主体”③。这意味着对美的对象的静观，是无关欲望和实用价值的。审美的维度与广告的维度，存在着激烈的碰撞和冲突。不管广告如何地包装或伪装自己，或进行多么卓越的艺术化处理，都不能隐藏广告作为商品营销工具的真正目的。由审美产生的无利害，与商业广告的功利、欲望、实用价值取向，无论如何都是相悖而行的。
既然如此，那么，广告与审美之间，可以耦合在一起吗？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随着大工业批量生产的进行，在当代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充分审美化，正在消弭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抑或说，艺术的审美已然渗透到生活中的所有重要领域，即是鲍德里亚所称之的“审美泛化或审美价值的扩散”。作为商品营销重要手段的广告，自然要对审美化的生活需求做出回应。正如周小仪所说：“从广告形象到服装设计，从室内装潢到城市规划，唯美主义者在一个世纪之前所梦想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实，而且其形象化、艺术化的程度远远超出他们当年的想象。”④早年，英国唯美主义者，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厌倦了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性堕落，于是，倡导为艺术而艺术，或者还在以无利害的眼光鉴赏着美和艺术。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世纪过去后，日常生活本身已经完全与一种与自己无法分离的审美所浸润，日常生活已经完全与美好的、艺术化的图景合为一体，可以说，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都笼罩着审美的光晕。一个世纪后，为什么对美和艺术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我们把审美的泛化终极推动力追究为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以及大工业生产的复制能力。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发现，不再是古典时期几个艺术家、美学家才能接触到美和艺术，而是普通的大众，也有很多闲暇时间和物质条件，去自觉地感受和体验各种美，寻求身心的愉悦和放松。当然，古典时期的精英主义的审美，也与当代社会的消费性审美有极大的不同。如果说古典时期精英主义的审美，是希望以审美的精神性、情感性力量来救赎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人性分裂的话，那么，当代消费社会中，则在到处弥漫的审美氛围中，尤其是有无处不在的广告的宣传下，审美的东西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理念，而是触手可及的商品价值。
所以说，当代社会的普通民众，在美感心理方面已然发生巨大变化，不是精英主义者所主导的主客体之间的打量、鉴赏，把美和艺术请入高高在上的神坛，将之尊奉起来；而是主体完全与美的一切事物融合在一起，审美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广告的宣传下，从城市建筑到汽车，从服装到假肢，以感性的显现和孕育，都是被囊括入产生美感心理的原则之中。两者的耦合，宣示一个新的审美时代的来临。广告美学的产生，就是新时代美学前进方向的旗手之一。
二、社会心理视域下广告的变迁
各个时代的社会心理价值企向，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引导着商业广告在审美表达上的转移和变迁。在20世纪30年代，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的大城市中，西方商业文化模式蜂拥而入，广告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形成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报纸广告、杂志广告、路牌广告等。当时发行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广告，于是，报纸成为广告的主要载体，但受版面和发行的限制，在审美上的效果并不特别突出。