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假设。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本文研究目的，提出以下假设：H1：企业研发成功并转入资产的研发支出不会显著加剧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H2：企业通过其他途径再次计入当期损益的资本化研发支出会显著加剧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2.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11-2013年上市公司且披露的开发支出项目不为零的非金融类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用到的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资本化和费用化的开发支出数据为手工收集，年报取自深交所、上交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剔除数据缺失项，共得到三年共1035个观测值。研究使用EXCEL进行数据归集整理，SPSS进行统计分析。3.模型设计。本文借鉴陆建桥提出的扩展琼斯模型来衡量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扩展琼斯模型具体如下：其中，TA为总体应计利润，为企业净利润NI与企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CFO的差；A为企业总资产；REV为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数；REC为应收款的变动数；FA为固定资产原值，IA为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年末数，i为某个公司；t为年度。本文先用OLS法估算出模型（2.2）的回归系数，再将回归系数代回到模型（2.2），得出年度公司样本的回归值，并以各年度对应的实际值减去回归值的差额确定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来度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本文基于已有的理论，以及Cazavan-Jeny,Jeanjean和Joos(2011)、李莉、曲晓辉、肖虹(2012)、王贺（2014）、苏雨湄（2014）的研究，构件模型：|DA|DV1DV2MBRIRLNALEVREALCAPELSECAP（3）其中REAL-CAP是企业当期从研发支出资本化中转入资产的数额，ELSE-CAP是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除转入资产外的减少值。DV1和DV2分别为扭转亏损（扭亏取1，否则取0）和企业增发、配股或IPO（存在三者之一取1，否则取0）的虚拟变量；LNA是企业总资产取对数，代表企业规模；MBRIR是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代表企业成长性；LEV是企业资产负债率，代表企业资产结构。
二、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分析。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企业盈余管理程度|DA|从0至1.03不等，均值为0.0817，标准差为0.08673，较为符合离散程度。REAL-CAP即企业当期从研发支出资本化中转入资产的数额，最小为0，即本期该企业没有转入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ELSE-CAP即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除转入资产外的减少值最小值为0，表示本期该企业没有除转入资产外的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2.回归分析及结果说明。从数据结果可知，REAL-CAP与|DA|不显著相关，从而验证了H1：企业研发成功并转入资产的研发支出不会显著加剧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ELSE-CAP与|DA|显著相关，且标准系数＞0，说明该指标能显著导致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增加从而验证了H2：企业通过其他途径再次计入当期损益的资本化研发支出会显著加剧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主要的原因是，在新会计准则下，企业在研发支出会计处理的选择上有一定的操纵空间，部分企业会利用此进行盈余管理。但由于企业在确认无形资产是须符合会计准则中无形资产的确认条件，因此企业为达盈余管理目的而确认的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会因最终无法确认为无形资产而通过计入当期损益等其他方式转出。因此转入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不会不会显著加剧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而企业通过其他途径再次计入当期损益的资本化研发支出会显著加剧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
三、结论及建议
我国2006年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体现出国际趋同的同时，也给企业的财务和会计人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显著的就是引入公允价值，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内容空前扩大，留给企业盈余管理的空间也相应的扩大。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要求企业的会计人员不仅要了解准则制定者的意图，而且提供的会计信息也要对企业经营提供更强的决策参考。本文就是在研究新准则体系会计职业判断空间的基础上，提出了运用新准则体系内的会计职业判断空间进行盈余管理的方法，为企业的管理当局和会计人员提供一个适度盈余管理的平台。
一、盈余管理概述
（一）盈余管理概念界定
盈余管理也称利润管理，是近年来会计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一直存有诸多不同意见。权威的定义有美国会计学家雪普（KatherineSchipper，1989）曾在著名的“盈余管理的评论”文章中提出的：盈余管理实际上是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该定义突出了盈余管理的出发点是私人利益的满足。美国会计学家斯可特（Scott，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在GAAP许可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使经营者自身效用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但该定义是狭义的，将盈余管理限定在公认会计原则的约束范围内，采取的方法仅包括会计政策选择。此外，美国前证监会主席莱维特（ArthurLevitt，1998）对盈余管理现象表示担忧，认为盈余管理已成为美国证券市场参与者之间违背市场原则的游戏，将给美国财务报告系统造成很坏的影响。管理当局滥用“巨额冲销”的方式来调整费用正在威胁着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将盈余管理与财务舞弊之间不易区分的地带称之为“灰色地带”。该定义是广义的盈余管理概念。本文研究将盈余管理界定在狭义的盈余管理。
（二）盈余管理方法概述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盈余管理的方法主要归类为以下几种：
第一，对会计原则的选择与运用。比如：（1）谨慎性原则的运用。即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不得多计资产或收益、少计负债或费用。（2）重要性原则的运用。重要性原则认为，对微不足道的项目则不值得对其进行精确计量和报告。企业可以运用会计职业判断中的重要性原则并通过增加或减少认为不重要的会计数据来进行盈余管理。
第二，会计政策和方法的选用。在选择会计政策时，企业一般要处于盈余管理的角度，站在有利于企业管理当局的角度进行选择，但是会计政策一旦选用就不得随意更改。
第三，会计估计的时点和数量以及关联方交易的判断也给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
实务界在具体操作中，往往结合管理层的意图和公司发展所处的客观环境，从做大盈余、均衡盈余、做小盈余以及除垢之中选择合适的盈余管理方式。
二、盈余管理与会计职业判断
会计职业判断对盈余管理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根据国内外的各种表述，本文将会计职业判断定义为“具有会计专业技能知识和经验的会计人员，基于客观的、谨慎的、正直的态度，本着为会计信息使用者高度负责并为之提供高质量信息的职业精神，在会计职业标准的框架内或是会计职业标准制定机构的意识指引下，通过识别、计算、分析、比较或是咨询等方法，对不确定性的会计事项所做的裁决与断定的思维过程。”虽然盈余管理与会计职业判断都是对不确定性的会计事项所做的判断，但是会计职业判断与盈余管理之间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第一，主体不同。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而会计职业判断的主体是从事会计工作的会计人员。
第二，目的不同。盈余管理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管理当局的私人利益，但受益者和利益表现非常复杂，通常有报酬计划、债务契约、政治成本三大动机，也有我国现阶段公开上市发行股票、配股、避免处罚、炒作股票等动机。而会计职业判断要求会计人员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反映经济事项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的实际影响，在做判断时，要保持客观中立。
第三，客体不同。盈余管理的客体有两类：一是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二是交易事项的规划和时点的选择。由于会计职业判断一般是在经济事项发生后进行，因此它只包括前类事项在内。即盈余管理研究将总体应计部分拆分为非主观应计部分和主观应计部分。非主观应计部分不需要用到太多的会计职业判断，而涉及到主观应计部分就需要会计人员谨慎合理地运用会计职业判断。
1．1资产减值的相关理论。
我国经济正不断地与国际接轨，不断发展。我国的资产减值理论的研究是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产生的。(1)资产减值的概念。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是资产的本质，当企业的资产不能达到企业预期的经济利益或不能继续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时，该资产便不能以原账面价值确认或不再确认，也就是说该资产已经发生了减值。会计准则中对资产减值做了明确规定，即当账面价值高于其可收回金额时，其差额便为资产减值。并且规定了企业预计资产发生的减值在以后的会计期间不能恢复，只考虑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人为影响。(2)资产减值准备的概念。资产减值准备是资产的账面价值高于它的可回收额的时候企业需确认的资产的递减额。当资产可能减值时，企业会估算该资产的可回收金额，比较账面价格和可回收金额，按低的一方来计量，账面价值高于可回收金额的部分为资产减值准备金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目的是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企业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其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这样才能使企业真正了解到自己的真实情况，同时应将情况如实反映到会计报表中。
1．2盈余管理的相关理论。
(1)关于盈余管理的理解。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相关准则的基础上，对企业对外曝光的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来保障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其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客体是会计盈余，受会计准则的约束。盈余管理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可是在我国，其表现出的正面作用远远小于其负面影响，企业过度盈余管理歪曲会计事实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规避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刻不容缓。(2)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首先，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成熟，企业一旦能够上市便可以获得很高收益，于是为了成功上市或为取得更高的发行价格，企业会有盈余管理的动机。其次，企业在向银行借款融资时，一旦没有达到债务条款中的要求将会有很高的违约成本，所以企业发现财务指标中有偏离债务条款时将会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而且，高层管理人员发生人员变动时，新上任的管理者通常会利用盈余管理的手段使公司看起来在他接手后有很大的改善。同时，企业为了达到我国的监管部门的种种严格指标也会通过盈余管理来达到目的。
二、资产减值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