审美特征相对突出的是月份牌、电影等广告，在审美价值取向上，模拟西方的流行文化，以上流社会中的演艺明星或摩登女郎充当着代言人，甚至还有些演出机构，借色情的诱惑，以吸引观众。当时，商业经济开始初步发展，广告的效果明显，所以，即使是日常的生活用品，也邀请明星来宣传。如，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就给冠生园代言月饼，有广告词称“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达到很好的广告效果。旧社会的上海，以影视明星、摩登女郎为广告的主要人物，精美而新奇，吸引人们眼球，以营销商品。此时的广告美学，刚刚起步，靠抓住人们普遍企向上流社会的心理，崇拜吸香烟、喝洋酒、坐洋车、住豪宅的生活，在审美风格上主要是模仿西方文化模式。当时有精益眼镜的广告词“人身上的福分，就是眼福和口福”，可谓是道出了人们普遍企向。对于民国时人而言，追求现代消费和享乐，已经取代了早时封建社会倡导的封妻荫子诱惑，即是说他们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已然代替精神生活中的追求。这种转变，以铺天盖地的广告表达出来，对旧中国市民的精神世界，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当然，就广告美学发展阶段而言，民国时的广告行业，初受西方商品经济文化影响，还停留在浅层次的追求观感愉悦，此属于美的阶梯中的低等美，目的多是仅在于能引起人们注意。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物资极度匮乏，人们只能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努力填饱肚子，进行生产建设。在政治、经济高度统一的管理体制下，旧社会时期注重低级观感愉悦的广告被彻底清除掉。人民政府围绕夺权斗争和党的中心工作，陆续一些广告管理规定，通过改造或成立一些国营或集体所有的广告企业、美术公司等。当时广告呈现出实用、简朴、追对性强的特点，诸如一些物件包装盒、书签、扇子等上面的短小广告，供销社、零售店的橱窗广告，还有农民使用的日历、年画、门对等实用性的广告。这些广告虽然谈不上高超的美学价值，但为战后国民经济的复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比较适合社会提倡节俭、恢复生产的社会心理。接下来在“”到三年自然灾害，再到“”，高举“三面红旗”的指导方针，于是，一切生产生活中的商业广告基本销声匿迹，人们生怕与资本主义的工具沾边，取而代之的唯剩下充满革命激情的宣传标语和口号了。
直到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管理模式发生极大变化，经济发展走上了市场化道路。随着商品的极大丰盛以及广告媒介技术的提升，广大民众，无论是要出行，还是居家，都无法躲避商业广告的侵扰。他们或是打开电视、点开网页，或是挤进地铁、公交汽车，都发现广告是无处不在的。有人曾说过：“我们呼吸的空气是由氧气、氮气和广告组成。”⑤广告成为当代生活图景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经济生产力的显著提升，使得当代人享受着审美化、艺术化的日常生活方式。可以说，当代人对审美的追求，不仅在于注重感官的刺激和愉悦，还注意到更高层次的美的享受，对于美本身的理念或本质的感悟。于是，广告美学就面临新的话题。早时那样引起人们注意的简单广告方式，已不合时宜；当代的广告美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围绕审美的“理想生活”的话题，来构筑广告王国。这个审美的核心话题，以商品广告的形式，渗透到大众现实生活的各个层次、领域中。当代人身处高度发达和富裕的物质世界之中，对商品的实用性固然明了，但是，他们已然舍弃仅注重实用的观念，而把目光投向其所引导的审美化理想生活中去，即使是最日常的消费品，都要与高贵、奢华、奇异、浪漫等审美追求联系在一起。理想的审美世界可能是虚幻的，但是，广告能以虚幻的谎言，把人们引向审美的世界，让人们从中得到满足。例如，很多电视、杂志、报纸、网络的广告，仍然以影视明星、体育明星作为代言人，因为他们在影视或艺术生活中，展现的是审美化的人生，是时代审美风潮的引领者，所以，他们可以起到示范性作用。当代社会的普通大众心理，都崇尚至尊至美、皇家气派，于是，广告往往创造了想象或虚假的关系，让人们沉浸在审美幻觉般的白日梦中，好似自己已然拥有了那样的生活，或者至少广告已经把他看作了能够购买这些审美化奢华生活的主体。所以说，当代的广告美学，以社会心理价值企向为导向，创造了一个审美的世界。
三、社会心理视域下的美学创意
在实践活动领域，广告美学以绝妙的创意或美学价值，让其在商品营销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挥。正如Schmitt的《营销美学》中把美学作为营销工具一样，开篇即称：“通过感觉经验的多样性，消费者的生命之中的美学活力为企业提供了机会以吸引消费者。”⑥商品营销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心理战，而美学往往给人舒适的心理感受，能激活消费者生命之中的美学活力。广告就是美学价值的传播载体，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道德情感、民族性格来传达让人愉悦的美的感受。所以，当代的广告早应该抛弃王婆卖瓜式的裸的说教和宣传，以高超的创意，用美学与艺术来包装自己。
奥格威说：“在广告中，最重要的必然是创意。”只有创意突出的作品，才能创造一个虚拟化的审美世界。当代传播媒介迅速发展，以颜色、形状、运动、视觉、声音等各种传媒的组合，来引起人们非功利性、非商业性的情感激荡和审美遐想，创造一种非商品的附加价值，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消费绝不仅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⑦，可以说，商品消费是一个系统化、综合性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以商品的实用性的取得的物质实践活动，还要通过形象的视觉和声音的实体来界定其价值；其中必然包含了一系列心理活动过程，有理智的思索、欲望的克制、情感的激荡等等。所以，我们必须得关注购买商品以前，就已然发生的情感的快乐和梦想及欲望等问题。
广告的创意，应迎合社会心理价值企向。这里有一则中国早期广告的成功案例，不断被人们提及。1918年5月，中国的广告业才刚刚起步，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已经开始大量刊发商业广告。当时福昌烟草公司推出的“小囡”牌香烟即将上市，就通过报纸刊发此香烟广告，在《申报》、《新闻报》等头版刊印了一个巨大的红鸡蛋，弄得人们都不明所以。而后得知是“小囡”牌香烟上市立刻，送大家一个红色“喜蛋”，于是“小囡”牌香烟一举成名，成为抢手货。这样的广告创意，就是紧紧抓住了人们的期待心理，而后带来谜底恍然若揭的心理，使此香烟广告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度。虽然民国时的广告创意还比较简单，但也说明，社会心理价值企向对于广告效果的重大影响。当代高度发展的广告美学，自然也必须要切合当代社会的普遍心理文化方式。如，孔府家酒的广告《回家篇》，其中有一句台词“孔府家酒，让人想家”，深深抓住了改革开放后异乡、异国游子的普遍心理，给人带来亲切温暖的感受；即使很多充满理性、科学精神的精英人士，都无法抵制这种由广告带来的虚拟的情境和情感。除此之外，当代的广告往往有很多由金碧辉煌的豪宅、高贵奢华的宴会和风驰电掣的名车等画面组成的图景，以奢华的审美化生活为创意基础，特别让很多普通消费者难以拒绝这般诱惑，这正是深刻把握了社会普遍心理。
广告是社会心理价值企向的体现，创意是广告的灵魂。广告的创意，就在创造一种独立于商品本身之外的价值。在特定情境下，这种额外产生的价值，甚至比商品本身的实用价值更具有诱惑力。这就是通过广告造成的一种审美幻觉，在美的迷情之中，与商品一起堕入“情网”。这是建立在商品的实用性许诺之上，以共通的社会心理价值企向为基础，通过广告宣传的形式，包装或伪装出可触知的美感价值，向购买者投去诱惑的一瞥。这是广而易见的，可以想见这样的情景：在大城市豪华的商业步行街上，镶嵌在高耸的摩天大楼上的屏幕，闪过一个个靓丽、精彩的动人画面，不断地、反复地向霓虹灯下的匆匆行人们，私语着美妙而精彩的审美化人生。这是多么地让生活在钢筋水泥中的都市人们，在日复一日的疲惫不堪之后，去渴望和向往。缘此，他们极容易陷入美学的幻觉之中。这种审美幻觉让商品的价值会得到成倍的增长，成功地营销商品。
①Walfgang F. Haug and Karen Kramer，Commodity Aesthetics， Ideology and Culture. Trans. By Susan Taylor Brown International General. 1987.