2．1企业利用资产减值影响盈余的状况。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由于不同的动机会在会计政策和法规允许范围内来操纵盈余。比如，企业在盈利的情况下，会计提或转回资产减值来防止亏损，使利润平滑。而处在低盈利条件下的公司为了保证上市资格，会利用资产减值操纵盈余，调整财务报表上的信息来制造企业正在稳健经营的假象。由此可见，不论企业盈利与否或是经营的好与坏，企业都会出于不同的目的利用资产减值来操纵盈余。
2．2企业利用资产减值影响盈余的方式。
首先，由于各企业处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企业可以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针对自己所处的经济环境自主地选择合适的会计处理方式，这样虽然一定程度上能使会计信息更加真实有针对性，但同时也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其次，企业的管理者往往会通过变更会计估计等盈余管理方式来使企业看起来经营得很好，从而达到履行与企业所有者的契约的目的。企业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有以下几种:1．利用短期资产的计提和转回进行盈余管理。根据规定，短期资产在发生资产减值时，要根据减值额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但当减值的影响因素消失时仍可转回。所以，企业可以通过计提当期资产之后再通过“可以转回”这一规定来调整利润，从而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目前，存货跌价准备和坏账准备的计提是企业的常用手段，而现行准则也没有做出相关的限制，对新的盈余管理手段的控制又将是会计准则的努力方向。2．利用长期资产调整利润进行盈余管理。我国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中规定，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的会计期间不得转回。但企业仍可以利用不同会计期间内损失和费用的分布不同来影响不用会计期间的净利润，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3．利用公允价值影响盈余管理。公允价值的确定也是确定资产减值的重要因素，为了防止企业通过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我国在公允价值的使用上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会计准则在提出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同时强调，一旦使用了公允价值就停止使用历史成本，这一规定使公允价值的合理使用得到了一定保障。但是公允价值的取得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并且很多时候难以取得。所以这一规定在实务中可能不会十分的有效。4．利用资产减值信息披露的不完善影响盈余管理。资产减值信息的披露不完善也会为上市公司利用其进行盈余管理留下空间。会计准则中要求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资产减值有关的一些信息，这项规定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在实际中这种披露程度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披露效果。企业可能会利用其中的漏洞继续利用资产减值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所以应对资产减值信息的披露加大力度，力求其更加合理。
三、防范企业通过资产减值影响盈余管理的措施
3．1加强对可转回的资产减值准备的监督。
长期资产减值一经确认不得转回。所以在短期资产转回时应加强监督，一旦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转回操纵利润要做到及时发现，以避免企业利用资产减值来进行盈余管理。加强会计信息的质量。
3．2加强对企业长期资产的监督。
虽然制度上规定了企业的长期资产减值一经确认不得转回，但这并不代表企业无法利用长期资产进行盈余管理。这就要求我们不应放松对企业长期资产的监督，在企业计提某项长期资产时应加强监督，避免企业利用长期资产调整利润进行盈余管理。
3．3建立资产交易信息市场。
公允价值的确定在资产减值的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我国的信息市场与价格市场尚不完善，同类的资产在交易市场中会有不同的价格，导致公允价值难以取得，公允性难以保证。所以我国应该建立活跃的资产交易信息市场，方便企业及时获得正确信息，减少人为操控公允价值的空间，使会计信息更加客观。
3．4加大资产减值的信息披露的力度。
在实务操作中，企业不仅应主动披露集体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依据，更应加强披露的详细力度，并要求披露近几年度的比较资料，使投资者能够更加真实的认识到企业的经营状况，从而加强决策的准确性。同时，还应发挥各审计部门和监管部门的作用，加强监督。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四、总结
关键词：企业盈余管理；客观条件；动因；治理
一、产生盈余管理行为的客观条件
（一）会计准则等会计法规本身具有不完善性
由于客观的、主观的原因，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或漏洞，而这些缺陷或漏洞很容易给职业道德方面有问题的企业管理当局及其会计人员进行盈余管理提供条件。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不完善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本身可能存在不合理因素。例如，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人员组成如果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计准则就可能出现偏向性。同时，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为了使准则对自己更为有利，都会提出各自的要求，而准则制定机构为了使自己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为了在利益相关方之间求得平衡，就必须赋予企业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第二，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本身固有的特点为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机会。企业经营方式的多样化，经营活动范围的扩大化，社会、法律和金融环境的日趋复杂化，使得同类会计事项的个性日益丰富，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会计准则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制定得很完备，势必留有一定的余地，即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会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从而使法定的会计政策在对会计事项的确认、计量以及会计报告的编报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会计政策选择范围。同时，会计准则与会计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性，即会计准则的制定常常落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缺位会使企业在准则外会计事项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由于“无法可依”而带有很大的弹性。第三，各项会计以及相关法规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也导致企业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原则选择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
（二）现行会计理论与会计方法固有的缺陷性
1.现行会计确认基础所固有的缺陷。权责发生制是国际上通用的会计确认基础，这一基础理论虽然较好地解决了收入与费用的配比问题，但在确认的过程中加入了主观性。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如果继续单纯地采用权责发生制，需要主观确认“量”的机会会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关于发生时间的确认也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这些都会给盈余管理行为提供机会。
2.现行会计信息重要性原则和稳健性原则固有的缺陷。重要性原则允许企业对不重要的项目可以例外处理或灵活处理，但对于哪些项目是重要的，哪些项目是不重要的，无论从质的方面还是从量的方面，现行会计理论都未能作出具体规定。这样就给企业把重要项目按非重要项目处理提供了机会，从而有可能影响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公允表达。
隐健性原则的运用，使得企业收益平均化和秘密准备金的操作更容易。企业有可能为了使财务报告显示出持续稳定的盈利趋势或为了其它经济利益而采取收益平均化的会计行为，压低经营状况好的年度报告利润，将其转移到亏损年度或经营状况较差的年度。企业还可能利用稳健性原则通过过多地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等方法人为地低估企业资产或高估负债。
3.现行会计方法含有估计因素所固有的缺陷。在会计核算中，应当力求准确，但是，有些经济业务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如坏帐损失、存货跌价损失、或有损失等，因而不得不根据经验判断作出估计，从而使会计确认和计量工作不得不借助于假定和估计的方法。这同样为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条件。
（三）会计信息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和经营权已经高度分离，所有者权利不断弱化，经营者——主要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地位不断上升，企业管理当局成为企业事实上的控制者。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企业管理当局成为会计信息的垄断提供者，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而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最为有利的会计政策，以实现其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来说，在我国国有企业规模和数量所占比重都非常大的情况下，由于所有者缺位、所有权虚化等原因，作为国有企业会计信息最大使用者的国家，缺乏对会计信息质量需求的内在动力，或者说这种内在动力严重不足。而对上市公司的一些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来说，他们关心的是股市行情，而不是企业的财务状况，许多投资者对会计信息根本没有深刻的理解，甚至根本看不懂会计报表，而且目前我国相对于投资者手中的货币数量来说，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规模还很小，会计信息的竞争受到很大限制，导致他们对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也严重不足。这些也都为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二、产生盈余管理行为的动因
经济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会计信息提供者与使用者经济利益的不完全一致性是企业管理当局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内在动因。
（一）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奖金等收入最大化的动机
根据委托理论，委托人——股东与人——企业管理当局两者的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只要不存在一种能够反映企业行为的充分信息指标，企业管理当局总要利用其信息优势侵犯股东权益。因此，股东与企业管理当局往往通过签订管理合约使两者的目标趋同。一个有效的管理合约应当能恰到好处地激励企业管理当局选择采取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但企业总价值的变动很难被观测到，从而使企业收益成为衡量企业总价值变动的最适当的指标。正是主要依靠这一盈利指标，委托人往往除了支付给企业管理当局固定的薪金外，还要支付奖金甚至股权与期权。奖金等收入的存在，驱使企业管理当局经常采取寻机性会计行为以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由于会计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督成本的存在，委托人对会计利润进行调整往往得不偿失，这决定了企业管理当局有能力和条件通过实施选择和变更会计政策等盈余管理行为来达到其目的。
（二）上市公司首发股票及上市后配股等方面的考虑