②汪顺宁《生命的华衣：广告美学的学科根基》，《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③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0页。
④周小仪《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消费文化》，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编《文化研究》第三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⑤黄会林主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构建着眼于当代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结合高校大学生的实际，强调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不是被动地适应，而应积极主动地去建构，在合作与和谐的氛围中，开创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新局面。提出解决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途径，帮助高校大学生提高心理健康的水平。
关键词：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构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健康的概念也从一开始的身体健康没有疾病发展到现在的不但身体健康、还要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等。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更是要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为此，高校需要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新理念、新方式、新体系，努力培养一批适应学校和社会发展的心理健康人才。
一、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概述
社会建构论是当代西方心理学中的一股重要学术思潮。它认为知识不是一种科学发现，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建构论心理学（social constructionist psychology）是社会建构论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心理学中的反映。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认为：
第一，人的认识过程是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而不是被动的反映过程。个人描述、解释、说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过程是建构的过程。
第二，从社会建构的观点来看，心理现象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互动、对话、协商、冲突、修辞等社会性过程，是人际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第三，心理状态、心理过程要用语言表达出来，而语言是现在的，一切用语言表述出来的都是建构的。
二、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与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从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强调建构积极、主动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氛围。
积极、主动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氛围需要高校开展丰富多彩的心理活动。5.25心理健康月活动，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活动、大型心理情景剧表演活动、心理健康测试活动、心理图片展示活动、心理电影赏析活动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以建构积极、活跃、健康的校园氛围，对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构件提供良好的基础。
第二、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强调建构沟通、对话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过程。
有了丰富多彩的心理活动，可以促进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去，在活动中相互沟通、相互交流、不断互动，在沟通、交流、互动中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构建过程是不断变化的，需要不断调整的。大学阶段对于大学生来说有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构建正是为了帮助大学生在学习、生活、工作的过程中解决自身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通过和大学生不断的沟通、交流、互动，引导他们正确处理问题，不断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
三、基于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构建
基于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构建正是要在积极、主动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氛围中，体现沟通、对话、交流、互动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过程。
第一、在建构的沟通对话思想中促进学生自身不断学习心理知识，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大学生通过课堂学习、课下交流互动能够学到许多关于心理健康的知识。在学习和互动中，不但获得了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还有助于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也能够帮助大学生在遇到一些心理问题时，自己或求助于他人进行很好地处理。
第二、在建构的沟通对话思想中促进家长与学生的沟通，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大学生虽然已经从中学阶段进入大学，但还未真正接触过社会。他们虽是从为数众多的中学生中选的佼佼者，但却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他们不仅需要学学的课程知识，更需要在父母、家庭的帮助下，在和家长的沟通互动中，在和谐的家庭环境中学会适应紧张的社会生活节奏。
第三、在建构的沟通对话思想中增强教师与学生的相互交流。
在大学校园里，学生接受各个科目门类的教师传到授业解惑。大学生在接受知识教育的同时，更要注重的是与教师会自己的沟通对话。在沟通对话中教师更多地了解学生，学生更多
的学习成长。
第四、在建构的沟通对话思想中，媒体尽量摒除负面新闻的传播，多给学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大多数人倾向于关注负面的东西，新闻报道更是如此。很多负面的新闻报道最能博人眼球，而正面的、积极的新闻报道看得人相对较少。鉴于此，需要媒体在沟通对话的氛围中为学生营造积极的媒体环境。
第五、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作用。
在建构的沟通对话思想中，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活动，指导学生更多地掌握心理知识，提升心理水平。
在建构的沟通对话思想中教育行政部门将心理健康教育放在一个凸显的位置上，给予政策、资金的支持，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的力度。
如此，在学生、家长、教师、媒体、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等多方面的沟通协作的基础之上，构建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定能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成长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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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就体现为以“现代社会”为范本进行“现代性方案”的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推进。然而，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一贯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传统上。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
关键词: 现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会学理论
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及其危机
笔者曾在《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现代性议题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史的系统梳理与考察，论证了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阶段，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研究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主旨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的，其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体现在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大的主题范围内。[i]
因此，围绕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这一核心主题，从社会学诞生之时起，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有马克思（K.Marx）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涂尔干(E.Durkheim)通过有机团结的定义、韦伯(M.Weber)通过对合理化的定义来理解现代性的主要内涵，[ii]而且每一个定义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iii]。上述三种对现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即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批判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与分析，强调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的是人文主义、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时又具有一种后现代式的社会批判意识，强调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vi]毫无疑问，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vii]
但是，回归到整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不同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在最为本质的价值取向上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以现代性的内涵为坐标，以现代化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始终没有摆脱过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以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主要学术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而且，这种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与方法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得以确立了。比如，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学就已基本确立了“秩序”、“进步”和“理性”这一现代社会最为核心的价值主题，总是想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并从社会之外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各种制度、关系进行描绘、解释和说明（这一研究取向和传统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已趋完善，但它至少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并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全面、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后才得以产生的。[viii]古典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取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合法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开创的理论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创新。