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新股和股票上市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如“公司必须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公司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等。同时，企业为了在发行股票时获得较高的溢价，往往通过盈余管理以“修正”发股前的历史数据，调整影响每股收益的所有变量，如有意高估盈利预测数；进行所谓“资产剥离重组”并按剥离后的结果对前三年“虚拟”一个会计主体进行模拟经营等。由于我国会计准则对关于资产剥离的规范性操作程序的研究明显滞后，对资产重组中涉及到的资本计价、固定资产减损、长期投资明显减值等有关损失的确认尚无明确规定，因此，许多上市公司便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来达到上市和提高股票发行溢价的目的。
股票上市后，按有关规定，其净资产收益率必须连续三年达到10％以上，才能获得配股资格。上市公司为了获得配股资格，除了尽力搞好经营外，往往还会绞尽脑汁通过盈余管理行为如转让股权、进行关联方交易等力保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这几年我国证券市场上的“10％”现象就来源于此。另外，《公司法》还规定，如果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将暂停其股票上市，上市公司为了免受其苦，也经常利用盈余管理行为粉饰会计报告。
在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方面，上市公司为了配合一些证券机构在二级市场的股价操作，在披露信息的及时性与规范性上也大量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有关统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会计时滞现象非常严重，业绩变化较大的企业更容易存在这种现象。为了使某些证券机构赢得操作时间，上市公司还会故意推迟重大内部消息的披露时间，或者滥用“临时公告”和“澄清公告”，故意使用“暂不分配”、“暂缓分配”等模棱两可的语言。
（三）债务安排方面的考虑
按照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司有限责任制度”，债权人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企业用所获得的资金进行投资，投资成功后，股东可得大部分剩余，而债权人只能获得固定的利息；如果投资失败，股东在破产时可不必偿付全部债务，而债权人要承担全部后果。因此，债权人为了减少成本和风险，保证到期收回本息，在贷款时，往往要求债务人提供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并在债务合同中订有一系列以会计数据定义的保护性条款，如流动比率、利息保障倍数、营运资本、固定资产、现金流动等方面的限制。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合同中的条款，则视为违约，其代价将十分惨重，不仅其贷款面临被收回的危险，而且其经营活动的自由还会受到限制。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当局将愿意选择可增加资产或收入以及减少负债或费用的会计政策，以避免产生违约行为。此外，如果在某种会计方法下经测算将发生违约行为，企业管理当局也可能会变更会计方法，以避免这种违约行为的发生。即使企业暂时还没有债务合同，但从为了将来扩大生产能比较顺利地筹集到资金的目的考虑，企业仍有可能会采取有利于收益增加的会计政策。所以，企业的债务安排也是其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动因。
（四）节约税收等费用方面的考虑
所得税是促使企业管理当局采取盈余管理行为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因素。对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一般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然后再根据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企业为了节约税负，减少现金流出，往往尽量降低报告净收益。尽管税务部门在计算企业应纳所得税额时，是采用税务会计的规定，从而减小了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空间，但仍有一些会计政策可供企业自行选择，如存货发出成本的计价方法——先进先出法与后进先出法的选择。报告盈利等会计数据还常被政府用于管制行业的收费标准（如公用事业等垄断性行业）的确定。一般来说，较低的报告盈利水平会减少政府采取不利于企业的行为和增加政府对企业补贴的可能性。因此，企业为了减少“政治成本”，避免政府利用会计数据来限制企业的行为，也往往采用能递延利润或降低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
（五）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更迭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许多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仍然是政府行为，其干部身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由于这种体制的存在，导致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发生以下面临更迭的情况时，往往采取盈余管理行为。第一种情况是原来的高层管理人员即将退休时，为了在离职前尽可能增加自己的奖金等收入以及能够载誉而退，往往采用使报告净收益最大化的会计政策，使企业盈利呈现上升趋势。第二种情况是由于“商而优则仕”现象的存在，如果某位高层管理人员有职位升迁的可能性，其采取使自己任期内收益逐年增加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增加。第三种情况是企业发生经营困难，经济效益很差，甚至面临破产时，会采取尽量提高利润，美化财务状况的盈余管理行为，以避免被解雇或被免职的命运。第四种情况是新上任的高层管理人员，为了增加企业未来预期的盈利能力，提高自己的经营业绩，往往会注销一笔巨额“不良资产”，以及采取一些其他的盈余管理行为来调整会计利润等财务指标。
三、企业盈余管理的利与弊
从客观上看，企业的盈余管理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首先从订立契约的角度看，根据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尽量降低契约成本。如果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存在盈余管理，不仅会降低契约成本，而且还可以使企业管理当局对预期或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从而较好地克服合同的不完备性和固定性，保护企业及经营者自身的利益。其次从资本市场角度看，由于企业管理当局掌握了大量的内部信息，而这些内部信息往往相当复杂并具有专业性，企业管理当局若要以报告的形式把它们传递给投资者，是相当困难并且代价高昂的，而盈余管理则能够通过“利润平稳化”手段传递企业原本无法传递的内部信息，从而有助于减少因资本市场激烈波动对投资者决策行为的影响。
虽然盈余管理具有上述有限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盈余管理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降低了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企业管理当局通过“内部人控制”的便利条件对会计信息按照其管理目标的需要进行“加工、改造”，使其披露的会计信息往往缺乏充分性和全面性，甚至缺乏客观真实性，从而使整个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对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失去了有效性。其次，对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盈余管理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经营者甚至企业的利益，但是也存在较大风险，一旦投资者和债权人发现企业进行了对他们不利的盈利管理，就会对企业管理当局的道德和履行责任与义务的能力失去信任，导致资本市场和借贷市场失灵，不仅使企业管理当局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还会影响企业的声誉，给企业以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再次，盈余管理会损害投资者、债权人与国家的利益。由于盈余管理主要来自于企业管理当局的经济利益驱动，而企业管理当局的经济利益与投资者、债权人及国家的利益又存在不一致性，因而在许多情况下，盈余管理的存在会促使企业管理当局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损害投资者、债权人和国家的经济利益。
四、治理企业不当盈余管理的对策
（一）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是准则的各利益相关方相互博弈的产物，具有不完全性，利用会计准则中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和可变更性是企业管理当局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主要方法。因此，应当参照国际惯例，进一步修订完善企业会计准则，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以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当然，这并不是要求会计准则应对各类具体业务在全国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间作出完全一致的规定，笔者只是以为，会计准则应对不同行业的共同业务作出统一的规定；对不同行业或不同规模的企业所特有的业务作出分类的规定，使某一企业只能适用于其中的一类情况。同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问题会不断涌现，如一些重要的表外信息、无形资产以及一些重要的非经济信息的披露等，需要会计准则及时进行补充修订和不断完善。另外，实践证明，不当盈余管理的普遍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会计准则的理解不准，故意曲解以及执行不力所造成的，因此，应当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并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
（二）明晰产权并设计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
产权制度对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具有先天的规范和界定功能，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系统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第一，股东追求资本收益的最大化；第二，各利益相关方与管理当局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和约关系。因此，只有产权界定清楚，会计准则的运行和会计信息的生成才会有效率，才能既允许和鼓励企业根据会计交易费用的高低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又可发挥会计准则的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还应当针对企业管理当局设计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要承认经营管理者的管理人力产权，具体可实行年薪制和经营者股权，同时辅以非货币激励方式，使企业管理当局能够充分得到与其经营业绩相匹配的收益和荣誉；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股东会、监事会等内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对企业所选择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变更的理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会计影响应向各利益相关方披露，各利益相关方或监事会对所采用的不合理的会计政策有权要求企业管理当局作出解释或予以调整，并强化外部监控，对实施不当盈余管理行为的经理人员实行市场禁入制度等，从根本上切断企业管理当局机会主义行为的退路，使不当盈余管理的成本大大超过其获得的收益。
（三）完善《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规，改善企业外部投资与融资环境
关键词：企业盈余管理；客观条件；动因；治理
一、产生盈余管理行为的客观条件
（一）会计准则等会计法规本身具有不完善性
由于客观的、主观的原因，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或漏洞，而这些缺陷或漏洞很容易给职业道德方面有问题的企业管理当局及其会计人员进行盈余管理提供条件。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不完善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本身可能存在不合理因素。例如，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人员组成如果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计准则就可能出现偏向性。同时，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为了使准则对自己更为有利，都会提出各自的要求，而准则制定机构为了使自己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为了在利益相关方之间求得平衡，就必须赋予企业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第二，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本身固有的特点为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机会。企业经营方式的多样化，经营活动范围的扩大化，社会、法律和金融环境的日趋复杂化，使得同类会计事项的个性日益丰富，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会计准则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制定得很完备，势必留有一定的余地，即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会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从而使法定的会计政策在对会计事项的确认、计量以及会计报告的编报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会计政策选择范围。同时，会计准则与会计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性，即会计准则的制定常常落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缺位会使企业在准则外会计事项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由于“无法可依”而带有很大的弹性。第三，各项会计以及相关法规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也导致企业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原则选择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
（二）现行会计理论与会计方法固有的缺陷性
1.现行会计确认基础所固有的缺陷。权责发生制是国际上通用的会计确认基础，这一基础理论虽然较好地解决了收入与费用的配比问题，但在确认的过程中加入了主观性。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如果继续单纯地采用权责发生制，需要主观确认“量”的机会会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关于发生时间的确认也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这些都会给盈余管理行为提供机会。
2.现行会计信息重要性原则和稳健性原则固有的缺陷。重要性原则允许企业对不重要的项目可以例外处理或灵活处理，但对于哪些项目是重要的，哪些项目是不重要的，无论从质的方面还是从量的方面，现行会计理论都未能作出具体规定。这样就给企业把重要项目按非重要项目处理提供了机会，从而有可能影响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公允表达。
隐健性原则的运用，使得企业收益平均化和秘密准备金的操作更容易。企业有可能为了使财务报告显示出持续稳定的盈利趋势或为了其它经济利益而采取收益平均化的会计行为，压低经营状况好的年度报告利润，将其转移到亏损年度或经营状况较差的年度。企业还可能利用稳健性原则通过过多地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等方法人为地低估企业资产或高估负债。
3.现行会计方法含有估计因素所固有的缺陷。在会计核算中，应当力求准确，但是，有些经济业务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如坏帐损失、存货跌价损失、或有损失等，因而不得不根据经验判断作出估计，从而使会计确认和计量工作不得不借助于假定和估计的方法。这同样为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条件。
（三）会计信息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和经营权已经高度分离，所有者权利不断弱化，经营者——主要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地位不断上升，企业管理当局成为企业事实上的控制者。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企业管理当局成为会计信息的垄断提供者，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而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最为有利的会计政策，以实现其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来说，在我国国有企业规模和数量所占比重都非常大的情况下，由于所有者缺位、所有权虚化等原因，作为国有企业会计信息最大使用者的国家，缺乏对会计信息质量需求的内在动力，或者说这种内在动力严重不足。而对上市公司的一些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来说，他们关心的是股市行情，而不是企业的财务状况，许多投资者对会计信息根本没有深刻的理解，甚至根本看不懂会计报表，而且目前我国相对于投资者手中的货币数量来说，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规模还很小，会计信息的竞争受到很大限制，导致他们对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也严重不足。这些也都为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二、产生盈余管理行为的动因
经济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会计信息提供者与使用者经济利益的不完全一致性是企业管理当局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内在动因。
（一）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奖金等收入最大化的动机
根据委托理论，委托人——股东与人——企业管理当局两者的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只要不存在一种能够反映企业行为的充分信息指标，企业管理当局总要利用其信息优势侵犯股东权益。因此，股东与企业管理当局往往通过签订管理合约使两者的目标趋同。一个有效的管理合约应当能恰到好处地激励企业管理当局选择采取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但企业总价值的变动很难被观测到，从而使企业收益成为衡量企业总价值变动的最适当的指标。正是主要依靠这一盈利指标，委托人往往除了支付给企业管理当局固定的薪金外，还要支付奖金甚至股权与期权。奖金等收入的存在，驱使企业管理当局经常采取寻机性会计行为以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由于会计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督成本的存在，委托人对会计利润进行调整往往得不偿失，这决定了企业管理当局有能力和条件通过实施选择和变更会计政策等盈余管理行为来达到其目的。
（二）上市公司首发股票及上市后配股等方面的考虑
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新股和股票上市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如“公司必须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公司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等。同时，企业为了在发行股票时获得较高的溢价，往往通过盈余管理以“修正”发股前的历史数据，调整影响每股收益的所有变量，如有意高估盈利预测数；进行所谓“资产剥离重组”并按剥离后的结果对前三年“虚拟”一个会计主体进行模拟经营等。由于我国会计准则对关于资产剥离的规范性操作程序的研究明显滞后，对资产重组中涉及到的资本计价、固定资产减损、长期投资明显减值等有关损失的确认尚无明确规定，因此，许多上市公司便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来达到上市和提高股票发行溢价的目的。
股票上市后，按有关规定，其净资产收益率必须连续三年达到10％以上，才能获得配股资格。上市公司为了获得配股资格，除了尽力搞好经营外，往往还会绞尽脑汁通过盈余管理行为如转让股权、进行关联方交易等力保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这几年我国证券市场上的“10％”现象就来源于此。另外，《公司法》还规定，如果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将暂停其股票上市，上市公司为了免受其苦，也经常利用盈余管理行为粉饰会计报告。
在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方面，上市公司为了配合一些证券机构在二级市场的股价操作，在披露信息的及时性与规范性上也大量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有关统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会计时滞现象非常严重，业绩变化较大的企业更容易存在这种现象。为了使某些证券机构赢得操作时间，上市公司还会故意推迟重大内部消息的披露时间，或者滥用“临时公告”和“澄清公告”，故意使用“暂不分配”、“暂缓分配”等模棱两可的语言。
（三）债务安排方面的考虑
按照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司有限责任制度”，债权人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企业用所获得的资金进行投资，投资成功后，股东可得大部分剩余，而债权人只能获得固定的利息；如果投资失败，股东在破产时可不必偿付全部债务，而债权人要承担全部后果。因此，债权人为了减少成本和风险，保证到期收回本息，在贷款时，往往要求债务人提供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并在债务合同中订有一系列以会计数据定义的保护性条款，如流动比率、利息保障倍数、营运资本、固定资产、现金流动等方面的限制。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合同中的条款，则视为违约，其代价将十分惨重，不仅其贷款面临被收回的危险，而且其经营活动的自由还会受到限制。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当局将愿意选择可增加资产或收入以及减少负债或费用的会计政策，以避免产生违约行为。此外，如果在某种会计方法下经测算将发生违约行为，企业管理当局也可能会变更会计方法，以避免这种违约行为的发生。即使企业暂时还没有债务合同，但从为了将来扩大生产能比较顺利地筹集到资金的目的考虑，企业仍有可能会采取有利于收益增加的会计政策。所以，企业的债务安排也是其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动因。
（四）节约税收等费用方面的考虑
所得税是促使企业管理当局采取盈余管理行为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因素。对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一般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然后再根据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企业为了节约税负，减少现金流出，往往尽量降低报告净收益。尽管税务部门在计算企业应纳所得税额时，是采用税务会计的规定，从而减小了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空间，但仍有一些会计政策可供企业自行选择，如存货发出成本的计价方法——先进先出法与后进先出法的选择。报告盈利等会计数据还常被政府用于管制行业的收费标准（如公用事业等垄断性行业）的确定。一般来说，较低的报告盈利水平会减少政府采取不利于企业的行为和增加政府对企业补贴的可能性。因此，企业为了减少“政治成本”，避免政府利用会计数据来限制企业的行为，也往往采用能递延利润或降低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
（五）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更迭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许多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仍然是政府行为，其干部身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由于这种体制的存在，导致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发生以下面临更迭的情况时，往往采取盈余管理行为。第一种情况是原来的高层管理人员即将退休时，为了在离职前尽可能增加自己的奖金等收入以及能够载誉而退，往往采用使报告净收益最大化的会计政策，使企业盈利呈现上升趋势。第二种情况是由于“商而优则仕”现象的存在，如果某位高层管理人员有职位升迁的可能性，其采取使自己任期内收益逐年增加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增加。第三种情况是企业发生经营困难，经济效益很差，甚至面临破产时，会采取尽量提高利润，美化财务状况的盈余管理行为，以避免被解雇或被免职的命运。第四种情况是新上任的高层管理人员，为了增加企业未来预期的盈利能力，提高自己的经营业绩，往往会注销一笔巨额“不良资产”，以及采取一些其他的盈余管理行为来调整会计利润等财务指标。
三、企业盈余管理的利与弊
从客观上看，企业的盈余管理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首先从订立契约的角度看，根据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尽量降低契约成本。如果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存在盈余管理，不仅会降低契约成本，而且还可以使企业管理当局对预期或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从而较好地克服合同的不完备性和固定性，保护企业及经营者自身的利益。其次从资本市场角度看，由于企业管理当局掌握了大量的内部信息，而这些内部信息往往相当复杂并具有专业性，企业管理当局若要以报告的形式把它们传递给投资者，是相当困难并且代价高昂的，而盈余管理则能够通过“利润平稳化”手段传递企业原本无法传递的内部信息，从而有助于减少因资本市场激烈波动对投资者决策行为的影响。