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以及形形的二元对立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ix]尤其在新的社会转型之下，伴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于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二、全球化：新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笔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转型[x]）。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xi]。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社会的这种惊人转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xii]。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变迁之间的发展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并让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有“共性”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当然，如果把“现代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则更像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种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而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整体化趋势。在民族国家阶段，“现代性”与广义的“全球化”具有某种重合之处，即“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当“现代性”在某些国家得以成熟并获得充分体现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国家完成现代化以后，其所面对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已经被加深化了的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xiv]。犹如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时至今日，现代性的近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体化方面，而且解构了秩序、进步、理性这些启蒙时代形成的经典信条，代之以机会、风险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准确地说，全球化进程现在并没有扩大现代性，而是成了其转变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况且，“现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同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新的社会转型也在不断加速，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变得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而称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费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解释新现象、新问题。古典社会学传统由于把社会等同于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由于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能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对全球化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xvi]。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学(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再也难以解释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社会学理论缺乏探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现实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传统社会学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对现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就必须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和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并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xvii]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潜势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其实，一种社会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使之符合实证主义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等原则，而也应该取决于此理论能否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较为具体的架构，给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对象概念化。主流社会学理论(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xviii]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展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也并不是要试图在当今庞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学理论，并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体系，而主要是从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出发，面对全球化所改变的社会学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探讨社会学理论该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这种变化，以建立起一种能够足够适应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前发生在社会世界中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在促使社会学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学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说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知识的衰退是不够确切的，那么，为了应对社会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学家当然要建构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说明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构与创新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深刻变迁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要在重建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创新呢？近20年来，各种对既存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多元综合的做法越来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种。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理论的益处，重新构建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完善。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和多向度社会学（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费恩(C.Fine)的新符号互动论、库克(S.Cook)的新交换理论等等。二是扩展。即扩展原有理论的传统界限，向新的领域发展。如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从阐释学解释向社会学调查转变的动向，常人方法学也突破了仅仅分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局限，将其领域扩大到分析社会制度、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三是联结。即寻求某种途径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等不同层次、领域的现象联结起来。如科尔曼(J.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提出了以微观层次为基础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理论途径，而亚历山大则主张以宏观层次为出发点来寻求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埃利亚斯(N.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也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试图以超越“重建”、“扩展”、“联结”的辩证综合方式，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语言，以整合了的理论来认识或重新解释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维而完整的社会现实[xx]。如瑞泽尔(G.Ritzer)提出的社会学元理论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对社会学多重范式的整合，[xxi]还有诸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等各种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兴起，其不仅整合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种思潮，而且还充分吸取了政治学、人类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在整体上促使了批判理论从社会学理论视野转向了社会理论领域。[xxii]
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是其研究范式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态的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型而不断变化的。由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在21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结果，它表明了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正如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学理论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这种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和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学理论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确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表明了以往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和变革。在过去，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绝对、普遍的宏大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学理论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将宏观架构与微观事件、客观环境与主观行动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的社会现实始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学理论充满发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后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微观个体”、“客观环境－主观认知”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特征的坐标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研究范式”不仅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而且，还能够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而已。[xxiii]
总之，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坐标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传统也将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注释：
[i] 文军：《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ii] 例如，马克思试图把现代性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他意识到社会的进步得益于早期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却又极力批判经济制度及其各种畸形现象（如异化、剥削等）。涂尔干则企图把现代性归结为工业化，把现代性解释为一种有机团结的强化和集体良知（the collective conscience）的弱化。而韦伯则把现代化归结合理化、理性化的过程，把现代世界大多解释为以其它类型的理性为代价的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的扩张，以及理性铁笼（the iron cage of rationality）出现的结果。
[iii] Owen,D.(1997)Sociology after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p.12.