虽然盈余管理具有上述有限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盈余管理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降低了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企业管理当局通过“内部人控制”的便利条件对会计信息按照其管理目标的需要进行“加工、改造”，使其披露的会计信息往往缺乏充分性和全面性，甚至缺乏客观真实性，从而使整个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对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失去了有效性。其次，对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盈余管理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经营者甚至企业的利益，但是也存在较大风险，一旦投资者和债权人发现企业进行了对他们不利的盈利管理，就会对企业管理当局的道德和履行责任与义务的能力失去信任，导致资本市场和借贷市场失灵，不仅使企业管理当局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还会影响企业的声誉，给企业以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再次，盈余管理会损害投资者、债权人与国家的利益。由于盈余管理主要来自于企业管理当局的经济利益驱动，而企业管理当局的经济利益与投资者、债权人及国家的利益又存在不一致性，因而在许多情况下，盈余管理的存在会促使企业管理当局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损害投资者、债权人和国家的经济利益。
四、治理企业不当盈余管理的对策
（一）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是准则的各利益相关方相互博弈的产物，具有不完全性，利用会计准则中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和可变更性是企业管理当局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主要方法。因此，应当参照国际惯例，进一步修订完善企业会计准则，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以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当然，这并不是要求会计准则应对各类具体业务在全国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间作出完全一致的规定，笔者只是以为，会计准则应对不同行业的共同业务作出统一的规定；对不同行业或不同规模的企业所特有的业务作出分类的规定，使某一企业只能适用于其中的一类情况。同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问题会不断涌现，如一些重要的表外信息、无形资产以及一些重要的非经济信息的披露等，需要会计准则及时进行补充修订和不断完善。另外，实践证明，不当盈余管理的普遍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会计准则的理解不准，故意曲解以及执行不力所造成的，因此，应当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并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
（二）明晰产权并设计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
产权制度对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具有先天的规范和界定功能，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系统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第一，股东追求资本收益的最大化；第二，各利益相关方与管理当局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和约关系。因此，只有产权界定清楚，会计准则的运行和会计信息的生成才会有效率，才能既允许和鼓励企业根据会计交易费用的高低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又可发挥会计准则的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还应当针对企业管理当局设计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要承认经营管理者的管理人力产权，具体可实行年薪制和经营者股权，同时辅以非货币激励方式，使企业管理当局能够充分得到与其经营业绩相匹配的收益和荣誉；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股东会、监事会等内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对企业所选择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变更的理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会计影响应向各利益相关方披露，各利益相关方或监事会对所采用的不合理的会计政策有权要求企业管理当局作出解释或予以调整，并强化外部监控，对实施不当盈余管理行为的经理人员实行市场禁入制度等，从根本上切断企业管理当局机会主义行为的退路，使不当盈余管理的成本大大超过其获得的收益。
（三）完善《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规，改善企业外部投资与融资环境
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盈利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状况存在较大差异，此差异导致企业在盈余管理的动机及方式选择上做出不同的决策。
(一)起步期盈余管理的动机及方式选择处于起步期阶段的企业由于消费者和市场对于企业的认知度较低，企业尚未形成良好的品牌核心与信誉，导致企业在此阶段处于相对不利的竞争地位，一方面为维持企业的经营需大量的资金，另为在未来确立较为有利的竞争地位，需在构建厂房、购置设备、开拓市场等方面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这都需要企业大量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和消费者对企业认知度较低，导致企业所面对的需求增长较为缓慢，同时企业在和上下游厂商竞争时处于较为不利的竞争地位，导致此阶段企业经营资产的规模较大，而经营负债的规模较小，为维持较大规模的经营资产，需企业大量资金投入，而经营负债的较小规模说明企业在此阶段较少占用上下游厂商无成本资金，进而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资金紧张。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企业在此阶段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是通过盈余管理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企业经营效益较好，企业未来发展前景较为有利的信息，进而吸收投资者增加对企业的投入。因此此阶段企业盈余管理主要是传递利好信息，向资本市场传递企业经营效益较好的信号，从而获得投资者的青睐，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此阶段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是提前确认收入、延迟确认费用及扩大费用资本化的范围等。提前确认收入即把尚未实现的收入通过提前开具销售发票、收款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时以及提供的劳务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时即予以确认；延迟确认费用即将本属于本期的费用不在本期确认或不在本期全部确认、本属于本期的一次性费用作为待摊费用分批确认；扩大费用资本化即把本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费用予以资本化，从而扩大了费用资本化的范围，人为增加了企业的资产，减少了当期的费用，进而增加了当期的利润。
(二)成长期盈余管理的动机及方式选择进入成长期的企业由于消费者的需求迅速扩大，行业内部厂商数量的增加及总供给的增长落后于需求增长的速度，行业内部大多数厂商都可实现较快增长，原有厂商在市场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逐渐确立了较为有利的市场竞争地位。但为满足进一步扩大的市场需求，厂商需进一步增加经营资金的投放，为扩大经营规模，投资活动亦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此阶段企业经营亏损逐渐收窄，并逐渐转为盈利；由于企业逐渐确立了较为有利的竞争地位，因此经营资产虽增加速度较快，但已落后于经营负债的增长速度，表明企业在此阶段已大大增加对上下游厂商无成本资金的使用，导致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入大大增加，并快于现金流出增长的速度，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在此阶段逐渐由负值转为正值。基于成长阶段的特点，企业在此阶段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是维持利润的平稳增长，增加外源融资。具体方式选择上往往通过增加债务资金的筹集或寻求上市来解决投入资金不足问题。由于企业在此阶段已逐渐确立了较为有利的市场竞争地位，因此通过负债方式筹集资金变得相对容易了，因此此阶段企业盈余管理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盈余管理向债权人传递企业经营效益较好、竞争实力较强的信息，从而进一步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利用负债资金为所有者创造更多收益；另外在此阶段企业在权益资金筹集上大多采用争取上市及配股增发的方式，由于我国《证券法》对企业上市及配股增发都有严格的限制，企业达不到连续盈利等要求是不能上市及配股增发的，因此企业为实现上市及配股增发的目的，便产生了盈余管理的动机。另由于此阶段企业利润增长较快，企业就有了在利润较高年份储备利润，即所谓的“甜饼盒储备”，而在利润较低年份将储备的利润释放，以平滑利润。此阶段企业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通过关联交易、提前或延后确认费用、以前年度的损益调整等进行盈余管理。
(三)成熟期盈余管理的动机及方式选择企业进入成熟期后，对内投资已基本完成，并形成较为明显的规模效应，企业竞争地位进一步强化，经营活动带来较为丰厚的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也维持在较高的正值。由于此阶段企业能更充分的利用上下游厂商的无成本的资金，导致此阶段企业经营资产的规模进一步缩小，经营负债的规模进一步加大，加之长期资产等非经营性项目摊销的影响，导致在此阶段企业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在规模上超过企业的利润，企业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状况均处于最佳状态。企业长期资产的规模相对稳定，对内投资逐渐下降，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开始超过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企业开始更多的寻求对外投资的机会。此阶段企业盈余管理的主要考虑是尽可能调低当期利润，以减轻税负压力，逃避政府监管。另企业往往在此阶段把当期部分超高利润隐藏起来，待利润降低时将隐藏的甜饼盒储备释放出来，以实现平滑利润的目的，坚定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此阶段盈余管理在方式选择上更多的采用提前确认费用、通过关联交易、改变折旧摊销政策等对利润进行调解。(四)衰退期盈余管理的动机及方式选择衰退期企业的市场迅速缩小，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发生改变，竞争对手推出了更好的产品来迎合消费者变化了的需求。企业的利润开始下降，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也掉头下行。一些企业开始转让、变卖厂房设备或转变发展战略，开发新产品、新市场等多元化经营。此阶段经营不善的企业往往面临退市的威胁。此阶段企业为走出困境，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手段更加明显。企业为避免退市的威胁，往往采取措施调高利润。此时企业盈余管理的手段选择一般有两个方向：调增盈余与调减盈余。调减盈余即是企业通过提前计提各项费用，进行费用的“大洗澡”，为未来扭亏为盈奠定基础。同时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处理，来实现盈余管理的目的。
二、结论
关键词：债务契约；盈余管理；债务融资成本
中图分类号：F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2010206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债务融资在我国社会融资中已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在间接债务融资方面，我国企业始终对银行信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在直接债务融资方面，从2008年起，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社会融资的相对占比，企业的债券市场一直都在超越股票市场。盈余管理也一直是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经典的委托理论认为，债务契约具有治理作用，能够约束企业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但债务契约本身又可能诱发管理者的盈余管理动机。由于企业债务契约的签订、债务融资的定价等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企业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及其所报告的企业盈利能力，因此，企业的债务契约与盈余管理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本文研究债务契约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对我国资本市场中盈余管理问题研究的丰富和补充，对保障债权人利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债务资本市场的监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目前，有关债务契约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单独地研究债务契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或盈余管理对债务契约的影响。
（一）债务契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债务契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在公司财务领域早期的研究中，债务被广泛地认为是解决委托问题的重要机制。早期经典研究理论认为债务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减少企业的债务成本。Jensen和Meckling指出，债务融资比例增加，则股权融资比例减少，经理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就会增加，经理挥霍的成本也就相应增大，因而这种侵占行为就会有所减轻，债务融资起到了减少成本的作用[1]。Jensen还指出债务的存在，迫使企业将现金用于还本付息，减少企业无效率的过度投资，对管理层自由现金流支出也起到硬约束作用[2]。实证研究也发现了债务的存在能够约束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证据。例如，Chung等[3]和Lee等[4]分别在研究中发现债务融资与盈余管理的负相关关系。雷强也发现贷款规模与借款人的盈余管理活动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5]。
而另一方面，债务契约本身也可能诱发盈余管理行为。Healy 和Wahlen提出，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包括：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和政治成本动机[6]。其中，与债务契约有关的资本市场动机是指企业为从银行、债券市场上进行融资而进行的盈余管理；契约动机就是Watts和Zimmerman提出的债务契约假说，该假说认为当企业的负债增加时，假定其他条件相同，企业管理层会通过会计方式来调节盈余[7]。此后许多研究文献对债务契约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8-9-10-11]。这些研究发现，当企业为了避免违反债务契约条款或想提高其在债务谈判中的议价能力时，都会抬高盈利。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债务契约与盈余管理活动之间不一定存在单一的线性单调关系，需要根据债务融资的规模进行分析。例如，Ghosh和Moon研究债务融资水平和盈利质量的关系时发现：美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随债务增加先上升后下降[12]；薄澜等在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规模与盈余管理活动之间的关系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13]。
（二）盈余管理对债务契约的影响
盈余管理之所以能够影响债务契约，是由于会计信息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结果[14]。从本质上说，会计的经济后果就是认为企业的会计信息及其变化能够影响管理者的决策、公司的价值和投资人的利益。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有可能意味着企业当前无法满足契约的条件。被调整的盈利及其变动幅度，也反映了一定程度上企业的风险水平。在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的前提下，债权人必然会调整对企业的评估和预期，通过提高债务契约价格等手段来保障自身的利益。因此，就盈余管理对债务契约的影响而言，实证研究主要是检验盈余管理对债务契约价格的影响，即检验盈余管理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对于盈余管理对债务融资成本产生何种影响，目前得到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部分研究发现，债权人针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会提高其债务融资成本，表明债权人能够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例如，Bharath 等调查商业银行时发现，针对有过多异常应计利润的公司，银行要求其支付更高的贷款利率[15]。Bharath等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严重的企业发行新债时，债券收益率的利差更高[16]。Prevost等研究发现用异常应计利润衡量的盈余管理提高了所有债券的价格，这种影响对于非投资级别的债券影响更加严重[17]。然而，由于市场并非是完美和有效的，在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债权人很难真正做到对企业盈利信息的正确判断或预期。例如，Liu等在控制了不同的债务发行人和发行特征后发现，上市公司向上调整盈利降低了其债务融资成本，表明了债权人无法识别企业向上调整盈利的操纵行为[18]。
与多数研究把重点放在了债务契约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单向影响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是：第一，关注了债务契约与盈余管理的相互影响及其效果，使用联立方程进行研究，研究方法更为科学和严谨。第二，同时考察了债务契约与会计应计项目和真实交易操控的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对盈余管理的考察更为全面。
三、模型的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的设定
实证分析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债务契约如何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存在何种规律；第二，盈余管理对债务契约的价格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最适合的办法是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找出债务契约与盈余管理的相互作用及效果。模型构建如下：
1债务契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在DAP、RM1和RM2模型中，解释变量负债率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均呈现出非单调性。负债率（Debt）的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负债率平方（Debt2）的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结果表明，债务契约对企业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均具有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债务契约的存在能够限制盈余管理的发生；另一方面它又使管理者有动机管理盈余，两方面取决于企业的负债率。当企业负债率较低时，债务的增加能够减少企业粉饰盈利的行为；当企业负债率较高时，债务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粉饰盈利的行为。
2盈余管理对债务契约的影响
在DAP、RM1和RM2模型中，解释变量盈余管理对债务融资成本具有显著的负效应。DAP、RM1和RM2的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结果显示，当企业通过会计应计项目和真实操控活动向上调整盈余时，都能够显著降低其债务融资成本。根据有效市场假说，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证券价格除了应该能够反映证券产品的投资价值以外，还应该能够随时反映影响投资者预期的其他各种因素。但企业的盈余管理是管理者通过会计操纵或者更隐蔽的销售、生产、费用等手段来改变盈利、获取异常收益，属于非公开并不能充分获取的信息，因此债权人很难及时对盈余管理信息作出反应。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市场不能及时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22]。
（二）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将样本按照最终控制人是否为国有公司，进行了分组检验。分组检验中，债务契约对盈余管理的非单调影响，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更显著；盈余管理对债务融资成本的显著性负效应，不因控制人性质而发生变化。稳健性检验的结论基本上仍旧支持原有结论。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来考察债务契约与盈余管理的相互关系，本文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债务契约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其次，债务契约对盈余管理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当企业债务融资规模较低时，债务契约违约风险较低，此时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占主导地位；当企业债务融资规模较高时，违反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债务契约的风险加大，管理层为避免违反债务契约而进行的盈余管理将占主导地位。最后，盈余管理对债务契约影响的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降低了其债务契约的价格；债权人不能及时并正确地解读控的盈利信息，故债权人的利益遭受损害。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债权人应当加强对债务人企业事前和事后盈余信息的调查和监督：通过事前调查盈利信息控的程度，可以制定合理的价格和相应的债务契约条款来保障自身的利益；通过事后对盈余管理活动的监督，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债务契约的治理作用，加强债务资本市场的监管。
本文研究样本选取的时间范围较短，因此对联立方程仅进行了混合截面回归。今后可扩大样本的时间跨度，考虑在面板数据的基础上研究债务契约与盈余管理的相互影响，来进一步验证本文所得到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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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者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高管薪酬；盈余管理
刘睿智(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山东青岛266075)
一、引言
根据Hambrick和Mason[1]的高阶管理理论，组织的行为策略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决策过程，更受到了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特征的影响。而已有的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中较少考虑到管理者特征对其的影响，仅有少量文献主要集中在探讨管理者性别以及年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2-3-4]，而并没有系统考察管理者团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且现有研究多假设管理者为理性经济人，而实际企业管理者由于自身知识背景、年龄以及性别差异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因此，研究管理者特征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会更符合企业的实际状况，对理解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更好的指导意义。