[iv] 文军：《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及其张力》，《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v] Giddens,A.(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i] Emmerij,L.(1997)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pp1-2.
[vii] 谭明方：《社会学方法论新探》，北京：《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viii]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瑞泽尔(G.Ritzer)曾把社会学出现的社会力量归结为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宗教革命以及科学的成长六个方面。其实，这也只是现代性滋生的另一个说法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ix] 有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危机分析，国内外学者都有大量的论述。比如，美国学者艾恺指出，现代性的最大困境在于现代社会组织的“理性化”最终导致了人类生活的非理性化，现代人类追求个人自由的终极状态却是非个人性，这种现代性的困境深植于人性的内在冲突中(参见：[美]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笔者也认为，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分裂矛盾的社会世界，它表现为现代性内部的分裂以及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断裂和紧张，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性结构的内在冲突。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对有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危机一一进行论述。
[x] 有关这次社会转型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详细论述，请参阅：文军、童星：《论三次社会转型与人类社会发展》，《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xi] 皮斯特(Jan-Nederveen Pieterse)认为，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这样一种全球化观念掩盖了支配这一历史过程的权力关系，即全球化/现代化的论述局限在西方的历史当中，从而忽视了非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参见：Pieterse, Jan-Nederveen (1995)‘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Global Modernities, eds.by M. Featherstone et al., London: Sage.
[xii] Cohen, R. and Kennedy, P.(2000)Global Sociology, Basingstoke: Macmillan,p.42.
[xiii] 必须指出的是，在有关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论述上，不同学者之间也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比如，吉登斯把全球化就看作是西方现代性扩展的结果，认为全球化纯粹是现代性的放大化；罗伯森（R.Robertson）则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条件、更是不同路向的现代化的条件。而且，这两种看法在经验世界都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
[xiv] 正如罗伯森和莱彻纳(F.Lechner)所说：“现代性的许多主题——生活世界的分裂、结构的分异、认知和道德上的相对性、体验范围的扩大——在全球化进程中已被加深。”参见：Robertson,R. and Lechner,F.(1985)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 in World-system Theory’, I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Vol.2,p.108。
[xv] 安东尼·吉登斯著：《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xvi] Featherstone,M.(1990)‘Global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Featherstone,M.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xvii] 吉登斯(A.Giddens)、贝克(U.Beck)、鲍曼(Z.Bauman)等当代社会学家认为，这是当代社会学理论不可或缺的突出特征。因为从根本上讲，社会学是一门暂时性的、反思性的学科，它必须不断与社会现实保持适应性和灵活性，才能更好地发挥重要作用。
[xviii] 其实，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本身就是现代性与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它从来就不具有将自身从文化中孤立出来而跃居其它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之上的特权。
[xix] Giddens, A.(1987)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reface.
[xx] 盛少波：《社会学统一理论的整体性分析方法》，《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1期。
[xxi] Ritzer, G.(1996)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pp.621-650.
[xxii]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学理论向跨学科的社会理论的扩展，不仅意味着调用社会学以外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同时也包含放弃作为主流社会学理论核心的实证主义的知识观。因此，从社会学理论到社会理论的转变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成分，而且也有政治的成分。对于批判的社会理论来说，“批判”意味着这样的观念：知识存在于历史中，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因此，它致力于对社会作总体性的、结构性的理解。参见：Agger,B (1998)Critical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Westview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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