Watts和Zimmerman[5]就提出管理者的薪酬计划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三大动机之一。随后的诸多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假设。但是该类研究并没有考虑到薪酬动机下的盈余管理程度受管理者特征影响。由于管理者个人特质的不同，在面临盈余管理决策时，其对于风险的判断以及收益的权衡将会截然不同，进而影响到其盈余管理程度。因此，基于薪酬动机研究管理者特征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将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盈余管理状况，同时也为理解企业管理者个人特征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提供较好的切入点。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Hambrick和Mason[1]的高阶管理理论认为，组织的行为策略与绩效都显著地受到企业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影响，包括管理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经验以及社会关系。正是由于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差异，造成了其在认知能力上的不同，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行为策略，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的未来经济绩效。
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作为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会计选择问题，也会涉及到道德问题。同社会学中的年龄与行为分析相类似，随着企业管理者年龄的增大，其体力与精力也会逐步下降，理解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随之下降，其行为会更趋于保守，且会更为珍惜目前阶段所获得的财富与声誉，安于公司目前阶段的现状，而不愿承担较大的风险获取更高的收益。Huang等[4]就详细分析了CEO的年龄与企业的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CEO年龄的增大，企业会显著减少其迎合分析师预测的盈余管理行为，其财务重述的水平也显著较低，企业的盈余质量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因此，可以合理预期随着管理者团队平均年龄的增大，企业会进行更少的盈余管理行为，因为该行为会让其承担更多的风险，降低个人的效用水平。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平均年龄的增加会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管理者性别对于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多，且主要是基于风险分析的视角。Groson和Gneezy[6]的研究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是风险回避者，而公司的决策行为都是受到企业的管理者风险偏好的影响。这种特质反映在企业的会计选择行为上应该就是其采用更少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减少自身所面临的法律风险。Francis等[2]研究了公司CFO由男性变更为女性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的变化，即与男性CFO相比女性CFO出具的财务报告会更为保守，且市场对于女性CFO在位期间公司出现的负面盈余信息反应不足，这更激发了女性CFO采用更为保守的会计政策，减少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Peni和Vähämaa[3]的研究同样也发现CFO为女性的公司会有较高的盈余质量，盈余管理行为较少。因此，若在公司高层管理团队中，女性管理者的增加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司的财务报告更为保守，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女性管理者的增加会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而管理者的学历背景、教育程度与企业盈余管理的研究目前鲜见于文献。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是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因素。Castle和Jane[7]认为高层管理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处理公司业务的能力越强，并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从而对公司的绩效有较为正面的影响。根据叶上葆等[8]的推论，由于高层管理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其经营能力越强，公司并不需要进行过多的盈余管理行为来维持业绩，但是其实证分析只证实了继位管理者的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低，越容易出现盈余管理行为，并没有直接得出教育程度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的结论。而根据Hambrick和Mason[1]的分析，企业高层团队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价值观与认知偏好，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但并没有显著证据表明，高层团队的受教育程度一定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是，他们进一步分析指出，没有受到好的教育的管理团队，其绩效一定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由此可见，良好的高等教育虽然不一定必然导致高绩效，但是通过教育所传导的正确的价值理念必然会抑制管理者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越低。
由于管理者薪酬水平与业绩相联系，从而导致了管理者的盈余管理动机，管理者在业绩压力之下，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通常会采用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来满足业绩要求。但是考虑到管理者团队的背景特征，其薪酬契约下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产生相应的变化。正如H1的分析，由于高龄管理者安于企业现状，为了保持声誉，不愿承担风险，特别是在现有中国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较多，且企业的股权激励制度尚未普遍施行，管理者的薪酬与业绩的关联较弱，因此，薪酬对于高龄管理者团队的激励作用并不显著。但另一方面，可能正是由于制度建设的不健全，企业高层管理者可能会进行较多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通过业绩操控抬高股价，伺机出售其所持公司股票，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是通过离职前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企业业绩，为离职后谋取更好的退休福利。因此，笔者认为薪酬对于年龄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明确。
而管理者的性别差异对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由于女性管理者作为天生的风险回避者，其通常不会通过盈余管理来满足业绩要求；而男性管理者则恰恰相反，其可能会实施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笔者认为薪酬激励会使得女性管理者更加谨慎，使得男性管理者更加激进，从而对性别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起正向的调节作用。从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看，良好的高等教育必定会产生正确的价值观，减少管理者的不道德行为，报酬激励的负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被抵消，而报酬的正向激励以及资本市场的积极反应都会进一步强化管理者减少盈余操控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4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薪酬水平对年龄与盈余管理行为并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H4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薪酬水平对性别与盈余管理行为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H4c：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薪酬水平对教育程度与盈余管理行为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高管界定
笔者借鉴Hambrick和Mason[1]等的研究，将高管团队定义为公司现任监事会及董事会成员(包括董事和独立董事)、总裁、副总裁、CEO、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以及董事会秘书等。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笔者以2001—2014年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由于计算应计盈余管理模型的需要，实际的样本区间为2000—2014年。并按照以下标准选择样本：(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以及在研究区间内被证监会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行业年度少于15家的行业年度。(3)剔除上市时间不足1年的上市公司样本以控制IPO效应。(4)剔除管理者特征披露不详以及企业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最终获取样本数为1975个。文中管理者特征所需数据来自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司高管简历、通过手工搜集计算获得。其他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三)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盈余管理水平。根据夏立军[9]的研究，Dechow的修正Jones模型最能反映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因此，笔者也采用该分行业分年度模型计量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采用证监会2001年行业代码，除制造业细分到二级行业，其他行业都采用一级行业代码)。
2.解释变量
笔者以高阶管理理论为基础，实证考察管理者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选取管理者团队的平均年龄(Age)、平均学历(Edu)以及团队中男性所占比重(Gender)为解释变量。同时考察了管理层激励(Inc)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
对于管理层薪酬激励，笔者借鉴Bergstresser和Philippon[10]的股权激励公式，但是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实施股权激励公司较少，因此，本文在计算薪酬激励占比时并不考虑管理者已被授予但尚未执行的股权数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Inc=0.010×Price×Shares/(0.010×Price×Shares+
Salary)
(3)
其中，Price为股票年末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Shares为管理层持股数量，Salary为管理层工资数额。
3.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笔者选取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规模(Size)以及企业成长能力(Growth)等变量为控制变量，以控制不同企业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同时，笔者还设定年度虚拟变量来控制不同年度中经济情况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
(四)检验模型
为了考察管理者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管理者激励措施与其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交互影响，笔者构建如下回归模型来验证H1—H3：
以上数据显示全国房地产市场综合实力百强企业的市场份额即CR100从2011年的26.2%增加至2017年的47.7%，增长率为82.1%。从10强和百强企业的数据对比分析来看，二者均表明全国房地产市场集中度在不断增强，但10强企业的市场份额的提升速度稍快于百强企业，这说明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大企业规模增长有所加快，市场集中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不过，按照贝恩的市场结构分类标准，当前全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竞争型市场结构，市场集中度虽有所增长但仍处于偏低水平，这是对中国房地产业市场结构的一个基本判断。
DA=β0+β1Tmc+β2Lev+β3Roe+β4Size+β5Growth+
∑Year+∑Ind+ε
(1)
构建如下回归模型验证H4：
DA=β0+β1Tmc+β2Tmc×Inc+β3Inc+β4Lev+β5Roe+
β6Size+β7Growth+∑Year+ε
(2)
其中，Tmc为管理者背景特征，在回归分析中分别代入管理者性别、年龄以及学历程度。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1汇报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在进行描述性统计之前，笔者对文中的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了上下1%分位数的Winsorize处理。
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1975)
通过对表1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表征样本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变量DA均值为0.034，表明企业的操控性盈余管理水平仅占到企业资产总额的3.4%，平均水平较低，而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极差达到3.784，这表明不同企业之间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就本文的自变量而言，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平均年龄达到46.970岁，这一年龄段的管理者正处于“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既拥有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管理经验，又拥有持续学习和不断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最小值39.370岁和最大值54.660岁来看，不同企业的高管平均年龄具有较大差别，表明不同企业之间在高管人事安排上有所差异。
2.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2变量间相关系数表(N=1975)
注：本表报告了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与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置于表的左下方和右上方；*、**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与Spearman相关系数，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与管理者特征变量之间均有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管理者特征确实对企业盈余管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管理者团队平均年龄和团队中男性管理者所占比重与盈余管理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而管理者的平均学历水平以及接受的薪酬激励水平与其呈现一个负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H2与H3。同时还可以看到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500，可以断定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表2报告的相关性分析仅为单变量分析结果，考虑到有影响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其他因素，因此可能具有测度误差。更为严谨的结论有待回归检验的结果呈现。
(二)回归结果分析
1.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
由于盈余管理行为包括正向与负向两个层面的盈余管理行为，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均表示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因此，本文将盈余管理分为大于零组与小于零组，分别进行回归，以控制不同方向上的盈余管理不具有可比性的问题。表3和表4分别报告了大于零组和小于零组的回归结果。
表3盈余管理水平大于零组回归结果(N=798)
注：括号内数据为经过稳健调整的t值。下同。
表4盈余管理水平小于零组回归结果(N=935)
通过表3可以看出，企业管理者的年龄对企业正向盈余管理水平有一个显著的负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013，显著性水平为5%，这表明，随着企业管理者年龄的增大，其所在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逐渐下降。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平均年龄的增加会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企业盈余质量大幅提高。H1得到验证。同时可以看到，管理团队的平均学历水平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03，且显著性水平同样为5%。这表明，随着企业管理团队平均学历水平的提高，企业同样有减少正向盈余管理水平的倾向，盈余质量大幅提高，H2得到验证。
对于企业管理团队中男性成员所占比重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影响方向为正向，但是其统计学意义并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H3只能得到较为微弱的经验证据支持。究其原因，笔者推断，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中，团队高管大部分成员为男性，女性占比较少，因此，团队中性别异质性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另外，就管理者的薪酬激励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而言，我们观测到了一个显著性水平为1%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46，与已有研究[11]相一致。表3中列(5)的回归中，我们将所有管理者特征变量放入同一模型，以进一步考察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上述结论均成立，并且，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这进一步表明上述结论的稳健性。而控制变量中，仅有企业规模与盈余管理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均在1%水平上显著。虽然这与政治成本假设不一致，但是在中国背景下，企业可能为了获得政府支持，更有动机进行利润操控，提高利润，以从政府干预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通过表4可以看出，企业管理者的年龄与负向的盈余管理行为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08，在10%水平上显著。即企业管理者团队的平均年龄越大，其负向盈余管理水平越弱，管理者的年龄对盈余管理程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与H1相一致。但是教育水平与负向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并不支持H2。由表4列(2)的回归结果可知，平均教育水平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77，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高管团队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其越可能进行负向的盈余操控。表4中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H3没有得到验证，可能的解释原因与正向组的解释原因相一致。表4中列(5)的回归结果与前4列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H1，H2与H3没有获得支持。在负向盈余管理组中，其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与企业负向盈余管理的负相关关系与债务契约假设相一致，即越高的负债比率，企业越可能为避免债务违约而进行盈余管理行为。而其他控制变量与负向盈余管理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在不同的回归模型中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2.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
由于本文选用了包含时间变量的企业面板数据，因此，可以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企业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效应进行控制，同时，考虑到企业在不同年度可能会受到不同政治环境以及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笔者在模型中加入时间虚拟变量，构造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另外，由于样本数据之间可能会存在异方差以及截面相关、序列相关等问题，普通模型的回归会造成衡量的偏误，因此，笔者采用Driscoll和Kraay[12]稳健性回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控制。为了验证H4，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管理者年龄、教育水平和性别比重与薪酬激励的交乘项。由于交乘项的存在，模型(2)具有一定的多重共线性，因此，我们首先对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构造交乘项以降低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同上文的分组，表5报告了薪酬的激励对于正向盈余管理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
表5回归结果：考虑薪酬激励作用(N=496)
通过表5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管理者的平均年龄与平均学历水平仍旧与其盈余管理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均为1%)，性别与盈余管理水平的回归结果仍不显著，进一步证实前文结论的稳健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管理者学历水平与其薪酬激励的交乘项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其正向的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47，在10%水平上显著，H4c得到验证。这表明当企业的管理者团队的薪酬水平显著提高时，原先管理者团队对于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强了。但是，企业薪酬激励水平对管理者年龄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影响虽然存在，但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H4a，由于薪酬的此种调节作用虽然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正如假设分析中所阐述，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抵消，因此，造成其最终的结果并不显著。而企业薪酬激励水平对管理者性别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影响也并不显著，H4b没有得到验证。笔者进一步考察了薪酬激励对于管理者特征与负向盈余管理组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回归结果略去没有汇报。
(三)稳健性检验
笔者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考虑到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制度约束，上市公司增发配股、保牌以及IPO动机均较强，因此，将样本中去除该类上市公司，研究结论基本不变。(2)将数据进行Winsorize修正之后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基本一致。(3)参考陈燕锡等[13]衡量管理者团队的学历、年龄的办法对上市公司中主要解释变量进行重新测量并进行回归分析，结论基本一致。(4)采用Kothari等[14]模型来计量应计盈余管理水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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